当前中国社会的许多矛盾往往出现在农村、西部或边疆少数民族集居地区，但是我们多数专家学者却是住在东部、大城市以及汉族地区，这种空间距离使知识精英对现实重大问题产生认知距离，东部大城市的专家如何能够观察到中国另外一个领域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曾有大批来自农村的知识青年进入智库层乃至决策层，但是今天这些学界精英，正是享受改革成果最多的阶层，但他们居住空间与身处环境与发生在偏远基层的事件十分遥远。这种居住空间的隔阂极大影响到他们的问题意识，也限制了他们的立场与观点。
整个主流社会思维方式也是造成中国学界认知盲点的外部因素。这20年间，经济发展至上主义思想严重影响学术视野，学者时时刻刻以“发展”看问题，他们即使看到基层矛盾爆发的事件，很多人都会习惯性地认为这是发展过程中的暂时现象，一切将随发展而自然而然消失。
另外，最近这20年间，正是中国学界积极引入西方主流学术框架的时期。这些输入的学术框架，如果不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调整，非但不能准确观察现实，反倒可能误导民众和政府。一些具体的基层摩擦，假如以西方政治理论分析、解释，非但不能了解问题的本质，反而可能把对立双方矛盾固定化。这是因为中国的基层矛盾并非想直接颠覆体制，而是具体利益冲突。同时，这种利益冲突比西方的抗议事件成因更为复杂，每个地区、每类群体问题均呈不同特点，我们无法机械、僵硬套用任何一种现成的外国理论来解释，更不用说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
我想，最优秀的专家不一定是看他引用了多少外国文献，而要看他是否能够提供认清问题的框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21世纪中国新的学术范式应该产生于最基层，要植根中国大地，要切实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些在中国大地匍匐调查的学者，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过去知青的“上山下乡”常被一部分人诟病，但也培养了一代学者的严谨和中国化，可以说，那批曾经“上山下乡”过的学者是新中国以来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我们不需要那个时代那种方式的“上山下乡”，但现在中国学者必须走进乡村、走进基层，走进中国社会的最边缘去了解问题，真正在中国大地上找到自己学术的观察方法。中国不但需要东部、大城市的发展，也需要农村、西部、少数民族的发展。这种共同发展应是建立在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尊重各地历史文化基础上的发展。为此，需要成千上万的学者以学术献身精神走进农村、走向边疆、走入少数民族地区，即使那些不是从事农村或少数民族研究的学者，通过亲身调查，也会从被大都市遗忘的群体中找到学术研究的新灵感，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感。
为旅日学者，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早稻田大学比较法研究所特别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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