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改名”的答案在哪里？
年关到了，农民工必须回家过年了。今年春运三十多亿的客流量，农民工能占到百分之七八十。他们跟大学生不一样，他们早回家一天，就会少拿一天的工钱。他们能晚走一天就晚走一天，他们选择的余地很小，或者没有。农民工的形象都不陌生，衣着不可能光鲜，面容不可能被SPA过，就连头发也是干硬的，他们跑前跑后，忙来忙去，城市离开了他们，会突然死掉，“真如铁”。
工地上，到处是农民工的身影；快递路上，到处是农民工的身影；饭馆里，到处是农民工的身影；澡堂里，到处是农民工的身影；装修时，到处是农民工的身影；搬运时，到处是农民工的身影……但凡又苦又累的体力活，到处是农民工的身影。
农民来到城里打工就成了农民工。城里没有立锥之地。租房子住，行李随身走。兜里光有身份证还不行，还有暂住证、良民证等。结婚生孩子必须哪里来哪里去，孩子一生下来基本就成了孤儿，就连上学也不能进城。在城里没房子没户口，就得漂来漂去，居无定所，地地道道的游子。——这个属性之下，在城市街头，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农民工。
新中国成立，农民革命占多大比重？农村包围城市，农民分田地，农民拿起斧头镰刀，农民抬起担架，农民送着猪羊给解放军，农民要多伟大有多伟大。不久的“十年动乱”，农民没乱，虽然自己饿死了上千万，但是生产的粮食挽救了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后来改革开放了，与人民公社拜拜后，农民的积极性再次被激发出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真幸福。温饱解决了，子女上学也不愁，就在家门口，义务教育像模像样，虽然自己集资建校还要交公粮，也很苦，但是大家都差不多的情形毕竟少了许多“落差”“不公”和“牢骚”。
进入新世纪，城市化来了，城镇化来了，这种脚步无人可挡。1994年的分税制应当是个分水岭。这一年，距离邓小平“92南巡”才两年，社会发展的潜力在“步子再大一点”的号召下开始迸发。单从税收的角度就可以知道，税收每年都以两位数在增长，2011年已达11万亿元。农业税也消失了，农民种地有了补贴。国家的“山乡”在巨变，尤其是城市。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失地农民在增多。近郊农民的角色转换并不容易。市民就一定比农民素质高么？失地农民的未来在哪里？……种种挑战都在出人预料地爆发出来。
依笔者看，最大的挑战就是农民能否崛起，农民工能否活得好一些。农民崛起跟农业政策、跟农村变化休戚相关。总的来说，以工补农的力度需要加大，村民自治需要名副其实。“三农”工作需要中央一号文再给力。这不啻于一场革命。当农民崛起之时，农民工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这个话题另说。
当下农民工能否活得好些，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个问题简单多了。最迫在眉睫的就是农民工子女上学，幼儿园也好，中小学也罢，必须一视同仁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不再特设任何门槛；次一点的问题就是加快保障房建设，让农民工安居下来，他们的多数早已融入城市，他的子女也已经是准市民，不能再让他们漂了。至于农民工干完活要不到工资，这才是强势政府的拿手好戏，不成问题，单单一个《劳动法》就够包工头喝一壶的了。
写到这里，需要交代的是最近包括各地的“两会”，不时传出要农民工“改名”的呼声，据说河南代表联名上书国务院要弄这事。这些代表真是吃饱了撑得没事干了，莫非是中了“一改就灵”的魔咒？请你们走出自己的安乐窝到工地看看，到快递路上走走，到桥头下找找寒风中等活儿农民工，问问他们需要“改名”么？
或者读读1月13日《经济日报》两篇农民工报道《咱闺女能在北京上学就好了》、《他们的学校在哪里》，关于农民工“改名”不“改名”就有答案了。
：朱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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