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韩寒不重要，谁是傻瓜更不重要

谁是韩寒不重要，谁是傻瓜更不重要（三评）

来源：观察者网     ：余亮

《南都周刊》刚刚告诉我们韩寒喜欢高华作品《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就有网络老牌写手分析韩寒是怎样升起的，言之凿凿，追根溯源，像侦探柯南一样。围观者众，惹得韩寒坐不住，第一时间奋起回击，态度之凛然比起以往略嫌夸张。还有执着如张颐武教授的，今日在《环球时报》继续发文赞叹韩寒“超越左右”。这再次证明，一出好戏往往第一幕是正剧，第二幕是闹剧，第三幕是狗血剧。所以我也该写三评了。

韩寒没有变

写完二评之后看到韩寒《我的2011》，觉得他真是不想再继续忽悠下去，像骂骂政府就能获得赞美这类便宜好事不愿再做。我还真有些感动。不过看到《南都》的韩寒专访，用语如此挑逗轻狂，我再次改变了看法。

我在一评《到底是上海人》里主要谈韩寒的“务实”，现在先总结一下什么叫“务实”：大宝要娶亲，先考验三个女友，一人发一万块钱看她们怎样处理。三个女人一个去美容，一个去投资，一个买礼物，各种感人。最后大宝选择了……波大的那位。韩寒就是那个大宝吗？错，韩寒其实是波大的那位。大宝并不务实，他的选择超越了功利，超越了礼乐，直接回归原始激情。务实的是那些把波搞得很大的候选人。以前韩寒的右胸比较大，让右边的观众心醉神迷。这次左胸春光乍泄，惹得左边一些观众赶紧献花。

《环球时报》连篇累牍发表时评称赞韩寒成熟，称赞他“超越左右”。我在一评里说过：你们太急吼吼了。韩寒要比你们想得更“成熟”，更“风月”，你们这么着急示好，是要被他嘲笑的。果然，韩寒双峰交替，左右开弓。这边《环球》还在惊鸿一瞥，那边韩寒接受《南都》采访，嘲笑《环球》自作多情，顺带再来一句“左派的论坛是没法看的，全是傻逼在那儿。” 虽然南都等媒体刚刚极力抗议孔庆东骂人，但是刊登韩寒骂逼似乎毫无问题。（也许可以套用韩寒的话：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媒体逻辑。）如果有自称左派的人要回骂韩寒，那肯定得不偿失。因为韩寒大约会说：我有骂你吗？你要对号入座吗？你说你是左派你就是左派啦？放在美国我才是左派呢等等等等。

不过这一个月以来，都是右边内部吵得不可开交。正宗左边的基本没人搭理。《南都周刊》曰：“有人说知识界的水被你搅浑了。”可是我没有看见知识界有一个左翼教授出来搭理，只有百家讲坛教授才会出来站台。右边青老年谈“革命”谈得太错乱，叫别人都没法子对话，这个我在二评里已经梳理过。所以你们自家游戏自家玩去。

至于《环球时报》，在韩寒眼中算左，在别人眼里可不一定。如果《环球》也接受了韩寒那一套对以往革命和领导人的看法，那么环球也就成大右派了。

像韩寒一样搞不清楚何为左派右派的人多了去。也难怪，中国错综复杂，左右的标准很多，比如韩寒大概觉得支持政府的就是左派，支持重庆的就是左派。可是你看有些右边大佬现在也一个个声明要超越左右，开始重新审视（支持）重庆了，全然忘记之前的口诛笔伐。如此眼花缭乱，群众就更搞不清楚了。如果韩寒为了这个问题打电话去问马一木，那他也还是搞不清楚。（《南都》：马一木，韩寒的《独唱团》的同事告诉记者：“韩寒确实不看书，他家里的书柜都是用来放赛车头盔的”。但韩寒会半夜给他打电话，抛来一个诸如“你知道事后审查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或“印度民主是什么模式”之类的问题。”）韩寒临时抱佛脚，而几位“陪太子读书”的时尚界人士的知识结构也全都超不出《独唱团》这本小资读物。

所以右边的同志们根本不用担心，韩寒在知识上从来就没有变，仍然是右派的知识谱系。你看他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对领袖的认识哪里变了？革命是暴力，群众是暴民，领袖是独裁……如南都专访交代的，这些认识来源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和《民主的细节》一类流行作品，都是右边崇拜之物。韩寒说：“我们就是要先假设人民是傻的，在任何的社会变革中，首先就是不能发动人民，发动人民就会失控，就会产生领袖欲望。”这还是《乌合之众》、《群氓的时代》一类知识分子恐惧写作的逻辑。要是以左边的观点，就应该先假设知识分子是傻的，象牙塔里梦多了，不与民众结合，自然会痴颠。韩寒对知识分子与国家、阶级之关系的认识还是一样单调——骂和不骂、总是骂和有时骂、想骂和不屑于骂等等等等，总之以“骂”为中心。完全不知道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结合意味着什么。葛兰西，那位死于墨索里尼监狱中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用血写就的“有机知识分子”观念估计韩寒听也没听过。当然，韩寒已经超越左右了嘛，他会认为，应该假定人民和知识分子都是傻的，“百姓的马屁”和“公知的臭脚”他都不要，就他最聪明。

拥有这种认识的人，老了一定变保守。灵魂不变，心态变了，至少敢于面对自己的真相，知道搞动乱是自己这种人搞不起的，规规矩矩磨下去才是王道。但这也不新鲜，无非就是柴静说的“不要急，要稳。”可是广大小资青年和中年们接受不了，苦苦躲避自己的真相，不敢照镜子，非要把自己想成头插茉莉花、身披天鹅绒的“革命”派。这再次验证中国人一向身心脱节的特色。

见识，见识，还是见识

不读书不好，缺少见识则更麻烦。韩寒说：“一个人可以不读学术专著，但一定要读各种各样的资讯。同时你一定要‘走万里路’，这也是特别重要的。”这话很对，不过我很怀疑，开着跑车行万里路能看见什么？你要是开着飞机，就算绕地球十圈也只见识了一些花花云朵。我们看下面这句：

“总体来说右派的人还是更好一些，左派没做过什么好事，也从来不进行任何的善举，纯粹是替主子拍马屁的那种。但右派又有很多的缺点，你看左派永远很团结，傻归傻，团结啊；但右派，永远是自己先窝里斗的那种，所以人家会说，书生造反，十年不成。”

听出“风月”气来了吗？但这话证明，韩寒不仅读书少，而且在某些方面极其缺少见识。先不说韩寒抱怨右派不团结这个没道理。你看，在官家公知赵丽华涉嫌贪污腐化问题上右派多么团结，不但不像对郭美美那样穷追猛打，还帮着赵丽华讲话。真要说窝里斗，大概也就是这次斗了小韩同学吧？不能因此就觉得右派不团结，要有信心。

至于左派做没做好事，这种话近乎脑白，不需争论。我们只要谈谈对此的见识就好，这里先抛砖引玉：

几年前我有机会在安徽某贫困县搞从事支教和调查。年底的时候，来了一只大学生队伍，有男有女，清一色穿着朴素。当一些慈善人士因为害怕跳蚤而睡在村口轿车里时候，他们毫无障碍地住进简陋的学校宿舍。他们之前来踩过点，此番就是要组织和改善农民的文化生活和市场交易能力。他们播放的歌曲叫作《打工的兄弟是一家》，他们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以增强他们购买化肥、种子时的谈判能力。他们晚上开讨论会，手上拿着美国左派莫里斯的《毛泽东的中国》（插播吐槽——右边的同志说：美国左派哪里真正了解毛啊！左边的同志回答：是啊，就像中国右派哪里真正了解美国啊），谈到资本家则不屑一顾。早上六点钟起床，排着队伍，踏着整齐的步点，围着村庄一边跑步，一边唱歌，以此告诉那些留守的老人和儿童：“我们来了！”

我这种有小资情调的人早上起不来床，还有点害怕他们这种“集体主义”的脚步声，不过我还是真心佩服他们。这不是他们的第一站，他们属于一个叫作某某乡村建设中心的组织（就不提名字了，明眼人都知道）。有的人放弃学位在那里工作多年，那个组织有过很多此类实践和探索，理论联系实际，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成绩。

这之前还来过一只北京某高校的大学生队伍，大部分都是满脑袋的“公民社会”观念。这样的人可爱有趣，晚上还会和我们这些寂寞教师玩玩杀人游戏。不过进到村里就显得嫩，有的人看到农民的一些现象就大惊小怪（想像一下闾丘露薇和孟广美面对乡村茅坑会是什么表情），自己人开会时还常常互相耍小脾气，与乡村精英也完全搭不上话，和乡建中心的队伍是两种风格。

我无意厚此薄彼，说实话我更接近北京那只队伍，我们的教师也更接近他们。多愁善感，大惊小怪，易受伤害。城市来的志愿教师往往一厢情愿，用脑子里一套启蒙意识、公民观念去套现实，结果头破血流，临走时说不定还要怪农民没素质。相比之下，前者更扎实，更无畏，更懂得乡村的逻辑。青年们从右边出发很正常，经过长期锻炼变左一点也正常，当然也会更寂寞。（那些无畏寒冬的青年如今在哪呢？提到他们，一时勾起我很多回忆，这里必须先打住。）

这种事情很多，比如还有华中科大一些左翼师生在湖北某地农村建设老年人文化中心。可是右边的知识分子和媒体往往装作看不见，所以韩寒看不见我也不奇怪。

2008年汶川地震，我和很多人一样欣赏韩寒们开着赛车赶往灾区救援。像我这种没有私家车的，在灾区没能遇上韩寒，倒是遇上了同样没有私家车的“”志愿者——一群朴实的青年，很努力也很有想法地组织救济、援助。

我对志愿者的部分做法和观点完全不同意，比如面对相聚在帐篷里的各种志愿者缺少灵活性，有时候空洞地强调集体而无视每个人的具体感觉。我们之间有过争执，不过他们的行动是抹不掉的，不会因为韩寒看不见就不存在。

曾经同在一个灾区，但从不属于同一个世界。这个“普世”鸿沟就摆在面前，而我以为凭韩寒的见识根本跨不过去，只不过是退回来了而已，就有人以为这是超越左右。

当然，当然，韩寒没说他眼中的“傻逼”左派网站就是。像这样大言不惭不知所云的，那就继续大言不惭好了。我仅立此存照，并且寄望那些超越韩寒的年轻人能不断跨越这道鸿沟。

用脚跨越鸿沟

这道鸿沟是什么？左右之分太模糊。或许还要加上清流与脚踏实地的区分。一个人光有善心，没见识没眼光也不行，好事也会做成坏事。比如我吧，当年也就一右边小资，但是比一般小资更热爱行动，什么对抗校长啦、批评制度啦，启蒙民主啦等等，姿态也都挺高。不过下乡那段日子却发现那一套抽象的东西不管用，你不了解农民，你不能像贝.布托在巴基斯坦那样纯情（所以贝布托死了，巴基斯坦乱了）。不过我也不至于像韩寒一样悲叹农民素质低。事实上他们个个是人精，走南闯北，人情世故练达，看问题比大学生更老辣，绝对不是韩寒有能力“屠杀”的那种群众。我必须切入他们的逻辑，先理解。

有很多认识的缺憾，在当时你意识不到。离开那里几年以后，跟着专门研究三农问题的师生下乡调查，才发现之前由于我缺乏左派关于土地问题的视野，那些支教的日子其实错过了很多可以观察的东西。比如我竟然没有认真调查过关于土地的问题。

说到土地，以前我也想着土地都应该私有，一人一块地，想怎么盖房子就怎么盖房子。现在明白那可能是因为诗歌、电影看多了，天天想着有一幢“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房子。而具体的土地问题如此复杂，绝不是简单的私有化可以解决。城乡结合部的暴力拆迁确实是大问题，但用私有化来解决却可能在纵深农村带来灾难。

你只能看见你的能力和敏感所及的东西。不提升这个能力，就看不见新东西。就像柴静同学每次辛辛苦苦深入调查任何事情，最后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知音体，得出的都是预设的结论；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天天看高等华人读物（不是高华读物，注意），从《大江大海》直到《民主的细节》，一张口个个都跟总统一样。韩寒觉得不要看书，只要每天看大量杂志和资讯，可是那些杂志大概也都在说着私有化、哈维尔和时尚的细节吧。一个媒体操控视野的时代，光凭看媒体资讯能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吗？

开车人有开车人的见识，足行者有足行者的见识，两种见识都可以有，但后者更容易也更难。容易在于，你不需要有车，困难在于，太多的人失去了脚，只拥有一个小资的脑子。在汶川地震灾区，我看见整团整团乱枪打鸟的心理干预志愿者，会把那些民工式、散兵游勇式志愿者看作没素质（我看到的是一种生理性的排斥，虽然理智告诉小资要学会团结，但是小资式的身体感觉让他们很难做到），虽然对方做的事情可能比他们更多（参见网文）。在微博上，热心随手拍解救儿童的小资们无意识地在排斥那些成年乞讨者，隔着相机，他们从来没有走近过他们（但是他们会紧紧拥抱宠物狗）。双足退化的宅男宅女们通过影视看西方就只会看见“民主”……然后他们看见了中国的许多问题，然后他们要解决，解决那些他们不懂的事情。不懂没关系，只要高喊“自由”、“民主”、“革命”，或者“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就万事大吉了……

甘阳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主张不要和低水平的对手争论，因为那会影响你的进步。这话真叫人左右为难。说他不对吧，和有些小资实在没法谈下去。比如一个右边的民主朋友对我说：我哪有时间看书？就看网上帖子。我说不看书是反智态度，是你们对文革的斥责之一。他就说网上的比如微博那都是浓缩的精华……说甘阳对吧，我总有点不甘心，按这个逻辑，比我高明的人也不愿意和我谈啊，再说你总不能由着可爱的小资大众都被迷魂汤灌成低水平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和韩寒谈，但是要关爱小资，不理睬公知，但是要接触地气。

至于韩寒，他声称“一个好的写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其实在韩寒如今的世界里，既没有群众也没有屠杀，有的只是韩寒与自己影子的搏斗而已。韩寒的“群众”也仅仅指小资。很多小资青年意识不到，爱韩寒就是爱自己，韩寒是一面可以把自己映照得更漂亮的镜子。要想超越韩寒就必须超越自己，这对无数宅男宅女来说是痛苦的。没错，韩寒曾经启蒙了很多少年，也没有一个少年能舍得告别自己的青春期。但是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长大。

对于我国的小资，我倒不是很担心。前面说过，中国人身心脱节，做的不一定是说的而且浑然不觉。近日听说某时尚杂志采访沪上某著名文艺青年，她历数中国从食品安全到空气污染等罪状，激愤地宣称决不把孩子生在这个国家。眼看着闾丘露薇灵魂附体，记者突然请她推荐喜欢的沪上美食，她立刻忘情地盘点其那些让她流连忘返的夜店、小吃大排档、路边摊……神马地沟油都是浮云。可见，虽然她们的语言已经被妖魔鬼怪占领，但是身体感觉还是很正常的。同志们要小心关怀，努力争取。

至于韩寒，依然那样地富有“宝气”和“情趣”。他针对麦田的代笔质疑写的辩护文章不仅砸出了两千万大洋，最后还摆出范冰冰的姿态——“我挨得住多深的诋毁，我就经得起多大的赞美。”（对国家叫做质疑，对他那就叫诋毁，看明白这逻辑了吗？）但是谈的东西越来越水。如果不是还有一丝上海的精明，韩寒也就是一公知水平，更别提还想创作出伟大文学。此事无关左右，读书少、没见识是左右共弃的事情。如果有谁愿意倒退四十年宣传所谓不读书的“天才论”，那也请便。

在我看来，不读书、没见识，只靠脑筋急转弯和一点善良来折腾的意见领袖一定会pass掉，陪着他的将只会是愿意另加2000万筹码的范冰冰们。至于那些博文是不是韩寒写的，一点不重要，至于谁是“傻逼”更无需多言。我只怕，无尽蔓延的小资生活终于会让知识青年错过最重要的事情。

附：麦田的文章《人造韩寒，一场关于“公民”的闹剧》虽然火力很猛，但其实与韩寒并无实质分歧。比如他们一样热爱哈维尔。麦田既然质疑韩寒写不出那些文章，也就默认了那些文章其实很不错。他还是很爱那些文章和的。正常质疑嘛，小韩与冰冰何必拿四千万来吓唬人家？张颐武老师和环球则有必要提高调情能力。窝里斗其实是一场很缠绵的事情，希望继续下去，左边的不要来打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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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特稿】余亮：到底是上海人（一评韩寒）

七十年前，张爱玲夸赞上海人之“通”——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一个卖肥皂的都如此，她不由感慨：“到底是上海人。”

接着这话往下说吧，反过来想，你要是在上海听见一个人正在大谈“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他可能真的不是鲁迅，而只是一个……卖肥皂的。

最近，《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几个偌大题目席卷知识界，群情激动，真让人以为是阿伦特、托克维尔、柏林等思想家集体还魂了呢，定睛细看，却发现并不涉及多少有份量的理论或思想，所用材料都是网上那些肥皂泡式言论。问答式文章，提问是肥皂泡式的：要不要革命啦？天鹅绒晓得伐？一人一票改变中国撒！自打有了微博，我们对这些大泡泡还真不陌生。回答也是肥皂泡式的：革命总是被最狠毒的人撺掇果实啦，中国人素质不够啦，你不能指望工人农民都跟知识分子一样啦……所以，不是鲁迅，不是柏林，是韩寒来了。

到底是上海人，不见得深邃，但是相当有世故，有花头。别人玩吹泡泡，我就玩戳泡泡：你们要玩一人一票？玩得过党吗？你比党更有钱？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就算是马化腾，用qq嘀嘀吧吧扒来两亿选票，最后还得入党。你们要自由民主？自己做得怎么样？开车错车的时候关闭远光灯没有？自己都不咋样，还指望革命不混乱？真要革命，受得了残酷的领袖吗？受得了贪婪的暴民吗？遭殃的是老百姓，有钱人早飞美国去了。什么，远光灯你都不懂？……

这些见识不一定对，不过，凭着沪上特有的直觉，至少拎得清，不那么容易被肥皂泡迷惑。

但就是这么浅浅一说，也严重侵犯了部分知识分子吸食泡泡的权利，左派倒没说啥（哪怕他把群众说成暴民），右派不答应了，一场泡泡大战就此开始。当年那些歌颂韩寒不需要读书就能达到超高境界的人一转身，开始骂韩寒不读书了。他们说：谁说革命就一定是暴力的，领袖就一定是残暴的？你看看华星顿，你看看叶利钦，你看看捷克，你看看台湾，拜托你多读点书……可是拜托，这些知识看看中学课本就知道，你们就以为韩寒没看过？

各种能想到的都来了，什么跪着无法求自由啊，什么民主才有利于提高人民素质啊……反正韩寒给啥球，大家就回啥球，不亦乐乎。也有想跳出来的，惊醒道：韩寒你说的残酷革命那是红色革命啊，其他颜色革命都不一定是酱紫滴。

我觉得，姑且不论红色革命中的残酷究竟来自何方，问这个问题的人还真不如韩寒，韩寒简直有点貌似微言大义了：你要在中国折腾革命，基本上不会是橙色的，橙色的泡泡一破，底下都是红色的，你想要吗？

　　“要”还是“不要”？这是个问题。革命就是暴力，这本来就是很多知识分子天天渲染的观念，现在又要求韩寒相信革命可以不暴力，怎么行？你说那是以前的革命，可是现在“民主之后杀全家”的叫嚷不绝于耳，这又怎么说？于是，一场旨在争取自圆其说的“概念”攻坚战开始了。目标：论证“革命”这个词可以没有暴力色彩。最典型且有趣的一篇文章玩起了泡泡上的芭蕾舞：责怪韩寒没有区分革命与革命形式，因为革命可以有不同形式，有的革命形式就可以像天鹅绒一样温柔。

好吧，人家韩寒本来就在说：革命在中国不可能有天鹅绒的形式。你可以不同意韩寒的观点，但是别装作没听见他说什么，把人家已经回答的问题当作新问题来纠缠人家，最多证明你没有上海人拎得清。就算你能证明革命不一定暴力，但是韩寒说了：就是不相信你这种文人能当哈维尔，批判的就是类似于阿Q时代的混革命者。什么，你不是这种人？那你急什么呢？更加有趣的是的结论：“第一，中国社会要向现代社会进步，必须且必然要有一场革命。第二，但这场革命的形式必须且必然是非暴力的，不能是无序的、流血的、破坏性的。”看看，一席话说下来，非暴力革命已经是必然的了。纸上解决一切问题，这就是部分文人的本事。不过韩寒这么一块石头扔下去，到底让我们发现，原来有那么多知识分子还是很爱“革命”这个词的，原以为他们已经把革命骂死了呢，现在要苦口婆心保住这个词。不过，看看“革命派”平时网上语言那么暴力，现在要他们憋着一颗暴力的心去搞非暴力革命，听起来真有点SM——就好比怀着一颗强暴的心，却又逼着自己只许隔着玻璃墙和对象搞暧昧，那真叫欲仙欲死！韩寒用几个词汇发酵出来的肥皂泡，带来了多大的快感提升啊！

　　要想不在语词里兜圈子，就要求助于历史和经验，于是辛亥革命被拿出来了，李泽厚的告别辛亥论被批评了。你想证明辛亥革命的合法合理合情，问题是，你没法把1911与1921、1927、1949完全割裂开。就只有辛亥合情合理合法吗？你能切割出一场单独的革命吗？辛亥不是漫长革命的一部分而已吗？

严格说来，韩寒与激进派的分裂早在钱云会事件时就已出现。到底是上海人，没有大阴谋家玩弄无中生有的野心，他写博文否定钱云会之死的凶杀嫌疑。而这一次算是分裂的总爆发。看了一下读者反应，不能接受的大部分是老顽童，年轻人倒是大部分继续跟着韩寒热火朝天。

支持韩寒，宣称韩寒超越左右的文章也急吼吼地出来了。如果超越左右就是世故加保守，那我宁可选择向左走向右走。韩寒不是用火，而是用冰——世故之冰扎破了肥皂泡。他自己就从来没超越有车一族的意识形态。那些认真的左派和右派毕竟有一颗火热的心。

少年的心毕竟应该是热的，韩粉们如果突然接受了冷，我倒是有点担心了。理性并不一定就等于冷，犬儒才冷。理性也有两种，出于功利、算计和世故的理性和出于审慎、务实、实践的理性。前者世故，总担心别人素质不高，担心自家坛坛罐罐。我见过一位异见NGO人士是怎么搞乡村革新工作的，白天进村，晚上坚决睡面包车上。为啥？“因为屋里有跳蚤啊。”碰巧，也是个上海人，并非碰巧，都是有车族。出于审慎、务实，脚踏实地的理性，秉承与人民结合的传统。扎根下去，就不会轻言群众素质低。群众当年质朴憨厚，你却说他们愚昧；他们愿意牺牲自己，你却说他们是炮灰。等到你一个劲鼓吹看不见的手，鼓吹自私就是最高伦理，再加上巧取豪夺，逼他们变自私了，你又说他们素质真差。上海的资深“素质”党特别多，爱谈素质，但说的都是优越中产阶级的素质观。身段不同决定视角不同，比如你说日本人灾后循规蹈矩是一种素质，我却可以说四川灾后的哥乱哄哄开车去救人也是一种素质。只是这种与传统、大众、中国实际相关的素质已经被食洋不化的中产阶级预先无视了。说到底，群众都不是这场肥皂泡大战中的主角。

毕竟，我们都有过喜欢肥皂泡的年纪，喜欢肥皂泡上五光十色的遐想。如果要告别肥皂泡，也是要通过扎实的工作而不只是有闲阶级的素质。戳破肥皂泡的，应该是阳光而不是汽车远光灯。

话说回来，貌似对韩寒最气愤的人也就是曾经对他最寄托希望的人。期望越大，失望越大。谁叫你们寄望于一只肥皂泡呢？现在肥皂泡已经果断地自己破了。我们倒希望泡泡下面还藏着新的萌芽！

不过到底是上海人，生意门槛精，张爱玲夸赞上海人一通，目的是“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而韩寒同学说了这么多，忽然话锋一转，最后一篇《要自由》告诉我们，他原来是要一点出版自由。小韩同学，你也是有新书要出货了吗？

余亮：那些“革命”的年轻人（二评韩寒）

一、革命的天鹅绒

在一片“革命”声中，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年。趁着“革命”的礼花尚未熄灭，我要赶紧盘点一番那些“其兴也勃”的革命人。

在《一评韩寒》里我感慨过：韩文一出，以往天天反革命、给革命泼污水的人忽然全都“咸与革命”了，言必称革命，争相谈革命，实在令人惊讶。

这些年看知识青年的主流状态，似乎人人高雅如胡适，少谈点主义，多谈点问题，也就不会喜欢革命；人人优雅如刘瑜，永远面带微笑（《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微笑》），讨厌一切敌我思维（参见《今天你施米特了吗？》），也就不会有革命。可是，恰恰是这批微笑自由主义者的粉丝们，怎么就忽然异口同声说革命了？

而且，他们说得很爽，连篇累牍滔滔不绝，如天鹅绒乱飞。他们说，无处不在的有毒食品、有毒空气、死亡校车、死亡列车已经让他们命悬一线了（虽然他们都还有空上网）；他们说，社会的黑暗、统治者的顽固已经让人忍无可忍了，垂死挣扎的国人该有一场什么什么了；他们说，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再不改革民众就只有什么什么了……至少，他们主管修辞的生理系统已经忍无可忍，非要喊些什么才行。是韩寒，让他们终于可以大声地喊出“革命”了。

乌坎事件远远地带给了他们希望。他们一定都愿意仿造鲁迅先生说一句：“地上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就有了路。”哪怕走在乌坎村路上的人没有一个是知识分子。事情确实在悄悄起变化，但是部分知识分子的“远程兴奋模式”从来没有变（这个词不好理解，但是如果用“观淫”或者“意淫”来代替则更不妥），而且快感已经提前到来——远方看似尘土飞扬，你就已经兴奋难耐，在幽深的网络上释放虚拟的火焰。也好，我们由此可以放心，当代部分知识分子与小资青年需要的绝对不仅仅是毛片。

二 乱弹革命

革命的风水轮流转，红方不弹绿方弹，同乐，同乐，且看他们如何弹奏。

翻了一大堆帖子，大多言辞乏味，内容雷同，说来说去无非是说韩寒逻辑不通，然后把他们自己那一点逻辑整来整去，什么改革与改良啦，制度决定素质还是素质决定制度啦，良好的动机与实际的手段啦等等等等。

从普通青年到文艺青年再到著名大师，张口即革命，但又必须立刻围绕“革命”这个词展开繁琐而单调的贞洁保护，就是要把“暴力”从“革命”中驱除出去。论战不存在，因为这几乎是一场所有参与者对韩寒的杂陈。所有人都在讲：革命是革命，暴力是暴力，革命可以暴力也可以不暴力，我们要非暴力的革命不要暴力的革命等等等等。

曾经激烈拒绝革命戏剧《格瓦拉》的文艺青年王小山在微博上说：“改革改良由统治者主导，革命由非统治者主导。而革命包括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太平天国属于暴力革命，而和平演变、天鹅绒属于非暴力革命。韩寒混淆的两个概念中，革命大于非暴力革命，讲革命，但谈的后果均属于暴力革命。希望这个解释对你有所帮助。”

这个解释毫无帮助，看似头头是道，问题是他们从来就没能进入暴力问题深处。他们的所有论证就是为了先在思想里躲开“暴力”这个词，见到它就扭过头去。

　　革命与暴力，这不是一个辩论的问题。知识人絮絮叨叨，只是把自己对于暴力的恐惧从自己的意识里驱除出去，然后想象自己说说话、发发贴就可以做天鹅绒般的“革命人”了。既然不敢触碰深层的东西，那就只好在表层上讲“逻辑”。可是形式逻辑这东西最扯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由你扯。

有谁看不出来韩寒的逻辑混乱？但表层的逻辑问题其实并不关键。懂得“精神分析”的人都应该知道，越是表面逻辑有问题，越是意味着底下隐藏有真实逻辑。比如弗洛伊德学说那个耳熟能详的例子——主持人在会议开场时候宣布：“会议结束！”多么没逻辑，简直脑残啊。可是弗洛伊德会说：这正好暴露了主持人潜意识的真实逻辑——他一点也不想开这个乏味的会议。可是又不敢说，于是就错乱了。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梦境最混乱，却最能暴露一个人隐秘而又坚硬的内心逻辑。

看看小资青年的革命之梦吧。对于小资青年来说，当老一套自由、民主、人性的修辞还在死死包裹他们内心的斗争情绪，当老一套微笑、高雅、矜持之礼仪还在死死压抑他们冲动的欲求，就会导致自我矛盾、胡话连篇。就像《冰河世纪二》里那只误以为自己是松鼠的母猛犸习惯于睡在树上，就像《阿凡达》里彼此相属的武士与飞龙却偏要互相抵制。不过现在的情况更有可能是：一只叽叽喳喳的松鼠忽然开始认为自己是一头舍我其谁的猛犸了，开始高声咆哮了。这情形就显得更加喜感。

三 “错乱”的意义

错乱不要紧，只要病根深。韩寒逻辑错乱，评论韩寒的人则错乱更多（希望有人也给我挑两个出来），就让我们试着从错乱里读出深藏的焦虑吧。

易中天老师果断错乱了：“所以，辛亥革命是革命，改革开放也是革命。这样的革命，我们都赞成，反对的只是暴力”（易中天《韩寒的新衣》）可是，辛亥革命不是暴力吗？武昌起义不是战争吗？常识错乱。

擅长讲精神病的李承鹏从不掩饰自己的错乱，他说：“民主只是公平一点的财富分配机制。”（《民主就是不攀亲》）有政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从古希腊开始，民主就不是财富分配机制（财富分配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而是有财富的人瓜分权力的方式。直到20世纪初的大英民主帝国，也仍然只有5%的纳税人有权“民主”。就算民主真是财富分配机制，那么他们热爱的美国民主就是最失败的财富分配机制，因为“99%”被逼到要上街了，1%还在我行我素。

无独有偶，写了《可惜韩寒不读书》一文的财经编辑周斌也说：“民主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就是利益分配机制。”所以，各位意见领袖主要考虑的还是利益，而不是人民当家作主、参与管理的真正“民主”。考虑利益也没啥，不过因此他们就支持了他们平时不会赞同的张维为的大白话：“民生比民主更重要。”真是可惜周斌亦读书。

他们这种表面错乱说明了什么？说明他们一以贯之的商贩思维——就知道财富分配。这些从中国经济改革里受益的“民主”主义者，先天经济基因太强。

不说这些名人了，新的一年，要关心粮食和蔬菜，还有可爱的、挣扎在文艺与2B之间的普通青年。且看他们欢乐的话语错乱吧：

有人在苦苦维护选票游戏，“确实，竞选确实需要钱，需要财团的支持，但这和花钱买选票，却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如果真的是那样，那我想，比尔.盖茨，或是美国其他的那些比比尔.盖茨还富的人，就很容易当总统了。”（李晨辉《韩寒其实不会变》）

套用李承鹏的话，我们轻易可以知道，欧美富人大都不会直接参选，而是通过资金选出自己的代理人。美国的说客、日本的献金制度你们又不是不知道。美国的实际权力中心在华尔街、在军工厂，华尔街的元首们实在不屑于直接去华盛顿当总统。中国的选票党却为什么这样错乱？

有人在眼花缭乱地讨论制度与素质：是制度决定素质，还是素质决定制度？好一个高校（搞笑）辩论赛的主题。

“所谓国民素质低，不是不能实行民主的理由，恰恰是不民主的结果。如果说人民的素质低就不能有民主，那么不民主将导致人民的素质更低。难道指望专制制度和愚民政策来提高人民的素质吗？”（清哲木《扒了民生的外皮 意淫民主哪有快感》）

他们一会儿嘲讽说：“我们有全世界国民素质第二好的人民，国民素质全宇宙第一是我们的邻居朝鲜。”一会儿又说：“乌坎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启示……如果这样的国民素质还不能享受民主自由的话，我怀疑韩寒的眼睛确实出了问题。”（ 很黄很暴力《韩寒的投名状》）在他们的谈论里，国民就一会儿是愚民，一会儿是公民，任由摆布。当然，言谈者自己永远是高素质的。

只是，这么多高素质的网上革命者从哪来的？不是“万恶”的中国制度下生长出来的吗？但既然你已经预设了这是一个专制制度，那就直接推导出来包括你自己都是愚民好了，还搞什么民主？

围绕“革命”的话语错乱最是九曲回肠。且看下面这段有趣的话：

“由于人类具有追求和平及享受幸福的天性，因此，人类社会里面的‘革命’往往先表现为‘非暴力革命’，如果‘非暴力革命’仍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那么，‘暴力革命’就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因此，判断‘暴力革命’会不会在中国发生，关键是要看执政党会不会将‘非暴力革命’（也就是改良，所谓的改革）进行到底……”（棵子《没有革命，就没有民主——陪韩寒谈革命说民主》，“陪”字很到位）

齐泽克提起过东欧巨变前夕官员的错乱语言——为了向知识分子表示官员也是很有生活情趣的，一位高官说：“每天摸一摸妻子的胸部，可以提高我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热情。”今天的情趣派革命青年则反过来，虽然满头凛冽细碎的人性之花，扭扭捏捏半天最终还是说出了中学历史课本的官方论断：百年现代史证明，改良行不通，洋务运动、百日维新都失败了啊，必须要革命。可见，官方见识还是要比“革命”青年高，“革命”青年启蒙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到官方课本来。想把自己早已否定掉的道理再搬回来，就只好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用“人性”的文胸装扮起来，整出这么个啼笑皆非的东西。

人性之花还有许多。比如：“极左派们的失败除了当年全世界局势的大势所趋，也许还因为他们太讲究快意恩仇，以致忘记了目的丢失了人性，把箭射得太快了而射错了对象。”“日本赤军当年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最后由于度没把握好走了极端反而把自己弄成了杀人放火恐怖组织。”（Shincowu《韩三篇的意义》）这些话听起来简直有点感人，可是不知所云。的方法逻辑可能是：为了避免革命没人性，你要具备人性；为了解决把握不好度的问题，你要把握好度。（类比造句：为了解决肚子饿的问题，你要吃饱；为了解决生病的问题，你要健康；为了解决光棍的问题，你要结婚……把问题换个说法就变成了答案！）

可惜，素质论、人性论都不是方法论，而是万能扯淡论。

四 “革命”者的方法论

那么革命青年的革命方法到底是什么？

前面说过的选票党，他们的方法就是一人一票改变中国。但就算这个方法好，那也只是一个目标，是“民主“之后的结果。你用什么方法先让执政者同意这个目标呢？

叫棵子的又说：“我认为（改革动力）至少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阶级压力，就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矛盾激烈化了，但还可以调解；二是国际压力，这是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民主化所施加的压力；三是舆论压力，这是国内外知识精英所营造的舆论压力。根据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形，前两种几乎可以忽略不算，只存在第三种的舆论压力。”

这段话很典型，表明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舆论、就是说话、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话语爆炸：

一为诉苦——“看看我们每天所吃的毒食品所饮的污水所吸的毒空气，还有无数的矿难、交通事故刑事案件等，就知道大家的命是否被革了。”（abc66《革命既然不合国情，那就只有被革命了》，相似言论亦见闾丘露薇《2011年末，写给女儿的一封信》）

作为一个信息时代的网民，不会不知道德国的毒黄瓜、美国的毒奶粉以及多年来伦敦的毒雾。可是却偏要说出如此错乱的话。这样自编自导的诉苦运动可行吗？

革命年代的农民诉苦运动作为阶级斗争方法，成功引导了贫农斗地主。可是网上小资的诉苦是要引导谁呢？引导更穷的人斗政府？可是类似于闾丘露薇那种对路边摊的百般挑剔和恐惧，怕是普通市民都会觉得十分好笑，遑论农民。或者是如韩寒说的那般，最终挑动比你穷的来斗你自己？

二为造势——连篇累牍的“改革与革命赛跑”论（何怀宏）。你可以说这是对形势的判断，也可以说是在用革命作为恐吓，促使政府搞改良。知识分子动动嘴，政府官员跑断腿，这可能吗？

若论形势，政府也一直在改良。重庆改了那么久，知识分子却更加穷追猛打。以至于最后没有哄出重庆的革命，却一起起哄广东的革命了，真有点讽刺。

所以他们的第三个方法要气馁一些，为批评：

“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途径和办法，都在于公共权力的掌握者——专制者及其制度。也所以，知识分子不应该做墙头草，而是应该坚决的、永远地把矛头对着公共权力，批评它、骂它、赶它、讽刺它、嘲弄它、踢它屁股、揪它耳朵……使其时时刻刻、最大限度的服从和服务于民众的根本利益。”（鱼刺《知识分子的矛头应该永远对着权力》）

这段话的意思是，你要对准公权力，为什么呢？因为公权力能解决一切中国问题。如果公权力不去解决问题怎么办呢？那么你就要对准他。从对准到对准，这就是松鼠追逐自己尾巴的方法，这就是松鼠原地打转的方法。说穿了，就是我不站到政府那边去，但是要政府站到我这边来，最大限度地服从和服务于由我代表的“民众”利益。

此类话语在网上比比皆是，至此，舆论派“革命”党的方法逻辑已经完全显现，他们的方法就是：没有方法！

还是方绍伟的话比较靠谱：“中国人的问题是自己的意识与本能无法统一，自己的理智无法与情感统一，自己的言论无法与自己的行为统一。”（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对“革命”青年们来说，过去那些反革命的话确实是言不及心了，明明是要“普世”主义的，何必装作不要任何主义？明明是有仇恨意识的，何必装做连猫和狗都是自己的所爱？既然在念叨“自然演进秩序”，那就必须憎恨你眼中的奴役之主。革命吧，革命吧，至少在言语的领域已经没有温和的余地。连韩寒都发现了，为啥要自由民主的却言辞暴力如文革？为啥要改良的却最爱否定一切？

五 谈革命说民主

方绍伟想跟刘瑜厘清问题，真不容易。他指出，不能用知识分子的民主需求代替官方的民主供给，单从需求推不出民主实现。但他也没有谈究竟何为民主何为革命。民主就是一人一票吗？就是财富分配机制吗？这是除了“暴力”之外另一个他们甚至都不愿提起的问题。

按照易中天的说法：“革命在本质上，是制度的根本变革。”那么只要是制度变革，哪怕是共和制度变回君主制度，或者资本制度变回农奴制度，在他们眼里也都算是革命。看似革命导师和青年们都回避了革命须有进步的含义，实际在他们已经默认了自己主张的制度是最进步的。

是进步的吗？罗岗在称赞电影《十月围城》时候说：“民主”不是简单的投票和选举，更不仅仅关乎程序；“民主”是不断地争取绝大多数人的权利，“民主”是为了理想的献身，“民主”就是与“幸福”和“痛苦”紧密相关的“革命”。这就是孙中山说的“今天，假如再道何为革命，我会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作革命。”

相比之下，只会说一人一票、制度变换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及孙中山了。绝不能简单地给他们扣一顶“反革命”的帽子，但他们至少缺乏痛苦。我怎么看，他们的“痛苦”都更像是“快感”！

反革命的底子与革命的言辞，实在无法统一。但缺乏认识，缺乏方法，缺乏勇气，就只能玩话语爆炸，对着一个虚无缥缈的对象高喊革命，就只能把一切反革命都想像成革命才能维持激情。

老实说，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大都有这样一个阶段——尤其是在学校里的时候——心地纯洁，对阴暗现象容忍度为零，同时痛感中国人（不包括自己）素质低，难以追求自由民主，因此深感自己的启蒙责任重大，好像别人都在等着我来启蒙一样。可是我们该问一问：我们认真理解过普通民众的素质吗？我们是不是一直在靠“素质低”的人养活呢？真要让你置身民众间做点事情，能做好吗？能比被你批评的人做得更好吗？如果这些问题都不能回答，只是躲在网上远远地“启蒙”别人，那么我只能说，网上释放的礼花再灿烂，群众也收不到！

那些“革命“的年轻人，言语错乱了，但激情是真实的。也许该为激情找一个正确的形式了，否则，就会是一个新年礼花，噼里啪啦一阵，结束。说起来这倒是一个实际问题，今天的大好青年们往往找不到落实政治激情的地方，于是除了毛片就是空喊“革命”。对此，除了告诉他们务实一点理性一点，各方也必须拓展政治参与的渠道，让青年的激情真正发挥作用，这要远远超过一人一票之类的“民主”幻想与“革命”口号。谨此。

（感谢石凯、潘杰帮助收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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