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改革当务之急应是落实共同富裕、遏制两极分化
付力行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其中一句话提及： 收入分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前半句话 可谓是群众最关注的问题。
当今改革当务之急应是落实共同富裕、遏制两极分化，而不是继续推动公有制经济的私有化和市场化，除非先期建立起健全的民主法制和廉洁高效的政府。应该把国家税收的80%投入到提高普通劳动者中收入水平和保障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教育、医保、社保、养老）以及扶助弱势群体上来。中国的先富阶层也应该更多投入到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中去，而不要像河南宋基会、卢美美、郭美美等那样打着慈善经商不伦不类、为民唾骂。
改革开放后中国先富阶层中很多人已经积累了亿万财富，不到0.4 %人口数量却占有了中国社会财富总量的80%以上份额。
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一年比一年严重，中国社会基尼系数已多年没有公布，中国官方和众多媒体对此语焉不详，偶有政要和媒体提及，也仅是说要共同富裕等几句空话应付局面而已，除了重庆有落实共富的十二条举措，鲜见其他落实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分化的实际举动、更无大刀阔斧的收入分配改革。
官本位行政级别、职务职称等论资排辈的老分配模式仍在体制内居于主导，每遇工资上调，都是高工资的人涨的最多，而中低收入的人涨得最少，甚至还赶不上物价的上涨。而体制外，资本家们掌握分配大权，可以拥有超额利润，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上很难有发言权，劳动权益时常受损。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新一轮改革中，不落实共同富裕、不下决心改革收入分配体制，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局面只会愈演愈烈。
“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在中国封建时代就已有之，到了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却似乎变成了和恐怖主义、基地组织、本拉登一样倍受忌讳、不受待见的词汇。古圣前贤曾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对此反对者总是以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旧思想来驳斥，殊不知，如果没有中低收入的广大劳动者辛勤工作，亿万富豪们手里大把大把的钞票不过是一堆堆的废纸，吃不得喝不得穿不得住不得。现在的趋势可谓是：物质利益第一、不劳而获有理、追求奢侈享受、不顾民生艰难、对外大方无度、对内吝啬有加。
如果新一轮改革只是效仿资本主义制度雇佣和驱使劳动者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却不顾及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只是保证少数先富者的富贵享受和财富继承，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根本无法维系！做蛋糕的人吃不上蛋糕，那些不劳而获的人还会有那么多蛋糕拿来吃吗？以后还能吃得上蛋糕吗？
现在中国的经济模式早已不是公有制为主体，而是多种所有制并存，但是这丝毫不能成为放任私有化和市场化乃至社会财富贫富分化的理由和借口。
收入分配一老早就应该向中低收入者倾斜，这个政策一直滞后拖延、无法有效执行至今，光是提高个税起征点仅是杯水车薪更多是象征意义。君不见：中国富人集团已经掀起移民海外转移资产的大潮，中国的社会财富已有很大一部分离开了中国，变成了美国等国家的财富，再这样下去，中国真的有可能重新成为世界人口最多却最贫穷的国家，美国兰德公司的预测报告真的有可能成为现实。
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现状 老邓新浪博客
两极分化的现状：
当前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不但普通老百姓都看到了，连官方媒体都做了相当充分的报道。财政部的最新调查指出，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什么是“高度不平等”？就衡量总体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来说，0.4以上叫“高度不平等”，而我国的基尼系数，早就超过了0.4，到2007年已达到0.473。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农村推行包产到户，把集体经济重新改变成个体小农经济，城市企业实行改制，把大部分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重新改成名为民营实为私有制经济，由此拉开了两极分化的帷幕。从1984年开始，基尼系数一路攀升，到2007年已达到0.473。至于2007年以后，我国的基尼系数又达到了何种“新高”，所有的媒体和统计部门全都保持沉默。在城市中，10%的富裕家庭占有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只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最近发行的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创刊号所公布的、名为“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的、对包括资改派吴敬琏、厉以宁在内的５０位知名经济学家的问卷调查中，“收入差距过大”，位居前十位主要问题的首位。刚刚落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布的公告中说：“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这说明，中央已经注意到并默认了由收入差距“高度不平等”所带来的贫富差距过大。总之，贫富差距过大——两极分化，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两极分化的特点
当前，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表现出非常突出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贫富差距特别巨大。
上述我国的基尼系数，在世界各国中位于前列，全世界恐怕没有几个比我国贫富差距更大的国家了。基尼系数只是一般地说明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的数据。我国作为后起的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更有其独特之处，即存在着极少数富豪，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据统计，当今中国有亿万富翁三千多个，是真正的一小撮；千万富翁三十多万，占不到总人口的千分之一。麦肯锡最新的调查表明，2008年中国的富裕家庭数量为160万个，在中国所有城市家庭中，只有1%的家庭达到富裕的标准；放到全国来说，只能占到千分之二、三。而大多数人的平均收入，仍在贫困线（日均2美圆）以下，处于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孩子上学困难的贫困状态。第二，两极分化特别快
我国的贫富差距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拉大，到本世纪初期形成两极分化，前后不过二十年的时间，这种速度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很少有的。第三，官僚特权阶层
构成了大富豪的主要成分。统计数据说明，中国的亿万富豪，高干子弟和亲属占了90%以上。这些人都属于新产生的官僚特权阶层。这一数据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高干子弟和亲属里边，这些人也是少数。第四，大多数劳动群众处于贫困状态
权威统计数据说明，2008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人民币4750元（大约合700美圆），处于国际标准的贫困线以下；依据中国多年来的实际情况，起码有一半人占不到人均收入的一半，即不到人民币2400元（大约合350美圆），处于国际标准的绝对贫困线之下。一般工人的状况也不比农民好，甚至更差。以江苏为例，2009年月最低工资标准，一类地区850元，二类地区700元，三类地区590元，二、三类地区占大多数，即大多数的工人年工资收入在8400元以下。如果每个家庭为双职工，工资收入为16800元，抚养一老一小两个人，人均收入为4200元，如果是单职工，收入更低；还有大量的下岗工人，情况就更惨了。就是说，大部分工人处于贫困和绝对贫困状态。而在全国各省和自治区中，不论总产值还是人均产值，江苏省都位居前列，其他省、自治区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我国自己定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约1200元人民币，不知根据是什么）。第五，发生在的国家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但目前的中国，却产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社会的共同特点。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社会和两极分化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当代中国，或者是从根本上消除两极分化，或者是完全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加剧中国贫富两极分化主要原因是高房价
一 边是调控频频发力；一边是楼市高烧不退。2010年以来，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出现连续上涨，且同比涨幅呈现逐月上涨的态势，从1月份的9.5%扩大到4月份的12.8%。即使到了5月份，楼市也是“量跌价挺”。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 者 采 访 的 多 位 专 家 认为，随着房价的上涨，房地产的购买力成为衡量财富持有及增值能力的重要标杆。在以“房产”为门槛的“财富拉力赛”中，普通劳动者与投资者之间的收入“鸿沟”加速变宽，加剧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社会经济分层态势。
奥妙
“高杠杆率”催生地产富豪
2000年以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房价出现了普涨和暴涨。在高房价的带动下，房地产成为中国财富的代名词之一，而住房消费则成为中国贫富分化最集中、最突出的领域。
《2010胡润财富报告》指出，中国内地有87 .5万个千万富豪和5.5万个亿万元富豪。其中，十亿元富豪1900人、百亿元富豪有140人。而中国内地富豪数量的增长主要依赖三个方面的因素，即股指上涨、房价上涨和G D P的快速增长。
不仅如此，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这两年新晋的富豪无一例外地都是房企老板。他们大多通过在香港H股 上 市 一 夜 暴 富 ， 碧 桂 园 、 龙湖、恒大这些房企的老板轮番地成了中国首富。不过，观察他们的财富成长路径会发现，其财富的增长并不是依靠自己公司的价值创造，而是在上轮和这轮房地产泡沫中“吸血”。
房地产业已经成为中国最暴利的行业之一。有关数据表明，2005年至今，有近40家上市公司由原来的主业转行房地产，占到目前地产类上市公司总数的35%。而以上市公司的毛利率表现来看，房地产行业表现最为突出，自2005年以来毛利率连续五年超过30%。
另据统计，在国外成熟的房地产市 场 中 ， 建 筑 安 装 成 本 占 比 在70%，利润率大约在5%至8%之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国内房地产市场建筑安装成本占比35%，利润率在15%左右。
国内房地产市场15%的利润率看似不高，但开发商的真实利润水平却远高于此，其中的奥妙在于前期房地产开发的“高杠杆率”。“高杠杆率”使中国的房地产偏离了其民生属性，放大了房地产金融投资属性的一面，加速了财富向地产商集中，并且增强了地产市场的投机性。
业内人士透露，调控前，开发商购置土地或明或暗可以贷款，拿到土地证后又可以名正言顺地向银行抵押贷款，项目开工后建筑承包商垫资建设也是行业管理，而且，虽然预售制度有很大变化，但开发商花样翻新地创造出各种变相的“卖楼花”方式，例如向意向购房者十几万元高价出售会籍，获得会籍后就可在开盘时折价购房。通过利用制度上的不完善，许多开发商可以用5倍、10倍的杠杆率来操盘，这样一来100%的利润率也不是神话。
“房价上涨催生了一批以房地产开发商为代表的庞大利益群体。过多的资金流向了房地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再加上开发商在获取土地和银行贷款上的便利，这些导致了财富向房地产领域的大转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说。
泡沫
“虹吸效应”助长投机炒房
开发商们乐见房价飞速上涨，但普通老百姓却不得不为高房价“买单”。据易居中国测算，1996年至2008年期间，我国的房价收入比在5.5至7.5的区间波动，总体水平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已超过10甚至15。这意味着，普通工薪阶层不吃不喝也要100多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
在以“房产”为门槛的“财富拉力赛”中，普通劳动者与投资者之间的收入“鸿沟”加速变宽。在千万富翁频频出现的同时，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经济蓝皮书》称，我国85%的家庭没有能力购房。
专家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及资本要素具有劳动所无法比拟的“致富”能力，房地产日益突出的资本属性决定了：越过门槛的“有房者”和被挡在门外的“无房者”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前者可能在楼市的“追涨杀跌”中不断增加资本储备和财富积累，而后者离一套仅作为消费品的住房所需的购买力都会越来越远。
曹建海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投机是造成住房消费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国内，炒房行为不受任何限制，交易成本极其低下，且几乎没有持有成本。炒房客通过倒买倒卖即可获得高额利润，而稳赚不赔。
余先生是北京一家小公司的老板，手里有一些积蓄，他既不想扩大公司规模，对炒股也不感兴趣，于是他把闲钱都用在了买房子上面。短短几年，他手里已经有5套房子了，晋升千万富翁行列。“我这几年炒房子挣的钱，比开公司挣的多多了。如果选对了房子，炒房赔钱的事基本不会发生。”余先生说。
在房地产领域，“虹吸效应”已然显现。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虹吸效应指的是各种经济要素向条件好的地区集聚和流动。由于炒房行为带来的巨大收益，越来越多的炒房客和炒房资金涌入房地产，在推高楼价的同时，房屋升值的好处越来越多地被炒房者所获取，而普通老百姓的刚性需求则受到抑制，需要花费更多的金钱来购买房子，财富变相缩水，只能“望房兴叹”或因购房而成为“负翁”。
值得一提的是，炒房者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而是玩着“击鼓传花”的游戏，不断吹起楼市泡沫。一些炒房者与开发商合谋，不断推高房价，囤积大量房源，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提供给《经济参考报》记者的数据显示，国内将近50%的房地产销售额是由10%最富的人贡献的。据透露，中国的房地产需求投机比重太大，平均数超过50%，深圳的投机性需求甚至更高。
据广州媒体报道，在这一轮房地产调控新政出台前，深圳一个投资客一次抛售680套房子。另据北京媒体报道，国务院楼市新政出台后，北京北三环一个项目出现了大单抛售，一位浙江炒房客一次性抛出20多套房源，总价近1 .3亿元，折合平均单价为近4万/平方米。
纠结
高房价成贫富差距“助推器”
在北京某报社广告部上班的蓝先生至今还在为一套房子纠结。“我来北京的这9年，房价至少涨了7、8倍了，这几年省吃俭用攒下的钱远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由于户口不在北京，我连申请经济适用房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没有房子，我结婚四年了都不敢要小孩。”蓝先生无奈地说。
业内人士指出，高房价必然使得中国的贫富差距更加扩大。因为同样收入，拥有房产和没有房产、拥有多套房产和仅仅拥有一套房产者已然在资产上形成差异，而随着房价的不断走高这种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且不断扩大，高房价成了贫富差距的“助推器”。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房价大幅增长，特别是一些大中城市房价增长过快，意味着财富以货币和固定资产的形式向经济发达、居住环境较好的地区集聚，向少数高收入者，特别是投机购房者和房地产商手中集聚，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
“与炒房者相比，普通收入群体要么辛辛苦苦工作却付不起首付，要么用几代人的积蓄购买一套房子，而且每个月还要还房贷，严重透支购买力。高房价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财富分配，更关系到社会公平的实现。”曹建海说。
九三学社曾经提出，房价过高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的一个突出问题，不但抬高了城市商务成本，降低了竞争力，而且扩大和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成了社会矛盾最集中和最易激化的导火线。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房地产不仅具有市场属性，也具有民生属性。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富人占有了太多的房屋，为此，政府必须适当调整利益分配，向穷人倾斜，加大保障性住房供应。
国 际 上 ， 廉 租 房 一 般 要 覆 盖15%至20%的人口，发达国家则覆盖30%至40%的人口。而在中国，经济适用房仅占总住房面积的6%，廉租房的覆盖人口不及5%，历年完成的保障性住房不及各地政府承诺的一半，如2009年承诺60多万亩保障性住房用地，而实际上只完成了30万亩。
有关专家建议，防止房价快速上涨而导致的贫富差距的加剧和社会矛盾的扩大，必须通过制度的完善来解决。如加大对房地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和腐败的打击力度，保证房地产企业资本金到位，实现土地拍卖出让阳光化；尽快开征物业税，抑制个人和外资的房地产投机行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性住房制度，向市场提供更多廉价的土地和廉租、廉价房；完善社会公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机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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