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么意见分歧，全体中国人对日本侵华、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愤慨应该是舆论一律的（个别“战略家”欢迎日军帮我们消灭对手的论调至少不敢公开说吧）。当时已近40岁的父亲听到首都沦陷时大哭了起来，这是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的。

名古屋市长最近的言论激发了强烈抗议和一连串后续动作，而民间却关注在场的南京领导当时是什么反应，官方媒体一到这种关键地方就训练有素地打马虎，但是包括现场录音在内的一些证据表明这位领导没有明确地反击，也只是打了个极其不合时宜的马虎，还按既定程序回赠了礼物，尽管我对这位政法委书记带队到日本交流感到有点不解（难道向他们学习司法独立？），但是决不会怀疑他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究竟怎么会出现这种反应，已经引起了网民们的质疑，但是我觉得并不奇怪。

首先，有个细节不能不注意，就是对方似乎是和色悦悦（甚至带着点“报恩”的腔调）提出这个谬论的，这位领导沉浸在“友好气氛”中一时可能反映不过来。假定南京领导遇见的是街头大吵大闹的“反华分子”，可以设想他的神经一定蹦紧，反应不会如此差劲。他们平时的“应对策略训练”可能就没有包括这类状况，话到这里看来无非就是“加强外事培训”这类头痛医头的措施了。

当然我觉得根本问题不在这里。现在官至副部级的中青年才俊，不仅决不差学历文凭（不是西太平洋大学的），而且按照台阶上来每级都要各种培训（各地大小党校不就是专门干这个的），邀请宣传外事部门，甚至李希光等国际问题大专家讲课也是常规，但是无论讲课内容多么详尽，都不可能预先设想到未来可能遭遇的各种具体场景，惟有学到“应对突发事件”的精髓而不只是招术，甚至花言巧语（例如有人发现李希光在国外用英文写的与在国内用中文写的大不一样，这大概就算招术或技巧)，才能真正应对自如。当年的周恩来陈毅，以及我博文中提到过的龚澎他们，受过传统教育，内心相信事业的正义，这就因为掌握了精髓，才令国内外敬佩。

糟糕的是我们的教育（包括课堂和社会）最缺的就是这个，不仅在官场甚至在学术界，要想成功首先要学会规则（本来想写“潜规则”，后来想想早就不“潜”了），那就是永远不要管自己内心真正是怎么想，一切听最大领导的。那个带队领导，他听到一句关于南京的鬼话难道没有自己自然的反应吗？他手下的那帮总不见得是让日本人灌迷药了，即使领导脑子进水，难道没有想到在旁边提醒一下吗？老实说这件事情最令人愤怒的正是在这里！

几年前我遇到一个相关的情况，一直想找机会解释说明一下，现在借这个话题多说几句。

1998-2004年我被单位推荐文化部批准，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国际图联(IFLA)“信息获取自由与言论自由委员会(FAIFE)”，被动地参与了政治。出乎意料，在任职6年期间的正式会议上都没有出现什么意外或者令我尴尬的情况。而在那个时期IFLA的邮件列表倒经常出现政治性的争论，其中一位古巴图书馆协会的常借这个平台指责西方，虽显得与这个机构的专业性有点不相称，但开始也没有太大影响，后来有个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什么人突然冒出来单挑，与那个古巴人你一枪我一棒，把IFLA的舞台搞得象联合国，我看得出大多数IFLA人对此是不满的，但是大家都很“君子”，不说。直到那个美国人把棒子扫到中国头上，说中国应该分裂为几十个小国家，还具体提到一篇《华盛顿邮报》文章关于中国议论自由的文章，嘲笑中国的图书馆里是看不到的，等等。我觉得应该说几句话了，于是没有得到什么指示，也不去请示就参与了在这个邮件组里讨论，没有漫骂，只对国际图联变成了一个政治擂台表示厌恶，对那个美国人有点尖刻，我知道我们馆里应该是有《华盛顿邮报》的，特地请人查了那一天的报纸，确证之后告诉那个人，“这张报纸可以到上海图书馆四楼来看，当然是开架的”，这其实是最厉害的反击。后来的效果也是出乎意料，那位确实在IFLA平台对中国问题闭了嘴，而且一位美国某大学图书馆的退休馆长和IFLA当时的主席都发邮件对支持我停止政治化的观点。在IFLA平台上香港某大学一位英国籍的馆长对IFLA政治化也公开表示了反对，国内有几位发邮件支持那位香港馆长的立场，也算间接支持了我。

让我纠结的不是这个，而是事后一个情况。我的几个相关邮件被人转发到一个图书馆的RSS里，有个人跟帖骂了我几句，有位很好的朋友看不过去，跟帖帮我说话，说我是因为职责在身，似乎有不得不如此的意思。实际上他帮了倒忙，我要在此慎重声明，那事发生在2005年，我已经不是FAIFE委员了，我这样做真是出于自己的内心，不需要请示不需要打听领导最近讲话的调门，坦白说就是请示了也不会有人理你，反倒无法进一步做什么了，而那个美国佬还在那里如入无人之境地发挥。

最后交代一下几位相关人士的情况，那个在网上骂我的是个小姑娘，她后来发邮件向我道歉，说自己当时遭遇挫折，心情很差，我当然不会计较；而我在介入以前已经看到IFLA平台上说那个纽约图书馆的人确实是个政客，正在谋取州议员的职位，这当然是外国人，最可能是美国人揭露的。他是波兰移民，现在许多人都认识到一个事实，那些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过几十年的部分东欧人现在是世界上最反共的人群，这个现象倒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