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是福是祸，也许不必几十年，只要稍有判断力的人，本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原则现在就不难得出论断。问题不在于“现代化”本身，而是在打着“现代化建设”的招牌，从事着伤天害理、恶贯满盈、罄竹难书勾当的掌握着权力的人与利益集团，也就是那些中国的“路易十五”，他们的逻辑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北京梁林故居被拆除，恰恰印证的是“罪在当代，耻在千秋”，比起全国性的此类毁坏文物现象，这或许只好算是小菜一碟。只是可怜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已没有机会再流泪了，不过“眼不见为净”到也是他们消除悲伤的最好方式。从当年梁思成为北京拆除城墙与牌楼哭鼻子到今天拆到自己头上，经过了将近六十年，中国在物质上已从一穷二白到“实现小康”了，但在人文精神上，非但没有任何长进，相反体现出更加的可悲，无耻与残忍。
想当年北平的和平解放，其中包含了国共双方为使城市古迹免遭炮火破坏的共同情怀，占上海时为了保持城市面貌完整，陈毅把这场战役称作是“瓷器店里打老鼠”。而具备这种意识的是以“小米加步枪”，以农民为主的，一直被称之为是“土八路”的解放军。如今我们那些西装毕挺，人模狗样，不可一世的权贵们，个个都有着不凡的学历，三天两头出国考察，“学习借鉴”，却没有培养出对历史的尊重态度和对人文关怀的起码良知，利用手中掌握着的“人民赋与”的权力不断满足着一己之利。
五十年代虽然有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有过拆旧建新，重视“多”和“快”，轻视“好”和“省”的现象，被时任教育部长的张奚若斥之为“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否定过去、迷信未来”。但过去和现在的本质区别在于：那一代人凭的是一股建设新中国的热情，文化水平有限，也缺乏先进技术。而现在是在今非昔比的情况下，在贪婪欲望驱使下上演着一幕幕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惨不忍睹的活报剧，更大的不同在于，前者仅仅被批评为是“盲动冒进”，而后者除了重蹈有过之无不及的前者覆辙外，更随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一个群体——“贪官”。
中国向来是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前人留给我们的引以为傲的东西，是那古老的遗址与建筑，珍贵的书画与文物。从那些先进国家不难看到的现象是，他们今天的先进与高度的文明都是从保存完好的过往历史中“长出来”的。提到文艺复兴都知道三个画家，谁又知道佛罗伦萨当时的GDP是多少？而在中国，以铲除历史积淀，打造粗鄙“现代”，摧毁文化底蕴，建立低俗恶名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果让一个中国官员去威尼斯当市长，恐怕这个城市很快就不复存在。这些人嘴上时不时批判文化大革命，手上动不动大革文化命。是这些官员真的不懂历史人文价值吗？未必，但如果不“破旧立新”开创“项目”，中饱私囊的机会又从哪里来呢？
汪洋书记做“人官”不做“狗官”的说法并不恰当，都知道狗通人性，而这些人连狗性都没有。路易十五在历史上臭名昭著，而他的游魂在中国随处可见，已经成为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常态，不是习惯说的“少数害群之马”，而是在群马之中找不出几匹好马。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胡乱规划，野蛮拆迁的同时，为保护北京古建筑，四合院，多年来呕心沥血，四处奔走，为抵制罪恶行为艰难抗争的却是一位名叫华新民的法国血统的女子，而她的父亲华揽洪曾因梁思成的推荐，担任过城市规划委员会的第二总设计师。
谁都明白，历史传承重在人文。一个国家或民族哪怕在灾难深重时也不惜代价对文化悉心保护，这才叫民族情怀。二战期间的法国为使巴黎名胜古迹免遭破坏，根据1907年《海牙公约》，宣布它为“不设防城市”，并放弃抵抗。五十年代“梁陈方案”被否定时，梁思成曾说：“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而梁林故居被拆之类的行为，是在“梁陈方案”的谶语中犯下的又一昭章劣迹。北京已经由“古城”变为“故城”，体现出了它是良知与人文精神的“扒离”之都，也足以证明我们将作为愧对祖先，羞面来者的一代罪人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都说中国是“东方睡狮”醒了，不错，是吃了药醒的，好象还吃错了药，醒后呈现出了癫狂和乱性，“保护性拆除”、“维修性重建”、“礼节性受贿”、“合约性宰客”、“临时性员工”等等等等，不知是否是“先进性教育”造成的。从“全社会道德滑坡”这一说，到不敢吃，不敢喝这些史无前例的状况，这种“小康”，实在不知道“康”在哪里。揭开“繁荣昌盛”的假面具，不难看到“盛极而衰”的真隐患。
如果把党和政府比作一支军队，不是靠说的有多好听，也不是口号喊得多响亮，真正体现战斗力的全靠“两员大将”，一个是“党员”，一个是“官员”。虽然党中央强调“以民为本”，但许多地方呈现出的现象往往是能力不够就用权力作代替。所作所为经常会让人仿佛看到过去黑白电影里的镜头，一位老大爷拄着用树枝做的拐杖戳着地面，颤颤巍巍的说着：“这是个什么世道”。更有甚者的是会给人一种时空穿越的错觉，联想到满清时代。
即非杞人忧天，亦非危言耸听，目前的现实常常会有两个句子环绕在耳边，一句是国歌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另一句是当年法国人布朗基的书名《祖国在危急中》。如果说文革是浩劫，但还留下许多令今人无法超越的“红色经典”，今天能留给后代的除了环境污染，劣质工程，低俗文化，道德沦丧，世风日下外还有什么？“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个最坏的时代”，身处“利在当代”的今天“很幸运”，想到“洪水滔天”的未来很悲哀。
本应是一个真正的好时代，却被那些路易十五的“游魂”搅得乱相纷呈，在失去了仅凭个人威望就能稳定社会的伟人之后，靠什么力量来治理这些祸国殃民的“游魂”成了考验智慧的一道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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