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接受过任何人资助(杜建国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
(2012-03-02 00:31:25)
| 冲击世行报告发布会的杜建国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称： |
| 我没接受过任何人资助 |
●南方日报记者 冯善书
杜建国火了。
几天前，这名山东汉子在经济学界还是名不见经传，然而，经历前日在世行报告发布会现场的一闹，已然成为全国舆论界炙手可热的人物。更出人意料的是，杜建国的“行为艺术”再度挑起了社会各界对国企改革路径选择的激烈争论。
昨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几乎要把他的手机打爆。轮到南方日报记者拨通时，他已经是第四次给自己的手机充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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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独立学者，还是“既得利益者”？
杜建国到底是谁？此前，网络上并无太多关于他的信息。而杜建国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只是介绍自己是山东人，未上过大学，曾在环保部下属的《绿叶》杂志工作，目前在给两家网站做顾问，专注于西方近现代史/经济思想史和政治学的研究。
他在当天的记者会上派发自己写作的《世界银行，带上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时，一直自称为“独立学者”。然而，学术界，并没有很多人听过这个名字。
他真的是独立学者吗？昨天，面对南方日报记者的追问，杜建国一再强调，“独立学者”是目前对自己最为恰当的概括，因为当天到现场抗议，是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独立作出的决定，他的研究，从来没有依靠过任何人和任何机构的支持，也从来没有受过任何个人和机构的刻意影响。
他认为，那些指责他在“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完全是以己度人。“当下确有很多学者在为利益集团说话，但我没有。”
杜建国还举例说，很多名流在网上为钱说话，有些甚至还是拿了钱的，却没被骂成为利益集团服务，唯独他给国企辩护了几句，就被扣上了一顶帽子。“事实上，我还为讨薪工人说话，为无家可归的人说话。”
杜建国说，国企改革是一个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的话题，特别是近年来，整个社会都在讲“国富民穷，国进民退”的话题，他很早就予以关注，并为此做过调研，写了一系列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缉刊》、《环球时报》和《中国改革报》等报刊上。
他透露，为国企说话的文章其实很难发表，最近几次，杂志社答应得好好的也反悔了。“如果真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文章应该很好发表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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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炒作自己，还是揭露真相？
当杜建国昨天成为全国媒体都想抓住的新闻人物时，有人说他“的确成功了”。
在微博，一些人质疑杜建国此举完全是为了炒作自己，根本不是为了要打破什么话语权垄断和揭露真相。
而面对南方日报记者的采访，杜建国反驳说，这样的判断是毫无道理的。“我以后会陆续把自己的研究文章发表在博客上，以供大家阅读研判。”
回忆起前日在佐利克行长面前抗议的那一幕，他解释为是自己站在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上的“冲冠一怒”，“在一个严肃的学者面前，世行那些人都是一群有权势的骗子，根本不值一提，我若不是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着想，根本不屑于搭理他们，更不会想借世行来出名。”
杜建国对记者说，现在的舆环境很糟糕，话语权都被一些真正的利益集团垄断了，想为国企说话很难。
杜建国说他选择为国企说话，基于以下一些事实：
一是，国企老老老实交税，已是对中国最大的贡献，这保证了政府财政的充盈，这一点即使有同等资产、同等就业人数的民企都做不到。大多数民企都在想尽办法地偷漏税。政府要改变民生、办大事，都得花钱。现在我要问谁交税最多，答案肯定是国企，尤其是央企。
二是，除了交税，国企也在向国家上缴部分利润。民众普遍有误解，国企剩下的利润都给管理人员私分了。事实上，这种情况不是没有，而是被夸大了。多数情况下，企业留着钱，是出于保运转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中国经济要保持高速增长，每年的投资都很大。表面看来，国企的收入很多，实际上其投资压力非常大。对于国企有哪些钱没花好的，这个可以先调查，再就事论事。
三是，国进民退是个伪概念。事实上，很多方面，政府对私企更好。譬如，在央企参与房地产开发的问题上，媒体曾群起攻之，后来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下文要求央企退出。按理说，在市场经济下，谁都可以来投资。但事实上，国企面对的条条框框和不自由、不公平，比民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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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舆论怎么看杜建国？
杜建国的“激情表演”引起了会场的一片骚动。然而，前日首当其冲的世行行长佐利克，却显得格外淡定。他不仅没有为这个不速之客表现得大惊失色，反而一直在座位上仔细听着译员对杜建国言论的同步翻译。
直到杜建国一分钟后被“请”出会场，佐利克才自我解嘲地说，“如大家所见，这份报告在中国引起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争论，这也反映了任何一份好的报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结果。”他还表示，世行报告中提出的关键思路就是，应该能够允许这些公开讨论，允许公众参与讨论。
不过，在国内的学界和舆论界，各方对杜建国的行为却褒贬不一。
其中，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就表示，他本人完全不同意杜建国的说法与观点。“
杜建国不懂这个报告，也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这种做派已经跟不上国内改革的变化和世界经济形势变化。以国企问题为例，我国的国有企业比重曾有过下降趋势，而近几年来却不断上升，这不是好现象，是改革迟缓的一种表现。国有企业的比重不可以一直上升，应该得到有效地控制。”
而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长安亦认为，杜建国的行为有些过激，其实“让国有经济私有化”的声音一直都有，应该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目前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上升，我认为需要进行结构调整，适当收缩国有企业的战线。国有企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退有进，不能光保值、升值。“现有的国有企业政策确实没有考虑到对民营企业的冲击。”
不过，著名时政评论员秋风则在其微博上称，支持杜建国的抗议权，也支持他的立场：“权贵体制下的私有化必然是权贵私有化。中国社会就是因为世纪之交的权贵私有化而被撕裂的。要分，必须在民主化以后，现在必须保留。国有企业也完全可以兼容于市场体制，只要进行必要的制度变革即可。”
而三农专家李昌平也表示，世界银行佐利克遭遇杜建国的“踢场子”是个很正常的事情，比“扔鞋子”文明！他认为中国应该有更多的杜建国。
不能简单定位在
反改革深入上
■微点评
◎发达国家在世行中间呈现强势声音，虽不能说世行的报告就是错的，但给提供审核世行报告的机会。杜建国和世行的观点同样都需要放在放大镜下认真检验。这一行为提出了这个思考机会，是有意义的，避免了更多的人人云亦云屈服于权威。不能简单定位是反对改革深入。
◎个人而言不同意私有化越多越彻底越好，作为学者，我认为保持一定的国有化率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一是很多行业因本身的社会角色缘故是不适合私有化的，二是在完全私有市场中资本为王，会加速财富的聚集和增大贫富差距。
◎私有化后，资本强势，普通民众能有说话权吗？我看不可能，在股票市场上，小散从来都是被凌辱的对象，只有财团投行这样的机构才有说话权。在财团说话和国家说话的选择中，国家更有可能代表全民的发展方向。目前国有化也不是无懈可击，应该实施国有企业利润全民分红计划，才能实现全民拥有的意义。
◎一些学者的思维还停留在放缓就不是改革的这种逻辑。私有化与否一定要根据国家形势来判断，之前的改革进程，是因为国家资本在国有经济中的比重占比太高，不私有化市场无法发挥灵活机制。
◎现在我赞成私有化放缓，根本原因在于，现在市场化程度已经高度活跃了，已经是资本为王的时代了，如果那些跟国际民生相关的行业，如银行继续私有化，结果是，你我这些没钱的人不会获得好处，有钱人和有钱集团将会获得好处，这就是说银行私有化以后的获利跟穷人无关，让富人更为富有，会加速贫富分化。
◎一部分学者可以算是既得利益者，其说话有意无意将代表着其利益集团，要求加速私有化，让其和其代表的利益集团更加富有，可以理解。另一部分学者是思维惯性，看不到本质规律，只是认为私有化就是改革。所以，才出现绝大多数学者声音一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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