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最近，“把公共服务交给社会组织”的观点又一次引起了大家关注。
新浪网的“新观察”专门对此做了一期话题予以论述：“我国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公共管理服务还不能满足人们的期待和愿望——这是温家宝总理3月19日在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指出的问题。这样的现实基于一个大的社会背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发展，我国社会结构、社会形态和利益格局深刻变革，人们的社会心理、行为方式和利益诉求明显改变，对生活有了更高期待，对获得公平的机会、实现全面发展有了更迫切的愿望。”（来源：新浪 新观察26期http://news.sina.com.cn/z/xgc26/）
实际上，人们往往对社会上产生的问题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在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上常常相差甚远。这与当事人的视野、立场和思维方式都息息相关。
那么，如何才能恰当解决政府公共服务（诸如教育、医疗）缺位的难题呢？有些人所鼓吹的“把公共服务工作交给社会组织”就是唯一出路吗？
1、毛时代医改成功案例的启示
既然承认“管理缺位”，那么有能力创造改革开放巨大成果的政府就没有信心和能力将其“补位”吗？对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几十年前“贫穷落后”的毛泽东时代医疗改革的成功经验。
新中国合作医疗的典型是一个叫覃祥官的人在鄂西长阳土家山寨创造的。覃祥官主动辞去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在大队卫生室当起了记工分、吃农村口粮的“赤脚医生”。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覃祥官首创的看病吃药不花钱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90％以上的农村推广，惠及亿万农民。据统计，从1965年到1980年，中国约有90％以上的生产大队实行合作医疗，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在这个网络下，有51万正规医生、146万赤脚医生、236万生产队卫生员和63万农村接生员。
1972年，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真实记录了当时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的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
（参见：《北京日报》 李砚洪 《赤脚医生——20世纪中国的温暖记忆》 ）
实际上，赤脚医生的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其依托于一个强大的基层组织——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一个复杂的、不单纯以营利为目的、协调基层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群众组织，它与群众关系极为密切。赤脚医生的基础服务是要算工分的。正是通过这个复杂的协调系统，完成了前三十年低成本高效益的基础医疗福利的普及工作。然而30年后，人民公社组织被彻底打散，赤脚医生也便随之消亡。
历史经验不可能简单照搬，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何况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今非昔比，这不也使各种“顶层设计”者们有了服务人民的更大本钱吗？
2、“武训们”能承担公共服务的重任吗？
一些人认为如果降低 “慈善”基金会公募资金的门槛，使“慈善”事业发展壮大，各种社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在这点要向西方看齐。其实，所谓 “慈善”之类的社会救助机制也非西方所独有，至少在中国古代兴办义学就是“慈善”的一种。比如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武训——还是值得讲一讲。
武训，原是清朝末年山东堂邑县的一个乞丐。据传他靠着乞讨，筹款兴办所谓义学，想让更多的穷人家的子弟能够读书识字。武训的义举在当时受到各界普遍高度的评价，光绪皇帝甚至封武训为“义学学正”，赏穿黄袍马褂，又敕建“乐善好施”牌坊。后来，武训的故事被拍成电影《武训传》， 1951年初在全国公映后，由于毛泽东主席认为该片有思想倾向问题而遭禁播。直到2012年3月15日，电影《武训传》才在国内被解禁。因此，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于电影《武训传》比较陌生。
（新闻来源：新中国首部禁片《武训传》修复出版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3/22/13359176_0.shtml）
我们可以看看毛主席对武训是怎么评价的。在毛主席看来：“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称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称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
当然，所处的时代不同，许多话语或许现在看来难免偏激，但里面包含了毛主席对“大仁政”与“小仁政”差别的清醒认识。武训为了办义学，自己过得十分清苦甚至终生不娶，但他所帮助的穷苦孩子毕竟有限，即使这些孩子都通过科举改变了人生命运进入上层社会，也永远不能改变清王朝造就更多贫苦家庭和孩子的腐败机制；武训也只能被立为社会的道德牌坊，实际上肯定了不公平社会结构的合理性，难怪皇帝对他会褒奖有加！
这里指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公平”。在一个两极分化极端严重的社会下，不对社会整体的不公平结构进行改造，而只在“小仁政”上进行小修小补，是无法改变社会的整体状况的。因此武训终生办义学，也就改造少部分人；而重庆政府仅四年的共同富裕探索，就成了实实在在的“大仁政”。如果武训仅因为这点小慈善就被如此赞誉，那么重庆市政府这个“大武训”岂不要被吹上天？然而，重庆市政府所做的仅仅是共产党人所要求本职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走共同富裕的民生之路。
电影解禁说明其曾经被否定的价值立场重新获得了合理性。如今武训成功复出，恰逢鼓吹发展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声音此起彼伏之际，这是纯属巧合还是相互附和？但是不管怎样，从根本上解决诸如教育不公平等社会问题，是靠政府推崇、补贴各种“热心慈善的爱心人士”来修修补补，还是创造一个公平健康的社会机制，孰优孰劣一清二楚。看来，政府真把公共服务的重任甩给“武训们”，他们恐怕也难以胜任吧！
3、谁在承担政府“甩包袱”的阵痛？
改革管理体制，我们既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也要同时汲取反面的经验教训。
2005年新奥尔良市遭受卡特里娜飓风重创，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汪洋大海。之前该市已经把灾难应急服务转包给一家民间企业，该企业仅制定紧急计划就花了100多万美元，灾害发生后却没有后续资金来采取任何措施。而此时市政公共部门也是脆弱无力、资金缺乏、效率低下，灾害发生一段时间后仍不能有力组织救援和重建工作。经济地位稳固的人可以叫车出城，住进旅馆，打电话给保险公司；而十二万新奥尔良无车阶级要靠国家撤离，他们苦苦等待救援，救援根本没有出现，他们绝望之余，发出求救信号，或是拆下冰箱门，当成木筏划走。同时，只有富人可以享受价格质量一流的私营医院救治，而多数普通难民只能进入医疗物资和人员稀缺、得不到精心照料的机场临时医院。即使风灾过后将近两年，慈善医院还是没办法重新开张，法院系统只能勉强运作，民营化的恩特基电力公司(Entergy)还没有恢复全市的供电，却威胁要大幅提高电价，因此从联邦政府取得两亿美元的纾困资金，引发物议。公共运输系统遭到掏空，几乎失去一半员工。庞大的公共住宅计划弃而不用，空无一人。
不仅如此，奥尔良政府反而进一步采取了所谓“自由市场解决方案”来恢复重建，把学校、医院、交通运输、饮用水、安保等服务从政府剥离给企业，政府的调控和服务能力被大大削弱，有钱人可以购买更加优质的服务，只是苦了大多数老百姓。
（资料来源：《休克主义》 加拿大 娜奥米）
由此可见，即便是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也无法单纯依靠社会组织来解决问题，反倒酿成了巨大的浪费与两极分化。而在我们改革中的中国，决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总结其原因，其实也十分简单。所谓社会组织，其实质仍然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只是他的客户是政府。他们向政府索要巨额的财政支付，而拿了钱却不办事或少办事，或者干脆外包给下家，层层外包之后，落到老百姓身上的利益就少之又少了。最终的结局仍是富人得益，穷人惨苦。并且纷繁复杂的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必然会夹杂着极大的腐败，相互关系复杂，根本难以追查责任。社会组织吃完政府财政就破产走人，你能拿他有什么办法？吃亏的还不是纳税人和广大民众？因此，改革的路还很长很长。
结语：
改革无疑已是当下全民的共识，其关键问题在于是否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让改革的措施尽可能的惠及老百姓，其效果直接体现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意志和能力。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直接涉及医疗、教育、就业保障等重点民生问题，需要实施统筹全局和长远利益的系统性工程，政府不去做，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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