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韦斯去世动摇拉美左派阵营》，埃菲社波哥大3月5日电，《日本经济新闻》3月7日报道，法新社哈瓦那3月6日电。以查韦斯去世为标志，拉美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即将遭受重大打击。当然，拉美之所以能够掀起左翼运动，除了拉美本身的阶级矛盾非常严重这个内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因在于美国的全球战略使得美国长期无暇顾及其“后院”的变故。
由于美帝国主义最早的战略重心是在欧洲，因此，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处于在欧洲和中东进行收割利益的进程中，并且以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为高潮。可是，美国在欧洲和中东所获得的利益越大，实际上也意味着美国对欧洲和中东的剥削和压迫的力度也越大，因而，导致美国在欧洲和中东遭到的反抗力度也随之增大，而美国为了维护其在欧洲和中东的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放在欧洲和中东事物上，再加之，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也日益深入地介入到东亚的事务中，更不要说美国自“911”后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这件事情了。由此，美国的这个“两头在外、中间空虚”的状态就给拉美地区的人民掀起左翼革命运动的高潮创造出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当然，使得拉美能够掀起左翼运动的一个关键在于古巴革命政权的存在。古巴革命政权在美帝长期压迫下屹立不倒的这个事实使拉美人民感到走社会主义革命这条路是行得通的。因此，当拉美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剥削深恶痛绝的时候，左翼运动的兴起也就无法阻挡了。
可是，历史的轨迹总是曲折和反复的。随着美国称霸欧亚大陆的图谋破产，危机无可避免地自美国国内爆发了出来，而这件事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因为，当危机从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引爆出来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将再一次走下坡路，由此也就意味着刚刚被消灭掉2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又将开始走上坡路了。不过，在这一历史性的转换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政治军事危机集中爆发的时期，并且由于战争手段因生产力的提高而导致的巨大变化将使得战争的样式、规模和时间都较之以往大不相同，黎明前的黑暗往往是最黑暗的(正如股市在底部或顶部呈现出“底背离”或“顶背离”的现象那样)。
也正因为世界变得更加黑暗了，因此让很多人都产生了幻觉，在帝国主义势力看来，眼下正在世界各国发生的变化似乎是非常有利于它们的，但它们不知道，这实际上只是回光返照罢了;同样的，在广大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看来，前途更加暗淡了，特别是在这个阶段，最容易出现叛徒，投机分子大批地弃明投暗(正如小股民们总是在股市底部集中割肉、在股市顶部集中进场买入股票一样)，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目标因此几乎完全实现了。不过，月满则亏，当意识形态矛盾不复存在之后，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也就无法再被遮掩了。在此，还不只是指阶级矛盾的激化，因为在此之前，至少还有一场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军事冲突。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美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碰壁后，被迫调整战略。由此，美国从战略扩张转入战略收缩，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特别是“巧实力战略”充分表现出美国试图将政治军事斗争也进行金融化(杠杆化)操作的意图。也正因为美国越来越趋向回到孤立主义的状态中，因此，美国将战略重点从“远方”移回“身边”也就不足为怪了。也正因为美国全球战略的这一根本性转变，拉美地区左翼运动的外部环境也就日益恶化甚至不复存在了，因而，拉美地区左翼运动得以继续下去的保障就越来越依仗拉美人民自己的革命意愿和意志了。而查韦斯的去世以及在将来必然会发生的更加严重的政治变故都将极大考验着拉美人民的革命意愿和意志。并且，无论拉美人民自己的选择如何，美国基于它目前的战略规划势必要加大清除拉美左翼力量的力度的。因而，拉美陷入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低潮期也是无法避免的。
尽管马克思主义者也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就唯物史观而言，只要历史需要，具有同样作用的个人就会重新诞生出来。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在革命低潮期，抓紧时间学习和普及革命理论，培养和积蓄革命力量是最重要的事情，革命群众的革命理论素养越高，阶级意识越浓，革命高潮就会越早的到来，革命也就会越早的取得胜利。
《癌症能够植入人体吗?》阿根廷《文摘报》3月6日报道。我们在昨天已经讨论过美国在该方面的研究成果，其要点在于通过转基因技术使对象更易患上癌症，而至于这个目的是否能够最终达到，当然还有其他别的因素，但是，绝不能因为还存在别的因素就想当然地否定掉相关生物武器的存在。阿根廷的这个媒体试图用偷换概念的方式来使读者产生“不存在人为使人得癌技术”的印象，我们不知道这个媒体和这篇报道的背景，但是，我们从该报道根本站不住脚的论证过程中就能明白，要么该报道是由一个毫无逻辑思维能力和科学素养的记者写的，要么写这篇文章的人是为美国统治集团服务的。尽管该报道也承认能够通过辐射的办法来使人患上癌症，但是，该报道却断言“很难或几乎不可能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攻击手段。可是，众所周知，俄罗斯叛逃到英国的特工特维年科就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食用了含有放射性物质的饮食，最后死于非命。另外，根据阿拉法特的病症，也基本可以断定他是中了辐射而患病致死的，相关问题依然还处于调查阶段。因此，阿根廷媒体罔顾事实的做法使人不得不怀疑其做这篇报道的真实意图。
《中国需力避“中等收入陷阱”》，德国《世界报》3月7日报道，英国《金融时报》3月7日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3月7日文章。首先一个问题，这些老牌的帝国主义强盗和新旧殖民主义势力为什么那么担心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它们为什么那么好心地给中国出各种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主意呢?如果我们只看它们所给的建议，而不先从世界形势消长这方面予以总体把握的话，那么如此“注重细节”的做法只会让我们误入歧途。
现在很多人都讲“细节决定成败”，然而，辩证法告诉我们，使得“细节决定成败”这件事情得以成立的前提是我们对总体以及前进方向的把握是正确的。如果大方向就错了，那么无论如何死扣细节，最终依然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同样的，无论新旧殖民主义势力如何强调中国改革应该注意的细节，但，只要它们所主张的这一改革本身的方向就是错误的话，那么无论中国改革如何注重细节，最后这种改革只会给中国带来无尽的灾难。
那么这些“友邦”究竟给中国的改革定下了何种方向呢?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因此，无论中国的改革教如何变换改革的名目、掩饰改革的意图、伪装改革的内容，都改变不了中国改革是私有化改革的这个本质，因而，中国改革的进程实质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复辟的进程。也正因为改革的手段是私有化，改革的目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因此，中国必然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点也是新旧殖民势力得以掠夺中国财富、消灭中华民族的物质前提之一。
林毅夫说：“一旦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赶不上成本增速，出口下降而内需又无法足够快地被拉动，这个陷阱就会张开。”
我们来分析一下林毅夫的这句话。林毅夫认为有两个危险，一个是劳动生产率赶不上成本增速，另一个是出口下降而内需又无法足够快地被拉动。
我们很清楚，成本上涨有两块，一块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就是工人的工资增加了，另一块是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在此就出现了一个矛盾，既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换言之，也就是为了避免两极分化，既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工人工资增长的前提，那么，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又怎么会成为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呢?当然，林毅夫之流可能会为此辩解到他所指的成本上涨不是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是指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可是，劳动力的成本也就是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能力再生产出来所需要的耗费，而这些耗费对劳动者而言就是再生产劳动者所需要的生产资料，通常将这部分专门用于再生产人类自己的生产资料称之为生活资料，既然这些生活资料的价格上涨了，那么劳动力成本也必然提高，否则劳动者就无法再生产出自己。由此，我们又回到了之前所指出的那个矛盾，也就是说，当生活资料的成本上升后，劳动力成本必然是要上升的。
另一方面，如果生产资料的成本上升的话，那么其所对应的就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而不是提高了，由此也就导致了第二个矛盾，也就是说，林毅夫自己所讲的第一个条件本身就存在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不过，也正因为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东西，所以这也就成为我们认识林毅夫所持的真正立场的切入点。换言之，我们必须认为，这个在我们看来是自相矛盾的东西在林毅夫那里反倒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因而，这也就表明，林毅夫所持的立场和我们所持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由此，我们进一步反思林毅夫的逻辑，就能发现，要使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生产资料的价格上升同时发生的话，那么只有将工人的工资下降到一般劳动力价格之下才能实现(如果工人工资保持不变的话，那么失业率就必然上升。正如美国目前所经历的以失业率的增加为代价的再工业化，一方面通过应用大量的先进制造业装备来提升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在维持既有工资水平的前提下大规模削减用工数量，从而增加大批的失业人口)。换言之，林毅夫所提的第一个条件隐含着的一个前提就是工人的工资必须不断下降(或者是失业人口必须不断增加)，由此才能使得在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紧接着，我们就发现，在林毅夫的这句话里实际上还隐含着第二个前提，这就是，之所以劳动生产率需要在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的前提下实现提升，而且是更快速的提升，就是因为生产资料的价格不是由产业资本家决定的，相反，而是由金融资本家决定的，因此，这里不仅隐含着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这一前提，而且还隐含着金融资本家剥削产业资本家的这一前提，也正因为生产资料的价格由金融资本家决定，因此，产业资本家必须使得劳动生产率的增速高于生产资料价格的增速，以便使得自己在被金融资本家拿走大部分剩余价值之后还能为自己留下一部分剩余价值，并且，当产业资本家在足额支付工人工资的情况下所得的剩余价值不足以维持其资本的再生产循环的话，那么产业资本家势必只能通过压低工人工资的办法来确保资本的再生产循环得以按原有规模进行下去(如果要缩小生产规模的话，那么势必增加失业率)。
可是，到此，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尽管林毅夫认为劳动生产率超过成本增速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条件，可是，经过我们的分析可知，劳动生产率超过成本增速恰恰是以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剥削以及产业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力度不断加大为前提的，因而是以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不断扩大为前提的，换言之，在林毅夫看来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个条件恰恰是一个必然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
林毅夫所指的另一个条件是“出口下降而内需又法足够快地被拉动”。拉动内需这句话已经被主流媒体和改革教徒们讲了很多遍了。但是，它们始终讲不出口的就是靠什么来拉动内需?!由于生产过剩导致的所谓的内需不足实际上还伴随着失业人口增加(或工资水平下降)，因此，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是根本无法同时消除生产过剩和失业人口增加(或工资水平下降)这两个问题的。现在林毅夫之流所主张的拉动内需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想用消费金融来满足产业资本维持甚至扩大再生产规模的要求，但是，消费金融也就是让劳动阶级过上举债度日的生活，因此，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中国将爆发美国那样的金融危机。有人或许以美国搞金融消费已经几十年了为由试图论证中国也能如此过上几十年，可是，要知道，一方面，中国用20年的时间走完了美国200年的道路，因此，尽管消费金融在美国持续了几十年后才引爆了危机，而中国则恐怕只要几年就会引爆危机;另一方面，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其承受危机的能力最大，尚且遭到如此严重的危机，中国这么一个还没有完全统一的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具备美国那样的应对、化解、转嫁危机的能力和手段。因此，无论是消费金融还是利率市场化等消耗甚至掠夺人民群众存款的金融改革举措都是不可能让中国过上美国那样舒服的日子的。
也正因为林毅夫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其思考一切问题的前提，因此，出口下降必然导致工人失业或工资下降，因而才会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进一步加剧。相反，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前提下，出口下降根本不可能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更不要说是加剧这一状况了。
其二，林毅夫将出口与内需对立起来的做法实际上也意味着中国外向型经济的这个特质，因而也就意味着在中国从事生产的企业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存在的，相反，只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而存在的。由此也就引出了更大的一个自相矛盾的事情。也就是，中国的党和政府每年总是要在工作报告中强调，甚至在宪法中强调，“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然而，中国党和政府所推动的各项改革所导致的结果却是使得那些旨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单位越来越少了，相反，那种只以赚取更多利润为唯一目的的单位却越来越多了。由此，中国的改革不仅没有缓解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相反还使得这一矛盾的主要地位更加巩固了。如果改革而来的单位是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主旨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存在生产过剩这一问题，相反，只会产生生产不足的问题。可是，现在中国面临的不是生产不足，而是所谓的消费不足，实际上却是人民群众根本没钱消费。由此证明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本身取向的错误性，尤其要注意的是，这一错误的性质是违宪。
也正因为林毅夫所主张的改革并不是真正增加劳动阶级的收入，而只是用杠杆化的手段使得劳动阶级无钱消费的这一问题被暂时掩盖了而已，因此，这实际上也就根本不可能达到缩小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目的，相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两极分化问题会更加严重。
如此一来，林毅夫所提的两个“旨在避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实际上却是使得中国加速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手段。
当然，厉以宁与林毅夫的看法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只是表面上的，他们所主张的改革的前提和实质完全一样，只是改革的借口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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