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拥堵成中国大城市发展噩梦》，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月2日报道。中国大城市中的交通拥堵问题之所以日益严重，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在建国初，城市规划受苏联的影响极大，中国的城市建设普遍莫斯科化，然而，教条主义者们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口远远超过苏联人口的这个现实，因此，摊大饼式的城市建设使得城市居民花费在路上的时间极多，由此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再生产的成本。当然，幸运的是，在社会主义时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绝对统治地位以及普遍的公有住房制度使得人民政府能够通过鼓励人们相互调换工作单位或居所等办法来实现“就近上班”和“就近上学”，由此极大地降低了社会再生产的成本，换言之，由此提高了社会再生产的效率。这一社会主义优越性一直保持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然而，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公租房被产权房大量取代后，城市居民也就不可能再通过“换房”来达到“就近上班”和“就近上学”的目的了，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占据中国经济社会的统治地位后，城市居民更不可能通过互调工作单位来降低社会再生产成本了，尽管中国政府推行私有化改革的一个借口是为了提高效率。在住房产权私有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限制下，城市居民花费在路上的成本必然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加。特别是在摊大饼式的城建模式下，无论是增加私人汽车还是增加公共交通工具或其他基础设施，都不可能克服单一中心所带来的问题，也正因为各方都必须经过中心点或市中心才能达到目的地，所以，必然导致交通拥堵程度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加重。
其二，自上世纪九十年开始，中国的城建规划思路从照搬苏联转变为了照搬美国。教条主义者们自作聪明地提出了这么一种设想，即城市居民白天在市区上班、上学、消费购物，晚上回到市郊的住宅里休息。为了实现这一构想，首先是把城市居民大量地拆迁到市郊。然而，让洋奴们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这种根本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改革举措马上就来报复他们了。由于居民被大量拆迁到了市郊，所以市中心的商业开始陷入萧条，相反，处于市郊的居民生活区周边的商业却开始繁荣起来，没几年，市区的商业就纷纷开始向市郊的居民区靠拢，由此进一步加重了市中心的商业危机，而为了摆脱商业危机，市中心的房地产价格就被人为的炒作了起来，但如此一来，只是进一步加重了在市中心的那些企业的经营成本，由此造成恶性循环，企业不断地因承受不住高租金而迁往市郊居民区附近，市中心的经济形势则进一步恶化。其次，洋奴们——通过把居民拆迁到市郊——迫使居民增加在交通上的消费，由此来为相关的资本增殖做出贡献，又因为汉奸买办势力压制本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所以就导致了外资或合资汽车统治中国汽车市场的局面出现。也正因为扩大汽车销售量成为了汉奸买办势力的政治任务，因而中国既有的城建规划思路也就难以被撼动了，因为对汉奸买办势力而言，只有继续增加城市居民花费在道路上的成本，才有可能提高中国汽车销售市场的规模，由此才能增加外国资本的财富。
总之，中国的交通拥堵问题之所以日益严重，关键在于中国政府所推行的私有化改革以及建筑在这个改革之上的既得利益集团需要增加中国人民的出行成本。因此，只要转型接轨的私有化性质不被消除，那么中国的交通拥堵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克里再拒伊朗参加叙和平会议》，路透社耶路撒冷1月5日电。伊朗是否有资格参加叙和平会议，那并不是看美国是否愿意给伊朗这个资格，而是要看伊朗自己是否能够使自己在叙利亚问题上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正如当年，无论美国是否愿意和新中国接触，它都不得不为处理朝鲜战争而和新中国进行谈判，显然，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和美国建立起外交关系，那决不是新中国恳求美国而得的，也不是美国恩赐给新中国的，而是在一系列的重大斗争中，新中国让美国认识到只有和新中国进行谈判才能解决美国所碰到的问题。同理可知，如果伊朗不能让美国感受到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不可或缺性的话，那么它注定不可能获得与美国就叙利亚问题进行谈判的资格。
《美国放宽转基因玉米限制》，美联社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1月3日电。尽管受到科学家和环保主义者的反对，美国政府——为了满足孟山都的利益——而把大众的饮食安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尽管中国的汉奸买办势力会对此表示欢迎，但是，这反而进一步揭示了这帮支持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家伙们的汉奸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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