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群体，无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利益结构中都呈现出显著的分化。
几年前，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指认那些“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的知识分子。他还提醒道，“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这是对当代知识分子的一次深刻解剖，也是对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的强力破题。
知识分子理应承载民族的良心和理想，理应取义忘利，但部分知识分子功利主义的倾向，显然与这一理想人格背道而驰。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群体不以言利为耻、关注物质生活的改善无可厚非。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有人却已然将知识甚至理想视为市场中可以兜售的商品，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以博取升官晋级发财的机会;有的借助自身的学术领导地位垄断学术资源，巧取豪夺，大获其利。这群人名义上关注的是公共事务，但落脚点无一不停留在对自身利益得失的考量上。俨然一副学官商合一的样子，不仅与西方视野中的知识分子概念有本质区别，也与中国古代“士”的精神差之千里。
也有部分知识分子，没有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般堕入红尘，而是选择在改革的大潮前做犬儒。针对学术界的犬儒主义，有学者曾发表题为“学术犬儒主义应当缓行”的评论，文章指出，这部分知识分子标榜罪恶都是别人的，与我无关，而我则玉树临风，红尘滚滚而清者自清。去批判化和去思想化，是学术犬儒主义的当下写照，正是这一特点塑造出知识分子中“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明知是非却不管是非，明晓利害善能趋利避害。虽然貌似清高，拒绝合作，心里打的还是功利主义的算盘。还是这位学者不无辛辣地写道，对世俗的全盘否定与对世俗的照单全收，其思想方式是一样的，二者都没有确定的价值标准。正因如此，学者可以明码出售，被买入的学者作为学科带头人就是拿项目;一旦项目来临时，则先是为分配争斗，后就是为报销发愁。
当下以精英自居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但这些“精英”们能否名副其实，恐怕要打上个问号。有的“精英”爱以大众救世主面貌出现，以高傲的姿态俯瞰大众。有的“精英”信口开河，发出的一些言论不仅理论根据不足，而且缺乏基本常识。有的虽然一副为中下层民众代言的姿态，但表里不一，思想和行为已严重脱离大众;有的则公开跳出来为异化的权力和欺压劳动的资本代言和辩护。
这些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精英意识，是功利主义的另一种典型表现，真正内心忠实于大众和劳动的知识分子，不会有所谓精英的意识与做派。不得不引起警惕的是，一些所谓知识精英与干部队伍中脱离群众的一部分人以及部分资本的所有者，已经组成与大众相对立的精英集团。他们相互唱和，试图影响中国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在智库建设正如火如荼的今天，如何有效抑制精英主义倾向，坚持大众主义立场，就成为一个严重而紧迫的现实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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