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有病了，去医院求治，如果是一个医生，面对前来求诊的病人，一定要通过详细诊查从而确定病之部位、深浅。究属癣疖之疮还是病入骨髓?也只有详细辨明病灶、病因，才能对症治疗，从根本上起到治疗作用。又若是一个社会之病，面对诸多客观显现的社会乱像、怪像，也只有探幽求微、明辨是非，弄清致使所有纷杂乱像的真正原因，从根本之因入手，才能重新唤回一个朗朗乾坤。
但若是如同庸医治病，将深入骨髓的重症当作癣疖之疮去盲目疗治，那么，发展下去，将会收获怎样的结果?
再但如还有一些别有用心之徒，一些利令智昏之徒，一些人云亦云、从不用大脑思考只知跟风附会的脑残之辈，再对上述庸医一片称颂赞美之声，那么，他们不是对庸医的无耻捧死，对病人的间接催死又将会是什么?
改革三十多年来，导致一个特定社会显示的诸多纷乱诡异之相，不用一一示例人们也会明晰的。为此，网络评议、坊间话谈也对此有许多的不同看法与各种声音。此本不足为奇。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不是傻子、白痴，总会对外界事物产生一定的感知。由感知而感发，或还导致行动，也属常理之中。只是，人们想归想，说归说，抑或再是做了，都是生命个体的社会行为反映。即便是相当出圈了，产生非常恶劣影响，也自有法律作裁决。
不是听闻得有喧嚣甚响的所谓依法治国之声吗?
但有些事诡异在于，喊是喊过了，但却是对着特定人群作喊声的。也难以避免有定向性、选择性喊声之嫌。也不排除正在做着的，但做法同样有着所谓定向性、选择性之嫌。
近期，一个喊的较为典型的，一个做得颇是特殊的吸附了许多人的关注目光。
必须承认，说的再多再好也不抵一次真做。所以我们还是先从真做的开始说说。
太原恶警致死讨薪女性农民工一案，事发多日，尽管是有着那么多的讨伐恶警与声援农民工的声音，但公权力是怎样的一种态度?又是怎样的一种做派?
先是定性维稳恶警致无辜之人死亡一案为涉嫌滥用职权罪，及至有汹涌网议网评一时如潮而来，又以央视“焦点访谈”栏目作出此被伤害致死之讨薪农民工并非讨薪的蓄意定性。为什么?在此，阶级鸿沟豁然划开，如此赤裸裸不顾廉耻的颠倒黑白之舆论翻转其实更反映出良知的的缺失!为什么缺失?是被公权力授意作绑架挟持?还是因了自身利益的使然、必然?
至今，非但是被致死者亲人还看不到对凶手依法惩处的希望，更多对此一事的关注者、声援者，难道不也是白费了许多唾沫?虽是难抑心头不平之怒火，权且先让一腔怨气与愤懑化作指下键盘的铿锵敲击，再期冀以此告慰亡者冤灵，而唤醒更多不幸之同类的麻木不仁之心，更还奢望、梦望权力操持者能偶尔一顾弥漫特色天地间的这一权贵与资本联姻才导致出的暴戾之气，或能少许体恤一下“盛世河蟹”之社会的无数P民之蝼蚁性命与血汗付出……
但结果呢?结果是什么?
是所谓依法治国相关法律程序的漫漫等待过程。是央视替统治者作代言的态度表现。更好像是大腹便便、脑肥肠满、利令智昏却显然是有恃无恐的特别是精英对着无数P民所作的冷冰冰回答：你们不就是个屁嘛!还穷叫唤个什么?又能有什么鸟用?
接下来我们再转述那个喊得欢的人。
贺卫方!贺卫方!
这个一直不甘寂寞的“法律党”又代表了怎样一类人的那样一种政治诉求?他不遗余力为谁叫喊?为什么叫喊?
还据称：
贺卫方无疑是中国当今法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但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身上折射出在当下中国急剧转型的时代一名知识分子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与学术追求的“合理冲突”，而这种“合理冲突”也许正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所稀缺和迫切需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贺卫方的价值就不仅仅在于法学界、在于法学研究，而应在更为宏大和深刻的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加以诠释。
什么样的人才能与贺卫方同声相求、意气相投?
近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就落实中办国办1月19日印发的意见发表讲话。讲话指出， “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该讲话在互联网上遭到少数自由主义高校老师和微博上反共的公知大V的围攻。
可以视作是在教育部长的讲话精神影响下，2月3日，北大，人大等各大高校党委书记也就中办国办意见撰文作出响应，其中以北大党委书记朱善璐在中国教育报刊发的文章，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因文中明确指出，“严肃处理公开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行……”，对此，舆论普遍认为，在北大教授中，存在公开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言行的人物很多，包括贺卫方、张维迎等等，但近期最突出的是贺卫方。随后，贺卫方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但马上就有为贺卫方站台与声援的人物站出来了。
只见得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桑玉成不惜裸奔为贺卫方作辩护了。
对于贺卫方及其散布的许多宪政、政改谬论，人们应该能察觉到“法律党”毫不掩饰自己篡夺国家全部权力的野心。从边缘进攻敏感的中心——贺卫方他们一直以来所从事的即是以司法改革为突破口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于是，看似是围绕贺卫方个人展开的网络激辩，其实反映出中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方向应是什么，当然最根本问题还是要社会主义制度或再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问题。
一些左翼网站对此已有大量的网评文章出现。于此不再一一赘述。只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问题，高校思想宣传工作以及政治教育的方向由谁来作决定?即便是所谓的走社还是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又是否由贺卫方、桑玉成等人说了算的?
大学教授难道就能决定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取向?
又是谁赋予了他们如此之责?如果不是，如果不能，那么，尽批驳贺卫方之属的又有何用?
下面有一则微博评论：
@麒元?: 我们不再批评贺卫方。为什么?因为，贺先生是我们纳税供养的。我们送钱给富人，富人养了一条狗，狗被放出来咬我们。我们无须对狗儿怒吼!我们讨厌那些在狗儿身上表演左翼的家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帮着富人养狗?我们为什么不揍放狗的富人们?这无聊的游戏该结束了! 左翼不觉悟，人民群众就无法进步。一些以左翼自诩的家伙，坚决不许人民群众反对皇军，却假装反对皇军养的洋狗。左翼整天跟狗吵得昏天黑地，能解决问题吗?
还需注意一个问题：
2015年2月8日，国信办主任鲁炜接受了中央九套“走近中国”(closer to china)栏目的采访，就中国互联网管理的目的、遇到的问题等作了详细的回答，在谈到网络上的“大V”问题，鲁炜指出，(针对大V的言论)显然是一种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说法，确实有一些大V受到了查处，但是如果中国政府不鼓励大V，他们怎么能成为大V呢?
接下来鲁炜还有对此问题的一、二、三等等问题说明。我们仅看第一：中国政府支持大V，鼓励他们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成长成为大V。没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他们不可能成为大V……
所谓大V，指的是在微博上十分活跃、又有着大群粉丝的“公众人物”。通常把“粉丝”在50万以上的称为网络大V。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针对大V的普遍现象，那就是他们特别突出地表现抹黑中国的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制度，在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宣传普世接鬼等等方面他们大都会异常卖力与活跃。
通过上述这些客观存在并被公然承认的事实，譬如大V习惯性造谣、诽谤、抹黑、污蔑、攻击、蛊惑等等，再是还有政府支持，“不能没有一个宽松的环境”。还有人表示“我经常跟大V交朋友，我经常见大V”等等的。那么，不知对此人们会怎样去想?
是否有意以所谓思想解放，言论自由之名目而放纵一些人说一些自己尚不便于说的话?
最后仍要说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虽是不能否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但在此一作用过程中，经济基础才起主导与决定作用。所以，决定一个社会的未来取向，并不是贺卫方们所能决定的。无论是恶警王文军还是“法律党”贺卫方，都无不是一个特定社会。这个社会是怎样的特定性质?怎样怎样转型?
再回到文章开头的话，如果一个社会病了，它的致病之因是什么?是需动大手术还是仅用按摩发表的就可以?
再还值得思考的是，痛批贺卫方就能解决“特别是”积重难返的诸多社会问题?即便是王文军因此一致死案件被依法毙了，是否无数农民工的血汗付出将再也不能被拖欠?即便是贺卫方就此从社会上消失，是否影响中国的许多问题就能得以被解决?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些左翼应该怎样进行彻底反思?从而采取怎样的方法?
中国传统医学有治病必求于本的论述。那么，对于一个社会之病，什么才是致病之本?为什么要舍本逐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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