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应当敬畏历史！

——有感于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大清邮政总局旧址（北京邮政博物馆）”被侵占

胡 澄

　　中国近代邮政事业的历史充满着屈辱。从清朝末年建立邮政开始，就被洋人把持着，由法国人任清朝的邮政总办。这是清朝海关总署被英国人赫德把持之后的又一个国家命脉受制于帝国主义。而这段屈辱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见证——清朝邮政总局旧址——小报房胡同五号、七号院就在东城区崇文门内大街。1997年，北京市邮政局对这两个院落原貌修复，并建成了颇具特色的北京第一家邮政博物馆。此馆内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庭院幽深，历史气息浓厚。馆内陈列收藏着中国百年邮政的史料与珍贵文物，是一处研究历史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开馆后影响极大，在文博界和广大群众中有着极高的声誉，并被东城区人民政府定为“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3月7日，北京市第八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经市政府批准后正式公布。新公布的31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大清邮政总局旧址”（东城区崇内大街小报房胡同7号）赫然在列。在东城区第二轮修志中被郑重载入《东城区志（送审稿）·文物编》之中。

　　为了核实《区志》的记载，笔者于近日乘兴奔赴小报房胡同，欲一睹这个重要文物的风采，感受百年邮政历史的沧桑。不想却是败兴而归！

　　我到了小报房胡同五号、七号院外，却怎么也找不到“北京邮政博物馆”的踪影。却只见高墙巍巍，铁门重重，不见古文物的幽深雅致，却有一种非常“低调的奢华”之气逼人。我逡巡再三，不能去去。旁边一位在秋阳下晒太阳的老者见我如此情景，便问我干什么？我问：“这里是小报房胡同七号院吗？”他说：“这里就是，你干什么？”我说：“怎么北京邮政博物馆不见了？”老者听罢黯然一笑：“唉！你还找什么邮政博物馆，早没了！这个地方2003年就让一个高官看上，改建成他的官宅了！算上你，这几年得有大几千人来寻找邮政博物馆，但是早没了！”这时，旁边的一位妇女也插话：“当时改建的时候动静可大了，大兴土木，气焰冲天！把我们街坊的房子都震坏了，我们找了许多单位，无人敢管！”周围的群众渐多，大家都对这种损坏文物，自建豪宅的做法恨恨有声！我问大家是谁有这么大胆量，敢于毁坏文物建自己的安乐窝？大家愤愤喝道：——“周永康！”

　　啊！我惊得半天无语！一个主管全国政法战线的最高领导人竟然无视《文物保护法》，肆意践踏法律，侵占文物。昭昭法律明条，悠悠百年历史，就在一个贪腐之辈的肆意妄为中都化做了乌有！

　　但是，历史是那么好欺辱的吗？未见得！想当年太史公为修《史记》而游历天下，他在过齐国孟尝君故地（薛）的时候，就听到当地百姓对这位战国“贵公子”的恨恨之声，太史公都记入了《史记*孟尝君列传“论赞”》之中。后来宋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在其著名的文章《读孟尝君传》中直揭孟尝君是“鸡鸣狗盗之雄”！其实这议论是上接太史公的论赞的，连口气都得其仿佛。历史告诉我们，一些权贵当时看起来显赫一时，特不过是“鸡鸣狗盗之雄”耳！后来直落得个“骂遗千古”！看看现实周永康之辈的下场，不就证明历史的真理吗？！所以，权贵应当敬畏历史，才能避免在历史上“骂名千古”！但是，我们的历史为什么老让这些“鸡鸣狗盗之雄”所侵占呢？治史者当深思耳，而治世者更应熟虑焉！如果朝中“鸡鸣狗盗之雄”不清除，那么列强“虎噬狼吞”的历史就要重演！

    想想齐国之亡于暴秦的历史；看看清朝之受制于列强的陈迹，噫！可忧虑哉！

    是到了该“大清扫”的时候了！毛主席说的好：“扫帚扫不到的地方，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的党究竟还要“蒙尘”多久啊？！

　　现在，蠹贼已经落网，而文物依然被占，我们不禁要问，我们东城区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何时复建？！

附录：帝国主义与中国邮政

　                          霍锡祥　原著　胡 澄  纂辑

　　一、帝国主义攫取我国邮政的开始

  　　关于我国新式邮政的起源，应追溯到鸦片战争，清朝政府受到帝国主义武力威逼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一八四二年《中英江宁条约》里规定了英国人可以带同家属寄居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也规定了英国领事、管事等可以与地方官公文往来。一八五八年同英法订立的天津条约又规定了：“英国钦差、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送文专差同样受到清国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后来，丹麦、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借口“利益均沾”，也迫使清政府担负了保护各国使馆送文专差的专任。由于办理上感觉不便，改由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交由驿站代寄；随着文件到来，随时递送。那时各口海关税务司文件往来，原先也是由总理衙门代寄的。北京与天津之间，用邮差往来投递。但在天津海口封冻时期，北京使馆的邮件须改道由镇江寄发，用马差在北京和镇江之间往来，途程很长，也很不安全。总理衙门因而有将这项运寄邮件事务移交总税务司署办理的决定。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海关开始试办邮政，在总税务司公署内添设了邮务办事处。次年十二月又将海关冬季设置的邮寄办法，推行到居住天津的外侨，但只以洋文信函为限。这是由公务文件渐渐推广到私人信件的开始。

　　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清政府和英国签订《烟台条约》时，总理衙门派赫德（Roben Haft）总税务司通知英使威妥马说：“如邮政亦可视为该条约范围之内，总理衙门即可核准创办全国邮政。”结果，条约内并未列入。可是在总理衙门耠总税务司的交办事项单内有“通商口岸及就近地方，设立送信官局，由总税务司管理”的一项。这就是海关试办邮务，开始推广并收递华洋人民信件的根据。一八七八年（清光绪四年）起，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处，设立送信官局，略仿西洋办法，开始收寄人民信件，发行首批海关邮票。同年，九江、镇江两处也开设送信官局。这是邮政设局试办的开始。

　　此后，直到一九一一年，邮政才脱离海关独立，归邮传部管辖。赫德独揽中国邮政大权整四十年之久。

　　二、邮政脱离海关，落入法国人的掌握

　　清代国家邮政正式开办，初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节制。后因总理衙门裁撤，乃改归外务部管辖。一九○六年清政府预备立宪，改定官制，规定邮传部管辖邮政。但由于税务处成立，外务部所属的分立机关，海关和邮政，均改由税务处掌管。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奏请收回邮传部直辖。当年五月，实行与海关分离，邮政独立，直接由邮传部管辖。原在总税务司下之邮政总办法国人帛黎，改任为新设邮政总局的邮政总办。在总办之上设有邮政总局局长，派侍郎李经芳充任。可是局长毫无实权，一切邮政事务，统由帛黎处理。邮政大权原握在英人手中，由此改归法人掌握。

　　为了说明法国人掌管邮权的经过，当远溯自海关兼办邮政时期谈起。在试办时期英人赫德兼掌关、邮大权，还未引起其他帝国主义者过分嫉妒。到了正式开办邮政，通过各国公使正式照会，明确清政府正式创设邮政，赫德还兼任总邮政司，这就引起了英国的侵华伙伴法国人的注意了。就在邮政正式设立的第二个月后，一八九六年五月十九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七日）法公使施阿兰开始照会总理衙门说：“将来中国邮政局陆续推广，招募外国人员时候，法国人也应公平地共同办理。”这是一个开端。此后一直纠缠不清，要求也逐渐增高。史料很烦琐，不便多引，只将最关重要的交换文件抄录于后：

　　根据清邮传部邮政司档案所载，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三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法公使吕班致清政府总理衙门照会说：

　　“照得前中国国家让与各他国最厚之利益，因有此等情形，法国国家必须将条约与我国所沾优待一律，并以先竭力相助中国等事，倚讨相抵之据。此相抵之据，开列于后：中国邮政局总管一缺，法国人员当充补。本大臣应请贵王大臣查阅所开并无伤贵国之权，又专系我国必须倚讨相抵之据，断不能少减。除贵王大臣与本大臣体谅两国彼此龇龉各节与中国关系甚重外，本大臣无疑将所讨祥细查阅。”

　　同年三月二十日清政府总理衙门照会法公使吕班说：

　　“接准贵大臣照称：‘查迭晤之后，除特奉全权字据外，我国专命照行，以坚固两国友谊邻邦之情，本大臣即请贵王大臣应允，开列如左：一、中国国家将来说立总理邮政局专派大臣之时，拟聘请外员相助，所请外国官员，声明愿照法国国家请之意酌办，本大臣应请贵王大臣照复，以便查阅彼此心意相同，用来往照会作据为要等因；前来，本衙门查来；照所称，既以坚固友谊为言，可尤照办。嗣后中法两国，自当益敦友睫，永弭争端，相应照复贵大臣归报贵国国家可也。”

　　上引两个文件，便是过去研究邮政史料所称的“协定”、“换文”也就是一向当为“不平等条豹”看待的秘密外交文件。为什么邮政洋总办必须由法国人充任这一同题，这两个文件，便是书面的根据。

　　一八九六年正式开办邮政，是在“中日战争”的后一年。  由于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退还辽东，法国一直居功，向清政府索取报酬。尽管法国在续订中法境界及陆路通商专约和其后要求海南岛不割让他国等等所得甚多，但法人总是孰为不足。一八九八年帝国主义对清政府先后威胁分割港口，如英人独占扬子江流域、德人租借胶州湾、帝俄租借旅顺口等等。这样，引起法人“贪婪之心大戚”。照会所说：“中国国家让与各他国最厚之利益”便是指的这些租借地等。“以先竭力相助中国等事”就是指“三国干涉还辽”。所谓“倚讨相抵”，“彼此龃龉”，是要求报酬和功劳相当，如若不允照办，就将争吵动武，完全耍流氓态度。“断不能少减”更暴露了法帝国主义的一副狰狰狞丑恶面貌了。  因此，从“法国人公平地共同办理”，竟然转变到“总管一缺，法国人员充补”。硬说是“无伤贵国之权”，认为不是租地割地，因而就不许讨价还价了。那时总理衙门的大臣是恭亲王奕訢。上述照会原件由法公使吕班亲去总理衙门面交奕訢。  经过奕訢和吕班交谈几次，中国总理衙门还推托说：“邮政局已令总税务司试办，税务司所用之人，各国皆有，末便专归法员（当然这是奕訢和赫德商量后的决定）”，可是，法人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满意。就在照会送来一个月间，往返多次，钩心斗角，奕訢于赫德、吕班相互争持之下，也许英、法之间还有勾结或谅解，最后清政府才改变了一向采取推宕敷衍的方式，作了决定：“可允照办”。这四字就构成了“法国人办理邮权”的法律，自一八九八年直到一九一一年，经过十多年，帛黎才得高居邮政总局总办的宝座。而且帛黎、铁士兰都还是赫德一手培养出来的。中间法国公使几次三番地介绍了一些人来充任中国邮政“总管”，但都没有达到目的。

    在帛黎任职邮政总办期间，一直坚持用PMG（Postmaster General）这一个英文头衔。这是帛黎存心企图欺骗国际邮政视听的，因为在外国，Postmaster General是部员之一（也就是部长地位）。帛黎到辛亥革命的次年五月，因病返法。另一法国人铁士兰代理总办，英文职称改为ADG（Associate Director General）。一九一七年，正式任命铁士兰为邮政总办，才又改为Co—DG（Co Director General）。洋总办当政，自以为至高无上，藐视中国一切法律，在邮政处理问题上“PMG（后称Co—DG），Sdecision is final”（这是说在邮政章程“Postal Guide”里关于公众控诉邮件赔偿争执等等。只有邮政总办有最后决定权力的意思）。

　　三、国民党时期邮权帝国主义残迹犹存

      （一）洋员仍居高位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奄有南方各省，张作霖犹盘据华北。这时，南北双方各有一个邮政总局。北方总局设在北京，南方总局设在南京。北方总局最后一任邮政总办为法国人铁士兰（H．P．De—stelan）。这年四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京国民党政府又成了帝国主义手中的新工具。国民党政府一方面要求全国邮政统一，而另一方面又不敢得罪帝国主义，因此只得按照洋人意见，即任北局总办铁土兰兼充南局总办。铁土兰却一直没有南下就职。是年六月，铁士兰称病请假回国，临行派总务股长法国人濮兰（Poullain）代理总办的职务。同年八月，北京交通部迁往南京并入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北方邮政总局随同南迁。北方邮政总局向来是与交通部合署办公的，此时却因南京交通部房屋倡窄，不敷分配，只得在南京先设邮政总局秘书室，专办承转事务，而在上海北四川路邮政管理局四楼另设邮政总局办事处。直至一九三四年南京交通部大厦和邮政员工宿舍先后落成，上海办事处才被撤销，并迁回南京，仍与交通部合署办公。

　　南北两总局合并后，国民党政府所委第一任华人邮政总办为刘书蕃。刘在北洋政府时期，曾任贵州邮政管理局局长，是在帝国主义把持中国邮政时代中国邮员得任地区邮务长的两人中之一人。他在贵州结识了地方显要何应钦和王伯群。此时何应钦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王伯群任交通部部长，刘凭借这种关系得任交通部邮政司司长，并被派兼任邮政总办，因而在当时有“邮皇”之称。

　　国民党政府对帝国主义的奴性，与北洋政府并无区别。邮权虽已收回，为了巴结帝国主义，仍在总局内设邮政会办一职，指定由洋员担任。当时竞争会办一职的有两个法国人。一为濮兰，自恃曾任总局总务股长兼代总办，又因法国洋员在中国邮政方面具有某种特权，以为会办一职非他莫属。一为副邮务长赛西（De Selcy），恃有法国公使的推荐，也想捷足先登。一天，赛西和我聊天，他无耻地自我吹嘘说：“我想当会办既不是为自己谋出路，又不是为外国人撑场面，而是为邮政员工数万人的生活福利着想。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机关不欠薪，没有一个机关有邮政局这样优厚的待遇。中国政府从来都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夺走邮局财权，变更邮员待遇。如果中国邮员当了会办，发生了这些事情，中国人怎么能够违抗本国政府的命令呢？若是我当了会办，我是外国人，就可以向中国政府力争，保证邮员待遇不变。因此，我想当会办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与全国邮政员工有切身关系的大问题。”

　　但是，国民党当局不愿法籍洋员在邮局中继续保持优越地位，因此濮兰、赛西二人均未入选。被选定的是一个挪威人名叫多福森（R．Tolefsen）的。此人已退休回国多年，忽被召回升任会办，不但他本人事前没有想到，就是其他华洋邮员也无不感到意外。多福森之所以被选定，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未退休前，在洋邮务长中资格最老，办事比较认真，与华员相处也尚好；特别是，挪威是位于北欧的一个小国，小国洋员比较容易对付，不象英法洋员不把中国上级放在眼里。国民党当局在发表洋员会办的同时，又增设视察长（Chief Inspecting Cmmissioner）一职，以想当会办失败的濮兰担任，而派赛西为稽核股股长。视察长位居会办之下、股长之上。这完全是因人设官，用以讨好洋员，在业务上殊无增设此职之必要。

　　多福森既非大国洋员，而他本身又非现役邮员，因此大受其他洋员的冷眼而不安于位。他只干了一年多的时间，又自请退休回国，临行上了一道签呈，为邮局洋员力争优厚待遇。

　　多福森一走，洋员逐鹿会办者又大有人在：国民党当局仍然不愿委派法国人，于是在洋员中选出资格最老、年龄最高的英国人希乐思（C．H．Shields）继任。不久希乐思年满六十岁，照章又告退休。此时邮局改组后已经经过了一段时期，基础逐步稳固，于是国民党当局将邮政总办、会办两职改称为邮政总局局长、副局长，一律委派本国人担任；对于不堪留用的洋员，给以相当优厚的退职金，强行淘汰了一批。这才结束了数十年来外籍冗员充斥、洋人高高在上的极不合理的“客卿”制度。

　　总之，在一九二九年以前，邮权虽称收回，但是邮政总局的当权派仍然是清一色的洋人。他们做了中国的公职人员，却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甚至对主管上级也是如此。自一九二九年邮局改组完成以后，当权派华洋兼有，洋大人的威风才开始有所收敛，这是中国邮政史上的一次变革。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崇拜洋人的心理，加上邮务界积重难返的习惯势力，邮局的改组工作是做得极不彻底的，一入邮局之门，仍然洋气十足，帝国主义的痕迹几乎触目皆是。

　　（二）高级华员仍用英语交谈

　　邮局改组后，在华员当权派之中，以籍隶闽粤两省者为多。仅以总办（局长）而论，刘书蕃、林实均为闽人，黄乃枢、霍锡祥均为粤人。这一情况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自十九世纪后期帝国主义分子控制中国海关、邮局以来，凡华人之服务于以上两机构者，必须熟谙英语，才能与高级洋员交谈接近。闽粤两省均处华南滨海地带，帝国主义势力首先侵入，两省学生能操英语者较内地各省为多，其通过考试在海关、邮局服务并以此为终身职业者亦较多。当时按照帝国主义的需要，海关、邮局制定人事制度，只有熟谙英语者才能调出省外工作，因此闽粤两省邮员调出省外者较多，由于服务年代较久，他们被提升高级邮员者亦较多。在收回邮权运动时期，其内幕主持者几乎全部均为闽粤两省高级邮员。闽粤两省方言特殊，不但两省言语不通，内地人更听不懂，因此彼此交谈有时不得不使用英语，这是普通话不普及所造成的一种特殊现象。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人在不需要用英语的时候也用英语，有些人竟以讲外国话为荣，这就难怪别人要斥之为洋奴了。记得有一个最突出的事例：一个非闽粤籍的副邮务长在东北邮区服务时，骂人亦用英语，每当训斥其不懂英语的属员时，辄命另一懂英语的属员代为翻译。今天回忆起来，这真是一件令人齿冷的事情。

　　（三）邮局公文仍以英文为重

　　邮局人员除有时用英语交谈而外，邮局公文使用英文更是邮局中的一个特点。在洋员清一色当权的时期，总局与各区管理局和管理局与管理局之间的往来公文，无例外地全部使用英文。当时公文程式有如下的几种：（1）公文（deepatch），用于重要业务；（2）备忘录（memornl4um），用于普通业务；（3）半公函（semi—official lctter），其性质次于备忘录，有列号与不列号的两种，列号的公事多于私事，不列号的私事多于公事；（4）秘密半公函（confi- dential semi-official letter），也有列号与不列号的两种，列号的受函人于卸职时必须移交后任，不列号的可以根据其性质，由受函人决定移交或不移交；（5）秘密个人半公函（confidential personal semi-officiM letter），一律不列号，这是各区邮局邮务长（局长）致总局总办的绝密文件，虽各区首席洋文文案（主任秘书）亦难寓目。

　　一九二八年邮权收回后，一般公文虽然改用中文，但是英文仍占有其一定的地位，并未全部废除。这也是中国殖民地化的一种表现。

　　                                   （为国民党时期的邮政总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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