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 年初,英国学者E. P.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译本) 一书终于摆上了书架,厚厚的书页里记载着栩栩如生的故事。更为重要的是,在叙述故事的背后为中国读者展示了劳工史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框架(E. P. 汤普森,2001) 。
实际上,汤普森1985 年就曾到过中国,并做过演讲,但是中国的研究界似乎对其不甚了解。想当年,面对匈牙利事件,这个有着10 年党龄的英国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对于这样一个有着真性情和独立学术立场的人,用史学家或社会史学家的标签似乎不足以勾画出他的特立独行。1963 年,当他完成《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时,年仅39 岁,书中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他对英国劳工阶级的热爱。更重要的是,汤普森的学术立场一直围绕着反思工业革命以来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资本P资本所有者和劳动P劳工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最基本形态。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无论社会发生怎样的变迁,工人阶级队伍有着怎样的增减,工人阶级一直都是社会中重要的社会力量。汤普森透过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展开描述性和反思性兼顾的分析,开创了一个“新劳工史”的研究时代,展示了其劳工研究的社会学视野和研究潜力。
1963 年,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劳工史学时代的到来。所谓的“新”,一方面在于它突破了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用新的社会学方式重新解读工人生活史、工人运动史、工人心态史;另一方面它突破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工人阶级形成的解说,突破了韦伯传统的文化主义对于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解。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新劳工史反映了近三四十年来社会史学研究取向上的一种变化趋势——从追求宏大和普遍意义的理论范式向微观的或局部的历史论证的理论范式的发展。
一
回顾劳工研究,有两条主要的线索,一是以马克思为先导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二是以韦伯为鼻祖的文化主义的研究。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具有其持久的影响力,阶级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阶级表现为结构性差异,阶级冲突成为研究的中心内容。马克思认为,劳动分工的发展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社会劳动分工,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从农业劳动中的分离,产生了城乡分离和相互利益冲突。第二个阶段是技术劳动分工的发展,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工人与对产品的控制相分离,工人的地位成为机器的一个部分;二是生产和消费的互动关系产生了交换。这种唯物主义色彩的劳工史研究强调物质的历史情境和特征。用马克思的话说, “人创造历史,但不能选择自己的历史情境”。历史的进步不是在个人的自我意识中,而是人类对环境日益增长的控制能力的进步。人的能力的增长是历史的主要过程,人类的历史就是战胜自然的历史。
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劳工史学家们倾向于寻找各种物质因素来证明社会变迁和劳工在其中的结构位置。典型的研究是分析在生产过程中,工人阶级对生产的控制力是如何被不断削弱的,并称这一过程为不断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其基本的理论逻辑是: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是机械化不断进入生产领域的历史,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劳工阶级不断地处于被剥夺状态,且这种状态是结构性的。并以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史料证实18 世纪晚期以来欧洲和北美的工人阶级正经历着被剥夺和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特点是物质性的和结构性的。自18 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至少经历了四种结构变迁,一是人口从农业向工业转移;二是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者与所有者相分离;三是生产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被逐渐削弱;四是生产者被生产技术逐渐淘汰。至少前三个过程在19 世纪经历了一个全球化的扩张。第四个过程———技术淘汰生产者(工人) 的过程是一个当代亲临的事件。虽然技术变迁具有旧技术不断被淘汰和新技术不断更新的两个过程,但唯物主义劳工史学家们注重技术的淘汰过程,尤其是技术对工人的淘汰过程。劳工的无产阶级化是这一过程的主导性趋向。由此,各种劳工运动———罢工、暴动等都被解释为是工人阶级对无产阶级化过程的反应。
在劳工史研究中,韦伯的文化主义学术传统强调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文化因素在工人阶级形成中的作用,强调工业社会发展起来的功能专门化和社会行动者行为的理性化是建构工人阶级的主要因素。在研究方法上,这一学术传统的基本理论假设是: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比另一些可替代的物质因素更重要;“深层”文化因素通过物质因素的作用产生效应。
二
20 世纪60 年代,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新史学研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工史研究提出了挑战。
首先,新劳工史的理论范式大胆地把一些已有的历史论证视为“假设性”的,甚至提出19 世纪30 年代以前工人阶级是否真的存在。那种用挑选来的证据说明已构架好的“完美”理论的做法受到了根本挑战。第二,新劳工史理论范式直指现代性问题。在新劳工史的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将今天的工业社会与历史上的其他社会类型相区别? 工业社会的真实性质到底是什么? 在新史学家的眼里,那些建构现代性理论必不可少的有关生产结构、社会分工、意识形态等经典概念都与劳工在历史上的社会位置、状况等相关。新劳工史改变了传统的二分法,强调历史是过程,具有连续性。工业社会的历史并不是一个与前工业社会截然不同的历史,它延续着前工业社会有关工作和闲暇模式的历史。第三,虽然阶级冲突和阶级意识仍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但研究视野更拓展至劳工们的日常生活,从底层反映和倾听工人的声音。劳工群体的生活、态度和社会位置的变化成为分析工人阶级历史的重要方面。第四,研究方法上突破了对宏大叙事的追求,关注日常生活及相关资料,以个案研究为主。集中分析各种偶发的冲突事件,考察产生冲突的条件,由此说明工人阶级意识的来源。同时,采用历史人口学的方法,如使结婚登记资料、死亡资料、传记等都成为研究劳工史的基本资料。第五,对女性劳工的再认识和研究成为近十年来的研究热点。
汤普森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一方面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另一方面又摈弃了从物质及相关利益的角度来考察工人阶级的做法。在强调阶级的历史属性的同时,他认为,阶级觉悟难以从人们对自己地位和真实的利益中推导出来,重要的是,阶级是一种历史关系,是在一定的真实背景下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各种关系中,劳工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进行处理从而产生了阶级觉悟。
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分析了1780～1832 年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探索了阶级的历史性和相对性的定义。他依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精神,但更强调人类不是结构的傀儡,阶级也并不仅仅是结构,而是在斗争与冲突中形成的各种事件。汤普森强调: 1. 阶级是历史现象,它既包含在人们最初的经历中,又包含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并随历史而变化。2. 阶级不是一种结构也不是一个范畴,阶级是一种关系。这种阶级关系表现为在历史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过的某种东西,是一群人或一批人共同的经历和利益。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 ,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并且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 时,阶级就产生了。3. 阶级意识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不会有完全相同的阶级意识。总之,阶级是人们在亲历自己的历史时产生其意义的。
汤普森的“新”劳工史还在于他使用的史料是工人们真实的经历和声音,并由此重新解释各种正式的工人阶级组织。与传统劳工史不同,他并没有集中研究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这样的正式组织,而是关注劳工们在何种情况下开始感受到共同的利益和认同对于雇主的反抗。汤普森是要集中说明阶级是如何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变化的过程。他指出,“如果我们停止在历史的某一点上,那么这里除了简单的多元化的个人和多元化的经验外并没有阶级。但如果我们把这些个体看做是某一社会变迁时期中的个体,考察他们在关系中的模式、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制度,就会发现阶级的定义或惟一的定义就是他们自己的历史。”汤普森分析了英国手工业者们的思想方式、习惯和他们与工业资本主义形成过程的关系。他认为,工人阶级是他们自身形成的自主机制。阶级经验被用于解释工人阶级意识和集体行动的产生。劳工史的研究表明,工人阶级与雇主的斗争深入地影响着新一代的工人,这一过程是通过分享学习游戏规则的过程实现的。罢工并不是偶然爆发的,而是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集体关系的自然拓展。集体行动的源泉主要是共同的根、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方言、共同的习俗和面临的共同危机。
自汤普森之后,新劳工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许多学者进行了“准”汤普森式的有关“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如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和美国的学者们相继开展了本国劳工史的研究。新劳工史的研究范围收缩得更窄,多关注某一地区和某一时期工人的阶级经验。这些研究展示出劳工史既具有地方特色,也具有可比性。美国劳工史的研究突出了移民在工人阶级中的特殊经验作用;俄国工人阶级的经验则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土的变化相联系。
三
近20 年来,新劳工史在艰难地向前行进。因为20 世纪末工人的阶级地位的变化令人失望,他们并没有马克思、恩格斯所期望的革命行动,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工史研究被批评为忽视了生产关系变迁过程中工人阶级内在的各种矛盾和斗争;文化主义的劳工史研究被批评为忽视了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存在着的话语和政治过程。这使学者们不得不思考是什么限制着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在近二十年的新劳工史研究中,出现了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特点,强调主体性与话语的作用。一是有关主体性的问题,是指劳工对于个人的感知以及人们由此而了解其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的方式。那么劳工的阶级经验以及不同性别、年龄、种族以及技术分化下的劳工的主体性又是如何呢?解构主义认为,根本不存在稳定不变的主体性,主体性总是不稳定的、矛盾的、一直在过程中的,每一次我们思考或言说,它便不断地在话语中被重新组成。劳工主体性的形式是历史性地被产生着的,它经历着分裂与冲突。二是有关话语的研究,强调话语以历史的方式为社会现实赋予了意义,并为其中的群体提供了各种不同的话语位置,话语甚至建构了工人阶级的存在形式。
从主体性的研究看,一些女权主义学者批判地指出,传统劳工史有关阶级的假设是——阶级最重要,性别是次要的。在这些女权主义的新劳工史研究中,阶级的概念不再以男性工人为样本,而是平等地撰写两性的劳工史,并突出妇女劳动的特点。与此同时,由于妇女具有的特殊经验,使学者们不得不颠覆旧有的概念,发展出新的概念。例如,对于“家庭工资经济”的研究展示出妇女是如何为资本主义生产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做出贡献的。妇女劳动价值被低估的原因以及妇女是如何融入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等一系列的问题被提了出来。这一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通过对妇女劳工史的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是线性的,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妇女从事有酬劳动的过程与大规模的工厂化劳动进程相反。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妇女不时地进入工厂,时至今天,手工作坊式的有酬劳动仍然主要由妇女来承担。
70 年代,出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史学,它强调对各种冲突事件产生的条件和发生过程进行阶级意识来源的分析。在考察到每个地方劳工运动的主力都是技术工人( skilled worker) 这一事实的基础上, “无产阶级化”的理论模型再次被赋予了优势地位。例如,琼·斯格特在1974 年发表了对玻璃工人进行历史考察的文章,描述了19 世纪手工艺人和其政治行动。斯格特认为,技术工人的斗争是为了控制他们的工作而进行的,其结果是展开了对雇主和对社会秩序的斗争。从玻璃工人的情形看,只要工人们能够对自己的工艺有控制能力,那么他们就毫不关心社会主义理论和有关其它工人阶级的斗争活动。只有在生产过程中他们的技术价值被贬值时,他们才会产生阶级意识,即劳工们的切身经历是形成其政治一致性的关键因素。(Scott ,1973) 有意思的是,80 年代,斯格特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并开始使用了与前一时期相左的观点。她通过对成衣工人语言的研究指出,工人阶级的身份不是从资本主义对手工业的侵入中以简单、自然的方式产生的。成衣工人是依据当时的经济、性别和政治话语来认同自己身份的,人们对工作组织的理解加入家庭和性别的内容。斯格特的分析指出, 被解释了的经验(interpreted experience) 是裁缝和缝纫工人集体认同的源泉。(Scott ,1987 ,pp. 1～13)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英国劳工史学家斯坦曼·琼斯,通过对宪章运动研究提出了有关政治与意识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他的研究强调宪章运动是激进政治演讲的产物。他颠倒了有关“经济上的不满导致了工人阶级意识产生和宪章运动”的习惯认识,提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创生了政治,而是政治催生了意识。”(Jones ,1983) 。
对劳工史的话语分析,一方面得益于世界形势,因为人们似乎已不再希望阶级冲突成为革命的起因,政治文化研究具有了学术空间;另一方面,在福柯和德里达的影响下,解构主义坚信语言是了解真相的关键的想法得到了世界范围的反响。由此,在劳工史研究中出现了语言的转折(linguistic turn) ——话语分析替代了阶级分析。新的研究范式强调以权力为基础的话语建构,是各种话语把工人定义为群体,并且建构了工人群体的各种经验。
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斯维尔(Willian Sewell ,J r. ) ,他在《法国的工作和革命》( Sewell ,Willian ,J r ,1980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 The Languange of Labor f 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 ,Cambridge) 一书中提出了劳工们的共同语言问题,并由此挑战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物质或经济因素具有首要地位的假设。他发现,从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工人出现以来,直到19 世纪,劳工宣言一直延用着相同的语言。他承认工作条件的变化对阶级意识的发展起作用,但是他更强调,阶级意识基本上是文化变迁的结果,文化变迁不断创立有关阶级意识的新意义。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指出,仅靠资料说明工人生活的状况,并由此理解阶级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够的。劳工史学家的任务是寻找和重建“那个时代,工人们思考自己工作和生活经验时所使用的话语、比喻以及修辞习惯”。斯维尔坚信,在阶级的产生过程中,文化行动是超越于“真实”的经济力量之上的原动力。(Sewell ,1980)
法国学者瑞迪(William M. Reddy) 对1750～1900 年法国纺织工人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斯维尔有关文化具有独立性的论断。他把市场看做是一种文化建构,由此用一种非传统的方法思考工作和收入对纺织作坊中工人的意义。他认为,有关家庭、荣誉和独立性等问题上的冲突更多的是群体冲突,而不是阶级冲突。因此阶级意识很难纳入研究框架。他认为,自19 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 的各种概念与工人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无关,同时,法国劳工史学者们长期以来相信的法国北部工厂是马克思论述的无产阶级的典型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Reddy ,1984)
对后结构主义的劳工史研究有重要贡献的学者之一是M. 索恩舍(Michael Sonenscher) ,他对于18 世纪挣工资的工人的研究不仅挑战了无产阶级化的理论,而且也挑战了有关阶级冲突的唯物主义理论。传统劳工史习惯于把19 世纪工人阶级的兴起归结于手工艺人们经历了市场力量对于习俗和传统统治的侵入的结果。而索恩舍用翔实的资料说明,即使是在18 世纪,市场的不确定性也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阶级的概念没有解释力的话,那么是什么力量对劳工的历史地位起作用呢? 他认为是政治话语,“大革命”摧毁了旧体制的整合力量,个人主义成为构成社会秩序的基础。在个人主义的前提下,工人们不得不找到表达他们愤怒和建立团结的新方法, 这便产生了阶级的语言( a language ofclass) 。(Sonenscher ,1989)
值得注意的是,解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并没有得到一致性的学术认可,很多劳工史学家明确表示自己拒绝解构主义的学术态度,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向话语分析的转变否定了劳工史和劳工政治之间的相互联系。
四
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新劳工史的研究也影响了一些学者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学术兴趣。在汤普森著作发表的一年后,法国学者让·谢诺(Jean Chesneaux) 发表了他对于中国1919～1927年劳工运动的研究,并指出中国工人运动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紧密联系。1982 年, 林达·谢弗(Lynda Shaffer) 发表了有关20 世纪20 年代早期武汉工人运动的研究。注意到,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与其它国家不同,一是它受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影响;二是它与中国革命相联系;三是它具有某种农业经济运作的机制,农民作为革命的资源对形成工人阶级的过程具有独特意义。
1986 年,盖尔·赫沙特(Gail Hershatter) 在《天津的工人们——1900～1949》一书中的开篇之题即是“中国和工人阶级历史的形成”。她认为,20年代后期和1940 年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活动和政治很少被谈到,研究也极为罕见,这一历史时期的工人历史被其它的重大社会事件所掩盖。认为,有三个研究方向值得关注:一是外在因素的研究,即分析大的社会背景因素对于工人各种行动和思想的结构性作用,探讨工人和统治阶级的关系、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异质性问题以及暴力和非暴力的政治权力的运作;研究国家本质、法律结构、权力的渗透以及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二是对内在因素的研究,即研究工人阶级自身,分析意识、组织和行动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并非是有机的。研究强调中国的工人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部分,他们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重要的变量是城市人口并不是永远过着城市人的生活,劳工使用其乡村的关系纽带具有历史的空间和时间上的重要意义。三是对工人参与政治行动的研究,与传统史学研究不同,它不是关注劳工运动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而是分析在革命的过程中、在与其它阶级的关系中,工人是如何作为一个阶级出现的(Gail Hershatter ,1986) 。
1993 年,伊丽莎白·J1 佩里( Elizabeth J . Perry)的《上海的罢工——中国劳工政治》一书特别关注工人运动。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力求“把新劳工史的方法加入到中国传统罢工和其它劳工运动的研究中,强调普遍意义上的文化和特定条件的作用。”她的观点是,不同背景的工人参与各异的政治活动。她分析了上海工人的来源,认为集体行动的模式是由工作场所中各种关系、传统和组织形成的。在这些因素中,技术是关键性因素,技工、半技工和纯体力工人之间存在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性别构成、来源地构成、教育构成和城市化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些差异反映在工人们的政治诉求中(Eliazbeth J . Perry ,1993) 。据悉此书的中译本即将面世。
在全球化的今天,新劳工史研究面临种种挑战。这些挑战反映了劳工史研究的危机与世界范围内左派和劳工政党面临的危机。种族、性别等因素将如何作用于工人阶级呢? 新的政治力量会如何产生呢? 毫无疑问,阶级是必不可少的分析工具。但是主体性和在共同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劳工史使阶级的概念变得模糊,以至于阶级概念丧失了作为一种范畴应有的严谨。解放政治包含的全民参与的政治气候或“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女权主义的提法使新劳工史提出来的问题——如阶级是什么? 阶级是怎样构成的? ——本身似乎就难以确立。今日社会,传统的资本主义组织生产的方式正日益衰落,人们的工作性质、工作场所和工作意义正发生变化。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传统劳动正走向没落——很多办公室工作和服务工作、信息咨询工作、弹性较大的专业工作、设计工作和家政工作等都是由无组织的妇女来做的,资本主义出现了非线性的历史发展进程。在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日益变得复杂和紧张。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回头看”的冲动变得更加迫切,现在到了该问“我们从哪里来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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