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阴谋：全球化背后的帝国阴谋与金融潜规则

《货币阴谋：全球化背后的帝国阴谋与金融潜规则》

（美）希亚特 主编

王少国、杨永恒 译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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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阴谋》：金钱与权力控制之网无所不在 

《帝国金钱游戏》：一群经济杀手的自白

主编简介

史蒂文·希亚特，曾为苹果公司、网景（Netscape）、进步资产管理（Progressive Asset Management）和斯坦福研究院的编辑和作家。他（与迈克·戴维斯）是《壁炉之火——美国各地的激进政治》的主笔。他还是合作出版专业机构Editcetera的主席。

内容简介

本书由15位撰稿者共同完成。他们不畏强权，以过人的胆识，无畏地揭露着一个又一个发人深省的社会现实，以亲身经历证明金钱和权力流动路线图中的每个环节：努力说服贷款给第三世界国家；通过隐秘的离岸银行账户再将黑钱流回第一世界；推销债务主导的发展模式，控制一国的经济政策；确保得到资源，进行军事干预。不同章节揭露出这个路线图中的不同侧面。他们一起道出了现实生活中这一体系的掠夺行动是如何运作的，同时还揭示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和人民为此所付出的代价。

目  录

（标红部分已经连载，第1章附在本文后，其余的请访问

帝国金钱游戏：经济杀手们的新自白与新披露）

引  言 来自经济杀手们的新自白与新揭露

经济杀手服务于一小撮社会掌权者，无论谁赢得正式选举，这些人的影响都是无所不在的。他们的目标是更多的利润和权力，即帝国的维持和扩张。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中，约翰·珀金斯讲述了自己服务于帝国、压迫和剥削第三世界人民的经历。这里珀金斯将他的经历同本书中其他经济杀手讲述的自白和揭露结合了起来，进一步揭露全球化的黑暗一面。

第1章 全球帝国：控制之网

第三世界国家一年偿付的债务利息在3750亿美元以上，是它们所收到国外援助数目的20倍。这个体系被称为“逆向马歇尔计划”，即南方贫穷国家补贴北方富裕国家，尽管南方国家中占世界一半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这样一个不公平的体系是如何维持的呢？史蒂文·希亚特讲述了在金融、政治和军事方面维持了上述体系的控制之网，解释了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逃离这张网是如此困难。

第2章 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

石油价格上涨造成了国际银行的石油美元存款供过于求，并急需年轻银行家们把这笔钱变成对发展中国家的新贷款，用于资助那些可疑的项目。萨姆·格温代表美国银行的利益走遍了全球，帮助诱捕第三世界的债务国。

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

每年至少有5000亿美元的脏钱经由西方银行从贫困国家流向离岸区的账户，这还不算那些国家以对外援助方式接收的资金。这些资金来源于逃税、回扣、资金外逃以及洗钱和毒品交易。约翰·克瑞斯滕森是一位离岸区银行的职员，他发现自己正在管理着这些秘密账户。他揭示了这些离岸银行体系是如何尽最大可能榨取那些国家的钱财的，并解释了为何这种黑暗的经济体会对国际公司精英们变得至关重要。

第4章 BCCI的两面派手法：既依赖美国，又依赖圣战

国际信贷商业银行（BCCI）对很多位高权重的客户来说，是很重要的工具。这些客户包括从美国中央情报局、麦德林垄断集团到基地组织的奥萨马·本·拉登以及炙手可热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当BCCI最后被关停时，损失或被窃走的资金达150亿美元之巨——世界上最大的银行欺诈。露西·科米萨揭露了为何银行业官员在那么长的时间内对此顾左右而言他以及BCCI在华盛顿为时已久的同盟者是如何阻挠任何有意义的调查的。

第5章 廉价手机的人力成本

在过去的10年里，刚果的内战夺走了400万人的生命，这皆由民兵和军阀争夺该国的资源而起。这些暴行至少间接地得到了西方国家的公司的资助。它们仅将刚果看作廉价的钶钽铁矿的来源地——此矿石对生产半导体必不可少——还有其他一些矿产的来源地。凯瑟琳·克恩探究了刚果人民所遭受的灾难与西方国家公民以低价购买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之间的直接联系。

第6章 非洲新掠夺前线上的雇佣兵

预计到2015年，美国30%的石油将会来自非洲，跨国公司越来越诉诸于利用私人军队来保护它们在非洲的运转。尼日尔三角洲的各个集团都在尽可能地争夺从它们脚底下抽出来的石油份额。2006年，奈杰尔·沃森-克拉克是石油开采网络前线上的雇佣兵，他作为尼日利亚壳牌的保安人员，保护着海上石油钻探设备。他在遭当地武装袭击之后被抓为人质，惊讶地发现自己被置于了尼日利亚石油冲突之中。

第7章 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

当伊拉克人民为结束未来政治上的混乱和暴力而斗争时，他们最宝贵的经济资产——石油，却正把他们拒之门外。强加在伊拉克身上的石油产品共享协定会造成该国上千亿美元的收入损失，这还不算外国公司的巨额利润。格列格?穆特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专门提供经济杀手的西方基金会——国际税收和投资中心（ITIC）。

第8章 世界银行和1000亿美元问题

世界银行已为第三世界国家几十年间的发展推出了债务为本的发展战略。数百亿贷款理应带来进步，计划也决不应该辜负对它们的承诺。恰恰相反，执政精英聚敛财富，而穷人肩负还贷的负担。世界银行前幕僚史蒂夫·贝尔克曼以内部调查人的身份说明了这些计划是如何把发展中国家的钱财转移到腐败精英和他们在第一世界的伙伴口袋里的。

第9章 菲律宾，世界银行，一场冲向尽头的竞赛

“发展”和“现代化”成了美国努力扶植马科斯政权的口号，而世界银行则成为了为马科斯政权筹措资金的渠道。大约800份来自世界银行的泄密文件告诉我们银行如何负担戒严经费以及如何基于跨国公司使菲律宾成为其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试金石，这对民主和经济发展都是灾难性的后果。

第10章 出口灾难

出口信用机构于不经意间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仅2004年就资助了7880亿美元的贸易。由于缺乏透明措施和政府管制，出口信用机构唯一的使命是：促进本国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在做到这一点的过程中，它们变成了经济杀手游戏中最肮脏的玩家。它们资助过一些国家建设核电厂，而这些国家根本没有能力管理这些电厂。它们还资助对饱受战争折磨的地区大规模出售武器。所有交易的获利，几乎都少不了进行贿赂，甚至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贿赂。布鲁斯·里奇仔细审视了出口信用机构的隐秘世界，并揭露了它们对全世界造成的危害。

第11章 债务减免的幻觉

G8（八国集团）的领导者们自豪地宣布，对拉美和非洲的高负债贫穷国家提供的400亿美元的债务减免，这个数目不过是这些国家所欠3.2万亿美元债务的1%多一点，而真正实施的债务减免不过是这小小数目的一小部分，而且减免的附加条件使得这些减免几乎毫无价值。这些附加条件带来的结果有：医院和学校的关闭，当地商业的破产，还有高失业率。詹姆斯·S.亨利对这些进行了分析，并列出了一些步骤，以推进一个对第三世界债务国家真正有效的减免运动。

第12章 全球正义运动：抵制之网

对这个全球剥削体系，你该如何与之斗争，使其改变？安东尼娅·尤哈斯为我们指出如何争取一个更好的世界以及在全球正义运动中创造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力量。全球正义运动的活动指南指明了方向，赋予我们以力量，最重要的是给了我们希望，使我们也能够将帝国的控制之网摧毁。

简介

埃伦·奥古斯丁想要创造一个公正、和平和可持续发展世界的激情促使她竞选美国国会议员，并发现了四个非营利的焦点：媒体暴力、辅导边缘青少年、国民外交、环境心理恢复。她以一种乐观的心态与埃伦·施瓦茨合著了《夺回我们的企业优势时代》，确认我们时代的需要和为此展开自觉行动。现在她讲的是“希望”的故事：概括描述那些通过环保功能、沟通关系和培养扶持我们的学校创建企业，获取利益(www.storiesofhope.us)。她为大家共同的利益而呼吁——维持当前和未来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的平衡——2005年，她出现在许多广播、电视节目和杂志如《Utne Reader》中。她曾任职于几个非营利组织，其中包括全国妇女政治会议和“Sierra Club”。

由于在工业、技术教育等领域都曾任过职，史蒂夫·贝尔克曼在1983年加入了世界银行的非洲地区分部。他的工作是对银行的出资计划提供建议和进行协助，他在21个国家工作过。经过几年工作，他发现银行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法是错误的，他试图说明管理问题的严重程度,但无人理睬，直到1995年詹姆斯·沃尔芬森行长的上任。他本该在那一年退休，但1998～2002年期间，他又被银行召回帮着建立反腐败和诈骗研究机构，并成为一些案例的研究带头人。自从2002年以来,他帮助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立法呼吁改革多边开发银行和帮助参议院审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目前，他正在整理一份世界银行内部对于银行管理、贷款业务以及被窃取了数十亿美元的一揽子贷款的看法的文稿。现在，他居住在弗吉尼亚州的李斯堡。

英国著名小说家索玛塞特·马格哈姆把摩纳哥这一地中海沿岸的避税者天堂描述为“一个对于卑劣的人来说充满阳光的地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约翰·克里斯滕森返回泽西,一个英吉利海峡的对于那些卑劣的人来说充满阳光的地方,探讨境外避税是如何操作的。在金融管制盛行的那些年里，他曾经作为一个值得信任的公司管理者和岛上的政府经济顾问而工作。虽然忠实于公平交易和社会正义原则,他还是参与了全球化的离岸金融业,促进资本外流、逃税和洗钱。1998年，他辞去在泽西的职位,举家搬迁,并成为强调避税如何造成贫困运动的创始人。他现在在指导国际秘书处税收正义网(www.taxjustice.net)。

S·C.格温是《德州月刊》（Texas Monchly）的执行编辑，以前曾是《时代周刊》的一名记者。在1977年拿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硕士学位后，他在小说写作方面得到了霍普金斯大学小说家约翰·巴斯的指导。但他的创作生涯与在中东、北非和亚洲管理国际贷款的五年经历联系在一起，先是在克利夫兰信托，后来是在加州第一州际银行香港办事处。在20世纪80年代，格温离开银行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他和许多媒体有合作关系,包括《Harper’s》、《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月刊》和《加州杂志》。1985年他写了第一本书《兜售金钱——一位年轻银行家对巨大的国际借贷热潮非凡起落的解释》。1991年格温尼和伙伴《时代杂志》通讯员乔纳森·比蒂以BCCI时代丑闻为素材的《著名财务报告》赢得《时代杂志》杰洛德·罗布奖、杰克·安德森年度最佳调查记者奖。他们后来出版的书籍《非法银行——追踪BCCI的中心秘密》,被《商业周刊》评为当年的十大畅销书之一。

詹姆斯·S.亨利是著名的调查记者、经济学家、律师,撰写了大量有关经济问题、发展中国家、腐败和洗钱的文章，他的新闻报道曾出现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民族报》、《财富》、《巴西日报》、《板岩杂志》（Slate）、《金融家报》上。亨利的调查包括1992年取得了给巴拿马的曼纽尔·诺列加定罪的书面证据；巴拉圭独裁者斯特罗斯所偷窃资产的境外踪迹；鉴定菲律宾中央银行和外国贷款在马科斯致富中所扮演的角色；记录美国银行在促进发展中国家资本外逃、洗钱和逃税等方面的作用。他撰写了几本书,包括《经济战略规划》(Lexington Books, 1986年)和《血淋淋的银行家》(Avalon, 2003年),《镣铐和奴役的贡献者——菲律宾外债读本》（TNI，1992）,主编为艾曼纽·S.德迪奥斯和乔尔·罗卡莫拉。他的新书《海盗银行家》,由Avalon在2007年推出。他领导美国律师协会的税收研究工作,并且多次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亨利目前是萨格哈博集团的总监，这是一家战略顾问公司。他的新闻博客潜水市场 (www.submergingmarkets.com),有助于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轨迹和特点。他和两个孩子现住在纽约市及纽约的萨格港。

史蒂文·希亚特是专业编辑和作家——但作为活动家,也有很长的经历。1965年在美国德梅因，他是第一个对一个城市的同等房屋条例做实证分析的人。他编辑的地下报纸,活跃在反对越战的运动中，后来他成为一所社区学院的教师和教师工会的组织者。后移居加州,在美国斯坦福研究院（SRI）工作了很多年，这是一个跨国企业与政府的智囊机构，为它们做顾问服务。该机构和柏克德、雪佛龙、美国银行及EHM世界的其他公司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主编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分发给“全球财富”上的1000家公司，鼓吹新自由主义标准处方，例如公私伙伴关系。1987年离开SRI以后，他开始为新闻媒体及其他出版商撰稿。和他一起工作的还有亚历山大·科伯恩、迈克·戴维斯、刘易斯·H.拉帕姆、克里斯丁·帕伦蒂和丽贝卡·索尼特。他和迈克·戴维斯是《炉中火——美国激进政治的位置》(Verso,1989年)的共同编辑。希亚特现生活在旧金山，现在是Editcetera的主席，这是一家非盈利的旧金山湾区专业出版人员组织。

安东尼娅·尤哈斯是华盛顿的一位政策研究学会的访问学者和《布什议程——侵略世界，一个时代的经济》的，这本书探讨了布什政府在伊拉克和整个中东使用军事手段推进企业全球化议程(www.TheBushAgenda.net)。尤哈斯以前曾担任全球化国际论坛的计划主管以及国会议员约翰·霍尔特和康明斯的法律顾问。作为一名获奖作家，尤哈斯经常出现在《洛杉矶时报》的论坛版页及许多其他报纸和刊物上。她是《替代经济全球化——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Berrett-Koehler，2004)的丛集。她现住在旧金山。

凯瑟琳·克恩自从1993年就同基督教和平制造者团队（CPT）一起工作。“当致命的冲突是一种现实或被公共政策所支持，CPT为以信仰为基础的人们提供组织支持。”(见www.cpt.org)。然而，工作队在海地、恰帕斯和其他地方发现，一旦致命暴力冲突的风险结束，而经济暴力到位后将造成更可怕的后果。克恩曾在海地、巴勒斯坦、恰帕斯、南达科他州、哥伦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任职。2005年秋天她随代表团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做了调查，她在那里收集到的信息出现在这本书里。克恩说，她可能是一位很独特的，因为她从来没有学过经济学或商业理论。所以她最近嫁给了一个拥有经济学学位的人，这样就有人能审核她的文章了。

露西·科米萨是一名以纽约为基地的随行记者。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她访问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写了很多有关她访问的一些国家发起运动推翻暴君统治的报道。当她和诸如菲律宾、海地、扎伊尔的反对派谈论时，他们总是这样评价独裁者：“他抢劫国家的一切，然后把它们全部放在瑞士的银行里。”她发现，这是一个平行的由世界上最大银行操纵的国际金融体系，使用秘密账户和空壳公司，在离岸天堂开曼群岛和泽西掩盖和转移独裁者、贪官、贩毒者、人口贩子、恐怖分子、商业诈骗者、股票操控者、企业和富人中的逃税者的钱财以及阻止西方国家政府对这一系统采取抵制行动的政治力量。从1997年开始，她把工作重心转向以离岸银行业务为题材的报告文学。近10年来她已在www.thekomisarscoop.com发表很多文章，但从未在其他地方发表。根据自己的调查，她现正在写一本书，书名为《拿走钱和经营离岸业务》。

詹姆斯·马里奥特，艺术家、生态活动家、自然主义者，1983年以来成为“平台”（PLATFORM）的共同理事(wwwplatformlondonorg)。作为“平台”的一分子，他为社会和生态正义从事多种学科的创建工作。1996年以来，他的工作重点放在了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全球影响上。他与安德鲁·罗韦尔和罗恩·斯托克曼一起合著了《下一个海湾——伦敦、华盛顿和尼日利亚的石油冲突》(Constable，2005年)。

格列格·穆特是PLATFORM的研究员，这是一个以伦敦为基地的研究环境问题和社会正义的组织。他的专长是对跨国石油公司的人权、发展和环境等方面施加影响。2003年以来，他一直在监察并致力于揭露自1972年以来首次对西方公司开放伊拉克石油储备的秘密计划。穆特还研究和关注英国石油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包括与人合著的2002年出版的关于壳牌的萨哈林Ⅱ石油项目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天然气项目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一些石油工业活动的《共同关注》。

约翰·珀金斯，通常写和教有关通过扩大个体意识和改造我们的体制来实现和平与繁荣的知识。他创办的替代能源公司成功地改变了美国的公用事业。1971年到1981年，他在国际咨询公司美因公司任职，他的职位是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与区域规划总经理——实际上是一个经济杀手。此后他继续保持他的这一角色，直到“9·11”事件发生。这使得他愿意揭露他人生中黑暗和隐秘的一面。因此,《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BerrettKoehler，2004)连续25周出现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名单上，并在世界各地已售出了超过50万册。

布鲁斯·里奇，是华盛顿的一位环保方面的资深律师。他致力于研究和提倡改革出口信贷机构，享受着意想不到的挑战的乐趣，他承认这是一项比较来说看似要求不高的同那些假想敌斗争的事业(见www.eca-watch.org)。他是《抵押地球》的(Beacon Press，波士顿；Earthscan，伦敦，1994年)，其关于环境问题的揭露和世界银行的历史描述引起了从《纽约时报》到外交界的广泛赞誉。他还为众多的国际组织担任过顾问,已经多次在美国国会就美国参与国际金融机构问题作证,并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保成就500人大奖。他的最新著作是《支撑世界——全球化战争与古印度最伟大皇帝的伦理革命》（Penguin India，2007）。

安德鲁·罗韦尔，一名已经在政治、环境和卫生出版方面工作了12年的调查记者，也是一位自由作家。其作品在《卫报》、《独立》、《乡村之声》和《生态学家》等出版物上发表。罗韦尔也和吸烟与健康行动、地球资源研究、地球之友、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绿色和平组织、泛美卫生组织、地下工程、交通与环境研究团体、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在行动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等一道，承担一些尖锐的调查工作与行动，他的著作《绿色反弹——环境保护运动的全球颠覆》，1996年出版。他和詹姆斯·马里奥特、罗恩·斯托克曼合著了《下一个海湾——伦敦、华盛顿和尼日利亚的石油冲突》(Constable，2005年)。他还为《Al Khaleej》的双月专栏写作，这是一份在海湾地区销量第二的报纸。他还是非盈利性公共利益调查公司的董事，该公司经营着“SpinWatch.org”和“NuclearSpin.org”两个网站。一位烟草公司的公关人员把罗韦尔描述为他们的“头号公敌”；而来自壳牌石油的人则会简单地说：“哦，不，别再是他。”

附录：希望之源

第1章 全球帝国：控制之网

史蒂文·希亚特

史蒂文·希亚特描述了一张维系今日全球帝国的控制之网，这张大网已经深入到了金融、政治和军事等多个领域。

财富积累必须基于权利集聚之上。

　　——汉纳

在宣称"赋予伊拉克人民自由"的使命完成后，2003年6月，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向欢欣的西点军校学员宣布："美国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我们不会成为一个帝国。"与此同时，像尼尔·弗格森、查尔斯·克劳海默等新保守派学者却怂恿布什去建立一个真正的帝国：通过确认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角色，并接受"政治全球化不过是帝国主义的障眼法"这个事实，来完成美国由非正式到正式帝国的转变。①这个二战后伴随着1989年柏林墙倒塌所逐渐形成的世界新秩序--难道会在转了一圈后重新转向帝国时代吗？

　　由于《大西洋宪章》确定了民族自治权，这样1945年盟军的胜利似乎标志着世界殖民帝国的彻底覆灭。亚洲、非洲和中东的殖民地国家目睹了英国、法国和荷兰军队1940～1941年的战争失败，知道欧洲殖民主义国家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财政上，都再也没有长期维持殖民统治的实力。另外，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似乎站在了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上。美国长期致力于推行"门户开放"政策，支持发展中国家谋取独立地位。苏联自1917年诞生之日起，就不停地谴责帝国主义，它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此对许多殖民地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

　　然而欧洲的殖民力量却试图尽可能长久地维持它们的殖民统治地位。英国确实于1947年最终承认了印度的独立地位，但在肯尼亚、塞浦路斯和马来半岛，英国在承认它们独立之前，都和当地义军进行过战斗。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法国为保留一点帝国的荣耀，打了一场失败的分裂之战。然而，明显有利于独立自主的历史大潮还是波及了整个世界。西方国家的社会当权者所面临的困境就是如何应对这个过程。新兴第三世界的领导者们是否会自力更生，通过控制本国的资源来建立自己的国家工业？或者他们是否会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结盟？或者他们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否会为共产党执政铺平道路？

　　对欧洲人来说，失去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将是一个巨大打击，那样他们被二战削弱的经济只能缓慢地恢复，所以他们计划强迫殖民地替他们支付经济重建的成本。这时的美国也担心殖民地国家的独立会削弱其欧洲盟友，还可能导致苏联在欧洲的影响扩张，进而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另外，美国的商业领袖们也担心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会在二战后重现，所以积极保护其获取资源的渠道和可能的新市场。

　　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伊朗、危地马拉和埃及的事件，标志着西方国家对"正日益显现的第三世界"的政策出现了转变。

　　1951年，伊朗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将石油工业收归国有，这些工业之前是由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AIOC，此后更名为英国石油）控制的。作为一个民主选举的国家主义者，毫不奇怪摩萨台（《时代杂志》1951年的年度人物)会痛恨"伊朗石油利润的92％被AIOC获得"的这样一个事实。这曾是一个为时已久的安排，反映了20世纪初期以来英国对波斯的主宰地位。在伊朗将石油工业收归国有后不久，温斯顿·丘吉尔就任首相的第二个任期，他决定在其附庸国过分自信的挑战面前，重建英国的实力和威望。丘吉尔命令封锁波斯湾，阻止伊朗向其他购买者出口石油，而且他还加入了由美国发起的抵制伊朗贸易的联合行动，但没能采取更激烈的行动，这是由于朝鲜战争吸引了英美的注意力；加之苏联对伊朗问题的干预也构成了威胁。所以英国需要采取更隐蔽的策略，由克米特·罗斯福领导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为此计划了"阿贾克斯行动"。行动的第一步是制造政治混乱来削弱支持摩萨台的政治力量。中央情报局不停地传播谣言，使伊朗坚定的民主党人同伊斯兰民主主义者决裂。最后，伊朗军方在1953年8月发动政变，逮捕了摩萨台，并任命了新一任总理。伊朗国王被重新赋予了权力，石油工业被解除国家化。但是美国的帮助不是免费的，英国石油公司不得不和几家美国公司分享伊朗石油的开采权。美国军方和对外政策领导人为计划的成功而喝彩，该计划以较低的代价从政治、军事和财政上恢复了伊朗的原有状况。

　　危地马拉提供了西方国家维持帝国主义权利的隐蔽策略的又一个实例。1952年5月，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宣布了一项土地改革方案，该方案将把属于地主但未被开发的土地收归国有。该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波士顿联合水果公司所持有的土地被重点收归国有。总统的灵感来自亚伯拉罕·林肯1862年的《宅基法》。他希望这个方案可以使农民成为独立的小农场主。但很明显，艾森豪威尔政府尤其是作为美国水果董事会成员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中央情报局（CIA）负责人艾伦·杜勒斯，觉得危地马拉总统的林肯式行为太激进了。克米特·罗斯福对艾伦·杜勒斯听取"节气行动"汇报时的反应做了如下描述："他看上去异乎寻常的兴奋，眼睛闪着光，眼珠像巨猫那样咕噜着。很明显，他不仅在享受着所听到的，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也在进行着盘算。"②

　　后来，阿本斯在1954年6月的一场政变中被推翻，大约15000名支持他的农民被杀。

　　在以隐蔽策略成功地干预了伊朗和危地马拉危机后，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展示了老式直接军事干预的危险。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于1956年7月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条运河是相当重要的国家资源，当时却掌握在欧洲投资者手中。纳赛尔希望利用运河的收益来完成其雄心勃勃的阿斯旺水坝工程。纳赛尔的计划使几个"敌人"活跃起来：英国，前宗主国，此前一家英国公司经营着这条运河；法国，因为纳赛尔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叛军，而法国自1954年起一直在和叛军作战；以色列，正想和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泛阿拉伯民主主义者算账。以色列于1956年10月29日入侵埃及。尽管有埃及人民的抵抗，法国和英国仍迅速地占领了运河地区。这种直接军事干预的行为向联合国提出了挑战。当时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处理苏联干预匈牙利、罢免改革者伊姆雷·纳吉的事件，美国希望利用匈牙利的危机来削弱共产主义的吸引力。西方对苏伊士危机的干预方式，与美国的立场发生了冲突，这次美国的反应是创造性的，结果是英国被迫撤军，干预以失败告终。这一事件表明旧殖民主义力量的削弱和非殖民化运动的加速，也使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威信得到提高。

　　此后，由于数十个新独立国家涌入联合国，美国不得不和苏联竞争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力。

非殖民化VS冷战时期的控制

　　在很大程度上，亚洲和非洲的新独立国家与拉美国家一样，都是初级产品生产者，这些产品包括：糖、咖啡、橡胶、锡、铜、香蕉、可可粉、茶、黄麻、大米和棉花等。其中，许多农业初级产品是由第一世界的公司和当地地主耕种的种植园生产的，许多初级矿产品是由第一世界的公司提炼的。不论什么情况，产品都是在由欧美公司主导的市场出售，通常在纽约和伦敦交易，并在欧洲或北美的工厂进行加工。

　　当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开始为国家发展而奋斗的时候，他们总是强调解决经济落后问题的困难。他们采取了国家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受到欧美流行发展思想的影响。典型的例证就是前殖民地政府也曾广泛采取了经济计划和管制手段，另外，第三世界的许多新领导者，如加纳的恩克鲁玛、印度的尼赫鲁和塞内加尔的列奥波尔德·桑戈尔，都曾在欧洲接受教育，受到了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此外，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是在国内缺乏一个能够领导经济发展的企业家阶层的情况下，开始其经济生活的。

　　那么，毫不奇怪的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专注于大项目即样板似的政府发展项目。这些项目有可能成为经济变革的发动机，例如加纳的沃尔特河治理工程项目，涉及20世纪60年代初期阿科松博大坝的建造和炼铝熔炉的建立。建大坝是为了形成世界最大的人工湖；建熔炉则是为了利用本国丰富的矾土资源。而且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本国的生产力，以替代来自欧美的昂贵进口产品。但是建设这些工业化项目需要大量贷款，这些贷款来自于银行、出口信贷代理机构和诸如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发展组织。

　　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们再一次遇到了难题：如何保住西方获得第三世界资源和市场的渠道呢？殖民地的独立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个机会，一方面摆脱了对殖民地的管理责任以及维护秩序和发展的直接负担，另一方面又可以保留帝国的所有权益。但是独立也带来了挑战：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有可能成为本国经济的真正主人，最大限度地自主发展经济；而且还有其他的可能选择--古巴和越南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毕竟，帝国的权力并不是简单地从拉美进口石油和咖啡，或从非洲进口铜和可可粉，而是要以比西方更便宜的价格进口这些商品，这实际上是要殖民地的独立国家向其前宗主国提供固定补贴。无论是基于直接统治还是间接影响，帝国权力本身不是为了控制，而是为了大都会或至少是它的统治阶层的利益，而控制第三世界资源和剥削第三世界人民。

　　在某种程度上，其他选择也会成为西方世界全球控制战略的组成部分，正如《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中所描述的，1971年克劳丁·马丁向约翰·珀金斯所提供的选择那样，③美国及其盟友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竞争世界霸权，向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项目提供了数不尽的贷款。那么，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减免债务并使用贷款引诱这些国家进入西方世界的全球政治经济控制之网呢？这些国家根据借款主导的经济发展理论，被像约翰·珀金斯这样的"经济杀手"所诱惑，愿意借款兴建宏大的项目，并认为这些项目将带来繁荣和现代化。向这些国家提供大笔资金还有助于赢得新第三世界权贵们的效忠，因为这些权贵们处于需要为他们的政治追随者、盟友以及他们的家庭带来荣耀的压力之下。这使腐败的可能似乎是无限的。这种可能还提供了进一步的机会使第三世界的领导者们陷入与西方世界建立的关系中，难以自拔，从而实现对这些国家的控制。结果使这些第三世界领导者放弃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走上一条可能不仅是更严峻，而且是更危险的发展道路。

　　债务繁荣到破灭：对第三世界的侵蚀

　　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和随后的阿拉伯石油禁运导致了1974～1976年的滞胀危机，并标志着二战后繁荣的结束。其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第一世界的主要银行中，充满了欧佩克国家储蓄的石油美元（Petrodollar）。如果这数以十亿计的美元（1973～1981年间约有4500亿美元）都堆积在银行账户中，其结果将会是吸干全球资金的流动性，加剧石油价格暴涨所带来的衰退效应。该怎么办呢？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着20世纪30年代瘫痪以来的最

　　严重危机，而解决办法就是将这些石油美元作为借款重新流回发展中国家。例如，巴西就借了1000亿美元，用来建设钢铁厂、大坝、高速公路、铁路线和核电站等一揽子项目。④

　　S·C·格温在"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一文中写到，大量借钱给第三世界的繁荣景象于1982年8月急转直下。当时的情形是：首先是墨西哥，随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宣布它们没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随后则是一系列变相拖欠。为此，借贷双方采取了债务重组、滚动贷款、追加借款、债务偿还计划等一系列措施。所有这些措施都宣称其目的是帮助债务国站稳脚跟。然而，这些措施实施的结果却与所宣称的目标相反。第三世界的债务从1973年的1300亿美元涨到了1982年的6120亿美元，到2006年竟达到了32万亿美元。詹姆斯·S·亨利在"债务减免的幻觉"中对此进行了阐述。

　　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的另一个结果是政府不再相信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这种理论强调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而转向采取自由放任政策，鼓励企业竞争。北美之外，通常称之为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一转变的标准拥护者有美国的罗纳德·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在国际上，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积极推动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实施。

　　目前，已有数十个国家按照IMF的结构调整计划(SAP)运行，但是这些国家几乎不能完成IMF所要求的改革，或许正因如此，它们尚未重获金融健康和经济独立。

经济杀手：隐藏于表面之下

那些为全球帝国霸权利益服务的人扮演着多种角色。正如约翰·珀金斯指出的，"我的职员中每人都有一个头衔--金融分析师、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但所有这些头衔都不能表明他们的真正身份--一个经济杀手。"伦敦银行设立了一个离岸分支机构，其员工拥有名牌大学的学位，穿着打扮与你在城市中或华尔街见到的职员没什么两样。但他们每天的工作却是掩盖被盗用的资金，清洗贩毒的黑钱以及帮助跨国公司逃税。他们是经济杀手。国际货币组织的一个工作组来到某个非洲国家的首都，该工作组拥有增加必要贷款的权力，但非洲国家获得这些贷款的条件是削减教育经费，开放本国经济，允许北美和欧洲的出口商向本国倾销商品。这种工作组也是经济杀手。一个咨询师在巴格达由美军保护的"自由区"里开了一家店铺，他重写了开采伊拉克石油储备的法律，他也是一个经济杀手。

　　经济杀手采用的手段有些是合法的，事实上有些行为就是由政府或其他官方机构执行的；有些则处于灰色区域中；还有些却违反了各种各样的法律。由于受惠者的权势是如此之大，以致几乎没有人对这些行为提出质疑。一个植根于第一世界的资本主义精英分子集团，伙同第三世界的客户们努力按他们的意愿安排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唯一值得他们关注的是美元，人并不重要，地球上数十亿的普通民众就更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控制之网

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一年偿还的债务要多于3750亿美元，这是第三世界得到国外年援助金额的20倍。这样的体系被称为"逆向马歇尔计划"。尽管占世界一半的人口日生活费低于2美元，⑤南半球的国家仍要补贴富裕的北半球国家。

　　这样一个失败的体系是如何维持运行的呢？

　　简单地说，第三世界国家在金融、政治和军事上均陷入于第一世界的控制之网中，而且极难逃脱。自约翰·珀金斯第一次为美因顾问公司（Main）设计预测以来，控制之网已经变得愈加宽泛、复杂和无所不在了。上页图描述了控制之网中货币与权力的流动。资本通过贷款和其他金融方式流向不发达国家，但这种流动，正如约翰·珀金斯所指出的，是有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债务束缚，使得第一世界的政府、机构和公司可以控制第三世界经济。本章其余部分将概述自由贸易计划、IMF和世界银行所奉行的债务主导型经济发展，阐明腐败和剥削如何成为权力控制体系的中心，并探索第一世界可能采用的实施措施。

市场：富人的补贴与穷人的自由贸易

　　如果全球帝国有一个口号的话，那一定是自由贸易。作为援助的代价，IMF和世界银行在它们的结构调整计划中，坚持要负债的发展中国家放弃国家主导的发展政策，包括：关税、出口补贴、外汇管制和出口替代项目。而它们赞同的发展模式集中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使用贷款发展新的出口工业。例如，引导轻工业进行出口加工（像耐克这样的公司是这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另外，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也被要求遵循自由贸易信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像剑桥经济学家张夏准（HaJoonChang）指出的，第一世界国家从传统农业国向城市工业国的转变过程中，采取了关税、补贴和管制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英国仅仅在19世纪50年代才成为自由贸易的典范。在那之前，英国实行的是高度指令性的工业政策。此外，英国还从印度和西印度群岛进行巧取豪夺。

　　美国经济的发展是在全世界最高关税壁垒下进行的。格兰特总统在19世纪70年代谈道："200年内，当美国不需要贸易保护时，我们所能做的，也将要做的，就是自由贸易。"美国关税税率直到二战后才显著降低。战后，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当属"东亚四虎"：日本、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确实专注于出口导向的发展，但从历史来看，对于它们想扶植的产业，相关竞争产品的进口是被禁止的。例如，今天的一个世界银行小组如果在1958年看到丰田汽车销售的失败，会建议它不要再生产了，因为它生产的汽车在国际市场明显不具备竞争力，西欧的汽车生产商能够以更低的价格生产更好的汽车。而政策处方将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应该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玩具和服装。丰田公司没有这样做，现在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汽车生产商之一。总之，第一世界撤走了梯子，以阻止以后第三世界国家采用唯一被证实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⑥

　　"自由贸易"一词让人们想起亚当·斯密所描述的市场景象。在那里，平等的市场主体相遇，就出售的商品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交易，满足双方的需要，增加社会总福利。但这些仅是幻象，而非事实，这种幻象只会给人错误的印象。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并不是市场上相遇的平等主体，它们交易的结果也不会是互利的交易。例如，IMF在2002年要求加纳废除食品进口关税，结果使来自欧盟国家的进口食品疯狂涌入加纳，该国农民的生计被毁于一旦。IMF的经济杀手们似乎忘记了让欧盟取消其巨额的农业补贴，这些补贴使从欧盟进口的冻鸡肉价格仅是当地生产商的三分之一。⑦

　　赞比亚的服装进口关税保护着大约140家企业的本土产业，却因IMF的胁迫而被废除。随后，廉价的二手服装潮水般涌入，导致140家企业中的132家破产。⑧即便赞比亚的服装生产商强大到可以参与国际贸易，它们也将面对出口到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保护性关税。像赞比亚这样的国家要致力于自由贸易，而第一世界的国家却通过出口信贷来补贴出口者，而这通常会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和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布鲁斯·里奇在"出口灾难"一文中对此做出了解释。

　　上述行为还会产生其他的负面效果--保守主义者所乐于引用的一个著名的"意外结果"。20世纪90年代早期，IMF在秘鲁的结构调整计划要求大幅削减玉米关税，结果美国的玉米蜂拥而至。美国对其农民的补贴一年大约400亿美元。许多秘鲁农民竞争不过进口玉米，只好改种可生产可卡因的古柯。⑨

　　同时，第三世界国家许多传统的出口商品，从咖啡、可可粉到玉米、糖和棉花，其价格都在持续下跌，而且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跌得更多。例如，1975年一辆拖拉机等值于8吨非洲咖啡，但到1990年，这个数量变成了40吨。⑩但由于这些国家缺乏资本，市场狭小，缺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使得它们很难转向去生产更复杂且附加值更高的商品。事实上，许多IMF的项目要求大幅削减健康和教育开支，这使得这些国家更难提高其劳动力的质量和能力。这些国家通常劳动力文化水平很低，几乎不懂技术。在一些国家，如加纳，由于IMF强制的预算削减，儿童入学率在不断下降。

垄断：不公平的竞技场

尽管第一世界的精英们一再鼓吹自由市场的魅力，但为了主宰和操控市场，他们使用了非市场力量来确保控制力。他们坚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这个协议是他们在1994年乌拉圭贸易回合谈判时，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坚持通过的。TRIPS允许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垄断，这样就将第三世界的生产商拒之于获利市场之外（而使他们陷于商品生产的境地）。

　　为达到对知识产权的垄断，美国坚持将基因物品，包括种子、人类细胞和微生物等，界定为可申请专利的物质成分，这样它就可以通过申请专利来获得这些物品的排他使用权。第一世界的公司利用TRIPS条款，通过开采南方国家的本地动植物基因资源，并申请专利，从而获得生产与销售的垄断权。这种策略通常被称为生物盗版。一个尤其无赖的事例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RiceTec公司申请并获得了一项一种印度的大米专利，声称其开发了新的大米基因种类，实际上这种大米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农民经过几个世纪精心培育出来的。

债务：向公司商店出售灵魂

债务使第三世界国家处于第一世界的控制之下，依赖援助、债务重组和债务滚动而生存，已经谈不上真正的发展了。它们被迫重构经济、重写法律，以满足IMF结构调整计划和世界银行制约条款所开出的条件。它们不可能像美国一样控制世界储备货币，也不能做到长时间的入不敷出还能避免金融危机。《后新经济》的道格·亨伍德写道：

　　如果美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它将会立即成为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的主要国家。我们的支出远远超过收入；我们有巨大的外债，且还在持续增加；我们有巨大的贸易赤字以及根本不准备有所行动的政府。如果美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国家，IMF将来到美国的门前，告诉我们要避免衰退，就要使贸易账户平衡，要少消费、多投资。但由于我们是美国，这类事情从未发生过。如果那些措施对我们而言不是一剂良药，那为什么这些措施对其他国家就是如此好的良方呢？
　　腐败、债务及其内幕

　　腐败通常伴随着权力，作为一种利益和控制机制，它能够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权力源泉那儿吸引过来。腐败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如扎伊尔的蒙博托，他贪污了至少一半的对扎伊尔援助资金。他当然喜欢为那些不必要的、没有完备计划或严重超支的项目向国外举债，以便自己获得额外的收益，但这些债务是靠他国家的人民来偿还的。同时IMF和世界银行也乐于继续贷款给扎伊尔，尽管它们自己的调查员警告说这些钱将会被贪污。也许在冷战期间蒙博托支持美国实行的非洲政策对他能够持续获得贷款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些贷款仍能够稳定地回流到发达国家的银行也是重要原因。史蒂夫·贝尔克曼在"世界银行和1000亿美元问题"中，向我们展示了内部调查者关于发展基金是如何转移到贪污者的口袋里的说明。

　　这种"债务和资本的循环"已经引起了许多借贷委员会的广泛兴趣：SagHarbor集团估计"至少有一半被最大债务者借去的资金将原路返回，通常在同一年甚至是在同一个月这些贷款就会回来。"约翰·克里斯滕森在"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中描述了那些秘密账户如何通过泽西岛和开曼群岛等一些没有管制的离岸银行业的避风港，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者们藏匿他们贪污、盗用、拿回扣、受贿和毒品买卖等得来的钱。

　　同样的，离岸机构能够帮助第一世界的公司和权要们藏匿他们从逃税中获得的利润，却让普通市民来承担这些账单。国际信贷商业银行（BCCI）在卢森堡大公国的银行保密法下，把离岸银行业的投机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在全球最大的一宗银行诈骗案中，大约有3亿美元被盗。露西·科米萨在"BCCI的两面派手法：既依赖美国，又依赖圣战"中解释了为什么政府和监管机构看到了另一条路：BCCI调整银行业需要一系列强有力的"球员"--从中央情报局和在国会中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人士到麦德林贩毒集团，甚至，如果可以的话，还包括奥萨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

　　IMF推出的民营化项目为那些受贿者提供了发财机会。按照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说法："那些领导人出卖了自己国家的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急切地想拿到佣金存进瑞士银行的账户……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眼睛都变大了。"当他们意识到有这么好的机会摆在他们面前时，"所有反对变卖国有工业的声音都沉默了。"

实施者：胡萝卜加大棒

什么样的领导者会追求一种民族主义的发展议程呢？他们的目标是控制国家资源，并从这些资源中获利。如果他们对于贪污和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的诱惑没有反应，经济杀手们还有各种方法让他们顺从，而不管他们愿不愿意。

　　分而治之是一种对征服者和当地统治者都有益的古老策略。对于不听话的领导者们，颠覆其政权是控制他们的有效办法。美国和其他强权国家把其作为一个基点来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军事、商业、学术、外贸关系。在几次沉默的会议并给不同的利益集团提供资金后，一个不太愿意合作的国家会明显地感觉到政治压力在增大。以前的政府支持者会反戈相向，而政治对立者讨伐的声音则更加尖锐，媒体也提升了警告调门。压力的增大使经济学家调高了对爆发商业危机的预期：资金从本国转移到迈阿密、伦敦和苏黎世，投资将下降，失业将增加。如果政府意识到这其中的信息，改变了态度，一切又都不一样了：资金开始回流，不同集团之间的合作立刻变成可能。如果政府想安全渡过这场危机，最好这样做，不然的话，更加激进的政策将会带来更大的压力：从暗杀领导人到军事政变都会发生。

　　委内瑞拉的政变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NED）在2002年提供了近100万美元给几个企业、媒体和劳工组织，资助它们发动反对总统查韦斯的军事政变。例如，NED支付了55万美元给莱昂纳多控制的教育基金。如果政变领导者成功地帮助佩德罗·卡莫纳(一个亲美商人)掌握政权，莱昂纳多将被任命为教育部长。

　　私人或半官方的军事力量同样有用。安德鲁·罗韦尔和詹姆斯·马里奥特认为西方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对尼日利亚的石油越来越有兴趣。在"非洲新掠夺前线上的雇佣兵"一章中，他们揭示了一个猎豹计划：那些石油的代理商们在使尼日尔河三角洲的石油利益远离当地居民。

　　利用一个国家的民族问题或宗教分裂也是一种成功的策略。美国就在1979年支持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反对阿富汗社会主义政府中尝到了甜头。按照穆斯林的观点，政府推行妇女接受教育已经明显越线。本·拉登是阿拉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他受聘于巴基斯坦的情报部门，在那里帮助领导中情局的活动。凯瑟琳·克恩在"廉价手机的人工成本"中描述了西方国家是怎样利用卢旺达和刚果的种族分裂，抢占钶矿和其他资源的。为此，这两个国家付出了4万条生命的代价。在尼加拉瓜，美国利用宗教和种族关系积极鼓动大西洋海岸的米斯基人民反对桑地诺政府。

　　恐怖活动虽然经常被公众谴责，但也是很有效的手段。1981年11月，一架尼加拉瓜喷气式飞机在墨西哥城机场的停机坪爆炸。由于乘客还没有登机，所以他们幸运地逃过一劫。但在1976年10月，古巴的455航班在加勒比海上空发生爆炸，机上73名乘客和全部机组人员无一生还。古巴政府将路易斯·波萨达驱逐出境，原因是证实他在委内瑞拉策划了这起爆炸事件。随后他也承认他接受了美国政府专门为此类袭击事件设立的基金中的20万美元。

　　用各种手段除去不合作或有野心的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是为了警告那些有反抗情绪的总统和首相们。约翰·珀金斯为我们提供了那些反抗者的例子，如巴拿马的陶立总统以及厄瓜多尔的杰米总统，他们在1981年都遭到了免职。很多著名的领导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60年刚果的卢蒙巴、1969年莫桑比克的蒙德拉纳、1973年几内亚的卡布拉尔、1980年圣萨尔瓦多的罗梅罗、1983年菲律宾的贝贝尼奥·阿基诺以及1965年阿尔及利亚的迈赫迪·本·巴尔卡都死于暗杀。克雷格·威廉森，就职于南非安全部门，是这种定点清除活动的典型执行者。他被认为是实施一系列针对激进反种族隔离主义者的袭击的元凶。他应该为南非国民大会党激进主义者鲁思·福斯特的死负责，1982年她死于一个炸弹包裹。

发动政变是除掉反西方领导人的典型策略。剪除他们在党内的力量，抓捕激进主义者，对整个社会施加压力来颠覆改革的成果。这类策略中最著名的也许要算皮诺切特将军在1973年9月推翻智利政府，直接导致前总统萨尔瓦多和他几千名追随者的死亡。许多国家的政变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关，如1953年中央情报局推翻了伊朗的穆罕默德政权，1964年巴西的古拉特政权被推翻，1971年伊迪将军在乌干达推翻了米尔顿政权以及1965年苏加诺在印尼被赶下台，所有这些政变都曾受到中央情报局的支持。

　　如果暗杀失败或者没有可以收买的军官，那么军事干预就是另一种选择。这种干预有时采取在内战中寻找代理人的方式，通过恐怖活动和游击战相结合来推翻政府或者令人们渐感厌烦。这场折磨人的战争最终只能以选举对手被打败或谈判结束。反对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战争就是个典型的例证。另外，美国为了反对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政府，在南非军事力量的配合下采取许多行动，不但摧毁了两个国家的经济，而且造成成千上万人丧生。

　　直接军事干预是当形势极度恶劣时采用的方式，这也是可能导致政权改变的方法。越战的例子似乎拿这种最不引人注意的方法检验了大国的力量。现在由于苏联的解体和高科技武器的装备又把这种方法推向了前台。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军事理论家充分利用了军事革命所带来的好处，包括无孔不入的监视技术、网络中心指挥和军事力量控制技术、精确的供给等，这些措施增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自信。正如贝洛克对大英帝国全盛时期对殖民地采取霸权政策的描述："我们有格林机关枪，而他们却没有。"

　　1992年，乔治·布什政府国防部的副部长，新保守主义者保罗·沃尔福威茨，陈述了布什主义的"防务规划指南1994～1999"，这个政策计划强调了三点：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国的利益将是至高无上的；美国认为需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时，有先发制人的权力；还有在中东地区，主要目标是保持"对该地区反抗力量的控制"，从而保证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能够得到该地区的石油。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正是这种言论的体现。切尼，现在是布什主义的拥护者，他在谈到1991年海湾战争和倒萨的后果时，说道："我认为美国军队介入伊拉克战争就像进入泥潭一样，我们绝不希望以这种方式陷进去。"时代已经变了，在一个未来面临着石油短缺的世界中，伊拉克石油储备有着巨大的诱惑。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控制中东作为权力支点、获取有利的合约和让步的前景，所有这些都使得美国进行长期干预，而且很难从中抽身，就像格列格·穆特在报告"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中讲的那样。安德鲁·J·巴切维奇，一个保守的军事理论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使地缘政治重要性左右摇摆的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地区；除了自己，傲视其他政治经济原则的合法性；宣布已经存在的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宣称在全球展开军事布局不是为了自卫而是为了打击别人，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些都是一个帝国治理国家的行为。"

　　然而，在1776年，帝国被接受的条件是，它统治下的臣民认为他们可以获得利益，并且把他们的渴望局限在统治者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现在，第三世界的权要们有足够的机会过上第一世界那种富裕生活，但是同时，还有20亿人拥挤在城市的贫民窟中，高额负债又阻止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这种环境下，布什政府还叫嚣着战争不会结束，除非帝国的控制之网得以顺利运行。但是，就像安东尼娅在"全球正义运动：抵制之网"中指出的：世界各民族似乎正下定决心，要努力缔造一个民主的世界，来取代全球化，而不是永远生活在帝国的阴影之下。

【注释】

　　①尼尔·弗格森，"欢迎新帝国主义"，《卫报》（Gudian），2001年10月31日。

　　②斯蒂芬·金泽，《伊朗国王的臣民--美国的妙计及中东恐怖行动的根源》，纽约：Wiley，2003年，第209页。

　　③约翰·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旧金山：Berrett-Koehler，2004），第14～15页。

　　④纳奥米·克莱恩，"贪婪之路"，《地球和邮件》（GlobeandMail）（多伦多），2003年9月20日。

　　⑤《2006世界数据表》，华盛顿人口统计局，2006。

　　⑥张夏准，《踢走梯子--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明史是如何一再重写，为新自由主义寻找借口的》（剑桥：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2年）。

　　⑦见wwwghanawebcom/GhanaHomePage/NewsArchive/printnewsphp?ID=79568。

　　⑧萨拉（赞比亚银行）和杰克·琼斯·祖鲁，"赞比亚：债务的诅咒"，见wwwafricafocusorg/docs04/zam0406php。

　　⑨阿萨德·伊斯米，"打着借口抢劫：世界银行"，《Z杂志》（ZMagazine），1998年2月，第10页。

　　⑩克里斯廷·爱德，《贸易游戏--贸易如何运行》（牛津：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2003）。

　　阿萨德·伊斯米，《使陷入贫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渥太华：哈利法克斯计划联盟［HalifaxInitiativeCoalition］，2004)，第13页。

　　范达娜·席瓦，"知识产权中的南北冲突"，《合成/再生》（Synthesis/Regeneration）25（2001年夏）。

　　道格·亨伍德和埃伦·奥古斯丁的访谈，2006年1月21日。

　　约翰·奥谢，"向腐败体制提供援助不会帮助穷人"，《爱尔兰时报》（IrishTimes），2004年12月9日。

　　詹姆斯·S·亨利，"钱去了哪里"，《财富》（Fortune），2004年3/4月份，第45页。

　　引自德里克·麦克维什，"水、土地和劳力--被迫私有化对脆弱社区的影响"（渥太华：哈利法克斯计划联盟，2004），第29页。

　　迈克·恺撒，"美国税收资金资助查韦斯政权，回顾发现"，《波士顿全球》（BostonGlobe），2002年8月18日。

　　塔里克·阿里，《正统派基督教的崩溃--宗教改革，圣战和现代化》（伦敦：Verso，2002，第209～210页）。又见史蒂夫·科尔，《幽灵之战--中情局、阿富汗和本·拉登的秘密历史，从苏联侵略到2001年9月10日》（纽约：Penguin，2004）。

　　见罗克珊·邓巴-奥尔蒂斯《边境上的鲜血--内战的记忆》（波士顿：SouthEndPress，2005年）。

　　同上，第119～123页。

　　安·路易斯·巴德挈和拉里·罗特，"古巴内战呼吁流放者归来"，《纽约时报》（NewYorkTimes），1998年7月12日；也见国家安全档案网站的分类文件，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53/indexhtm。

　　约翰·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第153～161页。

　　南非真理和调节委员会的决定，见wwwdojgovza/trc/decisions/1999/ac990292htm。

　　巴顿·吉尔曼，"保持美国第一--五角大楼将排除竞争性的超级大国"，《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Post），1992年3月11日。

　　安德鲁·巴切维奇，《美利坚帝国--美国外交的实质和后果》（剑桥：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2年），第243页。

　　见迈克·戴维斯，《贫民窟的世界》（伦敦，Verso，2006年），审查第三世界没有发展的增长和五角大楼对低收入世界可能战争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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