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国的故事——《能源战争》节选
图书：《能源战争——非洲石油资源与生存状态大揭秘》，(美籍伊朗人) 约翰·伽思维尼恩 著，伍铁、唐晓丽 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7月版
节选：
石油输出国为什么没能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第一位认真回答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是侯赛因·马达维（Hossein Mahdavy），那还是在1970年。马达维之所以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的祖国伊朗当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石油带来了大量收入，伊朗却饱受经济发展缓慢和外债累累之苦。马将这种大部分收入取决于石油出口的国家称为“出租国”（rentier）——“定期收取大量经济租金的国家”。
至少一个世纪以来，rentier这个词指的是那些并非依靠手工劳动或专业服务、创立企业，而是凭借从已有财产上收取租金赚钱的人（通常为精英）。人们将这种人统一称为“出租阶级”。马是第一个把这个词用来描述整个国家的人，形容这些国家什么也不干，就等着外国公司从自己地底下钻出石油然后收取大把“租金”，这些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不是劳动者，也不是农民、技艺超群的工匠或企业家，而是富得流油的地主。
马达维提出这个说法以后，许多经济学家不断予以丰富，进一步阐释为什么这样的国家容易陷入经济萧条，甚至停止发展。有经济学家提出，一个国家要符合“出租国”的定义，必须满足几个条件：主要收入为从外部收取的租金；这些租金必须是一少部分人活动的产物；几乎全部直接进入政府的腰包。比如，旅游业虽然也相当于是向外部人群收取租金，但却不能证明这个国家就是出租国，因为旅游业需要许多人参与，而且谁要是参与就能赚钱。出租国的一大问题是，政府和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与人民日常的需要和经济活动完全脱钩。
正常情况下，国民的生产力水平对政府至关重要，因为政府收入的高低取决于国内税收。换句话说，鼓励工业发展，促进国家财富增长对政客而言有很多好处。因为人民越有钱，税收就越多，政府就能投入更多的钱保障公共服务，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力的进步，台上官员也就能赢得更多民心。但出租国的情况刚好相反，政府收入不再依靠国民生产力，相反，自己倒成了国内经济收益的主要来源。但政客们可不想劳神去发展传统农业和工业基础的复杂项目，他们决定采取一个谁也不会抱怨的法子——新设大量政府职位。从此他们高枕无忧。以为只要把尽可能多的人纳入政府系统，让他们觉得自己掌握了国家的未来，就不会再吵着向政府要钱。可事实上，这条“捷径”只是人为膨胀了官僚体系，官员们个个尸位素餐，终日唯一的“贡献”就是为国家已经摇摇欲坠的经济增加新的障碍，下发数不清的红头文件，结果效率每况愈下。
这些国家从一个“生产国”——政府将生产力和经济增长视为稳定税收的基石——转变为“分配国”——政府的作用就是大把大把地撒钱，兴建自以为重要的项目。大权在握的官爷似乎轻轻松松就能搞到金山银山，每天工作的第一要务是应付“走后门”的七大姑八大姨。如果一国政府主要依赖税收的话，那么人民会将腐败和裙带关系视为一种公然的侮辱，因此很可能组织起来反抗。然而对“出租国”而言，大家都认定只有腐败才能扶摇直上，才能保证自己不会被别人甩在后头。人们不约而同地容忍这种状况，因为这样的国家在人们眼里可不是对公众负有责任的机构，而是“大款”，一棵有求必应的摇钱树。
退一万步说，假设“出租国”的政治领袖是一群富有远见卓识的有志之士，一心一意为百姓谋福利，坚持原则，诚实守信中，他们出未必能有多大作为。第一个问题是，由于国家收入完全取决于石油出口，难以预料的油价波动会令国家极为被动。以加蓬共和国为例，石油出口占整个出口收入的90%，谁敢说两年内油价不会从80美元一桶落至20美元一桶？那还怎么计划明年的预算？怎么制定长期宏观经济战略？就算某位当权者真的有胆识拿出石油赚的一部分钱来发展传统农业和工业，他也并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办。想一想，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在世界排名垫底，而且传统经济支柱仅仅是原始的木薯种植，要是一下给这种家庭作坊式的农业注入几十亿美元促其发展，它恐怕一时难以消受。因此，就算是“出租国”最高瞻远瞩的领导也不得不承认，至少应该把石油赚来的部分外汇投入海外经纪人帐户，长期来看总能保证不小的回报。于是石油带来的外汇就这样老老实实地待着，一分一分攒着利息，积满厚厚的灰尘。恬不知耻的政客偶尔还伸手进来揩点油，或者换成武器，镇压国内反抗，但很少会有人想起来用这些钱去发展木薯种植。
虽然“出租国”效应足以摧垮资源丰富国家的经济，但比起政治方面的影响还是不足挂齿。一旦当权者发现不再需要向人民征税来养活自己，自然再不会介意人民对政府是什么看法；就算有人对政府不满，他们也可以安之若素。而且，人民纳税越来越少，甚至一分钱也不用交了，谁还有兴趣理会政治这码事？在他们眼里，国家有的是钱，跟赚钱机器一样。用不了多久，谁都懒得理会国家到底运转得怎样，危险的民主赤字由此开始。
不过，对“出租国”的当权者而言，就算他们由为油价大跌或荷兰病在一夜之间变得身无分文，也不会心甘情愿通过征税来扩充国库的。他们知道，老百姓一直深信国家卖石油换了取之不尽的外汇，如果这些钱突然连打理国家都不够了，他们肯定会认为钱进了官员的腰包。执政党心里再清楚不过，选民是一分税收也不想交的；而自己治国无道，如果举行自由公平选举，十有八九被赶下台；于是，进退维谷的政府只好靠准军事力量来保持统治地位，维持国内法律和秩序。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石油输出国的军事化程度都非常高。从1984年到1994年间，欧佩克国家的军事支出占其总预算的比例是发达国家的三倍，非欧佩克的发展中国家的10倍。
然而，上述种种状况——油价波动的影响、荷兰病、民主制度瓦解——对国家结构的腐蚀性和威胁性都比不上“出租国”这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在本国国民心理上造成的影响。经济学家将“出租国”的国民心理称为“出租国心理”，因为他们对工作和报酬的看法与普通人很不一样。用经济学家贝布拉维（Hazem Beblawi）和卢西安尼（Giacomo Luciani）的话说就是：“工作的报酬成了一种偶然事件，是飞来横财”。换句话说，由于人们习惯了看见大把大把的钱从天而降，而且并不是平均地落到每个人的口袋里，就会自然而然地把个人财富看成是一种“意外”，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处在正确的位置才能遇到，跟任劳任怨的工作一点关系也没有。
人们对工作和报酬之间关系的理解产生了扭曲，经济则要因此付出代价。街边小让和小工厂的老板迫不及待地抛弃了自己的小生意，投身房地产车，一夜暴富。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放弃自己的专业，也再不考虑如何创业，而是想办法在政府谋得一官半职。体力劳动被认为有失身份，只有移民才愿意干，而移民则把挣来的血汗钱统统寄回老家。最可怕的是，人人都止不住地怀疑“大钱”都被“别人”赚走了，因为大家都觉得，既然国家有那么多石油，应该人人都开宝马才说得过去。然而开宝马的依然只是少数，最穷困潦倒的那帮人便产生出一种极度的仇慨情绪。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各个阶层，都变得人人为己，只顾眼前，恨不得把一切能抢到的都揽入自己怀中。这种心理一旦形成，得经过好几代人才能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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