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非洲的悲剧之尼日利亚——《能源战争》节选

黑非洲的悲剧之尼日利亚——《能源战争》节选

石油 三角洲的“麻烦”

每个定居在尼日利亚的外国人谈起这个国家，迟早都会得出阿德沃式的结论——尼日利亚拥有非凡的生存本领，不管陷入何种危机，它都能有如神助般脱离险境。哪怕在外人看来，尼日利亚的局势已经到了一种无政府的状态，但最后它也能悬崖勒马，一切慢慢归于平静。

想要解开尼日尔河三角洲错综复杂的“麻烦”，恐怕得花上一辈子的工夫；想要深入透彻地把这种事儿解释清楚就更别提了。不过再怎么复杂，也逃不出人类绝大多数冲突的窠臼，究其根本，无非是为了钱、土地、种族纷争。尼日尔河三角洲总面积2.7万平方英里，包含9个州，分为185个地方政府管辖区，人口2700万。这些人分别属于40个民族，讲250种方言，散布在5000到6000个社区中，所以这里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年均人口增长率约百分之三。形形色色的石油公司分布在大约一千五百个区域中。数千英里长的输油管道和三角洲地区的溪流纵横交错，其间不时喷出橘黄色的火焰，在闷热潮湿的空气中翻腾。石油开采公司往往就挨着那些原始的、茅草泥浆搭起来的渔村，不过石油公司都非常现代，里面装着空调，外面则围上一圈有刺铁丝网，加上荷枪实弹的警卫，专门防范当地制造麻烦的家伙。不过，毫无疑问，这样的布置只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问题出在哪儿呢？简单一点说，五十年来，外国石油公司在依然处于石器时代的非洲开采和生产石油，技术堪称世界一流，设备全部为超现代的进口货，价值数百万美元。它们在这里挖掘出不计其数的石油，拿到国际市场上，赚回不计其数的美元。但尼日尔河三角洲的人们却一分钱也捞不到，因为一届又一届军政府都揣着石油赚来的钱，去伦敦上流住宅区购置豪宅，或者跑到遥远的首都阿布贾，在沙漠里修筑城堡。三角洲的人们依然住在自己赤手搭建的茅草屋里，过着和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的祖先们一样的生活。尼日利亚全部的石油和天然气都产自三角洲，而这里的百姓却从来没有享受过电和清洁的饮用水。上学就更不用说了，1.4万人仅有一所中学。三角洲压根儿没有公共服务机构，就算有，没有公路，想去都难。比如看医生，你得坐船渡过一条又一条溪流，没有几个钟头到不了。

有时候，石油不小心流进这些小溪，渔民只好动身寻找别的水域；而有的渔民则为了赔偿费彼此之间大动干戈。每一次三角洲的百姓计划反抗，总会有人出来收买他们，或者挑拨离间，让他们自相残杀。因此，长期以来，三角洲地区犯罪猖獗，年轻人动乱频繁，确实只能叫作“麻烦”，而不是那种有资格上晚间新闻、令晚宴上的大人物们眉头紧缩的“热战”。然而，住在三角洲的人们日日面对沼泽与河口，过着闷热、与世隔绝的生活，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同时，跨国石油公司为了保护自己价值连城的石油管道和流动站，特意聘请了安全部队；而另一边，部落宗族的民兵组织四处游荡，怒火中烧，信誉旦旦要破坏石油公司的作业，尼日利亚各州还有自己的军队和特殊警察部队——不管是哪一边，都武装到了牙齿。渔民被夹在中间，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所以，“麻烦”还是“热战”，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意义。运气好的话，渔民早上驾着空荡荡的独木舟出水，傍晚带回来几条病怏怏的黄鱼、鲇鱼，第二天放到太阳底下晒干；运气不好的话，出去了就再不见回来。

殖民后遗症 民族矛盾

尼日利亚最大面额的钞票是500奈拉（naria），合4美元不到。钞票下面是伊博民族主义领袖阿齐基维（Nnamde Azikiwe）的画像。1960年，在他的领导下，尼日利亚脱离英国统治，获得独立。钞票背面印的是一座钻油塔。这两幅图提醒着人们，尼日利亚当年也有过如日中天的时候，那时，它信心十足，牢牢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前途一片光明。那还是非洲大解放的时代，几乎每隔几个星期就有一个全新的国家诞生。新国家的英雄们终于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心中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尼日利亚人口众多，碳氢化合物储量居世界之首，似乎人人都相信，用不了多久它就要成为非洲霸主。

然而，天不遂人愿。独立后，尼日利亚的经济全面衰退，1.3亿人口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现在，世界银行编制的“世界最穷20个国家名单”上，尼日利亚已经榜上有名。今天的尼日利亚虽然日产石油200万桶，产油量之大居世界第七，但全国57%的人每天的生活费还不到1美元，三角洲地区更是高达70%的人口如此。由于尼日利亚炼油厂几乎全线崩溃，就连本该价廉物丰的汽油都差不多全靠从国外进口，而且进价昂贵。

尼日利亚在历史上并非一个统一体，而是一个由不同种族、不同文明在很短时间内糅合成的新兴国家。该国民族多达250余，但最有影响的是三大部族：北部信奉伊斯兰教的豪萨－富拉尼族、西南部的约鲁巴族和东南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带的伊博族。

英国殖民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将三大民族、三大地区分而治之。这三大民族中，伊博人对于西方文化和教育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因此被英国人认为是“合作的民族”，大批伊博人被提拔到公务员和军官岗位上；而约鲁巴族则取得了商界的主导地位。各地区的经济并不与邻近地区关联，而是直接成为英国的原料输出地，这就给地区与民族间的关系埋下了冲突的种子。

1954年的宪法规定，各地区享有除外交外的充分自决权，军政和经济大权均掌握在地区手中，因此约鲁巴、伊博族控制的东、西两区于1957年便宣告自治，而豪萨－富拉尼人的北区却直到两年后的独立选举前夕才宣布自治，政治进程的不一致造成了地区和民族间关系的不协调。

二月政变 潘多拉的盒子

60年代初在伊博人控制的东区发现大油田的消息使得族群和地区矛盾雪上加霜：伊博人援引宪法，不希望石油开发的收益被其它民族和地区均沾；而另两个民族当然不会认同这样的意见——既然是一个国家，资源理当属于全体国民。

直到此时，这个年轻国家里并不存在“分裂”势力：伊博人也好，另两个民族也罢，他们的主张都是加强中央政府的作用，维护国家的统一——但得照他们族的主张去做。

由于英国人给尼日利亚留下一个地方独大的松散联邦体制，和机械地按地区和人口分配话语权的模式，使得部分以精英自诩的伊博族人日益感到，人口不占优势的他们仅凭议会和选票，是难以让国家按照他们的方略来发展的，他们中的激进分子产生了用非常手段实现目标的想法。

1966年2月15日，一群伊博族少壮军官把这种想法付诸行动：他们发动了“二月政变”，暗杀了巴勒瓦总理，推举“自己人”伊龙西少将为联邦总理。致使包括西区、北区首席部长（分别为约鲁巴人和豪萨人）在内的大批非伊博族官员被害，从而使原本紧张的族际、区际矛盾愈演愈烈。

这是尼日利亚历史上首次军事政变，此后的几十年里，军事政变在这个年轻的国家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二月政变打开了用军事干预政治的潘多拉盒子。

联邦的分裂 伊贾共和国与比亚法拉共和国

1966年，尼日利亚最大的少数部族之一——伊贾部族发现自己脚下原来是一座金矿。壳牌公司在伊贾一个叫奥罗比里（Oloibiri）的村子发现了石油。很快，尼日利亚的石油产量飙升至每天40万桶，其中多数来自伊贾地区的沼泽和溪流。1966年2月，当地青年成立了尼日尔河三角洲自愿者服务组织，宣布三角洲为独立的伊贾共和国。

之所以迈出这一步，是因为一方面仇恨伊博在东南地区的势力，另一方面又深知北方人掌权的拉各斯政府决不会把石油赚来的钱花在伊贾人身上。伊贾国的临时“政府”宣布所有石油合同无效，命令石油公司必须与新政府直接谈判，还要求所有非伊贾人24小时内到自志愿者服务组织登记。自愿者服务组织占领了该地区最大城市耶纳戈阿(Yenagoa)，之后尼日利亚军队用壳牌公司借给他们的浮船攻打进来。初生的共和国很快被粉碎。而这次独立事件无疑开了一个危险的先河。

1967年到1970年，又爆发了比亚法拉战争，导火索是尼日利亚东南部的伊博宣布独立为比亚法拉共和国。这场战争登上了电视画面，全世界第一次从电视屏幕上目睹了非洲的惨剧，也为60年代普遍认为非洲前景大好的乐观情绪敲响了丧钟。一连几个月，世界人民从电视上看到非洲儿童在饿死的边缘挣扎。有人估计战争中200万人死亡，多数人是病死和饿死。

比亚法拉共和国始终无法脱离尼日利亚联邦独立为国，原因自然有很多。不过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尽管东南地区有一些重要的部落，但伊博从来得不到这些部落的坚强支持，比如伊贾。因为伊贾很清楚，如果伊博真的独立，在比亚法拉建立政权，伊贾们只会过上更加苦难的生活。

初步较量 胡萝卜加大棒

有那么几年，跨国石油公司因为并不打算和当地群体长期相处——或者不知道如何长期相处，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收买村长，防止村里的年轻人找石油公司的碴儿。这一招开始似乎管了那么点儿用，但最终却引来纷争不断。一是相邻几个村子为了争夺石油公司给的救济品大打出手；二是村长这个头衔突然变成了大肥肉，人人都想当，不择手段。奉行了几百年的传统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只剩下赤裸裸的抢钱，因为连传统的统治者都明目张胆地独吞石油公司施舍的救济品，哪里管得住愤怒的年轻人。石油公司怒火中烧，干脆自己出面，找到那些不满的年轻人，让他们干“鬼魂工作”——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不袭击石油设施。其实就是拿钱让他们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实际上，这些年来，完全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才保证了三角洲的平静。一方面，比亚法拉战争的血腥味还未完全消散，足以制止人们再举行任何大规模的集体起义；另一方面，由于贿赂猖獗，三角洲的百姓也就明白了投降还是有好处的。

然而到90年代初，局势再次失控。1990年10月29日，壳牌公司经理听说有人“马上”要对他们在厄姆切姆附近的勘探作业发动“袭击”，立即要求河流洲警察局长派一支防暴部队前去保护石油设施。所谓的“袭击”仅仅是一些村民在壳牌石油设施外和平抗议，根本没有动手动脚。但移动警察部队收到命令向村民开火，村民仓促逃进周围的灌木丛中。然而惨剧并没有到此结束。第二天早上，警察天不亮又回到这里，凡是从灌木丛中出来的村民，统统被他们枪毙。

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三角洲，类似的悲剧在一个又一个村子一次又一次上演。荷枪实弹的军队遇上手无寸铁的百姓，发起一场狂欢式的屠杀，尸横遍野，幸存下来的人则因为亲人的死去痛不欲生。但尼日利亚之外，又有几个人真正注意到三角洲每况愈下的局面呢？

“生存运动”的失败

1992年底，一个自称“争取奥格尼族生存运动”的组织向壳牌公司发出了一份期限为30天的最后通牒，要求壳牌要么补偿占据他们土地获得的石油利润，赔偿当地人因为壳牌开发遭受的损失，要么永远离开奥格尼兰地区。

1993年1月，“生存运动”的最后通牒到期，30万名奥格尼人上演了一场平静的示威，居然真的没出什么大事。远在伦敦和海牙的壳牌经理们都意识到，问题难办了。

三个月后，1993年4月的一天，在比亚法拉村外面，一群奥格尼农民拦住了壳牌一家承包商——美国管道公司维尔兄弟——的员工，要求他们立即结束作业。尼日利亚军方火速赶到，二话不说朝闹事者开火，一人死亡，11人受伤。随后，壳牌宣布，迫于公众不满，不得不暂停在当地的开发行动。位于阿布贾的议会称“生存运动”为分裂主义的叛国运动，予以取缔。

壳牌虽然不得不放弃当地油田，却无时无刻不在盼望收复失“田”。1994年5月，一群暴徒冲进奥格尼族领导会议，杀死四名部族首领。之后，九名“生存运动”的激进分子被捕。1995年7月，双方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议。会上，壳牌总管主动提出为这九个人向当局求情，但条件是“生存运动”必须停止他们的活动，并公开发表声明，宣布奥格尼兰地区的环境破坏与壳牌公司无关。部族首领断然拒绝，壳牌的公关阴谋破产。1995年11月10日，这九人均被处以绞刑，在哈科特港行刑。

新的办法 《谅解备忘录》

到90年代末，三角洲的局势不断恶化，越发难以控制。其实，生存运动当年的反抗还算有组织有纪律，此时的激进活动要自发得多，暴力得多，几乎是与尼日利亚政府展开了一场游击战，把杀人放火和打砸抢当作正当的手段。心怀不满的年轻人拉帮结派，占领集油站，破坏管道，绑架甚至杀害外国石油工人，毫不手软。更不择手段的人故意破坏输油管道，以为只要石油流进小溪，村子就能获得大笔赔偿。

在潮湿的三角洲，人们基本上是逐鱼而居，当地政府也从来说不清各个村子之间的界线到底怎么划分。因此，石油公司想要知道哪些人才是社区代表，想要和这些人周旋，就无可避免地导致领土纠纷。其实领土纠纷在三角洲由来已久，不过以前都是为了争夺打鱼的权利。而现在，你争我夺的东西变成了石油公司的救济品，价值成千上万美元。

三角洲的石油开采对许多部族都有直接影响，而伊贾族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因此，“生存运动”首领被处死后，伊贾人继承了他的衣钵。2005年1月我前往尼日利亚时，报纸上全是关于伊贾族库拉村的消息。几周前，由于壳牌和雪佛龙没有兑现有关开发项目的承诺，几千库拉村民一怒之下占领了两家公司在当地的集油站，导致石油每天减产12万桶。直到两家公司与库拉村又签订了一份新的《谅解备忘录》，明确保证向库拉村支付赔偿，兴建基础设施项目，村民才肯离去。

多年来，跨国石油公司和当地村庄都把《谅解备忘录》视为解决问题的法宝，因为他们都知道，与其让尼日利亚政府来插手，远不如直接与对方过招。不幸的是，《谅解备忘录》并不是正式文件，其中草草写上双方基本同意的几条原则，加上屈指可数的几个承诺——比如给点钱帮忙凿井，建诊所什么的——石油公司此举，还不是为了破财免灾，省得村民打扰石油开采。如果当地村民觉得这些承诺没有付诸实施，便会采取一贯的做法，占领集油站，破坏其他设施，总之目的是提醒石油公司别把他们给忘了。

                           都市一瞥 哈科特港

在非洲，坐汽车旅行向来意味着艰难险阻，不过从拉各斯到三角洲这一路上可真的是每一分每一秒都与痛苦做伴。朝路边看去，目之所及是一大幅苦海无边的人间景象；公路上，来往车辆的车轮下，一汪又一汪水坑臭气熏天。窗外闪过的悲惨世界像是存在于精神错乱的苏斯博士的书里，又或是在《旧约》的苦难目录里见过。成堆的垃圾在燃烧，有的跟大厦一样高，火焰、烟雾和灰烬张牙舞爪，拼命往已经热得要命的车里灌。麻风病人裹着绷带——他们被自己的村子赶了出来，又找不到工作——冲向过往车辆，挥动着自制的小旗子，提醒司机小心前方路上的坑洞，巴望着司机能扔出一两个钢蹦儿。公路上乱七八糟地铺着大圆石头，一眼望不到头；还有跟人差不多大小的弹坑；敞开的下水道流成了河，每隔几百码就是一个半官方的“路障”——两个橡胶轮胎，一堆木棍，两个警察挥着红树枝条招呼汽车停下，留下买路钱方可过路。

和非洲大部分地区一样，尼日利亚也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国家。不过在三角洲，拥趸最多的教派是五旬宗基督教的福音派，基本上是美国的舶来之物。在哈科特港有些地方，几乎每幢建筑看着都像教堂——准确一点说更像是一位牧师——第几个钟头，就能听见人们大声击掌，闹哄哄祷告的声音。

为什么在这里人人都渴望聆听奇迹与救赎之音？原因很简单。三角洲绝大部分人一穷二白，但也许一觉醒来，你发现昨天还跟你一样穷得一塌糊涂的邻居或者朋友突然得到一笔横财，从此飞黄腾达。在那些崇尚勤劳致富的地方，穷人一般会承认自己之所以没钱是因为干活太少。但在三角洲，勤劳和致富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难怪穷人们都觉得自己没钱是因为祷告做得不够。打开这里的电视，最常见的节目是美国各类比赛，参赛者总能赢得崭新小轿车之类的好东西；要不就是福音派的节目，一些美国女人梳着讥讽的头发，整过容的脸蛋笑盈盈地为我们的灵魂祈祷。

哈科特港确实有那么几个走大运的家伙，赚了大钱，富得流油，但整座城市却穷得一塌糊涂。油价暴涨时几十万人蜂拥而至，短短几年内哈科特港的人口就从20万增加到了110万。直到今天，来自三角洲各个角落的年轻人还前赴后继往这儿跑。在他们看来，当其他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哈科特是他们最天经地义的选择。他们是三角洲的青年一代，聪明能干，却甘愿成天在公路上追逐过往汽车，忍受令人窒息的热带闷热，仅仅是为了向车里的人兜售钢笔、电话卡，或是某个牌子的电池，祈祷人家愿意为他们摇下车窗；与此同时，没有腿的乞丐也在想尽办法敲打车门。

库拉村之行

库拉村和伊贾族多数村落一样，与外界没有公路连接。几百上千年来，伊贾人打鱼为生，住在海绵似的红树沼泽上，雾气氤氲，比海平面顶多高出三四英尺。他们的住房是用泥巴敷成的茅草屋，看上去像是悬在水上。年景最好的时候，他们也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要是海上刮起一阵风浪，整个村子几个钟头的工夫就能被冲得一干二净。很像是非洲的路易斯安那，只是这里半截堤坝的影子都没有。

从哈科特港出发，向南的一条路必然走向尼日尔河三角洲杂乱的河口。道路在茂密的椰树林里绕来绕去，路边照例是熊熊燃烧的垃圾推，呛得令人流眼泪。不过这条路也有那么几个只有在三角洲才能见到的风景。

风景之一，路上常常能看到跨国石油公司的栅栏啊屏障啊，全都涂成反映各公司风格的颜色。栅栏上的标志牌写着闲人莫入之类的警告，虽然已经锈迹斑斑，却还是威风凛凛。风景之二，年轻人站在路边的小木棚里，贩卖玻璃瓶装的黑市石油——居然就在石油公司的眼皮底下。风景之三是无处不在的，举目望去，到处是河流州州长欧迪利的竞选海报。许多人都认为此人堪称地球上最腐败的官员之一。海报上，欧迪利戴一顶白色宽边软毡帽，手持手杖，满脸微笑地欣赏着人间的种种悲惨。

过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一个村子出现在我眼前：清一色的茅草屋；村外围着一圈脏兮兮的黑色滩地；滩地上覆盖着几英寸厚的垃圾。随着我们的船渐渐向村子靠拢，许多脸蛋朝我们转过来，远远看去小小的；我隐约地听见人们激动地喊叫着；一眨眼的工夫，木头搭建的码头上就聚集了一群年轻人，焦虑地盯着快艇上这个白皮肤的家伙。

……

我们俩被领上一段漆黑的楼梯，进到一幢连屋顶都没有、破破烂烂的混凝土建筑中。其他人也跟着进来，和我们围成一圈，在塑料椅上坐下。人人都有话要说。

在整个谈话中，我听到最多的就是“我们还在受苦受难，看看我们过的这是什么日子。”我问起他们抢占集油站的事儿。“政府用了各种方法叫我们开放集油站，”他们答道，“最后，他们凭借武力得逞了。他们对我们说，要是我们不开放，他们就帮我们开放。”不用解释也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下面这些抱怨不知已重复演练了多少次：

“43年了，你看看有什么进展？人们还是不断在饿死、病死。石油公司派来的社区联络官和管理人员合伙吞掉了属于我们的赔偿。每次原油泄漏他们就给我们每网35奈拉（约25美分）了事。”

“没有一个库拉人给壳牌打工。库拉有的是硕士、博士——还有出过国的人呢！但不会有库拉人给壳牌打工。谁也不会。”

“我们在受苦受难，”所有人一起念叨，“看看我们过的什么日子。”

“你刚跨进一座什么设施，他们就带着枪跑出来。所以你连向他们提要求的权利都没有。”

“我们根本没有地方政府。”

“我小的时候河里还能看见鱼。”

……

他们还向我展示了一节只有六七级台阶的楼梯，这是1973年村子有史以来修建的第一座砖房的楼梯。但现在，当年的砖房只剩下残垣断壁，犹如一座空垒。村民告诉我这儿还有人住，我满脸愕然。不仅如此，大家都认为能住在这里是一种荣耀。

……

大家又带我去参观“社区厕所”，其实就是两个木头搭的小隔间，搁在一段水流上面。然后村民带我去看壳牌许诺修建的“水砂充填”，但他们认为壳牌根本没把活儿干完，他们也没法儿接着修，因为一到雨季就会被冲走。我抬起眼睛，视线越过人群，菲力克斯在流泪。

……

然后村民带我去看一口饮用水井。井水呈深褐色，浑浊不明。怕我不信，他们还特意放了一只脏兮兮的黄色塑料桶下去；水打上来，每人都咕咚咕咚喝了几口，还请我也尝尝，我摆手谢绝。

丹尼尔又走了过来。他给我看他的军需官证明，那是他二十一岁时获得的。现在他已到而立之年，但从来没有过工作。他有些生气，可能是觉得我给他的关注不够：“我奶奶去世三年了，可她的遗体还放在哈科特港的太平间。我没钱给她下葬。我都要气坏了，我愿意献出我的生命。就算他们要我的命，我也不在乎。”

……

我们朝船走去，身后一张张脸蛋笑成了花儿问我们要钱。我注意到这个小小的村庄王国竟然有三个码头，一个挨一个。原来，绑着我们快艇的那个码头是壳牌1982年修的；第二个是“石油与矿物生产地区发展委员会”（军政府建立的组织，旨在解决三角洲人民的不满，不过昙花一现）1989年始建、却没有一直完工的；第三个是壳牌2004年建起来的，但没有正式启用。就像没有医生的诊所，没有教师的教室，迅速失去资助的妇女发展中心一样，这几个码头也极好地象征了人们对三角洲问题的处理方法：能拖则拖，得过且过。

每当某个村子发出不满的声音，政府或是石油公司就会立即派人扔过来一块骨头打发村民，修间教室啦，凿口井啦，建个码头啦。然后几乎是以同样快的速度，村民的死活再次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们的世界依然只是编织鱼牌，为争一点救济品吵个天翻地覆。

多年来，这样的权宜之计相当奏效，至少从其扭曲的逻辑来看，从没失过手。纵观整个三角洲，冲突似乎一触即发，但这么些年来已经形成了一种很好理解的定式：村民艰难度日，不满，抗议，组织起义，遭到血腥镇压，签署谅解备忘录，进行象征性开发项目，提供现金救济，僧多粥少，继续艰难度日。年复一年，这样的定式就像一出陈旧的样板戏，上演了一遍又一遍，除了戏的演员在变化，其他都是老样子。抗议、石油管道、直升机上下来的白人，就像一个个保留剧目似的交替出场，人人都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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