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由来与前景
王中宇
(科学时报首席评论员)
十七大报告上正式提出“生态文明”，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由此引发我的一些想法。
一、“文明”与环保困境
“文明”在汉语里有很多层次的含义，比如说某人：“这人不文明”，说的是这人的个人素养；说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时候，说的是社会生活的某一侧面；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说的“文明”是指社会生活的整体。在他们眼中是怎么看待“文明”的呢？我们在教科书里经常看到的是“采集、狩猎文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更多的是从生产方式去区分文明的。亨廷顿是位很有名的学者，他谈到了“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佛教文明”，他更多的是从意识形态和宗教的角度去区分文明的。汤因比大家都很清楚，他把历史上出现的文明分成二十一种成熟的文明和五个中途夭折的文明。在他的眼里文明不存在谁高谁低，谁先谁后的问题。相比于人类历史，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是很短暂的，因此，他认为这些文明具有“共时性”，同处于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
那么对“生态文明”我们应该从什么视角去看呢？我们先看一个个案。去年我到了舟山，当地从事环保工作的朋友带我去看了很多地方，破坏得很严重，就像照片中反映的一样（见图一）。
图一：舟山：建设中的岛屿
舟山是一个港口，它对着的大陆就是宁波，宁波也是一个港口，现在规划两个港口合并成一个港口，这个规划已经被批准了。根据《宁波—舟山港总体规划》，以后这个巨型港口要大力发展船舶工业、石化工业，舟山计划建设成为最大的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基地。所以现在舟山到处都是工地，照片上的这些场景到处都是，公路甚至修进了舟山的核心保护区里，这是照片。
图二：舟山：公路正修进核心保护区
和当地环保的朋友讨论问题的时候我陷入了困惑：我们到底是要建设还是要生态？比方说石化工业，它毫无疑问是一个不可避免污染的行业，造船业，尤其是拆船业也是一个不可避免污染的行业。那么怎么办呢，把它们放在哪里？
前年松花江发生了一次很严重的污染事件，反思中，人们发现，我国五十年代的重工业都是沿河沿江建设，为什么呢，因为工业需要水；后果就是给沿江河的生态造成了威胁。但是我们能不能不要这些工业？不要的话就拆掉，要的话就要把它们摆在那里。
当地的朋友希望我写篇作文，但我现在都没有写，因为我现在都没有想明白。搞生态的人，不能只站在当地环境的角度看，要站在全局的角度看。这些东西能不能不要它？如果不能不要的话，看这些东西能不能从外面买进来？如果不能买进来，哪能把相关企业放在哪里？
这张图取自国家海洋局的海洋环境公报，我们可以看到，舟山所在的海域是全国最脏的。如果这些行业都要，为了减少污染的危害，相关企业就只能往下游摆，但舟山已经是最是下游了。
图三：2007年污染海域分布示意图，
取自国家海洋局《2007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
大家做环保工作都有切身的体会，如果让企业去做环保，他确实缺乏动力。在很多地方，这些企业的污染行为还能够获得保驾护航，环保是很吃力的工作。这些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靠技术进步能解决问题吗？人类技术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正是环境破坏最严重的时期。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以来，有关生态保护的文章和书籍爆炸般的增长，全球的生态破坏在这一时期却变本加厉，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二、利润极大化--主流的文明的核心机制
因此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个世界上主流的文明的核心机制是什么。我个人感觉这个机制就是利润极大化。那利润极大化这个机制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它带来了什么？
图四：利润极大化作用机制
我画了这样一个框图。利润极大化要求第一要降低成本，第二要扩大市场占有率。降低成本必然导致总工资收入的下降，因为在成本中最容易压低的就是工资。而扩大市场占有率就会扩大所有竞争性行业的产能。总工资收入下降带来两个后果，一是购买商品的货币相对萎缩，因为社会购买力主要来自社会多数成员的工资收入。二是导致利润上升，而利润不是要买商品，而是要转化成资本，这导致追逐利润的资本提高。
购买商品的货币萎缩就导致对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和产能提高加在一起，一个下降一个上升，就导致生产过剩，产能过剩就导致就业率下降，就业率下降导致劳动者的谈判地位下降，劳动者谈判地位的下进一步促进了总工资的下降；这是一个闭循环，是一个正反馈循环。换句说它本身有自我强化的作用。
反过来在产能这边也是一样的。随着追逐利润的货币扩张，投资冲动就不可避免。我们曾说投资冲动是计划经济的顽症，事实上，现在的投资冲动比计划经济时代要强得多。计划经济最热的时候，投资总额也没有占到GDP的30%，而去年投资总额占到了GDP的55.65%。换而言之，在2007年，国民创造财富的55.65%都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追逐着未来的利润，如果这个趋势维持下去，16年后，到2023年，全部GDP都得转化为投资，而留给社会消费的份额将趋于零！这样的经济系统可能运行下去吗？
图五：投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也就是说只要利润极大化，投资冲动就不可避免，投资冲动导致产能提高，这又是一个闭循环，一个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循环。
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生产过剩和投资冲动，我们的经济就不可避免地过热。由于经济过热，国内需求不可能满足产能，们就只能依靠出口。出口已占到国内产能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于是我们看到劳力与资本双过剩，均落入恶性竞争的陷阱。在这样的环境中，所有的企业和社会的所有成员都生存于无法减轻的压力中，所以人们不择手段的攫取资源、降低成本，要不就只能在竞争中被淘汰。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别说保护生态平衡了，人类社会自身的平衡都无暇顾及。
这个框图里面的每个框都有我们的统计数据和政府公开的信息的证实，每一个朋友都能体会到。将所有的框按逻辑关系连起来，我们看到了两个正反馈循环，这两个正反馈循环，使得我们的生态保护处于很艰难的位置。
我们怎样理解这个主流文明呢？马汉是一位军事学家，美国海军军官，他写了一本书，叫《海权论》，从事军事工作的人都很熟悉。在这本书里最关键的就是这句话：
一个有机体绝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东西，而这些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对外商业活动，它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
从我们经历的现实看，只要在主流的机制下运行，第一需要外部资源，第二需要外部市场。经济史告诉我们，构成这些外部资源的有非洲的黑奴，墨西哥的白银，东南亚的香蕉和香料，印度的鸦片，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东西。因此在马汉看来，海外贸易是决定国运的，要用海权来保护。海权保护的不是边界安全，而是安全边界。马汉认为那里涉及了国家利益，海权就要覆盖到哪里。这本书所有军事层面的分析都是为此服务的。
由此我们能够感觉到，主流的文明是一个赢家通吃，弱肉强食的文明。它只能容乃少数的人口建立起文明富足的社会，这些少数人的国家非常的漂亮，他们有大片大片的森林，让我羡慕得不得了。我们想想，为什么这些少数人能够把自己的环境保护得那么漂亮？因为他们有能力消费、分享全球的资源，有能力把污染留在别人的土地上。这些少数人的富足是以多数人的愚昧无知为必要前提的。这套模式让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等七个大国建立起文明的社会。这些国家共有7.14亿人口，他是不是还能容纳13亿中国人也进入这样的文明社会呢？而今天的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都是人口大国，都试图融入主流文明。这四国加起来超过25亿人，如果他们也建立同样的文明，他们的扩张空间在哪里？由此，现在的主流文明是一个不可能持续生存的文明。
资本利润极大化将人类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人类战胜自然的战争，这是输不起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优胜劣汰，强权即真理，胜者写历史。在战争中，一切都对象化了，换句话说，都需要把握它、征服它、利用它、奴役它。人类社会内部是这样，对大自然更是这样，这种心态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心态。这场战争的结果将是毁灭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与自然环境。
三、主流文明与生物圈
下面回到我们的生物圈。如果把地球假设为半径为五厘米的苹果，人类生存的海拔范围不超过0.165毫米，仅相当于苹果皮的厚度。人类不过是依附在苹果皮上的细菌。从宇宙的角度看，人类是极为脆弱的物种，只能生存于自己的摇篮，也就是生物圈中。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无数的物种相生相克，达到了一种平衡状态，每一物种都为其他物种提供食物和生存环境。大家共同造就了大气、空气、土壤的成分，并且维持着适宜的气温和和各种元素的循环。一旦这种宝贵的平衡受到了干扰，就会引发多重的负反馈机制以恢复平衡，这在系统动力学中被称为稳定性。没有稳定性的平衡不过是演化进程中的一颗流星。这是金观涛的思想。他从稳定性的角度讨论“存在”，“存在”被哲学家弄得很神秘，很难捉摸。他认为，“存在”不过是散布在“可能性”的汪洋大海中的历历孤岛。换句话说，世界的可能组合是多种多样的。我们看到的组合之所以能被我们感受到，是因为它存在，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具有稳定性。
我们来看看生物圈的稳定性。我不是一个生态工，虽然关心着生态，但认为生态问题是一个长远问题，我们需要关注它，但这不是最急迫的事情。但是看到这张图后，我就着急了。这张图是科学家们利用卫星数据和考古数据研究的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资料。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二氧化碳，就是这根红线，找出它的上限和下限，我们发现在过去的65万年内，生物圈始终将二氧化碳的浓度维持在一定的范围内。每当接近上限就会下降，接近下限就会上升，这意味着生物圈里存在着稳定机制。但是看图的后面，进入工业文明后，短短的瞬间就突破了65万年形成的上限，并且远远超出了过去的波动范围。这告诉我们，这种稳定机制遭到了破坏。这样的后果非常令人担忧。
图六：65万年来的温室气体浓度
从全球社会发展的历史看，西方主导的主流文明不过发展了二、三百年。它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强度已经令生物圈无法承受。它制造的贫富差距、仇恨、战争、恐怖主义则令社会无法承受。如果我们以“接轨”的心态追逐这个主流文明，中华民族前景堪虞。
我个人认为，“生态文明”的理念就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
四、“生态文明”--借鉴生物圈的智慧
如果我们不考虑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文明（恐怕没有多少人希望回到过去的状态），我们希望的“生态文明”就是一个不曾存在过的文明。它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该怎样去认识它？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生物圈借鉴，因为它是经过上亿年的演变过来的，在长期的试错和淘汰过程中，它积累了宝贵的生存经验、知识和智慧。而以我们目前的水平，只能从最基础的理念开始观察和思考。在我看来，我们现在还远远没有达到足以构思、设计“生态文明”的程度。
思考过程中我发现了几组相互对立的理念；
第一组是竞争和共生。
在现在文明中，竞争显然是最强势的，也是最基本的价值准则，它表现为物尽天择，表现为强权即真理，表现为成王败寇。在竞争的价值之下，社会关系的主流是什么呢？是一种单向支配关系，它导致等级制，导致控制、支配与奴役，导致谄上骄下，这是强者支配弱者的机制。其整体效果则是“马太效应”、“赢家通吃”，这种正反馈作用的效果是破坏社会的稳定。在这样的机制下，社会底层的心态是“日时竭丧，予与汝皆亡”（诗经），“帝王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彼可取而代之”（项羽），是绝望而殊死反叛的心态，在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恐怖主义。
事实上在生物圈中还有共生，它的作用更大。工商文明造成的分工深化使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已经成为基本现实。我们工作通常不是直接为自己做的，我们的生活、消费所需通常是由别人提供的，这就是共生。共生在我们当今社会里比竞争处于更重要的位置。相互依存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是大自然的寄居者，破坏大自然就等于自杀。达尔文在生物圈中看到了竞争与演化的相关性，却忽略了物种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事实上，物种的竞争与共生同时存在，是共生决定了生物圈的稳定性。
然而，在主流文明中，“物竞天择”站在科学权威的位置上，“相互依存”的理念最多只存在于在伦理领域。前几年，我们一群科学家、社会学家在香山会议上讨论生态伦理。而在我们的主流文明中，伦理相对于科学的弱势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在主流文明中最能感受到的一是利益二是实力。
第二组是集中和分散。
我们能看到很多的集中，如人口向城市集中，权力向一把手集中，财富向富豪集中，土地向地产商集中，军事力量向大国集中，生产能力和市场份额向跨国公司集中……。在生物圈中，看不到如此普遍的集中现象。
“抓大放小”、“做大做强”、“行政垄断”、“提高产业集中度”，这类政策导致资源向大企业集中。
提高中心城市的“首位度”、创建“＊＊城市”，限制“低素质人口”，这在北京很明显。很多省的“十一五”规划都将提高省会城市的“首位度”当作目标，盛极一时的“市管县”改革则被基层讥讽为“市刮县”。所有的大城市都在讨论限制低素质人口进入，这些政策造成的结果就是资源向大城市集中。
“减员增效”，“优化组合”，“亲商”，“政策优惠”、“划拨”、“特事特办”、“三零政策”（用零资金，零税收，零地价招引外来客商）等，这是很多地方都在实施的政策，所有这些都促使社会资源向前官员化身的商人集中。
集中导致垄断，集中导致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和身份社会。集中的过程在历史上就是盛世展开的过程，也是内应力积聚的过程，必然导致系统的崩溃。在中国历史上，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每一个王朝都经历了土地兼并的过程，土地兼并到一定的程度后王朝的丧钟就敲响了。
在自然生态中几乎看不到人类社会习以为常的集中现象，生物圈的稳定性是由无处不在的负反馈机制完成的。这种机制建立在物种间相生相克的基础上，不存在集中的权力中心。
今年的雪灾给我们带来很深的思考。关于中国的能源结构，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建立坚强的国家电网”，换句话说就是把所有的电网都控制在国家电网之下，甚至包括原来县以下农民自建的小水电。这一政策引起了各地小水电与电网公司的激烈矛盾。另一种观点是能源网的CEO王晓平介绍的，由国外引进的，叫做“分布式能源供应”，就是指尽可能的使能源供应立足本地，不使各地在能源上相互依赖太重，这样避免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大家都倒霉，用最合理的，因地制宜的方法解决当地的能源供应。年初这场雪灾把几条干线弄垮了，大面积的地区长期停电，陷入困境。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思考集中与分散这一组观念。
第三组是有限与无限。
人类生存必需的各种要素空间都是有限的，包括水、大气和土壤。生物圈中的各种循环本身是有抗干扰能力的，但是它们的抗干扰能力也是有限的。大气的抗干扰能力已经受到了威胁。在生态系统的演化中往往形成顶级群落，这是顺应有限空间的结果。而主流文明则放任、刺激无限的物欲，追逐无限的扩张，并且视之为“进步”。
第四组是整体和个体。
我们的主流文明置个体于整体之上。对此我原来不太清楚，但在八十年代我注意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科学理论及相关的文章中，都在提倡个体主义、自由主义，强调张扬个性，注重自我设计自我实现。我们的古人讲经济是“经邦济世”，而我们经济学家说的经济是如何配置资源，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所有这些的背后都有一个基本理念——置个体于整体之上。我在一些文章里面看到，我们之所以要有政府，之所以要有社会，之所以要有整体，仅因为它们在为个体服务。
而我们在生物圈中看到的是各物种相生相克，维持生物圈的平衡与稳定。单个物种不管是疯长还是灭绝都威胁着生物圈，系统整体稳定才是个体生存的前提。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看待整体与个体的视角。古人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罗斯福在美国大萧条的时候发表了感慨，他说：
“我一直认为，我们近来经历的大部分困难，是在政治上未能掌握这种经济上互相依赖的事实的直接结果”，
“我们寻求的是经济制度中的平衡”
肯尼迪是罗斯福政策思想的继承人，他说，
“如果自由社会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就不能保全少数富人。”
肯尼迪不是穷人的代表，他出生于富豪家族，他从全局的角度看问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西方有句谚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也就是说谁在对整体负责，谁就是在履行上帝的职责。
那上帝在哪里？尼采说：“上帝死了”，认为在我们的主流文明中，不存在对整体承担责任的主体；毛泽东说：“六亿神州尽舜尧”，他希望每一个人都来关心整体，都来承担责任，都来为整体尽心尽力。
有个体无整体的价值观，在社会中必然导致个体间肆无忌惮的争斗，最终破坏整体的生存。在人类与生物圈的关系上，必然表现为人类无所顾忌地毁灭其它物种的生存条件，最终毁灭自己的生存环境。
第五组是动态和静态。
我们主流经济的核心是什么？80年代出过一本有意思的小册子叫《择优分配原理》。这本书把经济学归究于：我的资源是有限的，怎么来分配这些资源达到最优。从数学上看，这是一个约束条件下的极值问题。约束条件就是有限的资源，而需要寻求极值的目标叫做效用函数，在我们的现实中就是利润极大化，由此推出了我们经济学奉为经典的大多数定理和观念。
然而，这是一个静态模型，我们的生态系统是个动态的系统。经过上亿年的演化淘汰，选择出来的是生存智慧。动态的系统是不可能用静态的模型表现出来的。我们的很多安排都是根据当前的情况制定的，觉得制定的决策很可能是最有效的，也可能是最优的。而这个制度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出问题了，因为我们缺乏动态思路。当年的凯恩斯主义本质上是一个短期主意，是一个应急主张，当时提出就受到了批评。而凯恩斯的回答是：“从长远看我们都是会死的。”可见我们一些主流的理论是不考虑长远的。
第六组是正反馈与负反馈。
正反馈是使系统的变化日积月累，逐渐加强。在生物圈里就是演替群落，在一片荒地上最早出现了苔藓，然后出现草类，灌木，然后出现了森林。但是，当生物占满了所有的空间，无法扩展的时候，就不得不演变成顶级群落。它就尽可能减少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增加内部循环的有效性，尽量减少对外部环境的破坏。这里面起主导作用的就是负反馈，它要维持原来的平衡。
老子在《道德经》里讲：
“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馀。”
“天之道”就是负反馈机制；“人之道”就是正反馈机制。在主流文明中，我们看到的是：杠杆效应、指数增长、赢家通吃、强者更强、马太效应……，是强大的人之道，脆弱的天之道。这让我想起了张献忠先生的话：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
小平同志讲过：“大道理管小道理”，从系统持续生存的角度看，大道理就是“天之道”，就是负反馈机制，“天之道”管住“人之道”，是系统持续生存之根本。
五、物欲VS精神
对比了主流文明与生物圈就引发了我的一个想法。我们进一步要思考的是物欲和精神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这是人们对理想社会的主流期待。然而有限的生态容量和难填的欲壑注定了这是一个地道的乌托邦。
物欲是主流文明的核心动力，“理性经济人”是主流文明的基础，它以发现、激励、制造各种非分的“需求”为原动力。所以要理解我们的主流文明，重点是去读管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管理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就是“把冰卖给爱斯基摩人”，生存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根本不需要买冰，而他们要把冰做成爱斯基摩人的欲望，发现激励、制造，并且去满足它，从而获得利润。这才是我们理解主流文明的要点。
那么，一个理想的社会能够建立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吗？如果我们从时间这个参照系来看，我们今天的物质财富比起150年前是不是极大丰富？我们今天拥有的东西当时想都想不到。那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另外一个参照系就是欲望。如果将欲望作为参照系就更加清楚了，财富越多的人，欲望就越多，放大得越快。所以从这两个参照系上看，“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不是建立一个理想文明的基础。
我们的社会把满足物欲当作自己的价值核心，实际上，谁的物欲能够被满足呢？我们看看我们的能源消耗，2007年的能源消费与1953年的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图七：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
换句话说，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了。谁的欲望被满足了呢？先从国际上来看，这图是各国的碳排放量，代表了我们对物质财富的满足程度。横轴是累计的人口比例，纵轴是人均碳排放量，注意，纵轴用的是对数坐标系，两条相邻主刻度线间差一个数量级，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如果用常用坐标系，除了欧美各国外，其他国家在图上都会缩到底线附近，看不出它们间的关系。
图八：自1980年至2004年各国的碳排放量
数据来源《国际能源年鉴2004》
通过比较，除了一些人口极少的小国，人均碳排放量最高的是美国和加拿大，他们的人均碳排放量超过了全球平均值的四倍，他们的物欲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中国处于人均值和二分之一人均值之间，我们的碳排放量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碳排放量低于全球平均值的人口，超过了总人口的70%，低于全球平均值一半的人口，将近总人口的一半，他们的物欲怎么满足？
这个分析是从国家的角度比较，其实各国内部同样存在巨大的差异。以中国为例，我做了另外一条曲线，将中国各个人群的能耗放在全球的背景下观察。在统计年鉴中提供了城市和农村的分组收入水平，将中国人口分成28组，其中城市8组，农村20组，我假设人们的能源消费与收入是成正比的。比较发现中国的城市第8组已经超过了日本的平均水平，处于全球最高水平，而农村的第11组以下处于全球的最低水平。在一个国家，真正有能力使自己的物欲得到满足的人只是极少数。在主张满足物欲的社会里面，大多数人的物欲是得不到满足的。
图九：210个国家2004年的一次能源消费分布。
基础数据来自2007年公布的国际能源年鉴
（International Energy Annual 2004）
通过观察宗教，我发现所有的大宗教都将克制物欲作为自己的支点。老子说：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我觉得是我们的先哲对人类集体生存经验的反思。
而资本主义工商文明是以物欲作为社会基点的文明，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起步伴随着宗教改革，它的胜利导致“上帝死了”，学者们将这一过程称为“祛魅”（disenchantment）。
结果精神追求被视为非迂即伪，而沉溺于物欲反被视为“理性”而获得尊重。连吸毒这类行为都能得到学者的辩护，称其为“个人的选择权”。经济学家公然宣称“不讲道德”。科学则沦为“工具理性”----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提供“解决方案”
放纵物欲的社会，必然不顾一切地冲向生态容量的底线。这样的社会没有资格谈论什么“生态文明”。
六、工商文明--疯狂的理性还是理性的疯狂？
到这里我们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不同文明的比较，很多学者在争论各种文明的优劣。事实上，评判“优劣”取决于评判者的立场，并无客观标准。由客观观察，我们只能看到各文明间“强势”与“弱势”的差异。
在传统的中华社会中，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长期并存，历史上看不到两者间明显的强弱之别。工商文明入侵后，两者均沦为弱势文明，
这张图是中国人口密度分布图，图上的黑线是胡焕庸线，它将中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大部分，90%多都的人口在其东南部，几十年都没有改变。人口多的地方，农耕文明占主导地位，人口少的地方游牧文明占主导地位，人们都适应了自己的生存环境。胡焕庸线附近是两个文明的交界、混杂处，发生了无数的冲突和历史事件，同时这里也是生态很脆弱的地方，也是大多数江河的发源地，这里还是我国贫困县的主要分布地。
图十：中国人口分布
工商文明在一个半世纪里不但瓦解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也将我们脆弱的生态弄得千疮百孔，这种加速的破坏已经显出了失控的态势。工商文明的核心是张扬个体的欲望和经济理性，这是它之所以强势的根本。所谓理性就是在冷静、科学、不受感情干扰的分析的基础上，去达到自己眼前的目标，而这一点在东方文明里是缺乏的。
从金融海啸我们可以看到，工商文明内部的个体理性导致了整体的非理性。无数的生态灾难让我们看到，在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中，个体的理性导致了整体的非理性。我们看到的很多破坏生态的行为的背后，行为人的行为都是高度理性的，完全可以用“理性经济人”假设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西方有句谚语：上帝想要谁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莫非工商文明的强势背后就是疯狂？它推崇的理性实质是疯狂的理性？
资本主义工商文明这个所有扩张型文明中的最强势者，已经将所有潜在的扩张空间填满，其无休止的扩张本能已经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生态危机是现实的危机，不是虚构的危机。
而今人类已经将自己从众多物种“相生相克”的生物圈中拔了出来，拥有了我们祖先心目中“上帝”才有的力量，但人类具有“上帝为大家”的襟怀吗？
由此，我们面对的难题是思考未来的生态文明，它使人类得以持续生存下去。生态文明不是项目问题、技术问题、资金问题、政策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是灵魂问题。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与之相比，历史上无数被称为“革命”的宏大事件，不过是轮回中的一个环节。
“生态文明”能否存在，取决于人类能否完成这场革命；人类社会能否持续生存，取决于“生态文明”能否建立。“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列宁语），同样，没有生态文明的理论不可能有生态文明的实践。生态文明最薄弱的正是基础理论，是回答人类能向哪里去。
在我们现有的知识和技术的基础上，如何建立一个能够持续生存下去的文明，这需要很多很严谨的工作。这样的理论应该建立在对人类社会数千年集体生存经验的反思的基础上；建立在对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深刻分析研究的基础上。
这是人类生存对学术界提出的问题。因此我今天只是提出了问题，没有回答任何问题。最后，送给大家一幅画，这是1897年高更用画笔提出的问题：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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