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由于篇幅限制，我将原文中两个较为枝节的段落略去（「基督教工会联合会的立场：要参与，但是…」与「比利时总工会：理论与实践之间」），但读者仍可透过本译文了解曼德尔的核心论点。
何谓工人监督？
要求实行工人监督（workers’ control），乃是当今要务。比利时总工会（Federation Generale des Travailleurs de Belgique，FGTB）正针对此议题召开特别会议。许多英国工会采纳了这项措施。法国最左翼的工人与学生已把工人监督当成其中一项重要诉求。许多意大利的工厂内，先进的工人不只是要求工人监督，更尽了全力——如飞雅特（Fiat）——在正确时刻将这项要求付诸实行。
这项要求在国际工人阶级中已提出经年。它诞生于俄国革命之中；共产国际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中采纳了它；它也在德国1920-23年的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比利时工会则在1920年代提出这项要求；托洛茨基也将之纳进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到了1950年代末，黑纳尔（Andre Renard）（比利时左翼工会领袖）亦再次提出。
然而，过去二十年来，更广泛的工人与工会运动已不再提出工人监督的要求。整整两代的工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接受任何的教育。因此，当务之急乃是将工人监督的意义与意涵界定清楚，以展示它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价值，并将其与各种改良主义的变体——共同决定（co-determination，劳方与管理阶层在厂内共同进行决策）与「参与」（participation）——区别开来。
工人监督是一项过渡性的要求，一项标准的反资本主义结构性改良方案。这项要求源自于广大群众的当前需求，并引领群众去发动斗争，来挑战资本主义体系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存在本身。过去六十年来，资本主义消化吸收了各项当前的要求——从提高工资到八小时工时，从社福立法到假日给薪——但工人监督是资本主义绝对无法消化吸收的一种要求。
在这点上，我们可以驳斥那些宗派的「纯粹主义者」（purists）所提出的反对意见：「提出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改良方案，会让你变成一个改良主义者」。他们这样说。「你们的要求不是包含了「改良」这个字吗？」
这种反对意见是幼稚的。它也是不诚实的——至少就那些原则上不反对为改良奋斗的人来说是不诚实的。如果这种反对意见是出自某些反对争取提高工资的无政府主义者，那么我们也许还可以理解（虽然还是不容易理解）。虽然这些人是错误的，但至少他们在逻辑上前后一贯。
但是有些人明明支持一切调升工资、缩减工作周、缩短退休年龄、假日给薪双倍、争取免费医疗照顾与药物等斗争，但同时却拒绝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改良方案，那这又该怎么说呢？
他们并不了解自己其实也在争取改良；但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差别在于，他们所争取的那些改良，都是资本主义已一再证明能够给予的、能够吸纳进自身体系之中的改良，也就是不会颠覆体系本身的改良。
另一方面，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改良方案，却具有以下特色：在正常运作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这种方案是不能被实行的；它会将整个体系撕裂；它会创造出双重权力（dual power）的环境；而且它会迅速导向革命的权力斗争。调升工资——尽管对提升工人的战斗精神、文化水平来说非常重要——便无法做到这点。
实际上，我们这些「纯粹主义」的对手的整个立论，都建筑在一种幼稚的混淆之上。争取改良，不必然使人变成改良主义者。如果真的是这样，列宁本人就是第一号改良主义者了，因为他从来不反对去捍卫工人的当前利益。改良主义者相信，若要推翻资本主义，只需要争取改良就够了，只需一步一步逐渐为之，而非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权力。
但是我们这些支持反资本主义结构性改良方案的人，绝对不抱这种幻想。我们既不相信社会主义会慢慢降临，也不相信可透过议会选举来夺取权力。我们深信，若要推翻资本主义，所需的是斗志高昂的工人与资产阶级国家在议会之外的全面交锋。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改良方案恰恰具有此目标——带领工人展开斗争，以促成这种交锋。批评我们的「纯粹主义」者，一般来说仅满足于立即要求的斗争，同时又抽象地谈论革命，而不会问问自己，要怎样才能真的革命？一个绝佳的例子：1968年的法国。
接续在1960年12月1961年1月的比利时总罢工之后，1968年五月的总罢工便是很好的例子，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一千万的工人罢了工。他们占领了工厂。如果他们想要消除戴高乐政权十年统治下所累积的社会不正义，那么他们的目标已明显超出了工资范围内的简单要求。他们一同拒绝了起初的「格雷内尔协议」（Grenelle agreements）（戴高乐政府与工会于5月27日达成的协议），但如果他们接受此协议，将可使他们的平均薪资提高百分之十四，因此这已清楚反映了他们希望继续向前推进。
但是如果工人不满足于当前的要求，他们也不完全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如果他们在先前的年月当中受过工人监督方面的教育，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了：在每个厂中选出一个委员会，开始公开公司的帐目；自己来计算各家公司实际的生产成本与利润率；针对雇用、解雇与其它一切工作组织方式上的改变，建立一套否决权；选举出自己的工作伙伴，来取代由老板选出来的工头与监工（或由所有工作人员轮流负责）。
这种委员会，在所有的层次上都自然会抵触雇主的权威。工人可能很快就必须由工人监督转移为工人管理（workers’ management）。但是这可用来谴责雇主们的武断、不公义、诡诈以及对整个国家来说的浪费，并且可藉此来组织地方、区域、全国的罢工会议与工人监督委员会。这回过头来又会藉组织与自我防卫的的手段来壮大罢工工人，而这对对付资本主义国家与资产阶级整体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法国1968年5月的经验告诉我们，为何在以推翻工业国家的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战略中，工人监督占据了首要地位。
若要以当前要求为中心的联合斗争发展到高潮阶段即总罢工，占领工厂，进而导致夺取政权的斗争，那么，工人所发起的最先进形式，不能由革命团体的宣传活动去抽象、人为地引进到工人的战斗之中。最先进的形式，必须从工人战斗的需要当中产生。工人监督的要求（在所有层次上挑战资产阶级的权力，并且可能催生——首先在工厂，随后是整个国家——雏形的工人阶级权力，以与资产阶级权力抗衡），就是争取当前要求的斗争与争取政权的斗争之间最好的桥梁。
另外还有两个原因告诉我们，为何这种要求对现阶段的资本主义与工人反资本主义斗争来说是如此重要。
资本主义的集中；垄断集团与资产阶级国家日趋融合；国家的角色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中垄断利润的保证人；在新资本主义之下，经济越来越有组织与计划（programming）——目前经济的这一切特色，都越来越将阶级斗争的重心从厂内与产业部门（industrial branch）转移到经济整体之中。
在「受到管理」（managed）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一切事物都紧密地相连。工资虽然增加，但却会因物价与税金上升或受到间接的财政操弄（例如提高社会保障税或减少工人福利）而被抵销。各区域的雇用水平则受到资本主义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或投资外移所冲击。官方无所不用其极地去执行「所得政策」（incomes policy），将工资与生产力绑在一起，但同时又让工人无法准确地测定生产力。
工会运动若仅局限在定期争取调整或调升工资，那么就不可能取得重要的进展。国内（与国际）的阶级斗争的一切逻辑，都会让工会去挑战价格与工资、工资与货币、工资提升与生产力提升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雇主们——以及被雇主收买的政府——都企图使之成为「不可避免」的关系。但是这种挑战是无法被有效（亦即以一种有根有据的方式）发动的，除非帐目能被公开，除非银行业务的秘密能被废除，除非工人能将一切利润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机制都摊在阳光下。
当然，从同样的精神出发，考虑到整个工人阶级与整个国家，工人监督也必须由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来执行，而不是让少数的工会领袖和雇主领袖们秘密会面。后文会再回到这点，因为这种区别极为重要。
我们正身处一个技术快速变迁的时期——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变迁的过程中，形形色色的产业部门、职业、工作，都在几年之间消失了。资本家不断力图使人们的工作服从于更昂贵复杂的机械的要求。
同时，体力劳动逐渐从工厂中消失，直接参与生产的技术人员也正在减少。训练与教育工人的水平正迅速提升。益加普及的学校教育（提升到十七或十八岁）便清楚地指出了这点。
然而，工人受越多教育，就越有可能为自己的权利奋斗——也就越不会忍受以下的事实：那些管理社会的人，也就是主管与经理，就生产与机械运作的知识而言，通常比工人自己知道的要少，但是却告诉工人该生产什么、该如何生产。当工人与雇主两者的技术知识的差距缩小（这样的差距之所以还能维持，只是因为雇主小心翼翼地垄断了企业整体的运作细节，不让别人知道）时，企业的层级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就会更重地压在工人身上。
关于罢工成因的统计资料（英国与意大利皆然）显示，劳资冲突越来越不是与工资问题本身相关，而是越来越涉及工作的组织与生产的过程。比利时在这方面有点落后，但很快就会赶上！
工人监督的要求涉及了工人在企业生命的各种层面中的直接检查权与否决权，这样便能迎合从社会与经济生活中产生的需求。在工人监督的同时，工人要拒绝为管理阶层负上任何责任；只要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国家仍然存在便要这样做。企业的结构已经既不再适应经济的需求，也不符合工人的希望。
在这个意义上，工人监督的要求明显是反资本主义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特色不必然是低工资，甚至也不必然是大量的失业工人（虽然周期性的衰退仍然不可避免且极为重要）。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资本与资本家统治人与机器。挑战这种统治权，并且用另一种权力来对抗之，便意味着采取具体的行动来推翻资本主义体系。
不要参与，要监督！
历史经验告诉工人，他们当前与未来的命运取决于整体经济的运作。工人渐渐从中得出结论，如果仅去捍卫自己的购买力或提高工资，却不关心物价、生活费指数（cost-of-living index）、财政问题、投资问题与企业的资本主义「合理化」，那么终究是没有用的。
事实上，资产阶级经常藉提高物价或提高直接、间接税，使工人负担增加，来设法「补偿」因工资提高而带来的损失。
资产阶级在伸缩条款（escalator clause）的游戏中作弊，方式是在指数上作假，或采行恶名昭彰的「指数政策」（物价上涨时避开或绕过那些被选来计算指数的产品）。
资产阶级有计划地将投资与企业外移，以吞蚀工会的力量，也因此重新造成失业（列日〔Liege〕的金属工人或多或少知道这点）。资产阶级总是让快速成长的区域与低度发展或衰落的区域共存，以确保自己拥有劳动供应的后备军。
简言之，资产阶级在幕后操纵了一切的经济生活与经济政策，以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
如果工人从现在开始只满足于提高工资，他们必然会受骗上当。这不表示争取工资与当前要求的斗争不再必要或一无是处——恰恰相反。但是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自我设限，不能只是让劳工去争取他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新价值中的更多百分比。这意味着劳工必须挑战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的运作。
以往雇主只须捍卫自己作为「船长」的神圣权利——神圣的财产权——就行了。如果工会的要求会干涉到企业的管理（更别提整个经济的管理了），就会被雇主义愤填膺地拒绝，被视为「篡夺」，即迈向「财产充公」、「盗窃」的第一步。
但是今天资本家们的说法变得更有弹性了。以往谈的是雇主的神圣权利，但现在老板们则精明地向后退了一步，谈的是「捍卫企业」。他们隐约（有时是明显地）承认工人对企业、对当地、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应「拥有发言空间」。
产业拥有者的这种思想演变，明显和力量对比关系的演变相适应。当资本力量庞大而劳工弱小分裂时，雇主便能以蛮力来统治。但若资本体系进入世界范围的严重结构性危机，而资本因此逐渐变弱，且劳工也组织、强大了起来，那么这时就必须发明更为细致的统治手段；否则整个统治的体系就有解体的危险。
因此我们几乎毫无觉察地从「神圣财产权」的犬儒信条（亦即「力即理」〔might makes right〕），过渡到裹着糖衣的、虚伪造作的「人群关系」（human relations）的信条。因此诞生了「工厂共同体」的幻想，以为在这样的共同体之中，资本与劳动应当联合起来「关注自己的正当权益」。
但是产业信条的演变并不只是被动反映了社会阶级力量关系的演变。它还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策略性目标。该策略企图将工会组织，甚至是工人选出来的代表，纳入阶级合作的日常实践之中。它要缓和社会冲突的爆炸性，并使工人阶级沈浸在和解与协议的永久气候之中——这样的气候削弱了一切的战斗力，并让工人无法凭借组织化的力量来对抗资本家的金融力量。
我们也可在资产阶级1914年起的态度转变之中看到类似之处，起先是对社会民主的态度，然后是对工会领袖的态度，以及目前对「私有财产的独占与神圣权利」的更为弹性的态度。
在这三个例子中，当资产阶级用暴力、镇压或经济压力来打击阶级敌人却徒劳无功之际，都企图用诱惑的方式来削弱他们。因此社会民主的部长们已被「整合」进联合政府之中；工会领袖已被「整合」进劳工管理委员会之中；那么为什么不把工人代表「整合」进「与管理阶层联合」的工厂会议之中呢？
西德关于共同决定（co-determination）的经验尤其能给人启示。共同决定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手段，来削弱工会的力量与工人的战斗力。
当时工人幻想着能够在厂内获得「权利」；在他们看来，工厂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他们」的工厂。但是当经济情势有所转变，工人失去的不只是（资本家在劳工短缺时期给予他们的）红利，更失去了一部份的「正常」收入，如果还没丢掉工作的话。
资本家的工厂再度显露了本性：意思是说，在这块区域内，雇主是统治的君王，只把「联合」的幻觉留给他所宠爱的工人们——布满陷阱的「联合」。
戴高乐发明的「参与」其实也了无新意。工人仍然是无产阶级，因为他们必须将劳动力出卖给那些可自由雇用他们——在符合「企业获利」的需求时——的雇主。雇主仍然与以往无异——他们仍是资本家，因为他们可以自由地控制人与机器（经常是用别人的钱——也就是国家的钱——来获取这些东西的）。
那些天真的博学之士，那些阶级合作的倡议者，会反驳道：「你们这些邪恶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亲切又讲理的资本家们愿意让步、愿意放下阶级斗争的时候，竟然在拼命鼓吹阶级战争。」事实显然不是如此。
为了要诱使工人组织与工人落入阶级合作的陷阱之中，雇主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不断进行着残酷的阶级斗争。他们的武器完好无恙：金融财力、资本家对产业与银行的所有权、使经济生活从属于自己的利润需求。
但同时他们也瘫痪或设法摧毁工人唯一能掌握的武器：工人组织起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共同发动斗争的能力，也就是为了工人的利益来运作工人组织。当经济较诸以往更受资本家的利润支配时，资本家便试图将这些组织臣服于「普遍利益」，并在阶级斗争中重重击败了薪资劳动者。
这就是为什么工会与工人必须拒绝对雇主宣传的「团队精神」做出任何一点让步。工人必须有系统地拒绝承担管理资本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经济的任何一点责任。以挑战为目的来进行检查，我们要；参与或分担管理，我们不要。这就是工人的利益所在。
反对这种传统工人阶级运动立场——黑纳尔在〈透过行动迈向社会主义〉（Vers le Socialisme par l’Action）一文中仍强烈捍卫这种立场——的人，通常有两种说法。首先，他们宣称，不论如何，企业的存续会影响到工人的利害：如果一个大厂消失了，这不是意味着会损失数以千计的工作、会使失业人数增加吗？这种论点忽略的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竞争与资本的集中是不可避免的。若将工人的命运与工厂的命运「联合」在一起，这不只是在冒险将工人与激烈战场上的输家绑在一起。这种做法还会将资本主义的竞争带进工人阶级的队伍之中，但是一切经验都已显示，工人唯有靠自己的阶级组织与阶级团结，才有一丝机会去抵御资本主义体系。同样的说法，若应用到地区之上，也同样无效。某些工会主义者说「我们不要墓地的社会化；所以我们必须加入老板来拯救我们（！）的产业」。
其中的悲哀之处在于，这些产业根本不是「我们」的，而是资本家的，即使十分之九的资本都来自于国家的补贴也一样。这些产业服从于资本主义的竞争法则。把工人拉上这条路，就是让他们服从于获利与利润的支配。这也就是要默许「合理化」、默许生产力的增加、默许工作步调加速、默许对工人的激烈剥削。这也意味着要接受就业机会的减少。从接受这点，到接受裁员，甚至到接受减薪，中间只有一步之遥。
一旦你踏上这条路，雇主的勒索就会变得力量庞大。若要粉碎这种勒索，必须从一开始就拒绝合作，并开始透过结构性的反资本主义改良方案来维持雇用水平。
「工人监督」恰恰与「参与」相反
接下来还有一种更为精巧的说法。「若要监督，就必须拥有信息。为什么不参与呢？只要我们的目的是搜集信息就好了。」诡辩家们还会补充说明，监督与参与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别。
答案很简单：一切事物都取决于行动所欲达成的目标，以及接下来的实际过程。是否能够「参与」，却不接受企业管理的一丁点责任呢？但是我们该等到什么时机，才把那些费力「搜集到的信息」告诉所有工人？这种过程是不可能发生的；资本家会拒绝玩这种游戏；这会让他们居于下风！没错！但是假如我们不揭露这种信息，假如我们接受秘密、「合作」或些许的「共同责任」，那我们不就在玩资本家的游戏了吗？表面上看来，「参与」与「监督」似乎少有差别；但是若要了解其中的差别所在，我们只需在每次事例中把雇主的反应记录下来，即使是那些最「开明」的雇主也一样。
资产阶级秩序的捍卫者会回答道：「那么，你们只是为了煽动而煽动，你们是在提出不可能的要求」。一点也不。我们是要用一个制度来取代另一个，用工人的阶级力量来取代资本的阶级力量。
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希望工人能够清楚了解，在现存的体制之下，资产阶级会用千百种方式来欺骗他们、剥削他们、掠夺他们。此即为何我们要求进行工人监督。而且如果力量对比关系出现了激烈变化，使得这个要求有可能实现——在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之中——那么为了实现这个要求，我们会希望工人组织起来，在厂内与整个经济之中创造出一种反制的力量，而这样的力量会迅速变成新的国家权力的核心。
「参与」意味着：把工人与资本联合起来；接受与资本间的秘密安排、永远的秘密会议、经济「协调」委员会、甚至是「监督委员会」——工人实际上什么也无法监督，但在民意的眼里，工人却必须一同为过高的索费和垄断企业的利润负起责任。
「工人监督」意味着：彻底而完全的揭露；在工人大会上讨论一切企业「机密」与经济；揭露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错综复杂的机制；让工人「非法」地干涉私有财产、管理阶层与国家的特权。这本身便意味着一种新权力的诞生，它比资产阶级「民主」要远为民主与正义，而在这样的权力之中，所有的工人（本国活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将一同进行决策，决定自己的命运。
六点结论
工人监督这个观念，要如何才能和工人发动的实际斗争整合起来？工人监督的运动，要如何才会有助于激起劳苦大众的战斗力，并提升他们的阶级意识，引发超越资本主义体系框架的斗争，亦即创造出一个革命之前的形势？
工人监督这个问题越是在工人之间被讨论，就会激起越多争论，也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蓝领、白领、技术人员的眼界开阔起来，超越改良主义与新改良主义的局限。
但是光有理论讨论、抽象讨论（如果我们是要抓住整个问题，那么两者间就没有多少不同）不足以激发我们前面提及的那种使眼光转变的讨论。还需要其它的东西，需要一种补充的要素，也就是实际的提议，而我非常渴望用这些提议来结束这一系列的文章。
这些提议必须符合我们的分析所提出的标准；必须以工人的当前需求为基础；提议必须具有这样的特性，让资本主义无法将其整合到自身体系的正常运作之中；因此必须创造出一种双重权力的形势，让资本与劳动倾向进行全面的交锋；必须增强工人的实际经验，让工人了解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并了解整个资本主义是可能被挑战的，也就是说，必须让大众准备在最优良的意识与组织条件下着手进行这样的挑战。
1.公开帐目
有无数的资料证明——绝大多数为非马克思主义的资料，甚至本来是资产阶级的资料——我们绝对无法仰赖雇主的统计数字来获知国家（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活的真相。雇主的资产负债表、财务报告、遗产申报等等，都歪曲了经济现实。这些造假并不是无缘无故被制造出来的。他们有非常特定的目的，可能是要逃税；少报利润以拒绝加薪；或欺瞒大众某个工会的特殊要求背后的真相。
每当与雇主的协商被公开时，不论谈的是加薪、提高生产力或工会要求的经济后果，我们都要一再重复：「我们拒绝在被蒙蔽的状况下讨论。摊牌吧！公开帐目！」
如果能够加上三项条件，这种要求——作为一种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改良方案，也就是作为一种过渡性的要求——的价值就会更大：
首先，我们必须公开地把公司的帐目打开，而不是限于少数工会领袖的秘密会议，毕竟我们非常清楚，这些工会领袖倾向与老板保持良好的交情。第二，必须采取法律手段来帮助分析资产负债表与分析簿记系统，以确保会计程序的统一。最后尤其重要的是，核对资产负债表与一般账户（general account）时，不一定要以数字为基础，而是必须在厂内来完成，这样一来工人大众才能参与检查。
雇主很轻易就可以藉由低估供应原料的价值来窜改资产负债表。但是该价值虽然从数字上消失了，但在那些不断收取、存放、保养、检查该货物的工人面前却无所遁形。我们经常听到的反对意见是工人没有能力核对资产负债表。一般来说，这些反对意见是被那些希望财产「权」不被触碰的人给夸大的了。这些反对意见，根本与那些反动政权反对普选权的说法无异：工人过于「无知」、「教育低落」、「还没有准备好去承担这个重大责任」云云。
2.针对解雇与关厂的否决权
过去几年来，工人斗争背后的主要驱动力量，无疑是害怕失业、解雇与减少雇用量。
重新分类（reclassification）与职业再训练计划已经证明失败。它无法阻止有关区域中雇用水平的大幅下滑。就产业重建（industrial reconversion）而言，经验也告诉我们，若要让产业重建，你无法仰赖大企业或国家，也无法仰赖各资产阶级政府或资产阶级之间的联合。
在这些情况下，工人越来越感觉到，他们对这个经济体系丝毫没有责任要负，但却必须承担产业变迁所带来的冲击，这实在是错误的一件事。为了要确保雇用量，工人从现在起必须对解雇与关厂拥有有效的否决权。
将工人监督的原则进行这种具体的应用，便可强行把那些被所有者关掉的工厂重新打开，工人也可靠自己来管理工厂。这也让这些工厂得以募集资金，在损害资产阶级整体的情况下，让这些工厂能够在过渡阶段——在新建、公有、受工人监督管理的现代工厂取代这些老爷车之前——运转。
3.对厂内的工作组织方式进行工人监督
由于工人的技术与文化能力已被提升，故工厂的层级结构似乎越来越不合时宜。
在大多数高效率的现代工厂中，有高比例的技术人员，他们受过中级或高级的技术教育，而这种不合时宜的层级结构也就更为惊人了。但即使就整体产业而言，由于生产过程越来越复杂，这造就了一批维修人员，他们通常比高位阶的工程师（更何况是董事会的成员！）还要了解生产的确切技术及不时出现的瓶颈——许多在职的冲突源自于白领∕蓝领工人与主管∕领班之间的层级关系，除此之外，还有工人生活中的压力，而这样的压力是工作组织方式越来越常改变所引起的。
技术的变迁经常会使日积月累而成的手艺与技术变成无用武之地。加速的工作步调让工人神经紧张、疲累不已，并使工伤的数目上升。这些变迁的主要受害者，无法满足于拥有在工厂会议和健康安全委员会中提出建议的卑微权利（经立法所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必须要求让全体工人对工作的组织方式进行监督，而这样的监督不只包含被事先告知改变的权利，还包含反对及阻止这些改变的权利。
当工人开始习惯于用工人监督的要求来反对主管或领班时，就可能跨出一大步，去推翻层级关系，并用工作伙伴选出的工人来取代那些「工头」，并且可随时撤换，并只对基层负责，而不是对老板负责。
4.对消费者物价指数进行工人监督
我们所生活的比利时，是一个机动工资（sliding wage scale）的制度，也就是说，只要官方的生活费指数增加超过某个界线，工资就会随之调整。这种制度部分保护了工人的工资与薪水的购买力，使之免受蚕食。我们在这份报纸中解释过许多次为什么这种保证是不完全的。这篇文章只需指出其中一个理由：零售价格指数（retail price index）缺乏代表性与诚信度。
当然，这个指数是由政府发布的。而政府经常忍不住要往「指数政策」的方向推动（亦即是欺骗性的），不只为了取悦雇主，还为了摊延公务人员的薪资调整——薪资调整对预算是沉重的负担。
因此，对消费者物价指数进行真正的工人监督——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手段，来有效保护工人的购买力，使之不受生活费不断上升的影响——便表示工会具备某些权力去反制政府的指数（拥有否决权）。这种监督还必须由下而上地展开，让工人与家庭主妇的队伍在不同区域中定期测定真正的物价上升。
5.消灭银行业务的机密
过去十五年来，对那些宣称要使资本主义经济管理合理化的人来说，财政操弄已变成一种发大财之源。这反映在这个制度最为惊人的诈骗行为之上，这个诈骗行为让工资与薪水劳动者同时支付了大部分的间接与直接税。
迅速增加的法律措施、财政改革、行政管制，说实在话，都无法消灭这种粗暴的不正义。但如果能够消灭银行业务的机密，并且在一切财务营运上引进工人监督，便能够迅速终结此丑闻。
实际上，在私有财产制下，银行家与存款大户之间纵有秘密，但大型的财务营运还不至于丝毫不留下书面记录。针对银行记录实施工人监督——尤其是由银行雇员来实施，将结果公布给人民——便可迅速查出绝大多数的罪行。
6.对投资进行工人监督
新资本主义的一项最为惊人的特色是，有越来越多的生产与一般管理成本（overhead costs）已经社会化；过去二十年来，很大一部分的长期投资是由政府出资的。……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资金来源是纳税人的口袋（亦即大多来自工人的口袋），利润、股票、债券等等却都还停留在私人领域。区域性的投资分布及投资目的地等决策，都还是停留在私人领域。
因此，要求对这些投资进行工人监督，不是要让工会领袖分担资本家对产业管理的责任，而是要让工会拥有针对这些投资的否决权，包括雇主所计划的地理分配（geographical apportionment）、形式与目的地。
很清楚的是，这种监督开启了一条道路，以工人自己所决定的优先级为基础，去擘划整体经济的发展计划。……
工人监督的运动构成了一个整体，能够在不忽略工人日常问题的状况下，朝特定的方向行动：强调工人不信任资本主义体制，让工人相信自己的力量，并毅然将自己的经济前途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透过他们自己的反资本主义行动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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