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之所以出现这些局限,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受近期美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影响,20 世纪90 年代初以来,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一直存在着关于阶级作为研究工具与作为社会实体是否还有存在必要的争论,阶级分析已逐渐走向衰落,并且随着新马克思主义与新韦伯主义的不断融合,强调大型问卷调查方法与结构性分析的阶层研究已成为社会分层的主流(李春玲,2004a) 。另一方面也受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中国,阶级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含义,阶级分析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流派或理论思潮,它的含义和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学术和理论领域。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阶级分析是一个让人反感、忌讳、敏感的话题(李春玲,2004b) 。70 年代末的经济改革,国家宣布从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阶级、阶级斗争逐渐从官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中被取消了,与此同时,作为学术范畴的阶级分析也从学术话语中逐渐消失(李静君,1999) 。但是在当代西方社会学论著中,阶级分析是解释社会经济差异现象的一种重要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模式,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种主要的学术流派。
当中国社会分层研究忽视阶级分析的时候,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我们看到了基于市场利益和私有制的阶级现象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验与前改革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承相结合,在中国劳工的部分片断中生产出了强烈且高水平的阶级冲突意识(李静君,1999) 。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与反思阶级理论,为更进一步把握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劳工群体的转变提供借鉴与启示。按照斯科特·麦克诺尔(Scott G. McNall) 等的说法,本文是致力于“重返阶级”(bringing class back in) 的讨论。
西方阶级理论在阶级形成、阶级结构、阶级意识、阶级行动等领域都已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研究系统。本文不可能对整个阶级理论做梳理与评述,而是选取了其中争议较少的阶级形成理论进行分析。
一、工业化、无产化与工人阶级形成理论
阶级研究一直是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争论最为激烈的研究领域,特别是自20 世纪70 、80 年代以来,随着丹尼尔·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西方学术界围绕“阶级消亡”(the end of class) 的话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观点对立的两派。赞成阶级消亡的学者认为,在西方社会,阶级作为历史的主体已结束,作为理论的客体也被解构了,所以“阶级”作为分析工具与作为社会历史实体都已结束了(Hall ,
1997) 。（注2） 反对“阶级消亡”的学者则认为,虽然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阶级在经济、政治与家庭领域都没有消亡,阶级仍然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阶级不仅作为社会实体继续存在,并且阶级分析在当代社会仍然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在20 世纪70 、80年代,这些学者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与韦伯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新马克思主义与新韦伯主义理论取向的阶级分析高潮(李春玲,2004a) 。
尽管在西方现代社会理论中关于阶级是否消亡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但是,争论双方对于阶级形成是当前学术与政治关注的中心这一点并没有多大的分歧。埃拉·卡兹尼尔森和阿里斯蒂德·泽尔博格在《19 世纪工人阶级形成:西欧与美国的模式》中认为,与争论阶级是否消亡不同,在阶级形成研究领域,争论的问题并不是阶级形成是否有研究的必要性,而是阶级是怎样形成的(Katznelson & Zolberg ,1986 :5) 。在研究工人阶级形成的经典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汤普森与霍布斯鲍姆的争论并不在于英国工人阶级在18 - 19 世纪是否形成,而是工人阶级形成的时间、途径, 以及条件( 参见汤普森, 2001/1963、1995 ;Hobsbawm,1984) ,卡兹尼尔森、泽尔博格与汤普森的分歧也在于此,他们通过比较三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形成模式,得出19 世纪西欧与美国工人阶级在形成模式上与汤普森的英国模式存在巨大差异。
西方理论界之所以对阶级形成研究是学术与政治关注的中心点存在较少的争议,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工人阶级形成研究大部分是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与时下的政治辩护存在较少的关联。在西方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中,尽管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运用理论资源上存在差异,但是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对象都是18 世纪末- 19 世纪西欧与美国的工人阶级形成历史,从马克思到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再到20 世纪80 年代的卡兹尼尔森与泽尔博格等人,他们都对这一时期的工人阶级历史进行了阐述。从他们分析的具体内容来看,虽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系统地表达工人阶级形成理论,但是他提出的从自在阶级转向自为阶级的模式,即阶级结构决定阶级意识与阶级形成的模式,为后来的工人阶级形成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研究范畴。从汤普森20 世纪60 年代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以来,阶级形成研究领域就一直在批判或修正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研究范畴,汤普森通过引入阶级经历与阶级行动者的要素,试图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约束,而卡兹尼尔森、泽尔博格等人则批判了汤普森在没有比较的情况下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模式当成了整个19 世纪西欧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形成的普遍模式,指出了不同国家中工人阶级形成模式的区别。
虽然经典理论家在有关19 世纪工人阶级形成的观点上存在很大差异,但他们都认为,19 世纪西欧与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起源于工业化、无产化社会结构的发展,劳动力市场的无产化以及工人对这些社会结构发展的反应,并以集体倾向性(disposition) 与社会行动的形式存在(Katznelson et al . ,1986) 。从前资本主义、前工业化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历史转型不仅带来了生产方式、劳动关系、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转变,而且也带来了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阶级作为一种组织、思考与行动的社会方式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出现了,西欧与美国的工人阶级就是在工业化的历史转型时期形成的。
卡兹尼尔森指出,虽然在19 世纪西欧与美国的工人阶级形成存在着不同模式,但是工业化在经济上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影响是相似的。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迁首先体现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上,这一变化主要表现为寻求利益最大化的财产私有企业经济的建立,新型的经济模式确立了企业与工人之间资本—劳动力的市场化劳动关系,工人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企业付给工人工资,正像波兰尼指出的, “大转变”(great transformation) 使得货币、土地与劳动力都商品化了,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工人的无产化是不可分割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形塑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的转变,工人离开家庭进入工厂,不同阶层混居的局面被打破,整个城市社区被分割成居住区与生产区,并且,居住社区按照不同的社会阶层被分割开来。随着工作与家庭的分离、不同社会阶级在空间上的逐步分割,整个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都发生了转变。面对社会结构的全方位转型,工人阶级要理解和处理生产组织、劳动环境、社区组织以及政治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这些转变导致工人阶级在语言、意识等方面产生基本的变化,工人阶级也是第一次改变了他们的语言表达、世界观以及思考自己作为工人的思维方式。他们超越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以专业为联结基础的、相互分割的手工业者团结形式,形成了以阶级利益为联结枢纽的组织形式。
二、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发端出来的问题
工业化、无产化只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客观条件。佘庞认为,阶级形成实际上是客观与主观两个双重的过程,客观的过程包括既存的生产模式以及人们被安排到不同经济实践中的过程;主观的过程则包涵着人们发展出对自身与生产资料关系的理解,创造出对世界变迁的反应方式与发展出一系列共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Therborn ,1983) 。从这两方面看,研究工人阶级形成就是要追问工人是怎样变成了阶级的主体? 客观过程与主观过程存在着怎样的逻辑关系? 马克思对这一问题采取了辩证的、形而上的回答。在马克思看来,阶级在根本上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生产关系伴随着对资本所有者与非所有者的区分。由于这种区分,产生了在经济利益上相互对立的、具有明确边界的群体。这些群体逐渐发展出具有冲突性和区分性的社会和政治共同体,也就是阶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特别凸现社会制度对于社会阶级的决定作用。在他的思想中,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占有制和资方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体制,造就了两大对立的社会阶级。
马克思赋予了工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但并没有在理论上说明工人如何从经济的生产者转变为政治的行动者。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马克思对阶级概念的类别作了区分,一类是自在阶级(class in itself) ,一类是自为的阶级(class for itself) 。所谓自在阶级是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而带来的大量劳动者,他们的阶级角色是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体制所决定的。尔后的社会学也称之为“客观阶级”,即他们是居于客观存在的社会阶级结构地位上的集群。自为阶级则不但在客观层面上,而且在主观上要对自身所处的阶级关系有明确的认识,确立自己作为归属的阶级之一员的角色感,即阶级意识,之后才可能产生阶级意识驱动下的阶级行动,从而完成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正如奥索斯基所言:“在采用经济标准为基础的阶级概念时,马克思有时引入心理的标准来对此概念的范畴加以限定。符合社会阶级的经济条件人群,只有在他的成员被阶级意识、被共同利益的意识、被引发共同的阶级对抗的心理边界联系起来,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阶级。”(Ossowski ,1963 :73) 根据这一逻辑,工人阶级的最终形成,端赖于从自在阶级转化为自为阶级,端赖于阶级意识的产生,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对此做出经验论证,而是认为阶级结构与阶级形成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并且做出了革命性的预测:工人阶级必然要成为推翻资本主义剥削体系的历史主体。在这一阶级形成的逻辑中,我们又一次体察到了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规则的施用:即生产关系(经济的、客观的) 决定阶级意识(意识的、心理的) ,从而决定阶级行动(行动的) (详见李炜,2004) 。
从马克思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他把工业化、无产化与新生阶级社会之间的关系抽象成了一般的历史模式,并期望工人阶级能够对这些关系做出革命性的行为。索莫斯认为,这一模糊而强有力的思辩式模型使后来所有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都来源于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在现实中“真正”的工人阶级失败了(Somers ,1997 :73 - 105) ? 为什么工人阶级没有出现理论预设的那种内部团结? 为什么工人阶级的行动偏离了理论预测的革命行动? 为什么工人阶级不像理论预设的阶级方式那样行动? 简言之,为什么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预测失败了?（注3）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言:大部分工人阶级形成研究不去寻求解释实践中确实存在什么,而是集中解释工人阶级为什么没有出现预期的结果,即西方工人阶级为什么没有出现革命的阶级意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由于受到了马克思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理想模型,以及预测工人阶级必然会在资本主义客观阶级结构中产生革命的阶级意识的影响。因此,对于这些研究趋势应该进行反思,即要追问在工人阶级研究中为什么没有关注于如何解释经验中存在什么,而是关注于人们没有按照理论预设以正确的方式行动? 为什么所有的阶级形成研究均根源于“缺失”(absence) 的认识论(Somers ,1989) ?
在这样的追问下,斯波恩在总结20 世纪60 - 90 年代马克思主义阶级形成理论时指出,经过近30 年的发展,工人阶级形成理论已从原来的自在阶级—自为阶级单一模型转向了多元的、复杂的,以及国家、地区间的多样性的研究,研究兴趣涉及到了工人阶级在形成过程中经济、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60 - 90 年代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在理论与方法上解决了两大核心问题:其一,阶级概念本身存在着问题,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模型,不仅阶级的概念、定义和方法问题被提了出来,而且工人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联结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其二,通过认识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不仅是工人阶级内部的发展过程,而且也是依赖工人阶级与不同社会背景之间特殊关系的、变化着的过程,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与社会背景的关系问题也被更加系统地加以考虑(Spohn ,1998) 。所以,60 - 90 年代的工人阶级形成研究,已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束缚,形成了新的发展趋势。
三、汤普森:1790 - 1832 年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汤普森在1963 年出版了他最有影响也最具争议性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按照塞威尔的说法,这本书是任何研究工人阶级形成历史的必需的出发点,20 世纪70 - 80 年代西方工人阶级历史研究的转型与复兴都可以看成是在与汤普森对话,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一代劳工研究者提供了有效的研究议程(Sewell ,1990 :50 - 77) 。汤普森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赞誉,是因为这本书丰富和扩展了整个工人阶级历史的概念,塞威尔认为,在该书出版前的20 、30 年间,工人阶级研究主要限于四种流派,即工会与工党历史、工人领导传记、社会主义学说历史,以及工人生存条件调查。但是汤普森的这本书用大量人类学式的细节描述突破了这些狭窄的研究。汤普森对工人阶级历史的阐释不仅包括对工会、社会主义学与真实工资的研究,还包括对大众政治与宗教传统、工厂车间仪式、秘密起义的谋划、民谣、匿名的威胁信、卫斯理教赞歌、交易会、乡村舞蹈、罢工资金捐献名单、乞丐的诡计、手工业者的寓所称呼、农场主的记帐簿、纺织工的菜园等无数丰富的历史记载。
塞威尔认为对于整个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来说,读了汤普森的著作,整个工人阶级历史的研究视野突然之间开阔了,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整个工人阶级历史研究范畴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
在书中,汤普森避免明确讨论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而是在序言中使用了模糊的表达形式。塞威尔认为汤普森利用这种方式可以跳出斯大林形式主义的约束,且汤普森本人也不主张读者把他的书当成一套抽象的理论命题(Sewell ,1990) 。汤普森的这种理论讨论安排,在突破当时形式主义束缚的同时,也突出了他自己对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见解。书中最核心的思想内容是:工人阶级的出现是1890 - 1932 年工人复杂而矛盾的阶级经历(experience) 的产物,工人阶级的形成离不开阶级经历。这一理论命题隐含地贯穿于对工人阶级经历的描述中。
尽管汤普森没有明确表达他的理论主张,但是在他丰富的历史事实记载中实现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突破,这也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大理论贡献。其一,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 引入了阶级行动( agency) 的概念( 汤普森, 2001/1963)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决定论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问题,传统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独创的解释模式,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决定论与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后来所有马克思主义者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汤普森也不例外。但是如麦克莱伦所言,汤普森作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者,他强调人的行动,强调道德自主性,以及在社会主义事业中人的需求与行动的可能性,工人阶级创造了自身的历史,而并不是历史创造了他们(McClelland ,1990 :2 - 3) 。其二,汤普森突破了传统的结构—化约主义( structural-reductionist) 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引入了阶级经历(class experience) 的概念。麦克莱伦认为,汤普森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者一样,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代替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他的分析中,社会存在的概念被延伸到包涵更广泛的一系列社会与政治制度、行为与过程,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狭隘的经济概念,在这一点上,汤普森引入了他最有创新和最富争议的概念——阶级经历,他巧妙地在社会存在与阶级意识之间提供了历史调和,即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复杂的、互为矛盾的经验王国,这就是阶级经历(McClelland ,1990) 。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前言中汤普森指出,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意识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汤普森,2001P1963 :2) 。
汤普森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与结构—化约主义的桎梏,强调了文化与社会制度在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确定了所谓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t) 和建构主义视角。首先,汤普森对阶级概念做了界定,认为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一种结构,也不是一个范畴,它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的某种东西,阶级的产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他认为:“阶级,据我理解,是一种既存在于经验的原始材料中又存在于意识中的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大不相同并且看起来各不相干的事件结合起来。我强调阶级是历史现象,我不认为它是一个‘结构’,甚至也不是‘范畴’,我认为阶级是某种在人类关系中发生的事(而且是可以被证明已经发生的事) ”(汤普森,2001/1963) 。第二,从工人阶级的经历中分析阶级形成的过程。汤普森依照经验主义的原则,通过对形成英国工人阶级的众多个人生活经历的研究,指出每个人出生时或长大后都会不自觉地进入某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决定日后各人的经历;在生产关系中处于相同地位的人会有大致相同的经历,这便是阶级的经历。但阶级经历不等于阶级,只有“当一批人由于有共同的经历(继承或分享的) 感受到或清楚地表达了他们彼此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时常对立) 时,阶级就出现了”。换句话说,只有当阶级本身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即产生阶级觉悟,阶级才形成。在汤普森这里, “自在”和“自为”的区别是没有的,因为只要阶级“形成”了,它就有自我意识;若没有自我意识,阶级就还没有形成。第三,从历史关系(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中理解阶级经历、阶级意识与阶级形成,强调文化与制度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汤普森认为,阶级的自我意识是在许多历史事件中获得的,因此阶级只有在历史活动中才能体现。阶级的经验主要是由客观的生产关系决定的,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汤普森把阶级经验和阶级意识加以严格区分。他认为,阶级经验主要是由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阶级意识是人们以所继承的传统文化资源对他们的阶级经验进行反思的结果。这意味着阶级意识不是完全自发地从阶级经验中生成的,在阶级意识的形成中,某些文化传统的因素必须被考虑进去。
尽管汤普森本人声称要突破当时结构化理论的束缚,但是如塞威尔所批判的,汤普森在对工人阶级形成的论述中,实际上也暗含了结构化的观点。汤普森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但他的分析也暗含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观点。他强调的是生产关系决定阶级意识,但是他用阶级经历在二者之间提供了历史调和。
对汤普森的理论,麦克莱伦提出了三点批判(McClelland ,1990 :4 -5) :其一,即便汤普森没有假设工人阶级的每个成员都会形成同样的阶级意识,但还是易于受到这样的指责,即过于低估了工人阶级经历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可以从很多方面去反驳汤普森的观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与传统社会生产关系的毁灭并不是在某个时间点同时发生的,在实际中,两种生产关系并存的局面一直延续着;并且,汤普森研究的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只是西方国家的一个局部,而西方各国的工业化过程并不是同步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导致工人阶级在意识与经历上的差异。更有论者认为,汤普森的分析存在着一个关键问题,即没有关注到由于性别之间权力与地位的结构性不平等,产生的社会意识也不可能是同一的。霍尔认为,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应该按照女性主义的历史分析重写(具体见Hobsbawm ,1984 ;Eley ,1990 :12 - 49) 。其二,虽然汤普森没有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之间存在必然逻辑,但是他认为从工人阶级的经历转向工人阶级意识是毫无疑问的过程。实际上这也是需要讨论的。在这一点上,最重要也最具争议的讨论来自后结构主义者约翰斯的批判。约翰斯认为,研究工人阶级形成应该更注重在语言与日常交谈中政治与意识形态建构的自主性(Jones ,1983) 。和汤普森一样,约翰斯对当前的政治与历史也高度关注,他不仅关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应关系、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与政治斗争中利益表达关系,而且关注创造政治与政治语言形式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将会凝聚或者建构成阶级和社会群体(Jones ,1983) 。其三,汤普森高估了工人自身在工人阶级形成中的力量,没有充分考虑到国家和外来力量对工人阶级形成的影响。在讨论工人阶级是怎样以及由什么力量促成的时候,汤普森并没有认为,工人阶级的形成在时间上是同一的过程,但是他认为有三个时段是关键的,即18 世纪90 年代、1815 - 1819 年、1830- 1832 年,每个时间段都出现了激进的政治运动,而每场政治运动都受到了来自上面,特别是国家的抵抗与镇压。麦克莱伦(McClelland ,1990) 认为这就引发出了问题,即国家的行动及其他外来力量与工人阶级有效的组成阶级实体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工人阶级自身的行动能否形成他们的历史? 这里要讨论的就是除了工人自身因素之外,国家和政治力量是否是工人阶级形成的重要因素。汤普森认为工人阶级的形成依赖于工人自身的力量与传统,工人阶级创造了自身的历史。但是从18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的历史可以看到,由于激进主义运动长期失败,各种政治力量在社会与政治领域中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中产阶级改革派、手工业者和土地获利者开始联合反对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要求。正如埃里( Eleg ,1990) 所分析的那样,应该把政治文化和国家从后台推向历史讨论的中心,强调在18 - 19 世纪整个社会与政治形成中各种阶级复杂关系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片面地强调自上或自下力量的重要性,工人阶级是在各种复杂的阶级关系中形成的。
尽管汤普森的著作招致多方批判,但毫无疑问,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开创了工人阶级形成之研究的新局面,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启发与借鉴,它的理论贡献是无可置疑的。该书至今被西方许多大学奉为政治史、劳工史、社会史和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典之作。
四、霍布斯鲍姆:1870 - 1914 年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汤普森的著作问世之后,马上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霍布斯鲍姆就属最激烈者之一。他对汤普森的批判有三点:其一,汤普森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是在18 世纪90 年代到1832 年宪章运动期间形成的,但霍氏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在那个时期工人阶级远没有形成,当时引导社会运动的主要是有产的手工业者和资产阶级;其二,汤普森把工人阶级当成了一个整体,但霍氏认为实际历史并非如此,工人当中存在着等级严格的界限,霍氏在他的文章中认真分析了工人阶级中的工人贵族与普通工人的区别;其三,霍氏认为汤普森把工人的历史当成了工运史或者说是工人阶级斗争史,但工人的实际生活并非如此,应该把工人阶级的历史研究从工运史转向对工人的日常生活研究(Hobsbawm ,1984) 。
在批判汤普森的基础上,霍氏提出英国的工人阶级形成于1870 -1914 年间,而并非形成于19 世纪早期。当然,正如他在《1872 - 1914 年工人阶级的形成》开篇所说的,阶级的形成并不像建房子那样一次完成,阶级从来就没有被完成过或者形成固定的形式,它永远都处在变化当中,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历史新阶级,还是应该站在某一时间点上去回溯它出现的轨迹。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也是要追溯工人阶级形成的轨迹,霍氏认为,虽然19 世纪20 - 30 年代的工人已被汤普森等人称为“工人阶级”了,但在那段历史时期,实际生活中的工人远没有形成以阶级利益为团结方式的社会群体。所以说,对英国无产者并不能按照研究者给他们安置的名称去认识,而应该从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生活与娱乐方式,以及阶级意识等方面去认识。
首先,宪章运动并非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标志,英国工人阶级直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才形成。霍氏认为,汤普森将工人阶级的形成追溯到19 世纪初,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在宪章运动时期,英国社会已被明确地表达为阶级社会,并且这种阶级社会被明确地表达为由地主、资产阶级和劳工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由此就暗含了工人阶级已成为整个社会分层结构的一部分。但霍氏认为,这时的工人阶级只是作为一种概念而存在的,现实生活中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并未出现。
在汤普森等人的著作中,宪章运动时期的工匠、熟练工人、手工业者等独立小生产者都被称为熟练的工资工人,而不是小生产者,但在实际生活中,仅有少部分制造业工人才是被工业雇主所掌控的。
霍氏认为,汤普森把宪章运动看成工人阶级形成与发展的结果,显然是错误的,宪章运动前后的劳工运动并不存在连续性,欧文社会主义与19 世纪80 年代社会主义复兴之间也存在着代沟。英国持续的劳工运动历史,包括对这些历史的记录,都是在宪章运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开始的,所以欧文主义、宪章运动以及工人阶级早期的运动都是英国工人阶级与劳工运动的开端,不能算工人阶级形成的真正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人阶级的形成要大大晚于汤普森时间。
第二,1870 - 1914 年间的工业经济发展真正带来了工人阶级的变化。霍氏认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工业经济在生产规模、生产模式、技术以及工业组织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那么这里存在的问题就是:新的、更加广泛的工业化经济发展怎样影响了工人阶级? 霍氏认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工人阶级在绝对数量与密度上增加了很多,假如说1815 - 1911 年间在制造业、矿产业及其他工业上雇佣人数比例没有发生变化的话,那么在新出现的交通行业方面则增加了大量的雇佣工人。1911 年英国约36 个城市的居民超过了10 万,是1851年的10 倍,城市居民的增加为交通业增加雇佣工人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工业化不断扩展,在一些以前不存在大工业的地方也兴起了工业,这为工人阶级数量的增加提供了条件。其二,工人阶级的职业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871 - 1911 年间,铁路工人从不到10 万人发展到40 万,煤矿工人从不到50 万人发展到120 万,而这段时期英国男性总人口仅增加了60 % ,工人人数的增长比总人口的增长多出许多倍。除此之外,工人的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学龄儿童从1851 年占儿童总数的30 %下降到1914 年的14 % ,女性进入工厂也不仅限于纺织业。其三,工业化的扩展增加了国家在经济与各部门中的整合力量,国家扮演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这也改变了工业争端的状况。1890 年以前,全国性的大罢工在实践中并不存在,工人罢工都是为了部门自身的利益,所以全国范围的集体谈判也并不存在。但是,到了1910 年,超越部门利益的全国范围的谈判已经出现。政府为了直接的、切身的利益,不仅建立了劳动管理局,扩大了它的活动范围,而且也委派一些高层官员直接参与劳工谈判。其四,工业经济的发展扩大了选举范围,增强了群众政治力量,这一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霍氏认为如果没有这一发展,就很难理解工人的微观世界是怎样聚集起来的,很难理解工人的狭小世界是怎样转变成全国现象的。
第三,工人阶级形成研究应该从工运史转向对工人日常生活的研究。霍氏认为,19 世纪80 年代英国社会主义的复兴史,是每个劳工研究者都非常熟悉的,但是他之所以关注这段时间的现象并非是因为这段时间出现了几百个社会主义组织者与支持者的意识形态的转变,而是由于普通劳工在这个年代所发生的变化。之所以选取19 世纪80 年代作为研究的时间起点,是因为在这段时期,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以及工人阶级在参与国家政治活动中的制度方针与行动策略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是史无前例的(Hobsbawm ,1984 :200) 。
1870 年之后,有三大因素影响了工人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 (1) 在1873 - 1896 年大萧条时期,生活成本大幅度下降; (2) 国内大众市场出现,工人可以买到廉价的日用商品; (3) 城市外围出现了大量廉价房,改善了工人的居住条件。这三方面因素无疑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标准,历史学家对此是没有争议的,关键的问题是这些生活标准的提高并非是工资与消费的上升,而是其他因素造成的结果,例如工人阶级内部人员结构的调整、零售业市场与小商店数量下降,大超市的出现、廉价交通工具的出现,以及城市居住区的分割。
工人阶级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全方面的转变,特别是休闲与娱乐方式的转变。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扩展、工人数量不断增加,工人阶级在生活方式上逐渐产生了认同,且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分割逐步扩大,这也使得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级逐步形成。霍氏认为这种分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居住区的分离,这要归因于中产阶级与中下阶层从原来混合居住区大批迁走;其二,按照自我期望值把工人分割开来,体力劳动者被认为是缺乏教育与技能的人群,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只能找到一些低等、没有技术的工作;其三,按照不同的生活方式把工人分割开,体力劳动者与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在生活方式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其四,工人阶级、国家统治阶级与富有的资产阶级被分割开来。
从霍氏与汤普森对不同时段的工人阶级形成历史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在看待工人阶级形成的时间上存在差异,但他们都是要研究工业化时期工人阶级的起源与形成、工人对自身社会位置的认识,以及阶级意识、生活方式与劳工运动的关系。霍氏认为,把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关系的历史分成三个阶段, 对研究工人阶级形成是相当有益的(Hobsbawm ,1984 :1) ,这三个阶段分别是:工人阶级以独立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出现的工业化早期转型时期、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高度分离时期、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分离相对下降时期。从汤普森与霍氏的具体分析来看,汤普森研究的是第一个阶段,而霍氏研究的则是第二个阶段,由于时段上的差异,工人阶级在数量规模、阶级意识、政治力量及其与国家的关系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们在理论上的差别。但不管怎样,他们在劳工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都超越了20 世纪60 年代以前的劳工历史研究。60 年代前往往从劳工运动研究工人阶级的历史,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把工人阶级认同为劳工运动或者是专门的组织、政党以及意识形态,从而忽略了工人阶级自身的历史;其二,只研究地方性的劳工历史,研究视角非常狭隘,没有把工人阶级放到全国范围内进行考察;其三,受马克思主义“自在阶级—自为阶级”模型影响,把丰富的劳工历史简化成一般模式;其四,变成了一种技术性与方法论的讨论,而不注重理论的分析(Hobsbawm ,1984 :2 - 5) 。在这四个方面,汤普森与霍氏的著作都实现了超越。（注4）
五、卡兹尼尔森和泽尔博格:四种变量、国别之间的比较
卡兹尼尔森认为,霍氏在《1872 - 1914 年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划分历史时期的问题,汤普森与霍氏分别对两个不同时期的工人阶级形成做了理论分析。卡氏和泽尔博格1986年出版的《19 世纪工人阶级的形成》,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跨越这两个时期,以编年史的形式分析19 世纪法国、德国与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不同模式。在书中,卡氏、泽尔博格和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试图解释的问题是:怎样解释19 世纪工人阶级形成的多样化模式? 他们的目标在于批判与再阐释当时流行的概念化阶级理论,从而推动严格理论化的比较历史研究。
在前言中,卡氏指出当时阶级分析存在的两个基本误识:1. 假设阶级意识与阶级行动能够从资本主义客观阶级结构中推导出来;2. 阶级形成概念被当成了从阶级结构向革命的阶级意识转变的目的论过程(Katznelson & Zolberg ,1986) 。这两个假设把阶级形成研究简化成一个纯粹的公式或是形成阶级意识的标志,更为严重的是,这两个假设替代了对工人在实际生活、选择与行动中的历史变量进行系统比较的研究,而这些变量就是卡氏等人所要强调分析的、在革命理论预言之外的例外。在此,卡氏提出疑问:假如工人阶级历史研究仍然根源于一套不可检验的本质主义假设,那么提出一套更好的工人阶级形成理论与历史研究是否可能?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卡氏认为要超越传统阶级形成的理论并不是要去追问现实情况与革命理论预测发生了怎样的偏离,而是要分析不同国家阶级形成模式的多样化变量。那么,首先要从讨论阶级概念本身开始,因为阶级概念提供了讨论的起点,不同的学者通常是在不同的层面上使用阶级概念,大部分学者的讨论都没有明晰的定义,阶级讨论往往变成了不同层面上阶级概念的争吵。
所以卡氏首先要做的就是明晰阶级概念,他把阶级概念从传统模型的两个层面扩展为四个层面,即从自在阶级—自为阶级扩展为资本主义结构、生活方式、意识倾向和集体行动(Katznelson & Zolberg ,1986 :14) 。他认为,简单的自在阶级模型合并了两个分开的历史过程,第一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无产化,即第一个层面(资本主义结构) ;第二个层面是劳动力市场关系、工作与居住的社会分层。同样,传统模型的自为阶级也包含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意识倾向与集体行动。阶级概念的第三个层面即意识倾向指的是工人阶级的文化结构,通过这种文化结构,工人对自身所处的环境能够做出有意义的反应,并且能够感知自身的利益。阶级概念的第四个层面即集体行动,指的是工人按照意识倾向做出的集体行动。卡氏把阶级分解成四个层面的目的就在于为阶级提供可分析的定义,而不是一贯运用的标准定义;通过重新定义阶级可以发现在具体情境中阶级形成的不同模式,而不是一味地接受抽象的传统理论公式与预测。
在具体内容上, 《19 世纪工人阶级的形成》按照国家与时间两个维度进行了组织,分别分析了19 世纪法国、德国与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不同模式。为了解释不同国家的模式,卡氏的理论框架强调了三个假设,每一假设都由一系列变量组成。第一个假设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变量,包括经济变迁、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以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变量;第二个假设是以社会为中心的变量,包括宗教、人口和社会情境;第三个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一系列以国家为中心的因素,包括国家形成、税收、公民权以及国家政策。在具体个案分析时,经济结构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以国家与社会为中心的变量则是充分条件。
卡氏的概念框架和提出的三个假设在泽尔博格的文章中得到了详细的解释。泽尔博格在比较了不同国家工人阶级形成模式的基础上,强调了用一个独立变量作为表达形式的重要性,并且运用卡氏的词汇建构出一个精确的、解释不同模式间区分的变量,即例外主义。他认为在劳工历史上,每一个国家的个案都是特殊的、例外的,尽管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孕育了工人阶级的诞生,但是多样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模式也必然带来工人阶级在意识倾向与集体行动上的多样性( Zolberg ,1986 :397 - 456) 。泽尔博格尽管只对有限的几个国家模式进行了比较,但是在文章结尾,他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即到底有多少例外情况存在? 他的答案是有多少个个案就存在多少种例外。
书中的七个个案研究证实了泽尔博格的结论。塞威尔比较了从法国大革命到1848 年间有组织的手工业者联盟与工厂工人的涣散。他认为,手工业者联盟传统与正确表达革命国家思想的能力可以用来解释他们显著的政治战斗性以及反资本主义的行动能力。考克托(Alain Cottereau) 研究的是19 世纪后期的工人,他颠覆了传统上认为是资本主义打造了工人阶级的思想,相反,他解释了地方劳动力市场与工人阶级文化有效地限制了资本家的生产目标,并迫使资本主义发展下降。佩罗特(Michelle Perrot) 采纳了卡氏的一个关键主题:工作与居住的社会地理学,他用这个主题解释了乡村与城市社区怎样产生了反抗资本主义对工厂逐步监控的地方性集体认同,之后在集体认同的基础上怎样形成了工团主义组织, 并逐步加深对国家的怀疑。布里奇斯(Amy Bridges) 则不同,她对比了美国与英国的工人阶级状况,研究了美国工人从1830 年作为工业机器向1860 年成为共和国公民的转变,她运用城市工业劳动力、地方政党政治与早期获取的公民权之间的分离,解释了在美国工人中游击式的忠诚的发展。考克卡(Jurgen Kocka) 关注德国1870 年前自上而下的迅速工业化、传统手工业的持续性,以及国家的分裂。他提出,从1848 年自由政治的失败到1870 年,整个国家已经两极化为社会主义运动与在政治上不愿吸收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压制性政府。诺兰(Mary Nolan) 则解释了1870 年之后的德国,联合政府的压制与家长式作风直接塑造了世纪末的工人阶级,政治上的无权与社会福利政策联合建立起了工人阶级区分于其他阶级的阶级认同(Katzelson & Zolberg ,1986) 。
卡氏对19 世纪法国、美国与德国工人阶级形成的不同模式做了总结,他认为这些模式之间存在6 个方面的区别。1. 在法国,手工业者的价值、文化、组织与领导阶层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关键性要素;2. 工人阶级对雇主和国家提出的要求在每个国家存在差异;3. 三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整合国家与社会的定位上存在差异,与之相伴的集体行动模式也存在差异;4. 在三个国家中,工人阶级在地方和国家层面上的联系存在着差别;5. 在三个国家中,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诉求的重要性存在着区别;6. 法国、美国与德国在19 世纪早期和晚期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断续的时间长度存在差别。这些国家间的区别正好印证了卡氏提出的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的多元模式的理论。
索莫斯对《19 世纪工人阶级的形成》的贡献与缺陷做了很好的总结。索莫斯认为这本书的贡献相当大,体现在四个方面:1. 卡氏与泽尔博格质疑了传统的目的论,重新提出了历史社会学在研究工人阶级形成中受目的论影响所忽略的问题;2. 卡氏尝试建立一个新的概念词汇,从目的论到可分析的语言上的转变,至少避免了像原先那样用偏离等词汇来解释特殊的阶级形成模式;3. 卡氏把阶级从两个维度扩展为四个维度,为具体经验分析提供了更精确的操作方法,这样就更易于对多样化的阶级形成模式进行比较与解释;4. 这本书最大的贡献是提供了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卡氏新的阶级形成理论实现了劳工研究从理想类型向宏观分析的转变(Somers ,1989) 。
这本书也存在着缺陷,索莫斯将其总结为以下几方面:1. 这本书并没有完成它的宏观分析目标。宏观分析把案例分解,重新组装进可检验的解释变量,用这些变量确切地把案例统一起来,卡氏努力通过发展新的概念词汇使这些变成可能,但实际上绝大部分个案研究者忽视了阶级的四个层面的区分,也没有把自己研究的个案与其他的案例做系统比较,这导致编者与具体案例的之间往往出现很大分歧。2.这本书最严重的缺陷还在于概念上,对传统阶级形成理论的有效挑战并未取得很大的成功,用卡氏自己的话说,这本书对工人阶级形成的不同路径进行了编年史学的研究,但是,这本书决定性的变量仍然是阶级形成的多样性,而不是阶级形成过程的解释。3. 卡氏理论化了阶级的四个层面,但是他明确地预设了决定性变量的解释路径,留给经验研究的仅仅是在这个基本框架内对历史多样性进行解释,所以说卡氏已先建立了一个因果关系的讨论, 然后只是要求经验证实他的理论(Somers ,1989) 。
尽管《19 世纪工人阶级的形成》存在明显的不足,但它仍然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正如索莫斯所言,任何关注阶级形成理论、方法和历史的人都应该认真研读这本书。它追问了所有正确的问题,它也是最近社会科学中关于阶级历史与理论研究最重要的著作。对卡氏,是值得称赞的,他敢于挑战传统的阶级形成理论,突破马克思主义的框架而提出自己的概念与解释,为以后的阶级形成研究提供了示范与借鉴。
六、立足中国转型时期的思考
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及90 年代,受汤普森与卡兹尼尔森的影响,有学者开始利用研究西欧与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理论的方法来研究20 世纪中期新兴的、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形成历史,研究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前资本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涌现了一批比较经典的文献,例如:具海根(Hagen Koo) 在《韩国工人》一书中研究了韩国工人20 世纪50 - 90 年代形成的历史;查克里巴蒂(Dipesh Chakrabarty) 在《工人阶级历史的再思考: 孟加拉1890 - 1940》一书中研究了印度工人1840 - 1950 年的历史;塞德曼(Gay W. Seidman) 在《制造斗争——1970 - 1985 年巴西与南非的工人运动》一书中研究了南非与巴西1970 - 1985 年间的工人阶级历史。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论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西方传统宗教文化背景结合下的工人阶级的形成,查克里巴蒂与具海根等则借助汤普森创立的历史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视角,在卡兹尼尔森的概念框架与比较模式分析的影响下,提出了不同于以西方为中心的工人阶级形成模式,正如卡兹尼尔森在《19 世纪工人阶级的形成》中的表述:既然工人阶级是在历史转型时期形成的,那么研究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就不仅仅包括劳动关系、工人联盟、工人运动以及工人组织,而且要包括从前资本主义或者前工业社会继承下来的社会关系、政治体制、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传统社会非阶级区分的社会模式同样对阶级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社会模式的多样性会导致工人阶级形成模式的多样性。在具海根等人的论著中,分别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引进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形成,把以欧洲为中心的阶级形成理论引进了对非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解释。从总体上看,他们并没有把阶级看成是一种结构,而是强调决定阶级倾向和阶级行动的制度和文化因素,阶级利益并非由其结构地位直接决定的,并且它转化为政治行动的可能依制度和政治过程而定。他们都强调,并不是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一定能带来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意识与行动,在分析工人阶级的形成与阶级意识时应该把特定社会的结构与文化、政治因素考虑进去。
如果说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带来了19 世纪西方工人阶级的形成,20 世纪中期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向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带来了第二次工人阶级的形成的话,那么20 世纪末期,从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市场转型国家的转变是否会带来第三次工人阶级的形成? 这次工人阶级形成的模式是否会不同于前两次? 目前,已有学者开始关注社会主义转型国家的工人阶级形成问题。但是,由于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处在变动的不稳定状态中,学术界对于转型国家的工人阶级到底是处在形成、再形成还是消解的状态,一直都存在着争议。撒列尼与伊亚尔等人认为,在东欧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并不是社会历史变迁的主要力量;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等级基础而非阶级基础之上的权力和特权根源于政治资本的占有,而非经济财富。所以其结论是,阶级形成远不发达,并且阶级之间的斗争也是相对没有意义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后期,知识分子几次中断了阶级形成的企图,并开始发展出建立在等级与阶级之上的二元分层机制。在此背景下,导致社会主义失败的核心动力就不是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权力集团内部的斗争。虽然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过渡是近期人类历史上一次最痛苦的事件,但是尽管遭受痛苦与社会倒退的现实,社会仍然保持着平静。工人和农民都在调整自己的策略寻求出路,但他们很少形成集体行动来反抗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在社会转型的中欧社会,只存在一个向下流动的、无组织的工人大众,并不存在工人阶级,社会的转型并没有带来工人阶级的形成(Eyal et al . ,1998) 。
与撒列尼与伊亚尔等人的观点相异,李静君在分析中国的经验材料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工人阶级转型”的三种模式。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阶级社会的观点并不新奇,对中国尤其如此(Lee ,1999b) 。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后的30 多年中,国家倡导并在实践中推行“持续的阶级斗争”。不同“阶级(成分) ”被政治、家庭和职业标准加以界定;阶级标签被用于政治运动的大众动员以及生活机遇和社会身份的分配。这是一套被政府及其不同部门设计、支持乃至操纵的阶级系统(或者说是“社会主义阶层”) 。但在经济改革之后,国家宣布了阶级斗争的结束,并逐步将阶级话语从官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中取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是在这段改革时期,我们看到了基于市场利益和私有制的阶级社会的出现。所以她将中国城市“工人阶级转型”分为三种模式:1. 流动农民工的形成; 2. 社会主义工人的再造; 3. 下岗工人的消解(unmaking) 。每一种模式都意味着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并非计划或市场的简单划分) 、工厂政体(变化的、弹性的) 和工人主体性(非革命性、改革主义或激进的) 的结合(详见Lee , 1999a) 。
那么,转型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工人阶级究竟是处在阶级形成、阶级再造,还是阶级消解的过程中? 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论证。虽然社会主义体制国家的转型与西方国家从前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在社会结构背景、意识形态和社会阶级关系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马克思、汤普森、霍布斯鲍姆等经典理论家的著作能为我们今天的分析提供较好的理论框架与理论灵感,并为我们更确切地解释当前工人阶级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启示。当然,我们没有必要亦步亦趋地套用经典理论来解释当前工人阶级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经典理论相比,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全然不同的工人阶级形成问题,这也为研究工人阶级形成提供了新的契机与灵感来源,从而为推动工人阶级形成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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