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腐臭
在一切反动胜利的代里，民主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它｢左｣翼营垒的代表，这些先生们，开始发散出比他们平常加倍的道德的臭气，这犹之乎一个处在恐惧中的人，发散出加倍的汗水一样。这些道德家疏解着摩西的十诫或山上说教，可是他们的对象，与其说是那日益胜利的反动，毋宁说是这些受反动逼害的革命者，因为革命者的｢过火行为｣与｢无道德｣的理论，｢引起｣了反动，同时使反动倒成为道德的了。他们更开了一张避免反动的简单而可靠的药方，这就是：只要在道德上努力更生自己。凡对此有兴趣的一切报馆的编辑室里，在替那些欲求者供给着完美道德的任意的模型。
此种虚伪与夸张的说教之阶级基础，乃是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牠的政治基础，是他们在那行将到来的反动之前的无力与混乱。心理基础，则是他们想装着先知者的假须，以图克服他们自己处境卑劣的感觉。
道德俗士所爱好的方法，就是把反动与革命的行为混作一谈。他在这方法上之所以成功，乃借助于形式的模拟。在他看来，沙皇主义与布尔雪维克是双生子。同样，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也被发现是双生子。他们列了一张清单，其中搜集着天主教会──尤其是耶稣会派──与布尔雪维克主义两者的共同点。希特勒与莫索里尼则从他们这一方面也恰恰应用着同样的方法，指出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与布尔雪维克主义只是同一罪恶的各种不同的表现。说史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在｢本质上｣是同一东西这个观念，现在得了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虔诚的天主教徒，唯心论者，实验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赞成。如果史大林主义者不能参加在这一｢人民阵线｣中，那只因为他们偶然太忙于消灭托洛茨基派的缘故。
此种｢近似｣与类似的基本特点，即在于他们完全不管各种不同流派的物质基础，即牠们的阶级性质，以及以此为标记的牠们的客观的历史作用。他们只依照着某些外表的与次要的表现，最通常的则依照着牠们对这一或那一抽象的关系（这关系对于某一分类家具有一种特殊的专门价值），来估计与区分各种不同的流派。这样，在罗马教皇看来，共济会员与达尔文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双生子，因为他们都亵渎神圣地否认那童贞受孕之说。在希特勒看来，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双生子，因为他们都不管甚么｢血统与荣耀｣。在民主主义者看来，法西斯主义与布尔雪维克主义是双生子，因为他们都不在普选之前低首，以及其它理由。
上面所归为一类的派别，无疑有某种共同的特点。但事情的本质乃在于这样的事实，即人类的进化，既不以普选，也不以｢血统与荣耀｣，也不以童贞受孕的独断教义为极限的。历史的过程首先表示出阶级鬬争；况且，不同的阶级，为了不同的目的，在某些场合，是可以应用同样的手段的。事实上也不能不如此。从事于战鬬的两方军队，时常有多少对称的；如果他们战鬬方法中绝无相同之点，那他们相互间就不能予以打击了。
假使一个无知的农民或小店的老板，对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鬬争之来源与意义，完全不懂，只觉得他处身于两把火之间，那他会以相等的仇恨来对待那个交战的营垒。而所有这些民主主义的道德家是谁呢？中间阶层的思想家们，已经陷入，或恐怕陷入于两火之间。这一模型的预言家之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之自外于伟大的历史运动，一种硬化了的保守的智力，沾沾自喜的褊狭性，以及一种最原始的政治上的怯懦。道德家们所最希望的，就是愿历史让他们抱着他们的小书，小杂志，定户，常识与道德的抄本，和平地生活着。但历史并不让他们生活于和平之中。牠有时从左边踢他们一脚，又时而从右边给他们一掌。这就很显然了──革命与反动，沙皇主义与布尔雪维克主义，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史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都是双生子。谁如果怀疑这一点，那不妨摸摸这些道德家本人的左右两边，都起着对称的头盖的肿块。
马克思主义的无道德论与永恒真理
反对布尔雪维克｢无道德论｣的最通俗与最动人的一种指责，根据于那布尔雪维克主义的所谓耶稣会派的格言：｢为目的不择手段｣（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从这里就不难得到更进一步的结论：因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与一切布尔雪维克（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也不承认道德的原则，因此，在托洛茨基主义与史大林主义之间，并没有｢原则上的分别｣（这点得在后面指明）。
有一种完全庸俗与无耻的美国月刋，关于布尔雪维克主义的道德哲学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们之提出这些问题，照例是同时存着伦理与广告这两个目的的。这位无法摹仿的Ｈ．Ｇ．韦尔斯，他那崇高的玄想，本来只能为他的荷马式的自满所超越的，却也很快地和那些尊重常识的反动的势利之徒走在一起了。这里一切都得其所。不过即令在这些以为必须保护布尔雪维克主义的参加者中，在大多数的情形中，并不是没有懦怯的遁辞的（例如伊斯脱曼），他们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自然是坏的，不过在布尔雪维克党人中，也还有有价值的人。这样的｢朋友｣真比敌人要危险得多。
假使我们要郑重其事来同这班提出控诉的先生们计较，那首先我们要问他们：你们自己的道德原则是甚么？这儿的问题就难于得到一个答案了。让我们暂时假定着：无论个人的或社会的目的，都不能为手段作辩护。那末显然要寻找历史社会之外的原则，与在这些原则中生长起来的目的了。但是那里去找呢？如果不在地上，那一定在天上。教士们在很久以前，就已在天启中发见了无过的道德原理。那些小小的尘世间的教士们，说及永恒的道德真理时，并不说出牠们的来源。不过我们现在却有理由做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这些真理是永恒的，牠们一定不仅在半猴半人出现于地上之前，而且应该在太阳系进化之前就已存在。然则牠们是从何处发生的呢？永恒道德的学说，如果没有上帝是不能成立的。
盎格鲁․撒克逊型的道德家们，只当他们还不曾自限于唯理主义的实用主义之前，资产阶级簿记的伦理学家们，似乎是夏夫次倍利子爵（Viscount Shaftesbury）之自觉的与不自觉的学生。夏夫次倍利──在十八世纪之初！──从一个假定为一成不变的特别的｢道德意识｣中，抽绎出道德的判断来。超阶级的道德，必然要承认一种特殊的物质，承认一种｢道德意识｣，｢良心｣，某种绝对的东西，这东西正是上帝之哲学上胆怯的一个假名。道德如果脱离了｢目的｣，即离社会而独立，那不管我们是从永恒真理或从｢人之本性｣中抽绎出来的，归根结蒂，总证明是一个｢自然神学｣的形式。反对辩证唯物论之军事行动的唯一堡垒，只有天了。
在上世纪之末，俄国产生了一整批｢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司徒卢威，倍尔及也夫，布尔格可夫等），他们想用一种自足的，即是超阶级的道德原理来补充马克思的学说。这班人，当然从康德及其无上命令开始。但他们的结局如何？史脱罗威现在是克里米男爵乌郎格尔手下的一个退休的总长，是教会的忠实信徒；布尔格可夫是一个正结派的牧师；倍尔及也夫则用几种文字来解释圣经里的启示录。这些看似乎是意外的蜕变，决不可以｢斯拉夫灵魂｣来解释──司徒卢威具有一个日耳曼露魂──而是要用俄国社会斗争的规模来解释的。此种蜕变的基本趋向，主要是国际性的。
古典的唯心哲学，只当牠的目的在于将道德世俗化的时候，即当牠要把道德从宗教的认可中解放出来的时候，牠是代表着前进的一大步（如黑格尔）。但既同天分离之后，道德哲学就得在地上找根基了。唯物论的任务之一，就在于发见此种根基。在夏夫次倍利之后，来了达尔文，在黑格尔之后，来了马克思。现在如果想求助于｢永恒道德的真理｣，即是企图把车轮转向后面去。哲学的唯心论只是一个阶段：或从宗教进至唯物论；或反而从唯物论退回到宗教。
「为目的不择手段」
在十六世纪前半期，为与新教斗争而组织起来的耶稣会派，并不曾主张过，但人家都说牠主张：任何手段，即令牠从天主教的道德观点看来是罪恶的手段，但只要牠能达到｢目的｣，即能达到天主教之胜利的，都可允许。这一种内部矛盾而心理上荒谬的学说，乃是与耶稣会派反对的新教徒，还有一部分与他们相反的天主教徒，恶意地硬派给耶稣会派的，正是这班新教徒与那一部分天主教徒，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耶稣会派的神学家们，一似其它会派的神学家们，专心致志于个人责任的赞可或谴责问题，他们实际上主张手段的本身可以是无所谓善或恶的，而对于某一手段之道德的，都得由目的里发生出来。譬如射击这件事情的本身，乃是无善恶之可言的；射杀一只要咬小孩的疯狗，是一件道德的事情；但以强奸或谋杀为目的射击，却是一桩罪恶。该派神学家除了这些平常的道理之外，其实不曾有过其它的东西。
倘就他们实行的道德而论，耶稣会派决不较其它派别的僧侣或天主教的牧师为坏，他们反而还超过这些僧侣与牧师；无论如何，他们总比较的更为坚决，更为勇敢与聪敏。耶稣会派代表一种战鬬的组织，牠是严格地集中的，进取的，牠不仅对于敌人，甚至对于同盟者都是危险的。当耶解会派的｢英雄｣时代，他们的心理与行动的方法，与一般的牧师比较起来，正如一个是教会的战士，而另一个却是教会经营的商店老板。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去把这派或那派加以理想化。但若用一个愚蠢而懒惰的商店老板的眼光去看一个狂热的战士，那是绝不相宜的。
假使我们还逗留在纯粹形式的或心理的模拟这一范围内，那末如果你愿意，能够说布尔雪维克之对于各式各样的民主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正犹之乎耶稣会派之于和平的教会的团体。社会民主党人与中派主义者比之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简直像是医生旁边的低能儿或走方郎中了：他们从来不澈底思索一个问题，他们相信符咒的力量，怯懦地避免一切困难，希望着奇迹的到来。机会主义者是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和平的商店老板，而布尔雪维克则是社会主义思想之坚强战士。由此，那些充满了历史所决定的缺点而绝无一点光荣的人们，就对布尔雪维克表示出仇恨与诬蔑。
不过，把布尔雪维克主义与耶稣会派主义并举，还是完全片面的与肤浅的，这种并举与其说牠是历史性的，毋宁说是文学性的。依他们所根据的各个阶级的性质与利益来说，耶稣会派代表反动的，新教徒代表进步的。而此种｢进步｣之有限性，则直接表现于新教徒的道德中。因此，被他们所｢净化了｣的基督的教义，决不能阻止那个城市的资产者路德称这些叛乱的农民为｢疯狗｣，并号召将他们处死。早在那｢为目的不择手段｣这个格言被编派给耶稣会派以前，马丁博士早已认可牠了。讲到耶稣会派呢，则牠与新教相竞争，更求适应于资产阶级的精神，在其三誓：贫苦，贞洁，服从之中，只保存着三者了，而且服从的形式，又是极度轻淡的。从基督教理想来看，耶稣会派的精神，愈加堕落，则他们就不成其为耶稣会派了。教会的战士，变成为官僚，更像所有的官僚一样，变成为随风倒的骗子。
耶稣会派主义与功利主义
这一简单的讨论，也许已足以表示出如果郑重其事地把｢耶稣会派｣的原理，即｢为目的不择手段｣，与另一似乎较高的道德（在这道德中每一个｢手段｣都像百货商店里的商品似的各自标着道德的价格）对立起来，究竟得需要怎样的愚蠢与褊狭。盎格鲁․撒克逊俗士的常识对耶稣会派的原理既颇感愤慨，而同时却在功利主义的道德（英国哲学的显著特点）中寻找灵感，这是值得注意的。而且边沁与约翰․密尔的原则：｢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即是说：凡手段是道德的，则以谋取公共福利为其较高的目的。这样说来，盎格鲁․撒克逊功利主义之一般的哲学公式，完全与｢耶稣会派｣｢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的原理相符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经验主义之存在于世，只使我们从两极相遇这个法则的必然性中解脱出来罢了。
达尔文把｢进化｣的思想，当作一种特殊的牛痘苗，注射到黑勃脱․斯宾塞的经验主义里。据斯宾塞的学说，在道德的范围中，进化的过程是从｢感觉｣进到｢思想｣。感觉符合于片时快乐的原则，而思想则能使人为未来的，永续的与较高的快乐所引导。可见此地的道德标准也是「快乐」与「幸福」。不过这个标准的内容，又依｢进化｣的水平而取得牠的宽度与深度。这样，黑勃脱․斯宾基用他自己｢进化的｣功利主义的方法，表示那｢为目的不择手段｣这一个原则，并不含有任何不道德的东西在内。
不过如果想从这一抽象的｢原则｣里，得到一个对那实际问题：｢甚么事情我们可以做，以及甚么事情不可以做？｣的答案，那是天真得可笑的。并且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这一个原则，自然要引起一个问题：甚么东西使目的成为正当呢？在实际生活中，也正和在历史运动中一样，目的与手段经常在互易着位置。正在建造中的一架机器，是生产的｢目的｣，只当牠送进工厂的时候，才也许能成为一种｢工具｣。在某些时期，民主主义是阶级斗争的｢目的｣，只到后来，才也许成为阶级鬬争的｢工具｣。那所谓｢耶稣会派｣的原则，虽不含有任何非道德的东西，但不能解决道德问题。
斯宾的｢进化的｣功利主义，也在半路上抛弃了我们，不能给予解答，因为牠信从着达尔文企图把具体的历史的道德，融解在生物学的需要中，或融解在群居动物的特征：｢社会本能｣之中，然而道德这个观念的本身，也只有在矛盾性的场合，即在分成阶级的社会中，才能发生的。
资产阶级的进化主义，在历史社会的门限之前无力地停止了，因为牠不愿意承认社会形式进化中的动力：阶级斗争。道德乃是这种鬬争中各种意识职能之一。统治阶级强使社会承认它的目的，并使人们的思想养成一种习惯，以为凡是与这目的违反的手段，都是不道德的。这是官家道德的主要职能。牠所追逐的思想是不为大多数人而为愈来愈少的人之｢最大幸福｣。但如果专凭暴力，那末这样的制度是甚至连一个星期都不能延续的。牠需要道德的水门汀。混和水门汀这一件事情，即构成了小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的职业。他们虽然染上虹的一切颜色，但最后说来，总还是宣传奴役与顺从的说教者。
「约束一切人的道德诫律」
谁如果不想回返到摩西，基督或摩罕默德，谁如果不满于折中的杂烩，那他必定要承认道德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产物；牠决不是一成不变的；牠为社会的利益服务；这些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道德比之于任何其它种类的意识形态，更具有阶级的性质。
不过，基本的道德诫律存在着，而且在人类的发展中，不是成为每一集体生活所必需的一个组成分子吗？这些诫律之存在是没有疑问的，但牠们起作用的范围却是极其有限与不稳定的。阶级鬬争所具的性质愈激烈，则｢约束一切人的｣标准也就愈无力量。阶级鬬争的最高点是内战，牠把敌对阶级间的一切道德纽带，爆炸到半空中去了。
在｢常｣态下面的｢常｣人，遵守着｢你不可杀人！｣的诫律，但假使他在非常的情形之下，为了自卫而杀人，那法官将原恕他的行为。假使他为谋杀者所杀，法庭将处凶手以死刑。法庭行为之所以像自卫行为一样的成为必要，即由于阶级利益的矛盾。就国家而论，在平时，牠自限于个别案件中某些杀人是合法的，可是一到战时，牠就把｢你不可杀人！｣这一个｢约束性｣的诫律变成相反的了。在平时｢痛恨｣战争的最｢人道的｣各个政府，一到了战时，就宣布他们各自军队之最高的责任，在于杀死最大多数的人。
那所谓｢公认的｣道德诫律，实质上只具有一种代数式的，亦即是不确定的性质。这些诫律只表示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人在其个别的行为中，是被某些公共的标准所拘束的，此种标准乃由于牠是社会之一分子而发生。这种标准之最高度的普遍化就是康德的｢无上命令｣。不过这命令虽在哲学的奥林匹斯山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但牠并不含有无上的东西，因为牠并不含有具体的东西。这是一个没有内容的空壳。
这些约束一切人的标准之所以成为空洞，乃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切具有决定性的问题上，人们总觉得他们那阶级成员的资格，比｢社会｣成员的资格来得深刻与直接得多。｢约束性的｣道德标准，实际上赋有阶级的，即是矛盾性的内容。道德标准愈加是无上的，则愈不能｢约束｣一切人。工人们的团结，尤其是罢工者或巷战者的团结，比之于一般人类的团结，要无比的更为｢无上的｣。
资产阶级之阶级意识，在其完整性与不可调和性上说，是远超过无产阶级的，牠极度地要把牠的道德哲学强加在被剥削群众的意识上。恰恰因为这个目的，资产阶级考信问答（基督教徒受洗之前，必须经过考信问答，即绝对同意于基督教的教条──译者）之具体标准，是掩盖在以宗教，哲学，或被称为｢常识｣这一个杂种为护符的道德的抽象物之下的。对于抽象标准的借重，并不是一种与利益无关的哲学错误，而是阶级欺诈这部机器中之一个必需的成分。揭穿这个拥有几千年传统的欺骗，乃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首先任务。
民主主义道德的危机
统治阶级为要保证他们的利益在大问题上的胜利，乃勉强在次要的问题上让些步，当然这些让步是以在簿记上合算的为限。当资本主义的勃兴时期，尤其在世界大战前最后的几十年中，这些让步，至少对于无产阶级的最上层，是具有完全的真实性的。工业在那时的扩张简真是无有间断的。文明各国的繁荣增长了，部分的劳苦群众的繁荣也增长着。民主主义彷律是坚实的。工人组织发长着。同时改良主义的倾向加深了。阶级之间的关系缓和起来了，至少在外表是如此。这样一来，社会关系中的某些基本的道德诫律是依照着民主主义的标准与阶级合作的习惯建立起来的。人们所得的印象是：社会愈加自由，愈加公正，愈加人道了。进步的上升线在｢常识｣看来彷佛是无有穷尽的。
然而与此种印象相反，战争发生了，与之俱来的是一连串的震动，危机，灾难，瘟疫与野蛮。人类的经济生活搁浅在死港里了。阶级矛盾变成为尖锐与赤裸裸的了。民主主义的保险活塞一个接一个地开始爆炸了。基本的道德诫律似乎比民主主义的机关与改良主义的幻想更加脆弱。谎骗，诬蔑，贿赂，腐败，暴力，谋杀等情形，多得前所未有。头脑简单的笨人，以为所有这些讨厌的事都是战事的一个暂时性的结束。其实牠们是而是现在仍旧是帝国主义衰颓的表现。资本主义腐败，表示于现代社会及其法律与道德之腐败。
帝国主义之卑鄙龌龊的｢综合｣乃是法西斯主义，牠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面临帝国主义时代种种问题而发生破产的直接结果。民主主义的残余只有在富饶的资本主义的贵族国家中继续存在着，凡英，法，荷兰，比利时内部的每一个｢民主主义者｣都拥有某一些殖民地的奴隶；｢六十家族｣统治着北美合众国的民主主义，其它民主国家的情形就可类推。而且在所有的民主国家中，法西斯主义的萌芽生长得极快。讲到史大林主义则是帝国主义对一个落后与孤立的工人国家施加压迫的产物，牠是以牠特自的一种类型来作为法西斯主义之对称的补充物。
当唯心主义的俗子们──无政府主义者自然占着第一个地位──在他们的刋物上不倦地暴露马克思主义者的｢无道德论｣时，美国的托辣斯，据约翰․路易斯（工业组织委员会的主席──译者）说，竟每年化了不下八千万的金元，用作反对革命的｢缺德｣之实际斗争，即侦探，收买工人，诬陷好人，暗巷凶杀。无上命令在有时是寻找迂回的方法来谋得牠的胜利的！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得说明：有些最诚实同时最寡闻鲜见的小资产阶级的道德家，即令在今天，也还是生活在昨日之理想化的回忆中，且希望那逝去的能重新回来。他们不懂得道德是阶级鬬争的一种职能；也不懂得民主主义的道德是与自由的与进步的资本主义时期相符的；他们不懂得经过了最近一个阶段后，阶级鬬争的激烈，已经确定而不可复活地破坏了牠的道德；他们也不懂得代之而起的在一方面是法西斯主义的道德，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道德。
「常识」
民主主义与｢公认的｣道德还不是唯一受帝国主义摧残的东西。第三个受难的烈士是｢施之四海而皆准的｣常识。这一最低形式的智慧，不仅在所有的条件之下都是必需的，而且在某种条件之下也是适当的。常识的基本资本就在于普遍经验的粗浅结论，例如：不要把手指放到火上去，当你能够一直向前走去时，不要去惹动恶狗……诸如此类。在稳定的社会场合中，常识适于做买卖，疗病，写文章，领导职工会，选举国会议员，结婚与传种。但当这同样的常识试想越出其适用的范围，踏进思想较为复杂的领域时，牠却被暴露出正是某一阶级与某一时代的偏见的凝结物了。只要发生一次资本主义的危机，就能把常识领入死港；至于处在像革命，反革命与战争这样的灾难之前，常识就证明是一个十足的笨蛋了。为要认识那反乎｢常态｣的事件过程的变异的岔路，必须有较高性质的智慧，由哲学上表现出来的，至今还只有辩证的唯物论。
麦克斯．伊斯脱曼企图赋与｢常识｣以最动人的文学格调而得到成功，但这只是给他自己造成了一个反对辩证法的职业。伊斯脱曼郑重其事地把那与漂亮辞藻结了婚的保守的常识这个平凡东西，当作｢革命的科学｣。他拥护常识这些个反动的势利鬼，用了难于摹仿的信心，向人类解释：如果托洛茨基不曾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而是为常识所指导，那末他是……不会失了政权的。在伊斯脱曼看来，一直以前出现于一切革命中必不可免的连续的各个决定阶段中之内在的辩证法，是并不存在的。反动之驱除革命，在他觉得是由于不很尊重常识的缘故。伊斯脱曼不懂得在历史意义上说来，成为常识之牺牲品的乃是史大林，即是说，他受到了常识不适用的害处，因为他所保持的政权，乃在为一个与布尔雪维克主义相敌对的目的服务。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则相反，牠使我们及时的与特尔米多的官僚相决裂，继续为国际社会主义的目的服务。
每一种科学，就这意义说连｢革命科学｣在内，都是为经验所证实的。既然伊斯脱曼很知道如何在世界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保持革命的政权，那末我们可以希望，他也知道怎样去争取政权，如果他终于发见了他的秘密，那是最所盼望的。最好他采取革命党纲领草案的形式，用这样的题目：｢夺取政权与保持政权之道｣，来说明他的意见。不过我们怕正是那常识会阻止伊斯脱曼去从事于这样一种冒险的事业。这时候，常识会是正确的了。
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唉，这是伊斯脱曼永远不懂的！）让我们预见到在某种历史的条件之下会发生苏维埃式的特尔米多及其一切罪恶。也就是这个学说，在很久以前，预言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及其道德之必将倾坍。可是对｢常识｣的夫子们说来法西斯主义与史大林主义都是意外。常识以不变的规模在世界上行动着，而这世界上的事物，却只有变化这件事才是不变的。辩证法则相反，牠总是从一切现象、制席及原理的生长、发展与衰颓上来观察牠们。辩证法的道德观认为道德是阶级鬬争之一个从属的与常变的结果，这道德观由常识来看似乎是一种｢无道德论｣。不过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比常识的道德规律更为平庸，腐朽，自满与无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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