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鸿兵做客新浪谈《货币战争2》

2009-07-29

    主持人文坛：全球的新浪网友下午好，欢迎来到“文坛开卷”，我是文坛。

　2006年一本《货币战争》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关注。很多人会疑惑，像书里所写的少数的国际银行家真的能够控制国家的政治吗？他们又是否真的能够控制历史？以及，他们的影响力是怎么来施展的？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又迎来了另外一本书，《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在《金权天下》里，宋鸿兵先生又要揭示十七大银行家族人脉关系图谱隐藏着什么？2024年世界单一货币能否成为现实？带着这么多疑问，我们今天有请这到两部书的宋鸿兵先生做客文坛开卷，跟大家来谈谈。

　宋鸿兵：网友们好。

　主持人文坛：宋先生是第一次做客新浪，但其实我们的网友对你一点都不陌生，因为很多还是您的读者。

　宋鸿兵：谢谢大家。

　主持人文坛：从《货币战争1》到现在，时隔3年又推出了《货币战争2》，这次的写作跟上一部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宋鸿兵：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信息量要比第一本大很多，因为这个书可能有名有姓的人就说到200多人，从历史的跨度来看差不多是300年的历史跨度。但是由于涉及到17个最主要的金融家族，所以工作量会成倍放大。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个大致的估计，大概在这3年时间里，从2006年到现在大概读了5000多万字的信息量，平均一千个日日夜夜算起来，应该一天有5万字的阅读量。

　主持人文坛：很可怕的量，而且是你工作之外。

　宋鸿兵：对，关键是业余的事，所以它基本上要求我在三年之中没有任何节假日的概念。第一本书用了三年，第二本书用了三年，六年时间应该说都是在人生比较精彩的时间，大家都在很好的享受生活的时候，我却苦哈哈的在写这个书。确实有时想起来，觉得自己干吗要受这份罪，吃这份苦，本来应该是去度假，去休闲的时间，基本上都用在书上面了。不过很好，现在这个书终于已经脱稿了，所以我现在可以暂时放松一段时间了。

    主持人文坛：写这部书是你一个人的劳作还是一个团队的贡献呢？

　宋鸿兵：第一本书主要是自己的工作，当然也有一些其它的网友和其它的团队在做一些扶持性的工作。

　第二本书实际上就有一个比较正式的团队，包括环球财经研究院，包括我以前的研究助手，这个团队相对来说就比较固定、比较稳定。所以，第二本的工作量相对来说虽然工作量大，但是帮手也多，比如突然我发现这个历史年份帮我查一查，这就是一句话的事，这个数据对不对帮我核实一下，告诉我来源在哪里。以前这个工作，因为第一本书，2006年完稿为什么到2007年才正式出版，就是因为中间有半年时间在核对数据和信息来源，这是一个非常漫长和痛苦的过程。现在有了很多研究助手，这个过程被大大简化了。

宋鸿兵称为撰写货币战争第二部看了5000多万字的资料。
　主持人文坛：写这部书的时候，您刚才也说，看了5000多万字的资料，读起来因为第一部书大家看觉得非常过瘾。您很会讲故事，故事讲得很好。第二部我发现除了从十七大家族的人脉关系图等等，也有一种历史的脉络在里面。为什么每次来解读金融的问题，还会从这样一些角度来解读？

　宋鸿兵：因为首先任何一个书要产生影响力，必须要别人喜欢，用郭德纲的话说是寓教于乐，什么叫寓教于乐，别人都不乐你教谁去？或者你想让你的一些看法能够最大范围的被大众所接受，你就必须要而且只能用大众所喜欢的方式。如果你要自我把自己抬得很高，搞得很学术化或者很抽象，大众是不会买帐的，市场是不会买帐的。如果最后读者不买帐，如果最后读者不愿意读这样的书，功夫不就白花了吗。所以，从这个角度对我来说读者是上帝，他们所喜爱的方式就是我应该做的方式。在这个中间，我没有考虑什么其它太多的因素。所以，只要读者喜欢，只要大家愿意读、爱读，无论什么方式，方式不重要。我可以以正式的方式来写，也可以以一种诙谐的方式来写。既可以以一种类似像现在故事这样的情节来写，也可以以一种比较枯燥的方式来写。关键决定权不在于我，而在于读者和市场。

　主持人文坛：大家看起来觉得您揭秘的这些金融背后的故事非常好看，那在《货币战争2》当中您又要揭开一些什么样的秘密呢？

　宋鸿兵：第二本书揭示的东西比第一本书多很多，起码多十倍以上，因为信息量大很多。第二本书按照时间顺序理下来，中间会提到很多可能大家鲜为人知的一些问题。比如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背后到底是哪些家族在运作，谁在出钱做这个事。比如普法战争和普丹战争、普奥战争，最后究竟是金钱、资本市场和这些权力的金权家族，他们到底起到多大的作用。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崛起，尤其是二战中间，现在在很多书中和媒体中基本上是把纳粹德国进行了一种彻底和全面的否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它还有很多非常独特的地方，而这些东西都已经完全被忽视掉。所以，在希特勒的新政这一章中间，我把希特勒采取的各种各样的权数、手腕，包括他的货币政策，包括他的金融政策，为什么能够使德国在大萧条过程中，德国应该说是西方国家受冲击最大的国家，但是是第一个走出箫条，而且很快建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军队体系和工业体系，他到底是怎么做成的？这些事情都是第二本书中间给读者提供的，包括这次金融危机，最后究竟大的方向会怎么走，包括很多人质疑第一本书，少数的金融家族、少数的精英能不能真正对社会、对战争。

　主持人文坛：哪怕是对国家的政治产生影响。

　宋鸿兵：这本书会明确指出，像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巴拿马是怎么独立的，其实就是跟一个家族有关，就是塞里格曼家族，中间会详细谈到国家的独立或者是国家的分裂是怎么造成的。除了这个之外可能还讲到其它类似的历史事件。所有东西都不是凭空在说，而是一定要拿出事实，用事实加上这种逻辑，让读者自己去分辨，到底是传统的说法更合乎逻辑还是一种新的提法更符合逻辑，需要大家自己判断。

    主持人文坛：在你的研究过程中，你觉得这么多年来，欧洲的一些金融寡头们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现在是不是已经被削弱了？

　宋鸿兵：非但没有被削弱，实际上是被放大或者强化。只不过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东西。

　主持人文坛：似乎看到的是削弱。

　宋鸿兵：似乎看到是削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看到欧洲强大的家族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他们的个人资产基本上已经排不上名次了。像洛克菲勒家族，历史上这么强大的家族，现在个人资产只有一二十亿美元，放在中国也就是新浪的创始人或者是陈天桥这个数量级。

　主持人文坛：为什么说它是强化了呢？

　宋鸿兵：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钱哪儿去了，财富哪儿去了，或者对财富的控制力哪里去了？这本书第八章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建立了一整套新的游戏体系和游戏规则，把钱捐给基金会，但是基金会受他控制，而基金会所有的收入都免税，再通过基金会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密的组织体系，它以前对多少公司实施控制，现在还是对多少公司实施控制，只不过方式方法不一样，你在股东清单里已经找不到它的名字，只是找到某某瑞银、高盛等等，瑞银、高盛托管某些基金会的钱，而基金会再往后查就很难查得清楚了。像现在一些大型的家族，像洛克菲勒家族直接控制基金会200多家，间接控制基金会高达上千家，这些基金会有些用他的名字，有些不用他的名字。

　主持人文坛：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宋鸿兵：基金会最大的好处就是免税。在西方一个人要有一大笔钱，在我把财富给我子孙的时候，遗产税是整个西方最严重的一个税收，50%，基本上你的财富要拦腰对折。富人会讲辛辛苦苦干一辈子，凭什么死的时候要把一半的财富作为税收交给国家呢？太没有道理，而且每年增值的部分还得交资本利得税，把我的家产捐给我的哥哥还有资产所得税。这样对我积累财富就不利。如果我玩一个基金会的机制，把所有财富捐出来，我个人名下资产非常少，我捐献的钱还可以帮我抵税。洛克菲勒在70年代是一分钱都没有交。这是合法的，这个钱交给基金会之后，再下令这个基金会必须由我家族的后裔有管理权，而且具有一票决定权，世代都由我控制。就像中国的富豪家族也不是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随便找个身份证，这叫代持。为什么代持呢？

　主持人文坛：你怎么发现了这个规律？

　宋鸿兵：这个规律在中国已经被许多富豪学会，比如很多上市的公司一定是代持的，因为本人持有不方便，本人持有太扎眼，本人持有这么多股份太招人狠，富豪为什么把自己放到聚光灯下，让全天下的人都“烤”他，这个滋味是很难受的。

　主持人文坛：你写的这个书揭露了这么多大财团的背后内幕，有没有来跟您对阵的？

　宋鸿兵：金融家族这种作品非常多，我看了5千万字，都是西方专门研究金融家族史的，比如专门研究洛克菲勒家族的，专门研究摩根家族的，这些人很多很多，他们的写作方法就是他们是属于相当于挖掘一些基础材料，相当于考古学家，把这些人历史上发生的所有重要事情列出来，每一部书、每一封信都挖掘出来。我觉得他们做的类似于第一手的信息收集工作。

　主持人文坛：所以你在每一章后面都附的图，你做的是不是主要是这些工作，把这些层层基础的东西揉在一起，把它链成关系网。

　宋鸿兵：你说得非常正确，我做的是两种类型的工作。第一，我把自己定义成一个设计师，我不是生产砖头，不是生产预制板，有专门的公司生产。比如尼尔福克森这个品牌专门生产洛克菲勒家族的预制板，质量非常可靠。我把自己定义为这个大厦的设计师，我怎么取用这个砖头，怎么搭这个构架。为什么选17个柱子而不选择25个，这17个柱子中间有哪些信息又怎么挂钩，它的结构怎么来设计，这是我做的。

　主持人文坛：您不怕您选材的时候，不怕这些材料本身就有问题吗？

　宋鸿兵：任何一个历史材料想做到百分之百不可能，比如史记在中国历史上被公认学家认定是扛鼎之作。里边有一句话：“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司马迁离陈胜吴广说这个话已经上千年，司马迁到底怎么知道“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是陈胜还是吴广说的，肯定是听他们身边的一个人，这个死了以后告诉其他人，其他人又告诉司马迁，这个历史是怎么考据？

主持人文坛：您把故事理顺了，人脉摸透了，把它重新呈现出来给更多人理解，这就是金权天下的来源。这是我从书中选出的一张图，第八章统治精英与“隐形寡头”，能否现场给我们的网友稍微解读一下。

　宋鸿兵：其实每一章背后都有这样一个关系图，像第八章这个图还不是一个人脉关系网，是世界政府这个概念是怎么形成，从这里来说少数精英是如何对社会发生影响力的一张图。

　主持人文坛：这个图更多的是人脉。

　宋鸿兵：对，从这张图上来看，金融17个大家族主要是以基金会的形式通过比如说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还有其它基金会，通过基金会的形式，通过银行对金融机构的一些资产托管，通过控制上市公司控制企业，基金会再通过捐助，很多研究机构都是从基金会拿钱。研究机构的人又构成的旋转门，即在智库再到企业，从企业CEO再到政府，高盛集团的CEO既可以做高盛集团的CEO，一转眼变成美国财政部长，然后再去智库。这是一个旋转门，之所以能转，就是背后有庞大的基金会资助，没有这个钱就转不动。

　主持人文坛：您刚才所说的很多金融寡头首先是成功地控制了基金会，然后步步影响。

　宋鸿兵：对，基金会再通过基金会的机制控制金融集团，金融集团再控制大众，影响大众的思想，通过媒体、教育机构和宗教团体等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大众实施控制。

　主持人文坛：这个图可能更加建构在西方的世界上。对于中国呢？

　宋鸿兵：西方为什么对中国来说有一种错觉？因为西方是隐形的金字塔，中国是2000年以来就是显形的。以前是封建王朝，现在历朝历代一直到今天其实都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政治架构，这个政治架构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来，都不需要你去费心地去想。但是西方这套东西是一个隐形的金字塔，之所以隐形，金钱或者是金权在三权之上，而且是隐形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它就很能迷惑人，或者你很看不清楚究竟怎么运作。他们认为国会、美国的政府，认为执法机构、司法机构、立法机构三者完全应该这么来运作政府，实际上不是，实际上真正起作用是背后的基金会，基金会背后是庞大的金融家族。

　主持人文坛：还是金融寡头。因为我在书里也看到你的一些观点其实非常尖锐，比如你说中国最缺乏的不是某个专业方面的专家，而是能够打通各个领域之间壁垒的战略思想家。

　宋鸿兵：我一直对这个概念感触比较深。

　主持人文坛：比如说金融界呢？

　宋鸿兵：比如这次金融海啸、金融危机，在国内或者是在中国的金融圈子里几乎很少能够提前预见到会有一场重大危机的来临。包括金融危机到现在这个阶段往后该怎么发展，后续它到底朝哪个方向发展，到现在为止学术界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共识。也就是你看了这些人的观点，觉得每个人都从自己的专业讲问题，有些谈银行监管，有些谈政府介入，大家都是从自己的专业视角探讨这个问题。但是在我看来金融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更大规模的问题，它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像地缘政治这样的问题，涉及到很多问题。如果你仅从一个角度、一个视点探讨金融问题，往往谈得太专业。太专业实际上是看不清整个形势的全貌，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做了一个比喻，就好象我们在爬山，搞金融专业的人就好象在爬山过程中看到路边的花花草草，看到的是盘山的这掉路，但实际上真正战略思想家要从这个点上往上起码要上升2万米，你要站在1万米、2万米的高度看整个山脉的走势，这个山脉是一个什么形状，而不是这条路是曲曲弯弯怎么走。这是两者之间很大的差别。真正的金融战略家或者是战略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应该面更广，而且站的高度更高，不像经济学家或者金融学家，每一个星期关注一些数据的变化，开工率、就业率、库存率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战术性的问题。什么叫战略？战略一定要有对手。如果我们研究战略不知道战略对手是谁，就像中国战略的扛顶之作就是隆中对，就是诸葛亮把三个战略对手研究得非常清楚，谁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分析得非常清楚。

　主持人文坛：中国的对手现在是谁？

　宋鸿兵：目前为止其实中国的学术界没有把这个问题想明白，很多人认为是国家政府。再看很多文章写作，大家普遍把美国政府锁定成你的战略对手或者是锁定成你研究的对手，其实不是。我在这个图里已经把结构画出来，政府执政的官员和真正掌握具体政策的官员全部是金融集团选拔出来的，而这些人分别在智库里承担各种各样的工作，谁给基金会提供钱？还是这些人给研究机构出的钱。谁出钱谁就永远是说话管用的人。如果你不听我的，对不起，我不给你出钱。所以，真正我们要搞清楚战略对手实际上是掌握基金会的实际控制人，而不是政府具体下文件的某某，他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支持他。

　主持人文坛：刚才你说金融寡头这一块，书里面提到国际银行俱乐部，有这样一个组织吗？

　宋鸿兵：这是一个通俗的叫法，这实际上是一个金融集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很有名的电影《教父》，就是五大家族坐在一块儿，讨论我们该不该卖毒品还是该搞赌博，到底走哪条道路，这是这些人聚在一起探讨的问题。

　主持人文坛：国际银行家族俱乐部是由哪些金融寡头形成？他们的作用是什么？

　宋鸿兵：这就是这本书所谈到，主要的金融家族有17个，通过我反复的各种信息的参照，这本书第一章已经提到是哪17大家族，后续的各章当中为什么选定这17个家族，结合各个国家德、美、法、英几个国家的历史变迁和出现重大历史事件，出现政变、革命、暴动等等重大历史事件，背后到底跟谁相关度最高，哪些家族在背后起到重要的作用，他就是我所关注的家族。

　主持人文坛：背后隐藏着一些什么。

　宋鸿兵：对，就好象尼尔福克森有一句名言，这个家族在过去200年中一直关注两件大事，一件是战争，一件是革命，因为战争和革命都是有组织的暴力，一定会涉及到大量融资。这个思路就是贯穿全书的思想方法，你要从金融视角去看，如果有战争爆发，金融市场一定会产生重要的变异性的行为，这种行为就是为了大规模的对抗行为再进行融资，没有钱是什么也干不了的。战争也好，其它东西也好，最后打的都是钱粮。

　主持人文坛：由于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有人说你曾经寓言第二轮金融海啸会在今年4月份发生，但实际上还没有。但是你接下来的寓言说它有可能在9月份发生，为什么这么说？

　宋鸿兵：其实如果仔细看看我当时的发言稿，我不是说发生在4月份，而是说在今年3、4季度，如果是仔细查一下，当时有很多媒体都做了报道。到目前为止我也仍然认为现在情况并没有真正触底，全球所谓金融形势并没有真正见底，哪怕我是整个市场上惟一持有这样观点的人，我仍然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形势在恶化，而不是在好转。恶化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银行机构的财务报表的好转，某种意义上有两点：第一，改变了游戏规则。我们现在所评判的跟去年同比的利润比较值会计制度是不一样的，新修的会计制度并没有真正到位，而且被终止了。第二，庞大的金融衍生产品都是表外资产，没有体现在真正的银行资产负债表中，AIG2000多亿美元的资产现在核算下来只有5亿剩下来，这么庞大的财务损失，不可能在24个月当中清理完毕。所以，这是一个系统性的游戏规则的调整，会计计算制度发生重大改变，这种东西能不能真正押得住底下出现的重大亏空，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看到真正的结果，这种损失不是7千亿、8千亿的救市方法能够彻底解决的。这是我为什么现在一直坚持，这个底我们现在没有真正看到。

　主持人文坛：您在书里最明显提到2024年世界单一货币能否成为现实，您觉得能吗？

　宋鸿兵：这个取决于我们的应对。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或者我们没有做这方面的预测，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美国大片《回到未来》。《回到未来》这部片子讲的是如果你现在采取一些措施，未来的结果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如果你现在什么都不做，到那个时候就会这样发生。

　主持人文坛：你说如果像这样自然过渡，它一定会成为现实。

　宋鸿兵：很有可能。

　主持人文坛：现在47.78%的新浪网友觉得不会。

　宋鸿兵：我再说最后一句，好像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6月份、7月份，在金融危机真正爆发前的一个月，你都不知道有一场重大的金融危机来临。08年6、7、8月份都没有人意识到美元其实存在重大危机，短短半年之后，全世界都在说美元有问题。其实这种观念转变就是舆论引导的问题，它不需要太长时间。

　主持人文坛：好的，非常感谢。最后你也跟我们网友打声招呼。

　宋鸿兵：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喜欢我的新作。

　主持人文坛：好的，谢谢，也有请大家继续关注宋鸿兵新作《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

货币战争2 推荐语

宋先生是一位在世界经济学领域非常有天赋的学者，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探索历史，研究现实并试图解读未来。宋先生在撰写他的第二本书《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时，已经翻阅了超过100本书籍，并追溯到300年前来探求当前金融体系的起源。在他的书中，宋先生开启了“潘多拉之盒”，讲述了17个家族从20世纪开始到现在是如何统治世界金融体系以及他们如何通过创造金融工具和制造重大事件来控制银行体系、原油、工业产业和国防产业，从而能够自一开始到现在巧妙而有效地驾驭世界。他们坐在金字塔的最上端，把所有的秘密都掩藏在他们的宝座之下。宋先生试图敦促他的国家——中国去了解全球化的趋势。当你饶有兴趣地阅读这本书时，你会深刻地感到光阴似箭，历史沧桑。我个人将这本书评为所有描写此类话题的作品中最优秀的著作之一。阅读这本书所得到的收获是读他第一本书《货币战争》的10倍，而且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阅读他正在开始筹备的第三本书。我非常感谢宋先生能为我们提供如此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并将他的热情与执著与他的读者分享。

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克博士

G6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财富巢集团主席

2009年6月28日，北京

毫无疑问，政治和金融从来是手拉手的。

——罗斯柴尔德

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是一个秘密集团的一部分，试图危害美国的核心利益，他们把我的家族和我本人描绘成“国际主义分子”，阴谋与各国（拥有同样理想）的一些人合作建立一个全球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单一的世界（政府）。如果这是一种指控，那么我承认有罪，但是，我对此引以为荣。

——戴维·洛克菲勒

只有最无知愚昧的人才会依然信奉那个陈旧的眼见为实的说法。你所看见的正是首先需要被怀疑的。

——安·兰德

我们期待着在当前这样一个危机时刻，来推广世界货币的政策。当前的金融危机，是唯一可能的时机，因为只有在危机的时候才能做成建立新系统的事情。

——罗伯特·蒙代尔

自序
第一章 德国：国际银行家的发源地
谁是国际银行家
戛然而止的战争
老布雷施劳德：罗斯柴尔德的代理人
奥本海默：科隆的金融霸主
1848年革命与银行业的拯救行动
俾斯麦的崛起
布雷施劳德：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
丹麦危机：俾斯麦的意外机会
普丹战争：金权小试锋芒
议会自由派：德国统一道路上的障碍
科隆—明登铁路私有化：普奥战争的财源
为什么普奥战争戛然而止
普法之战：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50亿法郎战争赔款：银行家的“大馅饼”
第二章 英国：金权的制高点
弗朗西斯：巴林王朝的奠基人
荷兰：商业资本主义的顶峰
结盟霍普家族：巴林傍上了欧洲第一富豪
“红顶商人”：金权入股政权
跨越大西洋的人脉网络
路易斯安那融资：史上最惊人的金融案例
1812年英美战争：巴林家族里外通吃
法国战后赔款：巴林晋升欧洲第六强权
法国公债合同：双雄结仇
谋定而后动：罗斯柴尔德终成霸主
金融家与政治家
苏伊士运河：罗斯柴尔德的金融闪击战
拯救宿敌巴林银行
黄金十字架
进军中国
第三章 法国：金权的割据
法国大革命幕后的瑞士银行家族
法兰西银行：“雾月政变”的投资回报
垄断被打破：犹太银行家族的崛起
金融创新的革命
动产信贷银行（Credit Mobilier）：贝列拉的挑战
“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法兰西银行：打败贝列拉的战略制高点
克里米亚战争
天主教银行家：第三股势力
金权的进化:从所有权到控制权
第四章 美国：金权的“圈里人”
赛利格曼：从小商贩到国际银行家
奥古斯特•贝尔蒙特的“美联储”
纽约的上流社会
国债大王赛利格曼
赛利格曼力撼财政部长
赛利格曼：美国的罗斯柴尔德
赛利格曼：真正的“巴拿马之父”
希夫的时代
希夫与日俄战争
新圈子与老圈子
第五章 动荡的欧洲
永不止息的渴望：回去，回归锡安
德国银行家族：回归希望之火燃起
巴勒斯坦困境
围堵与崛起：英德的战略竞争
汉堡美国航线：海上霸权争夺战
麦克斯•沃伯格：未来的经济沙皇
柏林—巴格达铁路：德国反围堵的战略通道
阿加迪尔事件
《贝尔福宣言》与银行家的梦想
背信弃义：英国统治精英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矛盾
经济武器与《凡尔赛协议》
1922年德国中央银行“独立”：超级通胀飓风的“风眼”
颠覆魏玛共和国的“货币战争”
沙赫特的“地租马克”保卫战
道威斯计划：扶持德国的开始
第六章 希特勒“新政”
“愤青”希特勒
费德尔：希特勒的金融导师
啤酒馆暴动：希特勒声名大震
希特勒被财神“撞了腰”
哈瓦拉计划(Haavara Agreement)
沙赫特：国际银行家的中间人
大棋局
纳粹德国的社会权力平台
纳粹德国的经济系统
希特勒“新政”
希特勒“新政”的第一把火：中央银行国有化
“费德尔货币”：德国的林肯绿币
“金融创新”挽救了德国经济
罗斯柴尔德与希特勒
希特勒的权术
第七章 银行家与情报网
克格勃的“剑桥五杰”
“第五个人”
“使徒会”的圈子
菲尔比的父亲
金•菲尔比与维克多•罗斯柴尔德
“剑桥五杰”打入英国情报系统
苏美之间，左右逢源
核心机密
维克多的对价：原子弹的机密交换以色列建国
“目标巴顿”
多诺凡的来历
OSS——“Oh So Social”
谋杀巴顿的动机
第八章 统治精英与“隐形寡头”
韩航KAL007航班的神秘空难
钻石帝国与精英元首
罗兹会社：英国统治精英的“黄埔军校”
“米尔纳小组”
米尔纳小组的德国政策基于两点核心
“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
基金会：财富的隐身大法
心灵鸡汤们说：当你放弃越多，你就拥有越多
“家道中落”的洛克菲勒家族
杠杆效应与财富控制
国会的调查
基金会、精英集团与政府
基金会与教育系统
公众意见塑造
世界政府：“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的奋斗目标
第九章 金融海啸之后
格林斯潘：经济机器的工程师
朝鲜战争使格林斯潘一夜成名
安•兰德：格林斯潘的精神导师
谁是上帝之手
安•兰德的伪命题
如果“大力神”们罢工
黄金：精英们的理想货币
扭曲的美元与“债务堰塞湖”
世界经济的未来：14年的“消费大萧条”
第十章 回到未来
2024年1月1日，世界单一货币启动
单一货币：历史的终结者
危机来得正是时候
货币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
完美而致命的组合：世界单一货币=黄金+碳货币
美元的结局
“大力神”们俯瞰下的世界
跋

货币战争2 宋鸿兵自序

2009年6月11日凌晨2时41分，《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终于完稿了。

从2006年夏完成《货币战争》以来，就开始着手收集资料酝酿《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近三年以来，仔细梳理了德、英、法、美两百多年来的所有重要银行家族之间的人脉关系，以及他们与各国的战争、革命、政变、危机之间的联动关系，从1723年开始到2024年结束，中间涉及欧洲、美国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及其背后的金融运作，得出了世界“17个主要银行家族”之间的人脉关系图。

在1000多个日日夜夜中，阅读了上百部各家族史、各国经济史、各类文献、地图、杂志、报纸、网络文章等，总阅读量超过了5000万字，平均每天5万字的阅读量，终于完成了这件现在想起来不堪回首的工作。在2009年的日子里，平均每日睡眠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曾连续8周通宵达旦地工作。

我自认为《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的信息量是第一本的10倍以上，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200人以上，相信读过第一本书的人在看完第二本之后应该不会认为是在浪费时间。这两本书的逻辑完全能够自洽，大量史实相互印证，许多重大历史谜团都会有一个合理和统一的逻辑支撑。

中国的理论界在研究西方社会的运作时，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研究盲点，那就是忽视了西方社会的人脉关系。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人组成的，对社会的研究应该以人为中心，特别是在一个社会中发挥着重大影响力的关键性少数人群。透彻地理解这些人组成的人脉关系网，是我们正确理解西方社会的重要基础。

其实，任何人类社会的结构都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型，关键性的少数人群由于自身的聪明与勤奋，某些情况下也通过暴力与欺诈手段，在社会结构中逐渐向上攀升。当他们具备足够的财力和影响力时，又会反过来通过改变游戏规则从而巩固和扩大其既得利益，并形成利益互锁的统治精英阶层。如果说东方社会的权力金字塔结构是以政权为基础的话，那么西方的统治金字塔则是以非常隐蔽的债权为链条，将社会各阶层牢牢地维系在一起。在西方社会中，债权人拥有着支配性权力，债务人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国家机器的主要功能就在于保护和强化这一链条的可靠性。在西方，谁是最大的债权人，谁就是游戏规则的最终制定者。19世纪以来，国际银行家控制下的中央银行，无疑是整个社会最大的债权人，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其他阶层都是他们的债务人。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西方，实际上是金融势力集团控制着政府的决策。

中国正在日益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国新一代的战略思想家们，必须具备宽广的全球视角和深远的历史纵深感，才能形成长远和实际的国家战略。任何战略形成的前提在于必须确定谁是最主要的战略对手，没有对手的战略不成其为战略，基于错误的主要对手的战略不成其为有效战略。全面透彻地了解国际金融势力集团的历史渊源和人脉关系是形成正确的中国国家战略的基石。

本书将以300年的时间跨度，全面阐述欧美主要金融势力集团的形成、发展、排挤、冲突、联合与制衡，系统解析当今世界幕后主宰力量的运作和决策机制，第一次揭开统治世界的“国际银行家族俱乐部”的神秘面纱。全书以扣人心弦的精彩故事、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宏大的金融视角、宽广的历史纵深、深厚的理论基础、扎实的史实数据，全景与立体地展现主宰当今世界的金融势力集团之间的合纵连横，相生相克的微妙关系。

这是一张迄今为止几乎完全不为中国人所知的庞大的国际人脉关系网，它以金融业为核心，盘错交织着各国政府机构、石油财团、军工复合体、生物制药集团、战略情报体系、国家武装力量、新闻媒体及游说集团、司法立法机构、无国界组织、庞大的基金会系统、智库研究部门、宗教势力集团、秘密精英团体等社会关键力量。它是正确理解当今世界频繁出现的金融危机、战争冲突、革命暴动、###政变、宗教热点、全球议程、地缘政治、大国关系、国际组织的指南针。

杨巍先生及他带领下的博锐传世投资顾问公司的“货币战争工作室”团队对本书的资料收集和内容核对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

宏源证券的董事长汤世生先生对本书的各章节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们就信用的起源和作用、信用与货币的关系以及金融危机的根源等问题进行了长期探论。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我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关信用与货币以及19世纪欧洲金融市场的部分内容，并获得了极大的启发。

《环球财经》杂志的出品人任文女士，总编辑向松柞先生，编委会的乔良将军、王湘穗先生、彭晓光先生、白益民先生、张明先生、梅新育先生和摩罗先生都曾给予本人极大的鼓励。另外，张宇燕先生在中国古代货币史方面的许多观点使我受益良多，在此一并致谢。

同时，感谢广大读者和博友的关心，没有你们的支持，我很难想象自己会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完成这件异常艰辛的工作。

由于涉及的时间跨度大、人脉关系复杂、历史事件曲折，加上本人的理论功底有限，难免出现错误和疏漏，希望读者们能够体谅和容忍。

在写作的最紧要阶段，我守护在母亲的病榻旁，昼夜不息。冥冥当中，母亲似乎在默默等候着我，陪伴着我，直到我努力完成最后的书稿，我敬爱的母亲溘然长逝。在此，我将此书，深情奉于母亲灵前！

这本书的完成也离不开我太太Julie和女儿Sophia的鼓励和支持，没有她们的牺牲和奉献，我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

最后，致谢LH女士，两本《货币战争》未署名的主要研究助手和助理。她的心血和智慧，凝聚在我的每一部创作中。

2009年6月20日于北京

为什么要写《货币战争》系列丛书？

　　宋鸿兵

　　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需要有一种心理能量，这种能量越强、持续时间越长、聚焦度越高，那么这件事的成功率就越大。做事本身其实是一种内心能量向外释放的物化过程。

　　从骨子里看，我觉得自己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一种与生俱来的文明优越感始终激荡在灵魂的世界里。这种心理能量并没有因为大学时代西方思潮的冲击，和后来在美国十几年的教育、工作和生活的浸泡而发生一点点衰减，相反，这种能量在不断地增强。

　　就像相信太阳会从东方升起一样，我对中华文明会重新成为人类文明的中心这一点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对我而言，这不是一种推测或想象，而是一种毋庸置疑的必然！这不是一种源于外部的理想，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宗教！

　　我的直觉是，中国势必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并将具有左右整个世界命运的力量。但是，令人焦虑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实力日趋强大的国家，却严重缺乏一种面向全球的战略思想体系。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都在关注内部事务，极端缺乏全球意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观念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准确的，西方的强势文化话语体系干扰了中国基于自身利益的世界观。应该记住，历史永远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作为弱势的中国必须有意识地彻底解构西方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及其话语体系，并重新还原世界历史的本来面目。

　　历史发展的基本原动力就是人与人利益之间的博弈，而利益的最高的体现形式就是金钱，特别是在工业革命时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进程中更是如此。因此，扭住金钱这一线索，就抓住了西方近两百年历史演进的主要矛盾。金钱及其衍生产品-金权，恰好又是中国人最不熟悉的领域之一，所以中国的战略家们始终没有摸准西方社会的主要脉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难以建立正确的全球战略思想体系。

　　如果说当年马汉的海权论，杜黑的空权论，富勒的机械化战争论对热战时代的国家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在当今的核武时代，大国之间的热战很可能将退居从属地位，看不见硝烟的货币战争更可能成为大国博弈的主导方式。 “货币战争”这一全新的战略思想体系的建立，对于中国未来的和平崛起应该具有一定的意义。

　　人活一世，总需要给社会留下一点东西。“货币战争”丛书的思想体系也许还很粗糙，有些观点也并不一定正确，但是，我希望它至少代表着中国人试图在21世纪建立起一套全球战略的大胆尝试。

　　仅此一点，就足以让像我这种个性的人不知疲倦地努力工作。

　　《货币战争2》的写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问题还真不好回答。

　　这本书的雏形和基本内容，在写作《货币战争》的时候已经萦绕在脑子里。由于第一本书的容量有限，超过90%的信息必须删减，但其价值却让人难以割舍，于是就产生了写成系列丛书的想法。

　　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后，

　　2006年夏，当《货币战争1》脱稿之后，就开始思考后续的内容。

　　继第一本《货币战争》主攻美元的来龙去脉之后，想进一步透彻地厘清欧洲各国金融博弈和欧元的前因后果。因此在货币战争系列丛书的列表上，第二本叫作“欧元篇”。

　　2007到2008年，“欧元篇”的资料和框架已逐步汇集和初建。我大量阅读英文原版欧洲各国经济金融史，著名银行家传记和欧洲地缘政治关系论述，把欧洲各国在金融和货币发展历程中的复杂角色和错综关系逐渐整理出脉络。这时候的“欧元篇”讲述的是近代两百年间欧洲各国血腥搏杀的金融大战。

　　在阅读多部欧洲著名银行家族的传记和史料过程中，一个多年来萦绕于心的问题越来越清晰和猛烈地冲击我的思路：这张整个世界金钱博弈的关系网络上的关键结点，究竟是国，还是人？

　　在欧美各国争夺货币和经济控制权的厮杀中，我看到若干老牌银行家族的身影无处不在，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背后，每一位国家首脑政要身边，都隐现着一个个金融家族无声无形而至关重要的操控。他们才是掌控世界的真正权势集团。

　　2008年后半年，“欧元篇”已完全转变思路，开始着重分析“人脉关系”，从银行家族对历史事件的操纵作用入手，重新诠释欧美历史。同时有老默提供的第一手史实资料作蓝本，精彩而翔实地披露中东利益集团多年对各方力量多方下注的过程，其中的故事和内情皆是从未公诸于世的。这时期“欧元篇”暂名为“金权的崛起”。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第二波金融海啸涛声逼近，我久久陷入思索，越来越清晰地感到，这不是一场偶然发生，无可避免，没法解释的“经济天灾”，一切的背后，都有着操控的巨手。

　　《货币战争2》中汇集的内容多达近百万字，我开始“忍痛割爱”，一次又一次进行文字“瘦身”和结构调整。几经斟酌，以老默提供的史实资料为基础的“中东货币大战”从书中提存出来，准备纳入系列丛书的另一本，再向读者精彩呈现。

　　除了浓墨重彩讲述十七个主要银行家族的历史，多位现代风云人物出现在书中，全书的主线，转向力图揭示当前世界金融迷局的本源真相。这中间的过程，已经数不清几轮易稿，反复取舍，推敲调整，有些章节全部删掉后又起死回生，有些内容几经波折最终放弃。越到写作后期，改动和调整越大，整本书相当于被反反复复重写了几次，当初已成形的“欧元篇”几乎完全不见踪影了。

　　最终“进化”为“金权天下”的这本书，可谓几经浴火，几次重生，似乎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有着内在逻辑和整体贯联。我在反复通读全书的过程中，会感觉到书中某个段落与整体脱节，它会自己跳出来，逼我重新思量，再整思路，直到把每一段写得透彻和到位。

　　同第一本《货币战争》一样，全书每一部分都经过整个团队的“严拷”。尤其是其中颇具争议的诸多疑点和问题，我和每一位研究员反复求证，辩论，数不清有过多少次开至深夜的讨论会，大家尖锐“扔砖”，我一一接招，有时要把整段章节重写几次，才终于过关。

　　工作室的书架上摆满了上百本为此书作背景资料的书和相关文件。时常为查证一处引文出处，我和研究员们要把几本厚厚的“砖头”从头至尾翻查几遍，终于“筛“出确实无误的资料，如获至宝，大家笑称为”淘金“。

　　在密集写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我频繁出差，出国，其中一段时间每周都带着书稿在机场里，飞机上，见缝插针地写。时而思绪如泉，来不及一一写下，我就用手机或录音笔录下来。帮我把录音整理成文字的秘书被迫习惯了要从各种各样嘈杂的背景噪音中分辨我的声音。

　　2009年5月，我重病的母亲陷入病危。自从离家去上大学，二十几年来我在母亲身边的日子屈指可数。我带着书稿陪护在母亲的病床前，寸步不离。母亲情况最危急的那些日子里，每一个白天和夜晚都无比难熬和令人心碎，而书稿也到了最后冲刺的关键阶段。在越来越少的母亲神智清醒的片刻时间里，我握着母亲的手，看懂了她用眼睛对我说的话。当母亲再次陷入昏迷，我继续埋头写作，却无论如何不能抑制住泪水。

　　冥冥中，母亲似乎在陪伴着我，等候着我。在我将全书最后一个章节完成之后两天，母亲仙逝。

货币战争2 精彩导读

第一章 德国：国际银行家的发源地

19世纪以来，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17个主要国际银行家族，以荷兰、英国、法国和德国为发祥地，逐步扩散到俄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最终形成了对当今世界影响深远的金融人脉骨干网。

国际银行家是这个世界上能量巨大的关键性少数群体，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在过去的两百年中，这些家族曾经在世界舞台上叱咤风云，以这些家族为核心所形成的西方社会庞大和复杂的人脉关系网络，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和当今世界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潮起潮落的大浪淘沙之中，一些家族陨落了，但大多数家族仍然在今天发挥着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力。

中国人对权力的人性历史决不陌生，但对财富的人性历史还远不熟悉，让我们从国际银行家最密集的出产地德国开始这个曲折的探索历程。

在普奥战争千钧一发时刻，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在普军乘胜出击即可能一举攻占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有利态势下，竟然以辞职和跳楼为威胁，坚持放弃战机。

在这场戛然而止的战争背后，我们会看见一个接一个国际银行家的身影，罗斯柴尔德、布雷施劳德、奥本海默……而这些若隐若现的身影之后，盘踞着一个个四通八达，纵向深远且彼此勾连攀附的家族金融网络。他们相生相克，一边提携协作，一边斗法设局。

这张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金权网络实质上在操纵、掌控和决定着欧洲错综复杂的国家内政外交、战争与革命、政权和阴谋。从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强势崛起、德国统一进程、1848年革命、丹麦危机，到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无不与这张法力无边的金权网络息息相关。历史也在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际惊心动魄地演绎着。

第二章 英国：金权的制高点

自16世纪商业资本主义兴起以来，英国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充分利用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随着18世纪70年代以瓦特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英国的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英国银行家终于发现了信用的秘密，预期成为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为后盾，英国的金融能量被高倍放大。信用革命、工业革命与商业资本主义全面结合，财富创造达到了前所未见的惊人程度，终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日不落帝国。

19世纪是国际银行家发展壮大的关键历史阶段，他们在英、法、德、美各国的崛起模式各不相同。其中，英国的情况最为特殊。由于私人资本实力雄厚，工业革命前期的纺织、冶金、煤炭、航运、铁路、机器制造、军事工业等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私人银行投资和本国资本融资，在供应和满足工业革命的资本需求之外，英国的资本依然过剩。除了数额庞大的英国和外国公债融资需求之外，本国工业发展对国际银行家的资本需求并不旺盛。尽管英国公司法比较宽松，但资本过剩导致了股份制银行的发展相对缓慢，私人银行仍然是英国金融业的主导力量，与之相匹配的隐秘性就成为英国金融业的核心传统。

躲在隐秘帷幕后的17个英国私人银行家族在英国历史上控制着英格兰银行的运作，甚至到1946年英格兰银行国有化之后仍是如此。其中的突出代表就是巴林、罗斯柴尔德、施罗德家族。他们掌握着英国乃至欧美各国债券发行的金融渠道，垄断着世界资本与信用的流动方向。在获取庞大财富之后，他们开始逐步影响政府外交与内政决策。他们私下挑动国家争端，大力扶持军事工业，两边下注资助战争，上下其手挑动政变，里应外合打理战争赔款。他们的利益也会发生冲突。他们各自拥立政治代言人，相互争夺大型项目，极端情况下他们也会在金融市场上对决。

有钱的地方就有利益博弈，钱多的地方就会有权力争斗，而驾驭了权力就会有更多的金钱。

第三章 法国：金权的割据

法国的工业革命比英国晚了两代人，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和随后的拿破仑战争使法国经济受到重创。尽管如此，法国仍远早于德国和美国进入了工业革命的进程，另外法国还拥有北美、印度###、非洲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资源，海外贸易也非常发达。本国雄厚的储蓄和资本成为了法国工业革命时代主要资金来源。法国金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介于荷兰与英国之间，而明显有别于德国与美国模式。19世纪，私人银行业仍是法国金融业的主导力量，股份制银行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起步，与私人银行展开了空前激烈的竞争。

在法国历史上，主要的银行家族分成两大势力集团。一派是所谓清教徒银行家，他们多数来自瑞士，这些家族从18世纪后期开始兴起，他们是法国大革命幕后的积极推手。当革命发展脱离他们的控制时，他们又开始支持拿破仑掌权以便“恢复社会秩序”。拿破仑以同意他们建立法兰西银行作为自己上台的对价，纵容他们全面控制了法国的金融系统。1811年，当拿破仑的好战政策和独断专行的执政风格违背了银行家们的利益时，他们开始秘密联络波旁王朝的后裔，进行复辟。这些家族包括米腊博（Mirabaud）、马利特（Mallet）、霍廷格（Hottinguer）等。银行家们在法国和瑞士的势力一直延续到现在。2009年美国政府与瑞士激烈争议的所谓秘密账户问题，其目标直指米腊博等家族。

另外一派金融势力就是19世纪初崛起的犹太银行家族，其中最主要的家族包括罗斯柴尔德、福尔德(Fould)、斯登(Stern)、沃尔姆斯(Worms)等。在这些犹太银行家族中，还有极少数皈依了基督教，他们包括贝列拉家族（Péreire）和海涅家族（Heine）。在犹太银行家的内部也存在激烈的竞争，其中主要是罗斯柴尔德为核心的私人银行体系与贝列拉、福尔德代表的法国动产信贷银行这一股份制创新的模式之争。

围绕着银行家族之争同时展开的是法国政权更迭、对外战争、思潮涌动和革命频起。19世纪的法国远比英国动荡，远比德国多元，远比美国精致。在经历了种种光荣与梦想，失败和耻辱之后，金权冲破了重重阻力，逐渐成为法兰西帝国命运的主宰者。

第四章 美国：银行家的“圈里人”

美国历史最为独特之处就在于一切都几乎是从一张白纸上起步。深受宗教迫害的人们从欧洲和其他地区涌入这个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新大陆，白手起家。美国没有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完成的原始资本积累，也没有欧洲大陆几千年创造出的市镇、乡村、港口、桥梁、公路等基础工程的家底，这是一个几乎永远都无法满足其胃口的资本与人力需求极度旺盛的市场。

极端丰富的自然资源、严重短缺的劳动力和高度稀缺的资本三大因素汇聚在一起，终于创造出一个迥然不同于欧洲的金融生态环境。这里没有令人窒息的封建等级制度，没有偏执疯狂的###，这是一块国际银行家们天赐的乐土。金权在这里野蛮生长、肆意扩张、日渐粗壮、遮天蔽日。政权对金权从压制到控制，从抗拒到默许，从排斥到联合，从合作到顺从，社会从王权下的无法无天，发展到金权专政下的有法无天。

金权是个好东西，为了达成目的，它更多使用诱惑而不是强迫，它更在乎激发人内心的欲望而不是仅从外部施压，它强调利益均沾而不刻意区分敌我。

在整个19世纪，美国成长起了一大批国际银行家族，他们中间最为眩目的就是犹太国际银行家族，这些家族包括：赛利格曼（Seligman）、贝尔蒙特（Belmont）、希夫（Schiff）、库恩（Kuhn）、雷波（Loeb）、沃伯格（Warburg）、斯佩尔家族（Speyer）、雷曼（Lehman）、高曼（Goldman）、赛克斯（Sachs）。这些家族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全部都来自德国。如果我们说今天的华尔街90%的金融权力都掌握在犹太银行家的手中，那么这些家族就是他们力量的根源。明白了他们的来龙去脉和相互之间的人脉关系，我们才能对今天所发生的金融海啸和其他国际金融动向有一个基本判断。

毕竟，社会是许多由人组成的不同圈子所构成；毕竟，每个圈子里都由无处不在的人脉所串联起来；毕竟，这是一群能量非凡的人组成的圈子。

第五章 动荡的欧洲

德国人的骨子里交织着一种深刻的自傲和挫败感。日耳曼民族刻苦、严谨、忠诚、守纪等优秀传统使德国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始终处于出类拔萃的地位上，科学、技术、文学、音乐、诗歌、军事、政治、金融等领域可谓群星璀璨豪杰辈出。但同时，德国又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充满着悲剧色彩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如此众多的卓越贡献，同时又给人类带来了如此深重的苦难。

德国最大的不幸就是在地缘上处于俄法两大欧洲强国的夹击态势之下，同时出海通道又被英国牢牢地扼住了喉咙。生机勃勃能量十足的德国始终被一张强大而无形的网死死地困在欧洲的腹地，它的反抗越是激烈，挣扎越是顽强，这张网就会收得越紧。从17世纪法国的黎赛留刻意挑动日耳曼民族之间长达30年的血腥战争（1618~1648年），从而试图达到200年内德意志难以崛起的战略目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美、俄联手摧毁德国全球崛起的雄心，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四国再次合作彻底粉碎德国称霸世界的企图，德国三次在毁灭的狱火中重新涅槃，其生命力之旺盛令世人惊叹。

从落后的经济状态开始进步，加速赶超先进国家的社会有着共同的心态。至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工业化和对海外殖民的进程都大大落后于英法，德国的工业与商业公司在与英国强大的对手竞争中，大多希望政府实行高税率和低信用成本的保护政策。在政府的羽翼之下，德国人的刻苦与勤奋使德国与英国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1871年，铁血宰相俾斯麦终于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大业。这是一件划时代的重要事件，它意味着欧洲大陆维持了200多年的均势被打破了，涣散弱小的中欧地区一下子被统一顽强而极具爆发力的德国所整合，英国的战略利益遭到了强大挑战。英国开始协调法俄等国在欧洲大陆全面围堵德国的崛起。

国际银行家们充分利用了国家之间的对立和敌视，有时甚至是煽动这种对立情绪，一方面是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是有自己更大的战略图谋。

第六章 希特勒的“新政”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军事机器的强大早已为世人所熟知，希勒特更是全世界人人喊打的恶魔。但是，在学术圈之外，很少有人了解纳粹德国的货币制度和经济系统的运作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中，德国受创最重，经济凋敝，失业空前。纳粹之所以能够通过民主选举合法上台，与德国经济危机有着密切关系。当时德国社会动荡，民众人心思变，纳粹准确地把握住了社会脉搏，主打挽救经济危机的新政牌而一举赢得大选。如果纳粹仅仅是靠口号和宣传，而没有治理经济危机的真才实干的话，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像魏玛共和国一样失去民心并最终垮台。

1933年刚上台的希特勒面对的是一个经济上的烂摊子。从1929年到1932年，德国工业设备利用率下降到36%，全部工业生产下降了40%，对外贸易额下降60%，物价下跌30%，铁产量减少70%，造船业产值下跌80%，失业率高达30%，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阶级矛盾，3年间，共爆发l000多次罢工。

应该说德国所遭受的经济危机冲击的严重程度，要远大于欧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纳粹上台伊始，就立刻投入到挽救经济的工作中，开始了所谓的希特勒的“新政”。在一系列强有力的经济措施之下，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并开始强劲增长，失业率直线下降，到1938年失业率已降至1.3%。从1933年到1938年，德国生铁产量由390万吨上升到1860万吨，钢产量由560万吨上升到2320万吨，而铝、镁和车床的产量竟高于美国。从1933年到1939年，德国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增长2.1倍，消费资料生产增长了43%，国民经济总值增长超过100％，同时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还装备了一支现代化军队。

1933年开始的美国“罗斯福新政”则只是暂时缓解了危机，美国经济进入长时间的所谓“特种萧条”时期，在所谓“新政”的大力刺激下，美国经济仍然复苏乏力。1937~1938年，美国再度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直到1941年美国参加二战后，才彻底摆脱了大萧条。在整个“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平均失业率高达18％，国民生产总值直到1941年才扳回到危机前1929年的水平。如果不是战争爆发，高达1000多万美国青年被征召入伍，失业问题恐怕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德国是20世纪30年代受经济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国家，却是第一个走出大萧条的国家，德国拯救经济的措施对于今天全球面临的经济危机，究竟有没有值得反思的意义呢？

关于纳粹曾经犯下的种种战争罪行，历史已经给出了定论，因此不在本章探讨的范围之内。但是，纳粹德国的货币和经济政策却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领域，我们将从这一视角去观察当时德国政治和货币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七章 银行家与情报网

金融从诞生之日起，其本质从来就不是空洞虚幻的理论探讨，而是冷酷精确的情报实践。金融家的境界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上寻找、发现、捕捉套利的机会。金融家的最高境界则是创造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上干扰、欺骗、迷惑其他参与者的思维与判断，从而制造套利的机会。

金融家的最大学问不在于如何保持信息的公平，而在于怎样实现信息的操纵。如果市场是由人所组成，而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话，那么市场信息的均匀分布就是一个从来不曾有过，也永远不会出现的“乌托邦”幻想。而建立在“乌托邦”之上的一切理论体系，在金融超级玩家眼里，永远是创造信息不对称的绝妙手段。

沿着信息传播的轨迹，发现信息产生的源头，把孤立的信息进行集中，对杂乱的信息实行分类，在分类的信息中建立联系，将扭曲的信息进行还原，从而得到信息的制成品——情报。这一过程的逆向执行，就是反情报手段。金融市场之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情报与反情报高手的博弈。

所以，金融和情报永远是一家人。

国际情报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从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国际银行家的意志，它从利益出发，围绕着利益进行，并最终向利益回归。深刻理解国际银行家的意志，明白他们的利益格局，对我们正确看待当今世界国际情报机构的核心功能和服务对象，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八章 统治精英与“隐形寡头”

“仅有财富是不能熄灭超级富豪的渴望和贪欲的。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利用自己丰沛的财富，以及这些财富带给他们的影响力去攫取更大的权力。此种权力之盛，是早年间的暴君和专制者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这是一种支配世界的权力，不仅支配世界的财富，也支配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

这段话非常精确地描述了国际银行家最终的“宏图大略”，那就是建立一个由“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为金字塔顶端的世界政府。这并不是一个虚幻的猜测或疯狂的臆想，而是一个经历了几代人发展演化的战略进程。

从早期英国的罗兹会社到后来美国的外交关系协会，来自英美的统治精英为了实现统治世界的战略目标，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全方位的理论探索和实际操作。

这一有组织的庞大计划的实施，离不开三权背后的金权支持。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表面上是民主、自由与多元化的社会，过去的金融寡头们已经成功地被神圣的民主制度赶出了权力的殿堂。有权有势的超级富豪家族们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再无踪迹可寻。历史被改变了吗？资本主义不再为少数权力集团服务了吗？国际银行家果真主动放弃了至高无上的权柄，归隐山林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了吗？

人性其实是不会改变的，贪婪与控制的欲望从人类诞生之初直到现代社会，从来就没有改变，在可以想像的未来，也不会改变。改变的仅仅是贪婪和控制的形式。从商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从金融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到当今的所谓多元资本主义，少数权势集团对社会大多数人的统治，其本质从未改变，只不过今天的统治手段和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接的、可见的、赤裸裸的金融寡头们躲到了幕后，代之而起的就是新兴和庞大的基金会体系，它们已成为当今西方世界统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它们的控制者仍然是从前的金权家族们。

中国最缺乏的不是某个专业方面的专家，而是能打通各个领域之间壁垒的战略思想家。在循规蹈矩的教育体系之下，大多数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已被塑造成了“书柜型”学者，他们的大脑主要用于储存信息和沿着固有的模式去处理信息。其实，正确提出问题就意味着解决了问题的一半。什么叫创造力？创造力的核心就是能够提出不同于常规的问题，问题的角度决定了思路的广度和深度，思路构成了收集、加工、处理庞大而复杂信息资源的“中央处理器”。提不出正确问题的研究，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没有灵魂，缺乏强大的思路的研究则只能隔靴搔痒。

第九章 金融海啸之后

罗斯福有一句名言：“重大的历史事件背后，没有一件是随机自然发生的，所有这些事件无不是精心策划的产物。”还是罗斯福看得透彻，一切事件背后都是人在运作，如果一件事情的发生对所有参与方都没有好处，这件事情是不会演变成重大事件的。越是影响深远的重大而复杂的事件，越是需要强大的组织协调力量，并且必须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得以实现。如果没有重大的利益作为动机，很难想像有人会愿意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历史上的政治事件如此，金融事件同样如此。

金融市场背后仍然是人的利益博弈，人们参与金融市场活动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益。与其他利益博弈的情况一样，参与方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包括一切潜规则。金融市场的不同之处无非是将人们的利益进行了标准化的打包和定价，使得利益转让时“流动性”更好、成本更低、速度更快而已。因此，重大的金融事件同样会反映出超重量级参与方的利益格局，而且这些高能量的超级玩家，在市场的重大转折关头，往往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不过是人性的再次重复而已，它与历史上的危机相比，同样存在着类似的规律，即人性的贪婪与恐惧，以及那些对人性弱点洞若观火并加以充分利用和收获最大成果的超级赢家。

利益博弈的核心就是零和博弈，只要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仍然有效，那么同一资产在某个时刻只能存在着唯一的所有者，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资产都是如此。金融市场中交易的无非就是标准化利益（体现为资产或资产收益权）的所有权，而这种所有权决不可能被共享，它具有典型的排他性。

此次金融海啸的实质就是金融衍生产品在相同的基础资产之上，创造出了多重所有权的虚幻错觉，当基础资产无法持续产生足够的收益去填充创造出的利益所有权，并最终被市场参与者发现时，表现出的就是利益所有权挤兑的危机。诸如CDO之类的金融资产从本质上看，就是对资产收益所有权的反复和多重复制，这些虚拟的所有权交易属于典型的“庞氏骗局”。

问题是，国际银行家们真的不明白如此明显的“庞氏骗局”，最终必然以金融灾难来收场这样显而易见的道理吗？这样的骗局在历史上早已被重复多次，并无任何“不可预见”的新鲜之处。危机的到来其实早已注定，而且也早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事实是，巴菲特早在2005年就大声呼吁金融衍生产品是“大规模杀伤武器”；保尔森早在2006年于戴维营就明确告诉布什总统，金融衍生产品的危机即将爆发；房利美等公司也在2006年夏天就开始布局大规模裁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07年1月刊的封面上，就已经明确画出格林斯潘手持美国经济即将爆炸的“雷管”去交给倒霉的继任者伯南克；[1]各大对冲基金的经理们2005年就在博客上讨论如何将手中的CDO等“资产毒垃圾”转卖给“愚蠢的”亚洲投资人。即便是《货币战争》在2006年下半年完稿时，也已明确指出金融衍生品的重大危机和“两房”问题的必然出现，以及美元和美国国债的重大风险，并且预言次贷危机必将演变为全球金融海啸，最终导致世界经济严重衰退。

而美国货币政策掌门人格林斯潘真的是到2006年仍然没有觉察到危机的临近吗？他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放任究竟是无心还是有意？如此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果然是“随机发生”和“不可预见”的吗？

要明白这一切，我们必须首先走进对危机负有重大责任的格林斯潘的精神世界，去体会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些世界统治精英们可能的真实想法，以及他们到底想要达成什么样的战略目的，这个世界究竟会走向何处，危机又将如何演化。

第十章 回到未来

《回到未来》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它描述了一名高中生马丁在意外的逃命事件中，乘坐着布朗博士设计的一部时间穿梭机从1985年回到了1955年的美国，从而展开一连串惊险离奇的故事。

在这一章中，我们也将乘坐时间穿梭机从2009年飞驰到14年之后的2024年，这时的世界将出现世界中央银行和世界统一货币。

国家主权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历来是世界政府理念的死敌，而世界统一货币的全部要害就在于废除主权货币。货币发行权的问题，全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利益问题。货币如果不是一种权力，那么我想像不出它究竟还有什么可谈的。

如果说世界统一货币的趋势不可逆转，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谁来主导世界货币。货币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权，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权力中最核心的利益，推行世界货币势必要求主权国家将本国的财富分配权拱手相让。

在一个中国尚无法居于优势地位的世界权势集团的利益博弈格局中，是否加入一个别人主导的货币控制游戏，将事关中国未来50年的国运，13亿中国人的财富与之息息相关，这是所有中国的战略决策中，最要害却最不起眼的一个。

支配还是被支配，这是一个问题！

人脉关系图：国际情报网与银行家人脉图

人脉关系图：权力金字塔及世界政府

人脉关系图：犹太复国进程图

第一章 德国：国际银行家的发源地

俾斯麦勤奋好学，极度向往权力和智慧，在政治上的野心和抱负很快就引起了阿姆斯洛和他的继子梅耶卡尔两个人的青睐。罗斯柴尔德家族尤其喜欢培养政治上的后起之秀，他们经常以伯乐自诩。在整个欧洲近代历史上，罗家曾经选中扶植过多位政治上的新星。罗斯柴尔德确信俾斯麦将是一个十分值得投资的潜力股。除了俾斯麦，罗斯柴尔德家族还选中了本杰明·迪斯雷利，后来他果然成为英国首相；罗氏更为自家挑选了乘龙快婿罗斯伯里伯爵，罗斯伯里伯爵年轻时曾有三大人生愿望：赢德比赛马、娶超级富婆、当英国首相，他最终都得到了；后来罗家还发现并培养了英国著名首相丘吉尔。这些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用心发掘和精心培养而一手扶持成长起来，成为影响整个世界历史的重量级的政治家。

谁是国际银行家

19世纪以来，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17个主要国际银行家族，以荷兰、英国、法国和德国为发祥地，逐步扩散到俄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最终形成了对当今世界影响深远的金融人脉骨干网。随着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欧洲大陆，宗教势力和封建王权逐渐衰落，旧的社会统治势力集团趋于土崩瓦解，新兴的资产阶级迅速填补着社会权力真空。在工业革命所产生的铁路、冶金、矿业、军工、机械、通讯等行业的爆炸性扩张过程中，当欧洲列强势力不均衡所导致的历次战争爆发时，国际银行家敏锐地把握住了历史性的重大机遇，通过金融市场迅速为工业扩张和各国之间的战争筹集大笔资金，在获得巨大而惊人的财富的同时，也对历史进程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力。

财富的力量体现在对权力的腐蚀、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权力的控制上。国际银行家在资本供应与需求对接的过程中，逐步控制了世界资本和信用流动的渠道，并制定了一整套游戏规则。从霍普、巴林家族联手到英荷同盟的确立，从马利特、霍廷格等瑞士银行家族的幕后运作到法国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从“高特银行家”资助“雾月政变”到拿破仑给予其法兰西银行垄断的慷慨对价，从巴林、维灵—莫里斯家族的跨大西洋人脉网到美国路易斯安那购买融资，从贝列拉、福尔德联手挑战罗斯柴尔德到法国“动产信贷银行”的金融创新之争，从布雷施劳德扶持俾斯麦到维也纳城下戛然而止的普鲁士大军，从鲍林、沃伯格家族挑动德皇威廉二世扩张到罗斯柴尔德刺激英国反制，从贝尔蒙特参与废除林肯绿币到赛利格曼家族策划巴拿马独立，从阿拉伯人大起义到《贝尔福宣言》，从德意志帝国银行私有化到制造1923年超级通货膨胀，从纳粹崛起的华尔街输血到希特勒“新政”的金融创新，从原子弹机密的泄露到克格勃的双料间谍，从罗兹会社的雄图大略到美国基金会体系的“影子政府”，从安·兰德的点拨到格林斯潘的顿悟，从当今的金融海啸到世界中央银行的启动，从美元最终的崩溃到世界单一货币的倒计时，历史事件背后金融势力的身影依稀可见，其影响力无处不在，世界资本与信用的流通渠道被牢牢地控制在国际银行家高效与绵密的人脉关系网之中。

今天的中国人对“渠道为王”的概念早已耳熟能详，如果连沃尔玛在商品流通领域的渠道控制力和商品议价能力都让众多企业家如芒在背，那么，对全社会人人都需要的资本与信用流动渠道的垄断性控制所形成的社会影响力则远不是沃尔玛所能比拟的。

国际银行家从卑微的社会地位起家，从攀附各国权贵阶层开始发展壮大，逐步获得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掌握了各国的资金及流动渠道，渐次控制了工业与商业系统并形成了利益互锁，进而开始影响国家政策取向以谋取更大的利益。他们与权贵阶层利益日益融合，运用难以抵制的金钱诱惑，日益主导了从政府官员任命到总统大选的政治家人选，从经济政策制定到外交战略的形成，从战略情报系统的运作到军队将领的升迁，从组建精英团体到影响公共议程，从经管媒体出版“自律”到左右社会信息来源，从教育文化取舍到思想意识塑造……金权经过两百多年的进化，已逐渐完成从萌芽到壮大，从影响到垄断，从前台到幕后的历史转型，成为了西方社会中隐形的支配性力量，凌驾于立法、行政与司法权之上，完成了金权专政的蜕变。

这样一批高能量的国际银行家包括：

纵横国际金融江湖二百余年的大哥大级别的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心腹柏林银行家布雷施劳德（Bleichroder）；

德国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Oppenheim）；

德国汉堡的沃伯格家族（Warburg）；

德国巴伐利亚出身的华尔街银行家赛利格曼家族（Selingman）；

德国法兰克福出身后在美国成为超级大腕的希夫家族（Schiff）；

德国汉堡起家后来发展到伦敦和纽约的施罗德家族（Schroder）；

德国法兰克福起家后在美国兴起的斯佩尔家族（Speyer）；

德国柏林的老牌银行家族门德尔松家族（Mendelsohn）；

英国19世纪与罗斯柴尔德家族齐名的巴林家族（Baring）；

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家族（Hope）；

法国皇室倚重的福尔德家族（Fould）；

法国盘踞在法兰西银行董事位置上长达百年的马利特家族（Mallet）；

法国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动产信贷银行创始人贝列拉家族（Péreire）；

瑞士银行家的泰斗米腊博家族（Mirabaud）；

原来是罗氏家族门下后借美国崛起而迅速成为当今世界金融主导势力的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和摩根家族(Morgan)。

国际银行家是这个世界上能量巨大的关键性少数群体，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他们来到哪里，哪里就会一片兴旺，他们抛弃哪里，哪里就衰退萧条。他们能够在翻手为云的过程中刺激社会大量创造财富，也能在覆手为雨的运作里攫取巨额金钱。

在过去的两百年中，这些家族曾经在世界舞台上叱咤风云，以这些家族为核心所形成的西方社会庞大和复杂的人脉关系网络，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和当今世界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潮起潮落的大浪淘沙之中，一些家族陨落了，但大多数家族仍然在今天发挥着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力。

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但人类的本性却始终不断地自我重复。人性在数千年前对财富有多么贪婪与恐惧，对权力有多么执着与诅咒，今天仍然如此。人类向往自由却患得患失，追求公平同时又心怀自私，渴望美好但无法摒弃邪恶，无论是中国“二十四史”中的政治博弈，还是西方历史中的金钱权谋，都在不断地重复着人性的本质。这正是我们通过研究历史来把握未来的意义之所在。今天在人性中发生的一切现象，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先例。

中国人对权力的人性历史决不陌生，但对财富的人性历史还远不熟悉，让我们从国际银行家最密集的出产地德国开始这个曲折的探索历程。

戛然而止的战争

在最近两百年的历史上，罗斯柴尔德家族重点关注两件大事：战争与革命。不管是战争还是革命，交战双方为了进行大规模和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必然要进行大量融资。

——尼尔·弗格森

1866年7月3日黎明时分，在波希米亚萨多瓦村（今捷克境内）科尼格雷茨要塞，一支35万人的部队正静静地穿过雨幕快速向前挺进。一张张年轻而棱角分明的面孔充满了紧张、兴奋和期待。这些普鲁士易北军团的小伙子们知道，他们将要攻击的是20万奥地利—萨克森联军。敌众我寡之下，他们能指望的只有同时从另一路发起攻击的、由腓特列·查尔斯亲王统帅的85万人的普鲁士第一军团。本来按照普军总参谋长老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将军的战略部署，同时参与攻击的还应该有普鲁士王储、未来的德皇威廉二世亲率的第二军团的10万大军，却因为该军团部队驻地超过了电报信号的接收范围，无法及时收到命令而未实施机动。

由于过分匆忙，普军的易北军团没有充分地扩展其攻击线，而且其火力跨过了第一军团的攻击道路，局面一度非常混乱。在奥军猛烈的反冲击和密集炮火的打击下，到上午11时，普军的进攻被阻止，且预备队也投入了本已高度密集的正面攻击。假如奥军在此时坚决地发动一次骑兵冲击，普军也许将被逐出战场。但是过分谨慎的奥军统帅贝纳德克元帅却让骑兵按兵不动。双方在混乱的战场上僵持着。

就在普军即将战败的危急关头，一直与毛奇在一起的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barck）突然发现：在战场东面几公里外，有一行类似树木一样的东西在移动。毛奇拿起望远镜观察片刻，然后对身边御驾亲征的国王威廉一世兴奋地说：“陛下不但赢得了这场战役，而且也赢得了战争。”原来就在普鲁士易北军团和第一军团陷入与奥军苦战的同时，一名传令兵奔驰了30多公里，给王储送去了国王的强制性命令，第二军团随即开始向北运动，这就是俾斯麦看见的“移动的树木”。下午2时30分，第二军团向奥军北面的防区实施攻击。奥军防线瓦解。贝纳德克元帅于下午3时下令全线撤退。但是普军攻势非常猛烈，奥军第一军只能发动骑兵反攻，以支持炮兵及掩护友邻部队撤退。这次行动在20分钟之内就伤亡了1万人，第一军几乎被打残。可是这次反攻争取了时间，奥军近18万人在被完全合围之前从夹缝中成功撤出。萨多瓦会战中，普鲁士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0天后，普军逼近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攻占了距离维也纳仅仅6公里的佛罗斯洛夫要塞，拿下维也纳、征服奥地利已指日可待。

普奥战争萨多瓦会战

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即将获胜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首相俾斯麦和总参谋长毛奇将军此刻突然吵得不可开交。国王力主直捣已近在咫尺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毛奇从一个军人的角度，当然也希望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一举拿下已是孤城的维也纳。但是，首相俾斯麦却努力“向沸腾的葡萄酒中注水”，坚决要求放弃攻打维也纳，趁着军事上的有利地位，与奥地利尽快签署停战条约，只要达到将奥地利排除出德意志大家庭的目的就算大功告成。当国王一直不肯让步时，俾斯麦急得流下热泪，以辞去普鲁士首相职位相要挟，甚至打算从四层楼上跳下去。争吵一直持续到深夜，最后国王终于十分痛苦地答应放弃进攻，但要把当时的情形记录下来存放在国家档案馆中，“以证明他当时是多么无奈和委曲求全”。

后来，普鲁士果然与奥地利签下了不割地赔款的“城下之盟”，奥地利退出德意志邦联。但是，俾斯麦在战局极为有利的情况下，放弃攻打维也纳以扩大战果的机会，此事成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悬案。

为什么俾斯麦不惜以辞职和跳楼相威胁，忤逆圣意也要坚决阻止兵临城下的普军进军维也纳？对于这个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首先，出于欧洲势力均衡的战略考虑，其他列强不会坐视普鲁士彻底击败奥地利而崛起为中欧强国，普军执意攻占维也纳的必然结果是列强的武力干涉，普鲁士崛起、统一德意志的进程可能中断；其次，虽然萨多瓦会战普军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却并未歼灭奥军主力，奥军18万大军成功突围全力退守拱卫京师，急切之下普军强攻维也纳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作为一位杰出的战略家，俾斯麦的目光更为长远。

其实，俾斯麦称不上是杰出的战略家，他只是一个幸运的冒险者。就在4年之后的普法战争中，俾斯麦坚持强迫战败的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并支付50亿法郎的巨额战争赔款，从而在法国人骄傲和自豪的心中插入了一柄永远疼痛的利刃，使法国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德国未来真正的战略对手——英国人的怀抱。德国原本不必刻意羞辱法国人，从而在未来留下利用英法矛盾的空间，以实现德国崛起成为世界强权的战略目的，但俾斯麦的短视为德国制造了一个强大而难以征服的敌人，并促使英法结成在欧洲围堵德国崛起的强大同盟，德国在后来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都与俾斯麦当年的鲁莽战略有关。

事实上，俾斯麦在维也纳城下戛然而止的战争背后另有原因。这就是，当普奥战争打到第7周，兵临维也纳城下的俾斯麦已接近其金融动员能力的极限，他已经无力将战争继续下去了。要明白普鲁士军队当时的处境，我们必须将视野扩展到普鲁士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去观察金融力量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不理解战争和革命背后的金融力量，也就无法真正看清历史的全貌。

老布雷施劳德：罗斯柴尔德的代理人

德国处于欧洲东西部之间的连接点，特别是柏林更是处于欧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枢纽的位置上。南来北往东行西去的客商都云集柏林，形成了欧洲的各种货币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从罗马帝国开始，柏林就是货币兑换中心，到拿破仑占据这一地区之后，对货币兑换的需求变得更加旺盛。

老布雷施劳德叫塞米欧（Samuel），他经营的主要业务是买卖当地政府的债券，在买卖的交易过程中赚取差价。当时这种债券发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抚恤在战争中失去丈夫或者儿子的家庭。1828年前后，布雷施劳德家族开始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起商业合作关系。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处于欧洲金融权力的顶峰，正是这样一种“搭上大腕”的商业合作关系，使得布雷施劳德家族一举从众多的柏林银行家中脱颖而出。1830年以后，布雷施劳德家族开始定期从罗斯柴尔德家族领取佣金，而当时柏林声名显赫的门德尔松这种老牌银行家族就逐渐被边缘化了。

布雷施劳德在罗氏家族的统一指挥协调下，在伦敦、巴黎、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和那不勒斯的金融市场之间寻找低买高卖的套利机会。由于欧洲市场上各种债券和货币的价格在各个城市之间会略有不同，利用地域差价实现套利的关键是获取准确的情报和抓住恰当的时机。金融业从一开始就对情报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实际上现代国际情报机构就是建立在早期国际银行家族商业情报传递系统基础之上的。当时最先进的情报系统毫无疑问当属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情报速递系统，其覆盖面、快捷性、保密性、准确率和复杂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各国政府官方的系统。

布雷施劳德家族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强烈渴望能够进入罗氏家族的情报速递网络。他们在柏林做生意，要收到从巴黎到柏林的信件，需要6天的时间，如果通过罗氏的情报网络，只需要5天，这1天的差距就意味着巨大的商业利益。罗斯柴尔德家族根据多年的考察，逐渐把布雷施劳德家族纳入到自己的情报体系之中。

1831年，布雷施劳德家族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的忠实代理人，他们不断地给罗氏传递关于普鲁士内政以及金融市场上的各方面信息，例如荷兰国王等5个欧洲强权对新成立的比利时持有何种政治态度，沙皇俄国对于波兰的反叛又是怎样的态度和立场。布雷施劳德家族也汇报有关瘟疫在欧洲蔓延的情况，还有1848年革命在柏林的动态，并一再确保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的黄金和债券的安全性。各种情报通过布雷施劳德的收集和传递，源源不断地汇集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欧洲情报系统，有助于罗家掌握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从而广泛和深入地影响欧洲各国的内政外交政策，更在遍布欧洲的金融市场交易中大获其益。

柏林的金融市场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规模还不大，最活跃的金融产品就是铁路债券。普鲁士政府为了对外“招商引资”，引起像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国际银行家“大腕”对铁路债券的关注，想方设法吸引罗家投资到普鲁士的铁路工业。在投资的过程中，罗家在普鲁士工业领域的影响力得到很大提升，逐步担任了多家铁路公司的董事。

1836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英国银行的当家人，同时也是整个家族的首脑人物内森去世，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接任家族掌门人的位置。在布雷施劳德投靠詹姆斯的初期，双方的地位完全不平等，布雷施劳德必须要让出很多利益，才能得到获准加入罗氏家族的特权金融网络。当时詹姆斯对布雷施劳德的态度并不好，经常敲打布雷施劳德不要忽略了罗家的利益。这种警告实际上意味着罗家对他们的合作并不十分满意，而且一直在试图寻找新的代理商和合作伙伴。

为了维持与罗家这一特殊渠道的畅通，布雷施劳德家族不得不经常牺牲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在1840年德国金融市场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布雷施劳德家族不惜损失自己的佣金来换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订单。几年过去了，双方合作还是不能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满意，以至于布雷施劳德家族有时不仅拿不到佣金，甚至要倒贴一些钱，以维持与罗家的商业关系。

双方的从属关系可以从老布雷施劳德写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封信中窥见一斑。在此信中，塞米欧把他17岁的儿子格森推荐给维也纳的所罗门·罗斯柴尔德男爵：

“请允许我以全部的衷心和最深的热爱来表达对您的感谢。多年以来，您如此的大度和如此的善意，使我很荣幸地被您所垂青，就好像一粒尘埃从一片泥沙之中被拣选出来一般。您是一个最高贵的、最善意的贵人。您把我放到一个大家庭如此重要的位置上，我无以表达我的感谢。只要我活着，您的画像将永远留存在我的心中，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完全忠实于您，我的恩人。现在我请求您能够把对我的关爱和呵护传递给我的儿子。”

1855年塞米欧去世，他的儿子格森顺理成章地成为家族银行的掌门人。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正在德国迅猛扩张，柏林的金融市场也在实业发展的推动下，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此时，对于布雷施劳德家族而言，他们最重要的资产，仍然是与罗斯柴尔德的长期稳固的商业关系。这种合作模式，在格森执掌布雷施劳德家族时期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此同时，格森也开始构建自己的权力中心。他与柏林的其他众多犹太银行家结成了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广泛地渗透到冶金、铁路建设等行业。他们当时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就是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

奥本海默：科隆的金融霸主

1834年，亚伯拉罕·奥本海默娶了老罗斯柴尔德的孙女，23岁的夏洛特·贝菲丝（Charlotte Beyfus）。从此，亚伯拉罕有了财雄势大、富可敌国的岳父和叔叔——他们就是决定着法兰克福财政政策的阿姆斯洛，掌管着奥地利金库钥匙的所罗门，主宰着伦敦金融城的内森，控制着意大利税收的卡尔和征服了巴黎银行业的詹姆斯。

能够娶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女儿的奥本海默家族当然也不是平庸之辈。

所罗门·奥本海默

家族属于犹太人中的最高阶层“宫廷犹太人”。1789年，亚伯拉罕的父亲，年仅17岁的所罗门·奥本海默在波恩创建了奥本海默家族银行，后来迁往科隆。年纪轻轻却已跟着父亲在金融市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所罗门敏锐地察觉到，在新兴资产阶级财力迅猛扩张的时代浪潮中，封建贵族势力已经逐渐失去控制力。

任何一个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势力集团，在它对其他各种社会集团的控制力逐渐衰弱时，必将形成权力争斗的分裂局面。在中国历史上，从周天子式微到春秋五霸的兴起，从东汉王朝的解体到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从晋室内斗到五胡乱华，从唐末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每一次控制力的衰落都必然形成权力真空，这时候外在的和内生的新兴势力涌入进来，势必形成颠覆性的社会重构。东方如此，西方也是如此。以追逐利润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资本主义在18世纪末的欧洲大陆日益膨胀，撑裂了原来紧紧束缚住社会各阶层的封建贵族统治和宗教神权势力，衰落的社会传统权力架构已经摇摇欲坠。金钱的权力将会从各种社会结构的裂缝和权力坍塌的废墟中快速蔓生起来，它们搭钩结网，攀垣附缝而上，逐渐茂盛，终至遮天蔽日。

年轻气盛的所罗门·奥本海默审时度势，决定从传统的宫廷放贷、钱币兑换业务转向政府债券承销、跨市场套利等新兴业务。到1810年，奥本海默家族银行的资产已达到100万法郎，跻身于一流银行家族的行列。雄心勃发的奥本海默家族决心效仿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功模式，最终发展成一个庞大的金融帝国。为此，所罗门不介意采用任何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在生意手法上以贪婪和没有底线闻名，连罗斯柴尔德家族都对他忌惮三分。1814年3月18日，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写给阿姆斯特丹的合作伙伴的信中提醒他们要提防奥本海默的手段：

“我们很高兴看到我们詹姆斯那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分行）和科隆的奥本海默运给你们的货币正是你们所需要的。后者还将通过我们的堂兄再次运送一笔款项过去。不过要特别注意所有奥本海默家族送来的东西，需要仔细检查；他们非常贪婪，不是每次都守规矩，所以必须小心，不要给他们下没有上限的订单，否则利润就都是他们的了。”

所罗门的战略眼光还在于他特别重视战略联盟，通过一系列联姻精心构建自己的人脉关系网。1813年，他把年仅15岁的女儿嫁给了法国巴黎的著名犹太银行家族福尔德（Fould）家的公子贝南德·福尔德（Benedict Fould），而后来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就是在福尔德家族的鼎立支持下才登上了皇位。通过联姻的纽带，奥本海默家族将自己的影响力深入到了法国资本市场。新郎新娘两个家族共同出资6万法郎建立了著名的福尔德—奥本海默银行（House of BL Fould & Fould-Oppenheim）。

1815年，法国在滑铁卢战役惨败之后，面临着比1814年巴黎和会更为严苛的赔偿条款，特别是过去被法国反复征服的普鲁士，要求高达17亿泰勒（普鲁士银币，1泰勒=354法郎）的战争赔款。代理支付这笔巨款将是一笔天大的生意，此时的科隆莱茵地区已被普鲁士收为莱茵省。作为新普鲁士人的奥本海默赶紧联系刚结亲的法国亲家福尔德共同努力搞定这笔大买卖。在法国亲家的协助下，奥本海默拉上了柏林老牌的银行家族门德尔松，在1818年终于拿到了5250万法郎战争赔款代理支付的大单。

柏林的门德尔松家族乃是柏林最古老的犹太银行家族之一。享誉世界的19世纪著名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就是这个家族的嫡传后代。他的祖父就是德国著名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他的银行家父亲亚伯拉罕曾调侃道：“我曾经是一个著名父亲的儿子，后来又成为一个著名儿子的父亲。”门德尔松家族银行在1850年前后成为沙皇俄国的指定皇家代理银行，负责数额庞大的俄国国债在欧洲市场的承销业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818年11月4日，奥本海默与战胜国的清偿委员会达成协议，14天之内在巴黎筹措了5250万法郎，并支付给在亚琛的清偿委员会，募资、汇兑、运送、担保的手续费为075%，这相当于近40万法郎的巨额收入。所谓富贵险中求，为了这笔生意，奥本海默也是压上了全部的动产和不动产身家。这单生意做得十分漂亮，收获了各方的赞誉。在普鲁士传统的银行家看来，这笔手续费并不算太多，因为他们想像的是，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筹措这样一笔巨款，还有银币运送将会是人吃马喂、武装护送的繁琐和复杂的工程，没曾想到在建立起国际银行家生意与人脉网络之后，5250万法郎的资金募集在犹太银行家控制下的法国资本市场根本不够分配，其争抢程度不亚于今天中国银行间交易市场上抢手的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如此巨额的现金汇兑和支付居然就是在巴黎与科隆银行之间传送一张汇票这么简单，奥本海默等人轻松愉快地赚得了40万法郎。落后的普鲁士银行系统被新兴的金融人脉网络深深地震撼了。

在与福尔德家族联姻后，奥本海默家族在欧洲资本市场的影响力蒸蒸日上。此时罗斯柴尔德

家族已然是欧洲金融市场上无可争议的霸主之一。1826年，奥本海默的生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是水乳交融。此时的所罗门·奥本海默几乎每天与法兰克福、维也纳、巴黎、伦敦和那不勒斯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着密切的商业情报往来，随着莱茵河地区的旅游资源的开发，

内森·罗斯柴尔德

到莱茵河旅游成为英国上流社会的时尚。这些富甲一方的游客不愿携带过多的现金。罗斯柴尔德家族于是与奥本海默合作，在英国罗家开出信用证，可以到莱因地区的奥本海默家族银行支取现金，双方关系进一步密切。

此时的所罗门已经将家族的事业逐步移交给了儿子亚伯拉罕·奥本海默，其间奥本海默家族一度失去了罗家推荐来的客户。1834年亚伯拉罕与夏洛特·贝菲丝大婚，在随后的蜜月旅程中前往各处拜会各位大腕叔叔们。在给最具权势的叔叔内森·罗斯柴尔德的信中，亚伯拉罕谦恭地提到：

“男爵殿下，直到两年前，您还常把您所有的客户推荐到科隆，但是最近并非由于我们的过错却使我们失去了您的客户，这一点使我们非常痛苦。如同最近我能幸运地娶到您的侄女，使我能进入您的庇护范围，我不自量力地揣度您是否能够恢复从前我们两家的关系，并且让我们比史法豪森（Schaaffhausen）家族更有优先权。我也将使您成为我们家族合作的优先选择。希望我的请求能够被您接受。我荣幸地向您致以最高的敬意。”

1830年以来，奥本海默家族与汉斯曼（Hansemanne）家族联手大力为铁路与航运业融资，并建立起新兴的股份制公司投资莱茵铁路项目。由于普鲁士地区工业的高速发展导致了整个地区资金紧张，几乎所有工业公司都达到了信用的极限。亚伯拉罕敏锐地把握住这一时机，开始大力推动对商业和投资的信用保险业务。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鼎力配合之下，亚伯拉罕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家再保险公司。

1842年，亚伯拉罕·奥本海默与后来在德国统一进程中起到重大作用的柏林的著名犹太银行家布雷施劳德家族建立起稳固的商业联系。自此，奥本海默家族在欧洲的人脉关系网已初步奠定，成为一家在科隆居于支配性地位，在普鲁士发挥着主导作用，在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英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的国际银行家。

1848年革命与银行业的拯救行动

1830年前后是世界近代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工业革命从英国向欧洲大陆扩散的进程明显加快。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工业化进程一方面使得矿山、纺织、机械、铁路、轮船等行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在造就大批工业资产阶级赢家的同时，也带来了数量更为庞大的输家，他们就是因丧失土地而被迫流入城市的一无所有的农民，在极为恶劣环境下工作的工人，失业的手工业者及城市贫民阶层。在封建专制力量的控制力日益衰微的情况下，工业革命的赢家不满其政治权力与日益增长的经济权力不相匹配，他们向统治者要求更多的权力。同时，工业革命的输家更是对悲惨的现实生活积怨已久，这其中也包括犹太人对千余年来的宗教和社会歧视的强烈反抗，这几股强大的鼓动力量在争取完全平等的公民权力和暴力革命等问题上形成合流。在一片貌似繁荣的工业化表象之下，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

从1845年到1847年，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大片地区爆发饥荒。农业歉收，粮食价格猛涨，农产品销售下降，导致农业信用规模缩减，就业机会下降。同时，欧洲工业从1840年起开始陷入停滞，特别是铁路建设速度基本丧失增长，工业信用也出现紧缩。两种紧缩的力量聚合起来造成了1848年欧洲众多地区的经济萧条。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所形成的稳定局面，在经济收缩的巨大压力之下已经出现道道裂缝。

在观察到欧洲各个资本市场普遍存在的资金紧缺现象后，亚伯拉罕·奥本海默已经预感到一场重大危机的来临。

1848年2月，法国巴黎的股票市场崩盘，酝酿已久的革命终于爆发了。人民的怨恨和资产阶级的夺权冲动促使社会积怨的火山猛烈喷发。2月26日，法国的福尔德家族发来消息说革命看来取得了成功，第二共和可能顺利建立。过了仅仅两天，新的消息传达情况急转直下，变数丛生。3月，法国革命的浪潮开始冲击科隆，革命者要求亚伯拉罕·奥本海默作为他们的代表去和政府谈判，亚伯拉罕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其实，奥本海默家族与革命者之间的渊源非比寻常，亚伯拉罕的三弟达格伯克·奥本海默（Dagobert Oppenheim）曾直接介入资助革命鼓动工作。1842年夏天，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就在达格伯克·奥本海默资助的《莱茵报》担任主编，经常以重炮轰击普鲁士政府。

科隆的房地产市场崩溃了，史法豪森银行由于过度投资房地产而发生了支付危机。奥本海默并没有过多投资房地产。从国际银行家的传统来看，因为极端厌恶流动性差的资产，他们极少涉及房地产投资。3月29日，史法豪森银行停止向170家客户和4万多工人支付款项。惊恐万状的储户一起赶来取钱，史法豪森银行已无法兑付，银行的生存危在旦夕。如果史法豪森银行倒闭，整个莱茵省的银行体系就会土崩瓦解，所以它是那种太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银行。

一旦史法豪森银行倒下，与其商业往来密切的奥本海默家族也会出现严重问题。奥本海默家族资助的科隆—明登铁路资金吃紧，需要50万泰勒的现金，同时奥本海默银行也需要相同的金额才能度过难关。亚伯拉罕的弟弟西蒙主持着家族的铁路业务，他在4月3日给亚伯拉罕的信中说：“我对你的能力有着超强的信心，我感觉你能成功地为我们从政府那里搞到至少50万泰勒的资金，期限为一年或更长。”3天后，西蒙发来更多的坏消息：“我亲爱的亚伯拉罕，今天科隆—明登又花掉3000泰勒，达格伯克他们说明天需要更多的钱。”4月10日，还未收到亚伯拉罕的好消息，西蒙急了：“我们的情况非常特殊，汉斯曼（普鲁士的财政部长）应该会让步的。我们是莱茵省最大的，目前几乎也是唯一的尚在运转的银行，（拯救我们）符合政府的利益，每个人都会同意保护我们这样一家公司是非常明智的选择。”4月11日，西蒙再次催促：“我希望全能的主保佑我们所盼望的果实在昨天已经成熟，希望汉斯曼已经做出决定提供给我们50万泰勒的资金。亲爱的亚伯拉罕，你要确信我们如果想每晚安睡的话，必须得到这笔钱。”

4月1日，亚伯拉罕已经亲自前往柏林向老朋友汉斯曼要求以不动产和股票为抵押，申请50万泰勒的政府信用来救援史法豪森银行，此时救史法豪森银行也就是救自己。经过两个星期的反复商量，汉斯曼决定在债权人和银行家之间达成妥协，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向柏林要钱。柏林方面开始时并不情愿给钱，亚伯拉罕威胁说，救助银行的重要性并不只是挽救个别银行的流动性问题那么简单，而是关乎革命是否能够被遏制，是关乎普鲁士政府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他作出结论，除非银行信用得以恢复，否则现有的社会秩序行将崩溃。普鲁士政府一听，果然慌了神，立刻成立了危机协调委员会，政府方面由汉斯曼出面，银行家这边是亚伯拉罕牵头，共同商议救助史法豪森银行的具体办法。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将史法豪森银行转变为一家股份制银行，普鲁士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银行由此诞生。这其实是自由派和亚伯拉罕从1830年就开始鼓动政府实施的金融改革政策的一部分。

为了对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亚伯拉罕甚至提出威胁，除非能够及时救助金融危机，否则莱茵省脱离普鲁士将是无法避免的。很显然，亚伯拉罕把救助银行上升到了国家主权的高度，这是趁普鲁士政府忙于平定社会动荡，无暇他顾时才使出的杀手锏。此时普鲁士政府的首要方针是稳定压倒一切，亚伯拉罕和汉斯曼等人所持的“政治稳定的前提是金融稳定”的观点占了上风。这一切其实是亚伯拉罕与汉斯曼等人早就策划好的策略，他们的目标是进行一场金融和政治领域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借着社会动荡和政治混乱，亚伯拉罕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目标。

5月初，奥本海默从普鲁士政府拿到了50万泰勒的救助金，普鲁士的金融系统开始了重大变革。

如果我们将这段历史与现在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美国政府的救助行为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只要将年代和名称稍做调整，简直可以直接发表在今天《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头条。题目就是“拯救银行与金融改革：财政部长与银行家达成一致目标”。

人性在历史中反复重复着，这一次也不例外。

俾斯麦的崛起

俾斯麦首相

如果说德国的统一离不开俾斯麦，那么俾斯麦的成功则离不开他身后的犹太银行家格森·布雷施劳德。俾斯麦在德国历史上的地位类似于中国历史中的秦始皇，他们都是以坚韧的意志和铁血手段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突出一笔。在德国有关俾斯麦的各类专著多达7000多种，德国史学界对俾斯麦的功过得失进行过彻底的分析和研究。但是在这些汗牛充栋的文献中，几乎完全忽视了俾斯麦政策背后庞大的金融势力集团的影响力。在俾斯麦本人的长达3卷本的传记中，仅仅在德皇威廉二世去世时提到布雷施劳德家族一次，犹太银行家对德国政治的影响似乎是一个研究盲点。

事实上，俾斯麦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与布雷施劳德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信多达上千封，而在布雷施劳德整个职业生涯中更是几乎每日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德国政坛变化、军事调动和金融市场的各类情报。

从这些通信中，我们可以准确地判断，没有布雷施劳德和罗斯柴尔德的强大金融后盾，俾斯麦几乎无法在德国政坛上立足，更谈不上完成统一德国的伟业。布雷施劳德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尘封中已经一百余年了，对他的重新挖掘将真实地还原德国历史中被长期忽略的金融势力对历史的重大影响。

俾斯麦出身名门望族，属于容克（Junker）地主阶级，可谓含着金匙子出生。他从小就胸怀大志，诸多在平民眼里高不可及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对俾斯麦而言是唾手可得和轻而易举的，正是这般天生优越养成了他独特的个性。他脾气暴燥，做事雷历风行，性格果敢坚强，态度强硬粗鲁，甚至有些刚愎自用。

俾斯麦野心勃勃，对从政有着浓烈的兴趣。与此同时，他跟其他容克贵族一样，对金钱也有极大的渴望。他拥有金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地位，利用大笔资金来满足政治的野心和对权力的渴望。如果有朝一日发现自己厌倦了政治生涯，他也能够很从容地退出政坛，而不受经济上的影响和束缚。

自从俾斯麦从政以来，他渴望金钱的胃口越来越大，而他自己管理金钱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于是他不得不利用犹太人对金钱的敏感和对财富管理的天赋来协助进行私人理财，实现财富积累和增长。在这个过程中，俾斯麦对于犹太银行家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从本性来说他并不特别喜欢犹太人，甚至认为犹太人不应该进入公共政府机构，他有求于犹太人的地方无非是犹太人高超的理财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他依靠这些精明的犹太银行家族为自己的个人财富增值。

1848年欧洲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给俾斯麦带来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激发了他在政治上的雄心壮志，同时也进一步促成了他特有的现实主义态度。在革命的浪潮中，俾斯麦最终选定了自己的方向，要成为一个坚定的保皇党人。俾斯麦坚信，德国最终必然要走向统一，而这一进程必须要依靠强大的君主制度力量。他认为民主只会导致软弱和涣散，为着这个终极目的，他必须要成为国王的坚定捍卫者。俾斯麦的此类言行，深得普鲁士国王之心。1851年，作为对此的报偿，腓特烈·威廉四世任命俾斯麦为普鲁士代表参加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德意志邦联大会。

从此，俾斯麦正式成为公共人物，走上了历史舞台。

布雷施劳德：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

“格森·布雷施劳德既是德意志帝国第一任总理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又是德国公众的银行家。他以娴熟的手腕和耐心获取了巨大的利益。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他的楷模和秘密同盟，但他更是一个走自己的路，实现自己价值的人。”

——弗里兹·斯特恩

俾斯麦1851年来到法兰克福，很快就引起当时坐镇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首领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的注意。当时罗斯柴尔德五兄弟中间的老大阿姆斯洛已年近八十。俾斯麦与阿姆斯洛初次相识就对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回家以后经常给他的妻子模仿罗斯柴尔德的口音，包括用犹太人的口音和语法来表达德语。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雄势大有了非常强烈的印象，同时也很高兴结识罗家人。以后只要罗斯柴尔德家族邀请他，他总是受宠若惊地应邀前往。他曾经这样来描述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他是一个非常老的犹太人，拥有成吨的金银，有很多很多黄金的盘子和刀叉。由于阿姆斯洛并没有子嗣，尽管很富有，却没有后裔继承。他更像一个待在豪华宫殿里面的穷人，周边有无数人在骗取和图谋他的钱财。他的亲属为了继承他的财富围绕在他身旁，实际对他并没有真心的爱和感激。”

俾斯麦勤奋好学，极度向往权力和智慧，在政治上的野心和抱负很快就引起了阿姆斯洛和他的继子梅耶卡尔两个人的青睐。罗斯柴尔德家族尤其喜欢培养政治上的后起之秀，他们经常以伯乐自诩。在整个欧洲近代历史上，罗家曾经选中扶植过多位政治上的新星。罗斯柴尔德确信俾斯麦将是一个十分值得投资的潜力股。除了俾斯麦，罗斯柴尔德家族还选中了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后来他果然成为英国首相；罗氏更为自家挑选了乘龙快婿罗斯伯里伯爵（The Earl of Rosebery），罗斯伯里伯爵年轻时曾有三大人生愿望：赢德比赛马(Derby Race)、娶超级富婆、当英国首相，他最终都得到了；后来罗家还发现并培养了英国著名首相丘吉尔。这些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用心发掘和精心培养而一手扶持成长起来，成为影响整个世界历史的重量级的政治家。

尽管内森·罗斯柴尔德曾经不可一世地宣称他已经“控制了大英帝国的货币发行权”，但欧洲老牌贵族们仍从骨子里对罗斯柴尔德等犹太银行家新兴“暴发户”有着一种难掩的轻蔑心态。然而在特定情况下，贵族们也不得不屈服于金钱的权力。俾斯麦持有类似心态，对犹太银行家们既利用又瞧不起。

俾斯麦初到法兰克福，很快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了一段相当温馨的蜜月期，但是没过多久就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爆发了一次异常激烈的争吵。事情的起因源于当时作为德意志邦联首领的奥地利，经常独断专行，并不尊重普鲁士政府，而俾斯麦是一个极端敏感和强势的人，作为外交官虽然只能服从于柏林方面的政治意愿，但他经常会为奥地利方面的傲慢和细节问题大发雷霆。而罗斯柴尔德家族重要的起家资源就是依靠跟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保持密切的关系。1852年，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意志邦联问题上产生了一次不算太严重的冲突。当时德意志邦联拥有一支小型舰队，资金匮乏，难以为继，急需一笔钱来支付船员的工资。奥地利不顾普鲁士的坚决反对，直接就要求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一笔6万荷兰盾的贷款。罗斯柴尔德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情愿资助这个舰队，但他还是愿意遵守哈布斯堡王朝的命令。此事大大激怒了俾斯麦，和阿姆斯洛激烈地争吵了一番。

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两个政府之间较劲的过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纵使富甲一方，也难免成为风箱里的老鼠，处境左右为难。这些封建统治贵族阶层从骨子里仍然把犹太人看成低人一等的附属族群，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有钱并不能解决犹太人政治地位卑微的问题。

即使在大吵一架之后，俾斯麦的愤怒仍然没有完全平息。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亲近奥地利，而并不敬畏普鲁士，一气之下他开始拒绝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邀请，同时游说普鲁士政府启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贝斯曼银行，用贝斯曼银行作为整个普鲁士政府的官方银行。可惜普鲁士的财政部并不像俾斯麦那么容易冲动，他们并没有替换罗斯柴尔德家族。究其主因还是罗斯柴尔德的地位实质上无人可取代。普鲁士政府心知肚明，在真正需要钱的时候，也只有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提供决定性的帮助。如此一番争吵之后，奥地利大使愤然离开了法兰克福，俾斯麦认为他在这场争斗当中取得了胜利。

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俾斯麦在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交手的过程中，也掂量出了对手的分量。

他是一个在政治上理性而现实的政治家，一旦在政治上战胜了奥地利，他马上调整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态度，又开始示好于罗家。1853年，俾斯麦支持政府的建议，把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普鲁士政府的官方银行家。不仅如此，他继而要求授予梅耶卡尔爵士（阿姆斯洛的继子）普鲁士的红鹰勋章。双方关系修复之后，比从前更现实和更紧密了一层。

1858年时，普鲁士王储（后来的德皇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为驻圣彼得堡大使。1859年3月俾斯麦离开法兰克福之前，专门向梅耶卡尔·罗斯柴尔德求教，希望梅耶卡尔为他在柏林推荐一位可靠的银行家，而且俾斯麦坚持在柏林负责打理他的个人财政的私人银行家必须是犹太人。出于种种原因，他认为只有犹太银行家才具有足够的天分和能力，帮助他实现理财方面的目标。这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他想通过此道继续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特殊而紧密的关系。

于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正式推荐了格森·布雷施劳德作为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

1861年，布雷施劳德已经成为柏林极有影响力的犹太银行家。尽管当时在柏林还有像门德尔松这样资历更老的几个银行家族，而且这些老牌家族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深度上都比布雷施劳德高出一筹，但布雷施劳德家族依靠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密切的生意往来，在柏林银行业中迅速窜升，成为“新星”。换言之，在众多银行家族当中，谁能够保持与罗斯柴尔德越密切的关系，谁就越有机会成为市场竞争中的佼佼者。

布雷施劳德家族成为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之后，迅速进入了角色。俾斯麦全部工资和其他收入都一并交给布雷施劳德家族的银行来打理，同时由布氏管理他的私人债务支付，为他设置和经营海外的银行户头，负责经营俾斯麦当时还不算太多的资产。

从这时开始，俾斯麦和布雷施劳德家族开始密切的通信往来。跟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所有银行家族都对政治消息和市场情报超级敏感，因为这些信息背后蕴藏着大量的商业机会。布雷施劳德家族并不要求俾斯麦给予任何金钱形式的酬劳，他们所图求的报偿就是政治情报和一些内幕消息的透露。

丹麦危机：俾斯麦的意外机会

任何一场战争背后打的都是钱粮，谁的经济潜在资源更庞大，谁就越有可能在战争中赢得最终的胜利。俾斯麦在统一德国的历史进程中首先遭遇的就是金钱的困境。

1861年威廉一世继承王位时，他所面对的首要难关就是自由派把持下的议会。自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以来，以民主为核心理念的自由派思潮横扫欧洲，特别是1848年革命后，自由派在欧洲的影响力更加深远，甚至不惜采取暴力与流血的方式力图彻底砸碎封建专制的社会权力结构。在思想传统较为保守的普鲁士，自由派既向往法国与英国的民主模式，又从内心深处惧怕法国曾经历过的血腥革命。这是普鲁士自由派最致命的弱点，他们从骨子里仍然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者，而仅仅披上了自由派的一层皮。

威廉一世身上继承了普鲁士军人的传统，多年的军旅生涯使他对军队建设分外关注。他曾是1848年武力镇压欧洲革命最坚决的少数派，反对任何政治妥协。他认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高度的政治集权是普鲁士崛起的先决条件，这一点与俾斯麦不谋而合。1862年，威廉一世在军队改革法案屡屡遭到议会阻挠的情况下，终于下定决心启用极具争议性的俾斯麦为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俾斯麦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著名的铁血理论，他说：“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那是我们1848年和1849年所犯下的错误，（这些问题）只有通过铁和血的方式来解决。”俾斯麦同时也给威廉一世打了一针强心剂：“既然我们迟早是要死的，能不能死得更体面一些……陛下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奋斗！”从此俾斯麦赢得了威廉一世对他的政策的坚决支持。

军队改革法案的核心就是强化正规军，削弱国民警卫队。法案将正规军服役期从两年延长到三年。议会反对的表面理由是军费开支过大，骨子里是对国民警卫队被降格感到不满。在普鲁士的军事建制中，正规军的核心是封建容克贵族势力集团，而国民警卫队则代表城市中产阶级的新兴资产阶级力量，强化正规军的结果必然是普鲁士专制力量得以进一步增强，这一点是自由派的议会所深为忌惮的。他们的手段就是拒绝批准政府的预算，在钱的问题上死死卡住俾斯麦的脖子。俾斯麦毫不示弱，马上威胁将议会休会，要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执政。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丹麦危机突然爆发了。在1863年3月，丹麦国王欲将普丹边境地区存有领土争议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荷尔斯泰因(Holstein)两地纳入版图，此事立刻激发了普鲁士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两处地区按照1852年《伦敦条约》的规定虽然由丹麦治理，但主权仍属德意志邦联。战争的阴云开始笼罩在普鲁士的上空。

对于俾斯麦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将借对丹麦的战争大大削弱国内自由派的反对力量，巩固自己的权力。此时俾斯麦太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了。从战略上分析，俾斯麦的手法沉稳老到。为了达到击败丹麦的目的，他必须拉拢奥地利。为此他巧妙地建议将石勒苏益格划归普鲁士统治，荷尔斯泰因则归属奥地利，奥地利欣然接受。同时，为了摆平欧洲其他强权的干涉，俾斯麦作出支持《伦敦条约》、维护现有欧洲秩序的姿态来安抚英法俄。

俾斯麦在丹麦危机中的政治手段和外交技巧已经发挥到了极致，普鲁士的军事机器对付丹麦也绰绰有余，但最让俾斯麦焦心的是他庞大的战争费用并没有着落，议会顽固地反对他的内政与外交政策，根本不可能通过他的战争预算。

普丹战争：金权小试锋芒

俾斯麦的唯一希望就是绕开议会预算牵制，另辟蹊径进行战争融资。他将主要希望寄托在了自己的私人银行家布雷施劳德身上。布雷施劳德与手眼通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关系紧密，他们不仅可以解决庞大的资金问题，对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影响力也非同一般。在对丹麦的战争中，拿破仑三世的中立是成败的关键。

此时，俾斯麦身侧的布雷施劳德一直静静地观察着普鲁士政坛的一系列动荡，盘算着如何利用这一重大政局变动来谋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从个人好恶来看，作为犹太人的布雷施劳德更加倾向于自由派的观念。实际上，犹太人为争取自身的公平权力构成了1848革命的重要力量。但作为银行家，他的判断必须绝对理性甚至冷酷，他必须选择利益！

通过布雷施劳德每天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密切联系的信件往来，柏林方面的商业市场情况和政治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流向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1863年5月1日，布雷施劳德在给罗斯柴尔德的情报快讯中透露丹麦危机已经导致“我们的（财政）部长本来计划贷款5000万泰勒进行海军建设，但是（丹麦危机）使该贷款减少到3000万泰勒，主要用于波罗的海的港口防御……（俾斯麦）透露丹麦事件可能导致严重的复杂局面，但在3个月的时间里暂时不会有动作，因为军事准备尚未完成”。

从1863年5月到11月，俾斯麦的战争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而资金压力却越来越大。布雷施劳德与罗斯柴尔德反复磋商之后，终于在11月向俾斯麦出价了。布雷施劳德的建议很简单，普鲁士可以出售国有资产进行融资。他们看中了萨尔地区储量丰富的煤矿，这些煤矿主要处于普鲁士政府控制之下，布雷施劳德提议将煤矿卖给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其实，早在1861年就有传闻罗斯柴尔德家族愿意出价2000万泰勒收购萨尔地区的煤矿。俾斯麦早就知道拿破仑三世对该地区的煤矿也大感兴趣，拿破仑三世甚至直接向俾斯麦摊牌：如果想让法国在普丹战争中保持中立，必须拿普鲁士的萨尔煤矿作交易。1864年初，关于普鲁士的煤矿即将卖给法国的消息在法国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威廉一世的面子挂不住了，俾斯麦的融资计划只能叫停。

1863年12月7日，布雷施劳德在给罗斯柴尔德的信中透露，政府即将向议会提交1000万泰勒的预算，议会可能拒绝。两天以后俾斯麦果然提出1200万泰勒的预算用于普丹战争。当时普鲁士的国库中可用于对丹麦作战的资金有2100万泰勒，但俾斯麦出于对战争开销谨慎的评估，认为这笔钱必须保留以备意外情况的发生。1864年1月22日，议会果然以275对51票的悬殊比例否决了俾斯麦的要求。

俾斯麦只得再想办法找钱。此时，法兰克福的银行家厄兰格家族（Raphael von Erlanger）找上门来希望提供1500万泰勒的贷款，俾斯麦大喜过望。此事激怒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厄兰格家族原本是罗氏家族的门下，后来自立门户发展壮大成为罗家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已经跻身于国际银行家的序列。罗家历来痛恨自己的门下背叛，更何况厄兰格家族还时常拉上法国的福尔德家族和贝列拉家族与罗家抢生意。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为此大动肝火，痛斥布雷施劳德办事不利。布雷施劳德赶紧保证，议会坚决反对任何没有议会批准和授权的私人银行对政府的放贷行为，“厄兰格对政府贷款的办法已经被完全否决了”。

普奥联军于1864年2月1日正式发动对丹麦的战争。2月3日，布雷施劳德见到俾斯麦之后，再度代表罗斯柴尔德家族警告俾斯麦不得接受厄兰格的贷款。罗斯柴尔德甚至要求俾斯麦在普鲁士媒体上抹黑厄兰格。俾斯麦拒绝了这一过分要求，不过保证普鲁士政府会谨慎考虑与厄兰格的合作。布雷施劳德随即向俾斯麦提出新建议，把议会曾经批准的用于铁路建设的贷款额度做抵押，向银行家进行一定比例的折扣融资，银行家们再向投资人出售足额债券。

在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星期里，俾斯麦对后续战争经费的忧虑超过了对战局的关注，战争的开销明显超出了他的预测，再没有后续资金的跟进，俾斯麦的大军可能只能再支持两个月左右。届时如果战争仍然没有结束，俾斯麦必将陷于议会狂轰滥炸的痛斥和欧洲列强幸灾乐祸的嘲笑两面夹击之下。毫不夸张地说，俾斯麦这个名字将成为欧洲的笑柄，他本人也将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3月初，普鲁士银行与厄兰格家族达成了秘密协议，罗斯柴尔德闻讯暴跳如雷，再次怒骂布雷施劳德无能。3月14日，布雷施劳德回信发誓“俾斯麦决不知道此事，而且对这一行为深感困扰”。俾斯麦保证将谴责具体经办的财政部长。

当然，俾斯麦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瞧出了罗斯柴尔德与厄兰格之间的矛盾，便有意无意之间夸大了厄兰格的潜在威胁，目的是尽快从罗斯柴尔德那里得到条件最好的贷款。他将国际政治分而治之的智慧用到了金融方面，玩的这一招“以钱制钱”的手段的确高明。最后，俾斯麦拿到了利息为45%的战争融资，而罗斯柴尔德拿到了丰厚的融资代理费。

1864年4月18日，普鲁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战争的开销也造成了严重的危机，“整个1864年的夏天，俾斯麦都在为普丹战争所导致的流动资金紧张而烦恼”。这场战争总共开销2250万泰勒，历年财政盈余530万泰勒和普鲁士政府融来的资金1700万泰勒已经消耗殆尽。

通过战争，俾斯麦终于认识到金钱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政治家往往被迫对银行家进行重大妥协。普丹战争的爆发时间大约与美国南北战争相当，在对战争和林肯被刺的评论中，俾斯麦曾说：“毫无疑问，把美国分裂成南北两个实力较弱的联邦是内战爆发前早就由欧洲的金融强权定好了的。”“他（林肯）从国会那里得到授权通过向人民出售国债来进行借债，这样政府和国家就从外国金融家的圈套中跳了出来。当他们（国际银行家）明白过来美国将逃出他们的掌握时，林肯的死期就不远了。林肯的死是基督徒世界的重大损失。美国可能没人能够沿着他伟大的足迹前行，而银行家们将会重新掌握那些富有的人。我担心外国银行家以他们高超和残酷的手腕会最终得到美国的富饶，然后用它来系统地腐蚀现代文明。”

俾斯麦的话应该是有感而发的。

普丹战争是俾斯麦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达到了一石多鸟的效果。一是利用对手奥地利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二是离间了奥地利与盟友的关系，三是压制了国内自由派的反对。

议会自由派：德国统一道路上的障碍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神圣罗马帝国崩溃后，众多德意志邦国成立了组织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奥地利成为德意志邦联的领袖。随着拿破仑光辉的逝去，法国在德意志的影响力减弱，民族主义兴起，德意志统一运动日益壮大。1848年欧洲革命以来，德意志的统一形成两种思路：建立大德意志帝国，囊括所有日耳曼地区，其中包括奥地利这个多民族帝国；以普鲁士为核心，建立一个排除奥地利的小德意志。俾斯麦出于现实考虑，走的是小德意志路线。

普丹战争结束之后，奥地利成为阻挡俾斯麦统一德国雄心的主要障碍。为达成这一战略目的，俾斯麦仍然采取了用对外战争凝聚国内共识，迫使议会让权，巩固自己在普鲁士内部地位的策略。所谓上兵伐交，在外交方面，俾斯麦看中了意大利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机遇，建立与意大利的战略同盟。同时借萨尔地区煤矿的重大利益诱惑法国，使拿破仑三世保持中立。俾斯麦还利用俄奥在巴尔干半岛的争端，争取俄国的理解。最后是英国的态度，英国对欧洲大陆势力均衡变化的潜在趋势缺乏敏感，虽然英国不愿看到普鲁士统一德意志，但从形势上看奥地利似乎胜算更大，更何况拿破仑时代所造成的遏制法国的思维惯性仍在，俾斯麦认为英国对普奥战争虽不会满意，但也不至于激烈反对。经过俾斯麦的运作，到1864年的夏天，普鲁士的朋友比奥地利多，敌人则比奥地利少。

此时，最让俾斯麦忧心的还是钱的问题。

普丹战争已经使普鲁士财力大伤，多年的财政盈余随着战火灰飞烟灭，战争对于财富的惊人吞噬能力让俾斯麦有了最直接的感受。

战争，实际上打的是钱粮！

从1864年到1866年，俾斯麦在拼命做两件事情：尽最大努力为普鲁士搞到每一分钱用于战争准备，同时竭尽全力阻止奥地利在欧洲金融市场筹到战争经费。俾斯麦的战略是在金融方面将对手逼上绝境，在战争威胁之下，拖垮奥地利的国力。奥地利的财政情况的确比普鲁士更糟，常年疲于镇压巴尔干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骚乱，使之早已财源枯竭，濒临破产。双方谁也不愿意公开表现金融窘境，都在幕后秘密筹措资金，准备大打出手。

最让俾斯麦抓狂的还是议会同以往一样全部否决了他的所有预算，并宣布政府未经议会批准无权动用国库资金，否则就是违宪，政府部长要对此负全部责任。俾斯麦当天就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回应，他将议会反对派定性为阻挠国王的外交政策，客观上起到了通敌效果的“卖国贼”。其实，俾斯麦深知议会自由派中很多人对普丹战争中普鲁士大获全胜骨子里是欢欣鼓舞的，他的叛国指控就是有意去刺伤这些人的自尊，从而促使他们改弦更张。议会自由派中的狂热分子也不是吃素的，有人攻击俾斯麦在欺骗议会和国王。俾斯麦闻讯大怒，立刻向对方提出决斗要求。整个柏林政界为之震动，要知道决斗是勇敢和鲁莽的混合体，一旦决斗开始，绝无退缩和劝架的可能，双方非死即伤的概率极高。堂堂普鲁士首相若死于决斗场，整个欧洲的局势都会发生突变。偏偏这个俾斯麦天性暴躁，早在大学期间，就曾27次与人决斗，胆子大得惊人。布雷施劳德等人赶紧私下劝阻，连远在巴黎的罗斯柴尔德都在关注决斗的事。虽然最后决斗被劝阻，俾斯麦对议会拒绝政府预算的愤怒和焦虑却与日俱增。

俾斯麦太渴望金钱了，没有钱，他的理想只能是梦想，他的梦想最后会退色为幻想。

科隆—明登铁路私有化：普奥战争的财源

1865年，战争与和平的天平悬于一点之上，那就是信用流动的方向。7月，俾斯麦苦等的战争经费终于有了眉目。这就是科隆—明登铁路的私有化。

科隆—明登铁路是普鲁士最早兴建的铁路线路之一，1833年开始设计，1859年全部建成，成为普鲁士铁路系统的枢纽。该铁路项目的建设初衷是将鲁尔地区的煤廉价地运送到工业生产基地。布雷施劳德在科隆—明登铁路融资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成为该铁路公司的董事，同时又是为公司进行融资的银行家。考虑到未来战争中铁路运输系统可以高效低耗地运送大批军事人员及物资，所以铁路公司的国有化是公司发展的主要方向。事实上，科隆—明登铁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普鲁士政府主导的大型公共基建项目。普鲁士政府直接购买了1/7的原始股，并以1400万泰勒来担保该铁路债券以35%的票面利息发行。作为回报，政府可以分期买入该公司的流通股，并最终成为该铁路的唯一股东，完成渐进式的国有化。1854年普鲁士政府在自由市场经济潮流的影响下，暂停了国有化进程，至1870年视情况发展再定是否继续。但政府对铁路债券利息的担保仍然有效，担保金1400万泰勒被锁定在专用账户上无法动用。

俾斯麦对奥地利的战争准备需要大约6000万泰勒的总额，筹措这样一笔天文数字的战争费用的重担就落在了布雷施劳德的肩上。其实，早在1862年12月，布雷施劳德经过仔细计算和反复考虑，就曾提出过极具争议性的科隆—明登铁路私有化的方案。其方案的核心部分就是，与其政府在1870年出巨资全面收购铁路公司的股份，从而对财政形成巨大压力，不如普鲁士政府以放弃国有化为代价，立刻就可以从铁路公司拿到一笔补偿金，同时放弃对债券利息的担保，可以马上盘活1400万泰勒的部分保证金。

方案一出台就遭到很多人反对，这些人认为布雷施劳德方案是以政府长期损失为代价，使包括布雷施劳德本人在内的铁路公司股东实现暴利。在这一方案中，政府将损失各种权益总额高达3000万泰勒，换来的只是1000万泰勒的补偿和400万泰勒的可动用保证金。而科隆—明登铁路是政府投资中非常盈利的项目，私有化的方案短期可以给政府提供紧急资金，但付出的代价是以不到5折的价钱贱卖了优良资产，同时还损失了未来长期的收益权，对政府而言无论如何都不是什么好的交易。

当时间到了1865年，情况发生了巨变。俾斯麦统一德国的雄心压倒了一切，为了准备对奥地利这一庞然大物发动战争，其他的代价就顾不了许多了。这就是为什么国际银行家酷爱战争的原因，政府在迫不得已时，将以异常低廉的价格出售优质资产，此时才是发大财的好机会。当国际银行家的势力达到一定程度，他们会刺激民族主义情绪，挑动国家对立，推动政府大规模军备投资，激化潜在矛盾，诱发战争进程，然后堂而皇之地出面打理战争赔款。只要有大规模资金过手，雁过拔毛，国际银行家总能收到高额的服务费。哪里有资金与信用流动，哪里就能找到投资银行家的身影。

这么大的买卖不是一个布雷施劳德啃得动的，他又拉上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当然还有他的老板罗斯柴尔德家族，共同在欧洲各大国际银行家族圈内消化这块巨型蛋糕。1865年7月18日，普鲁士政府与科隆—明登铁路公司正式签署合同。最终结果是政府放弃铁路国有化权力，获得1300万泰勒的补偿，其中第一笔支付300万泰勒现金，付款期为1865年10月1日，第二笔支付2705万泰勒现金，付款期是1866年1月2日，其余部分由铁路公司发行新股来补偿。为了嘉奖布雷施劳德的功劳，俾斯麦将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条约所涉及的资金划转业务委托给了布雷施劳德。这笔250万泰勒的转账对家就是奥地利的罗斯柴尔德，布雷施劳德当仁不让地将1%的“管理费”入袋为安。

在没有落实财源时，俾斯麦还准备了外交解决方案的另一手，谈判也进行了多时。当俾斯麦得知政府与铁路公司合同正式签订后，立刻在外交上对奥地利采取了强硬态度。在合同签订当天，俾斯麦马上给普鲁士王储发电：“在雷根斯堡会议上，陛下下定了决心，完全战备启动和进行一年战争的金融手段已经具备，数额大约为6000万泰勒。”一周之后，俾斯麦的战争部长荣恩（Roon）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们有了足够的金钱给予我方外交上更大的自由度，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动员全部军事力量来进行一场全面的战争。这使我们的立场更加坚定，我们可以迫使奥地利接受我方合理的要求从而使双方都避免不必要的战争。钱从哪里来？在不违法的情况下，通过科隆—明登铁路的重新安排就实现了。”

奥地利方面很快就意识到科隆—明登铁路的金融安排是为了发动战争所做出的紧急安排，而奥地利方面的备战还远未到位，因此在外交谈判中开始软化立场。另一方面，俾斯麦在最初的兴奋冷却之后，也逐渐意识到科隆—明登铁路的资金到位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而从布雷施劳德与国际银行家们联系后的反馈情况看，情况并不乐观。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明登铁路之间900万泰勒的债权转让由于双方价格无法达成一致陷于停顿。战争资金难题如剑悬头顶，俾斯麦再次开始上火，他最急于知道的就是钱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此时俾斯麦的坚定开战的决心也开始发生动摇，他不得不认真考虑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1865年8月10日，俾斯麦透漏了自己的动摇：“我们还需要时间来筹集资金，并使法国保持中立……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维护我们的荣誉，同时保留战争的选择。”俾斯麦的判断同样影响着他的私人投资决策，他托人给布雷施劳德带话：“如果我的投资账户上还有债券投资，现在我在这里无法知道，他不应该仅仅是由于过早的战争担忧就卖掉这些债券（明登铁路）。”俾斯麦的行为用今天的标准看，有利用内幕消息投资并获取非法利益的嫌疑。

在这样的氛围下，普鲁士与奥地利达成了盖斯登（Gastein）协议，普鲁士管理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奥地利管理荷尔斯泰因(Holstein)，双方继续共享主权。然而普鲁士与奥地利都心知肚明该协议只不过是个缓兵之计，他们都在等待战争经费的问题出现重大突破。

为什么普奥战争戛然而止

1866年2月，布雷施劳德在欧洲市场上募集资金购买明登铁路股票的努力遭到了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国际银行家的全面抵制，大家纷纷认为购买股票的资金将被普鲁士用于战争，而和平是国际银行家们的“共同理想”。2月中，布雷施劳德在给罗斯柴尔德的密信中用暗语提到政府可能在考虑出售萨尔煤矿，市场上风传罗斯柴尔德和奥本海默可能是买家。显然，封杀明登铁路股份出售而期待萨尔煤矿转手，意味着国际银行家们发现煤矿的潜在收益更大，如果让俾斯麦顺利通过铁路股份转让而获得足够的资金，普鲁士政府势必不愿再出售萨尔煤矿了。

钱的问题并没有实质性进展，而战争准备却在升级。1866年3月28日，普鲁士军队开始大规模备战。3月底，在私下找买主无望的情况下，普鲁士财政部开始在市场上公开出售科隆—明登铁路股份。可是市场状况在战争的阴影笼罩下走向低迷，大规模出售将导致资产严重损失。4月8日，普鲁士宣布与意大利结为军事同盟，股市大跌。罗斯柴尔德给布雷施劳德的指示是，一旦战争即将开始，立刻抛出罗家在柏林的所有债券。而此时，布雷施劳德已经大举抛售罗家债券，结果罗家大怒，因为按照他们的想法在俾斯麦得到实质性的资金之前，决不会贸然发动战争，所以与意大利结盟并不意味着战争即将开始。

布雷施劳德明显犯了沉不住气的错误。

罗斯柴尔德在信中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你是在保护我们家族的利益，我们希望听到你抛售我们的债券的解释。我们早上发给你的电报中指出，我们不接受你最近的出售（债券）的行为。”4月18日，布雷施劳德赶紧回电说明，最近与奥地利的关系出现缓和，所以出售债券已全面停止。

1866年5月，普鲁士开始军事总动员，全部9个军团进入战备状态的费用为2400万泰勒，并且以每月600万泰勒的数字递增。5月18日，在资金严重不足的窘境中，普鲁士政府被迫宣布成立公共信用机构并提供无抵押的2500万泰勒的信用，同时废除所有限制高利息的法令，力图吸引民间资本进行信贷。即便如此，信用紧张的局面并未缓解，财政部长哀叹他已经没有足够的资金发动战争，甚至连两个月后的开支都没有着落。

到了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关头，布雷施劳德的科隆—明登铁路方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所有募集资金的尝试都归于失败后，普鲁士财政部痛下决心委托布雷施劳德和汉斯曼组成购买铁路股份的银团。股权收购定价为110泰勒，市场交易价格为117泰勒，除了他们两位之外的其他银行家试图利用政府的财政窘境把价格压低到105泰勒。政府无法接受如此之低的报价，决定分批出售。如果战事顺利，股票价格将一路攀高。这也是一招险棋，万一战争打得不顺，政府将面临经费枯竭和股价暴跌两重压力。但俾斯麦决心冒险！

由于政府放弃了国有化并解除了贷款利息担保，立刻拿到了1400万泰勒被锁定的担保金，除了科隆—明登铁路股份销售所得资金用于军事总动员之外，正是这笔钱支撑了未来7周的战争。等到俾斯麦兵临维也纳城下之际，这笔钱已不足300万泰勒，而奥地利尚有18万大军驻守维也纳，如果两个星期之内无法迫使奥地利投降，俾斯麦将成为历史上最冤的政治家。

俾斯麦戛然而止的战争，使其在这场事关德意志命运和他个人命运的重大赌博中大获全胜！

普法之战：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普奥战争的输家当中最窝囊者，非法国的拿破仑三世莫属，他眼睁睁地看着普鲁士在自己眼皮底下迅速崛起。法国在俾斯麦的战略性欺骗之下，非但没有获得任何实质上的“中立补偿”，反而在卢森堡的问题上被俾斯麦奚落嘲弄。拿破仑三世在疏远奥地利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与楚怀王被张仪用“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楚国与齐国断交如出一辙，楚怀王与拿破仑三世同属那种爱贪便宜、志大才疏之辈。

一向玩大国均势游戏炉火纯青的英国，此时对普鲁士即将统一德国而崛起成为英国最大的挑战者这一危险前景并没有应有的敏锐。英国仍然被爱虚张声势的拿破仑三世忽悠住了，过高估计着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实力。法国于1859年动工开凿的苏伊士运河，已在1869年竣工通航。英国认为这是对它统治下的中东地区和印度的一种直接威胁：如果断了英国本土与印度殖民地的交通线就等于斩断了英帝国的脊梁，这是英帝国主义者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于是战略短视的英国政府把普鲁士作为抗衡法国的力量，对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行为大开绿灯。英国对法国的顾虑压倒了对德国统一的担忧。

沙皇俄国自克里米亚战争惨败后，同英、法关系冷淡。它表面上保持中立态度，实际上支持普鲁士对法国作战以便坐收渔人之利，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迟钝而封闭的沙皇正专注于在巴尔干煽风点火捞取些蝇头小利，对普鲁士这一昔日的反法盟友和几十个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小国并未完全放在眼里，从而埋下了未来败亡的伏笔。

奥地利新败，财政濒于破产，虽想支持法国对普鲁士进行报复，但已力不从心。

俾斯麦与其说是个伟大的战略家，不如说是个幸运的冒险者，他的幸运在于他的对手们在战略上的疏忽和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闪电般的崛起。普奥战争结束后，只有俾斯麦心中清楚，要想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不打败强大的法国是不可能实现的。普法战争将不可避免。

普法战争的导火线是所谓“埃姆斯电报”。1870年7月初，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一位亲王被选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拿破仑三世以法国不能容忍东西两翼均受到威胁为借口，命令法国驻普鲁士大使提出抗议。当时，威廉一世在埃姆斯温泉疗养院休养，他向法国大使表示，霍亨索伦家族可以考虑放弃西班牙王位继承权。但拿破仑三世仍不罢休，又命令法国大使找威廉一世作出书面保证。威廉一世答应回柏林再谈判此事，同时给俾斯麦发了一份电报。俾斯麦接到电报后，删改了电报的一些内容，使之成为威廉一世拒绝同法国大使谈判的通电，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1870年7月19日，拿破仑三世以受到侮辱为借口对普鲁士宣战。
而此时的法国连一个盟国都没有。

作为普奥战争的主要功臣，布雷施劳德的地位今非昔比，他已经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小兄弟变成了平起平坐的伙伴。俾斯麦对他的倚重已超越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敬畏，在普奥战争结束不久，俾斯麦毅然将自己全部私人账户中的财产从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银行转到了布雷施劳德银行。

就在战争爆发前的10天，布雷施劳德在给俾斯麦的密信中询问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并狡猾地提到俾斯麦私人账户上的投资情况。在信中他问道：

“在我这方面看来，我并不认为极端严重的政治情况已经出现，所以我并没有将阁下账户里的资产出售。如果我的判断有误，您认为许多不愉快的事件即将发生，我请求您及时给我示警。”

果然，事关俾斯麦个人财富的损益，俾斯麦不敢怠慢，第二天回信就到了，不过是以俾斯麦夫人的名义回复的：

“他并不认为其他人会突然对我们发动进攻，因为西班牙的投票并未符合任何人的意愿。不过他觉得也许到了某个时刻，对战争的预期会比现在更强烈，所以卖掉铁路股份也许是个好主意，反正他这里也需要钱。”

布雷施劳德收到回信后，立刻明白了战争即将开始。第二天，他即刻将这一价值连城的情报发给巴黎的罗斯柴尔德：“所有的报价都会快速下跌。”同时，他指令在欧洲各个市场的交易员全部抛出他的各类资产，有些甚至是在亏损中售出的。布雷施劳德此时已顾不了那么多了。

普奥战争的一个结果就是普鲁士的宪法危机结束了，俾斯麦的政府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财政自由。1870年7月21日，普鲁士主导下的北德意志邦联议会批准了12亿泰勒的战争信用。

在战争爆发初期，柏林股市情况近乎恐慌，连科隆—明登铁路这样的优质股票都下跌了30%。普鲁士政府紧急出售1亿泰勒的第一期战争债券，试图摆脱由银行家垄断的承销渠道，直接向市场发售，条件是5%的利息和打88折，而银行家们的建议是打85折，被政府拒绝了。奥本海默在写给布雷施劳德的信中强调，“这是一个当前市场情况下的可笑的条件”。结果销售遭遇了巨大的失败，债券只卖出了6000万泰勒。其实，问题的根源是，如果政府直接销售，银行家们无法赚取承销费，因而采取了集体抵制的行为。这一点再次表明，金融市场上“渠道为王”的威力。

1870年9月1日，普法双方在色当进行大会战，法国军队再次惨败。次日，拿破仑三世率领10万法军投降。9月4日，巴黎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拿破仑三世的统治。

色当战役后，多达30万的法军俘虏被普鲁士关押。布雷施劳德敏锐地发现这是一个赚钱的大好机遇，他主动承担起每月为战俘向普军支付生活费的“责任”。对于他而言，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放贷生意，未来无论谁代表法国政府，他们都必须支付这笔巨额贷款的本金和利息，这将是战争赔款的一部分。布雷施劳德并不惧怕法国人赖账，因为普鲁士的大军一日不收到战争赔偿，就一日不会离开法国的国土。而法国军队已经完全土崩瓦解了，短期内绝无东山再起的可能。

随着战争的临近和爆发，布雷施劳德与巴黎罗斯柴尔德的每日商业信件往来越来越困难，后来柏林与巴黎的直接联系被迫改为经由布鲁塞尔与阿姆斯特丹转送。布雷施劳德照例汇报柏林市场的行情。色当战役之前，布雷施劳德紧急通知罗斯柴尔德尽快卖掉他们持有的科隆—明登铁路股票，随即布雷施劳德替罗氏在128泰勒的价位卖出1250股铁路股票，7月时，该价格为9572泰勒。9月15日之后，双方联系中断了，巴黎在9月20日被合围，罗斯柴尔德被困在巴黎。直到1871年2月，才重新联系上。这期间，巴黎的罗氏只能借助气球偶尔传递信息。10月5日，普鲁士军队征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费里埃庄园，成为威廉一世、俾斯麦和普鲁士元帅毛奇的指挥部。著名的“费里埃会晤”就在这里进行，法国外交部长试图说服俾斯麦签署和约未果。

1870年10月底，普鲁士政府汲取了上次的教训，任命汉斯曼组建承销团在伦敦和柏林出售2000万泰勒第二期贷款。随着普鲁士军队的捷报，这些贷款合同价格水涨船高，政府很快就能够取消部分被抵押的信用额度，最后战争国债的利率被敲定为5%，期限为5年。庞大的战争经费源源不断地流向法国前线的普鲁士大军。11月30日，银行家们再接再厉，又一次在英国成功发行了3400万泰勒的92折贷款，并可选择进一步发行1700万泰勒的权力。而同时尽管英国人开始同情倒霉的法国，但法国的债券在英国几乎卖不动，在金融这一看不见的战线上，法国再次失败。

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为皇帝,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28日,交战双方签订停战协定，2月26日签订预备和约。

至此，普法战争结束，整个战争普鲁士的战争耗费总额为2200万泰勒。

50亿法郎战争赔款：银行家的“大馅饼”

俾斯麦的大军开始休整了，但是国际银行家们更加忙碌了。高达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业务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垂涎三尺的巨额生意，如果收取1%的管理费用，仅此一项就是一个5000万法郎的天大馅饼！

战争进行到1870年11月时，奥地利的罗斯柴尔德就主动向俾斯麦提出希望能为普鲁士提供服务，代收法国未来的战争赔款。当然，奥本海默和其他国际银行家族们也都竞相要求提供服务。俾斯麦征求布雷施劳德的意见，这样一个肥缺当然大家都想自己揽着，布雷施劳德自告奋勇迫不及待地于1871年2月7日来到凡尔赛。他拿到了他最想要的两个大单，为巴黎筹集2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和安排协调整个法国的战争赔款。

在战争赔款数额上，法国梯也尔政府设想的是50亿法郎，但俾斯麦拿过一张纸片，飞快地写下60亿法郎！梯也尔像被狗咬了一口，一下子跳了起来。两人开始激烈争吵。俾斯麦对法国的反对怒不可遏，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英国方面突然介入，要求俾斯麦适可而止。梯也尔认为，过多的战争赔款既不公平也不现实，法国拿不出这么多钱。俾斯麦暴跳如雷，不依不饶。最后，梯也尔建议请出罗斯柴尔德出面转圜。当罗斯柴尔德出现时，俾斯麦将全部的怒火发向罗斯柴尔德，在场的人全部惊呆了。罗斯柴尔德无动于衷，仍然坚持50亿法郎是个“可持续”的赔偿数额。后来布雷施劳德在给德皇威廉二世的信中提及此事，威廉二世也十分不满俾斯麦故意的粗鲁行为。

发火归发火，罗斯柴尔德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不接受他的条件，就休想在欧洲市场上募集足够的战争赔款，普鲁士大军就得无限期地呆在充满敌意的法国境内，每日大军的一切供应开销都在迅速增加，而普鲁士国内和欧洲各国对俾斯麦的不满也在快速积累。权衡利弊之后，俾斯麦只得接受罗斯柴尔德的50亿法郎报价。法国梯也尔政府搞不定的事，罗家一出面立刻摆平。

1871年5月10日，德法正式签订《法兰克福和约》。条约规定：法国赔款50亿法郎，割让阿尔萨斯全部和洛林大部地区。

随即法国方面开始筹备第一笔2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债券，利率设定为5%，以布雷施劳德为首的德国承销财团建立起来了，奥本海默、沃伯格等家族参与发行。结果债券发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超额认购高达14倍。赔款总额提前完成，并由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直接汇到布雷施劳德银行和汉斯曼银行。1872年，第二笔30亿法郎的战争赔偿债券超额认购达13倍，奥本海默家族单独承销了49亿泰勒，其中他们自己持有7400万。赔款工作进行得出奇顺利。1873年夏，惊人的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全部完成。德军开始撤出法国领土。现代金融市场强大的资金筹集能力是过去完全无法想像的。清朝的战争赔款往往是以税赋形式直接压在贫困的老百姓头上，而西方则是通过债券投资的方式，向富人提供一种投资机会。不同的理念造成了完全不同的效果。

在这一进程中，国际银行家起到了双重作用。他们一方面扮演了问题的解决者，另一方面却又是问题的制造者。他们为战争双方提供从军火公司上市、发行军火债券、运转融资，到国家战争债券发行、战后的赔款债券承销、赔款资金划转、国家重建融资等业务的一揽子战争综合解决方案。在战争中，政府是不计代价的，正是银行家们廉价收购国有资产的良机。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得明白：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无论战争结果如何，两边的国际银行家们同样赚钱。

还是拿破仑看得透：金钱没有祖国，银行家们的眼中只有获利！

第二章 英国：金权的制高点(部分)

巴林家族的资历要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为悠久，当巴林银行在伦敦为欧洲大国融资的时候，罗家还在法兰克福玩金币的小生意。作为基督徒银行家的巴林家族是国际银行家中的少数，

但却是起家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家族，他们首创的近代跨国银行网络模式后来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模仿的对象。

弗朗西斯：巴林王朝的奠基人

巴林家族的资历要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为悠久，当巴林银行在伦敦为欧洲大国融资的时候，罗家还在法兰克福玩金币的小生意。作为基督徒银行家的巴林家族是国际银行家中的少数，

但却是起家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家族，他们首创的近代跨国银行网络模式后来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模仿的对象。

巴林家族发源于北德意志，其有案可查的最早祖先是住在格罗宁根，深受基督教路德宗的影响，其后人多为基督教路德宗的牧师，也有做政府公务员的，到约翰·巴林这一代开始经商。约翰于1717年移居英国埃克塞特，并于1723年娶当地富商之女为妻，开始了巴林家族的传奇历程。

真正将巴林家族发扬光大的是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 Baring）。整个18世纪，由于欧洲加大了对印度次大陆、东南亚和远东的渗透力度，再加上北美新大陆市场蓬勃发展，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贸易盛极一时。一方面是嗷嗷待哺的庞大需求，另一方面是蓬勃发展的商品制造能力，同时海上运输行业也已准备就绪，但是服务于整个国际贸易流程的金融业却发展滞后，于是弗朗西斯果断地将家族业务由传统的制造业和贸易领域向金融领域发展。他在大本营埃克塞特和伦敦两地分设经营机构，互相扶持，生意范围遍及贸易、实业和票据业务，开创了新的经营模式。这一模式在25年之后，才被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范围内复制。

但是弗朗西斯向金融业挺进的大胆转型并非一帆风顺，他的决策遭到了家族内部埃克塞特一支的强烈反对。由于经营理念的分歧和利益纷争，巴林家族的几个兄弟只好于1777年签署了分家协议，弗朗西斯掌握了家族业务伦敦分支的所有权。伦敦当时正在快速取代阿姆斯特丹而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弗朗西斯领导巴林家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分家之后的弗朗西斯正欲甩开臂膀，在金融领域大干一番。然而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于雄心万丈的弗朗西斯似乎并不有利。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不但贬损了英帝国的强大军威，而且几乎毁了英国经济，帝国贸易一度锐减，巴林家的埃克塞特分支遭遇重创，到1790年几乎已经销声匿迹。弗朗西斯的伦敦支脉也几难幸免，幸亏其妻为前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继承人且颇有经营才能，一番整治居然助其渡过了难关。巴林夫人持家有方，将家务运营费用控制在一年800英镑，由此弗朗西斯在其妻去世之后感叹道：“如果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没有我妻的持家有方，这个运营费肯定会达到每年1200英镑，那我就万劫不复了。”

危机过后家族业务步入正轨，利润从1777年的3400英镑上升到1781年的10300英镑，到1788年达到创纪录的12000英镑。公司的资本金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初的1776年仅有19452英镑，到战争结束的1783年已经增长到43951英镑。[2]至1780年，家族的重要分支机构遍及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除了在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设有两家分支机构外，在大本营埃克塞特、伦敦、圣彼得堡、西班牙的卡塔赫纳、意大利的莱戈恩各有一家，一个联接全欧的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的金融网络已见雏形，未来巴林金融王朝的阴云此时已遍布欧洲上空。

荷兰：商业资本主义的顶峰

在伦敦崛起之前，阿姆斯特丹曾经是欧洲金融的中心。荷兰以东方贸易起家，凭借强大的造船业实力，与葡萄牙争夺东方贸易的主导权。从1605年到1665年，荷兰的造船厂已充分使用机械，造船速度相当快，几乎一天可以造一艘船。当时的荷兰总共拥有上万艘船，按吨位计算占当时欧洲海运总量的3/4。世界各地的贸易货运大多由荷兰商船承担，此时的荷兰被人们称为“海上马车夫”。荷兰的海员总数达到了25万之众。相比之下，葡萄牙只有大约300艘的航运船队，海员总数仅4000人。经过60年的商业竞争和武装冲突，荷兰终于在17世纪后半叶打败了葡萄牙，控制了好望角，使其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枢纽。在其巅峰时代，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15000个分支机构，贸易额占到全世界总贸易额的一半。悬挂着荷兰三色旗的10000多艘商船游弋在世界的四大洋之上，荷兰成为商业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

荷兰贸易的爆炸性增长，对金融服务产生了极大需求，1609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国家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

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规范当时十分混乱的金融行业。当时阿姆斯特丹的金融行业存在着两大圈子，一个是从安特卫普迁移来的犹太银行家群体，另一个是基督徒为核心的本土银行家集团。犹太银行家从事的主要是其传统的看家本领：货币兑换、票据贴现、吸纳存款和发放贷款，这些业务中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各种利率差异极大，管理混乱。

“建立（阿姆斯特丹银行）这个机构的主要原因不是提供信用，而是防止肆无忌惮和四处蔓延的货币兑换以及票据贴现过程中存在的过度投机，从而（为贸易）提供高效率和稳定的兑换贴现服务。她（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关键点是其公有性质而非私人拥有或管理的机构。”[3]

阿姆斯特丹银行在其成立后的一百多年中，大大促进了荷兰贸易的发展，巩固了荷兰作为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创造了荷兰空前的繁荣和富裕。一些巨富家族随之而兴起，霍普家族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亨利·霍普

霍普家族祖上是苏格兰的贸易商人，后来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经营航运、仓储、保险和信贷业务，主要是在鹿特丹有偿组织教友派信徒移民新大陆和经营阿姆斯特丹的奴隶贸易。前者每移出一名教友派信徒，教会需向其支付60盾费用，后者海上奴隶运输过程中待遇极糟，造成平均16%的死亡率。在整个七年战争期间（1756~1763年），霍普家就是靠这种投机生意发了大财。

七年战争之后，霍普家族进入国际金融领域，为瑞典、俄国、葡萄牙和巴伐利亚安排政府贷款，牵头组织英荷银团承销这些国债，霍普自己从中抽取5%~9%的佣金。家族同时专注于贷款给西印度的种植园主，获得蔗糖、咖啡和烟草作为回报，然后在阿姆斯特丹市场上出售。因霍普家给予葡萄牙王室大量贷款，葡萄牙特许霍普经营巴西的钻石贸易，从而使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钻石贸易的中心。[4]

霍普家最重要的客户就是俄国女皇凯瑟琳大帝，同样因为霍普给予沙皇政府大量融资贷款，凯瑟琳大帝授予其俄国进口蔗糖的独家代理权，同时代理俄国粮食和木材的欧洲贸易。通过经营商业和金融业务，霍普家当时几乎成为全欧首富，其势力所及，不仅控制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还与其英国主要同盟者组成英荷银团，以金融力量影响欧美各国的政治与外交事务。

从1779年开始，亨利·霍普出任霍普公司（Hope & Co）的掌门。1786年，亚当·斯密将其传世巨著《国富论》的第4版专门题献给亨利·霍普：

“在这第4版我原本没做任何形式的改动。然而现在我发现我有义务向阿姆斯特丹的亨利·霍普先生致谢。关于阿姆斯特丹银行这样一个十分有趣而重要的主题，我能获得一些独到而广博的信息全要归功于这位先生。在他帮助我之前，阿姆斯特丹银行的账户资料信息不能让我满意，甚至令人难以理解。这位先生的尊姓大名在欧洲如此显赫，不论是谁从他那里得到这样的信息都会感到无上的荣幸。我的虚荣使我非常想对亨利·霍普先生致谢，这样我就可以荣幸地把它附在拙作的最新修订版之前，作为对拙作最好的广告。”[5 ]

能够与霍普家族建立商业合作关系，在当时的欧洲银行家圈子中，就意味着拿到了通向财富和权力的通行证。弗朗西斯·巴林就是其中的幸运者之一。

结盟霍普家族：巴林傍上了欧洲第一富豪

弗朗西斯外表冷漠，性情沉静，遵守诚信，逐渐在金融业界赢得了极大的信誉，他的生意也在拿破仑战争中长足进步。到1771年，弗朗西斯已经被任命为皇家汇兑保险协会（The Royal Exchange Assurance）的董事，皇家汇兑保险协会又与霍普家族关系密切，正是这个职位给弗朗西斯打开了与霍普家族的合作之门，成为发展壮大自己的重要契机。

霍普家族此时正试图在英国发行一笔债券以开拓英国市场，而弗朗西斯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迅速行动，将霍普家族价值15000英镑的债券发行事宜处理妥当，自此两家惺惺相惜，结为同盟。法国银行家约翰·马利特（John Mallet）就此事评论道：“霍普家族所深为震动的，不仅在于巴林展现出的热忱和执行力，更在于巴林卓越的信誉和充沛的资源。从那一刻起，巴林家就成了霍普家重要的朋友之一。”到1790年时，威廉·霍普对由于工作繁忙而迟迟未能向弗朗西斯写信表示歉意：“亲爱的先生，我们之间的通信就像家庭通信一样亲密，事实上这种亲密关系是建立在您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基础上的。”[6]

此后每当霍普家族有人造访伦敦时，总是住在巴林家。到1796年，霍普家族的合伙人与弗朗西斯·巴林的女儿结婚，两个家族的联姻标志着霍普—巴林同盟最终形成。

1794年1月，亨利·霍普写信给弗朗西斯：“我觉得英国与荷兰素来交好，同气连枝，我在英国（巴林家）逗留时，如同在家中一样。”[7]不过一年之后，时局的发展就验证了亨利·霍普这番说辞。1795年法国革命军开进荷兰，霍普家族仓皇出逃，避难伦敦。在巴林家族的运作之下，英国皇家海军派出炮舰为其护航。弗朗西斯之子亚历山大·巴林奉命一直留守在霍普银行的办公室直到法军军靴响彻阿姆斯特丹之际，方才撤离返回伦敦。

到1802年亚眠和约签订，欧洲战事暂时告一段落，霍普家族准备返回阿姆斯特丹重操旧业。1802年家族银行终于重新开张，而大部分资本仍然掌握在巴林家族手中。此时亚历山大已到美国发展，他违逆其父老巴林的意志，恋栈美国不愿再回荷兰与霍普合作。后来时局发展证明了亚历山大确有先见之明。不久欧洲战事重开，法军再次开进荷兰，霍普家族在荷兰的财富受到重大损失。到1813年，霍普家族已经徒有其表，巴林家族新掌门亚历山大仅以25万英镑就盘下了霍普家族的生意，只是考虑到两家的紧密关系才没有彻底吞并霍普家族的产业。霍普家族在巴林的羽翼下，作为巴林的主要贸易伙伴继续存在。至此霍普家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金融力量，两家实质上合二为一。

“红顶商人”：金权入股政权

巴林在与霍普结盟之后，生意一日千里，实力壮大之余，已经开始将目光转向政界。在1786年，弗朗西斯给兰斯道恩侯爵（Lansdowne，前谢尔本伯爵）写信：“我主要关注三件事情：一为本家族产业，二为公共事务，三为东印度公司……”此时他的目光已投向东方的英帝国的殖民事业，他已敏锐地发现了其中蕴含的无限商机。

1787年弗朗西斯在给皮特首相的海军秘书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的信中，力陈与荷兰订立商业条约的好处：“荷兰以贸易立国，可帮助我们的产品扩大在印度市场的销路，这对我国是非常有利的。除此之外，还可以在政治上给予我国有力支持，因为我们两国根本理念同出一脉，利益互补。就我国而言，首要利益就是帝国本身的长治久安，其次为贸易利益；而荷兰的重要利益同样有两点，其一为东印度群岛之垄断权，其二为贸易利益。两者的根本利益不相冲突且经济互补性强，应维持战略合作关系。”[8]这封信表面上是为国家利益考虑，而其背后隐含的霍普—巴林同盟的特殊利益已经昭然若揭。

而真正将弗朗西斯引入政坛的是约翰·邓宁（John Dunning）。邓宁时任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首席大律师，他与伊萨卡·巴雷（Issac Barre）上校是密友，这个巴雷在1782年曾任皮特首相的主计大臣，此三人“桃源三结义”，以皮特首相的财政大臣兰斯道恩侯爵为靠山，组成令旁人望而生畏的三巨头同盟。

邓宁帮助弗朗西斯进入政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已身陷债务陷阱无力偿还，从1783年开始，弗朗西斯每年为他偿还5000英镑的巨额债务，时间长达6年之久。

在三巨头的运作下，英国首相皮特把弗朗西斯奉为上宾，在塞内加尔奴隶贸易、土耳其外交、直布罗陀驻军、海关改革等问题上全面听取弗朗西斯的看法，而弗朗西斯将自己家族的商业利益与英国的国家利益“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在符合政治正确的同时，不断将自己做大做强。

巴林家族在政坛上的耕耘终于获得回报。他们与政府部长们的紧密关系和相互信任，使得政府合同的大蛋糕经常光顾巴林家族。其时正值美国独立战争，北美战事吃紧之际，前方将士补给严重不足，巴林受托承担为前线提供后勤支持的重任，兰斯道恩侯爵更为其争取到军粮供应的美差。巴林以其卓越表现为英国纳税人节省了7万英镑，而自己获得一厘的佣金收入，共获利11万英镑。1780年，英国政府试图寻找某一银行家族为其北美战事融资，且这一银行家族最好以自身财力，或者其客户和外部投资者的财力承购战争公债。这是一笔高风险高回报的生意，弗朗西斯瞅准机会果断出手揽下了这笔承销业务，在1780~1784年之间共在北美战争债券上赚取了19万英镑。数目似乎不多，但也足以满足政府的胃口并在英国政府面前树立了良好形象。政府了解并且信任巴林，他们喜欢弗朗西斯而且尊重他的能力，总觉得好像欠他某种东西。这种感觉会帮助巴林获得更多的政府合同。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频繁发动战争，军费开支巨大，国债发行量急剧攀升。这使巴林等银行家族在承销战争债券的过程中大发横财。1799~1815年，巴林家族在16年中有12年担任英国国债的主承销商，狂赚了19万英镑。巴林家族的声誉在伦敦金融城达到了巅峰，各国发行公债纷纷找上门来。[9]

1797年3月，正值欧洲反法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葡萄牙的巴西亲王来到伦敦，寻求筹集资金120万英镑。他打算以巴西的钻石和鼻烟生意的利润做抵押进行贷款，如果这些抵押还不够的话，就再加上“富庶的岛国莫桑比克”。弗朗西斯对此很感兴趣，但还是先征求了皮特首相的意见。皮特答复道“在葡萄牙国运多难之际”，他对这笔贷款不抱热情；不过如果巴林以私人公司的身份给予融资的话他也不反对，但是官方不会支持。考虑到皮特的意见，巴林只好放弃了这个机会。

转眼到了1801年，葡萄牙人急需大笔融资以支付巨额战争开销，贷款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这次皮特首相暂时去职，弗朗西斯决定甩开政府单干。弗朗西斯告诉其婿、霍普家族合伙人皮埃里·雷波切尔（Pierre Labouchere）：“在这个多事之秋，我们不应该再跟部长们商榷葡萄牙贷款的事，你也知道，那些大臣们对国际融资的事多半也是一知半解。”

在弗朗西斯的指示下，皮埃里·雷波切尔和乔治·巴林被派往里斯本商谈贷款合作细节。这两位仁兄坐着驴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赶到里斯本，然后发现谈判过程本身和他们糟糕的旅途一样难熬。皮埃里·雷波切尔抱怨说这些葡萄牙人“不停地变换谈判文本，而且都是些我根本不懂的文字，简直把我搞得晕头转向”。到1802年又有几位犹太银行家也赶到了里斯本加入争夺合同的战团，不过乔治·巴林报告说“这些犹太人虽然堪称劲敌，但也不必过虑，他们财力不济，出不起我们能出的价钱”，最终这笔大单还是落到了巴林—霍普财团手中，其中巴林负责承销500万荷兰盾。

赚了钱之后，老巴林开始认真考虑成为“红顶商人”的必要性。银行家的声誉不佳，给社会公众的感觉始终是刻薄商人的形象，只有成为政治家才能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并可将家族事业的基础建筑在牢固荣誉的基础上。下定决心之后，弗朗西斯通过运作花了3000英镑，不出意料地当选下院议员，并且，在随后的150多年里其家族一直保有议会议员的席位。

跨越大西洋的人脉网络

弗朗西斯很早就洞察到美国市场未来的重要性，早在1774年他就与美国费城的托马斯·维灵（Thomas Willing）和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建立起商业伙伴关系。托马斯·维灵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个私有中央银行——美国第一银行（Bank of United States）的董事长，罗伯特·莫里斯更是美国最著名的银行大家族之一，美国立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这些重量级的人脉关系对于巴林家族后来在美国的业务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使得巴林家暂时将业务重心转向北美。1795年，美国驻里斯本公使戴维·哈弗雷斯（David Humphreys）与北非柏柏尔人政权（北非海盗）谈判美国商船在地中海的自由航行问题，急需用钱。美国政府要巴林家族代为发行价值80万美元的6厘国债，而在一个月后巴林家就为美国筹得20万美元，解了里斯本公使的燃眉之急。时任美国驻英公使的鲁弗斯·金（Rufus King）为此专门写信给巴林，祝贺其“以慷慨的性情和熟练的手法帮助哈弗雷斯在如此重要的行动中取得成功”。并说道：“我已经写信给我国财政部长告知您的事迹，并将要求他与我一样保证合众国政府将对您在这件事情上起到的重要作用保持良好印象。”[10]

当时，美国与法国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巴林家族出资45万美元为美国购得1万条滑膛枪和330门加农炮，这在当时足以装备一支大军。到18世纪结束的时候，巴林家族虽然还不是美国政府指定的欧洲代理人，但是一旦美国人需要从欧洲筹钱，总是会去找巴林。

巴林认为在法国大革命造成欧洲形势不稳的情况下，美国股市将成为欧洲投资者的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于是组织英国投资者大举进军美国股市。到1803年，外国投资人持有的股票占美国股市总市值（大约3200万美元）的一半。英国投资人投资美股，而美国又要将分红汇去英国，这就造成了一张紧密的跨大西洋的金融网络，居于这个网络中央枢纽的正是巴林家族。

托马斯·维灵从1790年起就成为巴林家族的忠实盟友，成为巴林家族在美国的金融代理人。至此巴林成为美国政府的正式代理人已经水到渠成。美国驻英大使鲁弗斯·金告诉巴林，美国政府决定委任“具有头等荣誉和稳定性的英国银行家族”为代理人，定期“给予大陆会议巨额融资”，并且资助美国派驻各国的外交使团。这类工作通常都很麻烦，并且佣金收入也微不足道，但是由此获得的声誉却是无价之宝。1803年巴林家族正式被任命为美国政府在英国的金融代理人。

路易斯安那融资：史上最惊人的金融案例

巴林家族在世界金融史上堪称登峰造极之举莫过于资助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这一惊人的交易。

路易斯安那地区在密西西比河和落基山脉之间，北起加拿大，南到墨西哥湾，

面积相当于现在美国中西部的13个州的总和。历史上路易斯安那一直是法国殖民地，

巴林银行标志

七年战争失利之后被割让给西班牙。1800年，拿破仑帝国气焰正盛，西班牙不得已将这块殖民地归还给了法国。美国政府一想到在自己的家门口即将出现强大的法军就坐立不安。英国向美国建议先由英国征服这块殖民地，待欧洲战事平息后再将这块土地交给美国。这个建议简直比就要出现的法国陆军更让美国人惶恐。于是杰斐逊总统派出特使出访巴黎，试探拿破仑皇帝的口风，看能不能将路易斯安那的一部分卖给美国。令美国使团大喜过望的是，皇帝陛下打算将整个路易斯安那殖民地卖给美国。大方向既已确定，剩下的就是讨价还价，法国起初坚持1500万美元，最后以1125万美元成交。

其实，拿破仑有难言的苦衷。当时，拿破仑派2万人入侵海地全军覆没，急需资金来重整旗鼓。另外，拿破仑盘算过，如果美国和英国结盟，与法国开战，英国必将进攻路易斯安那地区，与其让它落入宿敌英国之手，还不如卖给美国；而且卖了这个地区，法国可解除后顾之忧，全力以赴控制欧洲。1803年4月，美法签订和约，美国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约2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385个法国），每平方公里不到5美元。

现在的问题是，从哪里找这笔钱？答案是现成的。早在法美两国在巴黎谈判交易金额的时候，亚历山大·巴林就作为巴林家族的代表居中协调，就是在亚历山大的努力下法国才同意将交易价格降至1125万美元的。交易最终达成后，巴林—霍普顺理成章地承担起了为美国政府发行国债筹集资金的任务，在欧洲金融市场为美国政府发行5%利息的国债，其中霍普家承担40%，巴林家承担60%。这相当于实际上是巴林—霍普财团先行从法国购得路易斯安那，再将这块土地转卖给美国政府。

1803年6月英国对法战争重启，英法两国正处在军事对峙状态。阿丁顿首相难以容忍一家英国银行每月向其敌国支付百万法郎，间接帮助拿破仑准备战争，于是强令巴林家族暂停支付法国款项。而巴林家只是轻松地将支付责任交给其盟友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家族代为执行，就轻易规避了政治风险。这时巴林与霍普家族的通信已被监控，霍普在给巴林要求代其向法国政府支付款项的信件回复时表示“我们不反对停止继续支付给法国的款项，而且也不能遵从你们的要求（代为支付）”。两家意见看似分歧，但是实际上，巴林知道霍普必定会给法国支付款项，霍普也知道巴林只是表面上口头抗议一番，这一切只是做戏给英国政府看。最后霍普和巴林从路易斯安那购买案这宗生意中总共爆赚了300多万美元。

1812年英美战争：巴林家族里外通吃

1806年，美国前副总统艾朗·布尔（Aaron Burr）被指控阴谋肢解美国，大家都相信他想把美国重新置于英国统治之下。一时之间两国民众敌意急剧上升，战争的阴云密布大西洋两岸上空。除此之外，英法之间的战争使英国施行封锁欧洲大陆的禁海政策，美国与法国的贸易因而大受影响。英国海军还经常在距离美国海岸不到3英里的区域执法，明显侵犯了美国领海，美国方面百般交涉，英国照样我行我素。双方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升高。

另一个战争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第一银行问题。第一银行是1791年建立的美国第一家私有中央银行，巴林家族乃是美国第一银行的大股东之一。托马斯·维灵正是美国第一银行的董事长，他和巴林是近30年的商业老伙伴。

1791年美国政府授权美国第一银行成立时，只给了20年的有效期，第一银行的运作将在1811年届满。美国内部对第一银行的成立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最终反对派意见占了上风，美国政府在1811年3月3日停止给美国第一银行新的延期，第一银行关门大吉。此事对拥有美国第一银行70%控股权的英国银行家来说，是个极大的刺激。巴林、罗斯柴尔德等人的核心利益受到严重挑战。

对于巴林家族而言，这同时也是一次难得的好机遇。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机会。特别是对于巴林家族这样在英美两边都能通吃的人物更是如此。战争爆发，英美两边的国债发行势必扶摇直上。此时巴林在大西洋两岸都主导着债券承销业务，这一把赚下来，顷刻就能达到富可敌国的高度。同时，战争势必迫使经济弱小的美国深度负债，从而在金融上加大对巴林的依赖，没有钱如何进行战争？美国政府最终必然在政治上屈服，同意私有中央银行在英国银行家的控制之下运作。这时候，巴林再出面做好人，两边劝架，在英美双方都赚个好人缘。

1812年，英美战争终于爆发。情况发展不出所料。战争打到1814年，美国就已债台高筑，7月出售的600万美元的战争债券，在市场上以惨不忍睹的2折出售。不仅当年的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入不敷出的局面，而且1815年的战争经费也毫无下落。美国海军部长威廉·琼斯惊呼：“必须紧急行动起来，而且要快！不然我们将会出现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局面，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维持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而且还要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这位可怜的海军部长就像乞丐一样翻遍了国库的每一个角落，试图找到起码的资金来维持一些最紧迫的军事防御行动。海军水手的招募完全陷入了停顿，因为“水手们没有现金是决不上船的”。

战争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军工厂由于缺乏资金已经完全停工了。弗吉尼亚这个美国“最民主”的州，因为缺乏粮饷发生了士兵哗变。新罕布什内尔州由于没有现金改发国债给退役军人，“激起了他们痛恨政府”。其他地区的军队宣称如果不能及时领到薪水，他们将占据军营，并贱价出售政府财产。士兵被拖欠军饷的时间已长达6~12个月，个别地区甚至更长，士兵们甚至一年连可怜的30美元薪水都拿不到。许多地区的军队出现大量逃兵，军官们非但没钱去抓捕逃兵，甚至连在当地发广告要求举报逃兵的费用都出不起。新英格兰地区的军事监狱因没钱运转而解散，纽约的战地医院药品和补给早已耗尽。政府官员和军队官员有时不得不以私人名义向别人借钱来应付一些最紧迫的开支。[11]

战争永远是一部吞噬财富的巨大机器，没有钱想打一场长期战争是痴心妄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金钱又是战争的主人，它既是战争的目的，又是驾驭战争的工具。国际银行家们正是深谙此道，才酷爱战争。在战争中他们不仅可以大获其利，更能驾驭政府，左右战后政策，更好地实现长期盈利的战略目的。

在战争中，作为英国公民，巴林自然不能在伦敦市场上公然资助美国，不过在欧洲其他城市通过他们的代理人承销美国债券，那是谁也管不着的。巴林家族不仅积极计划战争结束之后重返美国市场，甚至在战时继续为持有美股的投资人支付股息。1813年，美国政府终于在7月间派出代表团赴欧洲与英国进行和谈。美国人以为英国会欢迎俄国作为调停人，于是首先赶赴圣彼得堡。

弗朗西斯的儿子亚历山大·巴林开始粉墨登场，向英美政府两边卖人情了。他充当美国代表团团长加拉庭（Gallantin）和英国外相卡斯尔雷（Castlereagh）之间的协调人。他告诉他的美国朋友，英国人绝对不会欢迎俄国人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他在信中指出：“在一场家庭争端之中，外人的干预只会起到负面作用。”加拉庭最终在1814年3月抵达伦敦。加拉庭的儿子詹姆斯抱怨说：“我发现比起巴黎和圣彼得堡来说，伦敦要无趣得多，我们并不处在一个受人欢迎的环境，我们经常受到很多人邀请，但是总感觉到有些拘束……唯一让我们感觉真正自在、真正受欢迎的地方是在巴林先生的家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在巴林家族的“酷爱和平”的感召之下，1815年英美两国最终实现了停战。巴林和其他英国的银行家们成功地发了大财。美国政府屈从国际银行家的压力，在1815年12月承诺成立第二个私有中央银行——美国第二银行。巴林如愿以偿，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内，他一直掌控着英美跨大西洋贸易和金融命脉。

法国战后赔款：巴林晋升欧洲第六强权

“如今在欧洲有六大强权：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巴林家族。”

——法国首相黎赛留

1815年，法国战败，拿破仑被流放。根据《维也纳和约》，法国必须支付7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并在5年中承担15万反法联军在法国的费用。屋漏偏逢连夜雨，1816年，法国农业歉收，国库空虚。战后复辟的波旁王室得不到国内金融财团的信任和支持，不得已转向当时欧洲最强大的英国巴林家族求助，以期早日清偿对战胜国的赔款，使法国境内的外国占领军尽快撤离。

在英国驻法大使威灵顿公爵和法国首相黎赛留公爵（路易十四的名相红衣主教黎赛留之孙）的支持下，奥弗德（Gabriel-Julien Ouvrard）代表路易十八，前往伦敦求见巴林家族。这个奥弗德曾担任拿破仑财政顾问，多次因为账目不清被投入监狱。但此人精通权变，口才极佳，和首相黎赛留、国王路易十八关系亲密，按现在的标准看，属于一个标准的大忽悠。

奥弗德告诉巴林家族，黎赛留首相和财政部长考沃托（Corvetto）全权委托他与英荷财团谈判贷款事宜。巴林家族起初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因为这个没名没份的“中间人”并不靠谱，所以也没有明确的态度。

奥弗德回来之后，添油加醋地告诉法国的部长们，巴林和霍普家族对此事是如何之感兴趣，非常倾向同意达成这笔交易。黎赛留首相和财政部长听得喜出望外。在奥弗德的长袖善舞之下，双方将错就错弄假成真，开始就贷款细节进行谈判。在谈判所在地法国杜伊勒里宫（The Tuileries），巴林和霍普家族被反对贷款的人所包围，霍普家族还驻足倾听反对意见，而巴林家族则耸耸肩不屑一顾，继续推进贷款项目。法国外相塔列朗（Talleyrand）从一己私利出发不愿看到谈判达成协议，而路易十八本人则表示他愿意在巴黎欢迎巴林的到来。

到1816年12月，谈判已进展到相当程度，威灵顿公爵正式写信知会英国外相卡斯尔雷，法国公债总额约为3亿法郎（约合1200万美元），其中相当于200万英镑的份额将在伦敦金融市场发售。巴林家族获得了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等欧洲主要政治家的支持，他们私人也纷纷购买了巴林家族承销的法国国债。巴林家族与其巴黎的伙伴雅克·拉菲特（Jacques Laffitte）通力合作，顺利完成了承销任务，分3期为法国政府筹得315亿法郎。

在筹款过程中，原先对王室持不信任态度的法国财团在巴林家族的带动下，开始支持法国公债，在前两期贷款中他们认购了1/4的公债，到第三期他们认购的份额达到了一半之多。巴林家族一时在法国金融界独领风骚。威灵顿公爵在给友人的信中评论道：“巴林将法国财政掌握在自己手中，法国公债在英国债券市场也如鱼得水。巴林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控制了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巴林会感觉到他所拥有的（这种金融）权力的威力，并且会认为任何对抗他的行动都不太容易取胜。”作为身经百战的老将，威灵顿的这番话中既有赞誉，也暗含警告。

在整个代理法国政府赔款的项目中，反法同盟国得到了赔款，法国从外国占领的负担下解脱了出来，巴林家族则狂赚了72万英镑，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而且政治地位也如日中天，可谓皆大欢喜。巴林家族收获的不仅是丰厚的佣金收入，他们的声誉也远远超过任何其他银行家族。法国首相黎赛留感叹道：“如今在欧洲有六大强权：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巴林家族。”

巴林家族的事业达到巅峰。

就像一切达到巅峰的东西一样，最为辉煌的那一刻往往预示着衰落的开始。正如威灵顿公爵所言，已经有其他银行家族准备站出来反对巴林在金融领域一手遮天的霸权地位。其中力量最强大、最可怕的对手，就是在拿破仑战争中崛起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林家族达到事业巅峰之后的10年中，将巴林从金融王座上拉了下来，并取而代之。

法国公债合同：双雄结仇

181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拿破仑战争的血与火的历炼中，利用其发达的金融情报网络，以早于市场得知滑铁卢战役结果的时间差，大手笔先做空英国公债，再在公债价格暴跌之后，海量吃进，等官方战报传回伦敦之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一举夺得了英国公债市场上的定价权，成为世界金融史上的经典战例。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拿破仑战争中纵横捭阖，在欧洲金融市场迅速崛起，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已经具备了问鼎世界金融霸主的雄心和实力。罗斯柴尔德在与巴林争夺法国公债合同中，拉开了一场深刻影响世界近代史的金融争霸战的序幕。

在巴林与法国政府谈判代理法国公债事宜的同时，新兴的罗斯柴尔德家也在积极活动。他们利用家族在法兰克福、维也纳、巴黎和伦敦所形成的强大而有效的犹太银行家销售网络，决心在法国公债承销这笔巨额生意中分一杯羹。

最初形势似乎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有利。罗斯柴尔德在法国波旁王室复辟过程中为其提供了大笔贷款，而且罗家的老朋友、法国外相塔列朗在波旁王朝政府中地位举足轻重，一时间罗斯柴尔德家对法国朝政的影响力显赫一时。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塔列朗的去职，法国成立了以黎赛留公爵为首的新政府，而后者正欲着力削弱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国的地位。坐镇巴黎的罗家老五詹姆斯极力接近黎赛留首相的秘书，这位秘书也经常向罗家通告一些有价值的政府真实意图。但是在1816年秋冬之际，法国政府还是把承销公债的业务交给了巴林—霍普财团。更令罗斯柴尔德家族郁闷的是，巴林—霍普财团竟然将罗家完全排除在这笔大单之外。

詹姆斯无奈之下，起初寻求加入巴林—霍普财团，争取第三批法国政府公债的部分承销权，结果到1817年底谈判破裂，罗斯柴尔德一无所获。气急败坏之下，詹姆斯怒斥巴林“口是心非，表里不一”。

罗家老二所罗门在从巴黎返回伦敦后，情不自禁地对巴林家族的手段“羡慕”不已，“巴林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恶棍。今天他和拉斐特跑来与我们一块吃饭……我们必须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对影响力的运用和操纵与我们一样娴熟。在巴黎的每一个政要无不与巴林关系密切……俄国驻巴黎大使波左·伯格（Posso di Borgo）站在法国的一边，并且在巴林的影响下行事……法国财政大臣与巴林利益均沾、狼狈为奸，这个财政大臣简直就是大臣里面最贪得无厌的家伙之一。”

但是詹姆斯在1817年3月给所罗门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认：“你曾劝我不要太担心巴林，因为没有人能一手遮天。但是你不知道他们有多聪明。”几天之后，詹姆斯与霍普家的女婿皮埃里·雷波切尔会面，此时雷波切尔已成为霍普家族的实际掌门人。詹姆斯认为雷波切尔是一个“善良和聪明的人”，他说：“我从未见过他那样的男人。我向你保证他们都是商业专家，都是绝顶聪明的家伙。不幸的是他们发展得太强大，以致其他人几乎无法生存。”

经过反复努力，在1817年法国公债承销中，罗家只分到区区5万英镑的份额。巴林吝啬地表示，就只有这么多了。当时巴林在巴黎的主要合作伙伴是拉斐特家族（Jacques Laffitte）。

在给所罗门的信中，詹姆斯报告说他拜访了拉斐特：“他向我许诺，我们绝不会在下一次政府公债承销中被排除在外……然而我不相信从这个法国佬牙缝里溜出来的每一个字。”在接下来的数月中，亚历山大·巴林拜访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试探性地提出要给予罗家与巴林—霍普财团相同份额的法国国债承销份额。但是到了这一年年底，巴林又用下面这个用了无数次的托辞来婉拒罗家：“只要我的合伙人雷波切尔同意，我们就可以平分这笔法国公债，但是雷波切尔把自己看得比救世主还伟大，他希望独自去处理这笔公债。”罗斯柴尔德差点气疯了，巴林家族的每一次背信弃义都让罗家抓狂。

巴林也曾一度同意罗家与其商业伙伴拉斐特合作，但是此时又改变主意，不惜祭起反犹主义的法宝，告诉他的合作伙伴们，未经允许不得与犹太人做生意。听到这个消息，罗斯柴尔德想死的心都有，痛下决心组织了一个反对巴林—霍普财团的同盟，试图挑战巴林的金融霸权。

从巴林和罗斯柴尔德两个家族的家族档案中找到的几封信里可以看出双方的态度，其中罗斯柴尔德抱怨巴林“口是心非”“狂妄自大”，巴林则指责罗斯柴尔德“作弊”“恶毒”。公平地说，这些相互指责中至少有一部分对他们而言是客观的评价。

1818年5月30日，巴林和霍普获得了265亿法郎的债券承销业务，他们给了拉斐特2000万法郎的额度，却只给了罗斯柴尔德1000万法郎。同年，巴林—霍普财团获得了一笔300万英镑的奥地利政府公债。罗斯柴尔德被邀提供财政支持，但是无权处理贷款本身。詹姆斯抱怨道：“这些人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傲慢。昨天在内政部长那里，我正与贝斯曼聊天，雷波切尔与我擦肩而过，甚至都没说一声晚上好……”从此，雷波切尔的“好人”形象在詹姆斯的脑海中被抹去了。

在柏林的老四卡尔对兄弟的恼怒进行了更有哲学深度的评论：“首先我们是犹太人，其次我们不是生下来就是百万富翁，最后我们正与巴林家族激烈竞争。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求他们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呢？”

无论谁是谁非，1818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被激怒了，巴林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强大而可怕的敌人。罗斯柴尔德要开始报复了。

第七章 银行家与情报网（部分）

克格勃的“剑桥五杰”
 

对国际情报组织有所了解的人，恐怕无人不识金·菲尔比（Kim Philby）的大名。菲尔比作为苏联克格勃的高级间谍，卧底英国情报部门时间长达20余年，又是英国派驻美国CIA（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联络官，负责协调英美两国情报系统的反苏联间谍行动，其位置之关键，潜伏时间之长，对英美间谍网络破坏力之大，堪称冷战之最。

英美反苏联间谍行动的最高首脑竟然自己就是苏联间谍，天下恐怕没有比这更滑稽更具讽刺意味的事了。菲尔比1963年经贝鲁特叛逃苏联，并在1965年获得苏联红旗勋章，1968年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我的无声战争》（My Silent War），很快登上世界各国的畅销书榜。菲尔比事件也许是英美情报机构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了。

其实，菲尔比并非孤军奋战在英美情报系统内部，他身边有一个闻名于世的核心团队——“剑桥五杰”（Cambridge Five）。其中成员——五个剑桥大学时代的“铁哥们儿”后来成为苏联克格勃打入英美情报圈的中坚力量。

他们当中最早暴露身份的是麦克林（Donald Duart Maclean）和伯吉斯（Guy Burgess）。

麦克林曾在英国情报五局（反间谍）和六局（对外情报）担任重要职务，后来转到美国华盛顿英国大使馆负责情报工作。大量有关原子弹的研发以及丘吉尔与罗斯福、杜鲁门总统之间的政策制定进展等关键信息，源源不断地通过麦克林之手传到了苏联克格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麦克林最早向苏联透露了“马歇尔计划”的真正企图。

“马歇尔计划”本质上是个一石数鸟的妙计，其核心就是通过该计划替代德国的战争赔偿，在实现以美国金融势力集团主宰欧洲重建的同时，严重打击苏联经济的重建进程。《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公告》中明确了苏联从德国获得战争赔偿，可以用德国的机器设备、工业企业、汽车、轮船、原材料等形式来支付，而当时苏联受到的战争损失极其严重，几乎丧失了出口赚取外汇的能力，因此德国的战争赔偿将成为苏联经济重建过程中最重要的外部资源。“马歇尔计划”的核心就是变相废除德国对苏联的战争赔偿，代之以美国向欧洲提供金融援助。虽然表面上该援助同时也向苏联和东欧开放，但“马歇尔计划”所提出的经济自由化等条件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格格不入，从而“被迫”将苏联排除在援助范围之外。

“马歇尔计划”的另一“妙处”就在于将美国纳税人的金钱用于“赔偿”欧洲国际银行家在战争中的损失。“马歇尔计划”其实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道威斯和杨计划的翻版，这笔高达130亿美元的巨款被“借给”了欧洲的银行家们，除了德国之外，其他人从来就没有偿还过这笔钱。其实，对于国际银行家而言，战争的输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无非是由谁来付债还钱罢了。奇怪但并不意外的是，作为战胜国的美国的纳税人却成了两次世界大战最大的买单者。

正是麦克林的准确情报使苏联方面从一开始就看透了“马歇尔计划”的底牌。苏联不仅拒绝加入该计划，同时还强力阻止其他东欧国家加入，并且加速从德国撤除各种重工业装备。

1951年5月25日麦克林38岁生日那天，已经被英国情报部门怀疑的麦克林与另一位“剑桥五杰”之一的伯吉斯一起叛逃到苏联，获得了苏联克格勃的上校军衔。

“二战”正酣时，伯吉斯在英国外交办公室（Foreign Office）工作期间与另一位“剑桥五杰”安东尼·布朗特爵士（Sir Anthony Blunt）一起将大量盟军战略计划和外交政策转给了克格勃。后来也被派到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工作，并与菲尔比住在一处。叛逃苏联之后，因大量酗酒死亡。

“剑桥五杰”中第四位暴露的就是安东尼·布朗特爵士。他曾在英国情报五局从事反间谍工作，将大量破译的德国军事情报泄露给苏联。战争结束前，他被英国王室秘密委派前往德国寻找英国温莎公爵与希特勒之间的密信，还有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与她的德国亲戚之间的通信。女王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外祖母。1956年安东尼被英国女王晋封为爵士，后来担任剑桥大学艺术史教授。他的苏联间谍身份暴露后，其爵士封号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剥夺，随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公开点名布朗特爵士是苏联间谍。英国舆论哗然。1983年，安东尼·布朗特死于伦敦的家中。

但是，“剑桥五杰”中第五个人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这早已成为世界情报界的重大悬疑。多年以来，人们对“第五个人”到底是谁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国际著名的情报学家罗兰德·培瑞（Roland Perry）以大量的事实明确指出，维克多·罗斯柴尔德正是那个神秘的“第五个人”。[1]

“第五个人”
 

其实，罗斯柴尔德家族堪称国际情报系统的鼻祖。早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罗家就以早于市场24小时的滑铁卢战役进展的情报，一举在伦敦金融市场上获得了惊人利润。对于大量从事跨国金融市场套利的国际银行家族而言，情报的准确和快速是赚钱的“第一生产力”。技术发明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情报系统的发展方向。在没有电报电话的时代，罗家率先发明使用信鸽来传递金融市场的数据和交易指令。为防止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被截获而泄露机密，罗家还创造了一整套信息加密技术。情报学对于罗家而言，可谓是家学源远流长。

罗家第三代男爵传人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维克多作为家族英国分支的继承人，承载着家族厚重的荣誉和殷切的期望。从他的祖先老梅耶·罗斯柴尔德起家以来，历经祖爷爷内森在拿破仑战争中称雄伦敦金融城，太爷爷莱昂内尔拿下苏伊士运河，爷爷耐梯（Natty）资助罗兹家族开发南非、垄断全球钻石生意，并建立起后来深刻影响英美精英的罗兹奖学金等等数不胜数的传奇战绩，只是他的父亲查尔斯似乎是家族传承链条上一个弱节，因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最后由于无法忍受长达6年失眠的痛苦而选择了自杀。当时，维克多年仅12岁。但是作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他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各种无与伦比的压力。

第一重压力就是种族问题。作为犹太人，他有一种高度敏感的被歧视情结，同时又存在着极其强烈的优越感。虽然世界上几乎所有人都在排挤和歧视他们，但是犹太民族坚信唯有自己是圣经约定上帝的选民，作为全世界的统治者，他们的权力是与生俱来无可替代的。犹太人具有极其强烈的自尊，混合着极其强烈的被压抑感。而强大的心理落差往往能够产生强大的动力和韧性。

第二层压力就是家族的盛名。由于罗斯柴尔德纵横国际金融界已达百年之久，对世界近代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盛名之下的压力也决不轻松。小维克多所在的贵族学校中，大部分同学都出身于显贵家族。但当小维克多说出他的家族姓氏时，所有同学还是会流露出敬畏的神情。不过，这种显赫的名誉和地位更是一种压力，在这样的盛誉之下，容不得小维克多有半点失态和不及别人之处，他必须也只能永远是第一。

第三种压力就是智商的挑战。维克多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的智商高达184。这是后来纳粹专家根据他各方面的表现做出的一个评估。维克多的确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人，他既是业绩卓著的银行家，也是著名的反间谍专家，同时还是生物学家，又对原子核物理学相当精通，对于绘画、艺术和音乐也深有造诣。维克多不断地学习各种新的知识，终其一生也没有空闲的时候。

进入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青年维克多能量充沛，喜欢冒险。当时他广泛涉猎多种学科，选了很多科学方面的课程，包括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等。他对自然科学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还特别喜欢法语。在学法语的时候，他找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学长来做课外家教。此人就是后来著名的安东尼·布朗特爵士，第四位暴露的“剑桥五杰”。

布朗特与维克多的关系发展很快，布朗特经常一对一地教维克多法语的发音。

布朗特1928年5月上大二时加入了三一学院著名的秘密组织“使徒会”（Cambridge Apostles）。这一组织是1820年由12个所谓的“使徒”发起建立的秘密组织，成员是整个学校最聪明的12个本科生，不仅如此，这12个人必须出身显贵，在英国上层社会中家族人脉广布。这样的两个要求确保了“使徒会”的成员未来必定成为英国的统治精英。布朗特后来成为维克多加入“使徒会”的“入会介绍人”。[2]

布朗特除了介绍维克多加入“使徒会”之外，还引领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入门”，他就是伯吉斯，“剑桥五杰”中第三个暴露者。1932年11月12日，伯吉斯和维克多两人双双加入了“使徒会”，从此形成了以布朗特、维克多、伯吉斯等人为核心的一个小团体。

“使徒会”的圈子
 

“使徒会”的成员所形成的圈子有着一套完备的信仰价值体系、组织形式、选拔机制和活动仪式。他们在一起聚会不是大家吃吃喝喝的轻松社交，而是基于深刻的历史渊源、家族背景关系、高智商的相互仰慕，进行旨在未来“更好地”管理社会的高端严格训练。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未来社会改造有着强烈动机。换句话说，这是政治野心蓬勃远大的一圈人，他们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团体，也不仅仅是一个同学会，更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秘密组织。由于他们超凡脱俗的家世、财富、智商和能量，尤其重要的是，他们都秉承让社会按照他们的意志运转的“精英”意志。这样一群人组织在一起，并终身成为永不背叛的盟友，他们相互提携，相互鼓励，结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利益共同体，这就是“使徒会”的传统。能够把这样一群高智商、高能量的人凝聚在一起的纽带，绝不仅仅是利益，信仰才是更为深层的力量。

经“使徒会”的朋友介绍，维克多认识了当时在剑桥非常有名的苏联科学家彼得·卡皮察(Peter Kapitza)。卡皮察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卡皮察当时接受了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邀请来到剑桥的卢瑟福实验室工作。卡皮察一到剑桥，就组建了“卡皮察俱乐部”，在剑桥颇有名气。这个俱乐部把当时剑桥最优秀的一批物理学家请来讨论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剑桥的物理学家们打趣说，卡皮察搞这么一个活动就是定期可以从这帮杰出物理学家的信息交流中及时得到最新、最前沿的物理学的进展，而他自己不必再去读那些枯燥的论文。其实，卡皮察还负有不为人知的使命，就是将从剑桥所收集到的各种物理学的最新进展信息，分门别类整理成物理学前沿发展报告，定期送往莫斯科。[3]

当时年轻的维克多的确被卡皮察的一套理念所吸引，即苏联发展出来的世界上第一套社会主义政治系统。这种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系统以严密的科学规律为理论基础，构建起完整的社会和经济体系。维克多最感兴趣的就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所以当他听到这样的理念，体会到这是用科学原则，像工程师那样精确地制定社会发展计划，使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系统运作全部依赖于精密的、客观的科学理论和规范，他立刻直觉这是一个奇妙而高超的想法。当时这套思想理论不仅迷住了维克多，在剑桥大学的精英“使徒会”圈子里也颇有市场。

“使徒会”经常组织各种讨论活动，每个人都要发表一篇论文，来探讨社会运作方面的问题。在大家提交的研讨课题中，多半是以苏联的此种模式和苏联的相关经验作为研究重点。在这个小集团成员们的头脑中，普遍认为苏联的此种模式可以解决全世界的各种危机和问题。

维克多提交的众多论文围绕着探讨银行业在社会运作中的作用这一逻辑主线来展开。其中，他的一篇重要文章的题目就是“共产主义和银行业的未来”[4]。这篇文章充满了各种各样新奇的智慧闪光点和有趣并具备可操作性的提议，但“使徒会”对这篇文章反应并不太热情。因为这些使徒中间多数人并不具备相应的金融领域方面的知识，对商业运作也不是太内行，大家探讨问题时还是偏向学术化。他们更关心的是社会变革、社会运作和社会根本制度方面的问题。

在他们当中，布朗特是个“先行者”，已经完全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体系。同时，他试图引导维克多也走向同样的道路。在日常交谈中，他经常巧妙地问起维克多对他自己家族银行的看法。这个问题不免令维克多为难。他一方面觉得自己家族的整套银行运营只是在毫无意义地把金钱从一处运动到另一处，以便从中获得利益，认为由国际银行家族所构建的金融体系并不能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益处；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想或者不愿意站在自己家族所代表的国际银行家势力集团的对立面。

此时二十多岁的维克多，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在经受巨大的冲击。布朗特对维克多反复地灌输一种观点，就是国际银行家所构建的银行垄断体系并不是毫无益处，如果爆发革命，整个银行体系被全面国有化，由国家来控制的话，也能够对社会带来极大的益处。

维克多并非布朗特和卡皮察眼中思想单纯的“小白兔”。由于性格早熟和深厚积淀的宗教信仰，还有他与生俱来的家族烙印，维克多很小就已经是个思维活跃复杂，有强大的意志力和伟大志向的人。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极有主见，绝不会因为来自外部的劝说和理论影响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的心态始终如一，深谋远虑，深藏不露，指向明晰。他显然有自己的考虑和打算，这也是世代家族传承所积淀下来的思维方式。

在他心目中酝酿着一个更远大宏伟的目标，甚至是远远超过意识形态的社会发展规划。他在接受身边这些人的思想理念的同时，也在琢磨着如何利用这些人，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服务。维克多的天性中，始终包含着商人的基因，他对利益的获取欲望始终凌驾于对理论的兴趣之上。

在“使徒会”的圈子里，还有一个大腕级人物，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维克多和凯恩斯走得非常近。凯恩斯是早期“使徒会”的一名成员，20世纪30年代曾在剑桥大学教书，他在国王学院有一个自己的办公室。凯恩斯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但是他对政府应该介入经济运作的理念极感兴趣，一直在密切观察苏联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和动态。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使资本主义思想体系陷入重大危机，各种社会思潮都在试图寻找社会发展的出路，经济学家也不例外。可以说，当时的凯恩斯也受到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思潮的影响。

维克多经常到剑桥大学凯恩斯的办公室找凯恩斯聊天。他每次到凯恩斯办公室的时候，都发现凯恩斯坐在一把摇椅上，正在读洛克或者休谟的哲学著作。维克多几乎从来没有看到凯恩斯在专注研究经济学。两人相见总是谈天说地，很是投机，在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收藏图书上，更是有说不完的话。但是维克多心中一直有个疑问，凯恩斯什么时候做他的本职工作呢？[5]

凯恩斯比维克多要大二十几岁，但年纪与经历的差距并没妨碍他们成为亲密的忘年交。维克多去找凯恩斯的时候，从来不需要事先约好，随时想起来就到凯恩斯那儿坐坐，然后两个人就开始海阔天空畅谈哲学、社会、文学，谈社会改造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讨论社会究竟应该如何运作的大问题。维克多与凯恩斯经常探讨的另一个主要话题就是对英国金本位的看法。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世界黄金领域的特殊地位不可忽视，维克多对黄金在英国银行体系和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作用自然有着不寻常的关注。

在“使徒会”的讨论会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凯恩斯的演讲和论文。凯恩斯当时已年近五十，他的社会阅历和见识，以及对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第一手信息和材料的掌握，当然令这些20岁出头的本科生高山仰止。他既有深厚的理论深度，又具备丰富的社会实践方面的真知卓见和经验。凯恩斯在“使徒会”的一次讨论会上，专门作了一个题为“政府干预”的报告，此篇论文使“使徒会”的大部分成员，包括维克多都深受启发和震撼。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维克多提到了凯恩斯的这篇论文。维克多的兴趣焦点从来没有集中在纯理论和抽象的东西上，他其实更关心实务操作细节。他在信中抱怨道：“‘使徒会’这帮人总是喋喋不休地探讨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题目实际上是相当得枯燥。伯吉斯、沃特森还有这个理查德·戴维斯说起这种理论问题都两眼放光，兴高采烈，满脑门出汗，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说的这些话都缺少内在逻辑的连贯性，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6]

维克多的另外一篇论点空泛务虚，题为“共产主义和科学的希望”的论文在“使徒会”中受到了大力称赞和一致好评。[7]

这期间他们这个小集团里又加入了一位新的成员，他是剑桥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个学生，此人正是菲尔比，“剑桥五杰”中第三名暴露的克格勃间谍。

金·菲尔比与维克多
1933年6月，菲尔比刚刚在剑桥大学考完经济学这门课，获得了全优成绩，得到了三一学院的奖学金。菲尔比将这些钱一部分用来购买了卡尔·马克思的全集，用剩下的钱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菲尔比准备开着他的二手摩托，游历整个欧洲。毕竟是约翰·菲尔比的儿子，他周身充满了冒险的冲动。[10]

这无疑对维克多·罗斯柴尔德造成强烈的刺激。他的家庭背景、特殊地位、财富和名望编织成无形的绳索，束缚他永远无法像菲尔比这般“潇洒走一回”。这可望不可即的诱惑就对维克多形成更加强烈的吸引力。维克多忍不住问菲尔比，他能不能一块儿跟着去。虽然这愿望不可能实现，但菲尔比翩然离去的身影在维克多眼中充满了非凡的豪气和魄力。

1934年5月，当菲尔比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完成了欧洲游历，再次见到维克多时，身边多出了一位未婚妻，她就是里特兹·弗里德曼，一名奥地利地下犹太共产党员。这次游历对菲尔比的一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奥地利的时候他结识了里特兹，参与了大量秘密的地下工作，包括拯救当时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掩护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募集资金，反对法西斯，营救被困的工人逃出纳粹的迫害，还有传送一些非常危险的秘密信件，甚至乔装记者去打探纳粹的秘密等等，菲尔比这一年跌宕曲折精彩淋漓的经历把年轻的维克多完全听呆了。[11]

从菲尔比身上，维克多看到了一种他这辈子永远无法亲身尝试的生活，他内心深处无比向往如此冒险和刺激的日子。

有一次饭后，菲尔比试探维克多是否愿意做一些比捐助金钱去支持犹太人移民更直接的工作。维克多已经知道菲尔比的经历中大量涉及苏联的背景，他心中明了，如果他答应更直接地帮助菲尔比，那么他自己就成了苏联的支持者。

这是维克多的一个重大人生选择。他选择帮助苏联不仅仅是出于纯理论上的好恶，且有着他深藏不露的“私房”谋划。出身于情报世家，维克多对情报价值的理解是相当深刻的。在一个日渐接近战乱的世界里，丧失了情报就意味着家族百年基业将面临重大的危机，而向苏联提供情报反过来也将积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苏联这一未来世界超级强权的交易筹码。罗家百年以来最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两边下注，永远与胜利者站在一起。

在悟通了这个道理之后，维克多决心玩一场世界超级强权之间的平衡游戏，并成为最后的赢家。

“剑桥五杰”打入英国情报系统
 

由于罗家在英国早已织就庞大的人脉关系网，当“使徒会”的朋友们毕业开始找工作，准备进入英国上流社会时，维克多责无旁贷施展能量，对朋友们的职场进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首先他利用关系把好友伯吉斯介绍给当时英国保守党的重量级人物乔治·波尔（George Ball）。乔治·波尔是英国情报五局的主要官员，也是保守党情报机构的创建者。后来经维克多和乔治·波尔的推荐，伯吉斯进入了英国情报六局D部，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研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问题。上司安排的具体工作就是在犹太人中间建立起魏兹曼领导下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对立面，以分散犹太人对英国议会的游说力量，利于英国政府与阿拉伯人达成妥协。政府建议对立面最好由维克多领军。其实，维克多是犹太复国主义坚定的支持者，由于传统的低调和策略，外人一般认为罗家的立场较为中庸。

由于伯吉斯工作出色，他又将菲尔比也介绍进情报六局D部，伯吉斯还将情报五局B部的常务副部长盖·利德尔（Guy Liddell）引荐给维克多，为后来维克多进入情报五局做好了铺垫。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丘吉尔的关系也非同寻常。从维克多的祖父耐梯时代开始，丘吉尔就是他们家的座上常客。丘吉尔是看着维克多成长的一位前辈。丘吉尔在罗斯柴尔德家的来宾簿上的签名从1890年到1930年横贯了40年之久，更与维克多的叔叔沃尔特结下非同寻常的交情。丘吉尔对沃尔特提出的要在巴勒斯坦建犹太人最终的国家以色列，始终持大力支持的态度。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丘吉尔成了罗家在英国政界力挺的对象。

1939年，维克多向丘吉尔递交了一篇关于德国银行系统的分析报告，他在文章中对德国金融系统的分析创新了一种非正统但极富远见卓识的思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各国的分支机构所收集的多种多样的金融交易中包含着德国各类物资采购和交易的关键数据和信息，纳粹政府所有的物资采购，只要通过银行交易来进行，都会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监控范围之下。维克多通过对这些金融数据进行细致分析，得出了德国在军事物资和武器装备方面未来的采购预测，结论表明纳粹正在执行军事扩张计划。丘吉尔的战争办公室对这个年轻人的新奇研究思路大为赞赏。正是这篇文章使得维克多在1940年顺利加入英国的情报五局B部，主要进行商业反间谍工作。[12]

维克多在英国情报五局的出色工作和表现，使得他顺理成章把布朗特引进到情报五局的D部，将麦克林推荐到情报六局工作。

此时，“剑桥五杰”已经全面渗透进英国的情报部门和外交决策部门，对于日后战争的发展进程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罗斯柴尔德实际上是“剑桥五杰”中最核心的成员，所有的人脉关系都从他这里发散，又在他这里收拢。

苏美之间，左右逢源
 

1937年维克多的叔叔沃尔特爵士去世了。沃尔特自己并没有子嗣，于是爵士头衔就由26岁的维克多继承，维克多成为第三代罗斯柴尔德爵士。作为英国的世袭勋爵，维克多自动成为英国上议院的议员，他的社会活动能量大大增强了。

当时在英国的苏联物理学家卡皮察已经回到莫斯科，而维克多一直与卡皮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定期给他发送各学科的研究进展报告，其中包括原子能物理学方面的最新进展，也包括在内部刊物上发表的其他学科的重要成果和数据。这些数据和信息具有非常高的敏感性，从普通的国际科学研究渠道无法获取。这些领域包括生物毒素方面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可以被直接应用于生物武器制造。此类最新信息和数据，源源不断传入苏联的科学家手中，弥足珍贵。[13]

维克多是一个勤奋且智商奇高的人，除了银行业是他的祖传专业外，维克多广泛阅读各个学科的研究论文，而且钻研极深。比如在看似与他隔行如隔山的生物学上，他曾经专门研究过分析精子运动规律的课题，试图发现精卵相遇的瞬间为何只有一个精子能够顺利进入的奥秘，“胜利者”精子是如何产生排他效应的。对原子能物理学，他要求自己阅读所有的科学文献和各种公开与秘密的论文，对于核物理的钻研深度已经达到了相当专业的水准。

维克多在英国情报五局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试图去分析所有在英国开业的德国商业和工业公司的经营活动是否对英国构成安全威胁。在1940年的早期，他就已经发现了为数众多德国伪装的商业机构，它们背后实际上在为纳粹政府工作。他的报告特别指出，这些机构很有可能对英国进行间谍活动，而这个网络是如此得广泛，却如此得不起眼，很难用正常手段去甄别组织复杂而庞大的商业间谍网络。

当时英国的机械加工行业中,各种各样的模具生产严重依靠德国的供应商。这一状况吸引住了维克多的视线。他建议把所有德国供应商的供应链全部转到美国公司。美国官方听到维克多的建议，欣喜若狂，忙不迭把维克多请到美国大使馆去商谈具体的转移事项。这一行动使维克多飞快地与美国官方建立起重要的信任联系。

由于维克多在反间谍方面的出色工作，他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部OS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请去培训美国未来的情报官员。维克多所编写的反间谍资料成为美国情报部门的正式教材。维克多因此获得美军的特殊荣誉勋章，他也得到了英国的乔治铁十字勋章，美国总统杜鲁门还专门表彰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对美军的贡献。

罗斯柴尔德家族很早就与哈格纳（Haganah）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哈格纳是1929年成立的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情报组织，是后来以色列摩萨德的前身。哈格纳的主要使命就是建立以色列，该组织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力资助之下，在整个欧洲建立起了庞大的间谍网络和监控系统，在各大城市秘密监控着所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组织。[14]

维克多在大力提升自己政治和军事情报的“资产价值”的过程中，最关注的就是如何制造更大的交易筹码，为以后的计划架桥铺路。他已经在反商业间谍的运作中，通过选择美国制造商这一手段，成功牵住了美国的利益。与此同时，他更加关注尖端军事技术方面的研究进展，准备通过向苏联提供他们最急缺的军事技术情报来钓住苏联的胃口。掌握了美苏的情报动态，而身处英国情报的核心，同时兼备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情报网哈格纳的密切关系，维克多当仁不让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信息和情报中枢。

核心机密
 

维克多利用剑桥的人脉关系，为自己在英国国防科技实验室波登当（Porton Down）的关键研究部门谋得了一个重要位置。波登当实验室所进行的工作，都是属于绝密级别的项目，主要是生化武器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最终将会被应用于细菌战武器的制造。生化武器研究计划的目标是在3年之内，能够实现武器化和量产化，将被作为对付德国的最后武器。希特勒一旦真正形成对英国本土登陆作战的实力，英国将毫不犹豫地动用生化武器杀手锏来对付德国。

当然这种研究工作是在发明毒药过程中，同时也在制造解药，生化武器的研制与疫苗开发同步进行。维克多对这两方面的关键数据都密切关注，同时不动声色地收集着美国马里兰的细菌战研究机构的数据和在美国密西西比州进行的实际测试结果。波登当实验室所进行的工作是整个战争中间最绝密的项目之一。维克多来到波登当实验室4个月内，苏联克格勃就收到了大量实验数据，苏联生化武器研究的步伐紧紧跟了上来。维克多的“情报资产”在苏联方面迅速升值。[15]

在战争中，维克多的科研兴趣主要集中在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研究领域。从“情报资产”的价值来看，越是能够在战争中大规模杀伤对手的武器，其研究难度和潜在影响力就越大，各国就越是不惜代价希望得到，这种情报就构成了具备大幅增值潜力的“优良资产”。维克多并不缺钱，经济利益并不是他的追求。他心中的深谋远虑是要把这些“优良资产”转化为重要的国际地缘政治筹码，交易的对价就是支持以色利在巴勒斯坦建国。

与生化武器相比，原子弹是一块更大的“优良资产”，维克多当然不会忽略它的价值。

在“二战”初期，维克多就发现了原子弹在未来战争中的战略价值。当时他强烈建议丘吉尔加强对原子弹方面的研究，于是丘吉尔将当时英国科研的优先顺序定为，首先发展雷达，以解德国空袭预警的燃眉之急，其次就是原子弹的研制。

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维克多是整个项目的重要参与者。

英国的原子弹秘密研制工作主要由威廉·阿克斯爵士负责，研究工作就在帝国化学公司ICI（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进行，项目代号“合金管”（Tube Alloys）。[16]

1941年10月，维克多进入了核心委员会监控原子弹研发的所有步骤，又广泛施展他在英国的影响力帮助威廉·阿克斯爵士争取政府的各项研究资助。整个“二战”期间，维克多是英美情报系统中对原子弹最熟悉、知识最渊博、对情况最了解的专家。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两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顶级科学家来到英国，提议英美应该将核武器研究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要赶在纳粹之前，研制成功原子弹。丘吉尔首相非常关注原子弹的研究进展，几乎每天都要听维克多介绍原子弹研究方面的进展情况。

此刻，维克多处在一个特殊而有利的位置上，他获得授权可以查阅所有的秘密论文和实验数据。在剑桥大学学习时，他就对核物理学很有研究。在仔细阅读所有秘密论文的时候，他不断请教一些重量级的科学家，以确保完全明白其中所有的细节问题。维克多很快就变成了原子弹研究领域中一位顶级权威的专家。当他把所有细节问题都搞明白之后，他甚至已经开始对原子弹研制中的各种实验问题，直接提出修改意见。

维克多不仅对详细研究细节了如指掌，而且对英美两国原子弹整体项目的进展和涵盖的环节有着全面系统的掌握。这使他处在整个原子弹研究领域中非常有利的位置上，并分析整合其他信息形成一份详述原子弹整体进展的综合报告。维克多此时手中掌握的“情报资产”，已经足以对整个战争的进程发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1933年移民到英国的犹太核物理学家鲁道夫·皮尔斯(Rudolf Peierls)在理论上已经证明了原子核链式反应是可能的，因此兴建反应堆来制造原子弹的燃料是可行的。皮尔斯首次提出1公斤左右被分离的U235足以制造一颗原子弹。直到1940年，所有的科学家都认为要制造一颗原子弹必须使用成吨的U235才能实现，但皮尔斯的计算打破了所有人的预期。紧接着，皮尔斯和伯明翰大学的马克·奥里芬爵士共同验证了其技术的可行性，提出一整套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很快被维克多所接受，随后他对此方案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

该计划很快被转到了苏联的手中。苏联对原子弹的进展情况表示出高度的关注和兴趣。当时希特勒对苏联的压力正在不断增大。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德战场处在胶着状态，原子弹的研制进程信息对苏联有着致命诱惑。

第九章 金融海啸之后(部分)

 
格林斯潘：经济机器的工程师
 

论到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格林斯潘的名字恐怕无缘排行榜，但毫无疑问，他是经济学家中对数字超级敏感的天才。

在纽约大学商学院就读时，格林斯潘选修的主要课程是金融和会计。在他的自传中，他提到在学校的几年中曾经到美国商业机构参加实习。这家机构就是在华尔街大名鼎鼎的布朗兄弟公司。

格林斯潘在布朗兄弟公司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把美联储公布的一些数据资料，特别是连锁大超市的统计数据按周进行整理和调整。此项工作貌似简单，却非常繁琐和艰苦。由于当时没有计算机，纯手工操作起来实属不易。大量的手工计算，不断使用铅笔画图做表，再一笔一划地做出一整套数据的调整流程。这个超级枯燥乏味的工作，格林斯潘做起来却兴趣盎然。他似乎天生就对数字具备高度的敏感性，面对呆板无趣的数字，他能看见别人眼睛里没有的东西。通过这个工作，格林斯潘掌握了数据统计方面的扎实基本功。最重要的是，他对数据的超级敏感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达到了“让数据自己出来讲故事”的境界。

大学毕业之后的格林斯潘在纽约国家产业会议委员会（即会议委员会，The Conference Board，纽约的一家智库）从事统计数据方面的工作，[2]这一机构服务的对象正是纽约美联储银行。国家工业统计研究所藏书浩瀚的图书馆，成了格林斯潘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通过查阅这些书籍和统计报告，格林斯潘开始了解美国经济的运转机制，[3]明了了各类工业行业如何组成整体的国家经济体系。在格林斯潘的脑海中，日渐呈现出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工业系统的进化景象，从蒸汽机到纺织，从铁路到冶金，从航运到造船，从机械到军工，从电报到电话，从煤炭到石油，从汽车到飞机……无数颗社会经济的螺丝钉在他的脑海中拧在一起构成了国家经济的巨大机器。

国家工业统计研究所的图书馆还向格林斯潘呈现了海量的各类统计数据。这其中多数统计数据都属“高龄”，有不少是从1861年南北战争前后开始统计的资料，该研究所完整齐备地收集着美国几乎所有重要工业和行业的详细统计数据。格林斯潘在国家工业统计研究所的图书馆里，就像老鼠掉进米缸，对这些统计数据简直着了魔。如果他钻进棉花行业，就成天研究各种各样的棉花，从成分、档次到类别、生产工艺，包括不同棉种在工业中将会如何使用，怎样加工，需用哪些棉花加工机器以及整套生产流程，直至市场销售，这些数据在格林斯潘眼里，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美国举足轻重的重工业，如全国铁路运输、美国橡胶业、1890年美国人口统计、美国铁路运载量等数据，更吸引着格林斯潘的关注。[4]这些无边无际的数字和资料会把别人看困，却让格林斯潘读得津津有味，不忍释卷。沉浸在数据的海洋里，格林斯潘很快对美国各行各业统计数据有了深厚而全面的了解。

几年下来，格林斯潘对经济机器运转的整体机制一目了然，加上他对各行业历史数据的苦读钻研，此时年轻的格林斯潘已成为一名经济机器领域的熟练“技术工人”。他对机器原理烂熟于胸，对各种运转参数了如指掌，对每个零部件的动态数据及其联动效应积累了相当多的“历史经验”。

他的大脑就如同装备了一个快速分析美国整体工业现状和发展趋势的软件，从数据中就能准确把握经济活动规律和脉搏。通过经年累月大量密集地阅读和积累数据，“格氏模型”成功创建起一个独到而准确分析整体经济机器和局部行业部件运行状态的数据流和数据模型。如果将企业一系列经济活动的基本参数输入，在格林斯潘的大脑中立刻能够生成一份预测宏观经济周期的报告，并自动附带完整的柱状图和线态图。

就像其他行业的工程师一样，格林斯潘对于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工程师感兴趣的是如何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探讨。在自传中格林斯潘也提到对凯恩斯的宏观研究并不十分感兴趣，他的兴奋点在技术层面特别是数据和数字。格林斯潘更关注经济机器实际上怎样运作，而不太理会经济学理论如何解说。

在理论学习中，唯一给格林斯潘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1951年他曾选修的贾科伯·沃尔夫兹（Jacob Wolfowitz）教授的数据统计与经济理论相结合的课程。[5]这位教授就是后来小布什时代担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沃尔夫兹的父亲。小沃尔夫兹是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从国防部退下来之后，是新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后来担任世界银行的行长。

在沃尔夫兹教授的课程中，格林斯潘第一次接受了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把经济结构之间的变量进行构建的全新理念。在接触现在被称为经济计量学的理论之前，格林斯潘已经装备了“格氏模型”，形成对整体经济发展状况和动态趋势的完整而成熟的分析思路，只不过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清晰的理论体系，并缺乏数学工具进行准确表述。

格林斯潘乍一听到沃尔夫兹教授的经济计量学概念，顿觉眼前豁然开朗，如获至宝，并预感自己在此领域中一定能脱颖而出。“格氏模型”已经具备了超级数据库，存储着从矿山、冶金、钢铁、铁路运输、汽车工业到轻重工业各行各业全方位的历史数据，一旦这些数据被导入经济计量学数学模型，立刻能够输出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由于格林斯潘掌握的数据来源于生产实践第一线，而且有着跨度极大的年代积累，所以“格氏模型”的数学模板和他大脑中的超级数据库相结合所产生的结果，要远比基于纯理论的经济学模型更加准确和切合实际。

格林斯潘大脑中的数据库除了储量丰富，包罗万象，还有一个独到之处是涵盖了海量的历史数据。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行各业都经历着不停的发展和变化，各种数据也随着经济体系的演变而形成动态的数据流路径。“格氏模型”的理论框架和模型体系并不是静止和孤立的，而是带有相当程度的可自我演变和可自我学习的特性。当他获得了数学工具的支持之后，对经济运作规律的把握获得了本质性的提高。

格林斯潘的大脑中呈现出明晰的宏观图像，仿佛牛顿所看到的自然界和天体的运作规律。在他的想法中，这个世界可以完全被构建成一个复杂的数学模型，只要数据积累的时间足够长，通过此模型来预测未来的经济趋势，在逻辑上是行得通的。只要输入适当的初始变量，“格氏模型”输出的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将非常接近于现实。

此时格林斯潘心中已攀上经济领域的珠穆朗玛峰，油然升起一种能够纵览世界经济，高瞻远瞩，尽在把握的豪迈和气魄。他试图用自己的模型来理解这个世界，用他的数据来验证这种推测。

这就令我们不能不生出疑问。格林斯潘在1966年40岁时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所谓的宽松货币政策，反对所谓法定货币的体制，而且坚信包括美国政府、美联储等都不应该干扰经济运作。可是等他坐到美联储主席这个位置上时，却松手放纵美元的泛滥，导致了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持续时间超长，最终酿成了今天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格林斯潘到底在想什么呢？他的实际作为和他的自身信仰截然不同甚至格格不入。

格林斯潘在决策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言行与他一贯的信仰和坚持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反差，让我们更加有理由对目前所爆发的金融危机多打一个问号。格林斯潘难道真的看不出来经济危机即将到来吗？以格林斯潘的能力、水准和他对数学模型，对数据的精确掌握和高度敏感，对宏观经济的测算能力，他在1957年就能够提前6个月预计到1958年的经济危机，为美国钢铁企业作咨询的时候，就已经准确预言经济危机即将出现，而在2002年进行货币宽松政策，在给经济体系注入大量货币，放水养鱼的时候，却对房地产泡沫持续膨胀视而不见。他真的看不到风暴即将来临，最终会导致一场金融大灾难吗？

格林斯潘直到2007年初还发言认为次贷危机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17]如果他的判断决策水平果真如此，他也就不叫格林斯潘了。

是否存在着一种可能，即格林斯潘在有意识地摧毁美元的价值，摧毁美元的信用，摧毁美元的生存基础？请注意，美元崩溃决不意味着美国崩溃，相反，在赖掉所有美元债务之后，美国反而得以轻装上阵。在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科技创新能力和丰富的资源基础之上，美国通过“破产保护”，彻底摆脱债务纠缠，更改世界货币游戏规则。最终，美国将拿出它压箱底的8100吨黄金储备和3400吨IMF的黄金，此时，美国为了“拯救货币信用”，不得不将“新货币”与黄金挂钩，以取信于天下。当然，世界上缺少黄金储备的国家将是最大的输家。届时，美元失去的不过是一条“债务的锁链”，而得到的将是一个金光灿烂的全新世界。

世界经济的未来：14年消费的冰河期
 

从目前经济的基本趋势看，金融危机的恐慌情绪似乎暂时平息，经济复苏的希望之光仿佛就在眼前。2009年以来的世界股票市场闪现了出人意料的反弹，这究竟是新一波牛市的开始，还是可怕的熊市回升？世界经济真的即将复苏了吗？

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的暴跌仅仅是拉开了大萧条的序幕，1930年美国股市出现了一波非常近似的熊市大反弹，也令人们燃起同等强烈的希望。但是，随之而来的是1931年更大规模的金融风暴，彻底打垮了金融市场的信心，并引发了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

格林斯潘曾将这次金融海啸形容为百年一遇，他自然不应该是在危机爆发后，思路突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完全忽视金融危机的巨大风险“认识飞跃”到严厉表示危机将比1929年更加严重。

事实上，应该有很多人已经看出未来世界经济前景十分不乐观，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其实离今天的世界并不遥远。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当今的世界已经与过去的历史发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本质变化，人类似乎登上了一个永久繁荣的高原，所有衰退都是短暂的，每次复苏都是迅速的。中央银行家们好像已经找到了避免大萧条的灵丹妙药，货币政策可以无中生有地创造财富，制止一切危机的蔓延；政府笃信财政政策能够挽狂澜于既倒，随心所欲地实现永久繁荣。如果说经济的确存在着内在规律，那么人力的作用就必须顺势而为，认识规律并驾驭起伏，这对于国际银行家和政府来说都同样重要。

当人们经历了惊险的激流险滩之后，欢欣鼓舞地来到了一片宽阔的湖面，一切似乎都已平静下来。这时，只有站在高处的人才会猛然发现，就在顺流而下的不远的前方，横在湖面之下的是一道令人胆寒的超级大瀑布。

这就是美国7700万“婴儿潮”世代的消费大萧条时代的来临。

美国的“婴儿潮”世代指的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664”现象：从1946年至1964年，这18年间“婴儿潮”人口高达7700万人，占美国人口的1/4，这群人是当今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随着“婴儿潮”人口的成长，美国的经济步入了令人眩目的成长期。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玩具、卡通、流行音乐的成长；20世纪70~80年代，步入结婚活跃期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房地产、汽车业的成长；20世纪80~90年代，步入消费黄金期的“婴儿潮”人口又带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成长。在这期间，“婴儿潮”人口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股市涨幅、房屋需求、国际航空、个人计算机、电脑网络和运动休闲工具的需求。

从图中可以看出“婴儿潮”世代出生的最高峰时间段的最后拐点是1962年，考虑到美国是一个巨大的移民国家，这一人口曲线已经经过了移民人口的调整。注意：请记住1962年这个数字。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字，美国人一生的消费最高峰是在47岁，此时的人生正当壮年，年富力强，收入达到鼎盛时期。过了47岁，人们开始考虑退休和养老，身体也日渐衰老，不得不准备看病吃药，从这时开始，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下降，消费开始逐步下降，生活日渐节俭。随着年龄的增加，各种欲望也同步开始走下坡路。

美国的“婴儿潮”世代从来没有储蓄的习惯，他们的人生前半段正好赶上美国成为主宰世界的霸权帝国，他们的心态中普遍存在着对未来超级乐观的情绪，铺张和挥霍成为生活的常态，肆意和放纵是他们的世代特征。他们没有父辈灰暗的大萧条记忆，也没有你死我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洗礼，一切都是那么顺利，一切都是那么辉煌。

1962年出生的“婴儿潮”下滑拐点的孩子们，经过了47年的奢侈生活，来到了美国国运的转折年份，2009年。世界突然变得暗淡，经济繁荣突然消失，金融海啸惊涛拍岸，失业狂潮席卷而来。此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投在股票市场的退休金已经损失近半，而银行账户的存款由于常年的大手大脚，从来就是“薄如蝉翼”，同时，放纵的生活习惯和肆意的超前消费，使得他们早已负债累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将从正常衰老的消费曲线上陡然下滑，加快勒紧裤腰带的速度和力度，以应对未来残酷的经济寒流。

2009年将是一个世界经济转折的年份，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道琼斯股票指数与人口消费年龄曲线令人惊异的高度一致性。道理很明显，股票市场反应了上市公司的业绩预期，而公司的业绩取决于产品销售，销售自然来源于人们的消费，消费在美国拉动了GDP的72%。

从历史上看，从1966年到1982年，美国股市出现了近16年的股票市场大熊市（经通货膨胀调整），这一熊市周期与上一波人口老化周期曲线完美地重合在一起。进入80年代后，60年代初的“婴儿潮”高峰期人口大学毕业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一大批年轻人朝气蓬勃，勇于冒险，敢于创业，大胆消费，刺激了美国经济，极大地拉动了消费，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时代，股票市场紧跟着出现了一个近20年的大牛市。

而2009年正好处在人口消费曲线所代表的悬崖边缘，再往前一步就是万丈深渊。当1962年出生的最后一批“婴儿潮”世代滑过2009年的47岁的消费最高峰年龄，接下去的就是一个剧烈下滑的消费周期，其持续时间直抵2024年。这将是一个长达14年的漫漫经济长夜，在高度负债的情况下，美国的消费市场将陷入一个堪与20世纪30年代相提并论的漫长冰河期！

请注意，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对于一个衰老的世代都不会发生明显的作用，毕竟这些政策无法使人返老还童。

日本曾在1994年达到了人口消费的顶峰期，随之而来的就是十几年的经济不景气，日本政府将利率一路降到了零，财政刺激所导致的国债总量高达日本GDP的160%，日本经济仍然无法启动。政府毕竟无法强迫老人们去大量借贷进行只有年轻人才有兴趣的消费。

更为严重的是，欧洲的人口周期与美国一致，欧美两大经济板块将同时陷入长期消费冰河期。这对于所有以欧美市场为主要出口对象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新兴国家，将是一场经济生态环境的巨变。不能适应这次灾难级别巨变的国家将被淘汰出局，未来的道路将会异常艰难。

作为经济的基本规律，统治世界的精英们早已洞若观火，他们要做的就是利用这一规律达成一个重大战略企图，为此，他们已经等待了很久很久。再次提醒读者注意，2024年将是一个对于全世界都至关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国际银行家的百年梦想将有可能变为现实！

第十章 回到未来（部分）

完美而致命的组合：世界单一货币=黄金+碳货币
 

与黄金的刚性相对应，新的货币元素必须具备“弹性”，它可以弥补黄金与经济发展之间不匹配的问题，使得货币的四大功能完备而充分。

这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能够闪亮登上世界货币舞台的根源。

二氧化碳排放量实在是个极端美妙的概念，它具备了高度的“弹性”，因为它的排放量可以由人来控制和调整，从而保证了货币必须具备的“稀缺性”。它又是一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可靠“替代变量”，与用电量一样，二氧化碳可以用来评估经济增长的水平，从而可以将货币中合理的“预期”成分纳入货币供应总量。

当然，二氧化碳并不是唯一的“弹性”货币元素，但是，从目前的态势看，它成为世界单一货币构成元素之一的可能性最大。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理论上的合理性，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使用二氧化碳作为货币元素，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世界统治精英的战略利益。作为世界货币的游戏规则制定者，欧美发达国家势必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货币元素，他们拥有着高科技方面的强大优势，其社会经济结构早已从工业化社会转型为信息和服务型社会，大批传统工业已经或正在大批转移到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趋势上看正在逐步走向下降的通道，而此时的新兴国家却在大规模进行工业化，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未来100年内都将处于无可避免的上升过程中。

货币制度作为一个社会的最高权力，永远处在各种势力集团博弈的核心“风眼”位置。选择一种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同时可以有效地遏制潜在竞争对手崛起的元素，毫无疑问将是各种利益集团绞尽脑汁和挖空心思考虑的焦点问题。

如果最终推出了一种“黄金+碳”货币的“完美”组合，那么西方国家显然是最大的赢家，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将沦为最大的输家。很明显，西方拥有着3万吨以上的黄金储备，而中国仅有1000吨，绝大部分中国的外汇储备集中于美元资产。如果黄金重新货币化，同时美元发生崩溃，美国将赖掉绝大部分债务，借着国库8100吨的黄金储备和IMF控制下的3400吨黄金，美国经济将很快重新振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大部分成果中，一方面实物产品已被美国消费掉了，另一方面储蓄下来的贸易盈余又被美国借走，手中只剩下美国的债务白条。黄金的重新货币化，将使中国改革30年积累的2万亿美元的财富遭到彻底地洗劫，相当于中国13亿老白姓为西方白干了30年。

如果二氧化碳被货币化，那么中国未来30年的“罚款单”也将悄然而至，这意味着未来中国老百姓还得继续白干30年。“黄金+碳”货币的世界单一货币制度，将使中国13亿人为西方白干60年！

什么叫金融战略？这就是金融战略的威力！中国并不缺乏专家，中国缺乏的是战略思想家！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环境保护的战略在西方已策划了40年，在没有强大的利益驱动之下，谁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宣传二氧化碳？利他主义的形式多了，远比二氧化碳更直接的威胁，如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饥饿和疾病每天都在非洲造成成千上万儿童死亡，这些“悲天悯人”的世界统治精英何曾真正下过功夫去拯救人类的生命？如果连迫在眉睫的拯救生命尚且被这些人忽视，人们凭什么相信西方铺天盖地的二氧化碳问题背后没有利益驱动？

要命之处在于这些人实在太聪明，在大规模长时间的宣传攻势下，二氧化碳问题已经成为世界上压倒一切的最紧迫的公共议程，事实上，二氧化碳甚至被放到了地球存亡的战略高度。他们已牢牢地控制了全世界的道德制高点。谁要是反对二氧化碳货币化，谁就会被贴上反人类，甚至是反地球的标签。抗拒二氧化碳排放量限额的国家将成为人类公敌，并将在世界各个角落被诅咒。各国政府和民间团体将群起而攻之，如征收惊人的国际贸易碳排放税，将把“人类公敌”的产品挤出世界市场，国际金融市场的惩罚性共识将使“人类公敌”的海外并购全面搁浅，“人类公敌”经济发展所需的一切国际原材料和大宗商品都会被加上惩罚性的“环境税”，从而导致严重的成本型通货膨胀，大幅削弱本国的经济发展潜力。

这顶帽子的沉重代价是中国绝对无法承受的，这一天的到来也许不是一两年之后的事，但很有可能是10年后中国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为此，预防性战略研究已刻不容缓，中国已经面临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货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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