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斯基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在许多人看来，托洛斯基仅仅是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内战的指挥者、世界革命的鼓动者、斯大林之前的斯大林主义者，因此他也许活该遭受悲惨的命运。这些描写自也有历史事实方面的基础，但是它们仍然忽视了真实的托洛斯基的一个主要部分。这正如仅仅根据列宁和布哈林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作品来描绘他们，也会忽略他们后来的变化一样。托洛斯基也如此，他在政治面貌在1923年发生的继承权斗争中深刻地改变了，虽然这一改变不足以使他摆脱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如果脱离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能恰当地理解二、三十年代的托洛斯基。托洛斯基跟列宁的争论是众所周知的。正是托洛斯基早在1904年就针对列宁的党的组织方法写道：“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方法导致以下结果：党组织代替了党，中央委员会代替了党组织，最后，一个‘独裁者’代替了中央委员会。”
这位不断革命论的批评列宁的集中主义，但同样忠于革命信念。在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之间，托洛斯基参与了包括左派孟什维克和左派布尔什维克在内的激进民主派。1917年夏，托洛斯基加入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与他一起加入的还有其他左翼孟什维克，如拉狄克、拉柯夫斯基。革命前夕的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远比以前更具包容性，因而激进民主派发现可以与之水乳交融。
6年后，布尔什维克党经过了严酷的内战阶段，并且从一个革命运动的团体，转变为在一个新的革命国家中垄断权力的、纪律森严的组织。由于环境使托洛斯基成为一支革命军队的指挥者，并使之在与反革命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高度重视使用无情的手段。内战结束后形势的变化导致了第二次改变，而且托洛斯基发现，在领袖列宁得了重病之后，他被老列宁主义者组成的领导集团所排斥。到了1923年下半年，托洛斯基大声疾呼反对官僚化，反对以三驾马车为首的领导集团对党的民主的违背。托洛斯基在 1923年10月8日 给党的信中写道：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压力必须让位于更活泼和更广阔的党的民主制。然而，现政权……较之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政权从工人民主的道路上倒退得更远了。党机构的官僚化已经通过秘密选举的办法发展到闻所未闻的地步。”
左翼反对派与托洛斯基相呼应，提出了“四十六人纲领”。
为了对付这些令人头疼的指控，托洛斯基的敌人耍了个花招。于是有政治局12月5日决议的通过。
1928年斯大林采取左派的政策，并与党的右翼布哈林派决裂。托洛斯基的许多支持者在斯大林向左转之后“投降”了斯大林，但这并没有立刻托洛斯基的思想产生影响。在被驱逐出苏联的前几周，托洛斯基尝试仍然坚持道：“官僚从未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在过去它总是为一个或其他阶级服务，即使它处在社会的权力金字塔上，并且包括在它所服务在阶级中。”托洛斯基仍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教条，他的朋友拉打柯夫斯基正在努力冲破这些教条，他试图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本质作出自己的解释：
“当一个阶级掌握了政权，这个阶级的某一部分人便转变成其权力本身的代言人，以这种方式官僚主义便产生。在无产阶级政党中，资本主义积累对于统治阶级是不被允许的，这种不同之处首先是职能式的，但是随之便成为社会性的。我说的不是阶级，而是社会。我的意思是那些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共产主义者，即有一个好的房间，可正常离开，挣该政党的最高工资，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不同于那些在煤矿工作，每月只挣五六十卢布的共产主义者的社会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实现了理论的创新：“在我们面前一个伟大的统治阶级已经被塑造并且继续发展。”在这里，新阶级理论处于萌芽时期，不久便被广泛应用。拉柯夫斯基还通过重新定义的方法来使他的观点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相符合：“这个独一无二的阶级的因素是私有财产和统治权力的唯一形式。”
而在托洛斯基看来，斯大林政权是多少有点暧昧的“工人国家”，不管它在多大程度上被“官僚主义畸形”所败坏和受到外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所威胁。现在他认识到革命后的疲倦导致了“直接群众监督的水平的毫无疑问的降低”。而“党的血液却被半觉悟的新党员稀释了”。这些缺陷使官僚取得了越来越的权力和独立性。“政府官员越来越充满自信，自以为进行十月革命的目的是把权力集中到他手中。他确信自己处在特权的地位。”反过来，官僚机构“追求一种和平的、最终通向资产阶级社会的热月”。托洛斯基仍不能提出任何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的选择：“苏维埃政权……越来越多地处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下，……不仅国家机构，党机构也一样，正在变成至少是资产阶级观点和希望的事实上的代理人，如果不是正式的代理人的话。”
放逐生涯一年过了一年，托洛斯基更加专注于苏联以外的共产主义者中的内部派别斗争，无视于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绝不修改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的确，他在1930年春写道：“官僚恢复了许多统治阶级的特性，这就是为什么劳动群众会这样看待它的原因。”但他赶忙加上一句，“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很清楚，苏维埃官僚不可能使自己变为新的统治阶级。”
到了1933年，托洛斯基不管他以前维护CP的所有活动，他认为已经到了与整个共产国际决裂并将他各处的支持者组织成为一个新的国际的时候了。然而，这个新的国际仍然以“保卫工人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为主要纲领之一。托洛斯基仍然认为莫斯科政权代表无产阶级专政，尽管是“一个有缺陷的专政”。因此，当一些法国社会主义者以及俄国侨民提出类似拉柯夫斯基1930年的思想，即苏维埃国家代表了剥削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新形式的时候，他感到特别生气。托洛斯基宣称，官僚不可能是一个阶级，因为它“在生产和分配的过程中没有独立的地位。它没有独立的财产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蒙蔽了托洛斯基，使他看不到正在显露的斯大林主义者的真相。“最大的公寓、美味多汁的牛排，甚至是肩章都不足以使官僚转变成为一个独立的统治阶级。”总之，“在科学的意义上我们不应使用阶级剥削这个词，而应该用社会寄生。”这个正确的区分并不会改变结果：“在最后的分析中，工人民主是阶级敌人以工人的官僚为中介施加压力的结果。”最后则是，“唯有通过强迫才能迫使官僚让出权力到无产阶级近卫军的手中。”即使是那样，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潜伏势力制造了内战的巨大危险。
托洛斯基是官僚化进程的杰出观察者，他竭尽全力想阻止或者改变这一演变趋势，然而在这一方面他彻底的失败了。从20年代初到他的死，权力的失落给托洛斯基的思想涂上了色彩。由于被击败，被人抢掉荣耀，被比他更平凡的人所审判而产生的深深的不满，渗入了从继承列宁的斗争一开始所写的几乎所有作品。托洛斯基的敌人说他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迟到的追随者，这尤其使他激怒。因此他写了大量解经式的自我评价，反复证明在共产主义理论的所有方面他是正确的 “我将一个一个地考察这些争论点，给出那些易取得证明文献的正确引文和参考书目。”为了避开其反对者，他竭力表明对列宁的尊重：“我们可以从事实看出，正如经验已经无可辩驳地表明的那样，几乎在所有的根本的问题上，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同于列宁，弗拉基料尔·伊里奇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托洛斯基的辩白对于那些致力于毁灭他的敌人来说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实际上，许多领导人都乐于戏弄托洛斯基。托洛斯基可能也知道这一点，他并不是希望说服敌人，而是想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证明自己正确的记录。
历史已经证明了托洛斯基的正确。不久前列宁格勒的历史学家比利克就指出，第一个主张引进新经济政策、拒绝接受延长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是托洛茨基。拉齐霍夫斯基则承认，托洛茨基在一方面反对新经济政策时期短期经营私人企业者和富农、另一方面反对官僚的时候，已经以民主的自我管理和市场这两个密切相关的支柱为基础，为苏联的重组制订了一个纲领。一度是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员的鲍尔德尤戈夫和科斯洛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篇研究报告，指出1926-27年的联合反对派的许多关于经济政策的文章都非常有相关性。达伊诺夫曾经有力地争辩说，托洛茨基的经济政策是与新经济政策完全一致的。根据达伊诺夫的意见，托洛茨基反对官僚的斗争，是一场为了苏联的社会关系的民主化的斗争。托洛茨基是在保卫一个“文明的布尔什维克模式”。然而，在苏联业已成为历史名词的时代，又有谁在乎这个苏联社会主义的捍卫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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