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一部典型的汉奸著作
近日看完了王&君推荐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虽然此书只是一个小册子，但里面的内容却包涵了自由主义者的很多思想，现将我的一些批判汇总如下，希望于君、于同学、于同志有所帮助。
蒋廷黻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文化意识地浓厚和种族观念的淡泊时极为有利而且重要的两个因素（13）；在培养人才方面，在一些学术领域，一些政治主张上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些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但是反动是他的本质所在，这是我给他的定性。
一、首先是立场和理论错误导致的学术失败
（一）九一八事变后，蒋廷黻主张和：“他对日本侵略一是不怕，认为长远的观点看，日本强大只是暂时的现象，时间对中国有利；二是认为九一八事变，只是日本占夺东北的地方性事件……；三是主张利用日本事变前就已流露的希望过谈判方式解决东北问题的意向，与日本作交谈以争取和平。”
编者也这样说：“其实，蒋廷黻的认识纯属书生之见。他虽是东北问题的专家，但事态的发展无情地击灭了他把九一八事变视为地方性事件的迂腐理解。”（16）
（二）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认为：“林则徐被罢黜，是林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去，则中国国运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
他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完完全全的一个主和派。林的被罢黜，于林自己，于国家都是大不幸，于幸的只是那些卖国求荣的汉奸，因此与这类人同类的蒋先生自然要为他们翻案。林被奉为民族英雄就是他在挽救这种不幸，挽救民族的不幸。而蒋则把其归结为个人名利上的是非成败，这完全是英雄主义的历史观，是唯心地。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被流浪至新疆的人，有何“终身大幸”可言。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果真是这样吗？这是位武器论者的论调那些在中国近代是史上反抗侵略成功的实例又当如何解释呢？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并最终战胜美帝支持的蒋介石的反动政府又当作何解释呢？
历史是不容许假设的，如果林真的没有被罢黜，即使他战败了，他依然是我们伟大的民族英雄。蒋无疑陷入了个人成败的“乌江自刎”的漩涡。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会减少，使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这种观点完全是经院哲学的产物，完全是一个拙劣书生的“独到见解”。如果损失减少，清廷更会洋洋得意，更会继续做着“天朝上国梦”。维新之说以发生，就是因为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所谓“穷则思变”，“革命都是被逼出来的”。所以以蒋的假设为前提，维新不会提早二十年，而是后退二十年。
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这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41）“沈渭滨也承认：“当蒋廷黻在这本著作中涉及到若干全局性，宏观性的史事分析时，表现出简单化、片面性、牵强附会的缺点。”编者这一点看到了：“这显然混淆了封建宗藩关系和资本主义条约制度两种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不平等。”
岂止是“简单化、片面性“可以解释的！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极端聪明的学者，他不会看不清这一点，当年美国的原始居民是怎么对待白人的，那不仅仅是平等，而且是友好，可是结果又是怎么样呢？帝国主义之说以发动鸦片战争就是为了掠夺而来的，你给不给平等地位，它都不会给你平等地位的。那么蒋学者还这样说，那就包藏着政治野心了，这个野心就是为他们的主子——帝国主义者服务。
（三）“遗憾的是被他看好的英国工党，上台之后丝毫没有放弃帝国主义政策。他的研究与实际政局走向并不相符，就像他日后观察和分析国共两党斗争时看好蒋介石和国民党而犯错误的一次预演。”（16）他们就不思考一下，为什么“不相符”，为什么总是“犯错误”，为什么总是走错路。这没有什么“遗憾”的，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再正确的分析方法和再丰富的材料都是虚妄的，这些学者只会在一个个帝国主义的谎言下被蒙蔽，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为他们的“奴隶”或“御用文人”。
（四）进化史观虽然将历史看作一个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但进化史观视文化沿革为史学研究的学问所在，以因果关系作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对历史的往往显得一元化，诠释也因之太线性化。将这一分析方法与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常用的“冲击——反应”模式的中国版，只是没有达到范式化的程度而已。这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诬陷。蒋在美国所受的“新史学”教育，是“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的，大家都知道，实证主义是一种错误的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是他的敌人。
“重在积累，不作会就章，成了他治史的习惯，重视史料的编订，不作空头说者，成了他的研究规则”！可惜他没有科学的思想理论作指导，而我们现在的一些学者，理论有，史料有，方法在，可是全部都抛弃，专门迎合起反动分子的口味，愚弄起人民来，将高尚的学术事业当成了谋利的工具。
“我们这样冗长地引证这一大段极其无聊的胡话、用阿芬那留斯的术语打扮起来的伪学者的无稽之谈，读者大概会生我们的气吧。但是，（列宁在这里引用了一句屠格涅夫小说中的一个主人公根据歌德的四行诗改写的一段话），——谁要了解敌人，就得深入敌巢。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杂志，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是真正的敌巢。我们请求读者暂时克制对资产阶级科学小丑的正当嫌恶，去分析一下阿芬那留斯的这位弟子和同事的论据。”这是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说的话，我认为用在这里非常合适。
我们要这样的学者干什么呢？我们培养这样的所谓人才干什么呢？他们既不能正确的分析历史，又不能准确的解释当下，更不能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难道就是为了那可怜的虚伪“独立精神”吗？凡是抱着这种观点的所谓学者，都是“砖家”，是“叫兽”。
二、帝国主义的走狗
“哥伦比亚大学送走了这个”新历史 的中国信徒，中国史学界迎来了一位新潮学者（11）——我不知道这是该喜该忧，他是带来了新思想，他无疑也成为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蒋也“对整个教会活动深感到怀疑“，甚至认为传教是“十足的精神侵略”殊不知，他就在这种侵略的引路人，为他们指明了入侵中国的道路和方向。此书也承认：“他怀疑威尔逊而不怀疑美国政府”（7）， 因为作为一个完全西化的汉奸，美国政府才是他的真正主子，他们是美国化了所谓中国学者。蒋介石由亲日转变为亲英美，他使用的御用文人自然也由留日“人才”转变为留美“人才”，蒋廷黻被蒋介石召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在文章中介绍了当今世界上共产主义、纳粹、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冲突，认为最后胜利的一定是自由主义。他指出苏联与纳粹德国的相似之处更值得人们主注意，斯大林倾慕德国的科技进步，纳粹德国则羡慕劳动力的控制方法，编者特别指明这一点是有特殊用意的，他的潜台词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专政国家，是独裁暴政，这是多么卑劣的手段！编者赞叹道：”这些看法，道出了一个自由学派学者对意识形态冲突所持理念的自信，显示出站在世界权力格局门槛外的旁观者在自由议政时的洒脱和清醒。“看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暂时低潮和自由主义的暂时胜利，这些西化的编者是多么高兴呀！
一些人对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余款心存感恩，说这用这批款项中国有了清华学校，我们对美国家感恩戴德。说美国在中国大教会学校等教育事业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比如蒋廷黻就是认了美国长老会在湘潭办的教会学校益智学堂。但请不要忘记，蒋先生就是在这里就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的。不错是培养了大批人才，但很多都是亲美的汉奸，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政策就是这批仁人才制定的。美国这种侵略实则为更高级的文化侵略。
在注释中编者写道“但到上海后，林格夫人突然变卦，不再回美国而是要回湘潭继续办学”为什么这位蒋先生的英文和历史老师还有回革命时期的种继续办学呢？因为孙中山先生的外交声明，这是其一；其二是美国政府还要继续他们的更加高明的文化入侵计划。
编者也这样写道：“他受到当时正在美国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向往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他从小学到大学都在教会学校读书！把宗教视为健全精神生活的慰藉；他崇尚美国的生活方式，像大多美国人一样几乎不看纯文学作品；他能讲一口流利而略带乡音的英语，但讲起国语来却满口浓重的湖南官话，以致后来他做驻联合国代表时因发言常用英语而遭到时人的批评。
“他的亲西方倾向没有泯减他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怀”，如果这种关怀是符合中国革命大潮的，我们当然赞赏，可是，蒋先生对五四运动无动于衷。对到法国去味法军中国服役的大批华工倒是很关心，蒋“到法国战地中国劳工营中去鼓励士气，这就是他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怀？北洋政府的无能迎合加上他们这些人的“关怀”，中国成为了帝国主义的附庸和工具。
三、关于所谓的“独立精神”
“《独立评论》于 1932年5月22日 出版发行，它的宗旨是在第一号“引言”中说得很明确，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精神。它没有党派背景，标榜独立精神，言论不求一律，主张用公心，事实和负责的态度平等地讨论问题。”（17）
编者在前言中提到：“但是，学术与政治毕竟是两回事。果真是这样吗？他们真得断然绝无联系，各自独立的吗？完全不是！学术与政治虽然不是同一会事，但两者之间是不能断裂开来的。
一是学术从来就没有抛弃过政治。就拿创立《独立评论》，号召“独立精神”的蒋先生来说，他不也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49年后又一度作为台湾当局驻美‘大使’”吗？沈渭滨也写到：“蒋廷黻有过长期从政的经历，他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受到他的政治倾向影响。那么，这样怎么可以说：“学术与政治毕竟是两回事呢？”
其次，政治从来就没有抛弃过学术。在国家统治层面，对学术发展动向是有很大关注性的，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统治阶级希望而且强制使包括学术在内的一切文化事业都为其服务。在政治家的个人层面，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比必在学术方面有巨大的成就，有自己的一套成系统的独到见解。从马克思到列宁到斯大林再到毛主席，他们都是学者型的政治家。正如编者所述：“在国民党政府的官僚群众，蒋廷黻以”知外交“闻名于世。这又怎么说“学术与政治毕竟是两回事”呢？
“他们追求所谓的独立，其实完全是虚伪的独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所谓独立精神，其实是个人主义的继续。这种独立虽然能对现今政府与社会提出批评，也就是被很多“砖家”所欣赏的美国《时代周刊》对知识分子所下的定义。但决不能以为他们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说话，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他们的实质依然是维护统治阶级，为既得利益者服务的。”
“其实无论是学术还是文学艺术都有其自身发展的特殊性，这一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没有否定。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所谓的“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过着寄生生活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首先就不可能离开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说无政府主义空想。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和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
“社会主义者揭露这种伪善行为，摘掉这种假招牌这种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用真正自由的，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
“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人们当前的活动与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的作用。”（《新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潘天强 复旦大学 2005）
简单来说，一，他们是为钱，是不自由的；二，坚持党性原则，创造的个人自由；三，对社会规律、自然规律的深刻把握，可使“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由“必然王国”达到“自由王国“。在这里，学术和文艺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也就是他们所宣扬的独立；四，这种自由独立，是决不能仅仅停留在理念和幻想上的。个别小资产阶级偶然实现也不是长久的和绝对的。唯有实行了最广泛的社会主义革命，工人阶级解放了全人类，建立了极为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人类所向往的独立自由才能真正实现，否则一切都是虚伪的、虚妄的、虚假的！
在国共斗争中，尽管站在国民政府立场，并在联合国中阻挠和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但他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还经常批评当局和政治策略失当和政治腐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蒋完全是被美国大学培养出来的按照美国式的标准的“知识分子“。
这正如今天一些学者所做的事情一样。他们拿着国家的公费留学款，接受着西化的思想，完全代表帝国主义的利益。一面站在人民大学的课堂上，拿着共和国人民的血汗钱，一面又接受外国所谓的基金会的支持，背地里尽做些挖中国墙角的事，把中国最核心的机密与精神统统卖给了帝国主义者。请看他们的洋洋自夸：“三年前，笔者与复旦历史系若干同仁通过余子道教授的联络，也曾接受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委托，做过中国现代史上的几个课题，如《日伪时期上海的“跑羊帮”》等。采取的方法是请当事者座谈，同步录音，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中文并作该专题的中文历史报告（有如座谈会综述）。完成后即将座谈会录音带，音带的中文整理手稿即综述报告都交给了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这是多么慷慨的学术支持呀！）1996年，笔者参加在广东召开的“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见到吴相湘教授时，吴老先生希望复旦历史系继续参与这项由意义的工作。（是呀！是多么有意义的卖国工作呀！）
他们以为中国和中国人民服务为耻，他们以为美国和帝国主义者服务为荣。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主任及其其他委员，你们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祸心，这样的卖国贼都可以成为世纪人文中的一员，中国当真无人了吗！你们在出版说明中说：“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多么冠冕堂皇的文字招牌呀！还要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不要这样辛苦了，我可爱的大师们、大博士们、大专家们，你们这一代“文化脊梁”就把中国整成这样了，你们还想把中国人民引向何处，难道非得让我们吃了“转基因主粮”，灭了中华民族的种，你们这“一代代中国文化人的脊梁”才开心啊！（哎呀，忘记了，就是这样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的美国主子才能开心，他们才有好日子过呀！）
（四）编者的反动本质
“如果对当代中国史学近20年的近代史研究稍加回顾，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在致力于蒋廷黻提出的近代化研究，而且大部分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重复蒋廷黻早在60年前建构的话语系统，乃使使用他那套分析框架，那么对他和他的著作给予重视，进行研究，其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44）
是这样的。他们打破新中国的一切话语系统，全面的回归西方，和蒋站在同样的立场上，用一样的研究方法，自然是在“重复”。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学界为什么“集体失语”，最大的根结就在这里。他们打着学习西方的幌子，实则干着消解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勾当。
不仅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整个学术界而言，我们要创造我们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绝不能再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了！我们必须构建起我们自己的架构术语，那么向经典学习就成为一门必修的课程了，同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指导自己的学术实践，我们中国必将能在世界学术领域独树一帜，独领风骚！
“这份简历说明，蒋廷黻已从一般意义的书生从政变成了真正的弃学从政，从一名大学教授，自由主义学者，成为了国民党政府的官僚，国家机器的一个部件。这一蜕变，且不说使他再也难以重温《独立评论》时代自由议政的旧梦，即使想重返大学教席，重操史学旧业，也属奢望了。”（27）
这些观点就是在兜售他们的学术与政治水火不容的观点，这是极端错误的。他们以一些政治上的丑恶和一些独裁者的罪恶，就否定了一切政治，殊不知“政也，正也！”的从高理想，就不知社会主义政治为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使命。编者的这段论述完全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以个人的喜好为判断标准，这又是极端错误的。
蒋也说：“我对政治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政治并不是专为金钱和荣耀，对我说，政治只是一种工作，我认为它和教书一样的清高。”这些低劣的编者根本就没深入了解蒋先生，而是以自己厚黑的心理去臆断蒋的想法，这是多么的可悲。蒋的政治境界不高就今这些人不解，而像毛主席这样的政治家他们就更加参悟不透了。让他们来编书，是对蒋的不公。
“他（蒋先生）主张知识分子投身政治，他甚至批评知识分子鄙视政治还当“磨平了为学与从政的职业界限，并且在角色定位上，隐隐然当起社会良知的责任”，编者从蒋的经历中得出这个结论，可是在分析总结时又免不了主观臆断，乱说一气了！什么学术与政治毕竟是两回事呀！不知道蒋看到了这样评价他的话会有什么感触。
最后，这些低级的编者大声悲吟：“那末，学者从政，其幸乎？不幸乎？”你们就在书房里自怜哀叹去吧！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早就从毛主席的号召去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去努力创造那个“应当如此的时代”了。
编者在批评蒋将中国外交只分了“剿夷与扶夷”的错误时，自己也同样犯了严重错误：“林则徐的主战，是对手用武力强加给中后的反侵略表现，徐、叶的反入城是在条约签订后以民情不允为名的违约行动；林则徐的”民心可用“是用于反侵略，徐、叶的利用民心是用于违约的盲目排外以达到道光帝“小屈必有大伸”的虚骄目的。
“可以说，无论主张好人政府的胡适，还是主张开明独裁的蒋廷黻：追求自由，民主和发治，是他们的共同思想路向。这就是自由主义者既不同于激进派，又有别于保守派的本质所在。”（22）在这里编者提到“激进派”，这种激进派是不是指革命派、左派，是不是指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呢？如果是，那么编者的水平真是超一流地差了。首先当时的中国如不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他什么经济建设，平均分配，自由民主都是幻想，不明白这一点就不能把握近代中国的大势，其次编者说追求自由民主和法治是自由主义者不同于激进派的本质所在，者真是天大的谎言，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正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自由民主。
这本书归结起来就是：
1. 对待反抗侵略的默许甚至是赞同
2. 对待人民群众是鄙视的态度，不相信民心
3. 编者、笔者都是汉奸
4. 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知与偏见
5. 全盘西化
6. 将历史成败归结为领袖人物，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观点
7. 在涉及外交时，蒋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
8. 在涉及内政时，蒋站在统治阶级、官僚集团的立场，跟蒋介石并无二异！
同伊
20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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