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批评彭德怀一九四三年四月“关于民主教育谈话”的
一封信
（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
你在二个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
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策需要出发。又如谈话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是为着反封建，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人类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移、通讯和其它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不应该受任何干涉。其他现在各个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部分人是太大，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少、太小与太有限制。故中央曾在去年十一月公布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强调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必要，你在谈话中没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各根据地上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对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在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而未将革命与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两者都是己所不欲而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中国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且强调抗日，但不应该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并不符合事实等。
你前所说的“党内生活”已收到，候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你。
毛泽东
六月六日
【二】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陈伯达
（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二期《红旗》）
（摘录）
在一九五七年，有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经举起什么“自由”啊，“平等”啊，“博爱”啊这些旗子来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党内有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也很欣赏“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他们生活在二十世纪的革命的中国，而思想却留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他们信奉的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认为民主革命要实现的是这种口号，社会主义要实现的也是这种口号。这是完全不懂得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且对于各国革命的历史，也完全无知。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实质是什么呢？难道这些口号的实质不就是为了追求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吗？不是为了保护和扩大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吗？资产阶级当时提出这些口号，一方面是为了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而另一方面，正是要求自己在劳动人民面前享有绝对的统治权。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实质上不过是要求有剥削雇佣劳动的自由，有做买卖的自由，有掠夺殖民地的自由；而在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劳动者只有被剥削的自由，就是殖民地人民只有被掠夺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平等，在实质上，不过是要求买卖的平等，要求他们有剥削雇佣劳动的平等；而对劳动人民来说，他们只有在被剥削这一点上是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所谓博爱，在实质上，不过是要求把他们的剥削的触角能够无限制地伸张到一切他们可能达到的地方，要求尽量地扩大他们的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而对于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来说，则是要求他们向资产阶级的剥削感恩戴德。
马克思说过：“劳动力的榨取者，在还有一块筋肉，一根脉管，一滴血可以榨取的限度内，是决不会放手的。”难道资产阶级所谓“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的实质不就是这样吗？
马克思主义者向来承认“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在法国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时候，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是，又不断地指出了这些口号的极大欺骗性。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不会把这些口号列入社会主义纲领，而且也不把它们列入民主革命的纲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的工作制。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级的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统治，推翻封建制度，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和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等等。总之，不论是在俄国或中国的民主革命阶段，马克思主义政党都没有把“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作为纲领。并且，不只中国和俄国，凡是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的国家，只要那里有马克思主义政党，他们也都不会把这些口号当作纲领，而总是把那种合乎本国人民群众要求的具体斗争目标当作纲领，把人民夺取政权的问题当作纲领。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当然更不能把“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口号当作纲领。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中曾说：“搬弄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笼统词句，实际上等于盲目背诵那些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用这些笼统词句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任务，就无异完完全全转到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原则立场上去。”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还一直留恋着他们那种所谓“自由企业”、“自由经营”，农村一小部分富裕农民也仍然留恋着过去那种可以雇工、可以做投机买卖的“自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于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和富裕农民的感情和想法很欣赏，并且往往成为他们在党内的集中代言人。当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取得了伟大胜利，显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要最后灭亡的时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用资产阶级的“自由”观来反对社会主义，他们代表了谁的利益是很明显的。
平等的概念也是一样。恩格斯说得好，“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真实内容，都归结为废除阶级的要求。任何超越于这点之外的平等要求，都必须要流于荒谬。”我们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说的平等，在实际上也就是资产阶级所说的平等，他们所要求的，也就是富人和穷人平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平等。这种说法历来是资产阶级为着保留他们的剥削制度和他们的特权，而对于群众的欺骗。
马克思早已驳斥过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企图利用“阶级平等化”的口号来减弱和掩饰阶级的对立。当他同巴枯宁斗争的时候，曾经指出：照字义了解起来，阶级平等化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这样固执地宣传的“资本与劳动的调和”。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不断地拆穿了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和叛徒们用自由平等的口号欺骗人们的伎俩。他说：“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但饱腹的粮食投机者和挨饿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在驳斥叛徒考茨基那一套“平等”胡说的时候，列宁这样指出：“剥削者不能同被剥削者平等。这个真理考茨基很不喜欢，但它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内容。另一个真理是：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可能性没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能有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
在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里，统治阶级绝不会给被压迫的人民以平等；被压迫的人民的任务是要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而不是要求什么“阶级的平等”。在以无产阶级为首的人民大众经过革命取得政权而反动阶级成为专政的对象以后，在已经成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大众和已经被打倒的反动阶级之间，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平等。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建设社会主义，彻底消灭阶级，也不是要求什么“阶级的平等”。在这时候，要求“阶级平等”不过是那种不甘心于灭亡的剥削阶级的一种叫嚣。资产阶级右派发出了这种叫嚣来向社会主义进攻，而右倾主义者则在党内响应这种叫嚣。
即使在阶级消灭以后，在社会主义完全实现以后，要完全消除任何不平等，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提法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说得好：“‘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句用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话，也是很成问题的。在各个国家、省份甚至各个地方之间，在生活条件方面总是要存在某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来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把社会主义社会当作平等乐园的观点是个与‘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有联系的片面的法国观点，——这个观点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是正当的，但是现在这个观念则像以前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应当克服下去，因为它只能引起混乱，并且因为现在已经有了阐述这个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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