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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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会议通告
听了××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同志的付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评论一：定性！｝
（一）党中央关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议中，曾经清楚地指出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更加残酷的进攻，但同时指出了在这剧烈的阶级决战中，帝国主义、国民党内部的弱点与革命形势的新的紧张化，这造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得出了“在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加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的反动结论（一九三四年七月廿日中央决议）。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评论二：指出得出结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的根据。即对有了点力量下的沾沾自喜，以及由此而来的狂妄自大；受到点挫折后的悲观失望，以及由此而来的全无信心、搬家逃跑。此点恰如邓小平“遗嘱”以及如今改开中的中国。｝
（二）党中央根据于自己的正确估计，定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具体任务。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战争，证明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评论三：苦涩的“正确”！十万对一百万，红樱枪步枪对飞机大炮，坚守一年半，苏区人民的确伟大！（对比“皖南事变”）。｝特别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扩大红军运动成为群众的热情，动员工农群众的分子武装上前钱，达到了十万人以上，使红军大大的扩大了。模范亦少数开始成为红军的现成后备军，赤少队的群众武装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党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其他一切物质上的需要。苏区内部阶级斗争的深入，苏维埃的经济建设以及苏维埃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彻底的改善，更大大的发展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斗的热情。一切这些造成了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次顺利的条件，显然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估计不足，也必然得出在主观上我们没法子粉碎围剿的结论。
（三）应该指出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党对于扩大白区工农群众的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争的领导依然没有显着的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士兵工作依然薄弱，吾苏区红军在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呼应与配合还是不够，有些弱点无疑也要影响到反对五次围剿的行动，成为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但决不应该以为这些弱点的存在，乃是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而××同志在报告中与结论中都夸张这些工作的弱点，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估计，与又不认识，与又不承认，这使我们没有法子了解我们红军主力不能不离开中央苏区与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究竟在哪里，这就掩盖了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红军的英雄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我们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决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评论四：举出优点缺点，评价其重要性，以便于找出最根本的原因。｝
（四）国民党蒋介石以及他的帝国主义军事顾问等，经过四次围剿失败之后，知道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我们在苏区内作战是极端不利的。因此五次围剿中，采取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源，紧缩我们的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作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评论五：知彼！｝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这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之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评论六：“攻势防御”还是最好的能够得到人民真心支持的最根本战略！｝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都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的防御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的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评论七：经验与事实！｝
（五）目前在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白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上举行“围剿”时，我作战战线，虽然是决战防御，即使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的防御，而是为了寻求作战的防御，是为了转入反攻的防御，单纯防御可以阻挡削弱敌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时期内保持土地，但最终的粉碎敌人的“围剿”以保卫苏区是不可能的，最后胜利的前途是没有的，只有从防御转入反攻（战役的与战略的）以至进攻，取得决战的胜利。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粉碎敌人，保卫苏区，发展苏区革命这动。｛评论八：知己！｝
在这一战略战线之下，当我们还没有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时，我们对于进攻的敌人不应该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我们应该以次要力量（如游击队群众武装，独立营团，部分主力红军等），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诱敌人，在这方面，主要的运动钳制敌人，而主力则退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侧翼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找有利时机，攻击敌人，在内线作战下，当敌人以绝对的优势兵力向我们前进时，红军的退却与隐蔽，足以疲劳敌人，使敌人骄羚懈怠发生过失与暴露弱点，这就是创造了转入反攻取得决战胜利的条件，要最审填地分析与判断敌情，以便适时恰当的布署战斗。不要与由于敌人向我们挑衅与佯攻，而不必要地调动我们的力量与投入战斗，使我们疲于奔命，失去了在一定方向取得决战胜利的机会，为了求得胜利，当敌人按照某计划前进时，我们在突击向用不着去阻止它，应该待到进至适当距离，然后包围消灭之（即诱敌深入）。为了求得胜利，即使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评论九：这应该是毛泽东被排挤的第二位的原因。由于红军官兵出于本能的并不愿意多跑路；由于苏区人民出于本能的不愿意暂时放弃家园，如果如××同志所说，以十万对百万就能够“御敌于国门之外”是有很大可能成为现实的，那么，红军官兵与苏区百姓必定认为能如此最好。而事实证明，此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结果当然就是苏区整体的消失。更何况××同志还有共产国际的大背景此第一原因呢。实际上，如果能够将敌我大致态势等真相告诉红军官兵与苏区百姓，他们是必定能够以根据地创建的历史而得到理解的，因为这有过去的事实为证。但能够这样做并得到好的结果的前提，是红军各级指挥员和苏区各级领导者的首先理解和真心支持，否则难矣。所以，人民的每一个教训的得出都是通过鲜血的付出而得到的。结合今天中国的改开，似乎又让人看到了当年的苏区了。当邓小平以××同志相同的手法告诉人民，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甚至就是在政府、共产党领导层采用“依法抢劫”的方式，利用权力把属于整个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放进这些官员、国企领导层个人的口袋时，人民虽然不满但仍然服从并相信共产党。）然后先富带后富，最后就能实现“共同富裕”时，人民确实也认为这是有可能的。而改开30年的事实说明，此种可能性同样是不存在的。更何况经济发展或富裕只不过是一个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而已。以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倒退来换取极少数人的经济发展或富裕，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正统。这是已经被历史证实为罪恶了的，也是本质上反人民的。这一点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因而说它邓小平完全是有意为之，就是显然的了。当然，确实实现了并且早已经实现了的是邓小平的家人后辈们，扎扎实实地成为了具备未明数字资产的先富阶级了。无论邓小平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个事实的存在，说它邓小平是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信仰的背叛者和埋葬者，人民就一点都没有冤枉它邓小平。邓小平显然要远比××同志可恶。道理简单，××同志如此做只能算是错误，因为其结果对于他没有益处。而对于邓小平则不同，将个人和家庭利益掺合到国家大事之中，如无此点也许能够让人民理解为过错；有了此点，这就只能算成有意而为之的罪恶。他就是跳进黄河都绝对洗不清。｝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避免一切被动的与不利的结果。
然而在五次战争中，对于这些原则都统统是违反的。共产国际去年二月来电说得很对，“我们觉得似乎在目前这时期中，军事指挥所采用的计划和步骤，差不多可以说常常是敌人迫近而产生的。敌人和我们挑拨，使我们常常必要的改组我们的力量。因而我们的力量由于继续不断地变动，就不能积极地加入决战。我们觉得应该在那些我们已经获得了某些胜利的地方击败敌人，不要企图在全部战线上同时击败敌人。”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对于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是无法了解的，所以不但去年二月以前是如此，直至主力红军退出苏区仍是如此。甘心情愿把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单纯防御路线，并不是，也不能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击败故人，而且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阻止敌人。×××同志过去提出过的“全面出击”的口号，在五次战争中则变为全线防御，而在战略上则一者都是错误的。“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机械地运用到军事上尤其在战略上，则是完全错误，而适足成为单纯防御路线的掩盖物。
（六）为了求得决战的胜利，在决战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是绝对必要的。在目前敌我力量对比上，敌人的兵力是绝对占优势，他们常常拿多于我们数倍至数十倍的兵力向我们进攻。然而这对于我们不是可怕的。由于敌人是处于外线，战略上采取包围与分进合击的方针，这就造成了我们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使我们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下，能够收到战线的外线作战（局部的外线）的利益，即是以我军的一部钳制敌人一路或数路而集中最大力量包围敌人一路而消灭之，用这种办法去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评论十：虽然从战略总的层面说来，是敌人人多，自己人少。通过一些战略战术的协同，达到在局部以人多欺负人少之战役目的！此法不能说不高！纵观“改开”30年，邓小平恰恰也是采用了此法。其中的局部恰恰是作为国家、社会组织核心的最高领导层。其能够如此做成功的原因，则是依据着在中国盘据了数千年的封建官国传统和人民（尤其是组织各领导层）的不觉醒！所以，可以说正是毛泽东把中国传统官场统治人民手法，以创新的方式应用于人民的解放事业上。而邓小平不过是走回即倒退到了中国传统官场统治手法来治官治民罢了！同时，不得不说，如何在官场上从根本上解决“在核心局部以人（官）多欺负人少”的机制问题，恰恰是导致极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由于走资派的反攻倒算最终失败的体制原因！这是在涉及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以官员代表（小）民主取代人民（大）民主的结果！而“改开”中出现的众多“窝案”，清楚地以事实表明了这一点。当然，公开是必需的第一步。而人民（大）民主要能够不被官员代表（小）民主的意志强奸，则人民就必须知道展示力量、发出强音、直至做出行动。这只有在人民觉醒的前提下才能做到，这也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说，邓小平们从根本上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整个中国走向邪路的首要原因。｝在战略的内线作战情况下，只有集中优势兵力寻求战线的外线作战取得胜利，才能使红军经常握住主动权，敌人则迫使他陷入被动地位，而最后打破他的整个计划。
但是过去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为了防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经常分散（主要是一三军团的分散）兵力。这种分散兵力的结果，就使我们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就使我们的兵力处处薄弱，而便于敌人对我们各个击破。五次战争中，许多次的战役（如三河口战役，团村战役，建宁役战，温防战役等等）都由于我们主力不集中而未能得到伟大的胜利。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给红军的中心任务，是阻止敌人的前进与企图以“短促突击”消灭部分的敌人，而不是争取主动权，不是争取决战的胜利。其结果就是红军消灭敌人的数量数少，而苏区也终于受敌人的蹂躏。
（七）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红军的特长。共产国际在敌人五次“围剿”开始时（前年十月来电）即向我们指出：“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釆取阵战方式，而应当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去年三月来电又重复的说：“很明显的，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国际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五次“围剿”敌人堡垒主义下，我们虽没有象在一二三四次战争中当敌人“长驱直入”时釆取大规模运动战的机会，然而运动战的可能依然存在，事实上已经多次的证明了（沟口、团村、将军殿、建宁、湖坊、温坊各役，特别是十九路军改变时）。然而五次战争中，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占华夫同志的“短促突击”理论，却使我们以运动战接受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强攻敌人的堡垒，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是应该拒绝的。只有这堡垒不坚固或孤立的情况下，为了打击敌人增援部队，或为了调动敌人的情况下，才容许攻击敌人的堡垒。五次战争中轻易强攻堡垒，其没有任何效果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是把战争当儿戏。
对于五次战争中运动的可能估计不足，因而把敌人五次“围剿”绝然的分开，因而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绝然否定诱敌进来给以消灭的战法，并且不得不在实际上拒绝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在这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的领导者是自然的道。
（八）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的估计过高与对运动的估计不足，便产生了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上的理论，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转变为战线上的胜利，然而由战线的胜利才能起战线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华夫同志的文章及××，××两同志给林彪，×××两同志的信），以为“在堡垒主义之下，只能有许多小的胜利，而不能有痛快林离的胜利”（见××同志政治局发言及××同志红军报的文章），认为只有分兵抵御与短促突击才能对付堡垒主义。所有这些革命战争中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际，在五次战争中是完全破产了。
我们不能否认堡垒主义造成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新的困难。然而他们最近却以左的空谈轻视堡垒主义，（见××同志红军报文章），不否认而且应准备红军的技术条件（飞机大炮）特别是堡垒主义内部工农士兵暴动，以战胜将来敌人更坚固的堡垒，但就在现时条件下，堡垒主义也是能够粉碎的。堡垒主义疲劳了敌人的精力并分散了兵力，养成了敌人对于堡垒的依赖性，使他们脱离了堡垒即失去其胜利的信心，同时敌人无法不脱离堡垒向我们前进，又无法在全国范围内遍筑足以限制红军活动的堡垒。一切这些造成了使我们能够克服堡垒主义的顺利条件。因此我们红军粉碎堡垒主义的方法，依然是依靠于运动战，依靠在堡垒线前左右发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红军的行动，以及依靠深入的军士兵运动。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在堡垒线内即是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在红军转到广大堡垒主义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做运动战，只要我们灵活的、艺术的，出奇制胜的运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堡垒主义。而且只有正确的战略方针，才能正确的领导战线（争），并正确地运用战术，以粉碎堡垒主义与粉碎“围剿”单纯防卸与“短促突击”，胜利主要不依靠于战略战役的正确指导，而仅仅依靠于战术，事实上只是对于堡垒主义的投降，至底不能粉碎堡垒主义。
（以下略）
（九）在持久与速决战问题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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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
一一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本文的第一至第八部分编入《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一册
（九）在持久与速决战问题上，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的了解也是错误的。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评论十一：同理，唤起民众的真正觉醒也是一个更为长期的持久战争。其办法可以采用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原则办法，即“唤起民众、组织起来、造反有理、监督政府直至取代政府”；再加上毛泽东的“有理有利有节”和“针锋相对”原则办法。｝苏维埃革命，就在不断的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发展与巩固起来的。因此在有利的条件之下，我们完全应该从防御转入反攻与进攻，消灭敌人，粉碎“围剿”（如一二三四次战争及五次战争广昌战役以前）。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暂时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在另一有利的条件下转入反攻与进攻（如五次战争广昌战役以后）。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则。但同时必须了解另一个原则，即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海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极力争取战局的速决。因为在现时，敌我力量的对比上，对于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釆取持久战的方针，对于我们是极端不利的。｛评论十二：此为弱者对付强者的最佳办法，即“打了就跑”。我打你时一打一个准，你打我时抓瞎。｝当着敌人以持久战来对付我们的时候（如五次“围剿”），我们必须运用正确的战略方针，打破敌人这种计划，在我们可以支持的时间之内取得决定的胜利，以粉碎敌人的“围剿”。拿我们的人力物力及军火补充的数量同国民党所有的去比较（即同敌人拚消耗，见××同志红星报的文章），这种持久战的了解是根本错误的。在这些方面现时我们正处在绝对的劣势，这种数目字的比较只能证明相反的结论，即持久战对我们是没有胜利前途的。｛评论十三：此段说明了，一个人民组织的总的目的只能是为人民。要实现总目的就需要一套战略战术。战略战术也有每一个阶段的大中小目的。要实现大中小目的就必须就事论事，也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必须依据事物的当时的各种情况，灵活应变的。但是，总目的是绝对不能灵活应变的。因为那就意味着走向了反面，即由为人民走向了反人民了，那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恰恰表明那些朝代的掌权者们只为自己的最终目的都是反人民的，所以他们最终会被人民推翻是必然的。这，就是出现所谓“周期率”的内在原因！｝
正因为要进行长期国内战争的持久战，同时对每一次“围剿”与每一战役却要进行速决战，所以我们特别要谨慎的决定我们的战略战役计划。｛评论十四：因为这是一对显而易见尖锐对立的矛盾体。弱者对付强者的每一战都属于“险中求胜”，此时人的主观努力（即创造险中求胜的条件）确实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五次战争中单纯防御战略是根本错误的，在这种错误战略之下，进行许多拼命主义的战斗（如毛丁山、三溪坊、平疗、广昌等战役）同样是错误的，红军一定要避免那种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即使作战的决定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当形势变化不利于我们时，我们立即应拒绝这种战斗。要玩弄暴动是极大的罪恶，玩弄战斗同样是罪恶。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予红军以必须的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这是争取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以为五次战争中没有休息训练的可能的说法是不对的，那只是单纯防御短促突击主义者必然的结论。以为红军行动积极化，便是使他经常的不停止的打仗而不必注重休息训练，也是不对的，须知没有必要的休息和训练，就不能好好的打胜仗。红军的编制，一定要适合现时国内战争的环境。主力还未充实就去建立许多新的师团单位是不对的。应该于充实主力之后，再去建立新单位。拿全无教育训练又无战斗经验的新兵师团去单独作战是不对的，应该使新兵师团中有老军骨干，尽可能在初期使他们在老的兵团指挥之下，训练出战斗经验来。那种不必要的笨重的与上重下轻的组织与装备是不对的，应该是尽可能的轻装，必须充实连队与加强师以下的领导。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必须反对那种把保持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互相对立起来的理论。为了进行胜利的战斗，红军的英勇牺牲是完全必要的，这是阶级武装的特质，是革命战争胜利的基础，这种牺牲换得了胜利，这种牺牲是有代价的。但这不能适用于无代价的拚命主义的战斗，须知只有保持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真正的保卫苏区。没有坚强的红军，苏区即无法保存。有了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暂时遭到部分的损失，也终究能够恢复，并且新的苏区也只有依靠红红军才能创造出来。｛评论十五：弄清一对矛盾中的哪一方面更主要，或者更具备决定性作用！｝
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当敌人的“围剿”被我们用反攻战斗粉碎了之后可能发生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对于疲劳情绪与过高估计敌人力量所产生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使我们懈怠消极，使我们停顿不动，使我们不能由反攻转入进攻，消灭更多敌人，发展更大苏区，扩大红军力量，使我们不能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粉碎新的“围剿”的充分条件。另一种是由于对自己过分估计与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冒险主义。这种冒险主义使我们进攻得不到胜利（如无把握的及在当时无必要的进攻中心城市等），甚至于使反攻中已经得到的胜利归于消灭或抛弃，使红军有生力量过分牺牲，使扩大红军扩大苏区争取战略地区的发展与巩固的任务放弃不顾，这同样使我们不能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继续粉碎它的充分条件。因此，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是党在战略的进攻问题上即在敌人两次“围剿”之间的严重任务。｛评论十六：这即是“实事求是”了。｝
在战役速决战的原则下，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绪的仓猝应战，或对战路上初战的不慎重，或企图先发制敌一成不胜就认为没有办法，或借口速决战而不作充分准备，即对于敌人的“围剿”不作必要的与尽可能支持的时期内的一切准备，等筹机会主义的倾向。速决战是要求具备一切必要条件（战略的优胜，战役领导的正确，运动战，不失时机，集中兵力等等）去消灭敌人部队，只有消灭了敌人的部队才能使战局速决，才能使敌人的进攻与“围剿”归于粉碎。｛评论十七：慎重初战以及初战的胜利对于士气的鼓舞是决定性的；而士气对于以弱胜强的险中求胜战斗中取得胜利又是决定性的！考虑问题非常全面，难能可贵！｝
（十）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的内部的裂痕，使我们利于转入反攻与进攻，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重要战略之一。福建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党中央当时釆取了利用国民党内部这一矛盾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同十九路军订立了停战协定，来推动十九路军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然而当时的××同志等却在左的空谈之下，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相反的以为红军继续在东线行动打击进攻十九路军的蒋介石部的侧后方是等于帮助了十九路军，因此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的攻击永丰地域的堡垒。失去了这一宝贵的机会，根本不了解十九路军人民政府当时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在军事上突击蒋介石的侧后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这正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粉碎五次“围剿”。这并不是因为十九路军是革命的军队，相反的这不过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企图用更多的欺骗与武断宣传甚至社会主义之类的名词来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我们在实际行动中表现给在十九路军欺骗下的工农士兵群众看，我们帮助任何别派反日反将的斗争我们才能更容易揭破十九路军军阀的欺骗，在共同反日反蒋的战争中，争取他们到我们方面来。只有我们军事上釆取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才能使我们在当时这一重要关键上不失去消灭蒋介石主力的机会，这种有利条件，是过去历次战斗中所没有的。然而在我们军事上没有去利用，这对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的目的，原来不过为了抵御敌人的前进，至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冲突使自己转入反攻与进攻，在他们看来是冒险的行动。｛评论十八：这涉及到领导人的眼光、见识、胆略等问题。也可以说××同志只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书生，而不是一个在不违背总原则下灵活机动的实干家。此点应用于今天改开下的中国，亦极具现实借鉴意义。由于众多民众应该知道的事实不公开以及国家统计数据的不可信，要作出一个判断实不可能。而只能从已经能够确认的事实入手，例如国企改革。当改开进入大规模盗卖、抢劫国家和人民财产到极少数新生先富阶级之手时，改开也就跨过了量变引起质变的那个度，进入到了反人民的阶段了。｝
（十一）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首先应该说的：当我们看到在中央苏区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间，即广昌战役以后），我们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堡垒要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评论十九：此句本来事实应该是“一错再错”。在当时整个中央红军和中央党的生存危机紧迫的情况下，毛主席为了回避无谓的争论以争取时间，尽快作出决议形成行动，摆脱极端危险的处境。解决当时的主要矛盾――红军与中央的生存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就不再对此次路线的政治方面进行总结和清算了。对此次路线的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全面总结和清算就是“七大”前的延安整风运动。当然，今天的中国现状亦与此相类似，但却也有着本质区别，即现时世界并不存在有那个那些国家进行着灭亡整个中国的具体行动，至少暂时看不到此种危险。真有这种危险出现时再考虑也未迟，正如当年“十年内战”向“抗日战争”转变那样！那么，当今中国向何处去？就主要取决于为人民与反人民的两种力量的对比了。人民只需并且必需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性社会与今天中国改开正在倒退发展着的奴性社会中作出选择！中国改开正在倒退发展着的社会实际上就是倒退到了类似于蒋介石时代与如今台湾社会的结合体的奴性社会。人民力量的每多一部分展示和觉醒，就能够带来整个社会多一部分的进步与改开抢劫集团的多一步被迫让步（但让步不是人民的目的，人民的目的必须是领导权的夺回）。否则反之。而在我看来，人民至少必须争取到“文化大革命”中人民已经获得到手了的民主权利。因为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底线。或者换句话说，中国人民特别是处于被抢劫剥削的底层人民必须展示自己的力量，你觉醒了就是你有理；你不觉醒了就是你没理。唯有你觉醒了展示力量，才会有你的利益。因为“天上不会掉馅饼”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曾经这样的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央苏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时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在这个重要关节上，我们的战略方针显然也是错误的。在“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没有从小这一问题。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虽是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新的计划的基本原则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补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的情况的变更”，这些依然是新计划基本原则的第一部第二条。关于有生力量的保存问题，完全忽视。而这正是决定退出苏区的战略方针的基础。这一战役时机上的错误，再加上阵地战的发扬，给了红军以很大的损害。这种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央苏区”的矛盾态度，正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到了转变关头必然的惊慌失措的表现。｛评论二十：堪称“一针见血”！｝
其次，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巨大的转变不但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军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把数百万人的群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认为不是重要的问题。在主力红军方面，从苏区转移到白区去，从阵地战场转移到起动战场去，不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猝的出动。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评论二十一：“改开”堪称其“翻版”！！｝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错误。庞大的军委纵队及各军团后方部的组织，使行军作战受到极大的困难，使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使行动迟缓，失去到达原定地区的先机。这是根本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变将遇到敌人严重的反对，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决斗，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有这些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别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就使得三个月的突围战役，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而没有主动的放手的攻击战。就使得口头上虽然常说“备战”，而实际上除掩护战而外，却经常是“避战”。就使得红军士气不能发扬，过分疲劳，得不到片刻的休息，因而减员到空前的程度。就使得“反攻”的正确口号在实际上变成了××同志等的避战主义的掩盖物，而不准备于必要时与有利时机争取真正反攻的胜利。就使得以红军战略转变，迫使敌人转变其进攻中央苏区的整个计划，以保卫中央苏区，以粉碎五次“围剿”，以建立湖南的根据地，乃至高度保持红军有生力量的基本任务，都不能完成。所以这些，都是基本的战略方针釆取了避战主义的必然结果。这种战略避战主义是从一种错误观点出发，即是说红军一定要达到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对追击敌人（如周、薛两纵队），就在他们分离时与疲弊时也是不敢作战的。而这种错误观点的泉源，则在于不明了当前的环境是不允许我们这样简单地轻巧地尽情直遂地干的，在于对追击敌人的力量的过分估计。殊不知这种简单的轻巧的与径直的干法，在短短的环境不严重的与小部队的行动，或者是可能的，而在数千里的五次“围剿”环境中的主力红军的巨大战略的转移则是不可能的。对不必要的与敌人无隙可乘的那种战斗，是应该避免的，而对于必要的与敌人有隙可乘的战斗，则是不应该避免的。此次突围行动，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其主要原因正在这里。这一原则上的错误，一直发展到突围战役的最后阶段，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红军到了乌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转消灭蒋介石追击部队的任务，而只是看见消灭小部黔敌以及消灭所谓土匪的任务。虽则最后两次错误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坚决的反对而纠正了，而在华夫同志等则适足表现其战略上一贯的机会主义的倾向。
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拚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此外决不能有别的东西。｛评论二十二：改开过程与此相似，“单纯发展经济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拚命赚钱主义，或者是复辟倒退主义，此外决不能有别的东西。”当然，由于整个中国并不能如当年的“苏区”似的逃跑，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被出卖。正如从改开以来一贯采用的“崽卖爷田不心疼”的“能赚钱的都拿去卖”的路线。将毛泽东时代前辈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软的和硬的优质“资源”，都付之一卖了。而邓小平们能够并且敢于、最后竟然得手了的根本原因，恰恰是由于中国人民对毛泽东时代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共产党组织的“盲目迷信和顺从”。这才会发生今后必定会让后人笑掉大牙、令后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改开”。当“改开”走到最后（即现在）时，也就必然出现“中国共产党”还能“卖”上多少钱的问题了！当中国共产党最后被“卖掉”之时，中国数千年的改朝换代“周期率”就又回到了一个起点了！而经历过了毛泽东“文革”时代以及前苏联解体的中国人民，要对付此类骗子实际上易如反掌。办法就是毛泽东“文革”时办法――重建领导层！即通过重建党的领导层来达到重建一个党的目的，这是相对于导致改朝换代“周期率”出现的人类和社会付出代价最小的办法。人民必须明白的根本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组织不过就是一个“筐”，在人民注意力不集中时“筐”中有时什么东西都有可能装。当然也就难以避免在“筐”中出现伪装得很好的骗子。这时，人民要做的就是驱逐或消灭“筐”中的骗子，更换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好榜样人。因为历史告诉人们，组织的更换导致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但同时人民又必须记住，当整个社会呈现出不断倒退的现象时，尽快更换或重建组织领导层又是付出代价最小的！无论出现何种情况，驱逐或消灭骗子都是人民必须牢记并实行的根本所在，无论骗子这时是在“筐”中还是不在“筐”中。一定不能让戈氏这类导致前苏联解体的类似骗子，在如此大的一个国家如此多的人民遭受如此大的苦难后，仍然能够如此逍遥自在地生活着！清算是必须的，否则就会在世界上树立一个极端邪恶的榜样！在实际上，掌握权力的骗子领导层的骗子们充其量不过就是那么几个人，要把他们拿下来实在是易如反掌。就是要流血也不过就是那么几个人，真正的人民一定不能让“流血”吓傻了，因为这种让步最终会让人民自己直至后代们多付出几十、几百甚至几万倍的代价！实际上，重建领导层本身并不难，难的是重建起来后的领导层应该如何建立，以及如何建立新的民主有序社会结构的思想上。在如今中国尚未表现出“迫在眉睫”的社会大动荡现状时，还是把重点分别放在唤起民众、组织起来（这是基础和经常性工作）与如何建立新的领导层（这是把握时机问题）和新的社会结构的思想理论（这是核心、指导和方向）这两项工作上的好！｝
（十二）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一切企图拿党的正确路线来为军事上的错误路线做辩护（如××同志的报告，华夫同志的发言）是劳而无功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他的来源是由于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客现的困难特别是持久战保垒主义的困难有了过分的估计，是由于对自己主观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由于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一切把这一斗争转变为无原则的个人纠纷的企图，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评论二十三：这说明“流氓无赖逻辑”和“痞子骗子腔”，有着相当深厚的历史渊源。这是因为一切社会中都确实存在着这类流氓、无赖、痞子的缘故。当这类流氓、无赖、痞子骗子混入到了人民组织高层时，就必然会依据自身惯用的逻辑和腔调，用极为下流和低俗的争权手段来抵毁为人民争权掌权的正大光明者。如果详细检查这类流氓、无赖、痞子骗子之所以能够混入人民组织高层，就会发现其高升过程必然充满着“流氓无赖逻辑”和“痞子骗子腔”，或者以“流氓无赖逻辑”和“痞子骗子腔”套上“虎皮”打造出来的胡说八道的“理论”。而具备人民立场的先进分子就必须不仅仅能从其行动上分清流氓无赖痞子骗子，还必须能够从理论上揭露此类流氓无赖痞子骗子的言论。当自己水平有限时，将其言论行动向人民公开，就是能够揭露此类货色的最有效手段了。因为一切流氓无赖痞子骗子们，至少在其所有言论行动中的某一处或多处关节点上，必定是见不得人的。｝
（十二）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扼杀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经验与教训完全拋弃，并谓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经常的现象。
同时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领导是非常不够。书记处与政治局最大部分的注意力是集中在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物质供给方面，因此在这些方面，得到了空前伟大的成绩，然而对于战略战术方面则极少注意，而把这一责任放在极少数的同志身上，首先是××同志与华夫同志。我们没有清楚的了解，战争的指挥问题，关系战争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绩化为乌有。政治局对于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自己应该承认的，书记处的所有同志，在这方面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有些重要的决定或战略计划是经过书记处批准的。
然而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而××同志在他的结论中对于绝大多数同志的批评与自己的错误是没有承认的。必须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但这一错误如果坚持下去，发展下去，则必然走到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十四）最后，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虽是由于我们过去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使我们没有能够在中央苏区粉碎五次“围剿”，使我们主力红军不能不退出苏区并遭受到部分的损失，然而我们英勇的红军主力依然存在着，我们有着优良的群众条件，我们有着党的正确领导，我们有着物质上地形上的比较良好的地方，我们有着全国广大的群众拥护，与红四方面军和二二六军团的胜利配合，再加上正确的作战指挥，我们相信，这些困难，在我们全体同志与红军指战员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同时，敌人方面的困难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活动地区远远的离开了南京政府反革命的根据地，蒋介石几年经营的堡垒地带的依靠是没有了，军阀内部的矛盾与不统一有了进一步的增加，我们主要的敌人蒋介石的主力在五次“围剿”中是削弱了，尤其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全国国民经济的空前崩溃，使全国民众更清楚的看到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而更加同情与拥护苏维埃革命运动以至直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些都是我们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发扬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利条件。必须指出，目前的环境在党与红军面前提出了严重任务：这就是因为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国民党军阀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松我们。我们在敌人新的围攻的前面，中央红军现在是在云南贵州地区，这里没有现存的苏区而要我们重新去创造，我们的胜利要在自己艰苦奋斗中取得，新苏区的创造，不经过血战是不可以成功的。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须有高度的机动性，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是确定了，完成作战任务则必须灵活的使用这些原则。红军运动的特长，在五次战斗中是被长期的阵地战相当的减弱了，而在目前正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因此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是严重的工作的。对战斗员尤其是新战士，则须进行必要的技术教育。在政治工作上，一切须适应目前运动战的需要，以保证每一个战斗任务的完成。红军更要从作战中修养与整理自己，并大量的扩大自己。严肃自己的纪律，红军对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联系，必须更加密切与打成一片，极大约加强对地方居民的工作，红军应该是苏维埃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目前的环境要求党与红军的领导者用一切努力，具体的确实的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
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瓦解白军工作必须真正开始。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是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之一。在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最后，同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必须取得更密切的关系并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动与互相配合。
政治局扩大会议相信放在我们前面的这些严重的任务，我们是能够完成的。完成这些任务是以后革命战争的新的胜利的保证。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将使全国各地的红军与苏区打成联系的一片，并将使全国工农群众的斗争转到胜利的大革命。
政治局扩大会议相信，中国苏维埃革命有他雄厚的历史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被敌人战胜的。中央苏区湘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前进表示张皇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内的活跃，以及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维埃革命正在前进中。
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党的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个部分的错误。这种错误不足以便我们悲观失望。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领导革命战斗到彻底的胜利。党在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
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体同志，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反对一切张皇失措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首先反对单纯防御路线。政治局扩大会议更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评论：这篇文章写得好极了！完全就是毛主席“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的完美体现，非常可贵！如果说，此篇文章由于形势所迫，并不能对这次路线错误作出全面、中肯的总结，那么，四一年毛主席所作的“九篇文章”，必定就更加有价值和有意义了。过去了近七十年，此“九篇文章”为什么就不能解密，问题何在？谁在害怕？｝
〔７〕 一九四○年十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强令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驳斥这一无理要求，一方面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答应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江北。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取得国民党当局的同意，向江北转移。部队醒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顽军七个师八万余兵力的突然袭击。经七昼夜浴皙奋战，弹尽粮绝，除小部分突围外，大部壮烈无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无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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