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空言面对面，而要践履心贴心
——读懂中国：《中国大形势》践履的诚信本色之三
三、不应空言面对面，而要践履心贴心
如果说当下全球一体化的官场、商场、知场、情场、媒体、体育场无言不媚，无媚不言，或许态度真的就是有些偏激，忽略掉了聚光镜外的真实生活。毕竟始终有那样一群人类的脊梁经久不息地在“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着。包括那些“行业揭密”的回头浪子，包括“上台讲鬼话，下台讲人话”良心发现的官吏。但是，在弥漫着理念和命题的言语空间中，媚字、媚事、媚俗、媚民、媚观众、媚听众、媚舆论……是主流，多少总该不会有太大的异议吧？
曾经那样地拼死反对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现在却得意洋洋为市场经济理论做“面对面”的耳提面命了；曾经那样地敌视和诅咒“计划经济”，如今却要以“统计数字”统一“谋划”的口径了；一个“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从而津津乐道于毛遂自荐、“伯乐相马”光辉传统的大国，已经沦落到靠制定金钱待遇收买“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百名科技领军人才”，一个部门要5年引进、汇聚1000余名海外学术大师、学术骨干来搞“自主创新”了；在国内强烈抨击“一党专制”，在国际上却要做美国暴发户的跟班打手，华尔街大姥的看门奴才；这是中国人的思维逻辑么？
如果，仅仅是宣传舆论的“大跃进”口号，仅仅是企业的创新动力需求，文痞的美元支使，也就罢了。一个国家的政府若是把自己定位在企业的管理层次上，而这个企业又是甩掉各种“包袱”、“累赘”，亦即关于“职工一切福利和待遇”的干净退出，只为利润而利润，为“剩余价值”解决“就业问题”，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制下，人民群众不要说什么幸福感，生存都是个问题。还创个鸟新？
2009年3月出版，赵建国主编的辽宁省公务员培训教材辽宁省基层公务员培训工程指定教材《公务员宏观经济知识读本》，是为推进“公务员队伍能力建设”，“全面增强公务员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本领”，“转变职能、改变作风”、“更新知识”，“力争做到主要经济指标增幅不低于振兴以来的平均水平，力争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任务”，从而“教育”公务员要“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而编撰的。
那么，所谓的“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家”是怎样思考的呢？
“从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来看，主要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通常认为凯恩斯是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从凯恩斯开始，经济学就开始分家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称谓也随之诞生了。
宏观经济学主要关注总体的经济行为——‘大画面’。在宏观经济学中，我们关心的是诸如经济增长、充分就业、控制通货膨胀等总体目标，而非特定个体或群体的福利或行为。宏观经济学的本质是理解并改善总体的经济成效。
微观经济学关注这幅‘大画面’的细节。在微观经济学中，我们所关注的是事实上组成整体经济的个体、厂商和政府机构。我们侧重的是单个经济主体的行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为实现这些目标，他们如何配置有限的资源达到最优化？他们如何对各种激励和机会做出反应？
例如，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关注是，决定总消费支出对总产出、就业和物价的影响，很少关注消费支出的实际内容或其决定因素。微观经济学关注个体消费者特定的支出政策，以及影响这些决策的因素（偏好、价格、收入）。
区分宏观与微观经济学是很方便的。在现实中、宏观经济结果依赖于微观行为，微观行为受到宏观结果的影响。只有理解所有参与者的行为及其行为的原因，才能完全理解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但是，就像不知道发动机如何构造却可以开车一样，你没有完全理解经济却可以观察经济如何运行。在宏观经济学中，我们观察到当踩下加速器时汽车开得快，当踩刹车时汽车开得慢。这是我们在多数情况下知道的。然而，有时候汽车抛锚，这时我们必须对刹车如何运作有更深的理解。这就把我们引入了微观研究。每一个零件是如何运作的？哪些零件能够或者应该被修理？
总之，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问题。宏观经济学涉及配置全部经济资源以实现总体经济目标，如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而微观经济学关注单个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和目标，如个人工作时间的确定、厂商生产的产量等（《公务员宏观经济知识读本》第11-12页）。”
不知道哪位伟大的政治家能从上面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的思维中看出其中包含着人、幸福指数及民生范畴。如果公务员都是这样地“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政府无疑也就成了养殖厂的经理层而已。不要说猪，人也就不过是“人力资源”定义下的“机器”罢了，连猪都不如！过去只听说过有“愚民政策”，如今真是大开眼界，让我们又发现了“愚民的经济学”了。
本想，在引文中插入批判，但考虑到行文的连贯性及本评第二部分中已经提示了商品、产品、资本和经济等范畴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且本评又是基于翰啸《中国大形势》对于经济问题的诸多真知卓见之上的；所以，相信读者如能在阅读了《中国大形势》之后，再读这个帖子是能够认清引文的欺骗性之所在的，故略。
当然，我们至少应当懂得，这种“经济学”，所研究的“资源配置”，根本不是翰啸《中国大形势》中站在人本、民生和“最广大劳动群众”的立场上的，经济学要为人的幸福生活服务的目的要求。恰恰相反，它们真正的目的无疑只是垄断资本、金融寡头对能源、资源（自然产品、劳动产品和人本身）的掠夺、压榨和支配权。这种“经济学”所称的“最优化”，不过是垄断资本帝国利益搜刮的全球化、金融财团对一切资源进行畜生式控制的最大化而已。
那么，为达此目的，他们也就不得不为所谓的学理、学术找到毁灭人性人格的、掩人耳目的、欺骗的“科学假设”了：
⑴ 理性经济人；⑵资源短缺；⑶完全信息。
这三种假设，对于那些懂得“上帝”的真正本质的人来说，谁都心知肚明，不过是《旧约》中的那个全知、全能、“顺我者昌，逆者亡”、冷酷、自私、颐指气使的理念“上帝”的分身之术而已。其中任何一条所饱含的“科学理念”，不都是赤裸裸的对人格的贬损及歧视和压迫吗？
宇宙本身尚且在规律的运动和进行中保有着“混沌”的部分或关联，一个人，或一伙人又如何地能够获得市场的“完全信息”及保有科学的“理性”？“资源短缺”与否，不单纯是“客观事实”的，还与人的欲望及人的折腾与否紧密相关。晏子的“两桃杀三士”反映的不是什么“资源短缺”，只不过是剑客为了证明其自身的能力从而以“竞争”的原则所施行的“功夫表演”罢了。最后的一个死者，恰恰是一个十足的“自利”的“理性”的“杀手”，因着人性情感的回归，羞愤交加于一身，所采取的又一次的自愚自残行为罢了；那么，“理性经济人”，在全球统一市场下，还能逃脱因丧失人性的天良而导致的众叛亲离的“一切都没有价值”，从而向地狱的天国纵身一跳的下场吗？除非他是杜丘东人。
看看我们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的思维：“对于理性经济人的理解，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把握：人是自利的，自利的人是有理性的，从个人理性可以推出社会理性，理性是可以计量的。”
“现代生物学已经证明了趋利是动物的本性，而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在趋利的本性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这个层面上说，人是自利的，人有趋利的本性，因而人类从事一切活动的目的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
“当然，承认理性经济人的存在只是人是经济规律的一个工具，并不是提倡人人自利。”
直白，太直白了！
如果把这种循循善诱的“胡萝卜+大棒”境界当成人话，世界上还有虚伪可恶的教唆犯吗？
我承认常常被中国人骂为畜生（但俺在这里可不是骂人。而是从“理性的可计量”上表现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学”中，因着货币充当行使的一般等价物从而被掩盖起来的“人力资源”只是“使用价值”为同一货币量的畜生数目的价值而已）的人是“自利”的、只是“经济规律的一个工具”，因而“从事一切活动的目的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
也不应该提倡“人人自利”，只需要鼓励刺激资本家、政客、文痞、军棍和黑帮头子及其鹰犬打手们少数人的“自利”才是“帕累托最优”。
不然，被以猪、以屁对待的劳苦大众全都以“自利”、逐利为“普世价值”的最高境界盛行之日，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最优”的畜生们的死亡之期，还用得着“地球大爆炸”和核讹诈么？
母亲对子女的喂养，父亲对子女的严苛教育，是不能简单地用“自利”或“利他”这种断然“两分”的标准来判定和衡量的。金岳霖的“式-能不离”所表明的正是“自利-利他”不可分割的大道属性、普遍联系、复共轭的现实关系。任何试图以“奥卡姆的剃刀”，把“人”一劈两半，理性是人（或工具）；肉体是工具（或人）的做法，都是远离了人之为人的思维式法的。
因为尼采高呼：上帝死了！海德格尔低眉顺眼东躲西藏地承认“西方哲学的终结”，一些人就以为人类已经与西方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了，因而世界充满了“紫阳”的爱，遂极力撺掇我们与宠物“手拉手”、 “面对面”、“怀贴怀”地“跟着感觉走”。可是宠物就是宠物，终归是畜生。这时，上帝已经被畜生们悄悄地换了个名字叫：“经济学”——全球一体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亦即金融、资本垄断霸主成功主宰世界的投机运营的聪明的弥漫着广泛的死亡毒菌的“大师”传销之学了。
“义”、“利”之辩古已有之，“君子”、“小人”之分就是中国人的道德定论。这还需要新时代的国外新一辈“高层次”的“经济学大师”来启蒙发酵吗？当然，这里的前提需要汉奸学者首先整日地将中国人的大脑思维进行是非颠倒，把破碎的心放在驿站上，以随时被偷渡移民为：华殇！
因为阴阳观——太极阴阳原理、大道、宇宙总原理被西方哲学大师黑格尔这个“学术二道贩子”只是在知识层面简单理解为“两极性”，所以，以全世界劳动者的福祉为追求的马克思，必然地、历史地对那些资本主义走狗给以响彻云霄的回答：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应该由畜生按生物学来定义。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下，人就是生物学的畜生；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下，人，才能成为人本身。
中国人的思维不是“两极性”，阴阳观自然是合中有分、动中有定。以有限的六维生象“卦式”，以思维直观完整地、信息地、科学地、智慧地把握大自然生命体的运动和发展规律，从而选择了“生生”之态的大道中庸社会。承认人的生理需求的正当性，更要发扬人的精神和思想对社会公益的创造性及人与人和谐相处的集体共利性。而对于这一道德境界的深刻理解，才有了近代西方莱布尼兹前定和谐的“单子论”、“百科全书派”、重农学派文明的启蒙和现代科学的衍生，也就必然地要激起西方工人阶级要求人性化生存而不是“数字化生存”的“共产主义运动”。
遗憾地是，因着字母文字理念规定性所造成的思想的“两极性”，同样是犹太人，因与西方传统所有制关系的决裂，马克思、列宁走向光明；而共济会们却“聪明反被聪明误”，一直生活在上帝阴囊下的黑暗之中，通过英国、美国等一些“经济”暴发户政府的借尸还魂，给这个世界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恐怖活动和大灾难，以致永远逃不脱原罪的孽障。只能靠预言、空幻、大爆炸和地球毁灭来完成对其罪恶的审判。
这也许就是翰啸称那些自私自利之徒为“新五蠹”，而不以“N种人”命之的缘由吧，不然怎么会说“税收政策是面照镜”？
翰啸，一个纯种的中国人。一个爷们。
但是，如果仅仅以为犹太的上帝就藏在商品、垄断、金融、市场和“经济学”中，那就太低估了犹太魔鬼们的想象力了。上面引文中只是涉及到一般地现实地对公务员们大脑的清洗，还没有进入对未来将成为各界精英人士的下一代大学生们植入思维毒素的逻辑的、高层次、高智力、高智商的毁灭性的思维黑洞的“大爆炸”基因。
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所以，在我们古代的“文言文”——亦即政治哲学理论著作中，心，其实就是思想、理性、思维的代名词。那么通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在中国传统的思维蕴含中，运用现代术语方式表达，自然就是唯理主义、唯道主义、或理性主义、本质主义甚或“直觉主义”——思维直观，而不是器官直觉。这也许就是大多数现代中国人读不懂古文，也读不懂本博的一些帖子的根本原因吧。因为现代大多数中国人所运用的汉字，早就已经“方块英语”化，从而不再具有生象文字的功能表征了。
中国的字就是“词”，但是一旦“词典”化、“拼音化”，汉字的根就被刨光、挖净了。因而，本来的生动范畴所指，也就成为教条的“理念”了。那么，即使仓颉复生，许慎转世，恐怕也难于因为理解了柏拉图，就能够“回忆”出其造字、解字的原始动力和原则把握了。所以，俺在诠释中国古代经典时，就不去回忆什么理念，而是让思绪回到“事实本身”。同时让周文王、老子、孔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费尔巴哈、黑格尔、牛顿、爱因斯坦、莱布尼兹、罗素、杜威，甚至佛陀、上帝、道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培根、彭罗斯、霍金、杨振宁等等圣人、大师一个个出场“现身说法”，这当然就不合以个人从一己的经验感受出发的日常思想习惯和西化的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的思维方式的阅读惯例了。
但是，就像翰啸年纪轻轻，在当下的社会形态下因着人性的关怀就能从真问题中找出真理一样，也恰恰因为一些年青人“重走长征路”，才能真正体味和理解红军将士及开国元勋们的所思所想，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和英明。
不相信？您可以马上试读一下马克思的《资本论》，相信很多人不需要导师辅导，就可以明白马克思说的是什么意思啦。不会再像今日被当做精英的那群20或30年前的一些娃娃们，“打死也不承认资本家的坏”，致使当现实教育结出红色果实之后，对个人“创新制造”的比资本家还坏的各种举措又“打死我也不说”。反正，“左不对，右不对，左右都不对。”都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比如，马克思所言：“在政治经济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它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这在“大公无私”的年月，人们是很难理解，很难相信的。在今天，估计人们一听就是那么回事，“就是，现在哪儿有真理。有钱就有真理。”但这些人却绝对不会知道马克思骂地是一些什么东西。
所以，2010年9月27日《人民日报》经济周刊登载的该报记者张毅的宏文《一头猪拱起多少通胀预期》里什么道理都可以讲，什么对象都可以批评。可以批评政府信贷投放过高促使货币供应量增加，导致物价水平上涨；可以批评CPI体系构成中的权重占比不合理；甚至把收入分配失衡的“矛盾”定性为城乡差距，但就不提“新五蠹”、美元滥发、外资在各大行业的垄断控制及在群众与精英消费对象上商品价格倒挂的茬，你说是怎么回事？难道这就是“不找市长，找市场”的真正含义？当下的“剪刀差”又是怎样地被市场“神秘”地鼓捣出来的呢？
全球化统一市场经济体制下，决定中国商品价格的还是“菜蓝子”与“菜园子”的“供求关系”和“人民币”决定的吗？“农民增收”又是怎样地“与城市低收入群体生活保障”相“矛盾”地呢？什么叫“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政治话语么？已经成了“经济事实”了呀！
所以，这时，我们就不得不再一次请出小沈阳来一句不阴不阳的媚俗一问了，否则，也许高尚，就真的成了“高尚者的墓志铭”，却不知道卑鄙是如何地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地啦。
因此，下面我们不妨通过对200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郭桥、资建民主编的《大学逻辑导论》进行一下简单的归纳分析，看一看我们“高层次”的“精英”们是怎么走上举手投降、被出卖，还要帮着卖主数钱的地步上去的。
1.逻辑定义与内容的脱节，显出野心与能力的不匹配
在《大学逻辑导论》的第一章第一节，简单介绍了“Logic”（逻辑）、“λoros”（逻各斯）后，开宗明义，就直接给出了：逻辑学是一门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并强调逻辑学具有工具性和全人类性。按说，这一定义的指向，即追求，毫无疑问是可圈可点的。可惜，字母文字的理念规定性，因其只是思想的表达形式，所以不但不被西方自然科学认可，也承担不起对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进行完整地正确表述之使命。其工具性，用西方化的惯常表达，也不过是朴素的、落后的。至于所谓的全人类性，亦不过是表层的、语音的、数学加减法的，而根本达不到翰啸所称的“乘数效应”。这里不需要笔者做过细解释，西方当代的“形式本体论”对“易学”，尤其是对阴阳符号卦形式所体现出的“逢一进二的二进制原理”（爱新觉罗·固山额真《易数解码》）的追索与靠拢就已经不自觉地将这一定义彻底推翻。因为教材中毕竟还没有纳入这种只有中国人、或者说生象文字才具有的“思维结构形式及其规律”。
反过来，中国逻辑学之父金岳霖对逻辑学的界定确实是再准确不过了（张茂泽《金岳霖逻辑哲学述评》第22-24页）：
⑴ 就对象说，逻辑学是研究逻辑的学问；
⑵ 就内容说，逻辑学是研究命题与命题间的必然关系的学问；
⑶从知识经验中的地位、作用来看，逻辑学是认识活动的必要条件，可以为其它知识、学问提供普遍的推论方式，也可以作为批评观念系统或哲学的最重要的工具和标准之一（按：请注意“必要条件”、“批评观念”及“推论方式”）。
这三条界定可以说给了那些比较文化论者总以为中国学者不了解西方，而西方的现代学术毕竟高于中国的无耻的认知结论一个响亮的耳光。
几年前，笔者曾就教于一位道学界的博士关于金岳霖《论道》方面的问题。年轻的博士非常朴实，因而也就给了笔者一个坦诚的回答：“看不懂”。并得出了同翰啸一样的说法：直接从校门里出来搞学问的都比较浮浅，不像你们自修研究进行得那么深入，有独立见解。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个字儿：抄书。
问题是，这是讲逻辑的书，一旦真值函项中藏有黑洞，误人子弟事小，败家误国，则是罪不容赦的。
且，无知，也决不应成其为自我辩护的证据或理由。
2.对自然语言的错误定义，表现出逻辑学在根本上的不逻辑
“在理解思维的形式结构时，除了要从构成要件上进行把握，还要注意思维形式结构的语言表达问题。传统逻辑在表达思维的逻辑结构时，往往借助于自然语言。” 显然，只有“纯粹理性”的“文人”、及脱离实践的“才子佳人”们，才会出现这样没头没脑的混帐话，把字母文字初期的蹩脚性，当成“自然”性。
读到这一段时，不由想起张茂泽的叙述：“1978年，全国首届逻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金岳霖建议逻辑学工研究‘典型’这一范畴。同年，《逻辑学》一书由三联书店第3次印刷发行。明年，全国第三届逻辑学讨论会举行。金岳霖给会议写去书面发言，强调要‘提高逻辑学水平，以便广泛普及到各条战线的具体工作中去’。要求逻辑学工必须学习两个专业，正业是逻辑学，副业是一门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方面的科学（按：什么叫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就是！）。”
接下来就更有意思了：“所谓自然语言，就是指不同民族的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现代逻辑在分析、刻画思维的逻辑结构时，完全借助于人工语言。所谓人工语言，就是指人们特制的表意符号、公式、公式序列、又称符号语言。”
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前看、后看，怎么看这教科书上的话都像是在骂人。他的意思总像是在说“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跟鸟语花香、鸡鸣狗盗一样，不是人们“特制的表意符号”。就像牛顿的“自然哲学”真的并非阐述自然一样，既然星星并没有像苹果那样落到地上，“万有引力”就一定不够“万”。
我们现在研究的是文明史，不是文明前史。各“不同民族的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不可怀疑地都是“借助人工”，而不是借助“神工”“特制的表意符号”。
人们运用自如的工具语言，无论其历史长短，使用多么普及和日常，都不是“自然界”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否则各民族的人们的叫声就应该齐刷刷地一致了，犹如人与动物喜、怒、哀、乐、悲、恐、惊时所表现出来的相类的表情或反应一样。
如此不逻辑的定义出现在逻辑学的著作中，是能“培养和提高人们认识事物、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还是能“有利于识别、驳斥谬误和诡辩”？吾不得而知也。
3.从概念的定义看，不但反映出此“逻辑导论”，只是字母文字或符号的语言逻辑，失去了“自然规律”的必然性意义，而且，明显表现出对生象文字（汉语）整生逻辑的摒弃和歧视
“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
这样的定义，之于字母文字或符号语言应该说也许可能差不多是八九不离十的，不然，理念论就不是西方哲学的本质，而纯粹是鬼画魂了。也就是说，这种对于字母语言所流行的逻辑——“事实本身”的研究结论，我们是不能一下子就给出是或否的判定的。“市场永远是对的”、“理论只有为现实服务，才能体现出它的真理功能”嘛。
问题在于，如果，人类的历史只是动物的高级的、对物质世界机械自然的“聪明”复归，人，只不过是个会书写、会创造和使用高级工具的工具，那么物质运动的真理，当然就是人类社会的主宰，人心的上帝。
这样，所谓的“义”，所谓的“君子”、所谓的“绅士”、所谓的“贵族”，也不过只是利、小人、土著、贱民的玩偶和道具而已，还会有其他的什么意义和价值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所谓的价值规律，所谓的经济，所谓的民主、自由不就成了无聊时放出的罗圈屁了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这种否定，不单在于逻辑上、理论上，也实际体现于尼克松对于毛泽东谦恭朝拜的共谋求利而未得的意犹未尽上。
所以，鲁迅所言：“造化常常为庸人所设计”，与很多的悲剧大师一样，只是说了半句话，只是表达了“两极性”中的一极，而未全面表达出造化的、尤其是造化于人的使命赋予：真正的人类精英必须为庸人指出、或造就出一条使庸人也能成为道德君子或精英的必由之路。
否则，以看官的姿态，指责庸人的无知和愚昧，无论显得如何慷慨、激昂、了不起，都势必将与那些利用庸人的无知与愚昧，进行欺诈和掠夺的资本禽兽一样，造成事实上的对广众的毁灭与伤害，是达不到你内心的那种自我崇高理想的“超人”追求的。
理性就是理性，不管称其为神、上帝、佛祖，还是道祖，都不是人，都不是人类社会所应寄予的期望目标。
而人类要达致建立“生态社会”目标，现在看来，社会形态表征、国家机制保障、文化的智慧性各项要件每一项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每一项又都不是充分而必要的条件。
至少，在语言文字这一关键因素的重要性认识上，中外的大师们有意无意的忽略和漠视，就应该因自误而自愧、自残。
因为，如果概念仅仅是“思维形式”，那么，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绝对概念”、“绝对观念”的上帝属性，“唯心”本质，就不需要马克思来为其颠倒了。
不管黑格尔的人格品质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其所创立的《逻辑学》，至少是西方哲学科学知识体系的集大成。他所一再强调的“中介”，他之“中介”所缠绕和辩证的诸多“圆圈”，都不是发生在智力的短缺，而是作为真正“中介”的字母语言上。不然，也不会有“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产生。这是西方知识论者、知识界、反对“辩证逻辑”的知识分子们的知识和思维黑洞，因此，也必然不被全盘西化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精英团体所懂得。
反过来，夏启将“公三代”的道德传统移植到“家天下”的“封建”体制上之后，中国文人对“君”之“质点中心”的偏执，不但偏离了儒学的真正航向，亦使中华社会意识形态时不时地因 “扳道叉”“舵手”的离奇理念而跑上错误的轨道。加之蛮族入侵的断代史，也无法不在一代代文痞政客的思想上打下“山大王”式的蛮横烙印。因此，中华文明越来越被主流精英所断送，每一次复兴都不得不一再重复“礼失问于野”的痛苦的必经之路。
原因，固然是因为“野”处，才能不被“朝廷”“忠君”律条的“概念”所束缚。但更加重要的理由则是，其所运用的文字，没有“被概念”、“被职业”、“被理性”，而一直保有着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的自由属性、大道传统。
就是说，根本原因在于生象文字、汉字，不是概念的、而是范畴的。她的行文规矩，不是运用“形式逻辑”规定的，而是遵循整生逻辑，即自然规律的。
汉字，不是因为理念意志的规定强加，从而用几个字母强拼硬凑“人工”制造出来的，而是由事物要素、质素构形生成的，其仿真的是自然原象的所有基本要件：形、声、义；精、气、神；型、音、迹；等等。
所以，一旦成文，其依然改变不了大自然中的“星罗棋布”、“自在分处”及邻里相安的处所关系及运动态势。
所以古代经典，道德哲学从来不存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命题和问题，因为其本身就是“经验科学的”、“从实际出发的”，是“事实本身”的复制和转录，而不是对语言工具这一“中介”的教条照抄。
所以，中国传统的学术多讲阴阳观的推行、推演、推步，而很少有人讲文字语言的“推理”（本质上还没有脱离占卜思维）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情况从来都是“果-果联系”，而思想问题或纯粹的字面推定又是“因-因关系”（相面、拆字、打数字卦运用的才是与西方逻辑学，即形而上学相类的这一套），并非人们通常以为的“因-果关系”。中国的这种表象思维即使浅层地说也是科学的“实际主义”，而不是美国的“实用主义”。什么叫“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网友不嫌麻烦重查一下本博的“五行象态表”和对于“物”字三重范畴的界定就会明白了。
显然，运用书中的“概念”定义，或将汉字“方块英语”化，不但不是一种进步，恰恰是一种倒退。是对自然的“唯心”化、意志化、强迫化。
自然的，整体的，才是道德的、智慧的。生态建设，没有这样的意识前提，就不是为生生去建设，而是为死亡掘坟造墓了。
4.在现代逻辑产生上只提莱布尼兹思想的基础作用，而不讲《易经》根基，是数典忘祖，移花接木，是对中华道德文明的背叛和亵渎
知识缘于智慧。思想的表达根本于思维方式、思维式法。如果，笔者直接说现代逻辑不过是《易经》的一个西方化的分支表述，肯定有人不服，绝不会像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称“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态度一清二楚。
但是，《大学逻辑导论》第10页关于“现代逻辑，有的学者称之为‘数理逻辑’或‘符号逻辑’，指的是由莱布尼兹奠定基本思想，目前仍处于不断发展中的逻辑类型。该类型逻辑的特点是：在研究逻辑问题时，主要使用人工语言（符号语言）；通过建立形式系统，以实现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的描述，显然很精确，但不提“整体把握”就是中国思维的“整体论”、“大一统”，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敌对的故意。只能让人觉得，西方的，才是现代的，决不会使人知晓，即使“现代西方”学术上的最现代的逻辑，与中国古代《易经》的整生逻辑相比，也还是落伍的、偏狭的、独断的。
尤其是，一旦抛弃莱布尼兹对于《易经》思维的深刻理解和数学把握，对于：“莱布尼兹（1646-1716）是德国历史上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早在17世纪末期，他就提出了要用数学演算的方法来处理演绎逻辑的思想，和这一思想相联系，他还提出要在自然语言之外，创立一种适合于演算的‘通用语言’的观点。莱布尼兹的这两种思想，为现代逻辑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德国著名逻辑史家肖尔兹曾经指出，人们在提起莱布尼兹时就好像谈到日出一样，‘他使亚里士多德逻辑开始了新生，这种新生的逻辑在今天的最完美的表现就是采用逻辑斯蒂形式的现代精确逻辑’”这一段话中所提出的“通用语言”问题，及后来M·克莱因所指出的“数学：确定性丧失”等问题，就不会找到原始的、本源性的思维症结和历史渊源了。
西方，什么时候能够认识到，汉字就是人类创造出的最智慧的“通用语言”、“自然语言”，阴阳符号所推演的六十四卦标准图谱，才是高于而又蕴含于“数理逻辑”、“符号逻辑”的整生逻辑，也就什么时候长大成人了。
那么，让我们的大学生，以童话的、幼稚的、幻象的、理念的线性思维为“高层次”、“大智慧”，即使不把孩子整傻，也得把孩子的爸妈们：气疯！
5.对逻辑“变项”的“打包”、“颠覆”，是“黑洞理论”、“金融衍生品”产生的思想根源
《大学逻辑导论》第5-6页：“任何思维的逻辑形式都包括逻辑常项和变项两部分。所谓逻辑常项，是指在某种逻辑形式中，不随思维具体内容的变化而变化的部分。以上逻辑形式中的‘所有……都……’、‘如果……那么……’、‘所以’都属于逻辑常项。所谓变项，是指在某种逻辑形式中随着思维具体内容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部分。以上逻辑形式中的‘s’、‘p’、‘q’、‘M’都属于变项。
需要指出，尽管从构成上看任何逻辑形式都包括逻辑常项和变项，但逻辑常项却是判定一种逻辑形式具体类型的根据。无论变项代入何种不同的具体内容，终究不可能影响到逻辑形式的类型。”
绝妙，太绝妙了。必是因为有了这种不逻辑的蛮横，才有杨振宁老精英的因为易经的影响中国缺乏“逻辑思维”的“大师”结论了。
如果，我说，这种逻辑常项功能的死规定不过是一种笨拙的包装套子，是“六指儿搔痒多这一道”，可能表现的是与其一样的无理蛮横。但是，“张三去，我就去”与“如果张三去，那么我就去”；到底是中国语言缺乏“逻辑”还是西方逻辑的框框、套子，毁灭了中国语言的原发创生性、必然规律性？使人“说都不会话了”？
同样，既然“无论变项代入何种不同的具体内容，终究不可能影响到逻辑形式的类型”，既依然是逻辑的。那么“所有物质都是黑洞，所有粒子都是物质，所以，所有粒子都是黑洞”；当然就是逻辑的，是任何人在“逻辑上”都驳不倒的了。
同样，“所有的票证都应该是绝育了的衍生品，所有的金融证券都是票证，所以，所有的金融证券都应该是绝育了的衍生品”，也自然就是“逻辑的”，从而不容辩驳的了。只要“绝育”二字“打死我也不说”（因此，所谓的“汇率操纵国”，不过是“动了美联储的绝密奶酪”的国家的代名词而已，岂有他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俺就特别同意吴辉、卢麒元、何新等关于“中国就应该努力将自己打造煅炼成为汇率操纵国”以表明自己对金融操盘技术的彻底掌握。而不是做名义上的世界上的“负责任的大国”，实际上却“被打造”成美国这一由美联储操纵的流氓国家的殖民地或附属国）。
如果我说这就是母性螳螂的杀夫逻辑和思维惯性，估计一定会遭到攻击，讲中国人不地道；那么，就让我们看看费尔巴哈怎么说：“德国的思辨哲学是和古代所罗门的智慧直接对立的。后者在太阳底下看不到任何新的东西，前者则只看到新的东西；东方人见到统一而忽略了差异，西方人则见到差异而遗忘了统一；前者把自己对永恒的一致性所抱的一视同仁态度一直推进到白痴的麻痹状态，后者则把自己对于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感受扩张到无边幻想的狂热地步。当我说德国思辨哲学的时候，专指的是现今占统治地位的哲学——黑格尔的哲学；因为谢林的哲学真正说来是一种外国的产物，是移植到日耳曼土地上的古老的东方同一性；因此，谢林学派对东方的向往，乃是这个学派的一个本质特征，与此相反，向往西方而贬抑东方，则是黑格尔哲学及其学派的一个特征。黑格尔的特征要素与‘同一哲学’的东方主义相反，乃是差异的要素。‘自然哲学’并未使差异及其产物超过‘植形动物’和‘软体动物’的层次，大家知道，无头类和腹足类就属于这些动物。黑格尔把我们提高到一个较高的阶段，提高到了节足类，这一类动物的最高形态就是昆虫。黑格尔的精神是一种逻辑学上的精神，是某一种我可以说是昆虫学上的精神，也就是说，这一种精神仅仅在一个具有多数突出的节肢、具有深深的沟汶的躯体中有其相应的地位。这种精神特别显示在他的历史观和他对历史的处理上。黑格尔只注视和陈述各种宗教、哲学、各个时代和民族最突出的差异，并且只是就其处于逐步上升的过程中来陈述的；共同的、一致的、同一的东西完全退到背后去了。黑格尔的观点和他的方法所采取的形式，本身只是排他的时间，而并非同时是宽容的空间；黑格尔的体系只知道从属和继承，而不知道任何并列和共存。诚然最后的发展阶段永远是把其他各阶段纳入自身的整体，但是这样它本身就是一个一定的时间上的存在，因而也就带有特殊的性质，所以，它如果不从其他的存在吸取独立生命的精髓，如果不采取这些存在仅仅在其绝对自由的状态中所特具的那种意义，便不能把它们纳入自身之内。黑格尔的方法自夸走自然的道路。然而怎么说只不过是模仿自然，可是摹本却缺少原本的生命（《西方哲学原著选读》第448页，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
6.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必然与或然的推理命题，及模态与语境的引入，使得所谓“现代逻辑”越来越向中国式整体生成论靠拢了
模态，无疑考虑动感；语境，必然照顾全面；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对形而上学“片面的、静止的、孤立的”理论批判的回应，也是一种默默的自我修正。当然不管怎么说，这毕竟还是一种进步。
尤其是在推理中，使必然与或然“对立”，而不再是让必然与“偶然”对立，则是对阴阳观的更进一步的理解，使“两极性”的思维，有了更上一层楼的发展。
没有“偶”，就谈不上“结构”，没有“结构”，就不会有生成的动力，也就不会有事实上的“必然”发生。所以，在笔者产生这一思考之后，就一直对“偶然”意味着“或然”、“突变”的逻辑规定一直耿耿于怀，于此，也算有了一个了结。
包括，大学阶段“数字电路”中的“门逻辑”，现在似乎也逐渐被程序、编程等范畴所取代，都是学术上进步的象征。
编程是“程序”性的，也就适应了网络的建立。而网络是有节点，可以打结的。每一节点的作用，都不应是“自利”的“孤子”，否则，“孤子”一旦占据霸主地位，网络的瘫痪也就为期不远了。
但是，西方的形而上学的“逻辑推理”能“打结”么？数理逻辑中的悖论，到底因何产生，从何而来？
21世纪中国学术体系的建立，不比从前，可以“剃头挑子一头热”，只要东方的太阳升起就行。而是不但要将老祖宗的东西规范化、现代化，更要解决西方学术这个月亮阴晴不定的诸多“两难”问题。任重不假，但，道，不远！
唉，罢了。俺也困了。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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