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十个儿女：六个儿子，四个女儿。但在残酷的战争和苦难的环境下，一些子女或不幸夭折，或失却音信，或壮烈牺牲。全书紧紧围绕一代伟人毛泽东和儿女们之间的真情实感，按照时间顺序，一一铺排开来：其中，既有毛泽东对子女的严格教育、铁面无私的场面，又有“怜子如何不丈夫”的催人泪下的情感流露场景；既有毛泽东听到儿女不兴遇难时的悲痛，又有和儿女共享天伦时的惬意……全书着力点放在毛泽东和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几个儿女之间的点滴纪事上，通过这些点滴小事，也折射出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伟大情操和宽广胸怀。
邸延生：《毛泽东和他的儿女们》，： 邸江楠 邸延生,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时间：2011-2,定价：￥3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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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伟大领袖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但他的伟大思想、优良作风、高尚品格、永垂不朽的精神依然存留在亿万热爱他的人民心中，永不磨灭。回顾历史，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操碎了心，他为中国人民付出了毕生精力，他的诸多亲人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热血，乃至生命。
近些年来，在多次接触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儿媳邵华和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的过程中，大家中心话题总是围绕着毛泽东，及毛泽东那些为革命牲的至亲，毛泽东及其至亲为中国人民所付出的一切，让他的后人感慨，也让他的后人乃至全中国人都对其充满了敬意。单就毛泽东“个人”而言，他为中国人民付出得太多太多，但他又不仅仅是作为“个人”，因为他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牵动着热爱他的亿万人民的心，人民热爱他、崇敬他、追思他、怀念他，凡是有关他的一切，时至今日人们依然都想知道、想了解得更多。为此，写了这部《毛泽东和他的儿女们》一书，把所知道和所了解到的毛泽东生活中的一些情况写出来，将毛泽东和他的儿女们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尽可能详尽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从中去体会和感悟毛泽东的情操与胸怀，真实中见其平凡、平凡中见其伟大。
作为领袖，毛泽东为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呕心沥血，无论是在战争年代或是在和平年代，他都把国家利益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操劳、奋斗了一生。毛泽东虽为领袖，但在实际生活中与我们普通人一样，也有他的喜怒哀乐和爱与憎，有他的“个人爱好”和看似不同于常人的生活习惯。毛泽东一生中共有10个子女，其中6个儿子、4个女儿，但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他失去了一些孩子。对于自己的孩子，毛泽东非常疼爱，也非常关心，但对孩子们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他从不允许他们搞任何特殊。毛泽东教育他们从小好好学习，长大了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教育他们向工人、农民学习，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将来“多为老百姓办事情”。毛泽东没有为他的孩子们留下什么物质“遗产”，留下的只是他的思想和精神，这应该说是最难能可贵和最令人值得“珍视”的了！
长歌当泣，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献出了他的一切。人民热爱他，拥护他，是因为他和人民心连心；他关心老百姓的冷暖和疾苦，他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因此可以说他既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又是全中国人民最忠诚、最优秀的儿子。在他的身上所展现出来的那些精神、情操和风范，包括他在日常生活中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性格和他顽强拼搏的工作作风以及他克勤克俭的生活作风，无一不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所以，认为，这也许就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永远矗立于一个高大位置上的原因吧!
邸延生
2010年1月20日
第一篇 投身革命
毛岸英出生
1922年，杨开慧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爱情结晶
12月底，毛泽东携妻带子回到了长沙。
1922年，中国社会处于大革命的前夜。是年秋天，毛泽东领导的安源路矿大罢工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10月，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已近临产。毛泽东仍要忙于外面的工作、忙于对敌斗争，可心中时时惦念着妻子的身体，所以，只要一有空暇他便赶回妻子的身边，陪伴着妻子。为了照顾杨开慧，毛泽东的岳母向振熙和嫂嫂李崇德也从板仓赶来长沙郊外的清水塘，日日夜夜守候在杨开慧的身边，为她料理一切。
10月5日，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参与下，长沙泥木工人宣布罢工。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担任工人们的首席代表，与反动政府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罢工行动一直坚持了20多天。
10月24日，杨开慧生下了她和丈夫的爱情结晶，夫妇俩高兴极了。在为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取名字时，毛泽东征询妻子的意见，杨开慧说：“按你们毛家宗谱排序，这个伢子应该排‘远’字辈，你看叫‘远’什么好呢？”
不想毛泽东却说：“我早已是‘离经叛道’的人了，恐怕祖宗都会责怪我。”
杨开慧笑道：“你怕祖宗责怪，这倒使我想起了一句话，叫做‘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毛泽东随着妻子的笑声笑了，说：“好么！那就以这个‘岸’字为序，这个伢子就叫‘毛岸英’吧！”
杨开慧想了想，认为儿子的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即“伟岸威武”、“英俊潇洒”，便十分高兴地答应下来。
这一年，毛泽东29岁，杨开慧21岁。
随着毛岸英的降生，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的泥木工人大罢工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0月26日，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胜利结束。
1923年1月末，在小岸英过“百天”的日子里，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来了许多人，有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老同学，有毛泽东曾组织领导的“新民学会”会员，有杨开慧在长沙周南女校读书时的同学，有安源路矿工人和长沙市的泥木工人，就连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的小女儿朱仲丽也跑来“凑热闹”了，面对这么多的亲朋好友，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和嫂嫂李崇德自然是忙得不可开交，毛泽东和杨开慧更是看在眼中、喜上眉梢。
5月中旬，毛泽东接到通知，要他赶往广州出席共产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离开长沙前，毛泽东对妻子说：“我要走了，你和母亲多保重身体，照顾好伢子。”
杨开慧舍虽然不得毛泽东离开，但她知道丈夫是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便点头答应说：“你去吧，不要牵挂我们。”
但事实上，哪能不牵挂呢？毛泽东从妻子的怀抱中接过儿子，在儿子幼小细嫩的脸蛋上亲了又亲；杨开慧见他这样，便从丈夫的怀抱中接过儿子说：“好了，好了，你快去快回。”
这时杨开慧已经再次怀了身孕，体态特征已经很明显了。看着妻子行动略显迟缓的身子，毛泽东再次叮嘱说：“霞妹 ，你一定要多保重啊！”
杨开慧用力点了点头，答应说：“我晓得的。”
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为大会起草了《农民问题决议案》。
7月，毛泽东由广州前往上海，以主要精力从事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
9月，毛泽东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返回湖南，指导中共湘区委员会筹备组建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
在长沙，毛泽东的工作一直很忙。每天都工作到夜晚，当万籁俱寂时，辛劳了一天的毛泽东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这时，杨开慧总会关切地问这问那，同时还会问他吃不吃夜宵。面对妻子的问候，毛泽东又总会说：“不要管我么，你眼下的任务是照顾好自己和伢子。”
入睡时，由于杨开慧即将临产，毛泽东便将年仅一岁的小岸英抱在自己怀里睡觉；小岸英似乎也很懂事，每次躺在爸爸的怀抱中都是很乖，不久便睡着了。
11月，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他由长沙先去上海，然后转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这时毛泽东和杨开慧已经有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夫妻俩给这个儿子取名为毛岸青。临行前，面对妻子的深深依恋和两个心爱的幼子，毛泽东以奔赴革命的决心和以革命利益为重的博大胸怀，填《贺新郎·给杨开慧》词一首：
挥手从兹去，更哪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走了，看着丈夫留给自己的《贺新郎》词，杨开慧好几个夜晚泪眼湿枕。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毛泽东由广州前往上海。
1924年春，杨开慧因思念远行的丈夫，带着两个儿子去到长沙城里拍了一张合影照片。
4月间，照片取出来后，杨开慧精心把它存放在一个木制的镜框里，摆放在床头，一天不知要看多少遍。
6月，为协助毛泽东工作，杨开慧携长子岸英和年仅一岁的幼子岸青由长沙移居上海。一家人住在威海卫路。杨开慧在共产党的中央机关负责文书誊写和收发工作。
在一起了，又在一起了 这一时期，毛泽东夫妇除革命工作外，两个人尽心竭力地照顾、抚养着他们的两个儿子。每次回到家中，毛泽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伸手抱起张开两只小胳膊跑向他的儿子岸英，在儿子的脸蛋上狠狠亲上一口；每当这时，已经很懂事的小岸英又总会说：“爸爸身上有烟味。”
夏末秋初的一天，毛泽东的老朋友邓仲夏到毛泽东的住处看望，见杨开慧一个人在家里一边做饭、一边阅读稿件，还要时不时地照看两个幼小的孩子，实在很辛苦，便关切地说：“同志嫂，也真够你操劳的了！”
腰间系着围裙的杨开慧笑笑说：“润之在外面忙两个党的事，我在家里也得干两份工作。只是两个伢子还小，免不了手忙脚乱的。”
说话间，毛泽东回来了。这时候，躺在一旁摇篮里睡觉的毛岸青醒了，一声啼哭召唤得毛泽东赶忙上前伸出双手抱起了小儿子：“乖伢子，莫哭，爸爸抱你。”
在一旁的毛岸英见了，也张开两只小胳膊扑向他的父亲：“爸爸，爸爸抱我。”
“好嘛，爸爸都抱！”随即，毛泽东用另一只胳膊，从邓仲夏的怀抱中接过了岸英，“这下好了，有道是‘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哩！”
“你哪里是 无官一身轻 啊？”邓仲夏笑道，“你是 心忧天下，自苦自乐 罢了！”
毛泽东笑道：“有个 乐 字也就蛮好了！”边说边努嘴亲吻两个儿子的小脸，招惹得小岸英一边歪头躲闪一边喊叫：“爸爸身上有烟味。”
“还是我来抱吧！”邓仲夏从毛泽东的怀抱中重新抱过了岸英，对毛泽东说，“润之，我劝你还是少吸些烟吧！”
“难啊！”毛泽东说，“怕是改不了了。”
夜深人静，两个孩子都入睡了，毛泽东同邓仲夏坐下来开始党的工作，杨开慧则为丈夫誊写文稿。
毛泽东向邓仲夏提议：“我们来吃点辣子，再喝一点酒，如何？”
邓仲夏表示赞同：“辣上加辣，加倍的热烈，我赞同！”
毛泽东面向妻子：“霞妹，你也来参加，好么？”
杨开慧笑着近前说：“什么加倍的热烈？我看是你们两个馋酒了！”随后去为他们准备下酒的小菜。
党内外繁重的工作和尖锐复杂的斗争严重损害了毛泽东的身体健康，进入12月，共产党中央决定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
由上海乘坐火车一路向西行驶抵达株洲，然后需要在株洲换乘去长沙的火车。一路上，毛泽东夫妇尽心照看着他们的两个孩子；好在行李不多，只有一个用来盛衣服的柳条箱子，再有就是一摞捆绑好的书籍和文稿，全部由毛泽东负责携带。
夫妇俩在株洲下火车后，杨开慧留下来照看两个孩子，毛泽东则去为她们母子买吃的。这时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在空旷的站台上，衣衫单薄的毛岸英被冻得瑟瑟发抖，杨开慧急忙将自己身上的披肩取下来为大儿子御寒。毛泽东返回来了，几步上前抱起了岸英，疼惜地搂在怀里说：“好伢子，让爸爸给你暖暖身子。”
“不冷 ”在爸爸的怀抱中，小岸英取下裹在自己身上的披肩递向妈妈，“妈妈冷。”
杨开慧的眼睛湿润了，一边从儿子的手中接过披肩一边说：“乖，真是妈妈的好伢子。”
看着杨开慧和她怀抱中的小岸青，再看看自己怀抱中的岸英，毛泽东说：“就要回长沙了，回到家就好了！”
杨开慧问：“可究竟哪里是我们的家啊？”
毛泽东说：“先回长沙！”
12月底，毛泽东携妻带子回到了长沙。
赵恒惕要逮捕毛泽东
“毛家兄弟回来了！”
赵恒惕随即下令：逮捕毛泽东。
寒去冬归梅花放，一年一度春又来。
1925年2月6日，毛泽东携二弟毛泽民、妻子杨开慧及两个年幼的儿子岸英和岸青，回到故乡韶山养病。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32岁了。他一改青年时留的短发，而蓄起了长发，身上穿一件褪了色的粗布长袍，脚上穿一双旧布鞋。一辆牛车上坐着杨开慧和岸英、岸青，牛车慢慢地前行，毛泽东和毛泽民两兄弟走在牛车旁，看着家乡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脸上都流露着重返乡里的激动和兴奋之情。
牛车行进到一洼池塘边，毛泽东对赶车人说：“庞叔侃，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在这里游水么？”
“记得，记得！”庞叔侃笑着说，“那时候我们还都是小孩子，我还记得毛老伯不让你玩水，要打你呢！”
毛泽东随即笑道：“我下到池塘里不上来，他打不着么！”
听到大人们的谈话，坐在牛车上的毛岸英站起来大声说：“我也下到池塘里去游水，爸爸也打不到我！”
听儿子这么一说，毛泽东笑了，侧过脸对儿子说：“你得先学会游水，才可以下到池塘里去！”
听着大人、孩子的说笑，杨开慧在车上感叹道：“这里的山水和我们板仓一样美。”
毛泽东也感叹道：“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哩！”
庞叔侃说：“山水是蛮好的，只是日子过得苦啊！”
听庞叔侃这么一说，毛泽东的脸上没有了笑容，他想起了儿时所熟悉的一首民谣：
韶山冲来韶山冲，
十户人家九家穷；
有山有水田里苦，
无钱无米两手空。
想起这首民谣，毛泽东陷入了沉思。
“毛家兄弟回来了！”时值春节期间，乡间正是农闲时节，乡亲们纷纷来到韶山冲上屋场，围坐在毛泽东家的堂屋里兴致勃勃地叙谈说话，毛泽民的妻子王淑兰则忙里忙外地为大家烧开水、送揉碎了的烟叶子，直到深夜。
乡亲们离去后，毛泽东先嘱咐二弟夫妇回房间去睡了，然后才回过身来照看自己的两个儿子。杨开慧关心地对他说：“走了一天的路，你也累了，你也抓紧时间洗洗睡吧！”
在昏暗的油灯下，毛泽东点头笑着，先俯下身去看看已经睡着的两个儿子，然后才说：“睡吧，我们都睡！”
回到韶山，毛泽东一家人的生活很清苦。毛泽东虽然带回了一点钱，但这么多人一起回来，确实给在家讨生活的王淑兰制造了难题。
于是，毛泽东两兄弟便在工作之余到田里干活，有时两个人还到别人那里帮工，挣回一些谷子聊以养家糊口。生活的清苦对于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发动群众，使广大农民兄弟尽快觉悟起来，然后将他们组织起来，建立起共产党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在上屋场，杨开慧则利用毛家堂屋试着办起了农民夜校，每天晚上教乡亲们认字，给大家上课、讲解革命道理。
一天傍晚，毛泽东带着儿子毛岸英去到韶山冲下屋场的一家还农具，临离开时，这家人要毛泽东父子俩留下来吃饭；不等毛泽东开口辞谢，毛岸英即说：“阿拉不在侬家吃夜饭！”
听着毛岸英说出上海话，这家人一时没能听明白，便问毛泽东：“三伢子 ，你这伢子说什么哩？”
毛泽东笑着解释说：“他说的是上海话，意思是说谢了，我们回去吃！”
这家人即夸奖毛岸英：“这伢子乖哩！”
在返回自家的路上，毛泽东耐心教导毛岸英说：“要学说家乡话，不然乡亲们听不懂哩！”
毛岸英点头答应说：“嗯，我记住了！”
春去夏来。
毛泽东在韶山创办夜校、组建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又在周围的乡、镇创办了二十多所农民夜校，并派了一些有文化基础的人分头去担任老师讲课。
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只要条件允许，毛泽东每次离开家外出就会带上他的大儿子岸英，每次又总被妻子抱怨说：“你总带着伢子做什么？他年岁还小，跑不得许多路。”
毛泽东又总是说：“伢子么，总要多跑跑路，锻炼锻炼。”
每当这时，小岸英便会说：“我不怕跑路！我愿意跟爸爸出去！”
面对这父子俩，杨开慧每次也只得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任凭他们去了。
平日在家中，毛泽东时常教岸英背诵一些简单易学的古诗，诸如：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昆黄华叶衰。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与此同时，杨开慧也教儿子背诗，但教儿子背诵的却多是一些带有情感色彩的唐诗，诸如：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又如：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小岸英很乖，也很好学，凡是爸爸妈妈教他背诵的诗，只需几遍便会背了。
整整一个夏季，在毛泽东的动员和领导下，韶山冲一带的农民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毛泽东发现，农民们一旦发动起来，立刻就能显示出他们坚强的战斗力。见此情景，毛泽东大受鼓舞，决定尽快在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中发展共产党员，以便有组织、有计划、有力量地向中国农村的旧势力发起猛攻。
1925年6月，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中共韶山支部很快建立起来了。
韶山支部一经建立，便立刻带领农民群众与土豪劣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时候，中共湘区党委派人来韶山见毛泽民，通知他去上海担任党中央出版发行部的经理，做一名公开的老板和出版商。
第二天，毛泽民告别了大哥大嫂和家人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7月间，由毛泽东组织领导并发动的农民运动在韶山地区迅猛地开展起来，令这一带的地主豪绅们惶惶不可终日，以成胥生为首的大豪绅亲自跑到省城去找赵恒惕告状，强烈要求省政府迅速派兵捉拿煽动农民暴动的领袖毛泽东。
赵恒惕随即下令：逮捕毛泽东。
8月28日，赵恒惕的密令下达到了湘潭县。县里一位议员得知消息后，立刻派人给毛泽东送来一封急信：
润之兄：赵贼得成胥生密告，已电示县防团局派兵缉拿。见字后火速转移。知文不具，即日。
毛泽东接信后，决定离开韶山前往长沙。
临离开时，不知道爸爸要去哪里的毛岸英还想和往常一样跟着一起出去：“我跟爸爸一起去！”
“乖伢子！爸爸有大事要做，这次不能带你去了！”毛泽东弯下身疼惜地抚摸着儿子的肩头说，“听妈妈的话，在家帮妈妈好好照看弟弟。”
随即，他又嘱咐妻子把剩下的工作完成后，马上去广州！
杨开慧已经习惯了丈夫这种来去匆匆的情形，默默地点了点头。一切安排妥当，毛泽东连夜离开了韶山冲。
9月初，返回长沙后的毛泽东独自登上湘江岸边的岳麓山，放眼漫山红遍的枫林和和漫江碧透的江水，回想他此次回到家乡后所做的一切，继而追思他的两个孩子和妻子杨开慧，挂念她们母子是否安全地离开了韶山？
回想中，万千思绪在脑海中起伏跌宕，又想起他学生时代的那些“指点江山”的激情和“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壮志，无限感慨油然而生，遂吟《沁园春·长沙》词一首：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频繁辗转中
毛泽东先安排好了弟弟毛泽覃，然后携杨开慧和两个孩子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毛泽东三兄弟相聚的时间不长，又一次分手了。
1925年9月上旬，毛泽东离开长沙，经衡阳、宜章，前往国民革命蓬勃发展的根据地广州。
10月末，毛泽东的三弟毛泽覃和杨开慧母子也先后辗转到了广州。
团聚了，一家人又团聚了 这时正是广州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城里城外树绿草青，繁花似锦。宽广的珠江两岸，到处是充满革命热情的时代青年。江中的小火轮和一条条帆篷船过往穿行，呈现着一派蓬勃向上的朝气。
每当入夜时分，杨开慧便会抱着岸青、领着岸英走向珠江岸边，和孩子们一起看江水、看江里的小火轮船。夜深人静，当两个孩子都睡熟了，她又总是陪伴在挥毫写作的丈夫身边，帮丈夫抄写文稿，或为丈夫扇扇驱赶蚊虫，或者做夜宵给丈夫吃。
这时，毛泽东已经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工作虽然繁忙、劳累，但家庭生活却充满了温馨和欢乐。两个孩子越长越大，岸英已经能够帮助妈妈干些简单的家务活了，岸青也已经学会说话、蹒跚着两只小腿走路了。
杨开慧不甘心总这样待在家里，她想出去工作，以减轻家庭生活的负担。虽然多方接洽、几经磋商，也曾到河南岸的德和新街小学联系，但终因两个孩子需要照看的缘故，杨开慧只得暂时留在家中继续料理家务，协助丈夫以全部的精力投入到革命事业中。
眼看又是新的一年来到了 1926年春节，毛泽东特意从街上买了一斤猪肉和一条鲤鱼回家，一进门便对妻子说：“过年了，也该让润菊和伢子们打打牙祭！”
杨开慧从丈夫的手中接过鱼和肉，笑着对丈夫说：“怕是你也馋鱼吃了吧？”
“馋鱼吃哩！”毛泽东点点头说，“记得小时候下池塘摸鱼，每次都是妈妈做了给我吃 ”说着又问，“润菊和伢子们呢？他们跑哪里去了？”
杨开慧告诉说：“润菊领着两个伢子去江边看小火轮了，很快就回来了。”
毛泽东面向屋外看了看天色，不放心地说：“我去找他们！”
杨开慧阻拦说：“别去找了，润菊又不是伢子。”
说话间，门外响起了毛泽覃的喊声：“三嫂 ，我们回来了！”
同时传来岸英和岸青幼稚的呼喊：“妈妈，妈妈。”
毛泽东急忙迎出门去，先是从三弟的怀抱中接过小儿子，然后低下头问岸英：“叔叔带你们去哪儿了呀？”
“去看小火轮了！”岸英昂脸回答说，“江边可好玩了，还要叔叔带我去！”
“江边风大哩！”毛泽东疼惜地对岸英说，“快进屋去，今日妈妈给你们做鱼吃！”
进屋后，毛泽东嗔怪三弟说：“不晓得今日过年么？还要往外跑？”
毛泽覃反驳说：“两个伢子吵着要去看小火轮，我有什么办法？”
毛泽东责问：“他们还小，你也小啊？”
“好了，好了！”杨开慧急忙劝说他们兄弟两个，“过年了，高高兴兴的么！”继而又承揽责任地说，“润菊也是好意，是我答应润菊带伢子们出去的。”
毛泽东不再责怪弟弟，而是放缓了语气对弟弟说：“现在的时局乱得很，以后出去要当心。”
毛泽覃点头说：“我晓得的。”
吃饭了，桌上有鱼有肉，毛泽东总要用筷子把鱼刺挑干净了分头放进两个儿子的嘴里，然后自己吮嚼鱼骨头吃；杨开慧见了，笑着对丈夫说：“你也吃两口吧！”
毛泽东笑了，先是用筷子把盘中的一块鱼肉夹给了弟弟，然后把剩下的鱼头放进了自己的饭碗中。
春节过后，由于蒋介石策动“中山舰事件”，广州的革命形势开始发生逆转；为了安全起见，毛泽东一家人几次迁移住处，最后落脚在了郊区的一户农民家里。
5月3日，受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聘请，毛泽东到设在番禺学宫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去担任了第六期的所长。
在讲习所，毛泽东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授课量最大、最重，所需用的时间也最长；然而这届讲习所的规模也最大，学员跟往届相比，也是最多的。这个讲习所是国共合作以来培养农运干部的专门学校，为全国的农民运动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5月下旬，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屈从于国民党右派的压力，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
这样一来，毛泽东被迫离开了国民党宣传部。
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城正式誓师北伐。
这一天，广州城里城外热闹极了。虽说是盛夏的天气，但东校场上依然被即将出征北伐的革命军挤得水泄不通。同时，每一条大街小巷也都挤满了人，数万名广东农民自愿帮助北伐军运送物资，共产党领导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也集合了3000多名工人组成运输队、宣传队和卫生队，随军出征。
街上这么热闹，敲锣打鼓声和鞭炮声阵阵传进毛泽东一家人居住的小院，毛岸英忍不住问妈妈：“妈妈，妈妈，外面在干什么呀？”
杨开慧告诉儿子说：“革命哩！”
毛岸英昂着小脸再问：“什么是‘革命’啊？”
杨开慧想了想，对儿子说：“就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
毛岸英继续问：“什么是‘谋幸福’啊？”
杨开慧再想了想，回答儿子说：“就是想办法让穷人都过上好日子呀！”
毛岸英再问：“怎么才能过上好日子呢？”
“革命哩！”杨开慧对儿子说，“你爸爸每天出去工作，就是去革命哩！”
毛岸英即挺直了身子说：“我也跟爸爸出去革命！”
杨开慧笑了，关爱地对儿子说：“你现在年岁还小，等你长大了，妈妈答应你跟爸爸一起去革命！”
晚上，毛泽东回到家，杨开慧对丈夫讲了白天儿子同她讲的话，毛泽东高兴地说：“孺子可教，日后或可成大器 ”
9月11日，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正值毕业，毛泽东在毕业典礼上对大家说：“现在做农民运动，是最重要的革命工作。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放下臭架子，拜农民为老师，同农民做朋友，要敢于同恶势力作斗争，不怕艰难困苦，不怕奋斗牺牲，这样才是我们所里的好学生，才不愧学习4个月！”
这一时期，各路北伐军在向北推进的战斗中节节胜利。
10月末，中共中央通知毛泽东去上海工作。接通知后，毛泽东先安排好了弟弟毛泽覃，然后携杨开慧和两个孩子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临行前，毛岸英高兴地拉着爸爸的手说：“我要同爸爸一起去 革命 了！我要同爸爸一起去革命了！”
11月初，毛泽东一家人到达上海。毛泽东就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首先主持制定了《目前农运计划》。
11月下旬，毛泽东为实现《目前农运计划》，携妻带子离开上海前往武汉。
12月17日，毛泽东一家人又由汉口返回了长沙。
这时，长江以南大革命的形势风起云涌。在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下，农民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在此期间，毛泽东以共产党中央农委书记的身份再赴汉口，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12月特别会议。会后，毛泽东离开汉口重返长沙。
由于工作的关系，毛泽东每次回家或者离家都来去匆匆，小岸英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当爸爸不在家时，他几次央告妈妈说：“爸爸总出去革命，也让爸爸带我出去革命吧！”
面对儿子天真、稚嫩的要求，杨开慧只得对儿子说：“乖伢子，等你再长大些了，就可以跟爸爸一起去革命了。”
1927年初春，毛泽东到湖南农村深入考察农民运动的情况。
2月12日，毛泽东离开长沙去武汉，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和自己的基本观点向党中央写了一个简要的报告，要求立即进行土地革命。
紧接着，毛泽东利用数天时间，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3月7日，毛泽东在武昌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不久，杨开慧便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毛泽东的身边。
由于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4·12”反革命政变，造成中国的政局一片混乱。毛泽东的二弟毛泽民在上海已无法立足，毛泽东的三弟毛泽覃也被迫离开了广州，兄弟二人在奔赴武汉的途中相遇，便一起来寻找他们的大哥大嫂。武昌城下，兄弟三人再一次相聚。
对于毛泽民和毛泽覃的到来，杨开慧欣喜异常。毛岸英和毛岸青两兄弟更是高兴得不得了，几乎天天围在两个叔叔的身边，听他们讲“外面世界”许多精彩的事。
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特意抽出时间来，和两个弟弟一起带着岸英、岸青由武昌乘坐轮渡到长江北岸的汉口喝豆浆、吃豆皮 。吃饭过程中，毛泽东愁眉不展地对他的两个弟弟说：“现在的形势很乱，我想回湖南去，你们也要做好离开的准备。”
听着大人们说话，小岸英低声问爸爸：“是不是回我外婆家呀？”
毛泽东伸手抚摸着儿子的额头说：“想你外婆了？”
毛岸英承认说：“想哩！”
毛岸青也说：“我也想。”
“吃饭吧 ”毛泽东对两个儿子说，“过些日子带你们回长沙。”
傍晚回到武昌家中，小兄弟俩对他们的妈妈讲了过些日子要回长沙的事，再次怀了身孕的杨开慧问丈夫：“真的要回去吗？”
毛泽东默默地点了点头：“我想回去”并说，“过不了多久你就要生了，我不想我们的第三个伢子生在武汉。”
6月上旬，毛泽东在汉口日租界召集湖南籍同志开会，郑重提出了拿起武器上山、拿起武器下湖，以武装保卫革命的思想理论。
6月24日，共产党中央决定毛泽东到比较安全的四川去工作，但毛泽东却要求改派湖南，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委书记。
临行前，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会面。毛泽东对他的两个弟弟说：“现在形势复杂，革命已到了危急关头，你们先暂时在这里等候，等我去到长沙组织起革命军，再通知你们一起打回去！”
毛泽东到长沙后，立即发动群众，采取一系列措施，组织力量同反革命进行战斗。
这时候，在武汉的陈独秀得到消息，害怕毛泽东的行动“破坏”了他与国民党右派的“合作”，急忙下达通知把毛泽东调回了武汉。
7月15日，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政权在武汉公开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其“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武汉地区的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
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最后决裂和国民革命的最终失败。
下一步该怎么行动呢？
恰恰在这个时候，杨开慧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三个孩子，而且又是一个男孩 面对这个儿子，毛泽东紧皱着眉头说：“这伢子来的真不是时候啊！”
见丈夫一脸的愁容，杨开慧问：“怎么不是时候呀？”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说：“现在局势糟得很，这伢子生不逢时。”继而又说，“我们不能待在这里了。”
而杨开慧更为丈夫和他的两个弟弟担心，便催促他们三兄弟尽快离开武汉：“那你还犹豫什么？要走就赶快走！”
毛泽东迟疑着说：“我担心你的身体。”
杨开慧宽慰丈夫说：“不要担心我，我还撑得住！”并说，“只要你们安全，我和伢子自然没事的。”
在杨开慧的催促下，毛泽东将他的两个弟弟召唤到自己在武昌都府堤41号的住处，三兄弟彻夜分析局势并商量各自的打算。
毛泽覃表示想打仗，愿意去军队，毛泽东同意了三弟的选择。
毛泽民则表示想重新返回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出版发行工作，毛泽东没有表示异议。
两兄弟问他们的大哥打算怎么办？毛泽东说他想回到家乡韶山冲去，因为那里是他的出生地，又是他组织发起革命最早的地方，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他要在家乡组织起农民自卫军，拉起队伍上山下乡，真刀真枪地同反动派大干一场！
两兄弟对他们大哥的处境和安危表示担忧，而毛泽东却说：“困难和挫折算得了什么？我们还没有死么！”并说，“大鹏鸟也有折翅的时候，只要它养好了伤，会飞得更高、更远！”
毛泽民依旧有所担忧：“嫂子刚刚生了伢子，这时候。”
毛泽东说：“不妨事，等她身体好些了就走！”
见他们的大哥拿定了主意，两兄弟便不再说什么 这时毛泽覃问大哥：“伢子取名字了吗？”
毛泽东告诉两个弟弟说：“取了，叫岸龙。”
毛泽民点头说：“很好”并改变了主意说，“我想我最好还是留下来，和大哥一起干。”
对于二弟的这种考虑，毛泽东答应了。
很快，毛泽东通过叶剑英的关系，介绍三弟泽覃去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
接下来，毛泽东又让二弟泽民先护送杨开慧和三个孩子回湖南，暂时留在长沙或湘潭等候消息。
就这样，毛泽东三兄弟相聚的时间不长，又一次分手了。
“我在这里做买卖，赚了钱，生意兴隆”
毛泽东提笔给妻子给信，山间的杜鹃声声啼叫，山林一片凄凉。
陋室孤灯，万千思维走关山。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共产党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重要性。
8月12日，毛泽东结束了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告别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和同志，离开武汉到达长沙。这一次，他要组织起工农革命军，用枪杆子向反动派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在长沙，毛泽东暂时住在北郊沈家大屋旁八角门楼，对妻子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岸英、岸青、岸龙作了适当安排，嘱咐妻子暂回板仓娘家，好好照看三个孩子，坚持下来进行地下斗争。
又要分手了 杨开慧满怀凄楚地对丈夫说：“我们什么才能再见面啊？”
毛泽东告慰妻子说：“要不了多长时间，等我把革命队伍组织起来了，会派人来接你们的。”
面对即将离别的丈夫，杨开慧忍不住掉了眼泪：“我实在是不放心。”
毛泽东坚毅地说：“尽管放心好了，外面的事我晓得怎么应付。”
这时候，毛岸英跑上前拽住爸爸的胳膊说：“爸爸，爸爸，我要和你一起出去革命。”
“乖伢子，听妈妈的话！”毛泽东蹲下身子来对儿子说，“这次爸爸要走很远的路，等爸爸把外面的事情安排好了，就回来接你们。”
毛岸英问：“那得多久啊？”
毛泽东告慰儿子：“要不了好久，爸爸就派人来接你们。”
嘱咐了妻子和儿子，毛泽东走了。望着丈夫渐渐远去的背影，杨开慧眼中的两行热泪直簌簌地掉下来。
夏去秋来，毛泽东离开长沙已经一个多月了，只听人们传说湘潭那边有人“鼓动”人们闹暴动，还说领头人的名字叫“毛泽东”，是一个曾在长沙教过书的“先生”，原本说是要来打长沙的，后来不晓得为什么又不来打了，而是去了井冈山 所有这些传闻，杨开慧将信将疑，她不知道该听信谁的、不该听信谁的，她只记得丈夫临走时对她和孩子说过的话：“会派人来接你们。”
在板仓，杨开慧度日如年，她庆幸丈夫实现了他自己多年的夙愿 组织工农武装夺取政权，但又时时刻刻牵挂着丈夫的一切，一听到枪声就仿佛是丈夫带领部队打进了长沙，激动得总忍不住跑出家门去看个究竟，即便听到的枪声很远、很远，她的心绪也久久地难以平静下来。
10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进驻井冈山茅坪。由于毛泽东在行军途中扭伤了脚踝，虽经当地的中医治疗，但走起路来依然显得一瘸一拐的 这次起义不能算是成功，但也不能算是失败；无论怎么说，革命军总算暂时安顿下来了。
在茅坪，毛泽东先是给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湖南省委写信，详细汇报了秋收起义的经过和自己要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但当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他又总会想起他的两个弟弟，不知道他们现在何方？更思念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
秋风萧瑟，又是子规啼月之时，茅坪村上攀龙书院八角楼里依然亮着灯光。暗淡的桐油灯下，毛泽东提笔给妻子写信 前几天，他在给中央写信时，下笔千言，洋洋洒洒，一写就是十几页纸；现在，他要给妻子写信，可握笔在手，却不知该如何写起。楼外的秋风阵阵，吹打得丛林和竹叶“哗哗”作响；山间的杜鹃声声啼叫，山林一片凄凉。
此时此刻，毛泽东想起了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首五言律诗：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又想起了南唐冯延巳所作《浣溪沙》中的的两首词句：
醉忆春山独倚楼，远山回合暮云收。
波间隐隐仞归舟。
早是出门长带月，可堪分袂又经秋。
晚风斜日不胜愁。
转烛飘蓬一梦归，欲寻陈迹怅人非。
天教心愿与身违。
待月池台空逝水，荫花楼阁漫斜晖。
登临不惜更沾衣。
最后，他终于用暗语给杨开慧写了一信，大意是“我在这里做买卖，赚了钱，生意兴隆”，而且提到了自己的脚伤，“一时不便回去探望”。
11月，长沙城里城外的传说更厉害了 “毛泽东是共产党”、“毛泽东是湘潭暴动的领头人”、“省府贴了告示，说是要捉拿毛泽东” 这些传闻传到杨开慧的耳朵里，她认为多半是真的，觉得自己不能再在娘家待下去了，得尽快带着孩子们转移。
又一个月过去了，转眼到了年末。
在长沙板仓，化装成农妇的杨开慧正领着儿子在田野间挖野菜。她一手抱着二儿子岸青，嘴里招呼着满地跑着寻找野菜的岸英，一手挽着个破旧的竹篮子在四下里寻觅着可以吃的野菜。
“妈妈，我又挖到了一些！”小岸英手上抓着一大把野菜跑回到妈妈身边，将野菜放进篮子内，又要跑去继续挖，被妈妈叫住了：“好伢子，今日我们不挖了。”
小岸英看看天色说：“妈妈，再挖些吧，天还早。”
杨开慧抬手指向空中的云朵说：“怕是要下雨了，我们不挖了。”
秋风萧瑟，夕阳西下。一阵寒风吹来，天空中真的下起了雨。飘飘洒洒的冷雨浇打在母子三人的身上，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急步离开田野，沿着一条清冷的小路走到一间破旧的农舍前，停住了脚步。杨开慧机警地四顾，见无人跟踪，这才领着孩子走了进去。
房舍内，一位叫陈玉英的大嫂抱着毛岸龙正在烧水煮饭。陈玉英是来给杨开慧看孩子的，夫家姓刘，她也是几次见过毛泽东的板仓乡里人。杨开慧放下竹篮在一个矮凳上坐下来，怀抱岸青，对前来看望她的几户农民说：“革命失败是暂时的，穷人的苦日子也是暂时的。将来，我们一定会夺得最后的胜利！”
一位农民点头说：“霞姑，我们也挂念毛泽东，他现在安全么？有信来么？”
杨开慧凄楚地一笑，然后说：“是有信来。不过信上没说什么，只说他的 生意兴隆 ，像是打了些胜仗，已经找到了落脚的地方，只是，他的脚好像受了伤，信上说他的脚正跛着。”
又有人说：“那得抓紧治啊，冬天不容易好哩！”
“我想他会治的。”杨开慧安慰众人说，“只要有武装，就好办事了。”
几户农民渐渐高兴起来，有人轻声问：“有枪杆子啦？”
还有人问：“占了地盘啦？”
杨开慧微笑着点了点头。
一位农民依然显得很担忧：“霞姑，我也听人说毛委员在井冈山，力量越来越大，这是好事。可是，现在我们这里的风声越来越紧，反动派更没得人性了，你和伢子们要千万小心，再找个地方躲一躲才好。”
杨开慧安慰大家说：“谢谢乡亲们对我这么关心，我想，我没有犯罪，不怕他们抓我。”
另一位农民关切地说：“板仓已经贴出布告了，是昨日贴出来的，要通缉毛泽东，你们母子还是躲一下吧！板仓也有坏人，不可不防啊！”
杨开慧答应道：“我会注意的。”
有人提议：“干脆去井冈山找毛委员吧！”
这时陈玉英近前插话说：“怎么去得了呢？霞姑带着三个孩子，一上路就会被反动派捉了！”
“再等等看。”杨开慧说，“等形势缓和些了，我想润之一定会派人来找我们的。”
几户农民说：“毛委员的人来了就好了。”
夜晚，在昏暗的桐油灯下，岸青和岸龙在简陋的小木床上睡着了。年仅5岁的毛岸英努着吃了野菜的小嘴站在地上，忽然扑到妈妈的腿上，问：“妈妈，妈妈，我想爸爸，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杨开慧坐在木床边，轻轻地抚摸着儿子的小脸，低声说：“快了，好伢子，爸爸也在想我们啊！”
不知为什么，岸英竟自哭起来：“爸爸怎么还不来呀。”
杨开慧急忙哄儿子：“莫哭，好伢子！爸爸干大事去了，你也要学爸爸，爸爸是从来不流泪的 好伢子，莫哭。”
杨开慧哄得儿子不哭了，自己的眼圈却红了，但她在儿子的面前还是强忍着没有掉泪。
陈玉英在一旁看着他们母子，忍不住地淌下大滴大滴的眼泪，当她察觉到杨开慧那坚毅目光时，赶紧扭转了身子。
夜深人静，星空寂寥征人远；
陋室孤灯，万千思绪走关山。
杨开慧被捕了
在进攻长沙的日子里，毛泽东、朱德等人多次派人到板仓、湘潭等地寻找毛泽东的三个孩子，但都无果而归。
1928年4月28日，由朱德、陈毅和毛泽东率领的两支工农革命军先后到达井冈山地区的宁冈县城，从而实现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有名的“井冈山会师”。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将两支部队统一组建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时组建共产党第四军党委，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
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毛泽东任政府主席。
6月中旬，毛泽东在宁冈县龙江河畔的龙江书院主持召开边界特委革命军军委会议，研究部署粉碎敌人对井冈山实施“围剿”的方针。同时，会议正式决定“工农革命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称“红四军”。从此中国红军的名字便传遍了全中国，并迅速传向了全世界 毛泽东的“名声”大了，长沙敌人叫嚷“抓捕”毛泽东的风声也越来越紧了。
湖南、江西两省的敌人多次派重兵对红军进行“围剿”，企图将这支队伍消灭在越来越不可抑制的“萌芽状态”之中。面对敌人的屡次进攻，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困我扰，敌疲我打”的战略战术，充分利用井冈山的有利地形，屡屡战胜敌人，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这期间，毛泽东几次派人去长沙板仓寻找杨开慧和三个孩子，但每次去的人回来都说敌人盘查得太紧，费尽周折也找不到人，还听人们告诉说敌人到板仓搜捕了好多次，杨开慧母子怕是已经被敌人捉去杀害了。这使毛泽东心急如焚而又失魂落魄，他不知道杨开慧究竟是活着还是真的被敌人杀害了，更不知道三个孩子的下落，过度的忧虑使他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同时产生了便秘。
这时，长沙的报纸上突然登出了“匪首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已被就地正法”的消息。见到这样的报纸，悲痛的心情令毛泽东彻夜难眠。
其实这时候，杨开慧和她的三个孩子还都活在人世，只是已不在板仓了。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杨开慧和陈玉英带着三个孩子离开板仓后多次转移住处，颠沛流离的艰辛和清苦生活的怅惘使杨开慧明显地消瘦了许多，但她始终抱定一个信念：丈夫一定会派人来找她们！
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岸英越来越懂事了。他知道爸爸出去“革命”了，是在为穷人“打天下”，也知道“坏人”在到处捉拿他的爸爸，所以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便深深扎下了将来自己长大了，也一定像爸爸一样去“革命”，去为穷人“打天下”的信念。
1929年1月上旬，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挺进赣南。
3月下旬，红军挥师赣南瑞金。
4月中旬，毛泽东率部队西进到达赣南兴国县城。这时候，贺子珍怀了毛泽东的骨肉。
行军作战中，毛泽东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照顾贺子珍，便叮嘱随军一起行动的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多照顾她姐姐。只是贺子珍天生一副好动的性格，只要一听说“有情况”或一听到枪响，任谁也劝不住、拦不住她，她总要骑上马冲出去参加战斗 对于贺子珍的这种“脾气”，毛泽东也没有任何办法。
每次听贺子珍这样说，毛泽东总感到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他从心里佩服贺子珍的勇敢和顽强，同时也佩服她能体谅自己、体谅他人。
5月28日，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红四军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
7月末，贺子珍在龙岩生下了一个女儿。由于她在长期艰苦的战斗环境中总是行军、打仗，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多少奶水吃，她只得把孩子寄托在一位农民大嫂家中代为喂养。毛泽东知道后立刻骑马跑去看视这个可怜的小女儿，临离开时给那位农民大嫂放下了两块银圆，并答应以后再来看孩子。
接下来的3个月，毛泽东在上杭、永定、龙岩一带搞社会调查和指导在农村中广泛开展起来的土地革命；每次到龙岩，毛泽东总要设法找到那位农民大嫂家看看自己的女儿，给农民大嫂放下一些柴、米或食盐。而这时的贺子珍也不顾自己刚刚生了孩子，需要休养，就风风火火地带领部队到处去筹粮、筹款，为做好红军的后勤保障而四下奔忙。
11月末，红军整装待发，就要离开龙岩了。由于是军事行动，一路上带不得孩子，所以，贺子珍只好去看望她寄养在那位农民大嫂家中的女儿，留下了她身上仅存的几块银圆。返回部队，毛泽东安慰并许诺她说：“我们再打回来时，一定要把女儿接到身边来。”
1930年6月中旬，毛泽东在长汀南阳主持召开了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会议后来移至汀州继续进行。会议遵照中央关于整编的决定，成立了红军第一军团，毛泽东任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兼前委书记。
6月22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向南昌、九江进军，以配合由黄公略担任军团长的红三军团行动而攻打长沙。
行军途中，毛泽东在马背上吟作《蝶恋花·从长汀向长沙》词一首：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锟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8月，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并组成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与此同时，还成立起了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
从这时候起，就有不少人开始称呼毛泽东为“毛主席”了。
在进攻长沙的日子里，毛泽东、朱德等人多次派人去到板仓、湘潭等地寻找毛泽东的三个孩子，但都无果而归。人们都觉得没什么希望了，在如此残酷斗争的情况下，敌人早把这一地区像篦头发似的篦了一遍，凡是有共产党“嫌疑”的人都被捉去杀害了，恐怕三个孩子也早已遇害，就连毛泽东也失去了找回三个孩子的信心。
其实，这时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仍在板仓附近，只是躲藏得很隐蔽。当她听人说毛泽东已经带领着红军的大部队来攻打长沙了，一颗激动不已的心简直要跳出胸膛来 她真想不顾一切地冲出去，冲到有红军的地方去寻找她的丈夫，但又舍不下三个孩子，再说也无法闯过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沿途盘查。她只得意志坚强地耐心等待，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去见她日夜想念的人。
9月中旬，毛泽东在株洲、袁州等地连续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会议决定先攻取吉安，然后再趁机攻打南昌、九江。
10月4日，毛泽东、朱德等人指挥红一方面军攻占了赣西重镇吉安县城。
几乎在同一时间内的一天深夜，游荡在长沙板仓附近的一个地痞范觐溪偶然发现了杨开慧的藏身之地，立刻想到捉了杨开慧去长沙城里“邀功请赏”，便对经常围在他身边聚赌的几个人说：“当局悬赏重金捉拿毛泽东，可毛泽东统领着数万人马的红军，怎么捉得到？我看，捉不到毛泽东，捉到他老婆也行！弟兄们，多卖些力气，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事成之后必有重金相酬，再说这也是何省长的命令！”
第二天深夜，刚刚躺下的杨开慧被屋外的狗叫声惊起，立刻披衣下床。
门被范觐溪带人撞开，荷枪实弹的敌人一拥而入。敌人发现，在杨开慧的脚下有一炭盆，盆内有一堆刚刚燃尽的纸灰，纸灰中还残留着点点红光。
带队的敌军用手枪对准了杨开慧的胸膛，杨开慧大义凛然地横眉以对；范觐溪没想到杨开慧如此刚烈，便上前说：“霞姑，这怪不得我，你得跟我们到长沙去一趟。”
杨开慧怒目范觐溪：“你这条狗！”
几个端长枪的敌军士兵蜂拥而上，捆绑了杨开慧和屋里的陈玉英。
三个孩子被惊醒了，毛岸英扑上前紧紧地抱着妈妈的腿大声哭喊：“妈妈，妈妈。”
范觐溪伸手抓起了毛岸英：“走！小崽子，你也得跟着去！”
陈玉英大叫：“你快放下他！他还是个孩子，你们抓他做什么！”
这时候，被惊动了的农民们闻声赶来，团团围住了敌人和范觐溪：“她们只是女人家，又拖儿带仔的，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
“良心？”范觐溪争辩说，“什么叫良心？有良心他男人就不会鼓动人们搞暴动了。”
这时候，杨开慧和陈玉英被敌人拖出了屋门，一位农民大声喊道：“你们不能这样拖她们！”
还有人喊：“你们就没有老婆孩子？怎么这么狠心？”
范觐溪见众怒难犯，考虑到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便让人去赶了一辆牛车来：“好吧，那就把他们押上车吧！”
杨开慧被敌人押上了牛车，陈玉英和毛岸英也被敌人拖上了车，毛岸英哭喊着，杨开慧对儿子说：“乖，不要哭！是反动派抓我们，我们没有做坏事，做的都是好事。”
夜幕中星光点点，火把闪着红光，乡亲们眼含热泪看着杨开慧和陈玉英被敌人押出了村子，渐渐消失在黑暗中。
第二天，杨开慧他们被押上了一辆大车，然后押上了火车，来到了长沙北门外的火车站。站台上早已停着囚车，无情地将杨开慧陈玉英和毛岸英一并投入了长沙国民党的监狱中。
罪恶的枪响 杨开慧牺牲
杨开慧凛然道：“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陈玉英和杨开慧母子在监狱中被敌人分开关押。几天后，陈玉英被传讯到监狱的办公室，见到躺倒在墙角的杨开慧满身血迹，她便扑上前，抱着遍体鳞伤的杨开慧大哭起来。正在这时，小岸英也被敌人带了进来，他一见到妈妈被敌人打得浑身是血，立刻扑到妈妈的怀中放声大哭。杨开慧见到儿子，干裂的嘴唇动了动，两行热泪潸然而下。见到妈妈落泪，岸英伸出小手轻轻地为妈妈拭去脸上的泪珠。
在审讯的几天里杨开慧被严刑拷打，她咬紧牙关，表现得坚贞不屈，昂首怒目拷打她的刽子手。敌人见她什么也不招，恼羞成怒，再一次将她打得昏死过去。
11月12日，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的杨开慧，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脸色憔悴。在靠近牢房墙角的一张破席子上，杨开慧半睁着眼睛，神情显得异常痛苦。这时陈玉英也被囚在了与杨开慧母子同一间牢房里，她也被敌人打得浑身是伤，衣裳破碎。敌人要她同杨开慧做伴，目的是要她发现“意外”情况及时喊人。
这时候，小岸英依偎在妈妈的身旁，嘴里不停地轻轻呼唤着：“妈妈，妈妈。”
杨开慧痛苦地扭动了一下身子，慢慢地睁开已显塌陷的眼睛，艰难地伸出颤抖的手臂，吃力地放在了儿子的头上。小岸英轻轻地抱着妈妈的手臂，见到妈妈的手臂上全是带着血痂的伤痕，便低了头用嘴轻轻吹抚妈妈的创伤，一边吹还一边说：“妈妈，疼吗？我给你吹吹。”
杨开慧苦涩地笑了一下，颤抖着开裂的嘴唇低声说：“伢子，记着！当个好男儿 当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跟着爸爸，为穷人打天下。”
夜深沉，小岸英躺倒在妈妈和陈玉英的身子中间，依偎着妈妈身上的伤痕睡着了，小脸上还留着未干的泪痕。杨开慧疼惜地看着儿子，迷蒙中，她仿佛见到儿子变成了伟岸、高大的毛泽东，耳边仿佛又响起了毛泽东临走前的嘱托：“先回板仓吧，照看好三个孩子，坚持开展地下斗争，你要多保重身体，我会回来接你们的。”
似醒非醒中，杨开慧喃喃地呓语：“来接我们，来接我们。”
11月14日凌晨，关押着杨开慧、毛岸英和陈玉英的牢房门被打开，四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走进来，上前拖起了遍体鳞伤的杨开慧。此时的杨开慧已无力支撑自己的身躯，她只是两眼依恋地望着儿子，脸上显露着凄楚的苦色，被军警拖架而起。
陈玉英拼命挣扎着扑向牢门：“你们不要杀她，不要杀她，要杀就杀我吧！杀我吧，我来替她。”
一名军警回身狠狠地踹了陈玉英一脚，吼道：“滚回去！”
这时候，杨开慧开始振作起来，面对死亡，她扭头大声对陈玉英说：“孙嫂，不要求他们！你带好岸英，带好三个伢子。”
岸英哭喊着扑向妈妈，也被军警用枪托打倒在地。杨开慧奋力抗争着，高喊：“岸英，好伢子，你一定要去找爸爸。”
在小岸英的哭喊声中，杨开慧被敌人凶狠地带出了牢房，最后一次被带进了监狱的办公室。
敌人最后一次诱供说：“何省长讲了，只要你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就马上放了你！”
杨开慧凛然道：“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敌人被激怒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样一个柔弱女子竟有如此的铮铮铁骨和钢铁般的意志。敌人无奈，只得下令将杨开慧带出监狱的铁门，带向了曙光微露的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 那里，是反动派经常枪毙人的地方。
晨风中，朝阳下，杨开慧大义凛然，沾满了血迹的头发在她的脸上飘动着，又仿佛在召唤她昂首挺胸、慷慨赴死、奔向理想中的远方。
一声罪恶的枪响，结束了杨开慧的生命 这位共产党的优秀女儿，毛泽东的妻子、同志和亲密战友，就这样壮烈地牺牲在晨曦中，时年29岁。
就在杨开慧英勇就义的日子里，红一方面军正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在赣西新余地区集结，并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应付敌人对红军的大规模“围剿”和红军实行战略退却的终点等问题 这时，毛泽东并不知道杨开慧和他三个孩子的任何一点消息，如果知道杨开慧还活在人世、并且被捕，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派人去营救，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然而他不知道，更不知道他心爱的妻子是在这时被敌人杀害在了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
12月1日，红军主力全部由新余地区转移到宁都的黄陂、小布一带待机歼敌。
12月25日，毛泽东在小布主持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并作了重要的动员讲话。
会前，毛泽东为大会拟写了一副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大战就要开始了。
1930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小布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向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们反复说明了“慎重初战”和“初战必胜”的道理，要大家耐心待机，不要鲁莽从事，不要急于出战。
这时，蒋介石调集了10万军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由北向南气势汹汹地向共产党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猛扑过来，妄图一举歼灭红军主力于龙冈境内。
1930年12月30日至1931年1月3日，毛泽东亲临作战前线，和朱德一起调动、指挥红军主力部队，把敌人引到龙冈山区，选择有利地形突然发起猛烈反击，一举歼灭敌军9000余人，并且活捉了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接着，红军又乘胜追击溃逃的敌军，在东韶一带歼敌半个师 两个战役仅用了5天时间，共歼敌15000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蒋介石不甘心他的失败，又调集了20万大军，一改上次“分进合击”的战法而采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对苏区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
1931年5月16日至31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15天内由赣南向东横扫700里，势如破竹，连续取得5次战役的胜利，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6月，蒋介石趁红军苦战后未得休息，又纠集了30万军队，亲自担任总司令，兵分三路，长驱直入，妄图一举消灭红军主力；敌人重兵来犯，毛泽东决定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以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进入7月，毛泽东、朱德开始调动、部署红军兵力，准备迎击蒋介石的亲自到来。
8月，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迂回作战，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把敌军搞得晕头转向，疲惫不堪。蒋介石被红军打怕了，被迫下令结束第三次“围剿”，开始实行总撤退。
9月7日至15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军主力迅速出击，连续取得老营盘、高兴圩和方石岭战斗的胜利，结束了敌人重兵进犯的第三次“围剿”。
胜利了，又胜利了！根据地广大军民载歌载舞地欢庆胜利。由此，毛泽东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起了英明、伟大、用兵如神的高大形象。
11月7日至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叶坪召开。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作政治工作报告并致闭幕词。
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执委会主席。中执委下设人民委员会，为共和国的行政机关，毛泽东又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暨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从这时起，称毛泽东为“毛主席”的人就更多、更普遍了。
1931年3月30日，毛泽东提出直下漳州、泉州，调动敌人，求得以战争开展时局的主张，被苏区中央局接受；毛泽东随即直接指挥东路军，包括红军一军团和五军团作战，于4月1日进抵长汀。
4月10日，毛泽东指挥东路军再次占领龙岩。
在县里忙着为红军筹粮筹款的贺子珍惦记着寄养在乡间的女儿，找到当时拜托的那位农家大嫂询问女儿的下落，得到的答复竟是“孩子早已不在人世了。”
贺子珍先是不相信，后来悲痛得泪流满面，骑上马狂奔不止，被毛泽东派人骑马强行追了回来。毛泽东也疼惜女儿的“下落不明”，悔恨当初没把女儿带在身边，但他还是宽慰贺子珍说：“不要难过了，战争年代就是这样，意想不到的事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谁叫她的父母都是红军啊！”
“开慧之死，我毛润之百身莫赎”
“开慧之死，我毛泽之百身莫赎啊！”
毛岸龙早已在两年前因病死在了上海的广慈医院。
1931年4月20日，毛泽东指挥东路军占领漳州。
次日，毛泽东在漳州主持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下一次与敌军作战的行动计划。
会议进程中，毛泽东得到了派往长沙侦察敌情的人员送回来的确切消息：杨开慧已于1930年11月14日被敌人杀害于长沙的郊外刑场，牺牲前表现得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三个孩子岸英、岸青和岸龙已经被地下党人转移去了上海。
惊闻噩耗，毛泽东止不住热泪纵横 他痛苦，他悲愤，他追悔，他懊恼，一连两天两夜没吃一口饭，没合一下眼睛，他又一次严重地失眠了。
面对纷繁复杂的军情敌情、国事家事，再加上生活条件的艰苦和长期战争环境的折磨，毛泽东竟一病不起。
中央决定毛泽东暂时离开部队到长汀老古井休养所去休息。在休养所，毛泽东凄楚地对守候在他身边的贺子珍说：“开慧之死，我毛润之百身莫赎啊！”
贺子珍是很敬仰杨开慧的，这时她也不由得垂泪说：“霞姐是我们党的好女儿，只是死得太惨了，我真想替她去死，换她回来。”
“莫讲傻话了！”毛泽东无可奈何地长叹说，“要革命，总会有牺牲。”
贺子珍则恨恨地说：“这个国民党政府，真是太残忍了！我们非要把他们打倒不可，不然人民永远没得好日子过！”
在休养所，毛泽东久久缅怀杨开慧生前的一切，挂念他们的三个孩子。一连几天，毛泽东倚在竹床的床头一次又一次在纸上书写汉代的一首乐府民歌《上邪》，用以表达和抒发他对杨开慧的不尽思念：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1932年6月，蒋介石又纠集了63万兵力，向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第四次“围剿”。
7月，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提出建议：红军北上应先打敌人守备薄弱的乐安、宜黄等地，扫清北上的道路，打通与赣东北的联系，并且提出自己的病情已见好转，在这大战在即的紧要关头，他要求回到部队去。
7月下旬，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连续两次提议毛泽东可以回到红军的队伍中来，并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
8月上旬，苏区中央局接受了周恩来的提议，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并下达了展开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同时决定，在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组成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8月17日至23日，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连续攻克乐安、宜黄、南丰三城，使中央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
8月下旬，根据敌情变化，红一方面军最高军事会议改变计划，命令部队撤退到有利地形休整，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却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威胁南昌。双方在作战方针上发生了明显分歧。
进入9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复电湘鄂西中央分局，指出湘鄂西红军应尽快摆脱困境，设法突出重围，集中力量趁机打击敌人，不要分散与持久硬打。然而，湘鄂西中央分局没有采纳毛泽东等人的这个正确意见，结果在第四次反“围剿”中遭受了严重损失。
9月13日至14日，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惊慌失措，连电苏区中央局告急求援。毛泽东等接到苏区中央局转来的电报后，复电要求红四方面军迅速、果断、秘密、机动地各个击破敌人。然而张国焘并不贯彻这一指示，结果未能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9月26日，前方指挥机关根据形势变化，抵制了后方苏区中央局的错误意见，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为第四次反“围剿”规划出了实施作战的蓝图。这个训令，是毛泽东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
然而，9月29日、30日、10月1日，一连3天，苏区中央局的“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连电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人，坚决反对这个训令。
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中心议题是确定第四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会议进程中，“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进行了极为激烈地指责和批评，同时号召对毛泽东进行“及时的残酷斗争和无情的打击”。会议在 “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把持下，完全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再一次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要求红军在敌人合围前就去粉碎敌人的进攻，还美其名曰“御敌于国门之外”，进而夺取中心城市，使远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央苏区得到进一步蔓延。
这次会议，取消了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制度，提出由周恩来实施战争总负责，暂留毛泽东在前线进行“助理”。但后来会议又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再回前方 这实际上是决定让毛泽东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只给毛泽东保留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一个职务。
会后，毛泽东心情郁闷地回到后方，在闽西汀州的福音医院养病。
1932年11月，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因是男孩，毛泽东便按前三个儿子名字的排序，取名毛岸红，意为生在“红色苏区”和“志在红军”，乳名“毛毛”。小毛毛长得端端正正，两只眼睛很大，额宽鼻直，很像毛泽东。在毛泽东遭排挤、受打击的日子里，毛岸红的降生给他们夫妻带来了些许的安慰和乐趣。
1933年1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影响，使共产党丧失了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利时机，客观上为蒋介石稳定时局创造了条件。蒋介石趁此机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更加疯狂地向革命力量进攻，致使抗日民主运动遭到很大挫折。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几乎全部遭到了敌人的破坏，中共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瑞金，同苏区中央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局 这样一来，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开始在中央根据地全面贯彻开来； 很快，“莫斯科的马列主义”便在中央苏区压倒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遭到“集中火力”的猛烈批判，凡是与毛泽东有联系的领导人，几乎都受到了牵连。
毛泽东住的地方再也不像以往那样高朋满座了，登门的人日渐稀少。毛泽东为了不牵连别人，再也不和同志们多说话，除了贺子珍，他平常就与二弟毛泽民和钱希均 、三弟毛泽覃和贺怡 两家见见面。在这种境遇中，贺子珍总是鼓励毛泽东：“好好养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是正确的，历史总会做出公正的结论！”
4月间，毛泽东拖着带病的身体住进了瑞金武阳山区的一个山洞，他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而连累任何人。这是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山洞，里面既潮湿又阴暗，很难见到阳光。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山洞里，毛泽东依然坚持着他的信仰，坚持着他的军事指导思想 在这样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山洞里，每天和毛泽东“做伴”的除了贺子珍之外，就是他们的儿子小毛毛了；小毛毛生性活泼、可爱，由于年岁小，他不知道爸爸、妈妈此时所遭受的困难处境，只知道一心一意地围绕在爸爸、妈妈的身边，每天向爸爸、妈妈提出许多近似于天方夜谭的问题，时常引逗得爸爸、妈妈哭笑不得，这在心理上多少为毛泽东带来了不小的安慰。
毛泽东离开了他心爱的军队，心情十分郁闷，身体状况也一直不好。恰在此时，他又从上海来的人口中得知了他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早已在两年前因病死在了上海的广慈医院，他的另两个儿子岸英和岸青“生死下落不明” 面对这一切，毛泽东欲哭无泪，郁闷的心情犹如雪上加霜，悲愤而痛苦。见到爸爸总是满脸愁容的样子，不知就里的小毛毛似乎也察觉到大人的“不开心”，便“有意识”地讲一些大人“爱听”的话，引逗爸爸“开心”。每当这时，毛泽东便会把儿子搂在自己的怀抱中，用自己身体散发出来的热量去温暖儿子幼小的心灵。
整整一个夏季，“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们导致了军事上的一败涂地，整个中央苏区已经变得不安宁了。战争形势越来越紧张，红军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敌人趁机步步紧逼，各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左”倾分子也缺少了推行他们主旨的底盘。
依然处在被排挤中的毛泽东，时时刻刻没有忘记情况多变的战场，他担心“左”倾领导者们抵御不了蒋介石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毛岸军，乳名豆豆，与“斗”争的斗谐音
毛泽东晚上总是独自一人坐在月光下仰望星空，发出长叹。
贺子珍生下的第二个儿子毛岸军由于体质太弱，也不幸夭折了。
1933年9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疯狂地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意欲彻底扫灭共产党的红色苏区。
此次“围剿”，蒋介石采取了“堡垒推进、步步为营”的战术，在根据地周围修筑了近3000座碉堡，层层包围，逐步紧缩，企图逐渐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然后寻找红军的主力决战，达到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
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的重兵进攻，王明的追随者们竟然照搬了苏联红军的作战“经验”，用堡垒对堡垒，实行正规战、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结果是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这时，尽管毛泽东在军事上已经没有发言权，但他仍屡次向中央建议：面对强敌，红军必须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而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们却拒绝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极力主张实行消极防御的方针，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命令红军“全线出击”。红军屡战不胜，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们又实行节节抵御的军事保守主义，致使红军屡遭重挫。
10月间，贺子珍又生下了一个男婴，因为早产，孩子太弱，贺子珍加倍呵护，精心照看，生怕有什么不测。毛泽东也屡次心疼地看着这个儿子，皱着眉头对贺子珍说：“这个伢子在这个时候来到人世，生不逢时啊！但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养活他，不能再失去了。”
为了纪念红军，同时也是为了和这个孩子的哥哥毛岸红“连名”，夫妻俩为这个孩子取名毛岸军，乳名“豆豆”，与“斗争”的“斗”字谐音，意为这个孩子是在“斗争”中降生的。
这时候，毛泽东的处境依然很“孤立”。一次，物资供应部门的一些人有意不按标准发给毛泽东应配给的物品，气得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员跟他们大吵起来：“你们凭什么少给东西？毛主席虽然不在军队担任领导了，但他还是中央政府的主席呢！没见过你们这帮人这么狗眼看人低！”总务处的人也被骂火了：“我们就是少给了，有本事你到中央去告啊！”
贺子珍得知此事，跑去制止了警卫员。事后，她去找了总务处的傅公侠，傅公侠表示一定按以前的供应标准配发给“毛主席”。
想着前线的战事，毛泽东总是悒悒不乐，自从他的对敌作战建议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被否决，晚上他总是独自一人坐在月光下仰望星空，发出长叹。
有时，毛泽民晚上会来看望大哥，看着月光下大哥的身影，不禁凄然泪下。他相信大哥，也记得大哥曾经说过的话：“大鹏鸟也有折翅的时候，只要它养好了伤，会飞得更高、更远。”
11月间，发生了“福建事变”。
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在东方前线掉转枪口向蒋介石反戈一击，同时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且与苏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达成了抗日反蒋的停战协议。
毛泽东得到这一消息，十分兴奋，几次找到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博古和共产国际派驻中央苏区的代表李德，积极进言，提出建议，要红军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出动主力部队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赣皖地区去，将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机会。然而，博古和李德等人根本听不进毛泽东的任何建议，反而把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看成是“中间派”，认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
面对博古和李德等人，毛泽东不由得仰天长叹：“若这等无知之辈继续掌握兵权，红军势必一败涂地！”并说，“竖子不足与谋！”
有人将毛泽东说的这两句话报告给了博古和李德，博古竟说：“他毛泽东是搞农民暴动出身，只懂得游击战，像流寇黄巢一样带着兵到处乱窜，懂得什么叫大兵团作战？他发牢骚，只能是 免冠徒跣，以头抢地 尔！”
李德也嘲笑毛泽东说：“苏联红军的战术，他永远也掌握不了！”
1934年1月，蒋介石集重兵打败了第十九路军后，迅速调转部队，继续向中央苏区猛扑过来，直到这时，博古和李德等人才如梦初醒般地意识到，他们失掉了一次战胜敌人的大好机会。
也就在这时候，贺子珍生下的第二个儿子毛岸军由于体质太弱，不幸夭折了。
伤痛中，贺子珍为孩子找来了几块木板，请人帮忙制作了一个小棺木，把孩子安放在了里面。即将入土时，毛泽东止不住落泪说：“伢子，爸爸对不住你啊！”
4月中旬，蒋介石调集11个师的兵力向广昌城发动了猛攻。
据守瑞金的“左派”们也摆开架式，要和敌人“决战”，一场惨烈的大战即将发生。面对强敌，不懂军事的博古、李德等人竟荒谬地高喊：“为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保卫中国革命而战！”甚至还喊出了“胜利或者死亡”这样极不负责任的战斗口号。他们调集了红军9个师的兵力，企图与敌人死拼硬打，在实际战斗中，敌人每天用三四十架飞机对广昌进行狂轰滥炸，致使红军伤亡惨重。
得到广昌保卫战失利的消息后，毛泽东一连几天说不出一句话，只是一个人走到一棵百年老樟树下，有时一坐就是半天，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有时他也会走去埋葬着幼子毛岸军的坟地上看一眼，站在荒草丛中发呆，每当这时候，跟在他身后的贺子珍便会停住自己的脚步，站在远处看着他的身影，偷偷地掉眼泪。
进入8月，蒋介石的100万军队和200架飞机一齐出动，四面八方向中央苏区进逼。在这万分危机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再次向博古、李德等人建议：“敌人从一路来，我们应避开他的先头部队，也不打他的后续部队，而只需打他最后的接应部队，敌人从几路来，我们同样不打他的先头部队，只要集中兵力打他侧面的一路，敌人必败！”
可是博古、李德依然我行我素，竟然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形成“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结果，红军进一步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9月初，中央苏区已濒临绝境！
这时候，毛泽东在宁都患了严重的恶性疟疾，连续高烧40 ，毛泽东感到自己实在抵抗不住疟疾的侵袭了，又想到敌人的大举进攻和博古、李德等人的妄自尊大，不禁咬牙垂泪道：“天亡我也！”
贺子珍日夜守护在毛泽东的身边，每当毛泽东被病痛折磨得实在难以忍受时，她便总是淌着眼泪安慰、鼓励毛泽东：“别悲观，润之！你会好的，一定会好的！不说中国革命离不开你，红军离不开你，就是我们母子也离不开你呀！还有霞姐的两个孩子。”
幸亏苏区的著名医生傅连暲接连十多天的精心照料，才使得大病缠身的毛泽东逐渐脱离了危险。
9月下旬，病情刚刚好转的毛泽东紧急建议红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歼灭之”，以打破敌人的“围剿”。但又被中央“左”倾领导者所拒绝，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最后破灭了。
刘锡福宁死不肯透露孩子的半点消息，结果被敌人绑在芭蕉树上活活烧死了。小毛毛从此下落不明。
红军真的要走了！而临时中央的解释是要进行“战略转移”，中央决定“西征”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但参加“转移”的人员却严格保密，把持中央领导岗位的“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经过选择，把他们认为犯有“错误”的人员统统排斥在外，强行留在中央苏区“断后”和坚持对敌斗争。
被留下来的人员当中，有毛泽东的三弟毛泽覃和古柏、何叔衡等人，还指令项英、陈毅率领16000多名红军战士在苏区坚持战斗。本来，毛泽东也没有被列入“战略转移”的人员名单，但又考虑到毛泽东在党内和军队中的威望，况且他还担任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留下来实在不妥，这才临时勉强允许毛泽东一起“转移”。
红军与其说是“转移”，实际上是军事上的“大溃退”。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贺子珍考虑到“转移”路上将面临很多艰险，决定把儿子毛岸红留下来由毛泽覃和贺怡夫妇照看。这时毛泽覃已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率领留守部队将转战在闽赣边界和武夷山区。
就要和儿子分别了。贺子珍蹲下身子抱着儿子久久不忍放开手臂，止不住的眼泪一直往下淌，毛泽东在一旁劝慰说：“哭什么！孩子托付给润菊和贺怡，我们总该放心么！”
来接小毛毛的贺怡也说：“姐，你就放心吧！我和润菊会照看好孩子的。”
红军的大部队和中央机关就要离开瑞金了。由于重任在身，毛泽覃要贺怡带着她的父母先转移出去，而贺怡却舍不得离开，毛泽覃不得不催促她说：“这都什么时候了？别太儿女情长了。你要照看好父母，照看好小毛毛和我们的孩子，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住啊！”
无奈，贺怡悲怆地告别了丈夫，手上领着毛泽东夫妇托付给他们的毛毛，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可她怎么也想不到，此次分手竟是她与毛泽覃的永诀。
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后方机关86000余人，分别从瑞金、于都地区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
中央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瑞金很快落入敌人之手。已经率领独立师转移出瑞金的毛泽覃担心大哥的孩子落入敌手，派人去通知已转移去了会昌的贺怡，要她设法先把小毛毛转移到更远一些的地方去。
10月中旬的一个深夜，贺怡打点好小毛毛的衣物，还特意煮熟了几个鸡蛋，会同事先找好的孩子的保姆和两个负责护送的游击队员，抱着小毛毛连夜赶到距离瑞金城13公里的武阳河渡口。在武阳桥边一棵百年的老樟树下，贺怡三番五次地对护送小毛毛的红军战士刘锡福说：“你可要保护好这孩子呀！走得越远越好，等形势好转了我们再派人同你联系。”
夜色中，贺怡站在武阳桥头，直愣愣地望着载了刘锡福和小毛毛的渡船驶向远方。
不想，刘锡福带着小毛毛转移到福建长汀后，很快被敌人盯上了，他担心小毛毛遭到迫害，便把孩子秘密送到了他的一个亲戚家里。当他返回长汀时，不幸被敌人逮捕了，敌人对他严刑拷打，逼问毛泽东的孩子哪儿去了？他宁死不肯透露孩子的半点消息，结果被敌人绑在芭蕉树上活活烧死了。小毛毛从此下落不明。
10月18日，毛泽东离开于都开始“转移”。
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红军队伍迤迤逦逦地行走在山谷间，沿于都河向西，转过一个山口，河边传来民主政府宣传队的青年男女们谱写的一首山歌：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
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
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叫，
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叶落完。
问一声亲人，红军啊，
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才回还？
听了这样的歌声，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
“我把女儿送人了”
行进中，有战斗，也有伤亡；有饥饿、困苦和寒冷，更有意志。
“你行行好，喂些稀饭米汤，我实在没有办法带她呀。”
风咽咽，雨茫茫，凄风苦雨人断肠；
路迢迢，马嘶嘶，泥路征马泪沾裳！
“转移”途中，红军主力经过湘江战役损失惨重，这时人们对“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更加不满了，因而也更加怀念毛泽东。
当红军的主力部队到达了贵州省东部的黎平县境内时，毛泽东向中央建议，红军这样的“转移”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是不行的，第一次提出了红军要“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整个“转移”行动应称之为“长征”。
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长征途中，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红军部队边打边走。行进中，有战斗，也有伤亡；有饥饿、困苦和寒冷，更有意志。
1935年1月上旬的一天深夜，红军临渡乌江之前，贺子珍在一户山间的农舍中生下了一个女儿。孩子降生后，贺子珍想到是在长征路上，根本没办法带孩子，便忍痛将女儿送给了看护她的农家大嫂。
农家大嫂抱着孩子不解地问贺子珍：“送给我 做我的女儿？那怎么行？我没有奶喂她。”
贺子珍不忍心再看女儿，只是流着眼泪说：“大嫂，你不要我，我也没办法养。”
昏暗的油灯下，农家大嫂不知所措地抱着孩子发呆。贺子珍强忍着心中的凄苦，再次对农家大嫂说：“你行行好，喂些稀饭米汤 我，我实在没办法带她呀 ”说罢泪如泉涌。
农妇也哭了，答应尽力收养好孩子。贺子珍这才抱过了女儿，痴痴地看着女儿皱巴巴的小脸和两颗水汪汪的大眼睛，凄楚地叹息道：“好女儿，你真像你爸爸啊！只是不要怪妈妈狠心，妈妈实在是没办法呀。”
贺子珍再也说不下去了，只是将自己身上仅存的两块银元和一块红布兜递给了农家大嫂。第二天，贺子珍便被红军卫生队的人抬在担架上，离别了这个日后再也记不得方位的山间农舍。
两天后，贺子珍随卫生队艰难地行至云贵交界的盘县地带，敌机又来轰炸了。贺子珍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滚离担架跑去扑救伤员，结果被炸成重伤，从右背到右臂全被打进了弹片。
晚上，得到消息的毛泽东在警卫员的跟随下，提着马灯来看望贺子珍。面对毛泽东，贺子珍哭了：“我把女儿送人了，我没办法。”
毛泽东轻抚着贺子珍的手臂说：“你为救伤员被炸成了这个样子，让我佩服呢。”
贺子珍见毛泽东不提孩子的事，心里更加难过，眼泪像是断了线的串珠、竟至扑扑簌簌地滴落下来。毛泽东揭开担架的被角，在马灯的光亮下看了看贺子珍身上裹着的绷带，惊呆了：“哎呀，怎么伤得这么重？桂圆，苦了你。”说着，大滴大滴的眼泪夺眶而出。
贺子珍见毛泽东伤心落泪，自己只得忍住了泪水。她不想让毛泽东难过，只是无力地摇摇头、又点点头：“我大概要残废了不想连累党，我不想连累红军。”
毛泽东擦着眼泪，瞪了贺子珍一眼，随即紧紧地握了贺子珍冰凉的手说：“桂圆，你不要顾虑太多。”
贺子珍咬了咬牙，挣开毛泽东的手，坚持说：“我就留在这里吧，不必拖累大家了!”
“绝对不可以!”毛泽东表情坚毅地说，“我不同意!你是革命队伍中的老同志，又是我的妻子，我代表党决定，你必须跟队伍走!”然后再次为她掖了掖被角，“你是为革命光荣负伤的!我们抬也要把你抬走!好了，桂圆，你安心养几天吧，总会好的!”
听着毛泽东的话，贺子珍忍不住再一次流出了动情的热泪。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红军队伍继续艰难地前进。一路上山高岭险，峰峦叠嶂，国民党的追兵虽无法追赶和“围剿”，但红军行走亦见艰难。
走在山间，红军战士们互相拉扯着迤逦前行，多少草鞋底子早都被乱石磨穿了，脚上淌着血，依然不停地攀登着。身上的衣服破了，抵御不了山间的寒风，人们就扯下几片芭蕉叶或束几多茅草裹在腰间御。
寒
1月7日，红军先头部队突破敌人重兵设防的安顺场后，迅即占领了黔中的重镇遵义城。
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
1月17日，遵义会议否定了1931年以来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使毛泽东重新走上了指挥红军的领导岗位。
毛泽东重新掌握军权后，用高超的游击战术率领红军继续前进。他出奇制胜，忽进忽绕，一再回旋，使敌军迷离彷徨，根本摸不清红军的去向和动态。红军离开遵义后纵横驰骋，在万山丛中犹如一条舞海的蛟龙，再也无法抵挡和束缚了。
2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指挥中央红军进行了遵义战役，攻占娄山关，重新占领了遵义城，取得了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仗 全军上下一片欢欣鼓舞，就连躺在担架上跟随部队行军的贺子珍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一首气吞山河的词，表达了毛泽东此时的情怀：
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到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率领着红军艰难地行进在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决然想不到，他的三弟毛泽覃已经为革命壮烈牺牲，也决然想不到他的两个儿子 岸英和岸青在上海已经被敌人的便衣特务逼迫得流落街头。
当时，共产党组织为救济革命烈士的后代，在上海法租界一座院落中成立了地下托儿所“大同幼稚园”，收留了彭湃、郭亮、毛泽东等人的孩子。托儿所成立初期由何叔衡领导，后来何叔衡去了中央苏区，孩子们又由一个名叫陶锡琪的姑娘看护。这个20岁刚出头的姑娘很负责任，对孩子们极尽爱护，孩子们也都很喜欢她。再后来，国民党特务盯上了这所托儿所，声明要查清孩子们的来历。陶锡琪又得到消息，敌人已经把这里的几个孩子列为了“赤匪家属”,要对孩子们下毒手。为了安全,陶锡琪只得领着孩子们离开了“大同幼稚园”。从此，岸英和岸青开始了流浪生活。
6月中旬，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的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麓胜利会师。
9月，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红军部队经过千辛万苦的艰难跋涉，进占甘肃通渭。
10月4日，红军开始攀登六盘山。
登上六盘山，面对山峦大川和行进中的红军队伍，毛泽东豪情满怀、壮志不已，遂赋词一首：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旄头 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10月19日，毛泽东率领红军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所属的地方部队及赤卫队在吴起镇胜利会师。
至此，红军结束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在一次排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充满豪情地朗诵了新近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1月7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中心瓦窑堡。
1936年2月，一位来自上海互济会的名叫董健吾的牧师，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委员的身份，并受宋庆龄的委托，携带着重要文件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国民党愿意与共产党举行谈判的意图。其实，董健吾是中国共产党派在上海的一名秘密党员，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里的一名牧师 对此，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毛泽东及时提出了国共两党谈判的条件。
在接待董健吾的交谈中，董健吾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毛岸英和毛岸青两兄弟在上海大同幼稚园的情况，因为上海大同幼稚园是以互济会的名义开办的，所以他清楚地知道幼稚园里孩子们的许多情况。
毛泽东和贺子珍十分感谢董健吾带来了岸英和岸青的消息，并委托他回上海后设法联系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找到岸英兄弟和其他革命者的后代，或送去苏联学习，或转送到陕北来。
贺子珍不由得又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岸红，想起了仅在出生时见过一面、留在贵州山区的女儿,想起了毛泽东的三弟毛泽覃和自己的妹妹贺怡，同时也想起了已经不在人世的自己生下的另两个孩子。
晚上在瓦窑堡的窑洞中，贺子珍同毛泽东谈起了她所想到的许许多多。在感叹与伤感中，毛泽东说总要想尽一切办法同孩子们取得联系，并想办法把他们找回到身边来。
第二篇 同甘共苦
娇娇出生 岸英、岸青赴苏联
娇娇是贺子珍所生五个孩子当中的第三个女儿。
流落上海的毛岸英和毛岸青两兄弟，被共产党地下组织转移出了上海，然后乘轮船经海参崴去了莫斯科。
1936年夏，贺子珍的伤情日渐好转，心情也逐渐变得开朗，又显露出了她原有的活泼、倔强和顽强的性格。
瓦窑堡是陕北一个少见的漂亮小镇，是荒凉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的一片“乐土”。这里所见到的一律是砖瓦窑洞，用石板铺成的路面，明亮而洁净，还有护城的围墙，独自显出高原上的一派“地富民康”的格局。
贺子珍在这里总算又有一个“家”了，她和毛泽东的生活也算是“安定”下来，看着四壁坚固的窑洞，既能挡风又能避雨，对于过惯了风餐露宿军旅生活的贺子珍来说，这里使她感受到了长期以来少有的安逸。
这个“家”里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摆设，甚至连件普通人家常用的一点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土炕上只有他们夫妇俩早已用旧了的两条打了好几块补丁的毯子，再就是毛泽东经常穿的一件军棉大衣，即使这样，贺子珍也欣慰地感到这毕竟是一个“家”了。
一天早上，贺子珍感到了腹内又有一个小生命在蠕动，一下、两下，她不由得大声喊叫起来：“润之，润之！糟了，糟了！”刚刚睡下的毛泽东被她的喊叫吓了一跳，醒了，问：“什么事？我刚刚躺下。”
贺子珍又不说话了，怔怔地流下了眼泪。毛泽东一见，只得再三问她：“是想贺怡了？还是想你的爸爸妈妈了？是想伢子？还是想女儿？党组织正在想办法么。”
贺子珍依旧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流眼泪。直到后来，贺子珍才说：“孩子，又动了。”
毛泽东一听，反倒笑了：“好么！这次我们要好好把他生下来，好好把他养大哩！”
“又是一个小红军”贺子珍看了毛泽东一眼，“你总是喜欢孩子多，这次不知是男是女。”
“男女一样，我都喜欢哩！”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当然喜欢了，可我不喜欢！”贺子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人家要来当红军，我们应该欢迎么！”毛泽东喜形于色地说，“还是那句老话， 既来之，则安之，多个红军战士 ，自然是好的。”
“好什么好？”贺子珍说，“人家会说我贺子珍就会生孩子，生了扔，扔了生。还真有人说我除了生孩子就晓得给你做饭洗衣服，把战斗激情全丢了，是小资产阶级的多情主义。”
“屁话！”毛泽东说，“哪个讲的？”边说边为贺子珍擦拭挂在脸上的眼泪，“革命战争也挡不住妇女生孩子，这是自然规律么！再说，女人有点多情主义有什么不好？难道都要像《水浒传》中的母夜叉孙二娘？”
听毛泽东这么一说，贺子珍的脸上露出了苦涩的一笑。毛泽东一边继续为她擦拭眼泪，一边安慰说：“无情未必真豪杰，多情何尝不英雄！”又说，“多情并不是贬义词，红军就是最多情的人。不多情，红军就爬不得雪山，过不得草地，就走不了这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多少革命先烈为国、为民牺牲了，正是因为他们 多情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才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贺子珍终于被毛泽东说笑了。
6月末，贺子珍和毛泽东随同中共中央机关从瓦窑堡一起迁往保安。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几天后，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钱希均和毛泽民住的窑洞距离贺子珍和毛泽东住的窑洞不远，听说贺子珍生了个女儿，马上找到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一起赶来看望，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宋任琼的夫人钟月林，也相继赶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来了。
邓颖超见小娃娃又小又瘦，禁不住爱怜地说：“真是个小娇娇啊！”
天色渐晚，毛泽东也赶回窑洞来看望贺子珍母女。他见到刘英正抱着孩子，便同她开玩笑说：“你抱孩子像抱炸弹呢！”说得满窑洞的人都笑了。听说邓颖超给孩子取了名字，毛泽东欣喜地对大家说：“好么，就叫她娇娇吧！”
这是贺子珍所生五个孩子当中的第三个女儿。
就在这一年，流落上海的毛岸英和毛岸青两兄弟，被共产党地下组织转移出了上海，然后乘轮船经海参葳转去莫斯科。
在通往莫斯科的西伯利亚原野上，13岁的毛岸青第一次乘坐火车。他问哥哥：“我们这是去哪儿呀？”
仅比弟弟年长一岁的毛岸英告诉弟弟：“去莫斯科。”
“莫斯科？”毛岸青继续问，“爸爸在那儿吗？”
“爸爸在中国。”毛岸英对弟弟说，“莫斯科是苏联的首都，不在中国。”
“我们为什么不在中国？”毛岸青继续问哥哥，“我们为什么不去找爸爸？”
“中国在打仗 ”毛岸英以他自己的理解对弟弟解释说，“是爸爸让我们去苏联的。”
“是爸爸 ”毛岸青不再问了。在他的脑海中，“爸爸”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了，但“爸爸”的形象一直存留在他的心灵深处，而且是那样的清晰、深刻、永不磨灭。
“女儿是我的心肝宝贝哩！”
“安顿”下来之后，小娇娇成了毛泽东和贺子珍日常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往延安。
来到延安，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在北门内凤凰山山脚下一个四间相通的宽敞窑洞里。
“安顿”下来之后，小娇娇成了毛泽东和贺子珍日常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工作之余，毛泽东总要抱一抱这个宝贝女儿，或在窑洞内走一走，或在窑洞前的场坪上转一转。每当这个时候，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便会跑近前围拢了孩子，这个抱一抱、那个逗一逗，毛泽东又总是说：“女儿是我的心肝宝贝哩！”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日常工作很忙，他需要反复思考“西安事变”后的时局变化和如何促成抗战统一战线，晚上还要抓紧时间赶写实践论矛盾论和有关中国革命战争的书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再忙，他也会放下手中的毛笔同贺子珍一起逗逗孩子，“感受”家庭生活的温暖和乐趣。
春节过后，毛泽东和朱德答应贺子珍和康克清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唤起了贺子珍渴望过集体生活的强烈欲望。在校期间，贺子珍渐渐地感到了一种压力 这种压力来自她所面对的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虽然这些年轻人对红军充满了爱意和尊敬，对贺子珍更是交口称赞，但贺子珍还是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挑战。她不愿意别人只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夫人，而不知道她是“贺子珍”。她要努力学习各门功课，掌握各种知识，以便以后更好地独立工作，但她更希望用实际行动赢得众人的认可，承认她是真正的“贺子珍！”
然而，“天教心愿与身违”，贺子珍在“抗大”越来越感到体力不支了。开始时，她朝气蓬勃，出操训练、斗志昂扬，排队报数、声音宏亮。到后来，便日渐脸色苍白，时常气短头晕，体倦无力，继而腰酸腿软，心慌不支了。
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以为是还没能适应集体生活，她坚持着。一次上军事课，练习跑步卧倒、匍匐前进，做到第三遍，众人见她脸色陡变，她自己也感到了严重的心跳气短 教官急忙让她到一旁休息观操，十几分钟后，她感到好些了，便要求重新投入训练，但当她第二遍跑步卧倒后就再也起不来了。
半醒半昏迷状态中的贺子珍被康克清等人搀扶着回到宿舍休息。经校医检查后，让她停课两周，这使她心烦意乱，暗自责怪自己的身体不争气，没完成学业就当了“逃兵”。
毛泽东得到消息，立刻骑马赶来“抗大”看望她，劝慰她“看米下锅，量体裁衣”，并对她说“身体是第一位重要的，要以休息为主，身体好了再学习”。贺子珍周末回到家里，毛泽东不让她再做任何家务，女儿也送去幼稚园由阿姨照看，只让她安心养病。这反倒使贺子珍觉得受了天大“委屈”。
进入3月，贺子珍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较以前好些了，便又要求返回“抗大”学习了。开头两天，她还能勉强应付，可到了第三天，两个同学发现她晕倒在了厕所里 经过红军医院几番检查，最后由傅连暲复诊，断定她患了严重的贫血症，需要休息6个月。
回到毛泽东身边养病，贺子珍感到自己像是在战场上打了“败仗”似的，她暗自生气，有时候还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在这段日子里，毛泽东比以前更忙了，白天要去中央机关开会、研究工作，即便有一点时间也要去“抗大”讲课或作报告。贺子珍一个人在家里感到很“憋闷”，每当听到窑洞外面传来的军号声和人们的喧闹声，她便感到自己像是被“遗弃”了，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无可挽回的“失落”感。她痛惜自己失去了上“抗大”学习的机会，她常常追忆井冈山的生活，那时她独立带兵打仗，独立地做妇女工作，独立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乡村政权。后来离开井冈山随毛泽东东征、南下，她纵马驰骋疆场，奋勇拼杀，两支驳壳枪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她觉得那时的她紧随着革命的步伐前进，一步也没有被落下过。即便是在瑞金，在毛泽东被“罢官”、遭排挤的那些愤懑的日子里，她日夜守护、陪伴着他，一刻也不离开他，听他向自己倾诉积于心中的郁闷和愤慨，夫妻间在患难中得到安慰和无限的信任与支持，彼此之间敞开心扉，指点古今，议论人生，展望革命的未来。那时她深知毛泽东舍不得离开部队，更舍不得离开前线，她深知毛泽东只有在炮火中才能得到真实的平静，因为那时敌人的几十万大军正在对中央苏区实施“围剿”，革命事业随时都有被敌人扼杀的危险，她盼望毛泽东能够早日回到红军队伍中去、回到前线去，和朱德、周恩来等人一起运筹帷幄、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
现在，到了延安，毛泽东日夜忙于筹划抗日救国大计，这是她过去求之不得的。然而，欣喜之余，她又为自己的伤病之躯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虽然，朱德、周恩来等人经常来窑洞看望她，但她知道他们也都很忙，说不定哪天谁又会去西安、南京开会，或是到前线去指挥战斗。其他的熟人虽然也经常来，但也都因为工作忙而坐不上多长时间，每当想起这些，她便越发觉得自己真的是“落伍”了。
她的“孤独”感和“失落”感越来越严重，安静的生活中仿佛潜伏着一种不安定的感情波澜。在战争环境中，贺子珍即便心中有多少苦闷、多少忧愁，可只要枪声、炮声一响，她就会跃马持枪上阵了，一切烦恼都会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如今，她已不能像过去那样，同毛泽东并辔疆场、上阵杀敌了，她感到属于她的越来越少。久而久之，她不能去“抗大”学习的惆怅和失落感逐渐化为无望和烦恼，化为愤怒，最终化为炽热的岩浆，一旦震动而又无法自恃时，便会冒出熊熊火焰，带着滚烫的岩浆，异常而迅猛地喷发出来。这种难以自控的情绪一旦发泄，免不了同毛泽东发生争吵，而毛泽东又不是一位容易忍受无辜斥责的人，这样一来，彼此的“隔阂感”产生了，双方时不时地会大吵一通，住在就近窑洞的谢觉哉为此经常赶过来劝解，但也只是临时化解一下“矛盾”，却没办法除去积于贺子珍心底的“症结”。
一次，贺子珍同毛泽东发生争吵后，谢觉哉闻讯赶过来劝慰贺子珍。他认为现在同国民党的大内战刚刚不再打了，又发生了这样的小“内战”，是会让人家看笑话的。本来夫妻间的磕磕碰碰，家家难免，但发生在延安、发生在毛泽东家，人们难以接受，以为像毛泽东和贺子珍这样的家庭应当是革命的、和美的典型。现在毛泽东正在写《矛盾论》，矛盾是客观存在，处处都有，要处理得当，使之转化，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要因势利导地化解矛盾和妥善处理矛盾。他批评贺子珍性情太急躁了。
贺子珍没想到问题会有这么严重，但也不觉得真像谢觉哉说得那么“可怕”，她深知谢觉哉同毛泽东的亲密关系，她同他说话也无所顾忌。她告诉谢老，她已不是第一次见毛泽东给她难看的脸色了！谢觉哉也深知贺子珍的性格，规劝她凡事想开些，以大局为重、以革命事业为重、以身体健康为重。在谢觉哉的规劝下，贺子珍总算暂时接受了“忠告”，但却提出来如果再有什么令她难以接受的事情发生，她就要离开延安！
谢觉哉大吃一惊：“离开？现在烽火连天，你到哪儿去？”
贺子珍还没想好，只是说她要找地方去做手术，取出存留在体内的炸弹碎片，无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做手术就行。谢觉哉劝她暂且先把这个念头放一放，说如果她讲出要“走”，而毛泽东又不同意的话，彼此就“将军”了，双方会闹得越来越对立。
劝过贺子珍，谢觉哉又去劝说毛泽东。一听说贺子珍要“走”，毛泽东心里也吃了一惊。他知道贺子珍执拗得很，凡是她下定了决心要办的事，哪怕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不过，细细一想，他认为这其中带有某种恫吓、威胁的味道，这反倒激起了毛泽东更大的怒火，一气之下，他坚持要贺子珍去设在桥儿沟的中央党校学习，而且马上就走！
谢觉哉感到问题越来越不可收拾了，只得采取拖延政策，不慌不忙，继续规劝双方寻找解决问题的良策。
由于谢觉哉从中翰旋，问题一拖再拖，毛泽东的火气渐渐消了许多，不再坚持送贺子珍去中央党校了，任凭谢觉哉安排贺子珍今后的工作去向。贺子珍也不再提离开延安的事，暂且耐下心来继续在家养病。
至此，毛泽东和贺子珍之间彼此挂起了“免战”牌，一段时间内又相安无事了。
这年10月，贺子珍认定自己又一次怀了身孕。一天早晨，她试探性地对毛泽东说：“我，我想走。”
毛泽东急问：“你走哪里去么？”
贺子珍说：“我到西安、到上海治伤去。”
而毛泽东却不容辩驳地说：“容我想一想，这件事下来再说！”
面对一心忙于工作的毛泽东，贺子珍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而烦恼，更为自己不能尽早工作而痛苦。她在战争的环境中生活惯了，不习惯过“平淡”的日子，下决心要离开延安，先去找个地方治好了身上的伤再说。
天冷了，贺子珍体内的伤痛阵阵发作，搅得她终日心绪不宁。而这时毛泽东的工作更忙，他简直就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更没有多少时间体谅存于贺子珍心底深处的各种苦衷。
直到12月上旬的一天，贺子珍悄悄写了一份去西安治伤的报告，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大吃一惊，这才意识到贺子珍这次是下定决心要走了。
晚上，毛泽东回到家，苦口婆心地劝说贺子珍不要走，极力挽留、阻止她，但却不能使她回心转意。贺子珍坚持要走，决心要走，而且任谁也无法将她留下来。
三天后，贺子珍离开了延安。
在西安，贺子珍碰到了来八路军办事处的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杨子烈见贺子珍怀有身孕，便劝她同自己一起返回延安去，贺子珍拒绝了。后来，贺子珍又碰到了刘英。刘英当时染上了肺病，要去苏联治疗，贺子珍便利用这个机会，给延安写去一封信，要求与刘英等人同行，到苏联去治伤。
毛泽东接到贺子珍的这封信后，一时间心中忐忑不安。他很清楚，贺子珍有孕在身，如果这样负气离开自己、离开延安，孑然一身投奔到异国他乡，实在是太危险太不合时宜了。异国的风俗习惯、语言、气候、人际关系，她这样一个弱女子能抗得住、受得了、吃得消吗？
这些担忧，令毛泽东心急如焚。他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想了两条办法来阻止贺子珍：一方面，他与张闻天商量，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拍发了电报，表面上同意在第一批赴苏联治病的行列中，添上贺子珍的名字，免得她节外生枝；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接连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兰州办事处、迪化办事处的有关同志发了电报，希望这三处的同志们能够好言劝慰贺子珍，使她放弃这次去苏联的念头。
在西安、兰州、新疆等地，林伯渠、谢觉哉、王定国等人受毛泽东的嘱托，费劲了心机，苦口婆心地劝慰贺子珍回心转意，但都没能将贺子珍挽留下来。
自从贺子珍离开延安，毛泽东的心情一直不是很好。每当周末，他总要把女儿从幼稚园接回家来，让女儿陪伴在自己的身边。这时娇娇的年龄尚小，完全不懂得爸爸的心情，也不懂得妈妈的远离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哭喊着要吃要喝，每当她嘴上吮着奶瓶的奶嘴时，脸上才会露出惹人疼爱的笑容，看到女儿的笑，毛泽东心里多少会得到一些安慰。
他想念贺子珍，挂念贺子珍，担心她一个人到了苏联后所要面对的一切。毛泽东本来患有失眠症，现在更不容易睡着觉了，索性不睡，总在夜里看书或伏案疾书。
1938年春，盘据新疆的国民党军阀盛世才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之际开始伪装进步，要求与共产党合作，并提出希望共产党派一批干部到新疆工作。中共中央为了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答应了盛世才的要求，派出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优秀共产党员去新疆工作。
4月下旬的一天，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和她的母亲辗转经西安来到了延安，这使毛泽东激动不已。几年不见，贺怡一见到毛泽东便掉下了眼泪，深责自己没能带看好小毛毛，毛泽东反倒安慰她说：“战争环境么，怪不得你，也怪不得刘锡福同志。刘锡福同志为掩藏和保护我的孩子，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是我对不住他啊！只要孩子还在人世，以后总会找回来的。”
听到毛泽东这样说，贺怡的心情才算舒缓了一些，当她听说姐姐已经去了苏联治伤，心中陡然又增添了一股悲凉。毛泽东安慰贺怡母女说：“你们来了就好，我也放下一份心。你们都是我的亲人，在延安，有你们的饭吃，有地方住，还有革命工作可做，这样一来，娇娇有她外婆和姨妈照顾，我也有人可以说说家常话了！”
贺怡的母亲拉着毛泽东的手，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毛泽东安排贺怡母女住在了凤凰山的窑洞里，自己搬到延安西北不远处的杨家岭去住了。
毛泽东搬走的第二天，贺怡接了娇娇回来，母女二人见到娇娇如同见到了贺子珍，不由对娇娇又疼又爱。这样，娇娇就同她外婆和小姨生活在一起了。
娇娇也来到了苏联
“你想妈妈吗？”
“想，天天都想。”
1940年8月，江青生下了一个女儿。毛泽东极为高兴，给女儿取名李讷，但总爱叫她“爸爸的乖女儿、大娃娃。”
这是毛泽东的第十个儿女，按姐妹排行是毛家的第四个女儿了。
10月间，远在苏联的贺子珍因营养不良导致身体状况极差。她无时无刻不思念祖国、思念毛泽东，又因痛失爱子而精神恍惚，更加思念留在延安的女儿娇娇。毛泽东得到消息后，为了给贺子珍以精神寄托，决定将女儿娇娇送去苏联，陪伴在她身边，以使她能够尽早恢复身心健康。
1941年初，娇娇被送到了她妈妈的身边，见到日思夜想的女儿，贺子珍忍不住泪流满面。她问女儿：“你是怎么来的呀？”
娇娇告诉说：“是爸爸派人送我来的。”
贺子珍再问：“你想妈妈吗？”
“想 ”娇娇天真地回答，“天天都想。”
“爸爸舍得让你来吗？”贺子珍继续问，“那你想不想爸爸呀？”
娇娇仰脸对妈妈说：“想”。
听着女儿的回答，贺子珍再一次哭了。
3月间，毛泽东在延安得到他的大女儿已经平安地到了她妈妈的身边，放心了。
5月上旬的一天，成天忙于工作的毛泽东终于有时间抱一抱他的小女儿了。这时李讷已经半岁多了，长得白白胖胖，很像毛泽东，也很讨毛泽东和江青的喜欢。
中午的时间，毛泽东抱着女儿在窑洞前的场坪上兜圈子，警卫人员和勤务人员都来看孩子、逗孩子。毛泽东高兴地举起女儿说：“这是我的又一个心肝宝贝呢！将来长大了，她要为全国人民做事情呢！”
阎长林笑着说：“等娃娃长大了，全国早解放了！”
另有人说：“到她们那个时候，再不会像我们现在这样了！”
毛泽东抱着女儿问周围的人：“大家说说看，现在怎么样，将来又是个什么样子啊？”
阎长林说：“现在日本鬼子还侵占着我们的大片地方，国民党反动派还霸占着国家政权，将来日本鬼子被打跑了，国民党反动派也被打倒了，那该是天下太平了！”
又有人说：“全国解放了，都成了解放区，老百姓都有田种、有衣穿，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该到共产主义了！”
毛泽东对大家说：“日本鬼子总是要被打跑的，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注定要被铲除掉，只是，全国解放了，还远不是共产主义，还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才能把贫穷落后的中国改造成为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大家努力吧！”
“我们一定努力！”阎长林说，“首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毛泽东鼓励大家：“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很艰巨，将来的工作会更多、更繁重，大家一是要努力奋斗，二是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文化学习，准备好充足的力量，为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的话鼓舞着大家，说得每个人心里都热烘烘、亮堂堂的。
这年8月，小李讷满一周岁了，长得天真活泼可爱，毛泽东和江青视若掌上明珠。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的人们，也都很喜欢小李讷，经常抱一抱她，逗着她玩。
当李讷过第一个生日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跟随毛泽东走去毛泽东自己种的菜地里摘回了许多新鲜的蔬菜，由厨师做了好几样好吃的菜肴，也都被前来看望小李讷的大人们高高兴兴地吃掉了。
随着李讷的健康成长，给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内外增添着不尽的欢乐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1942年1月1日，中、苏、美、英等26个国家正式结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这年春天，毛泽东由杨家岭移住枣园。
枣园又名延园，地处延安城西北10公里处，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所在地。枣园大门面东偏南，进门是一幢四方形砖木结构的中央小礼堂，与之相对的一侧是作战研究室、休息室和机要室三座相类似的平房。毛泽东一家人搬来后住在小礼堂后面山下的窑洞中。
整个枣园，花木繁茂，风景优美。山上山下的枣花乍开，吐露着沁人心脾的芳香。
在枣园，小李讷已经呀呀学语了，这给日夜操劳的毛泽东增添了许多生活中的乐趣。每当工作累了，毛泽东便会腾出手来抱一抱他心爱的小女儿，教女儿背几段古诗。
8月上旬，国际战争形势变化很大。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标志着美军开始在太平洋上对日军展开了正面反攻。
9月17日，国民党新疆军阀盛世才突然下令逮捕了在新疆迪化的包括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在内的所有共产党人。
这年10月，远在苏联的毛岸英早已参加了苏联红军，在苏联的卫国战争中，以其勇敢的战斗作风和勇于献身的大无畏精神，迅速地成长为一名年轻的苏联红军基层指挥员。
而这时贺子珍在莫斯科近郊的处境异常艰难。法西斯德国的侵略大军已兵临城下，莫斯科的物资供应十分匮乏，一切都为了前线，为了战争。她和岸青、娇娇相依为命，靠织手套筒换几个卢布艰难地维持着食不果腹、衣不暖体的生活。
在苏联，岸英、岸青两兄弟很尊敬贺子珍，对娇娇妹妹也十分疼爱，很像两个大哥哥的样子。岸英参加苏联红军后，岸青留下来更加关心和爱护娇娇了，兄妹俩经常守护在贺子珍的身旁，忙着缠线，帮她赶织手套筒，忙这忙那地干个不停。每当换回了黑面包，即便很少，贺子珍总是先让着岸青吃，岸青又总是先尽让着妹妹吃，母子三人相依相爱，患难与共。
李讷呀呀学语 毛岸英回到了延安
小李讷一个人坐在窑洞门前的木门墩上“咿咿呀呀”地背诵古诗《木兰辞》。毛泽东看在眼里，高兴在心中。
此时，毛岸英也回到了延安。
进入1943年，苏联红军在斯大林的统帅下开始向德军展开大反攻。
8月，苏联红军取得了库尔斯克大会战的完全胜利。从此，苏军开始了总反攻。
9月27日深夜，毛泽东的二弟毛泽民在新疆迪化惨遭国民党军阀盛世才杀害。
10月中旬，毛泽东在延安枣园获知了毛泽民已在新疆遇害的准确消息，这使他一连两天没能吃下一口饭，两夜没能睡一会儿觉。他缅怀二弟的一切，继而又追思三弟的牺牲，浮想他们的音容笑貌，更加仇恨国民党顽固派对他们一家人的迫害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摧残，也更加坚定了他要将中国的革命事业坚决进行到底的决心！
为了悼念毛泽民，江青带着女儿到野地里去采摘来了一些黄色的野菊花。江青又找来了一个大口的玻璃瓶子，将菊花插在里面摆放在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小李讷已经很懂事了，她经常悄悄地给瓶子里的菊花换水，还一声不响地用她那稚嫩的小手为菊花摘除枯瓣。
进入12月，延安又值隆冬。这时小李讷已经3岁多了，已经能够在地上活蹦乱跳地跑来跑去了，也已经能够很流利地背诵出多首古诗词了。闲暇时，毛泽东总要抱一抱他的小女儿，很认真地同她说几句“大人”话，有时，他还深情地对女儿讲述她二叔、三叔的诸多往事。
一天午饭后，小李讷一个人独自坐在窑洞门前的门墩上“咿咿呀呀”地背诵古诗《木兰辞》，那神情可专注、可认真了：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
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
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这期间江青再次怀孕，由于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不得不接受了人工流产手术。当她得知引产出来的竟是一个男孩时，悲痛欲绝地对医生护士哭喊：“你们还我的儿子！你们还我的儿子！”
医生护士劝止不了江青，只得派人请来了毛泽东。毛泽东得到消息也很伤感，他要先保全江青的身体健康，劝说江青尽量静下心来好好养病，配合医生护士的工作，争取早日恢复健康。
江青绝望地说：“我可能不能再生育了。”
毛泽东理解江青的心情，安慰说：“这有什么？只要你身体好，恢复了健康，照样可以为党工作么！”
在这段日子里，江青的脾气越来越糟，而且高烧持续不退。延安城里最好的十多名医生日夜轮流看护着她，为医治她的病想尽了办法，终于控制住了病情的发展，使她逐渐恢复了健康。
冬去春来。1944年2、3月间，延安城的黄土坡地上又响起了回肠荡气的近似“信天游”的歌声：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
多打些五谷充军粮！
在枣园，每当小李讷坐在自家窑洞门前的场坪上晒太阳时，也会情不自禁地放声歌唱：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在1944年一年当中，小李讷学会了很多歌曲和古诗，并且在妈妈的耐心指点下学会了好几段中国传统的京剧选段，诸如《打渔杀家》中萧桂英的唱段、《甘露寺》中孙尚香的唱段、《白蛇传》中白素贞的唱段等，她都能一字不差、音正腔圆地唱出来。每当她站在大人们面前摆好架式学唱京剧时，每次都会得到大人们的热烈鼓掌欢迎和喝彩。对于这些，毛泽东看在眼里，高兴在心中。
1945年3月，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攻占了冲绳岛，处于守势的日本军队已是日薄西山、每况愈下了。
进入4月，欧洲战场上的苏联红军开始进攻柏林。
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
6月下旬，美军完全占领冲绳岛，战争已逼近日本本土。
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枚被命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
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
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次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来，延安军民一派欢腾。军队、学校、机关人员和老百姓们纷纷涌上街头，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扭着秧歌欢庆胜利。江青也兴致勃勃地拉着女儿的小手快步跑出窑洞，融入在欢快的人流中庆祝胜利。
11月，地处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延安城已是晚秋季节。从枣园到杨家岭，从尹家沟到王家坪，处处洋溢着军民团结、互帮互助的秋收场景。从小砭沟到延河边，从凤凰山到清凉山，处处呈现着军民携手、互教互学的练兵热潮。宝塔山上的宝塔在晚秋的寒风中巍巍耸立着，悠扬而回肠荡气的“信天游”的歌声又总是传得很远、很远：
毛主席领导咱们（那个）打胜仗！
类似这样内容的歌，小李讷会唱很多。
1946年1月初，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终于回到了延安，回到了他阔别长达19年的父亲的身边。1927年秋，当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离开杨开慧母子时，那时的毛岸英只有5岁多，如今，他已经是一个仪表堂堂、身材魁梧的24岁的青年了！
在枣园，毛泽东兴奋地拉着儿子的手，上下打量着，眼睛里噙满了泪花。只见儿子的个头比自己还高，穿着一件军呢大衣，脚上踏着牛皮靴，英俊秀气的脸颊上既有他妈妈的倩影，又有自己的特征。毛泽东强忍着没让眼泪流出眼眶，满意地笑了。
毛泽东仔细地询问了儿子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询问了贺子珍和岸青及娇娇的一切情况。岸英带来了弟弟岸青写给父亲的信，并说，贺子珍妈妈和娇娇妹妹在苏联的生活很艰苦，但经常得到同志们的关心和照顾，娇娇已经进入国际儿童院学习，弟弟岸青的学习也很用功，经常去看望贺子珍妈妈和娇娇妹妹。听了这些，毛泽东是高兴的，但脸上依然呈现出无限追思的神情。
岸英还说自己在苏联一直惦念着父亲，知道刻苦学习，大学毕业后加入了苏联红军并获授中尉军衔，直接上前线参加了库尔斯克近郊的坦克大会战，在波兰战场上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最后在通向柏林的一个要塞上出色地完成了反法西斯的战斗任务，得到苏联红军最高统帅斯大林的高度赞赏并受到了斯大林的亲切接见。
毛泽东满心喜悦地问儿子：“你见到斯大林了？”
毛岸英点点头说：“见了，他还托我问候您呢！”
毛泽东更高兴了：“好么，好！你真的已经长大了！你的仗打得很好，不愧是我们毛家的好伢子！”
听爸爸这样说，毛岸英从心里感到爸爸是在真的夸赞自己。毛岸英的归来，不仅给毛泽东带来了无限的喜悦，同时也给整个枣园带来了一股春风，人们都高兴地说：“原来毛主席还有这么大一个儿子呀！”
毛岸英到农村“补功课”
对于毛岸英的到来，江青表现得很激动，忙里忙外地紧着收拾窑洞、打扫火炕、准备被褥，并满脸笑容对毛岸英说：“你爸爸可想你们了！这下好了，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毛岸英礼貌地称呼江青为“江青妈妈”，初次听到这样的称呼使得江青颇有点难为情，仓促之中竟脱口而出：“能这样叫吗？”
毛泽东笑着说：“应该这样叫的。”
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江青显得高兴极了，赶紧叫了自己的女儿李讷上前来认识她的这位大哥：“快叫哥哥，这是你的亲大哥呢！”
小李讷高兴得不得了，用她的两只小手无拘无束地拉了毛岸英的手亲昵地连声叫起来：“哥哥！大哥，大哥哥。”
毛岸英俯下身去轻轻地吻了一下小李讷那稚嫩的脸蛋，一边答应着，一边伸出双臂抱起了她，高高地举在空中说：“你就是小妹妹了！我见过你的照片呢！”
小李讷更高兴了，被她的这位大哥哥举在空中“咯咯”地笑个不停，毛泽东和江青在一旁看了，脸上也都挂满了欣喜的笑容。
接下来，毛泽东和儿子又谈了许多的话，并对儿子说：“你在苏联大学已经毕业了，但学习的只是书本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你还需要上一个大学。”
岸英问父亲：“上哪个大学？”
毛泽东对儿子说：“这个大学，中国以前没有，外国更没有。”
岸英又问：“那是什么大学呀？”
毛泽东告诉儿子：“劳动大学呀！”并解释说，“你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参加了战斗，并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赞赏和接见，这很好，但这只能证明你过去的成绩和光荣。现在回到祖国来了，还要到工人农民中去参加劳动，去学习，去体验生活，这样才能快一些晓得祖国的事情呀！”
毛岸英很高兴地回答说：“爸，我去！”
毛泽东见儿子这么爽快地答应下来，满意地笑着说：“啊，真是我的好儿子哩！”
毛岸英的归来，给枣园带来了一片欢乐，更给毛泽东的家庭增添了勃勃生机。江青很喜欢毛岸英，小李讷见到自己“突然”有了这么一个大哥哥，更是兴奋得不得了，总是没完没了地缠着她的大哥哥给她讲故事。有时，只要毛岸英走到哪里，小李讷就跟到哪里，兄妹俩简直是形影不离。
1946年1月7日，毛泽东给他的次子岸青回了一封家信：
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情况，很是喜欢。看见你哥哥，好像看见你一样，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你妹妹（李讷）问候你，她现在已五岁半。她的剪纸，寄你两张。
很快，毛岸英便脱掉了穿在身上的苏联军装，脱掉了皮靴，换上了父亲送给他的土布棉袄和棉裤，穿上布鞋，扛起背包，带上一袋小米和路上吃的干粮，徒步几十里山路，按照父亲的嘱咐到吴家枣园找边区的劳动模范参加生产劳动了。
一个多月后，毛岸英回到了父亲的身边。毛泽东一见，笑了：“好么，白胖子变成黑瘦子了！”并抚摸着儿子结了硬茧的两只手说，“嗯，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得到的毕业证书哩！”
毛岸英被分配到中央军委担任作战参谋兼俄语翻译。江青对毛岸英表现得很关心。这时延安有位从北平来的女大学生，姓傅，人长得很漂亮。江青有意把她介绍给岸英做“朋友”，便把这位姓傅的女大学生约到家里来做客。
在枣园窑洞中，江青热情地把这位被她“看中”的女大学生客客气气地“请”进门，又是让座又递茶水，还特意招呼岸英过来同她“认识认识”，嘱咐岸英同她认真谈谈，彼此之间以后多联系、多帮助。事后，从岸英的表情和言谈话语中，江青察觉到岸英对这位女大学生是“满意”的，觉得自己为“毛家”办了件大“好事”，心里也感到颇为自得。
在后来的接触中，当这位姓傅的女大学生知道了毛岸英曾被他爸爸“指派”到吴家枣园去劳动锻炼时，很不满意地对毛岸英说：“你爸爸怎么能这样对你呢？你可是他的儿子啊！”
毛岸英认真解释说：“爸爸是对的，我离开祖国的时间太长，许多事情都不了解，应该接受劳动锻炼。”并说，“这没什么不好。”
而这位姓傅的女大学生却很不以为然地说：“我只知道你是共产党主席的儿子，没想到你还真听你爸爸的话，下地劳动。”
毛岸英笑了：“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参加劳动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本色嘛！”
姓傅的女大学生不再说了。
很快，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情，极不满意地批评江青说：“这不行呢！孩子年轻沉不住气，你也沉不住吗？”同时批评儿子，“她刚从北平来，我们都不了解她的情况，总不能一见人长得漂亮就动心吧？再说婚姻大事，一定要慎重，决不能轻率从事。”
对于毛泽东的批评，江青倒没有表示出什么不愿意接受的情绪，反倒是岸英的神情怏怏的，低着头站在父亲的面前一句话也不说。毛泽东见儿子这副表情，便再一次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你要理解父亲的心情，谁叫你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你的终身大事，不只是你个人的事，而是关系着我们党的革命事业啊！”
事实上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姓傅的女大学生根本过不了延安的艰苦生活，不久就跑回北平去了，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辱骂延安。
江青在这件事情上既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又碰了一鼻子灰，结果显得很被动。毛岸英通过这件事也吸取了教训，同时感到父亲的话是对的，父亲是真正关心自己的。
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把儿子叫到跟前说：“看来只凭漂亮的脸蛋靠不住呦，还得靠理想！”
岸英垂着头答应说：“爸爸说得对 ”他从心里感到，爸爸看问题的方法是正确的，分析得对，也深刻。
这件事情过去以后，江青还是有些不甘心，一再安慰岸英说：“那个姓傅的算什么东西！那是她鼠目寸光！比她漂亮的有的是，我再给你找！”
毛岸英吸取了这件事的教训，回答江青说：“谢谢江青妈妈，这事儿以后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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