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的诸多含义
霍奇逊
摘要：本文首先采用三个标准对演化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家做了划分：1、本体论标准：是否接纳新事象；2、方法论标准：接受还是反对还原论；3、隐喻标准：是否广泛地使用生物学隐喻。在此标准基础上提出了NEAR（意为：接纳新事象并反还原论的）演化经济学才是真正的演化经济学。在批评还原论的局限的基础上，本文引入了突现和新事象的概念，并对新事象与内生性、新事象与数学形式化、新事象与突现的关系作了讨论。凭藉突现的概念，本文力图对自由意志论与决定论的古老两难给出解答。本文还指出，新事象的引入和对还原论的抛弃都必须倚赖突现的概念，突现是社会经济系统演化过程的中心特征。最后对NEAR演化经济学的先驱凡勃伦、康芒斯、霍布森、米契尔和凯恩斯分别作出简要的评论。
Abstract: Firstl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ssify the various approaches to ‘evolutionary economics’ regarding to three criteria: the ontological criterion – novelty, the methodological criterion – reductionism, and the metaphorical criterion – biology. These three binary criteria give eight possible classifications, two out of which are referred to as ‘NEAR’ (Novelty-Embracing and Anti-Reductionist) Evolutionary Economics, which is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Secondly, after a short critique on the limits of reductionism, the concepts of emergence and novelty are introduced. Th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velty and endogeneity, between novelty and formalism, and between novelty and emergence are discussed respectivel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cept emergence, the author tries to find a way out of the old dilemma between ‘free will’ and determinism. Also it is argued that both the embracing of novelty and the rejection of reductionism depend crucially on the concept of emergence, thus the concept of emergence is the central characteristic of evolutionary processes in socio-economic systems. At the end, the author has brief comments on the precedents for the NEAR stance, such as Veblen, Commons, Hobson, Mitchell and Keynes.????
目前，在“演化经济学”这个学科内部出现的种种理论进路（approaches）令人眼花缭乱，它们都在应用演化经济学这个术语。从中我们至少可以辨认出六个主要的学术群体[1]：
·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898a）主张一种“演化的”和“后达尔文主义的”经济学。凡勃伦和康芒斯(John Commons)传统下的制度主义者往往将他们的研究称为“演化经济学”，虽然他们经常是将“制度的”和“演化的”这两个概念作为事实上的同义语使用，这从美国背景的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学会”的名称中可见一斑。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v,1976,p.82)曾有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容为“演化的进程”的著名论断。而国际熊彼特学会出版的刊物名为《演化经济学杂志》，亦足以证明熊彼特的追随者们的研究也属演化经济学的范畴。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通常也被视作“演化的”。我们可以从门格尔（Karl Menger）关于货币和其他制度的演化理论和哈耶克的后期著述——尤其是关于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著述——中广泛使用的生物学的演化隐喻中窥其侧影。
·此外，斯密、马克思、马歇尔等百科全书式的大师的经济学有时也被认为具有“演化的”性质。
·演化博弈论是数理经济学发展最耀眼的前沿领域，并且正在从理论生物学的相关数理研究中获取灵感。
·“演化”一词有时又与“复杂理论”——以应用包括混沌理论和其他种类的电脑模拟的美国桑塔非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的研究为代表——相联系。在他们的研究和类似的模拟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复制子动力学（replicator dynamics）、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s）、遗传规划（genetic programming）等字眼。
面对演化经济学如此广泛的运用，我们似乎很难从中发现单一的、基本的和一致的信息。的确，经济学中使用“演化一词看来成了某种时尚。然而今天日益增长的对“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的使用，多数都可以追溯到纳尔逊(Richard Nelson)和温特(Sidney Winter)的经典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1982），尽管在20世纪的60和70年代正统和非正统经济学中出现的其他进展也是很重要的。
时至1980年代后期，“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已被美国和欧洲的制度学派、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学派的发展所拓宽和加速了[2]，出现了许多对上述思想的值得注意和富有成果的应用，尤其是在技术变迁领域[3]。演化经济学已经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me），并对经济政策，尤其是在技术政策、公司战略和国家创新系统领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现在，作为一个充盈丰满的实体的演化经济学已经清晰可见，这要求我们对它进行反思性的评价。
然而，一个关于“演化经济学究竟是什么”的共识却仍然未能建立起来。许多经济学家在使用这一术语的时候，总是误以为它意指一个普通而明显的意思。正如生物学家莫诺德（Jacques Monod）在一次关于生物进化的演讲中所说的：“进化论的一个古怪之处在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了解它。”同样的，“演化经济学”的一个古怪之处在于，许多人都在使用着这一术语，仿佛它不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并且所有人都知道它的意思似的。
更有甚者，“演化经济学家们”对他们自己的知识史也混淆不清。虽然我们可以肯定，熊彼特与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演化经济学有着广泛的关联，但是如果认为熊彼特首开对经济作生物学的——或达尔文主义的——类比，那就十分牵强了（Hodgson,1993b,1997c; Kelm,1997）。而在另一方面，后达尔文主义和凡勃伦的演化经济学则常常受到忽略。人们在梳理演化经济学史时，甚至都已经追溯到了斯密，却低估了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而对“不起眼”的凡勃伦则完全视而不见（Langlois and Everett，1994）。很遗憾地，一些演化经济学的学说史家感到能够发明一些似乎引人注目的联系，却忽视了一些先例，这些先例本来可以使原先受冷遇的经济学家得到积极的评价。于是，一个给予某些经济学家以过多的关注而对另外一些经济学家视而不见的虚妄的学说史就这样产生了。
这些错误的论述由于人们对于生物演化和演化过程的性质的误解而得以维继。没有什么比混淆经济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更容易产生混乱和使知识的进展徒劳无功的了。同时这也表明，科学的探索需要清晰并得到正确定义的理论进路。因此，界分“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的不同含义、仔细考量其概念史也就呼之欲出了。
我们在一项早先的工作里（Hodgson,1993b，ch.3）尝试进行了对“演化经济学”相关含义的分类学研究，关注的主要焦点在于变迁的“个体发生”（ontogenetic）概念和“系统发生”（phylogenetic）概念的重要区别。这一区分是有用的，因为它揭示了前一类“演化”的更为具体的特征[4]。
在生物学中，“个体发生史”（ontogeny）讲述的是一组给定的和不变的基因所设定的特定有机体的发展。虽然环境也能影响到有机体的发展，但其成长却是依靠基因指令的驱动。可见，基因代表着一个给定的（依赖于环境的）发展可能性的集合。相反，“系统发生史”（phylogeny）则指的是一个种群完整而持续的演化过程，包括其组成结构和基因库（gene-pool）的变迁。除了个体表型的发展，它还涵盖了种群基因的可能的变化。
类似地，在经济演化中，“个体发生”的路径虽然受到特定情境下制度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却也同样遵循“基因物质”的决定。如果我们放弃社会经济演化可以在人的生物遗传的意义上解释的观点，那么一个可供选择的和类似的假定是给定了目标和偏好函数的惰性的(inert)个体。例如，出于理论解释的目的，门格尔对货币演化的解释和哈耶克对自发秩序的演化的讨论都采用了给定个体的假定。相反，凡勃伦在他的经济演化学说中则更多的强调了目标、偏好、习惯和信念的变化。
然而，就像在生物学中的那样，“系统发生”(phylogenesis)包括“个体发生”（ontogenesis），一个种群的“系统”的发展包含了其个体的“个体发生”过程。由此可见，门格尔关于货币演化的解释和哈耶克关于自发秩序的演化的描述虽然并没有错，但他们仅仅讲述了故事的一部分。然而，在后期著作的一些片断中，哈耶克也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演化的图景，考虑到了文化和个体习惯的变化。事实上，哈耶克的经济学和凡勃伦的经济学之间的差异并没有人们从前想象的那么大(Boettke, 1989; Leathers, 1990; Rutherford, 1989, 1994; Samuels, 1989; Wynarczyk, 1992)。
可见，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的演化概念并不是互斥的。这两个概念对于区分广义的和狭义的“经济演化”观念是有用的，但对于界分五花八门的方法论进路和本体论可能性却用途有限。
因此，这里将尝试另一种可能更为基本的分类。这种分类将更为关注所涉理论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基础。特别地，引入“新事象”（novelty）对于系统发生的演化是必不可少的，乃至构成了其本体论基础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的区分关注的则是演化的机制和过程。
本章下面将讨论一组赋予了演化经济学最根本和最有用的涵义的核心经济学家，虽然他们对于“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也并不享有排他性的权利。
6．1“演化经济学”种种：另一个分类??
这里根据以下三个标准划分“演化经济学”的种种理论进路。
??? 1）本体论标准——新事象(novelty，又可译为新奇性——译按)：是否对以????????????? 下假定给予充分的强调，即经济的演化过程包含着持续的或周期性出现的新事象和创造性，并由此产生和维持制度、规则（rules）、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
着重于新事象的“经济演化”概念特别突出了不确定性和累积的发散（cumulative divergence）的可能，而不是收敛（convergence）和均衡（Andersen，1994；Foss，1994a；Hodgson，1993b；Witt，1987）。特别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对不确定性和人类的想象、行为和选择的潜在新事象都给予了同样的重视（Buchann,1969; Lachmann,1977; Loasby,1976; Shackle,1955）。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1991,p.13）写道：“演化过程的一个非常基本的原理在于其深刻的不确定性。”在经济学以外，波普尔(Karl Popper)强调了不确定性、新事象和突现的特性（emergent properties）（Popper，1982）。然而，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新事象并不必然包含不确定性。例如，混沌理论虽然突出了潜在的新事象和发散性，但其背后却是不可预测的然而本质上具有确定性的系统（Gleick,1988）。
2）方法论标准——还原论（reductionism）：演化学说是还原论的还是非还原论的。还原论有时候持这种观点，即整体只能完全在其基本的元素的层面上得到解释。更一般地，还原论则可以被定义为这样的理念，即一个复杂现象的方方面面都必须在一个水平（或一个单位）上得到解释。根据这种观点，除了基本的元素层面，再没有其他自主的分析水平，更没有基于不同分析水平的突现的特性。
上一章曾提到，通过在所谓的生物特征的意义上解释个体和集体行为的努力，生物学还原论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现今，在社会科学领域，还原论仍然是引人注目的，并表现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被定义为以下“教条”，即“一切的社会现象（它们的结构和变迁），原则上只能在个人的层面上——他们的个性、目标和信念——得到解释”（Elster,1982,p.453）。这样，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解释就必须被还原到作为元素的个体及其相互关系中[5]。与此相关联的，是学界对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可靠的微观基础的不懈努力。此外，还有其他版本的还原论，包括主张部分应该在整体的层面上得到解释的“整体主义”。还原论与以下看法是南辕北辙的，即复杂的系统在不同的水平上呈现突现的特性，每一个水平都不能被完全地归约或在另一个水平上得到完整的解释。相反地，反还原论一般则强调，对更高水平的突现的特性的分析，不能还原（归约）到基本的元素的层面上。对于“突现的特性”的含义，下文将有详细解释。
3）隐喻标准——生物学：是否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使用生物学隐喻的动机在于取代支配着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论范式[6]。
许多论者指出，经济，在性质上更接近于生物系统而非机械系统，对经济作生物学的隐喻更为恰当（Georgescu-Roegen，1971；Hodgson，1993b；Marshall，1890；Nelson and Winter，1982）。而也有一些论者不同程度地与生物学隐喻保持距离（Schumpeter，1954；Witt，1992）。
以上三个二元标准给出了八种可能的类别，如图6.1所示。图中阴影部分则代表八种可能中的两种，被称为“NEAR”（接纳新事象并反还原论的）演化经济学 [7]。
??? 当然，对三个标准的排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是任意的。然而，也有论者指出，本体论标准是最为基本的（Hodgson，1993b；Foss,1994a）。另外，篇幅的限制也不允许在此对该分类系统之所以如此分类给出更详尽的理由。特别地，一些变量由于相关论者自身著述的模糊性而无法作出更为精确的界分。典型的例子如哈耶克，由于对还原论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含糊态度和自身立场的“演化”，他被同时归入两个类别。尽管哈耶克声称遵从上述方法论规则，但在其后期著述中特别地体现出了对集体选择的支持和对还原论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背离（B?hm,1989;Fleetwood,1995;Vanberg,1986）。
对相关论者进行理论系统的分类往往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和其他许多分类一样，对标准的精确应用是困难的，而且有时必然是尝试性的，例如“广泛的”使用生物学隐喻的标准。因此，在上图中，这个——恐怕是比较重要的——标准就被列为三个* 标准中的最后一个。
除了界定何谓“广泛的”，还需要进一步的判断所使用隐喻的性质和程度。例如，隐喻是明确的还是暗含的？比如说，尽管在康芒斯和米契尔（Wesley Mitchell）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生物学隐喻，但却不像凡勃伦使用的那么“广泛”。可见，在“老”制度主义传统的内部，出现了重大的分野。因此，这里就把康芒斯和批评使用生物学隐喻的魏特(Urich Witt，1992，p.7)和多西（Giovanni Dosi，像康芒斯那样虽然没有作出批评但也没有直接和广泛的使用隐喻）等量齐观了。
这里的问题部分地在于，甚至实际使用着隐喻的人们也拒绝或反对使用隐喻。隐喻标准作为分类尺度被列为最后一个的首要原因在于，对具有本质意义的隐喻的使用常常是不自觉的或隐蔽的。因而有论者指出，经济学中的隐喻所扮演的角色是潜在的，在使用中常常并非如米洛夫斯基（Philip Mirowski, 1989b）关于物理学与经济学之间联系的动人讲述那样显豁。前面第4章曾提到，根据众多思想家的观点，隐喻在科学中的“在场”（presence）是本质的和内在的。(Black, 1962; Hesse, 1966, 1980; Klamer and Leonard, 1994; Lewis, 1996; Maasen, 1995)。
??? 对斯密、马克思、门格尔、马歇尔和瓦尔拉斯的归类也有麻烦。尽管他们都注意到了经济过程中的发明和创新，但有的着重于决定主义或非线性发展（斯密），有的着重于技术的视角而将历史视为朝着给定方向的进步过程（马克思），而有的则着重于均衡结果（门格尔、马歇尔、瓦尔拉斯），却都没有对新事象和创造性给予足够的重视。
当我们考虑到米契尔时，在“老”制度主义内部产生了进一步的差异。之所以把他和马克思放在了一起，是因为与康芒斯相比，他更少强调人的意愿和有目的的行为。出于同样的考虑，对美国的制度主义者艾尔斯(Clarence Ayres)，我也作如是划分。
除了在“老”制度主义阵营内部缺乏一致性以外，在上述归类图式中，还可以发现一些或许出人意料的划分。其中让人最感诧异的应该是熊彼特的位置。然而，我认为对熊彼特的归类还是站得住脚的。首先，是熊彼特自己创造出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一术语，并不断竭力地仿效和发展经济学中的还原论进路——尤其是瓦尔拉斯将系统的经济现象立基于个体行为者这一“微观基础”上加以解释的尝试。其次，熊彼特曾经表达过对广泛使用借自自然和物理科学的隐喻的担心。他对“演化”的定义乃是出自一种广义的发展的视角，而与生物学无涉。（Schumpeter，1954，pp.789,964）
图中的“NEAR演化经济学”区域，包括博尔丁、康芒斯、多西、尼古拉·乔治斯库-罗金(Nicholas Georgescu-Roegen)、晚期哈耶克、霍布森（John Hobson）、凯恩斯、梅特卡夫(Stanley Metcalfe)、莫基尔(Joel Mokyr)、纳尔逊、凡勃伦和温特。这里的出人意料之处在于，将后期哈耶克和一些老制度主义者归入这一相同类别。本章的余下部分将对“NEAR演化经济学”的图景作出勾勒，并试图唤起对这一进路的早期遗产如凡勃伦、康芒斯、霍布森的著作（以及某种程度上对凯恩斯的著作）的注意。
6.2 NEAR演化经济学的含义??
6.2.1还原论的局限
在经济学中，挑战还原论需要勇气。埃尔斯特（Jon Elster,1983,pp.20-24)表达了这样一种普遍的观点：
“社会科学的基石，解释的基本单位，是有意识的个人的行动……一般而言，科学的实践就是在一个比被解释的事物更低的水平上来解释有待于解释的事物……对‘微观基础’的探寻——使用经济学的最新争论中的流行术语——事实上是科学的普遍特性。”
在埃尔斯特的著作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neo-Aristotelean)对“目的性的”(intentional)和“因果性的”(causal)解释的区分，成为使用有目的的个人作为社会科学中的解释的基础的佐证。解释从作为基石的个人开始，是因为只有个人能为社会事件提供“目的性的”推动力。由于某种原因，我们无须进一步探寻这些目的背后的起源。与埃尔斯特类似的观点由来已久，可以上溯到门格尔1870和1880年代的著作（Menger,1981,1985），甚至更早。
力图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可靠的微观基础”上的尝试起步于1970年代，在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理论建立以后。现在，从个体、部分出发解释整体的思想，已经往往被视为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因此，立基于假定的加总行为的理论就被认为是从科学上讲不可靠和不正式的。对于科学中的还原论的信心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诺贝尔奖得主托宾(James Tobin,1986,p.350)写道：
“时至今日，这个（微观基础的）反革命在我们这个行当里已经势如破竹。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一篇不采用‘微观基础’方法的论文能够在主要的专业杂志上发表，没有一个涉嫌违背了该规则的研究方案能够经得起同行的评议，没有一个无法证明其假定的行为关系的恰当性、刚出炉的博士能够谋到一份好的教职。”
然而，若干年前，“微观基础”的宏大工程却遇到了似乎难以逾越的障碍，由于其内在的困境而从根本上坍塌。这一事实虽鲜为人知，但正如上面第3章指出的，困境起始于它自身的假定前提，即效用最大化，一个交换经济中的市场可以自动出清（Sonnenschein, 1972,1973a,1973b; Mantel,1974; Debreu,1974）。先前已经指出，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结果是毁灭性的（Kirman,1989;Rizvi,1994a），它终结了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可靠的微观基础”这一工程能产生任何建设性结果的可能。事情是如此的富于戏剧性。
进一步地，最近对一般均衡的唯一性和稳定性的研究表明，除非有极为严格的假设前提，如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视作像单个的个人一样行动，否则，一般均衡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这再一次推翻了整个“微观基础”的研究纲领（Kirman, 1989, 1992; Lavoie, 1992, pp.36-41; Rizvi,1994a; Screpanti and Zamagni, 1993, pp.344-53）。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遇到的问题同样棘手。事实上，它从未被完全的付诸实践。Lars Ud-éhn(1987)令人信服的指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不仅仅是有瑕疵而已，由于其自身分析上难以对付的困难，它已经不适合作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进路了。在个人的层面上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作还原论的解释是太过雄心勃勃了，并且从未成功过。加总和简化总是必不可少的。
“微观基础”的研究纲领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都打着还原论的旗号，却都只包含了部分的还原论。如斯隆和和索贝尔（David Sloan, Elliott Sober, 1989）所说，将个人作为选择的单位本身包含着一种不一致性。并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解释必须归约到个人的层面上并中止于此。根据从宏观到微观、从集体到个人的解释性归约的观点，我们同样可以推广到从个人到基因、从基因到分子等等的解释性归约。如果我们可以将解释归约到个人的层面上，那么为什么就不能进一步地归约到基因或分子的层面上？为了避免这一“双重标准”，要么接受多水平的分析，承认每一个水平皆有其部分的自主性，要么像19世纪的生物学还原论者那样，将一切归约到可能的最低水平上。
认为整体要在部分的层面上得以解释的还原论观点必须视部分为给定的。对这一假定的放松将滑向无穷无尽的回归，每一个部分都要在它与其它部分的关系上得以解释，如此等等，循环往复。还原论必须假定，我们最终可以抵达最基本的、不受干扰的、不可再化约的部分或个体，从而分析能够到此为止（Hodgson,1988,1993b）。一种可取的态度是，承认部分与整体、个人与团体相互构成、相互制约，而抛弃试图在一个单位上解释所有现象的单水平理论（Archer,1995; Bhaskar,1979; Giddens,1984; Kontopoulos,1993; Lawson,1985,1997; Nozick,1977）。
在一开始就应该指出的是，这里并没有完全推翻向部分归约的一般观点。某种程度的归约到基本单位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测量也是一种归约。科学的研究少不了某种解剖和对部分的分析。
尽管如此，虽然一定的归约是不可避免的和并为所接受，但是完全的还原论则是不可能的，且在哲学上是武断的。应该着重强调的是，分析的过程不能被拓展到已知的最基本的原子以下的单位上，或者甚至在经济学中不能拓展到个人，在生物学中不能拓展到基因。完全的还原论是不可能的，没完没了的。正如波普尔声称的那样：“（在科学中，）我找不到归约（到基本单位）的成功的例子（Popper and Eccles,1977,p.18）。”归约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但绝不可能是完全的。
引人注目的是，如果采取有机主义的本体论（organicist ontology）观点，则暗示着在给定个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层面上解释社会和经济现象的还原论的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研究纲领是混乱的。采取有机主义的本体论恰恰意味着个体不是给定的（Winslow,1989）。有机主义（organiciam）不赞成将个人作为原初的和恒定的分析基石来看待。有机论者进一步认为，无论是从整体到部分、还是从部分到整体的解释性归约都是应该抛弃的。这正是因为社会不能离开个人而存在，个人也不能先于社会现实而存在。个人构成社会，社会也构成个人。单向的解释范式，例如从部分到整体——反之亦然——或从一个水平到另一个水平的解释，都是不可取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向上和向下的）（Sperry, 1969; Campbell, 1974）。
6.2.2突现概念和分层本体论（layered ontology）
“突现”和“突现的特性”这两个术语最早是由英国生物学者摩尔根（C. Lloyd Morgan,1896, 1927, 1933)发明和广泛使用的。摩尔根（Morgan,1927,pp.3-4）将“突现的特性”定义为复杂过程的“不可预料的”和“非添加的”（non-additive）的结果。他将突现的特性视为演化中至关重要的，最有意义和最富创造性的，“重点不应该放在展示已经存在的事物上，而应该放在迄今未曾出现过的事物的萌芽状态上。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名词（‘特性’）才能够担当得起‘突现的’这一形容词”（Morgan,1927,pp.112）。对摩尔根来说，由于“新的关联”连续地突现，演化创造了整个系统的日益增长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谱系（Morgan,1927,pp.203）。摩尔根还认为，复杂的系统的“非添加的”性质必然要求从机械论隐喻向有机论隐喻的转变：“现在，优先权应该被赋予有机体而不是机械体——组织（organization）而不是集合（aggregation）”（Morgan,1933, p.58）。
关键在于，还原论与突现的概念也是背道而驰的。Tony Lawson(1997,p.176)解释了突现的含义：“当一个实体或者一种事象产生于某一‘较低的’水平，并且受着该水平的特性的制约和决定，却又不能从后者中预知，那么这个实体或者这种事象就是突现的。”进一步的，如Margaret Archer(1995,p.9)所阐述的：“我们能够对层次加以划分从而使用 ‘微观’和‘宏观’等术语以界定层次之间的关系，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即突现的特性即便是由前者产生的，却是关于后者而非前者的。”（另见Lane,1993,p.91和Kontopoulos,1993,pp.22-23）。
哲学家巴斯克尔（Roy Bhaskar）、科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和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等都曾主张，现实由多水平的谱系所组成。在每一水平上都存在突现的特性，这意味着，对该层级的解释不能完全归约到较低水平的现象上。因此，例如生物学中的集体选择和社会科学中的集体知识等概念还是站得住脚的（Hodgson, 1988, 1993b; Kontopoulos, 1993; Murphy, 1994）。生物学家迈尔（Ernst? Mayr,1985a,p.58)进一步指出：
“每一层级水平的系统都包含两个特性：它们作为整体而作用（好像是一个同质的整体一样），它们的特征不能（甚至在理论上也不能）从即便是最完整的关于组成元素的知识中推断出来，无论是单独看还是在其他局部性联系中都是如此。换句话说，当组成元素聚合起来成为系统时，无法从组成元素的知识中预知的新的整体的新的特征突现了……新的整体的两个最有趣的特征可能在于，它们可能进而成为更高水平的系统的组成部分，它们也可能影响较低水平上的组成元素的特性（向下的因果联系）……当然，对突现的重要性的认识证明了极端还原论的失效。在我们把一个有机体解剖到原子或其他基本粒子的层面之前，我们就已经丢失了一个活生生的系统的所有特性。”
莫菲（James Murphy,1994,p.555)发展了类似的观点：
“突现理论……是对复杂现象的非还原论考量……从复杂中能够产生无法归约到简单的部分的新事象的观点，是现代生物学的核心之一……复杂系统往往有一个层级结构，现有系统的层级结构与我们的等级制度有着某些相似之处，如高水平能够影响处于低水平的组成元素的性质。”
这再一次地指示了“向下的因果联系”。一个水平上的元素和结构可以深刻的影响另一个水平的元素和结构的事实表明，没有一个单独的水平能够提供解释性的基础或基本单位。这挫败了还原论。包含着突现的特性的分层本体论排除了从一个水平到另一个水平的完全的解释性归约的可能。尽管无论在生物学还是在社会科学中，还原论还是主导性的，但对其强有力的反对的声音已经在生物学中出现了。
6.2.3接纳新事象（novelty）
??? 许多论者在谈及演化经济学时，都强调了新事象的重要意义。特别地，魏特（Ulrich Witt,1992,p.3）写道：“对于社会经济演化的恰当概念而言，把握到新事象的关键作用、它的突现和扩散，是必不可少的。” 为此，福斯（Nicolai Foss,1994a)才力主从本体论上划分经济学中演化的和新古典的这两种思考方式。他认为，由多西、纳尔逊、温特、魏特等人所发展的这一类演化经济学，所关注的是“现存结构的转变、新事象的突现及其可能的扩散”(p.21)。确实，演化经济理论立基于一个开放的宇宙，从而允许新事象的突现；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提出了一个封闭的系统，并压制了新事象。简言之，演化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从关于社会世界的本体论假设起就已经分道扬镳了。
??? 从安德森（Esben Sloth Andersen,1994)、梅特卡夫（Metcalfe,1988)、纳尔逊（Nelson,1991,1994b)、魏特（Witt,1987)等的观点来看，在演化的社会经济系统中，新事象和创造性是多样性的主要来源。因此，正如梅特卡夫（Metcalfe, 1988)尤为强调的，由各种实体所组成的种群，并不能由一些代表其本质的独特的特征来代表。那种“类型学的本质主义”（typological essentialism）应该被拒斥，应该支持“种群思考方式”（population thinking）。按照种群思考方式，物种是按照特征的分布来描述的。在类型学的思维方式下，新事象和多样性是分类所遇到的麻烦；然而按照种群思考方式，二者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恰恰是系统的多样性推动了演化的进程（Mayr,1985a）。
??? 考虑新事象的一种方式是将其视为一个随机函数的结果。这种视角通常被应用于演化模型中对新事象的模拟。在大量的参数下，可能性的数量惊人，某种类似“新事象”的东西就会在基于百万维的可能性空间的随机选择中呈现。然而，即使维数或参数再多，这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开放系统的真正的新事象和创造性的种种可能就是通过这个庞大而封闭的舞台上的随机选择来模拟的。这种随机的方法受到如下限制，即无法创造出新的维度或可能性。所以，与其把这种模拟称为“随机的不确定性”（stochastic indetermacy），不如更确切地称之为 “随机的确定性”（stochastic determination）。
??? 随机方法还有一个局限性。社会经济系统中新事象的主要来源是个人的创造力和选择。有意义的人类创造力应当包括创造出新的结构和维度的可能，而不仅仅是参数取值的变化。所以有论者进一步指出，真正的创造性、真实的选择和目标的有意识的变化意味着人类的行为应该包含着一种“无因之因”（uncaused cause）意义上的不确定性的质素。根据这种观点，人类的选择和创造是不确定的：我们是可以自由地行动的。因而，有观点（e.g. Loasby, 1976, p.9）认为，给定的偏好函数为人类行为编程的新古典思想，并不容许真正的选择。然而，“无因之因”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赞同，多数物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假定每一个事件都是有先在的原因的。甚至在奥地利学派内部，“无因之因”的看法也并不普遍。对其明确的肯定只限于一小部分经济学家。
??? 让我们考察一下持这种观点的几位经济学家。奈特(Frank Knight,1921,p.221)认为：“真正的不确定性……开启了关于行动自由的理念的大门。”与此异曲同工的，是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James Buchann,1969,p.47）的评论：“选择，从它的性质而言，如果能被预先确定，那么就不再是选择了。”沙克尔（George Shackle,1972,p.122)写道：“如果世界是确定的，那么空谈选择就毫无意义。”沙克尔（Shackle,1989,p.51)进一步断言：“经济学关注的是作为第一原因的选择，也就是说，决定性的念头的产生，并不是总能追溯到其由来的。” 拉赫曼（Ludwig Lachmann, 1969,p.93)继承了同样的智识传统，并主张自发的精神活动“并不是对任何先在事物的‘回应’”，而是完全自发的和不确定的。洛斯比（Brain Loasby, 1991,p.1)也持有相近的观点：“经济学家赋予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其实并未显示出经济人能够进行有目的的推理的迹象；他们仅仅是按照设定的程序对所处的环境做出反应。”以上论者共同持有的反决定论的观点，乃是基于一种关于人类决策的根本的不确定性的理念：个人的选择和决定是第一原因或无因之因[8]。
??? 这毕竟是个有争议的观点。它复活了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的古老两难。它既不可证实亦不可证伪。决定论者将“无因之因”看作是由于缺乏关于起因的证据而采取的一种故弄玄虚的、逃避解决问题的迂回路线；而事实上，在表象之下也许正隐藏着一个因果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只能观测到结果，我们无法提供关于因果过程的决定性的证据。现有的证据只能说明，“有因之因”和“无因之因”都不可靠。
??? 笔者接触过许多拒不承认“无因之因”的可能性的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对他们而言，这显然是无意义的和不科学的。而一个带有哲学倾向的社会和经济理论的重要的少数派则是支持这种观念的。在下文，笔者将为解决这一冲突作一个冒昧的尝试——基于突现的概念超越这一冲突。
6.2.4新事象与内生性
??? 首要的一个问题是新事象的来源：它产生于系统内还是系统外？这关系到新事象是内生还是外生的问题。现代演化经济学对内生性变迁的强调是一以贯之的，却也是值得推敲的。熊彼特在其关于经济发展的研究（Schumpeter,1934,p.63）中，反复强调变迁是“内生的”[9]。
??? 类似地，魏特非正式地将演化定义为“通过内生变化带来的一个系统在时间中的转变”(Witt,1991,p.87, 我们拿掉了原文的着重号)。类似地，安德森（Anderson,1994,p.1)将演化的经济系统视为“自我转变的”。但是当我们跳出这种立场，可能会注意到，除了仅有的熊彼特的先例，很难再找到对这种立场的辩护了。在生物学中，个人、物种甚至生态系统都不是完全“自我转变的”。演化发生在开放的系统中，包含着外生和内生的变迁。
??? 看来并非巧合，安德森、熊彼特和魏特在令人误解的将演化定义为内生变迁的同时，又都忽视生物学的隐喻或类比。如果他们能够考虑到生物演化及相应的开放系统，可能因此会得出不同的观点。
??? 显然，以上三位论者之所以用内生性变迁来定义经济演化，部分原因在于对演化过程中富于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的个人的强调。然而，对内生性的证明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并没有理由证明个人是变迁的唯一来源。例如，疾病或自然灾害也能够影响经济演化。制度的和系统的冲突也是很重要的，尤其体现在战争或侵略的场合。
??? 其次，对内生性变迁的强调和关于新事象和创造性的概念也存在着冲突。对于新事象产生于无因之因的观点，着重于新事象的理论家要么接受要么反对。下面就两种情况分别加以讨论。
??? 如果接受无因之因的可能性，那么外生性和内生性的概念本身就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地，对外生性和内生性的区分是基于确定的来源的。界分的标准如下：引致变迁的变量在系统内还是在系统外？可是，如果有些事件是无因可循的，那么不存在这种先在原因的情况究竟应该被定义为外生性还是内生性？显然，这个问题是荒谬的。
??? 如果反对无因之因说，那么将面临如下问题：当新事象有因可循时，它还是新奇的吗？个人的才能和创造力可能是虚妄的，是由环境和遗传的禀性所决定的。无须诉诸更多的哲学论证便可以发现，存在着下面这样的危险，被认为是指导了个人决策和行为的因素将淹没创造性的个人这一概念本身。
??? 下文将指出，个人的意志和目的的概念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拯救，即将其视为在人这一有机体内部突现的特性。但这又带来了对内生性给予片面的单独强调的问题。如果突现的特性是可能的，但不能为一组其他元素以完全归约地方式加以解释，那么，基于确定来源的外生性和内生性的划分又将出现。因此，突现的特性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内生性的，但又不能通过内生性因素得到完整的解释。
??? 可见，不论采取哪一种进路，将经济演化定义为内生性变迁都是有问题的。
??? 以上讨论表明，不仅单独强调内生性变迁是误导性的，内生性和外生性的两分法也是有问题的。基于上述困难，放弃片面地单独强调内生性可能会更好。“开放系统”的思想是更恰当的。1950年，贝塔朗非（Ludwig von Bertalanffy）最早对开放系统和封闭系统作了区分。这为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如卡普（K. William Kapp,1976）和现实主义哲学家巴斯卡尔（Roy Bhaskar,1975,1979）所继承和强调。特别地，巴斯卡尔讨论了（系统的）外部的和内部的边界的条件。他认为，由于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社会经济系统的外部边界并不存在。一国的社会经济系统要出口和进口，甚至世界的社会经济系统也向外界抛出废弃物，吸收来自太阳的能量流。内部的边界则涉及到人类行为者：即使系统从其他方面讲是封闭的，但由于人类行为潜在的新奇性，系统也应该被认为是不确定的。如果人不仅仅是自动的机器，不仅仅是外在刺激的程序化的反应者，他们的行动就不是完全可预见的。由于这两个关键性的原因，不能将社会经济系统视作封闭的。因此，也不应当惟独强调内生性变迁[10]。
6.2.5新事象、还原论与数学形式化的局限
??? 关于新事象的争论又带来了有关演化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的使用的问题。现在，这一领域中的许多成果都广泛的运用到了数学。例如，《演化经济学杂志》刊登的一定程度上数学形式化（mathematical formalism）的文章的比例已经堪与最有声誉的和最形式化的主流经济理论刊物相比[11]。《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是倾向于演化经济学的，它的篇幅中也充满了数学形式主义。
??? 一些为这些数学化的发展而感到兴奋，视之为将演化经济学纳入主流的门径（Heertje,1994,p.275）。这种观点忽视了如下问题，即数学形式主义已经走过了头，甚至到了损害经济学本身的程度。在我们这一学科领域里，数学的严密和优雅已经被认为高于实证的丰富、解释的有力、概念的坚实、政策的有效甚至预测的能力。可以认为，经济学正在遭受着由此带来的后果。
??? 演化经济学尤其要关注超越形式化的趋势。魏特（Ulrich Witt,1992,pp.9-10）在行文中暗示：
??? “无论数学概念看起来多么的光彩，它们却不能解决甚至考虑一下如下问题，即新事象的突现如何在演化过程的形式化的处理中充分的体现。”
??? 可见，经济学中数学模型化的局限也将很大的限制对新事象的模拟。即便混沌系统能够产生新事象，但仍然受制于系统的形式化假设。在这些模型中，系统为有限维度下的形式化假设所定义，而这限制了可能的结果。甚至模拟过程也定义了有限维度的参数空间，从而限制了变化。就本质而言，新事象是与形式主义所定义的边界相冲突的。形式主义必然导向系统的封闭（Lawson,1997）。将新奇的创造过程内生于一个形式化的框架的努力总是大大缩小可能的新奇结果的集合。
6.2.6突现与新事象的联系
??? 让我们对以上思路作一番梳理。新事象的引入意味着演化经济学模型的建立。真正的新事象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产生。其一，假定“无因之因”的可能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布坎南、奈特、拉赫曼、洛斯比（Loasby）和沙克尔（Shackle）的反决定论观点是建立在人类决策的本质上的不确定性的理念上的：个人的决策和行动是第一因或无因之因。
??? 这一传统的思想家重复了亚里士多德对两种因果关系的区分：“直接”(efficient)的原因和“终极”(final)的原因。终极论的因果关系与下述观点是相一致的，即个体的决策和动机仅仅发端于人的意志，而不可追溯到更先前的因果决定因素。这一思想虽然被淹没于主流社会学和经济学中，但它在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中实际上是源远流长的。它又对应着生物学中现在已经不流行了的生机论(vitalism)。
??? 无因之因的观点有两个主要问题。首先，它如何回应现代科学探寻事物的因果解释的努力。无因之因的概念听起来是要排除对过程或事件的原因的任何进一步探究。对多数自然科学而言，在没有先在的原因的条件下假定一个事件的可能性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和故弄玄虚的。甚至量子物理学也是在预先的和内在的可能性的层面上理解量子的。而在一个现代生物学家看来，无因之因只是翻炒过时的生机论而已，甚至更糟。简言之，无因之因说看来正在远离科学。
??? 其次，认为人类意志是无因之因的观点看来是将人类凌驾于其他动物之上。人类被视为有着独立的选择和意志。那么，动物如何向人类演化就成问题了。生物世界和人类世界之间被划上了一条难以解释的界线。社会科学就与生物学分离了。即便我们承认其他动物也有“自由意志”，问题仍然存在，即变成了：在演化的过程中，一个有机体或物种是如何突然获得这一品质的？无因之因的概念是非演化论的，至少在它不能给高等动物的无因意志的突现给予足够的科学的演化论解释的意义上是这样的。
??? 传统的两分法是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之间的界分。直到最近，通常还是认为，如果我们抛弃自由意志观，那么就必须成为决定论者。但是也许今天我们可以找到超越这一两难的门径。我们或许可以同时吸收二者的精华。我将尝试对此作一简要的解释。
??? 现代复杂和混沌理论表明，即使世界是确定性的，它也将以随机的、甚至非概率的、不可预测的外观来表现。这并没有为与不确定性进行着古老而持久的斗争的决定论带来胜利，反而表明，即使在决定论的假设下，自由意志的概念也是可取的。斗争双方都不能够压倒对方。
??? 事实上，混沌理论认为，斗争的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让我复述一下：即便世界是确定的，我们也要把它视为不确定的和不可预测的。新事象可以是有起因的，但它总是表现出自发和自由的样子。先在的原因可能是存在的，但系统的复杂性使我们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和解释。这样，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分就成为不确定的了。我们无法确切的知道某一件事情是自发的（uncaused）还是诱发(caused)的，但混沌理论认为，我们应该将复杂系统视作不确定的。米洛夫斯基（Philip Mirowski,1990,p.305)写道：与其说是决定论的胜利，“不如说是，混沌理论解释了随机性和确定性的共存，模糊了秩序与混沌之间的界限。”混沌理论同时破除了还原论的束缚，而主张即使在被认为是遵循确定规则的系统中也有突现的可能。
??? 突现的概念使得融合两个世界的精华成为可能。正如亚历山大（Samuel Alexander, 1920)、麦道格尔（William McDougall,1929)、怀特海(Whitehead,1926)和其他论者先前指出的，意识、有目的的行为等概念可以建立在高度演化的有机体的高度复杂的神经系统的突现的特性上。从而，第三条道路，就是确立突现的概念，就是将意识、目的性和意志视为高度发展的大脑器官的突现的特性。
??? 在人类的意向是诱发的、但我们同样视其为自发的意义上，突现的概念使得保留因果关系说成为可能。亚里士多德的终极论被认为是机械的因果关系的突现的特性。因此，我建议，对演化经济学家来说，处理这一问题的最好路径是采纳突现的概念及其反还原论的内涵。这将使得调和新事象和因果本体论（causal ontology）成为可能，同时解决了“无因之因”的局限：可以在不严格坚持决定论或非决定论的条件下，对人类意志有一个清晰的指认。
??? 这也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新事象的引入和对还原论的抛弃都必须依靠突现的概念。在这一理念下，“NEAR”演化经济学的独特之处就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了。从而，突现的概念成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的中心特征。
6.3 NEAR演化经济学的先驱们??
??? 对NEAR演化经济学的先辈的搜索将被限定在1930年以前对这一流派作出了主要贡献的经济学家当中。“NEAR”一词排除了许多经济学家，下面考察其中四位。门格尔和熊彼特由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而被排除。马歇尔赞成还原论并很少注意到新事象的问题。虽然奈特（1921）对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不确定性和新事象给予了很大的重视，但他极端的个人主义模糊了任何反还原论的看法。
??? 一些卓越的候选人得以保留，包括霍布森、凡勃伦和康芒斯。凡勃伦和康芒斯以美国制度学派的开创者著称，霍布森则是英国首屈一指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家。除了凯恩斯对他做了大量迟来的赞誉（Keynes,1936,pp.364-71），霍布森长期为经济学家们所忽略。
6.3.1凡勃伦
由于凡勃伦（1898a,1899）是第一个将达尔文的变异、遗传和选择的思想广泛运用于经济演化的经济学家，他当之无愧地被认为是首位演化经济学家。然而，他的NEAR演化经济学思想并不是那么直接的。一个理由是，他受到主流科学中的决定论概念的羁绊。直到一战后，科学思想中严格的决定论才得以破除，并导致了量子物理学的产生。
有论者认为，凡勃伦“在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之间玩跷跷板”(Seckler,1975,p.56)，“抱着将目的和意图逐出科学的观点”（Commons,1934,p.654）。然而，在他的第一篇文章里，凡勃伦就讨论了人类自由和不确定性的问题。进而，他又对人的目的性给予不断的强调：“经济行为是目的性的，体现为人们总是在不停地尝试。”（Veblen,[1898a],1919a,p.75）人类“被赋予了有目的的行为的禀性”（Veblen,[1898b],1934,p.80）。除了许多直接的表述以外，比如，凡勃伦（1914）对“无端的好奇”的强调，在他的人类行为理论中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凡勃伦（1914,p.334）还谈到了“人类精神的自由运动”。尽管如此，“有目的的行为”的性质和定义并不总是清晰的，这可能部分导致了对凡勃伦的思想理路的争议 (Seckler,1975; Langlois,1989)。
总的来说，凡勃伦赞同因果关系的解释，又无法将此与他对人的有目的的行为的信念调和起来。例如，凡勃伦（1914,pp.324n.,334n.）抛弃了柏格森（Henri Bergson,1911)等人的生机论，却无法发展出与他对于因果关系的解释的偏好相一致的系统的图景。然而，他终究没有放弃有目的的行为的概念。更有进者，是他天才地指出，目的性本身应该给予一个演化论的解释。凡勃伦(1934,p.80)在1898年谈及人这种动物时，说道：“在选择的必然下，人类被赋予了有目的的行为。”
上文已经指出，问题的解决包含了使用突现的概念。虽然凡勃伦受到摩尔根（Lloyd Morgan,1896）对突现的概念的原始阐释的强烈影响，但这在他的著作中未能得到清晰的体现（Hodgson,1998d）。
然而，与他的同时代的许多人不同，凡勃伦的理论进路是交互作用论（interactionist）的和反还原论的。交互作用论认为，行为者和结构交互作用、互为条件，因而单单基于行为者或结构的解释都是不完整的。交互作用论还认为，社会经济系统与它的生物基础是相互影响的，因而单单基于生物学的解释是不合适的，而同时社会经济现象的完整解释又必须包含一定的生物学因素。虽然凡勃伦([1909]1934,p.143)承认社会生活有其生物学基础，但他不赞同人类行为可以完全由基因遗传解释的观点。
6.3.2康芒斯
康芒斯（1934,p.55）注意到了物理学中的量子革命，并且看到了人文领域关于不确定性的日益增长的争论。然而，尽管他一再强调有目的的行为的重要性，他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却是含糊的。在其著作的一个片断中，康芒斯（1924,p.82）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争论视为与“经济目的”不相关的。除此以外，他始终一致地持有这样的观点，即人类意志的活动极大地限制了经济学中预测的作用。不过，对有目的的行为的强调仍然处于中心地位。康芒斯（1950,p.36）甚至认为，“在个人和所有集体组织中起作用的人的意志的科学”是经济科学的“20世纪的基石”。
张伯伦（Neil Chamberlain,1963,p.93）认为，尽管在具体表述上有些模糊不清，对个体的“人的意志”的作用和“集体行动”的地位的认识，构成了康芒斯的两大主要贡献。康芒斯的“集体行动”和“集体意志”的概念是复杂的和有争议的，但它仍然由于对那些不同于原子化个人的多种分析单元和水平的信念而部分地保留了下来[12]。他的作品主张一个人类行为者的有机主义的概念，人们塑造环境也为环境所塑造。
尽管如此，和凡勃伦一样，康芒斯也未能在其研究中明确地引入突现的概念。这一忽略甚至比凡勃伦更严重，因为康芒斯活到了1945年（其时凡勃伦已去世了16年），他应该能够对亚历山大和麦道格尔的哲学贡献作出更好的评价。康芒斯（1934,pp.17,96）曾经提到怀特海，但并未怎么利用他提出的突现的概念。这一概念存在于美国制度主义中，但始终未能有一个明确的表达。20世纪30年代美国制度主义的危机似乎没能使突现的概念成为中心议题。然而，正如我们在下文将要看到的，这一概念在社会科学中仍然潜在着。
6.3.3霍布森
在一本与凡勃伦的《工艺的本能》（Instinct of Workmanship）同一年出版的书里，霍布森看到了人的错误、游戏中的发明在人的行为模式的变化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并因而成为持续的演化过程中的创新的来源。有趣的是，在这一语境下，与凡勃伦相比，他对“人类意志的自由”的功能给予了更多的强调。然而，凡勃伦把这一思想引入了达尔文主义的和系统发生的演化理论，而霍布森则不像凡勃伦走得那么远。在霍布森的著作中找不到与此相近的演化变迁理论[13]。
霍布森从他自己的有机论中得出了强有力的方法论的和反还原论的结论，他写道：“一个有机体，或者整体，无法为关于它的组成部分的分析所完整的解释：整体是一个新的产品，其特性虽然某种程度上来自于部分，但未必为部分所拥有 (Hobson,1929,p.32)。”霍布森随后表述了突现的特性和在更高的不可归约的水平上进行分析的思想。
在一本讨论凡勃伦的书中，霍布森（1936,pp.216）赞许地提到了20世纪前几个十年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变：
“包含着突现的演化给历史进程带来了不可预料的新事象，混乱、风险和机会也被带入充满能量的活动中来。就更高的价值体系而言，直觉（intuition）作为独立的信息源泉被提出来了，并且……这一思想路线……与机械论因果关系的教条在现代思想和情感的形成中，的确有着很大的抵触。对于演化过程中的新事象以及机遇因素的强调，构成了对于决定论哲学和日常思维逻辑的直截了当的挑战。”
因此，霍布森坚定的抛弃机械论的隐喻，认为它“压榨人性”、拒绝承认人的新事象和创造性（Freeden,1988,pp.89,173）。可见，霍布森虽然年长于凡勃伦和康芒斯，但他却对NEAR演化经济学的范式给予了更清晰的表述。
6.3.4键入米契尔……还有凯恩斯
米契尔是美国制度主义开山一代中的第三号人物，此外，还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始祖之一。米契尔的研究并非以对新事象和创造性的强调著称，而以对还原论的有力批判及其引致的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的贡献而闻名。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他与NEAR演化经济学一脉的老制度主义者凡勃伦和康芒斯的联系，这里将他列入考虑，虽然对新事象的忽视将他置于NEAR演化经济学的阵营之外。
米契尔（1937,pp.26,375）认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并不一定要从个体行为理论开始，也可以从“总体现象”或“总体行为”的统计观察出发。1920年代到30年代，米契尔和他在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同事们对国民收入核算的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主张，加总的宏观经济现象具有本体论的和经验上的合法性。
在经济学中，这是对还原论的重要挑战。它为凯恩斯主义的建立创造了空间，而还原论的反击也一直持续到了今天。米契尔的理论进路曾受到来自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的基于还原论的批判，维宁（Rutledge Vining, 1949,p.79)在为米契尔做出的著名辩护中提出，诸如“贸易波动”等现象并不仅仅是“传统理论经济学中进行经济算计的那些单位”的加总。而且，“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一实体的行为和运作可以植根于个人受到激励的行为而得到充分的解释，这些个人是整体的部分。”这是对还原论的经典拒绝，承认了突现的特性的存在，这种突现的特性无法为其组成部分所完全解释。
对凯恩斯主义来说，米契尔的反还原论批判是十分重要的。在传统的有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影响下，制度主义发展和支持了经济总量的概念化和测量方法。米契尔和他的同事研究并发展了国民收入核算，影响并启示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Mirowski,1989b,p.307; Colander and Landreth,1996,p.141）。可以说，是制度主义催生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
凯恩斯自己的观点也已经成为了人们争论不休的来源。但是，鉴于凯恩斯受到了关于人类意志和“血气冲动”的不确定性、以及创造性和新事象的能力等思想的影响，他达到了NEAR演化经济学范式的一个标准。重要的是，凯恩斯深受怀特海哲学（如分层本体论、突现的引入、对人类创造性的强调等）的影响。显而易见，在发展基于总量的经济理论时，凯恩斯突破了还原论。范式的第二个标准也满足了。因而，毫不奇怪，凯恩斯对霍布森满怀赞誉之情，甚至在给康芒斯的私人通信中这样写道：“虽然我和霍布森素昧平生，但从有限的证据判断，在一般思想方式上，看来还没有哪一位经济学家象霍布森那样与我如此一致”[14]。
6. 4 结 论??
演化经济学的挑战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本体论的、认识论的和方法论的。对本体论的强调，是与哲学上向本体论基础的回归趋势相契合的，这种本体论基础在逻辑实证主义时代被作为形而上学而抛弃。
可以认为，“演化经济学”已经到达了它发展的十字路口，必须面对再生和倒退的双重可能。尽管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毕竟认识到了一些最紧迫的问题和这一理论进路根本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哲学根基。
NEAR演化经济学或制度主义演化经济学一翼证明了大量相关努力的合法性：这些努力较少以形式化的经济模型的形式出现，且多集中于经济哲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技术和制度变迁的研究、经验调查和经济发展、产业和环境政策等领域。
显然，演化经济学正处于自身发展的关键性阶段。这一经济学流派本身也将充满了变化和多样性。对这一领域内不同张力的演化的观察将是饶有趣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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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将对霍奇逊（Hodgson，1997e）的论述——该文的观点则用到了霍奇逊（1993b，1995b）的材料——作出回顾和实质性的拓展。
[2] 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学会和国际熊彼特学会都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0后出现的相关著作包括Andersen (1994), Basalla (1989), Boulding (1981), Blaas and Foster (1992), Clark and Juma (1987), Day and Chen (1993), Delorme and Dopfer (1994), Dosi et al (1988), England (1994), Faber and Proops (1990), Foster (1987), Goodwin (1990), Gordon and Adams (1989), Hamilton(1991), Hannan and Freeman (1989), Hanusch (1988), Hayek (1988), Heertje and Perlman (1990), Hodgson (1988,1993b,1995b), Hodgson and Screpanti (1991), Hodgson et al (1994), Kay (1982), Kwasnicki (1996), Langlois (1986), Loasby (1991), Louca (1997), Magnusson (1994), M. McKelvey(1996),? W. McKelvey (1982), Metcalfe (1994,1995,1998), Mirowski (1994), Mokyr (1990), Van Parijs (1981), Pantzar (1991), Reijnders (1997), Ruterford (1994), Saviotti (1996), Saviotti and Metcalfe (1991), Verspagen (1993), Vromen (1995)和Witt(1987,1992,1993a,1993b)。《演化经济学杂志》于1991年创刊，演化经济学方面的文章也已出现在《经济问题杂志》（由美国背景的演化经济学学会出版）、《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和其他刊物上。
[3] 详见Dosi (1988b), Dosi et al (1988), Freeman (1990), Freeman and Soete (1997)。
[4] 在别的地方我们还做从其他角度作了分类。在另一个版本里（Hodgson,1997e），引进了关于具体的技术演化（Basalla，1989；Mokyr，1990）和一般的经济演化（Loasby，1991；Marshall，1890；Schumpeter，1976）是渐进论还是间断论——或突变论——的区分。但是这些分类仅仅是补充性的，对于那些最基础的问题，它们没能够都给予同样的重视。
[5] 应该注意，“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一流行术语有时被用于其他的、模糊的或相反的场合。令人混淆地，温特在反复用到诸如组织知识和集体学习等概念（1982）的同时，却又支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1988）。然而，温特所谓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看来是否认以下观点的，即意图和利益也可以归因于集体和组织，而非个人。与温特不同，我们认为，对“方法论的”强调才应该是解释的关键，而不在于归因于个人还是集体的争论。那种认为意图和利益既不能，至少不能无条件的，归因于个人，也不能无条件的归因于集体和组织的观点，是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相左的。因而在恰当的、方法论的（即解释性的）意义上，可以认为，温特不是一个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者。
??? 阿罗（Arrow，1994）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定义则较为模糊：“有必要将对所有的经济交互作用的解释立基于个体行为。”（p.1）但是，何谓“将解释立基于个体”则不够明确。如果它意味着对“个体行为”的考量足以解释社会或经济现象，那么突现的特性的存在就可以证伪这一表述。相反，如果它只是意味着所有的社会经济现象取决于个人，那么这一表述就是可以接受的。阿罗进一步地提出，“所有的社会的交互作用都起因于个人之间的交互作用的简单事实”（p.3）支持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但是，后一主张毋宁说是本体论的，而不是方法论的，而且也并未表明个人及其交互作用足以解释社会和经济现象。
??? 拉赫曼(Lachmann,1969,p.94)主张，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意为“任何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如果不能最终落实到个人的计划上，就是无法令人满意的”。而我在其他场合（Hodgson，1988，1993b）曾指出，如果对个体行为的解释总是诉诸文化和制度的影响，那么，我们就无法达致这样的阶段，即对给定的个人在不考虑上述影响的层面上作出解释。进一步地，即便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落实到了个人的计划上，我们就能“满意”吗？显然，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必须进而考虑这些计划得以孕育和塑造的条件。与普遍的信条不同，以上考虑并不必然使我们导向人类行为者的决定论解释。
[6] 对该范式性质的讨论可参见Georgescu-Roegen(1971),Sebba(1953),Thoben(1982) and Mirowski(1989b)。
[7] 与Hodgson（1997e）相比，本图对哈耶克、斯宾塞、魏特的归类作了改动。这里，哈耶克Ⅰ看来避免使用生物学隐喻。而Witt（尽管他承认集体的作用）和斯宾塞则并未对突现的特性给予足够的强调以保持强烈的反还原论的立场。
* 原文为四个，疑误。——译者注
[8] 参见霍奇逊（Hodgson,1993b,pp.155,214-33)的讨论及其参考文献。此外，索普（Thorp,1980)基于非决定论对自由意志论做了的著名的哲学辩护。
[9] 然而，熊彼特自己对内生性变迁这一概念的阐发却是最不尽人意的。他说（1934, p.65），系统内的发展变化“出现在工业和商业生活中，而不是在消费者对最终产品的需求中。消费者口味发生的自发而间断的变化，意味着商人必须处理的数据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这样，在熊彼特那里，工业企业家独占了创造力的美誉。消费者的主动权、自发性和独创性并不被理解为内生性变迁的来源，而仅仅是“商人所面对的数据的变化”而已。而为什么生产者被赋予高于消费者的特权地位却是不清楚的。熊彼特(1934, p.66)接着考察了五种内生性变迁的重要力量，包括新产品、新工艺、新市场、新材料和产业结构和集中度的变化。很显然的，他未能将消费者口味和经济制度列为内生性经济发展的来源，而视其为外生的，仅仅是“数据”而已。这一希图为内生性划定疆域的著名尝试，竟如此武断和不尽人意。
[10] 劳森（Lawson, 1989a,1989b,1994b,1997）对巴斯克尔的观点作了广泛的经济学应用。
[11] 现在，《演化经济学杂志》奉行的编辑方针是，除了数学化的文章以外，也鼓励非数学化的文章。笔者本人也在这项方针的执行者之列。然而，各种时滞和文化锁定意味着形式主义仍将在我们的时代占据主导地位。
[12] 和郎洛（Langlois,1986,p.4n.;1989,pp.285-7)、奥尔森（Olson,1965)和肖特（Schotter,1981,p.3)不同，康芒斯在使用这些术语时，并不认为组织或集体本身有一个独特的意志(Biddle,1990; C. Lawson,1996; Ramstad,1990; Rutherford,1983; Vanberg,1989)。
[13] 在我的《经济与演化》(Economics and Evolution)(1983b)一书中没有为霍布森专辟一章，这是我的疏失。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忽略是我当时的一个判断错误。
[14] 凯恩斯致康芒斯的信，1927年4月26日（康芒斯著作集，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出版，1982）。
（批判的知识库 [url]http://www.leftlibrary.com[/url])收藏20世纪的经济学：失去机会的世纪
霍奇逊（G. M. Hodgson）
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编辑按语：该文系英国经济学家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一书的第一章的主要部分，原题为：“导言：失去机会的世纪”。这一著作的中文本将作为“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译丛”（丛书主编：孟捷，F·卢桑）的一种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任荣华、徐华等译，张林、孟捷校。
1.1 经济学去向何方？
[1]正如本书副标题所示，书中不仅要研究演化经济学（一类经济分析方法）的发展，也要研究经济学自身作为一门学科的演化。二十世纪初，“经济学”一词才开始在英国、美国和其他地方广泛使用，逐步取代了早期使用的“政治经济学”这个词。对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而言，在他的《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980年）一书中，“经济学”似乎意味着“一门纯科学和应用科学，而不是一门科学和一种艺术”（Marshall, 1949, p.36）。因此，其目的是使这门学科更为“科学”。但这并不是要让经济学变得更狭窄。相反，马歇尔视经济学为一个“广义词”，与“狭义的”政治经济学相对。马歇尔关注的是理解经济交易、经济过程和经济体系的本质和发展。他不会赞同后来数学形式化的扩展以及以“科学严谨”为名对该学科的狭窄化。与当今很多“经济理论家”不同，马歇尔仅把数学作为一种辅助工具，而不是把它当作经济学的本质[1]。
[2]自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后的一百年间，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已呈现出急剧的狭窄化和形式化。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这门学科已经遭受数学形式主义者的蹂躏，他们不去把握和解释真实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过程，而是潜心于建立方程。那些已经或即将延续一个世纪的权威刊物，如《美国经济评论》、《经济杂志》、《政治经济学杂志》和《经济学季刊》等，表明了这种变化。20世纪20年代以前，90%以上的文章用的是文字描述。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代数、积分和计量经济学在这些权威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已超过了90%（Stigler et al, 1995, p.342）。
1.1.1 经济学中形式主义的局限
经济学中的数学形式主义的倡导者们会说，数学赋予这一学科严谨性和精确性。但是，正如托马斯·梅耶（Thomas Mayer, 1993）指出的那样，经济学中的真实和精确是不可兼得的，二者之间存在某种权衡。建模者会说，由于简化和抽象是必需的，因此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或描述上的准确就是不可能的。这句话一点没错，但并不能证明为了模型而不顾现实是正当的。相反，我们应该在理论上努力去探寻一定的方法论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来评估所选择的假设和抽象在理论上的成本和收益。正如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 1926）所强调的，一门科学对其自身的假设必须时刻保持警觉和批判。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接受天真的经验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认为能够简单地从事实中发现理论。我们也不应该遵从完全相反的演绎论者的方法，他们不顾事实，随意作出假设，然后据此进行演绎推理，得出结论。
至少已有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目前数学主宰经济学的状况深表担忧。瓦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 1982, p.104）质疑很多假设和数学定理的经验基础：
[3]“专业经济学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充满了数学公式，让读者从一大堆多少有点道理，但又完全是随意捏造的假设前提中去推导出精确但却毫不相关的理论结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91, p.36）特别明白地指出，数学的用途有限，而且还常常妨碍了分析：
“我一次又一次阅读的那些基本上用数学写成的文章，其中心结论和推理可以很容易地用文字重新表述，而数学部分可以放到附录中去，这样文章便可以更容易为读者所理解。”
翻开任何权威的主流经济学杂志我们都可以证实，现代人探究模型特征的偏好，要远甚于探究现实特征。其隐含的研究程序大致如下：由于这个世界凌乱而复杂，首先有必要为之建立一个简化的模型。假定世界就是这样一个模型。然后对此模型进行讨论，甚至可能不再涉及现实世界。如果必须涉及现实世界，就对其预测的准确度或解释能力提出一些辩护性的主张，通常不去理会那些完全相反的解释或模型。毕竟，以自己选择的假设为基础，展示数学的威力当然要容易。这样，一个人不必过多地卷入现实的混乱与无序之中，就能获得经济学家的头衔。然而，其结果可能意味着经济学在严谨之中变得与现实无关，在精确之中形成错误。形式主义成了逃避现实的手段，而不是帮助理解现实的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数学在经济学中是无用的，只是表明数学不能够替代对现实经济的构成和运行的理解。
放弃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而进行形式主义的理论训练，使经济学家丧失了判断与理解实践问题和复杂情况的直觉能力。在实践中，因沉迷于技术问题而不去理解现实，已经使经济学在重大的经济转型和危机面前束手无策，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1989年及其后发生的东欧剧变（Murrell, 1991; Ormerod, 1994）。同样，数理经济学模型也没有让我们理解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当然，这并不是说理论上一点都没有取得进步。某些形式工作具有极大的启发价值。[4]从总体上说，在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经济学在理论上的变化是相当明显的。许多理论已经公诸于众，许多新定理得以证明，进行了无数的回归分析。我并不认为所有这些数学工作都没有价值。关键的问题是，主流大学经济学系主要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当今世界的紧要问题上，他们通常并不培养对现实经济过程、体系和制度的研究。智力资源虽然没有完全被浪费，但却严重配置不当。
即使建模者对新古典理论的标准假设前提提出了挑战（偶尔出现的关于互相依赖的偏好关系、粘性价格、不完全信息等等的正式文章），这些挑战常常也是以智力难题的形式而不是对现实现象的考察提出来的。理论家们
“通常假定了新古典模型的其他数学工具：就像在一场游戏中已有的理论对建模者发起了挑战，‘如果除了一个以外，你同意其他所有标准假定，那么你又能解释什么呢？’……但是每一轮游戏又重新开始，这些结果永远不可能累积成内容丰富的可供选择的新框架。”（Ackerman, 1997, p.656）
这种累积性进步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形式主义方法所“解释”的事物非常有限（如果不是全然不能解释的话）。现实不是游戏的一个部分。我们所要考虑的一切都是这样的命题形式：假定X，然后从逻辑上得到Y。形式主义的辩护是，如果X是真实的，那么很明显，这个特定的演绎推理实际上就与现实世界相关了。也许是这样。但是，不断引起混乱的问题是，这种模型始终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现实经济却是受制于永不停止的外部力量或者冲击的开放的系统。经济现实既不是同质的，也不是静止的；它既非机械地运行，也不能精确地预测。就像乔治·沙克尔（George Shackle, 1967, p.292）指出的那样：
“数学家倾向于把经济学视为机械来研究。对于机械，我们总是有可能（有时实际也是如此）对其进行抽象的讨论，从而可以不顾过去与未来之间存在的差异，可以设计一个系统，在其中，‘忽略部分’的影响不会超过它对重力作用的影响，把所有对象都视为确定的、预先设计好的、可计算的。”
沙克尔（1972, p.26）在其他文章中特别指出，数学模型难以结合学习与创新：
[5]“数学所能够探讨的，要么是其本身就可以隐含地表达的含义，要么是已经给定的含义。社会的经济事务方面的数学模型可以把社会成员视为稳定地或者逐渐地获取知识的人。……这样一个模型无法将我们所说的创新包含在内。”
因此，模型是永远不够的。模型永远不能代替说明现实的其他学术话语形式所具有的完全开放的特征和灵活性（Lawson, 1997）。科学哲学家玛丽·海塞（Mary Hesse, 1955, p.88）解释说：
“一种形式上的、符号性的语言永远不可能替代思想，因为符号方法应用于任何经验实例，须以对主体情况进行十分细致的分析为前提……也就是要抓住了本质，并恰当地用语言加以描述。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要先做一些澄清性的工作……当一个词成为恰当的和惟一的符号的时候，它所表达的另一些必要的含义也就丢失了。与数学相比，现存语言的不明确，正是它们对世界的适用性以及它们能得以发展的代价。”
经济学的形式化过程现已如此全面，其自身也在设法进行自我保护，以不受谴责，或者以免让人觉得引起了学科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经济学的危机”之类的词语，醒目地出现在出版物的标题或副标题中[2]。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危机”这种提法似乎已经过时。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在他们的学科中已看不到任何危机了。他们对这些令人沮丧的说法的反映，是指出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学科在理论主体上实质性的变化和它的适应性。
然而，尽管经济学出现了所有这些变化和新发展，危机依然存在。一般均衡理论已经举步维艰（Hahn, 1980, 1991）。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坚实的微观基础”之上的计划也正濒临破产（Kirman, 1989, 1992; Rizvi, 1994a）。混沌理论对使用经济模型预测未来的可能性发起了挑战：非线性模型表现出对初始条件的极端敏感性，因而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预测（Grandmont, 1986）。[6]博弈论在其意义和适用性方面面临严重的问题（Rizvi, 1994）。确实，博弈论所引发的问题要比它解决了的问题更多——其中包括了经济学的核心假定（Bicchieri, 1994; Binmore, 1987, 1988; Hargreaves Heap and Varoufakis, 1995; Mirowski, 1986; Sugden, 1991; Varoufakis, 1990）。
但是，这一危机的严重性并没有被广泛地意识到。使这一危机得以逃避和隐藏起来的手段，已经使经济学越来越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在这里，经济学的目标已不再是去解释经济世界的真实过程和结果，而是为了自身的兴趣去探索数学技巧。通过这一策略，主流经济学提供一种一致的理论工具以解释真实现象上的失败就被掩饰掉了。好像解释世界不再是目标，现实也不再是参照对象。经济学因此成了一种数学游戏，一种用自己的语言来玩的游戏，游戏的规则是由那些带着玩游戏的人自己选定的，不再受到描述的充分性或者参照现实这些问题的限制。
1.1.2 形式主义的制度化
对经济学中不着边际的概念性工作的评价，需要全面而深入地掌握众多领域和历史方面的知识。这项工作，必须由那些与其他专家进行广泛交流、完成大量阅读和从事广泛而富有智慧的研究，从中积累了渊博的经济学知识的人来做，需要学者们多年的学习和工作经验。由于这些原因，学术评估人员对非形式化研究工作的评价经常出现困难，而且相互矛盾。
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评价更为直接，而且所要求的背景知识要少得多。因此，形式主义的成功，既有时尚的原因，也有机能上的原因。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和赖纳·艾肯伯格（Reiner Eichenberger）（1993, p.186）注意到，一流美国经济学杂志“把在现有范式之内用形式化方式处理问题的能力作为一种低成本筛选程序，以限制不这样做可能带来的大量潜在投稿”。如果把数学被视为一种科学严谨性的象征的话，就会出现对科学内容进行粗野评定的倾向。一旦数学形式主义成了确定的标准，其明显的倾向性就会成为评价所发表的文章、或者审查个人研究成果的既定准则。
形式主义的做法，既不需要经济学史的知识，甚至也不需要了解现实经济的历史。一篇数学文章可以主要按其自己的方式进行评价。[7]这样，经济思想史，甚至经济史，大量地从这门学科中消失了。形式主义甚至能够在贫瘠的哲学和方法论文化氛围中繁荣昌盛。更为重要的是，形式主义并不要求熟练掌握英文或任何其他主要语言，因而得以在积极效仿全球标准的非英语国家的经济学系中受到鼓励。形式主义不断成长并自我强化，就像劣币驱逐良币一样。
形式主义的成长其难以避免的结果是，在研究上已经不再关注理论的来龙去脉与发展，陷入了概念上的强词夺理。也许除了数学自身，对形式主义的偏爱，甚至抑制了创造性，无法赋予概念以新意。鼎鼎大名的《美国经济评论》的一位前任编辑罗伯特·克洛尔（Robert Clower）在谈到他担任编辑的时代时说到：“明显的事情是，所挑选的文章绝大部分极为单调乏味，缺乏任何新的思想”（Colander and Coats, 1989, p.27）。
在数学充斥着主要大学和研究生院的课程时，经济学的学生们不再受到训练或者得到鼓励去分析现实世界的经济和制度。阿霍·克拉默（Arjo Klamer）和大卫·卡兰德（David Colander）（1990, p.18）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最好的经济学院的研究生中仅有3%的人觉得“具备全面的经济知识”对于职业成功“非常重要”，同时有65%的人认为关键是要“善于解决问题”，有57%的人相信“数学出色”非常重要。弗雷和艾肯伯格（1993, p.190）同样指出，研究生教育“是理论导向的，是以抽象的方式进行的，很少关注制度事实”。
1988年，美国经济协会成立了一个关于美国经济学研究生教育状况的委员会。在一份权威性的报告中，该委员会担心“研究生培养计划可能会教育出太多极具技巧但却对现实经济问题极为无知的一代白痴专家”（Krueger et al, 1991, pp.1044-5页）。委员会的成员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 1990, p.445）指出：
“学生和教师都发现经济学充斥着技巧而没有实质内容。……委员会检查的很多宏观和微观理论考试……测试了解决数学难题的能力，但却没有关于经济学的实质性知识。……只有14%的学生报告，他们的核心课程确实强调了‘把经济理论应用于现实世界问题’”。
唐纳德·麦克罗斯基（Donald McClosky, 1991, pp.10-14）大约在相同的时候写到：
[8]“为了做到严谨，现代经济学过多地依据各种假定在多维空间中进行研究。……一个又一个经济系已经被形式主义者所控制，形成了多维空间研究的‘古拉格’（Gulag）*。只有极个别的经济学研究生课程在教授经济学，特别是对一年级学生更是如此。他们教‘工具’，而这些工具每过五年左右的时间就过时了。”
然而，这些警告并未引起注意。此后，形势并未好转，而是每况愈下，甚至已向世界范围扩展。
值得注意的是，有很多促进了我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的理解的杰出而且仍然健在的经济学家，目前并没有供职于经济系。诸如W·布来恩·阿瑟（W. Brian Arthur）、克里斯托弗·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和西德尼·温特（Sidney Winter）等著名的、富有创造性的人物，已在经济系以外的地方取得成功。他们的很多研究成果鲜见于最著名的经济学杂志，大多见诸商学院、技术政策、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之类的出版物。经济系已经成了应用数学家的天堂，而非研究现实世界经济的学生的乐园。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学系滋养了符号而非实质，成就了公式而非事实。
相反，二十世纪初，几乎所有试图理解和解释现实世界的社会经济体系及其过程的学者，都在大学经济系任教。这些经济系聚集了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之类的人物。到了这个世纪末，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根据今天占统治地位的数学标准，二十世纪初期很多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可能难以在一所重要大学获得一个教职。到了这个世纪末，很多对现实世界经济问题的研究已经不是经济系的工作了。
看一看今天的很多经济学系，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我们见到了十九世纪末的杰出经济学家所没有的先入之见。在这些经济系里，工作和交流的方式，职业评估的准则，均与1900年的情形大不一样了。能够包容杰文斯、马歇尔、凡勃伦、凯恩斯和熊彼特等人那种广博而现实的观点的经济系已不复存在了。例如，到英国的剑桥和曼彻斯特、以及美国的芝加哥和哈佛的经济系参观，可以发现他们最为关注的是数学的严谨，而不是其是否恰当和符合现实。[9]数学家控制了招生、课程安排、教师的招聘与晋升、以及最著名杂志所发表文章的把关等（Hodgson and Rothman, 1999）。他们把持着各种各样的委员会，任命主席、分配资源、评估国家的或机构的研究基金的申请。他们贬低非数学家和对核心假设持不同意见的质疑者。如果你发现一位反正统经济学家，他或她会抱怨被剥夺了权力，他或她要有什么影响的话，就要从属于形式主义者的意愿及其占统治地位的准则。很多这样的经济学家已经简单地选择放弃，并采纳了主流经济学的技巧、方法和假设[3]。也许不再有“经济学的危机”了：仅剩下为数不多的反对者的抱怨。
在这样的经济系里——令人遗憾的是现在这种经济系已有很多——经济学作为一门内容广泛而极端重要的学科，就像在马歇尔时代一样，确实不再处于危机之中。如果经济学还没有死亡，也是正在死去。经济学不管是在苟延残喘，还是已病入膏肓，在目前普遍流行的经济系框架之内，其复原的希望极为渺茫。在此以外的地方，在商业界、政府和其他非学术团体内，经济学被视为一门浸淫于技术的学科，既不恰当，也不实用。这种认识已很普遍，而且还在继续扩散，具体表现在经济学学位课程入学人数的下降和转向学习诸如商业这样的相近课程[4]。
然而，公众所持的异议，至今还不足以帮助那些希望能在经济学领域进行课程调整的人。相反，入学人数的下降和经济系预算的缩减，已使经济学教学大纲的内容进一步变窄了，实际上已经让非数学的、非新古典的、历史的、制度的、后凯恩斯主义的、或者注重方法论研究的经济学家失去了工作机会，并促使正统经济学更为顽固地进行自我辩护，反击批评。
1.1.3 经济学中的制度、演化和多样化
[10]以上这些过程是全球性的，主要是受到在美国内部取得的发展的推动。美国在该学科的研究、出版物和最主要杂志上取得的优势，已经具有了颠覆性，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内，情况更是这样[5]。英语作为国际上通用的学术语言这一趋势，有助于强化美国的支配地位。在英国，经济学研究现在过于缺乏，加上资金严重短缺和支付能力极差，没有充分抓住英语全球化的有利时机。就在1980年的时候，英国还拥有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爵士、尼可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伊迪丝·彭罗斯（Edith Penrose）、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乔治·沙克尔（George Shackle）和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等人。然而，今天他们都已离开人世，这个国家具有国际声望的著名经济学家已寥寥无几。欧洲的其他地方，经济学研究也与美国相去甚远[6]。再与一个世纪以前的情形对比一下，那时毫无疑问，两个拥有最多著名经济学家的国家是德国和英国。德国因其蓬勃发展的历史学派，及与其语言相同但观点相左的奥地利学派的不断兴起而更为强盛。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很多美国经济学家前往德国接受研究生教育（Herbst, 1965）。然而，英国和德国经济学研究的状况和声望已今非昔比[7]。
此外，经济学的境况在取得好转之前，可能还会变得更糟。形式化过程已占领并封锁了组织机构的各个层面，而且正处于不断发展的势头。[11]与经济全球化一样，理论经济学形式化的国际化过程，主要是由美国推动的，而美国的统治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可是，其他国家的变化情况则大为不同。全国性机构和其他地方性机构控制着形式化和美国化的范围和速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英语的使用范围，另外就是能否运用一种与英语相抗衡的非英语语言进行理论研究，以及这种语言的强大程度。使用非英语语言进行经济学交流，可以暂时起到保护各自的知识传统的作用。另一方面，要求在最主要的、英语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全球性压力，为数学家提供了优势。如果你的母语不是英语，那么要按学术杂志的要求写文章就很困难。而数学家可以用数学获得最主要杂志发表文章的进入权。
同样非常重要的是对教授任命进行全国集中管理的程度，以及对研究基金进行集中控制的程度。在一些国家——但不是英国和美国——教授是由全国性或地方性政府机构任命的。研究基金在某些情况下，与英国相同，实行集中管理。然而，负责任命经济学主席或分配研究基金的全国委员会，容易被那些注重提升其国内研究的“科学”信誉的形式主义者们全面接管。
这些语言的和机构的因素，有助于解释过去几十年向形式化退化的相对程度。让我们有选择地考查一些国家的情况。在美国，由于没有实行集中的教授任命和存在多渠道的研究补助奖励基金，使得为数不多的反正统经济学家在影响较小的学术边缘生存下来。但他们的人数在迅速减少，而且后继乏人。在英国，隐含在全国性基金“研究评估计划”（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中的集中管理，已大大加快了形式化进程，并已达到了这样的地步：非主流经济学家除了在极个别的经济系外，已极难得到一个教职（Lee and Harley, 1997）。瑞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那里，人们的英语普遍很流利，加上研究基金和教授任命机构都由全国集中控制，使反正统经济学家已被完全排除在经济系之外，但却在商学院和其他地方得以复活。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奥地利等国现存的反正统经济学家的人数也在不断减少。[12]反正统经济学家在这几个国家得以存在，主要是因为法国调节学派、“奥地利”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和其他已衰落的反正统学说，在衰退过程中依然保有的力量。与此同时，在这些欧洲大陆国家，形式主义迅速接管的过程已显而易见。
在前东欧集团国家，从俄罗斯到捷克共和国，随着20世纪90年代早期经济“休克疗法”带来的灾难性政策，正统理论已经败落。然而，大学教育水平依然较低，图书馆资源匮乏，按国际学术标准来看，其反正统理论的质量相应较低。那些较为聪明而且更有影响的学者游学美国，很多人回来后就成了美国经济形式主义的热情倡导者。
在所有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迄今反正统经济学在日本最为强大。那个国家有相对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学术结构，并崇尚以日文发表学术论文。但即使是在这个另外的国家，学术美国化的全球进程和经济学中日益成长的形式化，也已现端倪。
甚至对于主流经济学，这种危境也难以说是健康有益的。创造性的进步有赖于批判。很明显，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众多发展都得益于对它的批判所带来的促进[8]。例如，批评者过去常常抱怨主流经济学家过去经常忽视制度，把公司看作是一只“黑箱”。主要作为对这种批评的回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弥补这一缺陷的持续性尝试，成就了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 1981, 1990）、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 1965, 1982）、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 1973）、安德鲁·肖特（Andrew Schotter, 1981）、奥列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1975, 1985）及其他人的“新制度主义”的惊人发展。另一个例子是，主流经济学家过去在他们的大多数模型中假设“完全信息”。“信息经济学”——限于处理信息和知识的范围内——的研究工作已经探讨了放松完全信息假定的重大含义（Lamberton, 1996; Stiglitz, 1987, 1994）。再如，主流宏观经济增长模型过去常常在报酬递减下来分析，现已不再如此了（Lucas, 1988; Romer, 1986）。此外，新古典理论的内生偏好函数，由于排除了文化对偏好形成的影响而受到强烈批评。[13]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 1996）为弥补这一缺陷进行了勇敢的尝试，而且在表面上——如果不是从根本上的话——似乎弥补了这个缺陷[9]。
然而，当经济学不再有任何批评者的时候，情况会怎样呢？其危险是，该学科将因不再有论战和争议而失去激励。经济系里拒绝多元化，会夺去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智慧之源。在思想领域，就像在自然界中一样，多样化是演化的动力。当多元化和多样化消失时，创新和进步可能会减缓，直至完全停顿。经济学中目前这种知识上的不宽容，完全是在自我毁灭。用各种异端邪说攻击反正统的著作——说“那不是经济学”——暴露了主流经济学自身的弱点。多元化是创新和科学进步所必需的。一门科学拒绝多元化，可能会享有短暂的、绝对的霸权，但最终会沉闷而亡[10]。
从这个相当悲观的形势下，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首先，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演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制度性因素的结果。本书中的部分论文更为详尽地展开论述了这一论点，史可鉴今。其次，经济科学退化到如此状况，意味着要扭转其狭窄化和形式化的进程尚需时日。这种逆转甚至可能包括要为该学科重新命名，就像十九世纪末以“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那样。但是，重新命名的这个学科要以研究现实社会经济体系为核心，因此，不应轻易抛弃“经济学”一词。也许暂作权宜之计，可以把它命名为“制度经济学”，甚或“制度和演化经济学”。另一种选择是尝试为“经济社会学”这一学科分支寻找学术空间[11]。
[14]或许这些名称都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因为研究现实社会经济体系的学者必须面对社会科学的完全重组和重新细分。诸如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也面临着迷失方向和自我定义不清这些严重的内在问题。对现实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转进行符合实际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目前已是支离破碎，分散在商学院、社会学系、地理系、技术政策系以及其他地方。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学科框架和院系设置进行重组，既十分必要，也是迫在眉捷（Gulbenkian Commission, 1996）。但是，至少由于制度上的惰性，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从总体上说，扭转社会经济系统科学的衰败局面，即使需要很长的时间，也还是可能的。为了实现这种转变，仅仅批判目前流行的正统理论是不够的。最为核心也是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要形成一个可供选择的替代理论。但是，这必须是一个理论能够持久的、基础扎实的理论。正如我们在经济学中所看到的，在略微不同的假设基础上另外建立一个模型，是极其容易的事，我们不能这样做。也正如从社会学的临近科学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发明新的术语和分类也是极其容易的事，我们也不能这样做。只要看一看那些无法获得长久关注而且很快过时的大多数有很好设想的创新就明白这一点了。社会科学图书馆的书架，正在为那些被遗忘了的理论的残骸而呻吟。
正统理论对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提出批评，认为他们在发展一个成型的且已得到认同的可供选择的替代理论方面进展缓慢，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之所以过于轻率地指责别人，是因为正统理论忘记了自己的历史。新古典经济学吸取了众多具有非凡才能思想家的综合智慧，花了长达九十多年的时间——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才有了现代的形式。同样，一门新经济学的构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而且需要众多学者的共同参与。新的概念框架只能以该学科过去的文献为基础，加以适当的比较与描述它只能吸收其他科学的方法论和主要发展成就。[15]一个全新的、持久的理论的建设，可能最好以思想史为知识来源，并运用现代社会哲学和自然科学哲学提供的各式工具进行归类总结和分析整理。以这种方式运用方法论和思想史并无新意，但却可以建成一个坚固的理论大厦，经得起未来的现实和概念不断变迁的洗礼与震荡。
或许还需要很多年，形势才会得以好转。不过，进步依然是可能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必竟处于我们的一切生活和人类的生命过程本身的中心。应该有一门科学致力于研究这一现象。主流经济学因走向形式主义死胡同而失败的现实，终究会为有关大学和政府机构所认识，因为理论界和商业界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至少在欧洲和北美，他们强调指出现实经济学的研究已支离破碎，并主要在经济系以外的地方进行。接着可能会有人采取行动，可能会把现实社会经济体系的研究放到恰当的位置上。与此同时，那些承担着建立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经济学、或更有意义的科学这一任务的人们——经常是在困难重重、资金不足和孤立无援的局面中——必然要面临建立某些新事物的紧迫任务。
本书后面章节中谈到的演化经济学，主要集中于在理论上和政策导向上都已提供了丰富资料的一个考察方向。沿着这一方面的进一步探索与发展，是我们在21世纪改革经济学的最佳机会之一。
1.2 本书的一些主题
收入本书的论文思考了20世纪主流经济学所经历的狭窄化与日益脱离现实的起因和结果。这些论文也涉及了在那些年里，一些让理论经济学朝着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向发展的尝试，希望能够从这些尝试中学到一些具有恒久价值的内容。本书尤其关注的是演化经济学能否提供一种未来的分析方式。
本书着重关心的是，经济学应该避免变得狭窄化和孤立，不仅要宽容本学科的不同方法和范式，而且要真正吸取其他科学的真知灼见和贡献。[16]但这并不是说其他社会科学就没有其自身的问题。确实，如上所述，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在核心规则方面正面临着同样的危机，而这可能导致需要重新审查这些学科的范围与内容。
奇怪的是，这一危机的各种表现在19世纪末已很明显，当时人们只是逃避和忽视这些危机，等到下一个世纪末又再次显现。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社会科学和生物科学的关系，以及人们的观点之间的关系。19世纪90年代最主要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论述了这些问题，而且他们的工作影响了凡勃伦和其他经济学家。但是，他们的启发未能延续下去，很快就被社会科学的其他运动冲淡了。到了20世纪20年代，所有的社会科学都与生物学决裂，转为信奉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实用主义哲学和本能心理学就大大衰落了（Degler, 1991）。经济学形式主义的兴起，是实证主义取得胜利以及寻求从技术上解决20世纪30年代现实世界经济危机的直接结果。
然而，今天实证主义哲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都已声名扫地了。此外，混沌理论和复杂性理论的兴起，已经向对复杂系统进行准确预测和还原论的形式化发起了挑战（Gleick, 1988; Lewin, 1993; Stewart, 1989; Waldrop, 1992）。生物学正在向社会科学的基础发起挑战（Hirst and Woolley, 1982; Pinker, 1994; Plotkin, 1994; Weingart et al, 1997）。可是，现代经济学对这些发展仅有最低程度的认识。正当其他社会科学尝试着——迄今还不充分——解决这些问题之时，经济学却甚至变得更加落伍和孤立，没有妥善面对新世纪的复杂思想，而是继续着过去时代的隐喻和方法。经济学与生物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本书的另一个主题。
本书也涉及这样的事实，也就是，经济学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变化及其自身制度结构变迁的影响，无法仅靠争辩就使其发生变化。我们通常把有关一门科学与其制度和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的研究称为“科学社会学”：在这里应该是“经济科学社会学”。可是，这里使用“社会学”一词可能会错误地表示社会学应该是一种分析方法或程序，而不是根据现实世界的分析对象加以定义的。当把经济学看作由一组核心的（新古典）假设和方法来阐述，而不是看作对现实世界的经济这一对象进行科学研究时，就会犯类似的错误。[17]由于这些原因，尢斯卡里·梅基（Uskali M?ki）和我于1994年建议用另一个替代性的标题“经济学的制度”来描述对经济科学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以及这种环境与经济学的内容和发展进行研究的这一分支学科。诸如引证分析之类的技术可以用于这方面的研究。希望目前和将来有关“经济学的制度”的研究能对那些关注经济学学科改革的人们有所帮助[12]。
1.2.1 概览
这是相当悲观的一章。但是整本书积极而谨慎地向较为乐观的方面转移。书中考查了过去和现在非新古典经济思想的若干趋势，发现了最近发展的某些前景。但其中还存在一些困难。下一章讨论了具有错误导向的某些对新古典理论的批评，同时还列举了改革和拓展新古典教条的较具调和性的尝试，其中包括阿米塔·埃左尼（Amitai Etzioni）的“社会经济学”。另外，还审查了对新古典资本理论的“剑桥”批判的命运，这一批判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似乎威胁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现在已几乎被完全遗忘了。探讨了这些对正统理论的挑战之后，这一章还讨论了经济学中的隐喻的实质性作用，以及该学科怎样才会由其自身的隐喻所限制，或者是得以解放。根据多元化为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所必须这一基础，我们提出了经济学中多元化的通例。
本书接着转向讨论“演化经济学”中有关演化方面的内容，相信这些思想的火花对未来理论的发展最为有用。1898年，索尔斯坦·凡勃伦沿着“后达尔文主义”路线，呼吁经济学大厦应该成为一门“演化科学”。因此，“老”制度主义带上了“演化”这一合法但非独有的头衔。最后，书中还讨论了“老”制度主义的历史盛衰。
后面的章节转向讨论演化经济学的最新发展。[18]书里介绍了演化经济学的纳尔逊—温特分支的发展，这一分支或许是20世纪90年代主流经济理论主要的挑战者。纳尔逊和温特的工作被认为是对主流理论主要的、仍然充满朝气的、极有希望的挑战。最后三章，比较详细地研究了与“演化”和“基于能力的”有关思想在企业理论中的应用。正是在这一领域，演化经济学家和其他非主流思想家已经做出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证的贡献，并已至少持续到了20世纪末。希望本书对其在2000年之后的继续发展和进步有所裨益。
1.2.2 六大任务
简言之，本书探讨了很多对主流经济学地位发起的挑战，但本书根本上分析的是制度和演化经济学作为主流经济学未来的主要竞争对手的局限和潜力。这就是我选择“演化”和“制度”这两个词作为本书书名的原因，并由此引出了六大任务。由这两个词产生的六个彼此紧密相关的主题是：
（1）本书关注经济演化的过程和经济制度，把它们作为经济科学要考察的真实现象。换言之，本书研究社会经济体系的演化过程和制度。这里考察的演化过程包括了理性行为的演化选择。我们讨论的特殊制度包括了企业。
（2）制度的演化是一个相关的主题，本书中的一些章节均有论述。制度是怎样演化的？是在什么意义上演化的？索尔斯坦·凡勃伦、理查德·纳尔逊、西德尼·温特及其他人的工作，都从这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包括讨论了诸如企业这样的制度的演化问题。
（3）本书还发展了“演化”和“制度”这两个词，把它们当作可互换或互相补充的术语，用以描述内容广泛而又与独具特色的一系列经济思想：“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被视为同义语；它们都广泛地阐述了这里所采用的方法。凡勃伦（Veblen, 1898a）提出了“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一门演化科学”的疑问，他的工作促成了后来的“制度经济学”。到20世纪末，“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以不同的方式都得以复活了。
（4）更为特别的是，本书探讨了生物进化与经济制度研究之间的关系。[19]其中包括研究生物隐喻在经济科学中的使用和影响，及其优点和限制。
（5）本书还分析了作为一门学科的经济学的演化问题。我们怎样才能理解那些容忍并促进了目前流行的经济学教条的学术制度和其他制度在过去的演化？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在某些方面如此抵制变革？在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下，经济学自身在未来才可以发展？因此，本书的重要主题就是上文定义的“经济学的制度”。
（6）此外，作为上一个主题的延续，本书坚持认为，倡导研究现实世界经济的学术制度的演化，要求一种学术多元化的政策。从一种演化的姿态来看，与经济学自身发展有关的制度性政策结论将是对学术多样性的维持和充实。只有借助于广阔的多元化和极为重要的对话交流，经济学才能创新和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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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歇尔在1906年提出了下列准则：“（1）把数学用作一种缩略语言，而不是用作一种探究的动力。（2）把数学为你所用。（3）将它们翻译成英语。（4）然后用那些对现实生活很重要的例子来阐述。（5）数学付之一炬”（Pigou, 1925, p.427）。如果主流经济学家遵从马歇尔的法则的话，经济学可能会因此而发展得更好。
[2] 罗宾逊在美国经济学会1971年的里查德·伊利（Richard Ely）讲座上的演讲题目就是“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Robinson, 1973b, pp.92-105）。另外还可参见Bell and Kristol (1981)。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奥默罗德（Ormerod, 1994）著作的标题对于沉闷的20世纪90年代可能是最为恰当的：《经济学的死亡》。
* 意为苏联的劳改集中营系统。——译者注
[3] 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尴尬，我没有列出许多杰出的同行的名字，他们在交谈中对他们采用形式主义的方法进行辩护，但不是为形式主义本身的固有价值辩护，他们的理由基本上都是说这是让他们的研究为同事所认可的惟一办法。我不知道读者是否有类似的经历。
[4] 在这些课程里，新古典经济学可能并不为人所熟知。蒂斯和温特（Teece and Winter, 1984）令人信服地指出，现实世界中绝大多数的管理问题都是动态的、复杂的，常常难以作结构性的分析。他们指出，在这些领域内，新古典那种明显的在已知的结果和可能性的世界里的理性决策假定相对来说是很少有用处的。
[5] 根据1972年到1983年社会科学索引中的引用量，在著名的在世经济学家中，美国和加拿大占了72%，而欧洲仅占25%（Blaug, 1986）。
[6] 对欧洲经济学状况的比较分析的文献见Frey and Eichenberger (1993), Baumol (1995)和 Kirman (1994)。
[7] 读者可以试一试：去问问一位著名美国经济学家，让他列出国际知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和德国经济学家。他的回答肯定是每个国家很难超过5个人。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学上曾经是那么强大——如何会如此衰落！相反，任何美国之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可以毫不费力地举出一打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英国在经济学上的支配地位的丧失也表现在它著名大学的经济系里。全世界以及德国国内对历史学派丰富的遗产的忽视是一种巨大的失败。
[8] “主流”这个词的意思需要加以说明（“新古典”这个词将在后面的第二章里定义）。比如，（非新古典的）历史学派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是德国经济学的主流。与之相对，新古典方法则在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英国和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美国成为了主流。
[9] 对贝克尔方法的简要批评见Hodgson, 1998b, 1998e。
[10] 1993年成立的由诸多反正统的协会和集团组成的正在发展壮大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联盟（ICARE）这一网络——本人是现任主席，它的秘书长是非常积极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把促进经济学的多元化作为其主要目标。
[11] 马克·格拉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尼尔·斯迈瑟尔（Neil Smelser）和里查德·斯韦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等朋友正致力于这一工作（Smelser and Swedberg, 1994; Swedberg, 1993, 1996）。但“经济社会学”这个词还是有一些问题。首先，这个词可能会建议把主流经济学的技术应用于社会学，而不是研究经济本身，就像科尔曼（Coleman, 1990）所做的那样。也许“经济的社会学”这个词更好一些，但这又使“经济学”这个标题向主流让步了，而且会错误地让人认为社会学本身就提供了理解经济现象的工具。“社会学”不是一个理想的避难所，因为它缺乏一个清晰的或者足够明确的分析对象，而且它本身也面临深刻的理论危机。此外，“经济社会学”显然还不能对抗普遍存在的理性选择假定和形式主义方法这些我们已经证明了的主流经济学中的问题。也许正因此，经济社会学只是反正统经济学家的一个临时性选择。
[12] “经济学的制度”已被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学会这一欧洲经济学家的第二大学会确定为研究领域之一。
《演化与制度》第2章
霍奇逊（G. M. Hodgson）
本文为霍奇逊《演化与制度》一书的第2章，该书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译丛的一种）。该章原标题为：“虚假的对抗和命中注定的调和”。
[23]本章涉及一系列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特别是关于其所称的规范立场和对市场的态度的批判。在此讨论了经济学中有关实证与规范判断之间存在的不妥当关系，并对新古典或主流经济学本质上是“倾向市场的”（pro-market）这一广为流传的说法提出了批评。这样就提出了新古典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强调市场这一更为基本的问题。此外，还简要地考查了阿米塔·埃左尼（Etzioni, 1988）与此相关的著名尝试，也就是发展可替代的“社会经济”方法以矫正所说的新古典缺陷。
第2.1部分首先讨论事实与价值的区别。本节也定义了新古典经济学，并分析了很多有关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其中包括反正统经济学家中极为普遍的一个立场：应该根据其规范性的结论和政策上的结果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判断（和给予谴责）。随后，我们更为详尽地讨论了经常与新古典经济学相联系的、那个特别的倾向市场的规范立场。
第2.2部分指出新古典理论在处理现实世界的市场时存在理论上的局限。因此，把新古典理论视为是“倾向市场”的，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过于慷慨了。其理由是，新古典经济学事实上并不了解核心的市场特性和过程。[24]在理论上，它没有识别或包含市场的主要特征，不可能具备任何倾向市场的资格。第2.3部分是本章的总结。
2.1 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批判
2.1.1 事实与价值的区别问题
我们是简单地或主要地依据其规范立场或政策结果来对一理论作出判断吗？反正统经济学家普遍会对这一问题作肯定的回答。他们经常得到以下论据的支持：与新古典教科书推崇的“实证经济学”相反，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事实的（实证的）判断和价值的（规范的）判断是无法分割的。
很明显，很多正统经济学家的思想已经陷入了意识形态的混乱之中——开始使用货币主义、拉弗曲线、理性预期等等倾向市场的理论——但同时又虚伪地接受了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这一命题。而很多反正统经济学家则会犯下一个危险的、表面性的错误：他们主要或完全依据理论的规范性内容，而不是其分析性内容来评价理论。
可以发现很多这类错误的例子。例如，有几位反正统经济学家全然无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才华横溢的洞见，仅仅是因为他令人不快的政策结论。另一个例子是，一些人时常无视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因其分析上的局限，而是因为它支持自由市场政策的假设的结论。还可以从反正统理论主要根据意识形态范畴——诸如“保守的”、“自由的”和“激进的”这种含糊的、政治化的三分法——而不是根据其核心假设和理论对经济理论进行的分类中找到其他的例子。在反正统经济理论的历史中，这样的错误比比皆是。
社会科学中，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关系被复杂化了，并已得到广泛的探讨与论争。在此，我们不能详细深入到这样的论争之中。相反，我们这里主要关心的是鉴别正统经济理论的批判者中出现的某些令人难以接受的立场。这里面包括了从其规范性结果的看法来评价一个社会科学理论：是接受还是拒绝一个理论，主要以此为基础。[25]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极端方式是认为实证的和规范的立场是等价的。一个不太极端的看法是，如果我们的批判从实证方式转向规范方式，那只是因为我们不太介意采用哪种方式。另一种看法认为，规范性价值“无处不在”，因此要对一个理论做出判断，主要应依据其规范性价值。这样的立场很普遍，在那些批评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中间更是如此。在此，我坚持认为，这些看法都是危险而且无效的，甚至他们自己的理论也是如此。
我们在这里不是从社会科学已经过时的实证观点的角度来批评这些看法。这里着重强调的一点是，要把事实判断从价值判断中分离出来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一回事，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它们的差别。承认我们进入了一个“后实证主义”时代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已完结”。
相反，保罗·戴尔·布什（Paul Dale Bush, 1993）接受了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论点，认为“在真理应该是什么与真理是什么之间，不存在认识论上的差异”。这样，罗蒂和布什简直就是支持在认识“是”和认识“应该”之间不存在差异。相反，我们这里表明，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它意味着否定了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任何区别。
例如，知道现今世界有很多穷人，与断言他们就应该受穷并不是一回事。“是什么”的陈述与“应该是什么”的陈述并不等同。草率地混淆实证与规范会导致极为保守的后果，这绝非激进的说法。如果实证的和规范的表述之间不存在认识论上的差异，我们就会被引向保守主义的死胡同。根据布什和罗蒂的规则，我们可能做出的有关“是什么”的任何表述都成了“应该是什么”的等价说法：任何有关世界现实情况的说明，成为等价于现存事实的道德认可。
众所周知，大卫·休谟（David Hume）认为，我们永远不能从“是”推论出“应该”。众多后来的哲学争论也已表明，尽管休谟的论点具有正确的一面，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或绝对意义上的真（Roy, 1989; Proctor, 1991）。[26]例如，当我们面对在一方面是未曾尝试的和不确定的选择，另一方面是已反复尝试过的和传统的选择之间做出决定时，选择我们熟悉的一个并拒绝变化，这通常是合理的。事实上，甚至连最激进的思想家历来也是如此行事。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总是依赖习惯或先例的安全性（Dewey, 1939）。单纯的存在可能因此增大规范性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确实经常从“是”得出“应该”。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应该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很明显，这不是说在通常情况下和逻辑上，我们能够从“是”推出“应该”。人们有时根据习惯从“是”得出“应该”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社会科学家也必须这样做。事实上，这一主张会妨碍科学的进步，因为它会简化对规范性偏好的解释。科学家有义务尽其所能地区分实证和规范陈述之间的不同。反对休谟的认识论，并不一定会让我们得出结论说这种区分是没有意义的或不可靠的。
实证主义作为一门哲学，是站不住脚的（Quine, 1953; Bhaskar, 1975; Caldwell, 1982）。但是，在这个后实证主义者的时代，存在一种陷入规范困境的危险。承认实证和规范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它们的所有区别。遗憾的是，很多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已经走得太远了。看另一个例子。在一份反正统经济学杂志上，克莱夫·比德（Clive Beed, 1991, p.470）提出了“反实证主义”的主张：“实证科学和规范科学之间的区分是站不住脚的”。然而，这个特别的说明是极不明确，因为“二者之间的区分”有各种可能的含义。例如，如果所有实证说明都受到价值的影响，那么，从完全的、封闭式的划分这个意义上说，“二者之间的区分”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能在一方面是内容广泛（尽管不是全部）的实证说明，与另一方面是内容广泛（尽管不是全部）的规范说明之间进行分类。这好像在说，由于企业和市场是彼此纠缠和不可分离的，因而“在公司和市场之间做出区分是不能成立的”。这是一种不合逻辑的推论。我们可以在保持明确的分类标准的同时反对绝对的二元论。此外，用所有的说明都有相同的认识论状态这种同质的一元论来代替实证主义的二元论，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下面是一些反复被提及的认为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不能完全分离的论点：
[27]（a）事实陈述之所以受到价值的影响，是因为研究人员或者其听众不可避免地存在的价值偏见。在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这样，因其所研究的现象本身就包含了行为人的价值，所作的事实说明可能带有强烈的情感因素。
（b）事实陈述之所以受到价值的影响，是因为研究人员为了进行研究，一开始就必须对什么是重要的或有价值的作出价值判断。
（c）事实陈述之所以受到价值的影响，是因为研究者的研究要以资料为基础，而这些资料的提供，反过来又依赖于公司、政治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价值判断和既得利益。
（d）社会科学的事实陈述之所以受到价值的影响，是因为研究人员本身就是人，他必然是他所考察的社会体系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的命题，但不必在此一一列明。本人认可的这个命题，可以证明“价值无处不在”的说法。但它们不能说明实证和规范陈述在认识论上是等价的这种观点。在经济分析实践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总是纠缠在一起的，但并不是说二者是同一回事。
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因强调社会科学价值判断的必然性而闻名于世。他写道：“即使我们假装排除了评价，它仍然出现在我们分析的问题之中。试图回避评价以消除偏见，是一种没有希望的、误导的行为”（Myrdal, 1958, p.131）。到现在为止，一切都还不错。但这是不是说，缪尔达尔就认为实证和规范陈述在认识论上是无法区分的呢？事实上，他的意思正好相反：
价值不会自动地出现在建立和收集事实的尝试中。我们也不能让某个研究人员随意地选择其价值前提。价值前提，应该根据与所研究的文化的相关性和重要性的标准进行选择。（Myrdal, 1958, p.134）
这段话显然表明，对缪尔达尔而言，事实和价值不是一回事。价值不会从事实中“自动地出现”，价值前提的选择也不是件随意的事。[28]简言之，缪尔达尔相信“价值无处不在”，但他并没有错误地认为它们在认识论上是等价的。
这里并没有表明在理论经济学中消除价值判断是可能的，或者是人们所希望的。这里表明的是，不应该用规范之车去拉实证之马。把车放在马前头，或看不到车和马之间的区别，会使任何推动经济理论向新的方向发展的尝试无所作为。任何这样的尝试，都会仅仅因为政治上的花言巧语而受到合理的拒绝。
这些简要评论，不可能恰当地处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这个复杂的问题。不过，对科学家来说，不应该主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评价理论。把正统与反正统理论之间的本质差别看作主要是政策结果的问题，就是忽略了批判并替代核心的哲学思想和理论思想这个根本任务。
总之，在社会科学中，对事实的表述总是受到价值影响的。但这并不是说事实陈述和价值判断在认识论上是等价的。否则的话，我们最好还是收起科学的行囊，去做政治吹鼓手算了。对当前制度和演化经济学的复兴最为危险的，就是采纳价值和事实是等价的这种观点的主要倡导者的行为方式。
那些按其规范性结果对新古典经济学下定义的人，对该学派的批判变得无能为力。采取这种立场，就是把规范性评价看得比理解和解释现实世界的运行更为重要。他们拒绝竞争者的观点，不是依据那些观点的理论分析是否深刻，而是依据理论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结果。科学的批判和努力的整个过程退化成了意识形态的宣传和表态。
这并不是说，作为科学家，我们能够或者应该放弃对恰当的价值所承担的义务。[29]规范性问题是重要的，既不应该也不能被忽视。但是，对科学家来说，对经济现象作出解释是第一位的。任何取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都保证是这样一种可以明确的经济学方法：它以深刻分析“是什么”为基础，而不是以判断“应该是什么”为基础。此外，应该根据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定和方法对其进行分析，而不是因为其意识形态就对其进行排斥。从根本上说，如果我们想改变这个世界，特别是以一种建设性的、普遍认同的方式改变世界的话，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这个世界。
2.1.2 定义新古典经济学
让我们尝试弄清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特征；这种类型的经济学已经统治了整个20世纪。它的代表人物之一加里·贝克尔（Becker, 1976a, p.5）明确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本质，他把这种本质描述为“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稳定偏好这些假设的结合，并始终如一地贯彻到底”。据此，我们可以恰当地把新古典经济学定义为这样一种方法：
（1）假定具有给定的、稳定的偏好函数的理性的、最大化的行为人；
（2）集中关注已实现的均衡状态，或者趋向均衡状态；以及
（3）以不存在长期信息问题为标志。
有必要对第三条作简短的说明。新古典经济学中，即使信息是不完全的，信息问题也通过使用概率风险概念而得以解决了。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到的情况有诸如给定现实中不同的人的极度无知和错误感知之类的现象。新古典的典型假定是，所有人以相同的方式解释同样的信息。这一假定忽略了在使所有数据资料有意义所必需的认知框架内可能的多样性。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的问题还有不确定性，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 1921）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Keynes, 1936）曾探讨过其典型形式。
[30]这三个特征显然是彼此关联的。例如，第一条中稳定的最优化的实现暗示着第二条的均衡；第一条中的理性意味着第三条中提到的不存在严重的信息问题。毫无疑问，现代经济理论的一些最新发展——比如博弈论——达到甚至超过了这个定义的范围。要对这些最新发展作出准确判断，需要就以上各条的边界条件进行仔细研究，做到精准。但这并没有削弱这个粗略且不很牢靠的定义的有用性。
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已经主宰了二十世纪，但其自身的语调、表达方式和内容都已有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以前，大量新古典分析都是马歇尔式的局部均衡模式。随后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这种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方法的复兴。这个世纪的另一个转变，正如前一章所述，是数学的使用日益增多。新古典假设由于显然易于处理而颇具吸引力。对于倾向于使用数学的经济学家而言，假设经济主体对一个外生给定而且详细定义的偏好函数进行最大化处理，似乎比任何可替代的或更为复杂的人类行为模型更为可取。在新古典经济学还原论的假定中，它一开始就已经使自己具备了被过分形式化的潜力，即使是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种潜力才被完全认识，并占据统治地位。渐渐地，人们越发不再依赖于基本假定的经验基础或其他基础，而是更多地浸淫于从那些因假定而变得简单的前提中进行演绎推理的过程。
不过，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以上三个特征在主流经济学中保持着突出的地位。这些特征定义了一种仍然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普遍存在的、全世界都在向大学生讲授的方法。在这一章，我们着重讨论该方法的核心假设，以及批评者对这些核心假设采取的批评方式。
2.1.3 新古典理论是倾向市场的吗？
新古典理论经常被用于为自由市场政策服务。众多新古典理论家和实践家都具有市场倾向性。其所有理论看法都是以一种本体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这种个人主义特别适合许多自由主义思想的个人主义气质。然而，重要的是要就此止步，而且这并不能说明，例如，新古典理论是必然地、固有地倾向市场的，或者新古典理论的领域与倾向市场的政策的领域相吻合。事实上，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和“倾向市场的政策”是一回事是错误的。
新古典经济学并不必然是倾向市场的，理由如下。首先必须承认，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很多先驱，包括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阿尔弗雷得·马歇尔和菲利浦·威克斯蒂德（Philip Wicksteed），都同情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思想。按照当今的标准，他们中的某些人会是左翼激进分子。瓦尔拉斯自称是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者”。他对经济学理论研究是想要证明对包括土地在内的自然垄断品的公有制和价格管制的经济利益。马歇尔关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贫困问题，同情工人合作社。威克斯蒂德也提倡土地国有化，同情社会主义和激进运动，并与之保持个人联系。
类似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例如，埃尔文·费雪（Irving Fisher）——领导美国经济学转向数学形式主义和一般均衡理论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大萧条期间就积极倡导实行通货再膨胀政策。20世纪30年代，以奥斯卡·兰格为代表的另一群新古典经济学家，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工具说明了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计划的优越性。这样，新古典理论成了社会主义者的武器，用来反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人对计划的倾向市场的批评。
甚至更晚，到了1945年以后，杰出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和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也表明了他们对各种干预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同情。事实上，哈恩和其他人已经证明了整体一般均衡理论方案，作为说明市场机制的局限的一种尝试。甚至最近，比如乔·厄尔斯特（Joe Elster）和约翰·罗默（John Roemer）等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尽管持有左派的政治信仰，却明确地接受新古典经济分析工具。确实也存在很多保守的、倾向市场的新古典经济学家。[31]但是，新古典理论跨越了传统的政治谱系——从极端倾向计划的左派到极端倾向市场的右派——不能由其追随者的政策立场来定义。不管有怎样的缺陷，新古典理论还是一个相对具有适应性和政治上的灵活性的工具。
其次，新古典理论可以同时被用作支持市场和反对市场的工具这一事实，表明这种理论方法的确触及到了现象的本质。事实上，新古典理论教义的适应性，是其无法充分解释市场是如何运行的一个征兆。认为新古典理论具有适当的理论基础，以建立任何支持（或反对）市场的政策，实在是过于抬举它了。新古典理论本质上既非倾向市场，也非反对市场，这是因为，正如下面将要做出解释，它根本没有适当的市场理论。毋宁说，新古典理论并不理解真实的市场，进而其真正的优点和缺陷。
2.1.4 经济学家的一种分类法
上面我们已经定义了新古典经济学，并已说明其部分支持者通常是倾向市场的，而其他支持者却主张在经济中实行有力的公共干预，因此，可以新古典经济学家大致分成两个阵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必要在倾向市场者和其他人之间作精确的划分。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大多数倾向市场者（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是赞同对经济进行一定的（有限的）公共干预的。这里需要强调的关键一点是，新古典经济学能够并且已经用于支持各种政策立场，其中包括了市场的问题。
非新古典经济学的情况也一样：各种政策主张都可能来自非新古典的立场。例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弗雷德里希·哈耶克都是非新古典经济学家，而他们有关市场问题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的。
第三个标准是关于经济学家使用数学的程度。到目前为止我们同样不必关心数学和非数学经济学家之间的精确划分，只需要有一个粗略的划分，以表明一些学院经济学家倾向于广泛使用数学技术，而其他理论经济学家则不然。
如图2.1(在此略，详见原文)所示，这三个标准至少将经济学家分成八类。每一个方框中，给出了1名或2名该类型的经济学家作为例子。
[33]图2.1：一种经济学家分类法的说明
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把经济学家原则性地分成两类是错误的。图2.1表明，划分现代经济学家的根据不只一个，而是至少有三个主要方面。对市场的规范性态度是一个方面。经济理论的核心假设的性质是另一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是经济分析的发展和表现中使用数学的程度。
以上三个方面很少是孤立的。例如，有的经济学家由于同情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有时就会采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与政治上的个人主义是相同的；可以在分析上和教义上把二者分隔开来。
令人惊讶的是，在各个方面以二元分类为基础，我们都能够找到这八类经济学家中每一类的例子。这意味着主流经济学的批判者们不得不在至少三条战线上进行批判。集中力量批判其中的一个方面，无法保证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
2.1.5 新古典理论有其位置吗？
[34]让我们把重点从对正统理论的批判转向替代性理论的构建。尽管新古典理论受到大量的批判，但是对于可行的新理论或者替代性理论的轮廓仍然存在分歧。我们应该沿着什么方向探索新的思想和框架呢？
这个问题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假定能够为经济理论建立一个更好的框架，它能否将新古典理论作为一个特别的或有限的理论纳入其中呢？换句话说，更好的框架是否会更广泛、更丰富、包含多个领域，而只把新古典理论作为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我们会不会得到一个不同的结果，两个不相同的理论结构或范式彼此冲突、互不相容？
埃左尼（Etzioni, 1988）为建立一个“新经济学”的基础而作的大量尝试中，已开始对这些广泛的问题进行有益的探讨。正如埃左尼提出的那样，我们能不能在“一个道德维度上”扩大新古典理论基本的、机械论的隐喻？
下面将要证明，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不仅是因为其功利主义哲学在道德上和其他方面的局限，而且是因为它对时间的通常处理和对经济过程的分析方面的局限。例如，就像在经典力学中一样，在新古典理论中，时间是可逆的。结果对个人而言，就不存在真正的和不可逆的选择，经济变化的性质和意义就被破坏了。我们通过了解新古典理论有关市场分析的局限性能看到这些问题。
关于埃左尼的一般性命题则不存在分歧，即经济理论和政策中道德和规范是重要的。不过会出现一些细小的理论分歧点。对于发展研究社会经济系统的替代性方法的任何尝试，这些都是有启发的，因此这里将讨论这些问题。
2.2 不要将市场和新古典理论混为一谈
埃左尼提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新古典经济学不明显的道德特征有关。他认为，所有的人类选择都有一个道德的或伦理的成分：“所有对象都至少要从两方面来评价：产生快乐的能力和它们的道德立场”（Etzioni, 1988, p.254）。[35]这样，他就把新古典经济学看作是一个适当的“社会经济”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整个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方面被认为是有效的、恰当的：
这里，宁愿不放弃新古典的概念和发现，而是将其视为对社会的子系统（市场）和特定人性（其中理性决策受到动机和价值的限制、代替、和偶尔的支持）的处理。（Etzioni, 1988, p.3）
这种表述存在很多问题。它假定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个理论，在某种有限的意义上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可以应用于现实经济的子系统。换句话说，新古典经济学是适合于分析社会经济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的。
然而，这与新古典经济学家自己发展起来的流行的“经济学”概念相矛盾。经济学是根据其方法还是根据其研究对象来定义？自从里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 1932年）的名著出版以来，大多数新古典理论家都是根据一套理论假设和工具，而不是根据对经济或其任何子系统的研究来为经济学下定义。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家既不会将他们的学科定义为对一组特别的现象所进行的分析，也不会将其视为在本质上与诸如市场这样的特殊“子系统”相关。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家经常自诩为那种可应用于各种不同领域的“经济方法”的总传教士。他们根据该学科的核心假设和思想，而不是所研究的现实世界主体，来定义经济学。
把经济学定义为分析各种不同现象的特别方法，为现代新古典理论自称为“经济帝国主义”创造了动力；这种理论设想这些假定和工具能够应用于无数的社会现象，包括生育、结婚、甚至自杀这些问题的决策（Becker, 1981; Hammermesh and Soss, 1974）。正如杰克·赫什雷弗尔（Jack Hirshleifer, 1982, p.52）所解释的，“经济帝国主义”指的是“运用经济分析模型研究所有形式的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研究‘理性’决策者在市场上的相互作用，……生命的所有方面，最终都受制于资源的稀缺性”。
相反，反正统的理论传统，经常将经济学定义为尝试解释现实世界经济的运行的科学。正如心理学是有关心理的科学，生物学是有关生物世界的科学一样，经济学就是对经济的研究。因此，制度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不是根据研究方法，而是根据研究对象来定义他们的学科。[36]与埃左尼的协调论调相反，任何让新古典经济学家去研究现实社会经济系统的子系统的尝试，都必然要挑战目前流行的、由新古典经济学家自己对经济学下的定义。任何建构新经济学的尝试，都必须勇敢地面对这个问题。
2.2.1 新古典理论是不了解市场的
埃左尼关于新古典理论由于“处理”了市场子系统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保留的论点存在一个甚至更为严重的问题。事实是，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充分地“处理”诸如市场这样的核心现象。即使不论埃左尼（Etzioni, 1988, p.77-83）阐明的新古典理论极为重要的理论缺陷——现实世界的市场充满了以成本为基础的决策，同时道德规范也无处不在——新古典模型中仍然存在大量固有的缺点，使得在新古典理论和“社会经济”理论之间的调和是很成问题的。
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重点不是市场，而是各种选择序列中给定的个人偏好的结果。新古典理论主要是由有关个人偏好的假定编织而成的。它的实质不是关于市场的理论。不过，很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持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无休止地、错误地重复新古典市场的颂歌。这确实是过于抬举新古典主义了。这是马口取食，很不适宜。新古典大师加里·贝克尔和理查德·波斯纳（Becker and Posner, 1993, p.422）写到：
经济学仍然被错误地认为是与有形市场中的货币交易、自私行为和短期关系相一致的。确实，经济学家假定他们试图解释的行为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人们最大化金钱收入，或者全部或大多数时间内是自私的，或者是把物质放在第一位的等等都不是假定，只有人们具备充分预期，可以由始至终选择恰当的方式，甚至包括诸如子孙等其他人的福利在内，才是一种假定。
[37]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而言，他们这个学科的一切就是研究有关始终如一的选择及其结果。这个学科本质上并不是在研究市场，至少在财富和制度的意义上是这样。新古典理论缺乏有关财产、合同、交换和市场等的恰当概念。当新古典经济学试图讨论交换和市场时，叙述的主要内容是有关个人获得的效用的增加，而不是在法律制度框架内产权的转移（Commons, 1924; Ellerman, 1982, 1992; Hodgson, 1982b; Levine, 1977, 1978）。当制度出现时，新古典理论则主要是在制度为效用最大化的个人提供的激励、信息和限制的意义上来讨论。新古典理论的本体论是关于原子式的个体的，不是关于结构的。新古典分析在这一点上存在制度上的弱点的标志是，教科书中很少对市场作出恰当的定义（Hodgson, 1988）。新古典分析绝不是以市场为中心的，而是不了解市场的。
新古典经济学家频繁使用“市场”这个词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以恰当的或准确的方式使用财产、交换和市场这些概念。当新古典经济学家贝克尔（Becker, 1976, p.206）写道 “可以假定存在一个婚姻市场”（着重号为原文所加）的时候便说明了这一点。请注意，对于贝克尔而言，市场只不过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参与人能够以一些不明确的方式，增加彼此的效用。因此，贝克尔无法在以下两者之间作出区别：一种是以金钱或者商品为目的的性交易，一种是基于彼此之间的同意或愿望，而不是金钱或商品的交换的性行为。然而，现代文化（和宗教）规范对这两类性关系作出了明确的区分。由于贝克没有对财产、商品交换或市场等恰当的概念进行展开说明，这些区分在他对家庭的分析中没有予以考虑。通过把所有交易简化为彼此增进“效用”，新古典理论通常不注意包含在交易中的道德、文化和制度的区别。它没法理解人类关系商品化的现象，更不用说探讨这个现象的结果了。
没有严谨地和一致地把“市场”和“交换”的概念与诸如产权的合法转移之类的因素联系起来，已经在新古典企业理论中造成了混乱。例如，一些企业可能使用价格指数作内部核算，产品可能在内部部门之间进行“交换”。这就是一种“内部市场”。但是，这些交换通常并不包含产权的交换。企业作为一个整体，与其部门不同，是一个“法人”，有权持有或交换财产。[38]部门之间“交换”的对象的产权仍属于企业所有。其中发生的只是财务上的转移，而不是真正的商品交换。即使企业的下属部门有权与外部实体签订合同，通常在法律上也只有作为一个整体的企业才是缔约方。正常情况下，下属部门仅仅是行使代表权：它以公司的名义行动，而公司作为一个整体在法律上对所定合同的债务负责。
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新古典假设：企业中存在“内部劳动力市场”。然而，即使是最先提出这个概念的彼得·多林格尔（Peter Doeringer）和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1971, p.1-2）也承认，“内部劳动力市场”并不主要受价格机制的左右，而是受“一系列管理规则和程序”的支配。大卫·马斯登（David Marsden, 1986, p.162）进一步论证到：“内部劳动市场表现出大不相同的交易安排，对其能否履行市场的作用是有疑问的”。关于企业里的“内部市场”这种不严格的说法，大多源于对“市场”一词的草率使用。不幸的是，今天的主流经济学中草率使用“市场”一词的现象比比皆是。在转移和定义产权，以及这些权利的真正交换的意义上，在企业内部很少会发现“市场”，即使是曾经发现过。
对于市场和交换的性质的混淆，使新古典经济学家可以忽视资本主义企业中的非市场组织的存在，并从“市场”的角度理解一切事物。事实上，有关交换和市场的新古典概念和新古典分析是特别薄弱的。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在市场和非市场形式之间作出恰当的区分。把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学说，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者错误的观念，这种观念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犹豫要不要举例说明。但是，我们这里将给出这种误解的两个例证。
罗伯特·莱恩（Robert Lane, 1991）是众多批判者中的典型，他反复把主流经济学描述成“市场经济学”。同样，杰出的女权主义经济学家朱莉·纳尔逊（Julie Nelson, 1996）写道：“很明显，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市场’”。这些表述的意思是要说明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有时支持倾向市场的政策。[39]然而，迄今为止这些表述形成了误导，因为他们认为主流理论以市场为核心，明确地定义了市场，或者有一个关于市场的恰当概念。
伯纳德·巴伯（Bernard Barber, 1977）要正确得多，他对整个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没有注意市场的概念表示不满。事实上，像市场和货币之类的关键概念都没有得到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妥当处理（Ingham, 1996a, 1996b）。社会学家经常忽视这些“经济学的”概念，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经济学已经就这些概念作出了很好的分析和理解。有的社会学家则认为，他们的任务是为“经济”现象添加“社会的”和“文化的”内容。而这也正好表明“经济”与社会或文化在概念上是分离的，而且允许经济学去定义核心的话语。实际上，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没有恰当地分析市场。
2.2.2 新古典理论排斥真实的时间
对市场的现代新古典分析主要以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一般均衡分析由莱昂·瓦尔拉斯于19世纪70年代首先提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经由肯尼斯·阿罗、杰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和弗兰克·哈恩等理论家发展而成，其中二人还因为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对这个瓦尔拉斯理论进行拓展，或形成可替代的严谨的理论。这种分析假定，口味和偏好与技术一起，都是给定的。在一个完全虚构的拍卖者的帮助下，经济在所有市场中向均衡位置“摸索”前进，并确定出最后完整的价格向量。对这种理论构架的批判已持续了几十年，这里不可能对其进行全面回顾。我们将把讨论限制在一些相关的最为重要的部分。
继阿罗和德布鲁之后，一些文献尝试将时间和变化瓦尔拉斯模型中。这些尝试的基本思想是将所有未来的产品和发展与未来市场的完全集合这个假定结合在一起。[40]此外，对于每一种可能的“现实状态”，都存在市场。然而，为了使问题更容易处理，必须把未来市场中的贸易整合成一个“单一的超大型一次性‘讨价还价’”（Meade, 1971, p.166）。所有市场中的一切当前的和未来的贸易都在同一段时间内发生。就像哈恩（Hahn, 1980, p.132）评论的那样：“所有临时的和或然的市场的存在这个假定，起到了把未来拖回到现在的效果”。
这个方法不仅由于把未来拖回到一个单一的时点而否认了时间的流动，而且还存在其他问题。阿罗—德布鲁方法创造了“太多”的市场。要正视所有的未来市场是不可能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逐步增加的复杂性和其中的信息问题。阿罗（Arrow, 1986, p.393）自己总结到：“一个完全的一般均衡系统……要求存在未来所有时期所有或然性事物的市场。这样的系统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一篇杰出的文章中，罗依·拉德纳（Roy Radner, 1968）表明，在一个完全特定的瓦尔拉斯系统中，拍卖者对信息必定有过度的需求。例如，如果有一千种商品、一千种可能的现实状态、以及一千个当前时点和一千个未来时点，就必须存在十亿个不同的市场。假定行为人能够观察到所有这些市场的价格，并开出合适的价码，这显然是荒谬的。与赫伯特·西蒙（Simon, 1957, 1959）的“有限理性”观点相一致，拉德纳认为，每位行为人假定要处理的市场数量和信息量，在任何一个可行的模型中都必须大幅度地减少。他提出的一个办法是引进与货币相应的某种东西。然而下面将会说明，在瓦尔拉斯模型中尚未在这方面取得成功。
2.2.3 新古典理论排斥货币和不确定性
根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货币是应付不确定的未来——那些我们不能计算概率事件的未来——的一种手段。这种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是被排除在瓦尔拉斯理论之外的。这种排除可能会有风险，但却可以运用概率分析进行处理。[41]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原因，货币还没有被成功地纳入到这样一个一般均衡框架之中。
杰出的一般均衡理论家哈恩（Hahn, 1988, p.972）已经承认了这个失败：“货币理论不能经过稍微的调整就简单地嫁接到瓦尔拉斯理论中去。货币是阿罗和德布鲁原有的理论没有恰当地描述的经济的一个明显标志”。哈恩不会同意凯恩斯主义者或者其他人对这个问题提出的理论解决办法，但他对瓦尔拉斯理论的局限性的失败的发现是正确的。
我们来看一看一个既有完全的知识，其中所有可能事件的概率又得到了很好描述和认知的世界。假定对消费者而言，货币不是效用的一个直接来源，为什么人们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还会持有货币呢？货币仅仅作为一种交换工具和获取所需商品的工具而使用。用卡尔·马克思的话来说，我们会得到C—M—C，而不是M—C—M′。但正是M—C—M′ 这种形式代表着资本主义下的情形，在资本主义里，货币（和它从M扩大到M′）不再只是一个工具，而是目的。
在现实世界中，持有货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应付现实中的不确定性。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必知道预期的收益或损失会是什么，特别是当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估计到恰当的概率之时更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地估计到所有恰当的概率，那么我们就更没有道理持有货币用作一种储备资产。换句话说，货币的适当结合必须包含一种资产的引入，但是没有人能够通过完美的、功利主义的计算而拥有货币。斯蒂芬·霍尔维兹（Stephen Horwitz, 1992, p.15）正确地评论道：“现实世界货币的性质，破坏了经济交换的新古典理论”。总之，新古典理论没有也不可能充分地表现一个货币经济。
2.2.4 瓦尔拉斯模型描绘了一个集权体系
瓦尔拉斯式的拍卖者必须要收集、处理和传达数不胜数的信息。所有与价格的形成有关的信息，拍卖者都必须掌握。一句话，必须将知识集中起来。很明显，这违背了市场体系的精神。
对于只是从正统的教科书中学习经济学的人来说，说瓦尔拉斯模型描绘的是一个集权体系而不是与市场相联系的分散化体制，可能让他们感到吃惊。对那些所学的经济学充满了自由市场意识的人，这种说法则会让他们感到震惊。[42]但是，这种说法得到了很多知识渊博的经济理论家的支持。在讨论正统宏观经济学的瓦尔拉斯基础时，法布里奇奥·科里切利（Fabrizio Coricelli）和乔瓦尼·多西（Giovanni Dosi）（1988, p.130）写道：“目前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的新古典方法是以把经济描述为集权体系的方法为基础的，这种说法可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同样，在讨论瓦尔拉斯模型时，克劳德·梅纳德（Claude Ménard, 1990, p.110）提出了正统理论“令人痛苦的两难处境”：
要么是交易过程中有一个拍卖者，我们拥有的市场经济，其一致性是由一个人们能够想象的最强有力的集权行为者提供保证的；要么是不存在这样一个拍卖者，但是模型多为一个空集，因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价格会如何得到调整。
然而，情况甚至比这更遭。所有的经济行为人都要依赖于“默示知识”（tacit knowledge）（Polanyi, 1958, 1967）以形成技巧和做出判断。主要体现在习惯和惯例中的默示知识不易进行整理和传达。正如弗雷德里希·哈耶克（Hayek, 1948, 1982）和其他人所指出的，这样的知识不仅至关重要，而且在市场经济中是极度分散的。无论是一个中央计划权威还是瓦尔拉斯式的拍卖者，要将如此广泛和分散化的知识集中起来是根本不可能的。
相反，在瓦尔拉斯理论所想象的世界中，拍卖者无所不知，而他或她所不知道的东西已经在模型中省略掉了。结果，新古典理论的瓦尔拉斯模型没有反映真实的市场体系，在这种体系里，众多信息和知识是分散的，甚至无从进行集中。它所反映的更近似于一个虚构的非市场的集权经济，这里集权机关知道一切；而所有与中央的计划和观念无法相符的其他知识，则会有意地加以忽略、破坏或者使其变得无用。我们的观点概括如下：瓦尔拉斯的“市场”模型臆想出一个极权主义、压制型的集权国家的思想，而不是一个自由市场体系，尽管通常所说的与此相反。很久以前，颇有远见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莫里斯·科普兰（Morris Copeland, 1931, p.18）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43]旨在实现新古典的成本核算乌托邦的那些强有力的政府政策，更可能导向类似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而不是自由放任。
2.2.5 计划大辩论的启示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计划大辩论阐明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真正本质。在这场辩论中，冯·米塞斯（Mises, 1920）认为，彻底的中央计划将是无效率和非理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所有相关知识无法由中央权威集中起来。社会主义者奥斯卡·兰格和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1938）及其他人对冯·米塞斯做出回应，建立了一个据说是可行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用来模拟中央计划者对市场活动的协调，其中包括了定价。
与流行的说法和教科书中的神话相反，现在已经表明的是计划的支持者没有赢得这场辩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者对冯·米塞斯的回应，普遍运用了瓦尔拉斯理论模型。他们的准市场方案仅仅是用一个中央计划权威代替了瓦尔拉斯的拍卖者。尽管经常被描述成“市场社会主义”，但兰格式的模型却没有包括任何真正或充分意义上的市场。在兰格的思想实验中，市场的功能仅仅是模拟的，并且是受到限制的。事实上，兰格及其合发展的模型，包含了一个集中程度非常高的协调机构，以及排斥了所有现实世界的市场的知识。
很明显，兰格式的“解决办法”将现实世界里分散化的知识、真正的不确定性和历史时间等重要的特征都抽象掉了。与中央计划有关的问题也被粗略地忽略掉了。兰格式的方案根本就不是一个解决办法，其“赢得”辩论主要是由于忽略了对手的观点和问题的现实性。它的说服力源于新古典模型技术上的花言巧语，而不是其描述计划问题本质的能力。
比如哈耶克所发展的相反的观点是，兰格等人使用的瓦尔拉斯模型没有对现实世界市场体系给予充分的描述。[44]关注真实市场的相关特征，尤其是关注那些与分散知识、协调和变化过程有关的特性，是同瓦尔拉斯的理论不相容的。这种理论既是不充分的市场理论，也是对计划和市场体制进行比较评估的不适当的基础。
2.3 结论
正如在第一章中提到的那样，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已进入死胡同。很早的时候，人们就认识到个体中潜在的多样性威胁到了该理论的可行性。结果是不得不忽视个体间许多互相作用的形式。当大量的行为人的行为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即使有了严格的理性行为的心理假设，还是要面临严重的困难（Arrow, 1986; Kirman, 1989, 1992; Rizvi, 1994a）。一个根本性的结果是，经济分析中的个人主义类型或者原子类型失败了，就像瓦尔拉斯类型失败了一样。
这就意味着简单地把“社会”、“文化”或“道德”等新古典理论所缺乏的因素嫁接到它身上是有困难的。问题在于该理论的核心部分存在不可救药的缺陷，而不在于为新古典经济理论加入新的“内容”或额外的“维度”。需要在经济学的核心发动一场理论革命。位于正统经济学中心的瓦尔拉斯式的和机械论的假定，必须被取代。
但这不是说我们从新古典理论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而且，我们可以运用像马歇尔这样的伟大新古典理论家的远见卓识。一些正规模型至少是有启发价值的。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不足以分析像市场这样的制度结构。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理论范式。
这样一种消极的结论无助于在主流的经济系结交朋友。在目前的风气中，还可能毁掉一个人的职业生涯。[45]但是——特别是对科学家而言——个人的名望和职业的私利决不应该居于真理之上。有人会否认这个格言吗？反正统对自己的职业不是好事，但是，顺从会阻碍探寻真理的思想的成长，而且职业的懦弱要受到灵魂的拷问。
时代终究会变的。值得关注的是，正统经济学家的一位重要人物哈恩（Hahn, 1991, p.48-50）已经注意到了经济学中的演化理论的兴起，并预言在下一个世纪“这个学科将回到马歇尔有关生物学的类比”。他下结论说，新古典理论的继承者将不会再如此专注于“华丽的一元化理论”，也不会如此沉迷于“定理和证据的乐趣之中”。他们将转而服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生物学的不确定世界”。他的合阿罗（Arrow, 1995, p.1618）作过类似的评论：“构成经济学理论的根本观念不得不发生变化。在一个世纪里，一些经济学家始终坚持认为，对经济学而言，生物学是比类似于机械论的均衡模型更为合适的范式。……经济理论会很好地采取类似的方法”。
这样的发展，也许除了名字以外，在所有方面都将回到索尔斯坦·凡勃伦和约翰·康芒斯的“老”制度主义理论传统。本书后面各章将表明，“老”制度主义是如何在主流经济学的苛责中保存下来的。下一章我们将转向对新古典理论另一方面的攻击。然而，尽管逻辑严谨，新古典理论还是无法保有永久的影响，也无法为一个替代性的理论提供足够的基础。因此，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者而言，这是另一个重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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