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革命中国”的正当性
“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是蔡翔新著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正是在与“现代中国”的搏斗中，“革命中国”凸显其政治正当性的。1990年代，“再解读”的思路将17年文学从“封建”的释义中解放，并装置入“现代性”的分析框架，而蔡翔的研究，则将17年文学再度从“现代性”的总体视角中解放出来，以“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冲突构成文学史重写的基本模式。“革命中国”既是一个曾经存在过的国家实体，更是一个想象中的伟大的共同体。
按照蔡翔的定义，“革命中国”是“指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所展开的整个20世纪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思考、社会革命和文化实践。”蔡书的叙述重点在“革命之后”即“1949年之后的中国”；而“现代中国”则是“主要指晚清以后，中国在被动地进入现代化过程中的时候，对西方经典现代性的追逐、模仿和想象，”亦即“资产阶级现代性”（P4）。如果我们借用安德森的话，革命中国“扎实地植根于一个从革命前的过去继承而来的领土与社会空间之中”[2]，至少在空间上“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有重叠之处；而更主要的是，“革命”应该是内在于“现代”的，如蔡翔自己所承认，“中国革命本身就是‘现代之子’”，“革命”与“现代”之间存在着“某种公开或隐秘的历史关联”（P4）。然而，在蔡翔这里，这两个概念由于其意义展开的理念前提、历史逻辑及制度运作中的价值取向不同而构成了紧张；蔡翔也在一个简易的意义上把这一冲突概括为17年语境中更为常见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与17年时期不同的是，作为研究者的蔡翔清楚地认识到，相较于马克思等人的理论论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实践在中国的未完成性。因此，蔡著讨论“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不但在“实际怎样”的层面上，而且更多的是在“应该怎样”的层面上。新书题名为“革命/叙述”，而叙述“在某种意义上”，“实乃一种虚构的产物”，“但它却不是假的、非真实的”，都是在“造物”，“其本质上是一种想象的活动”（P150）。“叙述”是虚构、想象、造物，而不是虚假，原因是，凝集在想象中的情感和价值是真实的。历史学家汤普森在探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时，曾强调过“想象”的作用，指出“千百年来，少数派团体就是在这些想象中形成他们的经历，注入他们的期待的”，因此他认为想象，“它在历史的能动性方面和客观一样‘真实’，一样有效”，“它表明人们是如何感受、如何希望的，他们如何爱、如何恨，又如何在自己的语言结构中保存了某些价值观念。”[3]这段话似乎也可移用来理解蔡翔所阐释的17年文学中的“想象”。由此，“乌托邦”重新获得其正面意义：“只有乌托邦的存在，或者因了这一乌托邦的存在而确立的面向未来的态度，才构成了当代文学最为重要的想象动力”（P77）。
“革命中国”（1949年之后）政治正当性的建立，从历史演进的自然逻辑来看，应当是“革命”用以号召民众的政治诉求的“兑现”，这一诉求中，下层民众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获得“平等”应当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而对“劳动”的重新释义，是实现“平等”的起点。我把蔡翔在新著中对“劳动”的重新释义，蔡翔对马克思主义“劳动”概念的“中国本土化”所做的阐释，当作是蔡翔的一个重要的“发明”。尽管蔡翔坚持认为，马克思是“劳动”这一概念最为深刻的思想者，“劳动价值论”的提出，才真正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主体性（P222）。但一般学者都会更关注马克思通过对“劳动”或“生产过程”的深刻分析所揭示出的“剩余价值”的秘密，因此，蔡翔对“劳动”概念中国本土化的进程的考察是有推进性的。蔡翔注意到，较早的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将“劳动”以体力劳动归结、并且将“劳动”道德化和美学化的倾向；而将体力劳动神圣化最力的自然是毛泽东。同时，在他们那里，“无产阶级”的概念也较为宽泛。
不过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仍然有一些悖论性的理论或者实际问题需要回答，其核心是劳动的道德地位与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对后者的理解决定了对前者的定位。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断言，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与此相应的假定是，通过将其劳动注入对象而创造价值的人有权成为其产品的所有者。”但是，这种“自然状态”在一种情况下被中止，“当人们为了生产而利用属于他人的土地和工具的时候”，“那些他人便有权分享产品。”[4]这种古典经济学的论断，在中国底层人民的思想中其实是普遍存在的。而蔡翔发现，如果要正面回应老百姓的这一“理”的要求是困难的，因此一个有效的办法是，从源头上去证明占有土地或生产工具者具有谋夺公产的“原罪”（P232）。这也是蔡翔一再称引的孟悦关于“民间伦理秩序”与革命伦理的相关论述的基本观点，即只有在民间伦理秩序中被否定的对象，才可能成为革命的对象。正是通过对谋夺公产的原罪的审判，劳动者才获得了占有自己所有劳动产品的合法性。也因此，新的“爱劳动”的道德观才能建立起来。劳动使工农获得道德身份，而这种道德身份借助“主人”这一政治身份，共同完成了工农在新中国的主体建构。
蔡翔认为，“劳动或者劳动中心主义”，“不仅在制度上，也在思想或意识形态上，真正颠覆传统的贵贱等级秩序，并进而为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提供一种合法性的观念支持”（P236）。“革命中国”也可称为“劳动乌托邦”，这一乌托邦在文本世界的存在，使广大工农成为政治主体即“国家的主人”，才有一个哪怕是叙述层面上的基点。在1949年之前的“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劳动的肯定是通过将“弱者的反抗”作为“动员”的主导方向来实现的；而在革命成功后，则要从正面树立劳动者的尊严。蔡翔认为，“劳动”的正当性的确立，首先在文化上，解放了下层社会，使其获得相应的尊严。而尊严又是一种尊严政治，“离开尊严政治的支持，下层社会的主体性无法完全确立”。由此视角考察17年文学，可以发现工业题材作品成功地赋予“工人阶级”以“尊严”，“强调工农是这一国家的主人”，是17年“意识形态乃至文学艺术着重要完成的社会想象”，工业题材小说参与了“揭示并进而生产一种强大的历史的阶级意识”的进程，这就是社会主义主体的叙事问题。而这，直接关涉到中国社会主义存在的合法性，也即“革命中国”的正当性。蔡翔更强调，由文学文本生产出的这一总体性的阶级意识，“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学或者意识形态的想象”，工人阶级的尊严政治“在当时已经部分地转化为一种社会实践”。即“无论这一想象与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距。正是在这一想象中，工农获得了一种作为人的‘尊严’”。也就是说，叙述也参与了历史主体的建构。历史主体不是革命之后就完成的，甚至也不是在叙述之后就完成的，而是在叙述之后的返身传播中进一步完成的。如蔡翔在书中谈到游击队员观看舞台上表演的自己的事迹时精神上所产生的变化，他们是在“观看另一个自我”，“这一镜像里的自我也成为生活中的自我主体性，这就是本质化的叙述效果”（193）。依托文学文本的“乌托邦”叙事，工人阶级的自我的主体性是这样被生产出来的。这一理想的自我被叙述成更真实的自我，“这一更真实的自我同时也是更为崇高的自我”。从理论上说，工人阶级主体性的确立，“革命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就得以确立。
按照蔡翔的说法，由于“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内蕴着诸多的矛盾、冲突，包括“现代中国”的科层制与“革命中国”的“平等”承诺间的矛盾；革命的动员模式对群众日常生活世界的干预，这种干预和侵犯达到一定程度（以文革为最），则导致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演化为政治冷漠，则使工农的主人的阶级整体意识崩溃。
蔡翔在书中不无感伤地说，“我亲眼目睹这一阶级的历史命运的浮沉，而阶级意识的最终崩溃则导致了这个阶级的所属个人的尊严的丧失殆尽（P321）”。
这是一种有生命热度的研究，令人不由得对蔡翔肃然起敬。
二、“结构性还原”的方法论意义
一种文学写作，比如说17年时期的文学写作，如果写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的写作必须紧密联系于国家、政治、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等“宏大话题”，那么我们恐怕就很难用后起的1980年代的“纯文学”的研究视野，对其展开“文本批评”并指摘其毫无“审美性”。正如唐小兵近些年对自己的再解读思路做出的一种反省，他认为，面对一种要以“号召群众、说明现实”为目的、要“和社会运动、阶级斗争发生直接的、介入性关系的文学写作”，研究者对于“作家身份和文学功能”的界定，应当与对待那种“思辨性的、反省性的文学”，有所区别。或者径言之，应该有不同的研究范式。
蔡翔从不讳言对新的研究范式的追求。他主动将这一时段的文学“放在和政治的关系中”，原因是“表述行为本身又是历史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他甚至更宣称“政治性本身就构成了文学性”，而且，“所谓的政治性固然表达殊异，但国家政治仍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P15-16）。这一“宏大”的政治视角的介入，才能使作家和研究者具有“对话世界的政治能力”，“这类能力也包括相应的叙事能力”（P16）。因此，他的这种研究方式，按蔡翔自己的说法，被称为“文学和社会政治之间构置一种互文的关系”，是将文本放在结构性关系中展开研究，即“既分析象征形式的意义构成，也分析行动包罗其中的结构性社会背景。”[5]
他的研究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鲜明的，正如他在绪论中即已亮出的立场，“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往往决定了各自不同的历史态度，包括不同的学术思想。”而他所确定的立场或态度是“对中国革命的正当性的强调”。正是在这一立场和态度的坚持下，蔡翔展开了他的研究。也可以说，这种重新宣布自己政治取向的立场，为我们关于17年文学的研究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新空间。在今年年初写的一篇关于洪子诚先生的学术研究的文章中，我也曾提到洪先生的研究具有范式的意义，一是人道主义的根基，一是对17年文学的研究是深入对象内部进行瓦解。而蔡翔新著则是进入内部之后的重建。
这种研究工作不仅仅是把17年文学作为材料来使用。相反，蔡翔的研究却有可能深化17年文学的“文学”研究，建立起新的研究框架、研究原则。比如，一般而言，人们都会认为17年文学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他认为公式化或符号化的人物或叙述，“却常常是小说最具想象力和政治张力的地方”（P76），并引《红楼梦》中的僧道二人的设置，来证明符号性人物或叙述的合理性。他也认为，“概念化”是提升小说品格的关键所在。《小二黑结婚》中的区长，蔡翔承认“是政治化或者符号化的人物”，但这个人物的出现，“整个地改写了这一通俗的爱情故事，而将其纳入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谱系当中，使“革命政治成为私人情感的支持者和解放者，而在这一支持和解放的过程中，革命政治也同时在情感上获得了合法性地位。”“政治被自然化，革命被转换为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要求”（P149）。政治被自然化的后果，使政治“不再是权力的外在的指令，而是内化为个人的情感要求，这一要求又被叙述为是一自然个体的内在期待。”“因此，在个人被塑造成为政治主体的时候，同时亦被叙述为一种情感主体。而在这一主体的互动过程中，‘政治故事’同时也被讲述为一个‘爱情故事’，反之亦然”（P150）。
如果我们不仅仅将文学技巧当作文学，而是能将凝结于作品中的情感作为文学性的关键标志，我想，蔡翔上述的论述已经证明了他的研究并没有脱离文学，只是他的文学研究的确是一种“大”文学研究。
蔡翔对17年文学文学性的另外的重要发现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如他对“生活世界”以及“生活化叙事”的强调；他还认为“革命通俗文学”是“革命中国”的一种主导性的叙事方式，是“国家文学”或“国家主流文学”（P167）。这些观点都为研究者未来深入研究提供了方向。
三、面向未来的可能性
好的研究，总是让人想“接着说”。蔡翔提出的“革命通俗文学”，即是一个特别值得展开研究的领域，无论是就其概念的合理性或者就这个概念所涵括的文本与“革命中国”的关系。而一本书的容量总是有限的，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下面的一些想法可能有些求全责备，毋宁说，是我愿意接着蔡翔往下说的一些研究的可能性。
蔡翔的书已经十分精彩地论述了“革命中国”无产阶级主体建立的过程，即通过对劳动的重新释义，为以体力、手工劳动为主的工农确立道德身份；通过“主人”身份的确立，为工农确定了政治地位。政治身份与道德身份的确定，为工农在“革命中国”建立主体性，确实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可能是重在关注“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对抗，因此，对制度性的关注超过了对文化的关注，当然，我不是说蔡翔书中没有讨论文化问题。相反，他的确注意到了“知识”的工具化与政治化，也注意到了工人阶级主体性的确立与“识字”等文化智力因素的关系。我想说的是，除了道德身份与政治身份的确立以外，文化身份的确立，对工农在新社会确立其主体性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蔡翔注意到了，但似乎未及深谈。
蔡翔提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中国农民真正地，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书本上地，成了新文艺的表现与接受对象、以致服务对象（P169）”。这表明农民与新文艺之间的互动开始增强，书中的一份小材料恰好也能印证这一事实。蔡翔援引陈登科的回忆，1943年4月创刊的“走工农兵路线，面向工农兵”的一份地区性小报《盐阜大众报》，“报纸发行到五千余份”，“在广大农村里，七八岁的小孩都知道‘盐阜大众’”，“每个村上都写满了报上发表的墙头诗”。这的确说明农民是这份报纸的表现、接受与服务对象。而这份材料还有另外一个事实引人注意，这份报纸“每月收到来稿一千七八百篇”，“经常给它写稿的工农兵通讯员有几百个（P119）”。这里出现了在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中很少出现的“工农兵通讯员”。而我以为，“工农兵通讯员”是“革命中国”文化构成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革命中国”区别于“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标记。
关于“无产阶级”是否能够创造出自己的文化来，是有着不同的理论论争的。托洛茨基是典型的“无产阶级文化不可能”论者，原因是，他认为文化是积累的产物，而且是要由本阶级的知识分子来创造的，“文化的基本结构是通过一个阶级的知识分子与这一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6]但无产阶级在政权初创期，连识字都成问题，而无产阶级专政又被设想为一个短暂的过渡期，无产阶级无法在短期内进行文化积累，也无法产生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无产阶级文化不可能产生。而中国的左翼文学理论家以及毛泽东则相信无产阶级可能产生自己的知识分子，创造自己的文化。左翼文学从1920年代后期提倡“革命文学”开始就在培养自己的“工农兵通讯员”，而毛泽东则如蔡翔所引述的，认为“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可以“造成的”，只是这“造成”“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P117)”。在旧知识分子的帮助下，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文化是可以造成的，而这造成，对于无产阶级主体性的确立，意义重大。这也可以从蔡翔所引的《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人物林忠的呼喊“我今天才感到，我是个人，真正的人，感到作人的光荣”中得到体现，林忠正是在给部队战士作报告之后发出这“成人”的感慨的。对于工农兵来说，能够说出、写出自己的故事，无疑具有重要的自我确立的意义。也因此我感到，蔡翔新著对工农兵的注意可能不够，在论述工业题材作品时，使用的更多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艾芜、草明等人的作品，而陈登科等工人讨论得可能较少。而大部分军人出身的几乎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多少会影响“无产阶级”主体性建构的整体描绘。
蔡翔指认军队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载体（P18），这个在绪论中出现的判断是很值得重视的。可惜在后来的具体论述中蔡翔没有进一步展开。史华慈指出毛泽东有“军队是无产阶级美德之承担者的信念”，而且这信念“肯定先于文化革命”。只是到60年代登峰造极，毛泽东“可能无保留地把人民解放军看作比党本身具有更多的无产阶级美德”。[7]当然，这里牵扯的问题相当复杂，与整个中国现代史、当代史紧密相关，如何将“军队”放置在“文学史”、“思想史”中来处理，实则也关系着我们对于“革命中国”的一个完整的认识。
[1] 比如董之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
[2]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3] 【英】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41页，译林出版社，2001。
[4] 【美】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813页，法律出版社，2009年。
[5]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銛等译，136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
[6] 【苏】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等译，179页，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
[7] 【美】史华慈：《德性的统治》，萧延中译，收许纪霖等编《史华慈论中国》，146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
本文来自[左岸文化网] [url]http://www.eduww.com[/url] 版权归原著者所有.如何“叙述”“革命”？
——评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
□王葱葱
作为一部学术专著，不习惯以在“难题”的方式发掘理论可能性的读者也许会认为它带有太多批评家的痕迹。如果要一个词来评价蔡翔的这部书的话，我想“矛盾”也许是最适合的。它既是的思想状态，也是读者的读后感，甚至也可以表明这部书的语言风格。我这里使用的“矛盾”概念并非像《矛盾论》中那样用这个词语不加区分地来泛指一切形式的冲突。在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上，即把它当做“一切辩证法的源泉”的意义上，“矛盾”包含了一种奇妙的逻辑对立，马克思经常使用这一概念。比如，《资本论》中，他论述资本主义“总公式的矛盾”时说——资本“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在谈资本主义生产规律时又说“个别资本家为了提高利润率而采取的活动，具有导致利润率下降的总体结果”等等。这种逻辑对立意味着一个命题及其否定在同一时间和同一方面都可能是真的。在《革命叙事》导言中直言不讳地声称“本来就不存在什么超然或者纯粹的学术”，“高调”地坦白了自己对“中国革命”正当性的肯定。这一价值判断虽然明确，但我们马上面临一个“矛盾”，因为正如所述，这种“正当性又同时在生产它的无理性”，那么，对正当性的肯定是否也就是对其无理性的肯定呢？当然不是，的解决办法是“我们又势必克服自己的单纯的立场和态度，而回到更为复杂的历史脉络之中”，即我们必须回到客观知识的范畴中克服面对的困难。《革命叙事》里的旁征博引及它的学术含量似乎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历史态度并非仅仅是某种意识形态。主观“立场”和客观“知识”，两者同时都是对的，这种辩证矛盾观随后被广泛应用于对“革命中国”的论述中。于是我们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作为充满了自我否定的辩证的历史过程，本身就是生产矛盾的“装置”,它“ 一方面在生产平等主义的革命理念，也在生产社会的重新分层；一方面在生产政治社会的设想，另一方面也在生产生活世界的欲望；一方面在生产集体观念，另一方面也在生产个人；一方面强调群众参与，另一方面也在生产科层化的管理制度；等等。”[2] 《革命叙事》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这种矛盾带来的张力。作为学院派知识分子，必须在学术和知识的框架下讨论问题。但是，众所周知，知识和立场在很多时候是难以统一的，它们互相抵触反过又来削弱了它刚刚带给读者的阅读快感。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说的：叙述的辩证形式只有明了自己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作品的这种“不透明性”一直掩盖在它的叙事结构中。具体分析《革命叙事》中的各个小叙事——“风景”、“物”、“动员结构”、“青年”、“干部”、“劳动”等等，是徒劳的，也不是本文的目的。我只想简略的考察的结构主义建构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它能在思想层次上为我们提供了什么。
革命中国
在的叙述框架中，“革命中国”是一个起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的概念。“目的在于划出一条它和“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必要的边界”。它“是指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所展开的整个20世纪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思考、社会革命和文化实践。”尽管再三强调，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逻辑缠绕，但“革命中国”的价值取向以及它构建“阶级国家”的原动力使它可以明显地与其他两个社会形态区别开来。这个相对封闭的“结构”相当于年鉴学派的“中时段”或者“局势”(conjuncture)的概念。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使用这个概念，用以区分“短时段”即“事件史”的研究。运用这种历史分析法的前提，是历史学家能够把这一时间段内发生的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合理地纳入到某种相对完整的“局势”中去。所以布罗代尔说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观念装置，文明都有它们各自生活和发展的节奏。而局势的历史只有在它组成了包括上述所有成员在内的乐队时才能成型。”[3]就像任何乐队都有它的基调一样，《革命叙述》把自己的基调建立在革命过程中意识形态所起的重要作用上。毫无疑问，革命中国最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一种新的文化系统取代了旧的文化系统。如果像以前那样简单移植“现代性”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就会抹煞不同性质的“革命”，甚至取消政党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差异。但是，仅从主要群体意图与客观条件的冲突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和结果，也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假如“意识”真是如此重要和不可冒犯的话，我们怎么解释1980年代阶级结构和支配性意识形态何以得到快速而根本的改造？在革命话语和现代性话语的冲突中，作为分析者似乎从来没有超越参与者的观点，两者的差异几乎是道德的：“这一差异主要表现在它从“民族国家”力图走向“阶级国家”；下层人民的当家作主，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尊严政治；对科层制的挑战和反抗；一种建立在相对平等基础上的新的社会分配原则，等等。”[4]固然，用马克斯韦伯有关随着国家对经济领域的控制官僚式理性主义必然充分发展的理论视角无法理解叙述的那段历史时期（1949——1966）。用权力斗争或者政治宣传来解释“革命中国”独特的平等主义倾向当然也不值一驳，但这不意味着夸大革命理念所起的作用就是正确的。
举个例子，在谈到赵树理1960年代对“公社化”的批评时，把他的焦点集中在合作化“停止了土改后农村阶级的重新分化”这一革命伦理上：“显然，作为一种革命理念，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起点平等，它势必要考虑过程平等甚至结果平等。”并把它看成是20世纪思想遗产的具体化，而实际上新中国在仿照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道德因素恰恰是要排除掉的东西。毛泽东把粮食征购和互助合作合称为改造个体农业的一翼，主要是来自中共当局对经济形势的统一认识，“小农经济增产不多，而城市粮食需求年年增长”，“其结果是物价必然波动起来，并逼得工资上涨，波及工业生产，预算也将不稳，建设计划将受到影响”。而且在农业生产力达到极限的情况下，通过合理地配置生产要素可以大幅度提高农业产量也是当时的普遍共识。中国19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更为直接的现实动机在于，便于国家从农业提取资金。因为农民组织起来以后，国家不必挨家挨户的去征购粮食。当时国家对粮食统购统销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是有充分认识的：“妨碍生产积极性，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于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但为了大规模地经济建设能够继续进行，“所谓保护农民的错误思想，应加以分析和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5]在这里，革命理念和道德因素所占的成分是很少的。中国1950年代后期开始放弃采用斯大林模式的经济发展计划，这种转变，在西方学者看来也只能从新中国所继承的经济遗产上来解释。因为薄弱的工业基础，农村生产率已经达到最大化，无法提取更多资金的现状，使国家意识到“即便是运用最粗暴的手段来压榨农民与农业，来促进城市化的重工业发展，也不可能达到俄国1928以后的那种效果。”[6]
同样，在“革命中国”的动员结构和群众关系的复杂论述中，“乌托邦想象”、“承认的政治”即人民主体性身份的获得、“群众首创精神”以及作为遏制政党国家化过程中的科层制趋向的“群众性政治运动”，都被赋予了相当正面的意义。人都有表达自己政治见解、愿望以及利益的权力，没有人会否定这种正当性。问题在于对行使这种正当性应该采取何种组织形式的分歧。如果对某种政治运作过多的从意图方面解释，人们往往会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比如，同样是评论“动员结构”和“群众参与”，有些西方学者就采取了完全否定的立场，认为所谓的群众运动是政党政治的工具，群众“是由积极有为但没有经验又没有定见的人组成”,这些“缺乏经验的、幼稚的和大多数是文盲的群众，在旧政权下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现在第一次被带进政治生活，所以支持任何最能打动他们强烈而模糊的革命情绪的建议”。[7]这种看法虽然荒谬，但它同样是从动机出发考察革命的。
其实真相在学术研究中并不具有优先权。主要是面临的困境：如果要突显“革命中国”的独特性，就必须强调它的革命意识形态，而强调革命意识形态，“局势”中的其他因素就会被削弱，就会出现裂缝甚至漏洞。这种表面上的困境其实掩盖的是更深刻的悖论，那就是在强调革命意识形态（道德理想，乌托邦想象、革命的主体性等等）的同时又在否定它。因为作为一个经受过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理论洗礼的学院知识分子，他本能的对“概念”的不证自明性提出质疑，本能地不相信本质主义叙述。在多次援引的《日本文学的起源》中，柄谷行人就是要从起源上对文学现代性进行解构，颠覆其历史主义普适性，所谓“现象学还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即排除日常性的即存观念，以现象直观把握事物本质的方法所要排除的恰好是我们感受到的经验。内在于启蒙逻辑的马克思主义早就惨遭解构，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想象在否定了历史必然性后推导出的革命主体该事实上是多么虚幻。所以，我们才会在阅读中同时感到两种情感——坚定和犹疑。
这种矛盾在对文学材料的取舍上也能看得出来。
在第一章讨论中国革命的多质性如何相应地导致文学内在结构和叙事视角的多样化时，写道：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写季交恕大革命失败后，乘船到上海，“船越驶近岸，无数高楼和灯火，煞像是默默蹲着的一群巨兽，想要吃人似的闪动着眼光”所谓良辰美景，均不再现。显然，在这政治视角下（即阶级政治），所谓“地方”实暗喻旧中国，并成为革命的对象，其“风景”自然相应隐匿不见。
作为对比，引用了抗战时期孙犁《荷花淀》中“月亮升起来了。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的很”那段出色写景片段。之后评论道：由于民族话语的强烈介入，政治话语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出现松动，“地方”（民间伦理，乡土生活理想，等等）不仅不再机械地成为革命或改造的对象，相反，在这一语境中，反而成为需要保卫或捍卫的“家园”
上海和冀中平原的农村虽然同为“地方”，但实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地方性经验。茅盾《子夜》中吴老太爷初到上海时发现的“风景”似乎更适合拿来比较：
汽车发疯似的向前飞跑。吴老太爷向前看。天哪！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般地扑到吴老太爷眼前，忽地又没有了；光秃秃的平地拔立的路灯杆，无穷无尽地，一杆接一杆地，向吴老太爷脸前打来，忽地又没有了；长蛇阵似的一串黑怪物，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啵——啵——地吼着，闪电似的冲将过来，准对着吴老太爷坐的小箱子冲将过来！近了！近了！吴老太爷闭了眼睛，全身都抖了。
吴老太爷作为腐朽的封建地主（如果不是恶霸的话），他发现的上海风景为什么跟阶级政治指导下的描写如此相近？左翼文学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借鉴了传统保守主义的资源，它在这样做的时候完成了哪些转化？这种地方风景在此承担着什么样的叙事功能等等问题，因为不利于的叙述系统都被排除掉了。
试图在自己的框架下为历史和文学建立某种联系，然而文学的本性也许也是矛盾的——既天然地倾向于意识形态解释又天然地反对这种解释。
社会主义的危机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大国崛起的想象，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自觉地重新思考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在美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的启发下也越来越重视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1949——1979）平等主义伦理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于是有了新时代的“通三统”之说。蔡翔有关1960年代的文化政治以及社会主义危机的阐释之所以会引起广泛关注，就在于它不是宽泛，随意地论述两个三十年之间承继关系。他辩证地把社会主义解释成一种历史的运动过程和各种复杂力量介入的历史场域，在运动中形成了一个生产性装置，它既生产平等，也生产差别，既生产个人也生产集体，既生产颠覆和革命欲望也生产服从和忠诚。所谓的“社会主义危机”就是指这种结构性矛盾的激化状态。不是从政治层面或者国际地缘关系的角度，而是从内部，从1960年代的分配和消费两个方面来论述“社会主义危机”的显现，并把它概括为五个范畴。因此，1980年代许多貌似激进断裂的重大思想问题，“物质丰裕的焦虑”“人道主义”“主体性”以及“告别革命”等等，终于在社会主义实验的最高潮阶段找到了自己的前辈。
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中，生产关系为社会危机的出现提供结构性条件，另一方面，阶级意识的觉醒作为一个重要因素也参与其中，在历史结构和人的能动性的双向强调中获得了巨大张力和能量。而在《革命叙述》中，现代性的问题虽然作为生产关系的符号一直在起作用，但在的结构论中，危机并不源自生产条件自身的矛盾，而是与散布的革命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在肯定革命伦理正当性的时候，革命意图被相当程度地本质化了，而这恰恰取消了具有这种意识的人的能动性，在的结构中,“危机”之所以不能被克服完全有可能是由于的“后设历史观”造成的。马克思号召人们从未来汲取激情，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中充斥着“灵感”和“即兴”，在他们看来，革命者的革命意图并不是先验存在的，它完全是在现实斗争中发展的产物，它的衰落也只能由社会经济条件决定。胡乔木在解释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时，谈到四个基本要素：财经工作的高度统一，国营经济的强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困难和敌对的国际资本市场。认为中国要确保国家独立和统一，实现繁荣富强，在上述四种基本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8]比较1980年代末胡乔木在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上对意识形态只字不提和2010年《革命叙事》中对意识形态的片面强调是有意义的。但无论如何，一旦介入经济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实验的特殊性就必须被带入竞争性国际体系中来考察。很多研究世界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包括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都是试图用经济决定论来解释国际性国家体系的结构和动力。[9]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它的发生、发展、衰落，它的独特性，离开了世界维度都难以得到合理地解释。
的职业、本书的性质以及它的副标题使可以免于以上指责。文学的熏陶使具有了社会学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可以让他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验中发现某种社会架构，个人的焦虑也可以在公共话题中得到说明。或许，历史学科真的有安克斯密特所说的这种特征？——“在史学史的巨著中，兰克、托克维尔、马克思、布克哈特、梅尼克或布罗代尔的著作，没有让某一场历史论证给我们这样的感觉——我们现在终于知道了过去某些东西实际上是什么模样，我们终于达到了明晰性。相反，这些著作证明是更多写作生产的最强有力的刺激物，因而它们的后果就是让我们与过去疏离和陌生。”[10]过分的辩证法运用或许能够帮助我们通过“陌生化”，推动对历史和个人的生活历程的理解，但他同上述那些思想家的不同之处即缺陷在于，他没有能力给我们讲述一个“故事”。
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逐渐衰微和学院知识参与公共事务能力的下降，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倾向于在总体性视野中重新思考中国的当代问题。[11]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世界观”体系和“具有逻辑型结构”的哲学方法论，必将把重返总体政治经济学的趋向引向“重建”某种形而上学。对于社会主义结构性危机的思考，强调公正时对“纯粹知识范畴”的越界，包括使用的分析术语（诸如“场域”“装置”等等）似乎在暗示着一种整体论的可能性。
费尔南布罗代尔1950年12月在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讲的题目是《1950年历史学的处境》。他虽然明显的感觉到“历史仿佛以某种方式存在于我们的重构之外，处于纯粹事实的原始状态。观察者就是错误之源。” 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在“长时段”的历史总架构中重新捕获，重新安置一切的冲动。道理很简单，“因为不论有什么根本的困难、对立和矛盾，我们都应该尊重历史的统一——它也是生活的统一”。[12]对这种统一的尊重无疑是蔡翔“教条主义”的根源，如何克服它与知识上的怀疑主义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人们寻找任何可能性时无法绕开的难题。
（上海大学中文系）
[1] 蔡翔：《革命/叙述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8月第1版以下简称《革命/叙述》
[2] 同上《导言》 p13
[3]费尔南布罗代尔：“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论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p33
[4] p89
[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p259——264
[6]【美】 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年3月第1版p326
[7]【英】 塞顿沃森：《从列宁到赫鲁晓夫》商务印书馆 1964年1月第1版 p53 58—59 63—64
[8] 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253——258 人民出版社 1993年7月第1版
[9]【美】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4月第1版 参见导言及第六章
[10] 转引自彭刚：《从“叙事实体”到“历史经验”——由安克斯密特看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新趋向》《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1] 参看贺桂梅：《解读汪晖：重建批判性的总体视野》《天涯》2010.4
[12]费尔南布罗代尔：“1950年历史学的处境”，《论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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