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对象：《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崔奇，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共270页
概述:
崔奇原在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1960年参加起草以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为名义的对苏论战文章，1962年正式调入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成为钓鱼台写作班子的成员。他的回忆给后人了解中苏论战的具体内容提供了一些补充性的材料。本书主要内容是从1953年3月苏共领导人斯大林逝世后，中苏两国对斯大林历史评价的分歧开始书写，直到1966年，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写作小组”解散——讲述了这期间中苏两党由意识形态的分歧发展为历时十余年的公开论战，直至两党关系断绝，国际共运分裂。一共三十九章，270页。实际内容分为两大部分：前122页是讲述进入“写作班”（即1962年）之前中苏论战的大体过程，内容基本上是通过总结和转述其他文献对这段历史描述，并且加上本人的评论（笔者按）；从123页（第二十一章）开始的内容，基本上是2004年已经发表在另一本回忆录合集《历史的脚步》的文章《钓鱼台8号楼记》的内容，即：从1962年加入“写作组”开始，到“论战”结束，对期间一系列中苏论战文章出台的背景、意图，酝酿、写作和修改过程的回忆。
内容
在序言里说：“……是为了给有兴趣了解和研究这一段历史情况的人们提供一份具有某种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 这说明出版这部回忆录性质的书籍，是面对“有兴趣了解和研究这一段历史情况的人们”，让它作为历史资料而存在的。而通过阅读全书，我认为它的目标群体更主要还是“有兴趣了解这一段历史情况的人们”，而不是“有兴趣研究这一段历史情况的人们”。这两个目标群体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需要的是结构简单、概括性叙述性强的书籍，对于完整性与客观真实性的要求相对较低；而后者恰恰相反，对于完整性以及客观性的要求较高，而对于叙述结构相对复杂的文献有较强的接受能力。由于，本书的前122页基本上是对其他相关著作的引述总结加上一定篇幅的“按”，仅仅是为了使中苏论战过程能够比较完整的在本书中被表述出来而已，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其作为“史料”的可能性；从123页开始（最后两章除外，分别是毛泽东、邓小平对中苏问题的谈话），则是对从“前七篇”“二十五条”以及“九评” 文章出台的背景、意图，酝酿、写作和修改过程的回忆，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另外，全书每一章节都加入了从所谓的今天的角度对当时的看法（即：“按”），可以说这个“按”基本上是全书唯一能够贯穿前后连续一致的所创作的文字。
通读全书后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全书一共有两条写作线路，一明一暗。明线是以时间为顺序，对整个中苏论战大事件叙述为基本结构；暗线则是从开始贯穿全书的“按”等自身对每个细节的看法和评论，加上全书最后两章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中苏论战的看法。前后呼应，贯穿一致。篇幅上，明线笔墨颇多，暗线较少，点缀穿插；内容上，明线基本没有突出的新内容，而暗线则巧妙地勾勒出了以为代表的一批当代精英团体的历史观。具体来讲，这种历史观的表现主要从两个方面：1，认可中苏论战中中方的正义性，并强调这种正义性主要是建立在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是一种国际关系上对于平等的诉求；2，否定中苏论战中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意义，进而消除其对于修筑主义批判的正义性，以便为改革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合法性进行辩护。对于这两种主要观点的表述，使用的方法也比较直观：前者（明线为主），通篇的历史陈述强调我们的正义性，最后加上从《吴冷西回忆录：十年论战》里节选出来作为倒数第二章的毛泽东讲话，强调我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我们要追求平等，无他；后者（暗线为主）则是在通篇的历史称述中不停地加上“按”,强调“今天看来……”，加上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的对此事的外交辞令作为最后一章——表达其对于意识形态领域争论必要性的怀疑和否定，前后呼应。由于明线书写部分基本上没有新的内容出现，因此“暗线”就自然被突出了，更加吸引了读者的注意，的确用心良苦。
需要注意的是，最后两章的选材很是不同。第三十八章是毛泽东1964年11月4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的一次谈话的概括。主要是毛泽东谈了对论战的主要“起因”的看法，至于毛泽东对论战整体历史、政治意义的看法则根本没有引用或者谈论——个人认为，这就和只谈“萨拉热窝事件”，而不谈一战前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深刻的政治经济矛盾一样断章取义。
而第三十九章则是包括1989年5月16日戈尔巴乔夫访华时邓小平的外交讲话《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0年5月31日和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科罗舍茨的谈话等三次谈话。
需要注意的是邓小平这三篇谈话的性质、顺序以及内容：
首先说选文的性质。第一和第三篇是两篇外交场合的谈话，属于“外交辞令”。都是在缓和两党两国关系的洽谈会议上的对话，因此多少都会在当时的自我立场上有所保留，或者说是部分的自我否定（其实是对前任政治遗产的否认）。而第二篇是邓小平作为党的副主席和两位“笔杆子”谈党的对外关系原则时的谈话，和毛的那次谈话比较有可比性。
选文的顺序以及内容，这两点需要放在一起说。这三篇文章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来排序的呢？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对同一问题的同等性质的材料排列，基本上按时间顺序排列。没有人会在没有原因的情况下对所选材料的时间顺序进行重排，因为这里是对材料的罗列，并不是再创作。可是这三篇文章，首先时间顺序是混乱的：“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是1989年5月16日，《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是1980年5月31日，“同南共代表科罗舍茨的谈话”则是1987年6月12日。三篇文章内容上看起来好像都讲了要互相尊重，不要对兄弟党指手画脚之类的，但实际上经过仔细阅读会发现：只有后两篇是着重讲这个的。而第一篇的重点，或者说主要内容是对意识形态的再认识，是对过去坚持的意识形态的怀疑和否定——可以说这一篇外交辞令才是要重点突出的内容，所以才被安排在了第一的位置，可谓用心良苦。至于当时中国所面对的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对邓小平讲话的影响就不在这里展开谈了，毕竟这不是本文重点。
接下来需要谈的问题就是关于文章对其他文献资料引用的情况，这个也基本上是针对本书前122页（当然，后半部份也有）的信息来源问题。我们以第一章为例子：
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是对“从斯大林逝世到赫鲁晓夫上台”这段历史的简单复述，其中一头一尾分别是“毛泽东发表悼念斯大林的文章”和“毛泽东说：中苏分歧要从1954年开始算起”两小节。这两节中部分文字给出了出处，比如：引用《吴冷西：十年论战》里描写毛泽东自己对给斯大林写歌颂信的看法S1，以及最后一节引用《吴冷西：十年论战》描写毛泽东会见胡志明时提到赫鲁晓夫的“黄祸论”等；但同时，第一节内还有部分信息没有给出出处,比如：关于斯大林不是苏共总书记的原因，基本上属于自己也并不确定的道听途说。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这一章剩下的小节中，比如第2节关于“ 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叙述并没有给出任何出处，虽然这个过程可能是“人尽皆知”，但是这并不是亲自参与的部分。同样还有“赫鲁晓夫首次访华”以及“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等等。这种情况基本上遍布本书的前半部分（前122页），究其原因，因该是考虑到本书是“亲历”“回忆录”为卖点。如果大量信息给出了出处等于直接提醒那些“有兴趣了解这一段历史情况的人们”这里不是“亲历”。如果出现太多，就会连“回忆录”的性质都被质疑了。而123页以后的部分，基本上不用考虑什么注明信息出处的问题，因为基本内容都是亲身经历的如何修改政论文章的细节，加上以“今天的高度”重新给出的评价。这里就引出了下一个需要分析的点，本书的语言和文字。
关于本书的语言和文字，有可能会是本书最大的亮点。全书的书写透出了十足的政治文章书写功底。宏观线索清晰准确，细节把握十分到位；看似柔软，却柔中带刚，看似有些平淡无聊，却绵里藏针。这绝对是当年中共中央一线笔杆子胡乔木、吴冷西等言传身教出来的好学生，加上几十年在政治宣传工作中丰富经验练就的深厚功力——可以说，这独特的“明暗双线”叙述方式本身就是一部关于“如何书写政治软文”的好教材。更应该引起注意的地方则是本书后半部分对“前七篇”“二十五条”以及“九评”撰写以及修改过程的细节描写，如果结合这些论战原文的话，可以不用修改直接作为政论文章书写的案例教材了。就冲这一点，大家也应该买本这书放在案头拜读一番——如果公务员考试培训机构能够意识到这本书的重要性以及可操作性的话，那么不久的将来说不定这本书能成为一本匹敌各种申论辅导教程的高阶经典之作。
外延:
作为单独出版物，本书出版（2009年4月）整十年前，1999年5月出版的吴冷西所著回忆录《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是这个领域里到目前为止最为权威性的回忆性材料，是研究这段历史时无法回避的一本著作。而崔奇《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的新内容与信息集中在122页之后，关于写作组如何起草与修改中苏论战文章的细节是《十年论战》所没有涉及的内容——但是，这部分相同内容早已经被崔奇于2004年发表在《历史的脚步》一书之中。所以说，本书中唯一真正是首次出现的内容，应该就只有贯穿全书的以今天的眼光所做的评论了，即“按”。而这贯穿全书的“按”就是体现意识的最直接材料，可以表现出出版本书直接动机，即：希望以一个“当事人”的权威身份去解释这段历史。
关于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出版本书，我觉得应该是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本书出版十年前，即199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吴冷西选择了在这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一年用一本回忆“中苏论战”的书部分的做一个历史交代，虽然由于政治原因不能言无不尽，但是毕竟是一个最终的交代（吴冷西本人已经于2002年去世）。而十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特殊整数，恰恰十年后的2009年，本书出版了自己在同一题材上政治观点几乎相反的回忆录——这再明显不过了是用传统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方式对吴冷西做的的一个回应。辅助的证明是本书出版后几乎第一时间，在2009年8月2日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就出现了知名右翼政治活动家、“公共知识分子”徐友渔的“书评”《回首中苏十年论战》（网络上可以搜索到全文），用语尖酸刻薄矛头直指吴冷西及其回忆录的同时对崔奇及其著作则是大加推崇。
另外，2009年是建国60周年，不同以往，这个时间是人们开始反思改革，重新看待历史的时刻。左翼与右翼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执又再一次的被推到了前台，从党外到党内都在重新梳理过去，展望未来。而长期作为改革后意识形态宣传领域里工作在一线、并且坚持向右改革路线的人物，以自己独特的身份，用一种曲笔的方式，发出了表达自己政治立场的声音。
最后一点，在本书发表之前，当年中苏论战时中方“写作小组”的其他所有成员均已逝世，是唯一的在世者——这一点，也是作为本书的大卖点之一，明明白白的印在本书的封底上。这基本可以看做是对垄断解释权所做的一种尝试，但这本身恰恰就可以被视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比如：哪些人喜欢在当事人已不在人世的时候“回忆”历史？（巧合的是，本书惟妙惟肖的描述了赫鲁晓夫如何在自己回忆录里让已经去世的法国战前总理达拉第替自己背黑锅）
本书写作的大政治环境也比较有意思，恰恰是中国这个由左翼政党领导的国家走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右边车道，并且全社会的既得利益精英们仍然在不停地鼓吹右倾；同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恰恰在这个时候强烈的反刺激着整个国家，让所有左翼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低潮期又一次紧密团结在了一起。右翼鼓吹的的意识形态在实践的领域第一次出现如此明显的失语，但同时右翼却在意识形态宣传领域拥有各种强势的资源：各种媒体、各种出版方式以及各种其他平台；而左翼也是长期以来第一次从社会主体人群得到如此之多自发式的推动与支持，同时在意识形态宣传领域却失去了几乎大部分资源，于是左翼再次回归了社会主体——草根。
本书在这个时候发表了自己的名为历史回忆，实际为政治观点的著作是值得玩味的。多次表示书中观点是以今天的高度对过去的反思，实际上却是完全没有新意，基本上是重复了过去三十年所有右翼精英的理论逻辑，以及对过去三十年所发生的意识形态混乱状态进行积极辩护。其实，改革有着很重要的历史积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建立开始就是在不断地改革中进步的，这一点不需要质疑；但是改革中也出现了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主要是来自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逻辑悖论——这一点，与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改革”后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历史后遗症有着极大地相似性。最大的实际是，本书针对的吴冷西《十年论战》恰恰是一本“反思之作”，在1999年这样一个人人都在“改革又开放”的年代，能够在有限范围之内，尽自己所能的说出自己对历史的看法才是真正的反思——书中所忆为中苏论战的时代，实则处处体现的是如何看待1999年以前全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最后:
总体而言，希望所有对这一题目感兴趣的朋友都能看看这本书，因为无论如何，这本书都将注定与吴冷西《十年论战》一起，作为当初“写作组”成员的重要回忆与立场留下来，成为不可代替的资料。不同的是，吴书会更多的作为研究“论战”以及“中共意识形态史”的重要资料，而崔书更多的会成为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后精英利益集团价值观以及行为方式的重要资料。另外，本人也强烈推荐将本书结合中苏论战中方文章原文一起阅读，作为政论文章写作的指导性读物——可谓实实在在的公务员考生居家旅行复习备考必备之良书，一定能让大家事半功倍！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