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兴衰背后的金融力量——摘自《世界金融五百年》下册第一章全文
《世界金融五百年》（上、下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
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
很少有人会想到19世纪的英国与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会联合起来形成协约国。这两个国家在中亚、远东、非洲地区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没有直接开战就算老天保佑了。法国与意大利一直不和，1882年，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在维也纳结成三国同盟后，也很少有人会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会中途叛变，投靠了英、法、俄协约国集团。
其实，国家与国家之间并无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利益的纽带中最为紧密的则是金融。首先看英法之间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法之间金融联系极为紧密，权倾一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在其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扮演了两国中间联系人的角色。罗氏家族在英格兰银行与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上起到了平衡作用，确保英法货币政策不会发生冲突。
1906～1907年，全球发生了大规模的货币危机与经济危机。危机是从美国开始的。当时美国已成为全球金融投机的聚集地。大量欧洲资本涌入纽约，仅1906年就有5亿美元的欧洲资本流入美国。这些以英国为主的欧洲资本采用短期信贷的方式间接参与投机活动。而哈里曼、摩根财团等金融寡头则在股票市场进行大规模投机活动，有意制造市场动荡以攫取暴利。他们先低价收购股票，再将股市行情哄抬上去，高价抛售大量股票赚取巨额利润。
投机的暴利又让规模更高的外国资金流入美国，结果，美国的工业与房地产投资规模急剧扩大，各种产品与原料的价格也随着水涨船高。投机者们为了赚取更多的钱，开始囤积居奇，甚至有意制造“煤荒”、“铁荒”等产品供不应求的假象。结果，库存的大量增加导致对货币的需求日益增长。最终，资金开始变得短缺了，欧洲资本大量抽回。 1907年3月13日 ，美国股市暴跌。仅仅在这一天中，铁路股价就下跌了20%，纽约交易所全部市值下跌了20亿美元，当时美国的GDP才不过200亿美元。
美国的危机迅速蔓延到整个国际经济体系，英国成为欧洲各国中受害最深的国家，许多企业完全陷入停顿，失业人数骤增。货币危机导致信贷状况恶化，黄金、白银等贵金属自然成了各国银行追逐的目标。1906年11月，为了稳定金融，吸引美国的黄金流入，英格兰银行将利率提高到6%。但仍然有大量黄金被巴西、印度和持有大量英镑纸币储备的国家从伦敦提走。利率越高，贷款成本越高，企业经营的成本则越高，最终对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造成影响，此外，黄金储备越来越少，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与信用也会受到严重影响。不过在罗氏家族的帮助下，法兰西银行出手相救，提供了大约价值140万英镑的黄金短期债务援助英国。这些黄金是英格兰银行的及时雨，4个月后利率便下降到4%。
但到了1907年8月，英国金融状况又开始恶化了。英格兰银行不得不连续提高利率。两个月后，罗氏家族再次从中斡旋，将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大量转移到英格兰银行用作英镑纸币的发行储备。但情况仍未好转，1907年11月，英格兰银行的利率达到7%。罗氏家族又一次出面从法国募集260万英镑的黄金，自己又拿出40万英镑的黄金接济英格兰银行。与此同时，美国向法国请求黄金支援却惨遭拒绝。由此看来，作为当时全球最大的两个债权国——英国与法国将自己的金融利益与货币利益牢牢地捆绑在一起，结成了坚固的金融同盟。这让英法之间在政治上联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尽管英俄之间似乎存在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与激烈的冲突，但法俄两国却是天然的伙伴。进入20世纪之后，法国从拿破仑二世时代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和贸易国跌落到可怜的第四位，不但落后于英国和美国，最重要的是它还落后于敌对的德国。
统治法国的是拥有或控制着法国大部分财富的法兰西银行的股东们——著名的二百家族是自私而贪婪的金钱贵族。他们不必在金钱方面承担任何风险，甚至不必提供太多的资金只靠政府的特许授权就可以大发横财，成为巨富。政府慷慨地为二百家族所控制的企业提供了大部分资金，在需要时给他们的生意发放补贴以保障金钱贵族们不受损失，还锦上添花地高筑起关税壁垒，使法国企业避开外国企业的竞争，从而确保他们毫不费力地获得巨额利润。
他们积聚了巨额财富之后却变得越来越无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那些拥有或者控制着大部分大型企业的二百家族通过政府的特许开发权、经营许可证、财政补贴以及高高筑起的关税壁垒稳固着自己的地位，却疏于国内外的竞争。但国家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法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只有那些没有战略价值的奢侈品：丝织品、佳酿葡萄酒、香水以及在世界时装之都巴黎设计生产的女式衣帽。但是，再精美的丝织品，再高档的葡萄酒与香水，即便遥遥领先于世界，也根本无法与德国的那些正在为克虏伯的大炮冶炼钢铁的巨大高炉相提并论。
拥有特权的实业家和金融家与参议员、众议员和内阁部长沆瀣一气，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抛到九霄云外。法国二百家族的统治者不但没有把巨额的资金投入国内的企业中，反而把大众的存款贷到国外。法国的老百姓不得不在薪水微薄的服务业中谋生，其中数百万人陷于贫困之中。法国经济因资金投入增长不足而处于停滞状态。法国在国外投资高达450亿法郎，其中25%投资于俄国。
法国与俄国之间正常的进出口贸易少得可怜。但仅在1895年，法国就贷给俄国10亿法郎用来支付俄国从德国进口的军火费。巴黎金融市场变成俄国借钱的专用场地。反过来说，贷款也是法国金融资本控制俄国的手段。为了对付夹在两国之间强大的德国，拥有共同利益的法俄两国形成了天然的同盟。
1905年，俄国败于日本之后，如果俄国货币与信用体系崩溃的话，法国将遭受巨大损失，最终也会严重影响到英国。为了防止俄国的崩溃，摩根财团为俄国募集了8 900万英镑的国债，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伦敦金融市场发行。英国终于也与俄国建立了紧密的金融联系，几年后的1907年8月，英俄两国相互妥协，在彼得堡签订了双边协议，划分了在亚洲的势力范围，正式建立同盟关系。
意大利在1862年统一之前只是一个政治分裂的地理名词，甚至很多地区都被法国、德国占领。完成统一后的意大利仍未摆脱寄人篱下的经济附庸地位。意大利的各种公、私金融业长期受外国金融资本的支配，与拉丁美洲的那些殖民地国家并无本质差别。银行、矿山和铁路投资均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而意大利只能出口农产品来换取工业制成品。尤其是法国与意大利之间的金融宗主国与附庸国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尤为明显。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法兰西银行为首的法国金融寡头垄断了意大利在国外市场发行的债券。法国资本在意大利的投资比在俄国的还要多，占到国外投资总额的30%。意大利政府则完全被法国金融家的意大利代理人所控制。
直到德、奥、意三国结盟之后，德国金融资本的介入才逐渐改变了法国人一家独大的局面。德国金融资本于1894年建立了代表德国势力的意大利商业银行，又于1895年建立了意大利信用银行。在德国金融资本的支持下，以德国通用电气公司为首的大工业财阀进军意大利，逐渐掌控了意大利工业的一个不小的份额。在这样的情况下，拉丁民族的意大利成为日耳曼民族的德奥之盟国就毫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但是，法国金融资本并不甘心将意大利拱手让给德国人。1905年，法国兴业银行和信贷银行联手成立意大利金融公司，后改名为意大利贴现银行。后来，巴黎的金融集团又创建了意大利省信贷银行。法国人再次在金融上占据了主动权。1906年，意大利政府债券即将到期，要将旧债券转换成新债券，也就是借新债还旧债。这项交易主要由罗氏家族法兰西银行所领导的辛迪加银团负责，尽管其中有7家德国银行，但德国人在10亿法郎的债券中所占的份额要比法国少很多。在整个债券转换的过程中，意大利一直与法国站在一起，这表明在三国同盟中意大利对德国与奥匈帝国的义务与束缚宣告终结。“一战”爆发后，意大利见风使舵，与协约国达成秘密协定，1915年5月意大利参加协约国，三国同盟正式瓦解。
第一次世界大战，血肉搅拌机
在西方国家，绝大部分人都将德国看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唯一戎首。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卑污无耻的宣传伎俩。德国并不是蛮横凶悍的蛮族，英法也不是彬彬有礼的绅士，美国更不是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的民主斗士。
统一而强大的德国改变了欧洲格局，英法等老牌欧洲强国无不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德国随时面临着被肢解与瓜分的危险。对德国威胁最大的莫过于东面的俄国、西面的英法。欧洲陆战对于德国来说意味着两线作战。为了确保能在最短的时间同时打赢两场战争，从未参加过战争却饱读兵书的施里芬将军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制订出“施里芬计划”。
根据施里芬的分析，俄军虽大但不足为虑，因为俄国虽陈兵600万，但军事思想与装备都很落后，俄国士兵甚至还有不少用绑了利刃的木棍做制式武器。此外，俄国铁路网稀疏，军事动员体制落后，俄军的反应速度很慢，至少需要6周～8周才能完成对德国的军事集结。因此，“施里芬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法国。一旦开战，兵力较少的东线德军与奥匈帝国军队配合，牵制俄军的进攻。同时，西线右翼德军主力取道比利时进入法国，横扫法国沿海后再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包围巴黎，继而向东，从背后包抄德法边境的法军主力。西线左翼的任务则是抵御法军主力的攻击。迫使法国退出战争后，再利用德国密集发达的铁路网集中兵力对抗俄国。
从“施里芬计划”来看，德国无非是准备打一场很快结束的放大版的普法战争，不过寄希望于战争胜利之后索取高额赔款，并未有侵吞他国领土的欲望。实际上，当时各国政府都未想过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比如法国战前计划的对德战争费用是200亿法郎，远低于实际支出的1 200亿法郎。它们都以为几个月后就可以结束战争，拟订一份皆大欢喜的和平协定。俄国人，要求保证欧洲斯拉夫人均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德国人，要求获取经济殖民地，并永保本国安全。英国人，不把普鲁士军国主义摧毁誓不罢休。
法国人，不将德国肢解得支离破碎则夜不能寐。1914年，欧洲各国民众拥上各大城市的街头，欣喜万分地从军出征，都以为很快就会胜利班师。
遗憾的是，世事不能尽遂人愿。德军统帅小毛奇略微修改了“施里芬计划”，德军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一样照计划行事。刚开始似乎不可战胜的德军势如破竹，胜利的果实就要唾手可得了。但最终在1914年8月，法军总参谋长霞飞将军率领的英法联军以两倍于德军的兵力将德军的铁蹄阻挡在了马恩河地区，史称“马恩河会战”。马恩河会战打破了德国人速战速决的如意算盘。小毛奇得知会战结果后便向德皇威廉二世直言道：“陛下，我们已经输掉了战争。”
对于德国来说，西线转入僵持局面，战争就必须要继续打下去。战争对于普通的欧洲人来说，没有赢家。在历时4年的残酷的堑壕战中，各国的士兵变成了流血的工具，战场变成了收尸场。整整一代欧洲青年男子都被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血肉搅拌机中，被榨成粉末。妇女则代替男子在田里耕种，在工厂做工。
真正的赢家：美国人
赢家是军工生产商与提供贷款的金融家们，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是大快朵颐的猎食者之一。早在19世纪末，罗氏家族就已插手协约国的军工业。1888年，罗氏家族英格兰银行为英国海军建造与装备公司发行过股票，随后不久又为马克沁公司和诺登菲尔德公司的合并发行了190万英镑的股票和债券。罗氏家族也拥有了新成立的新马克沁—诺登菲尔德公司大量的股份，还对公司经营具有直接的影响力。这两家公司生产的马克沁重机枪与诺登菲尔德机枪大名鼎鼎。尤其是马克沁重机枪更是被誉为“大杀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躲在铁丝网后的堑壕中的马克沁重机枪像秋风扫落叶一般将步兵成千上万地送入黄泉。在1916年的索姆河会战中，德军用马克沁重机枪仅在一天之中就将6万多英军击毙。倒在机枪下的士兵的血肉让罗氏家族赚足了真金白银。不久，世界各国都将马克沁重机枪列为制式武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马克沁重机枪仍然配备在德军的二线部队中。
对于金融家来说，没有祖国，只有利益。从同盟国的角度来看，早在18世纪中期，所罗门•罗斯柴尔德掌管奥地利业务时，罗氏家族就控制了奥地利维特科威兹钢铁公司。维特克威兹公司在今天的捷克境内，周围密布有大量煤矿，运输成本低，利润极为丰厚，早在1841年就已成为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区域内“最为非凡和多产的机构”。这家公司不仅为奥地利陆军生产弹药，还为奥地利海军提供钢铁原料。尽管当时奥地利禁止犹太人建立工厂，也不允许涉足采矿业。但罗氏家族却被特许可以进行钢铁、军工的生产。不过，罗氏家族从战争中捞取的好处比起美国的寡头大亨们却是小巫见大巫。
美国人原本就是欧洲各国的移民，其中有1/10是德裔和大量反英的爱尔兰后裔。欧洲发生战争，政府无论站在哪一方都会引起国内部分民众的反对，因此从华盛顿时代开始美国便以中立主义为主流。威尔逊总统在“一战”爆发后宣布美国保持中立：“这是一次对我们而言是无所作为的战争，他们之间的战争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但由于战争的需要，大量欧洲资金抽逃出美国经济与金融体系，美国开始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内部也发生了分裂。那些祖籍德国、奥地利的美国人在心中支持同盟国，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英法裔则支持协约国。在战时，这些欧洲后裔与各自的祖国开展贸易。到了1915年，战争双方的订货却刺激了经济增长。到1917年4月，美国已将价值20多亿美元的物资出售给英法为首的协约国。
从中立的角度来看，美国应该对交战双方不偏不倚，但严格地说，美国在保持中立时实质上已经卷入欧战之中。对于美国来说，协约国的胜利，将削弱欧洲的优势，提升美国的力量，但德国的胜利则意味着美国不可能获取霸权。因为，德国是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主要竞争者之一。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德国占20.1%，而美国所占份额却不超过17%。甚至在美洲，德国都在抢夺美国的市场。1913年，拉丁美洲对外贸易中，美国占28%，德国在很短的时间便上升到14.2%。一旦德国获胜，美国在拉美的优势将彻底瓦解。因此，美国开始倒向协约国，逐渐变成了协约国单方面的军需供应国。美国成了协约国的仓库和兵工厂。
1915年，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摩根财团成为协约国在美采购军需品的代理人。英国政府价值5亿美元的黄金被交送摩根财团保存，而摩根财团则以国债方式向美国采购5亿美元的军火。同年，美国政府向协约国提供了30亿美元的贷款，用来帮助协约国购买美国军火与其他补给品。英国这个老大帝国终于从濒临崩溃的边缘缓过气来，而美国经济也随之开始繁荣起来。美国的经济繁荣与协约国捆绑在一起。如果协约国战败，美国将血本无归。尤其重要的是，美国金融家与工业家的命运与协约国也紧密联系在一起。1934年2月，共和党参议员杰拉尔德•奈所成立的国会奈氏委员会的调查表明，美国1917年的参战很大一个原因是金融家和军火巨头的操纵。这些人几乎只与协约国做生意，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希望协约国取胜，这样才能大赚其利。
在陆地上，德国正一步步取得胜利。而在海洋上，德国却遭到英国的严密封锁。英国海军布雷北海对德国和欧洲中立国家设下很长的海军封锁线，并搜捕所有开往德国港口的中立国家的船只，尤其是装载粮食到意大利、荷兰和其他欧洲中立国以便转运的德国船只。德国水面舰船力量薄弱，无法打破英国的封锁。而德国粮食很大一部分依赖于进口，结果，德国面临严重的饥荒。迫于无奈，德国只有用潜水艇来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1915年2月，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潜水艇战，对环绕大不列颠和爱尔兰领海以及英吉利海峡的敌国商船一律击毁。事先不加警告，中立国的船只也不例外。
1915年5月，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用鱼雷击中。船上有大量美国人死亡。美国声称“卢西塔尼亚”号装载的是非战争物资，因此，德国用鱼雷攻击它是一种罪恶滔天的大规模谋杀。其实，英美政府完全是骗子。当时“卢西塔尼亚”号装有数千箱运往英国的弹药。威尔逊总统警告德国说，如果德国继续攻击民用船只的话，美国就将对德国宣战。德国并不希望再增加一个强大的对手，因此，德国许诺不会再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攻击民用船只，并就“卢西塔尼亚号事件”表示道歉。美国政府为了安抚国内德裔与爱尔兰裔美国人，接受了德国道歉，仍然在口头上保持中立。
很多人认为，美国是有意让自己的船只被德国人击沉，以此激发美国人参加战争的热情，并堵住孤立主义者与德裔、爱尔兰裔的嘴。时任美国海军助理部长后来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便是这种政策的拥护者之一。他全力支持将武装了的美国运输船只派到欧洲交战区，故意激怒德国海军，让德国人将美国船只击沉，从而让政府清除参战的国内障碍。
到了1916年，美国通过船只对协约国的大量援助终于彻底激怒了德国。德国再次发动无限制潜水艇战，不惜一切代价攻击美国船只。德国潜艇战的效果非常好，缺乏补给的协约国在陆地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1917年年初，随着协约国战场形势的不利，美国开始有了爆发金融危机的苗头。 1917年4月6日 ，美国对德宣战。很快，德国人便投降了。
“一战”给美国带来了普遍繁荣，美国金融业迎来了飞跃性的大发展。不仅为战争融资而发行的国债扩大到了250亿美元，自由公债发行量也达到了215亿美元。美国股市规模更是得到了大幅扩张，尤其是和战争相关的钢铁行业发展更快。伯利恒钢铁公司股价从战前的46美元飙升到了战后的460美元，甚至一度达到600美元。资本市场投资者也由战前的35万增加到了数百万之众。
整个战争期间，仅摩根银行就代英国发行了30多亿美元的国债。英法等国则由于巨额逆差，不得不付给美国大量黄金，日益成为美国商品和付息贷款的市场。美国还借机收回了外国人所有的价值20亿多美元的证券，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美国政府借给协约国的战债约100亿美元，成了20个国家的债主。它还把世界黄金储备的40%掌握到了手里。
与金融业紧密相连，美国工业也因战争而突飞猛进。仅杜邦公司就为协约国提供了40%以上的军需品，业务增长了176倍。“一战”前，杜邦无烟火药年生产能力为840万磅。到1917年4月，也就是仅仅时隔两年半，产量已经达到4.55亿磅，增长54倍；员工总数则由5 300人增加到8.5万人。杜邦公司在“一战”中资产从战前的7 500万美元增加到1918年的3亿美元，成为当时最大的垄断公司之一。1918年2月，杜邦家族以6 000万美元收购通用汽车公司23%的股票，成为美国最大的汽车老板。第二大钢铁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在战前接的最大订单是1 000万美元，但战争开始后的第一笔英国订单就有15亿美元。摩根一手创建的控制美国65%钢产量的美国钢铁公司仅1916年一年就获利3.48亿美元。
美国不仅从对欧洲的军火出口中大发横财，而且还趁大战之机从欧洲人手中攫取并巩固了新的市场。美国对拉美的进出口总值从1914年的7.98亿美元增长为1920年的33.9亿美元。到1917年，美国已控制了墨西哥的石油和橡胶、玻利维亚的锡矿、智利的硝石、巴西的咖啡。此外，美国还加强了在中国和中近东市场的政治与经济地位的争夺。
英国的丘吉尔面对此情此景，也只能代表大英帝国哀叹道：“美国的巨大潜力成为地球的不祥之兆。”
美联储的前世今生
今日世界的美联储扮演着世界央行的角色，通过执行各种货币政策，美联储可以影响全球经济。格林斯潘、伯南克等美联储主席不仅是美国权力金字塔上仅次于总统的第二号人物，也是全球政治与经济舞台上的主角。然而，早期的美联储却并非如此。
1907年，美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奥尔德里奇法案》，成立了国家货币委员会，将美国金融控制权从私人金融家的手中转移到政府的掌控之中。时任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的国家货币委员会奥尔德里奇是洛克菲勒的岳父。委员会其余17名成员都是外行的政客，因此委员会主要依靠华尔街金融家充当智囊，包括摩根财团控制的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行长乔治•雷诺芝、摩根好友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推荐的经济学家派亚特•安德鲁、委员会顾问则是摩根高级合伙人亨利•戴维森。
1910年11月，华尔街大亨们秘密勾结，齐聚杰基尔岛猎鸭俱乐部。杰基尔岛是超级富豪的度假胜地，岛上的猎鸭俱乐部是直属摩根财团的高级会所。这些聚集在一起的金融家包括：库恩—洛布公司麾下的纽约国家城市银行董事长弗兰克•范德利普、纽约第一国家银行总裁查尔斯•诺顿、皮尔庞特•摩根的私人审计师本杰明•斯特朗、戴维森、犹太金融家保罗•华伯格和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派亚特•安德鲁。经过两周的磋商，《联邦储备法案》草稿，改变美国金融发展进程的文件——《奥尔德里奇法案》出台。法案要建立一个由私人金融家主导的中央银行体系。
当时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很多美国人极为反感英格兰银行式的“中央银行”。当参议员奥尔德里奇在1910年把奥尔德里奇法案递交国会通过时，遭到民主党的阻挠。1912年民主党宣称：“我们反对所谓的《奥尔德里奇法案》，也反对建立中央银行。银行的存在是为了便利大众，所有跟银行与货币相关的法律，应该确保这种便利，并对大众有绝对的保障，同时彻底避免有钱人拥有银行，滥用权力。”
为了避嫌，提交法案的政客们一再强调美联储不是央行，也永远不会成为央行。1913年，众议员卡特•格拉斯以《奥尔德里奇法案》为基础拟订了《联邦储备法案》。1913年12月，该法案在国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威尔逊总统批准法案。美联储体系的结构框架与杰基尔岛秘密会议拟订的方案相比，没有任何不同。银行巨头们的宣传活动非常成功地把金融业、政府和人民大众拉到了同一战线。1914年11月，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正式运行。
根据法案，美联储下辖散布全美各地的12家地区联储银行，为较小的银行提供交换支票、紧急救援等服务。每个地区银行由9位理事组成董事会管理，其中6位由联储系统内部的会员银行选出。另外3位由华盛顿的联储委员会直接任命，其中1位是内定的地区银行董事会主席。这些地区银行均由美联储委员会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财政部长和总统任命的成员。
美联储委员会没有独立的收入来源，也不能发行货币，但可以一次授权某一个地区银行发行货币。联邦储备银行被给予了发行纸币即银行券的垄断权。也可以凭空造钱贷款给商业银行，而财政部放弃了林肯时代发行纸币的权力。并且，联储银行金库集中着全美联储系统会员银行的黄金。用这些储备作调控，会员银行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步调一致地扩张货币供应量与信贷。随着准备金被集中到了美联储的金库中，在一定量的黄金储备基础上，现在银行可以发放更多的信贷，可以凭空制造更多的钱。联储银行以集中起来的黄金储备为基础增发纸币和扩张信贷；会员银行则以存在联邦储备银行里的准备金基础上扩张信贷；而那些放弃加入联储系统的商业银行则必须把准备金放在联储系统会员银行里，并在此基础上扩张信贷。
联储银行能通过调整会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来控制货币供应量。例如，美联储只要将商业银行法定最低准备金率削减一半，商业银行需要维持20%活期存款总额的黄金作为准备金，因此可以以5∶1的比例进行信贷扩张，在联邦储备系统成立之后，最低准备金率被降低到了10%，现在银行能以10∶1的比例扩张信贷，货币量得以增加了一倍。
美联储并非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完全由私人银行家控制的中央银行，只有各个地区银行的行长是货真价实的金融家，而董事会成员都是拿政府薪水的官员。因此，美联储本身不过是政府与金融家构成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
在美联储成立初期确实被摩根财团为代表的私人银行家所控制。在美联储系统中，华盛顿的联储委员会尽管是联储银行的监督者，但权力却被架空。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谁控制了纽约联储银行谁就控制了美联储。早期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相当于今天美联储主席。第一位登上这一宝座的是出身摩根财团的本杰明•斯特朗。“一战”时，斯特朗将当时迅速增加的国债作为抵押票据，逐渐成为美国财政部唯一的财务代理，其他地区联储银行因未能及时作出反应而被边缘化，结果分散于12个美联储地区银行的权力被集中到纽约美联储银行手中。
由于斯特朗本人的特殊出身，纽约联储银行成为摩根财团在美联储系统内部的代理公司。此外，继威尔逊总统、哈丁总统之后的柯立芝总统、胡佛总统也均与摩根财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柯立芝在政坛上的崛起离不开摩根两个合伙人德怀特•莫罗和托马斯•柯克伦的帮助。胡佛总统的政治顾问是继戴维森之后担任摩根财团掌舵者——摩根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胡佛每周都会定期向他们咨询3次。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M.梅隆出身梅隆家族。该家族长期与摩根财团保持着合作伙伴关系。接替梅隆出任财政部长的奥格登•米尔斯也是摩根财团旗下纽约中央铁路公司一位管理层的儿子，胡佛时代的国务卿亨利•史汀生是摩根私人律师伊莱休•鲁特的学生和合伙人。结果，美国金融控制权仍然掌握在以摩根财团为首的大金融家手中。
威尔逊总统晚年时曾悔恨不已地作过这样的反省——“我是最不快乐的人。我不知不觉中毁了我的国家。一个伟大的工业国被其信用体系所控制。我们的信用体系是很集中的，因此，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活动都被掌控在一小撮人的手里。我们成为文明世界统治最差的政府之一，完全被掌控和主宰的政府之一，它不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政府，不再是一个有信仰和多数人投票的政府，而是一小撮居于支配地位的人的想法和威胁下的政府。”
这样的结果让很多人感到，美联储是金融家操纵政治权力的一种阴谋。少数金融家通过控制美联储达到控制美国经济乃至于控制全球经济的目的。还有好事者制作出了金融家控制中央银行与货币特权的路线图：
第一步，发行银行券或信用货币的特许权由政府授予金融机构。
第二步，政府税收部门开始接受仍然由私人金融机构发行的银行券来支付税款而不必直接收取贵金属货币。
第三步，政府在战争、灾荒等紧急事件中需要筹措资金，于是金融家通过巨额贷款支援政府，由于数额太大，以至于政府无法在短期内还款，这些贷款都变成了长期借贷，由此金融家逐渐控制政府权力。
第四步，信用货币发行过量，无法兑换足量的贵金属货币，结果变得分文不值。
第五步，公众产生恐慌，拒绝接受银行券。金融家控制的政权强行赋予中央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法定货币的地位。法定货币无法兑换贵金属货币，如绿背美元和人民币等现在的各国纸币。发行者也没有将货币兑现为实物的义务；只依靠政府的法令使其成为合法通货的货币。法定货币的价值来自拥有者相信货币将来能维持其购买力。
第六步，法定货币使得金属本位制无法实行。极少数金融家通过中央银行调控信用获得绝对的金融控制权。
其实，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结构非常复杂的大系统。越复杂的系统越难以预测未来的变化趋势，也越难被极少数家族长期稳定地世袭式控制。因此，仅仅通过控制美联储这样的机构并不能长期地、完全地控制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各个金融势力之间以及金融势力与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有时它们会像很多阴谋论者所说的那样相互勾结，有时则相互利用，有时也会产生难以克服的矛盾。
罗斯福新政时，摩根财团对美联储以及美国金融的控制遭到了阻击。洛克菲勒财团、华尔街新兴的犹太财团如击垮库恩—洛布公司的雷曼兄弟和高盛投行、爱尔兰裔天主教势力代表肯尼迪家族、意大利裔创建美国银行的贾尼尼家族与修建胡佛大坝的贝泰工程公司等结成强大的反摩根同盟要将摩根财团拉下马来。
1929年经济大危机开始时，洛克菲勒财团趁势侵吞摩根财团所有的大通国民银行。反摩根同盟推动了新政时期1933年和1935年的银行法案，通过这两个法案将美联储改头换面：联储委员会直接下属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负责公开市场操作，地区联储银行的总裁任免权由联储委员会掌握。美联储控制权永久性地从摩根财团和纽约联储银行手里转移到华盛顿政府手里，包括纽约联储银行在内的地区分行从此成为次要角色，摩根财团的权力也随之丧失。
“二战”以后，由以洛克菲勒财团为首的东部权势集团掌控了美联储。东部权势集团是美国统治阶级的核心，决定了国家的经济计划与方针，控制了国家的国会两院与总统选举，制定对外政策，在道德文化方面也深深影响着全国其他地区。它由一系列美国东北部各工业大州的纽约、芝加哥、波士顿、费城的财团组成，包括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摩根等财团。东部权势集团指美国东北海岸上层阶级家族的首脑人物与他们控制的支配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机构网——第一流的金融、工业、媒体、法律事务所、制定政策的团体、高级俱乐部、大型基金会和名牌大学。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是摩根财团的摩根保证信托公司决策委员会的一员。他的前任保罗•沃尔克则长期以来一直是洛克菲勒帝国的仆役，曾是洛克菲勒旗下的埃克森公司和洛克菲勒财团的总部大通曼哈顿银行的经济学家。
1933年，罗斯福政府放弃了金本位，美国公民禁止持有黄金，必须将手中的黄金兑换成美联储纸币，而美联储纸币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了法定货币，可以被用来清偿所有的公共或私人债务，还能用来纳税。此举让美国有价证券的投资者损失600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8 000亿美元。同年，罗斯福政府建立新的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为储户存在银行里的钱提供保险来稳定金融市场，保证所有的银行储户在银行倒闭时能够减少损失，而方法则是通过预先给银行提供一大笔贷款担保来扶持银行系统。其实它的资产仅为存款总额的1%～2%。
美联储的资产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美联储将黄金交给财政部来保管，财政部则提供“黄金券”作为收据，保证按面值100%兑现储存在财政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金库等处的黄金。另一个是美国政府国债。美联储负债主要由商业银行持有的活期存款即存款准备金和联储纸币即美联储发行的纸币构成。而存在美联储里的活期存款是商业银行进行信贷扩张的基石，只有在公众要求将银行账户里的现金兑现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才不得不去美联储取回他们的存款，然后美联储才需要开动印钞机发行联邦储备纸币。
存在美联储的商业银行活期存款以联储纸币方式兑现，因此，无论美联储制造多少纸币都不会破产。比如，美联储指示在纽约公开市场上的代理公司购买1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美联储只要凭空向纽约联储银行开出一张10亿美元的支票，再将支票转交给了某个政府债券交易商来交换1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国债，接着交易商就去了他开户的商业银行把这张支票存了进去，于是交易商在商业银行里的活期存款就增加了10亿美元。商业银行拿到支票后迅即跑到美联储纽约分行，把这张支票存到它自己的活期存款账户上，于是它的准备金就增加了10亿美元。于是，这家商业银行可以发放更多的贷款，这些贷款再被存到其他银行，很快，整个银行体系的信贷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将远远超出10亿美元。因此，银行存款准备金的变化，或者说美联储购买或出售资产导致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的变化，会产生杠杆效应。那么，美联储想要调控货币供应量，可以购买或出售任何资产，购买资产，货币供应量就会增加；反之出售资产，货币供应量则降低。这就是所谓的美联储政策工具——公开市场操作，通常在市场上买入或卖出的资产是美国国债。
美联储另一个货币政策工具是调整法定最低存款准备金标准。如果先前银行存款准备金为存款总量的10%，突然美联储宣布最低准备金率降低为5%，那么货币供应量就会翻番。如果最低准备金率提高到20%，则货币供应量会减少一半。通过这些货币政策，现在的美联储也几乎具有了完全按自己意志决定货币供应量的绝对权力。
美国政府权力的扩张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获得了美联储控制权之外，美国政府对经济金融与工业在其他方面的控制权也逐渐扩大。
“一战”后期的1916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法》授予总统“直接采购包括任何供应来源的战争物资”和在必要时征用工厂的权力，并授权总统任命一个工业动员委员会。同年8月，国会通过的《军事拨款法》授权成立由陆军、海军、内政、农业、商务和劳工部长组成的国防委员会负责协调工业和资源，并成立一个国防委员会的顾问委员会，其全部7名成员由总统根据国防委员会的推荐直接任命。被总统任命为顾问委员会成员中有很多人是金融与工商业巨头：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总经理丹尼尔•威拉德、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哈德逊汽车公司副总霍华德•科芬、西尔斯百货公司总裁朱利叶斯•罗森沃德、费城德莱克塞尔研究所所长霍利斯•戈德弗 雷 博士、劳联主席塞缪尔•冈珀斯、芝加哥美国军医学院秘书长富兰克林• 马丁 博士。战后的1918年3月，威尔逊总统改组战时工业委员会，任命伯纳德•巴鲁克为该委员会主席，并赋予该委员会直接听命于总统的权力。战时工业委员会管辖工业原料的调配、生产，工业品和军需品的采购等。
表面上看，这些金融家、铁路巨头和企业主控制了政府的各个战时机构。其实，这些选出的委员维护的都是国家与政府的利益。比如在战争期间，政府需要将每一吨钢铁都用于支持军事，但钢铁企业老板却想从政府身上大发战争财。 1917年9月21日 ，战时工业委员会在华盛顿召集了一个与美国钢铁巨头的65名经理人员协商价格的会议。刚开始，钢铁企业提出了远高于政府期望的价格。战时工业委员会就此发出威胁：“如果钢铁业由于价格已经固定而不愿意全力合作的话，那么，战时工业委员会就将采取必要的步骤接管钢铁厂。”最后钢铁企业只能乖乖就范。
1917年5月，战时工业委员会要求汽车大亨削减生产以降低民用汽车对钢铁的消耗量。福特公司抱怨政府因战争需要而牺牲了汽车业，并将责任全部推到战时工业委员会身上。但在政府的强迫之下，包括福特在内的所有汽车企业只能服从政府，不仅削减汽车产量，还将一半的生产能力转产大炮、卡车、坦克、航空发动机和飞机等，为政府提供军需品。
财大气粗的杜邦家族也曾被政府宰过一刀。1917年年底，陆军部与杜邦公司签订了一份让该公司承建纳什维尔无烟火药工厂的合同。无烟火药在当时属尖端技术产品，只有杜邦公司和赫克勒斯公司能够生产。尽管这两家公司大规模地增加了生产能力，但仍远远不能满足美国政府和盟国对无烟火药的需求。政府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和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市附近的尼特罗镇开始兴建两个无烟火药工厂。当陆军部与杜邦公司之间关于承建纳什维尔工厂的合同签订后，战时工业委员会要求必须取消这份合同，绝不能让政府出钱而杜邦公司却白白赚取6 000万～7 000万美元的利润。战时工业委员会威胁杜邦公司，如果杜邦不向政府在建的工厂提供技术援助，那么政府将在民间专家的协助下独立建设这座工厂。结果，陆军部取消了与杜邦公司的合同。与此同时，巴鲁克委托美国著名矿业工程师丹尼尔•杰克林全权负责尼特罗工厂的建设和运营。杰克林在9个月的时间内便将尼特罗火药工厂建成，并于1918年9月生产出了该厂第一批无烟火药。 1918年1月29日 ，杜邦公司迫于无奈只能与杰克林签订了提供技术援助的合同，仅得到20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补偿。战时工业委员会完全将火药生产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比如作为火药原料的硫黄在当时的市价是每吨35美元，而政府采购价格却只要每吨22美元。
美联储：全世界的中央银行
“一战”还让美国政府对海外资本输出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在“一战”之前，像英法这样的国家都是以私人资本在国外的投资为先导，直接军事占领自然资源丰富的落后国家与地区或与之签订不平等协议保证私人资本的投资利益。即便在发达国家，国债也是以铁路、矿藏、银行和工商业的资产为担保被外国私人投资者持有。因此，以前的国际金融控制权主要掌握在如罗斯柴尔德、巴林和摩根这样的私人金融家手中。但“一战”却改变了这种情况。
“一战”让欧洲参战国的直接损失达到了2 090亿美元。战争的全部费用消耗了英国32%的国民财富，法国为30%，意大利为26%，美国仅为9%。如果不是美国的贷款，包括英国在内的协约国所有国家都无法承担这种不创造财富的战争损耗。在美国参战前，协约国向美国私人金融家借债35亿美元来购买美国军火武器。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征用或转卖本国公民拥有的美国资产来购买美国生产的军需品，向美国人出售了价值近40亿美元的铁路债券、普通股和其他证券来换取美国军火，结果有75亿美元的净资产转移到美国人的手中。
美国政府对欧洲国家的贷款却让私人金融家的借贷黯然失色。“一战”之初，美国政府卑鄙地诱惑欧洲国家上钩。当时，美国政府暗示协约国政府，不需要考虑贷款的还本付息条件，大胆地借款即可，只要打败德国及其盟国，贷款问题都好商量。甚至在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对欧洲国家执行了财政援助制度，尤其是对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给美国以巨大无偿援助的法国。在美国公众的支持下，法国收到价值1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的援助，这激励法国政府通过向美国政府借款的融资方式来购买美国生产的军备。法国人以为这些借款实质上不过是国家同盟之间的援助，最终会不了了之。欧洲很多国家都像法国那样迅速落入美国政府的贷款陷阱。1917年，美国政府借给欧洲国家的钱才30亿美元，但到了1921年，协约国欠美国政府高达120亿美元的债务。
“一战”结束后，美国却并未像先前暗示的那样无须欧洲国家还款或少还款，而是要求欧洲国家的欠债连本带利一个子儿都不能少地统统归还。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无耻地解释说，美国不是欧洲国家的盟友，而是一个合。因此，美国提供的不是财政援助，而是贷款。于是，美国与欧洲盟国之间的名义贷款转化为政府之间的债权关系。
不仅是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存在债务债权关系，“一战”还使一个国家的政府欠下了另一个国家的政府巨额的债务，比如欧洲大陆的国家都欠英国政府的钱。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债务在1923年时高达280亿美元。1921～1925年，美国国债占到总额达45.9亿美元的债券市场的78.9%。英国发行的债券中的60.5%是政府债券，其中在纽约发行的有36亿美元，在伦敦的有近20亿美元。以1英镑兑5美元的汇率计算，在伦敦发行的外国政府债券仅占协约国之间战争债务的7%，尽管不到盟国之间的全部战争债务加上德国的赔款义务的2%，但却远远超过了1921～1925年间在伦敦的11亿美元的由私人金融家发行的债券。这些数据表明，“一战”后，政府已经从私人金融家手中接过了国际债务的控制权。
当然，国际债权主要集中于美国政府手中。美国与英法这样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海外扩张策略完全不同。英、法、德等国以军事占领或胁迫落后国家与地区作为基础，为私人资本争夺海外利益与国际金融主导权。而美国的对外贷款，主要通过战争债务方式以政府借贷为主要工具，流向欧洲那些工业化水平与科技水平比自己更发达的国家。
美国国际金融资本从零散的私人金融家转移到政府手中。国际金融资产集中于美国政府手中，而不是集中于不同的私人资本集团手中。政府不仅要考虑金融利益，还要把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综合在一起，从战略高度来控制与调整金融体系。换而言之，政府要考虑所有金融与工业寡头整体的长远利益，而不是为某一个金融集团谋取短期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私人金融家受到管制，以服务于美国政府所认为的合适目标。这样的政府不仅将积聚超大规模的国际金融资源，而且将通过外国政府向它们的公民，包括它们的统治阶层借款和征收债权税。换而言之，美国政府正逐渐变成世界警察，而美联储也逐渐变成全世界的中央银行。
美国意在瓦解大英帝国的经济霸权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宣告大英帝国霸权与英镑为王时代的结束。新崛起的美国成为最大的赢家。1919年在巴黎举行的和会中，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随行人员主要是华尔街金融家，分别有：首席金融顾问保罗•华伯格、杰克•摩根、摩根财团掌舵人莱蒙特、战争工业委员会主席巴鲁克、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和他的兄弟后来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德国的谈判代表则是保罗在德国的兄弟。巴黎和会变成了美国金融家的盛会。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的世界经济霸权与英镑霸权却消弭在“一战”的炮火声中。英国政府在“一战”期间向美国政府借入的8.5亿英镑，按照3.3%的优惠利率计算，到1933年为止，英国每年需支付给美国约3 500万英镑，以后每年的支付额增至近4 000万英镑，直至遥远的1984年，债务关系才会得到全面解除。这项庞大的支出相当于整个英国海军2/3的军费开支，或相当于英国在教育领域的全部支出，或相当于英国战前的负债总额。如果没有这笔支出，大英帝国可以彻底铲平英国领土上的全部贫民窟，改建成舒适的公寓。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军事工业的停滞和居民购买力的下降，英国工业品批发价格指数直线下挫了49%，其中支柱类产业如煤产量下降了29%，生铁产量下降了67%，钢产量下降了59%，造船吨位下降了68%，棉花消费量下降了43%。
美国要求其盟国尤其是要求英国，连本带息清偿战时为购买美国军火与各种战略物资而向美国政府借的援助款项。在“一战”之前，提供给盟国的援助一般都视作战争投入的成本，战时的盟国从未被要求清偿战争援助费用。在战时，美国政府曾经暗示欧洲各盟国无须考虑还款问题，放开手脚地借钱即可，可现在却违背了这个承诺。
在巴黎和会期间，英国要求取消协约国之间所有的战争债务。当时英国虽然欠了美国的钱，但欧洲大陆国家都欠英国的钱，英国的净负债其实为零。英国宣称，只要美国取消英国战争债务，它就将其他国家欠它的债一笔勾销。美国不仅拒绝了这一建议，反而利用债务变本加厉地压制英国。美国提供英国贷款的利息率，结果英国的利息负担相当于法国的2倍、意大利的8倍。
英国并不甘心于世界霸权的丧失。它既要防止美国的壮大和英镑霸权的丧失，又要帮助德国巩固地区强国的地位来制衡法国，同时防止德国成为世界强国。但是，在美国取消债务的前提下降低德国赔偿的建议，法国人完全不能接受。对于法国来说，虽然德国失去了殖民地及国外财产，被迫割让了1/7的领土和1/10的人口、1/3的煤矿和3/4的铁矿。但相对于法国来说，德国可以说是完好无损，它的主要地区并未受到战争的破坏。而法国本土却是“一战”的主要战场。法国有价值1 340亿法郎的商品和财产在战火中化为乌有，每10个法国人当中就有1个死于战场，每10个18岁～28岁的年轻人就有3个人死去。在426.6万伤员中有150万人终身残废。德国依然保持着对法国的优势。法国无法赞同英美两国大幅降低，甚至取消德国赔偿的建议，而是迫切地希望通过债务枷锁将德国分裂成无数的小邦而无法保持统一。
英法宣称，美国必须同意对德国索取巨额赔款，它们才能如数偿还美国债务。但美国拒不承认盟国债务与德国赔款之间存在任何先后关系。结果，英国不得不向法、德催债来偿还美国债务。法国只有压榨德国，甚至在1921年派兵占领德国莱茵河以西的工业区，掠夺德国实物产品作为战争赔偿。有趣的是，英美两国却发表声明转而支持战时敌国德国，表示无法容忍战时盟国法国赤裸裸的“侵略”行为。
其实，当时除英国外，欧洲大陆的经济体系是一个以德国为中心的整体，欧洲的繁荣依赖于德国经济的繁荣与德国企业的健康发展。德国为欧洲各国的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这些邻国又能以极为低廉的价格从德国进口急需的设备与技术。如果德国完全倒退成一个三流的落后国家，欧洲的经济体系迟早也要崩溃，最终将间接影响英美甚至世界各国。
要化解各国间的沉重的网状债务关系，也不是不可能。只是欧洲列强就必须让德国出口商品换取外汇作为赔款基金，美国就必须要从欧洲各国进口大量商品，从而美国不得不演变为一个贸易赤字国。可美国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断提高关税，这使欧洲各国通过出口清偿战争债务的可能性变成泡影。
美国所施加的债务负担，迫使欧洲各国政府倾尽国库所有，陷入越来越深的债务。这还剥夺了它们的产业所需的信贷，限制了它们的出口潜力。美国实际上是要削弱欧洲各国的实力，尤其是当时最为强大的大英帝国的实力，从而夺取世界经济霸权，将英镑这个世界货币赶下历史舞台。
1924年美国主导的“道威斯计划”新鲜出炉了。与对战时盟友的态度完全相反，美国转而保护起德国的利益。其实美国拒绝签署极度压榨德国的《凡尔赛和约》时就已表明了态度，到了1921年和德国单方面签署《柏林条约》恢复两国关系时，就更加明显了。美国要求欧洲列强缩减德国战争赔款，但是自己却不缩减战争盟国的债务。最终，美国主导的“道威斯计划”不仅大幅削减了德国的战争赔款，还将其赔款锁定，不会因世界信用的紧缩与物价的下跌而支付更多的实物。到了1929～1930年的“杨格计划”出台后，德国事实上停止了赔款的支付。扶持德国遏制英法成为美国人现实的选择。美国拒绝给予英国同等的待遇，这样只要世界物价水平下降，英国就要偿还美国更多的实物。
“道威斯计划”实施后，美国私人资本源源不断流入德国，美国政府成为全世界的最后贷款人。1924～1929年，德国共得到外国贷款及投资326亿马克，其中美国资本占70%。1924～1931年，德国共支付战争赔款约27亿美元，而同期德国得到的贷款约50亿美元，其中美国向德国提供的是22.5亿美元。同时，美国收回战争债务20亿美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收支循环流动。美元从美国流入德国，德国国家银行用这些美元向英、法等欧洲战胜国偿还战争赔款，法国再用来偿还欠英国的战时贷款，英国和其他欧洲战胜国又向美国政府支付了这笔资金，清偿它们的战争债务，最终又流回美国。而欧洲的债务偿付进一步地提高了美国的信贷基础，使美国私人投资者获得更多的资本借给德国，从而形成一个规模越来越大的依赖于美国政府的资金循环网络。
在这样的态势下，英国人寄希望于维持国际金本位制来维持英镑霸权，守卫自己那濒临崩溃的金融主导权。
当时美国的私人金融家都成长于大英帝国巅峰时期，他们倾心于英国的国际金本位制，心甘情愿帮助英国挽救英镑。摩根财团就提供给英国大量援助。但金本位依赖于英国私人资本的对外输出，同时纸币能够自由兑换黄金，而战后私人金融家的作用已经被削弱，“一战”造成的政府之间的债务破坏了战前以英国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和黄金体系。战争结束后，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已没有足够多的黄金来支持流通的纸币。战前1英镑可以兑换4.86美元，战后英镑汇率下跌，1英镑只能兑换3.4美元。英格兰银行采取措施让黄金流入美国，希望美国信用扩张，发生通货膨胀，从而使得英镑汇率上升。但早在“一战”开始的1914年，欧洲就有大量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国纸币发行的黄金储备急剧上涨，信用随之扩张，从1914～1920年，美国工业设备产出提高了205%，耐用消费品提高了257%，生产过度扩张而消费却无提高，结果发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英国人的伎俩自然不入美联储的法眼。美联储在黄金储备增加19%的情况反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卖出国债和商业票据，让美国货币供给减少了8%。英国迫不得已只好随之开始了通货紧缩的过程。
为了英镑的稳定，1925年，在时任英国财政大臣丘吉尔的授意下，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与纽约联储银行的斯特朗在法兰西银行、德意志银行和奥地利、荷兰、意大利、比利时中央银行的支持下，将英镑的价值稳定在战前的水平。 1925年4月28日 ，财政大臣丘吉尔在议会郑重宣布，英国依照战前汇率平价1英镑兑换4.86美元恢复金本位制。为了支持英国恢复金本位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英格兰银行提供2亿美元的贷款，摩根财团向英国财政部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目的是帮助英国政府对付可能发生的对英镑的投机性冲击。按购买力平价估算，当时英镑兑美元的市场均衡汇率大约是1英镑兑换4.4美元左右，依照战前汇率意味着英镑汇率至少高估了10%。就像经济学家凯恩斯指出的，如果英镑外汇价格从比战前含金值低10%提高到战前含金值水平，无论英国出口何种商品，国外买主的支出将增加10%，而英国收取的收入将减少10%。
凯恩斯在《丘 吉尔 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一文中写道：“丘吉尔力图维持的金本位英镑虚高，造成了信用紧缩，而这一现象将财富从一切借入者，即工商业者和农民手里转移到借出者手里，最终结果是使纳税人受到压迫，食利者获得利益。
而且在财富转移期间，还存在另一个更加剧烈的干扰因素。假如实行的政策逐渐地提高国家货币的价值，用商品加以衡量时，使之比现有价值高，这就等于告诉每一个商人和每一个生产者，在某一时期，他手头的存货和原料的价格将稳步下跌；同时还告诉每一个用借入资金来开展经营业务的人，在他的债务关系上，他迟早会受到损失。现代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大部分是借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势必会使其陷入停顿状态。对于任何一个企业经营者，这时暂时退出经营是有益的；对于任何一个打算支出的人，如果他尽可能地推迟这种行动，对他是有益的。精明、务实的人会把他的资产转变为现金，摆脱风险，停止工作活动，赋闲在家，静候其现金价值向他预期好了的方向稳步提高。若公众对通货紧缩产生了可能性预测，将会导致相当糟糕的后果；一旦对通货紧缩产生了确定性预期，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果然不出凯恩斯所料，英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严重下降，同时信用紧缩更进一步遏制了国内投资。结果，失业率高居不下，经济陷入停滞之中。丘吉尔面对这种经济形势，再次压缩军费开支，开征进口轮胎税、增加酒税、火柴税、烟草税、赌博税、载重汽车额外税等12项临时性税收。苛捐杂税为他提供了300万英镑；他挪用修路基金，又获得1 200万英镑；将酿酒商的信贷期限拖后一个月，他又得到了500万英镑；命令资产所得税必须一次付清，而不是一贯的两次分付，他又提前得到了1 500万英镑。丘吉尔因其低劣的国家财务治理能力而在英国获得了“自罗宾汉时代以来最兴高采烈的征税者”的头衔，结果英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自从英国政府实施金本位措施以来，英国资本输出总额从1919年的134亿美元增加至181亿美元，同期英国工业生产仍持续着1.4%的增长，但贸易却因英镑的坚挺而继续赤字连连。
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为了防止英镑贬值预期导致对英镑的巨大投机压力，大幅度提高伦敦和纽约两大资本市场之利差，以防止资本从英国外逃，或努力促进资本流入英国，以此支持英镑的高汇价。但是，英国的高汇率、高利率政策极大地损害了英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导致了英国经济严重衰退和通货紧缩。纽约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低利率使得信贷大为扩张，刺激人们肆意借钱投资或投机，直接催生了华尔街股市的惊天泡沫，埋下了华尔街股市最终崩溃和经济大萧条的种子。
经济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
1929年，美国股市大跌，经济泡沫破灭。大量私人投资者从欧洲抽取资金，美国与欧洲之间的美元循环停止运转了。欧洲尤其是德国人再也无法从美国私人投资者那里借入资金。一个由美国政府制造的虚假繁荣终于落下了帷幕。
1930年年初，经济危机蔓延到英国，贸易逆差从1930年的3.9亿英镑增加到1931年的4.1亿英镑，投资利润回流却从4.1亿英镑减至3亿英镑，失业率上升到25.5%。1931年年初，英国黄金汹涌外流，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急剧下降。 1931年9月20日 ，英国正式宣布废除英镑金本位，英镑同黄金脱钩，英镑迅速贬值30%。大量储备英镑的外国央行损失惨重，荷兰央行行长甚至选择了自杀的方式来结束生命。
英镑贬值打击了德国出口。更糟的是，许多德国企业习惯以英镑来做结算货币，因此当英镑汇率下跌时，它们便会遭受巨大的损失。这引发了全世界范围的关税和货币贬值战。在英国放弃金汇兑本位制后，瑞典、丹麦、挪威、芬兰、葡萄牙、希腊、埃及、日本、与英国有主要贸易关系的几个南美国家以及整个英联邦随后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
1933年3月4日 ，富兰克林•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在第一次炉边谈话式的广播演讲中，他告诉惊慌失措的民众，“人的自信比黄金更重要”。 3月9日 ，美国参议院迅速通过了《紧急银行法》，赋予美国财长如下权力：强制国内每个人和每家公司放弃黄金，接受兑换来的纸币。第二天， 3月10日 ，星期五，罗斯福发布6073号行政命令，禁止民众向海外出售黄金，禁止银行以黄金代替美元作为支付手段。 4月5日 ，罗斯福发布征收民众黄金的6102号行政命令，要求全国民众将黄金和金券上交联邦储备银行，兑换为纸币。每人可以保留价值100美元的黄金，一旦超过均属违法。黄金成为美国法律限制的物品。私自持有黄金，罚款最高达1万美元，判刑最高达10年。 1934年1月31日 ，罗斯福发布另一项行政命令，1美元在原先兑换23.22格令黄金的基础上贬值59.06%，1美元降到只值13.71格令黄金，也就是35美元兑换 1盎司 黄金，该汇率一直持续到1971年。
美国国会试图通过实行高关税来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此举保护了美国的工业，却伤害了美国的农业。既因为贸易保护主义，也因为贸易金融的冻结，国际贸易陷入停滞状态。各国为支持它们的货币而采取了一系列贸易控制，包括关税、进口配额、出口禁运、双边清算体系和易货贸易。为保护作为外贸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外部价值，各国进行了疯狂的努力，相继实行计划式经济政策。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导致了大量虚拟资本的消失，逐渐断绝了国际借款的渠道。1931年的国际短期债务减少了33%～40%，各个债务国中共有约60亿美元退出了商业使用。如果不是因为有冻结了对德国的短期贷款的暂停偿付协议的话，国际短期债务减少的比例还要高很多。无论如何，其后果都是剧烈的通货紧缩，从而导致了世界价格和贸易的崩溃。无论是靠增加出口还是借入新的私人资金，美国以外的国家都无法筹措偿还其政府间负债所需的外汇。
由于几乎无法从海外借款，德国相应地减少了它的战争赔款的偿付。尽管德国支付的战争赔款正在减少，但英国仍试图继续支付它那一部分的盟国间债务，这削弱了英镑，造成了在英国价格大幅下跌的同时，英镑价值下降。世界价格的下跌导致了战争债务清偿的真实负担的加重。结果，在美国财政部与其他国家财政部之间，在美联储与其他央行之间作出的决定比在正常的外交过程中作出的决定重要性要大得多也长得多。
在国际账户中占据压倒性地位的债权国可以控制各国的脉搏。世界经济形势被政府间债务所控制，清偿这些债务所要求的货币转移，则远远超出了债务国中私人部门所能提供的产生盈余的能力。自此，各国政府接管了私人金融家的业务，以政治谈判的方式缔结各种协定，建立各种体系来平衡国际贸易和收支。
与此相反的是，摩根、库恩—洛布、狄龙—里德等私人国际投资银行的权力则大为缩小。摩根财团在“一战”时是英国财政部的独家代理银行。但英国于1931年9月放弃金汇兑本位制时，摩根公司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恢复它在纽约和国际金融界的统治地位。摩根被迫将本公司拆分成两家企业，即摩根银行和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一度权势熏天的摩根家族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丧失了超越政府的金融控制权。洛克菲勒旗下各金融机构此时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存款银行。存款银行并不依赖国际债券的认购或买卖股票的投机。不久，洛克菲勒财团控制的大通银行超越摩根银行成为美国乃至于全世界最大的银行。
大萧条时期：中国短暂的繁荣
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直接影响了“二战”之后的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中国也未能逃脱大萧条的影响。在“二战”之前，中国一直都保持着银本位制度，成为当时国际金本位体系下的独一无二的国家。
在20世纪早期，中国的主要流通货币是白银和铜币。白银主要用作批发生意、长途贸易等大额买卖，还可用于缴税，铜币则主要用于零售的小额交易。当时中国货币市场十分近似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完全自由竞争市场，各国货币与本国货币都在市场上流通。其中较为常见的外国货币有西班牙银元、墨西哥银元亦称鹰洋或英洋、日本银元和法国人铸造的西贡银元。中国各省本土铸造的银币因背面往往铸有蟠龙纹，俗称“龙洋”。此外，还有可兑换白银的流通较少的纸币，由外国金融机构、国家和省级政府、中国本土私人金融家发行。
尽管中国是唯一的银本位国家，但世界白银市场却有伦敦、纽约、上海和孟买四大城市。其中伦敦是首要的白银市场，英国人操纵着白银的生产、消费和流通，具有白银定价权。当时每天的白银价格均由伦敦的四家金银经纪公司决定。上海是中国本土白银交易的中心，但仅仅是世界白银贸易的被动接受者。
在单纯金本位制度下，两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只要比较含金量的不同就可轻松得到。但中国货币与其他金本位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却必须要先比较金银之间的兑换率，因此，白银价格的变化对中国经济会有极为强烈的联动作用。
1873～1931年，由于绝大部分国家逐渐放弃白银充作货币的功能，与黄金相比，白银大为贬值。1873年的金银比价是1∶15.9，到了1894年就涨到1∶32.59。除了“一战”时期，很多投资者购银保值，产银国却又禁止白银出口，银价曾有过短暂的上涨，大部分时期白银价格都保持持续下降的趋势。一方面，金贵银贱，加重了作为债务国的中国每年偿本还息的负担。1929年，以外币偿付的外债本息高达1.3亿两白银，银价若跌落10%，则中国财政负担就要增加10%。另一方面，银价下跌也会带来短暂的好处。
除了在“一战”期间中国向其他国家输出白银的短暂时期之外，1933年之前的绝大多数时候，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这些白银主要由外国在华银行利用中国自由市场的特点大量输入白银牟取暴利。中国纸币以白银做储备，大量白银的输入成为银行信贷扩张的基础。换而言之，白银增加，信用扩张，利率下降，这相当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扩张政策。
在金贵银贱的大趋势下，金本位国家由于黄金购买力上升，白银购买力下降，货币相对中国这样的银本位货币升值。这导致金本位国家的出口停滞，甚至倒退。反过来，中国受信用扩张的影响却形势一片大好。当时中国对外出口的主力是粮食、棉纱与生丝等。
就棉花来说，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棉纺织业都消费印度与中国的原棉，日本和印度还生产粗纱供给中国农村市场。白银价格的变化将直接影响日元与卢比对中国货币的汇率，最终影响到中国的棉花价格和本土棉纺织业。白银价格下跌，中国从印度、日本进口棉纱或原棉的价格上涨，结果中国棉纱厂得到极大的发展。
机械化的工厂需要庞大的原始资本投入，在当时中国没有良好的融资渠道，工业企业几乎没有一家不向银行贷款经营，也没有一家工厂不是依靠银行信贷资金发展壮大的。其中尤为著名的是“棉纱大王”荣宗敬和荣德生两兄弟创建的申新公司，后来的“红色资本家”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即荣德生四子。1916年，公司初创时的外来资金是公司自有资本的2倍多，其中80%来自短期贷款和银行透支。到了大萧条时期，银价日贱，银行有更多的白银储备，信贷更是随之扩张。全国金融中心——上海的各大银行对外放贷的主要对象便是工业企业。当时最大的私人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工业企业的贷款占到贷款总额的1/3，其中66.7%是对棉纺织业的贷款。
那时的中国信用匮乏，银行并非毫无保留，工业企业一般必须要以自身固定资产作为抵押来向银行贷款，而银行则对工厂进行严密的控制。比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申新公司的贷款就对该厂的生产经营与财务加以严格监督。
申新纱厂生产的棉纱，其提货单必须要经过银行盖章，储蓄成品的仓库大门钥匙要交给银行掌管，重要账据和大宗的现金出纳要由银行会计人员来审核。因此，工业企业一旦失去银行的支持，就很难维持经营，结果只能倒闭。
由于信贷扩张，从“一战”一直到1931年，中国经济都比较景气。即便在大萧条时期，中国都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可这种繁荣却很脆弱。1931年开始，国际市场上的白银价格开始上涨。在外国市场上，棉花、粮食和生丝等中国商品的价格随之暴涨，海外市场日益萎缩。反过来，印度、日本等外国生产的原料与成品在中国国内市场的价格优势却开始越来越明显，这导致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萧条。由于经济的不景气，中国广大的内地农村与中小城市立刻就陷入了内部冲突和混乱之中，各地军阀割据，关卡林立，赋税沉重，盗匪横行，于是大量内地城乡的白银有来无回地涌入当时较为安全的上海。农村经济不振让主要市场在国内的中国棉纺织工业企业陷入困境。1932年3月，日本扶持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独立，在东北市场对国产棉纱和棉布课以重税，却对日货免税，更让中国棉纺织工业企业雪上加霜。这很快便给跟这些企业关系紧密的金融机构带来沉重的财务负担。
从1929年年初到1931年9月，伦敦白银市场的银价下跌了50.5%，纽约市场下跌了51.1%。这段时期，中国物价上涨了21.2%。大量白银被投机者通过上海口岸输送到中国，这些白银均为投机性资本输入，一旦有风吹草动随时都会撤离中国。因此，投机性白银的输入只能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加剧中国汇率与经济的不稳定性。
上海房地产泡沫与法币
国外与中国内地白银最终都会聚于上海，上海金融机构拥有了充裕的白银储备，信贷能力大为提升。但由于工业企业的不景气，信贷扩张不仅没有起到振兴经济的作用，反而引起了上海房地产泡沫的产生。
面对中国内地城乡的萧条与工业的衰退，投资者开始将资金转移到上海房地产市场。1924～1929年，上海房地产总价值增加了20亿两白银，但其中一半的增长都来自于1928～1929年。房地产交易的价值每月至少有100万两，最多时可达到1 000万两。投机造成了房地产泡沫，投机者一旦购置土地进行建设，就会以此作为抵押来购买更多的房地产。
上海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与农村经济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一些著名的房地产公司打出广告说：“进口出口均极暗淡，唯有地产一枝独秀。大量存银，唯有投资地产最为安全。如君有意，敬请垂询。积十七年之经验，服务咨询，包您满意。”
很多房地产开发公司抓住上海金融宽松的条件，大量发行债券。1931年，鸦片贩子沙逊洋行经营的华懋地产公司发行了总额达30万两的债券，年利息率6%。两年后，华懋公司又发行了1亿两白银的债券，年利息率毫无变化。债券以房地产公司为后盾。沙逊洋行经营的另一个房地产中央地产公司发行了600万元的十元券，年利息率5.5%（ 1933年3月1日 ，中国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并规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一律废除银两改用银币。 3月8日 ，财政部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银本位币定名为元，重量为26． 6971克 ，成色为银88%、铜12%，即合纯银 23.493448克 ）。这些债券由位于上海黄金地段的南京路上的地产及其房屋租金利润做支撑。这些资产总价值为5 190万两。由于房地产价格日趋上涨，金融市场的投资者非常乐于接受这些房地产公司的债券。
银行大量过剩的资金也均投向房地产。1927年前存款总额在私营银行中处于第1、2位，后退居第5、6位的浙江兴业银行在上海租界拥有1 000多幢建筑，抗战前中国主要银行之一的四明银行也当仁不让，更是拥有多达1 200多幢的建筑。银行投资的房地产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自己营业用的房地产，几乎所有较大规模的银行均有自造的大楼作为总行或总部的所在地。
位于上海租界和天津租界的银行大楼，都是当时最现代化的昂贵建筑。这是因为兴建一座高成本的银行大楼，不仅起到投资房地产的目的，也是对自身实力的一种证明，对潜在客户能起到极大的吸引作用，有利于业务的开拓和兴盛。二是经营性房地产，自己建造好后出卖或出租。很多银行为此建立了信托部，从事房地产经营和收租业务。
可惜好景不长，1931年9月，英国放弃金本位，随后英镑开始大幅贬值，伦敦白银市场上的银价开始攀升。随后，印度、马来西亚、越南、伊朗、日本等众多在市场上与中国具有竞争关系的国家相继对外贬值本国货币，中国纸币对外币汇率下降的趋势终于开始逆转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出口锐减，贸易逆差大幅增长。为了平衡国际贸易赤字，中国迫不得已大量出口黄金和白银。仅在1932年，中国就净出口白银734.6万元。到了1933年，全球经济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放弃金本位，美元大幅贬值，中国1933年的出口仅及1930年的58%，贸易逆差竟达7 337.39万元，结果净出口价值1.89亿美元的黄金和1 420万美元的白银。金融机构的硬通货储备急剧下降，信贷随之紧缩。
美国是生产白银的传统大国，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资本控制了世界白银生产的66%和白银冶炼的77%。白银主要集中在西部犹他、爱达荷、亚利桑那、蒙大拿、内华达、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7个州生产。来自这7个产银州的参议员控制了参议院中1/7的投票权。以这些州的议员为核心形成了白银利益集团。大萧条给白银生产者带来严重打击。于是，白银集团展开了抬升白银价格的游说活动。白银集团视中国为眼中钉。他们认为，提高了银价就提高了银本位制的中国的对外购买力，给美国商品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可以销售掉美国过剩的产品。此外，提高银价将使中国货币升值，增加中国工业产品的成本，削弱中国商品的竞争力。
1934年6月，在白银集团的游说下，罗斯福政府通过了《白银收购法案》。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在国内外市场收购白银直到白银价格达到每盎司1.29美元或者财政部储备的白银价值达到了黄金储备的1/3才结束。在收购的过程中，财政部有广泛的自由斟酌权。
结果，在世界市场上白银价格更为迅猛地上涨。将白银从上海运至伦敦或纽约，至少可以得到50%的净收益。在华外国银行成为白银外流的主力和急先锋，外资银行拥有治外法权，又有大量的白银库存，如1933年年底上海外资银行的白银库存为2亿7千多万元，占当时上海白银总库存的50.4%。这些银行将大量白银运出中国，让中国金融形势变得更为摇摇欲坠。美国则为白银的主要进口国。从1934年9月之后的半年时间里，美国政府每月平均收购白银2 400万盎司，到 1935年6月30日 为止，共收购了2.94亿盎司白银。
中国政府只好通过征收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以阻止白银外流之势。但是，大量的白银转向华南经由中国香港出境或华北地区，然后再走私出口到境外。其中在华北地区主要是日本人在进行走私白银的活动。日本通过中国银价与世界市场银价的价差积累巨额资金来建造兵舰和稳定日本的币值。针对中国外汇存底有限的情况，日本正金银行在1934年11月和12月间多次向中国银行突击购买外汇，使中国外汇储备量遽然下降，对中国无限制买卖外汇施加压力，迫使其无法维持汇价。当时中日之间正处在爆发全面战争的前夕，美国以邻为壑的政策大大削弱了中国抗日的经济基础，不啻为助纣为虐。结果，在华外资银行的白银库存直线下降，到1935年9月时白银库存只占到上海白银总库存的12.7%。
很快，白银大量输出导致了中国物价下降，白银储备降低，信用收缩，利率上升，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萧条。大量的工商企业倒闭，仅在1935年，上海就倒闭了1 065家工商企业，全国银行倒闭或者停业20家，当时中国最大的产业——纺纱业开工量降低60%。由于工业对农业原材料需求的减少，加上当时发生了灾荒，1934年的农业产出只有131亿元，比1931年下降了46%。
房地产亦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上海租界内的房产价格上涨的势头终于发生了逆转。租界房地产交易额逐年降低，1931年还达到1.31亿元，到了1934年仅为0.12亿元。据当时报纸记载：“往昔上海市况繁荣，地价与房租，随之昂贵，其价之高，不特为全国各地冠，亦渐占世界之地位。今市况萧条，工商业者对于巨额房租之负担，夫岂能胜。影响所及，地价暴跌，市多虚宅，地产业者有同归于尽之虞……地产极度衰落，价格狂跌，交易完全停顿。”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萧条，金融业也受到严重冲击。中外银行以房地产为抵押品或担保品放出巨额贷款。随着房产价格与交易额的急剧下降，银行贷款收不回，流动性丧失，资金周转失灵，很多银行只好关门大吉。1935年，仅上海一地就倒闭了17.9%的民族资本银行，18.2%的钱庄。
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与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奖具有本质的差别）获得者弗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写道：“如果不是美国抬高银价，中国将可能在晚些时候放弃银本位，比实际发生的情况晚上好几年，等到政治和经济状况都比较好的时候再进行货币改革。中国未来的进程就会有所改变，也许发生在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并不能避免，但是，至少会推迟发生，这样国民政府就可以赢得更多的时间来恢复其因战争而受到的创伤。”最终，中国政府只有放弃银本位制度，实行法币改革，走上了恶性通胀的不归之路。
千疮百孔的意大利
意大利在“一战”中大发战争财，出现了一批金融与工业垄断寡头。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生产军火的昂萨尔多集团，1914年，其固定资产仅4 200万里拉，战后总资本已达5.88亿里拉。如今的汽车厂商菲亚特公司当时主要生产机枪和飞机、军舰发动机等军火，资本金战后增加了7倍，达到2亿里拉，员工人数也从战前的4 000增加到战后的4万。战争期间金融资本渗透到意大利的各个部门，出现了以意大利商业银行、意大利贴现银行、意大利信贷银行和罗马银行为中心的垄断金融集团。意大利商业银行资本金为2.73亿里拉，主要与冶金、航运和电力工业关系密切。意大利贴现银行资本金为1.68亿里拉，主要控制着靠协约国订货而发展起来的冶金和食品机械工业。意大利信贷银行资本金1.2亿里拉，主要控制与贸易保护主义相关的产业。罗马银行资本金1亿里拉，主要靠昂萨尔多公司支撑。
有喜也有忧，“一战”让意大利政府债台高筑。年国民总收入200亿里拉，在此期间的战费支出高达650亿里拉，相当于4.7亿英镑。其中有200亿外债，350亿内债。内债总额由1910年的140.89亿里拉上升到1920年的950.17亿里拉。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巨额债务仍不足以应付战争，还必须要超额发行纸币。 1915年6月30日 全国货币流通额为38.56亿里拉， 1917年6月30日 为58.15亿里拉， 1917年12月30日 增加到84.25亿里拉，1918年上升到117.50亿里拉。在1920～1921年，意大利财政收入只能满足37%的财政支出。1922～1923年，国债又增加了452.95亿里拉。
国债的利息支出成为意大利沉重的包袱，纸币的超额发行导致了严重的通胀。随着战争的结束，工厂订单下降，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失业者的队伍日益庞大，工人阶级生活贫困。战后的意大利陷入金融混乱、财政崩溃和物价腾飞的困境。民以食为天，无法填饱肚子的意大利人终于开始起来反抗了，都灵、米兰等城市发生了群众暴动事件，一时间，意大利全国革命浪潮汹涌澎湃。1916年，意大利全国各地举行的罢工达1871次，参加者55.4万人；1920年工人运动的声势更加浩大，全国举行罢工2 070次，参加者猛增至231.4万人。罢工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和八小时工作制，还有至少60万工人参加了占领工厂、建立工厂委员会的斗争。
动荡不安的社会是法西斯诞生与壮大的温床。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早年信仰社会主义，是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之一。社会党是意大利历史最悠久的政党，初名意大利劳工党，1919年加入共产国际，1921年其左翼另组共产党，1922年被墨索里尼政权取缔。1915年，墨索里尼退出社会党，1919年，他创建了以古罗马“棒束”标志为党徽的“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1921年更名为国家法西斯党），该组织大量吸收退伍老兵、中产阶层青年、失业大学生和军官，以及因政治混乱和经济困难而心怀不满的社会中下层民众。
很快，墨索里尼的队伍被金融与工业寡头看中。1918年2月，昂萨尔多军火集团开始资助墨索里尼。1920年，米兰电力经营联盟和伦巴底钢铁与机械产业的巨子们开始资助墨索里尼。1922年，墨索里尼还得到菲亚特公司董事长阿涅利、皮雷利公司董事长兼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主席皮雷利与意大利大金融家尼蒂的支持。尼蒂是意大利贴现银行创始人之一，代表着意大利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
意大利政府也开始公开把法西斯行动队作为军警与宪兵的辅助力量来使用。意大利法西斯迅速成为金融与工业寡头的打狗棒。大批法西斯打手组成别动队，以共产党与社会党为首的左派革命组织为目标，采用残酷的手段疯狂镇压甚至杀害共产党、社会党和工会的领导人。法西斯分子被寡头们赞美为制止革命运动的“复仇天使”。
1922年10月，在意大利金融界与工业界的支持下，墨索里尼指挥法西斯党军事组织“黑衫军”进军罗马，发动暴乱并夺取政权，任内阁总理。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秘书长奥利维蒂专程前往米兰会见墨索里尼。意大利工业寡头组织——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于 11月3日 公开发表声明“对法西斯新政府表示热烈欢迎”。 11月6日 ，十几位意大利经济界的头面人物前往首相府会见墨索里尼，当面表示祝贺与支持。
墨索里尼接管的意大利当时是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政府财政亏空，赤字连连，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平日趋下降。面对这样的局面，墨索里尼开始进行经济整顿，首先是大力压缩政府的经费开支，将大量原本用于政府支出的资金投放到工业上。为了解决6 000亿里拉财政赤字的问题，墨索里尼任命法西斯政治经济学博士德斯太芬尼做财政部长。经过他的巧妙增税和发行公债的办法，仅两年时间，收支就平衡了。实际上，他是把债务全部转嫁到人民身上了，难怪墨索里尼坦承：“在我们没有很多天然财富的基础上，我非常钦佩我国人民忍受重税压迫的能力。”大量固定资金的投入和公用事业的建设，电力、机械、化工、纺织等当时最为先进的工业部门的发展。意大利工业发展发生飞跃。
墨索里尼，华尔街的宠儿
墨索里尼上台后露出金融家与工业家的代言人的真面目。政府取消省市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征收的附加税，取消对租金的限制，废除遗产税等劫富济贫的累进税，每年可使垄断资本增加利润2亿多里拉。政府以各种名目和方式向大资本家提供资金，帮助他们摆脱战后的经济危机。墨索里尼大笔贷款给濒临破产的两大垄断集团伊尔瓦和昂萨尔多公司，帮助它们恢复在冶金工业领域的投资。为了救助昂萨尔多公司和意大利贴现银行，国家出资与其合资建立昂萨尔多—科涅公司。政府还拿出40亿里拉巨资向石油公司投资或购买其股票。法西斯政府专门创建一所国家信贷银行，实施这方面的急救手术，用于投资的资金约为20亿里拉。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墨索里尼更是对垄断金融与工业企业大施援手。1931年，墨索里尼强令意大利银行给意大利信贷银行、商业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和工业企业提供总金额高达73.82亿里拉的贷款。
但这一切都是在信用扩张和流动资金增加的条件下完成的。到了1925年，通货膨胀再次抬头，国际收支产生赤字，里拉在国际货币市场迅速贬值。华尔街金融家为了保证进入意大利投资的安全和美国银行贷款的安全，对墨索里尼政府极为垂青。从政治上来讲，当时的墨索里尼对德国保持警惕心理，因此，保证意大利的稳定与强大还可以遏制法国与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
墨索里尼政府极为配合地采用了货币稳健政策。1926年，法西斯政府着手巩固政府预算平衡，颁布“新银行法”来整顿货币流通，改革央行。法案规定将多家银行发行里拉的权力集中到意大利银行，并决定将国家流通的货币减少2 500亿。
为了讨好华尔街金融家，墨索里尼通过压缩国内需求、紧缩信贷和下调工资的方法，使得里拉大幅度升值。到了1926年年末，19里拉可以兑换1美元，92.46里拉可以兑换1英镑。1927年12月，内阁会议还宣布里拉由金本位做后盾，规定1英镑兑换90里拉。意大利本地寡头普遍反对里拉升值，升值会导致工业出口萎缩，而汇率缺乏弹性则让意大利金融家丧失投机机会。但在华尔街的强力压迫下，意大利国内的声音毫无作用。
早在1923年墨索里尼刚上台时，摩根财团的实际掌控者拉蒙特就与他过往甚密。以摩根财团为代表的华尔街大亨们十分欣赏法西斯政权的铁腕。他们认为，墨索里尼使出铁拳将意大利从饱受罢工浪潮和社会主义思想冲击的“地狱”中解救了出来。杰克•摩根在意大利旅行时看到法西斯分子对工人的残暴镇压后，居然给出这样的评价：“我们对墨索里尼现在进行的革命感到极大的满意”。而拉蒙特对此则矢口否认道：“听起来都是些可笑的谣传……我到过的意大利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繁荣昌盛的景象。纽约报纸的大标题甚至是伦敦报界的消息似乎是夸大其词。意大利政府内外的人士对这些所谓的街头冲突、反政府暴乱等报道感到可笑。”拉蒙特还亲自将墨索里尼的画像和罗斯福的画像一同挂在他的办公室。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总裁乔治•惠特尼称墨索里尼是伟大爱国者。犹太财团的库恩—洛布公司掌门人卡恩将墨索里尼看成一位严厉的破产清理人，成功解决了破产公司的难题。
1926年，摩根财团欣悦地借给意大利政府1亿美元的贷款，当时意大利仍亏欠美国26亿美元的借款。1927年，意大利商业银行与华尔街大亨哈里曼合作并购重组波兰的一些银行。同年12月，摩根财团与纽约联储总裁斯特朗联手借钱给墨索里尼，帮助意大利恢复金本位制。
1935年，意大利武力入侵埃塞俄比亚，残忍地用毒气屠杀了50多万非洲土著。美国于1935年制定了“中立法案”，但法案仅仅禁止军火出口，却不反对运送对战争有用的物资，如纺织品、棉花、石油和钢材等。美国企业毫不理睬政府的劝诫，大量出口战争物资到意大利。拉蒙特却为墨索里尼辩护道：“不应该对群众把领袖描绘成飞扬跋扈或是好战分子的形象，而应该表现他田园诗般的友善、平和的态度”。不过，拉蒙特有段话倒是说对了。他说：“现在的任务是在埃塞俄比亚发展农业和经济这是一块广袤肥沃的土地，但还是荒无人烟，远未得到开发，这有待于意大利移民的辛勤工作和智慧开发，正如半个世纪以前美国移民开发美国西部的广阔资源。”意大利在非洲的行径与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所作所为的确如出一辙。
依靠华尔街金融家的支持，墨索里尼在美国金融市场获取大量投资与贷款，到了1936年，意大利的经济总量是1922年的4倍。
有了黄油就要造大炮。意大利军事力量得到极大提高，随之对欧洲事务的干预也越来越多。墨索里尼吞并了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奥地利签订了同盟条约。由于在经济、军事、外交上的不断胜利，墨索里尼成了当时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领导人之一，希特勒曾称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1936年，当墨索里尼合并埃塞俄比亚，成功干预西班牙内政时，他在罗马的威望达到了顶峰，数万人聚在罗马大广场，向领袖致意。墨索里尼向民众宣布：“我向你们保证，意大利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了！我要让意大利空军海军的马达声压倒一切声音，叫他们的天空盖住意大利上空的太阳，叫地中海成为意大利的内湖！”
然而，墨索里尼的成就却是建立在对工人的强力压制基础之上的。1924年9月，意大利工业总联合会致函墨索里尼，要求他加强法西斯组织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力度，强力镇压各种工人革命团体。于是，作为金融家与工业家爪牙的法西斯政府规定，劳资之间无论发生任何争议，都禁止工人罢工。罢工的工人，不仅要处以罚金，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或逮捕监禁，或永久剥夺工作权。墨索里尼将工会改为纵横两个系统的法西斯职团来严密控制工人。纵向系统是指劳动者与雇主按行业建立劳动者职团联合会和雇主职团联合会。横向系统指劳动者和雇主按行业组成全国性劳资联合职团协会。这些协会在法西斯组织的领导下，控制各行业的职团组织与职业介绍，确定各行业的劳动条件，解决劳资纠纷。结果，所有工人全部纳入法西斯政府的领导之下，意大利变成了组织严密的法西斯国家。
沙赫特临危受命
斯大林说过“胜利者不受审判”，失败者却没有辩解的权利。英国历史学家泰勒曾这样写道：“可以把每一件事——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毒气室——的罪责统统推到他默然承受的肩上。有希特勒担罪，所有其他德国人都可以自称无辜；先前是战争罪责论最起劲的反对者的德国人，现在成为它的最坚定的拥护者。”
其实，希特勒并非狂人，他的上台也非偶然。德国“一战”失败后，德意志人都希望出现一位伟大的救世主来拯救德国。希特勒这样的人物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国家应运而生。
尽管对手丘吉尔称他为“20世纪最有才华的经济改革家和金融专家”，但希特勒是一个政治家，并非是经济学家和金融家。他需要一个能力高超的理财高手来帮助德国重振经济。第一个登场的便是被希特勒评价为“他是一个能力非凡的人，他挫败对方的本领是无与伦比的。正是他骗取别人信任的卓越技巧，使他成为现在不可或缺的人物”的亚尔马•沙赫特。沙赫特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精英圈子里的一分子。他父亲就职的纽约公平信托公司为摩根财团控股，而沙赫特本人早在1905年就会晤过杰克•摩根。
“这个骇人听闻、掠夺成性的协议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变成了奴隶。”——列宁这样评价的《凡尔赛和约》迫使德国放弃将800万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割让给其他国家，这些境外德意志人遭到所在国家的驱赶和严重盘剥。此外，和约还规定：德国必须因为战争的失败而向协约国支付1 320亿马克的战争赔偿。劫后余生的德国赔款的唯一出路是征收通货膨胀税，也就是滥发通货向大众套现。战前美元对马克的汇率为1∶4，1923年月1月初已发展为1∶7 260，同年 11月20日 则跃升至1∶4.2万亿。当时，德国同时开动33家印刷厂和12家纸厂的机器来保证生产足够的纸币。
犹太人在通胀中大发横财。“他们经济的关系，差不多包括了整个帝国的全部，一切真正的伟大的企业，差不多完全在其掌握之中。凡是主要的技术专家和职员，多是属于他们的，以前商业势力尚未被犹太人所夺取时，国外的贸易完全是由他们所经营的。”——希特勒所言非虚。犹太金融家奥托•卡恩带着华尔街犹太金融财团伙同法国200家族横扫德国企业。他们选择德国工业家雨果•斯坦作为代理人在德国疯狂收购各种企业，短短几年间资产翻了4倍，拥有了横跨钢铁、报刊、旅店、海运、制烟、制糖等行业的4 500家企业。
放高利贷的犹太金融家收购了整个德国经济，将德国变成地狱，自己却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就像凯恩斯所描绘的：“任何一个手上有一些美元或英镑的外国人，在德国都可以生活得像国王。几美元可以使人过得如同百万富翁一般……在资本市场上的高利贷者们以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抢购着德国人的家庭财富、不动产、珠宝和艺术品，再把它们放到欧洲其他市场变卖谋利。这种办法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这个过程潜在地积聚了各种经济规律中的破坏因素。”
1923年，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一同出兵10万人侵入并占领了德国的工业心脏鲁尔区。波罗的海的立陶宛趁机掠取了德国海滨城市梅梅尔。由于鲁尔区的煤、钢、铁以及其他重要原料和燃料被禁止运往德国地区，致使德国经济再遭重创，通胀进一步恶化。而法国却损人不利己，法军占领费用高达10亿法郎，它从鲁尔掠夺的煤铁价值却远抵不上这笔费用。
在这种形势下，沙赫特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国家货币流通专员和德国国家银行行长来拯救货币流通体系。沙赫特决定用一种新的过渡货币来取代已彻底丧失信用的旧马克。当时有经济学家建议用黑麦或黄金作为马克发行的储备。但黑麦收成不稳定，黄金储备不足，沙赫特决定用德国有生产能力的土地作为新马克发行的储备，将这些土地抵押为32亿土地马克，只占价值1 500亿马克的德国财富总量的很小一部分。德国制币厂开始停止旧马克，取而代之的是土地马克。土地马克与美元全面挂钩，即4.2土地马克兑1美元。土地马克与旧马克的汇兑价是1∶1万亿。
为了稳定土地马克的币值，沙赫特通过德国总理命令德国所有企业以及地主必须将资产放进新设立的土地银行，再由这家银行向企业发放每份代表500土地马克的抵押票据。另外，票据所有者必须为被抵押的资本支付6%的利息，如果企业没有房地产则必须认购土地马克。随着新货币体系的确立，沙赫特迅速着手狙击那些从海外市场高息借入外币，兑换成旧马克以抢购德国资产，再将其在国际市场抛售套现的犹太金融家。他颁布了第二条法令：每个德国私有资产者都可以购买期限不定的国债，利息为4%，可兑为现款，利息为5%。
沙赫特还成立一家资本金为4亿土地马克的黄金贴现银行，负责发行新马克和回收旧马克，发行的新币价值与土地等值。银行以黄金作为发行储备，其中1亿马克由德国国家银行募集，其余3亿马克则在德国国内以及国外募集，银行全部债务不得超过资本金的12%；银行利润的20%部分转入公积金，超过20%的利润一半归持股人所有，一半归德国政府所有。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在十几年后的1934年曾说过，“希特勒和沙赫特是德国文明的保障，也是我们唯一的朋友。他们在为捍卫我们这个社会体制同共产主义作战。如果他们失败了，共产主义就会进入德国，什么都会随之进入欧洲”。当时对他来说，只有黄金才能击退犹太人的投机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因此，英格兰银行毫不犹豫地以5%的利息购买黄金贴现银行一半的股份，帮助德国稳定通货。该银行共设14名董事中有7人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德国的货币与信用体系处在英美人的掌控之下。
在沙赫特的管理下，到1924年，不仅通胀停止、新马克币值稳定，而且大量美国资本开始流向德国。在摩根财团的操纵下，保证了美国金融资本利益的“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陆续出台。凯恩斯说过：“钱从德国出来，然后作为战争赔款进入协约国的账户，然后再以战争债务的名义汇入英格兰银行账户，再以战争债务的名义汇入美国联邦银行，最后再以贷款的形式回到德国人手里。钱在我们大家面前风风光光并且分毫不损地走了一圈。”
华尔街支持希特勒上台
根据“道威斯计划”，华尔街几大主要金融财团在1924～1928年内总计贷给德国8亿美元，帮助偿还《凡尔赛和约》的赔款，利息收益则直接投资于德国市场。根据“杨格计划”，德国每年只要付赔款额的1/3，剩下的部分可以推迟。结果，1924～1931年，华尔街共向德国提供了1 380亿马克的贷款，而德国却只支付了86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得到了520亿马克的贷款资助。其中的最大3笔贷款，分别建立和帮助了3家控制德国工业命脉的卡特尔，分别是德国通用电力、联合钢铁公司、法本公司。到1937年，联合钢铁和法本生产的爆炸物加起来占全国总量的95%，连著名的克虏伯军火公司也在它们的控制之下。这个不仅得益于美国贷款，还有美国的技术。这三大卡特尔的美国控制者都是华尔街显贵——迪隆•里德、哈里斯•福布斯、国家城市公司、公平信托公司。
但这些流入德国毛利高达10%的短期贷款，是以整个德国经济为抵押的。一旦美国投资者停止继续放贷，整个德国经济将崩溃。大萧条开始后，华尔街资金终于回流了，德国迅速被打回原形，工厂停工，矿产停采，工人失业，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希特勒恰在此时登上了德国总统兼总理的宝座。其实，希特勒走上政坛的道路一开始就得到了金融家与工业家的资助。1921年，希特勒结识了鲁登道夫、鲁尔地区大资本家胡戈•施廷内斯和德国工业巨头之首即联合钢铁公司董事长弗里茨•蒂森，开始走上与大资本联姻的道路。1926年，希特勒获得了以北德银行和贴现公司首脑马克斯•冯•申克尔为首的汉堡金融与工业界的支持。1926～1927年，希特勒获得了鲁尔和莱茵地区经济界领导人的认可与支持。其中尤为重要的两个人物分别是：重工业巨头、煤矿大王、掌管鲁尔基金（德国重工业界的政治贿赂基金）的埃米尔•基尔道夫，化学托拉斯巨头、美国柯达公司合、奥丁化学股份公司董事长威廉•凯普勒。
1930年11月27日 ，蒂森在德国工业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公开呼吁发挥纳粹党的领导作用。不久，基尔道夫利用自己在矿山联盟中的地位，作出一项决定，规定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矿辛迪加所属企业，自 1931年1月1日起 每售出一吨煤就提取5芬尼（1马克=100芬尼）资助纳粹党。这两位巨头与弗里德里希•弗刊克联合公司的奥托•施泰因布林克、温特斯哈尔股份公司的奥古斯特•罗斯特克、国家银行行长沙赫特、德国金融界著名报纸柏林《交易所报》主编瓦尔特•丰克，形成了以鲁尔区重工业巨头为核心的“纳粹经济集团”。
此外，希特勒还得到了克虏伯公司董事长胡根贝格、工业巨头伊•格•法本公司理事会主席、德国工业全国协会主席的卡尔•杜伊斯堡的支持。
当时的德国金融与工业寡头的背后是华尔街金融家与美国工业家。比如伊•格•法本公司的董事会有纽约联储银行董事、曼哈顿银行总裁、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泉基金会主席、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董事、福特。福特本人后来还被希特勒授予日耳曼鹰犬十字勋章。对于华尔街来说，希特勒也是一个理想的德国政治领袖的人选。1929年，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和美联储一致认为希特勒是一个强有力的德国领袖，只有资助他才可让德国能与英法抗衡。让欧洲陷入内斗，美国就能坐收渔人之利。很快，金融家华伯格代表华尔街势力向希特勒资助了1 000万美元。后来华尔街金融家又为希特勒的选举资助了6 000万马克。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也通过摩根财团向希特勒提供了数额达到3 200万美元之巨的资助。仅在1932年4～9月，美联储就将价值1 200万美元的黄金分批输入德国以资助希特勒的上台。
希特勒上台后便把经济管理大权直接交给金融家和工业家。1933年7月，希特勒成立德国经济总会，由蒂森、伏格勒、西门子等12名巨头和5名纳粹党人组成，负责指导国家经济政策和制定经济法令。同时，颁布《国民劳动秩序法》，规定企业主是企业的法定领袖，为该企业工人的全权最高上司。德意志银行控制德国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商业银行控制钾盐工业，德累斯顿银行控制德国的木材、皮革和毛皮工业。德国金融机构及其背后的华尔街成为德国经济的主宰。1934年8月，希特勒任命沙赫特为经济部长，经济部的职责包括对商业政策和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外汇管制等进行监督，并在一切经济问题上充当德国政府的顾问。第二年他又被任命为战时经济全权代表。战时经济全权代表的职责是协调各个民用经济部门，为战争做好准备。由于沙赫特已被任命为德国银行总裁，此时的他一身兼任三职，代表华尔街绝对控制着德国的经济。
在华尔街的支持下，希特勒意图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新的强大的德国。这就需要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沙赫特就曾向希特勒说过，“我们国家银行一开始就明白，唯有重建强大的军队，才有成功的外交”。
其实，早在希特勒没有上台前的1922年4月，苏联和德国国防部就秘密签署了《拉帕洛条约》，对德军进行重整。条约规定，德国金融家负责提供贷款，德国工业家们提供机器设备，德国国防部提供军事理论与经验，苏联提供原材料、场地，并分享德国军事工业的经验与创新成果。结果，德国的飞机制造厂、毒气制造厂、炮弹制造厂、化学实验室、航空学校和坦克学校都建在了苏联，连“二战”装甲兵名将古德里安都是喀山坦克学校毕业的。而苏联从德国的进口从3.539亿马克增加到6.258亿马克，德国机床出口的40%都输入苏联。苏联则用德国的机床将俄国从手拉肩扛的落后农业国建设成拥有核弹等高技术装备的工业大国。
1933年8月，美国银行同意德国延期偿还以前的贷款，并且保证今后美国在德国的资本和产业的全部收入只在德国使用，并可以用来重整德国军备。1933～1934年，美国秘密向德国出口了大批炸药、机关枪、坦克和军舰。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与德国签下了巨额的战略原料和军工项目的订单。仅福特公司就投资了20亿美元。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向其德国分公司欧宝公司投资大量资金，赚取高达40%的暴利。通用公司这样赞许希特勒，“希特勒是一位真正的经济强人，非常适合带领德国人民走出经济萧条的困境。他不是通过武力或恫吓，而是通过聪明的计划和对政府原则的有效执行来领导人民”。
1933～1939年间，在纳粹德国的军事机构中营业的美国公司超过60家。在技术输出贸易上也毫不含糊，杜邦公司通过法本公司把氯丁橡胶和飞机防爆剂的技术卖给德国；美孚石油把公司坦克润滑油的技术转让德国；希特勒发展空军的重要帮助来自于美孚在德国设立的一家飞机专用汽油厂；电报电话公司参加了德国新型飞机的研制。甚至到了战争爆发时，杜邦公司与德国法本公司约定，不将任何专利权卖给英国，美孚石油公司则与法本公司秘密签订瓜分世界市场的“海牙协定”。
值得一提的是，出过两位总统的布什家族之财富与纳粹德国也有关系。1924年，小布什祖父普雷斯科特•布什在岳父乔治•沃克尔的资助下，与华尔街金融大亨哈里曼之子艾弗里尔•哈里曼组建了布朗兄弟—哈里曼投资银行。这家投行的合伙人在肯尼迪总统时代曾担任过财政部长。此外，普雷斯科特还是纽约银联公司的7名发起股东之一。这两家公司实际都由弗里茨•蒂森居于幕后操纵。当时，纽约银联公司通过布朗兄弟—哈里曼投资银行在美国购买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黄金、燃油、钢铁、煤炭以及国债输往德国，为纳粹重新武装和启动战争机器提供了很多帮助。
希特勒的目的
华尔街借钱给德国购买华尔街控制的美国工业的军火和技术，得到的利润再投入德国军工业以扩大投资。纳粹德国的复兴奇迹奥秘即在于此。对于华尔街金融寡头，这样可以控制德国经济，赚取暴利。
但希特勒并不甘心于寄人篱下。他说过，“一个国家并不靠货币的表面价值来维持生活，而是要靠真正的生产，而生产才能使货币获得价值。生产才是货币的真正准备，银行保险箱中存满了黄金并无意义”。依靠华尔街德国重建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此时的希特勒意欲在这个基础之上打破英美主导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建立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经济新秩序。
希特勒所做的第一步就是要将华尔街控制的德国金融体系转移到政府手中。很快，政府便完全控制了德国国家银行，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监管。 1934年12月5日 的德国信贷法使政府可以监督银行业务活动的各个方面，政府不仅能要求知道银行各项办事手续的全部细节，而且能对银行放给私人的贷款实行严格的控制，以保证它们的目的完全符合政府的全盘计划。政府还严格控制金融市场来适应国家的长期目标。比如，新股票在发行前需要通过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其是否可能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
纳粹政府严格控制外币使用，管制进口，管制外国人使用德国银行的贷款，管制德国人向外国人出售马克。比如，德国贷款马克给巴西，但这些钱只能用于购买德国货，而不能到德国银行兑换成黄金。
严格管制的措施会降低进出口贸易量。沙赫特又和各个国家签署了双边的汇划结算协议。所谓汇划结算协议，就是德国进口商向德国央行账户支付马克，至于出口商是立即得到当地货币付款还是等待一些时日，则取决于德国政府的出口政策。有些商品，外国央行接过限制使用范围的马克后立即向出口商支付当地货币，这将使出口国家国民收入没有变化，不仅是来自德国的进口品不能增加国民收入，而且整个进口品都不能增加国民收入，此即支付原则。还有些商品，德国央行先让出口商等待，一旦德国的某一个进口商能够从德国购买商品之时，该进口商才能用当地货币购买马克，而央行则用这笔当地货币来支付原来的那位出口商。这就是所谓的等待原则。
对进口商品都征税，或者向进口商卖出外汇，其汇率比从出口商那里买进时高出很多，政府收入得以增加。如果目的是进口而不是出口，以特殊方式即从国外借钱的方式改善国际收支，就可以用补贴汇率自由进口，但按很高的汇率出售外国需要的出口商品，为出口造成困难。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垄断的好处，改善贸易比价，对于国外需求不受价格影响的商品，汇率可以提得很高。而对于供应不受价格影响的进口商品，汇率可以压得很低。
沙赫特创造了200多种货币、银行券、债券和各种五花八门的信用工具，与汇划结算协议相结合来调控资金的流向。比如旅游马克只能用来支付在德国的火车、旅馆和饭店的账单，机床马克只能购买德产工作母机等机械设备，啤酒马克只能购买德国产的含酒精的饮料，而钟表马克则只能购买德产钟表。通过这种方法，德国有垄断地位的商品如仪器与光学设备，将不会被低廉的马克买走，而只能用来换取真金白银或是德国需要的外国商品。这种特殊的马克其实是放弃了黄金而以某一种物品作为其发行的储备。这是因为当时的黄金储备主要集中在英美两国。
此外，大量增发的各种信用工具只能用在基建或军工等生产领域，而不会进入消费品市场，通胀的威胁自然也就消除了。比如，1934～1936年发行的专门支付给军火商的米福债券就是如此。在沙赫特的撮合下，西门子公司、古特霍夫农冶公司、克虏伯公司和莱茵金属公司这4家德国支柱企业成立冶金研究有限公司。出自这家公司的米福债券便由一些资本有限、向德军供应物资的小公司出票，金属研究公司承兑之后到帝国银行去贴现，或者向资本市场出售。1936年，米福债券的未清偿总额达120亿马克，支持了当时德国军备重整一半的费用。到了1938年，沙赫特又发行了供应商国库券来支持军备重整。
但经济自有其规律，信用扩张与通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为了防止通胀，除了高税率和控制发放红利外，德国还有种种有关物价和工资的规定。根据 1936年10月29日 的一项法令，德国设立了一个物价管制委员会。先前授予任何政府部门的监督、批准或规定物价的全部权力，都移交给了物价管制委员会主任。他不仅负责为到达最后消费者手中的商品规定价格，而且负责对生产过程中各个中间阶段中的价格进行监督。
种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结果德国物价一直保持稳定，批发价格指数（PPI，以1913年为基数100）从1936年到1939年仅从104.1上升到106.9。
当然，对英美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最为釜底抽薪的是易货贸易的国际结算方式。当时国际金融家获利方式仍然停留在19世纪的旧模式，也就是向经济困难的国家放债盈利。如果德国的易货贸易被其他缺乏黄金与外汇的国家所仿效的话，国际金融家不仅很难找到借款人，而且其财富也要严重缩水。随着货币与实物之间关系的脱离，英美主导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的主导权自然而然地就会被瓦解。
仅在1934年，德国就完成了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关于大豆和石油的易货贸易合同，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涉及铝矾土和镁的易货合同，与丹麦关于家畜、黄油和猪油的易货贸易合同。德国还和中东欧建立起紧密的贸易关系。20世纪20年代末，德国占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总贸易额的15%左右，到了30年代末，这个比例提高到40%。沙赫特禁止德国企业未经政府允许就进行国际贸易。所有国外债权人在德国只允许使用德国马克。
为了贯彻这一政策，沙赫特在德国设立了24个监控站，时刻监视着德国商人的贸易活动。根据国家的战略需要，沙赫特将商品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粮食、铁矿砂、钨、锑、铬等稀有金属等级最高，其次是煤炭、有色金属、矿物油、化工产品、润滑油以及棉花、羊毛和橡胶等。到1936年，德国已经签订了28个清算协定，在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中，德国用马克支付进口款项，并把款额与该国购入德国制成品的款项保持平衡。在“二战”爆发前，德国国际贸易中的83%是通过易货贸易方式进行的。
沙赫特的想法是从英美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找到漏洞，循序渐进地让德国也分一杯金融霸权之羹。而希特勒则求快求速，意图一蹴而就。结果到1938年，沙赫特被解职，戈林从沙赫特手中接过对德国经济与金融的控制权，他便将政府的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置于德国经济之上。
有破则有立，德国企业建立新的经济与金融体系。接替沙赫特经济部长位置的是瓦尔特•丰克。他是受戈林委托的制订新秩序计划的部长。新经济秩序是将欧洲组成一个单一的经济共同体，在德国的指导下进行运作。德国将成为欧洲大陆的工业中心，周围是一批组织起来供应它所缺少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国家：东南欧将增加农业生产，放弃军备及辅助工业；丹麦将减少养牛和乳类生产，增加谷类和饲料的产量；挪威将致力于在农业上自给自足；甚至法国也将被看做是一个农业国和粮食输出国。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德国必须要成为欧洲金融体系的核心，正如丰克所坦然承认的：“我们决不奉行一种会使我们依赖黄金的通货政策，因为我们不能使自己受到一种我们无法决定其价值的交换媒介的约束。”欧洲的货币将与黄金完全脱离，成员国之间的交易将在固定兑换率的基础上进行。德国将双边清算协议扩展为多边贸易制度。按照这种制度，所有的欧洲国家将通过设在柏林的一个中央票据交换所，用德国马克来结算其贸易账目。柏林将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
“二战”期间，德国便根据既定方针在欧洲打造起新经济秩序的雏形。德国人首先没收和强迫收购被占领国家政府与私人拥有的黄金和国外资产，干涉被占领国家国内流通的货币，把这些货币同德国马克的兑换率人为地定得很低，勒索占领费，征收罚金，以及改造并周密地控制被占领国家的银行系统。
1939年9月，德国信贷银行在波兰创立，信贷银行有权将高达10亿马克的款项贷给德国供它在占领区使用，也可发放短期抵押贷款，贴现和接受不计息的转账及存款，以及发行票面额从50芬尼到50马克的纸币。纸币的准备金包括：德国信贷银行由于贷款和贴现的票据而拥有的资产，德国货币的准备金，在德国国家银行和各票据交换所的贷方余额，德国国库债券的准备金，以及给予德国的贷款。这些纸币在被占领国家内按固定的兑换率同该国的货币一起流通，兑换率通常大致相当于入侵前的比率，它们不能随便兑换成德国国家银行的钞票。这是一项必要的规定，用来防止因发行大量德国信贷银行纸币而造成的通胀影响到德国本土。
德国还以金融手段控制外国企业，其中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征服欧洲工业的主要工具之一。它们通过诸如连锁董事会、股份所有权、代表投票制和操纵新的放款等方法，控制有关国家的主要商业银行，从而控制与这些银行有关的工业企业。比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分别接收了波希米亚联合银行和波希米亚贴现银行后，就使德国控制了波尔迪纳尔铸造厂、克拉洛多沃尔水泥厂、布尔诺第一机械厂、波希米亚铜厂、索洛火柴垄断企业、金刚砂厂等该国的主要工业企业。
不过，打破甚至摧毁英美金融帝国的唯一的最有力的金融武器是多边清算协议。到1941年年底，德国已同欧洲大陆所有其他国家谈判了清算协定，这些国家彼此之间也进行了很多这样的谈判。后一类协定中有些是通过设在柏林的中央票据交换所结算的。在那段时间，柏林成了欧洲大陆的金融中心，马克成了居统治地位的货币，许多国家开始通过柏林以马克来结算它们的全部国际贸易。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德国则凭借占压倒性优势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强迫贷款国提供巨额贷款。换而言之，整个欧洲被迫不断供给德国它所需要的任何可以买卖的东西。
通过建立欧洲经济新秩序，德国人将战争造成的通胀全部输出到其他国家。德国信贷银行纸币有意在被征服的国家增加流通的货币量，人为制造通货膨胀。实际上，即便这种纸币被收回，也未消除通胀的压力。原因在于它们只不过由数目相等的本国货币取代而已。柏林的德国票据也起了制造通胀的作用，这等于德国人拿到商品却不付钱。按1939年的物价计算，1940～1944年，德国从被它占领的国家和被它统治的国家至少掠夺了1 040亿马克的财富，约占德国GNP的14%。
其他国家的政府为了防止出口商破产，只好通过无限制地批准贷款来垫付货款，结果货币发行量大为增加，通胀恶化，商品供应减少，甚至在希腊等国造成了政府财政的全面崩溃。而在德国，通胀趋势则受到强有力的控制。在外国进行的征敛，增加了可以获得的商品数量而又丝毫未增加流通的货币数量，大大削弱了通胀。
希特勒是坏人吗
摘自《世界金融五百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7月
从本质上讲，德国、英国与美国之间在金融上的争霸并无善恶之分。其实，希特勒本人并没有发动世界大战的企图。开战之前，德国军费开支占GDP才15%左右，与英国相当。1939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德国已削减了军费开支，结果英国军费比例大为超过德国。一直到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之前，德国军备生产都一直在下降。结果，即便在战时，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也未下降，因为希特勒不希望因此而削弱了自己在德国人民中神一般的形象。
自始至终，希特勒的胜利秘诀是政治智慧，而不是军事征服。希特勒并不认为德国有同英美苏三大国的联盟发生长期战争的可能，他自信自己可以通过外交手段达到目的，若不行则通过一系列小规模战争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在他看来，在政治手段和进攻波兰的小规模战争之间没有清楚的分界线。希特勒本人也知道，一旦国家综合实力与军事力量成为决定因素时德国便会完蛋。
德国的领土扩张与日本的侵略也有本质性的不同。“光复”与“侵略”只是站在不同立场上的描述同一件事的不同词语。从欧洲历史来看，德意志人的神圣罗马帝国曾统治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土地。遗憾的是，德国一直到19世纪中期都未结束分裂状态。俾斯麦虽在1871年创建了新德国，但却把奥地利以及其他德意志人居住区排除在外。希特勒收回萨尔地区，派兵进驻本国的莱因地区，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纳入德国版图。站在德国人的立场看，无非是收复久远的故土。
纳粹德国唯一的遭人诟病的犹太人大屠杀也不是没有辩解的理由。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食利者阶层的犹太金融家被逐出欧洲经济圈。比如那个风光百余年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大陆的财富与权势便被纳粹德国破坏殆尽。1938年，《犹太人资产登记法令》颁布后，罗氏家族的财产受到严重冲击。第二年，几乎所有的罗氏家族的慈善与教育机构全部被解散或被国有化，而罗氏家族很多人都沦为难民。维也纳的罗氏家族掌门人路易斯•冯•罗斯柴尔德被逮捕和关押，直到他在奥地利的所有资产都被转让给德国政府后才被释放。他在法兰克福的豪华住宅以61万马克的超低价被政府征收，一百多年来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则以象征性的230万马克的代价被政府收购。位于捷克的维特科威兹钢铁厂都被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兼并。这些对于欧洲人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刚开始，希特勒也未动过灭绝犹太人的念头。犹太复国主义者曾与纳粹合作，希望将犹太人迁移到某个地区重建国家。但是包括英美在内的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均不接收犹太人。英美列强甚至暗自高兴，希特勒做了他们想做而不愿公开做的事。直到美国对德宣战，德国人认为这是犹太财团鼓动的结果，于是开始屠杀犹太人以示报复。如果说德国是屠杀犹太人的元凶，那么英美两国就是将犹太人送进屠宰场的从犯。
对德国人来说，维持现状不是和平，而是屈服于英美。英美保住一战胜利果实，德国则想消除其失败的影响，突破英美在政治、经济与金融上的霸权。这都无可厚非，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泰勒所写的：“在主权国家的世界中，每个国家都尽最大的努力谋求它自己的利益，至多由于错误而不是由于罪行受到批评。像往常一样，俾斯麦在谈到1866年奥普战争时发表的意见是正确的：‘奥地利反对我们的要求和我们提出要求一样不是什么错误’……希特勒的目的是使德国成为欧洲的支配性大国，或许更久以后成为世界的支配性大国。其它强国过去追求相似的目的，现在仍然如此。其他强国也把小国看作他们的仆从国。其他强国也试图用武力保卫他们的重大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希特勒除了是一个德国人之外，他没有什么过错。”
纳粹与布尔什维克支援中国抗战，美国支援日本侵华
摘自《世界金融五百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7月
在纳粹德国早期重整军备的易货贸易中，中国占有显著的位置。中德贸易主要是由德国来华军事顾问牵线搭桥逐渐完成的。早在一战之前甚至在俾斯麦时代，德国便是向中国输出兵工技术、制造设备、船舶以及各种军火的头号国家。仅1911-1913年，来自德国的军火已超过中国输入军火总值的60.8%。一战之后，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陆军最多只能拥有10万人，大量职业军人被迫退伍，成为各国争相聘用的军事顾问。尽管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人在外国军队担任军事顾问，但在德国政府暗中支持下，仍有大量德国军官来到中国，仅1927年12月至1932年8月，先后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者就达94人之众。还有大量军火输入到中国，1924-1928年，从德国输入的军火占中国输入军火总值的41.87%。
希特勒曾说过：“中国人并不能等同于靼鞑人和匈奴人，他们是特殊的人种，是有一些文明的人种。”他上台后，中德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不仅向中国提供德式装备，还帮助中国建立军事工业。在抗战早期，中国政府唯一依靠的外国力量只有德国。德国军事顾问帮助整训中国军队。至1937年7月，国民党中央军整训35个师，东北军整训了10个师，另有粤军10个师、川军26个师、9个独立旅也进行了整训。在蒋介石中央军中有30个师接受了系统的德式军事训练，装备了大量德式装备，为抗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抗战全面爆发后，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了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为中国军队出谋划策。日本极为不满，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德国军事顾问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协助中国的行动，严重地损害了日本军官们对德国的情感……德国的行为极大的危害了德日合作的政策。”
德国军事顾问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大量建议并参加相关计划的制订及实施。他们指出：中国“必先有完整的军火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与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现代化之国军均将受其阻碍”。中国政府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发展起具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工业。1936年，德国军事顾问又帮助国民政府制订了的《中国工业计划》，该计划的实际执行因战争干扰而终止，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在台湾全面实施了该计划。
在德国人的技术指导与援助下，湖南的炼钢厂、炼铜厂、机器厂、炼铅厂、氮气厂、炼锌厂和煤矿开办了，江西的煤矿、炼钨厂开办了，四川的炼油厂、酒精厂开办了，陕西的炼油厂开办了，河南的煤矿开办了，湖北的电线厂、电泡及真空管厂、电池厂和电信厂开办了，汉阳兵工厂仿制德国毛瑟枪生产出闻名遐迩的中正式步枪，南京兵工厂生产出马克沁机枪，巩县兵工厂生产出迫击炮与防毒面具，南京军用光学设备制造厂在德国蔡司光学仪器公司的帮助下生产出军用光学设备，德国人一手包办的湖南株洲新经济区生产出各种类型的大炮和炮弹。这些武器质量较好，其中一些的质量都赶上了西方同类产品。此外，在德国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帮助下，中国军工科研方兴未艾，陆续诞生了各种军工研究所，开启了中国近代军工科研之路。德国人的帮助，效果非常明显。1935年，国民党军队步枪所用弹药有半数需进口，到1937年时，轻武器及弹药已基本能够自给自足。
当然帮助不是无偿的。1937年希特勒会见时任中国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时说：“德国是一个工业国家，中国则富有矿物和农产品，两国间自然要进行易货往来，德国在远东没有任何政治或领土的要求，只想发展贸易。”德国重整军备需购买大量原料，与中国发展易货贸易可以获取器所需的战略原料，尤其是钨和锑。当时，中国钨产量占世界总产量之37.6%，德国每年钨进口量的60-90%都来自中国。德国人愿意以军火同中国换取钨砂来节省大笔的外汇。而金融大亨与工业巨头则可以扩大在中国市场的销量。
1934年8月，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德国人汉斯•克兰秘密签订了一份《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根据合同，中国先向德国贷款购买军火物资及军工装备，再以农矿产品进行偿还。蒋介石认为，“此次中德合作成功不仅予我国防有极大之助力，且将来我民族复兴赖此更巨。”
1936年4月，中德签署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1亿马克的优惠贷款。合同签订后，希特勒对蒋介石说：“中德两国之货物互换实给予两国经济进展以莫大裨益，获蒙钧座异数关垂，谨为申谢”，并赠德国国防军之荣誉宝刀一柄，表示“敬仰钧座及贵国之微意”。蒋介石亦赞扬希特勒“对于德华两国间经济合作热心主持，合同现在签字，使国交益敦亲睦，建设得有基础，尤为欣慰，特致谢忱。”
到1937年，中国政府从德国购买的军用物资占到全部进口商品的83%。为了对日作战，中国从德国所购的军火种类繁多，飞机、潜艇、防空炮、野战炮、坦克车几乎无所不包。自1934年8月中德易货合同实施后，中方向德方订货总值在4亿马克以上，在抗日初期，至少有1.44亿马克、约合5816万美元的德国军火运抵中国。这些装备加强了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能力。而德国则从中国源源不断地得到钨、锑、铬等稀有金属以及桐油、生丝和大豆等德国急需的农产品。仅1938年时，中国钨砂出口79%输往德国。
后来德国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组成轴心国，尽管德国声明停止向中国输出军火，但一直到1938年11月日军攻占广州切断香港援华路线为止，平均每月有3.6万吨的军火经香港流向中国大陆。而中国直到1940年都仍是德国钨矿最大的供应国。
1938年，德国承认伪满洲国后，中德合作逐渐结束。苏联继纳粹德国之后给予中国大量援助，以牵制日本，防止陷入德日两线作战之中。1937年8月，中苏两国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签订了中国从苏联购入武器的借款协定。此后，苏联于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自1937年11月开始，苏联政府陆续派遣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来华。仅武汉抗战期间，援华苏联顾问就达近4000人。参与援华的军事顾问中，包括著名的朱可夫元帅。
中苏贷款共计1.7亿美元，中国偿还贷款本息总计2.02亿美元。苏联对华贷款利息率较低，为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援华贷款的利息率高达6.5%。孙中山之子孙科曾说过：“在国际价格上，这实际是4亿卢布，因为苏联给中国订货所定的价格特别便宜。例如，每架飞机价格折算美元仅3万元，装备每一个中国师仅合中国货币150万元。”通过贷款，中国获得了大批性能优良的苏制武器。苏制坦克装备了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师。苏联队中国的援助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才宣告结束。
与苏德不同的是，英法两国却对中国百般刁难。中国外交家杨杰曾说过：“孔祥熙在欧接洽之飞机，英方仅有二十余架，法方四十四架（计三种），并付现款，其价格较予在苏方接洽高一倍。”难怪连宋美龄都叹曰：“中国抗战3年来得自苏联之物资援助，实较自英美方面获得之总和多至数倍之多。”
美国不仅没有援助中国，反而成为日本侵华的帮凶。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美国只是在口头指责下日本以掩人耳目，但却与日本密商谅解。胡佛总统宣称：“日本方面也有些道理。我们与它的友谊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我们应该友好地考虑日本的处境……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同年，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日本三井集团以90多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杜邦公司氨炸药的配方。美国还把价值14万美元的枪炮弹药，600万美元的军工设备，7000万美元的钢铁，1600多万美元的石油卖给日本。从1931年到1932年底，美国向日本供应了1.81亿美元的军火。美国对日贸易额从1932年的6400万美元上升到1937年的6.3亿美元，5年间增长近10倍。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美国的对日贸易，尤其是对日战略原料的输出仍不断增加。自1937年到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物资总额共9.867亿美元，其中军用物资占7.039亿美元。美国金融家与企业供给日本大批军火物资，用来屠杀中国人民。教育 家陶行知 先生访美演讲时说过：“我回国参加抗战去了。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炸弹炸死，请你们不要忘记，我身体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四是被你们美国炸死的。”
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摩根财团便向日本提供大量资金。对于华尔街来说，日本人比中国人受欢迎，在他们眼中，中国人是一个虚伪、狡诈的民族。九一八事变后，在摩根财团掌门人拉蒙特的操纵下，《纽约时报》刊文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比喻成美国占领巴拿马运河，故意为日本人的残暴与侵略涂脂抹粉，误导大众继续信任日本，他们自己则通过贷款为日本的侵华事业添砖加瓦。
美国宣称严守中立，禁止用美国船只装载武器和军用装备出口。其实这是偏袒日本的政策。日本船自然畅通无阻。但掌握了制海权的日本海军严密却封锁中国沿海，即使中国买到了美国的武器装备，也不敢用中国船只运输，只能租用日本不敢检查的美国船只。而美国禁止租用美国船运输美制武器的政策，使中国无法使用美国船只。结果，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货物从1937年上半年的1.15亿美元下降到下半年的0.73亿美元，以后几年更是每况愈下。
由于日本冶金工业较为落后，工业母机生产非常原始，而一切制造业都有赖于工业母机的生产。所谓工业母机就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如车床、刨床、铣床、钻床、磨床、镗床等。工业母机的水平决定了一国制造业的水平。日本主要从美国进口所需的高级工作母机和精密仪器。日本侵华后，美国大量投资于日本军事工业，帮助日本建立起现代化的军事工业。美国福特公司提供日本现代化冶金技术，洛克菲勒财团帮助日本建立新式电气工业，梅隆财团帮助日本飞机制造业的现代化。到1938年日本全面侵华后，美国仍给日本1.25亿美元的贷款来购买美国的工业母机等战略物资，加强了日本制造侵华军火的力量。
1938年7日1日，美国国务院通知美国飞机公司说，美国政府不同意把飞机和飞机零件出售给正在进行狂轰滥炸的国家。而1937年，美国出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为248.4万美元，到了1938年，美国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却增加到1745.4万美元。
日本从美国输入的军需物资占输入全部军需物资的比例是:废钢铁90%，铅45%，铜90%，石油和石油制品65%，发展飞机和坦克工业所需的机床占70%。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就坦率地指出：“日本的侵略得到我国大力支持。这种侵略行为不仅受到支持，而且我们的援助是如此有效，如此举足轻重，如若断绝援助，这种侵略就可能被制止和停止。”
1940年7月，罗斯福政府对供应日本的石油和废铁实行许可证制度，但却毫无作用。1940年8月间，有30多万吨的生铁、废铁等物资输往日本，这个数目约与1940年前半年所供应的数目相等。1941年头3个月，美国卖给日本的飞机汽油比1940年同一时期要多131%。美国金融家与工业家仍继续大力帮助日本大财团建立新的军事工业部门。例如它们供给鲇川康采恩控制下的日满钢铁株式会社以设备，帮助这家康采恩在库页岛上使用电力新法开采石油，帮助中岛飞机制造厂的改建，协助三菱的制铝和造船事业。
日本经济极为依赖美国，如果美国要帮助中国抗战，只要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即可。但实际上，美国一直扶植日本，希望日本北攻苏联，而美国金融家与企业则唯利是图，用中国人的血肉换取自己的金钱。直到珍珠港偷袭的前几天，贪得无厌的美国人还与日本签订了美日友好条约，目的是继续从日本侵华战争中赚取暴利。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希望通过日本驱逐英法在亚洲的势力，有意让中日两国通过持久的消耗战损耗实力。1941年，美国远东政治事务顾问斯坦利•亨贝克在给美国国务卿的备忘录中写到，日本随着东南亚战事的进展，将加紧对中国施加压力，迫其媾和，如果日本得逞，美国将受损，因此要让中国尽可能牵制日本，但也不能支援到让中国迅速战胜日本。美国的利益在于让中日两国纠缠不休，因此中日任何一方迅速获胜或失败都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坐山观虎斗，自己却兼收道义与利益上的双丰收，美国人的手段真是够老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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