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为什么创造经济学家？”芬兰赫尔辛基经济学院编辑的说法是，“这样气象预测师的工作就显得没那么糟糕。”
这些富有自嘲精神的经济学人终年乐此不疲地编攥关于同业的笑话。他们还推出两条广为流传的定律：“1对于每一位经济学家，都有相应的、观点相反的经济学家存在；2唯一比经济学家危险的，是业余的经济学家，唯一比业余经济学家更危险的，是专业经济学家。”
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倒也毫不含含糊糊地说：“我宁肯含含糊糊地对，也不愿严谨无误地错。”曾在英国财政部长任上受到凯恩斯严厉批评的丘吉尔则更不客气：“如果把两位经济学家关在一间屋子里，那么你将得到两种观点，除非其中一人是梅纳德·凯恩斯爵士。在后一种情况下，你将得到三种观点。”
现在，经济学在中国也成为显学。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再也不满足于在课堂上授业解惑，他们还在各种名目的论坛上传经布道，还在风云变幻的商海中折冲樽俎，还在深深官庭建言献策。看看每天的电视，读读每天的报纸，总能看见经济学家衣着名贵而理直气壮的身影，听到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专业术语。不过，对常人来说不幸的是，他们经常因为得到三种以上的观点而不知所措。在使外行更加外行方面，中国的经济学家与国外的经济学家相比而言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也许，这就是经济学，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能给的经济学。假如你不满意，你就需要了解他们所知的经济学，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建立自己的经济学，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这正是本书第一章的写作目的——提供给读者关于本书题目所涉及的基本经济学知识。关于物价变动，或者说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争论一直处于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资料异常丰富和繁杂，我们展示的基本是经济学家不再含含糊糊而政治家也不再因之加以冷言热语的观点。在前言中已说明，后面的旅途将是非常愉快的，前提是读者武装了这些轻便的理论。
最后，让我们重温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的名言：“我学习经济学是为了不受经济学家的骗。”希望它能激励我们的读者勇往直前。
我们都是米兰的小铁匠
《被物价支配的经济史》人民邮电出版社：许梦博
2002年7月，著名歌星周杰伦推出了一张充满音乐狂想力的国语唱片《八度空间》，其中有一首《米兰的小铁匠》，洋溢着异国风味的音符，流畅地引领人们进入一个发生在南欧的童话故事：在意大利的城市米兰，有一个小铁匠喜爱音乐，他每日辛勤地工作，把薪水一分一厘地积攒起来，只为某一日他能买得起一把吉他……
跑遍了牧场又绕过了村庄，
他就站在街角的旧报摊，
眼睛盯着隔壁橱窗里的一把吉他，远远欣赏。
……
小铁匠存钱买期望，
在流汗。
……
他真的真的想知道(那首来自东欧的民谣和弦到底什么调)，
米兰的天空刚破晓(那马蹄铁还要敲多少吉他才能买得到)，
他真的真的想知道(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睡不着)，
他将那扑满打破了(小小愿望就快实现了他在笑)。
歌声唱出了小铁匠的辛苦、渴望，也唱出了小铁匠在愿望将要实现时的欣喜之情。但是，作为更喜欢戏剧化场景的观众来说，不妨顺着旋律做如下的想像：某一天，当小铁匠下工后又来偷偷张望橱窗里那把吉他的时候，猛然发现吉他旁边的标价已经提升了一大截，于是小铁匠的眼神由兴奋化为失落，低头默默地走回自己的住处。或者喜剧一点：某天清晨上工的途中，小铁匠突然看见橱窗边贴出降价出售吉他的告示，于是慌不择路地跑回家中，挖出深埋的钱袋子，一枚枚地数起来，终于，嘴角露出了笑容……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米兰的小铁匠，怀揣对美好未来的想像，留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每个人想要得到的不一样，它或许是我们童年时积攒零花钱换取的“长江七号”;或许是学生时代从伙食费里节省一点钱从而得以实现的一次远游;也可能是一场体面的婚礼，但是对象会说“还是简单地过吧，这些钱够房款的首付了”；它也可能是父母正在为儿女规划的大学生活或者自己可以安逸度过的晚年。但是，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阶段、担任怎样的角色，我们关心的总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这些东西的价格会不会变化，如果是，会是怎样的变化？
关心物价，是因为物价的变动会显著地影响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又是如此地爱做生活的主人，以至于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竟然这样说：“人区别猪的，不是人比猪更快乐，而是人能比猪更好地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所以，仅从争取做人的尊严而言，我们这些米兰的小铁匠们也要对物价变动和生活质量变动的关系有一个比较透彻的了解。
生活费用的衡量指标
《被物价支配的经济史》人民邮电出版社：许梦博
相比于普通人对物价变动的直观感性认识来说，经济学家和经济决策部门对待物价问题就理性且严谨得多了，他们甚至为此还创造了很多专业词汇，而有些术语已经进入人们的生活被广泛使用。如果你对这些术语还有些生疏，那么下面的解释还是很有必要的。
物价
读者首先需要了解的第一个词汇，也是本书的主题——物价（price），就是物品的价格。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不过简单只是表象，它背后的问题非常复杂以至于需要更多术语、经济学原理来进行描述和解释，甚至给读者讲一些物价变动的故事也是必要的。这些正是本书后面的工作。
物价变动会显著影响常人的生活。小说家周而复在其代表作《上海的早晨》中描述民国时物价上升太快的情景时说：“发了工资，不要说迟一天买东西了，就是迟一小时半小时，物价也要上涨。”
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礼亲王昭连在其著作《啸亭续录·关税》篇中也直言：“乃使物价昂贵，於民生大有亏损。”满清的宗室贵胄关心物价，大概是吸取了元朝蒙古贵族的教训。
元顺帝继位后，荒淫无道，德政不修，除官吏横征暴敛之外，当局还滥发纸币，造成物价奔腾的局面，再加上洪灾旱情，农民收成不好，物价更涨一大截。当时有文人刘致作一曲《正宫·端正好》，堪为实录：“［滚绣球］去年时正插秧，天反常，那里取若时雨降，旱魃生四野灾伤。谷不登，麦不长，因此万民失望。一日日物价高涨，十分料钞加三倒，一斗粗粮折四量，煞是凄凉。”民生困顿的结果便是元末的农民大起义，早早了结了元顺帝的享国之祚。后面第二章我们会更详细地讲述上面提及的故事。
消费者物价指数
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关心的价格显然不是所有物品的价格，而只是与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价格。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已够人操心，况且还有衣、医、住、行。事实上，类同的消费也构成了普通人的绝大部分支出，这些消费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动，对人们的正常生活有着最直接的影响。经济部门构造了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以下简称CPI）来衡量消费品和服务价格的增长。如果所有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都上涨了10％，那么CPI也应该提高10％以反映这一上涨。但是，在计算上，统计所有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化是很困难而且在有些时候也是不必要的，CPI的增长幅度是通过观察一束具有代表性的消费品和服务的购买成本的变化而计算出来的，它是这些具有代表性物品和服务价格变动的加权平均数，其权数是根据不同商品和服务在这个具有代表性商品和服务束中的相对重要性而给出的。
CPI的计算公式是：
CPI=一束代表性商品和服务按当期价格计算的成本一束代表性商品和服务按基期价格计算的成本×100％
注意，“基期”是指过去的某个特定的被用做价格计算基础的年份；“当期”则是指当前需计算CPI的年份。公式中当期的消费束和基期的消费束是相同的，消费束中各种消费品和服务的相对比重也是相同的。有时候，有的经济学书籍中称这个消费束为“一篮子固定物品”。
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代表性商品和服务束，即使代表性商品和服务束相同，这些商品和服务在各自的CPI构成中的比重也是不同的。美国当前所使用的具有代表性的商品和服务束是依据1993—1995年涉及到的大约36 000项全国性消费支出调查结果而确定的，调查的商品和服务种类有80 000项，它们被分成八大类，下面列出了它们的大约权数和组成成分。
1食品和饮料（16％）：早餐麦片、牛奶、咖啡、鸡肉、葡萄酒和上门送餐服务。
2住房（40％）：廉价房房租、房屋所有者的相应房租、燃料油、卧室的家具设备。
3衣服（5％）：男士衬衫和毛衣、女士服装、珠宝。
4交通（18％）：新式交通工具、航空费用、汽油、汽车保险。
5医疗保健（6％）：处方药和医疗设备、医师的医疗服务、眼睛和眼睛保健、医院服务。
6娱乐（6％）：电视机、有线电视、宠物和宠物食品、健身器材、门票费。
7教育和通信（5％）：大学学费、邮费、电话服务、电脑软件及附件。
8其他商品和服务（4％）：烟草和吸烟用品、理发和其他的个人服务、葬礼费。
显然，美国消费者和我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是有些不一样的，像医疗、教育在代表性消费束中的比例如此之低也是很让我们吃惊的。我国现行的CPI构成及其权重如下。
1食品(34％)。
2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14％）。
3居住（13％）。
4交通、通信（10％）。
5医疗保健个人用品（10％）。
6衣着（9％）。
7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6％）。
8烟酒及用品（4％）。
也许图11更能帮助我们清楚地看到各种消费在CPI中的比重。
图11我国的CPI构成及其权重
消费者物价指数在衡量生活成本中的作用可用一个例子说明。假如在过去12个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了23％，则表示，生活成本比12个月前平均上升23％。当生活成本提高，你的金钱价值便随之下降。也就是说，一年前收到的一张100元纸币，今日只可以买到价值977元的货品及服务。
尽管消费者物价指数是测定物价变动的最常用的指标之一，但是在衡量消费者的生活费用方面，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个指数有三个被广泛承认却又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是替代倾向问题。价格年复一年地变化，但它们却可能不是同比例变动的，一些物品的价格会比另外一些物品的价格上涨更快，消费者对此的反应一般是减少购买价格上升较快的物品，多购买价格上升较慢甚至下降的物品，也就是说，消费者将用较便宜的物品把较昂贵的物品替代掉。但是，在计算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时候，当期和基期的物品束是固定的。这样，由于没有考虑替代问题，消费者物价指数一般会高估从一年到下一年生活费用的增加。
第二个问题是新产品的引进。一般说来，当引进一种新产品后，消费者为维持原先的生活水平所需的钱更少了，也就是单位货币的购买力更大了。举一个例子，当电脑进入我们的生活后，许多新的电影大片可以很方便地在网络上下载，满足我们的视听享受，这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去电影院看电影，可是你所需的费用却降低了很多，也可以说你的生活质量在上升。但是，这种新物品却没有出现在你的固定的消费束里面，因而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不能反映由于新物品出现而降低的生活费用支出。
第三个问题是，消费者物价指数无法衡量物品的质量变动。今年的消费束的质量可能比去年有所提升，但是在消费者物价指数里面这却没有体现。例如，当你今年买的汽车与去年相比更省油的时候，那么你今年的货币购买力上升了，也就是说你的生活费用在降低，可是，由消费者物价指数衡量的生活费用却没有反映这些。
读者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推断出，消费者物价指数倾向于高估人们的生活费用，这也得到了一些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美国发表的几篇研究成果显示，消费者物价指数一般每年高估了1％左右的生活费用，具体的误差结果如下。
l 因为消费替代产生0.3％；
l 因为吸收新产品滞后产生0.3％；
l 因为没有反应质量的提高产生0.2％；
l 因为对折扣零售店的场所转移衡量不准确产生0.2％。
美国负责编制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劳工统计局为此对CPI做了一些技术性的改善工作，譬如，他们现在每两年就更新一次消费束，而不是像以前一样10年才更新一次。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现在用CPI衡量生活水平的误差已经降低至05％左右。所以，用消费者物价指数衡量人们生活成本的变化仍然是广受认可的做法。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被物价支配的经济史》人民邮电出版社：许梦博
下面要强调的经济学术语是经常与消费者物价指数一同出现的词汇——通货膨胀（inflation），或简称为通胀，它是指一般价格水平持续上涨的现象。与通货膨胀对应的术语是通货紧缩(deflation)，它是指一般价格水平持续下降的现象。从定义就可以知道，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物价变动的两种情况，但是，也要注意它们仅仅是两种特殊情况。物价可能永远都在变化，但不是所有的物价变化都是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定义里面的“一般物价水平”，是指必须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内，局部的、个别的商品或者服务价格上涨（下降）以及季节性的、偶然性的或者暂时的价格上涨（下降），不能称之为通货膨胀（通货紧缩）。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是一种病态的经济现象，正常的物价上涨，如商品或服务质量的提高，某些重要资源成本的提高，以及国家为了调整不合理的比价进行的价格改革引起的物价上涨，都不应算做通货膨胀。对通货紧缩可以作相对的理解。
消费者物价指数既是衡量生活成本的良好指标，又是衡量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最有用的指标之一。消费者物价指数尽管没有涵盖所有的商品和服务，可是它考察的消费束也是以万计，同时，有经济学家还认为，在消费者物价指数之内的物品和服务与之外的物品和服务在价格上有正的关联性，所以，消费者价格指数也能够很好地用来反映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化程度。消费者物价指数反映通货膨胀率的计算公式是：
通货膨胀率＝当期消费者物价指数-基期消费者物价指数基期消费者物价指数×100％
也可以说，通货膨胀率就是CPI的百分比变化率。当当期消费者物价指数减基期消费者物价指数是负值时，实际上上式衡量的就是通货紧缩的程度。
按照计算出来的通货膨胀率和趋势分析，可以将通货膨胀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零通货膨胀，即物价基本稳定，物价上涨率几乎为零或者在零左右徘徊，很可惜的是，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
2爬行式通货膨胀，即物价每年以2％左右的速度持续上涨。它亦被称为最佳通货膨胀，因为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种逐步提高的物价水平对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
3步行式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一般每年上升3％～4％。
4温和通货膨胀，物价年上涨率一般在4％～7％。
5急速通货膨胀，物价年上涨率在6％以上，并有超过10％的趋势。
6小跑式通货膨胀，指物价年上涨率达到10％以上，也称进入了两位数的通胀。
7恶性通货膨胀，年通货膨胀率在15％以上，并飞速加快，个别时期超过100％。
8奔腾式通货膨胀，指物价急剧上涨，消费者物价指数可能在一年内上涨数十倍。
9极度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已达天文数字，出现物价一日数涨的局面。前面提到的周而复先生的作品，他讲述的大概就是这种情景。
当然，上面给出的仅仅是依照通货膨胀率的分类，经济学家按照通货膨胀的成因、时间以及范围等，还有更多的分类。
通货膨胀率因为和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这种关系，也被广泛地应用于衡量人们生活水平的变化。美国棒球运动员约吉·贝拉曾用讽刺的口吻说：“五分钱总是没有一毛钱值钱。”但是，若考虑时间这个维度，约吉·贝拉的话就不一定正确。实际上，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在近代历史上一直是很正常的，五分钱、一毛钱和十块钱的实际价值一直是不稳定的。通货膨胀一直在降低单位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从而也必然会对人们的实际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曼昆举的一个例子,可为我们了解考虑进通货膨胀的影响后一些经济变量的变动。在主政白宫期间曾发生经济大萧条的美国总统胡佛,1931年的薪水是7.5万美元，2001年美国总统小布什的年薪是40万美元，那是不是7.5万美元总是没有40万美元值钱呢？
根据美国的统计数据，以1982—1984年期间的平均CPI为100计，1931年的物价指数为15.2，而由于通货膨胀的缘故，2001年的CPI已经上升到177，因此物价总水平上升了11.6倍。因此，按照2001年的货币价格来衡量胡佛总统的薪水就是:
2001年美元的薪水=1931年美元的薪水×2001年物价水平1931年物价水平
=7.5万美元×11.6
=87.3355万美元
这大大高于小布什总统的年薪，以至于曼昆对这位任上饱受批评的总统不无讽刺地说：“看来，胡佛总统毕竟还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年份。”
如果我们把通货膨胀影响的年限缩短，那么这种影响给人的印象可能就不是很深刻，温和的通货膨胀总是以比较不易为人们察觉的形式产生重大的影响。在考察利率的时候，通货膨胀的影响就显得很重要。当人们把钱存入银行时，他们将根据存款和利率得到一定的利息。举一个例子，设想你把1 000元存入银行，银行每年支付你10％的利息，一年以后，你可以提取1 100元。问题是，你比一年前更富有吗？以货币绝对数量来说，你确实更富有；但是要以实物来衡量，就未必——还必须知道这一年的通货膨胀率是多少。记住，通货膨胀是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它也意味着你手中的钱的实际购买力在下降。假如通货膨胀率是10％，那就意味着在你的银行存款增加的同时，物价也在同比例地上升，一年后，你用1 100元所能购买的东西和你在一年前用1 000元所能购买到的东西一样多：你的生活质量维持在去年的水平。假如通货膨胀率是15％，那表明你存款的决策还没有把钱换成实物更英明。
所以，区分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是很有必要的，这在本书后面的分析中也是很有用的。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变量都有名义与实际之分。银行所付的利率，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提及的利率，准确的名称应该是名义利率(nominal interest rate)，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利率称为实际利率(real interest rate)。
名义利率、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关系是：
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
上式也可以改写为：
名义利率=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
从长期来看，货币增加使通货膨胀率和名义利率同比提高，这种关系被称为费雪效应（Fisher effect），以纪念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后面还要见到这个名字。
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在多数情况下不是同步变动的。人们应该更关心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较高年份的实际利率可能低于通货膨胀率较低年份的实际利率。注意，假如处于通货紧缩的时期，我们可以把通货紧缩看成是负的通货膨胀，这样，实际利率永远高于名义利率，极端的时候，名义利率等于零，可是实际利率却是正的。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区分对人们在消费与储蓄、投资于这种资产还是那种资产的选择问题上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关于物价、CPI、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讲解有很多重合的地方，说到物价上涨，可有时候我们也仅仅用CPI上升或者通货膨胀来描述这一现象，说到物价下跌，有时候就用通货紧缩来替代。在严格意义的定义上，这不一定准确，可是在一般的经济事件争论中以及本书所分析的范围内，这种密切的关系能获得支持。
一般来说，经济学关于世界的描述有两种类型。一种称为实证表述（positive statements），即做出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描述；另一种称为规范表述（normative statements），即做出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表达。很显然，这一节可以看做是物价、CPI、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与生活关系的一个简单的实证描述，它并没有牵涉到价值观问题，也没有具体的道德评价，这是最纠缠不清的问题。在这之前，我们先来欣赏一些比较清晰的图景：由于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努力，小经济学家们对物价变动的原因已经有了很好的了解。
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弗里德曼和货币主义
《被物价支配的经济史》人民邮电出版社：许梦博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在他著名的童话作品《小王子》中，借小王子的口说：“猴面包树在长大之前也是小的。”成年之后只有一米六个头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在长大之前就更是个小不点，但幸好弗里德曼有个大嗓门，人们才不会漠视他的存在。于是在他读小学时，老师讲到成语“静水流深”（Silent water runs deep），同学们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浅水”。但是，“浅水”日后还要以这副大嗓门向世界讲更多的话。
1912年7月31日，弗里德曼出生在美国纽约州布鲁克林镇一个贫穷的俄罗斯犹太移民家庭，他是家里4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是惟一的男孩。后来全家移至新泽西州。全家人当时就居住在由母亲经营的服装店的楼上，父亲则在纽约的曼哈顿打工。在弗里德曼晚年的回忆录里，他还记得当年父母为明日的账单夜不能寐的情景。弗里德曼念高中时，父亲去世了，家中经济情况更加糟糕。在1929年考入罗格斯大学后，弗里德曼就主要仰仗奖学金了。不过，犹太人善于经商的传统在他身上也得到了体现，弗里德曼在学业之外，还当上了餐馆服务员和商店的售货员，后来经校长介绍，他还给落后学生补课赚些钱。后来他不无得意地回忆说，他对落后生补习情况的鉴定可以代替补考。
原打算成为赚大钱的精算师的弗里德曼最初修读数学，但是不幸“挂掉”一科（也许是给别人补课占用了太多时间），于是他转学文学，并于1932年取得文学学士的学位。这时，弗里德曼受到自己的老师（后来成为美联储第十任主席）亚瑟·伯恩斯的影响，燃起了追求科学系统性和经济学精确性的热情，于是他决定去有着全美最出色经济学专业的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在芝加哥的一个讲座上，弗里德曼与一名叫罗斯·迪雷科特(Ross Director)的女生坐在一起，之后他们相识相爱并结为连理，从此一起历经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可以说，在芝加哥大学的这段时期，决定了弗里德曼此后一生的路。
毕业后，他曾为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工作，以求糊口，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为武器设计、战略及冶金实验分析数据。经历了一些波折，1946年他终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博士学位，随后回到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理论，期间曾再次为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货币在商业周期中的角色。这是他学术上的重大分水岭。
“在黄色的树林中分出两条路，很遗憾我不能同时走，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路。”这是诗人佛罗斯特的诗句，也是弗里德曼最喜爱的警语。时光渐逝，弗里德曼对于经济政策的看法在逐渐转变。作为西方乃至全球经济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深信政府在指导和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并由此形成了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学派”。在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撰写之前，凯恩斯在给友人的信件中称，他要写一本给经济学家看的书——俨然经济学家的导师。事实上，凯恩斯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他的理论被政治家们奉为圭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三十年里，指导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实践。但是，离经叛道的弗里德曼凭借自己对美国经济的深刻体验，清醒地看到凯恩斯主义面临的局限和危机。他慷慨激昂地挑战了凯恩斯的权威，尽管备受嘲弄，但是历史证明，他笑到了最后。
弗里德曼研究发现，信奉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忽略了货币供应、金融政策对经济周期及通胀的重要性。同时，弗里德曼提出了 “货币学派”理论，主张政府最重要的经济职能是调节货币供应，除此之外则不应该对经济进行任何干预。他信仰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的计划，尤其是对于市场价格的管制，他认为价格在市场机制里发挥着调度资源所不可或缺的信号功能。后来他在2006年还说道：“你知道吗？很奇怪的是为何人们仍以为是罗斯福的政策让我们脱离了经济大萧条。当时的问题是，你有一堆失业的机器和失业的人民，你怎么能靠成立产业垄断集团和提升价格及工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呢？”在芝加哥大学，弗里德曼成立了货币及银行研究小组。在经济史论家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的协助下，他发表了巨著《美国货币史》，在此书中，他提出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其实是政府对货币供应管制不当所致。
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直到1976年，在任职芝加哥大学的30多年里，他尽心竭智，力倡自由主义经济，并与同仁、徒子徒孙一起打造出如皇家马德里足球队般全明星阵容的“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在弗里德曼的领导下，多名芝加哥学派的成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弗里德曼也秉持所学所信，积极投身公共事务，1964年他成为共和党总统竞选候选人哥特华特以及后来的尼克松总统的经济顾问；20世纪80年代初，弗里德曼成为了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顾问；在1979年至1990年期间，弗里德曼还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经济顾问。20世纪80年代，美、英两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也证实了这个矮小老头的理论是多么正确。里根政府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紧缩货币供应，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就使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从20世纪70年代平均每年的10％降到只有3％～4％；撒切尔夫人更全面地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观点，不仅控制货币量，还积极推动私有化，使英国的市场经济有声有色。20世纪70年代，不堪通胀之苦的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聘请了多位被称为“芝加哥男孩”的经济学家出任其政府要职，这些“芝加哥男孩”在当地大力推广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和放松管制主张，智利的通胀率很快由700％甚至1000％的高位回归正常。但是，智利的改革也触犯了一些阶层的利益，以至于在1976年弗里德曼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典礼上，有观众当众打出横幅抗议，会场一度混乱。弗里德曼也成为诺贝尔奖历史上惟一没有全票通过的获奖者，得票数为3 ∶2。
弗里德曼的一个过人本领就是能用简单明晰的语言阐释复杂的经济学理论，这使他成为学术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桥梁”。他的辩论才能也无人可及，里根总统的一个秘书舒尔茨有一句名言：“每个人都喜欢与米尔顿争辩，尤其是当他本人不在场的时候。”弗里德曼也说，惟一敢和他辩论的人，是他的妻子罗斯。
弗里德曼亦师亦友的张五常曾在《背影》一文中深情回忆一次送别的情形：“那时晨光熹微，雾相当大，但太阳的光还是穿雾而过……在雾中淡淡的阳光下看到他们夫妇的背影，那短短的身材仿佛变得越来越高。”
弗里德曼去世后，罗斯伤感地说：“除了时间之外，我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曾经拥有过20世纪的后半叶，以后他们也会被长久地记起。这个小个子是经济学界的北斗星，他指引了这个世界的方向。
货币主义（monetarism）
197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弗里德曼，以表彰他在 “消费分析、货币理论以及对经济稳定政策复杂性的论证”方面所作的贡献。弗里德曼的工作影响深远，从者甚众，以至于事实上他创建了一个经济学门派——货币主义（或称货币学派）。芝加哥学派也奉弗里德曼为领军人物，但这个学派主要是以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以及经济学家们对市场机制的信仰相近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而货币主义笼络的多是在经济学的某一个领域具有共同兴趣和共同研究的经济学家。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来说，在金庸的武侠作品《笑傲江湖》中，衡山派大佬刘正风和魔教左使曲洋分别归属不同的门派，但是出于对音乐的共同兴趣，二者在一起却又能琴萧相和，赋得一曲“笑傲江湖”，这个音乐组合就有点像货币主义经济学派。
20世纪60年代以前，凯恩斯主义是宏观经济学的正统观点，而凯恩斯主义则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税收成为调节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货币主义者指责凯恩斯主义的信徒，认为他们的方法忽视了货币的作用，货币主义者甚至认为，货币应该在宏观经济学舞台上占据中心位置。其实，对货币的重视在凯恩斯之前的一些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就有体现，他们也曾提出明确的论断，这些理论被称为货币数量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一种关于物价如何决定以及解释它为什么一直在变的理论。1752年，苏格兰学者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政治论丛》一书中就论述了美洲大陆发现金矿所导致的金银增加和物价上涨的情况。他认为一切商品的价格都是由商品与货币的比例决定的，任何一方的变动都会引起物价的涨落。后来，美国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在其1911年出版的《货币购买力》一书中，对古典货币数量论作了清晰的阐述。其理论主要反映在他的交易方程式中。费雪交易方程式是：
MV=PQ
其中，M表示给定年份中流通的货币量，V表示给定年份货币的流通速度，P表示一般物价水平，Q表示给定年份的商品交易总量。费雪认为V和Q在一定时期内都是比较稳定的，上式中P是惟一完全被动的因素，于是，上式也可表示为：
P=MVQ
可以看出，物价水平随着货币数量的变化而成正比地变化。实际上，货币供给变动对所有的经济变量只是在名义上产生影响，实际量不变。例如，货币量翻番，生产、就业、实际工资和实际利率都不会发生改变。这种货币量的变动对实际变量无关的特性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货币中性（monetary neutrality）。
但是凯恩斯并不同意把Q和V看成是恒定的，货币数量论也逐渐失去了经济学家们的尊敬。但是，1956年，弗里德曼发表了论文《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在继承古典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他提出了现代货币数量论。之后，他又陆续写出了很多论文和著作，他强调货币的重要作用，主张采取控制货币数量的金融政策以消除通货膨胀，保持经济的正常发展，这些理论和政策主张终于形成了货币主义，从此，在宏观经济学里，终于有了一套严谨的可以与凯恩斯主义分庭抗礼的理论。
对于弗里德曼在现代货币主义形成中的贡献，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
1现代货币数量论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数量理论是关于货币需求的理论，他建立了自己的货币需求函数，这是一个稳定的函数，其实际经济含义是，人们经常自愿在身边贮存的货币数量与其决定变量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关系。弗里德曼在1963年出版的《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中估算出两个经验数据。其一是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为-015，即利率增(减)1％，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减少(增加)015％，于是他认为利率的变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另一个数据是货币的收入弹性为18，即人们的收入增(减) 1％，对货币的需求量增(减)18％。弗里德曼在突出强调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函数后，便把矛头对准货币供应，并在货币供应量与名义国民收入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确定的可以作出理论预测的因果关系。他认为，在短期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主要影响产量，部分影响物价，但在长期内，产出量完全是由非货币因素决定的，货币供应只决定物价水平，用弗里德曼自己的话说就是：“增加的这些纸张并没有改变这个社会的基本情况。他们（货币发行者）没有创造出更多的生产力，没有改变人们的偏好。他们既没有改变表面上的也没有改变事实上的消费者希望用一个商品替代另一个商品的速度，或者说，他们也没有改变生产者意欲在生产中用一个商品替代另一个商品的速度。”
2通货膨胀理论
根据以上观点，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即在一定意义上，通货膨胀是而且也只能是货币数量的急剧增加引发的，不是由于产量的增长所致。”尽管他也承认，“许多现象都能引起通货膨胀的暂时性波动”，但是，“只有在影响到货币增长的情况下，这些现象才能对通货膨胀产生持续性的影响”。
而对引发货币量超速增长的原因，弗里德曼认为，这在于政府开支的迅速增长、政府推动充分就业的政策以及中央银行实行错误的货币政策，引起货币增长的原因可能林林总总，但是“这些结论只能是对通货膨胀产生原因及应对方法的初始答案”。（关于过多货币增长的深层次原因的讨论将放在下一节进行。）
在通货膨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弗里德曼有两个结论。第一，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必然会发生通货膨胀。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一些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会增加，它们的价格也会上升，但是只要货币量不增加，那么改变的将只是各种商品和服务之间的相对价格，一般物价水平不会上涨。第二，通货膨胀不会促进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以及科技水平等决定，而长期来看，货币只表现出中性。
弗里德曼也给出了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主张。他认为，要抑制通货膨胀，就要减少中央银行的货币量或降低货币量的增长率，这就要采取控制货币增长率的政策。他主张应使货币供应量每年按照固定的比例增长，使其和实际经济增长率相适应，如此就不会引起物价的大幅度波动，而只使物价缓慢而长期地变动，后者不会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中著名的“单一规则”。更明确地说，所谓“单一规则”，就是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弗里德曼认为，这不仅是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最佳选择，也应该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基本规则。
货币主义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他们特别重视货币理论的研究，从现代货币数量学说出发，把货币推到极端重要的地位，并认为当代一切经济活动都离不开货币信用形式，一切经济政策和调节手段都要借助货币量的变动（扩张或收缩）来发挥作用。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取决于货币当局的行为，因此货币当局就能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调节整个经济。芝加哥学派传统上认为“货币是重要的（money matters）”，而到了弗里德曼等现代货币主义者口里，这句话就变成了“只有货币是重要的（only money matters）”。
货币主义坚持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经济。他们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最重要的，自由市场和竞争是资源和收入合理分配的最有效方法，是导致个人和社会最大福利的最佳途径，如果政府干预经济，就将破坏市场机制的作用，阻碍经济发展，甚至造成或加剧经济的动乱。因此，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特别是反对战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他们甚至主张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减低到为自由市场经济能自如地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支架，这就需要政府有效地将货币供应的增长控制在既适度又稳定的水平上，方法是实行“单一规则”，即固定货币供应增长率的货币政策。除此以外，不应该也用不着对经济多加干预。
弗里德曼复兴了古典货币数量论，并赋予这套理论以更多内容和现代意义。货币主义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和物价变动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大多是由政府造成的；通货膨胀不能促进甚至有碍于经济发展；只要实行“单一规则”就能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弗里德曼给出了关于物价变动的一套清晰图景，我国曾有经济学家直呼“弗里德曼窥见了上帝的秘密”，尽管有些感情过用之嫌，但是弗里德曼的工作确实获得了当今世界上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支持。但是，在他《最适货币数量》（The Optimum Quantity of Money）一书的前言中，弗里德曼还是很谨慎地说：“货币理论就像一座日本式花园。花园的整体美来自于花园的多样性；表面的简单之中隐藏着复杂的实体；厚重的景观叠化在表象之下。如果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如果从容但深入地进行研究，我们就能充分领会这两个方面的妙处。简单与复杂两个方面都有一些可以独立于整体之外、让人欣赏的东西，但是，即使对这些东西有了充分的认识，也只不过是对整体的部分了解罢了。”
在对未知的论断方面，弗里德曼又也许是对的。自从货币主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诞生以来，通货膨胀不仅没有被抑制，反而在全球各地蔓延。其原因在于，在有人厌恶通货膨胀的同时又有人喜欢它，而不幸的是，被人既爱又恨的东西一般都会比较恒久地存在。
一个补充：现代货币调节机制
中央银行（central bank）是世界各国监督其银行体系并控制经济中货币量的机构。通行的各国中央银行调节流通中货币量的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种。
1公开市场活动
公开市场活动（open-market operations）指中央银行向公众买卖债券的活动，之所以这样称呼它是因为这些业务均发生在债券的“公开市场”中。这是中央银行用来改变现代经济中货币量的标准方法，因为它很容易操作，几乎在任何一天都能进行。
资产负债表总是平衡的，公开市场活动会使央行的资产和负债发生等量的变化。如果央行购买了价值一亿元的债券，那么它就要向经济中投放一亿元的货币；反之，央行卖出价值一亿元的债券，那么央行就回收一亿元的货币。这些投放或回收的货币将会产生比其本身更大的影响。
2法定准备金
法定准备金（reserve requirements）是央行规定的商业银行根据其存款应该持有的最低准备金，法定准备金占银行全部存款的比率即为法定准备金率。商业银行在吸收存款后，一般从中提取一定的比例用于准备金，剩余部分才用于放款。这样做最初是为了降低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保护存款人的存款安全；以后，中央银行逐渐把它作为控制信用规模和货币供给的货币政策工具。在通货膨胀时期，中央银行为了控制货币的过度扩张，可以提高法定准备金率，这将使流通中的货币量减少。
由于频繁改变法定准备金率会干扰银行的正常业务，所以这个方法并不为央行经常使用。
3贴现率
第三种工具是贴现率（discount rate），即央行向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利率。当商业银行准备金太少以至于达不到法定准备金数额的时候，就会向央行贷款，央行向商业银行发放这种贷款的时候，进入流通中的货币量就会增加。央行可通过改变贴现率而改变货币的供给量。例如，贴现率降低，商业银行就会向中央银行借贷更多，使经济中的货币量增加。
由中央银行供给的货币被称为基础货币（money base），又被称为高能货币（high-powered money），它包括商业银行存入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包括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也包括社会公众持有的现金。基础货币通过现代的银行制度能使流通中的货币量以比其本身更大的程度发生变化，即中央银行每发行一单位基础货币，经济中新增加的货币量大于1，这个比例称为货币乘数（money multiplier）。
通货膨胀的是与非
在20世纪80年代通货膨胀率很高时，以色列有这样一个笑话：“出租车为什么比公交车更受欢迎呢？因为乘坐公交车要在上车时付费，而乘出租车在下车时付费。”尽管是一则笑话，可是在通货膨胀足够高的时候，这种被扭曲的出行方式就可能会成为普遍的现实。
即使很低的通货膨胀也能成为大问题，因此，通货膨胀才会被人们广泛讨论。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通货膨胀”是美国报纸最常用的词语。下面我们将考察通货膨胀给经济生活造成的影响以及它成为一种经济“顽疾”的原因。
通胀的成本
《被物价支配的经济史》人民邮电出版社：许梦博
经济学家们总结出了几种通货膨胀的成本。
第一种被称为“皮鞋成本”（shoe leather cost），它是指人们为减少货币持有量所付出的成本。通货膨胀侵蚀了钱包中货币的实际价值，所以你一般会通过减少持有货币来避免这种损失。你可能会更多地跑去银行，把现金放入有利息的账户中，当然，你也可能不去银行，而把更多的钱变换为实物。在这些过程中，你磨损了你的鞋底，这就是皮鞋成本的最初来源。可是，更重要的成本是你在这个过程中牺牲了时间和精力，这原本会使你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初看起来皮鞋成本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高通货膨胀时，这将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据统计，通货膨胀每高出正常值一个百分点，带来的不方便造成的成本约为GDP的005％。同时你也不要忘记，这仅仅是我们提到的第一种成本。
第二种称为“菜单成本”（menu cost），这个词来自餐馆印刷新菜单所花费的成本。菜单成本包括印刷新清单和目录的成本，把这些新的价格表送给中间商和顾客的成本，为新价格做广告的成本，以及由于改变价格对市场影响的不确定造成的风险成本，甚至包括处理顾客对新价格抱怨的成本。一般来说，企业一年调整一次价格是比较适宜的举措，可是在高通货膨胀使企业成本迅速增加时，一年调整一次就会不太现实。企业为与经济中其他竞争者的物价保持一致需要付出菜单成本。
第三个问题是通货膨胀往往造成资源配置失误。市场经济依靠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消费者通过比较各种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相对价格来决定其消费，生产者据此制定其生产决策。但是，若发生通货膨胀，人们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与能力来判断是绝对价格的上升还是相对价格的上涨，这样，其消费决策就做不到最优，因而，生产者也会根据错误的判断进行不当的生产，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通货膨胀造成的第四个问题是引起税收扭曲。现实中，税制一般在一定的时期是固定的，而通货膨胀却在无声无息地发生变化。前面我们讲过的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区别，银行付给储户的利息是名义利息，在通货膨胀的时候，它低于实际利息。但是，利息税却是按照名义利息来扣除的，这将使储户多纳税。
还举以前的例子。设想你把1 000元存入银行，银行每年支付你10％的利息，通货膨胀率是5％，利息税率是50％，那么一年后你获得的利息将是：
1 000×10％×（1-50％）=50元
这样，名义利率为5％，实际利率却还要减去通货膨胀率，即：
5％-5％=0
现在考虑另外一种情形，你把1 000元存入银行，银行每年支付你5％的利息，通货膨胀率是0，利息税率是50％，那么一年后你获得的利息将是：
1 000×5％×（1-50％）=25元
因为没有通货膨胀，所以最终你的实际利率是25％。
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通货膨胀倾向于增加人们收入的税收负担。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使税制指数化（indexing），即把税规同物价指数联系起来，以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是这个方法也因为操作复杂而难以实行。
第五个问题是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通货膨胀给企业造成了不确定的前景，从而使它们减少投资活动，减少的投资则又会降低经济发展速度。有资料估计，把通货膨胀从10％降低到5％将会使生产率每年大约增加0.2％。
通货膨胀的下一个问题最为人诟病，那就是它造成任意的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假设李三以7％的利率从银行贷款2万元用于上大学，10年后贷款到期，以复利计算，李三欠银行4万元。这笔钱的实际价值取决于这10年的通货膨胀率。如果李三幸运，经济发生很高的通货膨胀，工资上升得很快，那么李三到时只需自己的一点工资就能还完这笔债务。但是，若发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李三将会发现，还完这笔钱困难重重。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造成在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财富再分配规模之大，常人难以想像。据美国普度大学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Don Parlberg）计算，仅1988年一年美国债权人的收入就减少了2 590亿美元，而1984年美国慈善捐赠的总额不过是1 540亿美元，帕尔伯格直称通货膨胀是“这个世界上最慷慨的施舍者”。有人无缘无故地失去，同时有人无缘无故地获得，这样的世界不应是个理想的世界。
上面指出的通货膨胀引起的问题，有些看起来很小，但是它们加在一起，就会变成巨大的社会问题。更可怕的是我们没有详细考察的恶性通货膨胀，那种情况下，政治的动荡甚至朝代的更迭都会发生。
通货膨胀为何如此流行
《被物价支配的经济史》人民邮电出版社：许梦博
1911年，欧文·费雪在评价通货膨胀的历史时写道：“不兑换纸币对于使用它的国家来说始终是一种灾难。”他指责的是滥发纸币造成的普遍的通货膨胀现象。我们在前面看到了通货膨胀的种种不是，在更前面我们也知道了货币主义控制通货膨胀的主张，但是通货膨胀依然难以医治。自从金属本位从世界范围内消失后的20世纪30年代，物价基本处于持续上升的态势。据统计，美国最后一次通货膨胀为负（即通货紧缩）是在1955年，当时的通货膨胀率是-0.3％。这也是我们一直重点讨论通货膨胀而相对忽视通货紧缩的原因。
唐·帕尔伯格说：“抑制通货膨胀的最大障碍在于：大致说来，人们私心里还是喜爱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在长期内呈现中性，就像弗里德曼说过的，发行的纸币本身并不创造生产力。但是货币中性的原理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不能应用于调节经济。支持适度的通货膨胀的人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能够使经济从衰退中较快地走出来。这主要是通过一种被经济学家称为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指人们只是对货币的名义价值作出反应，而忽视其实际购买力变化的一种心理错觉——产生的作用。当经济中流通的货币量增加时，人们的名义收入也会增加，由于货币幻觉，他们把名义收入的增加当做实际收入的增加，从而一方面增加工作量，一方面扩大消费；而企业也暂时分不清名义价格和相对价格，从而扩大生产。这样，总地来看，经济就会较快地发展。但是，货币政策作用于经济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弗里德曼认为，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导致名义收入的增长变化在6～9个月后，在12～18个月后就会引起价格的变化。之后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运用一些大规模计量经济学模型得出结论认为，货币在短期内对产出有很强的影响，但是在4年后大部分影响都会消失，那时，更高水平的货币量大部分体现在更高的价格水平上，而不是更高的产出水平。因此，通货膨胀初期又被人形容为“带甜味的毒药”。
通货膨胀得以流行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在政治上所产生的影响。通货膨胀在短期内可以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时，失业率也会降低。事实上，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失业与通货膨胀存在一种交替关系的曲线,通货膨胀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低时，失业率高，这一关系被命名为菲利普斯曲线（Philips Curve），以纪念于1958年在《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最先提出这一理论的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政府在面临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的抉择时，很多时候会选择规避后者，因为通货膨胀的危害可能是温和的、隐蔽的，而高失业率会使政府失去民心。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加拿大央行行长约翰·克罗称他的目标是零通货膨胀，这为加拿大政府所不喜，之后就不让他干了。另据有关资料统计，在美国1828—1984年的42次总统选举中，有24次发生在物价高企或者上升期，在这24次选举中，执政党19次保住了政权。这非常有意思，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般民众对失业的恐惧要大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这也使得政治家经常为了自己的利益做一些短期文章、打快拳。
政府喜爱通货膨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货膨胀能给政府创造收入！这种收入称为铸币税（seigniorage），是政府通过印发货币取得的收入，它有两个来源。首先，政府可以直接通过增发纸币获得收入；其次，正如我们上面讲过的，通货膨胀倾向于增加人们的纳税负担。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每年的铸币税占政府收入的比重大约为3％。这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数额。
多收税对政府有什么好处呢？很显然，多收税可以多做事，而多做事往往被认为是（很多时候是误认为）多做了好事。而被称为公共选择学派（public choice theory）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政治家、官僚以及公务员等都是理性人，他们从事活动的最高追求就是在一定条件下获得最高的福利。政府更多的收入可以使他们从事更多的活动，如进行更多的公共建设、更多的转移支付等，有时候他们做得过多以至于他们事实上在做的只是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感，让他们觉得自己掌握权力、自己很重要。很多时候，他们也会将这些收入直接用于改善自己的福利，如更豪华的办公条件、更排场的座车等等。我国政府也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进行了多次政府机构改革。但是小政府的实现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目标。政府过多的活动需要消耗更多的资金，往往造成巨额的财政赤字。弥补这些赤字的办法有多种，可是没有一件比通过发行货币获得铸币税来得方便。在普通民众不知不觉地承受通货膨胀损失的时候，却有人在偷着乐。
弗里德曼又一次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总结：“用增加货币量的方法资助政府开支，通常对于总统和国会议员，从政治上说，这是最富有吸引力的办法。他们能借此增加政府开支，并给他们的支持者和选民们一些甜头，而且他们无需为了这笔开支而征收新的赋税，也无需为此向公众借款。”一般来说，政府和政府官员总是不太高的通货膨胀的受益者，而通货膨胀引起的问题又是如此之多之大，所以很多人都希望剥夺政府官员管理货币政策的权力。他们希望中央银行有足够的独立性。例如，美国的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主席和理事虽然由总统提名并经参议院批准任命，但是联邦储备体系的预算却不受美国国会的控制。这样，美国人希望，美联储能够少受政府的压力。很多研究也证实，中央银行独立性较高的国家往往有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
全球化时代的通胀问题
《被物价支配的经济史》人民邮电出版社：许梦博
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
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
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块岩石，
欧洲就减少。
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
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
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为你而鸣！
——约翰·多恩
再没有英国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的这首诗更能表达出全球化时代人们之间荣辱与共、生死与共的密切关系了。上面关于物价变动的讨论是以一个封闭经济（closed economy）为既定对象的，这个经济不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生贸易、资本联系。这是非常不现实的。现在，基本上各国都和其他国家发生巨额的交易，它们被称为开放经济（open economy）。一方面，通货膨胀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各国几乎都不能幸免；另一方面，各国通过贸易、投资等方式密切联系，一国的物价变动很容易通过种种渠道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物价水平，使大家面对同一问题。
物价变动在各国之间的传递依据一个简单的道理：人们倾向于购买更便宜的物品。如果甲国的物品比乙国的昂贵，则人们对甲国物品的购买就会下降；相反，如果甲国的物品比乙国的便宜，人们就会减少对乙国物品的需求。这里的“人们”，对甲国的居民和乙国的居民都适用。
我们可以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同时假设美元和人民币的比值是固定的，譬如中国政府规定1美元能换取7元人民币。现在，美国联邦储备局发行了更多的货币，按照我们已经知道的经济学原理，这将使美国的物价上涨。举例来说，原来一美元能够购买两单位的美国物品或者两单位的相同的中国物品，现在只能购买一单位的美国物品。而这时，美国人手中的美元却依然值7元人民币，如果他们用美元购买中国物品，还像原来一样，能获得两单位的中国物品。也就是说，美国人购买本国的产品没有购买中国产品获得的利益多，所以美国将进口更多的中国产品，同时有更多的美元进入中国。我们再来看看美元流入中国的后果。美国国内的货币更少了，依然根据前面的经济学原理，这将使美国的物价下降，通货膨胀减轻；与此同时，中国的物价将要上升。
在开放经济中，中央银行实际上持有两种类型的资产，一种是国内债券，另外一种就是外汇储备（foreign-exchange reserve），它是一国政府保有的以外币表示的债权。美元流入中国后，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同时为使资产负债表平衡，中国人民银行就要增加相应量的基础货币，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经济中的货币量增加了。过多的人民币发行将造成中国的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在所难免。
当全球各国都发行过多货币的时候，就会造成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局面。全球通胀的根本解决方法在于各国控制货币量的增长。但这又是何其困难！某一国虽然可以单独地控制货币量的增长，但是外国的通胀却可能传输进本国，以至于抵消本国治理通胀的努力，而控制货币发行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引发本国经济的衰退，这种局面是本国政府和人民都不愿见到的。
在全球化的框架下，货币政策的外部效应日益明显，某个国家如果采取措施抑制通胀，其自身的经济增长就会下降，但同时却有利于降低其他经济体的通胀。基于这种溢出效应的考量，各国央行都不愿单方面率先采取紧缩货币政策，而希望各国都负起相应的责任。诗歌也许能给我们心灵以启迪，但是智慧、勇气和行动才是我们摆脱人类困境的关键，而这恰恰正是大家都缺少的。
附：我们是谁，我们不是谁
《被物价支配的经济史》人民邮电出版社：许梦博
阅读本章之前，我们都是米兰的小铁匠，而现在则是经受了一些经济学熏陶的小铁匠。我们知道了衡量生活费用的指标，明白了通货膨胀的概念，了解了通货膨胀的是非；还记住了弗里德曼的名字，通过他，我们最终看清，物价变动的根源在于政府过多地发行了货币；之后，我们还看到一国物价变动对另一国物价变动的影响。这些关于物价的基本经济学知识，有助于我们看懂报纸上的财经新闻，也有助于我们对经济事件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更重要的是，这些知识有助于我们在某些时候作出恰当的经济选择。也许我们不希望成为经济学家，可是生活却在促使我们学习更多的经济学。
我们在这一章的开头嘲笑了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们也知道自己的局限。1999年“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Mundell）在其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致辞时率性不羁地唱了一首名为《痛苦与欢乐》的歌曲：“你认为我做了很多吗？可我要羞答答地唱道，不，我没有，我只是走自己的路！”希望我们的读者可以更深刻地知道自己对已经存在的海量知识知之不多，并生出多多猎取之心。
在写作这一章的时候，我们时刻记得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的描述：“这是一门迷人的学问。而最令人着迷之处在于，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简单，以至于你只要一张纸就能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但是，我们确定无疑地知道自己做得不够完美。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说：“假如一位画家只有红色的颜料，那么他的画将只有红色的色调。”歌德也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青。”我们自认为第一章的理论单调，所以下一章我们会尽可能多地用彩色的画笔描绘更丰富的生活图景。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内不能看清，而须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我看到的是一出由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土生的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片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响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各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情感，以及自己的死亡。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我们在这一章给读者讲述关于物价变动的几段历史，在时间上可能相隔千年，在空间上有的相隔万里，但是它们描绘出的人类面临的困境，以及在这些困境中人类承受的苦难和付出的努力却是一致的。
我们将尽可能描绘出“戏剧”的画面，同时能让读者体会到历史背后或有的规律。
罗马帝国：3个世纪的通货膨胀
《被物价支配的经济史》人民邮电出版社：许梦博
公元166年，在中国是东汉延憙九年，当时在洛阳德阳殿端坐的乃是桓帝刘志。忽一日，侍臣上报，有西域更西之国大秦使者来朝献礼。桓帝自认为德泽四方，蛮夷不远万里入朝受化，于是大喜接见。大秦使者是其国国王安敦所派，带来象牙、犀角、玳瑁等奇珍异宝。桓帝亦命搜罗国中奇宝回赠。这段见于《后汉书》中的记载，乃是我国历史中关于欧洲国家使者来访中国的最早记录。自此，中西海道开通，这条海道被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其实早在公元97年，即汉和帝永元九年，东汉外交家，当时经营西域的都护班超即遣使甘英西访大秦。甘英来到条支（在今伊拉克境内），“临大海（指波斯湾），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带）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后汉书·西域传》）安息国是汉朝与大秦交易的中转点，将汉朝的丝和丝织品与大秦交易，从中获取垄断的暴利。也许是考虑到若汉朝直接开通了与大秦的商路会损害其垄断利益，于是安息人没有向甘英提供更直接的经叙利亚的陆路，而是备陈渡海的艰难，使甘英在西海却步返还，最终未能到达大秦。
当时，东汉已是国势衰微。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刘备和诸葛亮直接就把国运不昌的原因加在汉桓帝身上。盛衰无常，这国势衰败的命运很快也将降临到万里迢迢遣使来汉的大秦国——大陆西头的另一个伟大国度，只是，这个国家衰败的原因更加复杂，本节将对此有所交代，而其中的物价问题，乃叙述的重点所在。
中国古书中所言的大秦，就是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它的正式名称是元老院与罗马人民，理论上是共和制，实际上是一个君主制的专制政体。通常所言的古罗马是指公元前9世纪在意大利半岛中部兴起的文明，历经罗马王政时代、罗马共和国，在公元1世纪前后扩张为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罗马帝国可以用来表示所有在罗马统治之下的土地。全盛时期，罗马帝国总共控制了大约59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估计在5 500万到12亿，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大的国家之一。罗马帝国一般被分为前期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192年）和后期帝国（公元193年—公元476年）两个阶段。前期帝国时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空前繁荣。公元192年，安东尼王朝最后一位皇帝被杀，罗马出现了近百年的混乱时期。始于安东尼王朝后期的社会、经济和军事危机，在公元3世纪达到空前规模，以致一些史学家又划出一个世纪的危机时期(公元193年—284年)。这一时期，战乱频仍，皇帝更迭频繁，奴隶和隶农的起义遍及各地，对统治阶层的统治造成很大的威胁。
在关于罗马帝国的研究和挖掘中，政治、军事、文化一直是激动人心的领域。历史学家专注于政治史、军事史和社会史的主题，自古皆然，而价格史，尽管对于普通人的生活极其重要，却受到有意无意的忽略。事实上，人类历史的各个方面都是相互联系的，考察价格史对于罗马帝国的兴衰有独到的贡献。英国著名学者琼斯（AHMJones）充分认识到这个道理，在其细致的工作下，罗马帝国价格变化的碎片得到修整，并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
据琼斯的工作结果，从公元138年到公元301年，罗马军人的服装价格上涨了166倍，自2世纪中叶到3世纪末，小麦的价格上涨了200倍，按照复利计算，这段时间的物价上涨率每年在5％～6％。因为罗马帝国时期，农产品是生活资料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认为小麦价格的上涨即标志着CPI在上涨，它也意味着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通货膨胀发生了。
这次通货膨胀，无论如何也不能归罪于纸币，因为纸币要到其后1 000年才出现，罗马帝国当时实行的是金属货币制度，包括金、银、铜和青铜。这次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在于这些货币成色的下降——在金属货币时期，这应该是一个惯常的现象。
在第一章我们知道，政府发行过量的纸币，能够获得数额不菲的收入——铸币税。但是在金属货币制下，流通中的货币自身是有价值的，它们被称为商品货币，就是说，此时的货币本身也是一种商品，用马克思的话说，它们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由于当时科学技术的限制，开采这些贵金属的手段很落后，贵金属的数量是比较稳定的，这致使政府不能随意地发行货币并以此图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无法利用发行货币来获得最大的利益。他们的方法很简单，一种方法是他们发行不足值的货币，这种货币的分量比原来的轻，另一种方法是在铸币中加进去一些不那么贵重的金属，譬如在金币中添加一定量的铅，他们同时凭借自己的权威，让人民相信这些货币的价值不变。据记载，在公元1世纪含银量达90％的迪纳里厄斯（Denarrius，罗马帝国的一种小银币）在戈尔蒂安皇帝统治的公元238年含银量只有28％，而到了公元268年的喀劳秋二世时，含银量已经下滑到只有002％。这样，垄断货币铸造权的统治者所持有的货币数量就增加了，他们企图以此来强化对帝国资源的控制。
我们知道，人民一点也不比统治者愚蠢，起码他们懂得效仿统治者的行为。罗马帝国的普通公民也加入了制造不足值货币的行列。当统治者发行一种货币后，他们就在货币的边缘刮下一点或者用剪刀剪去一部分贵金属，再用剩下的已经不完整的货币购买其他物品。这样，一种不足值的货币就产生了。统治者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官方就改而发行压印花边或者带有锯齿的货币，硬币的边缘都有凸凹不平的纹道，政府想以此防止人民做什么手脚。可是人们仍然有办法。不论是奴隶主还是平民，他们都会将拥有的铸币装进口袋里，拼命地摇晃使铸币摩擦，以获得一些金屑或银屑，这样，不足值的货币仍将流入市场。不过，相比于统治者的活动来说，他们的活动要对物价上涨的局面负担的责任实在是小得多。
尽管官方规定了铸币的价值，但是罗马帝国的人民很清楚铸币中贵金属的真正含量。他们知道，与原来的相比，铸币中的贵金属减少了，铸币失去了原来的价值，换取同样数量的衣服或者小麦需要比以前更多的货币，也就是说，物价上涨了。
当罗马帝国的人们在交易中发现货币的成色在持续地下降时，他们就将足值的金银货币积存起来，而只使用那些不足值的货币。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钱包里既有新钱又有旧钱的时候，大家都愿意把旧钱花出去买东西，留下“新票”。生活在罗马帝国的人们也有相似的心理。罗马帝国时，人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黄金被窖藏起来不再使用，而次贵金属——银、铜等逐步进入流通领域。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被命名为“格雷欣法则”。但是，金属货币仍然有自身的价值，减少货币成色的活动依然如故，因此，物价也在一直上涨。
当经济学家回头看那段历史时，认为罗马帝国的通货膨胀无论如何也不算很高，我们知道5％～6％的通货膨胀率仍然是温和型的，因而也是可以忍受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物价的持续变动仍然对罗马帝国各个阶层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罗马帝国的皇帝当然是受益者，但是官吏们的情况却不大妙。据琼斯的材料，自公元2世纪到公元3世纪，以购买力计算的高级官员的薪金已经下降到只有原来的1/8，其结果就是薪金的差额要靠别人的馈赠和贿赂才能弥补。官僚的腐败对国家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难以估量。但是，更糟糕的恐怕是军队收入的减少。士兵们的薪水大幅度下降，一年所得仅仅够买8个星期的面包，所以他们只好依靠侵占土地自己耕作来活命，甚至，他们依靠抢掠来维持生活。人民的生活则更加悲惨。依靠诺和特拉扬信托基金（The Great Trust Fund of Nerva and Trajan）施舍的罗马帝国城市贫苦儿童的实际所得下降到从前的2％～3％。尽管由于年代久远，我们对于罗马帝国人民的生活情况缺少更为详细的了解，但是这些碎片也能够让我们想像到帝国面临的危机。罗马帝国赖以存在的基石——官僚机构和军队都因为物价的上升而堕落，人民也因物价的上涨而受累，这对帝国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的通货膨胀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它是更大范围内社会变化的一部分，直接来说，它是罗马帝国崩溃的一部分。通货膨胀很多时候成为社会灾难的替罪羊，但是通货膨胀后面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人们对欲望的无法控制。
弗里德曼说：“自古以来，当权者——无论是国王、皇帝，还是议会——都试图利用增加货币数量的办法作为筹集战争所需资源的手段，或是作为建立不朽功绩或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他们经常受到这种诱惑，但每当他们这样做时，通货膨胀就会接踵而至。”罗马帝国，以及人类历史上的诸多朝代，都无法摆脱这个规律。
从屋大维缔造罗马帝国开始，罗马帝国的统治阶层就热衷于对外战争、扩张版图，以获得保持和扩大一个大帝国的荣耀。在此过程中，罗马社会本身也发生着变化。强加给战败国家的赋税和来自被占领城市的战利品，充溢于罗马的国库。在个人生活中，以传统农耕为基础的避免铺张浪费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也在慢慢丧失，人们效仿古希腊时期，把奢华和美好当做地位的象征。事实上，罗马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帝国是一部巨大的造钱机器，创建帝国是一件极其划算的事情。但是，前期帝国时代的大体上的和平与繁荣并没有万世不灭。经济学中有一条规律就叫“效用边际递减”，意指人们从每单位新的物品上的获得，会随着物品总量的增加而下降。帝国版图的增加，固然可以使统治者受益，但是这方面的收益在慢慢地趋小。与此同时，管理新的版图的成本却在不断上升。到后帝国时期，由于内部的不稳定，罗马帝国越来越难以对边远之地进行有效的管理。事实上，原来受压迫的外族窥见了帝国的虚弱，已经在蚕食帝国的荣耀。哥特人进入爱琴海和小亚细亚、法兰克人进入高卢、阿勒曼尼人进入北意大利、萨珊波斯的势力也抵达卡帕多细亚，帝国已处于江河日下的局面了。维护荣耀的手段就是战争，战争在任何时代都是烧钱的活动。在增加税收之外，更加方便的手段就是利用铸币垄断权发行不足值的货币了。
但是，有很多学者认为，战争并不一定是高通货膨胀率的原因。对外战争能引起爱国主义情绪的高涨，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增加税收和通过向民众借债集资。罗马帝国内部的矛盾和纷争才是通货膨胀发生的关键所在，在这种情况下，征税往往由于反对势力的阻碍而搁置，政府也会为了收获民心不加重税收，而倾向于以比较隐蔽的手段获取收入。
罗马帝国的通货膨胀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国内因素。与中国的历代王朝一样，在初建之时，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还能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压迫压榨有所节制。但是，后来的官僚贵族地主集团就会慢慢忘记前朝的教训，行为越来越无所顾忌，皇帝和贵族崇尚奢华，加强对帝国资源的控制。他们对奢侈生活的欲望难以得到遏制，因为在一个通过暴力压迫产生的体制内，没有一种力量能遏制统治阶级的冲动及行为。公元211年，当时的统治者赛维鲁给两个儿子的遗言竟是：“愿你们兄弟和睦相处，让士兵们都发财，不要管其他人。”我国古代的晋惠帝，有一天听到臣子报告说百姓无粮可吃时，竟问：“何不食肉糜？”东西相映，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于民生的漠视竟达到什么程度！
为贯彻最高统治者和贵族的意志，官僚结构逐渐膨胀，但是，他们同样不受国家基本成员所施加的任何监督，贪婪而无效率，美国历史学家罗斯托夫采夫在其《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论述罗马帝国说：“官僚体制权力至高至大，十分腐化、不诚实……贿赂公行，非法渔利习以为常；企图采取一大套暗中侦察和官员彼此互相监督的制度来制止这些现象均属徒劳无益。每一次增加官吏的名额，每一次扩大监督人员的队伍，其结果都只是增添了靠贿赂贪污为生的人数……凡是一种官僚体制，如果不受人民所掌握的充分权力的制裁，它都注定了会腐化无能。”
对于广大的罗马农民和隶农，罗马帝国政府用赋税，罗马官吏用贪污，罗马地主用地租进行压榨，而且赋税越来越重，贪污越来越凶，地租越来越多。对于城市里的手工业主和商人，罗马帝国政府和官吏同样不会放过，极力敲诈勒索。这样，罗马人民普遍地心情沮丧，一种消极服从的思潮传遍了罗马，因为多生产一点，国家就会多拿走一点，那又何必卖力劳动呢？商业衰落了，不仅是因为海盗和蛮族入侵的结果，更是因为没有消费者，而且如果有人想置买船只和车辆从事商业，那就必须为国家服役，而只能得到很少的报酬；手工业的情况和商业差不多，大部分手工业产品都要靠国家订货，国家规定的价格很低，而且官员们还要从中赚上一笔；农民们日益贫困，生产水平下降；城市里则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罗马百姓们越来越对生产失去了热情和积极性，从而使得整体生产水平下降，社会趋于贫困；面对压榨所得的财富减少的现实，官僚贵族集团不仅不减轻压榨力度，从而提高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反而加紧搜刮。这就使得劳动群众更加不愿工作，使整体生产水平更为下降，社会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难以走出。当时的一位演说家大声疾呼：“该死的富人们！如果穷人真觉得不值得活下去的话，注意他们会使你们同归于尽的。”可是统治者对此充耳不闻。
罗马帝国有别于中国古代王朝的特点是世袭制的性质不明显，皇帝更迭频繁，这样，最高统治者更没有为后辈子孙福利考虑的心思。他们在其位则谋其利，做的都是短期的打算，这有点像流窜的土匪，到了一个地方，狠狠地烧杀抢掠一把，然后卷袖子逃走。美国当代经济学家奥尔森即用这个想法考察了国家的起源问题。
罗马的国民经济逐渐凋敝，致使帝国的税基薄弱，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身的消费水平，就只好用发行不足值铸币的办法来取得收入。
在罗马帝国的通货膨胀过程中，也有一些为改善形势采取的措施，其中最著名的是迪奥莱廷（Diocletian）皇帝在公元301年所颁布的冻结物价的法令。法令序言部分指责囤积居奇的奸商：“哄抬物价的罪恶罄竹难书。”法令公布了700～800种物品和服务的最高价格，其中包括小麦、棕榈油、甘蓝菜、鹅等商品的价格，甚至理发师、家庭教师等的最高工资也作了相应的规定。法令异常严格，触犯法令的人将被处以死刑。但是，物价冻结后，市场陷于萧条。农民不再出卖粮食，教师不再从事报酬过低的工作。而为了更严厉地执行法令，政府雇佣了更多的监督者，以至于当时有批评说：“帝国的男性公民中已经有半数荣登了政府官员的名册。”在付出血的代价后，市场上除了恐惧之外一无所有，于是后来的一位统治者康斯坦丁大帝将该法令废除。
“罗马人航行在通货膨胀的暴风骤雨中，手中却没有经济学的罗盘。”帕尔伯格说。也许他想批评的是皇帝冻结物价的举措，可是，在2000年后的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通货膨胀的原因，通货膨胀仍然难以医治。我们怀疑，即使掌握了充分的经济学知识，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挥去脑中大帝国的荣耀，是否能够节制酒池肉林的生活，是否终止对遥远东方丝绸温柔的想像。这实在是一个难题。“你不能憎恨你的敌人，那会使你丧失理智。”纵使我们在情感上对通货膨胀有什么抱怨，我们也要知道这后面是人的因素在起作用，我们只有将矛头对准祸根，才能真正找到获得美好生活的途径。
我们从一个不太为人注意的角度看到了罗马帝国的广大场景：行政腐败，赋税过重，农业衰落，帝国基石动摇，疆域萎缩，而民众日益贫困，于是揭竿而起，所以，面对日耳曼人的侵入，昔日强大无比的罗马帝国已无还手之力，而只能在历史上悄然消失。美国历史学家汤普逊论述道：“罗马帝国生活力的逐渐衰败，可从……国家利益高于人民利益的情况得到说明……一旦国家最高地位成为决定性的，而又能使个人利益及社会集团利益屈从的时候，它必然对民众起着压制的影响，并使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失掉一切兴趣。但是，国家加在人民头上的压力，从没有像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那样使人觉得沉重。”
他总结道：“罗马帝国成为压迫的象征，它在破坏它的臣民的时候，也破坏了它自己。”这是本节标题的最好注释。
一战之后的德国：和约的经济后果
《被物价支配的经济史》人民邮电出版社：许梦博
1919年，在教育界名人蔡元培、傅增湘的帮助下，25岁的徐悲鸿获公费携夫人蒋碧微赴法勤工俭学。在巴黎，他勤奋作画，功力日进。但是经济条件的不济又时时困扰着他。一日，徐悲鸿从早至晚仔细观摹法国国家美展，走出会场时，才发现外面下着大雪，而他整天未进餐，又缺少御寒的大衣，顿时感到饥寒交迫，腹痛如绞。从此患上了严重的肠痉挛症。他常强迫自己忍痛作画，现仍保存的一幅素描上便写着：“人览吾画，焉知吾之为此，每至痛不支也。”那时，中国国内时局动荡不安，留学生津贴经常中断，徐悲鸿在巴黎的生活更加艰难。1921年夏天，眼见钱粮将要耗尽，病情却又加重，徐悲鸿同夫人于是决议去德国继续留学生涯——法郎在那儿更值钱。
无独有偶。我国著名生物学家、教育家贝时璋院士1921年9月在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医学预科毕业，生性好学的他准备继续学业。他的老师推荐他到德国留学。他把想法告诉父母后，对儿子的学业一向支持的父母却也不免犯愁——家境困难，如何供得起孩子在德国的生活？但是贝时璋告诉父母，那时在德国留学所需的费用与在国内同济医工专门学校上学相差无几。于是，将信将疑的父母在1921年秋天目送18岁的贝时璋驶向遥远的德国。
无疑，1921年的徐悲鸿夫妇和贝时璋是幸运的，他们能够在德国继续追随和完成自己的梦想。可是，他们的故事却让人不自觉地想起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
1921年的德国好像就单为了成全东方少年的梦想，把自己置于一场大的浩劫，这场浩劫又被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给希特勒上台准备了条件，引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更大的人间劫难。
德国的故事，我们慢慢说来。
1914年6月28日上午9时整，塞尔维亚年仅19岁的青年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刺杀了主张吞并塞尔维亚的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这一被称为“萨拉热窝事件”的行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主要包括英国、法国、俄国在内的协约国与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组成的同盟国相继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四年多的流血牺牲之后，同盟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协约国和同盟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史称巴黎和会，和会最后签署了《凡尔赛条约》。《凡尔赛条约》将发动战争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德国，从而对德国实行条件极为严厉的经济与军事制裁。根据《凡尔赛条约》及之后成立的赔偿委员会，德国失去了13％的国土和12％的人口，16％的煤产地及半数的钢铁工业，丧失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包括德属东非、德属西南非、喀麦隆、多哥以及德属新几内亚）；德国被解除武装，德国的陆军被控制在10万人以下，不准拥有空军，海军主力战舰不得超过6艘，不得拥有潜艇、飞机、坦克或重炮等攻击性武器；另外，作为战败国，德国还须向战胜国赔偿320亿美元（按照1921年金马克的价值，折合为1 32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外加每年5亿美元的利息，出口产品被征收26％的额外费用。
战胜国对德国的惩罚无疑是极其严格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曾宣称：“搜遍德国人的口袋也要把钱找出来。”但私下里，他承认：“我们所起草的文件（和约）将注定20年后的战争。当你们把这样的条件强加在德国人民的身上时，这只能导致德国人要么不遵守条约，要么发动战争。”英国外相克容持相同的看法，他说：“这不会带来和平，这只是一份为期20年的休战书。”美国总统威尔逊看到这份协议也皱着眉说：“如果我是德国人，我想我决不会签署这份协议。”法国人对这样的惩罚倒是心安理得。1870—1871年，普鲁士为了统一德国并争夺欧洲大陆霸权，与法国之间爆发了普法战争。这场战争以法国大败、普鲁士大获全胜并建立德意志帝国告终。而普法停战的和约极其苛刻，和约规定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些矿藏丰富的地区给德国，并赔款50亿法郎。很多人在小学时学过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它反映的就是那时法国人受德国压迫的情景。现在法国人认为他们的作为不过是“以彼之道反施彼身”而已。
在巴黎和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把注意力放在利益的争论上，可是有一个英国人却在观察那些达官显贵们的手：法国的老虎总理克列孟梭戴上黑色皮手套，终席不脱；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手相当干练，相当有力，可是总嫌迟钝，使不出什么技巧……但是，他看不出的是这些谈判席上的人事实上都有一双生意人的手，他们紧抓德国，已经将之逼入死角。这人就是凯恩斯，他当时的身份是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不过到了后来，他看到和平会议拟出来的条约违反他的脾性、凌辱他坚信的恕道、伤害他的专业知识的时候，就客客气气地呈上辞职信，回到宁静的剑桥去，回到书房去，跟他的藏书和藏画在一起了。他在剑桥写出了《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在经济学界初试啼声。
在《和约的经济后果》里面，凯恩斯认为《巴黎和约》的内容既不明智，有些部分也不可能实行。他认为包括一切支付方式——直接转移的财富、割让的财产和每年的赔偿——德国能够确切支付的最大限度的数额为20亿英镑，仅仅是战胜国要求的三分之一。若按照和会的赔偿数额执行，德国的经济生活将遭受“灾难性”影响。因此，他劝说战胜国减轻对战败国尤其是德国的经济制裁。但不幸的是，“预言相对于劝说更为成功”——劝说没有起到效果，凯恩斯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一战中，德国为了筹措战争经费，除了增税之外，主要依靠发行国家公债和纸币，结果直接和间接地引起了通货膨胀。1913年德国流通的银行券和纸币是2902亿马克，到了1918年已经增加到32936亿马克，增加了十多倍。大战期间，一方面是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一方面是货币发行量猛增，这样必然造成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局面。到1918年11月停战之时，物价已经上升到战前水平的25倍。但是战争结束后，物价上涨的局面不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更加严重。第二年德国物价又上涨了3倍，此后逐步升级，到1921年11月，物价疯狂攀升，达到战前的40多倍。1922年后，物价更进一步以加速度上升，1923年中期，恶性通货膨胀终于爆发，物价上涨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1921年1月一份德国报纸卖价03马克，两年后的卖价达到7 000万马克！如果以1913年的物价指数为100的话，那么1923年12月的物价指数达到了143×1012——一个天文数字！这是近代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事件，可以与之“媲美”的只有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
这么高的物价上升来自于太高的纸币发行量。当时在德国的中央银行——德意志银行供职的一位官员生动地描绘了疯狂印制钞票的情形：“到1923年10月底，已经有30家造纸厂生产印钞用纸。尽管德意志银行的印钞机器设备优良，但是它们还是不能满足需求。在柏林和全国其他地方，有大约100家私人印刷厂开足马力印制马克纸币。这些工厂雇佣了1 000名妇女在发送间清点即将外运或捆好的纸币……1923年10月25日，德意志银行宣布，在这一天纸币发行量达到了120×1015马克。但是当天的纸币需求量却是10×1017。”其盛况令人想起元朝统治者发行过量纸币，然后舟车运送的情景。这时的纸币甚至没有它单纯作为纸张这一物理实体值钱，有记载说当时有妇女甚至以这些纸币来烧火做饭。
纸币的过度发行仅仅是直接原因。学者们和当时的政府官员对于导致通货膨胀发生的根本原因有很多不同的解释，这些原因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当时德国内外交困的政治和经济局面，它们基本上都是战争的后遗症。一战期间，德国政府发行了1 000多亿马克的战争公债，现在都需要偿还公众，但是战争极大地破坏了德国的劳动力量和经济力量，战胜国又对德国实行严格的经济制裁，德国的生产恢复缓慢，政府能够获得的税收收入有限。战胜国要求的惩罚性战争赔款更是德国政府难以承担却又不得不履行的责任。此外，安置复员军人，救济即将破产的大工厂等，都极大地消耗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将沉重的财政负担转嫁到人民的头上，看来已是迫不得已。其他事件也在推波助澜。1923年1月11日，法国等以德国没有完成先期的赔偿任务为由，“相煎太急”，派专家和军队占领了鲁尔区。当时的德国政府组织资本家缩减工业生产的规模，实行消极抵抗，而由政府向资本家拨付巨额补助金。这些千头万绪的事件连在一起，共同促成德国政府只能靠加速转动纸币印刷机的办法筹集资金。1923年，德国财政收入的80％到90％是依靠滥发纸币获取的。依靠过量的纸币发行，政府事实上注销了自己所欠的内债，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战胜国的要求。
通货膨胀使政治家和工商业的巨头们保持和巩固了自己的权势，但是，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降临到德国人民的头上，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种破坏实际上是永久性的。通货膨胀使人们对实物抱有前所未有的热情，商店里什么东西一上架，马上被一抢而空。去酒吧里的顾客，一进门就会要一堆啤酒，先付钱再喝，生怕酒没喝完，价钱已经翻番。经济秩序荡然无存，经济严重倒退，1923年11月，德国的失业率上升到了23％，煤产量下降到战前水平的44％。通货膨胀还导致了极度的不公平。善于投机和消息灵通的人士在初始的时候大肆借贷，购入不动产和实体物品，再在通货膨胀率很高的时候归还贷款。他们所做的几乎是一本万利的生意，这些人成了德国的“新贵”。他们受到德国人民的憎恨，后来纳粹领导人就利用了这种情绪。而广大的中产阶级，一般包括证券持有人、债权人、出租物业者、储蓄户以及领固定薪水的职工等，在这场通货膨胀中几乎倾家荡产，变得一无所有。通货膨胀期间，犯罪率大涨，1913—1923年间罪案数量上升了45％。整个社会笼罩着恐惧和末世的气氛。
这样的情形持续下去，政府就会垮台。于是，德国政府在1923年末开始治理通货膨胀。一种以全国地产为抵押的货币——新马克被引进来替代旧马克，它的发行受到严格限制，德意志银行开始竭力塑造自己的声誉，深受通货膨胀之害的人民开始喜欢新马克。1924年8月30日，政府又宣布德国马克取代新马克作为正式的货币使用。德国马克同黄金和美元挂钩，这样，德国重建了自己稳定的货币基础。协调德国向同盟国支付债务的“道斯计划”也于1924年提出，美国向德国增加贷款，这样，德国赔款的压力显著减小。疯狂的通货膨胀开始向物价、货币和经济的稳定滑行。可是，这种成就是在德国的政治经济条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的情况下取得的，所以很多学者都说这是一个奇迹。一个故事可以佐证这种看法。治理德国通货膨胀的核心人物之一沙赫特曾在希特勒的政权里担任经济部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对其进行审判，但是在定罪之前，同盟国命令他写一份报告，阐明他是如何取得稳定货币的成就的。
但是，故事远未结束。就像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著名经济学家罗宾斯说的：“它（通货膨胀）摧毁了德国社会中坚的财富，导致了道德和经济上的不平衡，从而为以后的灾难培植了土壤。希特勒就是通货膨胀所催生的恶果。”一战的战胜国对德国的惩罚给德国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这使骄傲的日耳曼人复仇的心理更加强烈。对内，通货膨胀彰显了当时的魏玛共和国也即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无能，经过这场恶性通货膨胀，其国内财富严重再分配，许多人靠不良手段集中巨额财富；同时，更多人无缘无故地遭受巨大损失，社会和政治秩序开始极度不稳定。从那时起，希特勒及其部属放弃暴动，开始利用这种事态进行合法的活动，他们宣扬仇恨、鼓吹复仇，竟一步步获取了大众的支持。最终，希特勒上台建立第三帝国，再之后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也许，人们在苦难和大动荡中会丧失理智，这有助于理解德国人民对希特勒的选择。可是，在这一切发生之前的很早时候，凯恩斯就认为：“使德国陷入受奴役地位达一代之久、降低数百万生灵之生活水平以及剥夺其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之幸福，是一项令人深恶痛绝的政策——即使这种政策事实上可行，即使藉此能够养肥我们自己。”他坚信：“在不远的将来，事态的进展将起主导作用，欧洲当前的命运已不再掌握在任何个人的手里。来年事态的演变，不取决于政治家们处心积虑的所作所为，而取决于处于政治历史表面以下的、不停流动的潜在趋势，而趋势的方向没有人能够预料。对于这种潜在趋势，我们只能通过一种方式加以影响，那就是动员那些能够改变舆论的具有教育作用和扩大想像作用的力量。我们所必须坚持的方法就是坚持真理、破除幻想、消灭仇恨情绪，并进行教育，开阔人们的心胸和提高人们的理性。”
相比于很多经济学家，凯恩斯无论如何不能说对政治知之不深，可是相对于政治家的主张，他的政治观点无论如何都显得过于富有理想主义和书生气息——换句话说，就是幼稚。但时间又以一幕幕惨剧证明他的预言是正确的。这正是历史令人困惑的地方。
没有困惑的是蒋碧微，她勇敢地和徐悲鸿私奔了，他们寓居在柏林，获得了一段安定的日子。他们的背后是一个正在经历灾难和即将疯狂的国家——这也应了张爱玲在《倾城之恋》结尾的感叹：“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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