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科齐的意义》英文版序言
非文学 译作
王志超
我的许多海外朋友对法国的印象仍然停留在我们的政治和文化史中最为辉煌的阶段：18世纪启蒙运动中伟大的思想家们，1792年到1794年的大革命，19世纪的普通工人与人民暴动，1830年的七月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等；我还可以列举出1936年人民阵线的形成及其对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巨大贡献，沦陷期间的抵抗运动，解放阵线的社会立法，20世纪50到70年代伟大的哲学思潮和进步运动，1968年的五月风暴及其影响，……等等。上述所有印象导致的结果便是，当在法国出现类似事件（政治事件，文化事件，或者两者混合型）但却有一个无可争议的反动人物时，这些朋友们都会非常吃惊，想知道究竟怎么回事。每一次，我都会提醒他们，法国也是一个骨子里保守的国家。在历史上，每一段革命时期之后，接着便是长期延续的黑色反动时期，而在这些令人痛苦的反动时期掌握国家权力的领袖们从来都不缺乏来自大众和那些声誉卓著的知识分子们的支持。因此，法兰西存在第二种历史，这种历史与国家结构的关系要比由人民大众写就的暴动史更为密切。我们可以想一想1794年的热月党人，如果他们不是的的确确实施了白色恐怖政策并且远比雅各宾恐怖时期造成的牺牲者为多的话，人们几乎想不到他们；还可以想到1815年后的复辟活动，曾经花费“十亿”钱财来补偿各个特权阶层的流亡者和复仇者；想到1830年奥尔良王朝得以爬上权力宝座的骗局，他们的口号“你们自己发财吧”成为整个民族的赞美诗；想到拿破仑三世和他的银行家同僚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的冗长统治，以及同年6月对巴黎工人的屠杀；想到法国人在发动残酷的殖民远征行动上的高度一致，尤其是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想到凡尔赛党人对巴黎公社的镇压和疯狂杀戮；想到1914-1918年间民族主义者们的屠戮行为；还可以想到，在人民阵线之后，我们有贝当，1966-1976年的红色岁月之后，我们有吉斯卡尔·德斯坦。并且，每一次，都有很多知识分子在摇唇鼓舌，颂扬秩序的恢复，辱骂革命者们的“恐怖行为”。此外，还有像路易十八复辟后的那些吹鼓手，第二帝国的那些马屁精，在工人尸体上喝血的那些凡尔赛文痞，反布尔什维克军团里那些无所畏惧的小屁孩，贝当之流以及那些与他狼狈为奸的软骨头们……等等，数不胜数。
所以，丝毫不会让人感到吃惊，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及随后的动荡中，一帮骗子聚集在“新哲学”的奇特招牌之下走上了前台，再一次指责革命者，表现他们对革命的憎恶，歌颂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美国军队以及整个西方。这恰恰是我们的历史中某种冥顽不化的根性的延续：可以肯定，这是大众歇斯底里症的令人侧目的爆发，也是臭名昭著的反革命成见的表现。
在本书里，我试图阐明萨科齐的当选在何种意义上是上述第二种历史——黑暗且残暴的保守主义的历史——的浓缩。这是我为什么称其为“超越贝当主义”的原因，这个名字使它带有一点重演历史的意味。我还试图说明为了反对这种“复辟中的复辟”我们为什么必须回到最普遍最本质的信念——我称之为“共产主义假设”， 并将其划分为几个阶段以便于解释。这些看法属于长时段视角，发端于一个人们觉得相对不太重要的事件。
那么，我对我的同胞们感到绝望吗？我们都知道，选民们已经彻头彻尾地迷失于政治之中而不能自已，他们选择的人物不久就会让他们明白什么叫一无是处。当然，也有可能，“萨科齐”会在这天末尾宣布结束这场令人郁闷、日益恶化的反动潮流——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来，从精神到物质，它一直在危害着这个国家。我们一起祈盼吧。
正如他们表现的那样，我的敌人——这些人不在少数——害怕这种希望可能会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而非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实现，他们暗中嘲讽我是一个反犹主义分子：这是他们在两三年前发明的把戏，用来污蔑使他们感到不悦的人。我很荣幸受到真正精于此道的老手的抨击。[ 控诉巴迪乌有反犹主义倾向主要出现在Circonstances 3（Paris: Lignes Manifeste, 2005）上的文章发表之后，英文版主要收于Polemics (London: Verso, 2006)。最过s的批评来自于埃里克·马蒂的《与阿兰·巴迪乌的争论》（Eric Marty, Une querelle avec Alain Badiou., philosophe,.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2007）。]很明显，我对以色列国家政策的批评，或者我揭露他们中一些人怎样无耻地站在大屠杀遇难者的尸体上企图将“犹太人”的名称与西方人和他们的美国主子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而剥夺了这个词本身具有的伟大革命传统，并将其用一种不仅令人厌恶而且威胁到提出者本人的方式到处兜售时，为这些老手们提供了口实。但是，对于这些母语为英语的专家们，我再次申明，我是一个赞成直接行动而非法律诉讼的人，只要我从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面前经过，他们都会由于他们那愚蠢的诽谤而挨巴掌。
写到这里，你们会被赶着去寻找关于受到无耻诽谤的反犹内容。难道没有一个字提到“犹太人”，甚至没有一处暗示吗？没问题！当然能找到。想要阻止那些总是在寻觅机会生事（即使他们不得不胡说八道）的职业诽谤者们不是那么容易的。阿索莱（Assouline）先生，一个公认智商有限的人，在博客里——你可能比较时髦或者不是——提到我把那些参加萨科齐政府的社会主义者们称之为“老鼠”，而把萨科齐本人则是“鼠辈”。任何一个受过初等教育的人都能很快理解（并非没有一点修辞技巧，但他们肯定能理解）我在这里用正在逃离沉船的老鼠指“吹笛手”引导老鼠们离开城市的传说和弗洛伊德著名的“鼠人”案例。[ 皮埃尔·阿索莱是作家和记者，维护着一个叫做《从书本做起的共和国》（La Republique des Livres）的博客。]阿索林先生确实受过教育吗？他的知识应该够用了，至少在结尾的地方是如此。他宣称，自从二战中的纳粹以后，就没人再被当做老鼠对待了。另外，萨科齐的某位祖先是犹太人。所以……您看见了吗？看好了吗？您确实看见了？
奇怪的是，伯纳德-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这位为复辟分子效劳的媒体知识分子们的领袖跳出来抨击我时甚至没有带一个脏字。所以，我们在《世界报》（Le Monde）上读到了这样的文字：
在新近出版的《萨科齐的意义》中，阿兰·巴迪乌先生用他充满正义感的斗争精神，抱怨让他重新向政治学词典中介绍那些动物隐喻（“老鼠”，“鼠人”）是一件让人厌烦的事情。在法农的《世上可怜人》（Fanon’s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的前言中，萨特曾经清楚地解释过那些动物隐喻，却总是被贴上法西斯主义的标签。[ 引自De quoi Sine est-il le nom?, Bernard-Henri Levy, Le Monde, 21 July 2008.]
够了，读到这里吧！大家都想念皮埃尔·维达尔-纳奎特（Pierre Vidal-Naquet）先生，他已经用他那广博的知识解释过伯纳德-亨利·列维如何是一个极其无知和可笑的人。同时，萨特先生在写于1953-54年的重要论文《共产主义者与和平》（The Communist and Peace）也曾经用“老鼠”指代共产主义者。他这么说肯定要比他自己被说成“在打字的土狼”幽默的多，而把他说成是土狼的也并非法西斯主义者而是他的共产主义者朋友们。同样是萨特，曾经讲过“反对共产主义的人都是猪”的名言。所以，我们都能看到，二战刚结束的时候，每一派都喜欢用动物来指代对方……我尤其喜欢一句中国成语，指两个人表面上敌对，实际上却互相串通一气——对于毛泽东来说，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和肯尼迪领导下的美国就是如此；对于我来说，社会党中我这一派与萨科齐在排外和社会保障立法问题上亦是如此。中国的这个成语叫“一丘之貉”。我喜欢这个成语的意象，在本书中用它来指我的英国读者们乐于听到的一件事：在总统选举期间，萨科齐和塞果列尼·罗亚莱（Ségolène Royal）异口同声地赞扬托尼·布莱尔——布莱尔（Blair），布莱劳（Blaireau，即英文里的Badger，意思是獾）……随便你们怎么联想吧！所以，我已经成功地用文字向“动物隐喻”宝库中增添了一幕丑剧。
现在我只能给自己辩护辩护，让自己接受萨科齐先生关于屡次犯罪问题立法的制裁（插一句话，这项立法公开针对普通民众，所以极其让人感到厌恶）。我保留自己使用“动物隐喻”的权利——从来都是如此。这就是敌人遍布情况下的政治斗争的特点，尽管资本主义议会体制企图使我们忘记这一点。如果的确有该死的敌人，为什么不允许我抨击他们？为什么不允许我把他们比喻成猎鹰、走狗、爬虫甚至老鼠呢？更别提什么土狼，不管是会打字的还是其它类型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博绪埃（Bossuet）一样跟雄鹰相比，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第四共和国总理约瑟夫·拉尼埃勒（Joseph Laniel）一样跟公牛相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密特朗（Mitterrand）一样经常被比作狐狸。所以，女士们先生们，幽默一点吧。如果听到我说塞果列尼·罗亚莱使我想到涂漆的山羊，总理费隆（Fillon）使我想到正在睡觉的鼬鼠，没有必要去撞屋顶。
愿诸君阅读快乐，无论您喜欢什么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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