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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霍奇逊《演化与制度》一书的第2章，该书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译丛的一种）。该章原标题为：“虚假的对抗和命中注定的调和”。
[23]本章涉及一系列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特别是关于其所称的规范立场和对市场的态度的批判。在此讨论了经济学中有关实证与规范判断之间存在的不妥当关系，并对新古典或主流经济学本质上是“倾向市场的”（pro-market）这一广为流传的说法提出了批评。这样就提出了新古典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强调市场这一更为基本的问题。此外，还简要地考查了阿米塔·埃左尼（Etzioni, 1988）与此相关的著名尝试，也就是发展可替代的“社会经济”方法以矫正所说的新古典缺陷。
第2.1部分首先讨论事实与价值的区别。本节也定义了新古典经济学，并分析了很多有关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其中包括反正统经济学家中极为普遍的一个立场：应该根据其规范性的结论和政策上的结果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判断（和给予谴责）。随后，我们更为详尽地讨论了经常与新古典经济学相联系的、那个特别的倾向市场的规范立场。
第2.2部分指出新古典理论在处理现实世界的市场时存在理论上的局限。因此，把新古典理论视为是“倾向市场”的，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过于慷慨了。其理由是，新古典经济学事实上并不了解核心的市场特性和过程。[24]在理论上，它没有识别或包含市场的主要特征，不可能具备任何倾向市场的资格。第2.3部分是本章的总结。
2.1 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批判
2.1.1 事实与价值的区别问题
我们是简单地或主要地依据其规范立场或政策结果来对一理论作出判断吗？反正统经济学家普遍会对这一问题作肯定的回答。他们经常得到以下论据的支持：与新古典教科书推崇的“实证经济学”相反，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事实的（实证的）判断和价值的（规范的）判断是无法分割的。
很明显，很多正统经济学家的思想已经陷入了意识形态的混乱之中——开始使用货币主义、拉弗曲线、理性预期等等倾向市场的理论——但同时又虚伪地接受了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这一命题。而很多反正统经济学家则会犯下一个危险的、表面性的错误：他们主要或完全依据理论的规范性内容，而不是其分析性内容来评价理论。
可以发现很多这类错误的例子。例如，有几位反正统经济学家全然无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才华横溢的洞见，仅仅是因为他令人不快的政策结论。另一个例子是，一些人时常无视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因其分析上的局限，而是因为它支持自由市场政策的假设的结论。还可以从反正统理论主要根据意识形态范畴——诸如“保守的”、“自由的”和“激进的”这种含糊的、政治化的三分法——而不是根据其核心假设和理论对经济理论进行的分类中找到其他的例子。在反正统经济理论的历史中，这样的错误比比皆是。
社会科学中，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关系被复杂化了，并已得到广泛的探讨与论争。在此，我们不能详细深入到这样的论争之中。相反，我们这里主要关心的是鉴别正统经济理论的批判者中出现的某些令人难以接受的立场。这里面包括了从其规范性结果的看法来评价一个社会科学理论：是接受还是拒绝一个理论，主要以此为基础。[25]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极端方式是认为实证的和规范的立场是等价的。一个不太极端的看法是，如果我们的批判从实证方式转向规范方式，那只是因为我们不太介意采用哪种方式。另一种看法认为，规范性价值“无处不在”，因此要对一个理论做出判断，主要应依据其规范性价值。这样的立场很普遍，在那些批评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中间更是如此。在此，我坚持认为，这些看法都是危险而且无效的，甚至他们自己的理论也是如此。
我们在这里不是从社会科学已经过时的实证观点的角度来批评这些看法。这里着重强调的一点是，要把事实判断从价值判断中分离出来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一回事，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它们的差别。承认我们进入了一个“后实证主义”时代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已完结”。
相反，保罗·戴尔·布什（Paul Dale Bush, 1993）接受了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论点，认为“在真理应该是什么与真理是什么之间，不存在认识论上的差异”。这样，罗蒂和布什简直就是支持在认识“是”和认识“应该”之间不存在差异。相反，我们这里表明，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它意味着否定了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任何区别。
例如，知道现今世界有很多穷人，与断言他们就应该受穷并不是一回事。“是什么”的陈述与“应该是什么”的陈述并不等同。草率地混淆实证与规范会导致极为保守的后果，这绝非激进的说法。如果实证的和规范的表述之间不存在认识论上的差异，我们就会被引向保守主义的死胡同。根据布什和罗蒂的规则，我们可能做出的有关“是什么”的任何表述都成了“应该是什么”的等价说法：任何有关世界现实情况的说明，成为等价于现存事实的道德认可。
众所周知，大卫·休谟（David Hume）认为，我们永远不能从“是”推论出“应该”。众多后来的哲学争论也已表明，尽管休谟的论点具有正确的一面，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或绝对意义上的真（Roy, 1989; Proctor, 1991）。[26]例如，当我们面对在一方面是未曾尝试的和不确定的选择，另一方面是已反复尝试过的和传统的选择之间做出决定时，选择我们熟悉的一个并拒绝变化，这通常是合理的。事实上，甚至连最激进的思想家历来也是如此行事。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总是依赖习惯或先例的安全性（Dewey, 1939）。单纯的存在可能因此增大规范性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确实经常从“是”得出“应该”。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应该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很明显，这不是说在通常情况下和逻辑上，我们能够从“是”推出“应该”。人们有时根据习惯从“是”得出“应该”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社会科学家也必须这样做。事实上，这一主张会妨碍科学的进步，因为它会简化对规范性偏好的解释。科学家有义务尽其所能地区分实证和规范陈述之间的不同。反对休谟的认识论，并不一定会让我们得出结论说这种区分是没有意义的或不可靠的。
实证主义作为一门哲学，是站不住脚的（Quine, 1953; Bhaskar, 1975; Caldwell, 1982）。但是，在这个后实证主义者的时代，存在一种陷入规范困境的危险。承认实证和规范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它们的所有区别。遗憾的是，很多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已经走得太远了。看另一个例子。在一份反正统经济学杂志上，克莱夫·比德（Clive Beed, 1991, p.470）提出了“反实证主义”的主张：“实证科学和规范科学之间的区分是站不住脚的”。然而，这个特别的说明是极不明确，因为“二者之间的区分”有各种可能的含义。例如，如果所有实证说明都受到价值的影响，那么，从完全的、封闭式的划分这个意义上说，“二者之间的区分”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能在一方面是内容广泛（尽管不是全部）的实证说明，与另一方面是内容广泛（尽管不是全部）的规范说明之间进行分类。这好像在说，由于企业和市场是彼此纠缠和不可分离的，因而“在公司和市场之间做出区分是不能成立的”。这是一种不合逻辑的推论。我们可以在保持明确的分类标准的同时反对绝对的二元论。此外，用所有的说明都有相同的认识论状态这种同质的一元论来代替实证主义的二元论，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下面是一些反复被提及的认为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不能完全分离的论点：
[27]（a）事实陈述之所以受到价值的影响，是因为研究人员或者其听众不可避免地存在的价值偏见。在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这样，因其所研究的现象本身就包含了行为人的价值，所作的事实说明可能带有强烈的情感因素。
（b）事实陈述之所以受到价值的影响，是因为研究人员为了进行研究，一开始就必须对什么是重要的或有价值的作出价值判断。
（c）事实陈述之所以受到价值的影响，是因为研究者的研究要以资料为基础，而这些资料的提供，反过来又依赖于公司、政治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价值判断和既得利益。
（d）社会科学的事实陈述之所以受到价值的影响，是因为研究人员本身就是人，他必然是他所考察的社会体系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的命题，但不必在此一一列明。本人认可的这个命题，可以证明“价值无处不在”的说法。但它们不能说明实证和规范陈述在认识论上是等价的这种观点。在经济分析实践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总是纠缠在一起的，但并不是说二者是同一回事。
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因强调社会科学价值判断的必然性而闻名于世。他写道：“即使我们假装排除了评价，它仍然出现在我们分析的问题之中。试图回避评价以消除偏见，是一种没有希望的、误导的行为”（Myrdal, 1958, p.131）。到现在为止，一切都还不错。但这是不是说，缪尔达尔就认为实证和规范陈述在认识论上是无法区分的呢？事实上，他的意思正好相反：
价值不会自动地出现在建立和收集事实的尝试中。我们也不能让某个研究人员随意地选择其价值前提。价值前提，应该根据与所研究的文化的相关性和重要性的标准进行选择。（Myrdal, 1958, p.134）
这段话显然表明，对缪尔达尔而言，事实和价值不是一回事。价值不会从事实中“自动地出现”，价值前提的选择也不是件随意的事。[28]简言之，缪尔达尔相信“价值无处不在”，但他并没有错误地认为它们在认识论上是等价的。
这里并没有表明在理论经济学中消除价值判断是可能的，或者是人们所希望的。这里表明的是，不应该用规范之车去拉实证之马。把车放在马前头，或看不到车和马之间的区别，会使任何推动经济理论向新的方向发展的尝试无所作为。任何这样的尝试，都会仅仅因为政治上的花言巧语而受到合理的拒绝。
这些简要评论，不可能恰当地处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这个复杂的问题。不过，对科学家来说，不应该主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评价理论。把正统与反正统理论之间的本质差别看作主要是政策结果的问题，就是忽略了批判并替代核心的哲学思想和理论思想这个根本任务。
总之，在社会科学中，对事实的表述总是受到价值影响的。但这并不是说事实陈述和价值判断在认识论上是等价的。否则的话，我们最好还是收起科学的行囊，去做政治吹鼓手算了。对当前制度和演化经济学的复兴最为危险的，就是采纳价值和事实是等价的这种观点的主要倡导者的行为方式。
那些按其规范性结果对新古典经济学下定义的人，对该学派的批判变得无能为力。采取这种立场，就是把规范性评价看得比理解和解释现实世界的运行更为重要。他们拒绝竞争者的观点，不是依据那些观点的理论分析是否深刻，而是依据理论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结果。科学的批判和努力的整个过程退化成了意识形态的宣传和表态。
这并不是说，作为科学家，我们能够或者应该放弃对恰当的价值所承担的义务。[29]规范性问题是重要的，既不应该也不能被忽视。但是，对科学家来说，对经济现象作出解释是第一位的。任何取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都保证是这样一种可以明确的经济学方法：它以深刻分析“是什么”为基础，而不是以判断“应该是什么”为基础。此外，应该根据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定和方法对其进行分析，而不是因为其意识形态就对其进行排斥。从根本上说，如果我们想改变这个世界，特别是以一种建设性的、普遍认同的方式改变世界的话，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这个世界。
2.1.2 定义新古典经济学
让我们尝试弄清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特征；这种类型的经济学已经统治了整个20世纪。它的代表人物之一加里·贝克尔（Becker, 1976a, p.5）明确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本质，他把这种本质描述为“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稳定偏好这些假设的结合，并始终如一地贯彻到底”。据此，我们可以恰当地把新古典经济学定义为这样一种方法：
（1）假定具有给定的、稳定的偏好函数的理性的、最大化的行为人；
（2）集中关注已实现的均衡状态，或者趋向均衡状态；以及
（3）以不存在长期信息问题为标志。
有必要对第三条作简短的说明。新古典经济学中，即使信息是不完全的，信息问题也通过使用概率风险概念而得以解决了。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到的情况有诸如给定现实中不同的人的极度无知和错误感知之类的现象。新古典的典型假定是，所有人以相同的方式解释同样的信息。这一假定忽略了在使所有数据资料有意义所必需的认知框架内可能的多样性。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的问题还有不确定性，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 1921）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Keynes, 1936）曾探讨过其典型形式。
[30]这三个特征显然是彼此关联的。例如，第一条中稳定的最优化的实现暗示着第二条的均衡；第一条中的理性意味着第三条中提到的不存在严重的信息问题。毫无疑问，现代经济理论的一些最新发展——比如博弈论——达到甚至超过了这个定义的范围。要对这些最新发展作出准确判断，需要就以上各条的边界条件进行仔细研究，做到精准。但这并没有削弱这个粗略且不很牢靠的定义的有用性。
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已经主宰了二十世纪，但其自身的语调、表达方式和内容都已有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以前，大量新古典分析都是马歇尔式的局部均衡模式。随后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这种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方法的复兴。这个世纪的另一个转变，正如前一章所述，是数学的使用日益增多。新古典假设由于显然易于处理而颇具吸引力。对于倾向于使用数学的经济学家而言，假设经济主体对一个外生给定而且详细定义的偏好函数进行最大化处理，似乎比任何可替代的或更为复杂的人类行为模型更为可取。在新古典经济学还原论的假定中，它一开始就已经使自己具备了被过分形式化的潜力，即使是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种潜力才被完全认识，并占据统治地位。渐渐地，人们越发不再依赖于基本假定的经验基础或其他基础，而是更多地浸淫于从那些因假定而变得简单的前提中进行演绎推理的过程。
不过，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以上三个特征在主流经济学中保持着突出的地位。这些特征定义了一种仍然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普遍存在的、全世界都在向大学生讲授的方法。在这一章，我们着重讨论该方法的核心假设，以及批评者对这些核心假设采取的批评方式。
2.1.3 新古典理论是倾向市场的吗？
新古典理论经常被用于为自由市场政策服务。众多新古典理论家和实践家都具有市场倾向性。其所有理论看法都是以一种本体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这种个人主义特别适合许多自由主义思想的个人主义气质。然而，重要的是要就此止步，而且这并不能说明，例如，新古典理论是必然地、固有地倾向市场的，或者新古典理论的领域与倾向市场的政策的领域相吻合。事实上，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和“倾向市场的政策”是一回事是错误的。
新古典经济学并不必然是倾向市场的，理由如下。首先必须承认，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很多先驱，包括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阿尔弗雷得·马歇尔和菲利浦·威克斯蒂德（Philip Wicksteed），都同情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思想。按照当今的标准，他们中的某些人会是左翼激进分子。瓦尔拉斯自称是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者”。他对经济学理论研究是想要证明对包括土地在内的自然垄断品的公有制和价格管制的经济利益。马歇尔关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贫困问题，同情工人合作社。威克斯蒂德也提倡土地国有化，同情社会主义和激进运动，并与之保持个人联系。
类似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例如，埃尔文·费雪（Irving Fisher）——领导美国经济学转向数学形式主义和一般均衡理论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大萧条期间就积极倡导实行通货再膨胀政策。20世纪30年代，以奥斯卡·兰格为代表的另一群新古典经济学家，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工具说明了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计划的优越性。这样，新古典理论成了社会主义者的武器，用来反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人对计划的倾向市场的批评。
甚至更晚，到了1945年以后，杰出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和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也表明了他们对各种干预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同情。事实上，哈恩和其他人已经证明了整体一般均衡理论方案，作为说明市场机制的局限的一种尝试。甚至最近，比如乔·厄尔斯特（Joe Elster）和约翰·罗默（John Roemer）等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尽管持有左派的政治信仰，却明确地接受新古典经济分析工具。确实也存在很多保守的、倾向市场的新古典经济学家。[31]但是，新古典理论跨越了传统的政治谱系——从极端倾向计划的左派到极端倾向市场的右派——不能由其追随者的政策立场来定义。不管有怎样的缺陷，新古典理论还是一个相对具有适应性和政治上的灵活性的工具。
其次，新古典理论可以同时被用作支持市场和反对市场的工具这一事实，表明这种理论方法的确触及到了现象的本质。事实上，新古典理论教义的适应性，是其无法充分解释市场是如何运行的一个征兆。认为新古典理论具有适当的理论基础，以建立任何支持（或反对）市场的政策，实在是过于抬举它了。新古典理论本质上既非倾向市场，也非反对市场，这是因为，正如下面将要做出解释，它根本没有适当的市场理论。毋宁说，新古典理论并不理解真实的市场，进而其真正的优点和缺陷。
2.1.4 经济学家的一种分类法
上面我们已经定义了新古典经济学，并已说明其部分支持者通常是倾向市场的，而其他支持者却主张在经济中实行有力的公共干预，因此，可以新古典经济学家大致分成两个阵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必要在倾向市场者和其他人之间作精确的划分。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大多数倾向市场者（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是赞同对经济进行一定的（有限的）公共干预的。这里需要强调的关键一点是，新古典经济学能够并且已经用于支持各种政策立场，其中包括了市场的问题。
非新古典经济学的情况也一样：各种政策主张都可能来自非新古典的立场。例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弗雷德里希·哈耶克都是非新古典经济学家，而他们有关市场问题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的。
第三个标准是关于经济学家使用数学的程度。到目前为止我们同样不必关心数学和非数学经济学家之间的精确划分，只需要有一个粗略的划分，以表明一些学院经济学家倾向于广泛使用数学技术，而其他理论经济学家则不然。
如图2.1(在此略，详见原文)所示，这三个标准至少将经济学家分成八类。每一个方框中，给出了1名或2名该类型的经济学家作为例子。
[33]图2.1：一种经济学家分类法的说明
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把经济学家原则性地分成两类是错误的。图2.1表明，划分现代经济学家的根据不只一个，而是至少有三个主要方面。对市场的规范性态度是一个方面。经济理论的核心假设的性质是另一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是经济分析的发展和表现中使用数学的程度。
以上三个方面很少是孤立的。例如，有的经济学家由于同情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有时就会采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与政治上的个人主义是相同的；可以在分析上和教义上把二者分隔开来。
令人惊讶的是，在各个方面以二元分类为基础，我们都能够找到这八类经济学家中每一类的例子。这意味着主流经济学的批判者们不得不在至少三条战线上进行批判。集中力量批判其中的一个方面，无法保证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
2.1.5 新古典理论有其位置吗？
[34]让我们把重点从对正统理论的批判转向替代性理论的构建。尽管新古典理论受到大量的批判，但是对于可行的新理论或者替代性理论的轮廓仍然存在分歧。我们应该沿着什么方向探索新的思想和框架呢？
这个问题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假定能够为经济理论建立一个更好的框架，它能否将新古典理论作为一个特别的或有限的理论纳入其中呢？换句话说，更好的框架是否会更广泛、更丰富、包含多个领域，而只把新古典理论作为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我们会不会得到一个不同的结果，两个不相同的理论结构或范式彼此冲突、互不相容？
埃左尼（Etzioni, 1988）为建立一个“新经济学”的基础而作的大量尝试中，已开始对这些广泛的问题进行有益的探讨。正如埃左尼提出的那样，我们能不能在“一个道德维度上”扩大新古典理论基本的、机械论的隐喻？
下面将要证明，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不仅是因为其功利主义哲学在道德上和其他方面的局限，而且是因为它对时间的通常处理和对经济过程的分析方面的局限。例如，就像在经典力学中一样，在新古典理论中，时间是可逆的。结果对个人而言，就不存在真正的和不可逆的选择，经济变化的性质和意义就被破坏了。我们通过了解新古典理论有关市场分析的局限性能看到这些问题。
关于埃左尼的一般性命题则不存在分歧，即经济理论和政策中道德和规范是重要的。不过会出现一些细小的理论分歧点。对于发展研究社会经济系统的替代性方法的任何尝试，这些都是有启发的，因此这里将讨论这些问题。
2.2 不要将市场和新古典理论混为一谈
埃左尼提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新古典经济学不明显的道德特征有关。他认为，所有的人类选择都有一个道德的或伦理的成分：“所有对象都至少要从两方面来评价：产生快乐的能力和它们的道德立场”（Etzioni, 1988, p.254）。[35]这样，他就把新古典经济学看作是一个适当的“社会经济”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整个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方面被认为是有效的、恰当的：
这里，宁愿不放弃新古典的概念和发现，而是将其视为对社会的子系统（市场）和特定人性（其中理性决策受到动机和价值的限制、代替、和偶尔的支持）的处理。（Etzioni, 1988, p.3）
这种表述存在很多问题。它假定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个理论，在某种有限的意义上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可以应用于现实经济的子系统。换句话说，新古典经济学是适合于分析社会经济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的。
然而，这与新古典经济学家自己发展起来的流行的“经济学”概念相矛盾。经济学是根据其方法还是根据其研究对象来定义？自从里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 1932年）的名著出版以来，大多数新古典理论家都是根据一套理论假设和工具，而不是根据对经济或其任何子系统的研究来为经济学下定义。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家既不会将他们的学科定义为对一组特别的现象所进行的分析，也不会将其视为在本质上与诸如市场这样的特殊“子系统”相关。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家经常自诩为那种可应用于各种不同领域的“经济方法”的总传教士。他们根据该学科的核心假设和思想，而不是所研究的现实世界主体，来定义经济学。
把经济学定义为分析各种不同现象的特别方法，为现代新古典理论自称为“经济帝国主义”创造了动力；这种理论设想这些假定和工具能够应用于无数的社会现象，包括生育、结婚、甚至自杀这些问题的决策（Becker, 1981; Hammermesh and Soss, 1974）。正如杰克·赫什雷弗尔（Jack Hirshleifer, 1982, p.52）所解释的，“经济帝国主义”指的是“运用经济分析模型研究所有形式的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研究‘理性’决策者在市场上的相互作用，……生命的所有方面，最终都受制于资源的稀缺性”。
相反，反正统的理论传统，经常将经济学定义为尝试解释现实世界经济的运行的科学。正如心理学是有关心理的科学，生物学是有关生物世界的科学一样，经济学就是对经济的研究。因此，制度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不是根据研究方法，而是根据研究对象来定义他们的学科。[36]与埃左尼的协调论调相反，任何让新古典经济学家去研究现实社会经济系统的子系统的尝试，都必然要挑战目前流行的、由新古典经济学家自己对经济学下的定义。任何建构新经济学的尝试，都必须勇敢地面对这个问题。
2.2.1 新古典理论是不了解市场的
埃左尼关于新古典理论由于“处理”了市场子系统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保留的论点存在一个甚至更为严重的问题。事实是，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充分地“处理”诸如市场这样的核心现象。即使不论埃左尼（Etzioni, 1988, p.77-83）阐明的新古典理论极为重要的理论缺陷——现实世界的市场充满了以成本为基础的决策，同时道德规范也无处不在——新古典模型中仍然存在大量固有的缺点，使得在新古典理论和“社会经济”理论之间的调和是很成问题的。
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重点不是市场，而是各种选择序列中给定的个人偏好的结果。新古典理论主要是由有关个人偏好的假定编织而成的。它的实质不是关于市场的理论。不过，很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持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无休止地、错误地重复新古典市场的颂歌。这确实是过于抬举新古典主义了。这是马口取食，很不适宜。新古典大师加里·贝克尔和理查德·波斯纳（Becker and Posner, 1993, p.422）写到：
经济学仍然被错误地认为是与有形市场中的货币交易、自私行为和短期关系相一致的。确实，经济学家假定他们试图解释的行为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人们最大化金钱收入，或者全部或大多数时间内是自私的，或者是把物质放在第一位的等等都不是假定，只有人们具备充分预期，可以由始至终选择恰当的方式，甚至包括诸如子孙等其他人的福利在内，才是一种假定。
[37]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而言，他们这个学科的一切就是研究有关始终如一的选择及其结果。这个学科本质上并不是在研究市场，至少在财富和制度的意义上是这样。新古典理论缺乏有关财产、合同、交换和市场等的恰当概念。当新古典经济学试图讨论交换和市场时，叙述的主要内容是有关个人获得的效用的增加，而不是在法律制度框架内产权的转移（Commons, 1924; Ellerman, 1982, 1992; Hodgson, 1982b; Levine, 1977, 1978）。当制度出现时，新古典理论则主要是在制度为效用最大化的个人提供的激励、信息和限制的意义上来讨论。新古典理论的本体论是关于原子式的个体的，不是关于结构的。新古典分析在这一点上存在制度上的弱点的标志是，教科书中很少对市场作出恰当的定义（Hodgson, 1988）。新古典分析绝不是以市场为中心的，而是不了解市场的。
新古典经济学家频繁使用“市场”这个词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以恰当的或准确的方式使用财产、交换和市场这些概念。当新古典经济学家贝克尔（Becker, 1976, p.206）写道 “可以假定存在一个婚姻市场”（着重号为原文所加）的时候便说明了这一点。请注意，对于贝克尔而言，市场只不过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参与人能够以一些不明确的方式，增加彼此的效用。因此，贝克尔无法在以下两者之间作出区别：一种是以金钱或者商品为目的的性交易，一种是基于彼此之间的同意或愿望，而不是金钱或商品的交换的性行为。然而，现代文化（和宗教）规范对这两类性关系作出了明确的区分。由于贝克没有对财产、商品交换或市场等恰当的概念进行展开说明，这些区分在他对家庭的分析中没有予以考虑。通过把所有交易简化为彼此增进“效用”，新古典理论通常不注意包含在交易中的道德、文化和制度的区别。它没法理解人类关系商品化的现象，更不用说探讨这个现象的结果了。
没有严谨地和一致地把“市场”和“交换”的概念与诸如产权的合法转移之类的因素联系起来，已经在新古典企业理论中造成了混乱。例如，一些企业可能使用价格指数作内部核算，产品可能在内部部门之间进行“交换”。这就是一种“内部市场”。但是，这些交换通常并不包含产权的交换。企业作为一个整体，与其部门不同，是一个“法人”，有权持有或交换财产。[38]部门之间“交换”的对象的产权仍属于企业所有。其中发生的只是财务上的转移，而不是真正的商品交换。即使企业的下属部门有权与外部实体签订合同，通常在法律上也只有作为一个整体的企业才是缔约方。正常情况下，下属部门仅仅是行使代表权：它以公司的名义行动，而公司作为一个整体在法律上对所定合同的债务负责。
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新古典假设：企业中存在“内部劳动力市场”。然而，即使是最先提出这个概念的彼得·多林格尔（Peter Doeringer）和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1971, p.1-2）也承认，“内部劳动力市场”并不主要受价格机制的左右，而是受“一系列管理规则和程序”的支配。大卫·马斯登（David Marsden, 1986, p.162）进一步论证到：“内部劳动市场表现出大不相同的交易安排，对其能否履行市场的作用是有疑问的”。关于企业里的“内部市场”这种不严格的说法，大多源于对“市场”一词的草率使用。不幸的是，今天的主流经济学中草率使用“市场”一词的现象比比皆是。在转移和定义产权，以及这些权利的真正交换的意义上，在企业内部很少会发现“市场”，即使是曾经发现过。
对于市场和交换的性质的混淆，使新古典经济学家可以忽视资本主义企业中的非市场组织的存在，并从“市场”的角度理解一切事物。事实上，有关交换和市场的新古典概念和新古典分析是特别薄弱的。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在市场和非市场形式之间作出恰当的区分。把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学说，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者错误的观念，这种观念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犹豫要不要举例说明。但是，我们这里将给出这种误解的两个例证。
罗伯特·莱恩（Robert Lane, 1991）是众多批判者中的典型，他反复把主流经济学描述成“市场经济学”。同样，杰出的女权主义经济学家朱莉·纳尔逊（Julie Nelson, 1996）写道：“很明显，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市场’”。这些表述的意思是要说明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有时支持倾向市场的政策。[39]然而，迄今为止这些表述形成了误导，因为他们认为主流理论以市场为核心，明确地定义了市场，或者有一个关于市场的恰当概念。
伯纳德·巴伯（Bernard Barber, 1977）要正确得多，他对整个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没有注意市场的概念表示不满。事实上，像市场和货币之类的关键概念都没有得到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妥当处理（Ingham, 1996a, 1996b）。社会学家经常忽视这些“经济学的”概念，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经济学已经就这些概念作出了很好的分析和理解。有的社会学家则认为，他们的任务是为“经济”现象添加“社会的”和“文化的”内容。而这也正好表明“经济”与社会或文化在概念上是分离的，而且允许经济学去定义核心的话语。实际上，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没有恰当地分析市场。
2.2.2 新古典理论排斥真实的时间
对市场的现代新古典分析主要以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一般均衡分析由莱昂·瓦尔拉斯于19世纪70年代首先提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经由肯尼斯·阿罗、杰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和弗兰克·哈恩等理论家发展而成，其中二人还因为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对这个瓦尔拉斯理论进行拓展，或形成可替代的严谨的理论。这种分析假定，口味和偏好与技术一起，都是给定的。在一个完全虚构的拍卖者的帮助下，经济在所有市场中向均衡位置“摸索”前进，并确定出最后完整的价格向量。对这种理论构架的批判已持续了几十年，这里不可能对其进行全面回顾。我们将把讨论限制在一些相关的最为重要的部分。
继阿罗和德布鲁之后，一些文献尝试将时间和变化瓦尔拉斯模型中。这些尝试的基本思想是将所有未来的产品和发展与未来市场的完全集合这个假定结合在一起。[40]此外，对于每一种可能的“现实状态”，都存在市场。然而，为了使问题更容易处理，必须把未来市场中的贸易整合成一个“单一的超大型一次性‘讨价还价’”（Meade, 1971, p.166）。所有市场中的一切当前的和未来的贸易都在同一段时间内发生。就像哈恩（Hahn, 1980, p.132）评论的那样：“所有临时的和或然的市场的存在这个假定，起到了把未来拖回到现在的效果”。
这个方法不仅由于把未来拖回到一个单一的时点而否认了时间的流动，而且还存在其他问题。阿罗—德布鲁方法创造了“太多”的市场。要正视所有的未来市场是不可能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逐步增加的复杂性和其中的信息问题。阿罗（Arrow, 1986, p.393）自己总结到：“一个完全的一般均衡系统……要求存在未来所有时期所有或然性事物的市场。这样的系统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一篇杰出的文章中，罗依·拉德纳（Roy Radner, 1968）表明，在一个完全特定的瓦尔拉斯系统中，拍卖者对信息必定有过度的需求。例如，如果有一千种商品、一千种可能的现实状态、以及一千个当前时点和一千个未来时点，就必须存在十亿个不同的市场。假定行为人能够观察到所有这些市场的价格，并开出合适的价码，这显然是荒谬的。与赫伯特·西蒙（Simon, 1957, 1959）的“有限理性”观点相一致，拉德纳认为，每位行为人假定要处理的市场数量和信息量，在任何一个可行的模型中都必须大幅度地减少。他提出的一个办法是引进与货币相应的某种东西。然而下面将会说明，在瓦尔拉斯模型中尚未在这方面取得成功。
2.2.3 新古典理论排斥货币和不确定性
根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货币是应付不确定的未来——那些我们不能计算概率事件的未来——的一种手段。这种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是被排除在瓦尔拉斯理论之外的。这种排除可能会有风险，但却可以运用概率分析进行处理。[41]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原因，货币还没有被成功地纳入到这样一个一般均衡框架之中。
杰出的一般均衡理论家哈恩（Hahn, 1988, p.972）已经承认了这个失败：“货币理论不能经过稍微的调整就简单地嫁接到瓦尔拉斯理论中去。货币是阿罗和德布鲁原有的理论没有恰当地描述的经济的一个明显标志”。哈恩不会同意凯恩斯主义者或者其他人对这个问题提出的理论解决办法，但他对瓦尔拉斯理论的局限性的失败的发现是正确的。
我们来看一看一个既有完全的知识，其中所有可能事件的概率又得到了很好描述和认知的世界。假定对消费者而言，货币不是效用的一个直接来源，为什么人们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还会持有货币呢？货币仅仅作为一种交换工具和获取所需商品的工具而使用。用卡尔·马克思的话来说，我们会得到C—M—C，而不是M—C—M′。但正是M—C—M′ 这种形式代表着资本主义下的情形，在资本主义里，货币（和它从M扩大到M′）不再只是一个工具，而是目的。
在现实世界中，持有货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应付现实中的不确定性。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必知道预期的收益或损失会是什么，特别是当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估计到恰当的概率之时更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地估计到所有恰当的概率，那么我们就更没有道理持有货币用作一种储备资产。换句话说，货币的适当结合必须包含一种资产的引入，但是没有人能够通过完美的、功利主义的计算而拥有货币。斯蒂芬·霍尔维兹（Stephen Horwitz, 1992, p.15）正确地评论道：“现实世界货币的性质，破坏了经济交换的新古典理论”。总之，新古典理论没有也不可能充分地表现一个货币经济。
2.2.4 瓦尔拉斯模型描绘了一个集权体系
瓦尔拉斯式的拍卖者必须要收集、处理和传达数不胜数的信息。所有与价格的形成有关的信息，拍卖者都必须掌握。一句话，必须将知识集中起来。很明显，这违背了市场体系的精神。
对于只是从正统的教科书中学习经济学的人来说，说瓦尔拉斯模型描绘的是一个集权体系而不是与市场相联系的分散化体制，可能让他们感到吃惊。对那些所学的经济学充满了自由市场意识的人，这种说法则会让他们感到震惊。[42]但是，这种说法得到了很多知识渊博的经济理论家的支持。在讨论正统宏观经济学的瓦尔拉斯基础时，法布里奇奥·科里切利（Fabrizio Coricelli）和乔瓦尼·多西（Giovanni Dosi）（1988, p.130）写道：“目前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的新古典方法是以把经济描述为集权体系的方法为基础的，这种说法可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同样，在讨论瓦尔拉斯模型时，克劳德·梅纳德（Claude Ménard, 1990, p.110）提出了正统理论“令人痛苦的两难处境”：
要么是交易过程中有一个拍卖者，我们拥有的市场经济，其一致性是由一个人们能够想象的最强有力的集权行为者提供保证的；要么是不存在这样一个拍卖者，但是模型多为一个空集，因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价格会如何得到调整。
然而，情况甚至比这更遭。所有的经济行为人都要依赖于“默示知识”（tacit knowledge）（Polanyi, 1958, 1967）以形成技巧和做出判断。主要体现在习惯和惯例中的默示知识不易进行整理和传达。正如弗雷德里希·哈耶克（Hayek, 1948, 1982）和其他人所指出的，这样的知识不仅至关重要，而且在市场经济中是极度分散的。无论是一个中央计划权威还是瓦尔拉斯式的拍卖者，要将如此广泛和分散化的知识集中起来是根本不可能的。
相反，在瓦尔拉斯理论所想象的世界中，拍卖者无所不知，而他或她所不知道的东西已经在模型中省略掉了。结果，新古典理论的瓦尔拉斯模型没有反映真实的市场体系，在这种体系里，众多信息和知识是分散的，甚至无从进行集中。它所反映的更近似于一个虚构的非市场的集权经济，这里集权机关知道一切；而所有与中央的计划和观念无法相符的其他知识，则会有意地加以忽略、破坏或者使其变得无用。我们的观点概括如下：瓦尔拉斯的“市场”模型臆想出一个极权主义、压制型的集权国家的思想，而不是一个自由市场体系，尽管通常所说的与此相反。很久以前，颇有远见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莫里斯·科普兰（Morris Copeland, 1931, p.18）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43]旨在实现新古典的成本核算乌托邦的那些强有力的政府政策，更可能导向类似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而不是自由放任。
2.2.5 计划大辩论的启示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计划大辩论阐明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真正本质。在这场辩论中，冯·米塞斯（Mises, 1920）认为，彻底的中央计划将是无效率和非理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所有相关知识无法由中央权威集中起来。社会主义者奥斯卡·兰格和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1938）及其他人对冯·米塞斯做出回应，建立了一个据说是可行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用来模拟中央计划者对市场活动的协调，其中包括了定价。
与流行的说法和教科书中的神话相反，现在已经表明的是计划的支持者没有赢得这场辩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者对冯·米塞斯的回应，普遍运用了瓦尔拉斯理论模型。他们的准市场方案仅仅是用一个中央计划权威代替了瓦尔拉斯的拍卖者。尽管经常被描述成“市场社会主义”，但兰格式的模型却没有包括任何真正或充分意义上的市场。在兰格的思想实验中，市场的功能仅仅是模拟的，并且是受到限制的。事实上，兰格及其合发展的模型，包含了一个集中程度非常高的协调机构，以及排斥了所有现实世界的市场的知识。
很明显，兰格式的“解决办法”将现实世界里分散化的知识、真正的不确定性和历史时间等重要的特征都抽象掉了。与中央计划有关的问题也被粗略地忽略掉了。兰格式的方案根本就不是一个解决办法，其“赢得”辩论主要是由于忽略了对手的观点和问题的现实性。它的说服力源于新古典模型技术上的花言巧语，而不是其描述计划问题本质的能力。
比如哈耶克所发展的相反的观点是，兰格等人使用的瓦尔拉斯模型没有对现实世界市场体系给予充分的描述。[44]关注真实市场的相关特征，尤其是关注那些与分散知识、协调和变化过程有关的特性，是同瓦尔拉斯的理论不相容的。这种理论既是不充分的市场理论，也是对计划和市场体制进行比较评估的不适当的基础。
2.3 结论
正如在第一章中提到的那样，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已进入死胡同。很早的时候，人们就认识到个体中潜在的多样性威胁到了该理论的可行性。结果是不得不忽视个体间许多互相作用的形式。当大量的行为人的行为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即使有了严格的理性行为的心理假设，还是要面临严重的困难（Arrow, 1986; Kirman, 1989, 1992; Rizvi, 1994a）。一个根本性的结果是，经济分析中的个人主义类型或者原子类型失败了，就像瓦尔拉斯类型失败了一样。
这就意味着简单地把“社会”、“文化”或“道德”等新古典理论所缺乏的因素嫁接到它身上是有困难的。问题在于该理论的核心部分存在不可救药的缺陷，而不在于为新古典经济理论加入新的“内容”或额外的“维度”。需要在经济学的核心发动一场理论革命。位于正统经济学中心的瓦尔拉斯式的和机械论的假定，必须被取代。
但这不是说我们从新古典理论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而且，我们可以运用像马歇尔这样的伟大新古典理论家的远见卓识。一些正规模型至少是有启发价值的。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不足以分析像市场这样的制度结构。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理论范式。
这样一种消极的结论无助于在主流的经济系结交朋友。在目前的风气中，还可能毁掉一个人的职业生涯。[45]但是——特别是对科学家而言——个人的名望和职业的私利决不应该居于真理之上。有人会否认这个格言吗？反正统对自己的职业不是好事，但是，顺从会阻碍探寻真理的思想的成长，而且职业的懦弱要受到灵魂的拷问。
时代终究会变的。值得关注的是，正统经济学家的一位重要人物哈恩（Hahn, 1991, p.48-50）已经注意到了经济学中的演化理论的兴起，并预言在下一个世纪“这个学科将回到马歇尔有关生物学的类比”。他下结论说，新古典理论的继承者将不会再如此专注于“华丽的一元化理论”，也不会如此沉迷于“定理和证据的乐趣之中”。他们将转而服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生物学的不确定世界”。他的合阿罗（Arrow, 1995, p.1618）作过类似的评论：“构成经济学理论的根本观念不得不发生变化。在一个世纪里，一些经济学家始终坚持认为，对经济学而言，生物学是比类似于机械论的均衡模型更为合适的范式。……经济理论会很好地采取类似的方法”。
这样的发展，也许除了名字以外，在所有方面都将回到索尔斯坦·凡勃伦和约翰·康芒斯的“老”制度主义理论传统。本书后面各章将表明，“老”制度主义是如何在主流经济学的苛责中保存下来的。下一章我们将转向对新古典理论另一方面的攻击。然而，尽管逻辑严谨，新古典理论还是无法保有永久的影响，也无法为一个替代性的理论提供足够的基础。因此，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者而言，这是另一个重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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