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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

杰奥瓦尼·阿锐基 · 2012-01-28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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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两部早期著作《漫长的20世纪》与《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的续集和延伸，集中论述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成的两个最为重要的过程：一个是新保守主义的“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出现与消亡，另一个是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复兴的领导者。

　　本书的主要分析重点是美国和中国，它们是全球变革演进的关键角色。

　　本书的目的既要根据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理论来诠释全球政治经济中心从北美向东亚的转移，又要根据这种转移来诠释《国富论》。为实现这个双重目的所做的努力贯穿于全书始终。

新斯密马克思主义(1)

　　1989年政治风波前夕，费正清（JohnK Fairbank）写道： 中国近年来的现代化努力，其规模之大超乎想象。

　　中国能从指令性经济切换到产品、资本、人员，甚至理念的自由市场吗？如果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会存在下去吗？这是一个19世纪典型的铁路和城市建设与后工业时代电子技术蓬勃发展齐头并进的时期。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提出的问题与中国自身价值观的重新评价进行着竞争。变革迅猛异常；中国的发展开足了马力。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16世纪以来如此为众人所仰慕，现在却难觅踪影。难怪邓小平的改革不但让我们迷惑不解，也让一些中国人迷惑不解。JohnK Fairbank， KeepingUpwiththeNewChina， NewYorkReview，March16，1989，p 17.

　　改革的成功完全出乎预料。托马斯·罗斯基（ThomasRawski）指出， 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料想到中国有如此巨大的能动力 。ThomasG Rawski， ReformingChina sEconomy：WhatHaveWeLearned？ TheChinaJournal，41(1999)，p 139.甚至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也弄错了。东亚经济扩张进入其中国阶段的时候，他认为，东亚对投资和劳动力农转工的严重依赖，与华沙条约国在1950年代类似的依赖状况很相似。他得出结论说： 2010年回头再看，当前根据近期趋势推导出亚洲将取得领先地位的预测，很可能就像从勃列日涅夫年代回头来看根据1960年代的高点预测苏联将取得工业领先地位一样愚蠢。 PaulKrugman， TheMythofAsia sMiracle， ForeignAffairs，73，6(1994)，p 78.关于对苏联经济增长更公正的比较性评价，见V Popov， LifeCycleoftheCentrallyPlannedEconomy：WhySovietGrowthRatesPeakedinthe1950s， http：//www nes ru/%7Evpopov/documents/Soviet%20Growth-Boston pdf。更糟的是，1996年在台北的一次会议上，一位 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 告诉听众说， 选择了正确改革道路 的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国，这个看法在次年得到了《经济学家》的共鸣，该杂志认为，如果不放弃渐进式改革转而采取中国式休克疗法，中国的经济转型及其增长就不能维持下去。Rawski， ReformingChina sEconomy， p 140； TheDeathofGradualism， ChinaSurvey，TheEconomist，March8，1997.

　　尽管在1997～1998年东亚危机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放慢了，但中国避免了那些采纳了《经济学家》建议的国家所经历的灾难。事实上，鉴于危机的最坏后果并未出现在中国，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Stiglitz）把《经济学家》的论点倒转过来，认为中国的成功恰恰在于没有放弃渐进主义转而采取所谓 华盛顿共识 所倡导的休克疗法。他声称，与俄罗斯不同，中国 从未把目标（人民福利）混同于手段（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 。

　　它认识到，要维持社会稳定，它就必须避免大规模失业。创造就业必须与结构调整同步推进。中国的自由化是逐步进行的，采用的方式是确保把配置不当的资源转移到能够更有效利用它们的地方，而不是把它们滞留在于事无补的失业中。JosephStiglitz，GlobalizationandItsDiscontents(NewYork，Norton，2002)，pp 125-6.两年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和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ForeignPolicyCenter）成员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CooperRamo）提出，现在可以说，正在出现一个 北京共识 。见JosephCooperRamo，TheBeijingConsensus：NotesontheNewPhysicsofChinesePower(London，ForeignAffairsPolicyCentre，2004)。

新斯密马克思主义(2)

　　当美国新经济泡沫在2001年破灭，而中国经济增长成为东亚和其他地区复苏的主要动力的时候，早先对一个新亚洲时代即将出现的预测不再像克鲁格曼10年前看上去那么愚蠢了。但中国经济迅速上升的真实目的和社会后果，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都得到了严格的审视。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邓小平的这一主张在中国共产党外部 就我们所知，甚至曾经在其内部，似乎都不那么信以为真，在邓小平重申 致富光荣 口号的两年之后，伊丽莎白·赖特（ElisabethWright）在《泰晤士报》（伦敦）上报道说， 金钱已经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了中国的上帝 。甚至一些反对派人士也往往 选择商业道路 经常与党内精英子女联合起来 。共产党党员人数一段时期内有所下降，但之后开始稳步上升，这并非仅仅出于意识形态信仰，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和商业活动的便利。她还说， 无利不起早，这就是中国当前的制度，它被叫做 市场列宁主义 。E Wright， ToBeRichIsGlorious， WorldPressReview，41，7(1994)，pp 10-11. 致富光荣 的口号在1982年首次提出，但它的影响在1992年之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当时，在对中国南方省份的巡游中，邓小平号召全民经商致富，比1980年代还要 胆子更大一些 ， 步子更快一些 。见LiuBinyanandPerryLink， AGreatLeapBackward， NewYorkReview，October8，1998。

　　赚钱对社会造成的腐蚀性后果很快就遭到了抨击。1997年在香港出版、次年在北京再版的一本书指出，某些改革的主要后果是巨大的不平等，普遍化的腐败，社会道德基础遭到侵蚀。1990年代发生的事情并不仅仅是新财富的创造，还有 掠夺 ，即把国家财产转移到有权有势的人及其亲信手中，并通过国家银行把普通公民的个人储蓄转移到国有企业中。其后果是许多人的玩世不恭和道德崩溃。佩里·林克（PerryLink）报道了该书的观点并表示赞同其的评估，认为这种制度具有自我毁灭特征从而是不可持续的。LiuandLink， AGreatLeapBackward， p 23.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急切地抓住了这类指责，对那些认为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是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别的社会主义的观点不屑一顾。因此，在推荐人们阅读马丁·哈特-兰兹伯格（MartinHart Landsberg）和保罗·伯克特（PaulBurkett）书一般的长文《中国和社会主义》的时候，《每月评论》的编辑宣称：

　　一旦革命后的国家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特别是在努力获得高速增长的时候，就会一步步走下去，直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有害和破坏性特征最终重新出现。当今中国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它许诺建立 市场社会主义 的新世界，而在于它抹掉以往取得的平等成就和造就巨大不平等及人类和生态破坏的速度 如果不顾及最紧迫的人类需要和人类平等的承诺，那么，通往社会主义的市场道路就不存在。HarryMagdoffandJohnBellamyFoster， ChinaandSocialism：MarketReformandClassStruggle.Editors Foreword， MonthlyReview，56，3(2004)，p 6.尽管存在着不同意见，但这变成了西方左翼的主流观点。

　　尽管没有人否认，资本主义倾向紧随初期的改革乘虚而入，但其性质、程度和后果即使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也仍然存在着争议。举例来说，萨米尔·阿明（SamirAmin）就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迄今为止既没获胜也没输掉。他说： 只要仍然承认平等拥有土地的原则并切实加以贯彻，通过社会行动成功地影响一个尚不确定的演变过程为时未晚。

　　革命和投身于现代化对中国人的影响超过今天第三世界任何其他国家。中国的大众阶级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他们基本上摆脱了逆来顺受的态度 社会斗争是日常现象，而且并不总是以失败告终。SamirAmin， China，MarketSocialism，andU S Hegemony， Review，28，3(2005)，pp 274-5.

新斯密马克思主义(3)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支持阿明对中国群众斗争的广度和有效性的这一评估。面对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和农村不稳定问题，2006年2月中国政府举起了 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旗帜，宣布推出重大步骤，向农民提供医疗、教育和福利服务，同时进一步推迟了土地权的私有化。中国人民大学的温铁军解释说： 中央政府改变了方向，把注意力集中到不平衡发展上来。经济差距正在造成社会冲突，而社会冲突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一个月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0年来第一次发生了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辩论，很多人曾经以为，这个问题在中国一连串经济迅速增长中已经没有意义了。依靠市场机制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猖獗的腐败，劳动力遭受虐待，以及强占土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国光评论说： 如果你在中国那样法制还不完善的地方建立市场经济，如果你不强调公平和社会责任的社会主义精神，那么，你建立的市场经济就会是精英市场经济。 J Yardley， ChinaUnveilsPlantoAidFarmers，butAvoidsLandIssue， NewYorkTimes，February23，2006；J Kahn， ASharpDebateEruptsinChinaoverIdeologies， NewYorkTimes，March12，2006.

　　什么是 精英市场经济 ？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回事吗？市场经济还能是什么样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难道不是自相矛盾的说法，正如左、中、右各翼普遍相信的那样？如果它并非自相矛盾，那它又是什么，它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实现？北京的官方话语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而一些人认为某些党内官员充当其热切合伙人的厚颜无耻的资本主义是现实存在，两者存在着认识上的巨大鸿沟，为了跨越这道鸿沟，2005年，共产党在政治领导人和资深学者中发起了一场运动，要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用来应对共产党领导人所说的各个领域的矛盾和问题。这场运动包括重新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献，为大、中学校的学生更新马克思主义课本，以及研究如何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以便在即使私有企业日益成为其重要经济组成部分的情况下也能使中国的政策得到解释。E Cody， ChinaConfrontsContradictionsbetweenMarxismandMarkets， WashingtonPost，December5，2005.

　　不管这场运动的结果如何，对于改革的混乱认识反映了对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普遍误解。这种误解既是理论上的，也是实践中的。完全有可能，事实上很可能，它们在理论上得到解决之前，在实践中得到了解决。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在实践解决它们之前不去寻求其理论解答的借口，而这正是我们在本书中打算努力去做的。

　　观念领域的发展不是衡量社会现实的可靠指标。在描述现实方面，发展能够说明的问题可能与它无法说明的问题一样多。因此，在1968年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复兴高潮时刻发表的题为《马克思在底特律》的短文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里奥·特朗梯（MarioTronti）反对这样的观点，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形成使欧洲变成了阶级斗争的中心。这事实上是他的著作Operaiecapitale(Turin：Einaudi，1971，见pp 267-311)第2版后记中一节的标题，但完全可以是整个后记的标题。他认为，真正的中心是美国，在那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最小，但工人在迫使资本进行自身结构调整以满足他们提高工资的要求上却做得最成功。在欧洲，马克思活在意识形态中；而在美国，劳资关系 客观上是马克思主义的 。

新斯密马克思主义(4)

　　在至少半个世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能够在（美国的）斗争实践以及这些斗争的要求所引发的反应中读到马克思。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的著作为我们解释了美国的劳工斗争。而是说，它意味着这些斗争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来准确解释马克思最重要的文本 即《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MarioTronti，Operaiecapitale，pp 269，300，303-4.

　　特朗梯的论证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西方重获影响力时所经历的身份危机。自从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和社会主义过渡学说建立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就从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不停地向其日益扩大的边缘地区转移。到1960年代后期，它的传播中心已经变为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中国、越南、古巴和葡属非洲殖民地，这些国家的社会现实与《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提出的理论很少有共同之处。这时，在美国陷入越战困境和学生造反的共同冲击下，马克思主义返回了第一世界。但当西方激进人士开始阅读《资本论》的时候，他们却很难找到它与他们关心的政治问题有什么关联。大卫·哈维（DavidHarvey）回忆说，在1970年代早期，人们很难发现《资本论》第1卷与当前主要的政治问题有直接联系。我们需要列宁，才能从马克思的角度理解在越南发生的那场如此惊心动魄的帝国主义战争 要相信马克思的《资本论》与我们关心的各种问题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往往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整个历史（或某些魅力人物，如毛泽东或卡斯特罗）树立起信仰才行。这并不是说文本中没有引人入胜的内容，例如从考察商品拜物教中产生的非凡洞见，阶级斗争如何从马克思描述的资本积累原始形态下改变了世界的卓越眼光 但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资本论》与日常生活之间没有多少直接关联。DavidHarvey，SpacesofHope(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0)，pp 6-7.

　　没有疑问的是，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与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Castro）、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Cabral）、胡志明或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这条鸿沟只有依靠对马克思主义整体历史的信仰行动才能填平。但是，认为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早期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与第一世界的日常生活之间没有某种直接联系并不完全正确。这是一个欧洲和其他地方阶级斗争加剧的时代，认为这些斗争 如同美国早期的斗争一样 给理解马克思《资本论》带来新线索的并非只有特朗梯一人。关于特朗梯首先提出的operaismo(工人主义，workerism)的知识和政治倾向，见SteveWright，StormingHeaven：ClassCompositionandClassStruggleinItalianAutonomistMarxism(London，Pluto，2002)and ChildrenofaLesserMarxism， HistoricalMaterialism，12，1(2004)。部分由于受到特朗梯的信徒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Negri）的启示，米歇尔·阿格里艾塔（MichelAglietta）的ATheoryofCapitalistRegulation：TheUSExperience(London，NewLeftBooks，1979)和法国调节学派的其他代表作把劳动过程的组织置于他们定义20世纪资本主义的中心，这个过程是在美国汽车产业（福特主义）工人进行斗争和资本家对这些斗争的回应中出现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西洋两岸越来越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发现了生产场所的劳动过程和阶级冲突，它们在《资本论》第1卷中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直到1960年代之前，没有任何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接受过马克思的邀请， 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市场）领域，跟随（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进入 隐蔽的生产场所 ，在那里，他许诺说， 赚钱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 。KarlMarx，Capital，vol I(Moscow，ForeignLanguagesHouse，1959)，p 176.（中译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75，第199页，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译注）由于遭到马克思主义者们的遗弃，隐蔽的生产场所曾经只是美国产业社会学和劳动史研究的保留领域，这激励着特朗梯去发现马克思在底特律。但在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们最后重新发现的劳动过程却是管理者特权与工人抵抗剥削进行争夺的地方。在美国，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发现劳动过程的先驱是哈里·布雷弗曼（HarryBraverman）的LaborandMonopolyCapital：DegradationofWorkintheTwentiethCentury(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74)，社会结构积累学派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以及迈克尔·布拉沃伊（MichaelBurawoy）的工业人类学。可参见RichardEdwards，ContestedTerrain(NewYork，BasicBooks，1979)；DavidGordon，RichardEdwards，andMichaelReich，SegmentedWork，DividedWorkers：TheHistoricalTransformationofLaborintheUnitedState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andMichaelBurawoy，ManufacturingConsent：ChangesintheLaborProcessunderMonopolyCapitalism(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2)。它以美国许多大学普遍把《资本论》作为经典社会学理论之一达到了高峰。

新斯密马克思主义(5)

　　这种重新发现并没有像马克思许诺的那样揭示出利润产生的秘密，相反，它加深了两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一部分人主要关心把第三世界从殖民帝国主义遗产中解放出来，另一部分人则主要关心工人阶级的解放。问题在于，《资本论》确实提供了考察阶级冲突的基本理论，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发展的假设并没有经得住经验的检验。

　　马克思的假设与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近年来鼓吹的 平面世界 的论点很相似。在阅读（或再次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托马斯·弗里德曼坦白说，自己 敬畏于马克思如此敏锐地详细描述了产业革命兴起过程中那些使世界变平的力量，如此预见性地看到了这些同样的力量直到目前仍在继续让世界变平 ThomasL Friedman，TheWorldIsFlat：ABriefHistoryoftheTwenty FirstCentury(NewYork，Farrar，Straus&Giroux，2005)，pp 201-4.。他随后援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名段落，例如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新的工业取代了古老的民族工业， 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 。结果，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 全世界的相互依赖用自己的火车运来了普遍化的资本主义发展。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 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 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KarlMarxandFrederickEngels，TheCommunistManifesto(Harmondsworth，Penguin，1967)，pp 83-4.［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1848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第29~30页。 译注］

　　哈维早在弗里德曼之前很久就指出，很难想象，对于今天我们所知的 全球化 的任何描述能够比马克思和恩格斯150年前所做的更准确。DavidHarvey， GlobalizationinQuestion， RethinkingMarxism，VIII，4(1995).但是，弗里德曼没有察觉、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预见到的是，在这150年里，各民族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依赖并没有通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普及把世界 变平 。目前全球经济中心重新移到亚洲能不能最终产生一个更加扁平的某种世界，这是我们暂时必须留待后面回答的问题。能够确定的是，在过去两个世纪，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与《共产党宣言》假设的趋同没有关系，而与一个巨大的分流联系在一起。

新斯密马克思主义(6)

　　正当特朗梯和其他人在隐蔽的福特主义生产场所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时候，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开始启用 欠发达的发展 这个比喻，来描述和解释这种巨大的分流。他认为，分流只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扩张过程的表现，它导致核心地区（西欧以及后来的北美和日本）的发展（财富），同时导致所有其他地区的欠发达（贫困）。这个过程体现在一系列大都市与周边卫星地带关系的形成上，其中大都市从周边卫星地带榨取经济剩余用于自己的经济发展，而 卫星地带则处于欠发达状态，因为它们得不到自己本地的剩余，同时也是大都市在卫星地带的国内结构中引入并维持的两极分化和剥削矛盾的后果 。占有和剥夺剩余的机制依时间和空间不同；但资本主义扩张过程的大都市与卫星地带或核心 边缘结构维持不变，导致国家之间的财富和贫困不断两极分化，而不是平等化。AndreGunderFrank，CapitalismandUnderdevelopmentinLatinAmerica(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69)，pp 9-15.

弗兰克关于欠发达的发展概念遭到了广泛批评，认为他把阶级关系降低到作为次生现象的核心 边缘关系上。在其中一个批评中，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指出， 贸易和投资的资本主义扩张并不自动导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测的那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

在世界市场增长的过程中，对生产力的进步而言，中国长城既可以矗立起来，也可以被摧毁。当这种 欠发达的发展 出现时，弗兰克（正确地）指出， 民族资产阶级 并不是从 发展中获得利益，而恰恰是从支持束缚经济进步的那种生产和榨取剩余的阶级体系中获得利益 弗兰克宣称，在这种情况下，指望资本主义的侵入能带来国家的发展基本上是一厢情愿。RobertBrenner， TheOriginsofCapitalistDevelopment：ACritiqueofNeo SmithianMarxism， NewLeftReview，1，104(1977)，pp 90-1.

不过，布伦纳认为弗兰克对事物的解释存在着根本性错误，因为他把阶级看做 一种次生现象，它直接起源于利润最大化的需要 。更具体地，弗兰克观点的问题是， 市场和利润需求决定了阶级结构，而这只不过受到地理和人口的限制 好像这些因素的意义并非在很大程度上同样由社会历史决定，也好像获得利润的潜力并非其本身有赖于阶级结构似的 RobertBrenner， TheOriginsofCapitalistDevelopment：ACritiqueofNeo SmithianMarxism， p 86.。换言之，对布伦纳而言，为什么《共产党宣言》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普遍化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世界市场形成过程的两极分化的天然倾向，而是世界市场的形成天然没有能力产生资本主义发展，除非在地方水平上预先存在着适当的社会条件。

新斯密马克思主义(7)

　　布伦纳列出了两个最重要的条件。第一，那些组织生产的人必须丧失了再生产他们自身的能力以及他们在市场经济之外原有的阶级地位。第二，直接生产者必须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控制。第一个条件对活跃和维持竞争是必须的，它会迫使生产的组织者削减成本，以便通过专业化和创新使利润最大化。第二个条件对活跃和维持竞争也是必需的，它会迫使直接生产者把他们的劳动力出售给生产的组织者，并让他们自己服从后者强加给他们的纪律。布伦纳宣称，这两个条件并不是通过追逐利润的市场交换在全球的蔓延而自动产生的。相反，它们是那些处于世界市场支配下的国家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创造出来的。因此，为什么《共产党宣言》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普遍化的预见未能实现的主要原因是，只是在某些国家，阶级斗争的历史才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两个必要条件。RobertBrenner， WorldSystemTheoryandtheTransitiontoCapitalism：HistoricalandTheoreticalPerspectives ，unpublishedEnglishversion(1981)ofapaperpublishedinJochenBlaschke，ed ，Per布伦纳把他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对《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理论的重述 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理论进行对照。在斯密的模式中，一国的财富是生产任务专业化的结果，它来自生产单位之间的分工，其程度又由市场程度决定。布伦纳认为，在这个模式中，经济发展过程由市场的扩张推动，不管那些生产组织者是否丧失了在市场经济之外再生产他们自身阶级地位的能力，也不管直接生产者是否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在这个问题上，斯密的模式是资本主义发展大量不同模式的矩阵，其中包括弗兰克的模式，布伦纳把这个模式描述为 新斯密马克思主义 的范本。Brenner， TheOriginsofCapitalistDevelopment， pp 33-41.

　　这种说法的局限性和其中的矛盾随着我们的继续讨论会变得很清楚。但就眼下讨论的问题而言，它的优势在于区分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虽然这个区分主要依据起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但它与阿明的评估是一致的，即：在当代中国，只要仍然承认平等拥有土地的原则并加以贯彻，通过社会运动使之向非资本主义方向演变尚为时不晚。因为只要这个原则在实践中得到维护，布伦纳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条件（直接生产者必须丧失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就远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因此，不管追逐利润的市场交换如何扩张，中国发展的性质并非必然是资本主义的。

　　当然，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中国依然是传统上所说的社会主义，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是社会运动最有希望产生的后果。这不过是说，即使传统上所说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失败，如此定义的资本主义也还没有胜利。中国巨大规模现代化努力的社会后果仍然是不确定的，而在我们看来，按照以往经验认定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或许并不是观察和理解形势演变的最有用的概念。　　

斯密动力和大分流(1)

　　中国的经济复兴 不管它最终的社会后果如何 使越来越多的学者产生了一个新的认识，即在世界历史上，市场形成过程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这种新认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人们发现（或重新发现），在整个18世纪，贸易和市场在东亚特别是中国比在欧洲更发达。在如何解释这种更发达状况的问题上，王国斌（R BinWong）对黄宗智（PhilipHuang）的观点发起了挑战。黄宗智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的增长因循的是一条通向经济无限改善的进化轨迹，而中国的增长因循的则是一条 没有发展的增长 这种 内卷式 轨迹，其特点是每年投入的工作日增加而报酬递减。 在欧美的经历中，近代早期和近代的农业变革通常伴随着绝对产量和单位劳动产量两者的提高。因此，非常重要的是，要把产量增加的这种单纯 增长 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 发展 区分开来。但对中国而言，这个区分更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在革命前六个世纪 农业产量增加了，足以与人口的激增并驾齐驱，但这主要是由于集约化和内卷化。每个劳动日的生产力和收入或者停滞，例如在集约化情况下；或者下降，例如在内卷化情况下。 见PhilipC C Huang，ThePeasantFamilyandRuralDevelopmentintheYangziDelta，1350-1988（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0），p 12。王国斌反对这种观点，认为欧洲和中国的轨迹具有重要的共同特征，即它们 都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斯密增长动力的一部分，是由工业革命之前几个世纪内中国和欧洲发达地区的劳动集约化所支撑的 。R BinWong，ChinaTransformed：HistoricalChangeandtheLimitsofEuropeanExperience(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7)，pp 16-23，30-1.

　　前面已经指出，第2章还将进一步阐述，这种动力的实质是一种经济改善的过程，它由建立在分工扩大和深化基础上的生产力提高所推动，它只受市场广度的限制。经济改善提高了收入和有效需求，扩大了市场的广度，从而为新一轮分工和经济改善创造了条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良性循环遇到了该过程的地域规模和体制环境对市场广度的限制。遇到这些限制后，这个过程就落入了一个高水平均衡陷阱。由此可以说，如果认为欧洲和中国都出现了同样的斯密动力，那么，真正的难题并不是为什么中国陷入了高水平均衡陷阱，而是为什么欧洲通过工业革命逃脱了这个陷阱。

　　弗兰克和彭慕兰甚至更明确地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弗兰克指出，斯密本人认为中国沿着与欧洲同样的发展轨迹走在了欧洲前头，而且他并没有预见欧洲会出现突破。

　　斯密 是（西方）最后一位认识到欧洲在各国财富发展中是一个姗姗来迟者的重要社会理论家。他在1776年评论道： 中国是一个比欧洲任何地方都远为富裕的国家。 斯密没有预见到这种对比会有任何变化，也完全没有意识到，此刻正是后来所说的 工业革命 发端之时。AndreGunderFrank，ReOrient：GlobalEconomyintheAsianAge(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8)，p 13.　　

斯密动力和大分流(2)

　　彭慕兰则在经验基础上对如下观点提出了挑战，即西欧比中国增长更快，原因是它的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更有效。他认为，甚至直到1789年， 西欧的土地、劳动力和产品市场 整体上可能比中国大多数地方离完善的竞争更远 这就是说，它更不像是由能够自由选择贸易对象的众多买卖人所组成，因此更不符合亚当·斯密所预见的增长过程 。KennethPomeranz，TheGreatDivergence：Europe，China，and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Economy(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0)，p 17 强调之处是原文中的。关于中华帝国晚期接近完全竞争状态的观点，在拉蒙·迈尔斯（RamonMyers）对其经济的 网状 或 网络 描述中已经有所暗示。在这种描述中，网状经济由小规模经济组织组成，它们在高度综合来看，这些观点与特朗梯发现马克思的理论在底特律更体现出其实践价值有某些共同之处。特朗梯发现，欧洲在思想上信奉马克思主义，而美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则具有更强的实践相关性，这对准确诠释马克思的《资本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鸿沟。同样，王国斌、弗兰克和彭慕兰发现，西方在思想上信奉自由市场，而中华帝国晚期则具有更强的实践相关性，这对准确诠释斯密的《国富论》同样是一个巨大的鸿沟。借用特朗梯的表述，那就是，他们发现了斯密在北京。

　　竞争环境中相互结成契约关系，并且几乎完全依靠市场解决交易费用问题。引自JohnLee， TradeandEconomyinPreindustrialEastAsia，c 1500-c 1800：EastAsianintheAgeofGlobalIntegration， TheJournalofAsianStudies，58，1(1999)，p 19。

　　这个新发现，如同早期那个发现一样，引起的兴趣远不限于历史学领域。它提出的问题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实践重要性。第一，如果欧洲和中国经济都拥有斯密动力这一点，不能说明为什么交通和工业中大规模使用矿物能源推动西方崛起为全球霸主，那么，什么能够说明？第二，为什么19世纪英国主导的工业资本主义全球化，与至少一个世纪内（姑且认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的经济急剧衰落联系在一起？为什么这种长期衰落之后，同一个地区随后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甚至更急剧的经济复兴？在中国市场经济早先拥有的地区和全球优势与它当前的复兴之间是否存在着联系？如果存在的话，它如何帮助人们理解复兴的性质、原因和未来的后果？

斯密动力和大分流(3)

　　王国斌、弗兰克和彭慕兰集中探讨第一个问题，并提供了不同而又互补的答案。与安东尼·E 里格利（E AnthonyWrigley）一样，王国斌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是历史的偶然，它与前期的发展基本没有什么联系。它的主要特征是，在煤炭作为新热量来源和蒸汽作为新机械动力来源的基础上，生产力得到了提高，远远超过了依靠斯密动力能够达到的水平。 这种根本性突破一旦出现，欧洲就转上了一条新的经济轨迹。 但突破本身并没有得到解释。我们被告知说， 生产技术并不按照任何简单直接的经济逻辑发生变化 。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 生产力 一样，它们是推动其他经济变革的外生变量 。Wong，ChinaTransformed，pp 48-52.Cf E A Wrigley，Continuity，ChanceandChange：TheCharacteroftheIndustrialRevolutionin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8)and TheLimitstoGrowth：MalthusandtheClassicalEconomists， inM S TeitebaumandJ MWinten，eds，PopulationandResourcesinWesternIntellectualTradition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9).

　　与王国斌相反，弗兰克把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欧洲而不是在中国/亚洲归因于共同的斯密动力产生了相反的后果。在整个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扩张造成了劳动力剩余和资本短缺，这正是斯密高水平均衡陷阱的基本特征。相反，在欧洲，经济扩张造成了劳动力短缺和资本剩余。根据弗兰克的观点，正是这种相反的后果在1750年之后导致了工业革命的产生。Frank，ReOrient，p 304.在王国斌重新构建的欧洲和中国的动力中，技术发明的密集爆炸是外生的（不能解释的），而在弗兰克的重新构建中则变成了内生的。但是，这种对工业革命的内生因素的解释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共同的斯密动力在西方和东方产生了相反的后果。

　　彭慕兰对此提供了一个解释，他把自己所说的大分流归结为资源禀赋和核心 边缘关系的差异上，即美洲向西北欧核心地区供应的初级产品和对制造业的需求，要比东亚核心地区从自身边缘地区能够获得的丰富得多。与王国斌一样，他也同意里格利早期的论点，认为丰富的国内廉价矿物燃料禀赋是英国工业革命起飞的基本条件。但在他看来，如果没有美洲的初级产品供应，欧洲的技术和投资要朝着劳动力节约、土地和能源耗费的方向发展是不可能的，尤其在当时资源压力加剧的情况下，这种压力原先由全球经济所有（核心？）地区共同承受，而此时则迫使东亚的发展走上了更加倚重资源节约、劳动力吸纳型的道路。这种生态压力的缓解，

　　不仅依赖新大陆富饶的自然资源，而且也依赖奴隶贸易和欧洲殖民体系其他特征开辟新型边缘地区的方式，这使欧洲能够输出数量不断增长的制成品，用来交换数量不断增长的土地密集型产品。Pomeranz，TheGreatDivergence，p 20，强调之处是原文中的；p 264。

　　彭慕兰的论点促使布伦纳进一步重申他早些时候对新斯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与克里斯托弗·伊赛特（ChristopherIsett）合写的一篇文章中，他对彭慕兰把工业革命之前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与英国的发展等量齐观提出了质疑。

　　在长江三角洲，主要的经济代理人能够不经过市场而直接获得他们再生产的资料。因此，他们得以回避竞争对更有效配置他们的资源所提出的要求。结果，这就使他们能够这样来配置自己的资源，即对个人而言是合理的，但与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背道而驰，造成的后果是，这个地区出现了马尔萨斯式的经济演化，最终，在18~19世纪，导致了人口和生态危机。与长江三角洲相反，在英格兰，主要的经济代理人已经丧失了保证他们经济再生产的能力，无论是通过对直接生产者的超经济强制，还是通过自己掌握全部生活资料。因此，他们在配置自己的资源以便实现自己的回报率（贸易收益）最大化上既是自由的，又受到竞争的驱使。结果，这个地区出现了斯密式的经济演化，或者说自我维持的增长，把该地区在18~19世纪推到了工业革命的边缘，而不是人口危机或生态危机的边缘。RobentBrennerandChristopherIsett， England sDivergencefromChina sYangziDelta：PropertyRelations，Microeconomics，andPatternsofDevelopment， TheJournalofAsianStudies，61，2(2002)，p 613，强调之处是后加的。

斯密动力和大分流(4)

　　如同早先对新斯密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批评一样，布伦纳再次强调，经济代理人对市场的依赖是他们相互竞争的一个条件，迫使他们所有的人实行专业化，进行投资，从事发明。而且，他还再次强调，在决定发展轨迹的问题上，国家和地区内部社会结构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一些国家和地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然而，斯密式增长，在对新斯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被认为是 自我限制的 ，在对彭慕兰的批评中却不知何故变成了 自我维持的 和工业革命的前奏。在布伦纳的新观点中，自我限制的增长不是斯密式的，而成了马尔萨斯式的。

　　暂且不论布伦纳把斯密式增长一会儿说成是自我限制的增长，一会儿又说成是自我维持的增长 这个矛盾他没有给予解释，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即使黄宗智（他像布伦纳一样，不同意彭慕兰把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与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的发展等同起来）也没有认为， 单用马尔萨斯关于纯粹由人口压力造成生存危机的概念 就能充分描述18世纪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趋势。在黄宗智看来，迫近的危机主要由商业化导致，即经济代理人越来越依赖于市场。

　　在华北，商业化给某些人提供了致富机会，同时给许多其他人带来了贫困，后者接受了市场风险但没能成功。在长江三角洲，以棉花和桑树种植为代表的内卷式商业化使农业经济能够吸纳更多的人口，但它没有根本改变先前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环境。人口压力和不平等并存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贫农阶级（在绝对数量上，即使并不必然在人口比例上），包括无地的农业工人和佃农，后者也受雇打短工。PhilipC C Huang， DevelopmentonInvolutioninEighteenth CenturyBritainandChina？AReviewofKennethPomeranz sTheGreatDivergence：China，Europe，and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Economy ，TheJournalofAsianStudies，61，2(2002)，p 531.

　　从而，无论欧洲和中国发展的轨迹在工业革命之前如何不同 我们将会看到，不同之处颇多 人们基本上都同意（包括黄宗智），商业化程度并不是这些不同之一。因此，王国斌、弗兰克和彭慕兰发现斯密在北京并非是海市蜃楼。但是，他们对19世纪欧洲和东亚发展道路分流的解释或者没有考虑到分流的相关历史，或者在他们自己提出的许多问题上还有待论证。

　　首先，英国的廉价矿物燃料禀赋作为解释为什么英国通过工业革命比欧洲其他国家更早逃脱了斯密陷阱的原因之一可能有某些合理性，但它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 作为世界煤炭储量禀赋最优良的国家之一，没有同样逃脱斯密陷阱。更重要的是，开矿、运输和煤炭利用带来的连锁反应，以及美洲初级产品的供应，对英国/欧洲在19世纪晚期而不是早期出现了突破至关重要，这就是说，当时工业革命早已经开始了。帕特里克·奥布赖恩（PatrickO Brien）评论说，

　　大分流和工业革命是相互联系的叙事的一部分；欧洲和中国在劳动生产率和实际收入上的分化程度 到1914年已经如此清晰地展现出来 如果没有从美洲和其他初级产品生产国大量进口基本食品和原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由于这些供应在19世纪下半叶已经大量流入，什么开始了工业革命和什么维持了工业革命的问题就不应混为一谈。PatrickO Brien， MetanarrativesinGlobalHistoriesofMaterialProgress， TheInternationalHistoryReview，23，2(2001)，pp 360，364，367.

斯密动力和大分流(5)

　　其次，正如弗兰克所主张的，根据所有现存证据（包括亚当·斯密本人的评估），在大分流之前，欧洲的工资和需求比亚洲更高，资本比亚洲更丰富，这种差别十有八九使节约劳动力、耗费能源的技术在欧洲是经济的，在亚洲则不然。不过，弗兰克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市场形成过程 它在东方更先进 与西方更高的工资和需求以及更丰富的资本联系在一起。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工业革命之前，欧洲人对东方的唯一竞争优势建立在开采和运输美洲白银的基础上，以及投资于各种贸易活动，包括亚洲内部的贸易。但在他看来，这个唯一的竞争优势让欧洲人能在亚洲坚持三个世纪之久，却没能获得全球经济的制高点，其中心仍然位于亚洲，因为美洲白银的流动对亚洲经济比对欧洲经济更为有利。在整个18世纪，欧洲的制成品在亚洲没有竞争力，而中国仍然是世界金钱的 最终归宿 。Frank，ReOrient，pp 283，356-7.但是，假如情况如此，为什么中国受到资本短缺的影响而欧洲受到资本剩余的影响？为什么欧洲存在着比中国更大的劳动力需求和更高的工资？

　　最后，欧洲通过工业革命逃脱了斯密高水平均衡陷阱的问题，必须与为什么那场革命的全球化与东亚地区大约一个世纪的经济衰落以及随后的经济迅速复兴的问题通盘考虑才能找到谜底。在总结对彭慕兰论点的批评性评价中，奥布赖恩问道：

　　如果英国经济本来很可能（但由于煤炭和它与美洲的密切关系而未能）走长江三角洲的道路，那么，为什么甚至清帝国那些实现了商业化的先进地区花费了如此之长的时间来重新获得它在18世纪中期世界经济中曾经拥有的经济名次和地位？O Brien， MetanarrativesinGlobalHistoriesofMaterialProgress， p 367，强调之处是原文中的。

　　我们将看到，真正有趣和困难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长江三角洲、中国和东亚花了那么长时间重新获得它们在18世纪中期之后相对西方所丧失的经济地位，而在于，中国如何以及为什么在一个多世纪政治经济衰落之后，能够如此迅速地重新获得如此之大的进展。无论怎样，一个大分流模式必定告诉我们一些东西，不仅关于其起源，而且关于其长期发展、其局限性以及其前景的东西。

挥之不去的斯密遗产(1)

　　杉原薰（KaoruSugihara）力图构建的正是这样一个综合模式。他基本赞同彭慕兰和王国斌关于大分流起源的说法，但不同的是，他强调1800年之前东亚核心地区和西欧核心地区在人口和土地比例上存在着重大差别的重要性，认为这既是前所未有和举世无双的东亚 勤劳革命 （IndustriousRevolution）的原因，也是其结果。他声称，从16世纪一直到18世纪，为适应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稀缺）的限制，劳动力吸纳体制和劳动密集技术的发展使东亚国家的人口剧增，随之而来的并不是生活水平的恶化，而是其逐步改善。KaoruSugihara， TheEastAsianPathofEconomicDevelopment：ALong TermPerspective， inG Arrighi，T Hamashita，andM Seldon，eds，TheResurgenceofEastAsia：500，150and50YearPerspectives(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3)，pp 82，94，117n 2.这一节集中讨论杉原薰的论述是由于受到如下事实的推动：据我所知，他是唯一一位努力为大分流的起源、演变和局限性构建一个综合模式的研究者。这里的目的是澄清指导我们研究的一些假定，而不是叙述大分流的历史，后者将在本书第三篇和第四篇进行。

　　这种从马尔萨斯陷阱的脱逃在中国尤其了不起，它的人口以前曾倍增到1亿~1 5亿的高峰，之后就下降了，而到1800年则上升到近4亿人。杉原薰指出， 这显然是世界人口的一个里程碑，它对世界GDP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后者在1820年世界GDP中的份额还不足6% 。杉原薰把这一成就称作 中国奇迹 ，它在领土规模更小的日本得到了复制，日本的人口增长不像中国那样剧烈，但生活水平的改善更为明显。G Arrighi，T Hamashita，andM seldon，TheResurgenceofEastAsia：500，150and50YearPerspectives(LondonandNewYork，Rontledgt，2003)pp 79，89-90；KaoruSugihara， TheStateandtheIndustriousRevolutioninJapan， WorkingPaperNo 02/04，GlobalEconomicHistoryNetwork，DepartmentofEconomicHistory，LondonSchoolofEconomics.

　　勤劳革命 (kinbenkakumei)的概念事实上最初由速水融（HayamiAkira）提出，它发生在德川时期的日本。在他看来，17世纪农民从农奴制下的解放，家庭农业的巩固，人口的增长，以及越来越稀缺的耕地，共同促进了严重依赖人力的生产模式的出现。尽管农民不得不劳作得更长更辛苦，但他们的收入也增加了。他们从而学会了珍惜工作并发展出一种牢固的工作道德。引自Lee， TradeandEconomyinPreindustrialEastAsia， p 6。这个概念后来被简·德弗里斯（JandeVries）用于工业化之前的欧洲，但意义完全不同，指的是农户对市场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成为工业革命的开端。JandeVries， TheIndustrialRevolutionandtheIndustriousRevolution， JournalofEconomicHistory，54，2(1994).

挥之不去的斯密遗产(2)

　　慕兰一样，没有把 勤劳革命 看做 工业革命 的先导，而看做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它并不具有产生资本和能源密集型发展道路的天然倾向，这条道路是英国开辟的，由美国把它发展到了极致。不过，杉原薰的核心论点是，东亚勤劳革命的手段和后果铺设了一条独特的技术和制度道路，在东亚迎接西方工业革命的挑战和机会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劳动力吸纳型制度框架的发展，它主要以户（家庭，虽然不总是如此）为中心，有时也以村庄社区为中心。与认为小规模生产缺乏经济改善内在动力的传统观点相反，杉原薰强调，与英格兰占支配地位的那种以阶级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相比，这种体制框架具有重要的优势。英格兰的工人被剥夺了参与管理和发展灵活专业化所要求的人际交往技巧的机会，而在东亚，

作为工作多面手而不是专门从事单项任务的能力受到青睐，与其他家庭成员合作的意愿而不是提升个人才干得到鼓励。对家庭每个成员来说，最重要的是努力适应农业工作模式，灵活应对额外或紧急需要，善意对待生产管理问题，并学会未雨绸缪。在家庭层面上，人们十分看重的是具有一般技术技巧基础的管理技巧。Sugihara， TheEastAsianPathofEconomicDevelopment， p 87.

此外，只要东亚农民遵守社会规则，贸易的转移成本就很小，技术发明的风险也相对较低。尽管东亚的制度框架没有给重大发明或固定资产投资或长距离贸易留下多少空间，但对发展劳动力密集型技术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对通过维持家庭所有成员完全就业从而改善生活条件做出了不容置疑的贡献。这种发展和遵循西方道路发展之间的区别 在于它动员人力资源胜过动员非人力资源 。Sugihara， TheEastAsianPathofEconomicDevelopment， pp 88，90.

依照杉原薰的说法，这种通过动员人力资源胜过非人力资源以寻求改善经济的做法，即使在东亚国家努力把西方技术吸收到它自身经济中去的时候，仍然继续表现为东亚发展道路的特色。从而，到1880年代，日本政府基于对日本的土地和资本稀缺而劳动力丰富、质量相对较好的认识，制定了工业化战略。新战略从而鼓励 把劳动密集技术的传统、传统工业的现代化以及自觉采用西方技术积极运用于不同的要素禀赋条件中 。杉原薰称这种混合式发展道路为 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化 ，因为 它比西方道路更充分地吸收并运用劳动力，更少地依赖用机器和资本取代劳动力 。Sugihara， TheEastAsianPathofEconomicDevelopment， pp 94，99.

在20世纪上半叶，劳动密集型工业化建立起日本产品对其他亚洲国家的竞争力，例如印度，后者拥有劳动密集技术的长期传统，但殖民主义的统治使它未能朝日本的方向发展。不过，东亚和西方发展道路的融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仍然是有限的。结果，尽管土地生产力提高了，劳动密集产业增长了，但东亚的劳动生产力继续落后于西方，东亚地区在世界GDP中的份额继续缩小。从杉原薰的论述中看不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妨碍了这两条道路在20世纪上半叶实现更充分的融合。但他清楚指明了这种融合在二战后得以充分实现（并取得了非凡成果）的环境条件。第一个环境条件是美国霸权下冷战体制的建立导致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挥之不去的斯密遗产(3)

　　与战前情况完全不同，（战后的）日本需要运用其经济实力抵抗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渗透，而日本当时也能够从世界各地进口所有必需的原料和资源，包括石油［相反，美国在1941年禁止对日石油出口是日本袭击（珍珠港）的一个直接原因］。日本在战后时期也享有向发达的西方国家扩大制成品出口的有利时机。国际环境的这种变化使日本，以及后来许多其他亚洲国家，能够系统地把资本和资源密集型重化工业引入拥有相对廉价和富于纪律性的劳动力的经济中去。Sugihara， TheEastAsianPathofEconomicDevelopment， p 81.

　　促进东亚和西方发展道路在二战后融合的第二个环境条件是，美国和苏联在相互竞争中，都倾向于从利用丰富的矿物资源出发，打造以钢铁、飞机、军备、航空和化工等产业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的强大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结果，西方发展道路的资本和自然资源密集度进一步提高，为在劳动密集产业以及资本密集产业中资源相对节约的部门发展有利可图的专业化创造了新的机会。日本及时抓住了机会，从劳动密集型工业化 目标是在特定产业或工厂内部把进口技术和用来取代资本的廉价劳动力直接结合起来的战略，转移到发展劳动和资本密集度不同的关联产业和企业上来，同时从总体上维持了强烈偏向于利用人力资源胜过非人力资源的东亚传统。Sugihara， TheEastAsianPathofEconomicDevelopment， pp 105-10，112-14.

　　最后，冷战体制下民族主义的高涨为正在进行工业化的低工资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创造了条件。

　　一旦一国工资提高，即使幅度很小，（该国）就不得不探索建立能生产更高质量商品的新产业，以避免在竞争中败下阵来，这就产生了类似于 经济发展雁行模式 的后果。与此同时，更多低工资国家先后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使得 雁行 链条越拉越长。正是这种工业化方式，作为东亚道路扩展的一部分，导致东亚在世界GDP中的份额扩大了。Sugihara， TheEastAsianPathofEconomicDevelopment， p 110.杉原薰提到的 经济发展雁行模式 是工业创新中地理扩散的 主导部门 模式。它最早由赤松要（KanameAkamatsu）在1961年首次提出，后来发展出几个新的版本。见KanameAkamatsu， ATheoryofUnbalancedGrowthintheWorldEconomy， WeltwirtschaftlichesArchiv，86，1(1961)；K KojimaandTerutomoOzawa， TowardaTheoryofIndustrialRestructuringandDynamicComparativeAdvantage， HitotsubashiJournalofEconomics，26，2(1985)；BruceCumings， TheOriginsandDevelopmentoftheNortheastAsianPoliticalEconomy：IndustrialSectors，ProductCycles，andPoliticalConsequences， inF C Deyo，ed ，ThePoliticalEconomyoftheNewAsianIndustrialism(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7)；TerutomoOzawa， 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StructuralTransformation：JapanasaRecyclerofMarketandIndustry， BusinessandtheContemporaryWorld，5，2(1993)；K Kojima， The FlyingGeese ModelofAsianEconomicDevelopment：Origin，TheoreticalExtensions，andRegionalPolicyImplications， JournalofAsianEconomics，11(2000)；TerutomoOzawa， PaxAmericana LedMacro ClusteringandFlying Geese StyleCatch UpinEastAsia：MechanismsofRegionalizedEndogenousGrowth， JournalofAsianEconomics，13(2003)。其中一个版本成为小泽辉智关于连接亚洲经济奇迹的滚雪球过程的基础，对此绪论已经提到，第11章中还会讨论。

挥之不去的斯密遗产(4)

　　因此，东亚的经济复兴并不是由于向资本密集、能源消耗型的西方道路的趋同，而是由于这条道路与东亚劳动密集、能源节约型道路融合了。在杉原薰看来，这种融合对世界经济和社会的未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开辟了西方道路的工业革命是一个 生产奇迹 ，它大大提高了世界一小部分人口的生产能力。相比之下，开辟了东亚道路的勤劳革命是一个 分配奇迹 ，它通过劳动密集、能源节约型工业化，使生产奇迹带来的好处有可能扩散到世界绝大多数人口中去。确实，考虑到与工业化的扩展联系在一起的环境破坏，只有 西方道路向东亚道路（趋同）而不是相反 ，分配奇迹才能继续下去。Sugihara， TheEastAsianPathofEconomicDevelopment， p 116.

　　杉原薰的论点可以在图1-1和图1-2中得到概括，表示西方和东亚发展道路的主要国家（前者为英国和美国，后者为中国和日本）在世界GDP和人均GDP中份额的变化。从图1-2中可见，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前期，西方的工业革命加强了人均GDP朝有利于主要西方国家的方向扩大的趋势。然而，从图1-1中可见，在世界GDP份额中，东亚的勤劳革命在整个19世纪早期成功抵御了西方工业革命的冲击，导致差距朝有利于东亚的方向进一步扩大。从1820年到1950年，由于东亚的勤劳革命达到了自己的极限，而西方的工业革命进入到第二个也是真正革命性的阶段，即把新能源运用到生产资料生产和（铁路和蒸汽轮船）长距离运输中，世界总GDP中的份额变化急剧转为有利于西方道路。1950年以后，由于资本和能源密集型的西方道路达到了自己的极限，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技术的劳动密集、能源节约型东亚道路结出了硕果，后者开始缩小人均GDP差距（见图1-2），而在世界总GDP份额中差距的缩小更为明显（见图1-1）。用购买力平价（PPP）衡量GDP，使得东亚人均GDP以及在世界GDP中的比重似乎都大大高于按照当前汇率衡量的水平。但本书勾勒的趋势，即使用当前汇率衡量，其结果也是一样的。

　　图1-1GDP总和在世界GDP中的比重：美国+英国versus中国+日本

　　注：GDP为百万1990InternationalGeary Khamis美元。

　　来源：根据安格斯·麦迪逊的数据计算，AngusMaddison，ContoursoftheWorldEconomy，1-2030ad(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7)。

　　图1-2相加的人均GDP：美国+英国versus中国+日本

　　来源：根据安格斯·麦迪逊的数据计算，AngusMaddison，ContoursoftheWorldEconomy，1-2030ad(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7)。

挥之不去的斯密遗产(5)

　　本书的核心内容是该论题经过修正和进一步扩充的版本。修正开始于从概念上澄清市场为基础的斯密增长和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定义。杉原薰关于劳动密集、能源节约型发展道路类似于黄宗智所说的 内卷式增长 。与杉原薰一样，黄宗智也认为，吸收利用妇女、儿童和老人所从事的非农副业降低了家庭生产单位的运营成本，使它们获得了相对于使用雇佣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大单位的竞争优势。但是，黄宗智认为，这导致中国一些地方原来存在的以工资劳动为基础的较大农场在17世纪后几乎完全消失了，但并不构成杉原薰所说的独特的东亚道路上的 发展 或 进化 ，而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或 内卷 。Huang， DevelopmentorInvolutioninEighteenth CenturyBritainandChina？ pp 514，534.如果我们把 进化 和 发展 看做以雇用工资劳动的资本密集单位的生产取代劳动密集的家庭生产，如同黄宗智和布伦纳认为的一样，那么，这种消失确实应该说是 内卷式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劳动密集生产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持久作用的可能性作为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如同杉原薰假定的那样，那么，这样的概括就是没有依据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有关市场发展的概念中，哪一个最能有效描述和解释东亚作为世界经济增长主导地区的崩溃和再现。

　　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与资本主义动力本身相比，以市场为基础的斯密动力究竟是什么。欧洲和东亚的勤劳革命难道都是斯密动力的案例，如王国斌、彭慕兰、弗兰克和杉原薰宣称的那样？或者，它们是不同的经验，东亚走向了经济停滞而欧洲走向了经济无限增长，如黄宗智和布伦纳宣称的那样？此外，杉原薰提出，资本密集型发展的西方道路有自身的局限性。与劳动密集型东亚道路的局限性相比，这些局限性究竟是什么？这些就是我们在下面两章要讨论的问题。

阶级冲突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1)

　　布伦纳认为，他对长期低迷的说明是对他称之为资本主义危机 供应学派 理论的批判。左翼和右翼以不同形式提出的这些理论认为，到1960年代，资本主义富国的劳动力已经获得了足以挤压利润从而破坏资本主义积累机制的杠杆。布伦纳承认劳动力可能确实在局部上暂时拥有了这种地位，但他发现，劳动力能够行使权力以致引发一场体系范围的长期低迷是不可想象的。

　　通常劳动力不会导致一场体系范围的持久低迷，因为，通常资本在任何生产项目上投资的所谓潜在领域一般都超出劳动力市场的范围，后者受工会和/或政党的影响，或者受政府支持的标准、价值和制度的调节。企业通过投资于工人缺乏抵抗能力的地方，通常就能够绕开这些限制，从而随时破坏工人拥有的制度化力量。事实上，他们必须这样做，否则他们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那些这样去做的资本家的包围之中，并在竞争中被打败。尽管布伦纳提到了移民 除非 受到政治限制 是能够破坏工人力量的另一个机制，但他主要强调资本的流动性。见RobertBrenner， TheEconomicsofGlobalTurbulence：ASpecialReportontheWorldEconomy，1950-1998， NewLeftReview，I/229(1998)，pp 18-20。

　　正如布伦纳所说，由此可以断定，对资本的 纵向 压力来自下面 就是说，来自劳工，这种压力不能也没有带来空间上普遍化而时间上延续不断的利润挤压，而这种利润挤压是长期低迷的基础。只有来自资本家相互竞争的 横向 压力才能做到这一点。RobertBrenner， TheEconomicsofGlobalTurbulence：ASpecialReportontheWorldEconomy，1950-1998 ，p 23

　　这个假设建立在一个推论上，即现实中存在着 更廉价的劳动力，它能与包含某种东西例如当前技术水平的生产资料组合在一起，而不丧失效率（就是说，单位成本更低） 。依照布伦纳的说法，有两个理由能证明这个推论是正确的。第一， 经济长期发展地区的劳动力往往获得远高于简单参照他们的生产力水平所能解释的工资 ；第二， 在同样漫长的时期内，技术变革往往降低了生产任何特定系列产品所要求的技能，结果，那些能够生产这些产品而不降低效率的劳动力持续增加，需要支付的工资也就相应减少了 。RobertBrenner， TheEconomicsofGlobalTurbulence：ASpecialReportontheWorldEconomy，1950-1998 ，p 18.

　　简而言之，出于布伦纳没有探究的历史原因， 先进 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得到的劳动报酬远远高于依据他们的生产力本该得到的水平。这一点本身就使他们在劳动力竞争面前显得脆弱，因为，出于同样未经探究的历史原因，有些劳动力得到的工资低于按照他们实际或潜在生产力本该支付的水平。与此同时，技术变革继续在全球扩大着报酬过低的工人或未来工人的规模，他们能够被组织起来挫败报酬过高的工人对盈利能力造成的压力。资本家唯一不能挫败的盈利能力压力来自其他资本家的竞争。

　　这个观点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它在逻辑上似乎不一致，因为它认为，在过去， 先进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能够获得高于他们的生产力应该支付的报酬，这与理论说明相矛盾，因为理论指出，这样做的任何企图都会导致价格过高的工人退出世界市场。第二，这个观点高估了能把廉价劳动力供应轻易组织起来击败高价劳动力供应的可能性，这在当前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让我们通过再次审视历史记载来澄清这些问题。

阶级冲突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2)

　　对1873~1896年长期低迷的分析为支持和反对布伦纳的观点都提供了强大的证据，即：就造成长期和普遍化的利润挤压而言，横向（资本家之间）关系的作用与纵向（劳资）关系的作用相比占支配地位。要支持布伦纳的观点，它可以指出，激烈的劳资冲突 无论以持续罢工活动的形式出现，例如在英国和美国；还是以工人阶级组成政党的形式出现，例如在德国和其他地方 都是在盈利能力长期低迷开始之后出现的，而不是在这之前。很少有人怀疑，在无情的价格战形式下进行的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是萧条期间实际工资大幅度增加的主要和优先动力，特别是在英国。同样有理由推论，国内实际工资的上升至少部分导致了1880年代英国海外投资的爆炸性增长。布伦纳关于20世纪后期的观点从而符合19世纪后期历史的基本特征。但是，这种相符远不是完美的。

　　尽管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无疑是通过剧烈的价格下降来挤压盈利能力和推动实际工资上升的主要力量，但是，工人通过增加罢工活动和形成阶级组织所进行的抵抗，难道没有由于防止了名义工资的下降不像价格下降那样迅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这个结果的出现？这种抵抗本身难道没有通过强化英国的资本出口和美国的劳动力进口的趋势，以及由于新重商主义实践的复兴和空前规模的海外帝国建设而导致的竞争 政治化 趋势，从而影响了资本家之间竞争的轨迹？不管这些问题的准确答案是什么，布伦纳在横向和纵向冲突之间进行的严格区分，以及他先验地把后者排除到有可能对普遍和持续的盈利能力低迷产生影响的因素之外，都不利于揭示这两种冲突之间复杂的历史性互动。见BeverlyJ Silver，ForcesofLabor：Workers MovementsandGlobalizationsince187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3)，pp 131-8，作为对这些问题的一组答案。

　　同样，布伦纳认为，由于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获得的杠杆不可避免地遭遇挫败，这个论点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即这种流动在早期的长期低迷时期是如何具体运作的。在这个时期，英国和其他较小的核心国家所出口的大多数资本并没有导致工业生产地理位置的转移，而是导致了在海外领土上建立基础设施，扩大对英国产品和其他大都市产业的需求，同时增加了对廉价原材料和工资商品的供应。这种海外投资模式非但没有破坏主要资本主义中心的劳动力杠杆，反而巩固了它。与此同时，尽管移民持续入境可能有助于遏制美国劳动力杠杆的增强，但大规模出境移民 特别是从英国 肯定有助于欧洲劳动力获得更多权力。戈兰·塞博恩（GoèranTherborn）指出，在19世纪，欧洲特别是英国欢迎实际上不受约束的本国劳工外流。 甚至全球工业中心的英国也是个向外移民的地区 根据保守估计，在1850~1930年期间，约有5000万欧洲人从欧洲大陆移居海外，大致相当于1900年欧洲大陆人口的12%。 GoèranTherborn，EuropeanModernityandBeyond：TheTrajectoryofEuropeanSocieties，1945-2000(London，Sage，1995)，p 40.

阶级冲突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3)

　　总的看来，19世纪后期利润挤压的持续性和普遍性似乎不仅由于资本家之间竞争的激化，还由于工人有效抵制了让他们承担这种竞争成本的企图，以及由于资本家挫败这种抵制遇到的困难。部分地与这些困难有关，在1873~1896年长期低迷结束后半个世纪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不是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价格战争，而是新兴和衰落的资本主义大国之间赤裸裸的战争，开始支配横向冲突和纵向冲突两者的动态。从1890年代后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转化对盈利能力复苏发挥了作用。但是，它最终导致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崩溃，产生了新一轮更凶恶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世界市场。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的话说，世界资本主义已经退回到其民族国家经济及它们各自帝国的屋檐下 。EricJ Hobsbawm，NationsandNationalismsince1780：Programme，Myth，Realit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1)，p 132.

　　在这种情况下，劳资冲突沿着两条不同且日益分岔的道路发展。一条主要是生产地点的 社会 运动道路，其主要斗争武器是大批量生产赋予那些处于战略地位上的工人的破坏力量。它发源于19世纪后期的英国，但在美国获得了几乎接近理念的形式。另一条主要是政党官僚结构的 政治 运动道路，其主要武器是夺取国家政权，并使自己掌握的国家迅速实现现代化。它起源于欧洲大陆，最明显地是在德国，但在苏联获得了其理想的形式。GiovanniArrighiandBeverlyJ Silver， LaborMovementsandCapitalMigration：TheUSandWesternEuropeinWorld HistoricalPerspective， inCharlesBergquist，ed ，LaborintheCapitalistWorld Economy(BeverlyHills，CA，Sage，1984).

　　两条道路上的斗争进程完全由两次世界大战形成。两次世界大战都以类似的模式为特征：劳动力公开的战斗性在两次大战前夕上升，在冲突期间暂时下降，后来又在战后爆发出来。俄国革命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劳动力斗争高潮当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则见证了共产党政权蔓延到东欧、中国、朝鲜和越南。正是在核心地区劳动力斗争升级以及共产党革命在边缘和半边缘地区推进的背景下，美国战后世界秩序的社会范围得以建立起来。Silver，ForcesofLabor，pp 125-31，138-61.资本家之间竞争的形式和烈度 就是说，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和世界大战 形成了这个时期工人斗争的形式和烈度。但是，工人斗争对资本家之间冲突轨迹的 反馈 在20世纪上半叶甚至比1873~1896年长期低迷时期更强大。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种强大的反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被阿里斯蒂德·佐尔伯格（AristideZolberg）称为 劳工友好型 的国际体制将很难得到解释。AristideR Zolberg， Response：Working ClassDissolution， InternationalLaborandWorking ClassHistory，47(1995).当然，随着美国霸权的建立而制定的 劳工友好型 改革 例如，有利于完全就业的宏观政策 与残酷镇压任何敢于寻求比战后提出的社会契约更进一步的社会转化的劳工运动同步进行。不过，在劳工动乱加剧和如火如荼的共产党革命的压力下制订的改革，与英国世界霸权时期的自由放任体制相比，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转变。见GiovanniArrighiandBeverlyJ Silver，ChaosandGovernanceintheModernWorldSystem(Minneapolis，MN，1999)，pp 202-7；Silver，ForcesofLabor，pp 157-8。

阶级冲突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4)

　　在美国支持下，世界市场在更牢固的新基础上被重新建立起来，这个体制为体系范围的盈利能力复苏创造了制度条件，成为1950年代和1960年代长期繁荣的基础。我对布伦纳如下观点没有多少不同意见，即，他定义的那种 不平衡发展 是长期繁荣和随后长期低迷的重要决定因素。但他坚持认为，劳资冲突在决定低迷的范围、时间长度和形态上没有发挥重大作用，这似乎比解释早先那个低迷时期的情况更缺乏根据。

　　让我们首先指出，在20世纪后期，相对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言，工人斗争发挥的作用远比19世纪后期更积极主动。在前面那个时期，劳资冲突的激化以及实际工资最大幅度的提高，都是在低迷开始之后出现的，但在20世纪下半叶，它们都在低迷之前就出现了。布伦纳谈到工人杠杆在导致利润在体系范围内遭到持续挤压中没有发挥作用的时候，他的着眼点几乎完全集中在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早期美国对工人力量的遏制上：他认为，由于这种遏制出现在盈利能力危机之前，因此，危机不可能归因于工人的压力Brenner， EconomicsofGlobalTurbulence， pp 52-4，58-63.，不幸的是，仅仅聚焦于阶级冲突的短期和局部场景这棵 树 上，使布伦纳看不到工资和工作条件上的冲突在许多国家出现上升趋势的这个 森林 ，后者在1968~1973年以E H 费尔普斯·布朗（E H PhelpsBrown）恰当指称的 工资激增 为标志达到了顶点。E H PhelpsBrown， ANon MonetaristViewofthePayExplosion， ThreeBanksReview，105(1975).这种工资激增出现在世界经济核心地区的实际工资上升20年之后和世界范围资本家之间竞争加剧之时，如同许多人强调的那样，它不仅仅对体系范围的盈利能力施加了向下的压力可参见，MakotoItoh，TheWorldEconomicCrisisandJapaneseCapitalism(NewYork，StMartin sPress，1990)，pp 50-3；PhilipArmstrong，AndrewGlyn，andJohnHarrison，CapitalismsinceWorldWarII：TheMakingandBreakupoftheGreatBoom(London，Fontana，1984)，pp 269-76；PhilipArmstrongandAndrewGlyn，Accumulation，Profits，StateSpending：DataforAdvancedCapitalistCountries1952-83(Oxford，OxfordInstitute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86)。，更重要的是它对资本家之间竞争的未来轨迹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

　　这就把我们带到第二个观察的问题，即两场世纪之末的长期低迷之间的区别。尽管布伦纳不时提到价格上涨，他对自己所描述的低迷时期那种奇特的通货膨胀特征却讳莫如深 如果与19世纪后期低迷时期剧烈的通货紧缩特征相比，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布伦纳从来没有对这个奇特现象提出质疑；他也没有提出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即为什么1965~1973年盈利能力危机切断了货币流通和金属本位之间的脆弱联系，这与1870年代和1880年代黄金和其他金属本位体制的扩散趋势形成了鲜明对照。

阶级冲突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5)

　　当然，布伦纳确实做出过暗示，承认1970年华盛顿最终放弃阻止黄金 美元体系投机风潮的半心半意的努力不仅仅是一个策略，而且要通过激进的汇率重组把盈利能力下降的压力从美国转移到日本和德国的制造商身上。正如他顺便提到的， 维持一项严肃的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政治成本 很快证明对尼克松政府而言是无法接受的 。Brenner， EconomicsofGlobalTurbulence， pp 120-1.至于这些 政治成本 是什么，以及它们是否与劳资关系有关，他并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在本章下一部分将会看到，就美国而言，这些成本既是世界体系的成本，也是国内的成本。不过，即使在处于越南战争引起的剧烈社会冲突和国内民权运动撕裂之下的美国，让货币流通服从金属本位约束的政治代价，也明显含有社会成分在内，包括有可能导致劳工疏远统治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和做法的成本和风险。Silver，ForcesofLabor，pp 161-3.

　　事实上，在金本位最终崩溃中，表明劳动力杠杆发挥了作用的最有力的证据不是来自美国，而是来自那个在1960年代一直坚定倡导返回纯粹金本位体制的国家：戴高乐的法国。法国对金本位的倡导于1968年5月戛然而止，从此未再提起，当时戴高乐不得不同意大幅度提高工资，以便防止劳工与造反的学生站在一起。假如货币流通取决于金属本位的自动调节机制，这样的工资提高就是不可能的。戴高乐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采取了恢复社会和平所必需的步骤，不再做重返金本位的白日梦了。今天人们已经完全忘记了五月事件与法国突然放弃倡导金本位之间的联系，这在当时也很少有人注意到。不过，我从报纸的报道中清楚记得，1968年的五月如何使法国支持金本位作为挑战美国美元霸权的方式突然发生了逆转。

　　美国和法国的经历表明，在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早期从繁荣转向相对停滞的过程中，劳动力杠杆并不仅仅是资本家之间竞争的反映，而在19世纪后期低迷肇始时则基本上如此。如第4章指出的，在1873~1896年整个大萧条期间，实际工资上升了。尽管在1880年代和1890年代，这种上升可以归因于工人对削减名义工资的抵抗，但最初，这完全是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导致价格下降比工资下降的速度更快。相反，它已经重要到足以独立地发挥作用，不仅推动了作为这一转化基础的盈利能力挤压，而且促使低迷沿着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的道路发展。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没有对利润挤压发挥任何作用，也不是说，工人和他们的社会力量从低迷的通货膨胀性质中获得了利益 他们显然并没有获得利益。这一切只不过意味着，布伦纳的模式，即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几乎绝对支配着劳资冲突，与上一次长期低迷相比，甚至更不符合后面这次长期低迷的情况。

　　深入考察资本流动对劳动力杠杆的影响为这种评估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特别是，在1970年代，确实出现了包括产业资本在内的资本 移居 到低收入和低工资国家的强大趋势。不过，贝弗里·西尔弗（BeverlySilver）利用材料非常详细地表明，工业活动从富国移到穷国时经常导致低工资的投资场所出现强大的新劳工运动，而不是导致模糊不清的 冲向底线的竞争 。尽管公司最初受到第三世界某些国家的吸引，例如巴西、南非和韩国，因为它们看来能提供廉价和驯服的劳动力，但随后出现的资本密集型和大批量生产的产业扩张造就了具有斗争性的新工人阶级，他们拥有很大的干扰破坏能力。这种趋势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的纺织业中已经很明显，这是英国资本主义的支柱产业。但这个趋势在美国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中更加明显，例如汽车产业。Silver，ForcesofLabor，esp chs2and3.布伦纳和西尔弗都利用了雷蒙德·弗农（RaymondVernon）的产品周期模式，见 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TradeintheProductCycle， 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80，2（1966）。布伦纳( EconomicsofGlobalTurbulence， p 18)用它在先验基础上支持他本人假定的模式，而西尔弗(ForcesofLabor，pp 77-97)用它在经验基础上说明产业转移对挫败劳工抵抗的局限性。

阶级冲突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6)

　　因而，资本家通过产业转移挫败劳工对盈利能力施加压力的试图往往剥夺了资本可以获得的很多利润，即来自靠近富裕市场以及政治环境更安全的地方进行生产的利润，却没有真正带来从低工资和容易管束的充裕劳动力供应中期待获得的许多利益。这种趋势与后面还要讨论的其他趋势结合在一起，推动了1980年代跨国资本流动从中低收入地区大规模重新转向了美国。再次说明，我并不否认，产业的地理位置转移有助于破坏出现大量资本外流的那些国家的工人的杠杆。我只不过说，一般而言，它往往对盈利能力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而且，美国的情况是，资本外流很快变成了巨大的资本流入。假如劳动力杠杆在长期低迷进程中削弱了，正如事实表明的那样，资本流动并不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解释。

　　同样，劳动力移民也不能提供非常令人信服的解释。确实，最近35年来劳动力移民主要来自穷国，程度远远超过19世纪后期，从而对富裕的工业中心的工人形成了更大的竞争威胁。不过，在20世纪后期，富国工人排斥来自移民劳动力竞争的能力（经常通过坚持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实践）也要强大得多。从比例上说，这种更强大的能力反映在如下事实上：19世纪后期的移民流大于今天的移民流，尽管其后出现了运输的技术进步。见DavidHeldetal ，GlobalTransformations(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9)，ch 6。此外，移民工人在1990年代的美国是某些最富有战斗精神也最成功的劳工斗争的主要参与者，例如， 清洁工争取正义 （JusticeforJanitors）运动。见RogerWaldingeretal ， HelotsNoMore：ACaseStudyoftheJusticeforJanitorsCampaigninLosAngeles， inK Bronfenbrenneretal ，eds，OrganizingtoWin(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8)，ch 6。

　　总而言之，布伦纳的观点，即相对于劳资斗争而言，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在决定体系范围的盈利能力持续收缩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观点，没有看到横向和纵向冲突之间复杂的历史互动。尽管从世界历史上看，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确实具有支配性影响 假如我们把资本家之间的战争列为竞争最重要的形式的话，但劳资冲突从来不仅仅是 因变量 ，至少在最近这次长期低迷的前夕和早期阶段如此。SeeArrighiandSilver，ChaosandGovernance，ch 3.不但核心国家的工资和劳动条件的冲突在关键性的1968~1973年间促进了对盈利能力的最初挤压；更重要的是，这些冲突迫使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选择了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的危机管理战略。

阶级冲突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7)

　　非常坦率地说，当战后长期繁荣结束的时候，核心地区的劳动力杠杆足以使通过严重的通货紧缩使之倒退的任何企图在社会和政治上都过于冒险了。相反，通货膨胀战略在挫败工人力量方面远比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有效的多。事实上，正是1970年代严重的停滞加上通货膨胀 当时所说的 滞胀 及其对资本家之间竞争和劳资关系的影响，有效地损耗了核心国家的工人力量，为这种力量在里根 撒切尔反革命的冲击下崩溃开辟了道路。但是，为了认识到这个发展的全部意义及其对随后长期低迷轨迹的影响，仅仅聚焦于劳资关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南北关系，我们下面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透视南方(1)

　　在布伦纳对供应学派理论的批评中，他把该理论把世界经济仅仅看做各国经济总和的倾向，与他自己努力把它看做具有自身逻辑的体系过程的立场进行了对比。

　　供应学派的理论家们强调制度、政策和权力，这导致他们把自己的分析框架过重地放在了国别基础上，即民族国家和国家经济上，把国际经济看做国家经济的某种外溢，而把体系性经济问题看做局部经济的总和。相反，我把国际经济 整个体系的资本积累和盈利能力 看做一个理论制高点，由此分析它的危机和它的各国组成部分的危机。Brenner， EconomicsofGlobalTurbulence， p 23，强调之处是原文中的。

　　尽管这个意图值得称赞，但布伦纳的分析却没有实现他的许诺，因为他的分析几乎完全集中在三个民族国家/经济（美国、日本和德国）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上，只不过偶然提到其他西欧国家和东亚的奇迹经济 。中国只在《全球动荡》一文中将近结尾的地方一闪而过，在《繁荣与泡沫》的最后几页中稍有一点详细说明。在2006年《全球动荡》编后记中，布伦纳不能避而不谈早期文章发表以来中国经济的突出表现。但是，中国的崛起被认为并不能改变什么，反而强化了在原先专门分析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基础上做出的结论。RobertBrenner，TheEconomicsofGlobalTurbulence：TheAdvancedCapitalistEconomiesfromLongBoomtoLongDownturn，1945-2005(London，Verso，2006)，pp 323-9，340-3.

　　显然，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大量人口与布伦纳的世界经济运行没有什么关系。布伦纳承认，集中分析这三个国家 确实会导致扭曲 。但是，在没有说明这些扭曲都是什么的情况下，他继续为自己的聚焦点进行辩护，理由有三个。第一，1950年，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加在一起 占17个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总产出（用购买力平价衡量）的60%，到1994年这个数字又上升到66% 。第二，三个经济体 都处于 大区域集团的中心，它们实际上激活了这些区域集团并在其中占支配地位 。第三， 这三个经济体之间的互动 是整个战后时期先进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Brenner， EconomicsofGlobalTurbulence， p 9.

　　有两个理由认为这些前提是不可靠的。这三个经济体的总分量确实相当可观，尽管比布伦纳数据来源表明的要小一些。根据更全面的世界银行数据，它们在 世界 GNP中相加的比重似乎基本上维持不变，从1966年的53 1%微升到1999年的53 6%［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WorldTables，vols1and2（WashingtonDC，WorldBank，1984）and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CDROM（WashingtonDC，WorldBank，2001）］。 世界 GNP不包括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国家以及其他不存在1960年和1999年可比数据的国家。但所有现存证据表明，把这些国家排除在外最多使上述数字提高了1~2个百分点。不过，正如图5-1表明的，在大多数年度，它们在世界出口总量中的比重都不足30%，尽管1980年代德国和日本出口份额的增加弥补或超额弥补了美国份额的下降，但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这三个国家的份额一直都在下降，与中国份额的迅速上升形成了鲜明对照。此外，三国制造业 布伦纳集中研究的生产活动部门 附加值的总份额在长期低迷进程中显著下降了。下降主要由于世界南方的许多国家工业化迅速发展，即艾丽斯·阿姆斯登（AliceAmsden）

透视南方(2)

　　所说的 其他国家 的兴起 。即使把中国排除在外，全球南方国家在世界制造业附加值中的比重仍然从1975年的10 7%上升到1998年的17 0%，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中的比重甚至增长得更快，从1975年的7 5%

　　上升到1998年的23 3%。AliceAmsden，TheRiseof TheRest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1)，and Good byeDependencyTheory，HelloDependencyTheory， StudiesinComparativ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38，1(2003)，tables1and2.把中国包括进来重新计算阿姆斯登的百分比之后，我得到的数字是，南方国家在世界制造业附加值中的比重从1975年的11 9%上升到1998年的21 8%。正如在别处说明的，南方国家在世界制造业附加值中的比重增加，反映了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在工业化程度上出现明显的趋同 但是，与此同时，在收入上却完全没有出现趋同。见GiovanniArrighi，BeverlyJ Silver，andBenjaminD Brewer， IndustrialConvergenceandthePersistenceoftheNorth SouthDivide， StudiesinComparativ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38，1(2003)； AReplytoAliceAmsden， StudiesinComparativ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38，1(2003)；and IndustrialConvergenceandthePersistenceoftheNorth SouthDivide：ARejoindertoFirebaugh， StudiesinComparativ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40，1(2005)。由于草率地对待世界南方，布伦纳因此往往看不到他如此看重的竞争加剧的一个最活跃的因素。

　　布伦纳集中研究三个国家的第二个问题更为严重：他几乎把世界政治完全排除在资本主义动力分析之外。无疑，美国、日本和德国之间的互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 关键因素之一 ，但它肯定不是唯一的或甚至最重要的因素。布伦纳在我们第4章引述的一段话中含蓄地承认，在整个长期繁荣时期，美国与德国和日本的互动完全嵌入美国、苏联和中国的冷战关系中并受其支配。标志着由长期繁荣转入长期低迷的利润率危机，以及1970年代的严重滞胀，都受到由于越南战争升级和美国最终战败所导致的美国霸权危机的深刻影响。至于里根 撒切尔新自由主义反革命，它不仅是 或主要不是 对没有解决的盈利能力危机做出的回应，而且是 并且特别是 对霸权危机的深化做出的回应。资本家之间竞争的轨迹和世界三大经济体互动的轨迹始终都是在更广泛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这个背景在布伦纳的论述中几乎完全阙如，事实上不仅成为扭曲的根源，同时也成为论证含混的根源。

透视南方(3)

　　让我们细想一下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盈利能力危机与同一时期黄金 美元汇率本位崩溃之间的联系。我们已经看到，布伦纳含蓄地承认， 政治成本 在放弃金本位中发挥了作用，但他仍然坚持这个论点，即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是美国制造商与他们的德、日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斗争。我们已经批评了这个观点，指出它无视工人杠杆在危急中发挥的相对自主的作用。不过，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既不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也不是劳资关系，而是越南战争升级对美国国际收支的直接以及特别是间接的影响。尽管越南问题在布伦纳的叙述中如此惹人注目地宣告缺席，这些影响却有几次偷偷潜入进来。因而， 越战开支的增加 被说成是美国价格上涨突然加速的原因，它在1965年和1973年导致实际工资增长放缓，但没有终止实际工资的增加。通货膨胀的加速，反过来，又被当做美国制造商在国内外竞争地位变弱的原因，即与同一个时期的德国和日本竞争对手相比。Brenner， EconomicsofGlobalTurbulence， p 97；TheEconomicsofGlobalTurbulence，pp 102，119.

　　这些随意观察表明，甚至布伦纳也被迫承认，在美国与外国制造商竞争加剧的背后，以及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变化莫测的劳资冲突背后，潜伏着一个突出的体系性政治变量，而他的研究设计却拒绝进行考虑。这个潜伏的变量就是权力斗争，在这种斗争中，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动用武力遏制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联合挑战。由于越战的升级并没有打垮越南人民的抵抗，反而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广泛的反战运动，这场斗争与盈利能力危机在同一个年代达到了顶点。我在别处谈到，战争的代价 包括用来阻挡国内反抗高潮的各项计划的代价 不但促进了利润挤压，而且是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制崩溃和继之而起的美元剧烈贬值的最主要的原因。GiovanniArrighi，TheLongTwentiethCentury：Money，PowerandtheOriginsofOurTimes(London，Verso，1994)，pp 300-8，320-1.

　　布伦纳认为，1969～1973年美元贬值确实有助于美国把盈利能力危机强加给德国和日本，并在国内阻止了货币工资增加对利润造成的压力。但我要指出，这种负担再分配主要是一系列政策的副产品，这些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让美国政府在争夺支配第三世界的斗争中摆脱货币的束缚。至少在最初，废除黄金 美元汇率本位似乎要赋予美国政府一种空前的行动自由，只要发行它的本国货币，就能大量汲取世界的资源。RiccardoParboni，TheDollarandItsRivals(London，Verso，1981)，pp 47，89-90.但是，这只自由之手没有能够避免美国在越南的失败，也没有能够阻止在这之后美国威望和力量的急剧衰落。事实上，如果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它引发了世界范围通货膨胀的螺旋式上升，威胁到美国的整体信用结构和资本积累的世界网络，而美国的财富和力量越来越依靠它们才能生存，从而加剧了衰落。Arrighi，TheLongTwentiethCentury，pp 310-14，317-20.我们在第6章将看到，所谓1973~1974年的第一次 石油冲击 是世界范围通货膨胀螺旋式上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中介变量，它把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初期的美国霸权危机与1970年代后期对美元的破坏性挤兑连接起来。

透视南方(4)

　　1970年代后期，随着伊朗革命的发生、石油价格攀至新高、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对美元的信心再次出现严重危机，美国的力量和威望降到了谷底。布伦纳几乎没有提到美国霸权的这种深刻危机，而实际上这正是1979年和1982年之间美国政府的货币政策由极端宽松变为极端从紧的背景。他确实把变化追踪到 对美元货币的毁灭性挤兑，威胁到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 。但是，他没有对资金外逃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也完全不关注阿拉伯人在阿富汗和伊朗问题上的担忧，根据《商业周刊》的报道，这种担忧是金价在1980年1月上冲到875美元空前高度背后的原因。引自MichaelMoffitt，TheWorld sMoney：InternationalBankingfromBrettonWoodstotheBrinkofInsolvency(NewYork，Simon&Schuster，1983)，p 178。如同10年前废除黄金 美元汇率本位时的情况一样，南方发生的战争和革命，而不是世界三大经济体中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才是1979~1982年货币主义反革命的主要动力。货币领域的根本性变化再次对核心地区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和阶级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变化的最大刺激因素来自美国在第三世界未能解决的霸权危机，而不是盈利能力危机本身。

　　在这个问题上，通过与1873~1896年长期低迷进行比较，同样有可能使20世纪后期长期低迷的特征有效地突现出来。尽管人们很少谈及，但南北关系在这两个长期低迷之间的差别甚至比劳动和资本的差别更重要。最重要的总体性差别是，前一个长期低迷出现在北方对南方领土的征服和殖民地化最后和最大的高潮之中，而后面这个长期低迷出现在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高潮的尾声。关于殖民化和非殖民化浪潮，见AlbertBergesenandRonaldSchoenberg， LongWavesofColonialExpansionandContraction，1415-1969， inA Bergesen，ed ，StudiesintheModernWorld System(NewYork，AcademicPress，1980)。在两者之间是20世纪前半叶伟大的 反西方造反 ，依照绪论中引用的巴勒克拉夫的看法，它标志着世纪历史一个全新时代的开端。尽管，在1990年代，貌似威力无穷的西方力量使早期的南方造反看上去不是徒劳无益就是无关紧要，那么，除非考虑到之前半个世纪南北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否则，后一个长期低迷的起源、轨迹以及后果都不能得到正确的破译。为了阐明这个观点，我要再次集中讨论两个长期低迷时期的货币问题。

　　在前文中，我们把后一个长期低迷的通货膨胀特性归结到：要像19世纪后期那样让核心地区的劳资关系服从金属本位的约束，这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是不可行的。但是，核心地区内部这种社会约束的性质和力量本身，极大地取决于联结核心与边缘的特定政治安排。最能表现这一点的莫过于英国奉行金本位和它从印度次大陆榨取贡赋之间的密切关系。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在两个方面都至关重要。

透视南方(5)

　　首先，在军事上：用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Salisbury）的话说， 印度是英国在东方海洋上的兵营，我们可以从那里招募到任何数量的兵员而不必给他们报酬 引自B R Tomlinson， IndiaandtheBritishEmpire，1880-1935， TheIndianEconomicandSocialHistoryReview，12，4(1975)。。这些军队完全由印度纳税人出钱资助，他们组成了欧洲风格的殖民军，并经常用于无休止的一系列战争中，使英国打开了亚洲和非洲的大门，接受西方的贸易、投资和影响。如果把亚洲和非洲加在一起，在1873年和1900年之间，英国在那里发动的战争多达72场。BrianBond，ed ，VictorianMilitaryCampaigns(London，Hutchiuson，1967)，pp 309-11.另一个计算表明，在1803年和1901年之间，英国进行了50场重大的殖民战争［AnthonyGiddens，TheNation StateandViolence(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7)，p 223］。他们是 维多利亚扩张主义天鹅绒手套里的铁拳 是工业资本主义国际化背后的主要强制力量 。DavidWashbrook， SouthAsia，theWorldSystem，andWorldCapitalism， TheJournalofAsianStudies，49，3(1990)，p 481.迟至1920年，来自印度的士兵在英国部署到伊拉克的驻军中占到了87%以上，用来镇压反对英国军事占领的全面叛乱。 那么，或许，我们时代的盎格鲁帝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非常简单：联合王国有印度军队。而美国没有。 N Ferguson， CowboysandIndians， NewYorkTimes，May24，2005.在2003年，美国对印度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它派遣1 7万人的整师兵力。即使印度政府愿意这样做，国内的政治环境也根本不可能允许它这样做。 回头来看，这是伊拉克战争头30个月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印度不同意派兵意味着没有其他国家会提供大批部队（不无讽刺的是，除了英国军队之外）。 见P Rogers， Fragmentsofthe WaronTerror ， OpenDemocracy，August25，2005。

　　第二个，并且同样重要的方面是，声名狼藉的 领土管理费 和英格兰银行对印度外汇储备的控制联手把印度变成了英国全球金融和商业霸权的 枢纽 。印度对英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和对所有其他国家的顺差，使英国能够解决它与世界各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没有印度被迫对英帝国国际收支所作的贡献，后者不可能 利用来自其海外投资的收入进一步投资海外，并把它作为投资收入而吸纳的流动性返回给国际货币体系 。此外，印度的货币储备 提供了巨大的运作空间，使英国货币当局能够用来补充它们自身的储备，并维持伦敦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心的地位 。MarcellodeCecco，TheInternationalGoldStandard：MoneyandEmpire，2ndedn(NewYork，StMartin sPress，1984)，pp 62-3.有关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英国从印度榨取贡赋的完整描述，见AmiyaK Bagchi，PerilousPassage：MankindandtheGlobalAscendancyofCapital(Lantham，MD，Rowman&Littlefield，2005)，pp 239-43。

　　因此，在对国内的工人和资本家双方强化货币纪律的时候，英国统治集团与一个世纪之后的美国领导人面对着完全不同的局面。举例来说，英国行使世界霸权的职能，包括在南方国家无休止地进行一系列战争，并没有产生越战对美国所造成的那种通货膨胀压力。不但战争经费来自印度的资金，就连战争也由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军队来打，而他们并不需要付出美国政府为遏制国内对人员伤亡数量增加的反对而不得不付出的社会开支。

透视南方(6)

　　除战争成本外，英国与20世纪后期的美国还有一个不同，那就是，在让本国货币服从金属本位而不断进行的 结构调整 中，它能够把获得的利益内部化（服务于本国大都市的国民），并把成本外部化（转至殖民地的国民）。由于强制控制着印度的国际收支顺差，英国能够把自己本国持续的贸易赤字负担转移到印度的纳税人、工人和资本家头上。关于英国持续不断的贸易逆差，可参见AndreGunderFrank， MultilateralMerchandiseTradeImbalancesandUnevenEconomicDevelopment， JournalofEconomicHistory，5，2(1978)anddeCecco，TheInternationalGoldStandard。相反，在一个后殖民世界，不可能有这种公然的强制。美国面对着无可奈何的选择，或者急剧缩小本国的国民经济规模和海外开支以便平衡其贸易和当前项目赤字，或者把越来越大的未来收入份额让渡给外国贷款方。采取通货膨胀战略进行危机管理并不完全由于剧烈缩减美国的国民经济规模在社会上和政治上不可行，或者由于这个战略能让美国制造商摆脱外国竞争的压力。这或多或少也是有意采取的行动，以便避免在缩小经济规模和负债这两个同样难咽的药方之间做出选择。1970年代后期美国霸权危机加深及其引发的劫掠性美元挤兑以惊人的方式提醒人们，选择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卡特政府在最后一年发动了货币主义反革命，在里根政府领导下进一步强化了推行的力度，这正是对这一局面的实用主义回应。布伦纳注意到，这个转变加深了而不是减轻了盈利能力危机。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它也逆转了 超过其作案者最美好的期盼 之前15年美国在世界上力量的加速下降。Arrighi，TheLongTwentiethCentury，pp 323-4.为了理解这个出乎意料的逆转，我们必须再次改变着眼点，批评性地重新考察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过程，这个问题处于布伦纳分析的中心。

美国复兴的金融基础(1)

　　我们看到，布伦纳把1973年之后持续存在的 生产过剩和生产能力过剩 ，一部分归因于高成本现存企业的行为，认为它们有 充分理由加速创新过程和对固定资本进行更多投资，以便保卫自己的市场和进行反击 ，另一部分归因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政府行动，认为这些行为加重而不是减少了退出过少而进入过多的根本性趋势。我们也注意到，尽管政府的行动占据了布伦纳历史叙述的中心舞台，但理论上更重要的有关企业的观点在大多情况下则建立在间接证据的基础之上。

　　这个重要观点的主要问题是，它几乎完全聚焦在制造业上。布伦纳并没有对这种做法给出明确的理由，如同他对聚焦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经济所做的那样。从理论上和历史上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工业资本主义对他来说 如同对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一样，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 就像是一个无须论证的信条。然而，世界上制造业产出的附加值比重一直相对较小，它从1960年的28%缩小到1980年的24 5%和1998年的20 5%。此外，在布伦纳 先进的 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缩减还大于平均数，北美、西欧、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总份额从1960年的28 9%下降到1980年的24 5%和1998年的19 7%。百分比根据世界银行1984年和2001年数字计算。世界数字包括拥有1960年、1980年和1998年统计数字的所有国家。GDP为附加值总和。

　　布伦纳似乎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他把这看做是经济危机的症状，而不是对他聚焦于制造业是否恰当和正确提出质疑的依据。从而，在对美国非制造业部门1980年代出现 巨大扩张 进行评论的时候，他把这个现象解释为 普遍经济下降的一个症状，它伴随着美国经济中制造业的危机，可以被叫做 去工业化 ，带有这个词所包含的所有负面含义 。RobertBrenner，TheBoomandtheBubble：TheU S intheWorldEconomy(London，Verso，2002)，p 79.但在有个地方，他确实感到有必要对他专门聚焦于制造业提供一些辩解。

　　由于制造业在总就业和GDP中的份额缩小了，低估制造业部门的重要性就流行起来。但是，在1990年代，美国公司制造业部门的利润仍然占到非金融公司部门（公司经济减去公司金融部门）总利润的46 8%，在1999年，这一比例为46 2%。制造业部门税前盈利能力的上升，事实上正是整个私人经济税前盈利能力同时恢复上升的源泉。RobertBrenner，TheBoomandtheBubble：TheU S intheWorldEconomy，pp 68-70，强调之处是原文中的。

　　暂且不谈为什么公司金融部门的利润没有包括在比较当中这个问题并不清楚，这个理由本身经不起严密的经验检验。格蕾塔·克里普纳（GretaKrippner）在对现有证据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表明，美国公司总利润中金融、保险和房地产（EIRE）所占的份额不但在1980年代就几乎赶上并在1990年代超过了制造业的份额；更重要的是，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与对工厂和设备的投资相比，非金融企业本身急剧增加了它们对金融资产的投资，并且，相对于生产活动所得，它们的收入和利润越来越依赖金融来源。尤其重要的是，克里普纳发现，制造业不仅支配着而且引导着非金融经济 金融化 的这种倾向。GretaR Krippner， TheFinancializationoftheAmericanEconomy， Socio EconomicReview，3(2005).克里普纳的分析根据以下统计数据：FederalReserveFlowofFundsAccounts；theBureauofEconomicAnalysisNationalIncomeandProductAccounts；theIRSCorporationIncomeTaxReturns；Balance of Paymentsdata；andtheIRSCorporateForeignTaxCreditdata。

美国复兴的金融基础(2)

　　布伦纳没有为自己的 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过剩 的概念提供任何指标，能与克里普纳为非金融经济的金融化所提出的多重指标相比。不过，安瓦尔·沙伊赫（AnwarShaikh）提供了两个美国制造业 产能利用率 指标，其中一个是依据他自己的测量，另一个依据美联储的测量，我们可以把它们作为衡量生产能力过剩的不完善的反向指标。AnwarShaikh， ExplainingtheGlobalEconomicCrisis， HistoricalMaterialism，5(1999)，pp 140-1.用这两个指标 或事实上用任何其他指标 来测量布伦纳所说的 生产能力过剩 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他总是把这个术语与 生产过剩 一起使用，却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如何理解这两个术语表示的概念。这种并用让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是生产能力过剩或生产过剩的适当指标。但是，除非使用生产能力过剩的术语纯属多余，并且其本身不具有任何含义，否则有理由推论，布伦纳的生产能力过剩的增加反映了产能利用率的降低，反之亦然。在整个1947~1995年期间，两个指标都表现为大量波动，但都没有表现出清晰的长期趋势。更具体地，与布伦纳的观点相一致，两个指标 特别是沙伊赫本人的那个指标 都指出，美国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在长期繁荣的最后几年急剧降低，而在标志着长期繁荣转为长期低迷的盈利能力危机期间甚至更急剧地增加了。相反，在1973年之后，两个指标继续表现出明显的波动，但并没有提供证据支持布伦纳的论点，即长期低迷的特点是生产能力过剩超过了正常水平。美联储的数字表明产能利用率回落到1950年代的水平，既没出现上升也没出现下降趋势，而沙伊赫的数字表明，1970年代的产能利用率高于1950年代的水平，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进一步上升，这表明生产能力过剩相对较低并且下降了。

　　有了这些不完善的指标作补充，克里普纳毫不含糊的发现能使人们对布伦纳关于高成本的现有制造商行为的先验假设提出严重质疑。这些企业对低成本竞争者闯入自己市场所做的主要回应似乎并不是顽强地保护自己的沉淀资本，而是通过对固定资本增加投资进行反击，这进一步增加了生产能力过剩。尽管这种回应肯定存在，但对资本家而言，压倒性的回应方式肯定更符合理性。面对加剧的国际竞争（特别在贸易密集部门例如制造业），高成本的现有企业对回报率下降的回应是把自己回收现金流当中越来越大的份额从投资于固定资本和商品生产，通过金融渠道转投于流动性和积累。

　　这就是克里普纳从经验中观察到的现象。但这也是我们在理论上可以预期的，即只要投资于贸易和生产的资本回报率下降到某个底线之下，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变成了零和或负和游戏。在这些情况下 根据布伦纳的说法，它们正是长期低迷的特征 把回收的现金流再次投资于贸易和生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很高，从而，利用它们增加资产的流动性，作为在企业原先专门从事的特定产业或经济活动领域内外应对竞争斗争升级的防御或进攻武器，在经营上是十分合理的。因为流动性使企业不但能逃脱 对资本价值的屠杀 它早晚总会由于资本积累过剩和新旧经营领域竞争的加剧而发生，还能以折扣价格接管那些不太谨慎和 非理性繁荣 企业的资产、顾客和供应商，这类企业让自己回收的现金流继续沉淀到固定资本和商品生产中。

美国复兴的金融基础(3)

　　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竞争战略不是别的，正是产品周期逻辑在其他手段下的延续，布伦纳本人在另一个背景下曾经提到过。对特定时代的主导资本主义组织来说，产品周期的逻辑就是通过这种或那种 创新 ，把资源不断地从过于拥挤（从而盈利较少）的市场转移到那些不太拥挤（从而更有利可图）的市场上。当升级的竞争降低了商品市场上相对空置和有利可图的位置时，主导资本主义组织还有最后一个避难所，让它们能撤退进去并把竞争压力转移出去。这个最后的避难所就是熊彼特所说的 资本主义体系的总部 货币市场。正如在第3章已经提到、在第8章还要进一步阐述的，体系范围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资本不断金融化的这种趋势，是历史资本主义各种组织形式在工业革命前后持续存在的最明确的标记。有关这个趋势的详细讨论，见Arrighi，TheLongTwentiethCentury，pp 220-38。

　　在这方面，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资本遵循着与一个世纪之前英国资本类似的轨迹，英国资本当年对制造业竞争加剧的反应同样是实施金融化。在世纪之交，当英国资本的金融化已经处于先进阶段的时候，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Mackinder）对一群伦敦银行家的讲话中指出：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强化了一个单一票据交易所的重要性，它 将永远位于拥有资本最多的地方 我们本质上是拥有资本的人，拥有资本的人永远能够分享其他国家脑力和体力活动的成果 。引自PeterJ Hugill，WorldTradesince1431：Geography，Technology，andCapitalism(Baltimore，MD，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3)，p 305。这的确是爱德华时代 流金岁月 的情况，那时将近一半的英国资产位于海外，大约10%的国民收入来自对外投资的利息。A K Cairncross，HomeandForeignInvestment，1870-1913(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3)，pp 3，23.彼得·马赛厄斯（PeterMathias）指出，英国的对外投资 并不仅仅是 盲动资本 ，而是食利者们的 盲动资本 ，这类资本由金融家和商人组织起来，瞄准的是随企业运行而兴的贸易 。英国在美国建造铁路，更不必说在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和阿根廷等国建造铁路， 有助于英国实现开发这些大片陆地以及发展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目的 。见PeterMathias，TheFirstIndustrialNation：AnEconomicHistoryofBritain，1700-1914(London，Methuen，1969)，p 329；同时参见StanleyD Chapman，MerchantEnterpriseinBritain：FromtheIndustrialRevolutiontoWorldWarI(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p 233ff。

美国复兴的金融基础(4)

　　尽管美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都强大得多，但是，与英帝国相比，通过金融化来分享其他国家 脑力和体力活动的成果 对美国资本来说却更费劲。当然，美国在组织垂直一体化跨国公司上的绝对优势是把这种分享在整个20世纪付诸实践的高度有效的手段；当然，在整个美国历史上，移民也导致了世界其他各地的脑力和体力 流失 。美国公司在实现了它们的大陆一体化后几乎立即变成了跨国公司。见StephenHymer， TheMultinationalCorporationandtheLawofUnevenDevelopment， inJ N Bhagwati，ed ，EconomicsandtheWorldOrder(NewYork，Macmillan，1972)，p 121。到1902年，欧洲人已经开始谈论 美国的入侵 ；而到了1914年，美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已经达到了美国GNP的7% 与1966年的百分比相同，当时欧洲人再次感到面临 美国挑战 的威胁。见MiraWilkins，TheEmergenceofMultinationalEnterpris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0)，pp 71，201。但是，与19世纪的英国不同，美国在结构上并没有朝着担任全球票据交易所角色的方向发展；它对全球经济的关系其实是自我中心并大致自给自足的大陆性经济。

　　1950年代早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基金会和国家计划协会资助的一个研究小组强调了这种不同。它对如下推测提出了挑战，即 运用与19世纪基本相同的手段就能再次造就一个充分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 ，它指出，尽管与19世纪的英国一样，美国也是一个 成熟的债权人 ，但它和世界的关系与英国完全不同。后者 完全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在很大程度上使体系可以成功运作，原因是英国依赖外贸，它的商业和金融组织拥有无处不在的影响力，以及它的国家经济政策与世界经济一体化所需要的政策基本一致 。相反，美国 只是部分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并且它还部分地与之竞争，而后者往往不时扰乱美国惯常的运作方式和速度。能把世界贸易体系联合起来并管理其日常运行的美国商业和金融组织网络并不存在 。WilliamY Elliott，ed ，ThePoliticalEconomyofAmericanForeignPolicy：ItsConcepts，Strategy，andLimits(NewYork，HenryHolt，1955)，p 43.这个差别非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即使在其1980年代和1990年代自由主义 十字军 远征的高潮中，美国也没有像英国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所做的那样，单方面坚持自由主义信条的清规戒律。见BeverlyJ SilverandGiovanniArrighi， Polanyi s DoubleMovement ：TheBelle poquesofBritishandU S HegemonyCompared， PoliticsandSociety，31，2(2003)。

　　20世纪前半叶资本家之间的斗争表现为世界市场不断碎化并最终崩溃，在这种条件下，美国经济的规模、自我中心性和相对自足性使美国资本获得了决定性竞争优势。美国在组织垂直一体化跨国公司中的主导地位，使它能通过直接投资，挫败这个时期猖獗的保护主义。不过，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动了全球市场的重新统一和扩张，这种成功本身削弱了这些优势；继之而起的国际竞争加剧则在某些方面把它们变成了不利条件。

美国复兴的金融基础(5)

　　一个扩大而统一的世界市场，让规模更小、不那么自我中心和自给自足的那些国家的企业能够享受与美国企业相当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好处。当数量和种类（包括国籍）出现爆炸性增长的时候，这种垂直一体化、实行官僚化管理的跨国公司的优势 当这样的公司只有几百家并主要是美国公司的时候，它们势不可当 很快就消失了。到1980年，估计有1万多家这样的公司，而到1990年代早期，其数量已经三倍于此。JohnM StopfordandJohnH Dunning，Multinationals：CompanyPerformanceandGlobalTrends(London，Macmillan，1983)，p 3；SatoshiIkeda， WorldProduction， inT K Hopkins，I Wallersteinetal ，TheAgeofTransition：TrajectoryoftheWorld System，1945-2025(London，ZedBooks，1996).由于它们相互之间的竞争加剧，它们被迫把原来在本组织内部进行的小型营业活动外包出去。从而，1870年代以来让美国资本大发其财的垂直一体化和官僚化经营倾向，就开始为非正式网络和小营业单位随后的复兴倾向所取代。ArrighiandSilver，ChaosandGovernance，ch 2；cf ManuelCastellsandAlejandroPortes， WorldUnderneath：TheOrigins，Dynamics，andEffectsoftheInformalEconomy， inA Portes，M Castells，andL A Benton，eds，TheInformalEconomy：StudiesinAdvancedandLessDevelopedCountries(Baltimore，MD，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9)，pp 27-9；MichaelJ PioreandCharlesF Sable，TheSecondIndustrialDivide：PossibilitiesforProsperity(NewYork，BasicBooks，1984)，pp 4-5，15，19-20；BennettHarrison，LeanandMean：TheChangingLandscapeofCorporatePowerintheAgeofFlexibility(NewYork，BasicBooks，1994)，pp 244-5.

　　我们在后面几章将看到，工商业组织形式的这种逆转对提高东亚经济对美国的竞争力上至关重要。但眼下，让我们仅仅指出，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缺乏有机一体化 这在20世纪上半叶是美国资本的一个主要优势 变成了对美国资本能力的一种限制，使它不能充分利用1970年代在国内外获得发展势头的金融化趋势。同样在这个方面，美国在尼克松时期采取的通货膨胀危机管理战略事与愿违。无论它如何成功地把盈利能力危机的负担从美国资本再分配到了美国劳工和外国竞争者身上，这个战略产生了适得其反的后果，因为它把资本金融化释放出来的大量流动性从美国经济及其货币中排斥出去。相反，为什么货币主义反革命在导致美国力量下降的逆转上取得了如此惊人的成功，其主要原因是，它使全球资本重新大规模地流向了美国和美元。

　　这种流向的改变把美国从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世界流动性和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转化为1980年代迄今世界的主要债务国和流动性吸收国。流向改变的程度可以从图5-2美国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变化中看到。布伦纳可能有理由怀疑，这种规模的负债水平能否长期持续下去。不过，在大约20年里，大量增加的外债使美国能够把1970年代恶化的危机转化为 流金岁月 ，与英国爱德华时代相比毫不逊色，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加蔚为壮观。

　　图5-2经常项目收支余额，1980~2005年

　　注：数字为10亿现价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September2006。

美国复兴的金融基础(6)

　　首先，它使美国能够用金融手段实现它用军事力量不能实现的目标 在冷战中打败苏联，并驯服造反的南方。大规模的海外举债，主要是从日本举债，对里根时期的军备竞赛升级（主要通过 战略防御计划 ，尽管这并非是唯一的举措）是必不可少的，它大大超过了苏联所能企及的。这种升级与慷慨支持阿富汗对苏联占领的抵抗结合在一起，迫使苏联陷入了一场它不能取胜的双重对抗：在阿富汗，它的高科技军事机器处于美国在越南遭到失败的同样困境中；而在战备竞赛中，美国能够动员苏联完全不能企及的金融资源。

　　与此同时，让巨额资本转而流入美国使南方国家1970年代经历的资本洪流突然间变成了1980年代的 干旱 。以墨西哥1982年无力偿还债务为第一个信号的这次干旱，可能是把竞争压力从北方转到南方以及引发南方地区的财富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现大分流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出于历史原因，那些在获得美国对廉价工业品需求扩张份额的竞争中拥有强大优势的地区 最明显的是东亚 往往受益于资本流动的这种重新定向，因为它们国际收支的改善使它们不再那么需要与美国在世界金融市场进行竞争，事实上还把其中一些国家变成了美国的主要贷款方。其他的地区 最明显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由于历史原因，在争取获得北美的需求份额的竞争中其劣势特别突出。这些地区往往出现国际收支困难，把它们置于不得不与美国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直接竞争的无望境地。有关对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全球新环境中东亚的比较优势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比较劣势的初步分析，见GiovanniArrighi， TheAfricanCrisis：WorldSystemicandRegionalAspects， NewLeftReview，II/15(2002)，pp 24-31。无论哪种方式，美国都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得到了好处，因为美国的工商界和政府下属机构占据了最优越的地位，能在全球竞争和权力斗争中动员起来以便获取南方的 赢家 急切提供的廉价商品和信贷，以及南方的 输家 不得不打折出让的资产。

　　最后，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对 凯恩斯主义卷土重来 也是必不可少的，它把美国和世界经济从货币政策由极端宽松转向极端从紧而引发的严重衰退中拯救出来。这场严重衰退，伴随着福利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中的破产，是美国和其他核心国家中工人杠杆崩溃的真正转折点。当然，1970年代的滞胀已经削弱了工人针对把竞争加剧的负担转嫁到自己身上而进行的抵抗。但是，只是在1980年代，在所有核心国特别是美国，自下而上对货币工资的压力才缓和下来，工人开始把依靠政府控制价格上涨作为保护自己生活水平的最后机会。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顾问艾伦·巴德（AlanBudd）在回顾往事时公开承认， 这个现象，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危机，它重新建立了劳动后备军，让资本家从此以后能获得高额利润 。引自DavidHarvey，SpacesofHope(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0)，p 7。

美国复兴的金融基础(7)

　　布伦纳认为，劳工杠杆的弱化在美国比在其他核心地区更为严重，因此有助于1990年代美国盈利能力的恢复。同样，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后来也把美国与日本和欧洲公司相比在生产率和利润的增长上更为成功，归因于日本和欧洲的 劳动力市场相对僵硬，从而成本更高 。 因为我们解雇工人的成本更低， 他解释说， 雇用的潜在成本和扩大就业的风险也就更小 。 ForGreenspan，FlexibilityKeytoU S Gains， International HeraldTribune，July12，2000.不过，尽管这无疑是美国1990年代盈利能力复归的一个因素，布伦纳（以及格林斯潘）完全聚焦于制造业再次产生了误导，因为大逆转主要并不是由于美国实际工资的增长相对更慢，而是由于美国经济进行了全面的重新定向，以便在国内和全世界充分利用金融化提供的机会。从这个观点看，美国和其他核心地区的 去工业化 肯定对受其直接影响的工人具有负面含义；但对美国经济在总体上并没有如此悲惨的含义，特别对美国的富裕阶层而言。更确切地说，它是1990年代美国财富和力量出现了重大复兴的必要条件，那时 借用兰德斯对爱德华时代的描述，尽管继续在南方和前东方穷兵黩武或警示即将到来的文明冲突，但一切似乎再次走上了轨道。

挥之不去的越战综合征(1)

　　21世纪来临之际， 帝国 和 帝国主义 字眼又流行起来。请原谅，约翰·伊肯伯里（G J Ikenberry），它们的回归并非起因于 美国单极时代 的出现。在这个时代，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现代历史上首次可以不受其他强权制约而在全球舞台上为所欲为 。G J Ikenberry， IllusionsofEmpire：DefiningtheNewAmericanOrder， NewYorkTimes，March16，2004.这个时代始于1989年苏东集团解体，但整个1990年代，关键词却是 全球化 而非帝国或帝国主义。而且正如伊肯伯里本人所言，对美国独一无二全球实力的谈论往往是在 霸权 的标题下进行的。甚至挑剔的思想家，包括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也发现帝国和帝国主义的概念几乎不具分析价值。LeoPanichandSamGindin， GlobalCapitalismandAmericanEmpire， inL PanichandC Leys，eds，TheNewImperialChallenge(London，MerlinPress，2003)，pp 2-3.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后，卡明斯声称，本来可以利用选举作为显微镜来观察 帝国主义 一词的使用，进而描述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BruceCumings， GlobalRealmwithNoLimit，GlobalRealmwithNoName， RadicalHistoryReview，57(1993)，pp 47-8.这当然有些夸张，但夸大之词包含着真理的重要成分。

　　2000年《帝国》一书的出版也未能使形势大幅改观，因为哈特（MichaelHardt）和内格里（AntonioNegri）的这部作品只是重新包装并彻底歪曲了全球化言论的核心原则，其中包括这样的命题，即在目前全球经济和信息一体化的环境下，没有民族国家可以构成帝国主义项目的核心，甚至美国也不行。确实，哈特和内格里把帝国描绘为世界准则的逻辑和结构，这在关键方面同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创立的帝国主义学说是相互对立的。MichaelHardtandAntonioNegri，Empire(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p xiv，327-32.有关该书的各种批评分析，请见GopalBalakrishnan，ed ，DebatingEmpire(London，Verso，2003)。

　　直到2001年，作为对 9·11 事件的回应，布什政府接受了一个新的帝国项目 美国新世纪计划中的帝国项目。这才是同1990年代的一次真正决裂。这种反思与60年前开创第一个美国世纪的行动相比，又有一个奇怪的相似之处。19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和日本的兴起都令罗斯福相信，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对于确保国内安全和繁荣是必要的。但只要美国人民相信大陆孤立主义能确保其安全，外交政策中的不干涉主义潮流就难以发起挑战。舒曼一直辩称，从欧洲战争爆发到珍珠港事件， 罗斯福无疑在祈祷一些引人注目的实证，以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当他如愿以偿时， 罗斯福精明地利用了珍珠港事件引发的意识形态上的民族主义情绪，详细阐述了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借此向美国人承诺了秩序、安全和正义 。FranzSchurmann，TheLogicofWorldPower：AnInquiryintotheOrigins，Currents，andContradictionsofWorldPolitics(NewYork，Pantheon，1974)，pp 40-1.

挥之不去的越战综合征(2)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孤立主义倾向又占据上风。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很清楚，诉诸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理由和美国的经济利益，都不足以胜出。因此在起草后来成为杜鲁门主义的文件时，他们接纳了阿瑟·范登堡臭名昭著的建议 通过夸大全球共产主义威胁的观点来 吓倒美国人民 ThomasJ McCormick，America sHalfCentury：UnitedStatesForeignPolicyintheColdWar(Baltimore，MD，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9)，pp 77-8.。这一伎俩成功地争取到国会对马歇尔计划的支持。1950年4月杜鲁门原则上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设想要大规模重整美欧军备，但要确保为此所需的足够资金则需更多论据。这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没有给出精确数字，但有人估算，每年经费支出比五角大楼为1950年申请的最初数额高出3倍。

　　对于政府来说，从财政上持保守态度的国会手中搞到这笔钱绝非易事，即使以反共的名义。此时需要的是一场突发的国际事件，而自1949年11月以来，国务卿艾奇逊一直在预言，1950年的某个时候这种事件会出现在亚洲周边 朝鲜、越南、中国台湾地区或所有这3个地区。在总统审阅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两个月后，危机发生了。艾奇逊后来会说： 朝鲜出现了，救了我们。 ThomasJ McCormick，America sHalfCentury：UnitedStatesForeignPolicyintheColdWar(Baltimore，MD，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9)，p 98.

　　很难说布什总统从宣誓就职到2001年9月11日间的8个月一直在祈祷什么，但我们知道，政府中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发起者正等待着推行其长期酝酿的新帝国战略的机会。有关美国新世纪计划的详情，请见网页http：//www newamericancentury org。有关其倡导者的发迹过程，请见ArthurSchlesingerJr， TheMakingofaMess， NewYorkReview，September22，2004。他们上任之初的几个月并不顺，但奥萨马·本·拉登对艾奇逊做了诠释，救了他们。正如迈克尔·曼恩所言，他提供了 大众动员力和目标 。MichaelMann，IncoherentEmpire(London，Verso，2003)，p 9. 原教旨主义者 和 无赖国家 的威胁成了新的恐怖因素，吓倒了美国人民，赢得国会对入侵伊拉克的几乎一致支持。而在此前1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一直在就此进行鼓吹却未能成功。有关新保守派早在 9·11 前就要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决心，请见RonSuskind，ThePriceofLoyalty：GeorgeW Bush，theWhiteHouse，andtheEducationofPaulO Neill(NewYork，Simon&Schuster，2004)andRichardClarke，AgainstAllEnemies：InsideAmerica sWaronTerror(NewYork，FreePress，2004)。Clarke记述了如今众所周知（臭名昭著）的那次内阁会议，在 9·11 后不到一天举行的这次会议上，拉姆斯菲尔德指出， 阿富汗没有像样的轰炸目标 ，因此 我们应该考虑转而轰炸伊拉克 ，因为它有 更合适的目标 。

挥之不去的越战综合征(3)

　　正是这一发展扭转了用来描述美国紧急帝国计划的帝国和 帝国主义 等字眼的命运。这一计划的目标衰退速度之快、程度之深甚至超出其批评者的预期，因此 帝国 和 帝国主义 的字眼或许来去匆匆。但可以预期，即使确实如此，引发美国新世纪计划紧急状态以及布什政府采纳该计划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都将以某种形式存在下去。这种环境同本书第二篇讨论的全球政治经济动荡是否有关，如何互动，及其在反恐战争的影响下如何改变，都有着特殊重要性。

　　本章我将分析新保守派帝国计划的阐述以及美国霸权向我们先前仿效古哈所称的没有霸权的统治的演变。首先，我着重论述伊拉克战争在结束所谓的越战综合征并奠定美国新世纪基石方面的双重挫折。然后，我将转向新保守派帝国计划在抑制美国经济下滑方面的失败，并得出结论，伊拉克冒险行动无意中产生的最重要的后果，是全球经济中心向东亚回归、东亚经济中心向中国回归的趋势的增强。

　　正式宣布结束敌对状态后6个月内，很多评论员注意到，尽管伊拉克不是越南，但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诸如 泥潭 、 消耗 、 互不信任 和 伊拉克化 等字眼使目前的辩论看上去 与伊拉克的关系同与越南差不多 。C R Whitney， WatchingIraq，andSeeingVietnam， NewYorkTimes，November9，2003.在伊拉克就像在越南一样，美国在战胜相对弱小的军事对手上的困境加剧，损害着美国军事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信誉。但我想说，正因为伊拉克不是越南，所以在伊拉克的失败对美国实力构成的挑战比越南还要严峻。

　　如前文所述，越南战争是美国霸权 信号危机 的核心事件。但在198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1968~1973年的信号危机让位于美国财富和权力的显著复兴。这一时期完全可以同一个世纪前英国的 流金岁月 相媲美。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复兴达到最高点，美国开始自我炫耀而且也被广泛视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军事大国。然而，暗中存在的使越战陷入泥潭的问题却从未实现逆转，美国军力的实际信誉也未能完全恢复。

挥之不去的越战综合征(4)

　　美国在越南战败后参与的一系列军事冲突引人注目，因为美国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避免导致那场溃败的情况重演。1983年美国在贝鲁特的海军基地发生爆炸造成241名美国人死亡后，从黎巴嫩起飞的美机在这方面就是例证。从那时到苏联解体，美国要么发动代理人战争（就像在尼加拉瓜、柬埔寨、安哥拉、阿富汗以及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拉克那样）1984年3月，正是在伊拉克对伊朗发动化学武器袭击的当天，拉姆斯菲尔德无视萨达姆·侯赛因的暴行，作为里根特使飞往巴格达，给予其美国的支持。4年后，尽管萨达姆把伊拉克北部数以百计的村庄夷为平地并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库尔德人，但华盛顿仍向其提供了5亿美元补贴以购买美国农产品。随后一年，美国政府把补贴翻番至10亿美元，并向其提供了高质量的炭疽菌孢子以及可用于生化武器生产的两用材料。见S Milne， WeAreSleepwalkingintoaRecklessWarofAggression， Guardian，September27，2002；andA Roy， NotAgain， Guardian，September27，2002。，要么以弱小国家为对手（格林纳达、巴拿马），要么利用美国高科技武器占绝对优势的空中打击（利比亚）。引发这些冲突的里根主义有时被称做 第三世界撤退 。 第三世界撤退 最终适得其反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对特定国家造成无法形容的损失和危害。仅举一个例子，30万儿童直接或间接死于残忍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在美国支持下发动的漫长的安哥拉内战。见D Aaronovitch， TheTerribleLegacyoftheReaganYears， Guardian，June8，2004。有关里根主义在培养未来恐怖分子方面的更长远影响，请见MahmoodMamdani，GoodMuslim，BadMuslim：America，theColdWar，andtheRootsofTerror(NewYork，Pantheon，2004)。

　　与此同时，美国加强了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主要（但不仅是）通过战略防御倡议，而这远远超出了苏联经济的承受能力。军备竞赛升级使苏联腹背受敌：一方面在柬埔寨，其高科技军事装备遭遇到同导致美国在越南战败一样的困难；另一方面在军备竞赛领域，美国可以调动数量远远超过苏联能力所及的财力资源。然而，苏联最终落败却丝毫无助于越战综合征的消除。如果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源于美国的实力，那么这是因为美国超强的财力而非军力；如果说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军力，那么这证实而非推翻了越战的结论。阿富汗战争同越战一样，都表明由冷战大国控制的高科技军事装备并不足以在地面上管控第三世界国家，但却可以成功地复制 恐怖平衡 。

　　很多人假设，没有苏联的支持，越南本来无法战胜美国，就像阿富汗的军阀和游击队没有美国的援助无法战胜苏联一样。但苏联的解体却未创造出对此进行检验的机会。另外，莫斯科被征服也为美国铺平道路，使其可以动员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其扮演世界警察的行动达到朝鲜战争后难以想象的程度。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占领科威特，立即为这类行动提供了良机。美国迅速抓住机会，通过电视转播了一场高科技焰火表演。据安东尼·津尼将军说，1991年的沙漠风暴 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国外等着我们的混乱局面可以通过良好的、规范的军事行动来收拾，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样。事实上，沙漠风暴取得成功的唯一原因在于，我们力图迎击这个星球上唯一的笨蛋，他如此愚蠢以至于想挑战我们再打一场二战 。见TomClancywithAnthonyZinniandTonyKoltz，BattleReady（NewYork，Putnam，2004）。不过，正如约翰·麦凯恩（JohnMcCain）所指出，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胜利 并没有消除占据着（美国）国民意识的越战综合征 在他看来，这是因为萨达姆·侯赛因并没有被推翻。引自C R Whitney， WatchingIraq，andSeeingVietnam， NewYorkTimes，November9，2003。美国新世纪宣扬者对推翻萨达姆执迷不悟，在这方面的类似观点无疑更为突出。比如，曾担任第一任布什政府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的沃尔福威茨批评说，1991年海湾战争后，政府未能 处理萨达姆 。见 DemocratsTargetWolfowitzonIraqCrisis， NewYorkTimes，May18，2004。其他评论家指出，第一次海湾战争 旨在同越战完全不同。目标是战胜敌人并迅速撤离，而非长期、逐步地动用武力 。M R Gordon， ASequel，NotaRe-run， NewYorkTimes，March18，2003.这一战略就是广为人知的鲍威尔主义，美国避免越战后果重演而非使其逆转的努力由此达到顶峰。

挥之不去的越战综合征(5)

　　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在索马里 人道主义 使命的幌子下，很快出现了检验美国在地面充当第三世界警察角色的军事能力的尝试。这一尝试遭到惨败：一名美国人的尸体被拖着在摩加迪沙街头示众的电视镜头导致越战综合征在美国国内抬头，并导致美军迅速撤离。但在克林顿政府时期，鲍威尔主义越来越成为一种困惑，致使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问出了她那个著名的问题： 假如我们不能动用这支你终日挂在嘴边的伟大军队，那么拥有它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波斯尼亚执行 人道主义 使命并对抗南斯拉夫残存体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表明 拥有这支伟大军队 是有意义的。同样，科索沃战争旨在表明，对于美国选择性采取的扮演世界警察角色的行动，联合国的事先授权既是受人欢迎的，但也是可有可无的。更可靠的北约授权就足够了。可从军事上来说，科索沃战争所能证实的一切都是人们已众所周知的：华盛顿的科技实力足以炸毁它选择的任何国家。但它无法证明，美国政府在海外扮演世界警察角色的行动中甘冒美国公民的生命危险，因为此类行动对美国公众几乎毫无意义。

　　9·11 事件前夜，不愿冒此类风险的思想仍是美国军事巨人的软肋。对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攻击所带来的冲击改变了形势，提供了一个对美国公众有意义的宣战理由。但是，即使在获得国内外广泛支持的阿富汗战争中，布什政府几乎也未表现出甘冒美国人生命危险的倾向，就算这样做会影响到美国公开宣称的与本·拉登 你死我活 目标的实现。取而代之的是阿富汗承担了大多数地面战争，以致《华盛顿邮报》评论员嘲讽道：

　　美国打这场战争没花多少钱。美国对其本土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攻击所做出的反应就是征用雇佣军。美国甚至不愿派兵封锁巴基斯坦边境。谁知道有多少本·拉登的好战者从那儿通过？谁知道其中是否有本·拉登本人？R Cohen， EvenaLow-RiskWarBringsItsOwnCost，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January9，2002.

　　对于布什政府很多令人费解的行为的例证，无能和意识形态驱动的不理智是共同的、有时是貌似合理的解释。然而，如果反恐战争的目标不仅是捉拿恐怖分子，而且是为实现美国新世纪而重塑西亚地缘政治，那么在阿富汗打一场 没花多少钱 的战争并且在对本·拉登的追捕中避免伤亡，则是非常合理的选择。从这个更宽泛目标的角度看， 9·11 后要对美国在海外战争中承受伤亡损失的部署进行检验，阿富汗是个最不吉利的地方。有人假设，与进军占领伊拉克相比，要在阿富汗 完成任务 将有更多的美国人伤亡，而且人员伤亡的政治、经济回报率不断下降。这种假设是相当合理的。

挥之不去的越战综合征(6)

　　对巴格达的闪电战取得成功，伊拉克武装力量实际上未做抵抗，这似乎验证了我们的预言。可时至2003年6月，美军伤亡人数开始无情地攀升。更糟糕的是，人员伤亡的政治、经济回报率急剧下降，因为美国根据自身利益重塑伊拉克的计划同地面的事实相冲突，更不要说重塑西亚地区了，以致该计划不得不修改、删减或彻底放弃。然而，这次华盛顿似乎决意要 完成任务 ，即使它一直在重新定义 任务 的性质。入侵伊拉克一年后，面对困境不断加剧，布什仍喊出了 我们在伊拉克必须坚持既定道路 的口号，尽管其手下的将领在公开发表批评意见。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津尼将军反驳说： 这条道路通向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上空。 ChalmersJohnson， WhyIIntendtoVoteforJohnKerry， TheHistoryNewsNetwork，June14，2004，p 1.时至2005年，美军不仅看上去完全无法完成任务（无论什么样的任务），而且开始面临类似于越战时出现的素质和士气的分崩离析，而且没有预案。另一种选择似乎不再是非输即赢，正如一位海军陆战队军官所言： 我们要么在伊拉克失败并毁掉陆军，要么只是失败。 时至2006年12月，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中说： 陆军现在这种状态只能遭到失败。 布什也首次承认，美国不会取得伊拉克战争的胜利，并命令新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起草增加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力的计划，而该计划刚刚在几个月前被其遗弃。P Krugman， TimetoLeave， NewYorkTimes，November21，2005；Editorial， ArmyStretchedtoBreaking， Minneapolis-St PaulStarTribune，February20，2006；P Rogers， ATaleofTwoInsurgencies， OpenDemocracy，June1，2006；P Baker， U S NotWinningWarinIraq，BushSaysforFirstTime， WashingtonPost，December20，2006.但到那时，危机管理已取代原则政策。

　　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不再主动行动，而是被动应对，通常是在巴格达传出最新的坏消息时。由于对伊拉克发生的事件失控，乔治·W 布什总统发动 全球反恐战争 的战略已彻底失败。他的航行迷失方向 伊拉克是第一步。如果成功，这将为布什政府沿着相似的路线迈出第二步、第三步和第四步铺平道路。现在，第一步所造成的失望和挫折使整个计划举步维艰。A Bacevich， Bush sIllusions，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December22，2006.

　　2004年，保守派列克星敦研究所一位防务专家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对美国来说多么严重， 因为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越南和索马里的一幕现在又在伊拉克重演 。时至2006年10月，甚至布什也不得不承认，伊拉克眼下的乱象 可以 同春节攻势相比，而后者当时使美国公众转而反对越战。B Bender， StudyTiesHussein，GuerrillaStrategy， BostonGlobe，October11，2004；M FletcherandP Baker， IraqViolence， NoChild OccupyBush， WashingtonPost，October19，2006.事实上，与在越南相比，美国在伊拉克面临的问题要严重得多，政治困境相差无几。当年，因为用尼克松的话说，撤军将证明美国是 一个可怜的、无助的巨人 ，并将鼓舞 全世界的集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W Pfaff， ReclaimingtheU S Army，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July24-25，2004.所以在其徒劳的行动变得显而易见后的很长时间，华盛顿一直感到难以结束战争。同样，尽管如今伊拉克局势 严重而且不断恶化 ，即使战争批评家布伦特·斯诺克劳夫特（BrentSnowcroft）也主张，不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任务就撤军，将证明 美国巨人步履蹒跚，正在丧失意志 ，从而为各地的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者壮胆。B Snowcroft， WhyAmericaCan tJustWalkAway，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January4，2007.事实上，甚至早在考虑撤军之前，美国的行动就使人想起 一个可怜的、无助的巨人 的形象。因此，在一个更丰富多彩的表述中，沙特阿拉伯的《阿拉伯新闻》描写道，随着阿布格莱布丑闻的曝光，美军力量就像 一个有着肌肉被捆绑的牛那样的反应速度和老鼠那样有限理解力的庞然大物 。引自P Kennicott， AWretchedNewPictureofAmerica， WashingtonPost，May5，2004。这一形象令人回想起那个 可怕的隐喻 ，曼恩在其中阐述了他的预见性分析，即 美利坚帝国结果将成为一个军事上的巨人、经济上的次要驱动力、政治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幽灵。由此成为一个烦躁、畸形的怪物，在全世界笨拙地挣扎 。见Mann，IncoherentEmpire，p 13。但与在越南遭受的失败相比，美国因无法如愿消灭伊拉克人的抵抗而面临的实力损失要严重得多，难以挽回得多。

挥之不去的越战综合征(7)

　　很多评论家，包括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等一开始就对战争持批评意见者都认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对西亚石油的依赖。 由于已然占领伊拉克，我们无法自我解脱。国内的撤军压力很可能像在越战期间一样逐渐加大，但撤军将对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在这方面，伊拉克比越南更糟，因为我们依赖中东石油。 见G Soros， TheUSIsNowintheHandsofaGroupofExtremists， Guardian，January26，2004。其实不然，如前文所述，更确切地说，尽管有相似之处，但伊拉克不是越南。从纯军事角度看，伊拉克叛乱分子同越南人不同，他们未动用重装甲车辆，不具备在有利的自然条件下开展游击战的长期经验，也没有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支持。从各方面讲，与越南相比，他们远称不上强有力的对手。另外，自美国从越南撤军到占领伊拉克之间的30年间，美军专门为推翻越战的结论而进行了根本改造。这次武装力量的 职业化 行动旨在改进其战备能力，同时消除因文职士兵和临时军官不断调换而对军事行动和军纪造成的制约。再加上在这30年间美国武器超乎寻常的技术进步，这次重建使其军事装备的毁灭能力比越战时期高出许多。

　　总之，美国占领军和伊拉克当地抵抗力量之间的实力悬殊程度已和越战时期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为什么布什政府希望占领伊拉克将会推翻越战结论，但这也是为什么一旦不能如愿以偿，将对美军能力的信誉构成比在印度支那战败严重得多的打击。如果说鲍威尔主义提出了仅拥有而不能动用的一支伟大军队还有什么意义的问题，那么正如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Bacevich）所指出，伊拉克泥潭提出了一个麻烦得多的问题： 如果结果像费卢贾、纳贾夫和卡尔巴拉的出现那样，动用这支伟大的军队又有什么意义呢。 AndrewBacevich， AModernMajorGeneral， NewLeftReview，II/29(2004)，p 132.

　　当然，不管伊拉克战争的结果如何，未来一个时期美国仍将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大国。但正如美国在越南的困境引发了美国霸权的信号危机一样，回顾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十有八九会被认为其引发了美国霸权的终结危机。弗雷德·哈利迪从不同角度发表了相似的观点。他声称， 2004年春季，我们处于当代最大、最棘手的一个 全球 危机中。这不是世界大战或大国间的战略军事冲突 像贯穿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那样的冲突形式。这也不是像1929年和（严重程度低些的）1973年那样的重大国际经济危机。但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们面对着一种很可能影响地球上每个人并对全球产生严重影响的形势 。请见FredHalliday， AmericaandArabiaafterSaddam， OpenDemocracy，October12，2004。这场危机在较长时间内一直处于形成状态，而且注定不论布什或其他政府采取什么行动，早晚会以某种形式爆发。但这场危机目前的特殊表现形式一直由入侵伊拉克的决定所左右。做出该决定是希望通过一场轻而易举的胜利，推翻越战结论并为美国新世纪奠定基础。

挥之不去的越战综合征(8)

　　如前所述，克林顿发动科索沃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证明，对美国在北约支持下采取的扮演世界警察角色的行动，联合国的支持是可有可无的。如今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目的则是要证明就连北约也是可有可无的。用一位新保守派外交政策专家的话说，这项假设在于，

　　在过去500年甚至更长时间，世界头号和二号大国之间的差距从未如此悬殊。考虑到美国的这一主导地位，（布什政府）相信现在足以坚定地表达美国的国家利益，所有人都会迎合这些利益。NormanOrnstein，AmericanEnterpriseInstitute，引自R Cohen，D E SangerandS R Weisman， ChallengingtheRestoftheWorldwithaNewOrder， NewYorkTimes，December11，2004。

　　正如结果所示，相关各方几乎都未如此。除了行为越来越像美国第51个州的英国和可怜的 自愿联盟 2004年底，该联盟据报道已成为一个 笑话 。在伊拉克仍然拥有军队的28个国家中， 只有8个国家的军队超过500人，大部分国家在那里只是装点门面。而且由于语言和装备方面的困难，一些特遣队或许不但无益而且成为了包袱，如马其顿的28名士兵和哈萨克斯坦的29人 。见N Kristof， Brother，CanYouSpareaBrigade？ NewYorkTimes，December11，2004。此后，除了英国和澳大利亚，各种规模的所有特遣队都已撤军或宣布撤军。，世界上其他国家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抗拒达到了美国霸权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当然，很多对入侵伊拉克持批评意见者并未因美国陷入困境而欢欣鼓舞。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一位高级顾问解释说：

　　当美国发现自己在海外陷入泥潭时，这会对世界其他国家构成巨大挑战。如果美国现在只是撤军，其他国家会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必须施压让美国留下的奇妙处境，而此前它们一直请求美国不要冒没有联合国授权就入侵的风险。迅速撤军后，国际关注的焦点将很快从美国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危险，转向世界因丧失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而产生的危险。问题在于，如果目前在伊拉克的战略确实不起作用，将没有令人信服的第二条路可走。增派美军或向伊拉克人移交政权，都不太可能有明显差别。美国一团糟，可我们也是。DominiqueMoisi， TheWorldIsTrappedintheIraqiQuagmire， FinancialTimes，November14，2003.

　　沿着这条思路做出的推论，或许促成了2003年10月16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一致通过。该决议为美国领导下的占领提供了一些合法性，并呼吁世界各国政府给予支持。然而，合法性主要（即便不仅是）对美国关系重大，因为面对占领伊拉克的人力、财力支出猛增，美国需要以此为手段从其他国家获取资源。其实联合国安理会仓促通过该决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确保随后一周联合国在马德里召开的 捐助国大会 的成功。正如我们将在第9章中阐述的，这次会议并不成功的结果，对美国从霸权向纯粹的主导地位转变而经历的实力衰退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衡量手段。

　　更恰当的衡量手段是美国在西亚地区影响力的下降。美国曾想通过占领伊拉克，根据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重塑西亚的地缘政治。时至2004年春天，伊拉克的困境消除了有关美国如何运用其占领地位问题的所有实际意义，以致托马斯·弗里德曼哀叹道：

挥之不去的越战综合征(9)

　　我们面临失去比伊拉克战争更重要的东西。我们面临失去美国作为世界道德权威和鼓舞人心的工具的地位。我一生中还从未见过美国及其总统像今天这样在全世界遭人厌弃 反恐战争是一场思想战争，要想拥有获胜的机会，就必须维护我们思想的权威性 我们仅靠自己无法赢得（与 9·11 袭击者的）思想战争。 但当你变得像无人愿意靠近的放射性物质那么危险时，则很难找到伙伴。 RestoringOurHonor， NewYorkTimes，May6，2004.

　　确实，美国已变得太像放射性物质那么危险 ，以至于不得不放弃在所谓大中东地区推动一系列美化性政治改革的计划。2004年2月，当一家阿拉伯报纸发表布什政府这个呼吁世界最富裕国家促进西亚政治改革的计划草案时，几位阿拉伯领导人勃然大怒，就连穆巴拉克都称该计划是 妄想 ，布什政府立即将此计划收回。几个月后，在佐治亚州海岛举行八国首脑会晤上，美国力图通过发起一项基于联合国有关阿拉伯地区人类发展报告的多边议程，以采用 软实力 工具。但该计划的起草者却严厉地批评这项倡议，指出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几乎毫无信誉可言，它同联合国发展报告关系越密切，对其工作权威性的破坏就越大。时至2004年12月，当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抵达摩洛哥出席一个旨在促进阿拉伯世界民主的首脑会晤时，美国已放弃了带头的努力。一位美国官员指出，阿拉伯领导人 愿意接受援助，但他们不愿进行改革 。J Brinkley， U S SlowsBidtoAdvanceDemocracyinArabWorld， NewYorkTimes，December5，2004；F Heisbourg， MideastDemocracyIsaLong-Term，GlobalProject，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March23，2004.

　　美国的问题不仅在于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广泛认为，入侵伊拉克旨在加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控制，也不仅在于对在伊拉克境内大规模复制以色列率先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推行的那种强制统治的憎恨： 军事策略惊人的对称 ； 对受害者的困境同样漠不关心 ； 对侵略者的不幸过度关心 。在开战前几个月，美国和以色列官员相当公开地表示希望，美国在伊拉克速战速决将向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证明挑衅得不偿失，从而促进以色列的安全和安定。有关这种影响的大量声明，请见SukumarMuralidharan， Israel：AnEqualPartnerinOccupationofIraq， EconomicandPoliticalWeekly，October9，2004。问题还在于（尤其在于），阿拉伯和穆斯林统治集团认为，对美国俯首帖耳比对其蔑视的成本更高，风险更大。当伊拉克的困境使美国对其他伊斯兰国家动用武力的威胁大多变得空洞乏力的同时，从伊拉克战争中获得最大力量的国家则是伊朗。在美国要实现政权更替的西亚国家目标清单中，伊朗紧跟在伊拉克之后。

　　美国消灭了伊朗的主要敌人，可自身在该地区的信誉受到严重损害。伊朗本国在伊拉克库尔德人和什叶派中的政治盟友已融入新的政府架构，而且前所未有的强大。如今该国随时准备在伊拉克任何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体系中发挥重大作用，如果说不是决定性作用的话。伊朗 看到美国在漫长的时期以高昂的成本陷入（伊拉克）困境，并未感到不快。什叶派 现在获得了公众、法律和国际承认的地位，这在阿拉伯国家政治史上尚属首次，令人高兴。F Halliday， AmericaandArabiaafterSaddam， OpenDemocracy，May132004.

挥之不去的越战综合征(10)

　　什叶派在伊拉克的主导地位同其在伊朗的统治地位相结合，尤其对那些同伊拉克接壤以及波斯湾沿岸的逊尼派国家构成威胁，因为其确实带有在长期受压制的什叶派人口中日益引发动荡的危险。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警告说： 如果伊拉克成为伊斯兰共和国，我们自己将面对一系列不仅限于伊拉克边境的新问题。 这些担忧为美国动员该地区的逊尼派统治者反对伊朗创造了机会，但该机会受到严格限制，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就所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而言，同美国亦步亦趋是危险的。R Khalaf， IranianNuclearAmbitionsWorryGulfArabStates， FinancialTimes，December18/19，2004；J F BurnsandR F Worth， IraqiCampaignRaisesQuestionsofIran sSway， NewYorkTimes，December15，2004；B Daragahi， Jordan sKingRisksShah sFate，CriticsWarn， LosAngelesTimes，October1，2006；B Snowcroft， WhyAmericaCan tJustWalkAway，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January4，2007.

　　很难说美国占领伊拉克最终将在更大范围的西亚地区产生什么结果。考虑到阿亚图拉政权的日渐衰退和不受欢迎，以及美国发动另一场不明智行动的可能性，即使伊朗的 胜利 或许也将证明是暂时的。确实，据西摩·赫什（SeymourHersh）和《纽约时报》的报道，布什主政的白宫似乎密切参与策划了2006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轰炸和占领，并支持了对真主党游击队的进攻。但这一行动也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这不仅未能提供对伊朗开战的可信借口，而且显示出以色列自己面对该地区因伊拉克被占领而出现的混乱时的脆弱性。尽管这一新的失败同美国对伊拉克什叶派善意的依赖一起，使对伊朗的军事进攻变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正如一位美军高官所言，2007年1月向波斯湾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及其战斗群的目的在于， 提醒伊朗人，我们也可以把矛头指向他们 。Z Mian， ChoosingWar，ConfrontingDefeat， EconomicandPoliticalWeekly，October7，2006；D E Sanger， OnIran，BushConfrontsHauntingEchoesofIraq， NewYorkTimes，January28，2007；M Slackman， IraqiTiestoIranCreateNewRisksforWashington， NewYorkTimes，June8，2006；F Halliday， Lebanon，Israel，andthe GreaterWestAsianCrisis ， OpenDemocracy，August18，2006；W Pfaff， CanBushForestallDefeat？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January13-14，2007；G Kolko， TheGreatEqualizer LessonsfromIraqandLebanon， JapanFocus，August25，2006.在此环境下，唯一安全的猜测是，不论伊拉克冒险行动的最终结果如何，与其最初设想都无相近之处。这很可能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美国世纪（ 漫长的 20世纪）的终结行动，而绝不是美国新世纪的开创行动。

全球化计划的夭折(1)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的全球政治经济中心地位的影响时，有关我们正目睹美国霸权终结危机的想法变得更加令人信服。正如哈维所强调，新保守派帝国计划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目标同新自由派对其所宣称的自我监管市场的信奉之说，仅部分相符。一旦自由市场的运作构成破坏美国中心地位的威胁，新保守派就准备把依据新保守主义发动的全球低强度战争转化为有能力一劳永逸地消除威胁的大规模冲突。对伊拉克的占领就是要成为这样一场冲突：一个较长时期战略中的首个战术行动，旨在通过使用武力，在未来50年或更长时间里建立美国对全球石油龙头乃至全球经济的控制。DavidHarvey，TheNewImperialis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3)，pp 24-5，75-8，84-5，190-2，201-2.

　　入侵伊拉克后意外出现的严重后果令人质疑，1980年代和1990年代 全球化计划 的哪些后果对美国实力构成如此大的威胁，以至于促使新保守派要到伊拉克去冒险。在1970年代的多场危机发生后，美国倡导的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自由化未能让美国实力大幅提升吗？对审慎地使用低烈度战争辅助下的、以美国为中心并由其制定规则的全球市场裁决的依赖，不是美国恢复其全球政治经济中心地位的最佳保障吗？

　　对于所谓全球化核心组成部分的多边贸易和资本流动自由化进程，布什政府一切有关自由市场的言论都从未像克林顿政府那么积极。确实， 全球化 一词即便有也很少出现于布什的演讲中。据一位高级总统助理说，这个词 令他不舒服 。2003年12月，当布什政府在23亿美元报复性制裁的威胁下，被世贸组织以其2002年对钢铁征收进口关税为由罚款时，这位助理解释说，白宫 认为，1990年代的错误就在于我们忘了把美国利益放在首位。因此全球化听上去就像要制定诸多可能会限制总统的选择并淡化美国影响力的规则 。引自D Sanger， WhileAmericaSellsSecurity，ChinaIsBuyingItsDollars， NewYorkTimes，December7，2003。另见ChalmersJohnson，TheSorrowsofEmpire：Militarism，Secrecy，andtheEndoftheRepublic(NewYork，MetropolitanBooks，2004)，p 272。 9·11 是对全球化承诺的最后一击 从那以后 美国退回到完全以国家利益为优先的定式 如今，当布什总统谈到任何跨边境合作或一体化时，通常是在反恐战争的大背景下，或指其最狭义的表达。 (见A Martinez， TheBordersAreClosing， LosAngelesTimes，June1，2005。)布什政府由此从签署多边自由贸易协议转向双边。 9·11 后不久始于卡塔尔多哈的新一轮全球贸易谈判是其支持的唯一一项多边谈判，两年后在坎昆引人注目地破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和欧洲坚持农业补贴。

　　布什政府试图摆脱全球化对美国实力的制约，这在金融领域最为显而易见。尼尔·弗格森（NiallFerguson）在对美国的金融地位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相比较时指出，就英国而言，霸权 还意味着货币霸权 。作为世界的银行，英国在其帝国兴盛时期 从来无需忧虑英镑挤兑问题 。而美国由于 先在阿富汗，现在又在伊拉克要推翻 流氓国家政权 ，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这一情形是由第5章和第6章讨论的美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逆差不断增长造成的。

全球化计划的夭折(2)

　　布什总统根据美国口味通过武力重塑世界的设想因此有了一个辛辣的结局：欧洲人（包括持批评态度的法国人）和日本人要（不情愿地）为相关军事行动提供资金。根据承担费用者获得支配权的原则，难道这未能给予他们一丁点儿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力吗？巴尔扎克曾说：如果债务人负债累累，就可以左右债权人；要命的是做一名小债务人。布什先生和他手下的人似乎吸取了这一教训。NiallFerguson， TheTrueCostofHegemony， NewYorkTimes，April20，2003.有关该论点的进一步论述，见NiallFerguson，Colossus：ThePriceofAmerica sEmpire(NewYork，Penguin，2004)，pp 261-95。

　　事实上，美国巨大经常账户逆差的主要融资国并非欧洲国家。正如图7-1所示，自1997~1998年的亚洲危机以来，全球北方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原第一世界国家）经常账户逆差一直在攀升，其中大部分源于美国的逆差，与之相伴的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原第三和第二世界国家）顺差的增长。正如我们将在后记中所述，引人注目的分歧在于，北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全球金融统治地位越来越依赖于一些国家资金和信贷的流动，而这些国家恰恰最有可能成为这一统治关系格局的受害者。丝毫不令人吃惊的是，一家美国思想库的研究主任对逐渐显现的这一形势提出了警告： 我们越来越依靠一些债权国，它们不是我们最密切的朋友，但对美国却有着越来越大的利害关系。 引自F Kempe， WhyEconomistsWorryaboutWhoHoldsForeignCurrencyReserves， WallStreetJournal，May9，2006。

　　图7-1经常账户收支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06年9月。

全球化计划的夭折(3)

　　到目前为止，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最重要的融资方一直是东亚国家政府，它们忙于购买大量美国国库券，并积累起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最初和最大的是日本，但越来越重要的还有中国。尽管 1990年代外国投资者将数万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股票和公司兼并 但（今天）大多数资金来自以日本和中国为首的外国政府而非私人投资者。其目标一直是要稳定汇率而非赢利 很多经济学家声称，亚洲中央银行创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非正式翻版，而那种固定汇率制度从二战后不久开始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初期 。见E Andrews， TheDollarIsDown，butShouldAnyoneCare？ NewYorkTimes，November16，2004。接近2004年底时，外国人大约拥有美国股票的13%，公司债券的24%，美国国库券的43%。见R J Samuelson， TheDangerousDollar， WashingtonPost，November17，2004。截至2006年8月，美国国库券的最大持有人是日本（6640亿美元），随后是中国（3390亿美元）。中国持有量超过了3个最大北方国家（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的总和（3000亿美元）。另外，在英国持有的2000多亿美元中，包括具体数额不详但数量很大的一部分来自非英国投资者对英国金融市场和机构的投资。估算数据引自F Norris， AccessoryforaU S BorderFence：AWelcomeMatforForeignLoans， NewYorkTimes，November4，2006。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政府对不断攀升的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给予资金融通的重要动机，严格来说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弗格森本人引述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思·S罗格夫（KennethS Rogoff）的讲话大意说，他将 相当关注经常账户逆差眼看着逐年扩大到（国内生产总值）5%或更多并且预算由盈余转为赤字的发展中国家 。当然，正如罗格夫匆忙加上的那句，美国不是 发展中 国家。但不论罗格夫还是弗格森都未指出，美国也绝不是普通的 发达 国家。在处理财政资金方面，美国期望从其他国家政府和国际机构（最初和最大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并确实得到了优惠待遇，这不是其他国家（不论多么 发达 ）所能希望得到的。这主要不是因为巴尔扎克的影响，而是因为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和中心地位，同时也是因为（至少在目前的伊拉克危机前）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世界政治稳定是必不可少的。从这点上来说，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实力和中心地位对美国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当年的英国。正如第5章所述，这是因为英国可依赖于美国所无法依赖的事物：一个英国几乎可以自由榨取资金和军事资源的领土所属帝国 印度。

　　因此，我们可以对美国没有 霸权 的统治情况做如下总结。正如当时处于相对衰落的类似阶段的英国那样，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攀升反映了美国企业在国内外竞争地位的恶化。并且像英国那样，尽管不太成功，但美国也通过全球金融中间媒介作用的专业化，部分抑制了这种恶化。然而，与英国不同，美国没有领土所属帝国供其榨取资源，进而保持其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中的政治军事突出地位。当然，英国最终失去其突出地位。来自建构帝国的新老对手的竞争加剧，创造了殖民地国民反抗的有利环境，帝国的成本已攀升并超过了收益。由于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让帝国为自己埋单，更不要说提供额外收入了，英国变得日益亏欠美国。后者与前者以及任何其他对手相比，在工业化战争中，在付出更低保护成本的同时提高了熟练程度。随着时间流逝，这一形势迫使伦敦清理海外帝国，并满足于新霸权国家的小伙伴地位。虽然如此，英国仍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才失去其此前作为世界头号债权国的地位，在两次战争中英国均是军事上胜利而财政上失败。GiovanniArrighiandBeverlyJ Silver，ChaosandGovernanceintheModernWorldSystem(Minneapolis，M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99)，pp 72-87.

全球化计划的夭折(4)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比英国更快、更深地成为债务国，这不仅是因为其消费主义倾向，而且因为它在全球南方国家的一系列无休止的战争中，无法像英国在霸权时代那样从印度无偿获取发动战争所需的全部军队。华盛顿一方面要承担这些军队及其高资本密集型装备的费用，另一方面不仅不能从海外帝国攫取贡赋，而且还要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为平衡其经常账户逆差的爆炸性增长而激烈争夺资本。尽管1980年代和1990年代，美国在这方面获得巨大成功，但其吸引到的资本却不是免费的，不像印度对英国国际收支所作的贡献那样。相反，它为外国居民创造了一个自我膨胀的收入流，使得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日益难以平衡。因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06年9月下旬，美国支付给外国债权人的资金数额在至少90年的时间里首次大幅超过从国外投资所得，从而又回到19世纪从欧洲大量借贷的状况。除了今天的大量借贷来自亚洲而非欧洲的事实外，19世纪美国作为债务国的情形也与今天大相径庭：19世纪，借贷用于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进而提高了美国经济的生产力水平；而今天则用于美国在生产上缺乏竞争力的私人和公共消费品。见M Whitehouse， USForeignDebtShowsItsTeethasRatesClimb， WallStreetJournal，September7，2005；P Krugman， DebtandDenial， NewYorkTimes，February8，2006。

　　由此可见美国在1990年代的 流金岁月 是基于一种随时会变成恶性循环的良性循环。这种具有恶性潜力的良性循环依赖于两个条件的协调：美国自我表现出执行其作为最后手段的市场和不可缺少的政治军事大国的全球功能的能力；世界其他国家提供美国以不断膨胀的程度继续执行这两大功能所需资本的能力和意愿。苏东集团的瓦解、第一次海湾战争和南斯拉夫战争的辉煌 胜利 以及新经济泡沫的出现，这一切都为美国财富和实力同外国资本流入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强大推动力。但如果这些条件中任意一个出现改变，这种互动就会反转，使良性循环变为恶性循环。

　　布什是在新经济泡沫破裂后不久上台的，因此有充分理由对克林顿时代的政策感到 不舒服 。入侵伊拉克前，有关对泡沫破裂后的美国和日本进行比较的预测开始广泛流传。2002年美国股市连续第三年下跌（为1939~1941年以来最长的时期），这一事实未起作用。见D Leonhardt， JapanandtheU S ：Bubble，Bubble，ToilandTrouble， NewYorkTimes，October2，2002；S Roach， TheNextJapan？ http：//www morganstanley com(accessedOctober21，2002)。布什政府前所未有地综合运用财政和金融刺激手段（如下），这缓解但从未完全消除有关1990年代日本的经历会在21世纪前10年的美国重演的恐惧。在泡沫膨胀期，流入美国的大多数外国资本都是以逐利为目的的私人资本，而私人投资者本身是群乌合之众，对美国政府几乎没有影响甚或毫无影响。不过，如前所述，泡沫破裂后，流入美国的资本变得更政治化，为不断攀升的经常账户逆差提供融资的政府获得的对美政策的影响力必然不止一点儿。影响力提升对华盛顿并未形成迫近的威胁，因为包括最初和最大的日本，大部分东亚债权国家的安全和繁荣都高度依赖美国。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东亚出口和投资的另一个目的地以及美国的重要债权人，形势发生了根本改变。可即使撇开中国因素，在促进和规范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多边和双边谈判中，对外国政府财政依赖性的提高必然抑制美国推行国家利益的能力。例如1997年6月，在出席以克林顿政府对繁荣的美国经济大做空头承诺为特点的丹佛八国首脑会晤后，日本首相在回国途经纽约时对一群听众说，日本在与美国进行汽车贸易谈判期间，曾很想大量出售美国国库券。当美国似乎专注于国内事务而外汇汇率大幅波动时，曾再次有此想法。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桥本 完全是在提醒华盛顿，尽管其创造了繁荣的 经济，但亚洲中央银行拥有所有权 。W Pesek， Commentary：AcrossAsia，theSoundsofSharpeningKnives，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December7，2004.

　　布什政府决定以多条战线的延长战争作为对 9·11 事件的反应，这增加了需要改变1990年代政策的迫切性，那么这场一开始就负债累累的战争如何才能转嫁给其他国家呢？对此问题可能有四个答案：增税；增加从外国借贷；使战争自给自足；利用美国通过美元作为国际通行货币的优势而享有的铸币税特权。

全球化计划的夭折(5)

　　增税不可能。布什政府靠大规模减税计划赢得选举，增税会使其被核心选民抛弃，因而是政治自杀。另外，对战争的支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培养出来的一种信心 美国并非必

　　须在大炮与黄油间做出选择，而是可以获得的比二者更多。确实， 9·11 危机被用来发动了两场战争，在减税的同时花费了上届政府积攒的盈余。回首往事，弗里德曼哀叹，美国 用 9·11 泡沫取代了网络泡沫 后者是由鲁莽的投资者酿成，而前者则是鲁莽的政府和国会 。T Friedman， The9/11Bubble， NewYorkTimes，December2，2004.

　　增加从国外的借贷是可能的，但受经济和政治上的限制。2000~2001年华尔街泡沫破裂使国内经济恶化， 9·11 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保持低利率以复苏国内经济的必要性造成了经济上的限制。布什政府不愿让外国政府获得对美国政策的更大影响力，这造成了政治上的限制。但 9·11 后，从外国（特别是东亚国家）政府的借贷在增长，其影响力也在变大。逆差的融通从而越来越要看东亚国家的央行的脸色行事。然而，这一局面与其说是美国增加借贷的明智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外国政府基于自身原因而决定持续融通经常账户逆差以摆脱美国控制的结果。F Norris， IsItTimefortheDollartoFallinAsia？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October22，2004 E Porter， PrivateInvestorsAbroadCuttheirInvestmentsintheUS， NewYorkTimes，October19，2004.

　　让战争自给自足，说比做容易。前文指出阿富汗战争未结束便转向伊拉克，并非仅因为伊拉克提供了一个美国轻而易举获胜的更有利的平台，正如拉姆斯菲尔德著名的概括性言论所说，伊拉克是比阿富汗 更合适的目标 。这也是因为人们期望，伊拉克石油将提供用于加强美国在伊拉克乃至西亚地区实力的必要资金。正如我们现在所知，这两个期望都落空了。一旦 更合适的伊拉克目标 被拿下，伊拉克甚至无法开始承担猛增的战争成本。而这场战争被拖入泥潭，近期无望结束。

　　战前，官方人士拒绝讨论成本，仅坚持说

　　它们将在最低水平。仅在战争打响而且国会无法阻止后，政府才要求批准750亿美元的伊拉克自由基金。随后，在宣布 完成使命 并使大规模减税获得通过后 布什先生告诉国会，他还需要870亿美元 并警告说，如果不能马上得到这笔钱，美国士兵将会受苦。

　　一年后，他再来时又发出了同样的警告，并要求国会再增拨250亿美元。P Krugman， TheWastrelSon， NewYorkTimes，May18，2004.2006年底，国会批准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其他地区同反恐有关的行动提供5000多亿美元，2007年的反恐战争预计将超过除二战外美国所有战争（扣除通胀因素后）的成本。P Baker， U S NotWinningWarinIraq，BushSaysfortheFirstTime， WashingtonPost，December20，2006； CostsofMajorU S Wars， CounterPunch，May5，2006.

　　由于不能增税，增加从外国借贷受到限制，战争又未能自给自足，所以利用美国的铸币税特权成为布什获得战争资金的主要来源。正如一位评论家在伊拉克被占后不久写道，愤世嫉俗者或许会认为，外国向美国提供物品、服务和资产，换回的是定价过高的纸张，这是 美国的出色阴谋 。

全球化计划的夭折(6)

　　1980年代和1990年代，（美国）政策制定者说服一系列经济体实现了金融市场自由化。此类自由化普遍以金融危机、货币危机或二者交织而告终。这些灾难使受害国家的国内投资减少，灌输了对经常账户逆差的严重恐惧思想，并产生了聚积外汇储备的强烈愿望。最安全的方式是将盈余投资于拥有世界最大经济体和最大流动性资本市场的国家。当无法再说服易于上当受骗的外国人对美国投资时，美元将贬值。由于美国负债是以美元计值，美元越贬值，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净负债就变得越少。这样一来， 阴谋 的最后阶段将是通过美元贬值实现部分违约。M Wolf， AVeryDangerousGame， FinancialTimes，September30，2003.有关美国 阴谋 的更全面阐述，请见R H Wade， TheInvisibleHandoftheAmericanEmpire， OpenDemocracy，March13，2003，andAndreGunderFrank， MeetUncleSam WithoutClothes ParadingaroundChinaandtheWorld， availableathttp：//www rroiasdatabank info/agFrank/noclothes htm。

　　2004年底，《经济学家》的统计数据显示，此前3年，美元对欧元贬值35%，对日元贬值24%，而外国人持有的美元股票资产接近11万亿美元。 如果美元像一些人预测的那样再下跌30%，这将意味着有史以来最大的违约行为：不是传统的债务违约，而是暗中违约，抹去外国人价值数万亿美元的资产。 TheDisappearingDollar， TheEconomist，December2，2004.正如目前结果所示，这一 有史以来最大的违约行为 尚未出现。但不论是否会出现，美国为了能寅吃卯粮地消耗大炮和黄油而利用铸币税特权，可以推迟但无法完全避免必需的根本性结构调整，以此反映其在全球经济中大幅衰退的竞争力。

　　第6章已论述了入侵伊拉克前竞争能力衰退的更长期原因。自入侵以来，日益增多的美国观察家都哀叹这种竞争力的消逝不仅在低技术、劳动密集型领域，而且在构成美国比较优势脊梁的高技术、知识密集型领域。AdamSegal， IsAmericaLosingitsEdge？ ForeignAffairs(November-December2004)；J KumagiandW Sweet， EastAsiaRising， IEEESpectrumOnline，October19，2004；W J Broad， U S IsLosingItsDominanceintheSciences， NewYorkTimes，May3，2004；E Porter， InnovationandDisruptionStillGoingHandinHand， NewYorkTimes，December6，2004；D Baltimore， WhenScienceFleestheU S， LosAngelesTimes，November29，2004；T Friedman， FlyMetotheMoon， NewYorkTimes，December5，2004；K Bradsher， MadeinU S ，ShunnedinChina， NewYorkTimes，November18，2005；P G Roberts， AnotherGrimJobsReport.HowSafeIsYourJob？ CounterPunch，April18，2006；J PerryandM Walker， Europeans AppetiteforImportsBenefitsChinaattheExpenseoftheU S， WallStreetJournal，September11，2006等。美国跨国公司的营收和利润确实在增长，但这主要来自国外，而且这些公司只能通过把利润再投资于国外市场才能保持其全球市场份额。L Uchitelle， Increasingly，American-MadeDoesn tMeanintheU S A， NewYorkTimes，March19，2004.使其他国家（最明显的是中国）的货币升值被广泛认为是对竞争力消逝的补救办法，这也许会起作用，但历史经验并不让人感到鼓舞。

全球化计划的夭折(7)

　　大量证据表明，美国对货币的执迷是个误区。自1976年以来，日元对美元的价格大约上涨了两倍。但美国在与其制造业的长期祸根 日本的双边关系中，地位并没有明显改善。J KyngeandC Swann， USRisksPayingHighPriceforCallsoverCurrencyFlexibility， FinancialTimes，September26，2003.同样，2001年7月至2006年3月，欧元对美元升值44%，但美国对欧元区的双边贸易逆差却增加了75%。见C Swann， RevaluationoftheRenminbi WillDoLittletoReduceUSDeficit， FinancialTimes，March28，2006。从更广范围看，2001~2004年美元大规模贬值不仅丝毫未减少美国贸易逆差，而且使其攀升至创纪录的6177亿美元。如图5-2所示，1990年代中期以来，无论美元升值（就像在1995~2000年）还是贬值（就像在2001~2004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一直在攀升。

　　面对全球经济的新现实，美国所做的调整将涉及以下几方面的某种组合：美元进一步贬值；经常账户顺差最大的国家的货币升值；这些顺差从为美国逆差融资转为在其他地区（特别是东亚）创造需求。随同美元的崩溃，最终的调整可能是 残酷的 ，也可能是 平稳的 。M Wolf， AVeryDangerousGame， FinancialTimes，September30，2003.无论如何，这一调整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美国对世界经济资源控制的进一步放松，美国市场在全球经济中重要性和中心地位的削弱，以及美元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角色的衰落。

　　对过度依赖美元贬值和美国外债违约来维持竞争力的风险，布什政府表现出已有所认识。因此，在2003年6月召开的多哈会议中，财政部长约翰·斯诺（JohnSnow）说服七国集团其他国家的财政部长签署联合声明，主张汇率应由市场决定。该声明被视为华盛顿正式放弃克林顿时代强势美元政策的信号，美元对所有主要货币迅速暴跌。但只要美元暴跌威胁到要变成崩溃时，美国官员就会重复强势美元重要性的咒语： 市场中没人十分清楚（这）将再意味着什么，可为防万一这预示着突然干涉，他们就隐蔽起来，停止抛售美元。 C Denny， TrapaDragon，Mr Bush，andLoseanElection， Guardian，November3，2003.

　　考虑到对强势美元重要性的口头坚持与极端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间的矛盾，市场出现混乱是完全正常的。通过极端宽松的政策，布什政府在2001年的袭击事件后维持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并为反恐战争不断攀升的费用提供了资金支持。这令人回想起美国在越战最后几年的政策，当时尼克松的财政部长约翰·B 康纳利（JohnB Conally）面对忧心忡忡的世界说过一句名言：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M Landler， SidelinedbyU S andAsia，SingingtheEuroBlues， NewYorkTimes，December12，2004.可最后美元贬值确实成了美国的问题。1980年1月，黄金价格一度上涨到每盎司875美元的历史新高，似乎预示着1971年创立的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看来即将结束。1971年，美国最终放弃了以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价格买入黄金的承诺。如现实所示，美元迅速从崩溃的局面中复苏，事实上的美元本位自此一直保留了下来。考虑到这一历史，布什政府愿意将对铸币税特权的滥用达到极限的做法或许表明其相信，如果持续恶化，华盛顿可以从边缘政策后退，并且再享有20年毫无争议的铸币税特权。正如保罗·奥尼尔（PawlO Neill）所报道，在切尼关于 里根已证实逆差并不重要 的观点中，这种信仰似乎是固有的。(引自J Cassidy， Taxing， TheNewYorker，January26，2004。)

全球化计划的夭折(8)

　　万一美元出现新的崩溃，美国要想在世界货币体系中重获优势地位，即便可能，其难度也要比1970年代后期大得多。1980年代，美国货币政策从极端宽松变得极端紧缩。靠着这一突然根本性逆转的力量，再加上美国的世界资本竞争力的提升，美元重获世界货币的地位。通过创纪录的高利率、减税及资本家生产商和投机者行动自由的扩大，美国增强了资本竞争力。正如第5章和第6章所述，这种政策逆转始于卡特政府，但在里根政府才完全实现。但正是这一吸引巨额资本的成功政策逆转，使美国从债权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债务国。面对给这样一个大债务国拆台的想法，美国的债权国可能会犹豫不决，它们当然会这样。请巴尔扎克原谅，但对一个通过货币大幅贬值使债务部分违约的国家，它们再对其加倍贷款完全是没有意义的。M Wolf， TheWorldHasaDangerousHungerforAmericanAssets， FinancialTimes，December8，2004.另外，由于给予资本特殊的刺激，美国在美元新的崩溃形势下，几乎一无所有。在负债空前庞大、刺激手段用尽的环境下，类似于里根时代实行的高利率将造成的国内经济紧缩要严重得多，而且无法保证随后出现强劲的经济复苏。因此，利率大幅提高将加剧而非缓和美元崩溃后美国经济规模的相对缩小。

　　对此我们应补充一点，1970年代后期，除了美元，国际货币即使有也寥寥无几。欧元仍是计划而非现实。迅速升值的德国马克和日元要成为重要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既缺乏全球经济重要性又无国家机构的支持。因别无选择，美元资本被抛售后主要转为了黄金。但在世界经济停滞期，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大国有兴趣让黄金重新充当通货使用，特别是考虑到这样做将把影响力控制在苏联手中。在此背景下，美国保持美元本位的尝试可以依靠在世界货币监管方面有影响力的所有国家政府的积极合作。

　　同样在此方面，如今的形势大相径庭。有影响力国家的政府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仍愿意同美国合作，维护美元本位。但这种意愿的根基却不同于1980年代，已经不太有利于美国。正如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Summers）日前所言，与对外国资源的依赖相比，美国对外国资金的依赖 甚至更令人烦恼 。

　　从实际意义上说，其银行持有美国货币和证券的国家也掌握着美国的繁荣。这一前景应使美国人感到不安。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成了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有些令人奇怪。毫无疑问，为这个超级大国无节制支出提供融资的外国政府和投资者，当然无意通过突然抛售美元储备来彻底破坏美国经济。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也将严重损害它们本国经济。但终于走出了冷战时期的军事恐怖平衡，如果能够避免，美国就不会轻易接受一个相互确保摧毁的新版本。LawrenceH Summers， AmericaOverdrawn， ForeignPolicy，143，(2004).

全球化计划的夭折(9)

　　确实，美国要想按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解决新的 恐怖平衡 ，难度要比解决与苏联的恐怖平衡大得多。如前文所述，金钱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决定性优势。但在新的对抗中，金钱的力量已不再有利于美国，而是对美国不利。一旦美国利用铸币税特权再次导致美元崩溃，欧洲和东亚国家政府要想创造出一种可行的选择取代美元本位，其条件要远比25年前优越。但我们应牢记，在这方面往往存在惯性，而且遗弃美元也不需要任何其他货币取而代之。

　　驱逐目前通行的货币要花费数年时间。19世纪末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英国后，英镑的核心国际作用又维持了至少半个世纪的时间，但最后仍失去了这一地位。如果美国继续走目前的挥霍道路，美元很可能遭到同样的命运。但未来没有一种货币，比如欧元，有可能取而代之。世界则可能会走向由美元、欧元、日元（当然未来某个时期还可能会有人民币）共享的多储备货币体系 如果逐渐地、稳定地脱离美元，或许还是能够掌控的。但如果美国仍然这样忽视其本国货币，那么将会出现美元暴跌、美国利率上涨的结局。 ThePassingoftheBuck？ TheEconomist，December2，2004.

　　总而言之，像很多批评者一样，布什政府也许有理由认为，美元贬值不是美国的问题，而是迫使美国的敌友均为其战争和经济增长提供融资的非常有效的手段。事实上，与1970年代相比，21世纪前10年的美元贬值表现出美国霸权面临的危机要严重得多。不论是渐进的还是激烈的，这都是该国保持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中心地位能力的相对或绝对丧失的表现（及因素）。为了全面评价这种损失的程度和本质，回顾历史，我们必须将焦点转向新保守派帝国计划真正看上去的最大失败可能是什么：未能防止中国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潜在的新中心。

中国综合征(1)

　　9·11 前夜，在近一时期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最雄心勃勃的作品《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就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实力的影响进行诊断并开出药方时做出了结论：

　　中国所具备的（经济）实力仍远不足以争夺地区霸权。因此，竭尽所能延缓中国的崛起 对美国来说并不太晚。事实上，国际体系强大的结构性需求或许会迫使美国在不久的将来放弃建设性接触政策。其实，有迹象表明，布什新政府已朝着这一方向迈出了第一步。JohnJ Mearsheimer，TheTragedyofGreatPowerPolitics(NewYork，W W Norton，2001)，p 402.米尔斯海默的论点回应了沃尔福威茨1992年的观点，即外交政策的目标应该是 防止任何敌对大国掌握一个区内资源如被牢牢控制将足以推动其成为全球大国的地区 ［引自ChalmersJohnson，TheSorrowsofEmpire：Militarism，Secrecy，andtheEndoftheRepublic(NewYork，MetropolitanBooks，2004)，pp 85-6］。米尔斯海默在 9·11 过了8个月后接受采访时重申： 美国将不遗余力地 遏制中国并割断中国的命脉，就像一战期间割断德意志帝国的命脉那样，就像二战期间割断日本帝国的命脉那样，就像冷战期间割断苏联的命脉那样。 与此同时，他也承认， 使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主张，对美国来说，更有效的战略是结成政治和军事 平衡联盟 ，包括日本、越南、韩国、印度和俄罗斯。这样一来，美国在俄中边界争端中可以支持俄罗斯，在日中海上交通线争端中支持日本，或者 代表台湾参战 。见HarryKreisler， ThroughtheRealistLens， ConversationswithHistory，ConversationwithJohnMearsheimer（InstituteofInternationalStudies，UCBerkeley，April8，2002)。

　　事实证明，由于在伊拉克陷入泥潭，布什政府被迫加深而非放弃了同中国的建设性接触。

　　在前往曼谷出席2003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及回国途中，不论在地理上还是言论上，布什都绕开了那个曾经是其政府国家安全政策中心的国家。 保罗·沃尔福威茨和路易斯·利比（LewisLibby）1992年起草首份《防务政策指南》时，对美国至高无上地位的新对手最可能来自哪里，尚不明确。欧洲和日本以及中国都是候选人。不过，到布什政府上台时，这一至高无上地位学说的鼓吹者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只有一个可能的、相匹敌的竞争者 中国。 见JohnGershman， RemakingPolicyinAsia？ ForeignPolicyinFocus（November2002），availableathttp：//www fpif org。正如《金融时报》所指出，这是 一位上台时自诩抛弃了同中国接触的克林顿主义政策并在就职后最初几周坚持说中国是美国 战略竞争者 的总统的重大转变 。随着西亚安全问题对美国政府愈加重要，关于中国 威胁 的警告让位于同北京之间比克林顿政府更广泛的接触。这一逆转如此彻底，以至于白宫开始自吹美中关系达到自尼克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关系以来的最好时期。J HardingandP Spiegel， BeijingLoomsLargeintheWhiteHouse sDefenceStrategy， FinancialTimes，October17，2003.又见R Cohen， TheIraqiSilverLining：CloserU S -ChinaTies，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December13，2006。

中国综合征(2)

　　正如我们将在第10章中所述，华盛顿绝未放弃通过各种战略遏制中国的思想，其中包括米尔斯海默支持的那种政治和军事的 平衡联盟 。然而，美国越是深陷于反恐战争，越是依赖廉价的外国信贷和商品，中国就越能成功地施压于一种与米尔斯海默所设想的不同的 结构性需求 。正如克鲁格曼所指出，美国财政部长前往北京要求人民币升值却未得到满意答复，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已被其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所抵消。但另一个原因则是：

　　美国目前对中国几乎毫无影响。布什先生需要中国的帮助来对付朝鲜 此外，中国中央银行购买美国国库券是美国融通贸易逆差的主要方式之一 飞行服行动（OperationFlightSuit）OperationFlightSuit是指2003年5月1日布什驾驶战斗机、穿上了空军作战时的服装在林肯号航母（USSAbrahamLincoln）上降落。随后发表演讲，航母上打出 MissionAccomplished 的字样。媒体将这个事件称为 OperationFlightSuit 或 MissionAccomplished 。 译注后仅四个月，这个超级大国就变成了它以前曾侮辱过的国家的哀求者。使命已完成！P Krugman， TheChinaSyndrome， NewYorkTimes，September5，2003.

　　另外，布什政府已非常清醒地认识到，通过对中国进口品征收关税来迫使人民币升值是一种可能造成相反后果的危险做法。正如布什的经济顾问格里高利·曼昆（GregMankiw）多次重申，美国失业大多出现在机械、运输设备和半导体等制造业，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竞争力并不强。更重要的是，人民币升值只会使中国的进口品被其他更昂贵的供应商的所取代。对美国来说，结果将是通胀上升，竞争力进一步下降，就业减少而非增加。 Mr Wen sRedCarpet， TheEconomist，December11，2003.

　　中国强大的经济和华盛顿在西亚的困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不仅很快反映在两国的相互关系中，而且反映在它们对第三方的各自立场中。2003年曼谷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前夜，《纽约时报》报道说，亚洲的政治和商界领袖都认为，美国的霸权 随着亚洲国家（期待）中国成为日益重要的地区大国而受到细微但明确无误的侵蚀 。尽管美国仍是该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中国正迅速赶上，并很快成为美国两个最重要的战略盟国 日本和韩国的更大的贸易伙伴。更重要的是，该地区对事态发展的政治观念出现了根本改变。一位著名的新加坡商人一年前还指责中国正成为力图扼杀东南亚较小经济体的主宰，可到了2003年秋天，其观念却出现180度大转弯。 人们感到，中国正竭尽全力取悦、帮助、适应其邻国，而美国却被视为日益沉迷于本国外交政策并将所有人都强拉到其日程中的国家。 J Perlez， AsianLeadersFindChinaaMoreCordialNeighbor， NewYorkTimes，October18，2003； WithU S Busy，ChinaIsRompingwithNeighbors， NewYorkTimes，December3，2003；P Pan， China sImprovingImageChallengesU S inAsia， WashingtonPost，November15，2003；G Kessler， U S ，ChinaAgreetoRegularTalks， WashingtonPost，April8，2005.时至2006年，观念的转变导致地缘政治出现了同样根本的改变。

中国综合征(3)

　　促成过去50年东南亚安全机制中安全措施出台的很多安排，目的是要防范中国共产主义的扩张。如今，东南亚正公开谈论加强其与北京关系的必要性，而其领导人在传统上一向视美国为地区安全支柱。D Greenlees， AseanHailstheBenefitsofFriendshipwithChina，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November1，2006.

　　有迹象显示，甚至在美国保持着强大魅力的文化领域（从好莱坞电影到MTV），美国的影响力也在削弱。由于 9·11 后获取签证的困难使访美受阻，越来越多的亚洲人开始作为学生和游客前往中国。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中国人成为该地区主要的旅游群体；亚洲学生利用中国不断增加的高等教育就学机会，而无力支付美国高昂学费的中国中产阶层的学生则来到东南亚国家的校园。J Perlez， ChineseMovetoEclipseU S AppealinSouthAsia， NewYorkTimes，November18，2004.

　　然而，中国影响力上升最显而易见的还是在经济领域。从2001年到2004年，中国出口增长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从而成为 带动东亚其他国家增长的火车头 ，并在日本经济复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ThePassingoftheBuck？ TheEconomist，December2，2004.2004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有记载以来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这一首屈一指的经济角色，被视为 证明亚洲正出现的地缘力量转移的又一证据 。

　　短短几年内，在美国曾经无与匹敌的地区，中国已成为经济大国以及越来越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中国新的地位部分来自其作为世界主要贸易国家及其正在成为的邻国重要出口市场的兴起。但经济力量有着强大的政治局限性，因此北京的新领导人表现出愿意搁置旧争端，并对其他国家进行接触而非以强凌弱。T Marshall， China sStatureGrowinginAsia， LosAngelesTimes，December8，2003.

中国综合征(4)

　　与此变化不可分割的是，中国相对美国的重要性甚至在东亚地区以外也都在上升。在南亚，同印度的贸易额从1994年的3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200多亿美元，导致两国关系出现 180度大转弯 ，政府间和工商企业间的相互交往达到空前水平。A Greenspan， WhenGiantsStopScufflingandStartTrading，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September14，2004；N Vidyasagar， MeetIndia sFutureNo1BilateralTradePartner， TheTimesofIndia，February9，2005；S SenguptaandH French， IndiaandChinaPoisedtoShareDefiningMoment， NewYorkTimes，April10，2005；W N Dawar， PrepareNowforaSino-IndianTradeBoom， FinancialTimes，October31，2005.2004年10月北京和德黑兰签署了一项重要石油协议，这令人瞩目地显示出华盛顿在强化对西亚 全球石油龙头 控制上的失败。KAfrasiabi， ChinaRockstheGeopoliticalBoat， AsiaTimesOnline，November6，2004.再往南，石油驱使中国向非洲推进。2000年，中国自愿免除非洲国家的主权债务12亿美元，而且在随后5年，中非贸易从略低于100亿美元增长到400多亿美元。来非洲的中国企业家逐年增多，2006年达到2003年的10倍，他们投资于西方公司无意做生意的地区。而中国政府则提供了发展援助，并且不附加西方援助所带的条件（除了要求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非洲领导人日益转向东方寻求贸易、援助和政治联盟，动摇了这个大陆同欧洲和美国的历史纽带。J Murphy， Africa，ChinaForgingLink， BaltimoreSun，November23，2004；K Leggett， StakingaClaim， WallStreetJournal，March29，2005；E EconomyandK Monaghan， ThePerilsofBeijing sAfricaStrategy，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November1，2006； AfricaandChina， TheEconomist，November3，2006.中国进军南美洲同样意义重大。布什在2004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仅对智利进行了蜻蜓点水般的访问，而胡锦涛则花费了两周的时间访问了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古巴，宣布增加投资300多亿美元，并签署了能确保中国重要的原材料供给的长期合同。政治影响似乎在巴西和委内瑞拉发酵得最快。在巴西，鲁拉不断宣扬与北京的 战略联盟 思想；在委内瑞拉，查韦斯称颂，通过不断增长的对华石油销售，该国摆脱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L Rohrer， ChinaWidensEconomicRoleinLatinAmerica， NewYorkTimes，November20，2004；J Forero， China sOilDiplomacyinLatinAmerica， NewYorkTimes，March1，2005.又见R Lapper， LatinAmericaQuicktoDancetoChina sTune， FinancialTimes，November10，2004。

　　时至2004年，欧盟和中国开始逐渐成为对方的首要贸易伙伴。再加上双方 战略伙伴 的定位以及频繁的联合会议和国事访问，这种越来越密切的经济关系引发了世界事务中正浮现 中欧 轴心的讨论。 轴心 这个词或许太大，可如果这种联盟关系确实出现，那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双方共同认为，美国的金融和军事政策对世界安全和繁荣构成了严峻挑战。正如一位欧盟委员会官员所说： 在所有欧中会议中，美国都是沉默的一方，我们双方不仅就压力而言，而且在推动多边主义、遏制美国的 行为方面都有着共同兴趣。 DavidShambaugh， ChinaandEurope：TheEmergingAxis， CurrentHistory(September2004)，pp 243-8.

中国综合征(5)

　　在促进多边贸易自由化方面，中国也开始令美国黯然失色。在地区层面，它成功地寻求与东盟国家的一体化，同时寻求加强与日本、韩国和印度的经济关系。在全球层面，它在2003年坎昆世贸组织会议上，与巴西、南非和印度一起率领20国集团攻击北方国家的双重标准 要求南方开放市场的同时却对自身高度保护，特别是在南方具有最大比较优势的领域。在这方面，中国的立场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美国放弃了多边贸易谈判，转而支持双边协议，以打破在坎昆出现的南方联盟或去争取对反恐战争的支持。R L Smith，andC G Cooper， TheUSandEconomicStabilityinAsia， AsiaTimesOnline，December6，2003；A Kwa， ThePost-CancunBacklashandSevenStrategiestoKeeptheWTOofftheTracks， FocusonTrade，95，November2003；M VatikiotisandD Murphy， BirthofaTradingEmpire， FarEasternEconomicReview，March20，2003.

　　正如我们将在第9章中所述，直到2006年，新保守派帝国计划的惨败才成为普遍接受的事实。但在2004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这一天，《纽约时报》杂志已在反驳新保守派的美国新世纪，在其封面文章中宣称 中国世纪 可能即将到来：

　　美国的经济规模大约是中国的8倍 美国人的人均收入是中国人的36倍。而且中国的发展道路上也不乏潜在的障碍。它的银行或许会崩溃。它的贫困问题和民族问题可能引发骚乱。台湾问题和朝鲜问题或许会把中国拉入战争。美国可以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品征税。尽管如此，除了 核灾难，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长期压制中国。1978年以来 （它）已从事实上脱离国际贸易变成世界第三大贸易国，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和德国 过去的一个世纪中，21次经济衰退、一次大萧条、两次股市崩溃以及两次世界大战都未能阻止美国经济的增长 21世纪，中国注定要出现类似的增长。即使中国人民的平均财富赶不上美国，即使美国继续操纵强大的经济游戏并在科技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中国仍将成为一个越来越令人敬畏的竞争者。如果有任何国家将在世界市场上取代美国，那将是中国。T C Fishman， TheChineseCentury， NewYorkTimesMagazine，July4，2004.

　　 总之，入侵伊拉克不仅丝毫未能为第二个美国世纪奠定基础，而且还毁坏了美国军事实力的声誉，进而破坏了美国及其货币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并加强了中国在东亚乃至以外地区逐渐取代美国领导地位的趋势。新保守派帝国计划更迅速、更彻底的失败本来是难以想象的。但如果布什政府寻求全球至高无上地位的努力最可能作为加剧美国霸权的终结危机的几个 泡沫 之一而被载入史册，那么这个泡沫的破裂改变了但未消除那个促成美国新世纪计划的世界历史环境。 伊拉克本应显示出美国新的全球力量，可事实上却很可能预示着美国衰落的开始在已向其他方向倾斜的全球背景下，美国实力的泡沫一旦被捅破，就会迅速缩小，而且远比想象的快。 见M Jacques， TheDisastrousForeignPoliciesoftheUSHaveLeftItMoreIsolatedthanEver，andChinaIsStandingbytoTakeOver， Guardian，March28，2006。GeorgeSoros，TheBubbleofAmericanSupremacy：CorrectingtheMisuseofAmericanPower(NewYork，PublicAffairs，2004)，新保守派对全球至高无上地位的追求早就被形容为 泡沫 ，远在其表现出分崩离析的迹象前。尽管其霸权不再具有我们原先使用的那种意思，但美国仍然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军事大国，仍然在连接其与外国竞争者和融资国之间经济政策的新 恐怖平衡 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为了搞清这种残余力量未来可能使用的手段，我们现在必须转向研究作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基石的历史进程。

向中国崛起让步(1)

　　世界的风暴中心已转向 中国。谁了解这个强大的帝国，谁就掌握了未来500年世界政治的钥匙。 因此，1899年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JohnHay）宣布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给予美国与其他强国同等的通商待遇。一个多世纪后，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Holbrooke）引述海伊的话说，今天 虽然每件事都不同了，但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 。通过 截然不同的方式，美国其实仍然在寻求门户开放政策，财政部长和愤怒的国会正在施压，迫使中国重估币值，以便使美国与这个世界上发展最迅速的主要经济体竞争时拥有更好的机会 。R Holbrooke， ChinaMakesItsMove， WashingPost，May27，2005.

　　对不起，霍尔布鲁克先生：在这方面现在的情况与一百年前完全不同。根据世贸组织规则，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准入方面拥有的权利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是平等的。此外，当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 在削减进口关税和市场开放问题上，它同意接受的是对新成员国来说最快的计划之一 。而且尽管出现一些问题，但中国 满足了最后期限，并通过了法律 。H Winn， AccessionHasBroughtChangestoChinaandWTO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Novemeber7，2005.在其他问题中，只有中国同意其他世贸成员国可对其纺织与成衣出口设限，前提是这些出口冲击并破坏了市场，它才被允许加入世贸组织。2005年，欧盟和美国借此协议之便重新对中国进口设定额度。请见J Kanter和K Bradsher， AReturntoQuotas， NewYorkTimes，November9，2005。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美中关系的问题不再是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准入问题，而是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主要经济体，而且正在寻求在美国获得与其他国家同等的商业准入地位这一事实。按海伊的比喻来说，问题不仅仅是世界的风暴中心已转向了中国 这是现今比100年前要更加真实可信的事。正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卢·多布斯（LouDobbs）在其2005年6月27日一期的节目中所指出，问题是美国人广泛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 红色风暴正向我们的海岸袭来 。

　　经过多年的酝酿，有关美国对中国出口和投资的 大门 应该敞开多大的问题，最终在围绕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竞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一事上的惶恐中爆发。虽然优尼科已同意被雪佛龙公司收购，而且最后也成为事实，但2005年6月30日众议院仍以398票对15票通过了一项决议，称允许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将 构成有损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很多人情绪激动。一位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将中海油称为 共产党独裁 的公司载体，这使多布斯的 红色风暴 之说言犹在耳。一位里根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高级官员将该公司此举形容为中国为获取其所需资源而迈出的一步，中国需要这些资源 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首要经济强国，而且一旦有必要，就在军事上击败我们 。S Lohr， Who sAfraidofChinaInc.？ NewYorkTimes，July24，2005.

　　由于难以言明冷战反共活动止于何处，对新竞争者的不安又始于何处，2005年对中海油并购优尼科的忧虑使人回想起1980年代末美国对 日本威胁 的不安。道格·亨伍德（DongHenwood）回忆道，那时有人声称：

向中国崛起让步(2)

　　通过 不公平 竞争摧毁了我们的工业基础后，日本开始着手购买美国资产，如国库券、洛克菲勒中心和美国音乐公司（MCA）。当然，真正的威胁是美国遇到了一个真正的经济竞争者 而源源不断地使这种焦虑不安雪上加霜的正是亚洲人。后来，日本泡沫破灭， 黄祸 的威胁也随之退却。但它又回来了，而这次却有一张中国面孔。D Henwood， ChineseSharkAttack， TheNation，July12，2005.

　　15年前，克鲁格曼曾敦促美国公众不要对日本购买美国公司感到忧虑。可现在即便是他这样的观察家也觉得， 中国的挑战似乎比日本曾带来的挑战要严重得多 。克鲁格曼认为，中国似乎不再 满足于被动充当（美国外债）融资者的角色，并且要求获得作为所有者应有的权力 这一事实， 并不令人震惊 。中国试图利用手中的美元来购买美国公司而非抛售美元，美国确应对此感到宽慰。然而，他认为中国的投资与15年前日本的投资有所不同，原因有二。其一，中国人不打算 像日本人那样不恰当地把金钱挥霍（在有影响的投资上） 。因此，他们的投资对美国的补贴作用必然低于日本。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与日本不同，中国确实可能发展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和稀缺资源的竞争者 。这使得中国对优尼科这样一个有着全球资源的能源公司的竞购，变得 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商业提议 。

　　如果中国政府预见到一种主要经济强国争抢分布广泛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的 大棋局 会出现，那么优尼科看起来 正像其可能想要控制的那类公司。（以生命和金钱计，购买公司要比侵占一个产油国便宜得多。） 如果要由我来决定的话，我会阻止中国竞购优尼科。不过，假如美国不像现在这样如此依赖中国，它采取这一立场将容易得多。美国不仅依赖中国购买其债券，而且依赖其在美军深陷伊拉克泥潭之时帮着对付朝鲜。P Krugman， TheChineseChallenge，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June28，2005.

　　所有在第7章中讨论的中国综合征症状在这个诊断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布什政府中的新保守派一直期待着入侵伊拉克，并希望达到两个目的 克服越战综合征并强化美国对全球能源供应的控制。 9·11 事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虽然西亚前线的战斗使新保守派长期鼓吹的对华遏制活动被搁置，但他们也有理由期望，在伊拉克速战速决将为更有效地恢复这些活动创造非常有利的条件。然而，时至2004年夏，形势变得明朗，入侵伊拉克不但无法实现初衷，相反却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力量在东亚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巩固及进一步扩张有所帮助。于是，与布什政府联系紧密的圈子中逐渐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即遏制中国的活动正丧失推动力，策划更加现实的替代方案以取代破产的新保守派的计划已经是时候了。

　　本章旨在调研三种这样的替代方案、它们引发的问题以及美国对华政策一直以这三种方式互不连贯为特点的原因。所有这三种替代方案都已由保守派提出，但却形成了不同的逻辑可能性。不论以这样或那样的化身出现，不管哪个党派在华盛顿当政，它们都有望指引美国的政策。很难说哪个计划最终能占上风。我们只能肯定地说，反华声浪是不分党派的，民主党政府也不可能背离现行政策的内容。

　　美国一直习惯于向中国发出 令人吃惊地含混的 信号。

　　在资本主义的棒球场打球，球技不佳，就无法成为一名超级明星。释放出的这个信息就像1980年代末敲打日本一样，从最好的方面说是妄想狂，从最坏的来说就是种族主义者。我们西方人可因拥有巨大的经济力量而被信任，但不是次神的子孙。R Scheer， OnChinaatLeast，NixonWasRight， LosAngelesTimes，July26，2005.

向中国崛起让步(3)

　　对于中海油竞购优尼科的忧虑发出了更加矛盾的信号。里根政府时期的贸易官员克莱德·V 普雷斯托维茨（ClydeV.Prestowitz）说： 我们拱手送上了他们试图用来购买优尼科的金钱。现在我们又告诉中国人请继续投资于我们的债券，但你不能用相当于顺差一小部分的资金投资于一家石油公司。这太令人费解，而且我方也很虚伪。 引自Lohr， Who sAfraidofChinaInc ？ ，NewYorkTimes，July24，2005.更糟糕的是， 那些授权以 先发制人 手段占领拥有世界第二大石油储备的国家（的立法者），现在却来挑战中国用其出口合法产品赚取的美元来购买总部设在美国的一家跨国公司的权利 。虽然亚洲人 丝毫（不）应对优尼科在其大陆上拥有天然气田而感到威胁 ，但民主党和共和党人都认为，美国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有权阻止中国购买优尼科，尽管事实上美国是 唯一拥有封锁或阻止全球范围的（石油）或其他任何重要资源被封锁的军事力量的国家 。Scheer， OnChinaatLeast，NixonWasRight 另见A M Jaffe， China sOilThirst：WastedEnergy，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July28，2005。

　　这些相互矛盾的信号和整个中海油事件与美国政策向一个更为强硬和反华立场的转变是统一的。2004年8月在纽约举行的共和党大会上，就已宣称 美国将协防台湾 。那个夏季，美国海军开展了 夏季脉动04行动 ，包括将美国12支航母战斗群中的7支在海上同时部署。虽然只有3支航母战斗群派遣到了太平洋，但这次军力展示却使中国大为警觉。为平息事态，10月26日国务卿鲍威尔在北京向媒体宣布， 台湾不是独立的。它不享有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权，而这一直是我们的政策，坚定的政策 我们希望看到双方不要采取会损害最终结果 各方所寻求的统一 的单边行动 。ChalmersJohnson， NoLongerthe Lone Superpower：ComingtoTermswithChina， JapanPolicyResearchInstitute(2005)，可在网页http：//www jpri org，第7页找到。

　　尽管鲍威尔的声明毫不含糊，但是2004年11月大选以及鲍威尔将国务院交给赖斯后，美国政策明显地向强烈的反华立场摇摆。2005年2月19日，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新军事协定，并且发表了一项宣言，其中日本首次与美国一起将台海安全界定为 共同战略目标 。查默斯·约翰逊指出： 日本宣称有权干涉台湾海峡问题，果断结束了官方60年的和平主义。没有什么比发现这一事实更能引起中国领导人的警觉。 ChalmersJohnson， NoLongerthe Lone Superpower：ComingtoTermswithChina， JapanPolicyresearchInstitute(2005)，可在网页http：//www jpri org，第7页找到。中国官方新华社称该联合声明 史无前例 ，并援引一位外交部高级官员的话说，中国 坚决反对美国和日本发表有关中国台湾地区的双边文件，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预，也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M Klare引在其文章 RevvingUptheChinaTreat：NewStageinUSChinaPolicy， JapanFocus，2005年10月13日。

向中国崛起让步(4)

　　几个月后的6月4日，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的一次战略会议中发表演讲时评论说，中国 似乎正加强其导弹力量，使其射程能到达世界许多地区的目标 ，另一方面 正提升自己（在该地区）投放力量的能力 。他随后问道： 既然没有国家威胁到中国，人们必然要问：为什么要持续增加开支？为什么要持续增加和扩大武器购买？为什么要持续做出强有力的部署？ 但是，考虑到美国的飞机和军舰不断在中国的海岸游弋，带有核弹头的美国导弹瞄准了中国，美国的军事基地在中国四面围堵，而且在过去10年间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了日益高水平的武器，考虑到所有这些，对北京而言，正如迈克尔·克莱尔（MichaelKlare）所说， 这些评论肯定是令人吃惊的 。不管是否令人吃惊，这些评论 体现了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比 9·11 以来任何官方表态的程度都更深了，并且在美国和亚洲媒体也被广泛描述成这样 。Klare， RevvinguptheChinaTreat

　　一个月之后，五角大楼发表的一份有关中国作战能力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敌对立场。虽然该文件强调了中国军备的强弱两方面，但其核心内容却是中国正发展其在境外作战的能力，而这对国际秩序形成了危险的挑战。该报告称： 中国大陆军力增长的速度和范围都已对地区军事平衡构成了威胁。目前中国大陆军事现代化的趋势可以为中国提供一支有能力在亚洲开展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军队，其范围将远远超出台湾地区，并将对该地区的现代军事活动产生潜在的巨大威胁。 中国立即做出回应，在一次紧急安排的会议中，一位外交部高级官员对美国驻华大使说，该报告是在有目的地散布 中国威胁论 。 这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挑拨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Klare， RevvinguptheChinaTreat

　　当中海油竞购优尼科的恐慌在国会和媒体中爆发时，布什政府已重新展开遏制甚或逆转中国实力的活动。但是，在这方面的注意力却因伊拉克战争而被转移，政府的反华情绪已不像国会那么强烈，特别是在美国贸易逆差和据称为其根源的中国不公平行为问题上。政府在地缘政治层面重启对抗中国的计划，确实可被理解为是为了应对国会在商业层面反华计划的升级。

　　新保守主义者马科斯·布特（MaxBoot）对 善意敲打中国和恶意敲打中国 做了划分，这在其中有所体现。正如他所阐释的：

　　恶意敲打是以对我们市场上充斥着中国商品的抱怨为中心。事实上，其成功表明我们的经济缺乏竞争力。但拉姆斯菲尔德的评论却是善意的敲打，因为中国大陆军力的迅速增长 （威胁到）台湾地区，并会引发导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拥核的军备竞赛。（拉姆斯菲尔德评论说，中国的军费预算开支过大，在建立 一个更开放、更具代表性的政府方面 却进展不快。）

　　布特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军费支出应有所节制的原因，尽管美国的军费支出是中国的5~10倍，并且中国还要接受亚洲由美军保卫地区安全的现状。引自R Cohen， ShapingChina sFuturePower， NewYorkTimes，June12，2005。

向中国崛起让步(5)

　　布特的论点与2002年9月的国家安全信条基本一致。据此，美国军力 将强大到足以劝阻潜在对手放弃以超过或匹敌美国实力为目的的军力增长 。然而，在全球对美国以强凌弱反应敏感以及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不断增加的新环境下，布什政府不得不在维护美国实力的努力中蹑手蹑脚。因此，它不愿采取可能会激怒中国采取报复行动的保护主义措施，中国的报复会导致美国提高利率，进而造成对美国建筑和消费支出产生无法预料的通货紧缩后果。担任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为美联储主席）的本·S 伯南克在2005年7月指出，美国政府认为自己 除了忍耐别无选择 ，因为它正努力创造条件，转变美国的作用，使其成为一个更具生产能力的国家，甚至增加向亚洲出口产品，并促使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更多地发挥消费者的作用。L Uchitelle， ChinaandtheU S EmbarkonaPerilousTrip ，NewYorkTimes，July23，2005.

　　尽管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对华更为敌对（布特的善意敲打中国），但伊拉克的困境也需美国在此领域采取更加现实的姿态。 从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和信誉而言，这个缘于伊拉克的新现实主义是个代价巨大的举措，它使在反恐战争中进一步推向先发制人的行动变得复杂化，甚至变得不可能。 这种新现实主义不久便体现在 修复布什第一个（四年）执政期内所做出的一些破坏行为的努力中，如与盟国接触、倾听其意见并尝试在诸如伊朗和科索沃等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等 。Cohen， ShapingChina sFuturePower. 但这种产生于伊战的更加现实的姿态却很难压制美中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此外，美中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含义即使在保守派中也曾是（而且仍是）极有争议的问题。罗伯特·卡普兰（RobertKaplan）、亨利·基辛格和詹姆斯·平可顿（JamesPinkerton）对比鲜明的立场最能体现出其变体之繁多。

走向新冷战？(1)

　　卡普兰的观点详细阐述了米尔斯海默通过 平衡联盟 遏制中国的战略。Mersheimer的观点在第7章中论及，并将在第11章中更全面地讨论。与米尔斯海默一样，卡普兰认为，中国作为大国的兴起是无法避免的，这种兴起与美国利益间的冲突也是无法避免的。 当有大国兴起时 （最近的两个例子是20世纪初叶的德国和日本），它们往往尤其过度自信，因此将国际问题引向了暴力动荡中。中国也不例外。 卡普兰认为其观点是合乎逻辑的：

　　中国人（投资）于柴油动力和核动力潜水艇的制造这不仅是为了保卫海岸线，也是为了 保卫从地中海及其他地方运输能源的航道。他们自然不信任美国 可以为其做这些事。考虑到这些利害关系以及大国都追逐合法利益时，冲突就会出现的历史教训，结果可能是出现21世纪定位性军事冲突：如果不是与中国的大战，就是将历时数年、数十年的一系列冷战式对峙。RobertD Kaplan， HowWeWouldFightChina ，AtlanticMonthly(June，2005)，pp 50-1.

　　为了赢得新冷战的胜利，美国 必须以尽可能小心、机械和功利的方式与大国接触，并评估和再评估地区均势 ，防止被 自由国际主义和新保守派干涉主义的痴迷导入歧途 。正如在温和的共和党总统乔治·H W 布什、杰拉德·福特和理查德·尼克松任期内那样，对风险的管理必须再次成为 管控性意识形态 。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伊拉克战争这样的军事冒险。

　　即使伊拉克变为一个民主成功的例子，它也必定是一个险些失败的成功，军界和外交界没人愿意重蹈覆辙，特别是在糟糕的军事冒险将造成巨大经济影响的亚洲 因为美国和中国 即便有一方在一场大型战役或导弹互射中失败，仍有能力打下去。

　　为了避免这类危险的进程，卡普兰宣扬一种以美国太平洋司令部（PACOM）为中心的俾斯麦式遏制战略。与德国评论家约瑟夫·约菲（JosefJoffe）一样，他认为入侵阿富汗暴露了美国像俾斯麦时期的普鲁士那样的处境。英国、俄国和奥地利对普鲁士的需要高于它们相互间的需要，从而使其成为柏林 轴心 的 辐条 。对阿富汗的占领说明，美国可以为不同的危机形成不同的联盟，因为世界上其他大国对美国的需要高于它们相互间的需要。

　　不幸的是，美国并未马上将这一新的力量格局利用起来，因为乔治·W 布什总统缺乏俾斯麦那样的体察入微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克制。俾斯麦知道，这种体系只能在无人推翻它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当然，布什政府在准备入侵伊拉克时的所作所为恰恰如此，这使得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以及土耳其、墨西哥和智利等一些相对较小的国家，联合起来反对美国。RobertD Kaplan， HowWeWouldFightChina ，AtlanticMonthly(June，2005)，pp 50-1.

走向新冷战？(2)

　　然而幸运的是，俾斯麦式的格局在太平洋地区仍方兴未艾， 这得益于我们夏威夷基地军官们的实用主义，他们与华盛顿意识形态的温室拉开了5个时区的距离 。卡普兰认为，PACOM 确实代表了俾斯麦的帝国超级结构版本，而且比布什政府在入侵伊拉克前所创造的任何一种都要更加纯正 。通过与那些相互间鲜有安全协议的国家间谈判达成双边安全协议，美军形成了各类太平洋军事同盟，并以 相对孤立的地缘轴心夏威夷半岛为中心，以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等主要盟国为向外辐射的辐条。这些国家则可形成次级轴心，以协助我们管理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群岛等地区以及印度洋 。RobertD Kaplan， HowWeWouldFightChina ，AtlanticMonthly(June，2005)，pp 51，54-5.

　　这一不受外交官僚机构阻碍的庞大又敏捷的结构，为20世纪后半叶的联盟体系建立了一种 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 替代方式。 在需要轻度但又致命打击的年代，北约实行的通过委员会决定战争的方式就显得太麻烦了。 通过不断地在训练基地之间调动美军，与亚洲友军建立起共同操作能力， 这将是强于北约的改进方法，因为北约的战斗力受到了前东欧阵营军队较弱水平的牵制 。另外， 目前美国与欧洲间的紧张关系也阻碍了军事一体化，而我们在太平洋的盟国，特别是日本和澳大利亚，希望与美国建立更多的军事接触，来对抗中国海军的壮大 。选择PACOM并不意味着放弃北约。相反， 北约自身的活力 可借太平洋地区的冷战来重振，而且北约作为不可或缺的作战工具的重新壮大确实应成为美国毫不动摇的目标 。

　　北约应该由我们来领导。它不像力量日益强大的欧盟，其自身的防御力量如果能真正建成，将不可避免地发展为该地区的竞争力量，而且有可能为了与我们形成均势而与中国结盟 北约和欧洲的自主防御力量无法实现共荣。只有一家能繁荣，而我们应希望成为前者，这样在与中国对抗时，欧洲才是我们的军事资产而非负债。RobertD Kaplan， HowWeWouldFightChina ，p 64.

　　换句话说，有关美国 将不再参与 愤世嫉俗的 权力政治游戏 的观点是种 错觉 。 我们必须要继续挑拨世界上各个地区对抗中国，就像理查德·尼克松挑拨那些道德上较不完美的国家对抗苏联一样。 其舞台将在太平洋而不是大西洋，主要演员将是PACOM而非北约。但是，游戏的目标几乎是一样的： 非常巧妙地劝阻中国，以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发生任何大规模冲突的情况下，将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庞然大物吸收到PACOM联盟体系中。就像北约最终能消除苏联的威胁那样。 卡普兰警告说，在这方面，美国的努力 将需要特别谨慎，因为与苏联（或为此而指的今天的俄罗斯）不同，中国既拥有软实力又有硬实力 。通过建立工商团体和驻外机构，并通过在全球谈判达成建设和贸易协议， 中国人正成为发挥间接影响的大师 。此外，

　　商人热爱中国概念 在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地方，中国混合了传统极权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模式，具有广泛的文化吸引力。而且由于中国正在改善其千百万公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与苏联的萨哈罗夫及夏兰斯基相比，其持不同政见者的困境并未产生出近乎相同的市场诱惑。RobertD Kaplan， HowWeWouldFightChina ，p 54.

　　卡普兰的新冷战战略无疑反映出布什政府内部一种重要思潮。例如，据一位亚洲安全专家和一位前国防部官员指出， 五角大楼的流行语是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间的 共同操作能力 。双方的合作 确实已接近重新建立 在华盛顿转而承认北京之前二者已有的 联盟 。虽然日本和美国都不愿承认这一点，现供职于传统基金会的一位退休外交官声称，通过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之间军事情报的交流 远远超出表面所见 。M Dickie，V Mallet，D Sevastopulo， 华府正从关注中东问题转而仔细思考此前被忽略的威胁，布什政府现在将其视为比朝鲜核武器项目更为忧虑的问题 。见FinancialTimes，April7，2005。

走向新冷战？(3)

　　更重要的是，2005年3月8日，即卡普兰发表该文章前3个月，PACOM司令威廉·法伦(WilliamFallon)海军上将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其证词已反映了卡普兰战略中的一些内容。为了反击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法伦呼吁要提高美军的反导和反潜作战能力，同时要加强美军与亚洲新老盟国的军事联系，以便将中国遏制在其领土范围内。他表示，旨在加强美国与该地区盟国间军事合作的战区安全合作计划， 是我们在潜在的联盟伙伴中扩大美国的影响力、开拓接触途径和提升能力的主要方法之一 。典型的合作包括输送武器、给予军事支持、开展联合军事演习、高级军官间举行定期磋商，以及扩大或建立美军基地等。例如，在日本，PACOM合作开展开发了地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在菲律宾，美国协助其本国军队进行了重组和现代化；在新加坡这个已在接待美国航空母舰来访的国家， 我们正寻求扩大使用新加坡设施的机会 。法伦还描述了请求印度加入联盟所作的努力。他指出， 我们与印度联合国防参谋部及印度武装力量的关系不断增强。随着我们军事合作向更强大的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美国与印度的安全利益也不断趋同 。Klare， RevvinguptheChinaThreat

　　从其证词看，卡普兰的新冷战战略似乎就是对PACOM自己所倡导的政策的详细阐释。但是在卡普兰文章发表后3个月，法伦明确表示反对其观点，即历时数年、数十年的一系列冷战式对峙很可能是21世纪的定位性军事冲突。他宣告说， 我们之间因中国的崛起而发生冲突了吗？我认为没有 。当他说到中国时， 当中国壮大时，随着它们利用其经济能力来提高其军事能力，冲突将是无法避免的。我们应当承认这个现实。这不是一场零合游戏 。尽管拉姆斯菲尔德发表评论时质疑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动机，但法伦仍继续表示，他接到华盛顿的明确指令，要与中国政府和军队建立联系网络，并借此来管理力量交叉的问题，而不是为此而作战。E Cody， ShiftsinPacificForceU S MilitarytoAdaptThinking， WashingtonPost，September17，2005.

　　我们不知道这是否只是旨在掩盖后台行动的前台的花言巧语。但我们确实知道，卡普兰绝非是回归诸如尼克松、福特和老布什等温和的共和党总统主张的现实主义的唯一途径。相反，理智的现实主义之父一直主张走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走向调整与适应？(1)

　　尽管卡普兰警告说当今中国与之前苏联的实力来源有着本质不同，其战略仍是以这样的前提为基础的，即与苏联一样，中国的挑战最终是军事上的，并且可通过操控一个以太平洋而非大西洋为中心的军事联盟体系来得到有效的应对。几乎在卡普兰发表文章的同时，基辛格也发表文章，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现实主义观点。虽然认同 国际问题的重心正由大西洋 转向太平洋 ，但基辛格却对与中国的战略冲突无法避免的假设提出了质疑。

　　这一假设与其错误性同样危险。19世纪欧洲体系的假设是，其主要大国最终将以武力来维护各自的利益。各国家均认为，战争将是短暂的，而且其战略地位最终将得到提升。H A Kissinger， China：ContainmentWon tWork， WashingtonPost，June13，2005.

　　在一个核武器全球化的世界，这样的想法毫无意义。 主要大国之间的战争对所有参与方来说都是一场灾难，这里没有赢家。 此外，军事帝国主义引导德国通过海军扩军来挑战英国，并试图于1908年就波斯尼亚问题来侮辱俄国，1905年和1911年在两次摩洛哥危机中侮辱法国。这种军事帝国主义 不是中国人的风格 。

　　西方首屈一指的战略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关注一场大战的准备和执行问题，而中国与其地位相当的孙武则关注在心理上削弱对手。中国寻求通过仔细的研究、耐心及细微的积累来实现目标。中国很少冒险做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式的摊牌。H A Kissinger， China：ContainmentWon tWork.

　　基于类似的原因，中国不是苏联。苏联是帝国主义传统的继承者，而这一传统使俄国从莫斯科周边的一个地区扩张为领土从中欧延伸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区域帝国。与之相反， 目前领土范围内的中国实际上已存在了2000年 。更重要的是，中国对合作意愿的肯定以及对军事挑战的否定，都体现了这样一种形势的战略现实：

　　即便根据最高的估计，中国的军费预算也不足美国的20% 即便是高也是刚刚高日本 远低于与中国接壤的日本、印度和俄罗斯的军费预算总和，更不要说2001年美国决定支持的中国台湾地区军事现代化了。中国对中期未来构成的挑战十有八九将是政治和经济的，而非军事的。H A Kissinger， China：ContainmentWon tWork.

　　所以说，像卡普兰所建议的那样对中国实施冷战时的军事遏制政策是 不明智的 。与美国进行冷战的确会对 中国政府合法性的根基 （中国人）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 产生潜在的灾难性影响 ，但不能因此说同中国进行冷战会使美国获益。 我们在亚洲的任何地方都将少有追随者。亚洲国家将继续与中国开展贸易。不管发生什么，中国也不会消失。 因此，美国的利益在于同中国合作，寻求建立一种稳定的国际体系。基辛格补充说，

　　在此过程中，态度在心理上是重要的。中国需要小心对待那些似乎要把美国排除在亚洲之外的政策以及我们对人权问题的敏感态度 美国则需要理解，恃强凌弱的言辞会唤起中国对帝国主义傲慢态度的回忆。对于一个成功建立了4000年未间断的自治政府的国家来说，这在与其打交道时也是不恰当的。H A Kissinger， China：ContainmentWon tWork.

走向调整与适应？(2)

　　基辛格的现实主义立场与中国的 和平崛起 学说惊人的一致。这一学说首先在2003年召开的亚洲博鳌论坛（中国试图为亚洲创建一个达沃斯式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基于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对以往大国崛起经验及其所引发的反应所做的历史研究， 和平崛起 的提出是为了直接驳斥 中国威胁论 的观点，并发起魅力攻势，反击美国通过军事基地和安全关系体系来围堵中国的战略。该学说的核心原则在于，中国可以而且也将避免重蹈早前崛起的大国推行的攻击与扩张政策的覆辙。用该学说的开创者和主要倡导者之一郑必坚的话来说， 中国不会走上一战的德国或是二战的德、日两国使用暴力掠夺资源并寻求世界霸权的道路 。引自M Leonard， China sLongandWindingRoad， FinancialTimes，July9-10，2005。相反，正如一位政府下属机构的研究人员所指出， 中国的目标是要在不推翻现存秩序的情况下发展进步。我们正试图以惠及我们邻国的方式崛起 。引自Y Funabashi， ChinaisPreparingaPeacefulAscendancy，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December30，2003。

　　自其首次被提出后， 和平崛起的表述受到了来自共产党内外的质疑。一个极端是那些认同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中有关中国应 韬光养晦 的人。他们认为，只要一提 崛起 ，即便是和平崛起，也会加剧 中国威胁论 。处于另一极端的人则觉得， 和平 崛起的提法向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传递了一个它们可以肆无忌惮摆布中国的信息。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政治领导人似乎并未明确自己的取舍。 Leonard， China sLongandWindingRoad. 虽然 和平崛起 的提法已悄然被 和平发展 或 和平共处 所取代，但是其根本的信条却从未改变。这体现在2004年宣布的 四不 （ 不称霸、不动武、不结盟、不军备竞赛 ）和 四要 （ 建立信心、减少困难、发展合作、避免冲突 ）上。引自M Bulard， China：MiddleKingdom，WorldCentre， LeMondeDiplomatique，2005年8月。对中国官员来说，他们 和平发展 的信条与其发展更有能力的武装力量的决心并不矛盾。他们认为这与中国的发展是一致的，并且是对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到1931~1945年残暴的日军入侵和占领所造成的屈辱的自然反应。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严正指出：中国奉行的是自卫的国防政策。过去一百年，中国总是被他人侵凌。中国从未派出过一兵一卒，没有占领过别国一寸土地。Dickie，MalletandSevastopulo， 华盛顿的关注点正从中东转移 正如我们要在第11章中读到的，中国被其他国家侵凌（特别是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形象正好完全与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的历史记录吻合。

走向调整与适应？(3)

　　2005年9月前往纽约访问联合国时，胡锦涛主席重申了中国 和平发展 的决心，强调了对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国家进行管理并推动繁荣所面临的挑战。据美国官员说，这些挑战和前景都给布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P BakerandP P Pan， Bush sAsiaTripMeetsLowExpectations， WashingtonPost，September22，2005.然而，在随后不久布什政府发表的一份关于对华立场的全面声明中，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Zoellick）将美国形容为 焦虑的热锅 。 有关中国将如何运用其实力的不确定，将导致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对华关系上两面下注 许多国家都希望中国走和平崛起 之路，但没有一个国家会押宝在这上面。 在承认 中国不愿意与美国发生冲突 的同时，佐利克接着为如何评估中国的行为设定了一些标准。这包括解释中国的国防开支、意图和信条；进一步开放而非管制货币市场等；加强打击 盗窃知识产权和制假 的非法行为；保证朝鲜履行终止其核项目的协议；协助终止伊朗核项目的努力；承诺向阿富汗和伊拉克投入更多的资金；停止通过建立相互独立的联盟在亚洲 发展成突出力量 的努力；考虑在县、省级进行选举以加快政治改革； 不干预进行负面报道的记者 。G Kessler， U S SaysChinaMustAddressitsIntentions， WashingtonPost，September22，2005.

　　佐利克罗列的标准很多都是不能查证的或者无法实现的。这个冗长的清单与其说是连贯的议程，不如说体现了美国的焦虑。美国政府不断向中国发出的含混不清的信号进一步说明其缺乏连贯的议程。尽管财政部长约翰·W 斯诺（JohnW Snow）曾多次批评中国拒绝允许人民币更加自由的浮动，但在2005年10月访华时，他仍称赞中共中央刚批准的五年规划 不仅有益于中国而且有利于世界 。他尤其赞许该计划中有关缩小城市居民和以农村人口为主的数千万人之间巨大差距的目标，因为中国农民的富裕水平即便得到小幅提高，他们就有可能会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将减少。T Sakai， HuJintao sStrategyforHandlingChineseDissentandU S Pressure， JapanFocus，November20，2005.

　　斯诺离开后不久，拉姆斯菲尔德本人也抵达北京。虽然仍然批评中国增加国防开支，但他还是与中国同僚达成了一项协议， 联手提升中美军事关系，使其与整个双边关系一致 。确实有谣言说，拉姆斯菲尔德此行曾试图向中国出售美国武器，尽管他一直公开批评中国的领导层。T Sakai， HuJintao sStrategyforHandlingChineseDissentandU S Pressure.

　　探究这些含混不清的信号的根源，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军事力量在伊拉克信誉的损失，为美国控制中国的 和平崛起 或将其转为自身优势的能力制造了困难。伊拉克的失败要求在美国政策中增加现实主义的成分。然而，这却使美国更难于动员盟国，对想象中的以军事为基础遏制中国实力的行动，如卡普兰的 新冷战 战略。新加坡被卡普兰赞誉为他所提倡的PACOM领导的联盟中的模范盟国，以其为例即可说明问题。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颇具影响力的院长纪梭·马布巴尼（KishoreMahbuhani）明确指出，新加坡与PACOM的合作并不意味着新加坡支持美国破坏中国稳定的政策。相反，像东亚国家的很多人一样，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突然终结将触发危险的民族主义力量的出现，这会引发地区冲突，对谁都没有好处。M Vatikiotis， U S SightsAreBackonChina，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June7，2005.

走向调整与适应？(4)

　　因此，美国企图通过军事联盟体系来围堵中国是行不通的，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美国与越南和印度的情报和军事关系得到了改善。但是，这两个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改善得更多。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虽曾长期敌视中国并与美国结成盟友，但现在也同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这被胡锦涛主席赞誉为 开启了两国关系的 新时代 。韩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转变。2005年11月布什总统访问该国时，汉城宣布将从伊拉克撤出其三分之一的兵力，这使其蒙受羞辱。但胡锦涛主席却在其议会受到全体起立鼓掌欢迎，他宣布中韩关系进入了 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Cody， ShiftsinPacificForce ；E Nakashima， Vietnam，U S toImproveIntelligence，MilitaryTies， WashingtonPost，June17，2005；J Burton，V.Mallet，andR McGregor， ANewSphereofInfluence：HowTradeCloutIsWinningChinaAlliesyetStockingDistrust， FinancialTimes，December，2005.只有日本坚决朝着与美国建立更紧密军事关系迈进。但是，这些更紧密的关系似乎孤立了日本而非中国。随着小泉首相对靖国神社进行不明智的访问，日本失去了向往已久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而且自1999年起在东盟年度会议期间举行的中日韩三方会谈也于2005年12月被取消。这可能就是为什么2006年安倍晋三取代小泉出任日本首相不仅在亚洲各国首都而且在日本也受到欢迎的原因。人们将此视为中日之间朝着增进合作关系转变的机会。B Wallace， JapanLooksatRiddingMilitaryofItsShackles， LosAngelesTimes，November23，2005；T Shanker， U S andJapanAgreetoStrengthenMilitaryTies， NewYorkTimes，October30，2005；Burton，Mallet，andMcGregor， ANewSphereofInfluence ；V Mallet， Japan sBestChancetoStrikeaDealwithChina， FinancialTimes，September28，2006.

　　在现实主义阵营内与卡普兰相对的一方，是基辛格所提倡的适应中国实力提升并依靠政经机制进行遏制的政策组合。毫无疑问，这对美国现实和潜在的盟国来说更易接受，但要向美国选民 兜售 却要难得多。众议院几乎一致反对中国竞购优尼科，这只不过是众多说明国会不分党派的反华情绪要比布什政府更强烈的表现之一。G Dinmore，A Fifield，andV Mallet， TheRivals， FinancialTimes，March18，2005.另一个信号是，在对进口中国产品强加关税使中国重估人民币对美元价值问题上，国会与政府之间的斗争。2005年4月，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以67票对33票通过了由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莫（CharlesSchumer）和共和党参议员林西·格安姆（LindseyGraham）提出的修正案。该修正案旨在对中国进口产品强征27 5％的关税，如果中国不改变其货币政策。虽然政府最后说服舒曼和格安姆撤销了该修正案，国会的压力还是促其同中国进行了限制中国对美出口的谈判。E Andrews， Bush sChoice：AngerChinaorCongressoverCurrency， NewYorkTimes，May17，2005.中国恐惧症在美国流行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中国恐惧症突然复苏却是因为美国认识到，中国而非美国自己正成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美国推动的全球化项目的主要受益者。要想通过太平洋地区进一步经济一体化来改善这一局势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就需要采取重大行动，表明对美国经济拥有根本竞争力坚定信心。虽然国会中大多数都公开承认对此充满信心，但言行一致者寥寥无几，从而削弱了旨在适应中国 和平崛起 的战略的可行性。

快乐的旁观者？(1)

　　这种考虑强化了美国对华政策中另一条更强烈现实主义路线的宣传。平可顿在《美国保守主义》杂志撰文，像基辛格一样批评了军事遏制战略，包括卡普兰基于PACOM制定的战略。

　　这个时代的陈词滥调是中国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时期一样，是一个寻求 在太阳下的位置 的崛起的大国。如果是这样，问题就成了中国如何才能受到抑制了。以德国为例，法、英、俄、美需要两次结成大联盟，才使柏林就范。美国能否组织起一个同等规模的大联盟来抑制中国仍需拭目以待。JamesP Pinkerton， SuperpowerShowdown， TheAmericanConservative，November7，2005，p 5，可参见http：//www amconmag com。

　　平可顿认为可能性极小。更糟糕的是，在他看来，任何建立这样一个大联盟的企图都会导致与中国的灾难性战争。不过，对于适应性替代战略，他持更加强烈的批评态度。虽未明确提及基辛格，但他称这种战略为新安吉尔主义 ，因为它与1910年诺曼·安吉尔（NormanAngell）提出的战争已过时的观点相似。像今天 教条的全球主义者 一样，安吉尔对这种所谓的战争过时论给出的原因有二：第一，由经济因素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在政治上进行合作；第二，军事和政治力量不再带来任何商业上的优势。对商人来说，新安吉尔主义可能是令人放心的，但平可顿却发现其存在根本缺点。

　　主要缺点是外包问题。虽然平可顿同意外包对提升美国竞争力是必需的，他引述了美国一家大型跨国公司高管的话说， 你告诉我一家不在中国进行生产的公司，那么我会告诉你一家在竞争力上会被击垮的公司 。但与此同时，他也强调了外包因工人害怕失业而在美国引发的强烈反应，特别是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危害：

　　一旦需要，完全后工业化的美国将无法生产这些必需的战争用品。确实，五角大楼正努力为美国保留某些国内工业基地 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中国人不久将完全能够对我们的经济釜底抽薪。那么即使我们想同或者不得不同中国开战，我们也无法做到。这将使战争对中国更具诱惑力。

　　他随后又引述了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利奥·艾默里（LeoAmery）的话，而 艾默里经常与安吉尔及其他教条的全球主义者争论 。

　　艾默里警告说，与英国的安吉尔主义政策相反，德国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经济战略给予其皇帝危险的战时生产的优势。艾默里预言： 成功的大国将是那些拥有最强大工业基地的国家。 他又补充道，那些拥有 工业实力、发明和科学实力的国家将能战无不胜 。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曾评论说，参战国需要有完成任务的工具。艾默里曾在英国二战时的内阁为其服务。JamesP Pinkerton， SuperpowerShowdown， p 5.

　　第二个缺点是安吉尔主义 对于敲打中国的美国鹰派来说，将被证明在政治上是无法接受的 。毋庸置疑， 《财富》500强企业中大多数都将动用院外活动集团来保持对东方贸易路线的开放 。然而， K街的所有院外活动集团都无法熄灭由中海油 对优尼科失败的竞购所引发的反华烈火 。

　　如果地位问题利害攸关，那么看起来就是掌管动物本能的大脑占了上风，理性思维被削弱，因为民族主义、排外情绪以及更原始的反应在嗜血成性的原始主义中兴起。结果可想而知：就像90年前的安吉尔主义一样，新安吉尔主义将再度势不可当。JamesP Pinkerton， SuperpowerShowdown， pp 8-9.

快乐的旁观者？(2)

　　简而言之，尽管军事遏制战略会导致一场与中国的灾难性战争，因为 如果过久地虚构一件事，就会使它真正发生 ，但新安吉尔主义 却会在华盛顿政策的角逐中败给（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阵营，后者反过来又会与中国进行一场灾难性战争 。平可顿因此问道，那要做些什么呢？ 美国唯一的选择要么是军事沙文主义，要么是幼稚的安吉尔主义吗？ JamesP Pinkerton， SuperpowerShowdown， pp 6-7，9.他认为更好的选择是两手战略。同迈克尔·林德（MichaelLind）一样，他在地缘政治层面提倡通过均势战略来遏制中国。

　　几个世纪以来，（英国）通过欺骗手法使其欧洲对手相互对立，这对大英帝国颇为有益。因此，如果英国可以使波旁、哈布斯堡、霍亨索伦和罗曼诺夫这样的王朝相互争斗，那么美国就有可能使亚洲大国中无法回避的对手相互争斗。毕竟我们在自己的半球上无人匹敌，而且这一地位可能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美国人的福气。更加幸运的是，正如以前的西班牙、法国、荷兰和德国一样，中国、印度和日本这三个强国也是互为邻里。JamesP Pinkerton， SuperpowerShowdown， p 9.

　　美国与其同崛起的亚洲强国直接对抗，倒不如使其鹬蚌相争。正如拉丁语中tertiumgaudens（快乐的旁观者）一词提醒我们的，与其每次都卷入战争，有时倒不如 替那些人拿衣服 。就美国国家利益来说， 亚洲最好是中国、印度、日本及其他可能的一两只 小虎 争权夺利，而我们坐山观虎斗其乐几何 。JamesP Pinkerton， SuperpowerShowdown， p 1.

　　推行这一战略的前提是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来解决台湾问题。为阻止一场大战的发生，正如南北战争后美国北方与南方的统一一样，中国大陆也将与台湾统一。 华盛顿的联邦政府 不会对那些支持里士满分离的任何外国势力有好脸色 利用坦率的权力政治，美国应当告诉台北，像香港或澳门那样和平回归祖国是最理想的道路。 没有台湾问题的羁绊，美国将在亚洲三大国的冲突中处于受益而非付出代价的地位。 因此，如果日本朝着发展核武器的道路迈进 其他亚洲大国将反对日本这种重整军备的做法，但那应该是它们的问题而非我们的。在亚洲任何这样的斗争中，最好是充当快乐的旁观者，而非是不幸的主要参与者。 JamesP Pinkerton， SuperpowerShowdown， p 10.

　　然而，为了在地缘政治层面成为 快乐的旁观者 ，在国内也需要有所作为。 美国人应避免自欺欺人，认为我们国内目前繁荣的房地产市场 将确保我们在地缘政治上长期处于首要地位。 只有出现 18世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的21世纪翻版 ，才有可能获得这种首要地位。也就是说，要决定哪类工业对国家安全必不可少，并且 有意识地出台技术工业政策以保证这些关键的工业能留在国内 。虽然这种新的汉密尔顿主义政策将抬高消费品的价格、提高利率，并且可能会使股市下跌，可 对真正的国家安全来说，这是很小的代价 。平可顿承认这一两手战略超出了目前美国政体和社会认识范围。但他希望， 当可怕的警钟敲响时，情况不要太糟。虽然不好的政策可被修正，但不幸的是，这往往需要通过失败才能得到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关注 。JamesP Pinkerton， SuperpowerShowdown， p 11.

快乐的旁观者？(3)

　　这一快乐的旁观者战略在美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得多的先例，超出平可顿的认知。在他看来，仅在1901~1909年（大多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内），美国运用过这种战略。JamesP Pinkerton， SuperpowerShowdown， p 11.事实上，正如第八章所述，在整个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欧洲大国间的冲突令美国受益匪浅。而且美国有能力使20世纪初的世界大战转为对自己有利的情势，不仅是因为其自给自足和技术熟练的军工联合企业，而且也归因于其相对孤立的大陆位置。

　　不管承认与否，鉴于在伊拉克的失利，美国很可能想重拾这一传统。不过，平可顿所倡导的均势模式中的亚洲因素在美国政策中已有所体现。小泉可能确实曾相信，否定日本官方60年来的和平主义并 取代澳大利亚成为华盛顿在亚太地区的 副班长 ，这将在日本万一与中国发生冲突时，提高班长保护日本的根本承诺 S Tisdall， JapanEmergesasAmerica sDeputySheriffinthePacific， Guardian，April19，2005.。但是，在中国台湾地区争端上，美国过去和未来可能都是鼓励日本以平可顿式的均势战略介入，而非卡普兰式的联盟战略。也就是说，美国鼓励日本从过去一个时期的和平主义者再次变成地区性的军事大国，这可能成为通过在亚洲创造一个与中国军力相抗衡的力量来协助美军淡出东亚的手段。

　　当然，这种不测前景无须也可能不是美国目前政策中未公开的目标。但是，它很可能是一个后补方案（或 B计划 ）。一旦美国尝试建立以PACOM为领导的联盟夭折或太具冒险性，那么美国就可以便利地求助于该计划。在伊拉克失利可能会导致美军撤出东亚地区，这一点事实上并未逃过中国台湾地区的观察家的眼睛。因此，2005年10月，中国台湾地区前 外交部长 田弘茂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

　　如果美国从伊拉克撤出，美国将被孤立主义控制，不愿意再卷入海外事务，中国霸权的扩张将加速。随着美国参战的意愿降低，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将减少。台湾 政府 应当面对这一形势，并就如何应对制定现实的计划。引自Sakai， HuJintao sStrategy

　　台湾 政府 可能不愿面对这一形势。可值得注目的是，2005年底中国台湾地区对是否应为华盛顿提出的长达四年多的军售一揽子计划拨款犹豫不决，这一态度引起了美国国会的愤慨。时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民主党议员的汤姆·兰托斯（TomLantos）在指出中国台湾地区持有数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后，不满地宣布： 如果你希望我们来帮助你们，面对超过18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却模棱两可，这是一种侮辱。 引自Dickie，MalletandSevastopulo， WashingtonIsTurningItsAttentionfromtheMiddleEast 。另见Cody， ShiftsinPacificForce

　　不论是否是侮辱，中国台湾地区的犹豫态度不仅暴露出人们怀疑，对由美国所支持的反华联盟提供保护并不完全可靠，而且也显示出快乐的旁观者战略存在的根本矛盾。如果美军从该地区撤出，那么亚洲大国为何还要为美国的利益而使相互间的冲突升级，而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寻求相互适应呢？20世纪早期，美国之所以能够充当欧洲大国之间斗争的快乐的旁观者，关键是靠那些斗争的强度与内部动力，而这是当代亚洲所不具备的。正如前几章所述，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东亚确实是真正的 快乐的旁观者 。1980年代，日本和 四小龙 成为美苏冷战升级的主要受益者。近来，中国又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真正赢家。当然，失算在所难免。但是，对不起，兰托斯，人们不清楚为什么一夜之间亚洲国家都要投入到这样一场军备竞赛中，即有利于美国军事工业和经济，却将严重损害构成亚洲大国主要源泉的债权人的地位。

快乐的旁观者？(4)

　　事实上，2005年12月在吉隆坡召开的第一次东亚峰会已经表明，美国要想使亚洲各国相互争斗是很困难的。华盛顿一向反对召开这种峰会的想法，并力促包容性更大的亚太经合组织成为其替代方式，而美国将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国。然而近些年来，虽然美国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影响力相对中国有所下降，但一个不断扩大的东盟的重要性却在稳步提升，而其在东亚事务的决策中正将美国排除并纳入中国。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首次扩大将中国、日本和韩国包含其内，形成所谓的东盟＋3的形式。这一举动明显有减少美国影响力的目的，因为美国被普遍认为对此次严重的危机负有责任。在首次东亚峰会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被吸收为成员国。东盟＋3进一步扩大为东盟＋3＋3。与前一次相反，这次扩大主要被认为是在没有美国参加的情况下平衡中国力量的举措。见S Mydans， NewGroupfor AsianCentruy ShunsU S，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December12，2005；Burton，Mallet，andMcGregor， ANewSphereofInfluence 当美国与中国争论地缘政治优势时，东亚其他国家只想提高贸易区效率，进入更大规模的市场。目前，最大的市场就是中国。因此，2007年1月在菲律宾召开的东盟峰会上，中国占据了中心位置，签订了新的服务贸易协议。更重要的是，中国完全参与制订了旨在成为引导该组织向欧盟模式发展的宪章的各类协议中。M Vatikiotis， EastAsiaClubLeavesU S FeelingLeftOut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April6，2005；C H Conde， ChinaandAseanSignBroadTradeAccord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January15，2007.

未知的长城(1)

　　2004年7月，《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评论文章，哀叹美国缺少对华战略。

　　我们的行动公然藐视一致性的分类。我们把中国视为全面的伙伴吗？很少。我们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吗？有时。我们对自己如何行动有信心吗？几乎没有。连政策都谈不上。美国已经够幸运了，当它被伊拉克事务缠身时，更多政治和经济上的危机并未爆发。T Manning， AmericaNeedsaChinaStrategy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July22，2004.

　　两年半之后，美国仍未形成中国战略。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巩固了中国的实力，对此的认识导致反华动议升级，同时增加了美国政策中的现实主义成分。但是，两者结合的结果继续违反了分类的一致性。

　　美国为何一直缺乏连贯的对华政策，对此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个主要原因。首先，对布什政府来说，遏制中国力量崛起的决定性战争仍在伊拉克进行。美国原先梦想在伊拉克速战速决将使其在对付中国时处于强势，但这一梦想已让位于使美国在信誉损失最小的情况下从伊拉克撤军的目标了。在此环境下，反华声浪以及加强澳大利亚，尤其是日本在东亚 副班长 地位的努力一直增强。然而，在美国从伊拉克的泥潭脱身前，它不得不继续同中国接触。从这点上来说，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没有连续性：这仅是美国面对中国乃至世界，为挽救其可以挽救的声誉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即便是对政府颇有微词的国会也同意这一点。民主党人早前有关入侵伊拉克的怨言是因为它转移了美国在对抗中国这一任务上的注意力。可当伊拉克冒险行动不再受欢迎时，民主党人自己对应该如何减少损失分歧严重。因此，争论转向了是否应该和如何从伊拉克撤军的问题上，从而掩盖了对 中国威胁 的关心。

　　一直缺乏连贯的对华政策的第二个原因，是对国家利益的构成的看法大相径庭。观察家一般都同意，调整和适应的战略符合美国商界特别是大企业的利益。正如前面引述的段落所体现的，卡普兰和平可顿在这点上意见一致。虽然基辛格并未明确阐述大企业的利益，但是他在以前引述的文章中表示有必要承认他的顾问公司建议美国公司与中国做生意。美国大企业确实在支持中国经济增长上表现得比支持日本1980年代的经济增长更为热情，尽管从长远看中国对美国的突出地位构成了更大的挑战。

　　很多西方企业高管对十几年前封闭的日本颇有微词，但中国对跨国公司和外资的欢迎则使其热情地拥抱中国及其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 日本通过技术授权，迅速赶上了西方国家 可中国不仅拥有技术授权，而且通过其潜在的巨大市场的吸引力来引诱外资。这不仅仅带来了更多的投资 而且帮助中国免遭贸易冲突。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等许多跨国公司曾同日本发生冲突，同样是这些公司，现在却成为中国的大型投资者 反对对其贸易限制的投资者。K Bradsher， LikeJapaninthe1980 s，ChinaPosesBigEconomicChallenge， NewYorkTimes，March2，2004.

未知的长城(2)

　　然而，与此同时，除了中国的最佳客户沃尔玛已取代通用汽车成为美国最大的公司这一事实外， 有利于通用汽车就有利于美国 这句老话也不再是毋庸置疑的了。费舍曼（T Fishman）断言， 中国的承诺对美国大公司和超级富豪来说太美好了，以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经济长期的健康发展都是无足轻重的了 。他的说法表达了很多人的看法。T Fishman， BettingonChina ，USAToday，February16，2005.为了证明该观点，人们经常指出，美国近半进出口贸易是在跨国公司间进行的，它们将材料和零部件在其分布广泛的工厂间来回调动，并将生产线在各国间迁移，以此来降低成本，特别是工资成本。尽管企业和投资者在这类运营中获益匪浅，但那些国家本身，包括美国，据称并未如此。请见W Greider， TradeTruththatthePublicWon tHear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July19，2005；J Petras， StatismorFreeMarkets：ChinaBashingandtheLossofUSCompetitiveness ，CounterPunch，October22，2005。

　　就算美国公司与美国国家利益有可能发生冲突，对于更紧密的美中经济一体化是否能促进国家利益，仍无一致意见。诸如平可顿等保守派都强调外包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不过，就连军工联合企业的首要倡导者也怀疑，如果不进行一些外包，美国军事的优势地位是否仍能保持，无论中国只是少量参与或根本不参与。国防部近期的一份报告确认了73家多为西欧国家的外国供应商。它们向美国12个最重要的武器系统提供零部件。国防部武器购买主管说： 我们的工作就是为战机找到最好的东西。创新并不总受国界所限。我们希望以最经济的成本从我们可以找到的最好的供应商那里购买最佳性能的装备。 美国最大的军火商LockheedMartin的一位高级副总裁从他的角度出发宣布，美国不可能在本国生产所有的军用产品，即使美国是这样希望的。美国工业企业总是首选的，但是有些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面向海外。请见L Wayne， U S Weapons，ForeignFlavor ，NewYorkTimes，September27，2005。民主党人和工会组织强调，对华贸易和外包造成失业，并呼吁利用保护措施和政府行为来强迫中国重估币值。但其他人则强调，美元迅速贬值将带来更大的危险，有可能 危及美国的全球政治影响力 ，并使美国陷入 拉美国家 所长期忍受的债务陷阱中 。Fishman， BettingonChina .还有一些人指出，廉价的中国信贷和商品的涌入不仅使超级富豪获益，同时也让美国较低的社会阶层获益。

　　美国备受债务之扰 许多债务来自工人们利用一个个信用卡获取的借款，或是为了部分保持财富不断扩大的上流社会的放纵生活方式而获取的靠不住的抵押贷款 今天，债务分布广泛是美国社会更为重要的现象之一，这使较不富裕者支大于收，从而缓和了落后于巨富的感觉。只要利率不大幅提升，这一社会进程将继续发挥作用。因此，中国对小城镇居民举足轻重。R Cohen， ChinaandthePoliticsofaU S AwashinDebt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May21，2005.

　　简而言之，正如克鲁格曼所指出，美国 对中国购买美元已上瘾 ，我们则要加上对中国的廉价产品也已上瘾。 当这种情况结束时，将会出现痛苦的戒毒症状。 打破这种依赖可能最终会使美国工业更具竞争力，但首先出现的是痛苦的戒毒症状。P Krugman， TheChineseConnection ，NewYorkTimes，May20，2005.伊拉克形势越恶化，布什政府对此的依赖就越强，以防止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形势出现恶化。因此，政府在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问题上表现得有些勉强，还赞扬中国共产党2005年制订的五年规划，并且与国会相比，在抱怨中国产品涌入美国和中国抢夺美国就业机会问题时，一般都更为克制。

未知的长城(3)

　　反华声浪和动议在地缘政治层面的升级（布特的 善意敲打中国 ），不仅是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敲打（布特的 恶意敲打中国 ）时保持更大克制的借口，也不仅是对东亚及其他地区的附庸国所做的拍胸脯式的保证（并警告潜在的竞争对手），即伊拉克的困境不会削弱其维护地区和全球军事主导地位的决心。正如新保守派霸权下的共和党核心选民的理解那样，这同样也是国家利益的体现。

　　正如托马斯·弗兰克所辩称，过去20年美国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之一就是其所谓的 引起强烈反响的保守派 的崛起。对其地位和相对收入下降做出反应者，大多是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更加认同上帝、武装力量和共和党，而非阶级利益、工人阶级组织和民主党。新保守派巧妙地利用这一情绪赢得了大多数选民，而一旦当权，却执行了有益于富人的政策，同时间接地重新引发作为其基础的大众的愤怒，使之进一步认同上帝、军队和共和党。ThomasFrank，What stheMatterwithKansas？HowConservativesWontheHeartofAmerica(NewYork，OwlBooks，2005).

　　从这方面来看，而不是从共和党内外更加传统的保守派的观点来看，美国政府和消费者对中国廉价的信贷和产品更加依赖也无所谓。至关重要的是，美国总统应当是 一个根深蒂固的爱国者，一个真正的人，而且对一些人来说，是神在白宫的代言人 Cohen， ChinaandthePoliticsofaU S AwashinDebt .如Cohen指出的， 人们在遇到经济困难时，投向上帝、爱国主义和军队的做法，一点也不新鲜 。事实上，21世纪之初美国军事沙文主义与20世纪的英国有很多类似之处。二者主要的区别在于美国式的军事沙文主义更强调上帝而非帝国，这深深植根于美国扩张主义时期的宗教传统。有关美国扩张主义时期的宗教传统，请见ClydeW Barrow， God，Money，andtheState：TheSpiritsofAmericanEmpire ，ForschungsgruppeEurop ischeGemeinschaften(FEG)，Arbeitspapier22，Universit tMarburg。。这意味着对 恶意 敲打中国的克制必须与 善意 敲打中国的升级同步进行，以此警告中共领导人不要挑战美军至高无上的地位，相反要支持美国的自由和价值观。并且，美军在伊拉克的麻烦越大，警告之声也必须加大。简而言之，美国一直缺乏连贯的对华政策的第二个原因是布什政府 一仆二主 ：一方面忠于大企业和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忠于 引起强烈反响的保守派 。从这点上说，美国对华政策的不连贯性体现了布什政府需要适应美国资本希望借中国经济增长获益的倾向，同时又要迎合其基础选民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倾向。

　　基于当前的原因，美国一直缺乏连贯的对华政策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原因是，美国难于辨别目前和未来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关于这一点，美国观察家和政治家面对着一座 未知的长城 。人们已日益认识到， 中国增长的真正广度与速度 使其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不可预测的未知因素。好坏两方面的惊奇都将增加 前所未有的得和失、威胁和机会 。但对这些可能的惊奇，人们却了解甚少。

未知的长城(4)

　　我们肯定知道的是，我们确实不知道。面对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经历着如此巨大的变化 从 指令性和控制性 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任何人要想对现状有个全局的认识，机会微乎其微甚或不存在。在较小的国家，我们的无知并不重要。但在中国，这就有些可怕了。R J Samuelson， GreatWallofUnknowns， WashingtonPost，May26，2004.

　　当然，最可怕的是这种无知鼓舞着美国这个有能力发动大决战的国家的政策，向那些引起强烈反响的保守派中最狂热分子所热烈盼望的方向发展。问题不仅在于，运用现在和以往的知识来预测未来总是一项艰巨而冒险的任务。主要问题则在于那种出于这一目的所利用的知识。诗人休斯·黑尔（HughesHale）指出： 美国很少研究中国历史。 许多论及中国问题的人 只是在老旧的议程上点缀一些事实 ，却轻易地忽略了那些不适合于该议程的事实。例如，那些抱怨美国200万个制造业就业机会大多被中国夺走的人，对于有关 数百万计更多的中国人同期因国企重组而失业 的说法，都缄默不语。而那些抱怨中国破坏知识产权的人也轻而易举地忘记了，在日本公司自己需要同样的保护前，类似的法律在日本也受到轻视。见L H Hale， It saJuggernaut Not！：TheChinaofOurImaginationBearsNoResemblancetoReality， LosAngelesTimes，May22，2005。更糟糕的是，在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和本章所讨论的替代性现实主义战略提议的基础的假设中，只是在老旧的议程上点缀一些事实的做法也有所体现。除了基辛格的战略，其他方案都完全忽略了中国历史，而且对西方历史的了解也是非常有限的。当然，为突破这道围绕着中国崛起后的未来前景的未知长城，有选择地对过去进行一定的了解是必要的。但为预测出哪些事会发生或哪些事不会发生，特别需要了解哪段历史才最有用，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转而要涉及的问题。

中国的开放：斯密对弗里德曼(1)

　　与普遍看法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资的主要吸引力并非其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全球有很多这样的资源，可没有一个地方能像中国那样吸引如此多的资本。我们认为，主要吸引力是这些劳动力在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上的高素质，再加上他们在中国国内生产性流动的供需环境迅速扩大。此外，二者并不是外资创造的，而是基于当地传统的发展进程创造的，其中包括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传统。外资在该进程的后期参与进来，在一些方面起到维护作用，而在另一些方面则起到破坏作用。

　　帮助外资与中国劳动力、企业家和政府官员见面的 媒人 ，是海外华人资本。有关海外华人资本发挥 媒人 作用的论述，请见NicholasR Lardy，ForeignTradeandEconomicReforminChina，1978-199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pp 37-82；KichiroFukasukuandDavidWall，China sLongMarchtoanOpenEconomy(Paris，OECD，1994)，pp 26-42；LouisKraar， TheNewPowerinAsia， Fortune，October31，1993，p 40。有关中国海外资本之起源的论述，请见第11章。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心寻求海外华人的支持，以促进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开放以及根据 一国两制 的模式来收回香港、澳门并最终统一台湾。这一决定使海外华人发挥 媒人 作用成为可能。实践证明，对中国政府来说，这种联盟比向美国、欧洲和日本公司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成功得多。由于在自由雇佣和解雇劳动力、买卖商品以及将利润汇出中国方面受到各种限制规定的干扰，这些公司往往将其投资维持于在华立足的最低水平。与之相反，由于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和语言，通过向地方机构慷慨解囊而加强并操纵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以及得到中共官员的优惠待遇，海外华人能够绕开大多数规定。因此，虽然外国公司一直抱怨 投资环境 ，但华人企业却开始迅速从香港迁往广东，速度之快几乎与它们40年前从上海迁往香港一样，但规模要大得多。在这一成就的鼓舞下，1988年中国政府给予台湾居民许多此前仅给予香港居民的特权，由此来加倍争取海外华人资本的信心和支持。AlvinY SoandStephenW K Chiu，EastAsiaandtheWorldEconomy(NewburyPark，CA，Sage，1995)，ch 11.

中国的开放：斯密对弗里德曼(2)

　　早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很长时间，中国共产党就与海外华人企业建立了政治联盟。1989年政治风波后，美中关系降温进一步浇灭了西方在中国的投资热情。虽然中国占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由1990年的5％增加到1993年的24％，但却未能使日本在地区经济一体化和扩张过程中重拾其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领导地位（请见第11章）。更正确地说，它反应了在获取中国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利润丰厚的机会方面，日本企业试图赶上海外华人。时至1990年，当日本投资开始迅速增加时，中国的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投资总额已达120亿美元，相当于所有在中国内地外资总额的75％，几乎是日本的35倍。此后无论日本投资如何迅速增长，都只是追随而非引领对华投资热。GiovanniArrighietal ， HistoricalCapitalism，EastandWest， inG Arrighi，T Hamashita，andM Selden，eds，TheResurgenceofEastAsia：500，150and50YearPerspectives(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3)，pp 316-17.尽管1990年代和21世纪初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但在中国内地建立企业的外国资本中，海外华人仍占半数以上。见TedC Fishman，China，INC：HowtheRiseoftheNextSuperpowerChallengesAmericaandtheWorld(NewYork，Scribner，2005)，p 27。当1990年代中国崛起获得来自自身的动力时，日本、美国和欧洲的资本空前大规模地涌入中国。在整个1980年代，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仅为200亿美元，可时至2000年就蹿升至2000亿美元，其后3年更是翻了一倍多，至4500亿美元。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Prestowitz）评论道： 但是如果外国人在投资的话，这只是因为华人投资得更多。 ClydePrestowitz，ThreeBillionNewCapitalists：TheGreatShiftofWealthandPowertotheEast(NewYork，BasicBooks，2005)，p 61.

　　换言之，外资搭上了既非由其启动又非由其引领的经济扩张顺风车。外国直接投资确实在促进中国出口方面起了主要作用。然而，如图5-1所示，中国出口的增加是中国崛起的后序曲。从任何角度来看，甚至那时的外资（特别是美资）对中国的需要，远高于后者对前者的需要。从英特尔到通用汽车在内的美国公司， 面临一个简单的规则：要么在中国投资，利用其廉价劳动力和经济快速增长的优势，要么输给竞争对手 。中国虽然一度只是制造中心，可现在却已变为一个开发和销售高科技产品的地方。美国科技贸易集团AEA的负责人说： 每个人及其兄弟姐妹都想去中国，那里有12亿消费者。 科技零部件生产商 康宁的副总裁同意道： 其他国家很少能看上去会变得如此重要。 IstheJobDrainChina sFault？ BusinessWeekOnline，October13，2003；M Kessler， U S Firms：DoingBusinessinChinaTough，butCritical， USAToday，August17，2004，pp 1-2.

　　但中国是如何变得这么重要的呢？其非凡的经济转轨源自什么样的行动和环境的组合呢？根据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的说法，这一转轨 可能是有史以来 最令人惊叹的 。J Stiglitz， DevelopmentinDefianceoftheWashingtonConsensus， Guardian，April13，2006.同先前以市场为基础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传统、鸦片战争后的百年衰落以及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传统相比，目前的经济复兴与之是何关系呢？为了回答上述的问题，让我们首先从揭示可作为中国崛起成因的所谓坚持新自由主义信条的神话开始吧。

中国的开放：斯密对弗里德曼(3)

　　人们经常认为，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更加开放，因此其经济扩张与先前的日本不同。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但却不能推论说，中国因此坚持华盛顿共识所开出的新自由主义药方。这一推论无论在左翼知识分子还是在共识的提倡者中间都很普遍。例如，哈维所著的《新自由主义简史》在封面显著位置刊登了邓小平以及里根、皮诺切特和撒切尔的照片，书中整整一章都用来论述 有中国特色的 新自由主义 。DavidHarvey，ABriefHistoryofNeoliberalis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5).同样，邝治中认为，里根和邓小平 都是新自由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伟大信徒 。

　　仅在撒切尔开始其残酷的别无选择 的改革后一年，中国便找到弗里德曼作为其指引，如此之早令人好奇。因此，就像罗纳德·里根在美国开始取消自罗斯福时代以来实行的社会和福利保障网的 革命一样，邓小平及其支持者按照弗里德曼的方案，引领中国走向了新自由主义的世界。PeterKwong， ChinaandtheUSAreJoinedattheHip：TheChineseFaceofNeoliberalism， CounterPunch，October7-8，2006，pp 1-2.

　　在意识形态相反的阵营，在影响舆论走向的媒体如《金融时报》和《经济学家》的支持下，华盛顿共识的机构推动者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和英国的财政部 都夸耀说，自198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经济增长而出现的世界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减少，可归因于中国坚持了其政策建议。关于此观点的批判性评述，请见RobertWade， IsGlobalizationReducingPovertyandInequality？ WorldDevelopment，32，4(2004)。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拉美及苏联真正坚持了这些政策建议，却遭受了一系列长期经济灾难，这与上述说法是相互矛盾的。鉴于这一经历，詹姆斯·加尔布雷思（J K Gulbraith）想知道，我们是否应继续将1990年代视为 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 ，而非 （中国和印度）两地改良社会主义的近似黄金时期，以及那些接受《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方案的国家的灾难期 。

　　1970年代，中国和印度都脱离了西方银行的掌控，免遭债务危机。两国至今都继续保持着对资本的控制，因此热钱无法自由流入流出。两国至今都继续在重工业上保留了大量国有部门 确实，中国和印度总的来说做得不错。可这是因为其推行的改革呢，还是其不断实施的管制呢？毫无疑问，正确回答是：与二者都有关系。J K Galbraith， DebunkingTheEconomistAgain， availableathttp：//www salon com/opinion/feature/2004/03/22/economist/print html.

　　如果单独聚焦中国，并将中国是在推行 改良社会主义 还是某种资本主义变体的问题搁在一边，那么加尔布雷思有关中国改革并未接受新自由主义处方的观点，得到了斯蒂格利茨观点的支持。正如第1章所引述的，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可归因于未放弃渐进主义而推崇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休克疗法；承认只有结构调整与创造就业共同作用才能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努力确保用日益激烈的竞争来取代有效的资源再配置。虽然中国在改革伊始就欢迎世界银行的建议和援助，但它总是以符合中国 国家利益 的平等地位并有条件地来接受，而不是以美国财政部和西方资本的利益为出发点。正如拉姆戈帕尔·阿加尔瓦拉（RamgopalAgarwala）根据自己作为世界银行驻北京高级官员的经历所回忆的，在既听取国外建议又根据自身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来进行决策方面，中国可能是最佳范例 如果说中国的成功还有其他什么基础的话，那就一定是从不盲目接受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具有 中国特色 的改革是中国改革进程的定性特点。RamgopalAgarwala，TheRiseofChina：ThreatorOpportunity？(NewDelhi，Bookwell，2002)，pp 86-9.

中国的开放：斯密对弗里德曼(4)

　　中国政府也欢迎外国直接投资，但同样是在他们认为这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因此，1990年代初，东芝等日本大公司被非正式告之，除非它们带来零部件制造商，否则就根本不用费神来中国了。FarEasternEconomicReview，September6，1994，p 45.更近期的是，中国的汽车公司占据了令人羡慕的地位。它们同时与互为竞争对手的外国公司签订了合资协议，如广州汽车公司与本田和丰田的协议，而这是丰田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决不会同意的做法。这种安排使中方合作伙伴能学到竞争双方各自的长处，并成为三方合作网中唯一能与所有各方接触的一方。OdedShenkar，TheChineseCentury(UpperSaddleRiver，NJ，WhartonSchoolPublishing，2006)，p 66；Fishman，China，INC，pp 208-10.

　　更广泛地说，与那些接受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国家相比，放松管制与私有化一向更具选择性，进展更为缓慢。确实，关键的改革并非私有化，而是让国有企业引入竞争机制，相互之间、与外国公司之间、特别是与大量新建的私有、半私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展开竞争。与1949~1979年相比，竞争导致了国有企业在就业和生产方面所占比重急剧减少。但正如我们目前所知，中国政府在促进发展上的作用并未减退。相反，它在发展新产业、建立新出口加工区、扩大和使高等教育现代化以及建设主要基础设施上投入了巨资，其力度与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任何一个国家相比都是空前的。

　　由于大陆的面积和众多的人口，这些政策使中国政府能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优势与以自我为中心的国民经济的优势相结合。中国的工业化主要由外国投资来驱动，而其国民经济则受到语言、风俗、机构以及网络（外来者只能靠当地中介才能进入）的非正式保护。这种优势互补的良好例证就是那些巨大的出口加工区。中国政府从无到有地将其建设起来，直到其工人如今已达到世界出口加工区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绝对的面积优势使中国得以建立起三个各有专长的基本制造地带：专门从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零部件生产及组装的珠江三角洲；专门从事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汽车、半导体、移动电话和计算机生产的长江三角洲；作为中国硅谷的北京中关村。与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政府更直接地介入扶持大学、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的合作，以开发信息技术。Loong-yuAu， ThePostMFAEraandtheRiseofChina， AsianLabourUpdate，56(Fall2005)，pp 10-13.除了这些以及其他出口加工区外，各种各样的工业区在全国蓬勃发展。 尽管制造业区不是新鲜事物，尤其意大利就是以此闻名，但中国人将其带入了一个新水平 ，创立了巨大的工业区，每个区 专注于某一产业，其中包括最普通的产品，如香烟、打火机、标牌、领带和扣件等 。在大唐地区，120个村庄的1万多户人家靠生产袜子谋生。2004年，他们生产了90亿双袜子，而一度自称 世界袜子之都 的阿巴拉契亚小镇佩恩堡才生产了不到10亿双。在大唐，与制袜有关的企业包括大约1000家纺织面料加工商、400家纱线交易商、300家缝纫厂、100家模具厂、300家包装厂和100家转运公司，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缝纫机商店，平均每家有8台针织机。D Lee， China sStrategyGivesittheEdgeintheBattleofTwoSockCapitals， LosAngelesTimes，April10，2005.

中国的开放：斯密对弗里德曼(5)

　　出口加工区的劳动分工也说明了中国政府在推动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同时不放弃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战略。该战略的推行将几个中国城市转化成了高科技研究的温床。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以东亚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扩大并使高等教育现代化。以毛泽东时代在初级教育上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为基础，中国政府将平均受教育年龄提高到8年左右，受教育人数增加到3 4亿。结果，中国公立院校所培养毕业生的绝对人数可与更富裕国家相媲美。例如，2002年中国高校理工科毕业生为59万人，而日本一两年前为69万人。另外，对于外部的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机构表现得比日韩更加开放。不但是中国著名大学在提升基础设施和师资水平，而且其留学生已成为美国海外军团中最大的一支，在欧洲、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的留学人数也迅速增加。中国政府一方面提出各种鼓励措施，促使中国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回国效力，另一方面包括已就业的科学家和高管在内的许多人，也被经济迅速增长而带来的种种机会所吸引。YuguiGuo，Asia sEducationalEdge：CurrentAchievementsinJapan，Korea，Taiwan，China，andIndia(Oxford，Lexington，2005)，pp 154-5；Au， ThePostMFAEra ；Shenkar，TheChineseCentury，pp 4-5；P Aiyar， ExcellenceinEducation：TheChineseWay， TheHindu，February17，2006；H W French， ChinaLuringScholarstoMakeUniversitiesGreat， NewYorkTimes，October24，2005；C Buckley， LetaThousandIdeasFlower：ChinaIsaNewHotbedofResearch， NewYorkTimes，September13，2004.根据2003年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和教育部的统计数据，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有逾58万中国学生出国进修，其中15万学成回国。另外，归国学生在全国建立了5000家企业，产值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总之，经济改革中所推行的相对渐进主义，以及中国政府为促进国家市场的扩大与新社会劳动分工之间的协调而采取的应对行动，这些都表明，新自由主义学派所推崇的休克疗法、最低纲领派政府和自我监管的市场等乌托邦式信仰，对中国改革者和斯密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在第2章所描述的斯密有关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概念中，政府在贸易自由化中，利用市场作为管制工具，逐步推行从而不打破 公共的安宁 。它们使资本家而非工人相互竞争，因此利润被压低到可接受的最低水平。它们鼓励在生产单位和社区间而非其内部进行劳动分工，并投资教育，以抵消因劳动分工而对人口知识水平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它们优先发展国内市场和农业，以此作为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并在一段时间后也作为外贸和投资的基础。不过，如果并且当这一优先目标与 主权的第一要务 保卫社会免遭其他独立社会的暴力和入侵 相冲突时，斯密承认，优先地位应让予工业和外贸。

中国的开放：斯密对弗里德曼(6)

　　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发展概念相比，中国回归市场经济的大多数特点都更加符合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概念。根据马克思的概念，政府在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方面发挥着委员会的作用，并且协助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以及资本积累者将竞争压力从自身转嫁到工人身上的趋势相分离。当然，通过促进出口和引进科技知识，中国政府一直寻求外国及海外华人资本利益集团的帮助，其深度远远超过了明朝和鸦片战争前的清朝政府，更不要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了。事实上，它与海外华人资本间的关系同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与海外的热那亚资本家之间的政治交换关系极为类似。但是，如上所述，在这些关系中，中国政府占据着有利地位，其本身成为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主要债务国之一，并且以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平等地位并有条件地接受援助。我们丝毫无法想象将其认定为外国和海外华人资本利益集团的奴仆。这方面的最新证明是，2006年中国政府为外国投资者设置了大量新壁垒，其中包括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审查并提议对银行、零售和制造业等行业都施加限制。这尤其令外国公司担忧，因为它源于政府日益强化的关注领域，即帮助中国日益扩大的各类国内企业并解决贫困和收入悬殊等社会问题。A BatsonandM Fong， InStrategicShift，ChinaHitsForeignInvestorswithNewHurdles， WallStreetJournal，August30，2006，A1.

　　对于正在中国内部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政府是否处于变为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的过程中，这更难以评估。后文还将回到这个问题，但现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另一个斯密式特征表明，将其定位为向资本主义转型必须谨慎。这一特征就是政府积极鼓励竞争，不仅在外资之间，而且在所有资本之间，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是私人的还是公有的。确实，改革更侧重于通过打破国家垄断和消除壁垒来强化竞争，而不是通过私有化。ThomasG Rawski， ReformingChina sEconomy：WhatHaveWeLearned？ TheChinaJournal，41(1999)，pp 142，145；Agarwala，TheRiseofChina，pp 103-6.其结果是资本持续的过度积累以及对压低利润率形成的压力。这被定性为 中国的丛林资本主义 ，但看上去更像是为了国家利益而进行残酷竞争的斯密式资本家的世界。

　　新产品通常是由外国公司引进，而在几个月内，大量制造商，其中包括许多中国私有公司，就开始竭尽全力将其生产出来。竞争变得激烈，价格开始下滑。不久以后，生产商开始转向新市场，越来越多的是海外市场。所有这些的背后是一群遍布在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市场之一的力量。外国投资浪潮 教会了这个国家一些最现代的制造技术。对国外技术的极度渴望推动了整个经济体生产力的提高，而全国企业家的热情从当年中央计划体系中迸发出来。K LeggettandP Wonacott， BuryingtheCompetition， FarEasternEconomicReview，October17，2002 有关类似论述，见JamesKynge，ChinaShakestheWorld(Boston，MA，HoughtonMifflin，2006)，andS.Kotkin， LivinginChina sWorld， NewYorkTimes，November5，2006等。

中国的开放：斯密对弗里德曼(7)

　　公有和私人企业竞争的白热化，确实导致了城市工人在毛泽东时代所享有的就业保障的瓦解，以及很多过度盘剥现象，特别是对流动工人。见AnitaChan， Globalization，China sFree(ReadBounded)LaborMarket，andtheTradeUnion， AsiaPacificBusinessReview，6，3-4(2000)；JunTang， SelectionfromReportonPovertyandAnti PovertyinUrbanChina， ChineseSociologyandAnthropology，36，2-3(2003-04)；ChingKwanLeeandMarkSelden， DurableInequality：TheLegaciesofChina sRevolutionsandthePitfallsofReforms， inJ.Foran，D Lane，andA Zivkovic，eds，Revolutionin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SocialIdentities，Globalization，andModernity(London，Routledge，2007)等。正如本章结论部分所述，城市下岗工人的困境和对流动工人的过度盘剥，成为19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期劳动力不安定和社会冲突升级的主要原因。然而，工人的困境和反抗必须放在政府政策的背景下来看。在此方面，政府政策同样不支持通过牺牲工人福利来提高利润的新自由主义核心措施。与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甚至更高的国家相比，在中国的正式部门，不仅合资企业工人所享受的医疗、养老和其他 指令性福利 一向都更加慷慨，而且在解雇工人方面也更加困难。更为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的扩大、新产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的迅速增加以及鼓励农民投身农村经济的农业税减免和其他改革等，它们共同造成了劳动力短缺，进而削弱了过度剥削流动劳动力的基础。高盛的一位经济学家宣称： 我们正在目睹中国极度廉价劳动力黄金时期的结束。工人很多，但是未受过教育的工人的供给正在减少 中国工人 沿价值链攀升的速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D Barboza， LaborShortageinChinaMayLeadtoTradeShift， NewYorkTimes，April3，2006；T Fuller， WorkerShortageinChina：AreHigherPricesAhead？ HeraldTribuneOnline，April20，2005；S Montlake， China sFactoriesHitanUnlikelyShortage：Labor， ChristianScienceMonitor，May1，2006； China sPeopleProblem， TheEconomist，April14，2005.

　　至此所研究的中国改革的斯密式特征都归因于这一日益浮现的短缺。这些特点包括改革的渐进主义和旨在扩大并提升社会劳动分工的国家行动、教育的大幅扩展、资本家利益从属于国家利益以及积极鼓励资本家间的竞争。不过，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中国改革的另一个斯密式特征：他们给予国内市场的形成及农村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以领导作用。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一最重要的因素。

无剥夺积累(1)

　　正如斯密可能会建议的，邓小平的改革首先针对的是国内经济和农业。关键的改革是在1978~1983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对农业余粮的决定权和控制权从公社交回到农民家庭手中。另外，在1979年和1983年，农产品收购价格分别大幅提高。由此一来，农业生产力和恢复农业活动的现象大幅增加，促进了早期的公社和生产队企业生产非农产品的趋势。通过各类机构壁垒到空间流动性，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 离土不离乡 。但在1983年，它仍批准农村居民可以从事长途运输和农贸市场买卖，从而为其产品寻找出路。这是那一代中国农民首次获准在其家乡以外的地方从事商业活动。1984年，政府进一步放松了管制，农民可以到附近乡镇新兴的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工作。FangCai，AlbertPark，andYaohuiZhao， TheChineseLaborMarket， paperpresentedattheSecondConferenceonChina sEconomicTransition：Origins，Mechanisms，andConsequences，UniversityofPittsburgh，November5-7，2004；JonathanUnger，TheTransformationofRuralChina(Armonk，NY，M E Sharpe，2002).

　　其他两项改革也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兴起：中央财政放宽，给予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和使用财政余额进行奖励方面的自主权；对干部的考核转向以地方经济表现为基础，从而大大提高了地方政府支持经济增长的积极性。乡镇企业因此成为党政干部将创业能量重新对准发展目标的主要场所。由于大多数都是自负盈亏，在将剩余农产品重新分配到有效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活动中，它们也成为主要载体。JeanOi，RuralChinaTakesOff：InstitutionalFoundationsofEconomicReform(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9)；NanLin， LocalMarketSocialism：LocalCorporatisminActioninRuralChina， TheoryandSociety，24(1995)；AndrewWalder， LocalGovernmentsasIndustrialFirms：AnOrganizationalAnalysisofChina sTransitionalEconomy， 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0，2(1995)；SusanH Whiting，PowerandWealthinRuralChina：ThePoliticalEconomyofInstitutionalChang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1)；JuanWang， GoingBeyondTownshipandVillageEnterprisesinRuralChina， 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14，42(2005)，p 179；KelleeS Tsai， OffBalance：TheUnintendedConsequencesofFiscalFederalisminChina， JournalofChinesePoliticalScience，9，2(2004)；JustinYifuLinandYangYao， ChineseRuralIndustrializationintheContextoftheEastAsianMiracle， ChinaCenterforEconomicResearch，BeijingUniversity(n d ).

无剥夺积累(2)

　　结果，从事非农业活动的农村劳动力出现爆炸性增长，从1978年的2800万增加到2003年的1 76亿，其中大多数增长出现在乡镇企业。从1980年到2004年，乡镇企业增加的就业机会几乎是城市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丢失的就业机会的4倍。虽然从1995年到2004年，乡镇企业就业机会的增加量远低于城市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就业机会的减少量，但是到该时期末，乡镇企业雇佣人数仍然是城市外资、私有和合资企业雇佣人数总和的两倍多。

　　农村企业的活力使中国领导人大为吃惊。邓小平在1993年谈到，乡镇企业的发展出乎预料。那时，政府已经介入到使乡镇企业合法化和规范化的工作中。1990年，乡镇企业的集体所有权划归给了城镇或乡村居民。但是，地方政府有权任命和解雇经理或将该权力赋予一个政府机构。乡镇企业的利润分配也得到了规范：一半以上的利润必须再投资到本企业，用于生产的扩大和现代化并增加福利和奖励基金；剩余利润大部分则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服务、公众福利和新企业投资。1990年代末，政府试图将定性模糊的所有权转变为某种形式的股份制或纯私有制。然而，包括那些利润分配在内的所有规定都很难执行，因此乡镇企业的特点是五花八门的地方安排和实践，这使得对其进行分类异常困难。WingThyeWoo， TheRealReasonsforChina sGrowth， TheChinaJournal，41(1999)，pp 129-37；BoudewijnR A Bouckaert， BureaupreneursinChina：WeDidItOurWay AComparativeStudyoftheExplanationoftheEconomicSuccessesofTown VillageEnterprisesinChina， paperpresentedattheEALEConference，Ljubljana，September2005；MartinHart-LandsbergandPaulBurkett， ChinaandSocialism：MarketReformandClassStruggle， MonthlyReview，56，3(2004)，p 35；LinandYao， ChineseRuralIndustrialization.

　　另外，回过头来看，尽管其组织存在多样化，或许也正因为如此，乡镇企业在中国经济崛起中很可能的结果是发挥了关键作用，就像纵向整合、官僚式管理的公司在一个世纪前美国崛起时所起的作用相当。它们对改革成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第一，其劳动力密集型定位使其能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提高农民收入，同时又未造成城市地区流动人口的大幅增长。事实上，1980年代大多数劳动力的流动，是农民离开耕作转而到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作。第二，由于乡镇企业相对缺乏监管，它们进入各种市场后，增加了全体竞争压力，迫使国有企业乃至所有城市企业都提高其业绩。

　　Cai，Park，andZhao， "TheChineseLaborMarket.

　　第三，乡镇企业一直是农村税收的主要来源，减少了农民的财政负担。由于税费一向是农民生活困苦的重要根源，因此它们有助于社会稳定。而且，通过承担了原来向农民征收的许多税费，它们也帮助保护农民免受地方政府的掠夺。

无剥夺积累(3)

　　Wang， GoingBeyondTownshipandVillageEnterprises， pp 177-8；ThomasP BernsteinandXiaoboLu，TaxationwithoutRepresentationinContemporaryRuralChina(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3).

　　第四，也是主要方面中最重要的一点，通过利润和租金在当地的重新投资，乡镇企业扩大了国内市场的规模，并为新一轮投资、就业和劳动分工创造了条件。

　　LinandYao， ChineseRuralIndustrialization.

　　正如吉莉安·哈特（GillianHart）在总结中国相对南非的发展优势时所指出，中国经济的大量增长可归因于乡镇企业对产业利润在地方范围内再投资和再分配方面所作的贡献，以及将其用于学校、诊所和其他集体消费形式方面的贡献。而在南非，非洲农民一方面长期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又未创造出相应地将其吸收到付酬就业方面的需求条件。另外，就像她1992年参观四川省和湖南省的一些乡村时所见，通过土地在家庭间相对平等主义的分配，中国乡镇企业中的农村居民可以通过一边深耕其小块土地，一边从事工业及其他非农形式的工作来维持生活。确实， 与城市企业不同，（乡镇企业）无须向工人提供住房、医疗、退休和其他福利，这是其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事实上，劳动力再生产的大量成本已从企业转移 但至少在一些情况下，这是通过再分配机制来支持的 。哈特接着表示，这一模式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在中国台湾地区也能观察到。

　　1940年代末开始的有效击碎了地主阶级权力的土地再分配改革，为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所特有，而南非则大相径庭。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推动土地改革的政治力量既紧密相连又截然相反。然而，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还是在 资本主义 的台湾地区，界定土地转型的再分配改革的特点，是在未剥夺土地情况下的快速的、权力下放的工业积累 20世纪下半叶工业生产最令人惊叹的一些事例都是在未剥夺农民工土地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不仅凸显出支撑全球竞争的独特的 非西方 积累方式 （它应该也会迫使我们）修订有关 原始积累 的目的论假设，而透过原始积累，剥夺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

　　GillianHart，DisablingGlobalization：PlacesofPowerinPost ApartheidSouthAfrica(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2)，pp 199-201.

　　根据本书的观点，可以对哈特关于修改原始积累假设的要求进行重新诠释。农产品生产者与生产工具的分离，与其说是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的前提条件之一，倒不如说是其结果。就原始积累或由哈维重命名的剥夺性积累而言，其最持久和最重要的形式一直是西方国家对军事力量的运用，这为永无休止的实力和资本的积累提供了日益增长的深度和广度的空间定型。然而，美国试图通过将自己变成世界国家而实现最终的空间定型，却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它不仅未能创造出世界国家，反而创造了一个具有空前容量和深度的世界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拥有最多廉价、高素质劳动力供应的地区有着决定性的竞争优势。史无前例的是，这个地区是东亚。作为市场经济传统的继承人，它比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大程度地调动了人力资源而不是非人力资源，保护了而非破坏了农业生产者的经济独立性和福祉。

无剥夺积累(4)

　　这也是对杉原薰有关东亚工业革命持续重要性的论文的又一种阐述。哈特认为，在乡镇企业中，对小块土地的深耕细作是与从事工业和其他形式的非农工作相结合的，是同改善劳动力素质的投资相结合的。这一观点证明了杉原薰论文的正确性。但另一经常出现的观点同样如此。该观点认为，即使在城市地区，中国生产商的主要竞争优势也不是低工资，而是廉价的受教育劳动力而非昂贵的机器和经理人的技巧的运用。上海附近的万丰汽车厂就是很好的例证，在那里 你看不到一个机器人 。就像中国其他许多工厂一样，生产线上全是大量刚从中国数量日增的技工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只不过操作着与大型电钻、扳手和橡胶槌棒无异的工具。

　　在西方、韩国或日本工厂，发动机和车身面板都由自动传送带从一个工位传送到另一个工位。在这里，则是用人工或手推车拖拽。这就是万丰能以8000美元到1万美元的价格在中东销售其手工制豪华吉普 速威的原因。该公司并未花数百万美元购买制造汽车的机器，而是雇用了能力极强的工人，（其）年收入 比底特律新雇工的月收入还要低。

　　Fishman，China，INC，pp 205-6.有关以低成本劳动力取代昂贵设备的例证，请见GeorgeStalkandDavidYoung， GlobalizationCostAdvantage， WashingtonTimes，August24，2004。

　　总之，正如《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所指出，会计报表显示一个制成品的薪金总额仅为其成本的10％，这是一种误导，因为它们并未包括已购进零部件和公司一般管理费用的全部薪金成本。当这些成本计入时，劳动力总成本大约为制成品成本的40%~60％，而在中国这些劳动力成本全部都要更低些。确实，在大多数方面，中国主要的竞争优势不是其生产工人（成本通常仅为美国同行的5%），而是其工程师和工厂经理人（成本仅为美国同行的35％或更低）。统计表明，资本密集型工厂的美国工人生产力要比其中国同行高出数倍，但这同样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工人较高的生产率主要是因为复杂灵活的自动化和材料处理系统取代了许多工厂工人，而这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却增加了资本和支持系统的成本。通过节省资本和重新发挥劳动力更大的作用，中国工厂扭转了这一进程。例如，人工设计、处理和组装零部件减少了所需成本的三分之一。

　　T.HoutandJ.Lebretton， TheRealContestBetweenAmericaandChina， WallStreetJournalOnline，September16，2003.

　　此外，就像人们根据杉原薰的论文所预料的，中国企业不仅用受教育的廉价劳动力取代了昂贵的机器，而且取代了高薪的经理人。自我管理的劳动力队伍 也降低了管理成本 ，这证明了斯密关于公司官僚式管理的牵强观点。

　　尽管中国工厂的工人数目巨大，但以西方标准而言，负责监督他们的经理人队伍却很小。根据不同的工作，你可能发现15个经理负责5000名工人。这说明他们自我管理得多么好。

　　TedC.Fishman， TheChineseCentury， NewYorkTimesMagazine，July4，2004.

　　 如前所述，政府的教育政策使中国拥有了大批人力资源，其中既包括一大批有文化和勤奋的劳动力，又包括日益增多的大批工程师、科学家和技师。知识型工人供给的扩大，不但协助受教育的廉价劳动力取代了昂贵的机器和经理人，而且推动了斯密所提倡的社会劳动分工向知识密集型生产和创新方向发展。只要提到2003年，虽然美国研发开支几乎是中国的5倍，但其研究人员数量却不到中国的2倍（130万 74 3万），这就够了。而且，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研发费用年增率为17％，而美国、日本和欧盟据报道为4%~5％。TedC Fishman， TheChineseCentury ；G Naik， China sSpendingforResearchOutpacestheU S ， WallStreetJournalOnline，September29，2006.

中国崛起的社会根源(1)

　　眼下中国政治经济的转型与斯密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理念相契合，这绝不意味着邓小平的改革是受到了斯密著作的启发。如前所述，18世纪的官员陈宏谋已预先实践了斯密后来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理论。那些实践的起源并非理论，而是受中国传统的启发来解决清朝中期治理问题的实用主义行动。无论邓小平是否读过斯密的著作，其改革的起源同样是为解决后毛泽东时代治理问题所采取的实用主义行动。

　　因此，清华大学的汪晖最近探究改革的根源是对 文化大革命后期派系斗争和政治混乱 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得到了党内外的广泛认同。虽然彻底批判了 文化大革命 ，但中国共产党却 并未批判中国革命或社会主义价值观，也未批判毛泽东的整体思想 。这产生了两种效果。

　　第一，社会主义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国家改革的内在牵制力的作用。每当党政系统做出重要的政策调整时，它不得不与这一传统进行对话才能推行 第二，社会主义传统给予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某些合法的手段，来对抗或应对国家腐败的或不平等的市场化进程。因此，在否定 文化大革命 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遗产的复兴也为未来政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HuiWang， DepoliticizedPolitics，FromEasttoWest， NewLeftReview，II/41(2006)，pp 34，44-5.

　　对于影响改革与中国社会主义传统的关系的问题，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批判 文化大革命 的同时却不批判中国革命建立起来的传统，至少要两个充足的理由。第一， 文化大革命 后期的派系斗争和政治混乱结束了，但同时却构成了破坏中国革命成就的威胁。第二，中国共产党也未从 文化大革命 的冲击中幸免，这严重削弱了其党政干部权力和特权的官僚基础。因此，邓小平的改革有两个意图：对党政干部来说，是在其权力和特权新基础上重建的手段；对全体公民来说，是巩固被 文化大革命 破坏的中国革命成果的手段。

中国崛起的社会根源(2)

　　关于第一个意图，改革为创业能量从政治向经济领域的重新定位创造了无数机会。党政干部急切地抓住了这些机会，通过与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经理人（其本身通常就是有影响力的党员）联手，来获取金钱和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各类剥夺性积累成为巨大财富的基础，而剥夺则包括挪用公共财产、侵吞国家资金和出售土地使用权。YingyiQian， EnterpriseReformsinChina：AgencyProblemsandPoliticalControl， EconomicsofTransition，4，2(1996)；X L Ding， TheIllicitAssetStrippingofChineseStateFirms， TheChinaJournal，43(2000)；LeeandSelden， DurableInequality. 形形色色的剥夺性积累的发生，是同哈特所强调的无剥夺积累结合在一起的。在前一个时期中国这样广阔和复杂的国家，当然很难说清在不同时期哪种趋势会占上风，更难说清未来哪种趋势会占上风。下文将提出的立场是，在前一个时期剥夺性积累处于上升阶段，如果不是在目前社会动荡加剧而改变政策，它可能已占据上风。然而，这种金钱和权力的获得是否已导致资产阶级的形成，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它已形成的话，这一阶级是否已成功占据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制高点，这一切均不明朗。在前一时期对这两个问题肯定的回答看上去相当可信。但目前似乎出现了逆转，尽管评估其方向的时间段相对较短。这使得肯定的回答，特别是对第二个问题的肯定回答，很不可信。这一政策逆转一直有迹象可循，这不仅包括新领导人政策的调整和对社会问题的更大关注，而且包括通过眼下的反腐败斗争，促进中央政府有效执行政策调整的能力。见J Kahn， China sAnti-GraftBidBolstersTopLeaders，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October4，2006；R McGregor， PushtoBringtheProvincesintoLine， FinancialTimes，December12，2006。改革是加强还是削弱了中央在省市及地方有效贯彻政策的能力，对此仍有争议。有关关于邓小平针对全体公民的改革意图，这一问题的相反观点，见MariaEdin， StateCapacityandLocalAgentControlinChina：CCPCadreManagementfromaTownshipPerspective， TheChinaQuarterly，173(2003)andHo-fungHung， RiseofChinaandtheGlobalOveraccumulationCrisis， paperpresentedattheSocietyfortheStudyofSocialProblemsAnnualMeeting，Montreal，August2006。

　　我们首先必须承认，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中国革命早前所取得的成就。区龙宇指出，当西方和日本的观察家赞扬包括农村移民在内的中国劳动力与印度相比的教育水平、好学精神和纪律时， 他们从未认识到，促成该成就的因素之一是早前土地革命所带来的伟大变革，及随后的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的集体供应。这与后来的市场改革毫无关系 。Au， ThePostMFAEra， pp 10-13.时至邓小平的改革起飞时，中国在所有人类发展指标上都已领先于印度，如扫盲率、卡路里日摄入量、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人均寿命等。见PeterNolan，TransformingChina：Globalization，TransitionandDevelopment(London，AnthemPress，2004)p 118。从1978年到1984年农业生产的拼搏发展确实与改革有些关联，但这仅是因为它们是建筑在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之上。1952~1978年间，公社使中国可灌溉耕地翻了一番多，并推广了革新的技术，如更多地使用化肥和高产半矮生稻米。时至1977年，这种稻米已占中国稻田总量的80％。 毛泽东时代所建立的生产基地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积极性相结合，才创造了农业生产的繁荣发展。 Agarwala，TheRiseofChina，pp 95-6.关于毛泽东时代的灌溉项目、公路和铁路建设和杂交水稻的种植是改革时代经济增长的基础的论述，又见ChrisBramall，SourcesofChineseEconomicGrowth，1978-1996(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0)，pp 95-6，137-8，153，248。

　　(接如图12-1和图12-2所示，中国人均收入最大幅度的提高（上行曲线所示）出现在1980年以后。但是，成年人人均寿命的最大幅度提高（右移曲线所示）和成年人扫盲程度（即基本福利）的较大幅度提高则出现在1980年以前。该模型有力支持了中国经济成功是基于毛泽东时代非凡社会成就的观点。世界银行在1981年发表的报告中，甚至也承认这些成就的重要性。

　　图12-1人均收入和成人人均寿命（1960~2000年）

　　资料来源：计算数据基于国民生产总值、成人人均寿命和世界银行人

中国崛起的社会根源(3)

　　口统计 2004年和2001年世界发展指数。

　　图12-2人均收入和成人扫盲率（1970~2000年）

　　资料来源：计算数据基于国民生产总值和世界银行人口统计 2004年和2001年世界发展指数；联合国人口署2005年公布的成人扫盲率。

　　过去30年，中国最伟大的成就就是使低收入人群在基本需求上变得比其他大多数贫困国家的同类人群更富足。他们都有工作；通过国家配给和集体自保相结合，他们的粮食供应得到了保障；大多数子女不仅有学上，而且得到了相对较好的教育；绝大部分人享有基本医疗和计划生育服务。对于中国这种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来说，其人均寿命是很高的。人均寿命取决于许多其他经济和社会变量，因此它可能是衡量一个国家真实贫困程度的最佳单项指标。引自YuyuLi， TheImpactofRuralMigrationonVillageDevelopment：AComparativeStudyinThreeChineseVillages， PhDdiss ，DepartmentofSociology，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又见Agarwala，TheRiseofChina，p 55。

　　邓小平的改革是巩固了还是削弱了以上成就，目前还有争议。除了两个看法外，本书在此不做过多讨论。第一，中国人口的基本福利指标（成人人均寿命和扫盲率）在改革前就已得到如此大幅的提高，以至进一步出现大幅增长的空间几乎没有。但根据图12-1和图12-2所示的指标，在改革时期这仍有进一步的改善，特别是在扫盲率方面。因此从这一观点看，改革看上去巩固了而非削弱了早前中国革命所取得的成就。

　　第二，改革时期中国人均收入提高的重要性不应被贬低，即使它们在基本福利上并未显示出相应的改善。正如我们不断强调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以人均收入衡量的国民财富是国家实力的主要来源。即使追求国家实力的目的是要让世界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改变，但中国共产党只能根据现存的资本主义规则来玩世界政治的游戏，除此别无选择。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自己总是认识得很清楚。一旦当越战迫近的失败迫使美国重新接纳中国参与到与东亚其他国家及世界的正常贸易和外交交流时，共产主义中国抓住由此交流所带来的机会，以提高国民财富和实力，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早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为中国崛起注入了新的动力前，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Bernstein）和罗斯·芒罗(RossH Munro)便赤裸裸地但又敏锐地认识到了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真正政治影响。

　　中美关系中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中国受毛泽东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并表现出美国所认为的危险而有害的意识形态影响时，它实际上是只纸老虎，弱小而且完全没有全球影响力。如今，中国摆脱了毛泽东主义的枷锁，并走上了经济发展和全球贸易的现实主义道路，它的威胁看似小得多，可实际上却正获得用真正的实力来支持其全球野心和利益的必要资金。RichardBernsteinandRossH Munro， TheComingConflictwithAmerica， ForeignAffairs，76，2(1997)，p 22.

中国崛起的社会根源(4)

　　一种更准确的评估是，当美国冷战政策切断了中国与全球贸易的联系，而且中国又感受到苏联的军事威胁时，中国共产党被迫将意识形态作为其在国内和国际上巩固实力的主要武器。但是在 文化大革命 后期，当意识形态武器招来相反的结果时，也几乎在此同时当美国在与苏联的冷战中寻求与中国结盟时，中国共产党在国内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就有可能利用市场作为一种实用主义工具，来获取权力。在中国共产党获取权力方面，结果尚难评判，因为其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尚不明朗。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取权力方面，结论是经济改革已获得巨大成功。

　　那么，正如中国共产党在其新领导层带领下一直做的，为什么要改变道路呢？是什么引起了这一变化，预计它将把中国经济和社会引向何方呢？汪晖有关邓小平改革和中国革命传统之间关系的看法，为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线索。这一传统的基础是独特的中国式马列主义，它首先出现于1920年代末红军形成时期，但直到1930年代末日本占领中国沿海地区后才得到充分发展。这一意识形态的创新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

　　第一，虽然列宁主义先锋党的原则得到了保留，但列宁主义的暴动目标却被抛弃。在军阀 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国家四分五裂，没有 冬宫 可以袭击，或更确切地说，这里有太多这样的宫殿，以至于任何暴动战略都没有成功的机会。因此，列宁主义理论中暴动方面的内容被后来毛泽东确立的 群众路线 理论所取代。根据该理论，先锋党不仅应是群众的老师还应是群众的学生。费正清指出：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确实是一种符合中国传统的民主形式。心中牢记地方群众真正利益的高级官员才能管理得最好，并且能代表其来执政。 JohnK Fairbank，China：ANewHistory(Cambridge，MA，TheBelknapPress，1992)，p 319.

　　第二，为了寻求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给予农民优先权，而非马克思和列宁所指的革命阶级 城市无产阶级。正如1927年国民党对受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的屠杀所表明的，要想挑战外国的主导地位和国民党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霸权统治，大批城市无产阶级所聚居的沿海地区是非常不可靠的。在西方培训和武装的国民党军队的驱逐下，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日益远离了资本主义扩张的活动中心，只能植根于贫困和偏远地区的农民中间，除此并无选择。按照马克·赛尔登（MarkSelden）的评述，其结果是 双向的社会主义化进程 ：党领导的军队将中国农村社会的次级阶层塑造成了强大的革命力量，反过来，这些阶层的愿望和价值观又塑造了党领导的军队。MarkSelden， Yan anCommunismReconsidered， ModernChina，2，1(1995)，pp 37-8.

　　这两个特点与马列主义的现代主义精髓相结合，一直是中国革命传统的基本原则，并且有助于解释改革前后中国发展道路的主要方面以及近期的政策转变。首先，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截然相反，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对现代化的追寻不是通过破坏，而是通过农民经济和教育的提升。其次，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改革前后，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基于西方工业革命的国际化，而且基于本土以农村为基础的工业革命特点的复兴。再次，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毛泽东领导下，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作为城市资产阶级出现的趋势，遭到将其送到农村地区 再教育 的打击。最后，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邓小平的改革始于农业领域，以及在 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旗帜下，重点关注农村地区医疗、教育和福利的提高。

中国崛起的社会根源(5)

　　这一传统的实质，是在一个农村人口比非洲、拉美或欧洲全部人口还要多的国家，如何进行管理和发展的根本问题。除了印度，没有一个国家有过与此有些许相似的问题。正如华人学者裴敏新所指出，如果要计算中央政府失去对广阔领土的控制的时间的话，中国在1000年的时间都有过内乱。引自M Naim， OnlyaMiracleCanSaveChinafromItself， FinancialTimes，September15，2003。从这个角度看，不管 文化大革命 对城市官员和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个多么痛苦的经验，但它都巩固了中国革命的农村基础，并为经济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只要提及乡镇企业就足以说明问题。部分由于政策原因，部分由于派系斗争摧毁了城市工业，农村企业产品的需求市场巨大，进而导致公社和生产队企业的大量增加，后来从中发展出了许多乡镇企业。LinandYao， ChineseRuralIndustrialization ；LouisPutterman， OnthePastandFutureofChina sTownshipandVillage-OwnedEnterprises， WorldDevelopment，25，10(1997).

　　如前所述，在此同时， 文化大革命 不仅危害到党政官员的权力以及中国革命的社会和政治成就，而且危害到革命传统的整个现代主义内容。因此，为支持经济改革而对其进行的批判，也表现为并被认为是对该内容复兴的基本要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复兴的成功却转向了相反方向，到1990年代中后期严重削弱了革命传统。特别是两大发展标志着该趋势的出现：收入不平等大幅增加，人们对改革进程和结果日益不满。

经济成功的社会矛盾(1)

　　城市地区、乡村地区以及城乡之间，不同阶级、社会阶层和省市之间收入差距的大幅增加，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最有说服力的事实之一。只要该趋势被可靠地表现为那种为大多数人创造了进步机会的不平衡发展战略的结果，那么对不平等日益加剧的反抗就是有限的，而且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消除或压制。见YehuaD Wei，RegionalDevelopmentinChina：States，GlobalizationandInequality(NewYork，Routledge，2000)；CarlRiskin，RenweiZhao，andShihLi，eds，RetreatfromEquality：EssaysontheChangingDistributionofIncomeinChina，1988-1995(Armonk，NY，M E Sharpe，2001)；AndrewWalder， MarketsandIncomeInequalityinRuralChina：PoliticalAdvantageinanExpandingEconomy， 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67，2(2002)；HuiWang，China sNewOrder：Society，PoliticsandEconomyinTransition(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3)；XimingWuandJeffreyM Perloff， China sIncomeDistributionoverTime：ReasonsforRisingInequality， KUDAREWorkingPaper977，UniversityofCaliforniaatBerkeley；YiLi，TheStructureandEvolutionofChineseSocialStratification(Lanham，MD，UniversityPressofAmerica，2005)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平等日益加剧与严重破坏社会稳定的革命传统发生了冲突。直到最近，收入不平等的大幅增加才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要对此做出解释，应考虑到三个因素。首先，如前所述，改革期间基本福利继续提高。因此，不平等日益加剧所带来的相对更大的剥夺是与不太完全的剥夺相伴的。其次，正如基尼系数等综合指标所示，中国不平等的加剧一向主要是因为中等收入阶层处境的改善（而非恶化）。尤其请参见WuandPerloff， China sIncomeDistributionoverTime， figures2and3。最后，根据ResearchGroupforSocialStructureinContemporaryChina，SocialMobilityinContemporaryChina(Montreal，AmericaQuantumMedia，2005)，ch 4，改革期间与不平等日益加剧相伴的，是两代人（父母与子女）之间或每代人（上一代或如今的一代）内部流动性的增加。因此，与改革前相比，较低收入的一代的个人通过进入更高收入的一代，有更大的机会将两代人间的收入差距变为个人的收入提高，而且收入差距越大就提高得越多。

经济成功的社会矛盾(2)

　　群众路线 和 双向社会主义化进程 的传统显然在改革中发挥着作用。例如，阿加尔瓦拉在与中国政策制定者的交往中 发现，与印度等更民主化组织的社会相比，（中国）高层领导人对与各个社会阶层互动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TheRiseofChina，p 90) 。在类似方面，斯蒂格利茨指出： 乔治·布什已表现出过于保密并将决策限定在一小撮阿谀奉承者之中的危险。与此相反，中国领导人在努力解决其面对的巨大问题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磋商，中国以外的大多数人对此并未完全认识到 ( DevelopmentinDefianceoftheWashingtonConsensus )。又见Rawski， ReformingChina sEconomy， p 142。然而，越是地方和省市党政干部将创新能量重新引向经济领域，并参与到剥夺性积累活动中， 群众路线 的传统就会变得越虚幻，党领导下的国家和中国社会次级阶层间的 双向社会主义化进程 就越会被党领导下的国家和新兴资产阶级间的类似进程所取代。正如第1章中一段引自萨米尔·阿明的观点所述，革命传统赋予中国次级阶层以自信和斗争精神，这是世界上其他南方和北方（我们或许可以加入北方）国家几乎都无法比拟的。而且，如汪晖所指出，党领导下的国家一向对该传统给予正式的坚持，这为这种自信和斗争性提供了一些合法性。

　　其结果是城市和农村的社会矛盾增多。官方公布的 危害社会秩序 案件从1993年大约1万起上升到2002年的5万起、2003年的5 8万起、2004年的7 4万起和2005年的8 7万起，到2006年上半年只有小幅下降。 危害社会秩序 案件是指抗议、暴乱和其他形式的社会骚乱。在农村，直到2000年引发群体活动的主要不满是税、费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 负担 。更近一时期，耕地被用于工业、房地产和基础设计开展，环境恶化以及地方党政干部的腐败等，已成为最具煽动性的问题。如在2005年东阳一个杀虫剂工厂的污染引发的事件中，万余居民赶走警察，促成该工厂停产。这在中国民间口头传述，以此坚定的公民的集体行动可以促使政府重新考虑某些决定 。H W French， ProtestersinChinaGetAngrierandBolder，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July20，2005；T Friedman， HowtoLookatChina，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November10，2005；H W French， 20ReportedKilledasChineseUnrestEscalates， NewYorkTimes，December9，2005；J Muldavin， InRuralChina，aTimeBombIsTicking，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January1，2006；C Ni， WaveofSocialUnrestContinuesacrossChina， LosAngelesTimes，August10，2006；M Magnier， AsChina sSpewsPollution，VillagersRiseUp， LosAngelesTimes，September3，2006；M Magnier， ChinaSaysIt sCalmedDown， LosAngelesTimes，November8，2006；LeeandSelden， DurableInequality.

经济成功的社会矛盾(3)

　　在城市地区，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有些国有企业的 老工人阶级 抗议大规模下岗。这些抗议经常是针对社会主义传统的司法标准，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40年通行的国家与工人阶级间的 铁饭碗 社会合同。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软硬两手相结合可以加以平息。然而，更近一时期，类似的抗议还蔓延到青年工人队伍，伴随着服务业城市工人动荡的加剧，这两种浪潮使在西方有关 中国没有劳工运动 的普遍看法完全不成立。《中国劳工报告》的罗宾·芒罗指出： 现在你几乎可到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城市，而几起主要的工人集体抗议正在同时发生。 这是自发的、相对不成熟的劳工运动，但美国1930年代黄金时期的劳工运动也是这样。B Smith，J Brecher，andT Costello， China sEmergingLaborMovement， ZNethttp：//www zmag org，October9，2006.有关早期的骚乱，见ChingKwanLee， FromtheSpecterofMaototheSpiritoftheLaw：LaborInsurgencyinChina， TheoryandSociety31，2(2002)andLeeandSelden， DurableInequality 。有关这两个时期的骚乱间的比较，见BeverlyJ Silver， LaborUpsurges：FromDetroittoUlsanandBeyond， CriticalSociology，31，3(2005)，pp 445-7，andForcesofLabor：Workers MovementsandGlobalizationsince187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3)，pp 64-6。

　　正如第1章所指出，农村和城市地区社会矛盾的突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构成了新的挑战，并促使其改变口号和政策，来寻求农村和城市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之间更加平衡的发展。最近，这还促使其制定新的劳动法，以扩大工人的权力。这种改变是否能真正挽救社会主义传统，并将发展重新导向更加平均主义的方向，这仍不确定。然而，我们这里所关心的并非是中国社会主义传统的命运，而是中国崛起对世界各文明间关系的更广泛的影响。我们现在就来讨论这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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