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比松住了27年，法国人米勒学会了用画笔表现时间。谁也无法在《晚钟》那一望无际的寂静面前开口，这是生者为死者祷告的时辰，黄昏的逆光美妙地勾勒出夫妇、土豆和草叉，我们的意识彻底消溶在地平线远处，徒劳地为钟声计数。而在完成于1857年的，更为著名的《拾穗》内，米勒却是用另一种方式在表达时间。如果说在上一幅杰作中，时间还需要通过命名，光线的处理和景物来辅助说明，因而总得来说是通过外在的形式被把握，那么在描绘拾穗妇女时，米勒采取得却是更纯粹的做法―――让时间在劳动中自然显现。腾手捶背的农妇叙述时间的漫长带来的辛劳；戴红头巾的那位则在时间的单调和重复中拾满了几乎一整只口袋；最后，右边的那位，尽管处于半休息的状态，却在紧迫地搜寻捡漏的谷物，随时准备投入下一轮劳作。
借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异化劳动的观点来分析这幅诞生于第二帝国的作品，可能会令人觉得有些文不对题，人们会犀利地指出，马克思这份手稿所考察的对象是工人和资本家，而不是农民和庄园主。尽管巴比松距离巴黎不过50公里，而马克思在巴比松画派兴起前后，为《德法年鉴》出版的事也确实在巴黎逗留过一阵子，可是要想断定米勒有意识地采取了社会主义立场，历史学者和传记作家一定会要求更谨慎的证据。不过，布洛赫在《法国农村史》中所引用的阿拉伯谚语，放在这里也正合适：人的近似他们的时代，要超过近似他们的父亲。在《拾穗》中，农妇和马克思笔下的工人一样，“不仅要为物质的生活资料而斗争，而且要为谋求工作，即为谋求实现自己的活动的可能性和手段而斗争。”劳作变成了漫无止尽的苦役，劳作和休息之间的区分变得无关紧要。在此，休息变成了劳作的准备和补充，与劳作共享同一套时间格局―――而这一点的表现，在21世纪的当代显然要比在19世纪的法国更为突出，只要我们愿意想一想时下那些最流行的休闲方式：比如网络游戏和工作之间高度的同构性就可以了。
然而，在当代几乎不再有人以马克思的方式来思考劳动，哪怕是站在与其针锋相对的立场。在革命时代，劳动是道德的；在资本时代，劳动是经济的；在极端时代，劳动是政治的；而现在劳动却是沉默的－――鉴于劳动价值学说业已被边际效用理论取代，阶级分析的批判道路业已被历史地证明只会导致悲剧和闹剧，当代的这种沉默，似乎有些理所当然。
昂格尔的《重新想象的自由贸易》正是为了打破这种理所当然的沉默。在这本雄心勃勃，“设法为有关人类解放和自主性的革命性观念赋予新含义”的著作中，这位以批判法学闻名的哈佛教授不仅细致地批驳了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自由贸易理论，而且在书内特辟专章讨论人性、心智的模态性（modular）、公式性（formulaic）这些看似与主题无关的问题。很明显，昂格尔并没有将自己的议题局限在经济领域之内，为批驳自由贸易理论而批驳自由贸易理论，这本书始终将理解全球化时代下劳动者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作为思考重心。这种取向呼唤久以丧失的乌托邦精神，要求人们重新站在个人－城邦的古典政治立场上来看待我们的历史现实。正义的问题被重新提出，但不是通过僵化的权利话语或贸易策略，而是表现为一种启发性的反思。这种普遍主义的政治视角对18－19世纪的学者来说并不陌生，可是却十分容易引起21世纪人的怀疑。对那些在学理上轻视福山，立场上却完全赞同历史终结论的人来说，昂格尔对自由贸易的否定差不多也就是对自由民主的否定；而对那些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以帝国或天下观去构想新世界的人而言，这位巴西人则缺乏必要的现实感。
不过，还是让我们再读一遍副标题，“劳动的世界分工与经济学方法”，这意味着，昂格尔并不想在意识形态的十字路口过多逗留，谁忘记沃勒斯坦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现代斗争称为“伪战争”，汲汲于立场性的分析与批评，谁可能就既无法理解“中心－边缘”的现实世界格局，也无法理解任何一本以此格局为思想依托的书。毫无疑问，世界现有的比较优势格局是历史地构建起来的，斯密的线性发展观既不足以解释后世阶梯状的科技革命，也难从各国实行的发展战略那儿得到证明。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七章里那个著名的发现，只要其中的变量（商品或国家）超过两个，就会大失解释力，遑论为万邦林立错综复杂的世界贸易奠基。这样一个朴素却强有力的反对意见当然不是昂格尔发现的，而是经济学内部早已存在的声音，可惜的是，李斯特被人遗忘了，李嘉图的理论却通过后世的赫克歇尔－俄林定理流传下来，这一段经济学演义当然并不意味后者比前者的学说更有道理，而最好从世界历史的权力－知识生产及传播背景中去找原因。比如在19与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了英国是例外，北大西洋地区诸多发达国家一直坚定地奉行保护主义政策，而自由贸易政策，则大多通过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软硬兼施盛行于贫困国家。欧洲大陆的保护主义一直要到1861年英法签订贸易协定才告一段落。在美国，亨利·凯里的保护主义学说甚至比李斯特的理论出现得更早，只是在1844年民主党掌权后几年，以及1913年《安德伍德关税法》通过后几年，保护主义才暂时受限。而那些受北大西洋势力控制或影响的国家倒是奉行自由贸易学说，比如拉丁美洲和奥斯曼帝国，但通常增长缓慢。
这些介绍当然并不意味着保护主义要优于自由贸易，特定的形势和地缘决定特定的战略，英国为海外殖民地计采取自由贸易态度，美国的保护主义显然又和当时国内的南北对峙有关，这些政治经济问题都不可能有唯一正确的答案，而昂格尔此书的目的，正是为了打消贸易学说之上的迷思―――在他看来，这种迷思正在加速世界的两极分化。
让我们假设劳动力可以在全世界自由流动，会发生什么呢？由于各个地方担负的生产职责不同，要求的劳动力性质不同，对这些地方的劳动力所进行的教育自然也要不同，一言以蔽之，劳动的世界分工必然会导致教育的世界分工。那些只求培养熟练劳动力的教育势必会以培养完美工匠为鹄的；而那些将眼光瞄准未知领域的教育，将会强调活力和创造力。一条隐蔽但却深刻的鸿沟会悄悄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个不可逆的过程会使得知识上的“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这正是昂格尔所忧虑的前景。书中他谈到，在对劳动的诸种区分中，最基本的一个是：人类已经知道如何去重复的劳动，和人类尚不知道如何去重复的劳动。这两种劳动显然会对劳动者的个性发挥截然不同的两种影响。在最好的情况下，前者能够锻炼出专注、恪守常规、尊重传统的保守态度；后者却将培养出勇于冒险，乐于探索的智慧之士。不同的公民个性成就不同的政治共同体，无论我们表现得多么价值中立，有一个事实是抹杀不掉的，那就是，对那些孜孜以求于精益求精的工匠族群来说，说到底，未来没有意义，而且我们顶多能指望这些人像加尔文宗那样采取入世禁欲的生活态度，在一种无所期待、近乎绝望的生活中将自己的生活予以系统地理性化，他们将只知模仿，也只想模仿，唯一的变化将是：有时他们模仿他人，更多地时候他们模仿自己。
这样，黑格尔的预言会应验，历史的终结将真得发生―――只不过是扭曲地应验、局部地发生，劳动样式及教育方法终将为“末人”时代的来临奠定现实性。在这样的世界当中，主奴辩证法将不再推动历史前进，科耶夫所期待的普遍同质国家永远不会到来，因为主人和奴隶生活在两股不同的时间流当中，奴隶通过单调重复的劳动能够生产一切，唯独不能生产出自我意识。回到开头提到的米勒，可能在审美之余，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当代的中国人愿不愿意在全球化的劳动分工中满足于自身的所谓劳动力密集优势，成为拾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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