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国主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
第一部分 1.目录
前言/1
第一章石油决定一切/1
谁控制了中东地区，谁就能统治全球石油动脉；谁控制了全球石油动脉，谁就能统治全球经济，至少从不远的将来来看是如此。
关于两个产油国的故事
美国市民社会的内部博弈
石油决定一切
第二章美国的超级大国之路/24
固定在空间内的权力的领土逻辑，应如何应对资本积累无休止的对外扩张的动力？资本的无限积累对于权力的领土逻辑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反过来说，如果全球体系下霸权的本质是一个国家或国家联合体，资本逻辑又怎能支撑霸权？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
霸权
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兴起，1870～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霸权的历史，1945～1970年
新自由主义霸权，1970～2000年
选择方案
地区性霸权和反霸权
第三章资本束缚/72
资本主义活动的地理学景观充满了矛盾与紧张，在面对各种各样的技术和经济压力的时候，它永远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竞争与垄断、集中与分散、固定与变动、动力与惰性，以及各种不同范围的经济活动之间的紧张状态，无一例外地都产生于资本的无限积累在时间与空间中的分子化进程。
国家权力与资本积累
空间经济的生产
权力的政治/领土逻辑与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
资本循环
时间-空间修复
内部矛盾
调节机构的力量
国家重新勃兴
第四章剥夺性积累/111
美国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发现了英国资产阶级在19世纪后30年所发现的东西——"掠夺"，这种使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可能的"原罪行为"，"最终必须不断重复，否则会使积累的动力突然停止"。
消费不足和过度积累？
马克思的保留
剥夺性积累
所有一切偶发事件
私有化：剥夺性积累的利刃
围绕剥夺性积累的斗争
反资本主义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两面性
剥夺性积累的帝国主义
第五章从认同到强制/148
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可行性方案是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某种形式的新的"新政"。这就意味着要将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的逻辑从新自由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沿着更具干涉主义和新的路线重新部署国家权力，限制金融资本的投机力量，对寡头和垄断集团所掌握的压倒性力量进行分散化和民主化管理，从而控制从国际贸易条款到我们通过媒体所耳闻目睹的一切。这将导致重返一种更为仁慈的"新政"帝国主义。
延伸读物/171
参考书目/175
第二部分 1.石油决定一切（1）
伊拉克战争的反对者经常将这场战争描述为以石油为中心的战争。美国政府既不将这一观点作为谬论加以驳斥，也不完全对其置之不理。毫无疑问，石油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要想准确地断定石油是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一种以此为基础的过激的观点认为，华盛顿政府只不过是一个侵占美国共有土地的石油黑手党。布什和切尼与石油利益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关于切尼曾担任总裁的哈里伯顿公司将在伊战后通过与石油服务公司签订合同，赚取大约10亿美元的报道，均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N班纳杰：《能源公司衡量其未来在伊拉克的可能》，载《纽约时报》2002年10月26日（NBanerjee,'EnergyCompaniesWeightheirPossibleFutureinIraq',NewYorkTimes,26Oct2002），第C3版。尽管这并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伤害，我仍然不能想象整个政治-军事集团或全体美国人民会以这种原因来支持战争。当然，美国和英国的石油公司被驱逐出伊拉克，而法国、俄罗斯和中国的石油公司则在伊拉克受到欢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战争的反对者，就像和平裁军的反对者一样，已经由那些早已获得石油特许经营权的国家牢固地联合在一起。如果伊拉克能够保证裁军，那么联合国将会取消对它的制裁，现有的特许经营商将会从中获益。而通过战争在伊拉克实现政权更迭，则意味着几乎肯定将重新协商特许经营权。但是伊拉克控制着石油，即使在政权更迭之后，美国石油公司的前景也不一定就非常乐观。唯一能够发挥作用的方案就是美国在战后建立相应机构来取代伊拉克石油公司，或者是建立一些前线机构——比如建立一个国际财团，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美国在其中拥有否决权——来控制石油的开采和使用权。但是如果不能成功地使伊拉克内部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产生重大矛盾的话，就很难在伊拉克展开有关石油特许经营权的谈判。
然而，在有关石油问题上，还存在另外一个更为宏大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下面的陈述中看到这一观点：谁控制了中东地区，谁就能统治全球石油动脉；谁控制了全球石油动脉，谁就能统治全球经济，至少从不远的将来来看是如此。M克莱尔（MKlare）在其著作《资源战：全球冲突的未来前景》（ResourceWars:TheNewLandscapeofGlobalConflict，NewYork:HenryHolt,2001）一书中出色地回顾了石油地缘政治的历史。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将伊拉克，而应将整个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和重要性与全球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这种观点具有明显的官方色彩。在伊拉克推行政权更迭的计划无疑是在公开表明，一个美国支持下的民主政府所产生的影响，将会使整个中东地区受益，甚至有可能带来其他国家类似的政权更迭（伊朗和叙利亚是最为明显的目标，接下来是沙特阿拉伯）。甚至美国政府也确信，一次普通的爆炸性事件将为整个中东地区的版图重组提供有利契机（就像在前苏联和南斯拉夫所发生的那样）。毕竟，中东地区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体系的附属品。众所周知，凡尔赛体系中有关中东地区国家的布局安排违背了阿拉伯人的利益，它将符合英法帝国主义利益的国家布局强加给了这一地区。这一布局应当被视为时代的错误和功能的失调。
一种全面的解决方法应该照顾到某些分离主义的利益（比如，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境内以联邦的形式实行自治，或者以巴士拉为中心，脱离伊拉克建立南部什叶派国家）。最为重要的是，它应该容许建立一个大巴勒斯坦来最终解决巴以问题，不但将约旦河地区，可能的话还要将沙特阿拉伯的部分地区包括进去。与之相反，联合国坚决表示要将维护伊拉克现有领土的完整作为任何战后解决方案的首要目标，对于这一点，美国至少在名义上表示赞同。
美国长期以来就在中东地区存在地缘政治利益。对美国在二战期间所开始推行的称霸全球的整体计划而言，中东地区至关重要。控制被原先的大英帝国视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东地区，对于控制全球经济、军事和政治至关重要——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拥有世界上绝大部分已探明的石油储藏量。因此，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这一地区开始了一系列的公开和隐蔽的行动。1953年，美国推翻奉行外国石油公司国有化政策的伊朗民选政府，标志着这一系列行动的开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行动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功。从1940~1967年，美国公司所控制的中东石油储藏量，从10％上升到接近60％，而英国所控制的中东石油储藏量，则从72％下降到30％。《美国的帝国雄心和伊拉克》，载《每月评论》（TheEditors,'USImperialAmbitionsandIraq',MonthlyReview）,54/7,2002,第1～13页。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英国已经放弃了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所有军事存在，美国成为这一地区的唯一主宰。由于越南战争，美国选择利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代理人政府（surrogatestate）来照看它在这一地区不断增长的利益。它还期望利用对以色列异乎寻常和几乎绝对的支持来建立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代理人政府的稳固前哨。但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石油输出国组织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和提升石油价格，以及1979年伊朗巴达维政府的垮台，使这种通过建立远程代理人政府来实行间接统治的方式再也难以维持下去。为此，卡特总统提出了针对海湾地区的卡特主义，宣称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中断海湾地区石油的流动。这意味着美国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因为石油的运输和分配体系和石油生产本身一样重要）和保证在这一地区永久驻军，并组建"快速部署部队"（RapidDeploymentForce）来应对任何突发性事件。在野蛮而残酷的两伊战争中，美国对伊拉克进行了秘密的鼓励和支持，但是伊拉克力量的急剧增长又迫使美国不得不在其入侵科威特之前就制定对伊战争计划（由克林·鲍威尔制定）。为什么美国驻伊大使会向国内表示对于任何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行为，美国都不要采取军事行动仍然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美国此举是为了诱敌深入，而非单纯地害怕出现灾难性的误解。
第二部分 2.石油决定一切（2）
虽然海湾战争并未给伊拉克带来致命性打击，但美国却借此机会强化了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这种状况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美国与英国在"禁飞区"的联合巡逻保证了可以实施持续的低空作战和对伊军事设施进行导弹攻击。甚至克林顿政府官员、一向鼓吹通过"软力量"来解决问题的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Nye）也明确表示，如果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利益受到威胁，那么在使用武力这一问题上，美国不应犹豫不决，如果必须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并不必然要取得其他国家的支持。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矛盾与未来》（JNye,TheParadoxofAmericanPower:WhytheWorldsOnlySuperPowerCannotGoItAlone，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3。1997~1998年，美国军方费了很多周折才迫使伊拉克接受第一轮武器核查人员进入其境内，以证实伊拉克是否遵守了海湾战争后所签署的和平协议中有关裁军的内容。导弹攻击和空中冲突的危险不断升级。为了不使此前的努力付诸东流，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其他国家一起建立了海湾合作委员会（GulfCooperationCouncil），并向它们出售大量军事装备（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共向海湾合作委员会出售了42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其中沙特阿拉伯为230亿美元），以换取它们对美国在这一地区驻军的支持。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军事力量在海湾地区实现了预先部署，它还在科威特、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建立了大量的军事设施，这就使美国在这一地区具备了快速反应能力。冷战结束后，美国将其军事战略调整为同时能够应付两场地区性战争，伊拉克和朝鲜成为这一战略的操练对象。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有超过2万名士兵被派驻到海湾地区，为此美国每年的军费开支为40亿~50亿美元。
我之所以在此简要地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验证两个基本的观点。首先，自1945年之后，美国开始逐步稳定地增加其在中东地区的介入力度，这种态势在1980年之后突然被打破，从此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采取直接军事存在的方式插手中东事务。其次，与伊拉克之间的战争是长期策划的结果，早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前，美国就已经开始谋划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伊拉克问题。布什政府与克林顿政府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罩在战争之上的面具已被揭开，好战姿态已经取代了某种形式的缄默，这种情况的出现，部分应该归功于美国在"9·11"事件之后的氛围使公开的单边军事行动更容易在政治上被接受。从长期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除非伊拉克成为美国的一个附庸国，就像沙特阿拉伯那样，否则美伊之间的对抗将在所难免。但是为什么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我想，石油仍然是问题的所在。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只能对全球石油的储藏量进行大概的推测。石油公司通常都不愿意向外界透露它们掌握的信息，有时它们还会故意发布一些误导性信息。而各种对全球石油储藏量的估计，经常会差别很大。然而，绝大多数统计数字表明，自1980年前后以来，石油开采率要远远高于石油探测率。石油正逐渐成为稀有资源。我们知道，很多油田已经过了采油高峰期，世界上现存的很多油田在大约十年之内就将会枯竭。这种情况对于美国本土的油田、北海油田、加拿大的油田、俄罗斯的油田以及中国的油田（情况更为不妙）来说都是如此。尽管其他一些油田的开采期限可能会更长一点，但是只有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科威特等国的油田才能保证在未来5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不会枯竭。尽管一些新勘探的油田可能会改变目前世界石油的分布现状，但中东地区作为重要的石油产地，大多数战略家都必须面对其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的事实。
从需求一方来看，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依靠石油进口，东亚和东南亚这两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区域几乎都缺乏重要的战略石油储备（目前，中国石油的需求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欧洲（除了英国和挪威之外）同样也完全依靠石油进口。当前，世界各国都正在努力开发石油的替代能源，但是在未来几十年里，这些替代能源根本不可能取代石油在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更不用说石油公司和其他既得利益者会在此过程中百般阻挠）。因此，当前无论是对于美国还是对于全球经济而言，获取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都将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安全问题。
这就马上产生了一个问题，即美国寻求从军事上和战略上牢牢控制住中东地区，有时甚至不惜采取单边行动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例如，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认为："一个邪恶的、妄自尊大的独裁者可以取得对推动世界工业基础的自然资源的高度支配权，就此而言，美国没有什么是非法的、不道德的。"他又说：……不得不谨慎地向公众说明并向世界保证，美国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保护世界经济持续增长"，而不是为了保护美国一己的私利；"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美国的野心……如果我们占领伊拉克仅仅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加亲美的石油寡头来操纵伊拉克的加油站（就像我们在其他阿拉伯产油国所做的那样），那么这场部分是由于石油而引起的战争便是不正义的"。托马斯·弗里德曼：《为石油而战？》，载《纽约时报》2003年1月5日"本周新闻回顾部分"（TFriedman,'AWarforOil?',NewYorkTimes,5Jan2003,WeekinReviewsection），第11版。简而言之，这涉及美国到底是为了行使领导权，并寻求在广泛认同的基础上，按照所有国家的利益规范中东地区石油的使用权，还是仅仅为了获取这一地区石油的控制权，从而实现其狭隘的战略利益。弗里德曼希望是前者，但如果是后者呢？
如果美国成功地推翻了查韦斯和萨达姆的统治，如果美国能够巩固或改革武装到牙齿的沙特政府，从而使其不再建立在专制统治的流沙之上（沙特政府面临着政权可能很快便会旁落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手中的危险），如果美国能够在占领伊拉克之后继续占领伊朗（有证据显示美国将会这么做），并巩固其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军事存在，以控制里海盆地的石油资源，那么它将有可能通过牢牢控制全球石油管道而在未来50年内有效地控制全球经济。欧洲、日本以及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现在尤其包括中国）都严重依赖海湾地区的石油，而它们作为地区性政治经济大国，目前已经给美国在全球生产和金融领域的霸主地位带来了严重挑战。对于美国而言，要想防止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确保其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还有什么比控制这些竞争者所赖以发展的重要经济资源的价格、生产和分配体系更为有效的方法呢？而要想做到这一点，还有什么比利用其最为强大的武器——军事力量更为有效的手段呢？因此，我们还需要从军事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军队只有依靠石油才能运转。朝鲜或许拥有强大的空军，但如果缺乏燃料，它便将难堪大用。美国不仅需要确保自身用于军事的石油供应，而且在任何未来与其他国家比如同中国的军事冲突中，如果美国能够切断其对手的石油供给线，那么作战的天平必将向其倾斜。然而，这种讨论只有当美国确信其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遭到某种形式的威胁之后，才会变得有意义。在第二章里，我将从经济层面而非军事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
第三部分 1.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1）
在任何特定的历史-地理阶段，这两种逻辑中必定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就领土控制积累本身的目的而言，明显具有经济性后果。从强征贡赋、资本流动、劳动力、商品等角度来看，这可能会产生积极的效果，也可能会产生消极的效果。然而这看起来与领土控制（并不一定需要实际接收和管理领土）被视为资本积累的必要手段的情形完全不同。尽管我们将会看到，有时领土逻辑更受重视，但使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构想相区别的却恰恰是资本逻辑居于支配地位。但这就产生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固定在空间内的权力的领土逻辑如何能够应对资本积累无休止的对外扩张的动力？资本的无限积累对于权力的领土逻辑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反过来说，如果全球体系下的霸权是一个国家或国家联合体的本性，如此运用的资本逻辑怎么能够支撑霸权？
汉娜·阿伦特敏锐的观察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她说："资本的无限积累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以通过持续增长的权力来保护持续增长的财产。"阿伦特继续写道："它确定了19世纪晚期'进步的'意识形态，并以此预示了资本主义的崛起。"汉娜·阿伦特：《帝国主义》，1968，第23页。然而，如果权力积累必然伴随着资本积累，那么资产阶级的历史必然是霸权不断扩张和膨胀的历史。而这正是阿瑞吉对从意大利城邦到荷兰再到英国，直至现在到美国相继称霸这一历史进程进行比较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正如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霸权角色对于一个规模和资源像联省共和国的国家来说太大一样，在20世纪初，那一角色对于一个规模和资源像联合王国的国家而言，也是太大了。在这两种情况下，霸权角色都由一个国家——18世纪是联合王国，20世纪是美国——来担任，那个国家已经开始享受丰厚的"保护费"，也就是独享由绝对或相对的地缘政治上的岛国特性所带来的成本优势……但是，符合这两种情况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也占有足够的分量，能够在相互竞争的国家中按其认为合适的方向改变均势。而且，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19世纪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展，在20世纪充当霸主所要求具备的领土和资源要比18世纪时多得多。乔万里·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起源》，1994，第62页。但如果阿伦特是正确的话，那么任何霸权都必须无休止地延伸、扩张和增加其权力，以保证能进行资本的无限积累。但是，正如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所警告的那样，这就产生了一个经常存在的危险，即过度扩张和过度延伸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霸权国家和帝国（罗马、威尼斯、荷兰、英国）的阿基里斯之踵。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和军事冲突》（PKennedy,TheRiseandFalloftheGreatPowers:EconomicChangeandMilitaryConflictfrom1500to2000,NewYork:FontanaPress）,1990。他（在1990年）关于美国也已经处于这种危险之中的警告，如果起初曾引起人们注意的话，那么很快便被人们抛诸脑后了。在《大国的兴衰》发表之后的十年时间里，美国明显地将其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扩张到了存在过度延伸的危险的境地。这进一步产生了新的问题，如果美国已经没有足够大的规模和足够多的资源来控制在21世纪得到相当程度扩展的世界经济的话，那么在这个世界依然严重存在资本的无限积累的情况下，何种政治安排之下的何种政治权力的积累才有能力取而代之。我将在下文里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但即使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一些可能存在的阴谋。有些人声称，世界政府的出现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必然的。另外一些人则声称某些成员国间通力合作的国家联合体（与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论相类似，暗指诸如七国集团——现在的八国集团之类的会议组织）能够管理这些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该加上一个不那么乐观的观点，即如果出于某些原因使我们无法构筑这一空前强大的政治权力的积累，那么资本的无限积累将有可能陷入一片混乱，从而在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下，而非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结束资本时代。
第三部分 2.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霸权
那么，构成霸权的首要因素是什么？葛兰西本身对霸权一词的使用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以至于可以对此作出多种解释。有时，它仅仅指通过领导力以及被统治者的认同而运用的政治权力，以区别于支配权这种通过强制方式而运用的政治权力。另外一些时候，它似乎是指根植于政治权力运用过程中的强制与认同的特殊混合体。在使用霸权一词时，我通常采取的都是前一种解释，只有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我才会采取后一种解释。在论述国家内部关系时，我想借鉴阿瑞吉对霸权概念的解释："一个社会集团，抑或一个民族国家的优势……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展现：一是'支配权'，一是'知识和道德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支配着与之对抗的各个集团，并试图将其'肃清'和征服，也许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它领导着同盟的集团。"在国际层面，这一术语指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一方面，通过自己的成就，"一个支配国家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样板'，并因此将其他国家引上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可能会提高支配国的声望，从而增加它的力量……但是如果仿效完全成功，它就制造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削弱了自己霸权的'特殊性'，从而导致其称霸的力量不但没有膨胀，反而由于势均力敌而紧缩"。另一方面，领导权被用来指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支配国引领由多个国家组成的体系向预期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其被广泛地认为是在追求一种普遍利益。这种意义上的领导权使支配国的力量得以膨胀"。乔万里·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GArrighiandBSilver,ChaosandGovernanceintheModernWorldSystem,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99，第26～28页。
这一论点的一个重要推论是"分力"与"合力"之间的区别。前者具有零和博弈的特征，其中霸权国家通过竞争从其他国家夺取权力，或通过领导一个地区联合体并给这一地区带来更大利益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地位。最近，地区性霸权利益的复兴（日本在其中领导着其他亚洲国家的"雁行模式"，或处于法德联盟领导之下的欧洲模式）表明，在全球资本的重组中，这种权力的再分配过程所扮演的角色，或许要比"全球化"这一总括性词语所暗指的东西重要得多。参见詹姆斯·米特尔曼《全球化综合征》（JMittelman,TheGlobalizationSyndrome:TransformationandResistanc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0,第2章。米特尔曼是诸多重视地区化主题的学者之一。但是要想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个真正的霸权国家，需要运用领导权创造一种非零和博弈，其中所有各方的利益或是超出了它们通过相互之间的合作（比如贸易）而取得的共同收益，或是通过诸如创造和转移新技术、组织形式以及基础设施（比如互联网和国际法的内容）等方式，增强了它们对自然的合力。阿瑞吉强调指出，在世界体系内，合力的积累是称霸的唯一坚实的基础。然而，霸主的权力早已过时，它已被在强制与认同之间不断变动的平衡所取代。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在过去50年里，美国是如何实施霸权行径的。美国频繁地借助支配权和强制手段，从未放弃肃清其对手的努力。即使在国内，它也有一段野蛮的历史，尽管很多野蛮行径是在宪法和法治的掩护下进行的，这其中包括麦卡锡主义，谋杀或监禁黑豹党（BlackPanther）的领导人，在二战中拘留日本人，对各类反对团体进行监视和渗透，现在更是准备用《爱国法案》和《本土安全法》代替《权力法案》。在国外，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更为野蛮的行径：支持伊朗、伊拉克、危地马拉、智利、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在此仅仅列举了一小部分）等国家发动政变，导致数以千计的人死亡；一有机会便在世界各国支持国家恐怖主义；中央情报局和特种部队遍布世界上数不清的国家。
在对美国的上述行径进行研究之后，从乔姆斯基（Chomsky）、布鲁姆（Blum）、皮尔格（Pilger）和约翰逊（Johnson）等人开始，很多学者都将其描绘为地球上最大的"流氓国家"。C约翰逊：《反冲：美帝国的代价与后果》，2000；约翰·皮尔格：《世界的新统治者》（JPilger,TheNewRulersoftheWorld,London:Verso）,2002；W布鲁姆：《流氓国家：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指南》（WBlum,RogueState:AGuidetotheWorldsOnlySuperpower,London:ZedBooks）,2002;N乔姆斯基：《9·11》（NChomsky,9-11,NewYork:SevenStoriesPress）,2001。尽管我们或许仅仅知道美国各种野蛮行径中的半数，但让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很难从各种官方和半官方的资料中找到足够的证据，因为所有记载的东西都经过了严格的筛选，会严重扰乱人们的视线。肃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加以实现。运用经济力量来支配其他国家（比如对伊朗和古巴实行禁运，或是在美国财政部的授意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实施的严厉计划）可以产生与军事力量相同的破坏性作用。美国金融机构和财政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下，在造成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资产猛烈贬值，导致这一地区大规模失业，社会经济发展倒退数年的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然而，绝大多数美国民众或者对此加以否认，甚至拒绝去听诸如此类的事情，或者即使已经有所耳闻，但仍然不愿承认肃清和强制作为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上进行诚实交易的正常成本这一早已存在的事实。
但是，那些将注意力全部放到美国在世界上的野蛮行径的评论家经常不会承认，强制和肃清敌人仅仅是美国霸权的一个局部的，有时甚至是起反作用的基础。认同与协作是美国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权力基础。如果美国不能在国际上获得认同与协作，如果美国不能通过认同与协作来行使领导权以实现集体利益，那么美国早就丧失了霸主地位。美国必须至少获取国际的认同与协作，借此使其他国家相信，美国是为了它们普遍的利益，甚至在它如很多人所怀疑的那样，实际上只是为了获取狭隘的一己私利的时候也是如此。这就是所谓的通过认同而行使领导权。
当然，在这一点上，冷战为美国提供了绝好的时机。美国不但自身极力追求资本的无限积累，而且时刻准备积累更多的政治与军事力量，以保护和提升全球资本的无限积累，使其免受共产主义的威胁。全世界的私有财产所有者在面临有可能爆发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时候，可以团结在美国的周围，得到美国的支持与庇护。私有财产权被认为是一种普遍价值，并被载入了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之中。美国保证欧洲民主国家的安全，慷慨地帮助日本和德国重建战后满目疮痍的经济。美国还在采取各种可能的方式，千方百计削弱其最大的竞争对手——苏维埃帝国的力量的同时，通过"遏制"政策悄然建立了其非正式帝国的疆界（特别是在亚洲地区）。尽管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罗斯福-杜鲁门政府时期外交机构的决策过程，并由此推断美国总是将其自身利益放在首位，但由于充足的利益已经流入足够多国家的有产阶级的腰包，因此美国宣称自己代表普遍（实际上是"有产者"）利益得到了广泛认同，那些附属群体（以及代理人国家）也感恩戴德般地接受了美国的领导。美国的辩护者会借用这种貌似合理的"慷慨"，以反驳那些强调美国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流氓国家的人。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美国将自己视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利益的代表者，而不管其中的谎言与真话其实一样多。例如，美国总是喜欢认为是它独自将欧洲从纳粹的魔爪下解放出来，完全抹去了红军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一个更加普遍的事实是，美国同时采用了强制和霸权两种手段，尽管它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这两方面之间的平衡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府的变动而有所改变。
长期以来，美国非常有效地在其阵营中行使领导权以实现资本的无限积累，并因此在世界各地传播美国做生意的方式。当然，美国在冷战时期并没有真正获得全球霸权。随着当前共产主义威胁实际上已经消失，美国的领导角色更加难以界定和维持。在这一问题上，那些希望设计美帝国主义和美帝国在21世纪未来的人并没有进行仔细讨论。而那些看到权力的地区分割正逐步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总体规则下的一种可资替代的政治架构格局的人，则提出了这一问题。
毫无疑问，仿效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已经通过美国化，搭上了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列车。在此我与阿瑞吉的观点略有不同，因为我并不认为仿效总是能够产生竞争，并且总是表现为一种零和博弈。仿效美国的消费观、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以及政治和金融制度，促进了全球范围内资本的无限积累。然而，在那些由于仿效而导致激烈竞争的领域，形势可能会骤然紧张起来（台湾地区完全从美国手中接过某些部门的生产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这也会给美国的国内形势带来重大影响（美国长期以来在钢铁、造船和纺织领域内的去工业化就带来了这样的结果）。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将这种仿效与其他方面的，事实上促使更大的合力得以形成的仿效区分开来。
政治权力通常是由强制、仿效和通过深化认同而行使领导权这三者的不稳定的混合体所构成。这三个构成要素本身也是获取政治权力的手段。但是在领土逻辑中，究竟需要积聚哪些形式的权力才能确保一个国家实现自己的利益？威信、地位、尊敬、权威以及外交影响力等无形的权力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物质化为基础才能发挥作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金钱、生产力和军事力量可能是霸权得以长期维持的三根支柱。然而，霸权国家的这三根支柱并非总是稳定和不变的。例如，自19世纪末期以来，美国霸权的物质基础就一直不断地发生变化。
第三部分 3.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地区性霸权…
世界经济三足鼎立的地区构架——其中北美居于首位——并非十分稳定。欧盟内部的正式安排似乎为建立至少能够与美国经济相抗衡的统一的欧洲经济提供了可能性。这似乎预示着地区霸权的形成，抑或美国真正竞争对手的出现。詹姆斯·米特尔曼：《全球化综合征》，2000。欧盟内部的资本主义逻辑尽管并非十分强大，但其充分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欧洲各国正逐步扩展和巩固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沟通。向单一货币的转变并没有付出多大代价就取得了成功，欧元给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带来的潜在挑战尽管还比较弱小，但已是不争的事实（萨达姆提出用欧元而非美元来结算其售出的石油，可能是美国坚决推翻萨达姆政权，而非仅仅要求伊拉克进行裁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欧盟在政治上还处于分裂状态，其总的领土逻辑还仍然模糊不清。美国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对欧洲分而治之，从而阻止任何欧洲层面的明确的领土逻辑的形成。美国还试图通过一种双重战略，即一方面坚持将新自由主义规则作为交换关系和资本流动的基础（以此突出世贸组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稳定住某些能够影响欧盟内部政治的政治和军事杠杆，从而防止"欧洲堡垒"的出现。这就需要美国在双边关系的基础上发展与欧洲单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并与之发展关系，这还需要美国培育特殊的盟友（比如英国、西班牙、意大利，以波兰为中心的东欧国家也将作为平衡力量被包括进来）。
虽然美国自身现在打算抛弃固定的联盟，但它仍然紧抓北约不放，尽管北约在冷战结束之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美国之所以这么做，部分是由于它想将欧洲的军事计划和军事发展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例如，美国支持欧洲应当发展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的观点，但前提条件是新建立的快速反应部队必须仍然归北约指挥。对于美国而言，北约与欧盟不相一致对它非常有利，因为这样的话欧盟试图将领土逻辑转变为一致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举措将变得更加困难。
欧洲内部的分裂，其中主要是亲美国家与那些谋求维护政治独立的国家之间的分裂，已经严重到根本无法制定共同的外交和军事战略的地步。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欧盟不可能为其面向整个世界的"权力的领土逻辑"营造稳固的基础。但这一局面可能很快就会发生改变，尤其是如果美国继续对来自欧洲的意见采取轻视和置之不理的态度的话。欧盟毫无疑问构成了一个地区霸权，但是当前它对美国所构成的潜在挑战只限于生产和金融领域。
从当前形势来看，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给美国的优势地位所带来的挑战要比欧盟所带来的挑战严重得多。随着这一地区的财力和生产力不断得以积聚，它从北美以及欧洲那里都夺得了一些权力，尽管从欧洲夺得的权力要比从北美少得多。与欧洲不同的是，这一地区并没有表现出太多建立正式的政治-军事权力结构的意图，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多的是网状的而非正式的，资本主义的而非领土的。当前，美国无论如何都会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保持对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以及韩国（韩国在最近有摆脱美国控制的趋势）的控制，这就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很难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然而尽管这一地区将因此而很难发展稳固的权力的领土逻辑，但其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看起来却越来越势不可挡，并且有希望在世界经济中取得霸主地位，特别是随着中国以及比中国稍逊一筹的印度这两个经济大国逐步加入东亚和东南亚阵线。我们将在第三章对这些转变背后的经济后果进行讨论。由于中国不像日本那样为美国所操纵，而且其有能力，并时常似乎愿意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扮演地区性领导者的角色，这就产生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问题。对于维持美国全球霸权而言，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对中国进行遏制与在欧洲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同等重要。从这方面来说，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将给美国带来巨大收益，如果它感觉有必要遏止中国的地理野心的话。然而总体来看，在保持世界足够开放，从而相对降低资本主义逻辑发挥作用的障碍与保持领土逻辑足够稳定，从而防止出现任何对美国军事和政治优势构成重大挑战的局面之间，需要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但上述并非是我们所能想象到的领土权力的唯一格局。尽管领土安排的相对固定性对其流动性产生了不利影响，但盟国之间的关系不但可能，而且的确会发生快速转变。例如，当美国的对伊政策在2003年初引起了法国、德国、俄罗斯，甚至中国顽强的联合抵抗的时候，辨认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Mackinder）在很久以前曾预言将会非常轻松地在地缘政治上主宰这个世界的欧亚权力集团的模糊轮廓成为可能。美国长期以来就对这一权力集团的出现感到不安，这可以从它之前的一系列举措中看出来，比如对戴高乐于20世纪60年代向苏联主动示好和威利·勃兰特于20世纪70年代推行的"东方政策"作出的强烈反应。亨利·基辛格也强烈表达了美国仍然非常担心这种结盟的心情，他强调说，这种新的结盟关系预示着将重新回到19世纪时的那种均势政治，只是这次加入了令人沮丧的东西，即"美国并不必然将会衰落"，他因此也承认了这一结盟关系形成的可能性。引自P泰勒《威胁与反应，新闻分析：不断加深的裂痕》，载《纽约时报》2003年3月6日（PTyler,'ThreatsandResponsesNewsAnalysis:ADeepeningFissure',NewYorkTimes,6Mar2003）,第1版。布什政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组织了一个如此强大的反联盟，这表明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重新结盟可以以飞快的速度进行，经过多年精心培育的外交和军事保护关系非常容易被灾难性的错误所拆散。因而，美国入侵伊拉克应该具有更广泛的意图。美国不仅是为了借此控制中东地区，从而控制全球石油管道，并因此控制全球经济，它还希望借此在欧亚大陆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桥头堡，当这一桥头堡与从波兰到巴尔干的一系列盟友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它将会成为欧亚大陆一个强大的地缘战略支点，并有可能破坏欧亚权力集团任何形式的联合；而且，这无疑必然是与资本的无限积累永远相伴随的政治权力无限积累的下一步。
冷战的结束明确表明世界正在产生巨大的改变。权力的领土逻辑正处于变化之中，其结果仍然还不确定。当前，领土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之间的关系显然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在布什政府的领导下，美国的领土逻辑已经逐步清晰，这也是为什么当前有关帝国和新帝国主义的争论会以美国为中心的原因。但是资本主义逻辑内部发挥作用的各种力量的均衡正在指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因此，这些力量将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完全依靠于更好地理解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对于这一问题，我将在第三章进行详细论述。
第四部分 1.国家权力与资本积累
只有建立了某种法律、私有财产、契约和货币安全的制度框架之后，资本积累才能通过以价格垄断为基础的市场交换而繁荣起来。一个拥有警察权的强大政府或一个建立在暴力手段之上的垄断者能够保证上述制度框架的运转，并为其提供明确的宪法性安排。因此，国家形成与资产阶级宪政在资本主义长期的历史地理学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当然，资本家并非绝对需要这一框架来维持生存，但如果没有这一框架，他们肯定会面临更大的危险。在有可能不认可和不接受他们的商业法则和商业模式的环境中，他们不得不自己保护自己。批发商和经销商可以通过建立自己的荣誉规则或行为准则而得以生存下来（就像现在在中东很多地区的街头货币交易一样）。他们在相互之间建立了信任网络（有时依靠的是家庭关系——就像罗特希尔德家族在19世纪所做的那样——以及亲属关系），并在支持或反对国家权力的基础上，用他们自己的暴力工具（就像商业资本家经常所做的那样）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商业活动，使其免受敌对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威胁。如果国家权力不利于（就像在很多前共产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那样）或不关心他们的活动，他们可能就会去反对国家的法律。相关的例子可参考张鹂《城市的外来者：中国流动人口中的空间、权力和网络的重置》（LZhang,StrangersintheCity:ReconfigurationsofSpace,PowerandSocialNetworkswithinChinasFloatingPopulation,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1。这种无视法律的现象可能会以不正当的方式出现，如黑手党、贩毒集团以及其他类似的组织，甚至在一些强烈支持资本主义的国家内部也不例外。在其他一些事例中，资本家可能会为自己获取一些受到保护的飞地。欧洲中世纪的城镇特许状为资产阶级的公民权在封建关系的夹缝中营造了一个孤岛。东印度公司或哈德逊湾公司贸易站，以及中国现在为吸引外资而建立的经济特区，则是另外一些例子。资本积累的分子化过程可以，而且也确实利用亲属关系、散居族裔、宗教和种族纽带，以及语言习惯等各种各样的手段，编织了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活动的空间网络，从而创造了它们自己的、独立于国家权力框架之外的操纵空间的网络和框架。
然而，对于资本主义活动而言，资产阶级国家仍然是其首选，因为在资产阶级国家中，市场制度和契约法则（其中包括劳动力方面）能够得到法律上的保证，监管框架能够遏制阶级冲突和调节不同资本集团（如商人、金融家、制造业主、农民和食利者）之间的利益诉求。此外，为了有利于资本主义活动，资产阶级国家还会建立保证货币供应安全、促进对外贸易和插手外部事务的政策。
当然，并非所有国家都能通过合适的方式运转，而且即使它们能够如此运转，也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并以此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如何建立的，是由谁建立的，以及这个国家过去和现在是否能够或是否准备去支持或反对资本积累的过程。就像我们将在第四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国家在资本的最初或原始累积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不但利用手中的权力迫使人们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安排，而且将其获取的资产私有化，并使之成为资本积累最初的基础（如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剥夺教会财产，或英国政府实行的圈地运动就是明证）。除此之外，国家还在其他方面发挥着各种各样的重要作用（比如税收）。国家形成和国家政策的差异也往往非常重要。英国政府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与法国政府完全不同，这是因为在英国，商业资本主义要远远强大于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而在法国，则是农业资本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两个国家甚至在对它们的立场进行解释和辩护的时候，也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经济理论。英国推崇的是托马斯·孟（ThomasMunn）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该书的主题是通过贸易积累金条）一书中所宣扬的重商主义，而法国则支持重农主义思想，认为所有财富（价值）均来源于土地，贸易和工业在财富的创造中只是一种寄生的形式，只能居于次要的地位。国家权力敌视私人财产的积累可能会抑制这个国家的发展。社会民主主义国家通常会限制过度剥削劳动力的行为，并将自己置于劳动阶级的利益之上。但这种国家并没有废止资本的存在，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们有可能会成为资本积累的积极推行者。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型国家（如新加坡和韩国）则是直接采取行动（通常是抑制劳动力的工资和消费）来影响资本积累的动态发展。但在那时，这种国家干涉主义早已存在。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之所以能够崛起为资本积累的重要国家，国家权力的强有力的支持——如果不是强制性支持的话——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法国统制经济（dirigiste）的传统（20世纪60年代的戴高乐主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使其资本积累具有了明确的特性，正是这种特性将其与英国区分开来（每个人在坐火车旅行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这一点）。而且毫无疑问，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动态发展中，当人们奋起反抗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一些更具普遍性的外交关系的时候，国家长期以来就是，并且将一直会是最基本的载体。
国家并非是唯一重要的领土行为体。国家联合体（既可能是像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那样非正式地网络在一起的地区性权力集团，也可能是像欧盟那样比较正式地联合起来的地区性权力集团）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而次国家行为体，如地区政府（美国各州）和大都市区（巴塞罗那加上加泰罗尼亚，或西雅图湾地区）的数量则可能要更多一些。政治权力、领土治理和行政管理在各种不同的地理范围内被建立起来后，随之构建了一套以等级秩序为基础的政治环境，这也正是资本积累的分子化过程得以产生的环境。
但是将资本主义的演变仅仅描述为国家权力在国家间体系（该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对位置和霸权的竞争性争夺，大多数世界体系理论都持有这种观点）中的表现是非常有限的。这种观点，如同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演变描述为似乎完全不受权力的领土逻辑的影响一样，都是错误的。但是阿瑞吉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相对固定和独具特色的权力的领土逻辑，是如何与资本积累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流动性实现一致的呢？乔万里·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1999，第48～49页。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首先明确资本积累的分子化过程是如何在空间和时间中实际运作的。为了方便起见，我将假设早就存在一套由国家权力保证和推动的适当而又稳定的制度安排。
第五部分 1.消费不足和过度积累？
卢森堡将其分析建立在一种对资本主义危机倾向的独特理解上面。她认为问题在于消费不足，即普遍缺乏足够的有效需求来吸收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工人遭受剥削，其消费能力远低于他们生产的商品，而资本家则至少部分地被迫进行再次投资，而不是消费。在适当考虑各种有可能弥合供给与有效需求之间假定的裂痕的方式之后，她断定与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间的贸易为保持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提供了唯一系统的方法。如果那些社会形态或地域不愿意与之进行贸易，那么就必须通过暴力和武力（例如发生在中国的鸦片战争）迫使它们这么做。在她看来，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核心所在。这一论点一个可能的推论是（尽管卢森堡并没有直接表述出来），如果希望将这一体系长久保持下去，就必须保持（必要的时候采取强制措施）非资本主义区域的非资本主义状态。这就为19世纪后半叶众多殖民国家采取残酷的压制政策提供了依据。
现在，很少有人赞同卢森堡关于消费不足是导致危机的原因的理论。M布利尼:《消费不足理论》（MBleaney,UnderconsumptionTheories，London:Methuen），1976；安东尼·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ABrewer,MarxistTheoriesofImperialism，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80。与之相反，过度积累的理论则认为缺乏赢利性投资的机会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有些时候，缺乏足够的有效消费需求也可能是问题的部分原因——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过度依赖所谓的"消费者信心"（换句话说亦即冲动的顾客无法将他们的信用卡保存在自己的钱包中），并将其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和是否稳定的指针。卢森堡认为她所看到的裂痕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再次投资得以弥合，因为再次投资自身就产生了对资本货物和资本投入的需求。而且正如我们在"时间-空间修复"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导致了一系列帝国主义活动，从而非常有助于这一体系的稳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在其他地方打开了对投资货物和生活消费品的需求。诚然，不同部门和地域之间的不均衡状况可能会加剧，商业周期和地区性衰退也可能会出现。但是，如果投入成本（土地、原材料、中间投入和劳动力）能够大幅下降的话，即使面临有效需求停滞不前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形成积累。因此，在保证持续获利机会方面，获取廉价的投入与获取广大的市场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就意味着不但应该迫使非资本主义区域开放其贸易（这也非常有用），而且应该迫使它们允许资本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等，在有利可图的冒险事业领域进行投资。
对于任何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而言，其普遍性的推动力并非来自阻止非资本主义区域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这些区域应当一直保持开放的态势。从这一观点出发，19世纪晚期出现的殖民压迫就完全是一种弄巧成拙的行为，因为在此过程中领土逻辑抑制了资本主义逻辑。例如，英国由于害怕竞争而阻止印度发展强有力的资本主义力量，从而阻碍了该地区进行"时间-空间修复"的可能性。对于英国而言，大西洋经济所具有的开放与活力要远比它在印度建立的压迫性的殖民帝国更能发挥作用。毫无疑问，英国肯定能设法从印度榨取剩余价值，但印度从来都没有成为英国剩余资本的沃土。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正是由于大西洋贸易的开放与活力，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霸主才变成可能。如果阿瑞吉是正确的，且资本的无限积累需要政治权力的无限积累，那么这种转移将不可避免，任何试图避免这种转移的努力都将导致灾难的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封闭帝国的产生几乎肯定是20世纪30年代过度积累问题无法得以解决的一个原因，而且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领土冲突奠定了经济基础。领土逻辑主宰和阻碍资本逻辑，并因此而通过领土冲突迫使资本逻辑陷入几乎是定期的危机之中。
20世纪历史地理学证据的分量完全验证了过度积累的论点。然而，卢森堡的系统性表述仍有很多有趣的地方。首先，她所认为的资本主义为了保持自身的稳定必须永远能够获得"自身外部"的东西的观点值得深究，特别是其回应黑格尔的设想，也就是我们在第三章中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迫使其从自己的外部寻求解决方法。比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马克思关于产业后备军的观点。卡尔·马克思：《资本论》(KMarx,Capital,transBFowkes,NewYork:Viking）,1976，第25章。在缺乏可以节省劳动力的技术进步的情况下，资本积累需要劳动力的增加。这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得以实现。人口的增加非常重要（大部分学者很容易就忘记了马克思本人对这一观点的责难）。资本还可以从农民阶级中间劫掠"潜在储备"，甚至还可以从殖民地和其他国外地区获得廉价劳动力。如果上述方式都失败的话，资本主义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投资的力量来制造失业（裁员），从而直接形成由失业工人所构成的产业后备军。这种失业必然会向工资水平施加向下的压力，并因此为资本的赢利性使用开启新的机会。
现在，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为了进行积累，资本主义确实需要"自身外部"的东西，但是在最后一个例子中，工人实际上在某一特定时刻被抛出了体系之外，以便于在接下来的某一时刻将他们与资本积累的目标结合起来。借用当前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的语言，我们或许可以说资本主义必须创造，而且经常创造其自身的"他者"。鉴于此，关于资本主义的稳定需要某种类型的"外部"东西的观点可谓中肯了。但是资本主义既可以利用早就存在的外部（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或资本主义内部某些尚未被无产阶级化了的领域——比如教育），又可以积极地来创造它们。我计划在下文里认真对待这一"内外"辩证关系。我将会对由扩大再生产和经常性的暴力剥夺过程所构成的"组织关系"是如何塑造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有趣的是，阿伦特也沿着相同的思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英国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萧条源于推动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扩张由一系列奇特的经济危机所引发，过分储蓄所导致的资本生产过剩和"剩余"货币在本国范围内再也无法找到生产性投资场所。权力的投资有史以来第一次无法为货币投资铺平道路，相反，权力的输出却卑顺地跟在货币输出的后面，因为在遥远的国度中无法控制的投资威胁着将社会广大阶层转变为赌徒，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从生产体系转变为金融投机体系，用佣金利润来代替生产利润。帝国主义时代之前的10年，即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诈骗、金融丑闻和股票市场投机行为的增加。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所发生的情况来看，上述预想似乎完全应验。但是阿伦特对资产阶级反应的描述甚至更加引人注目。她认为他们"第一次认识到，简单的掠夺，这种几个世纪以前造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马克思）和开启了所有更深层次积累的原罪行为，最终必须不断得以重复，否则积累的动力可能会突然停止"。前引自汉娜·阿伦特《帝国主义》，1968，第15、28页。
阿伦特认为，在亚当·斯密之后，马克思所指的"原始的"或"初期的"积累过程在资本积累的历史地理学中，包含了一种通往帝国主义的重要和持续的力量。就像劳动供给的例子一样，如果资本主义必将面对并必须克服过度积累的压力的话，那就总是需要大量外在于它的资产。如果这些资产，如空地或新的原料产地都没有现成的，那么资本主义就必须以某种形式来制造它们。然而，马克思并不认同这种可能性，除了利用技术革新而产生失业，从而制造产业后备军之外。关于这一点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第五部分 2.马克思的保留
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理论是建立在某些关键的初步假设上面的，这些初步假设基本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假设相一致。这些假设包括：自由竞争的市场及私有财产的制度安排、法理个体主义、契约自由，以及由"促进型"国家所保证的合适的法律和统治结构及它所确保的货币作为价值储存手段和循环媒介的完整性。资本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所发挥的作用已经被很好地确立了起来，劳动力已经变成通常按照其合适的价值进行贸易的商品。"原始的"和"初期的"积累已经发生，积累现在已经演变成为"和平、财产与平等"条件之下的扩大再生产（尽管是通过剥削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这些假设能够让我们看到如果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主义计划或当前经济学家的新自由主义计划能够实现的话，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正如卢森堡曾明确承认的那样，马克思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指出了市场自由化——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的信条——将不会产生一个和谐的国度，其中所有人都会非常富裕。相反，它将产生前所未有的社会不公平（过去三十年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泛滥对此进行了印证，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等一直牢牢坚持这一政治路线的国家更是如此）。马克思预言，这还将产生严重的和持续增长的不稳定，并最终会带来长期的过度积累危机（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危机）。
这些假设的缺点在于它将建立在劫掠、欺骗和暴力基础之上的积累归类为"原始阶段"，而这一阶段已被认为与现在不再相干，或如卢森堡所认为的那样，被认为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封闭的系统。因此，对资本积累漫长的历史地理学中"原始的"或"初期的"积累过程中的掠夺行为所持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的重新评价，急需得以有序进行，最近就有几位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M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古典政治经济和原始积累秘密的历史》（MPerelman,TheInventionofCapitalism:ClassicalPoliticalEconomyandtheSecretHistoryofPrimitiveAccumulation，Durham,NC:DukeUniversityPress）,2000。在TheCommoner(wwwthecommonerorg)上，对新圈地运动以及原始积累应被理解为单纯的历史还是一个持续进程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德·安格利斯（DeAngelis）对此进行了很好地总结，参见http://homepagesuelacuk/MDeAngelis>。既然将一种正在进行中的过程标上"原始的"或"初期的"的标签过于奇怪，那么我将在下文里用"剥夺性积累"这一概念来代替它们。
第五部分 3.剥夺性积累（1）
如果仔细分析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描述，我们可以揭示出一系列的进程。卡尔·马克思：《资本论》，1976，第8章。这其中包括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以及对农业人口的强行驱逐；将各种形式的财产权（共有的、集体的、国家的，等等）转变成排他性的私有财产权；劳动力的商品化，压制其他形式的（本土的）生产和消费；对财产（包括自然资源）的殖民式的、新殖民式的或帝国主义式的占有；交易和税收的货币化，尤其是土地交易和税收的货币化；奴隶贸易；高利贷和国债，以及最终的信贷制度等原始积累的基本方法。国家，由于垄断了暴力和法律权力，在支持和促进上述进程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转向资本主义发展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都与国家的立场息息相关。国家在发展中扮演角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它总是使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相互交织在一起，尽管这种交织并非必然和谐。
直到今天，在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学之中，上述马克思所提及的有关原始积累的所有特征仍然强有力地存在着。过去30年间，墨西哥和印度等国逐步加快了转移农业人口和制造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的步伐；很多以前的共有财产资源，比如水资源，已被私有化（通常是按照世界银行的要求）和纳入积累的资本主义逻辑；其他生产和消费形式（本土的，甚至像美国的小商品生产和消费）遭到了压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小农经济为农业综合经济所取代。并且奴隶制度不复存在（尤其是性贸易）。
多年以来，人们通过对马克思有关原始积累的描述——这些描述从本质上而言只是一种简单的概括，而非系统性的研究——进行了仔细研究，认识到其中有一些需要修复的漏洞。比如，无产阶级化的过程需要对那些被无产阶级化群体的前资本主义技能、社会关系、知识、思维习惯和信仰进行一系列的压制和挪用。但亲属结构、家族与家庭架构、性别与权力关系（其中包括那些通过宗教及宗教机构所行使的权力）都有自己发挥作用的空间。在某些时候，早前存在的结构由于与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不相协调，不得不被暴力压制，但目前存在的很多证据表明，它们同样有可能被挑选用来作为某种工人阶级自愿形成而非强制形成的基础。简而言之，原始积累既需要挪用和选用早前存在的文化和社会成就，又需要对抗和取代这些文化和社会成就。各国斗争与工人阶级形成的条件不尽相同，因此正如汤普森（Thompson）等人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是工人阶级"自己制造了自己"，当然尽管这从来不是他们自己的意愿。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EPThompson,TheMakingoftheEnglishWorkingClass，Harmondsworth:Penguin），1968。由此而带来的结果通常是在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中留下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痕迹，以及在如何定义工人阶级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地理学、历史学和人类学差异。无论无产阶级化过程多么具有普遍性，它都不能产生相同种类的无产阶级。可参见C弗里曼《全球经济中的高科技和高跟鞋》（CFreeman,HighTechandHighHeelsintheGlobalEconomy，Durham,NC:DukeUniversityPress）,2000;李静君：《性别和中国南方的奇迹：工厂女工的两个世界》（CKLee,GenderandtheSouthChinaMiracle:TwoWorldsofFactoryWomen，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8。
现在，马克思所着重指出的某些原始积累的机制经过调整，比过去发挥了更为强大的作用。正如列宁、希法亭和卢森堡等人在20世纪初所认为的那样，信贷体系和金融资本已经成为掠夺、诈骗和盗窃的重要手段。1973年之后所形成的强大的金融化浪潮已经完全展现出了其投机性和掠夺性的特征。股票促销、庞氏骗局（ponzischeme）、由通货膨胀而导致的整体资产的破坏、由合并和兼并所带来的资产剥离、债务责任水平的提高，使得大众甚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都陷入用劳役偿还债务的境地，以及公司诈骗、利用信贷和股票而进行资产剥夺（通过股市崩盘和公司倒闭来劫掠养老基金并使其彻底毁灭）——所有这些就是当前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安然公司的倒闭就剥夺了很多员工的生计和养老金领取的权利。但是首先，我们必须好好看一下最近以来对冲基金以及其他重要的金融资本机构作为剥夺性积累的利刃所实施的投机性劫掠。
剥夺性积累的全部新的机制已经开启。在世贸组织谈判中强调知识产权（即所谓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表明，遗传物质、物种血浆（seedplasmas），以及其他形形色色产品的专利权和许可权现在可以被用来对付大众，而那些大众本来在研发这些物质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为了少数大医药公司的利益，生物剽窃呈猖獗之势，掠夺世界遗传资源库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全球环境资源（如土地、空气、水）的损耗正在升级，单一的资本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使土地的退化也越来越严重，这一切都是各种形式的自然资源被大规模商品化的结果。文化形态、历史和智力创新领域的商品化也需要大规模的剥夺（在这方面音乐产业可谓臭名昭著，其占用和剥夺了草根文化和创造力）。对迄今公共资产（比如大学）的公司化和私有化，更不用说横扫整个世界的私有化浪潮（水以及所有种类的公用事业），显示了新一波的"圈地运动"。就像过去一样，国家经常运用手中的权力来强行推行上述过程，即便违背民意也在所不惜。用以保护劳动和防止环境退化的监管框架的倒退，必然导致权利的丧失。通过多年艰苦的阶级斗争而赢得的共有财产权（政府养老金、福利和国家医疗保健等权利）又回到了私人的手中，这也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名义下所推行的其中一项最为恶劣的剥夺政策。
第五部分 4.剥夺性积累（2）
资本主义已将弱肉强食和掠夺与欺诈行为变成其固有的属性。但是正如卢森堡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在暴力和权力争夺纠缠在一起的情况下，通常很难为经济活动确立严厉的法规"。剥夺性积累可以在各种情况下发生，其实现的方式具有随意性和偶然性。
那么，剥夺性积累是如何帮助解决过度积累问题的呢？在此重复一下，过度积累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即过剩的资本（或许还伴随着过剩的劳动）被搁置起来，没有可以看得到的赢利性出路。然而，在此起关键作用的是资本盈余。剥夺性积累所做的是以极低的价格（在某些时候甚至完全免费）释放一系列资产（其中包括劳动力）。过度积累的资本能够抓住这些资产，并迅速利用这些资产进行赢利活动。就像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描述那样，这需要占用土地（也就是圈占土地）和驱逐常住民，以此制造出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然后再将土地投入到资本积累的私有化洪流。最近几年以来，私有化（比如英国在社会住房、电信、运输、水利等方面的私有化）为过度积累的资本打开了广阔的赢利空间。苏联的瓦解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将迄今为止无法利用的资产大规模地释放到资本积累的洪流中。在过去的30年里，如果这些新的积累区域没有开放的话，谁能预见过度积累的资本将何去何从？换句话说，如果资本主义自1973年以来一直处于长期的过度积累的困难之中，那么将所有一切都进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对于解决这一问题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解决方法。另外一种方法是将廉价的原材料（比如石油）释放到上述体系之中。报业大王鲁珀特·默多克（RupertMurdoch）曾指出，解决我们当前经济困难的方法是将每桶油价控制在20美元，而不是30美元或更高的价格。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所有默多克的报纸都如此热心地支持对伊战争了。D柯克帕特里克：《默多克先生的战争》，载《纽约时报》2003年4月7日（DKirkpatrick,'MrMurdochsWar',NewYorkTimes,7Apr2003）,第C1版。
然而，通过对现有资本资产和劳动力进行贬值也可以达到相同的目标。人们可以以极低的价格购买贬值后的资本资产，然后利用过度积累的资本再次将其投入赢利性的资本循环之中。但是这需要此前进行一波贬值，亦即出现某种形式的危机。为了使这一体系合理化，危机可能会在精心安排、操纵和控制之下进行。这通常就是国家实施的经济紧缩方案（利用利率和信贷制度等重要杠杆）所通常包含的内容。有限危机可以通过外力被强加于资本主义活动的某个部分或某个区域，甚至整个资本主义领域。这就是由超级大国（比如美国）所支持的国际金融体系（处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之下）如此强势的原因。由此而带来的结果是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周期性地创造一些贬值的（在某些时候是被低估了价值的）资产，然后利用在其他地方缺乏盈利机会的资本盈余对这些资产进行赢利性使用。韦德（Wade）和维内罗索（Veneroso）在分析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抓住了这一问题的本质。金融危机通常会导致所有权和权力转移到那些能够保证自己的资产完整无缺和有权制造信贷的人手中，从这方面来说亚洲金融危机也不例外……毫无疑问，西方和日本的公司是最大的赢家……大规模的货币贬值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进的金融自由化和所推动的经济复苏相结合，甚至可能促成了世界各地在过去50年以来和平时期国内财富向国外所有者最大规模的转移，与之相比，拉丁美洲的资产在20世纪80年代从国内转向美国所有者的手中，或墨西哥在1994年之后步拉丁美洲的后尘也就显得相形见绌了。这让我们想起了安德鲁·梅隆(AndrewMellon)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在大萧条期间，资产重新回到了它们合法的拥有者手中。"R韦德、F维内罗索：《亚洲危机：高债务模式与华尔街-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合体》，载《新左翼评论》（RWadeandFVeneroso,'TheAsianCrisis:TheHighDebtModelversustheWallStreetTreasuryIMFComplex',NewLeftReview）,228(1998),第3～23页。区域性危机和高度本地化的货币贬值成为资本主义为了生存下去而不断创造其自身的"他者"的一种初级手段。1997~1998年东亚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R韦德、F维内罗索：《亚洲危机：高债务模式与华尔街-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合体》，载《新左翼评论》,228(1998),第3～23页。其他关于这一危机的描述，请参见J享德森《不平衡危机：东亚经济风暴中的制度基础》，载《经济和社会》，28/3，1997，第327~368页；C约翰逊：《反冲：美帝国的代价与后果》，2000，第9章。类似的例子还有将人们驱逐出工作岗位，以此制造出产业后备军。有价值的资产被抛出循环过程从而被迫贬值。它们被闲置起来，陷入休眠状态，直到剩余资本抓住它们，在资本积累中获得新生。然而，由此而带来的危险在于这种危机可能会失去控制，从而变成全面的危机，抑或"他者化"将激起对创造"他者"这一体系的反抗。国家干预和国际机构的其中一项主要职能是，以自己的方式精心安排贬值，既确保剥夺性积累，又不会引起普遍的崩溃。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行的结构调整方案的本质所在。对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而言，这意味着精心安排这些进程以有利于它们特殊的利益，而与此同时却声称它们正在担当伟大的领导者，正在组织"解救"（如1994年的墨西哥）以保证全球资本积累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然而正如任何投机性赌博一样，它也存在着失败的危险：在俄罗斯已经失去一切，只好简单宣告破产之后，在韩国经济（在经历了几个月艰难的谈判之后）似乎即将崩溃，并有可能在全球产生连锁反应的时候，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8年12月突然而真切地感到了恐慌，这也由此说明这种积累方式无异于在悬崖边上跳舞。彼得·高恩在《华盛顿的全球赌博》一书中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在这种谈判活动中，尽管压制和服从之间的斗争不尽相同，但现在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霸权是如何利用金融机制而得以建立的。这些金融机制一方面维护了霸权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则是引导附属国走向假设中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道路。因此，连接剥夺性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之间的纽带是由金融资本和信贷机构所提供的，而这一切则依然是由国家权力所支持的。
第六部分 1.从认同到强制
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可行性方案是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某种形式的新的"新政"。这就意味着要将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的逻辑从新自由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沿着更具干涉主义和新的路线重新部署国家权力，限制金融资本的投机力量，对寡头和垄断集团所掌握的压倒性力量进行分散化和民主化管理，从而控制从国际贸易条款到我们通过媒体所耳闻目睹的一切。这将导致重返一种更为仁慈的"新政"帝国主义。
在任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控制范围内，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可行性方案（尽管为临时性方案）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某种形式的新的"新政"。这就意味着要将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的逻辑从新自由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沿着更具干涉主义和重新分配的路线重新部署国家权力，限制金融资本的投机力量，对寡头和垄断集团（特别是"军工联合体"的不良影响）所掌握的压倒性力量进行分散化和民主化管理，从而控制从国际贸易条款到我们通过媒体所耳闻目睹的一切。这将导致重返一种更为仁慈的"新政"帝国主义，而这一帝国主义则最好通过考茨基在很久之前所设想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盟而得以实现。
然而，欧洲现在所偏爱的那种超帝国主义也有其自身的消极内涵和后果。假设罗伯特·库珀（RobertCooper，布莱尔的顾问）是值得信任的，他支持以后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和前现代国家的名义重新恢复19世纪关于文明国家、野蛮国家和未开化国家之间的划分，其中后现代国家是文明的协作行为的保护者，它有望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促使世界各国遵循普遍（即"西方的"和"资产阶级的"）准则和人文（即"资本主义的"）实践。从这一角度来看，后现代国家——主要为欧洲各国——绝对不是"老欧洲"，而是在美国之前摆脱困境的那些国家，因为美国在摆脱现代主义的道路上似乎还存在一些困难。这一困难类似于允许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StuartMill），一方面赞扬诸如他们自己的"文明"国家的代议政府的信条，另一方面却为保持对印度的监护和从国外索取贡品进行辩护。由于不能通过扩大再生产而强有力地恢复持续性的积累，为了避免积累出现中断，这种欧洲的自由帝国主义版本只能在世界上陷入更深的新自由主义的剥夺性积累政治的泥淖。这种集体帝国主义的选择模式将很难为世界各国的人民所接受，因为他们已经经受了（并且有些人已经开始反抗）剥夺性积累和与之相伴随的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不管怎样，像库珀等人所建议的自由主义策略，对于后殖民主义学者而言太过熟悉，以至于没有多少吸引力。
当然，这里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更为激进的解决方案，但是在当前时期，在美国和欧洲的领导之下在国内和国际层面构建一种新的"新政"，在面临压倒性的阶级力量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反对的时候，完全有能力进行反击。而且这一新的"新政"有可能通过充分追寻一些长期的时间空间积累，从而至少在几年之内真正缓和过度积累问题，降低剥夺性积累的需求，这样一来便有可能鼓励民主、进步和人道的力量与其相结合，并将它变为某种现实。与当前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所推行的野蛮的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相比，这一帝国发展道路似乎要平和与仁慈得多。
当然，必须为这一新的"新政"进行战斗的真正战场其实存在于美国内部。从这方面来说并非完全没有希望，因为美国严重削弱公民自由，且长期以来认为在国外推行帝国主义必须以在国内推行暴政为代价，这就为政治反抗，至少为那些真正相信《权利法案》的人和那些与当前操纵最高法院的新保守主义多数派持不同法制观点的人的政治反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人至少与目前在政府中发挥邪恶影响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数量相当。而且有迹象表明，在基督教多数派内部，尤其是在领导层中间（他们已经相当明确地表达了反战立场），认为孤立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奉行支持宗教宽容以及与其他宗教信仰者和平共存这一不同类型的基督教精神在道义上是必须的。美国当前存在着一种竭力表达自己的反战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但也存在着分布于各个层面尤其是媒体领域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压制不同意见的氛围，这就意味着要想在美国国内反对新保守主义的帝国主义和在经济层面上反对继续奉行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就必须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比如尽管隐藏在新自由主义背后的阶级力量异常强大，但是新保守主义类型的统治在国内和国际上越显得存在问题，在权力的领土逻辑到底通往何方这一问题上，甚至在精英阶层中间就越可能会存在分歧和不同意见。新自由主义模式当前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它给美国所带来的威胁甚至可能会导致美国构建另外一种权力的领土逻辑。这种情况是否真的会发生完全取决于美国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尽管这并非是决定性因素，但它将在我们个人和集体的未来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关于这一问题，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只能观察、等待和期盼。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全面的反美情绪不会也不可能有所帮助。美国国内的那些为构建一种新的替代方案（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而进行的斗争，需要尽可能地争取一切同情和支持。如同内外辩证关系在构建新保守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样，颠倒这种辩证关系将在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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