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了世界的银行家：金融之王》
引言（1）
1931年8月15日，媒体公开发表一则声明：英格兰银行行长由于近几个月承受巨大压力而身体不适，根据医生的建议，他已经停止了所有工作并到国外休养。声明中提到的行长就是被授予“金十字英勇勋章”的蒙塔古·克莱特·诺曼，尽管他多次拒绝这个头衔，因为他并非许多人以为的勋爵或爵士，但他确实以此为荣，毕竟这是证明一个军官表现英勇的次高级别的勋章。
诺曼对媒体界总是很提防，他在旅途中为了逃避多事的记者而假扮身份，故意错过火车，因此留下了不好的名声。甚至有一次他原本打算登上开往加拿大的约克公爵夫人号邮轮，为避开记者竟然借助一条绳梯从邮轮的一端滑到另一端，真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时，带着与生俱来的天赋，他对聚集在码头对岸的记者宣布：“我想我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了，因为最近我非常辛苦，身体也大不如前了，我觉得在这艘豪华邮轮上旅行对我的身体应该是有益的。”
在金融界中，诺曼精神脆弱早已被认为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很少有人知道真相——在过去的两周里，世界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欧洲银行体系也正处于崩溃的边缘，由于巨大压力造成的精神失常使这位行长已经不能胜任目前的工作。英格兰银行的声明从旧金山传到了中国的上海，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为之震惊。
多年以后，人们很难想象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塔古· 诺曼拥有多大的权力和威望，他的名字如今也很少再为人所知。 。但在当时，他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中央银行家，被《纽约时报》形容为“无形帝国的君主”。欧盟之父让· 莫内（Jean Monnet ）则认为英格兰银行是“堡垒中的堡垒”，而“蒙塔古· 诺曼作为这个堡垒的管理者，令人敬畏”。
在当政的10 年中，诺曼和其他三位中央银行行长一度被媒体戏称为“世界上最孤高排外的俱乐部”成员。诺曼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本杰明· 斯特朗、德意志银行的亚尔马· 沙赫特以及法兰西银行的埃米尔· 莫罗，形成了中央银行家的“四重奏”，他们承担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世界金融体系的重任。
但是到了1931 年中期，诺曼成为最初的四人组中仅存的一位。斯特朗于1928 年逝世，享年55 岁；莫罗于1930 年退休；沙赫特在1930 年因和自己的政府发生争执而辞职，他正在向阿道夫· 希特勒和纳粹示好。因此，重建世界金融体系的重任就落在了那个面带诙谐笑容、有着神秘的戏剧天赋、留着凡· 戴克式的胡须、身穿神秘戏装、头戴宽边帽、身披下垂披肩、带着耀眼翡翠领带夹的谜一般的英国人身上。
在世界经济进入史无前例的衰退时期的第二年，世界上最举足轻重的中央银行家精神失常实在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各国的生产大幅下滑——受打击最大的美国和德国下滑达40% 。工业国家的所有工厂——从底特律的汽车厂到鲁尔的钢铁厂，从里昂的丝绸厂到泰恩赛德的造船厂，要么关闭，要么只有少数开工。市场需求严重萎缩，导致大萧条后的两年中物价下跌了25% 。在工业国家，失业的工人遍布城市和乡村。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有800 多万人失业，占其劳动力规模的15% 。在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英国和德国，分别有250 万人和500 万人加入失业大军。在世界最大的四个经济体中，只有法国似乎躲过了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但最终也跌入深渊。失业的人们无所事事地流落在街头、公园、酒吧和咖啡馆。在纽约和芝加哥，越来越多的人因失去工作而流离失所，只能住在货箱、废旧钢铁、兽皮、帆布甚至车皮搭建的窝棚里，连中央公园都变成了人们的宿地。在柏林、汉堡和德累斯顿的郊区，类似的窝棚区也比比皆是。在美国，成千上万的失业者逃离城市，四处找寻工作机会。
引言（2）
失业带来了暴乱和造反。 。在美国的阿肯色州、俄克拉何马州以及中部和西南各州都发生了抢夺食物的骚乱。在英国，矿工、纱厂工人和织布工人开始罢工。在柏林，几乎发生了内战。在1930 年9 月的选举中，纳粹利用人们对失业的恐惧对协约国、**者和犹太人等大加指责，说他们造成了德国人的痛苦，以此获取了650 万张选票，并使其在议会中的席位从12 个增加到107 个，成为继社会民主党之后的第二大党。随之，纳粹和**者常常在街头巷尾发生冲突。
类似的政变也在葡萄牙、巴西、阿根廷、秘鲁以及西班牙发生。最大的威胁来自于银行体系的崩溃。1930 年12 月，美国银行（虽然这家银行以国家的名字命名，但它却是一家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私人银行）倒闭，这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银行破产案，大约两亿美元的存款因此而遭到冻结。1931 年5 月，奥地利最大的银行——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 ）的拥有亿美元资产的奥地利信贷银行破产。6 月20 日，赫伯特· 胡佛总统宣布延期一年偿付战争债务和赔款。7 月，德国第三大银行达纳特银行破产，引发了整个德国银行体系的挤兑和资本外逃的浪潮。海因里希· 布吕宁总理宣布银行暂停营业，限制民众从银行提款的金额，并暂停外国短期债务的偿付。 。当拥有大量德国债权的英国人发现德国违约后，危机于当月底席卷了伦敦。人们突然发现之前无须担忧的债权无法履约，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又纷纷涌向伦敦提款，英格兰银行被迫向法国和美国的银行（法兰西银行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借款亿美元，以避免其黄金储备被耗尽。随着失业的蔓延，银行破产，农产品价格暴跌，工厂关闭，仿佛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
6 月22 日，著名经济学家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告诉芝加哥人：“我们正处在现代世界最严重的灾难之中——灾难由所有的经济因素造成。据莫斯科人说，这是资本主义最后的、终极的经济危机，我们的社会将无法承受。”以研究文明的兴衰而著称的历史学家阿诺德· 汤因比（Arnold Toynbee ） 在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撰写年度事件评论时说：“1931 年，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深思熟虑，并坦诚地讨论西方社会体系即将崩溃和走向终结的可能性。”
当年夏天，蒙塔古· 诺曼几个月前写给他法兰西银行的一位同僚克莱门特· 莫雷的一封信见诸报端。诺曼声称：“除非出台有力的拯救措施，否则文明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将在一年内崩溃，这一点我确信不疑。”他还以尖刻的笔调补充道：
“我希望这一预言能够存档，以备将来参考”。有传言说在赴加拿大修养之前，他坚持认为应该使用配给证，以避免当欧洲各国的货币普遍崩溃时，英国回到物物交换的境地。
在经济危机中，中央银行家们也都纷纷恪守几个世纪以来母亲教导孩子的那句警言：“如果你不能说得完美，那就什么也不要说。”这句话让这些金融业官员们在处理危机时避免再次陷入尴尬局面——他们要么在公众面前坦承问题而造成市场恐慌，要么对公众漫天撒谎而维持相安无事。像诺曼这样如此德高望重的人愿意坦诚地谈论西方文明的崩溃，这充分说明面对“经济海啸”金融当局的无计可施和困惑。
引言（3）
诺曼不仅是世界上最显赫的中央银行家，他还被金融界和政府官员们公认为具有良好的品质和判断力。 。一向趾高气昂的摩根财团资深合伙人托马斯· 拉蒙特说诺曼是“他遇到过的最有智慧的人”。在政界，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 斯诺登，一位多次预言资本主义最终会灭亡的忠诚的社会主义者，真诚地称赞诺曼“不仅仅是女王跟前的最优雅的大臣”，“他对于国家所遭受苦难的同情心像母爱一样泛滥”，而且他“充满自信，富有感染力”。
诺曼在很多事情上处理得当，赢得了经济界和金融界的好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坚决反对向德国索取战争赔款。整个20 世纪20 年代，他一直在警告各国黄金储备的短缺问题。此外，他还较早地警告了美国股市的泡沫风险问题。但是也有少数人指责正是他推行的政策，尤其是教徒般死板地拥护的金本位制度，引发了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这其中包括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和温斯顿· 丘吉尔。在诺曼结束其加拿大的假期前夕，丘吉尔这位两年前在华尔街几乎倾家荡产的人从比亚里茨给他的前任秘书和好友埃迪· 马什（Eddie Marsh ）写信说：“我遇到的每个人都在警告金融业要发生问题……我希望把蒙塔古· 诺曼吊死，我有重要的证据驳斥他。”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现在叫做“大萧条”，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事件。 。没有任何国家逃脱厄运，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持续了十多年时间，影响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伤害了整整一代人。这场经济危机引发了欧洲20世纪30年代“堕落的十年”，导致了希特勒和法西斯的崛起，以及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20 世纪20 年代的大繁荣向大萧条的滑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讲述。在本书中，我选择剖析当时的4 位主要中央银行家，他们分别管辖着英格兰银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德意志银行和法兰西银行。
1918 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百废待兴，金融体系也岌岌可危。19 世纪后期，在金本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债券体系以伦敦为中心迅速发展，引起了国际贸易和经济的快速繁荣。1919 年，这一体系崩溃，英国、法国和德国几近破产，债台高筑，它们的国民因为物价飞涨而陷入贫困，其货币也几近崩溃。只有发了战争财的美国变得更为强大。
政府认为是银行家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因此解决世界金融危机的重任就集中到4 个重要国家的中央银行身上：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
本书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些中央银行家们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故事。20 世纪20 年代中期，他们似乎成功了：国际外汇市场稳定，资金流动自由，经济增长得以恢复。但繁荣的背后也出现了隐患，被公认为金融体系稳定基石的金本位制度约束了经济的发展。本书的后几章描述了中央银行家们在应对大萧条时那些无序和徒劳的努力。
和现在一样，20 世纪20 年代的中央银行家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威望。4 位中央银行家的故事贯穿了本书：英格兰银行的蒙塔古· 诺曼，有些神秘和神经质；法兰西银行的埃米尔· 莫罗，生性多疑且憎恨和恐惧外国人；德意志银行的亚尔马· 沙赫特，死板、傲慢、才华横溢而又狡猾；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本杰明· 斯特朗，表面上精力充沛、劲头十足，但其实是个深受伤害、不堪重负的人。
引言（4）
这4 个人都是那个时代的重要人物，处于舆论漩涡的中心。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为我们了解20 世纪20 年代那段复杂的历史（未实现的和平、战争债务和赔款、恶性通胀、欧洲的衰落和美国的暴富、虚假的繁荣和彻底的破灭等不幸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更人性化、更深入浅出。
他们各自的行事方式都体现了他们国家当时的国民心态。蒙塔古· 诺曼对自己不完美的直觉有着堂吉诃德式的信心，他沉溺在大英帝国昔日的辉煌里，不愿意承认它在世界上的日渐衰落。偏执和满怀仇恨的埃米尔· 莫罗，准确地体现了所有遭受战争创伤的法国人的心态。本杰明· 斯特朗富有行动力，代表了美国的新一代，他们积极地利用自己的金融实力去干预世界事务。只有易怒和傲慢的亚尔马· 沙赫特没有反映出战败后德国人的失落心态，或许他只是简单地把这种情绪隐藏了起来。
他们曾经手握重权，但最后都几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曾经家喻户晓，被媒体称为“世界上最孤高排外的俱乐部”成员，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现在都已被人们遗忘。
20 世纪20 年代是一个过渡期，它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的中央银行还是私有的，主要目标是维护货币稳定和处理银行恐慌事件，而中央银行稳定经济的概念则刚刚开始萌芽。在19 世纪，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的领袖们还不为公众熟知，只是在金融界有人知道他们。而到了20 世纪20 年代，中央银行家们已经和今天一样家喻户晓了。媒体充斥着关于他们的决策和秘密会议的谣言，他们当时面临的很多经济事务和问题也和现在的中央银行家一样：股市的剧烈波动、外汇市场的动荡、大额资金在金融中心之间的流动等。然而，他们用以决策的信息却非常之少，可以实施的手段也很原始。当时，经济统计刚开始兴起，银行家们只能靠信件沟通，当时一封信从纽约寄到伦敦需要一个星期，在紧急时期也只能靠电报，只是到了
后期，他们才能使用电话通信，而且还常常遇到麻烦。当时的生活节奏也和今天完全不同。因为没有飞机，横穿大西洋需要5 天时间，出门要带着侍从，晚宴要穿着礼服。当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本杰明· 斯特朗可以毫无顾虑地到欧洲出差4 个月——5 月份启程，花一个夏天在欧洲各国的首都穿行，和他的同行们商谈，其间在一些度假胜地稍事休息，最后于9 月份返回纽约。
当时的人们既有国际化的思维，也有狭隘的地域观念。在那个时代，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偏见盛行，著名的金融巨头皮尔庞特· 摩根的儿子杰克· 摩根拒绝给德国发放贷款，因为“德国人是二等公民”，他还反对犹太人和天主教徒进入哈佛大学监督委员会，因为“犹太人总是认为他们是上等人，而美国人是二等人；罗马天主教徒则认为教皇至上，美国人次之”。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金融界，无论是在伦敦、纽约、柏林还是巴黎，都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银行。一种是盎格鲁– 撒克逊式的银行，比如J. P. 摩根、布朗兄弟、巴林银行；另一种则是犹太式的银行，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4 个银行、拉扎德银行、德国犹太人的沃伯格– 库恩雷波银行，以及与众不同的欧内斯特– 卡塞尔爵士银行。当时的新教徒大都反对犹太人，这两个集团相互排斥，他们都自命不凡，鄙视对方。在那个时代，人们都沾沾自喜、自命不凡，对失业和贫困问题漠然视之。只有德国把这股偏见的暗流演变成了悲剧——这也是本书故事的一部分。
引言（5）
当我开始写这4 位中央银行家以及他们如何应对大萧条的故事时，我发现另外一位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必须提及，他就是约翰· 梅塞德· 凯恩斯，1919 年他刚出道时才36 岁。 。当其他4 位主人公痛苦地应对各种麻烦时，他不甘寂寞，站在另一个立场发表观点。和其他人不同，他不是政策制定者，只是一位独立的观察员。在每个故事的转折点，他都坚持自我，其言论毫不客气而又充满智慧、满怀自信。
在本书中，作为4 位主人公的对立面，凯恩斯不可或缺。4 位中央银行家都是金融界的大佬，受正统的职业准则的约束。相反，凯恩斯是一位牛虻、剑桥大学的教师、自我发家的百万富翁、出版者、编辑和畅销书，他不用担心那些可怕的表决制度而引起的麻烦。尽管他比其他4 位显贵只年轻了十几岁，但凯恩斯显然和他们不是一代人。
要了解中央银行家们在大萧条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首先需要了解一些中央银行及其运作的知识。中央银行充满神秘色彩，它们的核心工作严格对外保密，即使经济学家也很难理解它们。简而言之，中央银行垄断了货币的发行① 。这一权力使得它们拥有信用（利率）的定价权，因此可以决定在市场中投放多少货币。
尽管中央银行充当了决定国内信贷政策的国有机构的角色，但在1914 年，大部分中央银行都是私有的，因此它们的角色十分奇怪、复杂。它们首先要对董事会负责，其股东主要是商业银行，必须对股东分红，但又被授予了非营利目的的非凡权力。与现在中央银行的稳定物价、实现充分就业的法定目标不同，1914 年的中央银行最重要的目标是维护币值的稳定。
当时，大部分国家实行金本位制度，即将币值与一定重量的黄金挂钩。比如，1 英镑等于113 格令纯金，而1 格令等于麦穗中的一个麦粒的平均重量。同样，1 美元被定义为格令黄金。由于所有的货币都与黄金挂钩，因此它们之间的相对价值是固定的。因此，1 英镑等于113/即美元。根据法律，所有纸币都可以自由地兑换黄金，每家中央银行也都必须承担以金块兑换任何数量本国货币的责任。
作为货币，黄金被使用的时间达千年之久。1913 年，全世界的金币大约有30 亿美元，占全世界实际流通货币量的25% 左右，另外有15% 的银币，其余的60% 为纸币。所以，在金本位制度下，黄金只是货币的一小部分。
当时，世界上2/3 的黄金没有在经济中流通，而是以金砖的形式存放在银行的金库里。在每个国家，尽管每个银行都存有黄金，但绝大部分黄金还是存放在中央银行，作为银行体系的储备和黄金标准的“锚”，决定经济中的货币和信用规模。
由于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实际上就是印钞票，因此为了防止这种特权被滥用，各国都以法律的形式强制它们持有一定数量的黄金，以作为纸币的支持。这些法规在每个国家都有所不同，例如在英国，英格兰银行最初可以发行7 500 万英镑没有黄金支持的纸币，多于这个数目的纸币则必须有等量的黄金作为支持。在美国，美联储发行的纸币需要有40% 的黄金支持，不允许发行没有黄金支持的纸币。尽管各国的法规不同，但最终的效果都是自动锁定各国的货币量，使其几乎机械地受制于各国的黄金储备。
引言（6）
为了调控经济中的货币数量，中央银行使用利率工具，这类似于在一个巨大的货币调节器上将指针上下调节。当黄金过多时，信贷成本降低，吸引消费者和企业借款，为经济注入更多的货币；相反，当黄金紧缺时，利率提高，吸引消费者和企业存款，收紧流通中的货币。由于货币兑换黄金的价值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纸币发行的数量受黄金储备的约束，政府的行为由此也会受到黄金储备的限制，当现金短缺时，其价值也不会变动，因此不会发生通货膨胀。这对于采用金本位制度的国家来说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表明政府会保持稳定的货币制度，采用规范的金融政策。在1914 年，有59 个国家采用金本位制度。
很少有人认识到这种制度有多么脆弱，其基础有多么不牢。有史以来，世界上开采出来的所有黄金加起来也只不过刚能填满一幢中等的两层小楼。而且，新的黄金产量既不稳定，也不可预测，时多时少，很少能满足经济的需要。因此，当发现新的金矿时（例如19 世纪50 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潮，以及19 世纪90 年代南非发现黄金），世界的商品价格就会下跌。并非没有人批评过金本位制度，但大多都是些奇怪肤浅的论断。有些人则认为，如果信贷受限于黄金数量，就会伤害企业和债务人——尤其是兼具两者特征的农民，这在通货紧缩时期尤为明显。
支持宽松货币和扩大信用的最著名的代表是来自内布拉斯加这个农业州的议员威廉斯· 詹宁斯· 布赖恩（Williams Jennings Bryan），他积极呼吁取消黄金作为储备的特殊地位，将白银也列为储备金属。
在1896 年的民主党大会上，他发表了美国历史上一篇重要的演讲——词藻华丽而又极具威严，他指责东部的银行家们：“请告诉我哪些城市受惠于金本位制度？我的回答是这些大城市依靠的是我们广袤肥沃的土地。假如你们的城市被摧毁，如果我们的农场还在，那么你们的城市就会很快魔术般地恢复；但如果我们的农场被摧毁，你们的城市也会变成一片荒野……你们不能把用荆棘做成的帽子扣到工人的头上，你们不能把人类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
风水轮流转，在布赖恩发表演讲的10 年前的一个周末，南非的两位金矿勘探者在威特沃特斯兰德的一个农场散步时偶然发现了一片金矿，后来这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金矿。到布赖恩发表演讲时，黄金产量暴涨了50% ，南非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的黄金生产国，黄金匮乏的时代结束了，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所有商品价格再次开始上涨。虽然布赖恩于1900 年和1908 年两次获得了民主党的选举提名，但始终没有当上总统。
尽管在金本位制度下，黄金这一贵金属的供给时多时少，导致物价在一个大的经济周期内上下波动，但这种波动非常温和，最后物价也会回归到正常水平。金本位制度可以控制通货膨胀，但不可能阻止金融泡沫的产生和破灭。这些泡沫和危机好像是深深根植于人类的天性中，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根据一项统计，自17 世纪早期以来，历史上曾经发生过60 次经济危机——有记载的第一次金融危机发生在公元33 年的台比留时期，当时的罗马帝国为了防止金融系统崩溃，向金融市场注入了100 万个金币。
每次经济危机的特征都有所不同，有的发端于股票市场，有的发端于信贷市场，有的发端于外汇市场，有时甚至发端于商品市场。有的经济危机仅仅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有的波及数国，个别的甚至波及整个世界。但是，所有的经济危机都具有一个相同的特征：是一个从贪婪滑向恐惧的可怕过程。
在金融危机前期，投资者陶醉在财富膨胀的乐观情绪中。然后，银行家们开始漠视风险，乐观情绪转变为过度自信，有时甚至变成狂热。泡沫逐渐积累，达到人们难以想象的程度。最后，突发的扰动出现——破产、巨额损失或金融诈骗的流言等，不管事情本身如何，这些情况都将引起人们情绪的突然转变。接着，恐慌开始出现，投资者抛售资产，市场大幅下跌，损失难以估量，银行也收缩贷款，紧张的存款人蜂拥到银行提现。
如果金融危机时期所谓的悲剧仅仅是那些愚蠢的投资者和债主们发生亏损，那么其他人也不会太在意，但问题是银行会担心其他银行出现问题。由于19 世纪的金融机构联系密切，相互之间借贷了大量资金，因此一家银行的经营困难就会波及到整个金融体系。正是因为危机具有传染性，能够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中央银行就必然会被卷入，所以中央银行除了具有稳定金本位制度的职责，还具有另外一个重要功能——预防银行恐慌和其他的金融危机。
中央银行有很多有力的工具来处理这些突发事件——尤其是其货币发行权和其持有的大量黄金储备。中央银行处理金融危机的最终目的简单而又复杂——重塑银行的信用。金融危机并没有成为古董。当我于2008 年10 月开始本书的写作时，世界各国正处于金融危机之中：自1931—1933 年金融危机（这也是本书最后几章的重点）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信贷市场萎缩，金融机构囤积资金，银行现金很快被提光，股票市场暴跌。任何对银行体系的脆弱和金融危机威力的描写，都不如亲眼所见更令人印象深刻。观察各国的中央银行和金融当局处理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形——千方百计重塑人们的信心，用令人难以想象和令人震惊的手段去引导市场情绪，我们进一步确信，在处理金融危机时没有神奇的手段和简单的规则。
为了抚平投资者和市场的焦虑情绪，中央银行家们都在与最基本也是最不可预测的大众心理做斗争。这种处理不可预测的金融风暴的技巧，最终使得他们扬名立万或者名誉扫地。
第1章：美好时代的终结
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一个特别的章节，在1914 年8 月走到了尽头。——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
1914年，伦敦是以金本位为基础的国际信用体系的中心。这个体系的形成推动了全球贸易的急速扩张和繁荣。之前的40年里，整个世界风平浪静——既没有战争，也没有巨大变革。19世纪中期是科技进步的年代，铁路、轮船和电报的使用已经蔓延至全球，促进了金融结算和贸易的扩张。欧洲资本自由流动，充斥全球，为印度的港口、马来半岛的橡胶园、埃及的棉花种植、俄国的工厂、加拿大的麦田、南非的黄金和钻石矿、阿根廷的牧场、连接柏林和巴格达的铁路以及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提供融资，国际商务由此兴盛。虽然整个体系经常被金融危机和银行恐慌所动摇，但总体而言萧条期一般很短暂，整个世界经济形势总是很快复苏。
金本位是那个时代的图腾，人们对它的信仰超越一切，甚至超越了对自由贸易、低税收、小政府等理念的崇拜。黄金是这一金融系统生命活力的源泉，大部分货币都与它挂钩，因此黄金构成了银行的基础，是战时或危机期间的安全储备。中产阶级是储蓄的主力军，随着这一阶层规模的不断壮大，金本位制度不仅是调整货币问题的有效机制，而且还有利于巩固和加强维多利亚时期的经济优越性以及公共政策的审慎性。H. G. 威尔斯（H. G. Wells ）曾评价它是“愚昧的忠诚”。
无论是伦敦还是纽约，巴黎还是柏林的银行家们都对它敬畏有加，他们怀着一种教徒般的虔诚，把它看做是上帝赐予的礼物、超越时空的行为准则。
1909 年，英国记者诺曼· 安吉尔（Norman Angell ）在担任《每日邮报》（Daily Mail）法国版驻巴黎记者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欧洲的幻觉》（Europe’s Optical Illusion）。这本小册子的主题是说战争的经济利益是虚假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和金融联系如此广泛，但凡有点理智的国家就不应该考虑发动战争。 。强国之间的战争引发的经济混乱，特别是对国际信用体系的破坏，必然会伤害各方的利益，胜利者和失败者失去的一样多。即使战争偶然爆发于欧洲，它也将很快被终结。
安吉尔因关于全球相互依赖关系的论述而著名。他的一生似乎都是在流浪中度过的。他出生于英国林肯郡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被送往法国圣奥梅尔的一所公立中学读书，17 岁成为日内瓦一家英文报纸的编辑，并在那里读完大学，之后由于对欧洲的未来感到失望而移民美国。虽然身高只有5 英尺，身体单薄，但他却一生从事体力劳动，在加利福尼亚的7 年中，他做过葡萄种植员、沟渠挖掘工、牛仔、邮递员以及采矿工，最终他安顿下来，成为《圣路易斯环球民主报》（）和《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的记者。1898 年，安吉尔返回欧洲，到达巴黎，在那里他加入了《每日邮报》。
1910 年，安吉尔的小册子以书籍的形式出版，即《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他认为，当战争因为没有经济效益而不再是展示国家力量的手段时，就没有那么残酷了，这种说法在那个物质主义的时代引起了共鸣。这本书受到了疯狂的追捧，截至1913 年已经卖出了100 多万册，并被翻译成22 种语言文字，包括中文、日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等，有40 多个组织为传播书中的信息而成立。其中的观点被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 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冯· 梅特涅伯爵（Count von Metternich）、法国社会党领袖让· 饶勒斯（Jean Jaurès ）等引用，据说以好战闻名的德皇威廉对此理论也颇感兴趣。
安吉尔最忠实的信徒莫过于伊舍子爵二世（Viscount Esher Ⅱ）——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人，以及爱德华七世（King Edward Ⅶ）的心腹雷金纳德· 布雷特（Reginald Brett）。虽然伊舍在政府中占据高位，但他却只想保留副警察局长和温莎城堡副总督的职位，并在幕后施加强大影响力。最重要的是，他是帝国国防委
员会的建立者之一，这是一个建立于布尔战争之后的非正式但却强有力的组织，反映了大英帝国的军事战略。
1912 年2 月，这个委员会就战时贸易债券问题进行了听证。很多德国商船都通过伦敦劳合社进行投保，劳合社主席证实，为了劳合社的荣誉，根据律师意见，他们必须为那些被英国皇家海军击沉的德国轮船进行偿付，这种说法让委员会目瞪口呆。也就是说，英德交战之时，英国的保险公司很可能被要求赔付德国的战舰损失。很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会发生战争。
毫无疑问，通过在剑桥大学和索邦神学院举办的一系列关于《大幻觉》的讨论，伊舍子爵想要表明的就是“新经济因素清楚地证明了战争的愚蠢”，而且欧洲战争带来的“商业灾难、金融损失和个人痛苦”如此巨大，令人难以想象。伊舍子爵和安吉尔关于战争低收益、高成本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过分相信国家理性以及被那个时代的经济成果所诱导——一个后来被法国人称为“香格里拉美好时代”的阶段，人们最终还是误判了一场把所有欧洲国家都卷入的战争即将爆发的可能性。
第2章：诺曼，一个奇怪孤独的人（1）
英国，1914 年
任何一个去看精神病医生的人都应该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脑袋。——萨缪尔· 戈德温
1914年7月28日，星期二，蒙塔古·诺曼来到伦敦，他当时是布朗·希普利（BrownShipley）这家盎格鲁–美国式商业银行的合伙人之一。时值假期，像所有和他同一阶层的人一样，他上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度过。由于他正在解除合伙关系，因此暂时需要留在这个城市。据报道，当天下午奥地利已经对塞尔维亚宣战，并开始炮轰贝尔格莱德。但这一消息对他并没有影响，在巨大的谈判压力下，诺曼感觉非常不适，于是他决定返回乡下。
诺曼和几乎所有其他的英国人都没想到，之后的几天里，这个国家将要面临历史上最严峻的银行危机，那个曾经让整个世界变得繁荣昌盛的国际金融体系即将彻底被摧毁，并且谁也没有料到，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大部分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在内，都盲目地加入到战争中。和他的大部分同胞一样，诺曼没有注意到过去几个月来欧洲危机正在酝酿。
6 月28 日，在萨拉热窝，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喜剧乐队成员投掷炸弹暗杀奥地利王储弗朗茨· 斐迪南大公和他妻子索菲的事件，在当时看起来似乎只是发生在混乱的巴尔干半岛上的另一起暴力事件而已。然而，到了7 月24 日，这起事件终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指控它参与了谋杀，并威胁发动战争，这个消息上了英国报纸头条。
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大部分人仍然轻松地继续着他们的假期。发生在中欧的危机很难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即使是首相H. H. 阿斯奎斯（）也有充分的理由继续轻松地在伯克郡打高尔夫过周末，而外交大臣爱德华· 格雷爵士也像夏天的每个周末一样，启程到汉普郡钓鲑鱼去了。
那是英国为数不多的阳光灿烂的夏季之一，一连几天万里无云，温度高达32 摄氏度。诺曼已经在美国度过了两个月的超长假期，像往常一样，他在纽约和缅因州逗留，打发时间。6 月底，诺曼启程返回英国，悠闲地在伦敦度过7 月，他享受着美好的天气，会一会来自伊顿的老朋友，并观看令其全家人为之着迷的板球比赛打发时光。最后，他终于与合伙人清算完毕，抽离了他的资本，双方分道扬镳。这是个痛苦的决定。他的祖父曾是布朗– 希普利银行（美国布朗兄弟投资公司的下属公司）长达35 年的资深合伙人，而诺曼自己从1894 年开始就在那里工作，但欠佳的身体以及与其他合伙人之间的一再冲突使他似乎别无选择，只能与之脱离关系。
7 月29 日，星期三早上，诺曼返回格洛斯特郡，却发现有封加急电报催他回伦敦。于是他坐同一天的火车返回，由于傍晚才到达，所以没能赶上英格兰银行董事会的紧急会议。诺曼从1905 年开始就是这个“高级俱乐部”的成员。
虽然已经43岁了，但诺曼仍然没有结婚，他一个人住在索普洛奇（ThorpeLodge）一栋大大的两层水泥房子里，旁边就是伦敦西部的荷兰公园。这所房子和他的7个仆人是他的两大财富。当他1905年买这栋房子的时候，它几乎是一片废墟，在之后的7年里，他致力于这栋房子的重建，亲自参与房屋内部结构和家具的设计。受威廉· 莫里斯（William Morris ）和工艺美术运动思想的影响，他雇用了最好的工匠，使用最昂贵的材料，甚至有时会在从城里回家的路上在工场停留，帮着做木工。
第2章：诺曼，一个奇怪孤独的人（2）
不得不说，他对于装饰的品位有点独特，甚至可以说是怪异。 。他的房子镶嵌着从非洲和美国进口的木头，使得整栋房子显得忧郁森严，像是百万富翁的修道院。房子几乎没有任何装饰：门廊用微微发光的砖砌成，乍一看像是珍珠蚌，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工业硅树脂；两个巨大的日本屏风上绣着孔雀，还有一个巨大的17 世纪的意大利壁炉。但就是这样的一栋房子却是他远离尘世的避难所。他建造了一个宽敞的穹窿形的音乐厅，在这里他可以举办小型音乐会：演奏勃拉姆斯或舒伯特的四重奏，有时候专为他一个人而演奏。房子下面，他把一个小围场改造成一个精致的露台花园，间以果树遮阴，上面还有植物藤架，夏天他可以在这里用餐。
虽然诺曼继承了遗产，但除了这栋房子以外，他的生活非常简单。他已经把位于赫特福德郡马奇哈德姆的他父亲的不动产转让给了他已经结婚、建立了家庭的弟弟，而他自己则满足于这片土地上有着农家院落的小别墅。
诺曼的行为举止和穿着打扮怎么看都不像是个银行家。他身材高大，前额宽大，留着已经变白的小胡子，有一双修长的艺术家或音乐家的手，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位委拉斯开兹（Velázquez ）笔下的贵族或是查尔斯二世（Charles II ）时代的朝臣。但是，除了外表，他的专业血统是无可挑剔的：他的父母皆来自于英国最有地位、最著名的银行家家庭。
蒙塔古· 诺曼生于1871 年，从童年时起，他似乎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他出生时体弱多病，当还是个小男孩时，他就饱受偏头痛之苦。他的母亲性格冲动，高度敏感，而且常常情绪低落，抑郁成疾，对诺曼更是常常小题大做。像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他也在伊顿公学读过书。他的祖父、父亲、叔叔和弟弟都曾担任过11 人板球队的队长，但他却并不热衷于此，也没有什么运动细胞。他甚至有些与外界格格不入：孤独、忧郁、与世隔绝。
1889 年，诺曼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读书，但他仍然不快乐。因为不适应那种生活，一年之后他就退学了。刚成年的他也很难找到适合他的位置，那几年里他断断续续地在欧洲旅行，在德累斯顿住了一年，在那里他学会了德语，并对投机哲学产生了兴趣，之后又在瑞士待了一年。1892 年，他返回英国参与家族生意，进入他父亲和叔叔担任股东的马丁银行，在朗伯德街分行做实习职员。因为对商业银行这种枯燥的业务不感兴趣、缺乏热情，所以1894 年诺曼决定去他祖父的布朗– 希普利银行试试看。布朗– 希普利银行的主营业务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融资贸易，这至少可以让他离开伦敦，所以他在纽约布朗兄弟银行的办公室待了差不多两年。
在美国他终于找到了适合他的生活方式。在这里，社会约束很少，比起伦敦银行狭小的世界，这里更自由、更有活力，他甚至开始考虑定居美国。然而，战争改变了他的决定。1899 年10 月，布尔战争爆发。诺曼在1894 年就已经加入民兵组织，每个夏天都会花几周的时间训练，已经是上尉的他在战争爆发之初就立即加入到了现役部队中。诺曼并不是一个特别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他只是渴望历险、追求浪漫，或者只是企图逃避他平凡存在的状态。
1900 年3 月他到达南非，拥有15 万人的英军正与仅有2 万人的布尔叛乱军进行着艰苦的游击战。诺曼被任命为一支平叛部队的指挥官，他的工作就是追捕、抓获布尔突击队员。在战场上，诺曼获得了新生。虽然条件艰苦、食物粗劣、天气炎热、缺乏睡眠，但他却在感受到危险的同时也重获自信。“我现在感觉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曾经感觉前途渺茫，现在却决定安顿下来过文明的生活。”
第2章：诺曼，一个奇怪孤独的人（3）
他最终获得了“金十字英勇勋章”，这是授予英勇指挥官的第二大荣誉，很多年来，即使他已经在世界上声名显赫，但这仍是他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在英国版的《名人录》（Who’s Who ）中，他唯独坚持要把这一功勋载入他的条目中。恶劣的物质条件最终向他虚弱的身体敲响了警钟，1901 年10 月他因患上严重的胃炎而被遣返回家。
恢复正常生活之后，他用了两年的时间来恢复健康，包括到里维埃拉地区的耶尔，住在他叔叔的别墅里修养，从那时起他爱上了著名的蓝色海岸。直到1905 年，他才重新开始在布朗– 希普利银行的全职工作，之后的6 年中他是4 个主要股东之一，由于陷入了与同事因商业战略不同而导致的无休止的冲突中，这几年成了让他最沮丧的几年。
但是，相比之下他的个人生活给他的压力最大。1906 年，婚约破裂导致他第一次精神失常。之后，他表现出典型的狂躁抑郁症的症状：时而兴高采烈，时而又绝望透顶。很多时候，他最好的同伴都会被他那种持续几周的黑色忧郁所折磨，他变得暴躁易怒、失去理智，对周围所有人乱发脾气。1909 年以后，他的病症加重了，直到1911 年9 月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医生建议他彻底休息，因此后来的三年里他只是偶尔工作，日渐隐居起来。 。就好像要寻找什么似的，他到过很多地方旅行。1911 年12 月，他在埃及和苏丹度过了一个三个月的假期，一年之后离开，开始另一个更长的旅行：从西印度群岛到南美洲。
在巴拿马时，有个银行经理友好地建议他去看一位瑞士的精神科医生卡尔· 荣格博士（Dr. Carl Jung）。他立即返回欧洲，并安排与荣格在苏黎世见面。1913 年4 月，经过几天血液和脊髓液测试后，这位年轻的著名精神科专家告诉诺曼，他患的是一种精神错乱性全身麻痹症，即一种与三期梅毒并发的精神疾病，并且他可能会在几个月内死亡。精神错乱性全身麻痹症的某些症状与狂躁抑郁症非常相似——情绪在极度喜悦与极度消沉之间剧烈变化，有自杀倾向，之后却可能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并且有着夸大妄想症，但这是个惊人的误诊。
诺曼深受打击，又开始寻求另一位瑞士精神疾病专家罗杰· 维托兹博士（Dr. Roger Vittoz ）的帮助。之后，诺曼在他的照顾下在苏黎世住了三个月。维托兹发明了一种类似于冥想的方法帮助他的病人减轻精神压力，他教病人们将精力集中于一些精美的图案或一个单词从而平静下来。此后，维托兹在伦敦的几个社交圈里大受欢迎，他的病人包括奥特林· 莫瑞尔夫人、朱利安· 赫胥黎以及诗人艾略特等名人。
对诺曼而言，这仅仅是伴随他一生的深奥的宗教信仰和精神修炼历程的开端。曾经有段时间，他专注于神学研究。20 世纪20 年代，诺曼成为法国心理学家埃米尔· 库埃（émile Coué ）的追随者，库埃鼓吹通过自我暗示掌控自身，这种有点儿像新世纪鼓吹正面思考的学说在那个时代非常流行。诺曼甚至曾经涉猎过灵异说，他脑袋里充满各种奇怪的思想，比如他甚至坚持要让他的一个同事相信他可以穿墙而过。他还患有某种恶作剧快乐癖，以用那些怪异的想法来嘲笑人们为乐，人们很难知道是否应该把事情当真。
因此，诺曼因他的怪异而著称并不奇怪。他所在城市的熟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奇怪而孤独的人，每天独自一个人在他的房子里沉湎于勃拉姆斯的音乐之中，常常引用中国哲人老子的名言。他确实从来没有试图融入那个城市热衷交际的氛围中。他的兴趣集中于美学和哲学，虽然他把为数不多的几个银行家引为知己，但却更喜欢混迹于那些折衷主义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们中间。
第2章：诺曼，一个奇怪孤独的人（4）
7月30日，星期四，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原本发生在巴尔干半岛上一个没落王朝和一个小国之间的争端正在升级为整个欧洲的战争。 。针对奥地利攻击塞尔维亚的事件，俄国已经做了全国总动员。国际政治危机随即带来了经济危机。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布鲁塞尔和圣彼得堡的证券交易所都不得不延缓交易。欧洲所有的交易所，除了巴黎的已关闭外，有价证券的清算都集中在伦敦进行。
7 月31 日，星期五，诺曼到达他位于英格兰银行北面的市区办公室，他发现金融界坚决反对英国卷入这场欧洲大陆的冲突。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大卫· 劳合· 乔治事后回忆，英格兰银行沉默寡言、不善作秀的行长沃尔特· 坎利夫热泪盈眶地恳求道：“我们一定不能卷入战争，否则将面临毁灭。”
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这个城市主要依靠向国外提供资金支持，而不是向本地工业提供资本。商业银行拥挤地坐落在英格兰银行周围的街道上，银行业的那些家族式的核心集团，如罗斯柴尔德银行、巴林银行、摩根– 格伦费尔公司、拉扎德公司、汉布罗公司、施罗德投资公司、克莱沃特公司以及布朗– 希普利银行等为伦敦城注入了神秘色彩，它们管理着世界上最大的贷款业务。每年数额高达10 亿美元的外国债券通过伦敦的银行对外发行。上一年度，巴林银行和汇丰银行向中国提供了亿美元的银团贷款；汉布罗公司为丹麦政府提供了一笔贷款；罗斯柴尔德银行承销了5 000 万美元的巴西债券，并正在谈判另一笔贷款业务；另外还有一些对罗马尼亚、斯德哥尔摩、蒙特利尔和温哥华的债券。4 月，施罗德投资公司通过购买债券借给奥地利8 000 万美元，而英国即将与奥利地开战。战争一旦爆发，所有这些资金和利息都将鸡飞蛋打。
全欧洲证券交易所的关闭以及黄金可能会被禁运的风险使得整个金本位体系被打乱，同时带来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对于欧洲人来说，他们很难把钱运到国外去偿付他们的商业债务，而为所有这些交易做过担保的商业银行则面临破产的危险。
但是，不只是银行家们受到战争带来的世界金融秩序混乱的威胁，外交大臣爱德华· 格雷爵士在所有内阁成员中是最把自己的职业生涯赌在与法国暧昧不清的“理解”之上的，也是最强硬的主战派，即使是他也警告法国大使说：“即将到来的冲突将使欧洲金融体系陷入困境，英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而英国保持中立或许是避免欧洲信用体系彻底崩溃的唯一途径。”
星期五早上10 点钟，证券交易所门口张贴了一张告示，宣称在新的通知发出之前交易所将停止交易，这是自交易所1773 年成立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城市周边的银行开始拒绝向客户支付金币。很快地，针线街上的英格兰银行外排起了长队，因为它坚守法律义务，继续用英镑兑换金币。这里并没有什么恐慌，只是被焦虑的气氛所笼罩。人群中，那些焦急地用手指点钞的女士们被允许进入银行院子里，而更大一群发呆的旁观者则聚集到伦敦交易所对面的台阶上。
《泰晤士报》报道说：“虽然有成百上千人一整天都在排队等候，其中很多是外国人，但秩序井然。”这与欧洲其他城市所报道的危机状况形成鲜明对比，《泰晤士报》不无傲慢地宣称，这主要归功于英国人“传统的冷静、镇定”的个性。第二天，聚集在银行外边的人群规模更大，但仍然没有什么真正恐慌的感觉。然而，为了以防万一，那些身着与众不同的浅橙色燕尾服和红色马甲、头戴高帽子的银行守门人员被授予了特别警察的权力——可以逮捕闹事的人。
第2章：诺曼，一个奇怪孤独的人（5）
街上并没有出现骚乱，但恐惧气氛却在商业银行宽敞的会议室里蔓延开来。之前的6 个月里，银行家们与英格兰银行就一旦发生这样的危机，英格兰银行黄金储备是否充足的问题进行着激烈的辩论。2 月份，一份备忘录在银行委员会内部传阅。这份备忘录警告说：“一旦战争爆发，外国人有权利，并且他们将毫不犹豫地使用要求兑换金币的权利，这将引起金融秩序的严重混乱。”现在，面临着伦敦大面积的破产风险、陷于恐慌中的商业银行家们开始把他们英格兰银行账户上的黄金抽离，这使得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从7 月29 日（星期三）的亿多美元下降到8 月1 日（星期六）的不到5 000 万美元。 。而这时，为了吸收存款，维持迅速缩水的黄金储备，英格兰银行宣布把利息提高到前所未有的10%。
与此同时，危机在欧洲大陆残酷地蔓延。德国于7 月31 日（星期五）发动全国动员令，以对抗俄国的全国动员，并对法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宣布中立，并把图勒和凡尔登要塞移交给德国以表诚意。第二天，德国对俄宣战，而法国也发布了全国动员令。星期日，形势变得很明显，法国忠实于与俄国的联盟，也就
是在几个小时内就会对德宣战。周末，诺曼发电报给纽约布朗兄弟公司的合伙人：“欧洲前景非常黯淡。” 经过一个周末，英国人的态度陡然转变成支持战争。正值8 月银行休假日的周末，成千上万的人兴奋过度，在大太阳下纷纷出门，涌入伦敦市中心，从特拉法尔加广场穿过白厅，到达白金汉宫，堵塞了所有的公共交通，他们欢呼并唱着《马赛曲》和《天佑吾王》等爱国歌曲，主动要求战斗。
星期一，通常情况下人们都已经去度8 月的银行休假日了。然而，诺曼和其他150 多名银行家聚集在英格兰银行，进行了一场暴风雨般的会议。正如英国财政大臣劳合· 乔治后来的评论所说：“处于惊恐中的银行家不会有英雄式的表现”。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失去他们曾拥有的一切。人们的嗓门一再提高，甚至有个银行家对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挥起了拳头。会议决定向财政大臣提议把银行休假日再延长三天，以争取时间来平息恐慌。财政部同时宣布所有贸易债务将自动延期一个月，在这期间，英格兰银行将决定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受流动性丧失或破产威胁的商业银行走出困境。
在最初的几天里，诺曼最关心的是如何保证布朗– 希普利银行摆脱困境，如若不然，他就没希望把他的资金拿回来了。这个周末，几百名公司的美国客户滞留在欧洲进退两难，他们聚集在帕尔摩街的办公室，想要兑现他们的信用证。随着状况逐渐好转，人们发现公司的很多业务集中在美国，而美国保持着乐观的中立，所以与此相关的业务损失不大。诺曼虽然是英格兰银行俱乐部的成员之一，但他却发现自己必须花费大部分时间在银行业务上，特别是要努力解决未付债务的难题。
奇怪的是，在这样的紧张时期，繁重的工作使他几乎没时间沉思，这好像反而减轻了他的精神压力。他在写给美国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从早到晚地工作，却从未感觉到疼痛或劳累，身体状况甚至比几年前还要好。”虽然奇怪但很真实，战争对他有好处。
第3章：沙赫特，傲慢的年轻奇才（1）
德国，1914 年
有证据表明，卑微的出身是年轻人野心的阶梯。 。——威廉· 莎士比亚，《尤利乌斯· 凯撒》
就在那一周，人们被事件发展如此之快所吓倒，危机好像无处不在。虽然过去10年里，欧洲几乎有一半人渴望战争，却没人能想象到发生在6月底的奥地利大公暗杀事件会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索。1914年7月，大部分德国人仍然过得很安心，即使在发生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之后，局势依然很平静，很大程度上这是德国政府刻意营造的假象。表象之后的事实是奥地利政府被柏林高层所诱导，以刺杀事件为借口攻击塞尔维亚，好让它再一次且一劳永逸地屈服。奥地利和德国的领导人在公共场合都煞费苦心地掩饰他们的真实意图，所有人都像往常一样假装继续度假。
奥地利国王弗朗茨· 约瑟夫（Franz Joseph ）说整个7 月他会一直住在巴德伊舍的山间小屋打猎。德皇也于7 月6 日登上霍亨索伦王室号游艇启程前往挪威海峡，去度过他每年三周的假期。特奥巴登· 冯· 贝特曼· 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 ）总理在7 月初前往柏林参加了一个紧急会议，之后马上重返他位于霍亨菲诺的面积达7 500 英亩的庄园度假。而在30 英里之外，总参谋部长赫尔穆特· 冯· 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将军仍然在卡尔斯巴德泡温泉，而国务秘书戈特利布· 冯· 贾高（Gottlieb von Jagow ）则在度蜜月。
在那些对危机感到猝不及防的人中，有一个36 岁的柏林银行家，他有一个奇怪的名字：贺拉斯· 格里莱· 亚尔马· 沙赫特（Horace Greeley Hjalmar Schacht）。虽然当局一直在故作姿态，精心掩饰，但早在7 月初，关于战争的流言就已经开始在德国银行界高层之间流传。其中从一开始就对局势看法十分消极的是马克斯· 沃伯格（Max Warburg），他是声名显赫的汉堡银行家族的成员，以与皇室关系甚密而著称。以不慎重而著称的德皇是银行界流言的源头，因为他坚持要在全国总动员之前通知他的朋友艾伯特· 巴林（Albert Ballin ）——汉堡海运公司的总裁。也有人说是皇储泄密，他警告他财经界的朋友（包括德累斯顿银行的常务董事尤金· 古特曼[Eugen Guttmann] 等）说虽然表面风平浪静，但柏林证券交易所里的乐观氛围是大错特错的，德俄之间很可能会爆发战争。
亚尔马· 沙赫特只是古特曼的德累斯顿银行的一位部门经理和助理董事，还没有资格参加柏林银行家高层的聚会。从当时的地位来看，他很难相信事态会发展到令人难以控制的程度——让国际竞争对手破坏德国经济奇迹看起来真是一件疯狂的事情。
德累斯顿银行是德国两家最大的银行之一，虽然沙赫特在德累斯顿银行的地位不高，但作为没有家族关系的德国年轻人，他在这个行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开始引人注意。危机爆发前的几个月，他一直在做一笔给布达佩斯的借贷业务，资金由德国、瑞士和荷兰银行组成的国际财团提供。之后，瑞士银行家费利克斯· 索马莱（Felix Somary ）评论道：“他的风头盖过他的同事、那些腰缠万贯的富豪们的儿子以及那些趋炎附势者。”
沙赫特留着军人般的小胡子，短发从中间分开，很容易被人认做是普鲁士军官。他走路时腰背挺直，像是那种“被训练出来的奇怪的步法”。他姿态僵直，喜欢穿着带有浆挺的、高高的、闪着微光的赛璐珞领子的衣服，整个形象显得有点夸张。但他既不是普鲁士人，更无论如何都跟军人扯不上关系， 最
第3章：沙赫特，傲慢的年轻奇才（2）
他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下层家庭，来自德国与丹麦接壤的地区，在整个王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汉堡长大。
终有一天沙赫特会因他无尽的野心和追求成功的强大意志而出名，这种个性部分来自于对他父亲长期失败的自然反应。他的父亲威廉· 路德维希· 利昂纳德· 马克西姆利· 沙赫特（Wilhelm Ludwig Leonhard Maximillian Schacht ）出生在北石勒苏益格西海岸，这是一块细长型的陆地，连接丹麦和德国。
迪特马尔申是一片盐碱地，有很多小的隔离开来的乳牛场，凄凉、寒风凛冽的乡村被大堤坝保护着，以免受北海长年累月的侵蚀。据说这里的人独立坚韧、简洁明了，甚至于粗暴无礼。石勒苏益格及其邻近的荷尔斯泰因历史上由丹麦王国统治，但这里的居民分为说德语和丹麦语两种，整个19 世纪，这两个地方的主权问题一直在普鲁士和丹麦王国之间存在争议。1866 年，经过两场短时战争后，俾斯麦吞并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把它们纳入普鲁士王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20 年，经过公民投票，石勒苏益格的北部，包括沙赫特老家的地区都归还给了丹麦。
威廉· 沙赫特的父亲是一个乡下医生，共有11 个孩子。1869 年，因为对可能会应招入伍的前景感到不快，威廉· 沙赫特和其他4 位兄弟移居到了美国，并在那里待了7 年。 。虽然他变成了一个美国公民，但却一直未能站稳脚跟，一直不停地更换工作。他曾经在布鲁克林的德国酿酒厂工作过一段时间，还在纽约一个偏僻小镇上的打字机制造厂干过。最后，到了1876 年，他决定返回德国。
他返回之际，恰巧普法战争带来的经济繁荣已经结束，衰退即将来临，因此他的运气并没有好到哪儿去。之后的6 年里，他从事过各种职业，如教师、省报纸的编辑、肥皂制造厂的经理、咖啡进口公司的簿记员，但却无一成功。最后，他找到一份公平保险公司的工作，之后的30 多年他都待在了那家公司。沙赫特对他的父亲有些抵触情绪，说他父亲就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流浪者，永远不会在某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与他父亲的软弱无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沙赫特有着无以伦比的野心，以至于他在自传里忍不住说，他在25 岁之前就比他父亲赚钱更多了。与他笨拙且已退休的父亲相比，他的母亲康斯坦· 贾斯廷· 索菲· 冯· 埃格斯（Constanze Justine Sophie von Eggers ）就显得“敏感、快乐，并且感情丰富”，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她都保持着乐观的心态，把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家庭中。
康斯坦· 贾斯廷· 索菲· 冯· 埃格斯出生在一个长期向皇族提供服务的丹麦家庭，和威廉· 沙赫特结婚其实是把自己的社会地位降低了一大截。她的祖父是国王的法律顾问，曾致力于农奴解放运动，负责过18 世纪末的丹麦货币改革。但其家族逐渐没落，年轻的康斯坦· 冯· 埃格斯没有获得任何遗产。1869 年，她遇到当时还是身无分文的穷学生威廉· 沙赫特，之后跟随他去了美国，三年之后在美国结婚。
1877 年，也就是全家返回德国几个月之后，亚尔马· 沙赫特出生在了北石勒苏益格的小镇廷莱夫。他被赋予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贺拉斯· 格里莱· 亚尔马，他父亲之所以用贺拉斯· 格里莱作为他的前两个名字，是因为他想用这种不切实际的方式表达对《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 ）创建人和编辑的歌颂，这是他在布鲁克林生活时最崇拜的人。然而，沙赫特的祖母却坚持他名字里必须有一个传统的德国或丹麦名字，因此亚尔马长大之后就改名为沙赫特，但在他之后的生活中，他的一些英国朋友和同事也会称他贺拉斯。
第3章：沙赫特，傲慢的年轻奇才（3）
孩童时代的他因为父亲频繁更换工作而不断搬家，1883 年，他们最后定居在汉堡。19 世纪末的德国充满了矛盾。沙赫特生活在欧洲最严厉的阶级制度，实际上是最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中——君主的独裁统治、容克军事架构以及精英阶层受教育的体系，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成功地拉近了作为小职员或教师的中产阶级下层与上层之间的距离。其实早在1886 年他9 岁的时候就被吸收进了约翰诺伊姆学校——汉堡最好的预科学校，在那里他接受了最严格的古典教育，主修拉丁文、希腊语和数学。
他不能完全摆脱阶级压迫给他带来的困扰，因为家庭贫穷，他的学校生活充满了羞辱：有人嘲笑他住在老鼠洞般的贫民窟里，有人讽刺他长裤的布料廉价，还有人羞辱他因买不起而不得不与他人分享一件毕业礼服。由于受到那些富裕学生的冷嘲热讽，他不得不独来独往、努力学习、尽职尽责。
1895 年，他从约翰诺伊姆学校预科毕业进入大学，最终获得了解放。之后的几年里，他的日子过得不错。他创作诗歌，加入了文学社，是柏林一份漫谈式小报《克莱内斯杂志》（Kleines Journal ）的骨干职员，甚至为歌剧作词。他也继承了德国人爱转校的传统，在柏林、慕尼黑和莱比锡待过几个学期，1897 年的冬季学期则是在巴黎度过的。他一开始主修医学，并在文学和语言学习方面颇下功夫，最终以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并继续以“英国18 世纪的重商主义”为题目撰写了博士论文。
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沙赫特开始从事公共关系职业，开始是在一个出口贸易协会工作，同时兼职为一份普鲁士杂志写经济评论。他勤奋努力并且非常可靠，急切地想给他将要接触的银行家和商业巨头留下深刻印象。1902 年，他终于引起了德累斯顿银行某个董事会成员的注意，并在那里得到一份工作。他升职很快，1914 年就已经成为柏林一家大银行的中层管理人员。
那时的德国，像沙赫特这种家庭背景的人只能从军队或文职中获得发展的机会。然而在战前的几年里，德国正在由一潭死水似的西欧边缘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甚至有超越英国的势头，其经济发展为许多野心家提供了无可限量的商业机会。对于银行家来说，这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的银行有这么大的势力。虽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柏林仍不能与伦敦或巴黎相提并论，但德国大的商业机构控制了本地的经济命脉，长期以来都是工业资本的主要提供者。
沙赫特极力用他那呆板的外交造型掩饰他内心的不安，而他似乎有种获得关注的天赋。1905 年，因为英语流利，他和另外一名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成员被派往美国，获得了美国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的接见，并获得了对一个年轻银行家而言更为重要的机会：他们受邀到J. P. 摩根的股东餐厅去吃午餐。
婚姻也成为他进阶的基石，他娶了一个普鲁士警官的女儿，这个警官曾被指派去为王室服务。1914 年，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11 岁的丽萨和4 岁的杰恩斯，他们一直住在策伦多夫郊区花园西边的小别墅里。每天他在那里乘坐现代化的电气火车往返于工作地波茨坦和家之间，这种电气火车可以连接整个柏林。
沙赫特眼见着国际危机不断发展，直到7月底，他还一直希望事件能够通过外交手段得到解决。虽然他坚持认为战争绝不可能爆发，但这种论断绝对是他的痴心妄想和一厢情愿。他在德国发展得很好，战争爆发可能会让他失去很多，而且他很难看着他的国家陷入战争而无动于衷。虽然有着自由主义的家庭背景，但他却是典型的德皇统治下的附属品：遵从、不问是非的国家主义倾向以及为国家及其物质和知识成果而备感自豪。
第3章：沙赫特，傲慢的年轻奇才（4）
像其他大部分德国银行家和商人一样，他坚信罪魁祸首是英国。作为一个霸权衰落的国家，英国阴谋阻止德国获得应有的强国地位。正如他之后所言，“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发展进步已经引起了那些老牌工业国家的敌视，它们感觉到市场地位受到了威胁”，特别是英国，“它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联盟，签订协议直接对抗德国”，想把德国包围起来。
1914 年7 月的最后几天，战争的流言和对流言的反驳互相激荡。柏林陷入了战争声浪的漩涡，充满着歇斯底里和不安的气氛。从德累斯顿银行总部到贝贝尔广场上的歌剧院，沙赫特有一个就近的位子可以观看下面街道上正在上演的宏大史诗。每天，庞大的人群都会在菩提树下大街的古罗马边境城墙下游行，高唱着《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和其他爱国歌曲。那一周，愤怒的人群有几次几乎要涌入俄国大使馆，而这一切就发生在离他办公室几个街区的不远处。
最后，7 月31 日（星期五）下午5 点，近卫团的一个中尉爬上了坐落在德累斯顿银行办公室外菩提树下大街正中的腓特烈大帝的骑马雕像，宣读一份以德皇名义起草的公告。俄国已经下令总动员，战争的阴云笼罩着德国，虽然离宣战还有一步之遥，但柏林已处于全面的军事管制之下。
第二天，当德国宣布发起全国动员的时候，整个街道都洋溢着兴奋的气息。酒吧和露天花园啤酒店通宵营业，狂热的间谍在城市和乡间不断搜寻着什么，任何被怀疑与俄国有关联的人，包括一些德国士兵，都会马上被打死。8 月3 日，德国对法国宣战，为了攻打法国，德国的军队第二天早上入侵了比利时。从1839 年起担保比利时保持中立的英国向德国发出退兵的最后通牒，8 月4 日午夜，过了通牒规定的最后期限，英国对德国宣战。
一大群“嚎叫着的暴徒”用石头砸碎了英国大使馆的所有窗户，并到隔壁的阿德隆酒店要求英国新闻记者的头目留在那里。一些奇怪的流言开始在整个国家传播开来。一份警察机关的报告称：“巴黎门德尔松银行试图经过德国运送一批价值一亿法郎的黄金到俄国。”搜寻“黄金车”成为全国上下痴迷的事情，无辜的德国人驾驶的车辆也受到武装农民和看守的盘查。一位德国的伯爵夫人和一位公爵夫人竟被意外射杀。
然而，虽然公众陷入狂热之中，战争开始的前几天却显得相对缓和。 。德国似乎正在平稳地度过扫荡了欧洲的金融风暴。在沙赫特看来，德国的形势比英国好多了，仅有过几次小的崩盘：7 月的最后一周股票大跌，几家德国银行陷入困境；北德商业银行——这家汉诺威最大的银行不得不关门大吉。银行家自杀的老故事重复上演，图林根州一位著名的银行家于7 月29 日（星期三）饮弹自尽。第二天，波茨坦一位私营银行家在杀了他妻子之后吞食氰化物自尽。
虽然在富豪中发生了一些骚乱，但普通公众却还保持着平静。德国各地的一些小型储蓄所的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大部分都是本地的仆人和工人，他们耐心地等在城市储蓄银行外面，想把他们的存款取出来。然而却没有人像往常战争发生时那样要求支取黄金，在开始的几天里，德意志银行5 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只减少了2 500 万美元。
德意志银行为应对战争爆发做了几年的准备，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早在1911 年阿加迪尔危机后德国就开始认真地做财经方面的基础研究，那时德国为了争夺摩洛哥处心积虑地挑起与法国之间的争端。危机中期，德国受到了金融恐慌的严重打击。股票市场一天内暴跌30%，公众开始失去信心，国内爆发了银行挤兑，人们开始要求用货币兑换黄金。这种潮流在整个国家风起云涌，而德意志银行在一个月内就损失了1/5 的黄金储备。据传闻，这种状况是由法国和俄国的资金提取引发的，而法国财政大臣精心策划了这一切。德意志银行的黄金储备马上就要低于能够应付现金支付的最低法定储备金率了。面临着取消金本位制度的耻辱，德皇恺撒只能看着法国接管摩洛哥的大部分地区，而毫无反击之力。
几个月后，心灵创伤还未平复的德皇召集了一批银行家，其中包括德意志银行行长鲁道夫· 冯· 哈芬施泰因，询问他们德意志银行是否有能力为一场欧洲战争提供支持。当这些银行家表现出犹豫的神色后，他告诫他们：“下次我问你们这个问题时，我希望从你们这些绅士们口中得到一个不同的答案。”
在这段插曲之后，德国政府下定决心，不能再被金融问题所困扰了。政府要求银行加强它们的黄金储备，德意志银行把储备从阿加迪尔时期的两亿美元增加到1914 年的5 亿美元，相比较而言，英格兰银行却只有两亿美元的储备。政府甚至重启了一项早在18 世纪由腓特烈大帝最初构思的计划，成立黄金战争基金，把价值7 500 万美元的黄金和白银存放于柏林西郊斯潘道要塞的朱利叶斯城堡。同时，为了防止法国策划的摩洛哥危机事件的再次发生，德意志银行命令各银行限制外国人能够提取的存款数额。
通过这些措施，到了1914 年8 月，德意志银行已经拥有足够多的黄金储备，他们坚信能够避免1911 年的悲剧重新上演。一旦危机抬头，从7 月31 日起，德意志银行先发制人，暂停黄金兑换。
但是，当沙赫特看着身着迷彩制服的士兵们排着一列列长队，穿过柏林街头欢呼的人群时，他忍不住想起俾斯麦亲王。这位铁血宰相在位期间一直在努力确保德国在欧洲不被孤立，以至于面临着与俄国和法国的两线作战。他17 岁时曾参加过颂扬这位亲王的火炬游行，那时79 岁的俾斯麦已经退休，住在汉堡城外的撒克逊森林里的腓特烈斯鲁庄园。这位老人“极其严肃、好像已经预见到未来世界的沉重和黑暗”的形象给沙赫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总是会想，俾斯麦在用他那深邃的目光直视着他，训诫他和其他人“不要让我终身致力的工作毁于一旦”。年轻时的沙赫特就有着大胆的想象力，对自己的命运有着宏伟的规划。
第4章：斯特朗，美联储的最佳人选（1）
美国，1914 年
一出悲剧，塑造一位英雄。——斯科特· 菲茨杰拉德①
1913年夏天的和平时期，数以千计的美国人来到了欧洲，时年41岁的美国信孚银行总裁本杰明·斯特朗和他年仅26岁的美貌妻子凯瑟琳也在其中。他们的旅行很从容，工作、娱乐融为一体。其岳父大人埃德蒙·康弗斯（EdmundConverse）退休之后，斯特朗在1月份被选举为银行总裁，这是他接任之后的首次长假。他在5 月中旬就离开了美国，在巴黎短暂出差之后，就到柏林和凯瑟琳碰面。在那里，他们和凯瑟琳的姐姐一起度过了几个星期。凯瑟琳的姐姐，安托瓦内特· 冯· 罗姆伯格男爵夫人（Baroness Antoinette von Romberg ）曾在离婚之后因为孩子的监护权问题又和前夫争执了一场，弄得满城风雨。在那之后，1907 年她又从纽约来到了柏林，嫁给了马克西米利安· 冯· 罗姆伯格男爵（Baron Maximilien von Romberg），成了男爵夫人。罗姆伯格男爵是一位普鲁士贵族，担任第十八燧发枪手团的首领。之后，斯特朗一家去了伦敦，他们是在英国听说了奥地利大公被刺事件。然而，金融市场对此并没有强烈反应，他们也觉得没有匆忙回家的必要。事实上，他们在伦敦待了几个星期，直到7 月底才乘船回到美国。 。
回到纽约之初，他们对民主党政府对商业前景造成的潜在威胁满腹忧虑，但反倒对欧洲的紧张局势并不太在意。到了7 月份的最后一周，斯特朗已经回到了他位于华尔街14 号的办公室里。
信孚银行的总部大楼有37 层高，是金融中心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也是纽约城第三高的建筑。其顶部有一个7 层阶梯型的花岗岩金字塔，方圆几英里内都可以看到。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用最精致的乳白色意大利大理石装修，办公室的豪华程度在纽约屈指可数。
在成立之后仅仅12 年的时间里，信孚银行的存款就增加了30 多倍，拥有近两亿美元的存款，成了美国第二大信托公司，并被公认为是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之一。然而，它却依然带有某种神秘色彩。1912 年，普若委员会（Pujo Committee ）针对纽约各家银行“货币信托”的影响力举行了听证会。在听证会期间人们才知道，尽管信孚银行股东众多，但所有的表决权都集中在三家受托人手中：亨利· 戴维森，J. P. 摩根高级合伙人；伟凯律师事务所的乔治· 凯斯（George Case），J. P. 摩根的主要法律顾问；丹尼尔· 里德（Daniel Reid），J. P. 摩根控股的美国钢铁公司的创建人与行政执行官。在信孚银行大楼的第31 层，设有专门为J. P. 摩根建造的高级公寓。这无疑证实了人们心中的一个看法，即信孚银行不过是彰显摩根财团实力的又一个写照。
华尔街的这个夏天显得格外宁静。20 世纪初，股市曾出现了一段牛市，并延续了几年时间。在之后的近4 年里，股市萎靡不振，交易量很小。交易所的会员们也都利用7 月份的交易淡季到长岛和新泽西海岸的别墅消夏。危机向纽约袭来的第一个信号出现在7 月28 日，这一天，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道琼斯指数从79 点跌到76 点，下跌3 点，跌幅达4%。尽管从罗马到布鲁塞尔的欧洲主要交易市场，包括欧洲大陆最大的柏林交易市场，都中止了交易，但第二天似乎就恢复了稳定。7 月30 日（星期四），美国人一觉醒来，得知俄国进行了全国总动员，这才意识到欧洲局势的严重性。股票价格一路狂跌，创下了1907 年大恐慌以来的最大跌幅，单日高达7%。
第4章：斯特朗，美联储的最佳人选（2）
尽管人们认为美国不可能卷入这场危机，但人们普遍担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如果国际信贷资金停止流动，美国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欧洲向美国提供的大约5 亿美元贷款将于8 月初至年底到期。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这些贷款将会展期。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却面临着欧洲投资者要求立即还款的压力。与此同时，出口也可能因为航运风险而受到冲击。通常情况下，美元兑英镑的汇率固定在:1 ，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美元却迅速贬值，因为美国的债务人蜂拥而至，纷纷要求以黄金、欧洲货币尤其是英镑来偿付贷款。
7 月30 日傍晚，斯特朗被召回J. P. 摩根位于百老汇大街15 号的临时办公室开会——位于华尔街23 号的公司总部正在重建。这次临时会议聚集了纽约银行界的核心人物：杰克· 摩根，摩根财团的名誉领袖和缔造者之子；亨利· 戴维森，J. P. 摩根高级合伙人；巴顿· 赫本（A. Barton Hepburn），大通国民银行主席；弗朗西斯· 海因（Francis L. Hine），第一国民银行总裁，以及信托投资担保公司（Guaranty Trust Company ）的查尔斯· 萨宾（Charles Sabin）。为了避免加重公众的恐慌心理，与会者采取了金融大佬们惯用的伎俩，到处散布缓解公众紧张情绪的言论，内容极其简洁，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他们丝毫没有担心。杰克· 摩根声称，在被叫来开会时他正在一个游艇上聚会，回去后将继续他的聚会，亨利· 戴维森则说他打算回长岛的别墅度假。
但是第二天早上，伦敦证券交易所被迫停牌的消息再一次震惊了纽约。这些银行家们不得不再次碰面，此外代表花旗银行的弗兰克· 范德利普和J. P. 摩根的新合伙人之一德怀特· 蒙罗也加入了其中。会议最终决定关闭纽约股票交易所。
在参加星期五会议的8 个人中，亨利· 戴维森对欧洲的动乱局势有着最深刻的见解，他也是杰克· 摩根的得力助手。实际上，当杰克· 摩根这个J. P. 摩根最大的资本合伙人在英格兰享受绅士生活时，正是戴维森在掌管着银行。会后几天，戴维森给他的同事托马斯· 拉蒙特发了封电报，当时的拉蒙特正在蒙大拿钓鳟鱼。
整个欧洲的信用已丧失殆尽：法国下达的暂停货币支付的命令已经生效，并延期支付债务；尽管英国还没有正式禁止，但实际上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已如此。我们好像经历了一场地震，有些不知所措。不过，我们很快就会冷静下来，匡扶危局。
就在当时，美元暴跌，资本大量流出，但债务人仍在尽力维持着偿付能力，直觉告诉戴维森一个新的时机即将来临，不仅对于他，对于摩根财团和整个国家都是如此。
戴维森白手起家，对新的机会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仅从这一点来说，他也是了不起的。实际上，在那天参加会议的8 个华尔街金融大亨之中，继承过家族财富的只有杰克· 摩根。巴顿· 赫本在步入金融界之前是一个大学的数学教授；另外有几位甚至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弗兰克· 范德利普是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农场长大的，从做记者起家；查尔斯· 萨宾刚开始从事的是面粉销售工作，后来还是因为奥尔巴尼一家公司的棒球队需要他来当投手，才受雇于该公司开始进入银行业；戴维森则是在宾夕法尼亚州中北部的贫瘠山区长大，是一个卖耕犁的销售员之子。
第4章：斯特朗，美联储的最佳人选（3）
在与会的8个人之中，本杰明·斯特朗年龄最小。 。他既非一生下来就坐拥万贯家产，也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但却有着一个统治阶层的家庭背景，这能够给他提供很多其他优势。他身材瘦高，长相帅气，较高的发际线和高大的鼻子使他看起来显得有些冷酷，浑身散发着常春藤名校体育明星的气质。他出身优越，家族中有多位商人和银行家。
追根溯源，其祖上来自一个清教徒家庭，1630 年从英格兰的汤顿来到了马萨诸塞州。本杰明的曾祖父也叫本杰明，是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的秘书，也是海员银行（Seaman’s Bank ）的缔造人之一。 。他的家族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十分热衷于宗教事务。老本杰明· 斯特朗是美国圣经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斯特朗母亲的家族也有着同样的家庭背景——她的父亲曾官至部长且是长老会出版委员会的成员。
1872 年，斯特朗出生在哈德孙河谷的一个小镇，在新泽西州的郊区长大，在兄妹五人中排行老四。1891 年他从蒙特克莱中学毕业后，打算跟随大哥去普林斯顿大学继续深造。但这时，正在帮助铁路大王、百万富翁莫里斯· 杰瑟普（Morris ）打理私人财务和慈善事业的父亲遇到了经济困难，斯特朗只好放弃读大学的愿望。 。他来到华尔街一家经纪公司上班，随后在1900 年跳槽到一家银行。
1895 年， 斯特朗与玛格丽特· 勒布蒂利耶（Margaret Leboutillier ） 结婚，1898 年迁居到新泽西州的恩格尔伍德，之后的5 年里他们生了两男两女，在那里安家落户，成了镇上的名流，前途一片光明。斯特朗喜欢打高尔夫和桥牌，还是恩格尔伍德网球队队员。他后来担任了恩格尔伍德医院的财务主管，也就是在那里他遇到了戴维森。
之后的几年里，戴维森成了银行业的大腕。华尔街的一些人认为，他每天进城所乘坐的早上8:22 出发的火车载着他通往了名利双收的光明大道。如果你有幸结识了他并且被他看中，那么你的机会就要来了。虽然有些夸张，但这种说法也有几分根据。戴维森后来的两位合，托马斯· 拉蒙特和德怀特· 蒙罗都是戴维森的邻居，他们有幸被戴维森发现并被带进了华尔街。1904 年，戴维森给斯特朗提供了他一年前协助创建的美国信孚银行的一个秘书职位。
斯特朗不仅在事业上要感谢戴维森，在生活上更是如此。1905 年5 月，斯特朗正在外地工作，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在生过第4 个孩子后患上了产后抑郁症，无人照料。由于所住的街区曾发生过一起入室盗窃案，斯特朗就买了一把左轮手枪以防不测，手枪被刚刚从亚特兰大疗养院回家不久的玛格丽特偶然发现，于是她自杀死去。第二年，他的大女儿死于猩红热。戴维森夫妇就把斯特朗的三个孩子——小本杰明、菲利普和凯瑟琳领到自己家里，当做自己的孩子来抚养。
1907 年，经历了近两年的单身生活后，斯特朗再婚了，但是有些人认为他操之过急。他的第二任妻子凯瑟琳是一个18 岁的娇羞女孩，比斯特朗小17 岁，是埃德蒙· 康弗斯之女。康弗斯富甲一方，时任美国信孚银行董事长，是J. P. 摩根的长期合伙人。亨利· 戴维森在婚礼上当起了伴郎。婚后，他们从恩格尔伍德搬到了康弗斯的一所位于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房子居住，以便凯瑟琳能离娘家近一些。
第4章：斯特朗，美联储的最佳人选（4）
几个月后，到了1907年10月，美国遇到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举国震惊。 。与以前的危机一样，一家大型的投资公司倒闭，恐慌开始蔓延。
这次的危机源于一对夫妇想要操纵铜矿公司股价。这对夫妇中的一人是位于布鲁克林的一家银行的总裁，有传言说他们的失败导致银行损失了50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为银行吸收的社会存款，于是客户纷纷前来挤兑。10 月底，恐慌蔓延到整个纽约，该市的各类银行都出现了挤兑风潮，其中包括第三大银行——尼克伯克信托公司（Knickerbocker Trust Company）。
在当时，美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没有设立中央银行的国家。 。在历史上，美国人对是否设立中央银行持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东海岸的金融家同时也是贷款人，一直在敦促政府设立一家职能广泛、有权监管国家货币体系的银行。但也有人认为，把这么大的权力集中在一家机构，这与美国的民主传统相悖。这种主张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尤其是农民，他们是典型的借款人。由于这种根本的分歧，美国的银行政策从一个极端倒向了另一个极端。
1791 年，当时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创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家中央银行——美国第一银行。但该银行的管辖领域并不广泛，因为在当时除它以外美国只有4 家银行。1811 年，第一银行的章程到期失效。1816 年，美国又做了一次尝试，创立了所谓的美国第二银行。1836 年，美国又有了新的想法，在安德鲁· 杰克逊总统的干预下，第二银行的章程没有续期，银行宣告解散。在随后的70 多年里，美国一直没有再设立中央银行，但也安然无恙，甚至还曾一度繁荣。但美国也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即它的银行体系落后、零散、不稳定，易受周期性危机和恐慌的影响。
1907 年，纽约的各家银行接连成为挤兑风潮的受害者。在没有中央银行可以求助的情况下，金融界开始求助于皮尔庞特· 摩根，因为他是那个时代杰出的金融家，比任何其他银行家经历的危机都要多。1895 年，他甚至还为美国联邦政府解围。当时，政府黄金储备耗尽，无力偿还对欧洲的债务。
尽管摩根银行根本不是美国最大的银行，但皮尔庞特· 摩根本人获得的非凡荣誉和头顶的光环使他拥有了足够的权威，当然同时也是责任，他在这次危机中起到了领导作用。人们认为他不是简单的富有，而是像洛克菲勒家族、范德比尔特家族或安德鲁· 卡内基家族一样非常富有。他严厉的目光和暴躁的脾气让绝大多数人生畏，甚至包括他的合伙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财富被夸大了，他根本没有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富有——皮尔庞特· 摩根在1913 年去世时只留下了一处价值8 000 万美元的庄园。当然，这一误解在当时对克服危机是有所帮助的。据说身价10 亿美元的约翰· 洛克菲勒曾摇摇头说：“仔细想想，他连一个富人都算不上。”
摩根迅速召集了最优秀的金融家展开救助工作，他让戴维森和斯特朗做主要助手。他们健壮、帅气、果断、自信，摩根喜欢这样的年轻人围绕在自己身边。这个救助小组有两个任务：第一个是判断这些深陷挤兑风潮的银行，哪些应该得到救助，哪些应该任其倒闭，这是戴维森和斯特朗的主要任务；第二个是筹集救助所需资金，由摩根亲自负责。到11 月初，摩根自己投进300 万美元，并从其他银行筹集了共800 万美元，财政部长承诺提供2 500 万美元贷款，约翰· 洛克菲勒还提供了1 000 万美元。但即便如此，摩根还是没能消除民众的恐慌情绪，储户继续从银行提取存款。一家吸收了上亿美元存款的信托公司也徘徊在崩溃的边缘。
第4章：斯特朗，美联储的最佳人选（5）
最后，在11 月3 日（星期日）晚上，摩根把纽约市主要银行的总裁召集到他的新图书馆开会。
这座图书馆位于麦迪逊大道与第36 大街的交叉路口，是一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宫殿式建筑。图书馆紧挨着他的住宅，是摩根为了展示他所收藏的稀有图书、手稿以及其他艺术品而专门建造的。地板用大理石铺砌，天花板上嵌着壁画，墙上挂着挂毯，靠墙排列着用切尔克斯核桃木精心打造的三层结构的书架，里面塞满了罕见的圣经版本和中世纪的手抄本。在这样一个书香的环境中召开银行负责人会议显得很不协调。
与会人员一到齐，摩根就把图书馆装修考究的铜门锁上，在与会者一致同意为救助行动再注资2 500 万美元之前，不允许任何人离开。
1907 年的这次恐慌，暴露了美国的银行体系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尽管恐慌已被摩根等人的果断行动所遏制，但它却清楚地表明：美国不能再继续依赖某个人来确保其银行体系的稳定，尤其是当这个人已经70 多岁，处于半退休状态，且把主要精力都花在收集艺术珍品以及与成群的中年情妇游山玩水上时。
受这次危机的影响，美国国会决定采取行动。 。1908 年，国会设立国家货币委员会（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委员会由9 名参议员和9 名众议员组成，参议员纳尔逊· 奥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 ）担任主席。委员会负责对整个银行体系进行研究，并提出改革建议。经过几年的研究，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数卷关于欧洲国家中央银行体系的研究报告，但除此以外毫无作为。但在此时，人们对银行系统濒临崩溃的记忆已模糊不清，相关的改革也因此止步不前。
1912年，已是摩根合伙人的戴维森对银行体系改革止步不前的状况感到沮丧，他担心如果这样下去，下一次恐慌的来临将会造成更大的破坏。于是他打算召开一个专家会议，制订一个正式的计划来建立美国中央银行，这将是美国历史上第三个中央银行。只有5个人受到了邀请，除戴维森本人以外，还有参议员奥尔德里奇；48 岁的弗兰克· 范德利普，美国最大的银行花旗银行的总裁；42 岁的保罗· 沃伯格（Paul Warburg），库恩雷波公司的合伙人，他出身于著名的汉堡银行家族，尽管刚到纽约，却很可能是在筹建中央银行方面最了不起的专家；39 岁的小皮亚特· 安德鲁（A. Piatt Andrew Jr.），财政部长助理，曾任哈佛大学教授，并曾随同国家货币委员会前往欧洲研究中央银行设立问题；还有39 岁的本杰明· 斯特朗。
戴维森担心，任何由华尔街银行家提出的计划都会立刻被人们怀疑为是银行家阴谋集团卑鄙、非法的产物，这种担心情有可原。因此，戴维森选择在佐治亚州海岸附近的一个私人小岛上秘密举行会议，这在事实上形成了引发公众怀疑的银行家小集团。会议的准备工作周到、细致。组织者告诉每位与会者于11 月22 日抵达新泽西州霍博肯火车站，在那里搭乘奥尔德里奇的私人火车，然后再转乘前往佛罗里达的火车。他们不能一起用餐，不能事先见面，只能单独出海，以捕猎野鸭做掩护，越低调越好。另外，他们只能使用自己的名字，而不能使用姓。斯特朗被称呼为本杰明先生，沃伯格被称呼为保罗先生。戴维森和范德利普则更隐蔽，各自取了一个响亮的假名，分别叫做威尔伯和奥维尔。此后，他们常称自己为“名字俱乐部”的成员。
第4章：斯特朗，美联储的最佳人选（6）
这些赴会人员在佐治亚州不伦瑞克下车，然后乘船前往杰基尔岛，那是佐治亚州海岸附近一个较小的障壁岛。 。该岛归杰基尔俱乐部所有，这个俱乐部成立于1888 年，是北方富人打猎和冬天休憩的场所。
这个被某些杂志描述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具有排他性和最难加入的俱乐部”只有50 个会员左右，其中包括皮尔庞特· 摩根、威廉· 范德比尔特（William Vanderbilt）、威廉· 洛克菲勒（William Rockefeller）、约瑟夫· 普利策（Joseph Pulitzer ）以及阿斯特家族与古尔德家族的人。现在俱乐部已经不接受新的申请，会员资格只能世袭。
在之后的10 天里，会议小组包下了整个俱乐部及其侍从人员。俱乐部夏季活动暂停，几周后才会对其他人开放。他们从早上忙到午夜，在俱乐部宽大的会所里开会。会所修建得非常豪华，巍峨的炮塔、宽敞的大厅、迂回的走廊，还有能俯瞰大西洋的窗户。戴维森和斯特朗在破晓时就起床去骑马或游泳，回来吃过早餐后就投入工作。他们吃得非常滋润，成盘的新鲜牡蛎、乡村火腿以及野生火鸡让他们胃口大开。他们还一起庆祝感恩节，范德利普晚年曾写道，这是“我所经历的最高水平的知识分子交流场合”。会议结束时，大家都承诺将保守所有秘密。尽管4 年后有杂志提到了这次聚会，但在之后的20 年里没有任何参与者公开承认他们曾到过那里。
会议期间，他们提出了一份计划，最终的细节由范德利普和斯特朗草拟完成，并于1911 年1 月16 日发布。这就是奥尔德里奇计划（Aldrich Plan），它的核心内容是设立一个机构——国家储备协会（National Reserve Association）。该协会其实就是一个中央银行，只是换了一个不同的名称，它可以在美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负责货币发行和向商业银行放贷。尽管政府在协会的董事会中派驻代表，但协会本身由银行所有和控制，可以说是银行家的“合作社”。
纳尔逊· 奥尔德里奇也许是参议院中金融知识最渊博的人，但让他来主导美国中央银行的设立事宜却再糟糕不过了。在有“百万富翁俱乐部”之称的参议院里，他是最富有的人之一。据说他卖出了联合牵引公司和罗得岛电力公司的股份，得到了1 000 万美元，而且在罗得岛的纽波特还有庞大的地产。他的女儿嫁给了小约翰· 洛克菲勒。他热情支持大公司，倡导高关税，极力反对政府管制；而且到处都有传言，说他接受金融业的献金，提供政治帮助。一句话，他是中央银行的反对者们害怕的所有因素的具体化身。
后来的几个月里，保守派和来自中西部的共和党人联合扼杀奥尔德里奇计划，形势发展令斯特朗感到十分沮丧。幸运的是，1913 年初在参议员卡特· 格拉斯的领导下，民主党人在国会以通过修改计划的方式保住了计划方案，提出了格拉斯计划（Glass Plan）。新计划不再主张建立中央银行，因为这样将导致权力过分集中，而是提出建立多个由各个地方自治的机构，他们称其为联邦储备银行。在由当地银行家管理各个机构的同时，再设立一个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监管整个联邦储备系统，其成员由总统任命。
格拉斯计划采纳了奥尔德里奇计划的很多核心内容，但却遭到了极力反对。反对者认为，联邦储备系统的分散式架构将已困扰美国银行业多年的权力分散和各自为政问题固化下来，只会导致冲突和混乱。一贯务实的纽约银行家认识到，格拉斯计划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之前的状况，因此还是采取了支持的态度。最后，伍德罗· 威尔逊总统于1913 年12 月23 日签署了格拉斯计划，《联邦储备法》生效。
第4章：斯特朗，美联储的最佳人选（7）
1914年8月初，斯特朗忙于参加各种会议。8月1日早上，他还在纽约大都会俱乐部跟结算协会的其他银行家交换意见，当天晚上就又到了范德比尔特饭店，和曾宣布发行一亿美元紧急货币以克服危机的财政部长威廉·麦卡杜（WilliamMcAdoo）一起参加纽约银行家大会。第二天，他又去了华盛顿。
斯特朗最为关心的问题是被困欧洲的美国游客。银行和酒店由于担心美元急剧贬值，害怕纸币贬值，都拒绝将旅行支票或银行汇票兑换成现金。数千名富有的美国人被困在欧洲大陆，没有现金可用。报纸上充满了关于美国游客被赶出酒店的报道，他们被迫夜宿火车站，或者在深夜徘徊在巴黎街头。那些成功将支票兑换成现金的人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们被迫同意1 美元仅兑换75 美分。
信孚银行是向赴欧美国人签发旅游支票最多的银行。斯特朗比较幸运，负责公司外汇业务的弗雷德· 肯特（Fred Kent ）恰好在伦敦度假，他立即在华尔道夫饭店召开了2 000 人的会议，为受困的美国同胞提供临时资金援助。
如果欧洲人不接受美元，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美国人选择用黄金来支付。但是，现在欧洲大陆战事危急，怎样才能把黄金运到那里呢？一夜之间，私人航运的保险费率急剧上升，以至于令人望而却步。斯特朗设法说服了政府动用战舰运输私人黄金。8 月6 日，田纳西号巡洋舰装载着价值750 万美元的黄金从布鲁克林海军基地出发驶向欧洲大陆。
斯特朗最善于处理这些紧迫的现实问题，虽然这意味着要吃一些苦头，但领导角色非他莫属。尽管他没有摩根财团的某些合伙人那样光鲜体面和见多识广，但人们都喜欢他，对他的强势性格也并不抵触，甚至在华尔街他也是一位让人羡慕的名人。有同龄人曾说：“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是一个领导者。”然而，却很少有人敢说自己很了解斯特朗。在人们心目中，擅长社交的他也有一些负面性格，久而久之这些负面性格不免会表现出来。一位同事回忆说：“他有双重性格，平常彬彬有礼，但有时会突然暴怒。”这说明他也有痛苦和忧愁，只是在平常被很好地掩盖着罢了。
整个8 月份，斯特朗不断往返于纽约与华盛顿之间，还不知刚刚设立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一职正向他悄然走来。如果建立中央银行的奥尔德里奇计划获得通过，戴维森、范德利普这些纽约银行界的领袖们可能早就把斯特朗作为该行的潜在领导人推选出来了。如今，他们在联邦储备系统① 下设立了许多储备银行，并在华盛顿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他们认为，由斯特朗领导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对他们最为有利。在根据《联邦储备法》设立的12 个区域性储备银行中，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会是最大的一个。他们的预见是正确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也就是他们的储备银行，由于规模最大和专业性最强，很可能在联邦储备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
斯特朗是最完美的候选人。他在银行界是出类拔萃的，在1907 年的恐慌时，他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自登上佐治亚州的那个海岛参加设立中央银行的会议之后，他已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另外，摩根财团的合伙人对他都很熟悉。他虽然缺少戴维森的天赋或托马斯· 拉蒙特的温文尔雅，但无疑是个稳重可靠的人。
这个职位真是让斯特朗左右为难，他一开始时婉言谢绝。尽管他也像其他纽约银行家一样尽量去接受新的联邦储备系统，但他仍然认为该系统存在着重大缺陷，还曾竭力阻止过它的通过。他坚持说，个人收入方面的考虑不会对自己的决定产生影响，但要说一点儿影响也没有确实让人难以相信。他并没有从家族中继承财产，只是在41 岁这个年富力强的年纪被选为了信孚银行的总裁，但还没来得及积累财富。如果接受这个职位，他必须放弃目前担任的所有职位。而这个职位的年薪只有3 万美元，虽然也很诱人，但与他在纽约一家大银行做总裁的收入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他的老岳父尤其反对他接受这一职位，他说：“本杰明不能靠我的财产来生活。”据说，他老人家的财产有2 000 万美元之多，他的爱女、
斯特朗之妻凯瑟琳将会继承一笔可观的家产。如果收入减少，斯特朗目前的生活方式将无以为继。就在一年前，他们一家，包括他们夫妻两人、他和前妻所生的三个孩子以及和现任妻子所生的两个女儿，刚刚搬进一套8 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这所豪宅坐落于派克大街903 号，这里的公寓在纽约享有盛名，每套公寓都占据一整层。斯特朗所支付的年租金高达15 000 美元。
10 月初，戴维森和沃伯格邀请斯特朗到乡下共度周末。他们都举出了令人无可辩驳的理由，认为斯特朗接受这个职位义不容辞，因为他在这个职位上将能更好地为大众服务。戴维森善于言辞，要和他争辩可不容易，特别是斯特朗还欠了他很多人情。1914 年10 月5 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正式宣布本杰明· 斯特朗被选举为首任行长。
第5章：莫罗，被“流放”的天才（1）
法国，1914 年
没有一个资本家，在他的有生之年，哪怕只有一天甚至一分钟，不曾设想过他能够……高尚地进行剥削……在每个人心里的某个角落，都藏着一个破碎的诗人梦。 。
——古斯塔夫·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1914年夏天的巴黎，身为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中央银行总干事的埃米尔·莫罗和其他法国人一样，也在关注着卡约事件。这是一系列丑闻的最新情况，它们曾经美化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并成为法国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财政部长、激进党领导人约瑟夫·卡约主张将所得税引进法国。而在1914 年初，一向保守的《费加罗报》（Le Figaro ）竟发起了抵制所得税的运动，并在首版刊登了卡约年轻时写给前任情人的情书。
他的这位情人伯萨· 盖登（Berthe Gueydan ）在当时已经结婚，丈夫是个高级文职人员。由于卡约的插足，盖登与丈夫离婚，嫁给了卡约，成为他的第一任夫人。他们鸿雁传书之后，又发生了很多事情。卡约在迎娶盖登之后，又与另一位有夫之妇亨利埃特· 克拉勒蒂（Henriette Claretie ）有染。克拉勒蒂有着一头浅金色的头发，身材高挑，顾盼流芳，令卡约一见倾心。于是他就与盖登离婚，迎娶了这位新情人。
1914 年3 月，第二任卡约夫人对丈夫的风流韵事被以如此卑劣的方式传播大为恼火。尽管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他们开始交往之前，但她真正担心的是，说不定哪天他们婚前的私通信件也会落入媒体之手，以同样的方式被公之于众。于是她决定亲自解决这一问题。3 月16 日下午3 点，在梳妆打扮一番后，她离家前去参加晚上在意大利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途中她拐进一家精品手枪店，挑选了一支布朗宁自动手枪，掖在皮衣下，朝《费加罗报》编辑部走去。她等了报社编辑加斯顿· 卡尔梅特（Gaston Calmette ）一个小时，最后在他出现时，她靠上前去冷冷地说道：“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然后拔出手枪，在极近的距离冷静地朝他连发6 枪，可怜的编辑当场死亡。
对丑闻的态度将法国人分为了两个阵营，在巴黎甚至引发了暴乱。右翼分子游行抗议统治阶层的腐化堕落，并与卡约的支持者发生了暴力冲突。7 月20 日，法院开始审理这起案件。各家报纸都以头版头条报道庭审进程，整座城市都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巴黎市民们更为关心的似乎是政客的荒淫无度与道德腐化、约瑟夫· 卡约庞大的情人网络，以及他是如何勾引在此之前一贯单纯、娇羞的克拉勒蒂的。
对于莫罗来说，这次审判具有更为重要的特殊意义。19世纪90年代早期，在巴黎自由政治科学学校读书期间，他曾是卡约的学生。当时的卡约年轻、富有、光鲜照人，前途一片光明。作为一名财政督察员，卡约是精英管理集团的成员，该集团是当年拿破仑为审计国家财政而设立的。巴黎自由政治科学学校，即通常所说的巴黎政治学院，是一所学费高昂的私立研究生院校，于1872 年普法战争后创建。它的缔造者试图为法国的统治精英打造一个新式培训基地，以便有效抵制法兰西共和国早期的“过度民主化”现象。学院的授课教师并不是学者，而是高级政治家、公务员或商人。在当时，巴黎政治学院的历史并不悠久，但已成为了国家高级公务员的主要培养基地。
第5章：莫罗，被“流放”的天才（2）
时值莫罗在巴黎政治学院读书期间，整个法国，包括整个学院都因德雷福斯事件而分裂。1894 年，一个犹太裔炮兵军官阿尔弗雷德· 德雷福斯被法院错判为叛国罪。其事实是，法国的情报官员图谋陷害，他们捏造证据，诬告德雷福斯是德国间谍。事件发生后，法国将何去何从，是继续维持一个狭隘的、保皇主义的、天主教化的国家，还是走向国际化、自由和开放，争议相当激烈。学院的院长是德雷福斯的忠实支持者，他与几个意见相左的教授发生了争论。最终，这些教授辞职以示抗议。
与政治学院那些来自巴黎的家境富裕、背景深厚的同学不同，25 岁的莫罗是在1893 年来学院报到时才到巴黎的。他出生在普瓦捷，是一个地方治安法官的儿子，曾在当地上了大学，毕业时获得了法学学位。他的家族是一个小贵族，来自普瓦捷的一个古老村落普瓦图。他的祖先杜特龙· 德· 鲍尼亚（Dutron de Bornier ）在18 世纪曾代表所在地方参加集会。1789 年，各个阶层正在凡尔赛宫举行着决定要发起革命的会议，当时莫罗的曾祖父约瑟夫· 玛丽– 弗朗西斯· 莫罗（Joseph ）是第三阶层（Third Estate ）的代表，并在后来参加了镇压革命的集会，为镇压的成功做了很多贡献。随后，他的曾祖父成了地方行政机关的重要人物——任职财政督察员，负责征收税赋，甚至在王权复辟后也是如此。
1896 年，莫罗跟随着卡约的足迹，在竞争残酷的选拔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了一名财政督察员。尽管考试制度使督察员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这个精英阶层，但直到得到提拔前，督察员仍需双亲担保他们每人有2 000 法郎的个人年收入。莫罗现在是精英管理集团的成员，在那个年代他们掌握着真正的大权。而在形式上法国则由一些部长管理，他们在充斥着争吵和怒火的国民大会支配下，在内阁中你进我出、不断轮换。一个政府的存在时间通常不超过7 个月，从1870 年至1914 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只存在了44 年，但是更换的内阁却多达50 个，其中有的内阁仅存在过一天。在戏剧性的部长辞职、政府垮台、老面孔重新上台的背后，实质上是这些朴实、自信、能干、训练有素的政府要员们在统治着法国。
进入公务员系统后，莫罗升迁得很快。1899 年，卡约当上了财政部长，他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7 届，这是第一届，而莫罗就在他手下工作。到了1902 年，新任财政部长莫里斯· 鲁维埃（Maurice Rouvier ）亲自挑选莫罗做他的办公室主任。办公室就是部长的私人秘书处，通常由他的门徒和具有潜力的资质较浅的公务员组成，他们负责部长的各种活动，其中包括处理部长的信件、担任部长及其支持者之间的联络员、准备公文简报等。办公室主任则是部长的重要助手，也是其他职员们的领导，这个角色像管理岗位一样具有政治性。
鲁维埃是个温和的共和党人，也是一个银行家，他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培养的最有能力的财政部长之一。不幸的是，他总是被卷入丑闻。在那个充满污秽的时代，其中两件最臭名昭著的丑闻都与他有关。据透露，1887 年，儒勒· 格雷维（Jules Grévy ）总统的女婿、在爱丽舍宫工作的丹尼尔· 威尔逊（Daniel Wilson ）售卖奖章，从荣誉奖章到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无所不卖。尽管鲁维埃没有被直接牵涉到非法交易中，但作为内阁总理他难辞其咎，只好与惊慌失措的老总统一起辞职。
第5章：莫罗，被“流放”的天才（3）
在下台仅两年后，鲁维埃就返回了政府机关，并担任财政部长。 。然而，1892 年巴拿马运河公司倒闭，大约有80 万法国投资者遭受了总金额高达两亿美元的损失，鲁维埃又受到牵连。随后的调查发现了一系列**、行贿和以权谋私的行径，这些都与巴黎的上层社会和政治界交织在一起。调查还发现，鲁维埃与这起事件的两个幕后核心人物之间有着广泛的交易。其中一个是雅克· 德· 雷纳克（Jacques de Reinach ）男爵，一位拥有意大利国籍的德国犹太人，其死时的场景令人生疑，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却被宣布为自杀身亡; 另一个是科尼利厄斯· 赫兹（Cornelius Herz），一个声名狼藉的国际冒险家和金融家，在事发后立即逃离了法国。在随后的国会询问中，鲁维埃被指控接受了贿赂，一同出来指控他的有104 名代表和无数的记者。鲁维埃自我辩护说，之所以收下钱，是因为他认为这项工程代表了国民利益。毕竟，在此期间他的财产并未非正常地增加过。尽管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对他定罪量刑，但鲁维埃再一次被迫辞职。之后的10 年里鲁维埃远离政坛，在1902 年莫罗开始为他工作时，他刚刚恢复名誉。
鲁维埃对于公共道德的奇怪看法从未影响过莫罗对他的崇敬。 。尽管莫罗也承认，他“敬爱”的导师无法明确区分私人利益和公共义务，但他尽量回避这一点，他认为他的导师至少要比同时代的其他政治家要好——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整个社会的道德已经崩溃，政治领域更是如此。莫罗为了报答鲁维埃对他的慷慨帮助，一如既往地感激和忠诚于他。1905 年，鲁维埃第二次出任总理，莫罗成为他的左膀右臂。而仅仅过了两个月，他的政府就遇到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同年3 月，一向说话不着边际的德皇造访丹吉尔，为了挑战法国在北非的优势地位，他公开宣称支持摩洛哥独立。刚开始，鲁维埃试图与德国协商解决问题。德皇感觉到了法国的软弱，不断提高谈判价码。
因此，两国关系开始紧张，德国动员了预备役部队，法**队也开赴前线。在之后的几个月里，鲁维埃巧妙地化解了危机，不仅保住了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殊地位，而且还体面地从德法对抗中退出，并与英国展开谈判，为英法协约的缔结打下了基础。对于年仅36 岁的莫罗来说，他在这场重大的国际冲突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这样的经历无疑是令人兴奋的。但遗憾的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内阁只能持续几个月似乎成了宿命，鲁维埃政府很快就被解散。
在20 多年的宦海沉浮中，特别是因为他那不怎么光彩的金融交易，鲁维埃树敌颇多。在鲁维埃下台后，这些敌人就把矛头对准了莫罗。在做了调任陈述后，莫罗被委派到阿尔及利亚银行，即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的中央银行，而不是重新回到他的老东家财政部。这家银行与法国或任何其他大国的中央银行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对于一个飞黄腾达的财政部高官来说，这无疑是另一种形式的放逐。这个职位并不像想象中那样任务繁重，因为阿尔及利亚对法国来说地位特殊，所以银行的总部就设在巴黎的政治中心，距离国民大会和外交部只有一步之遥。阿尔及利亚银行属于私人所有，但它也是服务于法国殖民政策的一个重要机构。1911 年莫罗被提拔为总干事，他在阿尔及利亚酿酒业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在与突尼斯柏柏尔人的高利贷斗争中站在了最前线。他与摩洛哥军事长官即后来的利奥泰元帅密切合作，在军事占领期间为公共建设工程以及在摩洛哥的进一步殖民提供融资。他不仅是一个银行家，更是一个服务于国家的公务员，而他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1914 年1 月，他荣获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而能够获此殊荣的不足1 250 人。
第5章：莫罗，被“流放”的天才（4）
虽然取得了这些成就，但对于雄心勃勃、天资聪慧的莫罗来说，阿尔及利亚银行依然是一潭死水。他以前在财政部的那些同事所掌控的绝不仅仅是某一殖民地的财政大权，而是整个国家甚至整个法兰西帝国的财政大权。每当回首往事，莫罗心里总不是滋味，他在这个没有希望的职位上已经耗费了8 年时间，明显已经被人们遗忘了。
也许是和同僚相比，莫罗爬得太快、太高，引起了他们的嫉恨；也许是与别人不同：他寡言少语、态度生硬，甚至有些粗野，从未尝试过参加各种沙龙，更没有巴黎高级官员的气质和仪态。他来自外省，样貌土气，但他以此为荣。1908 年，他被选举为家乡圣莱马的镇长，这是一个只有几百个居民的小镇，但他一有机会就会回去。他拥有的弗瑞索纳尔庄园建造于1600 年，只有在那里，和童年的玩伴——如今的律师、公证人、治安法官在一起，他才感到最为舒心、惬意。
通常，在每年7月的最后一周，莫罗肯定会急切地盼望着农业部长的通告，以敲定打猎日期。为了不虚此行，他会在猎季开始时就回到弗瑞索纳尔庄园。正如他经常所说，那里有很多鹌鹑、鹧鸪和野兔，会让人兴奋不已。但是这一年的7月底8月初，尽管天气晴好，他也不得不放下猎枪。
7 月27 日，有几件事情虽说不大，但却能像风向标一样预示出巴尔干危机将进一步恶化。卡约夫人谋杀案的新闻逐渐从报纸头版退去，即使是巴黎的报纸对此也不再热心。每天傍晚总有一群人聚在位于波尔索里大道的《晨报》（Le Matin）编辑部办公室门外。《晨报》是当时法国非常流行的一份报纸，其编辑部办公室的窗户上贴有最新的简讯。斗争与冲突不可避免，但这次的冲突双方不再是简单的卡约的支持者与反对者，而是反对扩大军事行动的人与新的爱国运动的支持者。
金币也开始神秘地从流通领域中消失。经历了两次灾难性的纸币改革实验——一次是18 世纪早期结局悲惨的密西西比骗局，另一次是大革命时期发行的纸币，如今的法国人只相信金属货币，对银行和其他一切机构毫无信任可言。出现问题的第一个标志是，许多人都把金币装进了乡下人缝织的长筒羊毛袜里，塞到床垫底下。据说法国农民就是这样保存他们为数不多的黄金的，或者是存放在公证人的保险柜里，就像资产阶级保存他们的储蓄一样。
经过8 天的庭审，7 月28 日晚上9:30 ，这个由男性成员组成的陪审团投票，最后以11:1 的投票结果无罪释放卡约夫人。他们认为，是《费加罗报》的做法使得卡约夫人怒火中烧，才会失去理智做出了杀人举动，因此判定她在杀人时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这似乎更像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情节，也使判决结果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在法院的大门外发生了冲突，大批警察被派往现场去驱散仇恨卡约的极端保皇党人。但此刻绝大多数巴黎人更为关心的则是如何购买生活用品，金币与银币很难得到，而店铺包括咖啡馆都不收受银行纸币，甚至雷阿勒的食品市场也突然关门停业。
第二天凌晨4 点，几百人聚集在法兰西银行周围以纸币兑换黄金。当天下午，人群增加到3 万多人。他们排成一英里多的长队，环绕银行总部所在地图卢兹酒店一周，然后沿着拉齐维尔街，经过皇宫到达里窝利街，一直延伸到杜丽乐花园。有250 名警察到现场维持秩序。《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被这一场景吓了一跳，他说：“社会各阶层民众排成冗长的队伍。法国人的节俭有着重要意义，无数的普通老百姓在国民银行里都有储蓄。” 法兰西银行宣布，只要有必要它将继续供应黄金，毕竟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藏者之一。
第5章：莫罗，被“流放”的天才（5）
1897 年，刚刚到任的行长乔治斯· 帕林（Georges Pallain ）召集手下，告诉他们法兰西银行的任务就是准备应对“任何不测事件”，实际上他在暗指要向德国报1870 年普法战争惨败之仇。在帕林的领导下，法兰西银行开始不断地积聚黄金。德意志银行每一次想要增加黄金储备，法兰西银行总是抢先一步，这有些类似于军备竞赛。到了1914 年7 月，法兰西银行所拥有的金条总值超过8 亿美元。
法国中央银行万万没有想到，它费尽苦心所建立起来的黄金储备最后竟会流散到恐慌的国民手中，而这些黄金储备原本是国家战争融资的基础。十多年来，法兰西银行分散于法国各地的250 多家分支机构的负责人都保存着一个秘密信封。他们被告知，这些信封要锁入保险柜，放在随时可以拿到的地方，只有在国家全面动员时方可打开，而信封里装的就是带有蓝色花纹的通知书。
在带有帕林签名的蓝灰色信纸上所写的是向各家分支机构负责人所做出的战时指示。一旦发布总动员，他们就要面对“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他们需要冷静、警觉、主动而坚定地面对令人畏惧的考验。首要而紧急的任务便是停止兑换黄金。一旦分支机构所在城镇落入敌人之手，其负责人要动用所有权力尽己所能地保护银行资产。因此，当8 月1 日下午4 点总动员令发布时，法国的黄金储备立即被冻结了。
一个小时之后，在巴黎已经找不到一辆出租车。所有交通工具，包括私家车、马车和公共汽车都被征用去运送部队，唯一的交通方式就是步行。24 小时之内，公共服务也突然停止，因为所有健全的男人都已奔赴火车站。甚至像丽兹和克里雍这样的豪华酒店也没有了男侍者，只有女服务员为客人服务。
战争爆发后的几周，整座城市沐浴着8 月的阳光，陷入了大战之前的平静之中，这种平静让人感觉很不自然。巴黎闻名遐迩的街区商店已无人问津；交通停止，公共汽车都已开往前线，地铁时断时续；剧院和电影院也关门了，咖啡馆到晚上8 点就要歇业，饭馆到晚上9：30 也要关门。到了月底，随着外国人的离境，各大饭店也都显得冷冷清清。
8 月底，平静突然被打破。德**队横扫比利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越法国北部。8 月29 日，德军离巴黎只有25 英里，在巴黎市内依稀能听到枪声，还有报道说有人在郊区看见了德国士兵。第二天是星期日，一架德国飞机在巴黎上空盘旋，随即就在巴黎火车站附近扔下了三颗炸弹，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星期一，又一架飞机低空飞过，在九月四日街附近扔下几颗炸弹，据说这次轰炸的目标是法兰西银行。同样，这次也没有人员伤亡，只有几块玻璃破碎。
几乎没有哪个法国人知道，8 月18 日，当德国入侵者还远在200 英里以外的布鲁塞尔时，法兰西银行就已经开始执行它的紧急计划。毕竟在之前的几百年间，巴黎曾三次落入外国人之手。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38 800 锭黄金和无数袋金币，重达1 300 吨，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通过火车和卡车被安全运送到事先安排好的中央高原与法国南部地区。这次大规模的运输活动相当顺利，其中只有一列火车在克莱蒙– 费朗脱轨。随即500 人被调往那里，将火车推进轨道，收拾散落的金币，驱散好奇的围观者。9 月初，法兰西银行在巴黎的金库已经是空空荡荡了。
第6章：谁将是无形帝国的君主（1）
中央银行，1914—1919 年
金钱是战争的万恶之源。 。——西塞罗，《腓力比克》
1914年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可谓是性命攸关的一周，但银行家和财政部长们所关注的绝不是军事准备或军队活动，而是手中黄金储备的规模与耐用性。这种观念有些不合时宜，毕竟现在是1914年，而不是1814年。两百多年以来，纸币已被广泛使用，商人和交易商们也发展了极为先进的信用体系。战争的波及范围受制于手中黄金数量的观念似乎早就过时了。然而，伦敦的一家杂志《联合帝国》（United Empire ）却断言说：“在战争爆发时，欧洲大陆所能掌控的硬币和金条数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争的强度以及可能持续的时间。” 这种对寡然索味的银行储备的关注，折射出了人们在战争刚开始几个月里的普遍自满情绪。尽管柏林、巴黎和伦敦的大街上到处都是歇斯底里的人群，但空气中却弥漫着一股异样的、不现实的气息。没有人完全理解“这场战争为什么会发生，打仗究竟是为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希望战争持续很长时间。尽管敌对双方的士兵都在摩拳擦掌，但每个人都不想拖泥带水，都希望可以让对方死得痛快些。将军们还向士兵许诺说，他们可以回家过圣诞节。受军队官员们积极观念的鼓舞，财政官员们也在盘算，既然战争很快就会结束，那么最重要的
事情就是确保财政状况良好，即在战争结束时维持完整无缺的黄金储备。
银行家和经济学家们简直是自以为是到一定程度了，竟然相信“健全货币”的纪律本身就能使每个人恢复理智，使战争不得不结束。1914 年8 月30 日，开战后近一个月，《纽约时报》的记者查尔斯· 科南特（Charles Conant ）报道说，“国际银行界信心十足地表示，不会发生纸币滥发及贬值问题”。而之前的战争都曾引致了恶性通货膨胀。这些银行家还自信地宣称，“现在人们对金融学的理解要比以前更到位”。
费利克斯· 舒斯特爵士（Sir Felix Schuster ）是伦敦工会和史密斯银行（Smith’sBank ）主席，也是伦敦最卓越的银行家之一。他自信地四处游走，并告诉大家战争将在半年内彻底结束，毕竟中断贸易的影响太大了。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31 岁的经济学家，因为在战争财政方面的见解而一夜成名。1914 年，他向朋友们宣称自己“敢肯定战争的持续时间将不会超过一年”，因为到那时能用来支持战争的流动资金将消耗殆尽，他甚至还对某些愚蠢的反对者感到十分恼火。1914 年11 月，《经济学人》预测，战争将在几个月内结束。当月，在巴黎举行的欢迎英国战争事务秘书、陆军元帅基奇纳勋爵（Lord Kitchener ）的宴会上，法国财政部长还自信地宣称，在1915 年7 月前战争将不得不结束，因为到那时钱将被花光。事实上，不仅协约国的专家如此目光短浅，匈牙利财政部长雅诺什· 特里斯基男爵（Baron Janos Teleszky ）在接受内阁询问时说，匈牙利的国库仅能支持三个星期。
欧洲的金融家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大陆正一步步滑向战争深渊，欧洲信用体系逐渐崩溃，世界股票市场关门大吉，金本位摇摇欲坠，但他们却依然抱有幻想，认为全球商业所遭受的干扰只是短暂的，很快就会回归到正常的贸易状态。很少有人想到，他们目前所遭受的对世界经济秩序的冲击是长期而严重的。
第6章：谁将是无形帝国的君主（2）
这些专家们似乎已经忘记，在战争中首先遭到破坏的不仅仅是真相，还包括稳健的财政体系。在上个世纪的历次战争中，比如拿破仑战争或美国内战，没有一场战争仅仅是因为黄金不足而罢战。在这些战争中，交战双方不惜动用一切资源——税收、借款、大规模印制纸币来筹集战争款项，到最后拼个你死我活。
到了1915 年底，欧洲大陆已经有1 800 万人被动员投入到战争中。在西线，两支庞大的军队——300 万协约**队和250 万德**队在长达500 英里的前线相持不下，陷入僵局。战线从英吉利海峡开始，穿过比利时和法国，一直到达瑞士边境，就像一条冬眠的巨蛇蜿蜒在西欧版图之上，交战双方就这样僵持着。在种种荒诞的逻辑下，数以万计的人被引入了战场。同时，他们的惨烈牺牲仿佛更加强了战争的正当性，于是更多的人又被所谓的正义旗帜所号召。就这样，战争的残杀为其自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尽管如此，战争初期的自满情绪还是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才渐渐淡去。甚至到了1916 年，速战速决的论调还颇为盛行，依然不断有将领放言说“再过6 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此时的5 个大国——英国、法国、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每个月的花费都高达30 亿美元，几乎占五国GDP 总和的一半。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场战争可以一次性消耗掉这么多国家如此之多的财富。虽然各国筹集战争费用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其中的原理是相通的。如果仅仅通过税收方式筹集战款，税率势必高得与没收财产无异，因而也是不可行的。有鉴于此，没有一个国家尝试过这种做法，税收只占所筹资金的很小一部分。实际上，交战双方主要通过借款筹集费用。一旦再也找不到新的借款渠道，它们就会依赖一种几乎和战争本身一样古老的技术——通货膨胀。但是，它们制造通货膨胀的方式与中世纪的国王有所不同。国王要么削减金币或银币的重量，要么发行由便宜合金铸造的硬币，致使货币贬值。而现在的参战国政府则求助于中央银行，通过复杂的会计处理掩饰真相。此时，中央银行就会摒弃它们长期以来所奉行的原则——“以黄金为基础发行货币”，而改为简单地印票子。
在欧洲的所有参战国中，英国拥有审慎财政的悠久历史，为了不违背传统，它采取了最负责任的财政政策。4年的战争，政府花在战争上的开销多达430亿美元，其中包括支援给比较贫穷的欧洲盟国110亿美元的贷款（主要是法国和俄国）。为了支付这些费用，英国一方面通过增加税收筹集到了90 亿美元，约占总金额的20%；另一方面通过向国内和美国长期借款筹集到了270 亿美元；其余的款项是从银行借来的，其中以英格兰银行的数额最大。因此，4 年内英国流通中的货币量翻了一番，商品价格也随之翻了一番。
向英格兰银行借款并不是第一次，银行家们在19 世纪建立金融规则时就是如此打算的。事实上，英格兰银行在最初创立时并不是为了管制货币而是为了支付战争费用。
詹姆斯二世（James II ）是最后一位信仰天主教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国王，他于1688 年被迫退位。他因试图将罗马天主教作为英国国教而失去民心，议会邀请他的女儿玛丽和女婿威廉这两个新教徒继承王位。詹姆斯逃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那里寻求庇护，随后路易十四以“光荣革命”为由发起了对英格兰的战争，这就是著名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
第6章：谁将是无形帝国的君主（3）
到了1694 年，经过与一个比自己大几倍的国家长达几年的战争，英国发现自己已接近破产。有一群城市商人，全部都是新教徒，其中许多都是由于路易十四不能容忍新教徒而被迫离开法国的胡格诺派（Huguenots），到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 蒙塔古（Charles Montagu ）那里表示愿意以8% 的利率永久性借给政府120 万英镑。作为回报，他们将被授权设立一家银行，该银行有权发行120 万英镑的钞票——这也是英国第一批被官方正式批准发行的纸币，同时被指定独家办理政府业务。由于急需用钱，蒙塔古便欣然接受了这个主意。1694 年底，新银行开业，名称是英格兰银行管理公司。 。
在成立后的前150 多年里，尽管规模比竞争对手大很多，而且拥有独家办理政府业务之类的一些特权，这为其提供了主要的收入来源，但英格兰银行管理公司仍像其他银行一样运作着。它发行钞票，吸收存款，保有黄金储备，通过汇票贴现向商人提供短期贷款，为其贸易和商品运输融资。
尽管英格兰银行的确没有把管理货币作为自己的任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规模较大且稳定性较好，它逐渐在英国银行业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其发行的纸币也成了英国最主要的纸币，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则开始委托其管理自己的储备。英格兰银行逐渐演变成了一个银行家的银行——伦敦金融城的监护人和“保姆”。在这个过程中，它被亲切地昵称为“针线街的老太太”，但它的权力始终没有被固定下来，其角色和责任也都没有被准确定位。
和英国当时的许多机构一样，英格兰银行的运行机制就像一家俱乐部。26位董事掌控着银行的大权，他们有一个古雅别致的名称——英格兰银行理事会，这个组织的成员主要来自于由伦敦市的银行家和商人所构成的一个封闭小圈子。这个圈子里的成员都曾在伦敦市的几所精英学校里读书，尤其是伊顿公学或哈罗公学，一些成员甚至还是从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毕业的。他们都居住在肯辛顿或骑士桥，加入了同样的俱乐部，比较典型的是怀特俱乐部或布德尔俱乐部，并时常在他们位于伦敦周边各郡虽不豪华但很雅致的乡村别墅里相聚。他们的女儿偶尔也会嫁给地主贵族，但更多的情况是在圈子里的家庭之间婚配。世界上很少有哪个群体会像他们生活得这样惬意、自信、文明。
英格兰银行理事会代表着伦敦市各个主要银行业家族的利益。一般情况下，巴林家族（Baring）、格伦菲尔家族（Grenfell ）和戈申家族（Goschen ）都会有一个代表，布朗· 希普利和安东尼· 吉布斯（Anthony Gibbs ）也会有一个合伙人代表。尽管这个组织也有成员代表少数准男爵的利益，甚至偶尔也会有贵族代表，但从未出现过英国大地主的代表，因为他们都在政界。理事会还曾有一次吸纳了一个犹太人，他就是阿尔弗雷德· 罗斯柴尔德（Alfred de Rothschild），从1868 年一直任职到1889 年。
董事们通常在35 岁以后才会被邀请加入理事会，此后终身提名，直到他们老态龙钟、步履蹒跚。许多董事甚至到70 多岁或80 多岁都还在任职，一些董事的任职时间要超过半个世纪。这实际上是一个兼职工作，他们一周才见一次面，但任务并非十分繁重。此外，各位董事轮流担任每日常务委员会的委员，每天必须有三位董事亲自在银行值班，他们负责掌管金库钥匙，审计银行所持证券，与银行卫队的长官共进晚餐——卫队每晚都要从骑士桥附近的营房到银行执行守卫任务，十分辛苦。作为补偿，他们每年会得到2 500 美元的奖金，这相当于卫队一个团长的年薪或威斯敏斯特牧师会成员一年的津贴。
第6章：谁将是无形帝国的君主（4）
在理事会的所有职位中，只有行长和副行长是全职的，在这两个职位任职的董事需要暂时放下其他职务。理事会的每位成员都有机会，实际上是被期望在担任两年副行长之后再做两年行长。因此，在19 世纪和20 世纪早期，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的人并不意味着具备什么特殊能力，而仅仅表明他具有相当显赫的家世和极好的耐性，可以长寿，生意盈利颇丰且合伙人同意其离职4 年。当时的任期仅仅为一年，也很少被延长。在任期的最后，退休的行长会再度成为一名普通的理事会成员，直到他去世或年迈体衰之时。
正如19 世纪《经济学人》的伟大编辑沃尔特· 白芝浩（Walter Bagehot ）在揭示英国人生活中的奇怪悖论时所描述的那样，这些理事会成员常常是“安逸而严肃的人……（他们）生活得非常悠闲”。事实上，他觉得银行家忙得不可开交未必是件好事。“如果一个人十分繁忙，这实际上是种不祥之兆。或者忙于琐事，这些事情通常可以由下属做得更好，而他根本无须过问；或者忙于过多的投机……这些都可能使银行毁于一旦。”
按照白芝浩的说法，这种安排使伦敦金融业的稳定性，甚至整个世界都掌控在“一个狡诈的执行官、一个由太过年轻而盲目自大的群体所组成的董事会、一个论资排辈、成员老迈的委员会”手中。这种做事方式有点蹊跷，甚至有些令人难以理解——英国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事实上是整个世界的金融界，竟被这样一群业余人士操控着，他们都有更喜欢的事情要做，而只是把掌舵英格兰银行看做是应尽的公民义务。
尽管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负责管理英国境内的信用扩张——后来扩展至全球范围内的货币供应管理，但他们并不假装很精通经济学、中央银行学或货币政策，反而对这些知识不以为然。20 世纪20 年代的一位经济学家曾把他们比喻为一批船长，称这些船长不仅拒绝学习航海的基本理论知识，而且还认为这些知识是无用的。
但是，他们却坚持货币政策的一个教条，那就是贷款的“真实票据”理论， 这一理论在今天看来是明显错误的。这一理论认为，如果银行，包括英格兰银行在内，发放贷款只是为商品存货的增加提供融资，比如用来购买棉花、卷纸、铜线或钢筋等商品，而不为长期投资行为或股票、债券投机发放贷款，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该理论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在通货膨胀时期，随着商品存货价格的持续上涨，该理论却要求银行继续扩大信贷规模，这对于控制通货膨胀无疑是火上浇油。这一理论之所以不会导致货币灾难，是因为金本位制度，该制度能保持商品价格基本稳定，使“真实票据”理论无法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得到运用。
战时财政的特殊性改变了英格兰银行，它被迫发行越来越多没有黄金支撑的纸币，并日益成为满足联合王国财政部需求的附庸。虽说英格兰银行是一家全国性的机构，但多年来其掌门人都还十分谨慎地和政府保持着一定距离。他们都十分清楚，英格兰银行并不是政府的一部分，他们也丝毫不想使其如此。战前，一个杜撰的故事在伦敦广为流传。有一次，财政大臣在皇家委员会要求英格兰银行的一位董事作证。当被问及银行储备时，该董事只愿说储备“非常非常庞大”。在被迫给出哪怕是一个大概的数字时，他都会说“非常非常不情愿对所说内容再做任何补充”。
第6章：谁将是无形帝国的君主（5）
随着筹集战争款项的压力与日俱增，英格兰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最终在1917 年陷入僵局。 。当时的行长是沃尔特· 坎利夫，他身材高大，肩宽体阔，蓄着让人过目不忘的海象胡子，有着典型的英国人性格。坎利夫还是个有名的打猎爱好者，看起来更像是个乡绅而不是城市贵族。多年来，他判断问题日益专断和古怪，夸大自己作为中央银行行长的作用，他认为在与政府打交道时只能通过首相本人，甚至不能通过财政大臣。
1917 年，坎利夫因为财政部的几位官员对其不恭而大为恼火，其中一位就是自命不凡、为人傲慢的新贵梅纳德· 凯恩斯。坎利夫在伦敦以寡言少语而闻名，更以智力有限而为人所知，因为他常常做事不动脑子、不计后果。有一次因为怒火中烧，他在未与其他董事商量的情况下就给加拿大政府（当时的英国黄金储备北美管理人）发去电报，禁止他们以后再接受英国财政部的命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得热火朝天时，英国政府逐渐陷入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无力支付美国供货商开出的票据。
当时的英国首相劳合· 乔治自然是大发雷霆，他把坎利夫召到唐宁街10 号，严厉地训斥了一顿，并威胁说政府要“接管英格兰银行”。经过幕后一系列微妙的协商，受到惊吓的坎利夫给财政大臣写了一封极尽谄媚的信，请求他“接受我为冒犯您的任何行为所做的毫无保留的道歉”。由于战争这一特殊原因，与传统不同的是，坎利夫再一次获得行长提名，又获得了两年的任期，此后就再未被提名。
在战争期间，英格兰银行一直致力于承担着政府债务承办人和保险人的角色，它的几位经理承受着工作和责任的双重压力，压抑得喘不过气来。1915 年，副行长布赖恩· 科凯恩（Brian Cockayne ）邀请蒙塔古· 诺曼担任顾问。尽管这个职位是非正式的且无报酬，但由于诺曼在离开布朗· 希普利之后无所事事，于是就欣然同意了。1907 年诺曼36 岁时就曾加入过英格兰银行理事会，但这是拜传统所赐——对于布朗– 希普利银行的合伙人来说，成为理事会成员是一项惯例。的确，在开始的几年里诺曼很少到理事会去，对那里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他和这一机构的联系却颇有渊源。他出身于伦敦两个最有名的银行家族，这两个家族属于产生英格兰银行理事会成员的贵族阶层，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曾是当时颇具声誉的长期董事。
他的祖父乔治· 沃德· 诺曼（George Warde Norman ）尽管不是一个全职的银行家，所继承的遗产也只是木材和房地产，但却通过婚姻得到了马丁银行很大一部分股份，并在1821 年被选举为该银行的董事。1830 年30 岁时，乔治· 诺曼从他的全职工作中退了下来，为的是将全部时间都留给他位于肯特郡的私人庄园的生活，沉浸在对文学和历史的兴趣中，提高全家人都痴迷的板球运动水平，尽情享受7 个儿子相伴的日子。然而，50 多年来他仍是英格兰银行理事会的一个尽职尽责的成员。和典型的成员不同，他对货币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通过学习成了专家。与维多利亚时代众多的悠闲绅士一样，他也出版了自己的小册子，是有关货币理论方面的书籍。他在货币理论上的成就使其成为将金本位制度编入法典运动的领导者，这一成果体现在1844 年的《银行法案》（Bank Act ）之中。他还打破了英格兰银行的传统，断然拒绝出任该行的副行长和行长。他想不出任何理由可以让自己放弃生活中的诸多享受，而被公务缠身，承受那么多的责任和负担，于是他声称自己的神经适应不了那种紧张的生活，而他的孙子却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
第6章：谁将是无形帝国的君主（6）
诺曼的外祖父马克· 克莱爵士（Sir Mark Collet ）与其祖父截然不同，他白手起家，从一家商业公司的店员做起，于1849 年移居纽约。 。两年后，克莱返回英国加盟布朗– 希普利银行，该银行是纽约和巴尔的摩的布朗兄弟商业银行在英国的分支机构，最后他成了该银行在伦敦的高级合伙人。1866 年，克莱被选举为英格兰银行理事会的成员，他在担任行长时兢兢业业，并曾因此受封爵位。
拥有这样家族背景的诺曼在加入英格兰银行时，没有人感到吃惊。然而，当他在1915 年加入时，他的商业银行家职业生涯还并不长，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在伦敦的知名度也不高。在诺曼刚刚加入的前几周，坎利夫曾听到有人评论说：
“我们这里又来了一条蓄有姜黄色胡须、外表妖里妖气的小鱼。你知道他是谁吗？我一直在注意着，他在这里爬来爬去，无所事事，像丢了魂似的。”当时，还没有人能预测到这条“小鱼”会在这个机构里游向一个不同寻常的高度。他的背景并不能预示他将能很好地胜任中央银行行长一职。然而，三年之内他就被选举为副行长，两年之后又成为行长，并最终把持这个职位长达24 年之久，这是史无前例的。
如果说英国是交战国中最负责任的，那么它的盟国法国就与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最不负责任的。法国政府为战争共花费了300亿美元。
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会像法国人一样，对征税采取如此强硬的抵抗态度——哪怕是政府对财产状况的一个小小调查，也会被视为是对他们“私人生活最神圣而不可侵犯之处”的非正当介入，侵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开战的前两年，法国政府还对是否增税犹豫不决，直到1916 年国家财政体系面临崩溃时才痛下决心增税。为应付战争开支，法国政府通过增加税收所募集到的款项在总开支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到5%。
法兰西共和国之所以没有陷入经济崩溃，是因为政府还有另外两种资源可以利用：首先是以节俭著称的法国中产阶级，他们购买了150 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其次是外国政府，尤其是英美政府，他们亲眼目睹了法国正在承受着世界大战的煎熬，向法国政府提供了100 亿美元的贷款。但这仍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于是，法国政府就通过增发纸币来填补。在英国，流通的货币量增加了一倍，而法国却增加了两倍。
在法国，利用中央银行筹集资金要比英国容易很多——部分原因在于法兰西银行的行长一直以来都是由政府任命的高级公务员，而不是银行家。早在1911 年，当时的法国财政部长就未雨绸缪，提前通过法兰西银行设置了一个信用额度，以便在战争情况下使用。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和英格兰银行一样，法兰西银行也是在战争中设立的。但与英格兰银行不同的是，法兰西银行建立的初衷不是为了募集战争款项，而是要在货币混乱时恢复秩序。
1799 年，法国面临了一次严重的货币短缺。10 年的革命与动乱让法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金银大量流失国外，革命政府发行的兑换券又以失败告终，这使得法国民众对于缺乏黄金支持的纸币彻底失去了信心。两个金融专家，瑞士银行家让· 弗雷德里克· 佩雷格（Jean-Frédéric Perregaux ）和鲁昂富商、大名鼎鼎的让· 巴塞洛缪· 康特卢克斯· 康特勒（Jean-Barthélémy Le Couteulx de Canteleu），受命于法兰西共和国首位执政官拿破仑· 波拿马，建立了一家以黄金支持纸币发行的新银行。这家银行持有3 000 万法郎资本，相当于600 万美元。
第6章：谁将是无形帝国的君主（7）
这家银行于1800 年1 月18 日正式开张，如果按照大革命期间强制施行的历法来算，是在革命8 年雪月28 日。它的资本主要是从商人和银行家族中募集而来的，这些人很多都是新教徒或瑞士裔。但是，以拿破仑为首的野心家们也想从中分得一杯羹，因为银行的预期利润是相当丰厚的。拿破仑本人持有30 股，每股价值1 000 法郎；他的秘书，也就是后来因为**而被开除，继而投靠路易十八而背叛拿破仑的路易· 安东尼· 佛瓦莱特· 不列纳（Louis-Antoine Fauvelet de Bourrienne ）持有5 股；拿破仑的内弟，后来的那不勒斯国王约阿西姆· 穆拉特（Joachim Murat ）持有9 股；拿破仑的继女和准弟媳，后来的荷兰皇后霍腾斯· 博阿尔（Hortense de Beauharnais ）持有5 股；后来的西班牙国王，拿破仑的大哥约瑟夫持有1 股。为了鼓励投资者，法兰西银行也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在对政府的关系上尽量保持独立。1803 年，银行被授予在巴黎发行纸币的垄断权。
1805 年，刚刚发生过特拉法加海军灾难，正当拿破仑对奥俄联盟发动新一轮战争之时，恐慌情绪在巴黎商人中传播开来，造成了挤兑，险些导致刚成立不久的法兰西银行破产清算。 。就在关键时刻，前线传来了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大获全胜的消息，商人们因此恢复了信心，银行得以挽救。尽管人们对这家新银行迅速恢复了信心，法国也得到了奥地利的大额战争赔款，但拿破仑仍然对他的这帮银行家在关键时刻的软弱无能大为恼火。
从奥地利回国之后，拿破仑召开了部长会议，他大发雷霆，将财政部长免职。对于法兰西银行的三人管理委员会成员，他给出了两个选择：要么锒铛入狱，要么缴纳870 万法郎罚款。他们都选择了缴纳罚款。拿破仑下定决心不再受制于这些金融家，他修改了法兰西银行的条例，使政府有权直接任命行长和两名副行长，在当时这也就意味着由他亲自指定。拿破仑当时宣布：“法兰西银行不仅属于它的股东，也属于国家……我希望法兰西银行被牢牢地掌控在政府手中。”
对于埃米尔· 莫罗来说，战争就意味他将继续被“流放”在阿尔及利亚任总干事。1914 年，在亨利埃特· 卡约被宣布无罪后，莫罗一定暗暗希望自己能够受到导师卡约的提携重返法国财政部。但是战争的爆发打消了他的念头，一向被视为对德软弱的卡约未能进入战时政府。
事实上，在战争期间卡约把自己搞得更糟，因为他一贯判断失误。1916 年，有一帮声名狼藉的家伙涉嫌要与德国幕后媾和，卡约也卷入其中。其中一人叫做保罗· 博洛· 帕夏（Paul Bolo-Pasha），他曾经为埃及总督和德国情报部门服务，于1917 年被捕，受审后被判间谍罪而被枪毙。在随后席卷法国全国的反间谍运动中，卡约本人也被控犯有叛国罪，并被剥夺了国会豁免权，于1918 年受到监禁。他最终于1920 年在元老院受审，当时的元老院就相当于最高法院。尽管他并未被判叛国罪这一极刑罪名，但还是因与敌人“鲁莽地展开会谈”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公民权5 年，并被驱逐出巴黎。这是法国特有的一种古老的惩罚措施，通常适用于吸毒者、白人奴隶贩子和暴徒。
看到导师悲剧性的、尴尬得有些滑稽的遭遇，莫罗肯定不止一次地想到，自己因为选错了导师而受到了诅咒。尽管法国政府要求阿尔及利亚银行为战争融资做出更大的贡献，但它只提供了大约2 000 万美元的贷款，这和更大、声望更高的兄弟银行法兰西银行所提供的40 亿美元相比是微不足道的。1919 年，莫罗甚至想过要在阿尔及利亚银行总干事的位置上干到退休，可见当时他已是心灰意冷。
第6章：谁将是无形帝国的君主（8）
德国支撑战争的战略主要依靠于围绕在德皇身边的那些人，他们相信战争不会持续很久，德意志帝国必将取得大胜，战争结束之后将由战败国支付战争费用。德国政府为战争花费了470亿美元，其中仅有1/10是通过税收的方式募集到的。由于缺乏英国那样完善而成熟的金融市场，缺少法国那样节俭
而富有的中产阶级，在大西洋两岸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借给它大量资金，因此德国只能严重地依赖于通货膨胀。战争期间，英国流通中的纸币增加了一倍，法国增加了两倍，而德国却增加了三倍。颇具荒谬性的是，这一灾难性政策的制定者是欧洲当时最称职的两个财政官员：卡尔· 赫弗里希（Karl Helfferich ）和鲁道夫· 冯· 哈芬施泰因。前者是德意志
帝国财政部办公室书记，也就是德意志帝国的财政部长，后者是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弗里希是德国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一所大学的教授，他在战前曾写过一部货币经济学大作《货币》（Das Geld），该著作连续印刷6 版，并被译成外文在许多国家出版，包括日本。哈芬施泰因是位经验丰富的律师，虽然没有赫弗里希那样的背景，但却是整个德意志帝国公认的最敬业、正直、忠诚的官员之一。他目光犀利，胡须长而繁茂，并被细心地打上蜡，他那别致的胡须使他看起来就像是维多利亚音乐大厅里的乐队指挥。事实上，和德意志银行的前两任行长一样，哈芬施泰因也是一个典型的德意志帝国的高级公务员。1857 年，他出生在勃兰登堡的一个地主家庭，大学研习法律，后来成为一名县级法院法官。1890 年，他入职普鲁士财政部，1908 年被提名为德意志银行行长。
为帝国皇帝效命是威廉二世时期德国维持统治的基础，赫弗里希和哈芬施泰因对皇帝本人也是忠心耿耿。赫弗里希尤其明显，他是极右的民族主义者，对德国人的美好前途和领导者的历史使命深信不疑、热情支持。
哈芬施泰因是个守旧的官员，他认为尽职尽责就是最高美德。正如一位银行家所写的那样,“服从与从属早已内化于他的血肉之中”。尽管在法律上国家银行的所有者是私人股东，但哈芬施泰因和其他的银行高官却是在对由政治家组成的董事会负责，其中包括帝国总理和其他4 名能代表德意志帝国的成员。国家银行的这种权力构造在缔造之初就已形成，它的创建人奥托· 冯· 俾斯麦伯爵深谙权力运行之道。除了积累个人财富外，俾斯麦对经济学毫无兴趣。然而，在1871 年创建德意志银行时，他的一位私人理财师和密友格森· 布雷奇罗德（Gershon ）曾告诫他，有时候政治方面的考虑要凌驾在单纯的经济判断之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太过独立反而会带来不少麻烦。
战争期间，尽管德国的货币供应量激增，物价翻了两番，年通货膨胀率高达40%，但哈芬施泰因却成了民族英雄。荣誉和鲜花纷纷向他扑来，他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甚至德皇都深情地昵称他是“金钱元帅”。
尽管相信这场战争是一个错误，亚尔马·沙赫特还是像帝国的其他公民一样热情地为战争竭尽所能。他高度近视，因而可以免于军事服役。与其他人一样，他也深信德国必将胜利。战争刚刚爆发三个星期，他就开始忙着制订向法国索取战争赔偿的计划。沙赫特计算出了一个数字——100亿美元，这说明即使是最精明的观察家在估算战争代价时也会和实际偏离得很远。这个数目是1870 年普法战争后法国赔款的10 倍，但只是德国此次战争总预算的1/5 。
第6章：谁将是无形帝国的君主（9）
1914 年10 月，在西线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之时，沙赫特在银行业委员会谋得一职，负责监管德国所占领的比利时的财政运行，当时的比利时由军政府统治。
他很快发现自己不习惯军队体制，森严的等级制度、狭隘的武夫视野、虚荣的职业军官世袭制都让他难以忍受。沙赫特似乎很容易树敌。刚到比利时不久，他就触怒了上级卡尔· 冯· 兰姆少校（Major Karl von Lumm）。兰姆是银行业委员会委员，在战前还是德意志银行的董事。 。沙赫特对地位非常敏感，他要求加入当时设在布鲁塞尔娱乐场的军官俱乐部。而兰姆这个在战前曾是巴伐利亚预备部队一员的老光棍，对自己的军旅生涯颇为自得，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沙赫特的要求，他说沙赫特只是一介平民，而非军人。而沙赫特竟越过兰姆找到了冯· 戈尔茨将军（General von der Goltz）， 戈尔茨是被侵占国比利时的总督，他们在战前就已相识。沙赫特最终得以加入军官俱乐部，但兰姆却因此对他怀恨在心。
沙赫特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组建一个货币发行系统。 。德**队不再简单地强取豪夺他们需要的商品，而是通过在被侵占国发行特殊流通的比利时法郎来购买。在制度设计上，德国人能以极为优惠的汇率买到这些货币。市场对比利时法郎的需求极为强劲，1915 年2 月，沙赫特让他的战前老雇主德累斯顿银行购买了一大笔比利时法郎。兰姆立即指控他违反了公务员道德守则，使他面临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委员会通过调查认为，尽管沙赫特没有做违法的或不道德的事，但他试图掩盖曾涉入此事，委员会还给出了判定他近乎做了伪证的理由，“他对问题的回答态度不够诚恳，且在被指出不够诚恳后又找出牵强附会的理由狡辩”。这件事越闹越大，最后被提交到了内政部，沙赫特受到官方的斥责，被迫退出银行业委员会，但并没有被开除。
毫无疑问，兰姆有点儿小题大做了。几年后，沙赫特曾私下说他在接受询问时并未说谎，但确实推卸了不少责任。这件事迷雾重重，无法说清，影响了沙赫特好多年。流言蜚语四处传播，有人说他挪用了大量现金，还有人说他借助获取的国家秘密来聚敛个人财富。
战时服役刚满9 个月，沙赫特就重新回到了银行界。这一次，膨胀的野心再一次没让他得到什么好下场。回到德累斯顿银行之后，他表现得咄咄逼人，信誓旦旦地要加入董事会，在遭到回绝后他别无选择，只好辞职。之后，沙赫特到国民银行担任董事，这是一家总部设在柏林、口碑很好但次一级的银行。与大多数德国人的遭遇一样，战争对于沙赫特一家来说也是残酷的。他的两个同胞兄弟先后死去——奥卢夫死于疾病，最小的一个兄弟威廉也在索姆河战役中牺牲。食物十分匮乏，他们要自己种植蔬菜，还养了一只山羊，自己学着给羊挤奶。总之，生活过得非常艰难。
对于美国来说，这场战争简直就是飞来横财。欧洲对美国物资和商品的需求迅速增加，刺激了美国经济的繁荣。这种需求尽管有一部分是靠美国每年向英国和法国提供的20亿美元借款支撑起来的，但它的积极作用在于促使大量黄金流入美国，美国的黄金储备从不足20亿美元一下子飙升到40亿美元。金本位制度的实行使黄金的流入造成了不同寻常的信用扩张，美元的供应量随之翻了一番。
第6章：谁将是无形帝国的君主（10）
在创建之初的几年里，美联储有些不知所措。它正试图建立自己的人才队伍。作为一个负责货币事务的机构，它还缺乏经验，其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政治妥协的产物，章程中也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内容。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本杰明· 斯特朗很快就抓住机会利用了美联储内群龙无首的局面。尽管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表面上看来只是12 家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之一，在理论上要受到设在华盛顿的政治机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但它实际上早已成为最大的联邦储备银行了。其行长斯特朗也绝不是一个等待别人发号施令的人，他要在整个联邦储备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因为和纽约银行家保持着特殊的关系，同时也是联邦储备体系的设计人之一，更由于他的性格，斯特朗在关于美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讨论中往往一言九鼎。
各联邦储备银行持有的黄金越来越多，于是斯特朗开始担心两件事情：战争结束后将有大量的黄金重新流入欧洲各国，这会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银行体系；相反，如果黄金继续留在美国，将导致欧洲各国黄金储备不足，也会在美国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认识到，无论哪种情况给美国造成的影响都是美联储无法单独应对的，它必须和欧洲各国央行协调行动。因此，1916 年2 月，他决定对欧洲进行一次“侦察之旅”。
在斯特朗抵达欧洲时，战争已经持续了18 个月，即将进入最血腥的一年。西欧的战斗主要集中在比利时至法国东部的一条狭长地带上，居住在伦敦或巴黎的人们生活较为艰辛，但并不是特别危险。一年前，德国海军潜艇在爱尔兰海岸附近用鱼雷击沉了英国邮船卢西塔尼亚号，近1 200 人溺水身亡，其中包括124 名美国人。此后，美国国务院警告国民不要再到欧洲旅行。
斯特朗首先前往巴黎会见了法兰西银行行长，随后抵达伦敦，也就是在这次访问英格兰银行时，斯特朗才第一次见到了诺曼。他们年龄相仿，初次见面就建立了良好的感情。与他在伦敦工作的同事不同，诺曼曾在美国生活过两年，他喜欢并羡慕美国人民，于是就邀请斯特朗前往索普洛奇共进晚餐。尽管斯特朗身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而诺曼只是英格兰银行副行长的顾问，但斯特朗自4 月份回到美国后，便开始和诺曼保持书信联系。刚开始，他们主要就贷款政策交换信息和看法。渐渐地，他们通信的内容越来越随意，谈论了很多私人事情，特别是诺曼要煞费苦心地照料斯特朗的长子本杰明。本杰明当时还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大二学生，在美国以协约国身份加入战争之后，他于1917 年5 月以美国急救服务团志愿者的身份前往欧洲。
斯特朗于1916年夏天从欧洲返回美国之后，在个人生活方面遭遇了一系列打击。他的妻子，只有28岁的凯瑟琳离他而去，还带走了两个年幼的女儿，去了美国西部的圣巴巴拉。实际上，他们的婚姻处于濒于破裂状态已有一段时间了。两人性格不合，彼此不适合对方——斯特朗性格外向、喜欢社交，而凯瑟琳则性格内向、胆小羞怯，而且他们的年龄也相差太多。他的岳父埃德蒙· 康弗斯从一开始就反对他接受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这份工作，认为这是个有前途的半官方职位，两人的关系也因此不断恶化。他的收入减少，以至于后来捉襟见肘，凯瑟琳也无计可施，真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多年来，斯特朗一直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和解。1921 年，凯瑟琳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请求，这令斯特朗伤心不已。事实上，自1916 年夏天开始，他们就再没有见过面。
第6章：谁将是无形帝国的君主（11）
就在婚姻破裂的这个夏天，斯特朗病倒了，咳嗽不止，病情日益恶化，到后来竟然咳血，胸痛难忍。 。7 月份，他被查出患上了肺结核。这种病在当时叫做肺痨，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疾病，由空气中的致病细菌感染肺粘膜引起。当时，这是一种在欧洲和美国造成平民死亡的最主要疾病，各个阶层的民众都深受其害，患者以青壮年居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各工业城市通风极差的简陋棚户区已被设施更好的住房所取代，肺结核的发病率也因此显著下降，但战争却导致欧洲的发病率有所回升。斯特朗很可能就是在欧洲访问时染上该病的。
19 世纪晚期，人们已经知道了肺结核的致病原因，但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措施，大约一半的患者在5 年内就会死亡。在当时，人们认为高海拔地区稀薄、干燥的空气有助于控制肺结核的传染，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空气中的氧气含量少将有助于降低该病的危害。人们还相信，病人如若完全停止运动，处于绝对休息状态，肺部便可自我修复，这样就能治愈肺痨，然而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在欧洲和美国，许多山地景区纷纷向富人和中产阶级提供奢侈的疗养地，在那里他们可以与世隔绝、安心疗养。
斯特朗的医生们都认为他应该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请个长假。1916 年7 月，斯特朗去了科罗拉多州，在那里，有1/3 的人都是从外地过来治疗肺结核的。起初，他住在埃斯蒂斯帕克的一家疗养院里，这家疗养院坐落于科罗拉多– 落基山北部的山谷中。在这里，病人每天要花上几个小时在户外呼吸山地空气，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事情可做，因此斯特朗感到十分压抑和沮丧。同年10 月，他搬到了丹佛，在那里，他搭起了一间小办公室以便与纽约方面保持联系。
1917年4月，美国宣布参战，当时的斯特朗还在科罗拉多修养。6个星期后，他就返回了纽约。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他全力以赴为战争筹集款项，美联储的其他目标也都从属于该任务。美国为战争大约花费了300亿美元，其中超过200亿是自己的实际花费，另外100亿则以贷款的形式借给了其他国家以支撑战争。为了避免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在战争融资方面所犯的错误，财政部长、总统的女婿威廉· 麦卡杜推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诱使美国民众购买战争债券。作为政府的银行，美联储负责销售这些所谓的自由债券，最终募集了近200 亿美元，大约有一半是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完成的。
为了带头在纽约组织活动从而激起民众购买战争债券的热情，斯特朗突然发现自己已在不经意间走到了聚光灯下。他在卡耐基音乐厅或大都会歌剧院主持音乐会，带领爱国游行队伍穿过第五大道，在观看好莱坞明星玛丽· 皮克福德（Mary Pickford ）和道格拉斯· 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 ）等人主演的大片的集会上讲话，渐渐地他在公众中小有名气。宣传技巧对于这些活动非常重要。有一次，斯特朗与其他组织者在中央公园的绵羊草原上实地挖起了战壕，以展示西线战场上的士兵是如何生活的，这让环境保护主义者大为恼火。为了开展另一项活动，他们安排全市的每一个防空警报、警方警报、拖船鸣笛、消防警报和船舶雾笛等持续长鸣5 分钟。
到战争即将结束时，美联储已经今非昔比。尽管在面对战争财政压力上它也像欧洲的许多中央银行一样不能置身事外，但不同的是，它抵制直接购买政府债券，只是为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提供间接帮助，因此赢得了信誉。更重要的是，战争一举改变了美国在世界各国经济和金融中的地位。1914 年刚刚成立的美联储，现在已坐拥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这使得它能在国际金本位制度恢复时发挥主导作用。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