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济史

第一部分 第2节：导论  香港的自然环境(1)

    导论

    一个地区的经济史，应当是这个地区经济制度、经济活动与经济状况发展变化的真实记录。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经济，都不能不受当时当地自然环境的制约，都不能不与当时当地的社会形态相适应。香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我们将与同期经济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里我们先简要介绍香港的自然环境。

    第一节"香港"或"香港地区"的地域范围

    "香港"一词，最早见诸现存典籍是在明代郭所撰《粤大记》一书中，初指今港岛的香港仔一带，后来泛指全岛。19世纪英国采取武力侵略与外交讹诈相结合的手段，在1842年、1860年和1898年强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三个不平等条约，割占了中国的领土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昂船洲，又"租借"了新界（包括邻近的235个离岛）。此后人们习惯于把这些地方统称为"香港地区"，或者简称"香港"，而把香港岛称为"港岛"。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参看表I－1、图1、图2）。

    第二节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

    香港地区位于中国广东省境内的珠江三角洲中部的南端,在珠江口外东侧,与西侧的澳门遥遥相对。它濒临浩瀚的南海,同我国台湾、海南两省以及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和美国的关岛等隔海相望。全区位于北纬22度9分至22度37分、东经113度52分至114度30分之间，由一片陆地（九龙、新界）和众多岛屿（港岛和离岛）所组成。其中，新界和离岛约占总面积的88％，除商业区外，有大量的住宅区、工业区、旅游景点和少数农田；港岛和九龙约占总面积的12％，集中着全港主要政府机关和许多公司企业、大型商厦以及文化娱乐场所，人口密度极高，是香港最繁华的地方。

    香港地表崎岖，平地很少。它的地形与广东、福建两省相仿，丘陵起伏，呈东北——西南走向。部分丘陵在古代沉没于海中，形成许多峻美的岛屿。

    香港地区位于热带,属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达到22.8℃。但与一般热带地区"四时皆为夏，一雨便成秋"不同,香港的四季比较明显。11月到次年2月,是干燥寒冷的冬季,亚洲大陆性反气旋带来的冷空气,从北面或东面吹来,使香港每年头两个月的气温经常低于10℃。新界和地势较高的地方甚至会低于0℃。3月到4月,是潮湿多雾的春季,常常阴云袅袅,往往细雨蒙蒙,日气温变化很大,物品极易霉烂。5月到9月中旬是漫长而炎热的夏季,平均气温27-29℃,最高可达32℃以上。经常吹微风或无定向风,间有骤雨或雷暴,还会受台风的侵袭。9月下旬至10月底,是短暂但却睛朗和凉爽的秋季,除偶尔有热带气旋或冷空气吹袭以外,一般阳光普照，天高气爽，是气候最宜人的黄金时段，也是旅游业的黄金季节。

    香港地区年平均降雨量2214.3毫米,但各地差异很大。横澜岛约为1200毫米,大帽山附近则超过3000毫米。全区5至9月份的雨量约占全年雨量的80％。6月份更是三日即有两日雨，平均雨量约为431.8毫米。12月份最干燥，平均雨量只有25.3毫米。

    香港的气候条件总的来说比较好，它的自然灾害主要是狂风暴雨所造成。冬季的季候风,经常在4-6月发生并连带有雷暴,以及偶然出现的龙卷风、冰雹等，都会造成一定损失。但威胁最大的还是生成于太平洋西部的热带气旋。热带气旋中心最大风力在12级以上的称为"台风"或"飓风",每年都会数次影响香港。其中一两次直接吹袭香港的台风,往往导致山洪倾泻,房屋倒塌,船舶损毁,交通中断,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但经过长期的努力，特别是"二战"后的现代化市政及楼宇建设，香港抵御台风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仅以悬挂10号风球的强台风为例，历史上破坏最严重的是1906年9月18日的一次台风。死亡逾万人，沉船3000多艘。到了1962年9月1日台风"温黛"袭港，最高风速曾达到每小时259公里，创历史纪录，但死亡人数则降到130人，损毁船舶1327艘。而到了1999年9月16日台风"约克"袭港，是香港有史以来悬挂10号风球时间最长（11小时）的台风,仅死亡2人，损毁货轮1艘和游艇数艘。这说明在不久的将来，消灭台风造成的死亡事故并且进一步减少财产损失，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第一部分 第3节：导论  香港的自然环境(2)

    香港是一个多山少平地的地区，1841年开埠以来，人口急剧增加，经济迅速发展，对建筑用地的需求日益迫切。所以，开山填海造地成为一百多年来香港增加土地供给的一个重要手段。从1851年到1999年，共填海造地62平方公里，占1999年底土地总面积的5.65％。

    香港地区水路交通便利,水产鱼盐丰富,新界还有大片肥田沃土,在历史上就已吸引了众多内地人士前来开发和居住。1841年香港开埠以后,其地理优势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这种优势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海岸线长,港口优良。特别是在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间的维多利亚港,面积达到6000多公顷，宽1.6-9.6公里，有三个出入口，即：东面的入港水道鲤鱼门、西北面的入港水道汲水门、西面的入港水道硫磺海峡；港内有三个大海湾：九龙湾、红勘湾、爱秩序湾；还有两个优良的避风塘：九龙油麻地避风塘、港岛铜锣湾避风塘。加上地处热带,终年不冻。港内吃水深达12米,远洋巨轮可以自由进出,能同时停泊150艘巨轮。这些极好的条件保证维多利亚港成为全世界三个最优良的天然港口之一`,也是目前全球最繁忙高效的海港。二是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香港背靠祖国大陆,扼珠江流域入海的要冲；又地处太平洋西岸的中心地带,是公认的远东交通枢纽。而且时区处在欧美两大洲的中间。按照香港时间,早上7点钟悉尼的金融市场开市,8点轮到东京,9点是香港和新加坡，中午13点是巴林，下午15点是苏黎世，17点是伦敦，晚上21点是纽约??直到第二天凌晨,美洲的市场收市,亚洲的市场又开市了。这就是说,香港金融市场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全球金融市场二十四小时不停顿地运作。三是风景秀美，旅游资源丰富。香港地势陡峭,多奇山异岭。许多山丘直逼海岸,整个城市依山傍海建成。观光者既可欣赏现代大都会高楼林立、灯火辉煌、车水马龙的繁华气派；又可领略山野风光、金色沙滩、海天相接的大自然情趣。这在当今全球的大都会中是不多见的。这些优势是保证香港逐步发展成为举世公认的国际贸易、金融、航运和资讯中心，成为亚洲重要的国际都会和旅游点的基本因素之一。

    当然，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地方。香港由乡村经济转变为城市经济以后，随着人口的迅猛增长，土地狭小、资源匮乏的缺陷日益明显和突出。香港本来山多岩密，可耕地只占土地总面积的不足10％。而随着城市的开发，原有的耕地又绝大部分用于楼宇和市政建设，原有的渔民、盐民也纷纷转为从事其他行业。到20世纪最后10年香港的农渔业产值只占本地生产总值的0.15％。林、畜、矿产品也不多，初级产品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这种状况迫使香港必须加强同内地的经济合作，把辽阔的祖国大陆作为可靠腹地；同时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广大的国际市场作为取得入息的主要来源。香港开埠以来，正是采取了以上的策略，才逐步建立起一个国际化的经济大都会，成为举世闻名的东方之珠。

    结语

    本章在介绍香港的地域范围、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和气候等基本情况之后，着重分析了香港的地理优势。这种优势可以概括为：卓越的天然深水良港、绝佳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旅游资源等三个方面。20世纪后半叶，这些优势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这是香港迅速成为国际贸易、金融、航运和资讯中心，成为亚洲重要的国际都会和旅游点的基本原因之一。

    必须指出：利用自然优势和保护自然优势应当是相辅相成的。遗憾的是：香港在20世纪后半叶却重视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以空气质量为例，据香港环境保护署对世界17个城市1993－1996年的资料研究分析结果：香港的空气污染程度不仅大大高于欧美和大洋洲的主要城市,也高于亚洲的新加坡、东京、汉城和吉隆坡（见表I－2）。

    填海造地也值得研究。这样做虽然增加了香港宝贵的土地资源，但却使香港更宝贵的维多利亚港受到损害。维港水面面积因造地而逐年减少，附近的海洋生态和水生生物资源也都出现下降趋势，说明今后对填海造地确有缜密考虑全面权衡之必要。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香港市民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对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有了较深刻的理解。认识到它不仅是影响投资环境的重要方面，也是吸引世界科学技术精英人才的必要前提，是香港在新世纪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里，香港加大了防治环境污染的力度，在减少车辆排污、清洁水质和废物处理等方面都有了可喜的进步。虽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环境问题不是一下子可以彻底解决的。只有持之以恒、坚持不懈，香港的青山翠树碧海蓝天才能永葆靓丽！永为港人造福！

第一部分 第4节：前言

    前言

    屯门的回飙激浪，淘不尽今古峥嵘岁月；尖沙咀钟楼屹立，又迎来新千年的黎明。本书初稿写成，恰逢21世纪肇始。面对着九百顷维港舳舻奔来眼底`，禁不住六千年香江迁变涌上心头。

    早在公元前约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本港最早的先民已经踏上香港地区的土地，形成以氏族为单位的原始社会，从事采集和狩猎经济。

    到了公元前约一千五百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从五岭南北又迁来了"习于水斗，易于用舟"a的古越族。他们由氏族结合为部落，由采集和狩猎经济发展为原始农业和近海渔业经济。在屯门涌浪遗址发现的这一时期古越族伐木制板所用的石斧、石锛、石凿和烘烤木板所用的灰坑，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制造木板船的设备，标志着古越族当时已由使用木筏和独木舟的时代发展到使用木板船的时代，在中国古代航运史和渔业史上都应当占有重要地位。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下诏戍边开发岭南,这是香港地区纳入统一的中国版图的开始,也是香港由史前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开端。迨至公元前118年,汉武帝钦定实行盐铁专卖,香港地区已成为岭南的重要产盐地之一,市道繁荣,武备严整，标志着封建社会已经形成。此后在长达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香港地区以今新界为中心，以屯门、九龙为交通枢纽，以包括香港岛在内的大小岛屿为前沿，逐步建立起农（农业）、渔（渔业）、航（航运）、盐（制盐）、珠（采珠）、香（制香）为主导的滨海乡村型经济体系。同我国其他地区滨海乡村经济相比，并不逊色。

    公元1841年英国占领了中国的领土香港岛，以后又陆续占领了九龙和新界（包括离岛）。英占初期（1841-1860），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吸引了不少欧美商人来港经营，使这座城市初具规模。但严酷的民族压迫和种族隔离政策却使占香港总人口95％以上的华人备受压抑，这一时期的香港也成为英商进行鸦片和苦力贸易的大本营。英占中期（1861-1941），改为采取对上层华人笼络怀柔但对贫苦华人继续歧视压迫的政策，香港经济得到一定发展，成为亚洲重要的转口港之一。到了英占后期（1945.9-1997.6），客观形势迫使港英政府转而采取加强法制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策，港人的聪明才智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他们在日本军队1941年12月至1945年9月占领香港期间疯狂掠夺所造成的一片废墟上重新奋起，实现了经济起飞，创造了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东方奇迹"，使香港成为举世公认的国际贸易、金融、航运和资讯中心，成为亚洲重要的国际都会和旅游点。但在香港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宏观调控机制不够健全有力，经济的敏感性强，波动性大，科学技术相对滞后，"泡沫"经济比较严重等问题，成为香港经济的隐忧。在英国占领香港的一百五十多年中，英国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力图建立、维护和保持其殖民主义统治的政策，这是逆历史潮流的。但为了取得更大的殖民利益，英国在经济上始终采取英国古典学派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尽管某些政策在后期已经过时，但总的看来有利于香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行之有效的。

    公元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在这之后不久香港经受了一场席卷亚洲、震惊世界的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新生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既符合国际市场惯例又富有创造性的措施，依靠全体港人的坚韧不拔和齐心协力，终于在20世纪末实现了经济的强劲复苏，并且继续保持着亚太地区国际经贸中心的地位；同时使过热的经济得到一次强制性的调整，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全体港人的忧患意识和对知识经济的认同，在这个基础上推进了以创新科技为主的产业转型。这一切都为香港走向21世纪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短短三年半的时间只能是特区政府的"开始曲"和"磨合期"，新世纪充满着机遇与挑战，香港依然任重而道远。

第一部分 第5节：第一章　原始社会时期的香港经济(1)

    以上是六千年香港经济的简要回顾。从中可以看出：由古至今的香港居民，为了满足自身和子孙后代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领域确实付出了辛勤的劳作、巨大的智慧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某些方面还曾独步一时。比如：古越族造船出海，秦汉时烧壳制盐，遗址至今犹存，成为南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历史见证。而南北朝湄川都的珍珠，明季清初经港岛运出的莞香，更被称为"内府奇珍"和"岭南名产"`。特别是"二战"后香港经济的高速发展，更得到全世界的认可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普遍赞扬。如实记述香港经济的历史，吸取其丰富的经验与有益的教训，必将大大有助于香港在21世纪的继续腾飞，这正是我们撰写本书的目的。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香港经济起飞原因分析与21世纪发展的预测"的研究成果之一。书中第一、二、三、四、五、六、八章和结论篇由卢受采执笔；导论和第七、九章由卢冬青执笔。全书由卢受采总纂、修改、补充、定稿。

    我本人是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后来到港澳研究所的，十八年来披阅了大量有关香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典籍文献，同香港各行各业不同层面的人士有过广泛交往，对美丽的东方之珠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历史与现实资料。1999年8月，经中国国家图书馆通过网络向英国大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等世界各大图书馆查询显示，古今中外尚没有一部香港经济通史的专著问世。同年9月，又从素所钦敬的挚友饶余庆教授处证实了这一情况。香港地区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至今已有约六千年的历史，汉唐以来逐渐成为岭南一处重要的渔盐产区和水路交通枢纽，开埠以后更而发展为当代世界经济名城，总结香港经济领域丰富的历史经验，已经成为香港继续发展的需要。各方面都期望第一部香港经济通史早日出现。在多位香港友人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作为首部香港经济史的之一，四年来几乎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倾注于本书的写作上面。中间两次赴港调查，历时三个半月，未尝有一日偷闲。到2002年11月本书汉字繁体字本出版时为止，已经四易其稿。这次汉字简化字本出版前，又根据新的论点和资料，对第一、六、七、九章做了修订和补充。但限于水平，仍感绠短汲深，蚊负任重，不妥之处，知所难免，恳切希望海内外读者方家给予指正。

    2003年6月15日

    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最初始的阶段。20世纪20年代之前问世的所有典籍中，没有单独的关于香港地区原始社会的描述。但香港的中外学者从1926年起进行的田野考古调查，却发现了不少原始社会的遗迹和遗物，大大丰富了人们对香港史前社会的认识（参看表1-1）。

    第一节 香港最早的居民及其社会经济状况

    考古资料表明`：在公元前大约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内地的先民已经迁徙到香港地区，揭开了香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帷幕。在香港岛的舂坎湾、南丫岛的大湾和深湾、大屿山的东湾和蟹地湾、屯门的涌浪等古人类遗址的早期文化层中，就留下了这批先民的遗址和遗物。他们以氏族为单位，选择三面环山的海湾沙堤作为定居之所，成为香港地区最早的居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海湾沙堤，是因为三面环山的袋形海湾一般风浪比较小，退潮后沙滩上鱼虾贝类又比较多，加上附近山上四季不绝的野果山芋和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可以为这批靠采集和狩猎为生的先民提供比较充足的食物来源。而且他们居住在沙堤上，面对大海，背后和两侧是山丘，最易于防御来犯的敌人和猛兽。显然，对于当时武器只有石斧木棍、防御工事只有简陋栅栏的先民来说，安全是必须考虑的。

    在选择最适合的居住地的同时，这批先民开始在住地附近进行生产劳动，以取得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他们使用的工具主要是经过磨制的石器，包括石斧、石锛、石凿、石拍和网坠等。从已发现的这些石器来看，都是用于猎取动物、浅水捕捞和做木工的工具，而没有较大型的农渔业工具。说明这批先民受经验、技能等多方面进化程度的限制，尚处在采集和狩猎经济的阶段，原始农业和出海捕捞型的渔业还没有出现。

第一部分 第6节：第一章　原始社会时期的香港经济(2)

    制作陶器也是这批先民的主要生产劳动。他们制作的陶器都是日用品，可分为夹砂陶器和泥制陶器两大类。前者包括釜、罐、钵等炊具；后者包括罐、盆、碗、杯等容器和食器。夹砂陶器大都饰以细绳纹或者用贝壳刻画出各种复杂的纹饰。泥制陶器大都打磨光滑,加上红色或白色陶衣,然后进行彩绘并刻画出各种花纹图案。在舂坎湾等地出土的镂孔圈足彩陶盘和白陶盘是这批先民留下的最有代表性的陶器。彩陶盘加浅红色陶衣后磨光，用镂孔、刻画和彩绘等手法制成组合花纹，白陶盘更用压印、模印、篦点、刻画、浅雕等多种手法制造出几何形图案。可以说这些陶器既是实用器皿，也是原始艺术品，充分表现出这批先民的艺术才能。

    上述石器和陶器，是这批先民的进化程度和文化特征的集中反映。由于是在南丫岛的大湾率先发掘出土，所以被称为"大湾文化"。它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一带发掘出土的石器、陶器所反映的文化属于同一类型。

    1970年代发掘的南丫岛深湾遗址F层三座土葬墓（经鉴定是这批香港最早居民的墓葬），墓主的门齿都是铲形，属于亚洲的蒙古人种，与中原地区的人种相同。证明香港最早的居民是从中原迁来。有些外国学者认为香港最早的居民"更有可能是大洋洲的马来裔"。考古资料证明他们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已发现的这批先民的遗址，其聚居地范围都比较小，可以推断每个聚居地只有几十人到百来人，说明这批先民始终是处在原始社会中的氏族社会阶段。由于当时生产力还很低，人们的劳动尚不能创造剩余价值或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极少，所以氏族内部都是实行自然分工和产品平均分配。而在氏族之间，"越人之俗，好相攻击"`，战争经常会发生。战败的一方，其成员往往成批被俘。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被俘者因为劳动生产率太低，做生产奴隶尚不够资格。加上原始宗教中祭神、祭祖的需要和食物的匮乏，被俘者往往难逃被杀被吃的命运。在上文所述南丫岛深湾遗址F层三座土葬墓的近旁，就出土了大量颅骨碎片，但没有肢体骨骼，并有明显的火焚痕迹。考古学家认为：这些死者很可能是作为人牲被砍头祭祀后，又被吃掉肢体并将头颅焚化掩埋。这是华南最早发现的猎首祭祀和食人习俗的史迹，类似情况在世界许多地方尚处于野蛮时代的原始人群中都曾发生过。

    令人遗憾的是，这批香港最早的居民及其后裔在香港地区生活了一千数百年之后，由于：1.据地质地理学家研究，香港地区附近海面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000年曾间歇升高，一部分居民不得不迁往其他地方a；2.氏族仇杀和猎首食人习俗的存在，使人口逐渐减少；3.采集和狩猎经济造成食物单一。鱼贝类食物多，植物性食物少，加速疾病的蔓延。这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终于使这批先民在香港地区永远地消失了，考古发掘再也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由于当时人类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的抵御能力十分低下，出现这种情况有时是难以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批先民虽然消失了，但他们的足迹已经深深地印在香港地区的土地上。他们生产的石器和陶器通过考古发掘已经彰显于世，证明从约六千年前开始，中华民族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作息。

    第二节香港古越族居民及其社会经济状况

    大约公元前1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殷商之际，从今天广东省的五岭南北迁来了一批古越族人，在香港许多海湾沙堤和台地上建立起氏族聚落，成为古代香港的第二批居民。其子孙世代不绝，又成为此后香港土著居民的始祖。据史书记载，古越族又称百越族。"百者，言其多也"，是形容百越族的部族很多，曾见于典籍的就有句吴、于越、东越、闽越、骆越、西瓯等等。他们在历史上分布很广。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为《汉书·地理志》作注时，曾引用另一位学者臣瓒的话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考汉代交趾是武帝所设十三郡之一，辖区包括今广东、广西两省大部和越南北部及中部。会稽也是汉代十三郡之一，辖区包括今江苏省长江以南地区、浙江省大部和福建省全部。自交趾至会稽，中间还包括今江西、湖北、湖南三省的部分地区。可见古越族在汉代的活动区域已经遍及南中国的中东部。汉代与先秦相隔不算太远，先秦的民族分布状况应当与汉代类似。由于古越族多分布在水网膏腴之地，因此其文化和生产技能在当时南方各民族中比较先进。来到香港的古越族，同本章第一节所介绍的香港最早的居民相比，进化程度明显提高，发展速度大大加快。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下诏戍边开发岭南时为止，在大约一千三百年的时间里，他们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是：

第一部分 第7节：第一章　原始社会时期的香港经济(3)

    一、活动范围扩大，由氏族结合为部落

    香港古越族的遗址很多，几乎较大的海湾附近都有发现。到目前为止，已发掘的遗址有屯门的涌浪上层、大屿山的蟹地湾上层、南丫岛的深湾C层、长洲的鱼湾、赤角的虎地湾和西贡的蚝涌等等，共30多处。从这些遗址来看，香港古越族居民不仅聚居地增多(香港上一批居民已发现的聚居地只有10处)，而且已经从海湾沙堤扩展到附近的台地山岗，后期更有向腹地河流两岸迁移的趋势，这是由单纯的采集经济发展为原始农业经济的一个旁证。刚刚抵港时，他们的聚居地还比较小，以后逐渐扩大。最大的聚居地是屯门的涌浪遗址上层，面积达到一万多平方米，有一个约两千平方米的中心区，铺着厚达两米的灰层，中间埋藏着一排排重重叠叠的残炉灶，数以万计的残炉箅和陶器碎片，数百件石制工具和饰物，以及纺轮、骨针等。遗址内已有明显的房屋建筑遗迹出现，这是香港最早的房屋。说明古越族居民已是住则有斗室可蔽风雨，食则有动植物食品可资果腹，并能利用植物纤维织布缝衣，过着家家灯火，户户炊烟，虽然简陋但却衣食无虞的原始渔村生活。

    在涌浪遗址以及东湾、虎地湾遗址附近，都发现了古越族的墓葬群。由于年代久远，墓主的骨架已经腐朽不全，但随葬品大都完好。这些随葬品似乎有一定的制度，多数是一座坟墓内随葬一对小口鼓腹圈足陶罐和一对水晶或石英。有些墓内还随葬石斧、石锛等生产工具。涌浪最大的两座墓内有10件大型石斧、石钺出土。从形状上看，它们显然不是工具，而是武器。其中石斧扁平穿孔；石钺形体巨大，长29.5厘米，宽17.3厘米，厚0.8厘米。所用石料都是墨绿色泥板岩，打磨光滑，制作精细，非常美观。但质地软而薄，不可能真正作为武器使用。经考古学家鉴定为代表墓主身份的仪仗。与同期良渚文化大型墓葬出土的玉钺相似，都是原始社会领袖人物的权力象征。

    以上考古资料证明：后期的古越族聚居地已经相当庞大。其中涌浪遗址可以居住数百人，超过了氏族人数的最大限度。有些墓葬的随葬品厚重华贵，显示着墓主位高权重，也不像仅仅是氏族首领的坟墓。加上已有房屋出现，大屿山的沙螺湾和扒头鼓两处海湾岬角的山顶上还发现了古越族军事哨所遗址。这一切都显示后期的古越族群体比较强大，很可能已由若干个氏族结合为部落，并产生了作为精神领袖和军队领袖的部落酋长。当然，这也预示着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将转化为阶级社会。

    二、生产技艺提高，达到石器时代顶峰，出现青铜时代萌芽

    古越族居民的石器制作技艺，经过长期实践，后期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除传统的石斧、石锛、石凿、石拍等生产工具外，还制造出用作武器的石斧、石钺和用作饰物的石环、石等。他们生产的石器全部经过琢磨，有些更呈现有段有肩的修饰，显示了高超的磨光技艺与装柄技术。上文提到涌浪出土的斧钺，造型非常美观；环则雕琢精巧，可说是他们的代表作。其他遗址也有大小不一的石环、石发现，用料比一般石器考究，多用石英或水晶石制做，成为后来玉器制造业的滥觞。1999年在新界西贡的蚝涌发现了古越族石器加工"工场"遗址，占地达到200平方米，四周遍布着数以百计的石环芯和石片，以及削制工具(蚝锄)和雕刻工具，还有锛、环、等的制成品。这项发现为研究香港古代石器制造技术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除石制工具和饰物外，考古工还发现了一批石刻（岩画）。包括在大屿山的石壁、西洲、蒲台岛、长洲、东龙洲以及港岛的大浪湾、黄竹坑和清水湾等地的石刻。这些石刻的图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几何图案，有圆圈纹、云雷纹等；另一类是动物形象，有鸟、蛇、夔龙、怪兽等。这些图案与我国中原地区青铜时代铜器和陶器上的某些纹饰类似，因此推断为公元前1000至公元前300年的遗迹，是古越族居民的作品。这些石刻大都刻在临海的岩石上，面向海湾，前面有比较平坦宽阔的空地，可能与他们举行的祀神祭祖仪式有关。

第一部分 第8节：第一章　原始社会时期的香港经济(4)

    古越族居民不仅制造石器，还利用动物的骨骼和壳类制造渔具、猎具和武器，已发现的有贝刀、骨矛等。

    香港古越族居民在制陶工艺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居住在今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等省的古越族居民就掌握了制陶技术，并普遍使用一种拍印夔纹的几何图形印纹陶器，称"夔纹陶"。他们拍印的夔纹图案富有变化，有圆头、双头、重钩、钩形直身等等。雕刻精细，造型美观，予人以浮雕感，被考古学家称为"夔纹陶类型文化"。进入香港的古越族居民带来了夔纹陶制作工艺，并将它发展为经过高温火烧制(烧成温度达到1500℃以上)的接近结晶状态的硬陶。这种硬陶器保留着拍印夔纹的传统，又创造出"双F"夔纹(夔龙纹)这样一种特有的纹饰，成为香港地区独具特色的工艺品。

    临近秦统一中国之前，香港古越族居民还制造出涂有青釉的硬陶器和原始瓷器。

    青铜器的发现是香港田野考古的又一个重要收获。在大湾上层、深湾C层、沙螺湾上层、蟹地湾上层、南丫岛北段、铜鼓洲、牛牯湾、牛坎沙、茅达湾、虎地湾、大浪湾、万角咀、扫管笏等许多出土夔纹陶的先民遗址，都出土了一些青铜兵器(刀、斧、戈、匕首、箭镞)和青铜工具(空銎斧、削刀、鱼钩等)。而且，在赤角的过路湾、大屿山的东湾和沙螺湾、南丫岛的大湾和沙埔村还出土了制造铜器所用的石范和一只熔铜坩锅，证明一部分青铜器是在香港制造。已发现的青铜器，带有五岭南北青铜文化的某些特点，如篾刀、弧形刃等。尽管学者们对香港地区青铜器产生的确切年代还有分歧，但香港古越族居民在先秦时代已经开始使用青铜器是没有疑问的。具体来说：从公元前391年楚将吴起南平百越迫使岭北越人南迁时起，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止，是香港地区石器时代行将结束和青铜时代已经萌芽的时期。

    三、由采集和狩猎经济发展为原始农业和近海渔业经济

    五岭南北是华南原始农业产生较早的地区之一，来自这里的古越族人可能有一定的耕作经验。进入香港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采用刀耕火种的方式种植农作物，逐渐发展起原始农业。但由于不懂得施肥和轮作，在地力减退后便不得不转移到其他地方重新垦殖。这种做法，称为"游耕"。这使一部分居民逐渐由滨海迁往腹地，扩大了古越族的活动范围。在这同时，由于他们对各种植物的性能和用途逐步有所了解，终于摸索出利用野生纤维纺纱织布缝衣的方法，并有可能学会种植纤维作物，更丰富了原始农业的内容。许多古越族遗址均出土了纺轮，涌浪遗址并出土了贝针，这些就是古越族人掌握纺织制衣技能的证据。由采集经济发展为原始农业经济，由只靠采集天然产物到学会用自己的劳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的产量，这是香港古越族居民的一个飞跃。

    香港古越族居民另一个更重要的飞跃，是由狩猎经济(又称渔猎经济)发展为近海渔业经济。古越族是"习于水斗，易于用舟"的民族，大部分居民居住在滨海的沙堤台地。他们由开始时在沙滩上拣拾鱼虾贝类，发展为在内河和海岸垂钓下网，又发展为伐木造船并出海捕捞。在当时尚没有金属工具如锯、刨、钻等的情况下，只能用简陋的石器造船。据区家发先生分析，那时古越族居民的造船方法是：先在木材上打入一排排石斧或石锛，迫使木材裂成大小不一的木板。然后用火烘烤使木板成为向内微弯的梭形。最后在木板边缘刻成凹凸槽并用对接胶粘的办法使船只成形。木板经过烘烤后能耐水浸，有可能再涂上天然涂料如树脂、树胶之类。这样，一艘坚固耐用的船只便造成了`。在屯门的涌浪遗址发现大量因锤打而破损的石器，尤其是用于加工木材的斧、锛、凿为最多，相信是在劈开木材制造木板时损毁的。还发现一种椭园形的灰坑，长约一米，深约半米，遗有大量灰烬，显然是烘烤木板的火坑。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屯门涌浪遗址和大屿山沙螺湾遗址各发现数件规格形状完全相同的大型石锚，每个石锚长23-25厘米，宽20-23厘米，重12.1-12.5公斤，用整块椭园形砾石制成。石锚的中央凿出一圈宽约2厘米的凹糟，显然是用来系绳索的。这些残损石器、灰坑和大型石锚的发现，证明当地居民已经拥有制造和使用船只的能力。而残损石器和大型石锚数量之多，也说明他们拥有较多的船只供水路运输和出海捕捞之用。涌浪和沙螺湾均地处海边，当地居民造船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出海。这种状况发生在距今约3500年之前，它在中国古代造船史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把迄今为止中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与水上航行有关的文物做一次简单的分析：

第一部分 第9节：第一章　原始社会时期的香港经济(5)

    1977年，考古工在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约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所使用的几枝木桨。这些木桨造型匀称,利于划水，被称为"河姆渡船桨"`，是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船桨。这说明当时人们在水上活动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以后又在浙江省杭州市杭州湾地区的钱三漾、水田坂出土了距今约5000年的多枝木桨。但河姆渡、钱三漾和水田坂都没有发现船只或造船设备，因此，考古学家认为当时这些地区的居民使用的水上运输工具可能还是木筏a。与香港涌浪遗址距今约3500年前所制造的木板船相比，时间更早，但更原始。

    2002年11月，考古工在浙江省萧山县跨湖桥遗址出土了一艘船长超过2米的小木船。船身最宽处70厘米，船舱深约15厘米，经鉴定其制造年代距今至少已有7500年，是已出土的中国最早的船只。在此之前，考古工已经在江苏省苏州市良渚遗址出土了距今约5000年前的良渚古船b。但这两艘船都是独木舟，与香港涌浪遗址距今约3500年前所制造的木板船相比，同样是时间更早，但更原始。

    因此我们认为：香港地区涌浪遗址发现的石斧、石锛、石凿和烘烤木板所用的灰坑，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制造木板船的设备；加上在涌浪和沙螺湾遗址发现的大型石锚，标志着当时香港地区的古越族已经由使用木筏或独木舟发展到使用木板船，这在中国古代航运史和渔业史上都应占有重要地位。

    以上三个方面的发展，使香港古越族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子孙世代繁衍，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已经进入原始社会末期，孕育着向更高层次的社会即奴隶制社会过渡的条件，青铜器的出现就是重要条件之一。但是也必须看到：当时包括香港地区在内的广东各地部族战争和氏族仇杀十分频繁，在交战双方都处于低生产力的情况下，不但不能通过战争产生居于领导地位的部落和部落联盟，促进奴隶制政权的产生；反而大量消耗各个部族的人员和物力，长期陷于百越纷争的局面。加上地处边陲，见闻闭塞，史前文化一直没有得到顺畅发展，窒碍着由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的进程。因此，对香港地区原始社会何时结束的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些学者从香港地区出土青铜器的地层结构分析，认定香港古越族居民使用青铜器的时间是从公元前1500年开始，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殷商时代。广东省的考古调查也发现了类似情况。因此，这些学者认为：包括香港在内的广东地区"上至商末西周，下至春秋战国，前后经历七八百年"，属于青铜时代。与此相适应，"大约从春秋中晚期开始直至战国晚期"，即公元前700-公元前221年间，这些地区已经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其时间"要比中原地区迟缓了一千多年"`。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标志着从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伴随着这种转折的是国家、文字、城堡和礼仪性建筑的出现。但从已发现的秦以前粤港地区的先民遗址来看，分布较密但面积较小，没有城堡和礼仪性建筑；也没有类似青铜器铭文或甲骨文这样的早期文字遗存；更没有国家政权组织的痕迹。有些香港考古学者还认为：香港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多出自出土夔纹陶的遗址上层或表土扰乱层，没有地层叠压的证据，不能证明它们出自公元前1500年，更可能是公元前391年楚将吴起南平百越迫使岭北越人南迁广东沿海之后的产物。因此，这些学者认为，目前还不能肯定粤港地区在秦以前已经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直到公元前221年即战国时期的最后一年，粤港地区"还未最后脱离原始社会的范畴"`。

    结语

    感谢曾经或正在参与香港考古研究的中外学者。通过他们的艰辛努力，已经取得了充分的资料，足以证明香港的历史可以远溯至约六千年前。从那时起，香港前后两批先民，已经建立起成员共同劳动、产品共同享有的原始社会。而这个社会的成员，就是来自中原地区的拓殖者及其后裔。香港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生存繁衍的地方，先民的足迹已经深深地印在这片土地上了。

第一部分 第10节：第二章　封建社会时期的香港经济(1)

    但是，同有关原始社会的丰富资料相反，考古工至今没有取得能够证明香港地区存在奴隶社会的足够资料。青铜器的出现和部落的形成，只能说是奴隶制的萌芽。没有文字、没有礼仪性建筑、没有私有制和国家政权的痕迹，就很难说奴隶制已经形成。因此我们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香港不是奴隶社会，而是原始社会。秦统一中国后，香港开始了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的进程。同古今中外都曾有过一些"边陲"地区在"中原"地区的带动下实现社会经济形态的飞跃式转变一样，香港较快实现了这一转变。

    在原始社会时期，香港经济缓慢地但却是坚定地向前发展。香港最早的先民主要从事采集和狩猎经济，而来自五岭南北的古越族先民已经创建了原始农业和出海捕捞型渔业。应当指出：古越族先民能够使用还很简陋的工具(石器)制造出比独木舟容积大、比木筏性能佳的木板船，并且驾驶着这些木板船在近海捕捞，从而在中国古代渔业史、航运史特别是造船史上都写下了重要的一笔。香港地区的涌浪遗址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发现的制造木板船的设备所属年代最早的地方。

    香港自古是移民社会。香港的文明和进步，是六千多年来移民拓殖者艰辛劳作共同建立起来的。只有和睦相处，才能携手并进。但上述两批先民，却留下了一些战争、氏族仇杀甚至猎首食人的遗迹，这是香港史前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处于野蛮时代的原始人"相攻击固其常"`。这是我们不可苛求于古人，但却应昭戒于今世的。

    第一节香港封建社会的产生和发展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一方面巩固了中原地区的封建制度，另一方面也加速了边远地区由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化。尽管香港地区在秦以前属于原始社会还是奴隶社会仍然存在争论，但多数学者均认为：入秦以后的香港，较快进入了封建社会。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历代封建皇朝不断加强对香港的管治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下诏戍边开发岭南，"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诸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a。当时秦始皇派往岭南的军队由尉屠睢率领，在取得今广东、广西、福建诸地后，设置了桂林、象、南海等三个郡，其中的南海郡管辖番禺、四会、中宿、龙川、博罗和揭阳等六县，香港地区属于番禺县。这是香港地区纳入统一的中国版图的开始，是它接受中国中央政权管治的开端。公元1955年在香港地区的九龙深水李郑屋发现了一座东汉时期的古墓，命名为"李郑屋汉墓"，墓砖上刻有"番禺大治历"、"大吉番禺"等字样，说明这里是番禺县的辖地。这是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香港行政区划归属的最早和最直接的文字证明。从秦始皇设置岭南三郡时起，到1841年英国侵占港岛之前为止，历时二千零五十四年，香港地区始终是在中国历代封建皇朝的有效管治之下。中间虽曾发生秦龙川县令赵佗在秦亡后(约在公元前205年)占据岭南三郡建立"南越国"的事件，但这只是地方叛乱和封建割据的性质，并不意味着包括香港地区在内的"南越国"所占疆土脱离了中国。汉武帝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派扶波将军路博德率军南征。次年攻克了赵氏家族占据的全部疆土，"南越国"遂告灭亡，这段"插曲"也就结束了。当然，随着不同朝代行政区划的改变，香港地区的隶属关系也曾有过一些变化，其具体沿革见表2-1。

    据史籍记载，宋以后的历代封建皇朝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均在边疆地区县以下加设一级基层行政机构。宋代县以下的这一级基层行政机构称为"司"，香港地区当时属于东莞县的官富司管辖，衙署在官富场(今九龙城附近)。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侵，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攻占了当时的宋朝都城临安，宋宰相陈宜中和大臣陆秀夫等立皇子赵(音夏，xiā)为帝，史称宋端宗。在元军的追击下，赵和母杨太后，弟赵(音丙，binɡ)等于1277年2月来到今香港地区的大屿山，同年4月到达九龙的官富场，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建立了行宫，由文天祥等在广东抵御追击的元军。1278年4月赵病逝，葬于今深圳的赤湾。赵继位后，在陆秀夫等的保护下于同年6月到达新会县的崖山。1279年2月，元军攻占崖山，陆秀夫背负赵跳海殉难，宋朝遂亡。为了纪念赵、赵兄弟，香港建立了宋王台公园，并留下了不少当时的古迹和传说。这是香港地区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页——曾作为宋代最后两位帝王的驻跸地而载入史册。

第一部分 第11节：第二章　封建社会时期的香港经济(2)

    元、明、清三代，在边疆地区县以下设置的基层行政机构称为"巡检司"，负责官员称为"巡检"。元初在香港地区设屯门巡检司，衙署在屯门寨(今新界的屯门)。后来又增设官富巡检司，衙署在官富场。明代和清代早、中期只设官富巡检司，衙署原在官富场，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迁到深圳赤尾村。嘉庆年间编纂的《新安县志》列出了官富巡检司管辖的村庄名称，其中绝大部分在今港岛、九龙、新界和离岛，只有极小部分在今深圳境内，说明当时官富巡检司的管辖范围同现在的香港地区基本相同。1841年英国占领港岛，逼近九龙。清政府遂于1843年将官富巡检司改为九龙巡检司，巡检驻地由赤尾村迁回官富场，并且修建了著名的九龙寨城。寨城在当时是相当坚固的军事城堡，方圆180丈，配有32门火炮的炮位，以及军装局、火药局和兵房等。九龙巡检偕同大鹏营一员副将驻在九龙寨城内，其管辖范围大体相当于现在的九龙和新界。

    除文职官员外，由于香港地区扼守海疆，形势险要，历代皇朝不断充实这里的军事力量。唐代设屯门镇长年驻军保护来往船舶。宋代在大奚山(今大屿山)驻摧锋军。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在东莞县设南海卫，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在南海卫统辖下设东莞守御千户所和大鹏守御千户所，指挥当地的水、陆军兵。清嘉庆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在广东增设水师六寨，其中的南头寨设在今深圳市南头镇，由一名参将(一度改为级别更高的总兵)指挥。香港地区就在这"一卫两所一寨"的防御范围内。清宣宗(道光)即位后，英、法、美、葡等西方列强相继在南中国扩充实力，觊觎中华疆土，沿海防务更加重要。在广东提督的统率下，香港地区的防务由设在今深圳市的大鹏营负责。在屯门、九龙、港岛、大屿山和赤柱等地设立了许多汛站、墩台、炮台等，由相应职级的官佐率兵驻守。这些军事机构同文职机构一起，成为封建皇朝在本区的统治基础。

    二、移民拓殖促进香港开发

    香港自古就是移民拓殖者乐于到来的地方。而香港的开发与兴旺，也正是数千年来移民拓殖者辛勤劳作和建设的结果。如果说原始社会时期的先民还是自发地迁入香港，那么秦汉两代大批中土人士来到香港，则是自发迁入与政府的移民政策相结合。秦始皇下诏戍边开发岭南和汉武帝钦定实行盐铁专卖，都派遣了许多官吏和军人来到岭南。陆续到达的，还有为数更多的一般民众和徙谪民。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使包括香港在内的岭南地区的生产力得到较快提高，并为创建绚丽多姿热情奔放的岭南文化奠定了基础。他们和原在香港的古越族人和睦共处并相互通婚，又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三国、晋和南北朝时期，北方战火连绵，许多中原人士为躲避战乱或战败逃亡来到香港。在大屿山的白芒遗址和南丫岛的榕树湾遗址分别发现了两座古墓，从墓形和随葬的石珠、银戒指、五铢压胜钱和陶器等来看，都与中原地区南北朝时期的丧葬习俗完全一致，这是南北朝中土人士曾经迁入香港的物证。另据文字记载，东晋末年孙恩、卢循领导的浙东起义军曾转战长江下游和福建、广东等地，并一度攻占广州城。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卢循率军与晋将刘裕作战，失败后余部多退至今香港地区的大屿山一带。唐代刘恂《岭表录异》写道："卢亭者，卢循前据广州既败，余党奔入海岛野居，惟食蚝蛎，叠壳为墙壁。"这里没有明确指出避难海岛的名称。清代邓淳《岭南丛述》有一则关于大奚山的卢亭的记载，他写道："大奚山三十六屿，在莞邑海中，水边岩穴，多居蛮。??或识之曰：此卢亭也。""大奚山"就是现在的大屿山，"莞邑"则指东莞县(大屿山曾属东莞县管辖)。刘恂和邓淳的这两则文字的大意是：卢循余部来到大屿山之后，生活很艰苦，"惟食蚝蛎"。并说据传闻他们的子孙就是大屿山的家人。因此人们称大屿山的家人为"卢亭"（"亭"字在古汉语中有育、养之意）。刘恂的著作是有关迁入香港地区的中原人士具体来源的最早的文字记述。

第一部分 第12节：第二章　封建社会时期的香港经济(3)

    隋唐以后，香港保持并发展了作为水路交通枢纽的地位，农业、渔业、航运业、制盐、采珠和商业都很兴旺，吸引了不少中土的盐工和商人来港。到了宋元两朝，北方少数民族长期南侵，兵祸连绵，民众灾难深重。而包括香港在内的岭南却安定得多。这使人口南移的规模更加扩大。现在香港的围头人、客家人中有不少是宋元两朝从江西、福建迁来。著名的"新界五大族"即锦田邓族、粉岭彭族、河上乡侯族、上水廖族、新田文族以及其他许多大族的族谱对此都有明确记载。明朝来到香港的移民仍然不少，现在新界一部分大族如温族、朱族、袁族、黎族和徐族等，都是明代迁入的。

    但是，从汉初到明末在中原地区无数次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度过了和平生活的香港人，在清初却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清政府为了遏制台湾郑成功的反清势力，采纳了明降将施琅等的建议，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下诏在东南五省(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地区距海岸30-50华里划一界限，强令界外居民迁到界内，违者处死。并将沿海船只房屋尽行烧毁，不准片帆出海。这就是被香港居民世代深恶痛绝的"迁海"政策。今香港地区东起沙头角西到新田的界线以南共24个乡的居民，都在迫迁的范围之内。使美丽富饶的香港很快变得田园荒芜，舟楫绝航，香树被烧毁，盐场被废弃，经济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也使数以万计的香港居民饱尝颠沛流离之苦。七年之后，广东巡抚王来任在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病殁，遗书力陈"迁海"之害。经清廷派钦差会同两广总督周有德共同实地勘察，于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下诏"展界"，准许一部分原居民迁回。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4年)郑成功之孙郑克降清，清廷才下诏"复界"，准许全部原居民迁回，这场历时二十三年的"迁海"才告结束。

    经历了这次"迁海"，香港居民的构成又有了一些变化。"复界"之初，由于有些原居民已经在外地定居，无意迁回；有些原居民病重或死亡，无法迁回；加上耕地荒芜太久，房屋多已倒塌，不少海盗利用"迁海"之机来到香港，造成治安非常混乱，所以原居民迁回者不多。以后清廷采取了一些奖励原居民和其他地区的居民来香港垦殖的政策。并且设置军田，由军队屯垦，再将军田低价出售。同时对海盗进行剿灭或招降。这样，香港地区的人口才陆续增长。除原居民外，又迁来了一些珠江、东江、北江、韩江流域以及福建、江西两省的客家人，构成了香港居民的四个基本方言群，直到英国占领港岛之前并无改变。这四个方言群的居民，虽然语音、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不尽相同，但都能和谐共处。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除制盐、采珠、制香等行业已经无法恢复外，农业、渔业和航运业都较快恢复到"迁海"前的水平。

    三、建立封建制度，传播封建文化

    封建皇朝各级行政机构的建立和大批中土人士来到香港，使香港的封建制度逐步建立起来。对于香港早期的封建制度，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比较系统的资料，因此只能对宋朝以来香港的封建制度做一些考察。宋元两代，许多中土人士为逃避战乱或异族统治而来到香港(主要是今新界地区)。以后子孙繁衍，逐渐形成一些宗族。其中有谱牒可考的共四十多个。除上节提到过的邓、彭、侯、廖、文等"新界五大族"以及温族、朱族、袁族、黎族、徐族之外，还有屯门陶族、西贡林族、九龙东头村吴族等等。一些大的宗族人口多，拥有的土地也多，往往掌握着本乡的经济命脉。而且代代出名贤，在当地具有很大影响力。这就形成了香港封建制度的主要内容，即：

    以土地私有制和土地租佃制为基础，以宗族为单位；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确立田主士绅的权威；各乡事务由士绅(耆老、族长、保甲长等)处理。

    香港封建时代的士绅中，享誉最隆的是新界锦田的邓符协。邓符协的曾祖父邓汉黻，江西吉水县人，北宋时任承务郎，曾宦游广东，对这里的山川风土人情十分欣赏，遂于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举家迁居宝安县的岑田(今新界锦田)。邓符协在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中进士，授广东阳春县令。他在任满后辞官回到岑田，在这里置田园，修庐墓，从事农业开发。以他的知识、声名和财富，很快就成为当地士绅之首。邓氏子孙众多，是新界首屈一指的望族。据史料记载：邓符协的曾孙邓自明(一说是玄孙邓惟汲)曾"尚高宗公主"，也就是做了宋高宗的女婿`。明神宗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邓符协的后裔邓元勋也曾"拥良田万亩，富甲一方"。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宝安县大旱，知县邱体乾下乡筹赈，各处捐助的粮食，少者二数石，多者也不过二三十石。邓元勋却捐助二千石，因而备受褒奖。邱体乾见岑田一带土地膏腴，虽受灾仍"田畴如锦"，决定改名为锦田`。新田文族的先人文天瑞，是宋末名臣文天祥的堂弟。文天祥就义后，文天瑞南逃到深圳。他的后裔文孟常又迁居到今香港地区新界的新田，成为新界文族的开基祖。a河上乡侯族的先人侯五郎，也是宋朝进士。他在北宋末年迁入今新界的上水，后裔侯仲猷又迁到河上乡b。由于这些宗族中的耆老士绅拥有较高的声望和财力，又有同宗关系作为纽带，因此由他们主持村乡事务已成为香港地区封建时代的通例，历代皇朝的郡县官员均给予承认和支持。港岛的柴湾罗屋村村民藏有清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的田土买卖契约，上面清楚写明"缉盗安民，??十家之内，互相稽查"等字样。罗屋村的罗子行还曾被委任为甲长，可见清代曾在香港地区实行保甲制，委任耆老士绅或者由他们推荐的人士为保甲长，从而把耆老士绅处理乡务更加合法化了。

第一部分 第13节：第二章　封建社会时期的香港经济(4)

    香港地区封建文化的传播，首先应归功于兴办教育。在现有的文字记载中，香港最早建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教育机构，是宋代邓符协在今新界锦田桂角山下创办的力瀛书院，它的建成年代比广东省内建成最早的禺山书院、番山书院还要早一百多年。明代除力瀛书院等一批教育机构仍继续开办外，许多大的宗族在宗祠内设立学馆，以教育族中子弟。到了清代，比较著名的教育机构有锦田的周王二公书院(建于17世纪)、元朗屏山的观廷书室(建于18世纪)等。据近人统计，清朝香港先后开办的书院、书室等各类学校达到449处之多。明清两代，香港考取功名的人士络绎不绝。仅在清初顺治元年（公元1643年）到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香港地区考获科甲的1人，中乡试的11人，中恩贡义贡的13人，合计达到25人。

    封建文化的传播，宗族和宗教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明清两代，香港地区修建了为数相当可观的祠堂、庙宇和其他礼仪性公众性建筑。特别是明代，先后建成了锦田邓氏吉庆永隆围、新田文氏太祖祠、屯门青山青云宫(即现在的青山禅院)、佛堂门天后古庙、元朗厦村灵渡寺和锦田观音山凌云寺等一批规模较大、造型优美的建筑物。加上其他祠堂、庙宇、书院、学馆等等，标志着香港进入了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

    第二节封建时代香港的支柱性产业

    经济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香港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是秦汉两代对包括香港在内的岭南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确立和巩固封建制度的政策措施的结果。但香港的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本地经济的发展仍然是最根本的原因。由于地处边陲，开发较晚，封建时代的香港经济尚属于乡村经济的范畴。但由于海岸线长，港口优良，拥有屯门、九龙这样的水路交通枢纽，因此香港地区的航运业和商业很发达。有些集镇如九龙城、屯门镇以及大埔新墟等，人烟稠密，店铺众多，颇有小城市的风范。

    封建时代香港先后出现的生产性行业很多，最主要的是农业、渔业、航运、制盐、采珠和制香。其他还有烧灰(石灰和水生动植物的壳灰)、打石、制作陶器和瓷器等等。前六种行业的从业人数多、产值高，其产品属于生活必需品或者大批外运的产品，都曾是整体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明代香港封建经济处于比较畅旺的时期，六种支柱性产业都得到一定的发展。清初的"迁海"政策使香港的农业、渔业、航运业经历了停顿、复苏到重新发展的艰难历程，而制盐、采珠、制香从此就一蹶不振了。特别是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的制盐业在香港地区从此消失，这是当政者为了政治原因而不惜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遭受严重损失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现在我们把香港封建社会六种支柱性产业的历史做一次简要的回顾：

    一、农业

    农业是香港地区最古老的产业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有原始农业出现。但由于气候炎热，野生动植物食品来源丰富；而植被茂密，开垦荒地又相当困难，所以农业发展比较缓慢。直到入秦以后，大批中土人士来到香港，带来了当时比较先进的耕作技术和农具，香港农户才脱离了刀耕、火种、游耕这样极其粗放的耕作制度。宋元两代，许多来自中原的家族在新界开基立业，垦荒种植，香港农业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到了明清两代，新界的可耕地已经被开垦完，一些大族开始向港岛、大屿山等岛屿发展。1841年英军入侵港岛前，岛上已开垦的耕地几乎全部属于新安县大族所有。例如锦田邓族拥有黄泥涌、香港仔和薄扶林的土地，上水廖族拥有扫杆埔的一部分土地，南头黄族拥有赤柱、深水湾、浅水湾一带的若干土地。1938年法国画家波塞尔(AugusteBorget)到达港岛，曾经绘制港岛农村的图画多幅，其中有一幅描绘的是凌空架设的输水管道，说明当时港岛的农田灌溉工程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平。但总的看来，香港的可耕地仍嫌不足。沿海居民以从事渔业、航运、制盐、烧灰、采珠等为主，农业只能在坡地和谷地发展。新界是主要农业区，九龙半岛和港岛、离岛的农田相对较少。农户所种作物，历来以稻谷、番薯为主，并有蔬菜和时果，山麓则主要种植茶树。杯渡山的蒙山茶、凤凰山的凤凰茶、担竿山的担竿茶和竹仔林的清明茶，在岭南颇有名气，典籍中也有记载。由于耕地偏少，封建时代香港的农产品以农户自身消费和在附近地区销售为主，除名茶外，其他农产品很少远销。

第一部分 第14节：第二章　封建社会时期的香港经济(5)

    二、航运业和渔业

    航运业和渔业也是香港最古老的两个行业，并且是不断发展历久不衰的两个重要产业部门。新石器时代晚期古越族造船出海，在中国航运、造船史上都写下了较早的一笔。到了汉代，据现任香港考古学会会长区家发研究：广州已成为世界著名的港市，而屯门则是广州的外港，是中外船舶进出广州的中转站或中途站。宋代以后，九龙也成为水路交通枢纽。加上香港及其附近地区又有大规模的官办盐场和许多小盐场，大量食盐需要运出，官吏、盐工、驻军和其他人等的消费品需要运入。这些因素带动了香港的航运业长期兴旺。根据考古资料，在大屿山的妹湾仔遗址出土了大量宋明陶瓷片，既有广东广州窑场的陶瓷器，也有江西景德镇窑和福建德化窑场的产品；竹篙湾遗址也发现了大量陶瓷片，包括明代的景德镇青花瓷片和广东各窑口的陶瓷片，并且出土了一些越南马大班褐釉刻画纹陶罐和马来西亚"葆马来"陶器；粮船湾淡水湖沙咀遗址发现明代沉船，遗物有数十颗波斯琉璃珠和大量马来西亚陶瓷。妹湾仔遗址和竹篙湾遗址在宋、元、明三代已是小型港口，出土的陶瓷片显然是中外商船在此停泊时抛下海中的废物。这两处的海湾面积很小，停泊的船只不多，停泊的时间也不会太久，而竟能堆积如此大量的陶瓷片，那么像屯门这样的大港湾，每年停泊的船舶数量之多不难想像。这些出土遗物为香港地区自古就是重要交通枢纽提供了物证。`

    在封建时代，渔业与航运业是一对孪生姊妹。沿海许多船户人家往往是渔业旺季以捕鱼为主，淡季兼营航运。据史籍记载，明代香港沿海盛产海藻、昆布和鱼介，均可供食用。渔民采捕所得，大都自产自销到广州和其他沿海城镇。当时大屿山北岸的大澳是渔船集中的地方，水产交易兴隆，市场十分畅旺，成为岛上的主要墟市。历史上香港出海船只分为乌艚(船身漆成黑色)和白艚(船身漆成白色)两种。前者专门用于运输，后者捕鱼和运输兼用a，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后期。1841年1月26日英军在港岛登陆时，岛上的赤柱村就是一处小型港口和渔村。据一名曾参与侵占港岛的英国官员约翰逊记述：当时赤柱村内"共有房屋及商铺180间"，"人口约800人"，"约有农田60亩"。"居民多从事农耕、经商和腌晒咸鱼"。"常有350艘大小船艇在此停泊，其中约30艘是赤柱村村民所拥有。船只多用作捕鱼。捕得的鱼类多腌制成咸鱼，贩运到广州或其他附近地方去"。一个约800人的村庄，只有60亩农田，却有30艘船艇，所产咸鱼远销广州等地，显然这是一个渔村的真实写照`。

    提到香港的航运业和渔业，必然涉及沿海居住的以艇为家的家人。他们是包括香港地区在内的广东沿海历代航运业和渔业航运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家古称""，据说最初不都是居住在水上，也有不少陆上居住的人家。秦始皇派尉屠睢进军岭南，与古越族交战，古越族战败后一部分族人逃到沿海，"多入丛薄，与鱼兽相处"，此后专以捕鱼、航运、制盐、烧灰、采珠为业，成为家人。上文提到有些学者认为家是晋代卢循余部的后人，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证据。但卢循余部逃到大屿山以后，一部分人与当地家人通婚是可能的，这可能是相传家为卢部后裔的原因。英占以前，昼家人一直保留着很多古越族的风俗习惯。他们以龙、蛇等为图腾，自称龙种，户称龙户，以艇为家，喜纹身，长年赤足。入水时披发，以象征龙形。昼家在秦汉时不服从朝廷管辖，唐代才开始纳粮，明初被编入户籍，直到清代仍以艇居为主。香港沿海港湾一向民很多，尤其是后海湾、青山湾、大埔湾、西贡沿岸最为集中a。英占后随着城市的发展，大量填海造地，很多民由政府安排迁到陆上，一部分人转而从事其他行业，艇居人数日益减少。古老的渔业、航运业逐渐被新式渔轮和新式船舶所取代，家人也逐渐与其他华人融合了。

第一部分 第15节：第二章　封建社会时期的香港经济(6)

    三、制盐

    食盐是人类每天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人类很早就掌握了盐的来源和制作方法。明代宋应星所撰科技著作《天工开物》曾介绍中国古代的制盐方法说："凡海中自具盐质。海滨地高者名潮墩，下者名草荡，地皆产盐。同一海卤传神，而取法则异：一法：高堰地，潮波不没者，地可种盐，??日中晴霁，灰盐一并扫起淋煎。一法：潮波浅被地，不用灰压，候潮一过，明日天晴，半日晒出盐霜，疾趋扫起煎炼。一法：逼海潮深地，先掘深坑，横架竹木，上铺席苇，又铺沙于苇席之上，候潮灭顶，冲过卤气，由沙渗下坑中，撤去沙苇，以灯烛之，卤气冲灯即灭，取卤水煎炼。"`香港地区海岸线长，潮墩和草荡很多，秦代就开始产盐，汉代成为岭南的重要产盐区，直到清初"迁海"才被迫停产，历时1800多年，制盐始终是香港封建社会的重要产业部门之一。

    香港地区是封建时代的重要产盐区，这可从考古发现大量的与制盐业有关的壳灰窑遗址和其遗物得到证明。这种壳灰窑，是利用蚝壳、珊瑚和其他贝壳为原料烧灰的窑炉。在大屿山、南丫岛、港岛和九龙半岛各大小海湾的沙堤上、台地上或山坡上，都遍布着壳灰窑遗址，其数量多得数不清。有些暴露在地表上，更多的已在后人平整土地时被掩埋。壳灰的用途：除用作建筑材料和农业之外，在香港产盐区，主要是用来涂抹加固竹篾织成的牢盘，使之不漏水，用以盛放卤水。封建时代香港制盐，不外采用上文所引《天工开物》介绍的三种方法。在采取第三种方法时，要将卤水放在竹篾编成的牢盘内，周围用壳灰封严，然后再煎炼成盐。从香港考古发现的难以数计的壳灰窑遗址，就可想见当时因制盐而需用的壳灰数量之大。这是香港地区历史上制盐业兴旺发达的物证。再结合史籍所载，我们可以把香港制盐史重构如下：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下诏戍边开发岭南，大批中原地区的官吏军民来到香港。他们不可能不吃盐，不可能不带来制盐技术并应用于有着丰富产盐资源的香港。这应是香港制盐业的开端。估计这时制盐还是分散和小规模地进行。

    公元前118年，汉武帝鉴于全国各地"富商大贾，冶铸鬻盐，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意思是富商大贾靠炼铁卖盐发了大财，却不管国家财政的困难，也加深了百姓的贫困），于是决定实行盐铁专卖。他在全国各主要产盐区设立了36处盐官，规定各地所产食盐都由国家统一收购、运输和销售。盐官属中央统管，颁银印青绶，位高爵显，仅次于州牧或郡太守，专门管理盐政。番禺盐官和高要盐官是岭南仅有的两处盐官。前者在东，称为"东官"；后者在西，称为"西官"。东官即番禺盐官治所在今深圳市南头镇，紧邻香港地区。当时香港既是盛产食盐之地，又是水路交通枢纽，是食盐运出和与食盐有关的贸易最集中的口岸。1955年在九龙发现的李郑屋汉墓，被许多考古学家推测为东汉番禺盐官或其家属的墓葬。中国人历来重视卜葬之所，盐官决定在此修建坟墓，可见香港地区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更加令人感兴趣的是：1933年英人芬戴礼神父在南丫岛大湾遗址发现了不少青铜兵器如剑、戈、矛、箭镞等，并发现了三枚铁铤铜镞。1992年香港中文大学在大屿山白芒遗址发现了汉代的铁斧、铁锸等铁制生产工具，同时也发现了数枚铁铤铜镞。这两处遗址附近都有许多壳灰窑遗存，说明是大规模的盐场。现在又发现了不少兵器。尤其是铁铤铜镞的发现，在考古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铁铤铜镞在西汉时是优质武器，近年来在边疆地区如新疆以及中国与朝鲜的边境地区多有出土，但在内地则较少发现，可见这种兵器在当时主要是配备给远征军和边防部队的。这些青铜兵器和铁铤铜镞显然不属于在农场中被监督劳动的刑徒和雇工所有，很可能是监督他们进行劳动并负责边防的军队所遗留。结合上文中提到的汉代香港地区已是来往船舶众多、商旅辐凑的口岸。称得起市道繁荣，武备严整，以郡县和盐官为代表的封建统治机构已在有效地履行其职能，封建秩序已经确立。这一切不仅显示了香港地区盐业的兴旺，也标志着本地区由史前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已经完成，香港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

第一部分 第16节：第二章　封建社会时期的香港经济(7)

    三国时期，包括香港在内的岭南地区属东吴孙氏政权管辖。吴末帝孙皓甘露元年(公元265年)设司盐校尉一职，负责盐区的生产管理工作。兼领汉代所置番禺盐官之职，香港地区的盐民和盐业生产归其管辖。到了晋代，司盐校尉改称司盐都尉，这时除大奚山等离岛产盐外，今香港新界西自新田到屯门、东自沙头角到九龙湾沿岸，都是产盐地区。

    宋代香港地区盐业也很兴旺。在九龙城南的土瓜湾到尖沙咀和将军澳一带设立了一个大型官办盐场，因为这里有山名官富山，所以盐场命名为官富场。场置盐官，由州管干练官员充任。清代康熙年间编纂的《新安县志》说："宋时，新安县有东莞、归德、黄田、官富四盐场"。加上广东沿海的其他盐场，产量巨大。《宋史·食货》说："广州东莞、靖康等十三场，岁鬻二万四千余石，以给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安南军。"盐利更为惊人，仍据《宋史·食货》："广州盐仓每年课利三十万贯以上，潮州十万贯以上，惠州五万贯以上，南恩州三万贯以上。"课利收入的四成就足以供给广东各州县的全部开支，其丰厚的程度可以想像。宋宁宗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广东提举盐茶司徐安国派人前往大奚山缉捕私盐贩子，引起岛上大规模的盐民暴动，以高登为首的盐民一度攻到广州城下。大奚山即今之香港大屿山，盐民暴动竟能波及广州城，香港地区盐民人数之多于此可见。

    明代，香港仍以产盐著称。当时新安县境内分设东莞、归德、黄田、官富等四个盐场，各设盐场大使，属广东盐课提举司管辖，所产之盐经梧桐山运往广州。今沙头角长山古寺附近有一小径，可穿越梧桐山直达广东地界，据传这条小径就是盐运古道之一。

    清初实行"迁海"政策。因盐场都在海边，所以全被废弃，从此香港地区就不再有食盐生产了。

    四、采珠

    采蚌剖珠，贩卖珍珠，也是封建时代香港地区的一项重要产业。

    南中国海上，东沙、西沙、南沙等群岛，多为珊瑚礁所组成，其自然条件利于海蚌的繁殖。斗转星移，潮涨潮落，海蚌逐潮北涌，沿海一带遂有海蚌聚集，成为生产珍珠的重要地带。在广东，人们称海蚌为"螺"。香港地区的大埔海和大奚山沿海一带，螺的种类繁多，其中珍珠螺与丫螺的内壁多含珍珠。珠体圆润明亮，可作高级饰物。以之入药，有镇惊安神、明目护肤之功效。其大者是上贡朝廷、馈赠亲友的珍品，价格昂贵；小者则卖与药店，以供医用。

    香港采珠业始自五代的南汉。当时大步(今大埔)到大奚山一带沿海都是重要的采珠场所。大步采珠业名重一时，其附近一带海域被称为"媚珠池"。公元917年。刘`称帝于番禺，国号大越。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南汉先后有四个君主，都嗜爱珍宝，经常派人到湄珠池采珠。特别是公元958年后主刘继位之后，王室穷极奢靡，居室宫殿都饰以玳瑁珍珠。为此他强征能采珠者2000人，编部步队，称"媚川都"，a专门下海采珠。采珠者需腰拴绳索，足系石块，深入海底数十丈，而得珠者甚少。不幸溺水而死或遇鲨鱼而葬身鱼腹者，不可胜数。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宋将潘美克广州，生擒刘，南汉遂亡。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宋廷以采珠害民误国，下诏废媚川都，禁民以采珠为业。其后历宋、元、明三代，时或官采，时或私采，时禁时弛。清康熙初年永禁官采。"迁海""复界"之后，私采者也越来越少，大埔采珠业就日渐式微了。

    五、制香

    生产和运销莞香，曾是香港地区的重要产业，而且香港的地名很可能是由此而得来。

    莞香是土沉香树所产香木的一种。土沉香(AquilariaSinemsis)属瑞香科常绿乔木，原产我国南方。其木材是上好的熏香料，香气浓郁优雅，既可直接熏衣物房舍；又可制造多种香制品，自古即被人们所喜爱。骚人墨客咏叹之词，不可胜数。因为这种树所产香木的气味、用途与原产泰国、印度、越南的沉香(Aquilaria

第一部分 第17节：第二章　封建社会时期的香港经济(8)

    Aqallocha)非常相似，因而被植物学家称为土沉香。土沉香于唐代在广东南路开始种植。宋代海南岛种植最多。明朝定鼎(公元1368年)之后，广东东莞县土沉香种植面积逐渐增加。所产香木称为"莞香"，远销两广、江浙和京师等地，深受皇家贵族、达官贵人和一般民众的喜爱。直到清初，销量有增无减。清代学者屈大均曾追述说："当莞香盛时，岁售逾数万金，??故莞人多以香起家。"`另据记载：苏州府城曾连续几年在中秋佳节一日之内就将库存莞香销售一空，翌年虽增加库存，仍是如此，可见其销路之畅。

    香港地区在明初属于东莞县，是东莞县内种植香树最多的地区之一。王崇熙编纂的《新安县志》说："香树，邑内多植之，东路出于沥源、沙螺湾等处为佳。"沥源即今新界的沙田一带，沙螺湾则在大屿山西部。今日沙田白田村附近尚有名叫香粉寮的地方，就是当年产香之地。与此同时，香港地区更是莞香大量运出的口岸。全县运出的莞香，多数是先从各产地运到香头(今尖沙咀)，再用小船运到香港岛西南部的石排湾，然后换载"大眼鸡"(一种桅木帆船)转运到广州，最后由广州经水旱两路分别运往众多销区。由此可见，莞香盛时不仅增加了香农的收益和政府的税收，而且带动了航运、商贸等行业的发展。

    遗憾的是：清军入关后只过了十八年，顺治皇帝就于公元1661年下诏实行"迁海"政策，使莞香产区的民众被迫内迁，香树凋零殆尽。"复界"之后，香农虽惨淡经营，力图恢复，但雍正年间东莞县县令因奉旨购求异香未能达到目的，竟杖杀里役，使全县民众谈虎色变。种香人家纷纷忍痛砍掉香树四处逃亡，制香业从此更加一蹶不振了。

    莞香生产虽然衰落了，但石排湾的港口因运香而得名为"香港"，其所在村庄得名为"香港仔"，却一直沿用至今。很多人认为香港全岛也是因此而得名。考"香港"一词，最早见诸文字是在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郭所著《粤大记》一书中，正是莞香盛产畅销的年代。在此以前，香港全岛并没有固定的名称。有人称之为"红香炉"，有人称之为"裙带路"，都很不准确。因此，石排湾港口因运香而得名之后，路过这个港口的众多中外人士以"香港"称呼全岛，是完全可能的。这应是有关香港地名之由来的许多说法中可能性较大的一种。

    第三节封建时代香港各类地区的经济

    香港在封建时代长达近两千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很自然地形成了以腹地(新界)为中心，以口岸(屯门、九龙)为交通枢纽，以大小岛屿(港岛、离岛)为前沿这样一种地域格局。上述三类地区在整体经济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

    一、新界

    新界是指香港地区范围内与祖国大陆相连接的大片陆地(为叙述方便，本节将屯门单列于后)。秦始皇下诏戍边开发岭南之前，香港地区只有古越族居民。他们大部分居住在港岛、大屿山、南丫岛、长洲、西洲、蒲台岛等岛屿的海湾沙堤台地上，以及屯门、九龙等地的海边，靠采集、狩猎和捕鱼为生；只有少数人居住在坡地和谷地，从事原始农业。新界中部和北部的大片陆地在当时似乎还是很荒凉的地方，这可从迄今为止古越族先民的遗址都是在沿海地区被发现得到证明，秦兵到来之后，大批中土人士接踵而至，他们绝大多数居住在新界地区，使新界的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较快发展，在整个香港地区中的地位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首先，新界靠近郡县两级政府机构，面对各个口岸和岛屿，便于承上启下，统辖整个香港地区。宋代先在新界设官富盐场，派盐官进驻。接着正式成立了基层行政机构——官富司，委派从九品官员主掌，辖区大体相当于今香港地区。元明清三代，新界都是管辖本区的巡检司衙署所在地，并有相应职级的武将率兵驻守，成为名副其实的香港地区政治军事中心。

    其次，新界依山面海，土质肥沃，交通便利。在移民拓殖者和土著越人的共同努力下，秦汉两代逐步改变了农渔业原有的一些粗放落后的生产方式，并且陆续出现烧灰制盐、远程航运、采珠、制香等许多新的产业部门。宋元两朝各大族相继来新界开基立业，到明代新界的农业已经达到本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在锦田盆地、元朗平原、粉岭上水盆地和林村、城门、大榄涌等主要农业区，都有大片高产稳产的田亩。于是各大族兼向商贸领域发展。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锦田邓族率先在大埔观音河北岸设立大埔墟`。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邓族又将新安县大桥墩墟迁到新界的元朗，设立元朗墟。接着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邓、廖、文、侯、彭五大族联手将新安县天冈墟迁到新界的石湖，设立石湖墟。其他大族控制的墟市还有大步头墟和长洲墟等。到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元朗墟已经有长盛街、利益街、合和街、大吉街等许多条街道。除定期集市外，更有100多家常年开业的店铺，成为深圳墟以南的最大墟市。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文氏宗族在大埔观音河南岸设立了太和市、规模更超过元朗墟。通过这些墟市，吸引了整个香港地区以及一些毗邻地区的民众前来交易购物，既能物畅其流促进生产，又使各大族掌握了物资交流的渠道，巩固了本族的经济地位，扩大了影响。与此同时，一些大族还在部分岛屿开发和购买土地，进行投资。这就是说：清朝中叶以后，整个香港地区的财政税收由设在新界的巡检司管辖，整个香港地区的经济命脉则由居住在新界的大族控制，新界成为名副其实的香港地区经济中心。

第一部分 第18节：第二章　封建社会时期的香港经济(9)

    最后，在官府和各大族的支持下，新界的文风较盛，各种类型的学校特别是规模较大的书院、书馆绝大部分集中在新界，祠堂庙宇等礼仪性宗教性建筑也大部分集中在新界(其情况在本章第一节已经叙述)。新界又成为名副其实的香港地区文化教育中心。

    二、屯门和九龙

    屯门是今香港地区最早出现在典籍中的一处地方。上文曾提到"香港"一词最早见诸文字是在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郭所撰《粤大记》一书中；而"屯门"一词最早载入史册则是在宋嘉五年(公元1060年)欧阳修、宋祁等编就的《新唐书》中。后者比前者早了五百多年。

    屯门也是今香港地区最早经诗人吟咏的一个地方。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唐宋八大家之首"的唐代文学家、哲学家韩愈(公元768-824年)在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来到广东，他在这里写下了《赠别元十八协律》中的第六首。全诗是：

    寄书龙城守，君骥何时秣?

    峡山逢飓风，雷电助撞摔。

    两岸虽云牢，木石互飞发。

    乘潮簸扶胥，近岸指一发。

    屯门虽云高，亦映波涛没。

    余罪不足惜，子生未宜忽。

    胡为不忍别?感谢情至骨。

    诗中提到屯门的两句大意是：屯门虽然地势高峻，仍没有高耸的波涛那样高，所以在狂风巨浪中看不到了。全诗极写南海风波之险，道出了诗人因直言而饱尝流徙之苦的悲愤与不平。

    另一位最早提到屯门的诗人是写了许多千古名句却因两度咏桃花而遭到迁谪的唐代另一位文学家、哲学家刘禹锡(公元772-842年)。他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所写的《踏潮歌》中唱出了激越雄浑的声音：

    屯门积日无回飙，沧波不归成踏潮。

    轰如鞭石屹且摇，亘空欲驾鼋鼍桥。

    (下略)

    诗中也是极言屯门风涛之险。全诗较长，今不具录。

    应当指出的是：韩、刘两诗虽然脍炙人口，但我们并没有韩、刘两位到过屯门的确切证据。其中韩愈虽然到过广东，宋代广州知府蒋之奇所撰《杯渡山记略》和清代王崇熙所修《新安县志》都曾有旧时传说韩愈曾抵屯门游青山的记述。但后来的学者经过考证多认为：韩愈当年被贬守潮州，并没有从广州出海经屯门往潮汕，而是溯东江经龙川下恶水（今韩江）抵粤东。一句话，他是沿内河而不是经海路赴任的，有他沿途所撰诗文为证`。至于刘禹锡，更没有到过屯门的文字根据。但韩、刘两位即使没有到过屯门，并不妨碍他们状写屯门之险，这正说明屯门在唐代已是尽人皆知的南海重镇，也是因附近海面波涛汹涌而著名的一处港湾。

    屯门，也称团门，又称段门，在新界的西南部。它西倚屯门山（又称青山、杯渡山）。北面濒临后海湾，又名深圳湾。南面有青山湾（又名屯门湾），湾的东面是九径山。屯门之所以在古代遐迩闻名，是因为它位居珠江口的东岸，两山夹峙，紧扼江海交通的咽喉，形势十分险要。而后海湾、青山湾都是袋形海湾，湾内水势相对平缓，是天然的深水良港。从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即位)执行扩大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政策以后，广州逐渐成为中国的主要进出口口岸，也是世界著名的海港城市。而屯门则是广州的外港。特别是在唐代以后，中国与东西方各国的交往日益频繁(至今很多国家仍称中国人为"唐人"，称中国人聚居区为"唐人街")，海外使节和商旅的船舶进入珠江口之前，必须在屯门等候传召才能进入广州。他们返航时也往往需要在屯门避风或等候季风扬帆才能离开中国。因之每年在此停泊的外国船舰数量很多。另一方面，广东沿海交通也渐趋活跃，以商业运输为目的的载重千石以上的货船，早已穿梭航行于粤东、粤西海面，而屯门正是它们的中途站或中转站。加上附近地区又有官营大盐场，与盐业有关的贸易、工商各业都需要大量的交通运输去配合。凡此种种，都使这个广州的外港成为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

第一部分 第19节：第二章　封建社会时期的香港经济(10)

    自汉晋以迄隋唐，屯门一直有军队驻守。由于唐代对外贸易发展较快，沿海交通日益活跃，少量的驻军已经赶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因此，唐朝在屯门设镇以保护往来船舰和维持境内治安。屯门镇的驻军统领称为守捉使，辖兵员二千人。除配有陆战军兵外，并配有水师。五代南汉时，在屯门设军寨，驻有重兵守卫，对外国船舶所载货物抽取税金。这应是中国对进口货物征收关税的开始。宋朝在屯门设"巡检司"，并在佛堂门设税关。这些史实说明：香港地区在古代不仅是盐业生产基地，在其范围内的屯门更是中国南大门广州的外港。它既是水路交通枢纽，也是华南边防要塞，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定位置。

    清代中叶以后，国势日衰，外国船舰越来越骄横。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商船不按照清政府的命令停泊在屯门等候传召，而是自行选择港岛、大屿山和南丫岛一带的港湾作为停泊和补充淡水给养的地方。1820年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确定以港岛北部今维多利亚港(当时英国人称之为HongKongHarbour,即香港港)作为该公司船舶在珠江口外抛锚的处所`。1830年以后，港岛更成为英商鸦片走私船和鸦片趸船的大本营a。它们经常擅自闯入珠江口，使屯门作为广州外港的作用大大削弱。1842年8月29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承认广州为开放通商口岸，允许外国船舶自由进出，屯门作为广州外港的地位遂逐渐消失了。

    九龙成为水路交通枢纽比屯门晚，但到宋代也已成为航船大量进出的港口。据九龙蒲岗村《林氏族谱》记载，宋朝福建莆田县居民林长胜举家迁往今香港九龙黄大仙附近的彭蒲围(今大村)以后，世代靠行船运输为生，往来于闽、浙、粤等地。一次，林长胜的两个孙子林松坚、林柏坚驾船出海遭遇台风，航船严重损毁，情况十分危急。他们紧抱船上祀祭的林氏大姑（即中国东南沿海民众奉祀的天后）神主，力挽船篷，终于浮到东龙岛(南佛堂)岸边，两人安全脱险。他们为答谢天后护佑，便在南佛堂修建了一座天后庙。林松坚的儿子林道义后来又在北佛堂修建了一座天后庙。这则记述虽然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也生动地反映出当时九龙已成为航船集中的港湾和水路交通的枢纽。

    清代香港地区"复界"之后，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经济作业如采珠、制盐、制香等都因停顿过久而无法恢复，渔、农业成为九龙等沿海一带的主要作业。从18世纪末开始，西方商船越来越频繁地来到中国，不少商船选择九龙等香港海域的渔村港口，作为停泊和补充食水及给养的地方。加上派驻的清军官兵一直有增无减，这些因素促使今九龙城附近逐渐成为当地军民驻扎、居住和购物的地方，也是往来船舶的补给站。因此人口增加，经济也繁荣起来。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刻成的九龙侯王庙石刻《重修侯王古庙碑记》中，列有修缮费用捐赠者的名字，其中至少有一百间是位于九龙的店铺名称，说明当时九龙的商业已经比较兴旺。到了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官富巡检司改为九龙巡检司，并将巡检驻地由赤尾村迁回官富场（今九龙城）。这样，九龙更成为除港岛（已被英国占领）之外的整个香港地区的行政中心。在兴建九龙寨城之前，道光皇帝曾下旨令两广总督委派专员实地勘查。勘查委员于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写就的奏折中，就写有"在九龙白鹤山五里以内沿海一带，店铺民房数百余户"`，证实当时九龙已是一个人口比较集中的市镇。

    三、港岛和离岛

    封建时代香港地区各个岛屿的经济状况，史料比较缺乏。根据现有文献和田野考古调查资料，可知在秦统一中国之后，各岛居民仍以越民和瑶民为主，但不断有零星汉族人士迁入或打工、做小生意等。晋末卢循余部来到大屿山，是次数不多的成批的汉族移民。从秦汉到清初，渔业、烧灰、制盐始终是各岛居民的主要经济作业。大屿山、南丫岛和港岛都发现大量壳灰窑遗址，可见制盐需用的壳灰数量之大，从而反映出这些海岛历史上盐业的兴旺。明清两代，新界大族在港岛、大屿山、南丫岛等较大岛屿投资开发，成为各岛的最大田主，并且开办了一些伐木场、打石场和其他手工作坊。清初"迁海"、"复界"以后，制盐业一蹶不振，各岛改为以渔业、耕种和打石为主。从18世纪末叶开始，外国船舶越来越频繁地进入港岛、大屿山、南丫岛一带海域，使这一区域的不少渔港变为不仅是当地居民聚居购物的地方，更是往来船舶和渔民补充淡水、食物和其他用品的处所。加上在这些岛屿驻防的清军越来越多，也给岛民带来新的商机。因此，岛上人口不断增加，经济也繁荣起来。最明显的例子是港岛的赤柱村、香港仔，大屿山的大澳村，以及位于港岛和大屿山之间的长洲岛。在封建时代，人们有了钱会首先修建庙宇。在18世纪末叶到19世纪中叶的这段时间内，面积只有2.4平方公里的长洲岛，就至少新建了一间北帝庙、一间洪圣庙和两间天后宫，可见岛民的收入是增加了。至于港岛，在1841年1月26日被英军占领之前，岛上居民已有约五千人，大体可分三大类：即渔民、农民和打石工人。其中渔民在全部人口中占多数，他们捕获的水产品，绝大部分贩运到广州、新界或其他地方；打石工人采凿的花岗石也几乎全部运出；而农民由于不占有土地(已开垦的耕地多属于新界及新安县大族所有)，只能充当佃户，必须按时交租。因此，"香港岛可以说是新安县的'边陲之地'"`。类似情况，在封建时代香港地区的所有岛屿中都是存在的。

第一部分 第20节：第二章　封建社会时期的香港经济(11)

    结语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下诏戍边开发岭南，是香港地区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转折点。到公元前118年汉武帝钦定实行盐铁专卖时，我们有理由认为香港的封建社会已经形成。此后在长达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香港以今新界为中心，以屯门、九龙为交通枢纽、以港岛和离岛为前沿，逐步建立起一个农、渔、航、盐、珠、香为主导的滨海乡村型经济体系。

    在刚刚由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候，香港的经济与文化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但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香港同中原地区的滨海乡村型经济相比，并不逊色。

    香港之所以在进入封建社会后较长时间内保持着经济相对快速增长的势头，是由于：第一，原有基数很低；第二，远离中原战火连绵的地方；第三，络绎不绝的来自中原的移民，不断带来新的科学技术和文化。

    但是，从汉初到明末在中原地区无数次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度过了和平生活的香港，在清初的"迁海"中却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这是当政者为了政治原因不惜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受到毁灭性打击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封建时代的香港，迎来了无数批次的移民。尽管姓氏、乡域、方言、宗教甚至民族互有不同，风俗习惯各异，但基本上都能和睦相处，守望相助。中国内地在封建时代和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存在着的宗族械斗和因争水、争地而发生的大规模械斗，在香港地区极少发生。这种优良传统是十分可贵的，也是香港在封建时代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19世纪是英国资本主义的极盛期，也是它强占别国领土作为殖民地的高峰期。1840年，英国占有的殖民地已经达到一百三十多万平方英里。1860年增加到二百五十多万平方英里，1899年又增加到九百三十多万平方英里，相当于本土面积的61倍；殖民地人口三亿零九百多万人，相当于本土人口的7.5倍。正是在这种疯狂对外扩张的背景下，英国陆续占领了港岛、九龙和新界（包括离岛），使香港由封建社会变为资本主义社会。

    英国对香港的统治，同对其他殖民地一样，是宗主国统治阶层对殖民地土著居民的统治`。在1841年派兵占领港岛和1842年强迫清政府"割让"港岛之后，1843年4月，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签署了《香港宪章》和《皇室训令》，宣布"设置我们的香港岛及其属土为一殖民地"a。"香港殖民地"由英国政府殖民地部（后改由外交及联邦事务部）管辖，通过英国派驻香港的英籍总督进行统治。总督作为"英皇的代表"，拥有广泛的权力，"本殖民地所有文武官员及平民都应顺从、协助和支持总督"b。显然，"一切权利属于英国"和英籍总督集权制的殖民体系，是以英国从香港取得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为目的，这种殖民体系和殖民目的是不会改变的。但在英国占领香港的一百五十多年中，客观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迫使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手法和具体政策不得不因应形势而有所改变。这样，我们可以把英占期间的香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英占初期（1841-1860），英国宣布香港为自由港，但对占总人口95%以上的华人采取民族压迫和种族隔离政策。这一时期英商以经营黑色贸易（人们对鸦片和苦力贸易的鄙称）为主，可称为黑色贸易港的时期。

    第二个阶段是英占中期（1861-1941），采取对上层华人笼络怀柔但对贫苦华人继续歧视压迫的政策，经济上继续实行自由经济政策，贸易发展较快，金融、航运、房地产和制造业也有了初步的发展，使香港从19世纪末叶起成为亚洲重要的转口港之一，可称为形成和巩固转口港地位的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英占后期（1945.9-1997.6.），英国在西方列强的世界殖民体系趋于瓦解的情况下力图保持对香港的殖民统治，不得不加强法治，取消种族隔离，对企业由自由放任到采取积极不干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使香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成为国际贸易、金融、航运和资讯中心，成为亚洲重要的国际都会和旅游点。可称为形成和巩固亚洲重要国际都会地位的时期。

    我们将对上述三个阶段分别加以评述。

第一部分 第21节：第三章　英占初期的香港经济(1)

    第一节英占初期的政治、经济决策

    一、政治决策

    1841年1月26日英国占领港岛后，随即于2月1日在岛上张贴由义律（CharlesElliot）和伯麦（B.Bremer）联署的布告，全文如下`：

    大英国驻华全权钦使兼商务总监查尔士·义律

    驻远东舰队支队司令伯麦

    为出示晓谕事

    照得本钦使大臣奉命为大英国善定事宜,经与大清国钦差大臣爵阁部堂琦成立协议，将香港全岛地方让与英国统治，业有文据在案。凡尔香港居民，归顺英国为女皇之赤子，自应恭顺守法，勉为良民。而尔等居民亦得以英女皇名义享受英国官员之保护，一切礼教、仪式、风俗、习惯及私有合法财产权益，概准仍旧自由享用。官厅执政治民，概依中国法律、风俗、习惯办理。但废除各种拷刑。并准各乡耆老秉承英国官吏意旨管辖居民，仍候国主裁夺。凡尔居民，苟有受英人或其他外国人所凌虐及不法待遇者，得赴就近官署秘密禀告，定即查办，代尔伸雪。凡属华商与中国船舶来港贸易，一律特许免纳任何费用赋税。嗣后如有关尔等华人各事宜，将随时晓示恪遵。各乡耆老应切实负责约束乡民，服从官宪命令，切切毋违。

    1841年2月1日

    2月2日，义律又向中外人士和传媒发表英文公告，译文如下`：

    英国皇家海军舰长、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女皇陛下在华利益全权代表查尔士·义律先生公告：

    香港岛已割让予英国皇室。

    上述海岛之政府职权，现时由英国驻华商务监督行使。

    按照中国之法律和习惯统治香港岛原居民和此间所有中国人，废除严刑拷打。

    香港英国籍罪犯及非港岛原居民和非中国人罪犯，将按现时在中国施行之《刑事暨海军法》审判。

    香港政府之必要法例、规条，现时由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发布。

    香港岛所有英籍人和外国人均受英国法律保护。

    1841年2月2日

    这两个文告，被后世称为《义律布告》和《义律公告》，简称"义律两告"。它们反映了英国统治香港之初的政治、经济政策，其中的大部分政策被英治早期历届港英总督接受和继承下来。1843年6月26日，第一任港督甸乍(HenryPottinger)宣誓就职，随即成立香港立法局，开始按照英国的法律体系和政策意图制订香港法律。到1860年年底为止，港英政府的文告及法律中所反映的英治初期的主要政治决策是：

    第一，建立殖民统治机构，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义律两告"开宗明义就宣布港岛已由英国统治，也就是间接宣告了清朝对港岛统治的终结。在开始，港岛的政府职权"现时由英国驻华商务监督行使"。甸乍就任第一任港督后，立即成立了"香港政府"，行使对全岛居民的管辖权。由于这个政府完全受英国政府控制，由英国官员掌权，所以后来一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之为"香港英国政府"，简称"港英政府"或"港英"。英国占领港岛后，虽然清朝与英方就岛上华人的治权问题进行过多轮谈判，在谈判开始时清朝官员也曾表示对岛上华人仍然拥有治权。但当1844年11月发生了港英政府拘留到港岛征税的新安县书吏郑同并向清朝提出措辞强硬的抗议之后，腐败无能的清朝官员立即软了下来，两广总督耆英向英方表示："新安县书吏是擅自闯入香港的"，"香港岛已属英国所有，今后（清朝）任何人都不得再到港岛征收税项"`。值得注意的是：英占后不仅清朝官府不能再到港岛征税，而且新界的田主也不能再到港岛收租了。据新界锦田邓族现存文件记载，在道光二十一至二十三年（公元1841-1843年）间，锦田邓姓田主曾因他们在港岛的佃农没有缴纳租金而向新安县丞告状，县丞也曾为此多次批示，但终因港岛已被英国占领，并将群大路一带之农田改做他用，无法判令邓姓田主继续收租。a1843年，港督甸乍颁布了港岛一切土地属于英国皇室所有的法令。在此以前，港英当局已经开始拍卖港岛北部沿海一部分土地的使用权。这就说明：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主要支柱之一的土地私有和土地租佃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香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土地批租和土地使用权商品化的制度。由封建官僚、田主、自耕农、佃农为主体组成的香港乡村型封建社会也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由港英政府官员、商人、买办、专业人士、职员、工人、小贩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组成的香港城市型资本主义社会。但英占初期华人中富有的商人极少，华人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绝大多数华人都直接间接地受雇于外国商人和港英政府。所以，这时的香港资本主义可说是刚刚从英国移植过来的社会，而不是从原有的封建社会蜕变出来的社会。

第一部分 第22节：第三章　英占初期的香港经济(2)

    第二，民族压迫和种族隔离

    英占初期的香港社会，主要由靠劳力谋生的华人、英籍政府官员和以英商为主的外国商人以及外籍职员等组成。在上述各色人等中，英籍政府官员统治着这片刚刚用武力夺来的土地，有些人还参加过对华战争。他们对香港原来的主权国中国非常忌讳，对华人也很猜疑。英国商人中不少人从事鸦片生意，不少人是占领香港的积极鼓吹者，他们普遍轻视华人。而当时在港九的华人，一部分是原在当地的贫苦居民，一部分是因逃亡、避难或贫困而来港谋生的人们，极少殷商富户。由于鸦片战争之后广东沿海敌视英国的情绪相当强烈，也很少有家道富裕的华人迁到香港来，这就更加深了英人对华人的鄙视。加上治安不靖，海盗猖獗，形成港英政府对华人特别是对草根阶层采取赤裸裸的民族压迫和种族隔离政策，华人不仅没有参政权，不能担任政府的任何负责职务；而且"非经港督许可"不准举行或参加任何公共集会，甚至连"列队行走"和"吹奏乐器"也在禁止之列。所有华人男性，除港英政府公务人员、专业人士、商人、厂主、房东、店员或年收入在500元以上（这在当时是极少数）者外，都必须到政府的华民政务司署登记。若被认为是"良民"，才发给"编票"，准许在香港居住，其余的华人没有居留权。即使是有居留权甚至是有体面的华人，也不准在白种人居住区域内居住或购买房地产，不准与白种人同时进入某些公共场所（如香港大会堂及图书馆和博物馆）。1843年第一任港督甸乍下令强迫居住在港岛中环街市对上山坡的华人把这一区域让给白种人居住。他说：

    把华人迁走，尽量防止他们与英国人混杂在一起，是符合社会利益的。

    1860年英国占领南九龙之后，第五任港督罗便臣(HerculesRobinson)继续坚持种族隔离政策。他说：

    我常常想，怎样才能避免大量华人定居九龙。但华人移居九龙是难免的，最好是他们能聚居一地，使欧美人士不致因与他们杂居而感到不便或遭殃`。

    至于犯有过失或者被港英当局怀疑犯有过失的华人，处境就更加悲惨，港英警察和司法部门经常不经法律程序就拘捕和关押他们，动辄对他们处以罚款、服苦役和鞭笞、刺字等肉刑，使受过刑罚的华人终身留下耻辱的印记和残疾。港英1858年第8号法例公然规定：华人行乞，可处以五大元以内的罚银，或者鞭笞五至三十六大鞭，然后解回原籍或放逐他处。对于这样的"法律"，连港英官员欧德理也提出了异议。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贫穷并不是一种罪行"，仅仅因为贫穷就处以酷刑，不仅是"野蛮的"和"不人道的"，而且也是"毫无道理的"`。

    在这种情况下，英占初期的香港社会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社会：一个是工作和生活在风景优美、空气清新的中区以及山顶西式楼宇和豪华别墅中的西人社会；一个是拥挤在上环、西环以至赤柱、石牌等边缘地区低矮唐楼中的华人社会。民族压迫和种族隔离政策使两个社会的成员不仅互不沟通，而且互相猜忌。西人社会除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的低收入阶层（低级职员、技工、监工、警察等）以外，其余都是权高势显的政府官员、富有的商人和庞大的中间（白领）阶层。他们多以统治者自居，把华人看做劣等民族，看做雇佣和使役的对象。华人社会除占总人数十分之一左右的上层华人（洋行买办、商人、高级职员）以外，其余都是工人、小商贩和其他劳动者。他们来自破产农民、船民和小手工业者，许多人背井离乡到港谋生，饱尝人世的艰辛和殖民统治的残暴。平日只求银，对其他均不理会。一旦略有积蓄，便会买棹还乡。由于过去长期生活在封建皇权统治和儒家道德思想熏陶下，英占初期的华人对各种欺凌侮辱一般是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但当压迫过甚忍无可忍的时候，潜伏的愤懑也会骤然爆发，酿成集体反抗行动。1844年因港英强制进行人口登记变相征收人头税而引发的华人罢工罢市并准备集体离港事件、1857年因毒面包案而引发的华英冲突事件，都是突出的表现。

第二部分 第23节：第三章　英占初期的香港经济(3)

    第三，"以华治华"的统治策略

    尽管对华人心存猜忌，但具有殖民统治经验的英国官员深知：要统治香港这个华人占总人口95%以上而且远离英国本土的地方，不能不取得上层华人的合作。所以"义律两告"率先表示：将"按照中国之法律和习惯统治香港岛原居民和此间所有中国人"；并许诺"准各乡耆老秉承英国官吏意旨管辖居民"。显然，按照中国法律统治中国人即所谓"华法治华"的提法，不过是港英当局本身还没有进行立法之前为了安抚岛上的中国人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甸乍上台之后，立即通过立法局制定了大量法律。其速度之快，令人吃惊，以至一家英国报纸也语含讥讽地说：甸乍"制定法律几乎像造币厂造币一样便当"`。在甸乍之后，历届港督均通过立法局制定了不少法律，而根据港英规定，原有中国法律凡与港英法律有抵触者均应废除。这样，"华法治华"也就名存实亡了。但通过耆老士绅管辖华人民众即所谓"华人治华""间接管治"的办法，却在英占初期以保甲制的形式付诸实施。第二任港督德庇时公布的1844年第13号条例规定：

    香港总督经立法局咨询通过："嗣后香港总督可在全港之市镇、乡村及小村落委任华人保安人员（高级及低级保长及甲长）。"a

    保甲制的具体内容是：十户设一甲长，百户设一保长。保长、甲长人选由各乡举荐，由巡理府统一管辖。保长、甲长的职权与警察相同，并享有裁决民事纠纷的权力。实施的结果是：保甲制在原居民较多的赤柱、薄扶林、黄泥涌等地效果良好；但在新移民聚居的上环、西环、湾仔等地因居民互不相识而难于推行。由于英国政府殖民地部和在港英商都反对这种被他们称为"华人自治"的做法，港英政府终于在1859年停止实行甲长制，1861年又停止实行保长（地保）制，改为委任上层华人担任一些并无实权的荣誉性咨询性的职务。保甲制虽然因西人社会意见分歧半途而废了，但华人在香港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华人资本日益发展壮大，终于使港英政府不得不在英占中期将对待华人的政策做了一些调整。

    二、经济决策及其指导思想和主要措施

    英占期间港英政府经济决策的中心是自由经济政策，它的指导思想是英国古典学派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

    英国是18-19世纪西方国家产业革命的策源地。产业革命(IndustrialRevolution)又称工业革命，是指这些国家的工业由手工工场转变为机器工厂这样一种变革的过程，也就是工业机械化的过程。由于这场变革直接导致了生产技术的根本性改变，因此人们称它为"革命"。为产业革命提供科学技术知识的，是以艾萨克·牛顿(IssacNewton，1642-1727)和詹姆士·瓦特(JamesWatt，1736-1819)为代表的一批自然科学家和技术科学家。而为产业革命提供决策和管理的理论依据的，是以亚当·斯密(AsamSmith，1723-1790)和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1772-1823)为代表的英国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古典学派理论的出发点有两个：一是利己主义与社会利益相融合的观点。认为每一个人的经济活动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为此就要避免损害别人的利益。每一个人都努力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结果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都得到改善。所以，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二是资本主义经济自动均衡的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投资者可以自由地向不同的产业部门投资，如果有的产业部门的产品供过于求，价格就会下跌，投资就会减少，生产就会降低；有的产业部门产品供不应求，价格就会上涨，投资就会增多，生产就会增加。所以，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是在不断自动调节的过程中不断达到产品供求与价格的均衡(equilibrium)。从上述观点出发，古典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应当让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倡导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和对企业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由价值规律这双"看不见的手"来自动加以调节。英国的产业革命是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被称为古典学派开山之作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一书，此后古典学派经济理论在英国的产业革命中始终居于思想上的主导地位。19世纪40年代英国产业革命基本结束，它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刚刚开始。为了使香港经济能够较快发展，以便从香港取得更多的殖民利益，英国当政者把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搬到香港，成为英占期间香港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自由经济政策有利于香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因为：古典学派的理论是资本主义早、中期的产物，代表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要求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愿望。而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很晚，至今还处在中期。自由经济政策使香港许许多多的经营者（从早期的李升到今天的李嘉诚）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开基立业，并且吸引了数不清的海外商人在没有贸易壁垒（后期也没有外汇管制）的宽松状态下来港投资经商。对于香港这样的土地狭小、资源匮乏但地理位置优越的港口城市来说，面向国际市场是必然的选择，而自由经济政策则是对海外商人和投资者最有吸引力的政策。在自由经济政策中，最早提出并率先付诸实施的，是自由港政策。

第二部分 第24节：第三章　英占初期的香港经济(4)

    1841年2月1日，义律与伯麦在英军占领港岛后发布的第一个布告，就提出："凡属华商与中国船舶来港贸易，一律特许免纳任何费用赋税。"在进出口贸易中免纳赋税，这是自由港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应视为香港实施自由港政策的开始。同年6月7日，义律正式宣布香港为自由港。所谓自由港，就是允许外国货物自由进出的港口。对外国货物进口，一般不征收关税（香港至今只对烟、酒、饮品、化妆品、甲醇、碳氢油类等6种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对其他进口商品都不征收关税），外国货物进口以后储存、整理、分类、再加工、再包装或者再出口等都不受限制。实行自由港政策的前提，是当地缺乏资源和可供输出的产品，粮食和其他消费品需要从外地输入；但地处交通要道，拥有优良的港口，适合兴办转口贸易和鼓励外来人口入境，并且有足够的军事力量进行防卫。香港恰恰具备这些条件，所以自由港政策对香港来说十分重要，有利于外贸、航运、金融等行业以至整体经济的发展。实行自由港政策之后，来港贸易的商船和商人与日俱增。

    港英为了贯彻经济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促进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形成，在开埠之初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

    第一，加强海上治安。为了发展自由港贸易，必须保证四周海面的平静和安全。但当时华南海面的海盗出没已久，并且随着鸦片走私的猖獗而加剧，对来往商船威胁很大。1845年，港英政府通令商人出资装配了两艘巡逻艇在海上游弋，以对付海盗。1847年，港英水上警察多次与海盗作战，抓获海盗三百多名，送交清政府处理。这样，海上治安开始好转，贸易也进一步发展。

    第二，进行基础建设。英国占领香港以后，岛上居民多数居住在南部的赤柱半岛。英占后选定北部的维多利亚港沿岸（今铜锣湾至上环）作为城市建设的中心，命名为维多利亚城，并且利用鸦片战争后得到的"赔款"和香港当地的财政收入进行市政建设。1841年至1842年，建成了香港第一条柏油路——皇后大道，并在以后延长到柴湾和香港仔。1844年到1846年，环岛39公里的道路建成。1844年香港街道第一次安装电灯。1845年建成三个轮渡码头。1847年完成了2440码的下水道。在这同时，港英采取"批租"的方式把土地租给欧美商人兴建各种民用和商用楼宇。早在1841年英国占领港岛之初，便成立了田土厅（LandOffice），进行丈量和划分土地。1841年6月14日举行第一次"官地"拍卖。所谓拍卖，实际是出租，只不过采取拍卖的形式，由付给租金最高的商人取得租赁权。这次共租出土地35幅。以后，又举行过多次"官地"拍卖，到1846年，维多利亚城除英军和港英政府用地以外的土地已经全部租出。截至这一年年底，已建成各种楼宇1874栋，包括西人住宅、西式店铺、办公楼、仓库以及一些工厂如糖厂、酒厂、水泥厂、制冰厂、面粉厂等。这样，香港的基础建设已经粗具规模。

    第三，制定经济法规。1843年港英立法局成立后，最先是制定维护和加强其殖民统治的政治性法规。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对各种经济活动做出规范，港英遂于19世纪50-60年代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港英立法局通过的法规都称为"条例"（ordinance），每一项条例称为一"章"(chapter)。英占初期公布的主要经济法规有：1847年公布的《市场贩物牌照条例》、1854年公布的《市场条例》、1856年公布的《购买地产条例》、1860年公布的《银行票据及诈骗法修正条例》、《修正遗嘱检证及遗产管理条例》和《受托人欺诈治罪条例》等。这些法规保护了私有财产权，调整了人们的财产关系，初步明确了市场经济的准则，界定了某些经济犯罪并规定了惩治的办法。为进一步充实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法规奠定了初步基础。

    此外，港英政府在许多官督民营的项目中也都实行自由竞争的原则。大至土地"批租"制度、专营制度（包括英占初期的石山开采、食盐、食油和鸦片专卖，以及后来的广播、电视专营等），小至监狱和官立医院伙食的承办，都实行招标竞拍的办法。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港英政府《宪报》上，经常可以看到中文的招标启事，意在吸引华人参与投标。

第二部分 第25节：第三章　英占初期的香港经济(5)

    第二节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

    一、人口状况

    英国占领香港初期，采取苛酷的民族压迫和种族隔离政策，严重挫伤了华人对香港的归属感和建设热情。但由于中国内地在清朝末年政治腐败，民众生活贫困；华南又处在自然经济解体的阶段，劳动力相对过剩；而香港城市建设急需大批人手，外来人口觅工容易，工资也比内地高，造成华人移民源源不断流入香港。1841年1月26日英军占领港岛时，岛上华人估计有5000人左右，其中陆地居民约3000人，停泊在各海湾的船上艇民约2000人。同年5月15日港英当局第一次公布人口调查数字，共有华人7450人。1842年3月港英再次公布的华人人数达到12361人，短短10个月内增加了4911人，相当于原有人数的三分之二。19世纪50年代以后，太平军、捻军相继起事，中国政局不稳，战火连绵，移民更大量增加。到1860年7月，港英公布的华人人数已经达到92441人。从1841年5月到1860年7月的19年间，华人人数增加11.4倍，每年平均实际增长率达到14.2%，这个增长速度是相当高的。而且从当时港岛的具体情况来看，正处在移民开发的起始阶段，华人中男性多，女性少，出生率很低；营养和医疗卫生条件又极差，死亡率很高。因此，华人的自然增长率经常出现负数。按此计算，华人人口应当逐年递减，但实际上却是逐年递增。这就说明，华人来港移民的实际增长率大于华人人口的实际增长率，香港华人社会以至整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靠的是来自内地的移民，内地是香港名副其实的人口基地。19世纪40年代来港的华人移民以体力劳动者为主。50年代除体力劳动者外，还有不少因躲避战乱而来港的殷商富户。这也说明：英国占领香港以后，香港继续是中国东南各省民众外出避难或谋生的优选之地。而且由于这里已经不受中国管治，又有自由经济政策，更方便于避难和经商。因此每逢内地发生战争、动乱或严重灾荒，来港的移民都会增多。英占初期的华人就业人口，除占华人总数不足十分之一的富裕阶层（商人、买办、掮客和少数高级职员）以外，都是体力劳动者，包括工人、手工业者、小贩、渔民、农民等。在香港的初期城市建设中，华人移民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当中有开山辟路修建水塘需要的石匠，也有筑屋建楼需要的泥瓦匠、木匠等。更多的是未经技能训练的壮工。他们集中居住在太平山、西营盘一带，工资低廉，为英国人所乐于雇佣。第二任港督德庇时在谈到他们的劳绩时曾说："过去18个月（1844年10月至1846年4月）公私建设及翻修进展的速度确实惊人。但若无技巧、价廉的中国工人可供雇佣，是难以实现的。"`

    英国占领香港本是一些英商企盼已久的事情，因此英军在港岛登陆后，原在广州、澳门以至印度、缅甸等地的英资公司纷纷迁到港岛或在港岛开设分支机构。在自由港政策的吸引下，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公司来港开业。一批又一批以英国人为主的非华裔人口络绎来到港岛，香港的西人社会自此形成。1845年6月港英第一次公布岛上非华裔人口数（不包括驻港英军）为957人，其中欧洲人595人，印度人362人。1851年12月非华裔人口增加到1520人。1860年7月又增加到2476人。从1845年6月到1860年7月的15年间，港岛非华裔人口增加1.6倍，每年平均实际增长6.6%，应当说这个增长速度也是比较高的。非华裔人口中的就业人员主要由政府官员、商人、高级职员、专业人士（教师、医务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和占非华裔人口约三分之一的低收入者（监工、技工、警员等）所组成。在港英的殖民统治下，非华裔人口享有种种特权和比一般华人高得多的经济收益。除少数低收入者外，英国官员和英资大商人是香港的统治者，其他非华裔人口也都分享一部分殖民利益，成为香港的特权阶层。但在另一方面，非华裔人口的到来，带来了当时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这也是他们的一份贡献。

第二部分 第26节：第三章　英占初期的香港经济(6)

    在英国占领香港的最初20年内,港岛总人口由五千人增加到近十万人,由单一的华人居住区变为华洋共处分居区,聚集了一批具有管理和专业知识的人员和能工巧匠,以及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使香港略具城市雏形,为以后进一步发展准备了一定的人力资源（参看表3-1）。

    二、支柱性产业

    随着城市建设粗具规模和华洋移民陆续到来，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运转。英占初期的香港经济以进出口贸易为中心，航运业和金融业为侧翼。这三个行业成为近代香港最早的支柱性产业。

    （一）进出口贸易

    进出口贸易被称为近代香港经济的"龙头"和"血液"。这一点从英国逼迫清政府"割让"港岛时就已经清楚显示出来。英国官员明确提出占领港岛是出于商业需要，在鸦片战争前期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义律写给印度总督奥克兰德爵士（Auckland,Lord,1784-1849）的信中写道：

    "当时（本书按：指1839年林则徐下令包围广州英国商馆期间）我们的商人不能得到妥善有效的保护，使我急切地寻求一个在我们国旗保护下的安全商业据点。"

    因此义律提出在使用武力迫使清廷与英国订立条约时，必须包括以下两项条款：

    1.割让香港，使英国商人和英国船只能居停寄碇；

    2.取得最惠国待遇`。

    鸦片战争后期的英军统帅、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兼第一任港英总督甸乍也写道："我在这个美妙的地方（本书按：指香港）所度过的每一刻，都使我深深体会到我们拥有这样一个居留地作商业用途，使我们的商民在英国保护及管治下生活，是恰当和必须的。"a

    根据英国官员的意图写就的中英《南京条约》，也透露出英国侵占香港是出于商业原因："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需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b

    正因为英国政府和商人特别重视开拓海外市场获取商业利益，因此在占领港岛后，他们立即以此为基地扩展贸易。据统计1843年港岛已有12家规模较大的英资商行、10家规模较小的英资商行和6家印度商行，还有来自新南威尔士的一批商人经营进出口业务。但当时的统计工作还很不完善，直到20世纪30年代香港才有比较系统的进出口数字。因此我们只能从每年进出港岛的商船数来分析香港开埠之初的进出口贸易状况。据港英记载，1841年8月至12月进出港岛的商船已经达到145艘，1842年以后继续增长，但各年增长速度大相径庭，1848年商船数及其吨位还曾减少（见表3-2）。

    英占初期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显示了当时香港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香港是一个转口港。

    港岛土地狭小，资源匮乏，缺少可供输出的初级产品。制造业刚刚起步，也没有远销海外的工业产品。但它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拥有世界一流的天然深水良港。英国占领港岛后，岛上英商拥有当时最先进的运输工具（汽艇和汽轮），而且商业信息灵通，市场渠道广泛，这一切决定了香港从开埠之初就成为转口港。可以说：香港是从转口港起家的。

    其次，香港是中、英、印三角贸易的中间商聚集地。

    表3-2显示香港从开埠之初就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船舶往来和贸易联系，但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中国内地。对中国内地的贸易有三个参与者：中国、英国和印度；一个中间商聚集地：香港。印度的棉花、鸦片出口到中国，中国的茶叶、白银出口到英国和印度，而英国的工业品（百货、纺织品、卷烟、灯用煤油等）则出口到中国。这种三角贸易仍和鸦片战争前相同`。所不同的是三角贸易的中间商主要是在香港的英资洋行。他们采用的方式有转口、包销、代理等，而获利最丰厚的商品（如鸦片）则往往由这些英资洋行直接经营。

    最后，香港成为以贩运鸦片、苦力闻名的黑色贸易港。

第二部分 第27节：第三章　英占初期的香港经济(7)

    进出口贸易分为商品进出口和劳务进出口两大类。这一时期香港英商贩运的商品以鸦片为最大宗，劳务贸易主要是贩运中国苦力，而且他们贩运的方式又是以非法走私甚至武装走私为主。对于英商在英国政府和港英政府庇护下所进行的上述罪恶行为，世界上许多正义人士都曾给以谴责，称之为"黑色贸易"。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我们将在下文专题记述。

    上述三个特点使英占初期香港的进出口贸易在整体经济中始终居于领头羊的地位。1841年1月英国占领香港后，香港的城市建设逐步开始，鸦片战争正在进行，军需、民用和建设物资的需求不断增加。1842年8月虽然签订了《南京条约》，但英军仍在浙江舟山、福建鼓浪屿等地驻扎，军需物资继续依靠香港中转供应，使这一时期香港的进出口贸易出现"战时繁荣"。1844年以后中国开放五口通商，各国商人可以直接进入中国内地口岸，香港的中转业务减少，贸易量一度下滑。但鸦片走私和苦力贸易的恶性膨胀使总贸易量从1849年起止跌回升，1850年以后持续增加。到1859年，共有22个国家的1158艘商船（总吨位626536吨）进出香港口岸。同1848年相比，商船数量增加65%，总吨位增加174%。

    （二）航运业

    英国是继美国人罗伯特·富尔敦（RobertFulton,1765-1815）在1807年制造出第一艘汽轮之后第二个制造汽轮的国家。由于当时英国的钢铁工业发达，技术力量雄厚，从1811年起就大量制造用蒸汽机推动的铁制汽轮，并且组成商船队，在自诩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的支持下到处扩大市场份额和夺占殖民地。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后，英国商人很快就在这里着手发展以汽轮为主、帆船为辅的航运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香港英资航运业的第一艘汽轮就是以"海盗"（Pirate）命名，1846年12月7日，英国186吨的"海盗"号汽轮从澳大利亚的悉尼出发，于第二年1月28日到达香港。它不顾中英《虎门条约》只准洋商的帆船在穗港之间行驶而轮船则不包括在内的规定，随即驶进珠江口开往广州。这是擅自闯入中国内河的第一艘外国轮船。"海盗"号在江面横冲直撞，使一艘中国帆船沉没，乘客60余人死亡。清廷因此扣留该轮三天，并不准装载茶叶上船`。

    1847年，香港英商颠地和怡和两家洋行在英国建造"广州"号和"香港"号两艘轮船，各140吨，90匹马力，造价1万英镑。第二年，这两家洋行合组省港快轮公司（又称省港小轮公司），成为外商在中国成立的第一家轮船公司。从1850年5月1日起，"广州"号和"香港"号每周一、三、五在穗港间航行三次，隔日视情况在澳门或金星门停泊。省港快轮公司后因经营不善，于1854年被迫停业a。

    1850年，美国福士洋行的"星火"号汽轮加入省港航线b。

    在香港建造的第一艘轮船"皇后"号，137吨，40匹马力，于1853年试航至金星门`。

    1854年下半年，与太平军遥相呼应的红巾军进军广州附近，来往穗港的帆船几乎全部停航，轮船业因此更加兴旺。加入省港航线的新轮船，1854年有"安尼"号，1855年有"河雀"号、"威拉麦特"号、"伊格尔特"号，1856年有"飞马"号，此外还有"云雀"号、"百合花"号、"蓟花"号、"鞑靼"号、"浆草"号、"玫瑰"号等a。这时穗港航运达到全盛时期。

    除广州外，香港同中国其他通商口岸的航运也有所发展。1855年经营香港与上海、宁波、福州、厦门等口岸之间的航运业务的外商219家。其中英商111家，占50.7%,轮船业中也是英资公司最多。但轮船供过于求，盈利降低。"威拉麦特"号轮行驶省港间，每月仅获利2027元，而行驶澳门则有亏无盈b。

    与此同时，香港开始有了远洋航运业。1843年，英资半岛东方轮船公司（通称大英轮船公司）在香港设立分公司。1845年8月13日该公司远洋汽轮"玛丽伍德夫人"号经好望角到达香港，从此开始一月一次的定期航班。1846年又与上海不定期通航。1854年，半岛东方轮船公司在省港线上增加"鞑靼"号轮常川往来。1849-1959年，该公司的小轮在省港间载货、载客并装运邮件，还曾在香港和汕头、厦门、福州之间试航。总之，1854年省港快轮公司停业后，半岛东方轮船公司的轮船就成了省港间仅有的常川航班，所运货物包括金银和鸦片。1848年运入鸦片10613箱，运出白银价值5625827元；1854年运入鸦片46765箱，运出白银价值20770463元；1859年运入鸦片27577箱，运出白银价值18633522元。这样，半岛东方轮船公司的航轮就打破了怡和洋行对鸦片贸易的垄断`。

第二部分 第28节：第三章　英占初期的香港经济(8)

    （三）金融业

    金融业健全发展的前提是必须有切合当时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流通需要的货币制度。19世纪三四十年代，各国对华贸易的通用货币是西班牙银元和墨西哥银元。前者被中国人俗称为"本洋"，后者俗称为"鹰洋"。这些银元和中国国内流通的银锭、碎银以及制钱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英国占领后香港最早的货币。1842年3月29日，第一任港督甸乍颁布公告，认可上述银币、银锭、碎银、制钱以及英国铸造的银币和东印度公司发行的银洋在香港市面上流通，这个法令基本上反映了英占初期香港随同中国实行银本位制的实际情况。尽管以后不久英国政府硬要香港实行金本位制，以英镑和印度银元作为本位货币，但港英政府知道这样做不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因此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并未真正执行。1845年5月，港督甸乍更颁布法令，把本洋、鹰洋、其他南美国家的银元以及中国的制钱并列为法偿货币，同时规定这些银元对英镑的兑换率是1银元兑4先令2便士，而1先令则兑中国制钱288枚，这是港英政府发出的在香港正式实施银本位制以及具体实施细则的文件。当然硬性规定金本位制的英镑和银本位制的银元的固定兑换率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两种货币的兑换率只能随着市场上金价与银价的不断波动而波动。而同一时期港英政府的财政收支却是以英镑作为计算单位，港英官员的薪俸也以英镑发给，形成英占初期民间和政府使用两种货币实行两种本位制度的趣怪现象，但这却是港英政府既要应付英廷又要适应当地情况的一种不得已的做法。

    香港第一家现代金融机构是总行设在孟买的英资东方银行（OrientalBankingCorporation,旧译名为东藩汇理银行、金宝银行或丽如银行）1845年在香港开设的分行。接着英资有利银行（CharteredMercantileBankofIndia,LondonandChina）、呵加利银行（AgraandUnitedserviceBank）分别在1857年和1858年开设分行。到1859年，总行设在伦敦的英资渣打银行（StandardCharteredBank,旧译名为麦加利银行）也在香港开设分行，成为当时岛上最大的一间银行。这四家银行都经营进出口押汇业务，为买卖双方提供信用保证和买卖进行期间的融资。同时，转口贸易也带来蓬勃的外汇买卖业务。其中东方银行以鸦片押汇为主要业务，而渣打银行在中、英、印三角汇兑业务中占有最大份额。随着香港人口的增加，本地商业和房地产业日益发展，制造业也兴旺起来，又陆续出现了银号、典当业、银会等多种金融机构和股票、外汇，金银等多种金融市场。这些，我们将在本书第四章进行评述。

    三、愈演愈烈的鸦片走私

    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后，英商首先利用香港作为他们进行鸦片走私的中心，接着又利用香港作为贩运中国苦力的基地。关于英占初期香港的鸦片和苦力贸易，余绳武、刘存宽主编的《十九世纪的香港》作了详尽和精辟的论述。本书对这两个方面的记载，均主要根据《十九世纪的香港》一书。特向余、刘两位教授和《十九世纪的香港》其他各位深致谢意！

    贩运鸦片是英占初期香港英商最主要的经营项目。鸦片战争之后，中英《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都没有对鸦片贸易做出具体规定。英国政府一直企图使鸦片贸易合法化，清政府在1858年之前虽未同意，但也不敢严格查禁鸦片走私。而英国鸦片商一直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既不受中国法律制裁，又无需纳税，因此他们并不希望鸦片贸易合法化。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蒂尔所指出的："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头号敌人当然是英国大商行。"`

    1844年，第二任港督德庇时就职后发现：在香港的"所有握有资金又非政府雇员的英国人，几乎无人不从事鸦片贸易"，鸦片"在整个沿海都有交易"a。同年，香港有12家商行主要经营鸦片业务b。1845年港英政府年度工作报告承认鸦片是香港的主要出口货物。同年，香港用于鸦片走私的飞剪船有71条，其中19条属于怡行洋行，13条属于颠地洋行。1847年，香港出口总值226130英镑，其中鸦片出口值195625英镑，占86.5%c。1845?1849年，从印度运出的鸦片大约有3/4经香港转运中国沿海各地d。直到1847年年底，中国每年输入鸦片数量一直保持在3万箱左右。1848年以后，由于长江流域逐步开放，运进数量进一步增加，特别是1850?1860年间增加更猛（见表3-3）

第二部分 第29节：第三章　英占初期的香港经济(9)

    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中国输入鸦片数量的增加，同英国和港英政府刻意把香港变为鸦片走私中心的政策是分不开的。早在1843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便提出："有必要停止目前将鸦片船排出香港水域及港口的一切措施。"殖民地部大臣斯坦利赞同他的主张，并就此向港英第一任总督甸乍发出了相应的训令`。不仅如此，港英还采取在中国近海设置鸦片趸船，在陆上设置据点，通过香港政府给鸦片走私船发放航行执照并准其悬挂英国国旗，直至允许武装贩运等等手段，不遗余力地掩护和鼓励鸦片走私。据中国海关英籍代理总税务司赫德1861年的报告，当时运抵中国的大量鸦片，"并非运至通商各口，全系先运至香港。??每月由香港有火轮船四五只，装载洋药（指鸦片）至上海"a。由于鸦片走私既不纳税，又不受中国法律制裁，并且得到港英当局的庇护，是一项"三全其美"的赚钱最多最快的生意，因而人人都想从中大捞一把。1855年，美国驻香港领事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我确实不知道此间是否有哪怕一家商号，不以某种方式从事这项贸易或对它发生兴趣。"b这样，香港就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鸦片走私中心，并且保持这个地位达30年之久c。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总部设在香港的从事鸦片走私的洋行以颠地洋行和怡和洋行为最大。1843年怡和洋行有5艘飞剪船往来于印度、香港间，另有6艘往来于香港与中国沿海鸦片趸船停泊处。颠地洋行从事鸦片走私的规模和怡和大体相同。另据香港《德臣西报》提供的数字，当时中国沿海共有外商（主要是英商）的鸦片趸船40只d。

    1858年，清政府一方面屈从英国的压力；一方面是为了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使鸦片的流毒越发不可收拾。居住在北京的俄国东方学家王西里（1810-1878）描述当时的情况说："过去（中国）抽鸦片的人不算太多，而且几乎限于沿海的少数城市；现在吸食鸦片者不仅遍及全国，而且扩展到蒙古和满洲。过去吸鸦片是偷偷地吸，现在款待客人用鸦片烟枪，不用茶碗。"`王西里这个记述是符合事实的。

    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走私活动不仅没有收敛，而且更加猖獗了。港英在清政府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当年（1858年）即通过法例，准许将香港熬制的原来只限在本埠销售的鸦片烟膏运往他埠发售，而且不论生、熟鸦片均可。19世纪60年代中期，广东省鸦片年消费量约为18000箱，其中报关入口的不足五分之一a。

    英国、印度和港英政府从鸦片贸易中获得巨大收益。仅1852年由半岛东方轮船公司运往印度的白银即值6074845元，合1265592英镑b，其中绝大部分是鸦片的价银。另据《英国议会文书》所载：1840-1841年印度从输华鸦片获得纯收益874277英镑，1857-1858年增加到5918375英镑，1859-1860年仍达到5169778英镑。c鸦片收入在印度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1840-1844年为5.3%，1855-1859年猛增到14.1%。d由于鸦片贸易在中英印三角贸易中的关键作用，而当时印度又是英国的直辖殖民地，因此归根结底，鸦片收入是英国的一项巨大财源。

    四、残酷的苦力贸易

    苦力贸易是英占初期香港又一个"黑色贸易"项目。184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和四年后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引起了淘金热，极大地刺激了香港苦力贸易的发展。当时华工（苦力）出国主要是采取"契约工"的形式。在香港从事苦力贸易的有三种人：一是装载苦力的船舶的船长；二是西方国家派来的政府"移民"代表；三是以英商为主的在港欧美商人以及与他们勾结的华人掮客（俗称"客头"）`。最初经营向加利福尼亚贩运苦力的两家行号是和行(WoHang)与兴和行(HingWo)`，后来又增加了怡和、颠地等洋行。它们的经营方式一般是派遣客头深入中国沿海省份，用拐骗、赌博甚至直接绑架等手段，将当地的青壮年男劳力运到香港。然后以"偿还"出国船费和伙食费为名，迫使这些青壮年签订契约，承诺为购买苦力的买主工作一定年限。最后将这些青壮年装上有夹层舱（为了便于多载）的苦力船，把他们运到美国、南美、澳洲以及东南亚等地做苦工。香港的苦力贸易在19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盛极一时，据港英船政厅报告：仅1854年11月1日至1855年9月30日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结关登载的苦力船有128艘，其中船籍为英国的占64艘，船籍为美国的占24艘a。1851-1872年间，从香港运出的苦力华工总计达到320349人b。上述数字说明香港的苦力贸易达到何等巨大的规模。

第二部分 第30节：第三章　英占初期的香港经济(10)

    苦力贸易使被拐骗的中国青壮年遭受非人的苦难。首先他们在从香港到目的地长达数十天至一百多天的漫长航行中，"日则并肩叠膝而坐，夜则交股架足而眠"。整日囚于舱底，不许动弹。加之饮水、食品不足，空气污浊，精神痛苦，生病缺医少药，死亡率极高，1850-1856年平均死亡率达到25.2%。其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侥幸到达目的地之后，立即被苦力贩子连同契约一起拍卖。持有契约的买主，不仅对苦力拥有强迫劳动权，而且拥有抵押权、转卖权和留置权。贩往美国的苦力称为赊单工，贩往拉丁美洲的称为契约苦力。苦力的买主强迫他们从事过重的劳动，直到榨干血汗为止，很多苦力劳累而死。这种苦力实际上是奴隶。就连当时英国驻广州的领事阿礼国也承认，苦力贸易"是以最坏形式出现的奴隶贸易"。

    在残酷的苦力贸易中，香港的苦力贩子获得了惊人的暴利。他们将一名中国苦力运到秘鲁或西印度群岛，平均付出117-190元，而当地种植园主收买苦力的价格是350-400元，苦力贩子从每名苦力身上获得的利润达到160-283元`。据统计，1851-1875年的25年中,贩卖华工到美洲各地的私人商行所获暴利高达8400万元，每年平均近340万元a。

    西方船舶的船东也从苦力贸易中获得很大利益。19世纪50年代，一艘排水量850吨的苦力船，年租金8.5万元b。按1853年自香港去旧金山3万名苦力每人船费50元计，这一年船老板和招揽人可得船费150万元c。1854年怡和洋行的一次航行即获利9万元d。如此巨利刺激船东们添制新船，大大带动了香港航运业的发展。1854-1859年的五年间，香港的远洋航运业平均每年增加船只487艘，增加吨位251350吨，年增长率达到68%e。

    苦力贸易不仅刺激了与它有关的商业的兴旺，而且促进了香港与旧金山之间的双边贸易的发展。由于旧金山的物价随人口突增而暴涨，该地中国苦力的生活必需品均仰赖香港供应，包括大米、糖等等。仅1848年一年，香港就有23艘船舶运送上述货品去加利福尼亚f。

    出洋的中国苦力需要将血汗钱汇回家乡。当时只有香港的新式银行能经办这项汇兑业务g。在美华工每月工资只有30-35美元，付伙食费就用去15-18美元。即使如此，极端俭朴的华工每人每年仍可汇回20-40美元`。这项汇款逐年增加，成为香港银行业发达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整体经济波浪式前进

    最后我们来观察一下英占初期的香港整体经济。

    近代香港经济的一个突出缺点是敏感性强，波动性大，这一点在英占初期已经表现出来。从1841年至1860年的19年间，整体经济就经历了由高到低，再由低到高的"凹"字形发展过程。

    1841-1843年，港岛城市建设开始启动，并且作为鸦片战争中侵华英军的后勤补给基地，需求畅旺，贸易量迅速增加。由英国和印度运来的各种物资在港岛起卸分拨，一些为英军备办军粮给养的商人聚集港岛，用帆船、快艇、小轮把粮油、食品、药品等运到港岛和前线。他们当中就有后来成为华人巨富的郭甘章等。与此同时，鸦片贸易并未因战争而停止。由于打仗，运入中国大陆的鸦片已经全部不纳关锐，港岛成了向中国走私鸦片的中转交易中心。1841年8月至1843年1月间，运送鸦片的船舶达到47艘`。这一切都使香港在开埠之初就出现了战时畸形繁荣的景象。

    1844-1848年，由于中国按照《南京条约》所订条款，从1843年起开放五口通商。外国商人可以直接到各口岸进行交易，使香港作为转口港的业务受到影响，1844年起进出口数量连年下滑。同时，中国作为战败国，缉私力度更加减弱，各国商人以香港为基地的走私活动越发猖獗，这也使香港的合法贸易减少，财政收入降低，公共开支紧绌。1848年，香港不少公共工程停工，职员打折扣付薪，驻港英军士兵的军饷也由过去每人每月洋银八元降到六元a。在官商各界对经济前景普遍悲观的情绪笼罩下，地产主抛售地产，有些商店被迫倒闭。港英政府汉文正使郭士立写道："香港地方贸易出现的情况，比最感失望的商人所做的估计还要糟得多。"b这是香港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个萧条期。

第二部分 第31节：第四章　英占中期的香港经济(1)

    1849-1860年，香港各国商人在鸦片走私和苦力贸易中赚得的巨额利润开始转为投资，一大批新式商店、楼宇陆续建立起来。同时由于英国不断加强对中国海关的控制，使香港在对华贸易中越来越处于有利的地位。1856年以后，香港实际上已成为华南的货物分配中心。中国四分之一的进口货物和三分之一的出口货物都是由香港提供周转资金并通过香港进行分配`。1857年，英国出口到香港的货值是72万英镑，1860年上升到244万英镑a。在1858年，大多数从事对华贸易的大公司都在香港设立总部，从这里指挥统筹它们的全部业务b。商业贸易的兴旺导致从1852年起房地产价格逐年上升。到1858年，港岛已无空地出售。这种情况促使港英政府提出填海造地计划。

    与此同时，香港的市政建设进展迅速。1851年建成东自雅宾利货仓西至湾仔的道路；1857年在香港市街装油灯；1858年建成上环、中环、下环、太平山四个商场；1860年建成太平山、东街、中街、西街、西营盘、山顶道等街道，南面扩建了通至香港仔的道路c。同年，港英政府为供水、修筑堤岸、安装下水道等，共拨款13万英镑d。新建的香港仔船坞在当时"其坚固与完善在东方是独一无二的"e。

    从财政上看，在港英政府1842年建立后的十多年中一直由英国政府给予一部分补贴。随着公共收入的增加，从1855年起英国政府不再拨给财政补贴f。实现了公共收支平衡，这也是香港整体经济由萧条转为繁荣的一个标志。

    结语

    英国占领香港初期，打碎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建立起从英国移植过来的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政治上，港英当局实行赤裸裸的民族压迫和种族隔离政策，严重压抑了占总人口95%以上的华人的归属感和建设热情。在经济上，港英当局包庇和支持以英商为主的欧美商人进行鸦片走私和苦力贸易，使这两项"黑色贸易"实际上成为这一时期香港经济的支柱。前者毒害了数不清的中国居民，后者拐骗、残害和压榨了数十万中国青壮年，甚至夺去了他们当中很多人的生命。正是这些被害中国人的血泪，使以英商为主的欧美商人获取了难以想像的暴利，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使英国和港英政府获得了高额财政收入，成为它们进一步扩充实力和进行香港早期城市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

    为了从香港取得更大的和中长期的政治、经济利益，港英当局从一开始就实行了自由港政策，这是符合香港土地狭小，资源匮乏但地理位置优越并且拥有天然深水良港这样一种客观情况的，在英占初期即已吸引了包括一部份华商在内的各国投资者，形成了以进出口贸易为中心，航运业和金融业为侧翼这样一种经济格局，迎来了19世纪50年代的经济繁荣期，使香港的城市建设粗具规模。

    第一节各类资本的发展

    一、英资奠定基业

    英资是香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最早出现的资本，是紧随英国占领香港而来到香港的资本。1841年1月英军占领港岛后，原在广州、澳门的一批英资洋行纷纷来到港岛。同年6月14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首次在港岛拍卖土地，中标者包括25家洋行，大部分是英资洋行。它们购得土地后，即兴建商厦、写字楼、住宅、仓库和码头，这是英资在香港落户的开始。

    鸦片战争前后香港出现战时畸形繁荣，到1843年年底英资洋行已经接近30家，著名的有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又名颠地洋行）、林赛洋行、丹拿洋行、巴仑治洋行等。1845年4月英资东方银行香港分行开业，成为香港的第一家英资银行，也是香港的第一家近代化金融机构。但那时拥有资本的英国"波士"（boss,老板）主要是三种人——商人、船东和银行家，他们的业务都是围绕着进出口贸易来进行，特别是对鸦片和苦力贸易情有独钟，对其他业务则关心很少。尽管享有种种特权，但还停留在家族管理行业单一的经营模式上，没有建立起大规模多行业的资本集团。19世纪40年代中叶清政府按照中英《南京条约》被迫开放上海、宁波、广州、福州、厦门等"五口"通商，使这些城市特别是上海发展很快，许多欧美商人都转到上海经营，香港的转口港地位大受影响，一度陷于萧条。但19世纪50年代初美国和澳洲的淘金热给香港带来巨大商机，而太平军与清政府在东南沿海连年鏖战也大大减轻了"五口"对香港的竞争压力，从而使香港进入了第二个繁荣期。不仅原有的英资洋行纷纷扩大投资，而且新成立的或者从海外迁入的英资洋行也逐渐增多，著名的有太平洋行、沙宣洋行、德忌利士洋行、费查理洋行、连卡佛洋行、和记洋行、仁记洋行、麦域加洋行、乜洋行等。加上1857年、1858年和1859年英资有利银行、呵加利银行和渣打银行先后在香港开设分行，使英资的实力进一步增加。此后，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在繁荣与萧条的反复交替中螺旋式地上升。英资也在不断起伏波动的过程中发展壮大。

第二部分 第32节：第四章　英占中期的香港经济(2)

    19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经济贸易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随着电报、电话、大型汽轮等新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使东西方之间的交通运输和进出口贸易空前扩大。香港依靠它的优越地理位置、天然深水良港和自由经济政策，逐步成为亚洲重要的转口港之一，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都在迅速增加。面对这种情况，英资在进一步加强其对贸易、金融、航运领域的控制的同时，着重扩大对仓库、码头、船坞、房地产、酒店、电力、电讯、市内交通、制造业、本地商业和服务业等的投资。1865年由在香港的欧美各大公司共同创办的汇丰银行，很快就被英资取得绝对控制权，并在以后成为香港英资的领头雁。1870年英资太古洋行香港分行开业，成为与怡和洋行并立的两大家族财团。英资垄断香港经济命脉的局面，延续了100多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结束，但它在香港的资本构成中仍然占有很大比重。

    香港英资不仅垄断了香港经济命脉，而且以香港为基地、以上海为中心，大举进军中国内地，取得了旧中国许多重要经济领域的控制权或优势地位。在历史上，有些英国商人在英军占领港岛之前就已经来到中国，例如怡和、太古、颠地等洋行都成立于广州、上海等地，然后进入香港。汇丰银行虽然成立较晚，但却是在香港和上海同时成立，该行的中、英文全称也一直用的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HongkongandShanghaiBankingCorporation"）字样，清楚地显示了它谋求在香港和中国大陆同时得到发展。依靠英国"炮舰外交"取得的种种特权，加上英国商人长期悉心经营，终于在列强环伺争夺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居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怡和洋行被称为各国在华企业的"洋行之王"；太古洋行则成为旧中国的"航运之王"；而汇丰银行不仅是旧中国外资银行的"一哥"，更通过提供政治性贷款等方法，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决策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在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

    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任何地方一样，香港英资的发展是在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中完成的。有些曾风光一时的英资企业如颠地洋行、乜洋行、东方银行、呵加利银行、有利银行等都破产倒闭或者被收购兼并了；而有些英资企业则不断扩张而成为大型财团，其中实力最雄厚的是汇丰财团、怡和财团和太古财团。

    （一）怡和财团

    怡和是最早在中国成立也是最早进入香港的英资洋行之一。1832年7月1日，英国商人威廉·渣甸（WilliamJardain，1784-1843）和詹姆士·麦地逊（JamesMatheson,1796-1878）合伙在广州创办了渣甸·麦地逊公司（Jardain，MathesonCo.），并以"怡和洋行"作为中文名称。渣甸和麦地逊都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目睹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输出鸦片获得巨额利润，"每箱鸦片的毛利甚至可达到一千银元之多"`，不禁赞叹："鸦片走私是我所知道的最稳妥又最合乎绅士风格的投机"a。于是，他们在1817和1815年先后脱离东印度公司，专门从事鸦片走私。他们创建怡和洋行以后，1834年4月2日英国政府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使怡和很快变为最大的鸦片贸易商。1834年4月到7月的三个月内，怡和运入广州的货物（绝大部分是鸦片）就达到75船，占同期广州全部进口货物的三分之一。到1837年年底，怡和洋行的资本额已经达到261万元，拥有大型帆船12艘。1841年，怡和紧跟英军进入港岛，在铜锣湾东角建立总行。此后怡和的鸦片生意也越做越大，1845年香港用于走私鸦片的飞剪船共71艘，其中属于怡和的就有19艘，经常往来于印度、香港和中国沿海之间b。它在广州、厦门、宁波、上海、泉州、电白以及闽粤交界的南澳等地海面都拥有鸦片趸船c。从1832年怡和洋行成立时起，到1872年怡和宣布不再经营鸦片贸易时为止，它作为英国最大的私营鸦片商行长达四十年之久；这还没有包括渣甸和麦地逊在此以前十多年的独立鸦片商人生涯。正是依靠鸦片贸易这种资本原始积累方式，加上港英赋予怡和的种种特权，以及渣甸、麦地逊、凯瑟克三个家族的悉心经营（19世纪80年代，威廉·渣甸的侄女玛格丽特·渣甸和她的丈夫、英国庄园主托马斯·凯瑟克的儿子威廉·凯瑟克出任怡和洋行大班，从此凯瑟克家族逐渐取代了渣甸家族和麦地逊家族在怡和财团中的地位），从19世纪后期开始，怡和已经成为在香港和中国内地都拥有庞大资产、业务遍及全球的大型财团。在香港，怡和财团除直接经营传统的进出口贸易外，它控制着全部或较大部分股权的公司有：省港小轮公司（1848年成立）、香港黄埔船坞公司（1863）、香港火险公司（1866）、怡和轮船公司（1881）、九龙仓公司（1886）、香港电话公司（1886）、香港电力公司（1889）、香港置地公司（1889）、天星小轮公司（1898）、香港电车公司（1904）、香港牛奶冰厂有限公司（1907）以及中华火车糖局、吕宋糖厂等等。在中国内地，早在1843年怡和就跟随英国驻沪总领事巴富尔来到上海，在外滩设立了分行。从此，怡和以上海为中心，把业务范围扩大到广阔的中国腹地，垄断了中国大部分工业设备与器材的进口；同时也垄断了中国丝、茶和许多种土特产品的出口。在工业方面，怡和是外国洋行在中国大陆投资最早也最多的一个。到1914年，怡和在中国大陆已经拥有30多家工厂，涵盖造船、矿冶、机械制造、水电、纺织、食品、烟草加工等诸多领域，资本额达到4000多万元（银元）。在金融方面，怡和不仅设立了怡和钱庄和谏当保险行，从事民间金融业务，而且积极参与对旧中国各级政府的贷款。1884年中法战争之前，清政府的一些大型借款，几乎都是怡和与汇丰银行等贷放的。1898年，怡和洋行又与汇丰银行合组中英公司（TheBritishandChineseCorporation），垄断了对华铁路贷款权。由于怡和在旧中国的庞大资产和巨大影响力，被称为"洋行之王"。怡和在广告中也骄傲地宣称："在中国的任何地方，只要那里有贸易活动，那里就有怡和洋行。"

第二部分 第33节：第四章　英占中期的香港经济(3)

    怡和在"二战"前如此迅速地发展，同英国和港英政府赋予它的种种特权是分不开的。在经济上，怡和得到许多公用事业和高回报项目的专营权。在政治上，老威廉·渣甸被授予爵士爵位。他的侄子、时任怡和洋行大班的大卫·渣甸在1850年6月成为第一个进入港英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员，以后怡和高层的代表始终担任着港英行政局或立法局议员。在英占早期，流行着"香港有三个权力中心：港督、怡和、马会"的说法。后来虽然"三中心"中的"怡和"逐渐被"狮子银行"即汇丰银行所取代，但怡和仍是香港实力最雄厚的英资财团之一。

    （二）太古财团

    太古进入中国内地和进入香港都比较晚，但它的总公司施怀雅父子公司（SwireSonCo.）早在1832年就已在利物浦成立，由英国商人、父亲约翰·施怀雅（JohnSwire）、哥哥约翰·撒缪尔·施怀雅（JohnSamuelSwire）和弟弟威廉·哈德逊·施怀雅（WilliamHudsonSwire）共同创办。主要经营英国与欧美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为了把业务扩展到中国和远东，施怀雅家族与英国商人巴特菲尔德（Butterfield）在上海共同创办了巴特菲尔德与施怀雅公司(ButterfieldSwireCo.)，以太古洋行作为中文名称，1867年7月1日正式开业，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将英国的棉毛织品等运销到中国，再将中国的丝、茶等运销到英国。1868年，巴特菲尔德退出太古洋行，但公司的英文名称未变。此后"施怀雅父子公司"和"巴特菲尔德与施怀雅公司"就成为一家公司两块招牌，而它们的中文名称都是太古洋行。就在1868年内，施怀雅父子公司总部由利物浦迁到伦敦，利物浦设分公司。以后又陆续在曼彻斯特、纽约、澳洲等地设分公司。而上海的巴特菲尔德与施怀雅公司也就成为施怀雅父子公司的上海分公司，1870年又在香港设分公司。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太古洋行上海分行和香港分行。太古财团的经营作风素以稳健著称。"二战"之前，它在香港的业务除传统的进出口贸易以外，主要经营航运、仓库、码头、造船、一般制造业、房地产业和公用事业。太古财团下属的太古轮船公司，1871年创办，经过与美资旗昌轮船公司的激烈竞争，终于控制了旧中国的长江航运，开辟了远东的海参崴、日本、菲律宾、马来亚、印尼、泰国的航线，加上欧、美、澳各洲的航线，成为全球最大的航运公司之一。1900年太古与英国"蓝烟囱"轮船公司等合组太古船坞公司，资本额达到80万英镑，在鱼涌兴建一座大型船坞，历时九年才完成。不但能停放而且能建造万吨级巨轮，还能生产引擎等多种机具。20世纪30年代以后，这间公司几乎包揽了华南需用的所有大小船舶的建造。此外，由太古独资或参股经营的太古糖业公司等也都在香港及远东享有盛誉。在中国内地，太古在福州、汕头、芜湖、汉口、天津、南京、镇江、宁波、宜昌、广州、厦门、青岛、烟台、大连、长沙、重庆都设有分支机构，是旧中国最大的外资航运企业，被称为"航运之王"。在进出口贸易、工业、商业等领域也都拥有巨额资产和权益。

    太古财团一直由施怀雅家族控制，其高层代表人物也长期担任港英行政局或立法局议员。

    （三）汇丰财团

    汇丰银行的全称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HongkongandShanghaiBankingCorporation）,1865年在香港成立，资本额500万元，最初由在香港的欧、美各大商家集资创办。1864年8月组成15人的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就包括了英资铁行、宝顺、太平、乜，美资琼记，德资禅臣，丹麦资本毕氏等各大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由宝顺洋行大班乔姆利任主席。1865年3月2日临时委员会改组为董事局，3月30日汇丰银行正式开业。但开业不久非英籍董事即陆续退出，汇丰银行从此成为惟一的总行设在香港的英资商业银行。1866年8月14日，《汇丰银行法》作为港英政府1866年第5号法令颁布。一家银行的章程竟成为一项法律，由此也可以看出汇丰与其他银行的不同。从此，汇丰就像它的名称所显示的那样，在香港和中国内地同时谋求发展。在香港，1872年汇丰取代东方银行成为港英政府的往来银行。1886年港英政府一度出现财政困难，汇丰在东方银行尚在犹豫的时候迅速决定向港英提供10万元的贷款，进一步巩固了政府往来银行的地位。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汇丰已经担当起香港的中央银行的绝大部分职能：第一，它是主要的发钞银行。1931年汇丰的钞票发行额已经占香港各发钞银行总发行额的80%以上。1935年取消银本位制，以纸币作为单一通货，汇丰仍然保持着80%以上的发钞比例。第二，它是政府的银行。汇丰不仅是港英政府的往来银行，而且一再向港英提供贷款，成为港英的可透支出纳银行。第三，它是银行的银行。汇丰是全港银行业结算中心，当出现银行风潮的时侯，汇丰往往根据港英政府的指令为问题银行提供短期信贷，实际上担当了"最后贷款者"（lastresort）的职能。第四，汇丰银行董事会主席历来是港英政府行政局成员，参与所有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由于汇丰银行同时具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职能，它对香港经济金融状况的了解和在市民心目中的地位，是其他一切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正因为如此，汇丰历来被同业指为"享有最大特权"，"违背了自由竞争的原则"。加上汇丰从早期著名的银行家托马斯·杰克逊（ThomasJackson,1841-1915,旧译名昃臣，1876-1912曾三度任汇丰银行总经理）开始，就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学的业务规范和管理制度，而且不断更新。因此汇丰的市场占有率很快超过香港任何一家银行，成为香港实力最为雄厚的私营机构之一。在中国内地，汇丰以上海为中心，机构遍布旧中国的所有大中城市。利用人们在当时情况下认为洋银行"可靠"的心理，大量吸收存款，扩展业务。同时依靠汇丰的雄厚实力、不平等条约赋予英资的特权以及掌握中国海关大权长达半个世纪的英国人赫德（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被称为"汇丰在华贷款的幕后策划者"）的支持，取得对中国政府贷款的多项优先权。早在清政府时代，满清皇朝在1874年到1911年的38年内共借外债35笔，其中汇丰银行单独贷给20笔，与德华银行联合贷给2笔。汇丰的参与率达到63%。北洋政府时代，袁世凯在1912年向六国银团借款120万英镑，1913年以"善后大借款"名义借款2500万英镑，共2620万英镑。其中汇丰银行贷给781万英镑，占30%。国民政府时代，汇丰也多次向蒋介石政权以及一部分地方政府提供贷款。通过这些政治性贷款，汇丰不仅获得丰厚的收益，例如"善后大借款"的利率为年息五厘，这对于当时尚处在金币本位制时期的英镑来说，是难以想像的高利率。更重要的是，这些贷款附加着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例如1877年汇丰贷给清政府白银500万两，就是以全部海关关税为抵押。在此后很长期间内，汇丰都曾享有保管中国关税和盐税的特权。就这样，汇丰从19世纪80年代起逐渐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了香港和旧中国的金融业，并且保持着对政治和整体经济的巨大影响力。由创建时一家500万元资本的中型银行，迅速扩展为机构众多，实力雄厚，拥有庞大资产和多家下属公司的大型金融财团。

第二部分 第34节：第四章　英占中期的香港经济(4)

    同怡和、太古财团不同，汇丰不是家族财团，其董事会主席由在汇丰长期供职的英籍高层人员中产生。

    "二战"前香港英资迅猛发展，奠定了英资财团的雄厚基业，成为它们在英占后期重临香江进一步发展为大型跨国资本集团的物质基础。

    二、华资的崛起与港英统治策略的变化

    19世纪60年代以后，香港的华人资本（简称华资）逐步发展壮大，华人资产阶级开始形成，这是香港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

    香港开埠之初，贸易、航运、金融等支柱性产业完全被以英资为主的欧美资本所控制，大、中型的公司企业完全由洋商开办。华商本小利微，只能开些便餐馆、杂货铺、洗衣店、面包房之类的小型店铺。数以千计的华人小贩，更是地位低下，生计艰难。华资作为一种资本类型可以说尚不存在。

    到19世纪40年代末，洋商雇用的一部分华人买办和掮客、包税商开始发家致富`，并把一部分财富转化为资本，在洋行附股或者自立行号。进入50年代，内地不少行商、富户携带资本来港，开设了一批较大的商行和店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海外华人资本来到香港进行投资。例如1907年由澳大利亚来到香港的郭泉、郭乐兄弟（即现在的郭氏永安集团）、1934年由缅甸来到香港的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即后来的胡氏星岛集团）等。这样，买办、行商和海外华人资本就成为这一时期香港华资的三个主要来源。

    华资是在香港成为亚洲重要的转口港的过程中脱颖而出的。也正是在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当中，香港华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华资的南北行、南洋庄、金山庄相继崛起，由经营同中国江南和华北两线的贸易扩大到经营南北两半球的进出口贸易，在香港的国际贸易领域占有越来越多的份额。1858年华资南北行、南洋庄、金山庄等只有35家，1861年增加到75家，1870年增加到113家，1881年又增加到393家，不仅本身获得了丰厚收益，而且带动了本地华资批发、零售商业的发展（见表4-1）。

    华资的崛起，一方面靠的是华商本身敏锐的经营目光和灵活的经营手法，靠的是他们对内地、对海外市场的深刻了解和广泛联系，以及他们通过传统的行会、姓族、同乡组织建立起来的高度凝聚力；另一方面，也利用了香港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当时中国内地和东南亚均不断发生战争）和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港英刻意吸引各国商人来港投资经商以及"以华治华"的策略，对华资的形成也起了一定作用。最初的香港华资并不是英资的竞争者，而往往是英资的合甚至附庸。特别是买办、掮客、包税商和依靠港英给予特许权（贩运鸦片、贩运华工）而致富的华商，更是如此。

    华资的崛起，使香港社会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华商在经济生活中开始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港英政府统计，1855年缴纳地税40英镑以上的大户共88人，其中华商18人，英商54人，其他国籍商人16人，华商还是极少数。但到了1881年，缴纳房地产税（又称差饷）3996元以上的大户共20人，其中华商17人，纳税99110元，每人平均5830元；英商和其他洋商3人，纳税21032元，每人平均7011元。华商每人平均纳税额虽然还不及洋商，但纳税总额和纳税人数已经远远超过洋商。19世纪后期号称华人首富的礼兴号金山庄东主李升，1900年逝世时遗产超过600万元，比这一年香港全部财政收入还多180万元。德忌利士洋行买办吴，自立行号向英国出口丝、茶和其他商品，获利丰厚，在1881年香港房地产税纳税额前20名大户中居第二位。同一时期的南北行潮州帮领袖高满华、石匠出身的承建商邓元昌（邓阿六）、鸦片承包商叶晴川，以及稍晚发家的怡和洋行买办何东等等，也都拥有巨额财产。到19世纪末，华资的经营领域已经扩大到几乎与英资及其他欧美资本相等。正如当时香港著名的华人著作家、《循环日报》创始人王韬（1828-1897）所指出的："昔之华人多仰西人之鼻息，??近十年以来，华商之利日赢，而西商之利有所旁分矣"。"凡昔日西商所经营而擘画者，今华人渐起而预其间"`。可见，这时的华资已经不完全是英资及其他欧美资本的合，而且是他们的竞争者。在经营活动之外，富有的华商还创办了一些慈善事业和华人社团，并且纳赀捐官以取得清朝和民国初年的官爵禄位，在社会上号称"华商翘楚"，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第二部分 第35节：第四章　英占中期的香港经济(5)

    华资的崛起，促使英国和港英两级政府的掌权者认识到：对占香港总人口95％以上的华人，特别是对新兴的华人资产阶级采取种族隔离的政策，等于拒绝得到他们的支持与合作，而把他们推到敌视和对立的方向上去，这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是不利的。最早看到这种利害关系的是第八任港督轩尼诗（JohnP.Hennessy）。轩尼诗是爱尔兰人，曾任英属婆罗洲总督，1877年4月22日到香港就职。经过比较深入的了解，他对港英统治华人的方法做了重大改变。他在1881年6月3日提交的一份《关于人口调查和香港进展的报告》中指出：香港的华人"显然对于英国的商业利益极为重要"。"香港的很大一部分商业由华人经营，华人是香港最富有的商人，他们拥有大量财产。他们是香港的永久性居民，香港政府的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九是靠华人出钱的"a。轩尼诗抨击禁止华人在西人区居住和购置房地产的种族隔离政策，指出："过去三四年的情况清楚地表明，企图用人为的限制来阻挡商业自由发展的潮流，力图把最好的一部分市区保留给欧美人，这种办法是失策的，而且也是行不通的。事实上，这种限制不仅是对香港华人的限制，而且也是间接地对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的限制。因为后者需要在香港有最便宜和最优秀的经理人，以便把他们的货物投放到中国市场。"`轩尼诗认识到没有华人特别是上层华人的合作就没有香港的繁荣，也就严重损害了英国政府和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他明确提出：要"把华人作为伙伴对待"a。在他的任期内，改变了不准华人进入港英立法局的规定，任命伍廷芳为立法局代理非官守议员。他力排众议，宣布允许华人在皇后大道等西人区居住和购买房地产，允许上层华人与西人一样自由出入大会堂。他不顾许多英商和港英官员的强烈反对，下令废除了对华人囚犯鞭笞和刺字等肉刑。他还倡议成立了香港保良局，以拯救被拐骗和被逼迫为娼的华人妇女。在轩尼诗的建议下，经过英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复激烈争论，才逐步确立了笼络华人上层人士的方针。

    1881年，港英政府公布了《华人归化法案》，从此有部分华人上层人士及其亲属子女陆续取得了英国国籍。1883年，第九任港督宝云（GeorgeF.Bowen）设立了第一个永久性的立法局华人议员席位（以前的伍廷芳只是代理），委任曾留学美国与西人关系密切已归化英籍的黄胜担任。1896年，第十一任港督威廉·罗便臣（WilliamRobinson）增设了一个永久性的立法局华人议席，委任曾在英国受教育并已归化英籍的银行买办韦玉担任。以后历任总督都委任过一些华人立法局议员、太平绅士，洁净局和团防局局绅等，并且支持他们组织华人社团，协助政府做些慈善、医疗、维持治安和调解纠纷之类的工作，1926年，鉴于中国国民党北伐胜利在望，为了便于以后和国民党政府沟通，并且进一步安抚上层华人，第十七任港督金文泰（CecilClementi）第一次在行政局设立了一名华人非官守议员，委任曾留学美国并在省港大罢工中全力支持港英的周寿臣担任。与此同时，港英政府也注意培养"对大英帝国怀有友好感情"的新的上层华人。1862年，原有的四所官立学校合并成立了中央书院（中学），1889年改名维多利亚书院，1894年又改名皇仁书院。孙中山、何启、胡礼垣、何东、唐绍仪、刘铸伯等大陆和香港近代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知名人物都曾在这所学校读书。1911年，香港大学成立，与其他专上院校一起，培养了不少香港的中上层官员、中高级职员、专家学者和志士仁人。其实港英政府对华人上层人士是又爱又恨，半信半疑。既需要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控制广大华人群众，又担心他们效忠祖国背弃英国。因此，在经济上可以让上层华人利用自由经济政策发财致富，但在政治上只能授给上层华人一些并无实权的虚衔，或者让他们处于陪衬地位，而真正的统治权始终牢牢掌握在英国人手中。例如，在香港土生土长、留学英国、娶英妇、操英语、穿西服、系领结、又是牧师之子并且为港英做了许多事情的何启，在连任四届立法局议员之后，由于他同情中国民主革命并且与他的学生孙中山关系密切，终于受到港英的猜疑并阻止他第五次连任立法局议员。但总的来说，19世纪80年代以后，香港的华人资产阶段级已经基本上不再遭受种族隔离政策的压迫，确立了他们在香港社会中的上层地位，为华资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部分 第36节：第四章　英占中期的香港经济(6)

    进入20世纪，随着当地华商不断扩大积累以及内地和海外的华人资本继续流入，华资的实力更加壮大，在传统的经营领域和管理模式之外,华资企业家创办一系列新式工商业，分述如下：

    （一）制造业

    华资开始向轻工业进军。纺织工业有1908年创立的利民兴国织袜厂，1911年创立的绍兴织造厂，1914年创立的大兴织造厂等；食品工业有1906年成立的安乐汽水厂，1908年成立的厦门淘化食品厂和大同罐头食品公司,1917年成立的中发糖果饼干厂等；金属加工有1913年开业的均安五金厂和艺兴五金厂，1913年开业的中华电池厂等。这些企业虽然规模较小，但却为"二战"后华资制造业的大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

    （二）零售商业

    华资开办了多家现代管理模式的新式商业企业。最著名的是1900年澳洲归侨马应彪发起，联合澳洲华侨蔡兴、马永灿、郭标，美国华侨郑干生，港商林敏良、李月林等创办的先施百货公司；1907年澳洲归侨郭乐、郭泉兄弟创办的永安百货公司；1912年澳洲华侨蔡英辉、蔡昌、蔡子辉、梁耀等创办的大新百货公司。加上稍晚成立的中华百货公司，在"二战"前并称为香港四大华资百货公司，在市民中颇有声誉，并在内地各大城市设立了多家分支公司，成为百货公司的先驱。

    （三）金融业

    华资开始创建新式银行。1912年，美国归侨陆蓬山发起组建广东银行，成为香港首家华资商业银行。1919年华商简东浦、李冠春、李子方、庞伟廷、周寿臣、陈澄石、莫晴江、黄润棠和简英甫等共同创建东亚银行，至今仍是华资商业银行的翘楚。在这一时期成立的香港华资银行还有：1914年成立的大有银行、1916年成立的康年储蓄银行、1918年成立的华商银行和1932年成立的嘉华储蓄银行。加上传统的银号、银会、典押业等，使华资金融业逐步成为在英资和其他外资金融业之外的具有相当实力的"第三种力量"。

    但是，对于一般华人民众，特别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包括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店员、仆役、苦力和船民等，则除了废除鞭笞、刺字等野蛮刑罚外，港英政府并没有给予他们更多的宽松待遇。在政治上，他们仍然处于无权的地位，并且继续受到种族歧视。在经济上，他们身受西人或华人雇主的雇佣，以及招工经纪和包工头的克扣，在移民不断涌入劳力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收入少得可怜。以仆役和从事货物起卸搬运的苦力为例，19世纪40年代月工资只有5元左右，到19世纪末也只有7-8元。没有固定工作的散工每月只能挣到2-3元，仅够自己一人勉强糊口。技工和工匠的工资稍高，也只相当于苦力工资的2-3倍。而同一时期港英总督的年薪为6000英镑，等于苦力工资的500倍。西人公务员的最低年薪为180英镑，也等于苦力工资的15倍。港英法律还规定：制造业工人、技工、工匠和仆役，凡有"违约"行为，例如"无正当理由"而缺勤，未出具"合理的通知书"而自动离职，对雇主态度"粗野"等等，都要"以刑事罪论处"，由警察押送巡理府究办。由于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英占中期香港工人举行过多次罢工。包括1872年的搬运工人罢工，1883年的人力车夫罢工，1884年9至10月的码头和运输工人为反对法国侵华而举行的罢工，1888年的艇夫罢工，1895年的码头、运煤和糖厂工人罢工等等。进入20世纪以后，香港的工人运动的规模更加壮阔。1922年1月，英资渣甸、太古两家船务公司的海员6000多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遭到资方拒绝后，工人继续坚持罢工达56天之久，参加的人数达到30000多人，使成百船舶滞留，海运陷于瘫痪，终于迫使资方接受了工人的要求，罢工才胜利结束。这次罢工由当时的海员工会主席、共产党员苏兆征领导，史称香港海员大罢工。如果说海员大罢工还主要是经济性的，那么三年之后的省港大罢工就显示了鲜明的爱国主义的政治倾向。1925年6月18日，港澳海员为反对英国制造的上海"五卅惨案"而开始罢工，很快得到香港各行各业工人的响应和广州民众的声援。6月23日，广州沙面英军开炮打死广州各界集会游行的民众和香港返穗工人共52人，重伤17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广州"沙基惨案"，更激起省港两地工人的愤怒。香港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25万人，其中10万多人离开香港回到了广州（一说离开香港的人数达到25万人，占香港华人人口的30％）`。这次大罢工得到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国民政府的支持。领导大罢工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简称"罢委"）委员长由苏兆征担任，顾问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重要干部邓中夏、廖仲恺等。大罢工持续了15个月，使香港的经济活动陷于停顿，港英政府损失惨重，一些商人特别是富商也受到损失。在英国政府被迫调回拒绝"罢委"所提复工条件并叫嚷出兵进攻广州的第十六任港督司徒拔（ReginaldE.Stubbs）之后，由第十七任港督金文泰与广州方面接触并谈判，这次省港大罢工才于1926年10月10日宣告结束。

第二部分 第37节：第四章　英占中期的香港经济(7)

    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显示了香港工人的力量，标志着他们已经由"自在"状态进入了"自为"状态。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华人资产阶级(连同他们的同业公会、联合会等组织)和华人工人阶级（连同他们的工会组织）都已成为整个香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不同的是：港英对前者采取笼络怀柔的政策，对后者采取防范镇压的方针。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存在都是不可改变的,他们各自的影响力也是不容否认和不可低估的。

    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遭到当地居民的顽强武装反抗。尽管这种反抗最后还是失败了，但已使英国人认识到：新界乡村的社会结构有悠久的历史，他们的宗族自治传统源远流长，统治新界不能采取统治港九那样的把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移植过来的办法。因此港英决定在新界维持原有的"传统和惯例"，使原有的封建社会在较长时间内保留下来。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界的大部分土地逐渐被建设成为商业区、工业区、旅游区和城市居民住宅区。特别是公屋的大量兴建,使农田越来越少，田主、佃农和自耕农的人数也就逐渐减少了。但宗族观念和祀神祀祖的习俗仍然保留。新界乡议局作为代表新界原居民向政府反映意见的机构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新界的大族，特别是邓、廖、侯、彭、文五大族，也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各大族的领袖人物多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例如担任立法会、市政局或新界乡议局议员等，为维护本地本族的利益和促进香港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

    除英资和华资外，一些欧美国家、日本、南亚和东南亚的商人也在英占早、中期来到香港投资创业，初步形成了多国多方资本并存的局面，比较著名的有美资旗昌洋行，德资禅臣洋行，丹（麦）资毕氏洋行，法资东方汇理银行，比资华比银行等。

    第二节亚洲重要转口港地位的确立

    19世纪60年代以后，香港继续实行自由港和自由经济政策，以进出口贸易为"龙头"，面向海外市场，走外向型经济的道路；两次"拓界"使香港的规模经济实力大大提高；英占初期依靠鸦片走私和苦力贸易这种原始积累的方式，使英资企业和港英政府积聚起大量资金；英国凭借新的不平等条约取得越来越多的特权，也使香港在对华经济贸易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所有这些，都是英占中期香港经济较快发展的有利条件。当然，香港经济过度依赖进出口贸易，也造成它的敏感性强，波动性大，多次受世界局势的影响而出现动荡。特别是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都使香港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但总的看来，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为止，香港经济还是进多退少，螺旋式地上升。它的重要标志，就是被公认为亚洲重要的转口港之一。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进出口贸易、航运、金融仍然是整体经济中最主要的支柱性产业;船舶工业保持着远东重要的造船修船基地之一的地位;其他制造业也从无到有，形成一定规模。

    一、航运业一马当先

    港英政府取得对整个维多利亚港的控制权以后，便加强对港口的建设和管理，这更加提高了在香港的各国商人对航运业前景的信心。一些私营公司纷纷投资建立造船厂、修船厂以及仓库和码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欧美商人取得了经营中国沿海航运业的特权。这使香港的航运业进入了大规模发展的时期。

    19世纪60年代新加入香港航运业的英资大公司是德忌利士洋行（DouglasLapraikCo.）。1863年10月，德忌利士洋行联同半岛东方轮船公司等发起，创办了省港澳轮船公司(HongKong,CantonMacaoSteamboatCo.),先后开辟了香港、汕头、福州、厦门以及台湾之间的定期航班，成为这些航线的垄断经营者。同时收购了琼记洋行、旗昌洋行在珠江下游航行的轮船，专营穗港澳航线，确立了垄断的地位。1866年4月，这间公司从清政府手上获得了在广州虎门口外的穿鼻港装卸货物和上下乘客的权利，成为在中国非通商口岸获得此种权利的第一家外资公司。由于旗下的航运业务不断发展，德忌利士洋行遂于1883年7月成立了专门经营航运业务的子公司——德忌利士轮船公司。1897年西江开放以后，这家公司捷足先登，开辟了广州到梧州的航班。1900年又增设了香港到越南海防市的航线。

第二部分 第38节：第四章　英占中期的香港经济(8)

    继德忌利士轮船公司之后，英资太古轮船公司和怡和轮船公司也加入了争夺香港与中国近海及内河航运市场的行列。

    太古轮船公司(TheChinaNavigationCo.,Ltd.),也称中国航业公司，1871年由太古洋行创办，1872年在伦敦注册，在香港设有分公司。除代理英国蓝烟囱轮船公司的欧亚航线和中国海船组合(TheCoastBoatsOwnery,俗称老太古公司，1874年成立)的上海-香港航线以外，并于1873年4月起参与长江航运市场的争夺。1883年3月太古轮船公司与中国海船组合合并，仍称太古轮船公司，成为操纵中国沿海及长江航运的实力最强的外国在华航运企业。1894年拥有轮船29艘，总吨位34543吨。`到19世纪末，它经营的航线已经扩展到俄国的海参崴、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澳洲。

    怡和轮船公司(Indo-ChinaSteamNavigationCo.)，1881年11月由怡和洋行所属华海轮船公司（TheChinaCoastSteamNavigationCo.，1872年成立）和扬子轮船公司（YangtzeSteamNavigationCo.,1879年成立）合并改组而成。本部设在伦敦，在香港设分公司。除经营中国和印度间的航线外，还参与中国北洋航线、沪闽航线和长江航运。1893年拥有轮船22艘，总吨位23953吨a,成为与太古轮船公司相匹敌的英资轮船公司。

    与此同时，香港的远洋航运业务也有很大发展。1862年法国火船公司(ServiceMaritimedesMessageriesImpcriales,Marseilles)在中国开业，以后陆续开辟了香港与上海，香港与欧亚多个城市的航班，1866年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ThePacificMailSteamshipCo.）在香港和上海开设代理行。并在第二年开辟了横渡太平洋的第一条定期航班。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缩短了欧洲各国与香港、上海之间的距离，促进了各国对华贸易的发展。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夕，设在香港的以中国通商口岸为主要目的地的远洋轮船公司或其代理机构已经超过10家。经营者主要是英商，也有美、法、德、意、日等国的商人。他们所经营的航线有欧洲线、北美线、南洋线、海防线、曼谷线、印度线、菲律宾线、新加坡线、日本线和澳洲线等等。

    此外，还有一些外国航运公司将其业务扩展到香港，或在经营对华航运时以香港作为中途站或主要停泊点，从而开辟了它们各自的国家与香港之间的航线。这些公司包括：东方澳洲轮船公司（TheEasternandAustralianSteamshipCO.）,1873年起经营日本横滨、神户到香港、马尼拉、墨尔本的航线；意大利邮船公司（LloydTriestino）,1880年由意大利取道加尔各答、新加坡首航香港；北德意志公司（TheNord-DeutscherLloyd），1886年由汉堡经新加坡驶抵香港；加拿大昌兴轮船公司（CanadianPacificrailwayCo.SteamshipCo.），1887年首航中国，1891年设定期航线，行驶于温哥华-日本-香港之间；日本邮船株式会社，1893年设神户-上海-香港-孟买航线。19世纪70年代，美国泛太平洋轮船公司（ChinaTrans-PacificSteamshipCo.）、东西洋轮船公司（OrientalandOccidentalSteamshipCo.）也曾经营旧金山到香港的航线，但为时不久就被太平洋邮船公司兼并。

    1872年，李鸿章招商创办的中国轮船招商局(ChinaMerchant'sSteamNavigationCo.)在上海成立，成为中国创办最早的大型航运企业。招商局总局设在上海，1873年在香港设立分局。招商局香港分局从1874年起经营省港澳航线，以后陆续开辟远洋航线。

    甲午战争后日本在远东迅速崛起。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大阪商船株式会社和东洋汽船株式会社以刚刚侵占的台湾为基地、开辟中国华南沿海和北美的航线，都以香港为主要停泊点或发船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在远东已拥有仅次于英国的航运实力。紧随其后的是德国。1871年在汉堡成立的轮船航务局以德资禅臣洋行为在华代理，1872年开通汉堡-香港-上海航线；1873年后有轮船往来于上海、香港、广州之间，成为上海和广州之间开设最早的定期航线。1898年德国亨宝轮船公司（Hamburg-AmercikaLinie）接管了这些航线，并在以后不断扩大经营，还在香港设立了分公司，其实力可与日本同业相匹敌。1895年在香港成立的德商捷成洋行（JebsenCo.）,经营远东航运，所属轮船往来于香港、苏门答腊、新加坡和华南各口岸。香港以西经琼州、北海到越南海防的航线也被它一手控制。

第二部分 第39节：第四章　英占中期的香港经济(9)

    19世纪末，华资开始进军航运业。香港最早的华人航运业知名人士是郭松，1877年已拥有汽轮13艘，往返于香港和中国内地，以及新加坡、菲律宾之间。1888年，以陈兆和为首的港澳华商收购了一批外轮，开设香港、广州、澳门之间的航线。20世纪30年代，华商许爱周创办"顺昌航业公司"，经营香港至内地沿海以及远洋的航班。但香港最大的华人船东是董浩云，他于1936年在上海创办"中国航运信托公司"，采用当时比较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技术，使公司发展很快。1941年3月公司改在香港注册。尽管这一年年底香港即被日军占领，中国航运信托公司也被日军接管,但董浩云却利用到港后的几年时间，研究香港和世界航运业的状况，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展拳脚，成为"世界船王"，准备了一些条件。

    以上情况说明，英占中期的香港，已经逐步发展成为联结欧、亚、美、澳各大洲与中国沿海的近代化水上交通枢纽，日益强大的航运业加上日益强大的造船、修船业以及仓库、码头，构成进一步发展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前提条件。

    二、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

    在上文提到的各种有利条件的作用下，香港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到19世纪末叶，它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处于绝对多数的地位。根据中国海关统计：1880年中港贸易额分别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37%和21%。1885年分别占40%和24%。到了1890年，更分别占55%和37%，在中国的进口来源地和出口市场中都居第一位。而且这个比重还没有包括走私的数量在内。这就说明：19世纪末香港已成为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心。而到了20世纪初叶，它更成为世界知名和亚洲重要的转口港之一。这一点可以从进出香港的船舶数量及其吨位得到证明，表4-2列出英占中期进出香港的船只和吨位，从船只来看，似乎没有什么增长，但从吨位来看，到20世纪10-20年代已达到"二战"前的最高峰。这不仅反映出船舶的体积越来越大，帆船已经被轮船所代替，也反映出20世纪初叶是"二战"前香港进出口贸易的黄金时代。而1918年、1939年进出香港的船只及其吨位急剧下降，则显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侵华对香港进出口贸易的沉重打击。

    进出口贸易的商品品种，在英占中期也不断扩大。出口方面，除了初期的丝、茶和供应海外华侨的各种中国产品之外，又增加了大豆、皮革、羊毛、植物油、大麻、烟草等。进入20世纪以后，更有少量港产工业品如纸张、蔗糖、水泥、缆绳等出口。而在进口方面，除了初期的鸦片和棉花之外又增加了煤油、食油、食米、纺织品、火柴、染料和金属等。1858年清政府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19世纪60-80年代鸦片走私十分猖獗，而苦力贸易则在50-70年代达到高潮。以后在中国各界的强烈反对和各种国际压力（如1882年美国实行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的影响下，苦力贸易在19世纪90年代、鸦片贸易在19世纪末逐渐停止。

    "二战"前香港经济以进出口贸易特别是转口贸易为主，符合香港本身的条件和国际市场的需要，带动了整体经济，促进了英占中期的经济增长。但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进出口贸易是受外生变量影响较大的一个产业部门，国际政治、军事、经济的变化都会使香港进出口贸易不断起伏，从而使整体经济出现波动。

    19世纪60年代初，香港"拓界"带来的正面效应凸显，进出口贸易额增加。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美棉出口中断，印度和中国的棉花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香港作为中、印棉花转口港，贸易量更加扩大。一些印度商人纷纷来港开业，银根松动，市场活跃，香港经济进入了繁荣期。但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美国内战结束，国际市场棉花过剩，价格暴跌。"棉业危机"很快波及香港。英资乜洋行、利生银行等相继倒闭。鸦片战争时期异常嚣张的英国商人颠地这时也陷入债务危机，他所经营的宝顺洋行不得不宣告破产，这些都在香港引起很大震动。华人进出口行也由1861年的75家减少到1865年的49家，整体经济陷入萧条。

第二部分 第40节：第四章　英占中期的香港经济(10)

    进入19世纪70年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贸易周期缩短，资金周转加快，香港的转口贸易获得明显的进展。但1873-1875年间香港又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再度出现萧条,英资诺顿公司(NortonLnallCo.)、琼记洋行等一些老牌洋行宣告破产，1874年汇丰银行甚至宣布付不出红利。华商行号由于规模不大，机动性强，便于调整经营方向,很快走出低谷。从1876年起，南北行、金山庄、米行、花纱行、疋头行、茶叶行等都开始了新的发展期。

    19世纪80年代以后，除少数几年因汇率涨落不定，投机盛行，香港经济不景气以外，其余年份发展趋势相对平稳。在西方国家中，英国在香港转口贸易中仍占优势，但所占比重下降，表明香港转口贸易对英国的依赖性已经减少，服务对象趋向国际化。

    1898年香港第二次"拓界"，使香港的人力物力资源进一步增多。1910年广九铁路通车，又使香港在华南交通运输中的地位更加重要。20世纪初香港进出口贸易以至整体经济都进入繁荣期。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又使香港贸易量锐减，整体经济再次萧条。战后，航运业恢复很快，香港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贸易量直线上升，整体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了黄金时代。但1929-1932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严重影响香港，稍有恢复，接踵而至的是日本侵华，香港受到更大的打击。可以说，从20世纪30年代初直到40年代中期，香港的进出口贸易都没有恢复到20年代初的最高水平。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香港有了比较系统的对外贸易数字。但当时的贸易统计只有进出口额，没有将出口额划分为转口和港产品出口，也没有将进口额划分为转口和本地自用。但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我们可以相信大约有近半数的进口商品是本地自用，其余则是转口。而出口额则大部分是转口，只有很少部分是港产品出口。现在我们就利用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统计数字来分析一下"二战"前的进出口状况。

    首先是进出口贸易的总体状况。从表4-3可以看出：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对香港打击很大，随之而来的日本侵华又使进出口都陷入低迷，直到1940年才基本恢复到1931年的水平。由于香港土地狭小，资源匮乏，而人口又不断增加，大部分民生消费品、原材料以至机械设备等都需要进口，造成庞大的有形贸易逆差，要靠无形贸易顺差来弥补，这种状况从"二战"前的贸易统计中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其次是进出口贸易的商品构成。从表4-4可以看出：当时香港进出口商品主要是中药、食品、金属、油脂、纺织品和纸张以及纸制品等。但从当时香港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和产品类别来看，这些商品的出口主要还是来自进口，这一点，我们从这些商品的进口都远远超过出口的事实中可以明显看出。换句话说，这些商品都是转口贸易的主要内容。成衣是其中的例外，在各年度中出口都超过进口，而且差距愈来愈大，这说明当时香港本地的制衣工业已经成长起来，并且发展为一个重要的外向型工业。同类型的还有电器用品工业，其出口商品以电池、电灯泡、手电筒等为主。

    最后是香港的主要贸易对象。从表4-5可以看出：中国内地始终是香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香港从中国内地进口的商品一直都相当稳定，不但没有因战争而稍减，占香港进口总额的比重反而由1931年的27%上升到1940年的34%，但在同期内出口却由54%下降到25%。战争对各地区的影响也不同，华南沦陷较迟，因而在后期受到的影响较大。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以转口而言，华北倚重香港出口多于进口，而华中和华南则倚重香港进口多于出口。这是因为香港不仅是全中国的转口港，更是华中和华南最重要的进口门户。

    这一时期香港对英、美、日、德、印度等国的有形贸易都出现逆差，原因是从这些国家进口的商品除了供应香港需要以外，还大量转口到中国内地。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当中，各国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英联邦各成员国于1932年在加拿大的渥太华通过了一个特惠税协议，规定凡采用英联邦原料或劳工占50%以上所制成的产品，出口到其他成员国可以享受特惠税的待遇。香港在1934年加入了这个协议，使其棉织品、食品、藤器、电器、水泥、肥皂以及爆竹等能以低税输出到英联邦各国，从而对英国以及英联邦成员国的出口增加了不少。又因为定居美国的华人较多，对中国货品的需求很大，所以香港对美国的转口也继续上升。但对日本的出口则因战争而不断减少。

第二部分 第41节：第四章　英占中期的香港经济(11)

    至于东南亚各地（包括澳门和法国租借地广州湾），由于有大量华人聚居，香港一向都以它们作为中国货品的重要转口市场，而它们亦输出香港和中国所需的物产如木材、树胶、香料和金属等，其中的泰国和法属印支，更是中国南方进口食米的主要来源。因此，无论是直接贸易或者是转口贸易，香港和它们的关系都非常密切。

    三、货币制度的演变与二元化的金融业

    上一章提到：英占初期香港曾出现民间和政府使用两种货币（银元、英镑）实行两种本位制度（银本位、金本位）的现象。随着香港华人和对华贸易额迅速增加，英镑逐渐从市面上消失。1860年港英政府94000英镑的财政收入中，只有1600英镑是直接收取英镑，仅占1.7%。其余都是以银元折合。这样，英国政府终于采纳了港英政府的建议，从1862年起改为以银元作为港英财政收支的计算单位，香港也从此实行单一的银本位制。1863年，由伦敦皇家造币厂铸造的有英国君主肖像的港元银币在香港发行。1866年5月，香港造币厂开始铸造面额一元、半元、二毫、一毫、五仙的港元银币和面额一仙的青铜币。但这间造币厂因经营不善而在1868年关闭，1895年起，港英当局委托印度造币厂铸造面额一元的贸易银元，每枚重7.215钱，成色为901.697/1000，由汇丰银行发行。这一时期香港市面上流通的硬币五花八门。既有港币银元，又有拉丁美洲的银元（鹰洋和本洋），还有英国、美国和日本的贸易银元以及中国和香港铸造的各种硬辅币等等。于是，港英政府在1913年颁布法令，禁止在香港使用其他国家的银币和硬辅币，只有香港的官铸钱币和英国的贸易银元才是香港的法偿货币。从这时起，香港结束了多国货币同时流通的局面，实行以英、港银元为本位的银本位制。

    在香港流通的纸币也像铸币一样，由繁到简，由纷乱到划一。其最大的特色是：从开始到现在都是由私营商业银行发行。香港首家发钞银行是英资东方银行香港分行，这家银行1851年获得政府颁发的允许其发行钞票的皇家特许状。随后，英资有利、呵加利、渣打等三家银行也获准发行钞票。1865年3月，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开业，随即获准发行钞票。到1866年年底，汇丰银行发行纸币的数额已超过全港流通额的半数。而呵加利银行和东方银行则分别在1866年、1884年倒闭，于是香港的发钞银行便只剩下汇丰、渣打和有利银行。它们发行的钞票愈来愈受区内商人的欢迎，不但通行于香港，更大量地在广东省流通。但这一时期的纸币是可以兑换的。法律规定：发钞银行所发行的钞票，至少须有占发行额三分之一的硬币或银块作为准备。任何一家银行在任何英属地方的总行或分行，都负有兑现本行所发行的钞票的义务。因此，这一时期纸币的发行没有改变香港的银本位制。

    到了1935年，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由于美国从1934年起大量收购白银，世界银价飚升，迫使实行银本位制的国家和地区不得不放弃这一制度。中国取消银本位制以后，港英政府立法局于1935年11月9日通过《货币条例》，宣布取消银本位制，实行英镑汇兑本位制。港币与英镑挂钩，汇价维持在1港元兑英镑1先令3便士，即1英镑兑16港元。指定汇丰、渣打和有利等3家英资商业银行发行港元纸币。同日，立法局又授权库务司发行1元面额的纸币和1毫及5仙的镍币。实行了九十余年的银本位制自此结束。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币制也从此分开。至于港币发行的具体办法，则是仿照1850年以来在英国的殖民地和保护国广泛采取的货币发行局（CurrencyBoard）制度。根据1935年12月6日港英立法局通过的《外汇基金条例》（此条例后与《货币条例》合并，统称《外汇基金条例》），规定发钞银行在发行新钞时，必须以等值的英镑向外汇基金换取负债证明书。发钞银行随时可用这些负债证明书向外汇基金购回英镑，而买卖的差价定为1.25%。于是，港元与英镑的汇价便限制在一个很窄的幅度上，而港元的发行也必须有十足的英镑储备。同时，港元的供应完全由市场需求决定。因此，这项新措施同时解决了港元因银币短缺而供不应求和港币汇价因银价波动而大幅波动的问题，这对香港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好处。

第二部分 第42节：第四章　英占中期的香港经济(12)

    在货币制度不断演变的同时，香港的金融业也不断发展。两次"拓界"使香港人口迅速增加，外贸、航运、本地商业、制造业和基本建设的规模日益扩大，对信贷、汇兑和货币找换等金融业务的需求越来越迫切。适应着这种情况，新式的银行和中国传统式的银号、当押铺和银会等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形成近代金融深化理论（TheoryofFinancialDeepening）所说的金融领域的"二元结构"，即"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并存的局面。

    （一）银行

    香港的银行可以分为英资、其他外资、华资和中资（中国国家资本）四类。香港成立最早的银行是英资银行，从1845年英资东方银行香港分行开业时起，随着进出口贸易的扩展，陆续有多家英资银行来港开设分行。到1865年汇丰银行成立时为止，市面上的英资银行已有10家，而汇丰银行也成为第一个总行设在香港的商业银行。其他外资银行成立最早的是1884年开业的法资东方汇理银行香港分行，其后又出现了美资、日资、荷资银行的分行。而华资第一行则是1912年由美国归侨创建的广东银行。从这时起到"二战"前为止，共创建了8家在香港注册的华资银行。与此同时，在中国内地和南洋注册的银行也纷纷在香港开设分行，最著名的有中国银行、盐业银行、华侨银行、广东省银行、广西银行等。其中中国银行和广东省银行当时都是中国政府的官办银行，这是在香港的中资银行的滥觞。到"二战"前夕，在香港开业的中外商业银行已有30家。

    英占中期香港的英资和其他外资银行，多是以协助本国商人开展对华贸易为主要宗旨，因此它们的业务都是以进出口押汇为主。汇丰银行和华资银行比较重视存放款和在本地投资。但即使是汇丰银行，在1931年的放款额中，与押汇业务有关的贴现放款仍高达53%，投资占30%，票据则占17%。当时所有银行都集中在中区的雪厂街和毕打街一带，并没有去其他区域开设分行。它们提供金融服务的对象也限于大的行号和富户，为一般市民服务的零售银行业务还没有形成。

    （二）银号

    "二战"前为华人提供各种金融服务的金融中介以银号为主。香港各银号的组织机构、经营手法及业务性质都取法于上海的钱庄。1880年香港出现了第一家银号，到1932年已有银号37家。银号以独资或合伙为主，业务性质分为三大类：按揭、金银兑换和炒卖。其中以按揭银号的规模最大，其业务也与银行最为相近，以经营存款及放款为主，并且提供汇款及发信用证等服务，在贸易上则充当华商及外资银行的中介。银号的经营手法较为传统，以交情、信用维系顾客，生意往来则根据行规和主事人的承诺，无需合约条文和律师公证。银号的经营者多来自广东省南海、顺德、四邑和潮汕，以乡谊之情相互援引，因而形成一股雄厚的财经势力。银号的服务对象虽是华人，但也以规模较大的商户和富户为主，因此当时银号多设立在华商最集中的文咸东街、文咸西街、皇后大道中和德辅道西一带。至于一般小商人和升斗市民的存贷需要，便有赖于其他的传统信用机构，最普遍的是当押铺。

    （三）当押铺

    香港在开埠初期便有典当业，1890年统计有当押铺四十余家，遍设于闹市和人口密集区。押物期限一般是一年，所押物品以衣物为最多，其次是首饰。利率大概是年息2至3分，当押的金额愈少，息率也愈高。典押金额的大小也无限制，当押铺认票不认人，当押者不必提供个人资料，所以交易非常方便快捷。由于当时华人中的流动人口多，收入低，积蓄少，当押铺为市民提供了有效的、必需的信贷服务。

    （四）银会

    银会是一种方便高效的信用合作社性质的组织，可以满足一般市民较大额的融资需求，如应急的消费开支、婚丧嫁娶或小商人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等。负责组织银会的人称为"会头"，由他去联络一定数目的会员，并规定会期及每次供款的定额。开会时，会员以暗标的方式竞投收取该期的会银，俗称"标会"。会员之间可以互不相识，只需认识会头即可。会头是各参与者的信用评估人及保证者，如有会员逃账，他有补偿的义务。对家无恒产的升斗市民，银会是他们用较低的利率获得无抵押贷款的场所。由于他们认识会头，于是他们的品格、职业或生意便成为信用的保证。一般小商人可以同时参加几个金额大小不一的银会，以便灵活地调动资金。

第二部分 第43节：第四章　英占中期的香港经济(13)

    在存在着二元化的金融机构的同时，香港也出现了二元化的金融市场，这便是近代化的股票市场和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金银贸易场。

    （一）股票市场

    1866年港英政府第一次颁布股份公司条例，随即开始了股票买卖。1889-1891年更出现过股票投机热潮，1891年成立了香港股票经纪协会（AssociationofStock-BrokersinHongKong）。这是香港第一个会员制的股票市场，并在1941年改组为香港股票交易所（HongKongStockExchange）。1921年，香港另一个证券经纪协会成立，招收华人会员，但市场的规模很小，到1931年底，香港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只有44家，总市值只有6.5亿港元，以公用事业和零售商业为主，工业股只有4种、银行股只有3种、地产股也只有3种。参与股票买卖的多是西人，在香港整体经济中的影响力还很小，股票交易尚处于萌芽状态，但却为"二战"后股票市场的大发展积累了一些经验。

    （二）贵金属市场——金银贸易场

    香港金银贸易场成立于1876年，1932年在上环沙街建立了永久场址，是一个历史悠久至今犹存的富有中国传统色彩又糅合了近代技术手段的贵金属交易市场。它吸收金店、银行、银号等店号为会员，由会员委派经手人入场买卖金银锭块、银元和各国货币。采用叫价的方式买卖，有完善的规章制度作为交易指引，能有效地减低交易费用及保障买卖双方之利益。以买卖黄金为例，场内设有专人负责考核黄金的重量及成色。名义上为实金买卖，但买卖双方可以用每日计息的方法延期交收，因此实际上又是一个无限期的期货黄金市场。投资者可以在作为金银贸易场会员的店号开一个户口，进行炒买炒卖。至于各国货币的买卖，则是即日交收，不能延期。"二战"爆发后，港英政府在1939年实施外汇管制，黄金及英镑区以外的货币买卖受到限制，但中国货币仍然可以自由买卖。当时国民政府已经西迁，中国货币对港币的比价波动很大，于是交易非常蓬勃，后来更发展为期货买卖。直到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后才停止。

    四、制造业形成一定规模

    英占初期和中期的香港制造业，可分为船舶工业和一般制造业两个部分，其规模和发展速度各不相同。

    19世纪的英国是一个航海国家，1841年它占领港岛后，为了扩展贸易、扩大航运和保持其在远东的海军力量，从一开始就支持英国商人发展船舶工业，包括造船、修船和建造船坞等。1843年在香港建造的第一艘80吨的小汽轮"天朝"号（Celestial）下水，1846年，在港岛东角建成第一个可容纳800吨船舶的小船坞。1853年11月，在香港建造的40匹马力、1370吨的轮船"皇后"号（Queen）试航金星门。这些都在亚洲的船舶工业史上写下了较早的一笔。1863年7月，英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HongKongWhampoaDockCo.）成立，实收资本额25万元，到1866年注册时增加到75万元。1888年，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在英国海军部的资助下，在红建成一座可容纳英国海军最大舰船的新船坞。到19世纪末，该公司共拥有5个船坞，常年雇工3500至4150人，能建造万吨级以下的各种船舶。但1890年英资太古洋行投资开办的太古船坞公司，实力也很雄厚。此外还有1877年成立的华资广协隆船厂、1895年成立的华资广福祥机器船厂等。直到1941年日占之前，香港始终保持着远东重要船舶工业基地之一的地位。

    至于一般制造业，由于没有港英政府的刻意扶持，发展速度较慢一些，但在"二战"前也已粗具规模。

    1841年香港开埠以后，为了供应当地居民的需要，手工业作坊迅速增加，并出现了一些"山寨"式的工业（CottageIndustry），进行简单的食品加工和生产啤酒、汽水、针织品、香烟、肥皂等等。这一时期可说是香港一般制造业的萌芽期。

    1860年香港第一次"拓界"，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需求不断增大，一些英资洋行开始试办机器作业的工厂。1878年怡和洋行在港岛鹅颈区开办中华火车糖局，1881年太古洋行在港岛鱼涌开办太古糖房（TaiKooSugarRefiningCo.）。这两间糖厂规模都比较大，以广东省盛产的甘蔗为原料，产品畅销香港，并且远销中国内地和东南亚各国。1883年，英资香港缆公司在港岛西湾建成了第一个缆绳厂，以马尼拉麻为原料，产品除供应香港外也大量外销。1899年，澳门的英资青洲红毛坭有限公司将全部厂房迁到香港，改名青洲英坭公司（GreenIslandCementCo.），所产水泥同样畅销当地并出口。此外，1902年分别建成的第一家藤器厂和棉织背心厂，经营都获得成功。1889年在香港开办的华资大成机器纸局（AberdeenPaperMills）,产品主要销往中国内地，少量出口南洋。当然也有少数失败的例子。例如1899年怡和洋行在港岛扫杆埔创设香港棉纺织染公司（HongKongCottonSpining,WeavingDyeingCo.），拥有纱锭55000支，以印度棉花为原料。由于管理不善，难以与欧美及上海产品竞争，勉强经营了几年，终于关闭。但总的看来，这一时期香港制造业还是由少到多，在规模和技术上都有所提高。只是当时整体经济是以转口贸易为核心，制造业的规模还很小，并且不太受注意，可说是香港一般制造业的形成期。

第二部分 第44节：第四章　英占中期的香港经济(14)

    香港制造业第一次大发展是在191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战争，来自欧洲国家的进口工业品减少甚至中断了，造成部分商品短缺。香港中外商人瞄准这一有利时机，纷纷投资建厂。比较有代表性的如1916年建立的祥发罐头食品厂和中华兄弟制帽厂，1917年建立的中华糖果饼干厂，1918年建立的百家利化妆品厂，1920年建立的广泰隆玻璃厂，1921年建立的安乐园马宝山糖果饼干厂等。1922年，第一家装备手控织布机的纺纱厂在香港建成。1927年又出现了第一家手电筒制造厂。这些工厂的产品不仅取代了一部分进口商品，并且出口到海外及中国内地。但在1928年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以后，上海、天津等城市的轻工业发展很快，使港产工业品出口受到一些影响。这一时期可说是"二战"前香港一般制造业的第一个相对繁荣期。

    香港一般制造业的第二次大发展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英联邦各成员在1932年签订了《渥太华协议》（OttawaAgreemont,1932），规定凡使用英联邦原料或劳工占50%以上生产出来的商品，出口到英联邦各成员国家或地区都可以享受特惠税（ImperialPreference）的待遇。香港在1934年正式加入《渥太华协议》，随着市场的扩大和税率的优惠，刺激了港产品的出口，也就促进了香港制造业的进一步兴旺。据港英政府统计：1934年港九共设有工厂419家，其中港岛166家，九龙253家，资本总额已经达到5100多万元。而到了1940年，香港的注册工厂增加到800家，雇用工人30000余名，资本总额超过1亿元。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加工出口型的制造业主要是轻工业，包括胶鞋、毛织品、棉纺织品、五金、手电筒和其他电器、藤器、搪瓷用品、肥皂、水泥等。

    总之，"二战"前的香港制造业从无到有，由少到多，不仅船舶工业发展迅速；一般制造业也经历了"地产地销-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的发展过程。虽然自始至终都是以劳动密集型的小型轻工业工厂为主，仍然造就了一批目光敏锐的工业企业家和熟练工人队伍，初步形成了香港以及国际间的营销渠道，也涌现出类似"马宝山"、"百家利"、"太古方糖"这样的知名品牌。尽管日占时期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全港工厂只余下366家，并且都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但青山尚在，基础犹存，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香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节远东中等规模国际城市的形成

    一、人口继续增长

    19世纪60年代以后，香港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快发展，吸引着来自中国内地以及其他国家的移民。两次"拓界"也使人口进一部增加。1860年第一次"拓界"前港岛总人口94917人，英国占领九龙后，九龙居民5105人"人随地归"，使1861年港九总人口达到119321人。1898年第二次"拓界"前总人口超过25万，加上新界原居民，使拓界后整个香港地区的总人口超过了30万。进入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内忧外患不断，移民继续涌入香港。根据1931年的统计，香港总人口已经达到84万多人，成为亚洲人口密度较大的城市之一。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攻陷广州，估计1937年由内地来到香港的难民有10万人，1938年有50万人，1939年有15万人。因此在1941年日军进攻香港前夕，香港总人口已经增加到164万人。除了大约50万露宿街头的难民以及其他流动人口外，在香港定居的市民超过100万人。

    移民的大量流入，除了使香港拥有充足而且工资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以外，也为香港带来了可观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力量。从19世纪的金山庄、南北行、四大百货公司和许多银行银号，到20世纪纺织、食品、烟草、藤器、木器等制造业的兴起，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着来自内地与海外移民的"财"与"才"。1937年以后，日本侵华又使内地一些颇具规模的企业迁到香港，包括纺织染、树胶、印刷、五金、电器和航运业等。

    二、市政和港口建设次第进行

第三部分 第45节：第四章　英占中期的香港经济(15)

    英国占领港岛初期，为了保障它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和加强其军事力量，首先是在港岛北岸的狭长地带（英国人称之为"维多利亚城"）建设军营和其他军事设施，同时出卖土地给英商建设楼宇、仓库和码头。其他建筑便任其衍生，并没有刻意为城市建设制定规划。1842年，港英政府土地委员会（LandCommittee）和工务局（PublicWorksDepartment）先后成立，负责处理香港的土地、建设工程和配合设施。1843年，英国测量师哥顿（Gordon）曾提出一个大规模的港岛建设计划，包括划定住宅区、行政区、商业区、确定市中心和建设人工运河，以及把皇后大道延长至围绕港岛，进行填海工程和沿岸修建海滨路径等。对于这样大的工程，港英政府无（财）力投资，英商也无心参与，香港第一个全面的城市发展蓝图遂夭折了。但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城市用地越来越感到不足。扩展的方法不外三条：一是平整山坡向南深入；二是由中环、上环向东西两侧沿岸延伸；三是就近填海造地。由于开山平地成本太高而且进度很慢，向两侧延伸也受到地理条件的诸多制约，于是哥顿曾建议过的填海造地便成为展扩土地的主要途径。但填海初期并没有统一计划，港岛北部沿岸的土地业主为了各自的利益，纷纷填海修造码头和房屋，各行其是，紊乱不堪。19世纪50年代初，港英政府把填海造地列入市政工程范围，首先提出从海军湾（即今卑乍湾）到铜锣湾的填海计划，主要目的是为中心商业区和军事基地提供用地，结果因沿海地段业主颠地洋行等的反对而未能达成，仅在黄尼涌入海地段填高了面积不大的一片低洼地，取名宝灵城，即今坚拿道两旁（俗称"鹅颈区"）。1868年，筑成从威利麻街到文咸西街的海堤2报700英尺，造地8英亩半。1873年，在今德辅道旧址建成了一条近乎连续的海堤——东海旁道，次年毁于台风。1884年，在铜锣湾造地23英亩。1886年，在坚尼地城造地22英亩。1889年，港英政府开始实施由富商遮打（C.P.Chater）倡议的中区填海计划，工程西起西营盘屈地街，东至中环的海军船坞，长2英里，宽250英尺，面积65英亩，1904年竣工，历时15年。工程完成后，新的海旁大道命名为干诺道。旁为遮打道和德辅道。1921年，港英政府开始进行湾仔填海工程，范围包括海军船坞以东到当时的渣甸仓海旁（今纽约戏院附近）。整个工程在1929年完成，造地面积约100英亩。经过以后的不断建设，成为今天湾仔最繁华的商业区。

    1860年英国占领南九龙以后，仿照港岛的做法，也填海造地。1867年，由业主根据港英政府的计划在九龙角（今尖沙咀）投资建造500英尺长的海堤。1881年到1883年又在麦当奴道（今广东道）以东的九龙角至海军船坞一线进行较大规模的填海工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终于完成了油麻地、大角咀临海地段的填海造地，使九龙西部海岸完全改观。接着，何启、区德、曹善允等组成启德投资公司，在九龙城寨外的九龙湾北岸进行大规模填海，到1924年完成新填地120英亩。大部分新填地用来建设香港的第一个飞机场，并以这项工程的倡议者和主要组织者何启、区德的名字命名，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启德机场。启德机场于1925年第一次有飞机起飞，最初只用作军事用途，1936年开始有民航服务，使用期长达73年。直到1998年赤角国际机场建成后，启德机场才于1998年7月6日凌晨1时16分随着跑道灯光的熄灭而宣告关闭。

    道路建设进展迅速。港岛以1842年筑成的皇后大道为中心，随着市区的扩大，顺山越坡修筑的道路不断完成。在1846年筑成的环岛39公里简易公路的基础上，19世纪末又完成了长95英里宽75英尺的环岛高标准公路。进入20世纪，道路网的拓展更快，不仅市区四通八达，而且筑成了通往深水湾（1915）、浅水湾（1917）、赤柱和筲箕湾(1918)以及石澳（1923）等地的公路，使这些风景点发展成为旅游胜地。香港的商业活动也因此而不只局限在市区范围了。而在九龙，1865年动工修筑了罗便臣道和麦当奴道，把油麻地、旺角和大角咀连成一片。1906年又把罗便臣道拓宽并延伸到界限街，形成一条纵贯九龙的通衢大道，命名为弥敦道。弥敦道与佐敦道相交叉，带动了"两道"附近日趋繁荣，成为九龙最繁华的商业区。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后，1912年已经修建公路连接深水到九龙的大角咀，1916年又延长到旺角的弥敦道，这是新界第一条与最繁华的市区相连接的公路。1911年广九铁路通车后，新界许多重要墟镇都成为站点。港英政府遂在1916年开始修筑环回公路通往青山，这项工程在1920年完成，而深水也在1918年完成通往荔枝角的道路工程。这样，新界、九龙、港岛初步形成了一个近代化的道路网，而新界也成为港九市区发展的主要后盾。

第三部分 第46节：第四章　英占中期的香港经济(16)

    随着航运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对码头、仓库的需求逐渐增多。19世纪60年代初，怡和洋行等在西营盘和湾仔增设了码头、仓库。1871年8月，以湾仔的码头、仓库为基础，成立了香港第一家"公仓"——香港码头货仓公司（HongKongWharfandGodownCo.）。1875年这家公司在尖沙咀沿海浅滩设置仓库。1886年，与怡和洋行的埠头仓库（TheGodownCo.andJardine'sWharf）合并，成立香港九龙码头及货仓公司（简称"九龙仓"），经营码头堆栈及装卸业务；1888年在九龙增设第一、第二码头，其深水泊位可供巨型远洋轮船停泊。1895年公司总部迁到九龙，雇用华工800人，其规模在香港同类企业中居于首位。

    除货运码头外，香港的客运专用码头有港英政府修建的维多利亚码头（VictoriaPier）,天星小轮公司在中环修建的天星码头和1900年启用的卜公码头（BlakePier）等。

    为保证船舶夜航安全，1875至1876年先后在鹤嘴、青洲和黑角头三地建立导航灯塔各一座。1892年，港岛东南横澜岛上的灯塔启用，天气晴朗时视距可达到32海里。1883年，香港天文台在九龙落成。同年，在铜锣湾建成面积约100英亩的避风塘，供小型船只避风之用。

    三、公用事业相继开办

    港岛的陆上交通，最初只有肩舆（即轿子）作为代步工具。1880年开始由日本传入人力车（又称东洋手车）。20世纪初开始有汽车，但最初都是属于私人或机构自用。1888年，由花园道口经坚尼地道、麦当奴道、宝云道直达太平山山顶的缆车通车，山顶缆车公司遂成为最早的市内交通企业。1904年，由坚尼地城经上环、中环、湾仔、铜锣湾、北角到筲箕湾的电车通车。这条电车线路完全沿着港岛北部新填的地面修筑，横贯港岛东西，长达11英里，由英资香港电车公司经营，怡和洋行包揽了全部股权。其后九龙巴士公司（简称"九巴"）、中华巴士公司（简称"中巴"）等三家公共汽车公司先后成立，最初行驶的路线很少，而且互有重叠。1933年港英政府采用招标竞投的办法，"九巴"和"中巴"分别投得九龙、港岛的公共汽车专利权，行驶路线逐渐扩大。

    港岛和九龙之间的水上交通，最初只有私人的风帆小艇渡海，很不安全。19世纪70年代开始使用小型汽轮，到80年代由尖沙咀到中环已有定时渡海小轮服务。1898年，怡和洋行和沙逊洋行等联合投资创办天星小轮有限公司(StarFerryCo.Ltd),垄断了港、九之间的渡轮服务，管理比较规范，大大减少了伤亡事故，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对香港经济促进最大的交通建设项目是广九铁路。它北起广州大沙头，南至九龙尖沙咀，全长178.6公里。1907年3月，清政府与英方正式签订《广九铁路合同》，经过双方建设人员四年多的努力，1911年全线建成通车，使香港在华南交通运输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也使新界与港九连成一体，对香港的市政建设、陆海空联运、进出口贸易以至整体经济所起的作用十分巨大。当然对中国内地特别是华南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大作用。

    供水是香港的一大难题。历史上港岛居民一向饮用雨水和山泉。开埠以后人口激增，船舶和生产用水也越来越多，淡水供应成为历届港督最感棘手的事情之一。1851年开始凿井取水。仍然不敷需要。而且井水和天然水极易污染，对城市的卫生防疫非常不利。于是港英政府决定在薄扶林修筑第一座大型人工水塘，以储存雨水和山坑木，经过消毒后供应给市民清洁的自来水。这项工程从1860年开始。1863年薄扶林水塘第1期工程竣工，储水200万加仑。1864年港岛西区、中区开始供应自来水。1871年第2期工程竣工，储水量增加到6600万加仑。1895年再次扩建，储水量又增加到7040万加仑。1889年，港岛最大的水塘——大潭水塘建成，储水量达到3.12亿加仑。1891年，文咸道、亚毕诺道、花园道三处安装了机器水厂，引水上山，向山顶区供应自来水。1899年又建成黄泥涌水塘，储水量3399万加仑。加上其他小型储水设备，至此，港岛的总储水量达到5.11亿加仑，自来水供水系统初步建成。

第三部分 第47节：第四章　英占中期的香港经济(17)

    九龙第一期供水工程也在1895年启用，是使用位于油麻地北部的水厂，拥有三口机井，日供水25万加仑。1902年开始修建新九龙水塘，1906年完成，当地居民饮用水也初步得到保障。当然，从长远来看，靠水塘和机井不可能彻底解决人口众多需求量很大并且还在快速增长着的香港的供水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只能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国内地修建了对香港的巨大供水工程开始。

    在19世纪后期香港修筑人工水塘的过程中，涌现了传奇人物石匠邓元昌（原名邓怀清，又名邓阿六，绰号打石六）。1872年修筑大潭水塘的工程开始后，由于这里山洪汹涌，石堤屡建屡塌，承建工程的两间英国公司先后因失败而退出。邓元昌及时向港英政府工务司提出用S形石块代替方形石块的建议，使工程得以顺利进行。按照邓元昌设计的图纸打造出来的S形石块，把石块与石块像锁链一样连接成一个整体，至今仍安然无恙地在大潭水塘的底部。邓元昌后来靠承建工程和经营房地产而成为香港开埠早期的华人巨富之一，有人将他与公元590-608年因建造赵州桥而著名的隋朝石匠李春相比，有关他的故事在香港广为流传至今。

    城市燃气和电力方面，1862年英资香港中华煤气公司（HongKongChinaGasCo.）成立。1865年元旦，维多利亚城400盏街灯开始用煤气照明。九龙则迟至1895年左右才使用煤气。到1889年，英资香港电灯公司成立，1903年英资中华电力公司成立。港九的电力照明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邮电通讯方面，1842年4月在花园道口开设了香港第一间邮局，由英国邮政当局派员管理。由于航运发达，香港成了中国沿海邮件的集散中心。中国开放五口通商后，1848年至1854年广州、福州、厦门、上海、宁波陆续开设邮政机构，一度也归香港邮局管辖。1860年5月，香港邮局改由港英政府管理。1862年12月港英驿务司（邮政局长）正式发行香港邮票。1870年开办邮政汇票，为海外华人邮汇提供方便。1876年香港加入万国邮政同盟。

    1870年丹麦的大北电报公司（GreatNorthernTelegraph）在香港开业，首先开通香港——厦门——上海之间的电报，后来扩展到威海卫。第二年又通过西伯利亚与欧洲线贯通。同时，英资大东电报公司（EasternExtensionAustralasiaChinaTelegraphCo.,Ltd）在香港开业，铺设海底电缆，首通香港——西贡——新加坡，后遍及福州、澳门、海防等地。1880年又与马尼拉接通。从1883年9月起，香港与中国内地各城市可互通电报。

    1881年香港首次安装电话。1886年，英国伦敦电话公司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不久改组为香港电话公司。

    四、建筑的发展与中等规模国际城市的形成

    经济发展使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有效需求逐步上升，直接导致了本地商业、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港岛中区的高级名店以及其他闹市区鳞次栉比的店铺、酒楼、食肆、咖啡馆、酒吧间、夜总会、歌舞厅、影剧院和酒店、商厦等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而居住屋宇更是无论怎样赶建也赶不上人口的增加。于是，建造业和房地产业开始成为重要的支柱性产业。

    建筑风格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英占早期，房屋分为两极。港岛中区全部是西式楼宇，很多是由英军的工程师和测量师按照模式手册（patternbook）设计建造的，属于欧洲（主要是英国）传统古典模式。有代表性的建筑物如1846年建成的三军司令官邸，1855年建成的港督官邸，都是乔治亚式（Georgian）风格。加上这一时期建成的圣约翰教堂（1849）、香港会会所（1846）、美利楼兵房（1846）和政府办事处、警署、裁判处以及欧美商人建造的写字楼、住宅、仓库等等。置身其间，仿佛来到19世纪英国的城镇（town）。港岛西区则是中式或中西合璧的低矮屋宇，全部由华人建造。在香港开埠之初，华人多搭建简陋的小木屋栖身。但1841年秋的一次台风使木屋全部被毁，于是华人开始在文咸街一带建造唐楼，以后扩大到上环和西营盘。这种唐楼一般3-4层，每层高3.0-3.6米，用承重砖墙和木质地板建在宽4-5米、长12-14米的狭长地盘上。众多唐楼群加上中式庙宇和街市，颇有岭南集镇色彩，但人口密度则比内地的集镇大得多。

第三部分 第48节：第四章　英占中期的香港经济(18)

    1860年开始有英籍建筑师在香港执业，此后新建的西式楼宇扩大到整个香港地区，以古典复兴式为主，这是欧洲在17世纪到20世纪初流行的一种建筑形式。但其他风格的建筑在香港也不断出现。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建筑物有旧高等法院（今立法会大楼），带有希腊复兴式（Greekrevival）风格，1912年落成。香港大学主楼，属于文艺复兴式色彩，也在1912年启用。至于西式住宅，既有哥德复兴式，也有中世纪城堡式建筑。至今犹存的有杜格拉斯堡，建于1866年，1954年起改为香港大学宿舍。邓元昌建造的红楼，1900年建成，是邓氏家族住宅，曾作为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的秘密会所而闻名于世。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建造的虎豹别墅，是梁思成等倡导的"中国文艺复兴式"建筑，1935年建成。较大型的住宅区则有九龙塘花园城、嘉道理山、又一等，由英式独立小楼群组成，每户一栋，在1930-1934年建造，属于高尚住宅区。当然，对于绝大多数华人来说，这一时期新建的住屋仍是旧式唐楼。

    到了20世纪，引领国际建筑潮流的地域由欧洲转移到美国，而欧美的建筑也都进入国际主义时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完全代替了砖结构，建筑物开始向高层化发展。受美国芝加哥建筑师沙利文（L.Sullivan）等的影响，利用钢架结构建造高层建筑，配合电动升降机、电话、空调等设备，走向商业化及科技化，成为新的潮流。这种潮流传入香港是在1920年以后，从这时起传统的欧洲长廊式建筑已经不再兴建，出现了类似湾仔大街市（1936）、中央市场（1937）这样的按照沙利文学派倡导的"形式紧随功能"（FormFollowsFunction）的"三F原则"建成的楼宇。而汇丰银行总行"三次建造，三度搬迁"更成为香港欧式建筑风格变迁的一个缩影。该行1865年在获多利商厦开业，这是一座欧洲传统式建筑。1882年迁入新建的总行大楼，是豪华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建筑，八根巨大的红色磨光大理石圆柱支撑着圆形拱顶，美轮美奂。耗资30万港元，在当时香港欧美商人建造的楼宇中是最昂贵的一栋。进入20世纪30年代，它又在原址拆掉旧楼新建总行大厦。新厦是典型的芝加哥学派高层建筑，共14层，装备着当时最先进的幅射板式供暖系统、中央空调系统和快速升降机。1935年10月10日启用，成为当时纽约以西开罗以东最先进的建筑物，刷新了香港建筑物造价的最高纪录。但到了1981年，汇丰再次决定在原址拆掉旧厦重建新厦。新的汇丰银行大厦是现代化高技术建筑的典型，高178.5米,耗用钢、铝制件6万吨，装备着最先进的采暖、通风、给排水、电力、电讯和电子计算器系统，顶层并设有可供直升飞机起降的停机坪。它在1985年7月30日启用，耗资50亿港元，被认为"可能是全世界最昂贵的独立建筑物"。汇丰第三次建造是在"二战"以后，不属于本书所说的英占中期。但为了说明香港建筑风格的变迁，所以记述于此，供读者参考。

    总之，社会相对安定与经济较快发展吸引了中外移民大量流入，而人口的增加和需求的扩大又直接导致市政、港口、房屋建设的快速增长和各种近代化公用事业的较早兴办。到20世纪20年代，香港已经被公认为远东知名的国际城市之一。但在城市规模以及主要的对外经济金融指标等方面，当时的香港尚不能与远东两个最大的国际城市东京、上海相比，而和中等国际城市如广州、大阪、孟买、新加坡等差不多。因此，我们把这时的香港称之为远东中等规模的国际城市，可能是比较恰当的。

    结语

    19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先后占领了九龙和新界，控制了整个维多利亚港和大片腹地，确立了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港英政府继续采取自由港和自由经济政策，在给予英资更多的特权的同时，对华资和上层华人采取笼络怀柔的方针。迫于来自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各种压力，英国政府和英资企业在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终于在19世纪末叶停止了鸦片和苦力贸易。此后英资、华资和其他外资集中力量发展进出口贸易、航运、金融和制造业，同时扩大对港口和房屋建设、公用事业、本地商业、服务业的投资，港英政府也加大对市政建设的投入，使经济较快发展，人口迅速增加，19世纪末确立了香港作为亚洲重要转口港的地位，20世纪初成为远东中等规模的国际城市之一。

第三部分 第49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一）(1)

    在上述过程中，以汇丰、怡和、太古三大财团为代表的英资垄断了香港的经济命脉，奠定了它们在"二战"后进一步发展成为大型跨国资本集团的物质基础。华资艰辛创业，在香港的整体经济中开始居于比较重要的地位。欧美国家、日本、南亚和东南亚资本陆续来到香港，初步形成了多国多方资本并存的格局。

    但是，港英对一般华人民众，特别是对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继续采取歧视压迫的政策，却给香港带来不安定的因素，也严重影响占总人口95%以上的华人的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而英国占领香港的目的，只是"需要这个立脚点以霸占和扩大其势力范围而已"`。因此，当香港确立了亚洲重要转口港之一的地位之后，英国的目的已经达到，便不再作更加宏伟的构想和更大规模的投入，相反地却指望从香港取得更多的金钱。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期间英国向香港索取巨额军费,就是一例a。这些都是香港在"二战"前城市规模和主要经济金融指标尚落后于东京、上海的主要原因。

    在城市建设方面，港英政府从开埠到"二战"前确实采取了不少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正如学者德利基亚（T.R.Tregear）和伯瑞斯托(R.Bristow)所批评的那样，香港早期的城市发展是零散的和没有规划的，缺乏整体目标和长远发展方向b。这是造成港九今天"密集的钢筋混凝土森林挤迫着狭小的街道"，以致交通拥挤、空气污染程度比较高的重要原因。

    第一节港英的统治策略

    一、战后局势与英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政策

    1945年8月底，英国利用中国蒋介石政权的无能，在美国的支持下派出海军特遣舰队从日军手中接管了香港。同年9月1日成立以英国海军少将夏悫（C.H.Harcourt）为首的临时军政府，1946年5月1日恢复以港督杨慕琦(MarkYoung)为首的文官政府。尽管"二战"后英国再次建立起对香港的殖民统治，但它面临的局势比之战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西方列强在18-19世纪建立起来的世界殖民体系正在土崩瓦解，"大英帝国"也"无可奈何花落去"地走上了衰落的道路。它的众多的殖民地、附属国纷纷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有些仅名义上留在松散的英联邦之内），使香港很快成为极少数英属"直辖殖民地"之一。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并明确宣布对香港问题的立场。这就是：香港自古是中国领土，中国不承认中英《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同英国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解决香港回归祖国的问题，在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从此，香港回归就成为"二战"后英国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显然，在香港有着巨大政治、经济利益的英国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当时英国政府拟定的对华基本政策是：（1）维护英国本土利益；（2）保持英国在华经济利益；（3）维持香港现有政治地位`。老谋深算的英国当政者为了尽可能维持（至少是延长）其对香港的殖民统治，一面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新中国，利用它本身以及香港同中国的经贸关系，取得更多的商业利益，并在私下里研究与中国政府谈判的可能性`；一面在表面上摆出强硬姿态，坚持"三个条约有效"的立场，拒绝把香港归还给中国。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了南方各省，进兵广州湾，饮马深圳河。英国迅即增兵香港，声言"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香港"a。同年8月英国内阁决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与中共政权谈判香港的地位问题"。1972年11月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香港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英国政府立即公开表示："联合国大会的行动，绝不影响香港的法理地位"。"英国政府对香港法理地位的观点，是人所共知的，英国政府不能接受其他政府所发表的或此后可能发表的任何不同意见"b。英国顽固坚持这种立场长达三十五年之久，它在"二战"后对香港的统治也长达近五十二年。但时间并不对英国有利，即使是按照英国认为"有效"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新界也应在1997年7月1日归还给中国。而经过近百年的相互融合，港岛、九龙和新界已经成为一个整体。离开新界，港九不可能单独存在。正因为如此，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英两国国力对比的变化和1997年的临近，人们普遍认为1997后香港将回归中国。例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曾被美国派往多个发展中国家担任经济顾问的威廉·比瑟就率先断言：1997年新界租借期满时，中国"至少会收回新界，也许把香港岛和九龙都收回"`。到了1982年，全年竟没有一人承租港英准备批租的土地。道理很简单，中外投资者和香港居民都知道：没有经过中国政府同意，港英无权批出跨越1997年的土地批租契约。这类租约的租期一般是十五年以上，而十五年后就是1997年了a。在一部分经济活动陷于停顿和各界人士纷纷质询的情况下，英国政府才于1982年9月开始同中国政府进行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1984年12月19日，两国政府首脑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决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承诺"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

第三部分 第50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一）(2)

    二、政治制度与统治策略

    从"二战"后到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前的近四十年中，港英为了维护其对香港的统治，一直沿用"一切权力属于英国"和英籍总督集权制的政治制度。并在20世纪40年代末颁布了一系列加强殖民统治的法令，包括1948年10月公布的《公安条例》、12月公布的《教育（第二号）修正条例》，1949年1月公布的《人民入境统治条例》、4月公布的《简易程序治罪修正条例》、5月公布的《社团条例》、8月公布的《人口登记条例》和1950年4月公布的《人民入境统治（补充）条例》，等等。按照这些条例，港英可以强迫被怀疑"煽动叛乱"的人士做出"不再煽动"的保证，可以关闭某些学校或取消某些教师的执教资格，可以随时对居民进行搜查、拘留、逮捕或驱逐出境，甚至可以对违犯条例的人判处死刑。对于香港华人要求参政的呼声，港英在很长时间内是采取敷衍、拖延甚至压制、反对的态度，而统治权始终牢牢掌握在英国统治阶层手中。直到1984年12月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前，港英政府的全体官员和行政、立法两局的全体议员，没有一人是选举产生的，全部由政府委任。其中主要官员（总督、布政司、财政司、律政司、驻港英军司令、政治顾问等）更是由英皇或英政府任命的英籍官员担任。其他司级以上的二十二名官员中，十九名是英国人，只有三名是华人`。战后港英政治制度是如此保守和反动，以致一位以研究香港而知名的英国学者迈因纳斯（N.J.Miners）在20世纪80年代曾把它称为"早期帝国政治的活化石"，并尖锐地讽刺道：

    "假如香港第一任总督甸乍爵士今天重临香港，他能认出的几乎只有山顶区的轮廓和政府的制度，而后者在一百三十年来几乎没有任何改变"a。

    另一位英国学者哈里斯（PeterHarris）也不约而同地写道："倘若19世纪的任何港督今天能重返香港，他们对所看到的一切变化都会大吃一惊，只有一点除外——主要的、正式的政府上层建筑基本未变"b。

    但"二战"后港英当政者也不能不看到：经过战争的磨炼，香港华人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质素已经大大提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人亲眼目睹英军一败涂地的场景，以及昔日号称"日不落国"的英国人在集中营内饱受奚落侮辱的可怜相。而且此后英国再没有为香港的抗日战争付出过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只有华人组成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在新界四出活动，打击驻港日军。这一切都使英国在香港华人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在经济上，遭受日军疯狂掠夺破坏后的香港，疮痍满目，百废待兴。而英国遭受战争的破坏更加严重，在战后一段时间内不得不依靠"美援"补贴度日。它自顾尚且不暇，不可能给予香港任何物质上的援助。加上华人是好学的民族，经过几代人热心兴学，到"二战"前的1938年，香港中英文学校(相当于中小学)在校学生已经达到10.4万多人。日占期间锐减到不足7000人，但战后的1954年已经增加到24万人，占总人口的9.9%；1963年又增加到69.1万人，占总人口的19.5%；1970年更增加到94.1万人，占总人口的23.5%（见表5-1）。迨至1989年，香港270万工作人口中，小学程度的占33.3%,中学程度的占53.2%，专上教育程度的已经占到了13.5%。事实迫使港英政府认识到：对于占总人口95%以上的已经觉醒了的高质素的华人群体，继续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是很不明智的。只有"笼络人心，赢取香港华人的拥戴"，才能"重振英国昔日的声威"，在一定时期内维系住港英的统治，实现经济的重建与发展。因此，在1946年港英立法局重开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就撤销了最令华人反感的充斥着种族隔离色彩的《山顶居住条例》（从1918年港英立法局通过这个条例到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为止的二十三年中，获准在山顶区居住的华人家庭只有两个：一个是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另一个是20世纪上半叶号称香港首富并且有着英国人血统的华商何东）。以后又陆续撤销了一些歧视华人的法令，允许华人在港英规定的范围内有言论、出版、投资、经营、就业等自由。但统治权则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当时被称为港英政府"喉舌"的《南华早报》总编辑、英国人哈特臣在1981年所撰的《香港：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就曾写道：

第三部分 第51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一）(3)

    "事实上，香港居民（本书按：此处显然主要指华人）虽然没有政治权力，却较许多英联邦国家的公民享有更大的自由"`。

    取消种族隔离使香港华人的聪明才智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而港英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和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在战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香港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本书将重点回顾其中最重要的三项经济政策：一、自由经济政策；二、量入为出的财政方针；三、维持货币稳定的政策和港式货币发行局制度。

    第二节自由经济政策

    一、从"自由放任"到"积极不干预"

    香港的自由经济政策由来已久（参看本书第三、四章），但在"二战"后才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大致说来，20世纪60年代以前（含60年代），港英对自由经济政策的理解等同于18世纪亚当·斯密倡导的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和对企业自由放任。20世纪60年代的港英财政司郭伯伟就曾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们是一个经济极度开放的地区，'无形之手'（hiddenhand）是我们经济的最佳指引者"。同一时期的港英第二十四任总督戴麟趾（DavidTrench）也表示："香港政府不主动干预任何企业的发展，而让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去决定它们的命运"。这一时期港英实行自由经济政策的范围主要是实物经济领域，包括对外贸易、本地商业、房地产、制造业等等。特别是在对外贸易方面，港英继承和发展了战前的自由港政策，1945年9月英海军少将夏悫领导的港英军政府成立，11月就宣布开放对外贸易，允许私商经营。1946年6月港督杨慕琦复职后，很快颁布法令宣布进出口贸易自由。既不限制进口，也不津贴出口。以后港英政府又规定只对烟草、酒类、不含酒精饮料、甲醇、碳氢油类（汽油、柴油）和化妆品等六类商品征收关税，对其他进口商品一律不征关税。这样少的关税征收品种，在当今世界是极为罕见的，这是在香港购买一些世界名牌商品其价格往往比原产国更低廉的原因。在"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稳定发展的20年左右的时间内，自由经济政策对香港恢复转口港地位并迅速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起了重要作用。但金融领域实行自由经济政策的效果却不理想。1964年以前，港英政府对商业银行完全没有监管。1948年颁布的银行条例，规定一间银行只要依法取得牌照并每年缴纳5000港元的牌照费就可以开业。并没有规定任何的管理规范或经营守则。这项法律沿用了近十七年，导致银行业鱼龙混杂，竞争剧烈。一部份银行实力较弱或管理不善，终于酿成20世纪60年代的银行危机。从1961年开始，廖创兴银行、广东信托银行、恒生银行、广安银行、道亨银行、永隆银行、远东银行、有余银行和明德银号等先后被挤提，不得不由政府出面保证或接管。由于害怕发生严重的金融动荡，港英政府在1947年颁布法令对黄金进出口实行管制，1966年颁布法令停止接纳海外银行来香港开设分行。加上港币从1935年起就与英镑挂钩，1939年以后成为英镑区成员之一`，造成港币在国际市场上不能自由兑换，资金也不能自由进出，对各国资本来港投资是一种人为的障碍。甚至发生了国际金融界准备将亚洲美元市场设在香港却被港英政府拒绝的事件，使香港丧失了一个极好的扩展金融市场的机会。事实告诉人们：对金融领域"自由放任"放弃监管是不适当的，因噎废食限制其发展也是不可取的。加上"二战"后西方各国经济状况的变化和凯恩斯（J.M.Keynes）及其以后的各派经济学说的影响，终于产生了香港特有的"积极不干预"政策。

    "积极不干预主义"(PositiveNon-interventionism)是1971-1981年任港英财政司的夏鼎基（CharlesPhilipHaddon-Cave）率先提出的。夏鼎基的主导思想也是经济自由主义，但他并不主张对经济完全"自由放任"，而是主张"极少干预"。他在1971年就任财政司后开始按照这种主张做了一些尝试，但正式提出是在1977年的港英立法局会议上。他表示反对把香港对经济的态度称之为自由放任主义。认为："不如把香港对经济的态度称之为积极不干预主义更为可取。这种态度包含这样的观点：在大多数情况下，试图计划调配私营部门拥有的资金并挫败市场势力的活动，是徒劳无益的，而且会损害经济增长率。因为市场势力在开放经济中是难以预测的，更不用说加以控制了"，`但"当遇到对整体经济有重大不利影响的问题时，就要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必要的干预加以解决"a。夏鼎基的这种见解影响了当时和以后的历届港英政府，"积极不干预"成为"九七"之前港英长期采取的一项政策。它们一面对经济继续实行自由开放；一面对某些领域某些经济实体采取了一些干预措施。

第三部分 第52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一）(4)

    二、自由开放政策的主要表现

    1971年以后港英采取的自由开放政策突出表现在金融领域，主要包括：

    （一）1973年1月1日起，取消外汇管制，实行外汇自由买卖，资金自由进出。由于香港的优良地理位置，以及香港同世界各国的广泛经贸联系，使香港的外汇市场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1978年每天平均交易额只有5亿美元左右，1980年增加到约50亿美元，1982年又增加到约100亿美元。从1986年起，国际清算银行(BankforInternationalSettlements,缩写为BIS)每三年对全球外汇市场调查一次。根据这间银行的调查结果：1986年4月香港每天平均外汇交易额已经接近200亿美元。1989年4月达到490亿美元。1992年4月达到610亿美元。1995年4月更达到910亿美元，占全球交易总额的6%，仅次于英、美、日和新加坡，居世界第五位。

    （二）1974年1月1日起，取消黄金进出口管制，实行进出自由和买卖自由。随后美国在1975年也宣布黄金买卖自由化，允许国民自由持有和买卖黄金。在世界黄金交易量迅速增加的情况下，香港优良的地理位置，广泛的对外经贸联系以及优秀的黄金熔铸、加工、鉴定和经营人才等优势得到充分发挥。香港金市拥有伦敦金和本地金两个市场。前者的交易对象是纯度99.99%的黄金，以盎司为单位，按美元计价，交易方式是欧洲式的对敲买卖，多在伦敦交收。后者的交易对象是纯度99%的黄金，以司马两（每两相等于37.8克，即1.215盎司）为单位，按港元计价，在香港的金银业贸易场成交。本地金的交易方式虽然也是以现货为主，以即日交收为原则，但可以延长到一个不限定的日期。延期交收的仓费在每一个交易日的早晨按供求状况确定，这就带有期货的性质。正由于香港的黄金市场既有类似纽约COMEX期货交易的特点，也有伦敦、苏黎世实货交易的优点。所以在取消进出口管制之后，欧美商人纷纷利用香港金市进行对冲和套戥（即套期保值，英文名称为hedging，译名海琴），市民参与炒作和储金保值的数量也急剧增加。香港的黄金及金首饰并大量转口和出口到东南亚各地，使香港很快成为亚太地区的黄金交易中心。香港黄金市场每天平均交易量由取消管制前的约30万盎司迅速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100万盎司`。20世纪90年代初又增加到122万盎司a。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香港被公认为与伦敦、纽约、苏黎世并列的全球"四大金市"之一。

    （三）1977年3月，放宽对海外银行来港开设分行的禁令。新的规定是：凡资产总额不少于120亿美元（以后陆续增加到140和160亿美元）、所在注册国对银行业有充分的监管并能向香港银行业提供合理的互惠条件的海外银行，经过一定的审批手续后，允许其在香港开设一间具有持牌银行地位的分行。这项政策促成了香港海外银行的迅速增加。1975年在香港开设分行的海外商业银行只有48家，1978年增加到54家，1980年增加到79家，1985年又增加到108家，1990年已经达到136家，1996年更达到151家。香港成为仅次于美、英两国而居世界第三位的国际银行业中心。

    （四）1986年4月2日，实现"四会"合并，成立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简称联交所）b。虽然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改变"四会"并存造成的恶性竞争和混乱现象；但联交所成立后投资者参与交易的资格放宽，手续简化，也是一项自由开放的措施，吸引了大量本地的以及国际市场上的资金入市。联交所刚刚开业的1986年，股票市场成交总额只有1231亿港元；而到了1996年，成交总额达到14062亿港元，十年增加了10.4倍。这一年香港股市年末总市值34760亿港元，成为世界第八大市场（参看表5-2）。

    在香港金融领域由半封闭转为开放的同时，其他领域的自由经济政策也在不断充实和完善。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自由经济的政策法规体系。体现在贸易领域，就是自由港和自由贸易政策，实行货物、无形资产和贸易资金的自由流通；体现在金融领域，就是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外汇、证券、期货、黄金和其他贵金属自由买卖，资本自由流动，资金自由进出，没有外汇管制；体现在对企业的政策方面，就是在守法经营的前提下实行企业经营自由，包括自主决策、自主管理、自由选定行业并自由转业。体现在个人经济生活方面，就是依法保护私有财产权，实行个人财产自由支配，投资自由，就业自由，等等。在"二战"后西方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凯恩斯学派倡导的对经济实行干预政策的情况下，香港无疑是自由经济保留得最多也最完整的地区。美国文化传统基金(HeritageFoundation)连续多年把香港列为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地区，香港是当之无愧的。

第三部分 第53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一）(5)

    三、加强监管和适度干预

    1970年代以后香港自由经济政策的进一步充实，促进了经济多元化，使香港成为举世公认的国际贸易、金融、航运和信息中心，成为全球知名的大都会和亚洲重要的旅游点。但香港经济敏感性强、波动性大的缺点也更加突出，特别是在金融领域，继上文提到的20世纪60年代的银行危机之后，香港又发生了一次银行危机（20世纪80年代华资恒隆、新鸿基、海外信托、嘉华、永安、康年、友联等七家银行和多家财务公司先后被挤提，不得不由政府接管或被其他企业收购），两次金融市场危机（1974年的股市暴跌和1987年10月的"股灾"），一次货币危机（1983年9-10月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进行期间，英首相撒切尔夫人扬言香港因前景不明正面临重大的金融和政治动荡，造成港币汇价急跌，市民纷纷抢购食品和日用品，市场陷于混乱）。房地产市场也多次出现严重动荡的局面。

    针对这种情况，根据"积极不干预"的政策，港英采取了对一部分经济实体加强监管和适度干预的措施，监管和干预的对象着重在金融领域，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银行业的监管和干预

    1.修订银行业条例。从1963年起港英政府对1948年制定的《银行业条例》进行了20多次修订。其中1986年9月1日港英立法局通过的《银行业条例》，事前由港英政府金融司、英格兰银行专家小组以及香港银行界人士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和协商，对银行监理专员的职权、颁发银行执照的准则、加强对银行经营情况的审计监督、资本充足比率、流动资产比率以及银行的收购和国际协调等，都适应新的情况做出了规定，被公认为"方向是正确的"`。这对全面提高香港银行业的质素起了较大作用。

    2.实行金融三级制。金融三级制是香港特有的对银行业分级管理的制度，1981年开始实行。当时将接受存款的金融机构分为三级：第一级是持牌银行，每个持牌银行的实收资本额不得少于1亿港元，接受存款的数额不受限制，相当于西方国家的商业银行。第二级是持牌接受存款公司，实收资本额不得少于7500万港元。第三级是注册接受存款公司，实收资本额不得少于1500万港元。后两级机构只能接受较大额的企事业存款，不能接受公众的小额存款，类似西方传统的商人银行或投资银行。1990年1月港英当局对金融三级制做了部分修改，持牌银行的名称不变，最低实收资本额提高到1.5亿港元；持牌接受存款公司改称有限制牌照银行，最低实收资本额提高到1亿港元；注册接受存款公司改称接受存款公司，最低实收资本额提高到2500万港元。实行金融三级制的目的，是把实力比较薄弱的后两级金融机构同公众隔离开来，从而也就避免了这两级金融机构在资金周转困难时因遭受公众挤提而产生银行危机。

    3.成立银行公会。1980年1月港英政府制定了《香港银行公会条例》，第二年成立了香港银行公会。这是一个行业自律的组织，主要目的是防止银行之间盲目的、不合理的竞争。所有银行都必须参加银行公会，并且通过共同制定和遵守章程与协议的办法，来达到自律的目的。公会由港币发行银行（1994年4月前只有英资汇丰、渣打等两家银行，1994年5月1日中国银行开始参加发行港币，发钞银行增至三家）轮流担任主席，每届任期两年。

    4.制订利率协议。针对20世纪60年代初一些银行盲目进行"利率战"引发银行危机的教训，1964年7月1日由当时的外汇银行公会所有会员共同缔结了存款利率协议，决定授权公会理事会制定和调整银行吸收公众存款的利率上限。1981年香港银行公会成立后，外汇银行公会并入香港银行公会，利率上限改由香港银行公会理事会制定和调整，这个办法对防止银行之间的盲目竞争起了明显作用。到了20世纪90年代，香港银行业的管理水平已经普遍提高，根据关贸总协议（GATT）乌拉圭回合协议的精神，要求取消利率协议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香港金融当局决定从1994年10月1日起取消1个月以上存款的利率上限，1995年1月3日起又取消了7天以上存款的利率上限，除7天以内的存款利率受协议限制外，其他利率全部放开。但通过7天以内存款利率的限制仍能对市场利率水平起到一定的调控作用。

第三部分 第54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一）(6)

    5.规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标准。香港在1986年《银行业条例》中已经规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标准是5%。1988年7月西方十国金融当局签订《巴塞尔协议》以后,香港银行监理处根据该协议的要求，在1989年重新做出决定，把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标准调整为8%，并且规定银行监理专员有权将个别持牌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最低标准提高到12%，将个别有限制牌照银行或接受存款公司的资本充足率最低标准提高到16%。这项决定下达后，到1989年底所有银行和接受存款公司的资本充足率都已经达到标准，比《巴塞尔协议》要求的时间提早了三年。这就进一步降低了银行业的经营风险，提高了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

    6.实时全额支付系统开通。1996年12月，香港实时全额支付系统（RealTimeGrossSettlement,缩写为RTGS）开通，大大降低了银行结算中的"赫斯特风险"`。并且正逐步同中国内地、美国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实现支付系统的联网，从根本上解决"赫斯特风险"问题。

    （二）证券业的管理

    1.健全证券业管理机构。1973年股市暴跌之后，港英政府开始对证券交易所进行整顿，1980年8月6日港英立法局通过了《证券交易所合并条例》，1986年4月2日香港联合交易所开业，结束了"四会"并存的时代。1987年"股灾"之后，以戴维森为首的证券业检讨委员会正式提出了"证券业改革"的口号，他们的一条重要建议就是成立专门的证券业监管机构。因此，1989年5月1日正式成立了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简称香港证监委），作为独立于政府架构之外并与香港联合交易所平行的机构。联交所是证券市场的组织者；证监委是证券市场的监督者，主要负责解决市场结构和监管工作中的制度性问题。

    2.加强证券业立法。1973年股市暴跌之后，港英政府在1974年2月13日颁布了《证券条例》，这是香港第一个关于证券业的条例。到1989年4月2日港英又颁布了《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条例》。这两个条例成为对证券业进行全面监管的法律依据。此外，重要的法律还有：《证券（公开权益）条例》、《证券（内幕交易）条例》、《证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条例》、《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香港公司购回本身股份守则》和《香港单位信托和互惠基金守则》等。

    （三）强化货币政策，健全金融管理

    1.实行联系汇率制。1983年9月发生港元危机后，港英政府从这一年的10月17日起实行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规定发钞银行发钞前必须按7.8港元兑1美元的比例以美元向外汇基金缴纳发钞准备金。这就是香港特有的港式货币发行局制度，对保持港元币值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2.建立流动资金调节机制。1992年5月28日港英宣布从6月8日起建立流动资金调节机制，由香港外汇基金管理局负责管理。每个持牌银行在每天票据交换前，可以在外汇基金的协助下对自己的流动资金状况进行调整。如果发现自己的头寸不足，可以同外汇基金管理局签订出售和回购协议。银行将其所持有的外汇基金票据或政府债券出售给外汇基金，在一定期限内购回。出售和购买的差价比率代表外汇基金的贷款利率或贴现率。相反，银行若有剩余隔夜资金，也可以贷给外汇基金管理局，利率按拆入利率计算。这相当于中央银行的贴现窗口的功能，可以避免银行因暂时性的头寸短缺而陷入危机。

    3.发行外汇基金票据。1990年3月-1991年2月，外汇基金先后发行了3个月、6个月和1年期的外汇基金票据。1992年、1993年又先后推出2年和3年期的外汇基金票据。1995年、1996年更分别推出长达7年和10年期的外汇基金票据。在调节资金供求方面，外汇基金票据的性质与其他国家的国库券相同。如果政府要收紧银根，就可以出售外汇基金票据；如果要放松银根，就可以购入外汇基金票据。因此，建立发行外汇基金票据的机制相当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在宏观调控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但由于香港的债券市场发展较慢，政府债券和外汇基金票据发行较少，所以这种调控的力度有限。

第三部分 第55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一）(7)

    4.成立香港金融管理局。1993年4月1日港英政府成立香港金融管理局。金融管理局是在原有的外汇基金管理局和银行监理处的基础上组建的，除不发钞和不担任政府的往来银行以外，香港金融管理局实际上已经担负起中央银行的其他所有职能，并且成为亚洲17个国家和地区中央银行联合组织的成员。

    港英干预经济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房地产业。1842和1860年英国占领港岛、九龙之后，立即宣布港九的土地全部属于英国皇室所有，由港英总督代为管理`。1898年英国强迫清政府把新界"租借"给英国以后，港英只承认清政府已经发给新界居民土地契约的一小部分土地仍归原业主所有，其余绝大部分土地也都由港英政府支配。对于港英政府"管理"和"支配"的土地（港英称之为"官地"），私人业主只能通过批租的方式取得一定时期一定面积的土地使用权，而不能享有永久性的土地所有权。由于垄断了土地所有权，港英政府就能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统一规划土地用途，并且通过土地"批租"取得巨额收入用于城市建设，这对营造一个发展经济的良好环境是有利的。"二战"结束后，港英一方面不断健全地权垄断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房地产管理制度。到1997年6月英占结束时为止，港英先后颁布的有关房地产的法律多达100多项，其中与土地有关的法律50多项，明确规定了政府以行政管理者和土地所有者双重身份在房地产领域的职能，界定了业主、住户、开发商和中介人的权利与义务，使每一项同房地产有关的活动都能有法可循。另一方面，政府从1953年起大规模兴建公共房屋，包括出租给市民的"公屋"和出售给市民的"居屋"。到1990年底，作为政府指定统筹公共房屋事宜的房屋委员会已经拥有"公屋"62.1万个出租单位，共有224.4万人居住在"公屋"内，占总人口的38%。而到了1995年底，房屋委员会拥有的"公屋"又增加到69.1万个出租单位，居住人数也增加到240万人，占总人口近四成。以房屋委员会为主联同私人机构兴建并出售给市民的"居屋"也已累计达到18.7万个单位。毫无疑问，港英政府及其管辖下的房屋委员会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房地产主之一。由于掌握了地权并且拥有众多的楼宇物业，就使港英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港英在房地产价格严重动荡的时候，也曾采取增减土地和楼宇供应量的办法加以调节。但调节的次数不多，力度也不大。

    至于工业、贸易、航运和本地商业等领域，港英的政策是以自由竞争为主，较少进行干预。

    总之，英国占领香港的一百五十多年中，自由港和自由经济政策对促进香港的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自由放任"到"积极不干预"，港英在加强经济管理方面是前进了一步。但是也必须看到：英国古典学派片面强调经济自由的观点，到20世纪中叶已经过时。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说明资本主义经济自动调节的作用有限；而垄断行为特别是投机资本对市场的冲击，说明资本主义早期那种纯粹的自由竞争(PureCompetition)已经一去不返，政府对市场的适度干预势在必行。不仅凯恩斯和后凯恩斯学派提出了种种干预的模式，就连号称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弗里德曼也承认通过货币政策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性，主张以货币作为惟一的政策工具。但港英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含义十分模糊。用夏鼎基的话来解释，就是"极少干预"，也就是只有整体经济遭遇到"极其重大的不利影响"时才能进行干预。这实际上是只有"休克疗法"，没有"渐进疗法"。只有"硬着陆"，没有"软着陆"。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港英的宏观调控机制不够健全，调控工具不够有力。以存款准备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运作这三种调控工具为例，美、德等国都是西方国家中上述三种工具比较健全有效的国家，而香港在港元与美元联系汇率制之下，港元汇率盯住美元，港元利率就不能不跟随美元，使前两种调控工具失去了作用。后一种调控工具也因政府债务工具发行量少而作用不大（截至1996年底，港英政府债券和外汇基金票据未偿还额937亿港元，折合120亿美元，尚不足美国国库债券未偿还额的0.5%）。货币基础比较狭窄，市场抛空活动不够规范，资金流动的监察机制不够健全，也是香港金融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因此，香港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比较低。1987年10月全球股市暴跌，香港恒生指数由10月16日收市价3783.20点跌到12月7日收市价1894.94点，下跌49.9%，成为全世界跌幅最大的市场。1991年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国商"）清盘，在香港曾引起万国宝通、渣打、港基等多家银行被挤提，并导致"国商"存户长达八个月的静坐示威事件。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石油危机、90年代的欧洲货币危机等，都对香港产生过一定冲击或影响。风险防范机制不够建全有力，是港英在经济领域留下的隐患之一。

第三部分 第56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一）(8)

    第三节审慎的"量入为出"的财政方针

    一、"量入为出"方针的提出

    19世纪40年代香港被英国占领后，香港的财政长期处于英国政府殖民地部的严格监督管理之下，没有财政自主权。港英政府制定财政预算和追加预算都必须先由英国政府批准，才能送交港英立法局通过执行。"二战"后英国传统的海外殖民统治方式开始有了部分改变。从1947-48财政年度起，香港的财政收支连年出现盈余。这样，英国政府的监管才逐渐放松，终于在1958年将财政权力下放给港英政府。此后港英可以自行决定财政预算和追加预算，可以自行决定发行公债和借款。1972年港元与英镑脱钩，香港脱离了"英镑区"，港英政府再不必将全部外汇资产结售给英国，获得了自主处理外汇资产、自主选择储备货币的权力。但港英政府仍须向英国政府报告财政状况并听取英国政府的意见，财政司仍由英国政府任命，任命核数署署长也须报经英国政府批准。尽管香港只获得财政的相对独立性，但对于加强政务管理，健全财政制度，促进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港英政府制定和执行独立的财政政策，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1958年以后港英政府财政政策的核心是"量入为出，收支平衡"，这一点在它的多名财政司的言论中都有清楚的表述。

    20世纪60年代的财政司郭伯伟说："赤字财政政策，它完全不适用于我们的经济状况"。"我们的财政政策有两项金科玉律：其一是尽可能保持税收结构的稳定，为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架构；其二是不管经济增长速度如何，公共事业应以稳步发展为宜"`。

    20世纪70年代的财政司夏鼎基说："要应付临时性的入不敷出，或要对付收入比预料少的情况，最好的办法是随时保有储备金"a。

    20世纪80年代前半叶的财政司彭励治说："社会愈富裕，花费更应有度。??赤字财政是挥霍无度的人所乐用的权宜之计"b。

    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的财政司翟克诚在就任后的第一份财政预算案中就表示："我将会尽可能地沿用过往行之有效的政策，特别是我认为香港的财政政策，是不容许以赤字预算作为永久性的政策的"c。

    20世纪90年代前半叶的财政司麦高乐也表示："我恪守量入为出的公共开支原则。遵守这个原则，便能确保政府开支的增长，在一段期间不会高于整体经济的增长，因此最为重要"d。

    二、贯彻"量入为出"方针的具体准则和核心内容

    为了贯彻落实"量入为出"的财政方针，港英政府确定了一系列具体准则，比较重要的有：

    （一）郭伯伟和夏鼎基的五项财政预算准则

    从1974年起，港英财政司郭伯伟根据以往的经验把财政收支的比例关系概括为"五项财政预算准则"，1981年以后郭氏的后任夏鼎基对准则做了一些修订。这五项准则是：

    1.郭提出经常收入最少相当于总支出的88%，夏改订为77%；

    2.郭提出经常支出不得超过经常收入的80%，夏改订为85%；

    3.郭提出经常账盈余最少相当于非经常支出的60%，夏改订为33%；

    4.郭提出经常支出不得超过总支出的70%，夏改订为65%；

    5.郭提出非经常收入最少相当于非经常支出的20%，夏改订为33%。

    这五项准则中，第1、3、5项是要求积极增加收入，第2、4项是要求努力节省开支。1982年彭励治继任财政司后继续执行夏氏修订后的前四项准则，而第5项准则则维持郭氏提出的20%的比率。

    （二）彭励治的八项财政预算假设

    尽管夏鼎基对"五项财政预算准则"中的重要比率做了一些修订，夏氏的后任彭励治也做了再修订，但在实施中连续几年财政收支的主要比率都突破了新修订的准则，特别是从1982-83财政年度起，以售地收入为主体的非经常性收入直线下降，而非经常性支出却持续上升，导致综合账收支失衡。因此彭励治在任内最后一个财政年度即1986-1987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中提出了财政预算的新的准则，这就是"八项财政预算假设"：

第三部分 第57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一）(9)

    1.生产总值增长率：假设五年内每年平均实质增长率为4.5%；

    2.通货膨胀率：假设五年内每年平均为4.5%;

    3．现金流动盈余/赤字比率`:政府的目标是现金流动达到盈亏相抵基本平衡,但在策划方面宁可由于低估而导致盈余;

    4．综合账目开支增长率:以实质计算控制在略低于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水平;

    5.非经常性开支增长率:目标是在扣去通货膨胀因素之后，基本维持1986-1987年度的水平，同时应考虑基本工程在人工、费用等方面的经常开支；

    6.税务政策：假设税务负担不会有重大的转移，同时必须顾及维持各项收费和定额税项的实质收益，以及定期检讨各种免予纳税的入息额等问题；

    7.经营盈余/赤字比率：由于来自售地的非经常收入的重要性已经减低，因此假设大部分的非经常开支将继续由营业账目的盈余支付。在非经常支出中由经营盈余支付的比率订为最少50%；

    8.公务员编制增长率：假设每年不超过2%-2.5%。

    "八项假设"比"五项准则"进了一步。它作为指导财政管理的具体政策，其创新之处主要有三点：

    首先是提出了"一般经济假设"的范畴，确保政府的开支水平是按照香港经济的负担能力来确定，而不是按照政府的收入来确定。

    其次是引进了"中期预测"的范畴。将单一年度的财政预算建筑在五年预测的基础上，有助于财政收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具有比较稳定的比率准则。

    最后是突出了主要的财政范畴和比率准则。为准确地制定各项预算指针，控制开支的增长，设下了比较具体的政策界限。

    "八项假设"为彭氏的后任翟克诚提出了比较切实可行的准则。翟克诚尽管在个别的比率上做了一些调整（主要是生产总值增长率数次上调），但基本上沿用彭氏的政策，力求达到或接近既定的各项比率。

    尽管具体准则及其计算方式有过一些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港英财政政策的核心内容是：

    第一，保持公共收入的合理。特别是保持稳定的税收结构，以"产生足够的经常收入，应付大部分政费支出，以及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财政储备水平"`。

    第二，控制公共开支的增长速度，在"有规律和有效率地发展政府服务"a的前提下，确保公共开支不超过生产总值的"合理限额"b，并尽量使公共开支增长率不超过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保持合理的公共收入水平，严格控制公共开支的增长，这是"量入为出"财政方针的具体化。以稳重著称的第二十七任港英总督卫奕信曾经把这两个方面称为"政府财政管理"的"基本信念"。他的看法是符合英占后期香港的实际状况的。

    三、贯彻"量入为出"方针的效果

    在"量入为出"方针的作用下，英占后期香港财政状况基本良好（见表5-3），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财政收支，平衡有余

    "二战"后香港绝大多数年份均保持财政收支平衡有余。从1946-47财政年度到1996-97财政年度的51年中有43年盈余，只有8年出现赤字。而且这8年又都是由于各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因素所造成（见表5-4）。

    （二）财政储备，比较充裕

    在绝大多数年度财政收支存在盈余的情况下，香港的财政储备比较充裕。据统计从1951-52财政年度到1996-97财政年度的46年中，香港财政储备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例平均为77%（见表5-5），其中最高的1954-55财政年度和1955-56财政年度都达到100%以上。1997年4月1日财政储备已经达到1736亿港元，同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土地基金受托人又将基金资产1971亿港元移交给特区作为财政储备，使1997-98财政年度开始时的财政储备增加到3707亿港元，相当于全年度财政支出的191%，也就是相当于特区各级政府机构将近两年的开支。雄厚的财政储备成为香港特区政府依法行使各项职权的有利条件之一。

    （三）税制简单，税负较低

第三部分 第58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一）(10)

    "二战"后香港财政收入和财政储备如此迅速地增长，是否依靠繁重的赋税呢？否！香港的税制十分简单，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类。直接税包括利得税、薪俸税、利息税、物业税和遗产税。间接税稍多，但主要是差饷、关税和几种内部税收。全部税种不过十余项（参看表5-6）。除薪俸税和其他个人入息课税按累进税率征收以外，其他税种均按计算比较简便的标准税率征收，从税率、税目和税收总额来看，香港纳税人的负担都比较轻。1950年到1996年，公司利得税的标准税率始终在15%-18%的低水平盘旋。最高的1986-1987财政年度也仅为18.5%。同国际上的一般标准相比，香港的税率很低。在亚洲，日本和韩国的利得税税率都在50%以上，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省也在40%左右。根据1980年代前七年的统计，香港所得与利得税征收额只占同期本地生产总值的7.2%，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也低于绝大多数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本书上文已经提到：香港征收关税的商品只有六种，是全世界课税品种最少的港口之一。低税负和简单税制，过去和现在都是香港为海内外投资者提供良好投资环境的一个基本因素。税负低而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是"二战"后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古代和现代思想家倡导的"足国之道，节用裕民"`和"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a等理财思想的一个好的例子。

    但是也应指出：尽管港英政府掌握着香港相当可观的房地产资源，但对平抑物业价格重视不够，在采取拍卖方式批租土地的情况下，客观上助长了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攀升，泡沫经济十分严重。港英财政收入分为税收和非赋税收入两大项（见表5-6），其中税收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60%，非赋税收入约占40%。而在非赋税收入中，卖地收入无疑占有很大比重。香港的土地本来比较狭小，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对房屋的需要又在不断增加，已经孕育着楼价上升的因素，房地产商为了取得土地使用权，不能不参与高价竞投，使建楼成本不断增加，楼价"水涨船高"。加上房地产投机活动炽热，特别是从香港开始的"炒楼花"活动，更把物业价格抬高到"寸土寸金"甚至"寸土尺金"的程度，使香港和东京并列为全球房地产价格最高的"双城"。到1996年第一季度，市民购买一个小型住宅单位所用按揭贷款的每月还款额占到全港家庭入息中位数的86.5%，远远超过了中低收入居民的负担能力。房屋问题成为香港居民最为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滞后香港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行政管治者和地权垄断者的港英政府，是难辞其咎的。

    第四节维持货币稳定的政策和港式货币发行局制度

    香港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维持货币稳定。鉴于香港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系，这个政策目标更具体的涵义就是维持港元汇价的稳定。1935年香港取消银本位制以来的经验证明：要维持港元汇价的稳定，健全的货币制度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所谓货币制度，是指一个拥有单独的货币发行权的国家或地区货币流通的秩序、结构和组织形式，包括通货制度（金属通货还是纸通货）、本位制度（以何种物品作为货币本位）和发行制度（发行者为谁、发行方式如何）等等。香港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当地情况的行之有效的货币制度，这就是港币由指定的商业银行发行、与一种国际储备货币挂钩、发钞银行必须缴付100%的发行准备金的制度。我们称之为港式货币发行局制度。

    一、几经变迁的货币本位制度

    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以来，货币本位制度几经变迁，到20世纪末为止，可分为银本位制（1842-1935）、金汇兑本位制（1935-1972）和管理纸币本位制（1972-）等三个时期。其中金汇兑本位制时期又可分为英镑汇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协议制等两个阶段。而管理纸币本位制时期又可分为固定汇率制、浮动汇率制和联系汇率制等三个阶段。除银本位制时期和英镑汇兑本位制阶段已在本书第三、四章评述外，现在将"二战"后的几个阶段简要回顾如下：

第三部分 第59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一）(11)

    （一）战后第一阶段——布雷顿森林协议制阶段

    布雷顿森林协议制（BrettonWoodsAgreementSystem）在本质上属于金汇兑本位制。1944年7月，美、英、中、苏、法等44国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NewHampshire)的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根据会议通过的"最后决议书"，确定了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黄金官价，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随时可以用美元按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而每种货币与美元之间也必须确定和保持一个固定汇率。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出现国际收支基本不平衡时，经过国际货币基金会（IMF）批准，可以调整固定汇率。这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的美元-黄金本位制。但因当时香港尚处于日本军队占领下，所以没有规定港元的固定汇率。1946年12月18日，国际货币基金会确定多种货币的固定汇率，其中港元的固定汇率为1英镑兑16港元，相当于1美元兑3.97港元。从那时起，香港被纳入布雷顿森林协议制的范畴，实行美元与黄金挂钩、英镑与美元挂钩、港元与英镑挂钩的"三挂钩"的金汇兑本位制。1949年9月、1967年11月和1971年12月港元曾三次跟随英镑调整对美元的固定汇率，1967年11月港元对英镑的固定汇率也曾调整，但港元的货币本位制度没有改变，仍属于布雷顿森林协议制的范畴。根据1935年12月6日港英立法局通过的《外汇基金条例》，港币由指定的商业银行发行，以与发行额等值的外汇作为准备金。而由于本期内香港仍是"英镑区"成员，香港的全部外汇储备均结售给英国，作为"英镑区"的"共同储备"。

    （二）战后第二阶段——管理纸币本位制下的固定汇率制阶段

    固定汇率制是香港实行管理纸币本位制之后最先采取的汇率制度。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美国由于国内外多方面的原因，黄金储备大量外流，维持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制度愈来愈困难。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的制度，美元汇价随即下跌，西方各国都程度不同地蒙受汇率损失。为避免继续遭到损失，1972年6月23日，英国率先宣布取消英镑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实行英镑自由浮动；同时宣布将"英镑区"的范围缩小到只包括英国本土、爱尔兰和直布罗陀，对其他原英镑区成员不再采取集中外汇储备和限制资金流动的制度。其他西方国家也纷纷实行汇率浮动，布雷顿森林协议制自此彻底瓦解，标志着最后一种金本位制即金汇兑本位制也不复存在了。从这时起，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制度都进入了管理纸币本位制的时代。在英镑自由浮动后的第十四天，即1972年7月6日，港英政府宣布港元与英镑脱钩，改为与美元挂钩，当时确定的固定汇率为1美元兑5.65港元，1973年2月14日调整为1美元兑5.085港元。港币发行仍以外汇为准备金，由包括美元、英镑在内的多种外汇资产组成。

    （三）战后第三阶段——管理纸币本位制下的浮动汇率制阶段

    固定汇率制使港元在国际市场上不断被高估或低估，对发展进出口贸易不利。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采取浮动汇率制的情况下，香港继1973年1月取消外汇管制之后，1974年11月26日港元实行自由浮动，浮动汇率制成为香港实行管理纸币本位制之后的第二种汇率制度。港英金融当局逐步加强对汇市的管理，使浮动汇率制实行后的前七年（1975-1981年），香港外汇市场行情波动虽然极为频繁，但运作基本正常，交易额也得到较快增长。

    （四）战后第四阶段——管理纸币本位制下的联系汇率制阶段

    1982年9月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开始后，由于英方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以主权换治权"的观点，使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影响了人们对香港前景的信心。1982年9月22日至1983年9月22日，港元对美元的汇价由1美元兑6.11港元降到1美元兑8.36港元，下跌幅度达36.8%。为了对中方施加压力，当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悍然打出"经济牌"。她在1983年9月23日发表谈话说，香港由于"前景不明"，"正面临重大的金融及政治动荡"，引起香港居民的恐慌心理，纷纷上街抢购食品和日用品。到9月24日，港元对美元的汇价已暴跌至1美元兑9.6港元，比9月22日下跌14.8%；港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价也在这两天内下跌11.6%，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九月风暴"。撒切尔夫人的做法并没有对中英谈判造成什么影响，反而使英国对香港的管治能力受到质疑，英资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港英政府采纳了商人祁连活的建议，决定从1983年10月17日起，实行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其主要内容是：港币发钞银行（当时为汇丰、渣打银行，1994年5月起增加中国银行）每发行7.8港元的港币,必须向政府的外汇基金交付1美元的法定准备金，由外汇基金发给负债证明书。以后发钞银行可以随时将港币连同负债证明书交回外汇基金，外汇基金则将等值的美元付还发钞银行。其他银行也可以随时按1∶7.8的联系汇率同发钞银行进行美元与港元的交易。通过银行利用联系汇率与市场汇率之间的差价所进行的套利活动，形成美元与港元之间的汇率自动调节机制，有利于保持港元汇价的基本稳定。

第三部分 第60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一）(12)

    二、历史悠久的货币发行局制度

    与货币本位制度几经变迁不同，香港自1935年12月取消银本位制以来，绝大部分时间都实行货币发行局制度。所谓货币发行局制度，是1850年以后英国在其殖民地和保护国长期推行的一种制度。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在这种制度下，法定货币不是由中央银行发行，而是由一个独立的货币发行局发行，而这个货币发行局除发钞外是不行使任何银行职能的；二是货币发行必须有充足的外汇准备金。发行机构在发行货币的同时，必须按照政府规定的币种和汇率将一种能够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外国货币作为准备金存入政府的金融管理机构，也就是该种外币与本币之间应当按照一个事先约定的固定汇率由货币发行机构与政府金融管理机构进行双向的无条件的兑换。新加坡是最典型的实行货币发行局制度的国家。香港从1935年12月到1974年11月（日占期间除外）的金汇兑本位制时期和管理纸币本位制下的固定汇率制时期，除了港币不是由货币发行局发行而是由商业银行发行以外，其他的做法都与货币发行局制度完全相同，因此我们称之为港式货币发行局制度。1974年12月至1983年10月，香港实行浮动汇率制，由于汇率不断波动，不可能再按照事先约定的固定汇率进行本币与外币的双向兑换，实际上是中止了港式货币发行局制度的实行，但仍然实行货币发行机构必须缴付（按当时市场汇率计算）足值外汇准备金的办法。从1983年10月17日起，香港实行联系汇率制，同时也就全面恢复了港式货币发行局制度。经过多年来的不断充实和完善，港式货币发行局制度有四个鲜明的特点：

    （一）由商业银行发钞

    同"二战"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由中央银行发钞相比，香港的做法实属罕见。香港没有中央银行，港英政府也不设单独的货币发行机构。根据港英立法局1935年12月6日通过的《外汇基金条例》，三家英资商业银行，即汇丰、渣打和有利银行被指定为港币发钞银行。1959年，有利银行被汇丰银行收购，此后很长时间内发钞银行只有汇丰、渣打两家。1994年5月1日，中资商业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开始参与发行港币，香港的发钞银行从此又增加到三家。直到20世纪末，这种状况都无改变。

    （二）规定港币与一种国际储备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或联系汇率）

    从1935年12月6日起，港元与英镑挂钩，由英国和港英政府规定两者之间的固定汇率。从1972年7月6日起，港元与美元挂钩，由港英政府规定两者之间的固定汇率。上述固定汇率既是发钞银行缴付外汇准备金的依据，也是任何企业和个人在香港进行港元与英镑（或美元）之间的交易的依据；其他的黑市汇率均属非法。从1974年11月26日起，港元自由浮动，没有了固定汇率，也就停止了货币发行局制度。从1983年10月17日起，实行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由港英政府规定美元兑港元的联系汇率为1∶7.8，港式货币发行局制度自此恢复运行。但联系汇率只适用于外汇基金同发钞银行之间、发钞银行同其他银行之间的美元与港元的缴付和交易；而其他交易主体之间的美元与港元的交易，则一律按市场汇率进行。这是联系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的主要不同点。

    （三）港币发行必须有100%的外汇准备金

    1935年《外汇基金条例》规定：发钞银行在发行港元钞票时，必须将与发钞额价值相等的外汇存入政府指定的机构，即外汇基金（其汇率由港英政府财政司决定），作为港币的发行准备金，"主要准备赎回该等钞票之用"。"二战"结束后，直至1972年7月5日之前，港元与英镑挂钩，香港又是"英镑区"成员，因此港币发钞银行交付的外汇准备金按英镑计算，存放在英国。从1972年7月6日起，港元与美元挂钩，发钞银行缴付的外汇准备金按美元计算。从1974年11月26日起，港元汇率自由浮动，发钞银行缴付外汇准备金的币种扩大到任何硬通货均可。1983年10月17日起，实行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发钞银行交付的外汇准备金仅限于美元。

第三部分 第61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一）(13)

    （四）设立外汇准备金的专管机构——外汇基金

    香港的外汇基金（ExchangeFund）是在1935年12月废除银本位制以后根据《外汇基金条例》设立的，由港英政府最高级别的经济官员即财政司控制。但财政司对外汇基金执行控制时，应当与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协商。财政司是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的当然主席，咨询委员会其他成员由港英总督任命。

    在外汇基金设立后的很长时间内，它的职责只是管理港币的发行准备金，用途仅限于保持港元汇价的基本稳定。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后，港英政府逐步把原来由汇丰银行担当的一部分中央银行的职能转到外汇基金，形成外汇基金"六项来源，四种用途"的运作机制。

    "六项来源"是：1.由发钞银行缴付的钞票发行准备金；2.政府发行的硬币的价值或这些硬币终止作为法定货币后出售所得的款项；3.自1976年起，为了集中管理政府的金融资产，港英政府决定将原本由政府一般收入账目持有的大部分外币资产，以及政府一般收入账目中的财政储备（流动资金除外），均拨入外汇基金，但财政储备并非永久交由外汇基金使用，当政府需要提取储备以履行一般收入所需承担的义务时，会将储备拨回一般收入账目中；4.根据1988年7月港英政府公布的"新会计安排"，银行体系的结算余额由外汇基金管理；5.外汇基金票据发行额；6.利用以上款项进行投资所得到的累积盈利。

    "四种用途"是：1.用于保持港元汇价的基本稳定。当港元汇价过高时，外汇基金往往卖出港元买进外币；当港元汇价过低时，外汇基金往往卖出外币买进港元。2.担当银行业的"最后贷款者"。这是1988年实行"新会计安排"之后赋予外汇基金的新的职能。当有的银行因头寸短缺周转不灵而面临被挤提甚至倒闭时，外汇基金可以给予短期贷款。3.挽救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港英政府在金融市场严重动荡时开始动用外汇基金加以挽救。在1982至1985年的银行危机中，外汇基金曾挽救了7家问题银行；1987年10月的"股灾"，外汇基金又曾动用20亿港元挽救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4.进行投资活动。自1935年外汇基金建立以来，一直投资于外汇、证券、黄金、白银等。除在香港本地投资以外，外汇基金在伦敦、纽约、东京、巴黎、苏黎世、法兰克福等城市还聘请了多名经纪人进行上述金融资产的买卖。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营，香港外汇基金已经积累了庞大盈余。但在1992年以前,英国和港英政府对香港外汇基金的财务数字始终秘而不宣，直到1992年7月15日港英财政司麦高乐（HamishMacloed）才公布了1989-1991年的外汇基金资产负债表。此后每年公布上一年的外汇基金资产负债表。而在此以前的五十三年（1936-1988）中，香港外汇基金收、支、盈、亏的真实状况，特别是香港作为"英镑区"成员期间外汇资产均要结售给英国时的真实状况，恐怕将成为永远的秘密了。

    香港货币制度的演变见表5-7。

    三、货币制度效果显著

    港式货币发行局制度以及与之同时存在的港币与一种国际储备货币保持固定汇率的做法，其最大的优点就是有两个内在的、自我调节的机制，有利于保持港元汇价的基本稳定。其一是康迪纶-休谟（Cantillon-Hume）机制,又称黄金移动机制（specie-flowmechanism）,因其最早的发现者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康迪纶（RichardCandtillon,1680-1734）和苏格兰经济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1711-1776）而得名。在康迪纶和休谟生活的年代，欧洲各国普遍采用金属本位制，货币供应量等于法定货币（金属铸币）的流通量，并不包括银行存款在内。因此货币量的变化与黄金的流动几乎是一对一的关系，康迪纶和休谟最初提出的定律就是阐述这种关系。但我们研究康迪纶-休谟机制在20世纪后半叶港式货币发行局制度下的作用的时候，就必须加进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概念。对此香港经济学家饶余庆教授推导得出的公式是：

第三部分 第62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一）(14)

    设：M=货币供应量

    H=基础货币

    F=外汇储备

    a=基础货币对外汇储备的比率

    e=货币发行局制度下的固定汇率或联系汇率

    则：H=aeF

    以上公式说明，在港式货币发行局制度下，香港的外汇储备、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着正相关。也就是它们作为变量，不仅变动的方向完全一致，而且变动率也大致相同。按照这组公式，康迪纶-休谟机制在港式货币发行局制度下的运作方式是：假设因炒家狙击港元或因资本大量流出而使香港的外汇减少，港元汇价面临贬值压力，那么发钞银行因手中外汇短缺，不仅不能增发港币，反而不得不向外汇基金交还负债证明书以便用港元购回外币。这就必然导致港元基础货币以及货币供应量的减少，从而造成利率上升，物价下降，最终达到稳定港元汇价的目的。与此相反，假设香港外汇增多，港元短缺，面临升值压力，那么康迪纶-休谟机制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运作，同样达到稳定港元汇价的目的。这就是港式货币发行局制度的第一个内在调节机制`。

    另一个内在调节机制是套利和竞争机制，其运作方式与金银复本位制时代在葛莱欣氏法则（Gresham'sLaw）和抵偿作用法则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黄金输出入点"(goldpoints)很相似。以美元兑港元1∶7.8的联系汇率为例，当港元市场汇价低于联系汇率（例如1∶7.9）时，发钞银行就会把负债证明书交回外汇基金并按联系汇率用港元购回美元，其他银行也会按联系汇率用港元向发钞银行购买美元，然后再按市场汇率出售美元取利。这样，市场上美元增多而港元减少，港元汇价就会回升到接近1∶7.8的水平。相反，当港元汇价高于联系汇率（例如1∶7.7）时，发钞银行和其他银行都会按联系汇率用美元购买港元，然后再按市场汇率出售港元。这样，市场上港元增多而美元减少，港元汇价也会回落到接近1∶7.8的水平。在激烈竞争的条件下,香港众多的银行都不会轻易放弃这种合法的套利活动，从而使市场汇率不可能过分偏离联系汇率。一般说来，偏离的幅度不会超过交易成本。

    在以上两种调节机制的作用下，加上战后大多数年份港英政府财政收支和国际收支平衡有余，财政储备和外汇储备比较充裕，不需要靠扩大货币发行来弥补赤字，使港式货币发行局制度下的港元汇价比较平稳。从"二战"后到20世纪末的五十五年中，除1974-1983年实行浮动汇率制的阶段港元汇价波动极为频繁，甚至出现1983年的"九月风暴"以外,其余时间内港元先后与英镑或美元挂钩，同其他币种的汇率也相对比较平稳。特别是1983年10月开始实行联系汇率制以来，很快刹住了当时外汇市场上抛售港元争购美元的炒风，使港元兑美元的市场汇率长期围绕着联系汇率而上下窄幅波动。在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和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国际投机资本都曾对港元发动冲击。依靠港式货币发行局的内在调节机制，以及香港的雄厚外汇储备，港英金融管理当局迅速击退了国际炒家，捍卫了港元汇价的稳定。到香港回归时为止，联系汇率制已经实行近十四年了，港元兑美元的市场汇率波动幅度从未超过联系汇率的±2%。这对提高香港居民对前景的信心，保持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无疑具有重要作用。这是港式货币发行局制度取得的最重要的效果。

    港式货币发行局制度另一个重要效果是积累了雄厚的资金。根据港英政府公布的数字，截至1997年6月底，香港外汇基金资产已经达到5687亿港元，相当于1997-1998财政年度政府公共总开支（2348亿港元）的2.42倍。其中外币资产5239亿港元，折合672亿美元。连同土地基金在内，到1997年9月底香港的官方外汇储备已经达到881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作为港人共有的这笔巨大资产的管理者，外汇基金采取了一系列适合长线投资的方式和策略，包括订定基率、侧重利用长期资本市场、聘用高质素并富有经验的经纪人等，在全球许多城市进行投资。香港外汇基金的资产主要以某些外币和港元银行存款、股票及可销售有息证券等形式持有，分别存放在香港和其他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各类金融机构的存款户口、信托户口和保管户口内（1989年及其以后香港外汇基金的资产负债状况见表5-8）。

第三部分 第63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二）(1)

    港式货币发行局制度在促进港产品出口方面也取得良好效果。布雷顿森林协议制时代，港元与英镑挂钩。1949年9月和1967年11月，港元汇价两次跟随英镑下调，由1美元兑3.97港元降到1美元兑6.667港元，下降幅度达40%，大大促进了港产品出口，对刚刚兴起的香港外向型制造业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港元改与美元挂钩，随着美元对其他西方主要货币汇价的降低，港元汇价也不断稳步下降。特别是香港实行联系汇率制以后，1985-1990年美元汇价因受美国财政及国际收支"两个赤字"的影响而一降再降，仅在1885-1987年的三年内，美元对西方七种主要货币的平均汇率就下降了51.5%。港元汇价跟随美元而一再降低，这三年的港产品出口上升了50.3%。这是联系汇率制促进出口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结语

    英占后期的经济政策，以自由经济政策、"量入为出"的财政方针和货币政策与制度为最重要。而当前议论较多的，则是自由经济政策和以联系汇率制为主要内容的货币发行局制度。对于前者，我们的看法是自由经济政策对香港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良好作用，应当继续实行。但是实行自由经济政策不等于政府无权对宏观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自由放任"和"不干预"是19世纪英国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早已被凯恩斯及其以后的许多经济学家所摈弃。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如果特区政府不出手干预市场，联系汇率制就会崩溃，港元就会大幅度贬值，全体港人就会蒙受更大的损失。因此，我们建议特区政府明确宣布实行自由经济与适度干预相结合的政策。对于一般交易行为，要坚决实行自由经济政策；但对旨在冲垮香港货币制度和金融市场的大型国际投机资本，则要进行必要的干预。至于货币发行局制度，在维持货币稳定、管好用好外币资产和促进出口方面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但联系汇率制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港元汇率钉住美元，港元利率便不能不跟随美元，这使港元利率不仅失去了经济杠杆的作用，有时还会形成反作用。例如，1988-1996年香港出现长达八年的高通胀，本应适当提高利率加以控制。但美国当时经济低迷，一再减息,香港便不得不跟着减息。1997年年底到1999年年初香港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出现衰退，本应适当降息，但美国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为控制美国经济过热而连连加息，香港也只好跟着加息。为了既保持货币发行局制度的优点又避免利率错位的缺点，香港东亚银行总裁李国宝一再提出的港币与"一揽子"国际储备货币挂钩的方案是值得考虑的。但在2000年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后果尚未完全消除而2001年美国经济又出现新的衰退的情况下，香港的货币制度不宜贸然做出重大改变，有关的意见可以进一步研究。

    产业结构被现代经济学家公认为经济史分期的重要标准之一。在以下各节中，我们将按照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对"二战"后香港各个时期的经济状况进行简要的回顾。

    第一节战后恢复时期（1945年9月-1951年12月）

    一、战后的困难和港英采取的临时性措施

    1945年9月英国从日军手中接管了香港，面对的是备受战争破坏的经济和饱受战乱之苦的居民。在物资严重匮乏而英国又无力给予任何物质支持的情况下，港英政府不得不采取以下临时性措施：1.对全体市民实行粮食配给制，并先后实行木柴、肉类、食糖和香烟等生活必需品的配售；2.对厂商实行原料、材料、燃料的配给，并且降低水电资费标准;3.实行物价管制，规定200多种重要商品一律按政府确定的"官价"买卖；4.废除日本军用钞票，恢复以港币作为法偿货币，并且公布延期付款法令(MoratoriumProclamationNo.6)，冻结银行存款；5.在英、港都存在美元短缺的情况下，限制美国商品进口，鼓励英镑区成员之间的贸易。这些颇具战时统治经济色彩的措施，在战后最初也是最困难的日子里，对于保障生产和市民生活的基本需要，稳定市场物价，维护社会秩序，曾经起了一定作用。

第三部分 第64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二）(2)

    到1947年，香港居民的经济生活已经大体恢复正常。战争期间离开香港的居民纷纷做"回巢燕"。中国内地爆发的战争又使新入境的人士迅速增多。1947年年底香港总人口已经达到180万人，比1945年年中人口增加2倍。1950年年底更达到206万人，又比1947年年底增加15%。移民潮虽然使香港的房屋和各项设施更显拥挤，但许多新移民特别是来自上海和江浙一带的移民却为香港带来了迫切需要的新观念和新资本，带来了一批善于经营的商人、技术人才和劳动力资源。从1945年年底起，香港陆续废除了物资配给、物价管制、金融冻结等措施，各行各业均走上了从复苏到发展的轨道。

    二、对外贸易率先起步

    1945年9月港英军政府成立后，11月宣布开放对外贸易，恢复战前的自由港政策，允许私营企业经营国际贸易。当月对外贸易总额就恢复到1200万港元，12月又恢复到2800万港元，1946年全年贸易总额169900万港元。同战前的1937-1940年每年平均贸易总额117900万港元相比，名义增长率达到44%。但扣除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动的因素以后，按实质计算的1946年贸易总额只及1937-1940年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1947年贸易总额176700万港元，按实质计算只及1937-1940年年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1948年贸易总额366100万港元，按实质计算也只及1937-1940年年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弱。战后最初三年香港对外贸易恢复较慢，主要是中国内地政治动荡，战火连绵，币值暴跌，商人从事对内地贸易的风险很大，所以经营意欲不强。加上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实行出口结汇制度，外币对"法币"的官方汇价只及黑市汇价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出口商以官价结汇，全要亏本。对利润较高的主要出口商品，中国国民政府实行由官营机构垄断经营的办法，例如植物油、大豆、猪鬃被"中植油厂"和"中央信托局"垄断，茶叶被"中茶公司"和"中央信托局"垄断，矿产品被"资源委员会"垄断，普通商人无法染指。在进口方面，中国国民政府从1946年11月起在国统区陆续实行限额输入政策，它所规定的进口限额往往不及需要量的十分之一。所有这些，都严重限制了香港与内地的贸易，成为阻碍香港对外贸易更快发展的首要原因。

    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需要进口大批物资，香港企业家抓住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会，大力扩展香港同中国内地的贸易，使两地之间的贸易额在1949年、1950年、1951年分别比上年增加66%、74%和21%，占香港贸易总额的比例也分别达到23.2%、27.2%和26.5%。两地贸易的高速发展，带动了香港的对外贸易，从而也就带动了香港整体经济的复兴。在香港与中国内地的早期贸易中，涌现出一批像霍英东、曹文锦这样的爱国港商。他们致力于为中国办理建设物资的转口或运输业务，并且积极将中国的出口商品推广到世界各地，既有利于内地建设，也有利于香港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香港与美国的贸易也扩大起来。战后初期港英政府对输入美货有严格的限制。首先是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商人必须获得许可证才能进口美国货物，而发给许可证的范围又只限于港府认为"必要"的商品，如粮食、药品、燃料、建筑材料等。其次是管制进口商品的售价。港府规定只能在进口成本之上加一个"合理利润"（大体是CIF价格加30%）作为售价，所有商品的实际销售价格都不能超过上述标准。再次是对美汇进行管制。在这样的重重限制之下，港美贸易清淡。但从1948年起，港府的政策大幅度放宽，规定从美国输入工业原料和建筑材料可以按政府规定的优惠汇价（公价）结汇；商人自备外汇从美国进口其他商品，政府不加限制。这样，港美贸易增长很快。1950年港美贸易额达到9.66亿港元，比1947年增加1.15倍。

    香港与英镑区的贸易在港英政府的支持下恢复更快。战后最初两年，英国工农业生产都没有恢复正常，货物到港时间难以确定，商业利润得不到保证，英港贸易比较清淡。这种状况在1948年以后逐渐改变，到1951年港英贸易额达到8.34亿港元，占当年香港对外贸易总额的9%。香港与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的贸易也都得到恢复和发展。

第三部分 第65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二）(3)

    香港与日本的贸易在战后最初两年理所当然地停止了。从1948年开始，日货大量进入香港，香港一部分工商界人士响应中国内地的反美扶日运动，在1948年6月曾组织召开"反对扶助日本工业复兴运动大会"。当然，正常的贸易关系并未停止，港日贸易额继续有所增加，1951年达到5.85亿港元，占当年香港贸易总额的6.3%。

    香港与以上四大贸易对象贸易额的增加，以及香港同其他国家和地区贸易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见表6-2），促使香港对外贸易额直线上升，1951年贸易总额达到93.03亿港元，比1947年的27.67亿港元增加2.36倍。每年平均递增35.4%，比同一时期香港本地生产总值递增率高出15个百分点。这一时期香港的对外贸易绝大部分是转口贸易。由于港英政府统计处直到1959年才将总出口额中的转口额和港产品出口额分开，因此我们还很难准确算出战后初期香港转口贸易的规模究竟有多大？据英国学者莱恩布里奇计算，1950年香港转口额约占全部出口额的89%`。香港学者莫凯教授也指出："一般估计，在四十年代末期，香港的总出口中有约八成属于转口，绝大部分与中国有关。"`可以说，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香港已经恢复了其亚洲重要转口港之一的地位。而对外贸易的迅速复兴，像开埠之初一样，又一次带动了整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三、金融业欣欣向荣

    日占期间香港英资和同盟国资本的银行以及中国国民政府的官办银行都被关闭，仅有二十二家华资银行和六十多家银号、钱庄继续惨淡经营。1945年9月1日港英军政府成立后，同月13日颁发了第一个金融法令，宣布日本军用钞票无效，第二天就有一些已歇业的华资银行复业。到年底，英资和外资的渣打、有利、法国、荷兰、大通、运通、安达、华比等八家银行；华资的东亚、华侨、盐业、永安、康年、广东、上海商业、汕头商业、中国国货以及广东省银行等十家银行以及中国官办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都已相继复业。加上战时继续营业的银行，银行总数达到四十六家。银号、钱庄也有数十家。而身兼商业银行和"准中央银行"双重角色的汇丰银行则在1945年9月开始有限度营业，1947年1月全面复业。与此同时，香港金银业贸易场也在1945年12月1日复业，香港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证券经纪协会因受延期支付法令的限制，直到1947年1月才复业。在日本投降后的四个多月内，由于社会秩序还没有恢复正常，抢劫、盗窃案件较多。市民为了安全，纷纷将手头的资金存入银行，使存款额不断增加。但工商业刚刚开始重建，投资渠道不多，银行的资金缺乏可靠的出路，经营比较困难。这种状况在进入1946年以后有了改变。随着经济的快速复兴，金融业欣欣向荣，东亚银行的存款额在这一年就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由于获利丰厚，前景看好，金融机构不断增加。据港英政府1984年5月22日《宪报》刊登的一项资料，1948年香港获得牌照的银行、银号已经达到133家`。

    金融业的恢复和发展为海外资金进入香港提供了通畅的渠道。从1946年开始，"二战"期间积压下来的庞大侨汇就以香港作为转递的总枢纽。由于中国内地的战争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政局动荡和排华风潮，使这些地方的资金大量流入香港。据估计，1947-1950年流入香港的资金相当于香港居民收入（NationalIncome）的48%。如此庞大的财力和人力资源，极大地促进了香港的繁荣。香港大学周亮全教授认为："二战"后资本、劳力和人才的大量流入，是香港经济复兴的重要因素。而其中最主导的因素是资本。因为在初始的阶段，劳力虽多但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反而成为负累。而人才（无论是管理人才还是技术人才）也只有同资本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a。正因为如此，作为资本流入香港的首要渠道的金融业，在战后香港经济快速振兴的过程中，无疑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第三部分 第66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二）(4)

    四、制造业在竞争中曲折前进

    "二战"后最初两年，香港制造业面临非常有利的条件。欧洲各国的工业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不仅输出能力大大降低，而且需要从香港进口一些短缺的工业品，如胶鞋、小型电器之类；1947年10月英、美、法等二十三个国家签订《关税及贸易总协定》（TheGeneralAgreementonTariffsandTrade）以后，西方各主要国家一再降低关税，又给香港制造业带来难得的机遇；加上来自内地的人士不断带来新的资本、技术和劳动力资源，更使香港制造业如虎添翼。1946年开始进入香港制造业恢复和发展的新时期，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纷至沓来。火柴业、胶鞋业因为库存较多，先接单后生产，率先迈出复兴的步伐。接着纺织、成衣、印刷等多个行业纷纷起步。到1946年年底，香港制造业已经有900多家工厂，超过了战前1940年全港注册工厂800家的数字。而到了1947年，根据港英政府统计处的资料，在《国际标准工业分类》（ISIC）的明细表中，香港制造业已经包括着以下的行业和产品：

    食品工业（ISIC20）：水果及蔬菜罐头或加工品、植物油、酱油、美食粉、面包、饼干、糖果、食糖。

    饮料（ISIC21）：汽水。

    烟草（ISIC22）：香烟及雪茄。

    纺织（ISIC23）：纺纱、织布、整染、针织。

    鞋履、制衣及纺织品（ISIC24）：鞋（胶鞋除外）、成衣及纺织品。

    木材及软木制品（ISIC25）：锯木、木箱。

    及陈设（ISIC26）：木、藤。

    纸及纸品（ISIC27）：纸类产品。

    出版及印刷（ISIC28）：印刷、报纸。

    皮鞋及皮革产品（ISIC29）：（无明细分类）。

    橡胶品（ISIC30）：胶鞋。

    工业化学及化学产品（ISIC31）：药、漆、火柴。

    石油及煤产品（ISIC32）：（无明细分类）。

    非金属产品（ISIC33）：玻璃及玻璃产品。

    基本钢材（ISIC34）：铸钢。

    金属制品（ISIC35）：铁罐、搪瓷、热水壶、电镀、手电筒。

    非电机类机器（ISIC36）：机械修理。

    电机机器及电器配件产品（ISIC37）：电灯胆、电池。

    运输设备（ISIC38）：造船及修理、汽车修理。

    其他制造品（ISIC39）：钮扣`。

    从上列统计数字可以看出：以轻（轻工业为主）、小（中、小型厂为主）、外（进口原料出口成品的外向型模式为主）为特征的香港制造业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其中从业人数在500人以上的较大规模的行业是：

    造船及修船14484人；

    棉纺4048人；

    手电筒1434人；

    火柴985人；

    植物油、酱油加工724人；

    面包、饼干加工578人；

    纽扣524人；

    但是，战后香港制造业从一开始就是在激烈的竞争中曲折前进的。1948年以后，欧洲工业已经恢复了元气，日本工业又重新崛起，它们的产品迅速占领了欧、亚、美市场的很大份额，使香港制造业的订单明显减少。受到打击最大的是纺织、油漆、橡胶、五金和玻璃制品行业。特别是纺织业，在日本疋头面料潮水般地涌入香港和东南亚的强烈冲击下，1948年、1949年香港有三分之一的织布厂停工；十万余名纺织、五金、橡胶以及其他行业的工人失去了工作。当然，这种萧条是暂时性的，精明干练的香港工厂主利用香港地理位置优越、商业资讯灵通、市场渠道众多和工资低廉等优势，抓住战后美欧发达国家舍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时机，致力发展纺织、制衣、塑胶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在20世纪50年代又重新掀起工业化的新高潮。

    五、房屋问题突出房地产业兴旺

    房屋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二战"后香港面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一方面是原有的楼宇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几乎70%的西式楼宇和20%的中式房屋已经无法居住。另一方面是人口快速增加和工商业高速发展，对房屋的需求急剧增长。战后初期，绝大多数市民都居住在残存的旧楼中，有些甚至居住在危楼内。即使如此，仍然有越来越多的新移民无家可归。为了刺激私营房地产和建造商修建新楼，港英政府在1947年颁布了一项法令，冻结战前建造的楼宇的租金（不管是工商业用楼还是住宅用楼），规定这些楼宇在战后的租金不准超过战前水平；但对战后新建的楼宇或战后重修费用超过战前租金100倍以上的楼宇则不加限制。1948年，有211所新建的西式房屋、729所中式房屋和125所其他类型的房屋完工交付使用。而在1949至1952年中，遗留下来的战前楼宇已经全部修复；新建的楼宇也日益增多。尽管如此，依然不能满足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许多新移民无法觅得住房，只能在山坡、河岸或是楼宇的天台上搭盖寮屋栖身，过着鸽笼式的生活。原有居民中居住面积狭小和居住条件恶劣的，更加比比皆是。由于物业市场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的状态，使房地产和建造业成为获利丰厚并且几乎长盛不衰的行业。香港不少大型资本财团都是从经营房地产起家，或是靠经营房地产发展壮大。这种状况，在战后最初几年已见端倪。英资怡和、太古财团战后卷土重来就立即进军房地产业。华资吴多泰领导的地产公司，从1948年起建造了不少高层建筑，并且最先实行分层出售楼宇的办法，业绩蒸蒸日上，成为香港华资地产界的先驱。

第四部分 第67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二）(5)

    此外，航运业和本地商业在战后最初几年也都有比较好的表现。

    总之，"二战"期间香港遭受的掠夺和破坏是极其严重的，战后来到香港的陈方安生女士曾把当时的景况形容为"一片颓垣败瓦"`。但接踵而至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却是奇迹般地迅速成功。1945年9月港英军政府宣布实行多种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和广泛的物价管制。但仅仅过了两个多月，军政府就在11月应各界的要求恢复了大部分商品的自由贸易。而到了年底，各种商品已经充分供应，配给制也陆续取消了。1947年是彻底消除战争痕迹的一年，市内外交通都已畅通，水电供应全部正常，政府的财政收支也开始出现盈余。英占时期的香港政府统计处从1947年起逐年公布本地生产总值。其中1947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15.35亿港元，人口175万人，每人平均产值877港元。到1951年本地生产总值已增加到32.22亿港元，尽管人口也增加到201.5万人，每人平均产值仍然增加到1600港元。大量史料和亲身经历者都证明：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个治愈了战争创伤正在迈向新发展的香港，已经在东方呼之欲出了！

    第二节工业化时期（1952-1970年）

    一、"禁运"使香港经济陷入衰退

    正当香港以对外贸易首先是对中国内地的转口贸易为龙头，带动整体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时候，英国和港英政府听从美国的意旨，实行对华"禁运"，又使香港经济猝然陷入衰退之中。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9月15日，美军在朝鲜仁川港登陆，随即越过"三八"线向朝中边境推进。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2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禁止一切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港口，禁止许多种物资输入中国内地。美国还严格禁止中国内地的产品输入美国，甚至连使用来自中国内地的原料制造的产品也不准进入美国市场。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加拿大、菲律宾先后采取了同样行动；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荷兰、意大利和南美一些国家也陆续宣布限制"战略物资"运往中国内地。这就是美国一手炮制的对华"禁运"。

    从"二战"期间直至战后，英国在许多方面依赖美国，因此在军事和外交上只能惟美国的马首是瞻。美国实行对华禁运，使英国陷入两难之中。如果拒绝对华"禁运"，美国的压力难搪；如果实行对华"禁运"，香港经济势必受到影响，英国在香港的经济利益也会蒙受损失。因此，在朝鲜战争初期，英国在香港采取了有限度"禁运"的办法。1950年7月1日，港英政府工商科（TradeandIndustryBranch）颁布了《1950年输出统治令》，规定铜、铝、锡、银、椰子油、钻石、胡椒、汽油产物、树胶、桐油等11种商品，以及1950年其他法令所列禁止出口的货物，一律禁止输往中国大陆、台湾和澳门。同年8月12日，港英根据英国政府的命令，在《宪报》上公布了禁止出口物资名单，包括金属机器、钢铁制品、非铁金属、石油、石油器材、交通器材、化学原料、化学仪器、电子器具、交通设备等。但英国从本身的经济利益考虑，对于中国内地列为主要采购对象的五金、树胶和化工原料等，并没有列入禁止进出口的范围之内。因此这一时期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受"禁运"的影响不大。1950年和1951年两地贸易额连续创下战后历史新高就是明证。

    英国的做法显然未能令美国满意。由于美军在朝鲜战场屡遭败绩，被迫退至"三八线"附近与中朝对峙。在这种状况下，美国要求英政府加强对华"禁运"，企图从经济上削弱中国。为防止中国内地产品经由香港转口，从1951年4月起，美国又规定港产品输美必须附有产地来源证才能在美国清关。在美国的压力下，1951年4月27日、5月25日和6月25日，港英政府连续三次颁布法令，把进出口管制的货物品种一扩再扩，不仅包括五金、树胶、化工原料和其他"战略物资"，而且包括食品、药品以及许多款日用品，共十三类二百余种。但美国仍不满足，还迫使港英政府在1952年2月19日修正1951年的"特种物品"输出入管制法令，把原定十三类管制物品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在上述四个法令中，港英还规定了严苛的对华贸易限制及处罚办法。例如，1951年4月27日的条例规定：对装运"禁运"物资企图出口的车船，不仅货品充公，车船也要没收。1951年6月25日的法令规定：本项法令颁布后在产区装船的"禁限"货物，运到香港后一律存入公仓，然后分批销售给香港的工业用户。而由于存入公仓的"禁限"货物数量很大，香港的工业用户不可能全部购买，等于将大部分货物变相封存。不仅如此，1952年2月22日和24日港英又先后发出《紧急（主要供应品）规则》和通告，限令商人在办运货物进出口之前必须"如实"向政府指定机构报告，否则处以罚款。对于申领"主要物品供应证"时做了"不实报告"的商人，更要"严刑处罚"。

第四部分 第68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二）(6)

    严苛的对华"禁运"使香港对外贸易急剧萎缩。首先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大幅度减少。1952年两地贸易额只有13.5亿港元，比1951年的24.7亿港元减少45%。其中香港对内地的转口及港产品出口额更由1951年的16.1亿港元减到1952年的5.2亿港元，减少三分之二以上。从1952年到1965年的十四年内，两地贸易额始终没有恢复到1951年的水平，其中有十二年的年贸易额仅为10.8-15.5亿港元，比1951年低一半左右。受此影响，香港对外贸易总额也由1951年的93亿港元减到1952年的66.8亿港元，减少28%。其中转口和港产品出口额更由1951年的44.3亿港元减到1952年的29亿港元，减少35%。从1952年起，香港经过十年才恢复到1952年的对外贸易总额。而恢复到1952年的转口和港产品出口额，则用了整整十三年的时间（参见表9-5）。

    对外贸易萎缩引发了整体经济的衰退。根据港英政府统计，1952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29.8亿港元，比1951年的32.2亿港元减少7.5%，是"二战"后到20世纪末仅有的两个负增长的年份之一（另一个是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1998年）。每人平均产值也由1951年的1600港元减到1952年的1402港元，减少12.4%`。经济衰退的突出表现是商品积压，价格下跌，企业亏损，职工失业。1952年五金、工业原料、花纱布、西药、洋瓶和出口货等六大类进出口货物的批发物价指数比1951年下跌36%，市场大量出现"斩仓盘"（亏本出售好比斩断臂膀）、"跳楼盘"（逼得物主跳楼）和拍卖事件。在1952年的全部商贸行号中，凡是受"禁运"、日货倾销以及市民消费意欲减退影响的行业，都难逃亏损的命运，特别是经营工业原料、五金和花纱布的行业亏损严重。估计有一半的行业"蚀通行"；其余的行业也是亏损者多，保本或微利者少，获厚利者更是绝无仅有。据从业人员反映，这一年亏损一百万港元以上已经倒闭清盘的行号有五六家；亏损五十万港元左右已经倒闭清盘的行号有十多家；亏损二十至三十万港元已经倒闭清盘的行号有三十多家；亏损较小自动关闭或改组的行号数以千计，其中包括历史较久的"老字号"近百家；整个商贸行业新增失业者达到一万多人。1952年全港各行各业以及行外投资者的亏损总额估计在三亿港元左右，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GDP）的十分之一。正如《香港年鉴》所指出的那样：1952年"香港商业的历史，是以近百种行业累亿元的亏折，逾百家商行的搁浅与倾覆，上千家商业机构的自行收束与改组，数以万计店员的失业写成功的"`。

    从1952年起香港对外贸易连续萎缩三年之久，1954年对外贸易总额降到58.5亿港元，比1951年减少38%。但在制造业快速增长的带动下，整体经济从1953年开始复苏。这一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31.3亿港元，比1952年增长4.9%；每人平均产值1394港元，仍比1952年减少0.6%。到1954年，本地生产总值达到33.5亿港元，比1953年增长7.3%；每人平均产值1418港元，比1953年增加1.7%a。从这一年起，香港整体经济重新进入了畅旺的时期。

    二、制造业快速兴起

    英国追随美国实行对华"禁运"，受到沉重打击的是香港。"禁运"使香港和其经济腹地中国内地隔离开来，使其赖以生存的转口港的作用丢失殆尽，使战后刚刚复兴的经济重又陷入衰退之中，使港人传统的生计几乎断绝。在严重的困难面前，香港企业家和市民再一次表现出坚强的性格，显示了他们善于适应新情况捕捉新机遇的能力。他们致力发展加工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出口贸易也由以转口为主变为以输出本地产品（港产品）为主，很快由单纯的转口港变为新兴的工业城市，成为亚洲最早实现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地区之一。

    20世纪40年代末期，香港的整体经济是以进出口贸易作为"龙头"和"血液"的。1950年年底只有8.7万人从事制造业，仅占总人口206万人的4.2%。船舶工业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制造行业，所制造的船舶是为了巩固香港作为亚洲重要转口港和贸易中心的地位，也有数家为船舶工业提供配套服务的工厂。至于一般制造业，主要生产棉线、布疋、针织品、食品、搪瓷制品、铝制品、橡胶制品、塑胶制品、电灯胆、电池以及印刷、制衣等。虽然产品的种类不是很少，而且以生产可供出口的货物为主，但规模比较小，产量不高，所以在整体经济中不占主导地位。据曾任港英财政司的夏鼎基（PhilipHaddon-Cave）和香港经济学家莫凯等估计，20世纪40年代末港产品出口额只占总出口额的10%-20%，而转口额则占总出口额的80%以上`。

第四部分 第69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二）(7)

    20世纪50年代香港完成了由转口港到工业城市的转变。1950年制造业企业1478家，雇用人数8.2万人；而到了1959年，制造业企业已经增加到4541家，雇用人数增加到17.7万人（见表6-3）。1959年又是港英政府统计处将转口额与港产品出口额分开统计的第一年。这一年香港总出口额32.78亿港元，其中港产品出口额22.82亿港元，占69.6%；转口额9.96亿港元，占30.4%。港产品出口额超过转口额的事实，证明香港已经成为工业城市。因此，人们把1959年作为香港实现工业化的一年，这是有数字根据的。

    20世纪60年代香港制造业继续高速发展。尽管这是香港经济动荡频繁的年代，从1961年开始的银行危机几经起伏，到1966年才结束；接着是1966年的天星小轮加价事件和1967年开始的中国内地"文化大革命"，都给香港当地的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制造业和进出口贸易仍然保持着畅旺的势头，特别是面向出口的纺织、制衣、塑胶和电子等行业发展蓬勃。1970年港产品出口额达到创纪录的123.47亿港元，比1960年增加3.3倍，平均每年递增15.7%。

    在香港实现工业化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较快提高。据统计，1967年每个工人生产的出口货值为1.6万港元，1968年增加到1.7万港元，1969年增加到2万港元，1970年又增加到2.3万港元`。

    三、制造业迅速发展的原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原因很多，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有利的时代机遇和国际环境

    市场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制造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有了市场，厂商(firmormanufacturer)投资于制造业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过程才能继续不断地进行。"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个持续了约二十年的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它们的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对日用轻工业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对质量和款式上的要求也愈来愈高。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国家普遍放弃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发展资本密集型和科技密集型产业。这就出现了美欧发达国家需要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自身却不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现象，使世界产业结构出现"空缺"。香港厂商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策略，着重发展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制造业，并且在质量、花色、品种和款式上力求适应欧美发达国家的需求，迅速"占领"了这些国家的可观的市场份额。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开始着重发展制造业的时候，亚洲和中南美有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但它们却采用"进口替代"的策略，朝着内向型的方向发展，错失了进入世界市场的大好时机，使香港得以迎头赶上，为发展外向型的制造业奠定了比较牢固的基础。

    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制造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特别是在发展的初期，必须先有了资本，才能把土地、劳动和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生产力。"二战"以后，亚、非和中南美不断发生战争和动乱，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次中东战争和许多国家的政权更迭等等。而香港则保持着稳定的局面。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在将来的适当时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和在未解决前维持现状，使各国投资者对二十世纪后半叶香港的稳定更加抱有信心，造成大量资本源源不绝地流入香港。仅在1946年到1950年的短短五年内，从中国内地流入香港的资本就达到5亿美元。而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十多年内，从东南亚流入香港的资本更超过100亿港元。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和跨国资本流动的扩大，美、日、欧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也纷纷流入香港。形成多国多方资本汇集香江的格局，也为香港制造业的勃兴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贸易自由化是发展加工出口型制造业的必要条件。"二战"以后，许多国家陆续解除了战时的统制贸易，导致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在1958年采用自由化法则和恢复货币的可兑换性，使香港有机会进入更多的市场。根据1948年签订的《关税及贸易总协议》（GATT），西方主要国家一再削减关税。狄龙关税会议达成的协议从1962年起实施。而肯尼迪削减关税协议则从1968年起实施。这些协议促进了全世界国际贸易的扩展，香港也因此增加了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到1970年前后，香港成为GATT的正式成员，美国不得不取消已实施二十年的香港产品输美必须附有产地来源证的规定，日本、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和英联邦国家也陆续给予香港"发展中经济体系"的待遇，使香港得以在全球多个最大的消费市场享有"最惠国"（MFN）的地位和关税较低的优惠，有利于提高港产品的竞争力。

第四部分 第70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二）(8)

    （二）港人的开拓进取和敬业精神

    香港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不可能是笔直和平坦的，早期的制造业企业家率先表现出排除万难勇于创业的坚强意志。著名企业家安子介回忆自己在1950年创办华南染厂的情况时说道："当时建厂十分艰苦。华南染厂建在九龙青山道。那时香港经常断水，而染厂正需大量用水。我们只好到山上去泵水使用。`"制造业企业家蒋震，1949年只身到港，身无分文，靠做苦力打散工度日。1958年他用省吃俭用积攒的200元港币开了一家小机器工厂，取名震雄机器厂，为街坊修理自来水龙头和制作简单的机械零件。他勤奋钻研，夜以继日地工作，1966年成功研制出首部"十安士螺丝直射塑胶机"，1971年又推出首部"全油压增压四安士螺丝直射塑胶机"，在世界塑胶机械制造业处于领先地位。到20世纪80年代，震雄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注塑机生产厂商a。另一位制造业企业家陆达权，也是靠自学创业的。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来到香港，曾去一家极小而且濒临关闭的小毛衫厂当管理员。他努力掌握毛衫生产过程，三个月就把这家工厂整顿好。他本人随即应聘到一家较大的毛衫厂担任总经理职位。20世纪60年代，陆达权成功地将香港毛衫打进美国市场，带动了全港毛衫生产行业的振兴。70年代，陆达权独立创办了申新针织厂有限公司。经过三十余年的奋斗，现在申新联合（集团）公司已经成为业务遍及计算机设计制作、印刷、毛纺、制衣、漂染和证券投资等多个领域的大型公司b。安、蒋、陆三位先生的事迹很有代表性，战后许多成功的香港企业家都有类似经历。

    制造业厂商创业难，面对千变万化的国际市场求生存求发展更难。1957年英国国会认为香港搪瓷制品充斥英国本土市场，使英国搪瓷业陷于困境，一度对香港搪瓷制品实行抵制，使本来十分畅旺的香港搪瓷业遭到突如其来的严重打击。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香港各搪瓷厂的综合开工率只有80%。1961年和1962年是香港纺织业的多事之秋。正当各纱厂业绩兴旺大事扩充之际，英美两大出口市场却限制香港棉纺织品的输入。1965年美国又限制香港布疋及衣着进口，英国、加拿大也对香港实行限制，使香港纺织业再一次受到打击。1965年塑胶花生产正在蓬勃发展期中，却遭受美国停止购买及大批退货的打击，不少小型塑胶花厂纷纷倒闭。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香港企业家采取灵活机动的经营手法，通过开辟新市场和改换品种等方法，取得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对于20世纪60年代搪瓷业遇到的困难，有些企业家到非洲另起炉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很快打开新局面。对于1965年英美限制香港纺织品进口，香港企业家采取侧重生产高档棉纱的办法，将产量压缩，藉以减轻生产过剩的心理压力；并将棉纱售价提高，以增加效益。例如，1965年香港输英棉织品就是侧重输出高质量的货品，虽然限额没有增加，货值却增加不少。又如，1965年南非政府对香港纺织品入口严加限制，提出每寸布要有172根纱，不足此数就要征收重税。香港业内人士认为这种刁难性的过高要求很难达到，安子介却反复设计，反复试验，终于成功，使香港纺织品无障碍地进入南非市场。再如，塑胶业积极推出新产品，并且精工制造，以质取胜，吸引国际市场新订单，效果也很好。

    在香港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新移民起了重要作用。"二战"后是香港移民潮的高峰期，据估计，1949年到1970年来港的移民（包括他们本身来港后的人口自然增长）超过100万人，占1970年底总人口（399.5万人）的25%，占同期人口增长总数（219.5万人）的45.5%`。这批新移民中的成年人来港后，立即成为有用的劳动力。他们中的少年移民和移民引起的出生率急速上升，也使劳动力队伍不断得到补充。1961-1966年，香港15-64岁的劳动人口的平均增长率达到3.1%，1971-1976年更达到3.5%。

    对香港工业化起关键作用的新移民，是来自上海、江浙的企业家和技术、管理人员以及技术工人。上海是中国的轻工业中心和贸易中心。抗日战争之前，上海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香港，经济地位也高于香港。抗战胜利后，上海及江浙的制造业企业家准备重新大展拳脚，纷纷向美、英和其他西方国家订购了大批纺纱、漂染、织布、针织和其他轻工机器设备。但由于中国内地爆发了战争，其中一部分企业家就将这批机器设备连同原有的机器设备运来香港，他们抵港后立即积极筹备并迅速开业生产，并且聘请了不少原在上海及江浙的技术、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成为香港制造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可以说战后初期是香港制造业大发展的开始，而新移民中的企业家就是这部开始曲的领唱者。在其他行业中，移民企业家也居于重要地位。

第四部分 第71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二）(9)

    香港的劳工是世界上质素较高的劳工。他们工作尽职尽责，工作欲望和进取心强，肯于钻研技术。移民心态对香港劳工的影响很大，所以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强，吃苦耐劳。在香港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劳工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港英政府有利于制造业的一部分政策措施

    香港的自由经济政策和量入为出的财政方针，对实现工业化是有利的。由于实行了这两项政策，使各国来港厂商在投资方向、经营范围、资金进出和产品进出口等方面都很自由宽松，并且享有低税率和简单税制带来的好处。加上社会安定，法制健全，当时的工资水平也比较低，构成香港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企业家、商人、投资者、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及大量资金进入香港。

    为了促进制造业的发展，港英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半官方的和民间的机构进行这方面的努力。1960年港英政府制定法例，成立了半官方的法定工商社团香港工业总会和半官方的保险机构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1966年又成立了两个半官方的机构——香港贸易发展局（简称贸发局）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这四个半官方机构按照各自的职责，积极为全港工业企业提供市场调研、专业顾问、技术咨询、人员培训以及消减风险等多方面的服务。香港贸发局还通过局本身和它在全球许多地方的办事处，进行港产工业品的宣传推广工作。

    此外，成立于1934年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在本期内每年举办香港工业产品展览会，每年的观众人数都在100万人以上，不仅使香港厂商获得了介绍他们的产品的机会，并且使人们及时了解香港工业的最新发展。

    四、迅速发展的主要制造行业

    （一）纺织业

    纺织业是"二战"后到20世纪50年代香港发展最快的轻工行业，也是香港惟一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装备的轻工行业，被称为"香港工业化的领头雁"和"全世界最现代化的纺织业之一"`。纺织业大发展始于1947年，主要是一批沪、苏、浙籍企业家在香港开设了多间较大型的纺织厂。从1947年1954年，香港的纺纱生产能力增加了10倍。而从1955年到1962年，纺纱生产能力又增加了1.5倍，截至1962年底，香港共有纱厂35家，纱锭60万枚，雇用工人19000多名，年产棉纱60万包，价值约5亿港元。与此同时，香港还有大小布厂263家，拥有布机2万多台，雇用工人25600多名；大小染厂146家，雇用工人5200多名。针织厂307家，雇用工人13400多名（一部分工厂兼有纺、织、染设备及能力，以上数字中对此种情况均重复计算）。1966年香港开始生产人造纤维，此后产量增长也十分迅速。在本期内，香港纺织业生产了大量优质棉线、人造丝、丝绸、毛线，以及梭织、针织、整染和成品布疋。除出口和本地销售外，还为新兴的制衣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

    （二）制衣业

    制衣业在香港起步较晚。1958年美国与日本之间实行棉织品贸易限制，香港输美服装大量增加，制衣业也以此为契机得到迅速发展，使香港很快成为世界知名的服装出口地之一。1960年纺织业和制衣业的合计产值超过了造船业，有接近半数的工厂工人受雇于纺织及制衣业，但其中制衣业的人数仍然少于纺织业。而到了1970年，香港服装出口总值已经达到43.3亿港元，占全部港产品出口总值的35%。这一年制衣业雇用人数比纺织业多出两倍，成为制造业中的最大行业。

    （三）塑胶业

    塑胶业是"二战"后新兴的行业。在1967年以前,香港的塑胶制品包括塑胶花、塑胶玩具和塑胶用品三大类。20世纪60年代中期，香港生产的塑胶花盛极一时，几乎独占了整个国际市场。但不久塑胶花便不受人们欢迎了，原有的塑胶花厂全部关闭或转产。至于玩具，早期主要以塑胶为原料，1960年有85%的玩具用塑胶制成。而同一时期生产的塑胶用品主要是日用品，例如厨具、雨衣、胶袋等。1967年塑胶制品出口总值8.23亿港元，占全部港产品出口总值的12%。以后生产玩具的厂家在塑胶模制玩具的基础上加进服装业，电子业和金属制品业的产品和技术，生产出附加值更高和更先进的玩具，逐渐形成一个单独的行业，即玩具业。而塑胶业则向生产多种消费品（如厨具、办公用具、雨衣雨具、服装等）和半制成品（胶袋、胶布、胶管、胶箱等）的方向发展，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行业。

第四部分 第72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二）(10)

    （四）搪瓷业

    香港的搪瓷工厂多数由沪、苏、浙籍企业家经营，产品主要输往英国、英属地区和非洲各地。因为品质优良，价格低廉，在国际市场很有竞争力。到1962年，香港共有搪瓷厂21家，设有炉灶90座，雇用人数4300多名，年产值7000多万港元。此后受英国政府的限制而减产，一部分搪瓷厂迁到非洲。

    （五）金属制品业

    香港的金属制品种类繁多，一般产品包括家用器皿、针和钉等，精制品包括餐具、窗格、表壳等，加上各种小型机械和铝制品，可谓不胜枚举。香港许多种金属制品在本期内增长迅速。以餐具为例，1960年出口值不足60万港元，1969年增加到3000万港元，9年增加50倍，港产不锈钢餐具得到国际市场的好评。

    （六）电子工业

    香港最早的电子工业是1950年成立的晶体管收音机厂，这间厂专为SONY牌收音机进行装配工序。1959年电子工业产品的出口额尚不足50万港元，而1969年已经增加到4.94亿港元，占港产品出口总值的5%。1970年，香港的电子工厂开始生产计算机零部件，从此进入了计算机时代。

    （七）人发制品工业

    人发制品工业利用中国内地丰富的发源生产假发，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发展迅速。它的出口值由年度最低点（1964年）800万港元迅速增加到年度最高点（1969年）6.47亿港元。五年增加80倍。但此后假发逐渐不被人们喜爱，假发厂纷纷改为加工鱼翅或做其他营生，人发制品工业便衰落了。

    五、对外贸易的复兴与贸易结构的变化

    香港的工业化是以对外贸易为立足点、以出口为导向的。历史悠久市场渠道众多的香港外贸行业在整体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促进了制造业的崛起。而制造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复兴，并且使贸易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制造业的兴旺直接带来了港产品出口的增加。1950年包括港产品出口和转口在内的香港出口额37.88亿港元，按港产品出口额占20%计算，为7.58亿港元。而到了1960年，港产品出口额已经达到28.67亿港元，比1950年增加2.8倍。至1970年,港产品出口额更达到123.47亿港元,又比1960年增加3.3倍。

    从1950年（20世纪40年代最后一年）到1970年（20世纪60年代最后一年）的二十年间，港产品出口额每年平均递增15.1%，比同期外贸总额增长率（7.7%）高出7.4个百分点，比同期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率（名义增长率10.5%）高出4.6个百分点。

    港产品出口迅速增加使对外贸易重现辉煌。在1952-1954年连续三年下滑之后，1955年对外贸易总额开始回升，1960年达到98.01亿港元，比1954年的58.52亿港元增加67.5%。20世纪60年代香港对外贸易进入高速增长的阶段，到1970年达到328.46亿港元,又比1960年增加2.4倍。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对外贸易重新成为香港整体经济的"龙头"和"血液"。

    一方面是制造业勃兴导致港产品出口迅猛增加，一方面是对华"禁运"造成转口贸易急剧萎缩，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出现倒转，标志着香港在国际市场担当的角色有了改变——由远东重要的转口港变为一部分轻工业品的出口中心，香港也从此进入新兴工业化地区的行列。前面已经提到，一般估计20世纪40年代末香港转口额与港产品出口额的比例是8∶2；1959年港英政府第一次将转口额与港产品出口额分开统计时，这个比例倒转为3∶7；1970年已经倒转的比例更扩大为2∶8。港产品出口额大于转口额的状况延续了近三十年，直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随着转口贸易的再度兴旺和制造业生产线的大规模内迁，香港的转口额才从1988年起重新超过港产品出口额。

    在进口、转口和港产品出口这三个外贸组成部分中，本期只有进口不受政治和军事因素的影响而稳定增加。道理很简单：香港要满足不断增长的居民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就必须进口消费品和原、材、燃料。从1950年到1970年，进口额每年平均递增7.9%，与同期外贸总额增长率大体相同。

第四部分 第73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二）(11)

    本期香港的贸易对象也有很大变化。首先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进入低谷。由于港英追随美国实行对华"禁运"，中国也积极拓展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使香港对内地的出口（包括转口）一直处于极低的水平，直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才改变过来。但本期香港从中国内地进口的商品继续增长，这是因为中国内地政府根据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仍然以香港作为中国内地货物出口的转口港，并且继续以低廉的价格向香港供应生活必需品、食用水和工业原材料。1962年起每天开出三班专门供应港澳冷冻食品的火车特快专列，1965年起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启用，就是中国政府为保证对港供应而采取的措施。1952年至1970年，香港每年平均自内地进口额15.83亿港元，向内地出口额只有1.54亿港元,入超占贸易总额的82%。正因为保持着主要进口来源地之一的地位，使中国内地在美国对华"禁运"之后继续作为香港的最大贸易伙伴达八年之久。1960年起美国成为香港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内地居第二三位。1967年起日本成为香港的第二位贸易伙伴，中国内地居第三四位。

    本期香港对日贸易也是进多出少，所不同的是香港从日本进口的货物绝大部分是工业品，主要是合成纤维、化学品、机动车、金属、机械、医药、电子产品和电讯器材等，也有少部分水产品和其他消费品。1952年至1970年香港每年平均自日本进口额13.82亿港元，向日本出口额3.51亿港元，入超占贸易总额的60%。

    本期香港与美、欧间的贸易额显著增长，主要得益于港产工业品在这些国家打开了销路。在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开始趋向工业化的时候，港产工业品主要销往东南亚。不仅纺织品率先进入东南亚，一些新产品如针织内衣、男性恤衫、鞋类、电灯胆、电池和家用器皿也很快进入东南亚。但由于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购买力有限，为了扶持本国工业，它们的保护主义政策越来越严格，使港产品进入这些市场比较困难。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商界人士致力开拓美欧市场。1958年英国成为港产品的第一大市场。1959年美国又取代英国成为港产品第一大市场，并且维持这一地位三十余年。20世纪60年代港产品在欧洲共市、北欧、澳大利亚、纽西兰和加拿大等市场都占有了可观的份额。1960年港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数额占港产品出口总额的67.5%,1965年增加到79.0%，1970年又增加到84.2%。与此同时，港产品出口到美国的数额也已经分别占到港产品出口总额的26%、34%和42%(见表6-5、表6-6)。

    总之，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由于港英追随美国对华"禁运"的影响，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额减少了，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贸易额增加；转口额减少了，港产品出口额增加。由对外贸易为主变为制造业与对外贸易并重,由转口港变为新兴的工业城市,是战后香港产业结构的第一次转型。在制造业与对外贸易的带动下,本地商业、海运、航空、酒店、酒楼和旅游观光等许多行业都日益兴旺起来，房地产及建造业的发展尤为迅速。1953年圣诞夜九龙半岛石硖尾木屋区的一场大火，促使港英政府开始了公共房屋的建设。

    1954年至1964年，港英兴建了240幢六至七层高的徙置大厦。1965年至1970年，设计水平较高、有独立卫生间及厨房设施的单元式公共房屋陆续建造。到1970年11月，标准更高的首座新式屋落成，成为香港第500幢公共楼宇。除了这些租金及售价较低的公共房屋以外，私营房地产商建造的各种住宅楼宇、工业楼宇和巨型商厦也纷纷拔地而起。金融业则开始了一面发展一面逐步走向健全的历程。20世纪60年代接连发生的银行风潮促使港英政府开始重视对金融业的监管，并从1963年起对已经沿用了十七年的1948年《银行业条例》进行了多次修订。在城市建设方面，为适应工业化的需要而建设的观塘、荃湾两个新市镇，1967年开工的狮子山隧道，1968年启用的荔枝角大桥，1969年开工的港岛与九龙间的第一条海底隧道等，都是本期的标志性工程。

第四部分 第74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二）(12)

    20世纪50年代香港每年平均本地生产总值名义增长率6.5%，估计扣除通货膨胀率以后的实质增长率在2%-3%左右。60年代实质增长率达到8.9%，其中有四年的实质增长率更达到双位数。这就说明：香港的整体经济已经由复苏走向繁荣，并且完成了经济"起飞"的准备阶段，从1969年开始了"起飞"。

    香港实现工业化从而带动了整体经济的"起飞"，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但港英屈从美国的压力削弱了香港同中国内地的经济联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失去了远东重要转口港之一的地位，不能不给香港经济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过分依赖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加深了香港经济的不稳定性。正像香港经济界人士所指出的："美国打个喷嚏，香港就要感冒。"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频繁出现"滞胀"这样一种新的经济／金融危机的情况下，香港又面临着新的困难。

    第三节经济多元化时期（1971-1980年）

    一、竞争促使香港经济多元化

    香港的工业化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取得重大成就,1970年当地制造业产值占到本地生产总值的30.9%，成为迄今为止制造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占有份额最高的一年。但进入70年代以后，香港制造业却面临着三个难题：

    第一，发达国家出现"滞胀"，保护主义加深。

    20世纪70年代是以美欧等发达国家开始出现"滞胀"这样一种经济现象而入载史册的。"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曾经有过一个经济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经济危机出现的次数比较少，危害的程度也比较轻。但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这些国家的经济危机变得频密和严重起来，例如美国1969年12月到1970年11月的经济危机，就使工业生产下降了8.1%。1971年和1972年，海湾六个石油生产国同西方石油公司先后签订《德黑兰协议》及《日内瓦协议》，取消了产油国不得出口原油的规定，终止了几十年来西方石油公司单独定价的特权。从这时起，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多次调整和提高油价。从1971年1月到1979年4月，每桶原油的价格由1.80美元逐步提高到14.54美元,八年上涨7.08倍,形成震惊世界的"石油危机"。石油提价使发达国家的经营成本增加，国民收入减少，需求萎缩，生产降低，失业率节节上升。但由于这些国家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扩大有效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通胀率居高不下，造成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这样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石油危机"直接导致了1973-1975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下降幅度均超过10%，最高的是美国，下降幅度达到15.3%。而与此同时，它们的年通胀率一般都在7%以上，美国更高达11%。"滞胀"使凯恩斯倡导的扩大货币发行增加政府开支的"反危机"政策再也无法推行，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或部分采取货币学派鼓吹的压缩开支控制货币发行的政策。而贸易保护主义限制进口的措施，特别是配额制度，就成为它们节省开支抑制"滞胀"的重要手段之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迫使香港接受配额制度的发达国家，就是当时统治着香港并且一再声称"关心香港"的英国。20世纪50年代末期，香港棉纺织品输入英国，引起当地纺织业厂商的忧虑和不满，英国政府遂迫使港英政府同意在1959年到1962年的三年内，由港英"自动限制"出口到英国的棉纺织品数量。此项协议在英国的兰开夏签署，被称为《兰开夏条约》（LancashirePact），这是香港第一次接受的贸易配额制度。《兰开夏条约》期满后，英国一再迫使港英政府与其签订新的纺织品协议，以延长英港贸易配额制度的有效期，并且不断增加受配额限制的纺织品品种。1974年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以后，香港对英国的贸易配额并入欧洲共同市场内一起计算。

    1958年香港同英国签订第一个纺织品协议之后不久，美国就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员国会议上提出国际纺织品贸易问题，并且达成1961年至1962的短期协议（ShortTermArrangementRegardingInternationalTradeinCottonTextiles,简称STA）。根据这个协议，进口国可以向出口国提出限制要求，经双边谈判后定出贸易配额。随后，又达成了1962年至1967年的长期协议（LongTermArrangement,简称LTA）和1967年至1970年的棉纺协议（CottonTextilesArrangement,简称CTA）,后者又延续至1973年。在每次达成新的协议时，都会增加受贸易配额限制的纺织品品种。品种愈增愈多，以致不得不将1974年开始实行的协议改名为多种纤维协议（Multi-FibreArrangementRegardingInternationalTradeinTextiles,简称MFA）。在签订上述几个协议时，英国是关贸总协定缔约成员，而香港尚不是缔约成员`，只是以英国属土的身份接受"总协定"的有关规定。在签署上述几个纺织品协议时，都是由英国出席关贸总协定的代表团一名成员代表港英政府签署，然后由港英政府派出代表同有关进口国的代表进行双边谈判以确定具体的贸易配额。

第四部分 第75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二）(13)

    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滞胀"中，香港因具有"双重身份"而遭受"双重影响"。一方面，香港是石油输入地区，石油提价使香港制造业成本增加，竞争力降低。另一方面，香港又是轻工产品输出区，欧美发达国家不断强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特别是日益严格的配额制度，使香港制造业遭受的压力倍增。1972年香港同英国签订的纺织品协议中，配额品种已经遍及棉纺织品、混合纤维纺织品、其他纺织品和成衣。而1974年开始生效的关贸总协定《多种纤维协议》，配额品种更覆盖了所有各种纤维（棉、毛、丝及人造纤维）的纺织品、制成品和成衣。许多纺织品商人抱怨说：20世纪70年代的纺织业，"处处遭限制，款款有配额"，"生意愈来愈难做了"。

    进口国经济不景气导致需求萎缩和出口受阻，是20世纪70年代香港制造业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第二，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增多，竞争激烈。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相继实现了工业化，并在20世纪60年代由采取"进口替代"战略转为采取"出口导向"战略。它们生产的出口商品与港产品的品种类似，出口目的地也都是以美国和欧洲为主，因此相互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尤其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经济体积比香港大，人力和物力资源比香港丰富。经过"二战"后不断扩大积累，韩、台的企业家也已经拥有相当雄厚的资金实力。表6-7列出了港、台、韩主要工业品出口额的比较，从中可以看出：香港传统出口工业品的优势确实受到严重挑战。20世纪60年代，香港的轻工业品出口额大大领先于韩、台。但到了70年代中期，除成衣、玩具和首饰的出口额尚能保持领先外，其他一些传统产品如纺织、金属制品、鞋和塑胶制品等已被中国台湾和韩国超过。至于一些较新的产品，香港在仪器和钟表方面尚能领先，而在机械和电机方面也已被中国台湾超过。

    与此同时，一些东南亚国家如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的工业化已经起步，它们的劳动力和某些原材料资源相对于香港而言也具有比较优势，它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也因成本低廉而对港产品构成一定的威胁。

    因此，港产出口商品遭遇到亚洲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出口商品的激烈竞争，是20世纪70年代香港制造业面临的第二个难题。

    第三，港产品成本增加，竞争力降低。

    进入20世纪70年代，香港已经成为亚洲轻工产品出口中心之一。成衣、玩具、塑胶制品、钟表和首饰等的出口额先后跃居世界第一位。但由于内部市场狭小、资源匮乏，香港的制造业基本属于加工出口型，企业规模小，机械化自动化的程度很低。纺织及制衣业曾是香港工业化的起点工业，到20世纪70年代仍然保持着香港制造业的支柱地位。香港这种以纺织制衣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模式，在70年代日益显现出它的局限性。经过二十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虽然人口不断增长，但劳动力仍然不足，已经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导致工资水平逐年提高。20世纪70年代以后，香港的工资水平已升至亚洲第二位（仅低于日本）；加上高地价、高通胀和高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生产成本不断增加，严重影响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成为香港制造业面临的第三个难题。

    面对来自上述三个方面的压力,香港企业家开始认识到不能局限于原有的生产和经营模式,而应寻求更宽广的发展路向。他们努力开拓新的产品、新的行业、新的市场和新的产业部门，形成了经济多元化（diversification）的格局。

    二、工业多元化

    20世纪70年代香港工业多元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兴行业迅速崛起，导致香港制造业的主导行业及出口结构趋向优化和多元化。二是传统行业更新经营理念，由生产低成本低价格的产品以打开销路转向生产高质素高增值的产品以争夺市场。

    这一时期香港最重要的新兴行业是电子、钟表和玩具业。这些行业并不是20世纪70年代才有的，而是在1970年前后迅速发展，由规模较小的行业变为香港制造业的主导行业。

第四部分 第76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二）(14)

    上文曾经提到：香港第一家电子工厂是1950年成立的专为索尼(SONY)公司进行装配的晶体管收音机厂。直到1960年，香港只有3家电子工厂，雇员170人，工厂数及雇员数都只占制造业总数的0.1%。20世纪60年代，电子工业产品的品种逐步增加，开始涉足IT工业领域。进入70年代，电子工业发展迅速，产品也走向多样化和高质化。从1970年到1980年，电子工厂从230家增加到1316家，雇员从3.84万人增加到9.3万人，出口额从10.74亿港元增加到134.17亿港元，成为仅次于制衣业的第二大制造行业。香港的电子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受到重视。1976年美国探测火星的宇宙飞船"维京"一号和二号的计算机记忆系统就装有香港制造的零件。香港制造的微型无线电传呼机在美国芝加哥的电子产品展览会上曾被列为三种最佳产品之一。当时在世界电子工业中占总产量极大比例的小型计算机，其零件不少是香港生产的。电子工业迅猛发展的原因，是它需要的投资相对较少，生产占地也较小，适合香港中小厂商的实际情况；而且当时纺织制衣业备受限额困扰，而电子工业则不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香港厂商发展电子工业也显示出他们的应变能力。

    香港钟表工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前。当时钟表尚属于贵重的奢侈品，人们对出现故障的钟表大都反复修理，不肯轻易丢弃。因此香港有许多修理钟表的工匠，以及制造修理钟表所需零配件和表带的小工厂。如同英国十七世纪的金匠金商后来成为银行家一样，这些小型厂的一部分厂主和工匠后来成为香港钟表业的企业家。20世纪50年代以后，香港的钟表公司开始装配完整的手表，但最重要的部件即表芯尚需依赖进口。由于那时瑞士钟表商不愿向港商供应镶宝石的高级表芯，因此香港钟表制造商只能生产质量较低的"粗马表"。直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向香港供应传动装置，香港厂商才得以利用先进的表芯制造较高级的手表。1967年钟表出口额4300万港元,占港产品出口总额的0.6%。1970年增加到13500万港元，占港产品出口总额的2%。20世纪70年代中期，香港厂商开始生产"发光显示"（LED）和"液晶显示"（LCD）的手表。70年代末期，大量生产最新型的石英行针表。这时香港已成为世界钟表出口中心之一，1977年手表出口量3406万个，超过瑞士居世界第二位。1978年增加到4938万个，超过日本而居世界第一位。但因香港手表的价格相对较低，因此出口货值则仍低于日本和瑞士，居世界第三位。

    香港的玩具业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从塑胶业中衍生出来的，此后香港的玩具业成为产品多元化的一个典型。除生产传统的廉价塑胶玩具外，还生产电动玩具、电子玩具、大型组合玩具和公仔、洋娃娃等。由于构思巧妙，时尚新潮，销路遍及全球许多地方。1969年出口额11亿港元，1979年达到63亿港元，十年增加4.7倍。从1972年开始，香港玩具出口额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此后三十年长盛不衰，被称为"玩具出口王国"。

    传统行业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的改变，在纺织、制衣和塑胶业表现突出。20世纪70年代，纺织、制衣业摒弃了过去主要生产中档面料和服装，靠"价廉物美"闯天下的做法；改为了解国际市场的流行时尚，生产品位高、式样新、质素好的高增值产品，包括各种高级面料、名牌时装以及非纺织品的成衣和附件等。在美欧国家保护主义加深配额趋紧的情况下，依靠单位产品价值的提高，出口额仍然保持增长。纺织业出口额由1970年的12.77亿港元增加到1980年的45.35亿港元，年递增率12.5%。与此同时，制衣业出口额也由43.37亿港元增加到232.58亿港元，年递增率18.3%。至于塑胶业，20世纪50年代靠生产塑胶花起家，但塑胶花很快便不被人们喜爱了，厂家改为生产多种多样的塑胶生活用品、办公用品和包装材料等，并从60年代后期由进口日本原料改为进口美英原料，使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而且香港塑胶业与其他制造行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香港当地能生产世界一流的注塑机，从而大大提高了香港塑胶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塑胶业出口额由1971年的1.35亿港元增加到1980年的9.49亿港元，年递增率24.1%。

第四部分 第77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二）(15)

    香港经济学家莫凯教授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港产品单位出口价值指数和出口数量指数的变化（见表6-8），从中可以看出：收音机、电子元件、钟表等新兴行业的产品，其单位出口价值指数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出口数量指数的增长更快。而成衣、纺织品、鞋履等传统行业的产品，其单位出口价值指数的增长一般都超过出口数量指数的增长。原因是这些行业受进口国贸易配额的限制，只能靠优化产品质量来提高单位产品价值，从而保持出口额的增长。

    随着时代的变迁，国际市场的消费偏好不断改变，香港制造业内部各个行业的地位也在改变，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纺织业发展迅猛。50年代末，制衣业也兴旺起来。这两个行业的雇员人数加在一起，超过了历史悠久的造船业。60年代，制衣业的出口额又超过了纺织业，但雇员人数仍低于纺织业。而到了70年代，制衣业的出口额和雇员人数都远远超过其他制造行业。与此同时，电子、钟表、玩具业异军突起，出口额跃居第二、三、五位，纺织业退居第四位，紧随其后的是金属制品、首饰和塑胶业（见表6-9）。

    香港工业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本地资本（特别是华人资本），但海外投资也起了一定作用。20世纪50年代，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工业投资集中于开发天然资源，对资源匮乏的香港投资很少。据港英政府工商署调查，1960年香港的外资工业企业只有27家，包括其中一些合资企业中的本地资本在内,总投资额只有4.7亿港元。直到香港制造业有了相当基础以后,海外投资才逐渐增多。1971年外资在港设立的工厂已经达到242家，总投资额20亿港元。扣除投资于这些工厂的本地资本，外资净投资额7.6亿港元。1971至1980年，外资在港设立的工厂由242家增加到460家，增长90.1%;对香港制造业的投资额由7.6亿港元增加到25.5亿港元,增长2.4倍。20世纪70年代外资的投资范围也由60年代以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制衣、收音机装配、金属制品、塑胶玩具等行业为主,改变为以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为主，包括化学（塑胶原料）、电器（家用电器）、钟表（电子钟表）、食品（饮料和即食品）以及印刷工业等。

    外资对香港制造业的投资较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1970年以前，美国差不多占了总投资额的一半，随后西欧国家和日本陆续增加了对香港的投资。到1980年，美资占外来制造业投资额的40.2%，日资占22.7%，英资占8%，瑞士资本占5.4%，澳大利亚资本占3.7%。但来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也不少，1980年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中国的台湾省分别占外来制造业投资额的3.3%、3.0%、2.5%和1.1%（见表6-10）。

    三、香港工业化和工业多元化时期制造业的主要特点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香港本地制造业快速兴起和持续增长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制造业表现出五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轻"，就是以轻工业为主。香港土地狭小，自然资源匮乏，内部市场也比较小；早期的中小工厂主多是技师、技工或学徒出身，资本有限。这些都决定了香港不具备大规模发展重工业的条件。较有规模的重工业是造船业，20世纪50年代香港最大的两家造船厂太古船坞公司和黄埔船坞公司雇用工人曾达到八千五百多人，年造船能力8万吨，这个规模在当时已经接近饱和。香港也有钢铁工业，但钢材年产量只有5万吨左右，主要供应建筑业。香港也有机器制造业，但多数工厂都是以修配为主，较有规模的仅震雄机械、德昌电机等有数的几家。总之，重工业在香港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不占主导地位。而轻工业则由于所需资本比较少，技术比较简单，而且资金周转快，转行转业或改变所生产的花色品种也比较方便，很适合香港多数厂商的具体情况，理所当然地在制造业中居于压倒多数的地位。最主要的轻工行业是纺织、制衣、电子消费品、钟表、塑胶、玩具、首饰、搪瓷和金属制品工业，以及20世纪60年代昙花一现但却风靡一时的人发制品（假发）业。其他较重要的轻工行业还有树胶制品、鞋履、烟草、家、纸及纸制品、木材及软木制品等等。

第四部分 第78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二）(16)

    二是"小",就是以小型工厂为主。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1951年，香港共有注册工厂1788家。其中49人以下的小厂占79.6%，500人以上的大厂只占1.4%。而过了三十年，在香港已被联合国列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内的1981年，共有注册工厂47996家，49人以下的小厂占到92.5%，500人以上的大厂只占0.3%（参看表6-11）。香港制造业一直是以小型厂为主，这和香港制造业多属于加工出口型有关。由于生产主要是为了出口，而国际市场对产品的要求往往是季节性很强，批量大小不一，款式、数量和价格的变化极为频繁。小型厂"船小掉头快"，便于以销定产、以单定产，随时可以增产、减产或转产，正好适应这些要求。同时，香港众多的小型厂能够在惊涛骇浪的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同香港的"承判分包制"有关。所谓"承判分包制"，就是由大大小小的贸易公司从外国买家那里接受订货单，分别判给大厂或小厂承包生产，以赚取佣金。也有的是由大厂直接从外国买家那里接受订单，再判给小厂。每家小厂承担一项产品的一个或几个工序，大厂负担关键性的工序和总装，交由贸易公司出口。这样，有关各方都能得到利益。

    三是外向型。香港制造业属于外向型的制造业，多数厂商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出口。港产工业品出口与本销（本地销售）的比例，1959年实现工业化以后大约是8∶2。以后随着本地人口的增长和消费层次的提高，本销的比率略有增加。根据港英政府的资料，1971年出口比率曾减到65%，本销比率增到35%（见表6-12）。而到了1994年，出口比率又回升到75%，本销比率则减到25%`。尽管具体的比率不断变化，但出口始终占压倒多数。而且由于香港的自然资源匮乏，制造业的原料也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这种"两头在外"的加工出口型的生产模式，决定了香港厂商一般都是"以销定产"或者说"以单定产"。他们接受了多少订单，就生产多少产品；订单要求生产什么样的花色和规格，就生产什么样的花色和规格。订单价值指数成为香港制造业以至整体经济的一项重要的先行指标。

    四是劳动密集。劳动密集是按照生产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而划分的一种经济类型，即劳动投入较多而资本、技术投入较少的类型。香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迈向工业化的时候，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三大生产要素中劳动力是最充裕的，因此劳动力的价格（工资）也比较低廉。而且香港的制造业是加工出口型的制造业，厂商"以销定产"，随时都可能改变产品的品种、花色或规格。当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资本、技术密集的程度愈高，转产遭受的损失就愈大。而与此相反，劳动密集型的工厂在转产时除工人的熟练程度较差以外，其他的损失都很少。因此根据比较优势的原理，香港制造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就不足为奇了。根据香港经济学家饶美蛟教授计算：1973年香港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率为93.5%；资本密集型工业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率为6.5%。到1978年，上述两个比率分别为91.9%和8.1%（见表6-13）。说明香港从迈向工业化初期开始，制造业始终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工资水平的上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全部制造业的比率略有下降。

    五是中间工序。中间工序又称制造工序，就是在一种产品的开发周期中专门从事产品制造的工序。战后早期的香港企业家，多是在长期的实际操作中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很少有人接受过工程或科学的专业教育。根据港英政府1966年年中人口普查结果，当时从事制造业的雇员中也只有2%拥有大学学位。因此，大部分厂商都是通过有效运用现有生产技术来进行产品的制造工序。而对于进入制造工序之前的研究开发工序，以及制造工序完成后的检验认证、牌子开发、市场推广等工序，则依靠美、日、英等国的厂家、公司、科研机构以及各进口国的贸易商来进行。换言之，他们只求更好地运用现有生产技术，而不去研究创造新的生产技术；只进行产品开发周期的中间工序，而不进行前端工序和后端工序。但经济学家根据大量统计资料研究结果表明：中间工序是附加值最少的工序，而前端工序和后端工序才是附加值较多的工序（见图3）。

第四部分 第79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二）(17)

    20世纪60年代中期，香港企业家开始认识到后端工序的重要性。70年代以后，一些制造业厂商在牌子开发和建立销售网络方面获得成功，例如制衣业的佐丹奴、鳄鱼恤、上海滩等公司都同时经营制造及批发、零售业务，而且他们的品牌也都在市场上享有盛誉。但对前端的研究开发工序，香港还仅仅限于设计一些时尚产品（如服装、首饰）和为现有产品增添一些新的色彩。而对于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也高的新产品新技术，则由于缺少高层次的科技人才和庞大的科研费用而极少涉及。

    香港制造业的上述特点，一方面是从实际出发，适合当时当地的自然条件、战后国际市场的有效需求和香港商界的传统经验，因而取得了将近三十年生产和出口的持续增长。但另一方面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也显露出这些特点带来的局限性和问题。比如："轻"、"小"为主使香港制造业缺少规模经济的优势；劳动密集为主使香港制造业在工资和物业价格趋升的情况下成本不断提高；中间工序为主使香港制造业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都很低，并且易受前端和后端工序的挤压，在经济衰退时成为进口国转嫁危机的对象。工业多元化使这些问题得到部分缓解，但并没有彻底解决，这是本期香港制造业增长速度放缓的主要原因。

    四、产业结构多元化

    香港经济多元化不仅表现在工业多元化上面，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产业结构多元化上面。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香港服务业踏上了迄今三十载方兴未艾的路程。特别是服务业中的金融、旅游、房地产业增长迅速；对外贸易和运输业也有良好表现。

    （一）金融业

    20世纪70年代是香港金融业迅速崛起的年代。港英政府一方面实行鼓励海外银行来港开设分行、取消外汇管制和黄金进出口限制等开放性政策；另一方面又采取健全金融立法、加强金融监管等果断措施，使香港金融业较快摆脱了封闭和无序状态。1980年同1970年相比，注册银行由73家增加到113家，所设分行由326处增加到1033处，银行资产由238亿港元增加到2950亿港元，分别增长55%、216%和1139%。到1981年，香港银行体系的对外资产和对外负债已经列全球第三位，黄金市场交易量列全球第四位，银团贷款额列全球第五位，股票市场总市值列全球第十位，外汇交易额也在亚洲名列前茅。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香港成为亚洲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这是香港经济多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正如饶余庆教授所指出的："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香港之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继第二（次）大战后从转口埠进展为工业都市的另一巨大成就。"`

    （二）旅游业

    旅游业是"二战"后兴起的一个新的产业部门。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有为数不多的海外游客乘坐DC-4或DC-6型飞机来港观光游览，这是香港旅游业的发端。1955年港英政府设立了发展旅游事务委员会，同年颁布了旅游业条例，1957年成立了香港旅游协会。政府和民间有关行业开始增设旅游景点，扩建旅游设施。并且大力宣传香港风物、美食、文化、娱乐、购物等多方面的优势。20世纪60年代彗星型和707型飞机面世，航空业进入了喷射机时代，旅游业也进入大发展时期。各种各样的为游客提供服务的旅行社、酒店、酒楼、食肆、店铺、摊档和消闲娱乐场所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1970年来港游客92.7万人次，比1960年的16.4万人次增加465%。1980年来港游客达到230.1万人次，又比1970年增加148%。1960-1980年每年平均递增14.2%，比国际旅游业高出1.8个百分点。旅游业总收益也由1966年的12.65亿港元增加到1980年的65.29亿港元，平均每年递增12.5%。

    （三）房地产业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和居民收入的提高，20世纪70年代香港房地产业发展很快。首先是建筑投资不断增加，建造业总开支从1970年的13.08亿港元增加到1980年的166.23亿港元,增长11.7倍,平均每年递增28.9%。建造业产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1970年的4.2%增至1980年的6.6%。本期香港建筑投资的增长速度与人口自然增长速度之间的比例大约是4∶1，即人口增长1%。建筑投资增长4%。投资增长的结果，一方面是大批工商业楼宇拔地而起，遍布港九和新界。其中设备优良的豪华商厦尤其集中在中区、湾仔和尖沙咀一带，反映这里商业及金融业务的集中趋势。另一方面是住宅楼宇继续增加，政府开发的公共屋尤为迅速。1978年，香港房屋委员会开始实行"居者有其屋"计划，鼓励居住在公共屋_的家庭购买自己的居所。这样做，既节省了政府的财政支出，又满足了有条件的居民拥有自住居所的愿望，并且能较快收回一部分建房资金用于建造更多的房屋。到1980年底，香港已建成的公共屋达到44.6万个居住单位，入住人口209.5万人，占同期香港总人口的41%。而私人发展商针对市民提高生活质素的愿望，开始推出环境优美的大型住宅区，例如黄埔花园、置富花园、杏花等，也为以后私营房地产业的发展增辟了一条新路。由于建筑物的供给持续增多，房地产市场愈来愈兴旺。但投机炒作也日益盛行，使物业价格波动频繁，被称为"香港经济的晴雨表"。20世纪70年代初，房地产业是一个热门的投资项目，不少地产商通过股票上市筹集大量资金，在土地买卖中获得丰厚利润。但房地产价格的长势在1974-1975年因西方经济衰退而受到重挫。直到1976年才随着经济的复苏进入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时期。1980年，香港的商业楼宇租金已升至亚洲第一、世界第三。高地价使港英政府获得巨额财政收入。1980-81财政年度，港英靠拍卖土地获得100余亿港元的空前收益，占这一年度财政总收入的28%。

第四部分 第80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二）(18)

    （四）进出口贸易业

    进出口贸易业是在香港经济多元化过程中获益最多的一个行业。电子、钟表、仪器和新款高档纺织品及成衣等新兴制造业的崛起，金融、旅游、房地产和运输业的发展，无一不为进出口贸易带来新的商机。1960年香港对外贸易总额只有98亿港元；到1970年增加到328亿港元，1978年首次打破千亿元大关，达到1170亿港元；1980年更达到2099亿港元。20世纪70年代香港对外贸易每年平均递增20.4％，比60年代的年递增率（12.9%）高出7.5个百分点。

    （五）运输业

    20世纪70年代香港运输业增长迅速。1970年抵达香港的海洋船舶共7146艘，内河船舶23802艘次，装卸货物1364万吨；1980年抵港海洋船舶增加到10229艘,内河船舶45086艘次，装卸货物3356万吨。以上三个指标在十年间分别增长了43%、89%和146％。与此同时，1970年进出香港的飞机共46749架次，1980年增加到54589架次，十年增长17%。而空运货物量则由1975年的14.2万吨增加到25.8万吨，五年即增长82%。本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第一座现代化货柜码头即葵涌码头的建成。在建设这座码头之前，香港只有九龙仓有限公司1969年在九龙建成的一个集装箱装卸站，年装卸量只得1.2万个标准箱（20标准货柜单位）。1972年葵涌货柜码头建成，1973年开始使用，年装卸量一跃而增加到47.4万个标准箱。更重要的是积累了建设、管理和使用货柜码头的经验，为香港货柜装卸量陆续超过纽约、神户、鹿特丹和新加坡而成为世界第一大货柜港奠定了初步基础。本期陆路运输也有良好表现。港穗直通火车在中断三十年后从1979年起恢复通车。香港地下铁路自1975年动工，其中观塘至中环线已经在1979年和1980年分三期通车。这些成绩都是值得记述的。

    在上述五大产业的带动下，香港的广义服务业在香港本期整体经济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至于制造业，虽然产值和出口值继续有所增长，但由于生产成本高、产品附加值低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使它的增长速度大大落后于服务业，在整体经济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但作为单个行业，本期内尚能保持最大行业的地位。从20世纪70年代起，对外贸易、金融、运输、房地产、旅游和制造业成为香港整体经济的六大支柱性产业。

    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构成反映了产业结构的上述变化。1970年，香港各主要行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分别是：制造业30.9％，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饮食及酒店业19.6%，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18%，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14.9%，交通、仓库、通讯业7.6%。到1980年，制造业下降到23.7%，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饮食及酒店业增加到21.4%，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增加到12.1%，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增加到23%，运输、仓库及通讯业增加到7.4%。在1970至1980的十年间，制造业产值由5.91亿港元增到31.81亿港元（按当时价格计算，未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下同），增加4.4倍；但产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却减少了7.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服务业产值由116.18亿港元增到906.98亿港元，增加6.8倍；产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也增加了6.8个百分点。从20世纪70年代起，直到20世纪末，制造业与服务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始终是"此消彼长"，成为这一时期香港当地产业结构的一大特色（见表6-14）。

    反映在从业人员的分布上，制造业与服务业"一消一长"也很明显。1971年6月底制造业就业人口75.6万人，占总就业人口158.3万人的47.8%；1981年9月底制造业就业人口虽然增加到99万人，但只占总就业人口240.4万人的41.2%。而同一时期服务业就业人口则由66.8万人增加到116.4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比率也由42.2%增加到48.5%。两相比较，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增加了6.3个百分点，制造业则减少了6.6个百分点`。

第四部分 第81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二）(19)

    五、城市建设多元化

    本期香港城市建设的最大变化是建设布局的变化。从1842年和1860年英国分别占领港岛、九龙直到1973年以前，香港的城市发展长期是以中环、尖沙咀作为行政及商业中心，环绕着这两个中心向周围延伸着住宅区、工厂区和绿带，香港建筑学家龙炳颐教授把这一阶段称之为单一中心周边延伸阶段（uni-centricperipheralextension）。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以及逐步实现了工业多元化和产业结构多元化，原有的城市发展模式愈来愈不能适应需要，港岛和南九龙的楼宇已经接近饱和，而新界还有不少待开发的土地。于是，港英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设新市镇。1954年决定在观塘建设香港第一个新市镇，1959年开始在荃湾建设第二个新市镇，1965年又推出了在沙田和屯门建设新市镇的计划。1972年，港英总督麦理浩（MurrayMacLehose）宣布实施十年房屋计划（Ten-yearHousingProgramme），目的是使当时居住在贫民窟和木屋区的人口在十年内陆续入住公共房屋。与此同时，港英政府开始了重建及改建早期的徙置大厦的工作。而无论是十年房屋计划还是重建徙置大厦，都需要大量土地，这正好与建设新市镇相结合。于是，港英决定将新界原来的墟镇大浦、粉岭、上水、元朗等建设成为新市镇。1973年成立了新界拓展署，负责新市镇建设计划的实施`。从这时起，香港的城市建设进入了龙炳颐教授所说的多核心发展阶段（multi-uncleidevelopment）a。到20世纪70年代末，上述新市镇都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城市建设多元化既为工业以至整个产业结构多元化提供了比较宽阔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人口的从新分配，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多地少的矛盾。

    20世纪70年代早、中期香港企业家在工业多元化和产业结构多元化方面取得的成绩，引起了港英政府的重视。1977年10月5日，港督麦理浩在年度施政报告中表示：多元化"十分重要"，应当"进一步地更迅速地促进多元化"。同年10月底，港英政府成立了以财政司为主席、行政局与立法局部分议员和工商界代表组成的高级咨询机构——"经济多元化咨询委员会"，负责检讨香港的经济政策，以促进经济多元化的发展。经过历时将近两年的研究，委员会在1979年9月向港督提交了一份《经济多元化咨询委员会报告书》。该报告书认为，"多元化"是指按照市场情况的变化、生产因素的可得程度、相对费用的改变以及科技的革新而对资源不断重新配置的过程。报告书第一部分回顾了1961至1978年香港经济的发展过程，分析了助长或压抑香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研究了发展前景。第二部分检讨了港英政府的有关政策，包括土地政策、财政政策、教育与训练政策、对工业发展的态度、促进香港海外贸易及香港工业投资的安排、香港对外贸易关系的处理等等方面。在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的基础上，报告书提出了47项政策建议，包括促进香港与中国内地的经贸关系、增加工业用地的供应、推广金融及财务服务行业、成立一个法定的工业训练委员会、增加对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拨款、主动吸引更多海外投资，等等。

    《经济多元化咨询委员会报告书》的发表，反映了港英政府对经济多元化的肯定和经济界人士对进一步深化经济多元化的愿望，也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或者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意见和建议。而就在这份报告书发表的同时，中国内地积极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为香港经济更大规模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契机，促使香港进入了"大香港经济"全面发展的时期。

    经济多元化时期是香港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时期。香港本地生产总值按当年市价计算，1971年为265.32亿港元，人均6559港元；1979年以上两个指标分别达到１11７.54亿港元和22670港元，相当于1971年的4.2倍和3.5倍。20世纪70年代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年平均递增率达到9.2%，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增速最快。

第四部分 第82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二）(20)

    第四节"大香港经济"全面发展时期

    （1981年1月-1997年6月）

    一、面临的困难与难逢的机遇

    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经济面临着新的困难。1981年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爆发了经济危机，通胀居高不下，失业人数骤增，经济实质增长率急剧减少，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它们普遍采取更加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使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更加激烈。而香港在前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1981年每人平均本地生产总值已经达到4100美元，居亚洲"四小龙"之首，这就必然引起工资水平和厂房租金的提高，使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成本增加，竞争力减低，1981年开始出现房地产市道低迷，金融业遭到沉重压力，积压的信贷资金达到500亿港元。1982年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和就业率双双下降。加上1997年已经不再遥远，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还没有解决，一部分香港人士对前景的信心不足，投资意欲减弱。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从1980年的19.7%降到1982年的1.7%。在这种情况下，香港雄厚的资金投向何方？怎样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成为精明的香港企业家必须做出抉择的问题，香港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同西方的经济不景气相反，北望神州看到的却是巨大的变化和众多的商机。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定。当香港商人还没有完全弄懂"决定"中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名词术语的时候，在贸易、金融、交通、房地产、旅游、科技等各个领域的许多过去想也想不到的开放措施使他们喜不自禁。紧接着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会见港英总督麦里浩（MurrayMaclehose）时明确表示："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各国投资者放心。"`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构想又作了全面和详细的说明a。在"一国两制"的共识下，中英两国政府终于在1984年12月19日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使这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正是在被香港商人称为"双保险"的"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两项方针鼓舞下，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合作达到了新的高潮。首先是因"禁运"而冷却了近三十年的两地贸易关系空前活跃，使香港的转口贸易重新兴旺起来，形成进、出、转全面发展的态势。其次是香港制造业的大规模内迁，许多工厂在迁入内地后产量成倍地甚至十百倍地扩大，使深受高成本困扰的香港制造业"绝处逢生"，迎来了"第二个春天"。过去相互很少接触的两地金融、房地产、交通运输、旅游业以及科技、教育界等，也都很快建立起合作关系。对于因制造业内迁而略显空荡的香港本地经济，香港企业家不失时机地着重发展服务业，成为远近驰名的"服务之都"。与此同时，香港企业家还显著增加了对东南亚、欧洲、美洲、澳洲以及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投资。因此，尽管在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中服务业所占比重急剧增加而制造业所占比重迅速减少，很多人因而认为香港已经转向服务经济，她的曾经兴旺一时的制造业已经衰落，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和不准确的。从"大香港经济"的视野来考察b，香港仍然是制造业与服务业并重，仍然保持着多元化的格局。因此，我们把本期称为"大香港经济"全面发展的时期，可能是比较恰当的。

    二、制造业的大规模内迁及其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吸引了众多外商，而港商凭着他们与中国内地的密切联系，成为获益最多发展最快的一个群体。统计数字显示：1979年至1996年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有60%来自香港，而广东省引进的外资中港资更占到80%以上。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第一、香港在地理上与华南接壤，方便洽谈和管理跨境生产业务。第二、香港与华南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沟通十分方便，有利于商业交易。第三、香港居民同中国内地一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浓厚的亲情与乡情，中英联合声明已经明确规定香港将会回归祖国，使港商在内地的经营活动虽然在法律上属于外经外贸，实际上自成一个特殊的类别，既非本地、也非外资，而这个特殊地位在某些情况下对港商十分有利。第四、由于中国内地的工资水平和资产价格远远低于香港，港商用同样的资本可以在内地建立起规模远远大于在香港建立的生产设施，生产出成本远远低于在香港生产的产品。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这是比较成本和规模经济起作用的结果。

第四部分 第83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二）(21)

    先从生产成本来看，根据香港经济学家廖柏伟、王于渐援引的一项调查材料，1990年中国内地的广州、深圳、东莞三市制造业工人工资、厂房租金及售价与香港相比，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15%-21%（见表6-15）。按1990年香港制造商在华南地区雇用400万工人计算，每年仅工资一项就可节省开支2000-2500亿港元。

    再从生产规模来看,由于成本低廉和政策优惠,香港制造商内迁后规模都显著扩充。根据香港贸易发展局的资料，港商在中国内地的生产设施大部分由香港的小型实业公司管理。在抽样选出的24799家在内地设有工厂的香港公司中，有88.5%的公司在香港雇用的员工少于50人，而其中雇用少于10人的更占公司总数的64%。而同是这24799家香港公司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公司在内地雇用的员工超过100人，其中8.5%的公司雇用的内地员工更超逾千人(见表6-16)。很明显，香港厂家凭着本身的财力、技术和经验，在内地经营的大型生产网络，规模比他们在港的业务宏大很多倍。

    正由于内迁能够解决长期困扰着香港制造业厂商的土地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有利于降低成本，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从1980年开始，港商先是在深圳特区，后来逐渐在整个华南设厂（当然也有些港商在中国内地的其他地方设厂，但数量较少）。在最初几年内，香港厂商同当地的关系是"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制配、来样制作和补偿贸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三来一补"工厂的机器设备和技术水平逐步提高，同当地的关系也向更高层次发展，许多工厂已由"三来一补"转为"三资"（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

    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内迁的过程也是大规模发展的过程，香港厂商由以前在内地几乎没有任何工业投资活动，迅速冒升为中国内地最大的"外来"工业投资者。众多香港厂商在内地迅速发达的事实，导致了不少香港贸易公司也主动转营或兼营制造业。虽然没有正式的官方统计，但根据香港贸易发展局援引的估计数字，1996年港商在华南开设的工厂已经达到40万家，雇用员工超过500万人`。仅仅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港商的制造业投资就达到600亿港元，雇用员工400多万人，间接为港资公司及其员工服务的人员还有约100万人。

    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内迁，理所当然地引起香港本地制造业的减退。这种减退有两层含义：一是部分生产设备已经迁到中国内地运作，从前受雇于香港制造业的工人也被内地工人取代；二是有很多香港制造业厂商把生产设备迁移到中国内地以后，行政和其他支持活动仍然继续在香港进行。这种情况造成留在香港的机构被重新归类为服务业机构，过去按照政府统计部门的定义归类为制造业员工的人员也被重新归类为服务业员工，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本地的产业结构由制造业与服务业并重转变为服务业为主。按照政府统计部门的数字，1980年服务业产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67.5%,1996年猛增到84.4%；而同期制造业产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则由23.7%锐减到7.2%。但从"大香港经济"的视野来考察，1996年华南地区的港资工厂家数（40万家）比香港本地历史最高的1988年（50606家）差不多高出7倍；而前者雇用的员工（500万人）也比后者历史最高的1981年（99万人）高出4倍。如果再加上1996年香港本地的工厂和雇员，则1996年香港制造业的规模要比香港本地历史最高水平高出7.4倍（工厂）和4.4倍（雇员）。以上情况请参看表6-17。

    香港制造业在这段时间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有利的影响是，香港公司凭借在华南建立新的生产设施，可以采用最新和最合适的生产设备；同时对于中国内地也引起连锁效应，包括提供技术转让渠道，扩大就业，刺激整体经济增长，以及为国内消费市场的冒升创造条件等。

    至于不良影响，主要是随着土地及劳动力不足这两个问题暂时得到解决，很多香港厂商已经不再感觉到改进生产技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正是这种安于现状的心态，使他们停留在中间工序和较低的科技水平上，从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吃了苦头。

第四部分 第84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二）(22)

    三、世界第四大对外投资者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对外投资迅速增加。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D）的统计，1985-1996年香港对外直接投资累积达到1141亿美元。其中1993年177亿美元，1994年214亿美元，1995年250亿美元，1996年265亿美元。以上四年的投资额虽然少于美、英两国，但与德、日、法三国均相差不多。就在这四年中，香港前三年成为世界第四大对外直接投资者，后一年也居世界第五位（见表6-18），引起全球商界的瞩目。

    本期香港对外投资增加的内在原因，是经过战后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香港不少企业和个人都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资金，一些大公司、大财团更具备了成为大型跨国公司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给香港提供了巨大的投资空间。同时无须讳言的是：面对1997年香港将回归祖国，有些香港公司（特别是一部分本地英资公司）也存在分散投资、买"政治保险"的想法。

    香港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中国内地的投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香港在内地的直接投资几近于零。1979年以后，香港迅速成为内地最大的外来直接投资者。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的统计，1979-1996年香港对内地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累积达到982亿美元，占内地引进直接投资总额的62%（见表6-19）。但在1991以前，来自香港的投资者以中小商家为主，投资领域集中于制造业。1992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视察南方的谈话，大大提高了香港企业家对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的信心，出现了投资金额大、期限长、范围广的局面。不仅中小商家积极扩大经营，许多大公司、大财团也出手大规模投资。截至1993年底，仅华资李嘉诚财团旗下各公司对内地的投资已经超过1000亿港元；郑裕彤财团对内地的投资占到集团总资产的25%；郭炳湘、李兆基、罗嘉瑞、吴光正等财团也都占10%以上。

    另一方面是对世界各地的投资。本期内香港大公司、大财团对美、欧国家的投资显著增加。仍以李嘉诚财团为例，从1986年注资32亿港元收购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52%的股权开始，先后购入英国Gluff公司25.9%的股权、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10%的股权和英国第三大传呼服务公司DigitalMobile80%的股权，以及美国大型通讯器材制造公司ATE集团的可换股优先股、英国Quadrant集团的蜂窝式流动电话业务等等。并且联合李兆基、郑裕彤财团投得温哥华世界博览会旧址的发展权，连同后来的发展，共注资130亿港元，李嘉诚财团占50%。在香港本地的成功经营加上在海外的成功投资，使长江实业集团迅速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型跨国公司，李嘉诚也成为亚洲顶级富豪之一。汇丰银行的大规模海外投资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1980年收购了资产额在美国商业银行中居第十三位的海丰银行51%的股权,1987年收购了该行余下的全部股权；并且陆续收购了英国安东尼捷银行和詹金宝证券公司、加拿大卑斯银行等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在荷兰、澳大利亚、纽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东、非洲投资设立了分支机构或子公司。1987年底，汇丰收购了英国第三大商业银行米特兰银行14.9%的股权。1990年变相"迁册"——在伦敦成立汇丰控股公司。1992年汇丰银行和米特兰银行"合并"，成为汇丰控股公司的两大子公司。就这样，汇丰由1992年以前在世界商业银行中按资产排名第三十多位，1993年一跃而成为全球第八大商业银行。但就法律而言，整个汇丰集团从此已不再是一家香港公司，而是英国公司了。此外，包玉刚财团1988年动用10亿港元收购美国奥丽酒店集团，郑裕彤财团1992年动用33亿港元收购美国华英达酒店集团的全球酒店网，都曾在世界酒店业引起轰动。与此同时，香港一些中、小厂商为了寻求价格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并且避开欧美国家保护主义的限制，也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投资设厂。根据一项调查，1996年香港三万三千多家纺织、制衣、制鞋工厂中，有80%在香港以外雇用工人。其中的制衣行业有55%的工厂在中国内地拥有生产设备，17%的工厂在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

第四部分 第85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二）(23)

    对外投资的增加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使香港许多企业成为跨国企业。不仅以长江实业为代表的一批大公司大财团是如此，而且为数更多的中、小型工厂行号也是如此。香港商人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跨国经营才能。他们熟悉跨国企业的管理，懂得多种货币的交易、不同法律的要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工业标准和税收政策，也善于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官员及员工相处。香港企业家和白领阶层的这种特点，是香港成为举世知名的国际都会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服务之都"的形成

    这一时期香港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本地服务业进一步发展，服务业产值在本地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和服务业就业人口在本地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进一步攀升，占据了压倒优势。1981年这两个比重分别是67.5%和48.5%，1996年达到84.4%和78.7%`。这就是说，1996年香港本地劳动人口中每四名受雇员工便有三名以上从事服务业；香港本地所生产的全部产值中更有八成以上来自服务业。加上服务的门类不断增加，服务的质素也逐步提高，使香港成为远近驰名的"服务之都"。正如当时任政府财政司的曾荫权所指出的："在经济方面，我们（指香港本地）已蜕变成为世界一流服务的国际中心。"a

    服务业的就业门路很多,范围很广。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后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港英政府的注意。1995年8月，政府成立了推广服务业专责小组。1996年3月，专责小组提交了题为《服务之都与时并进》的最后报告。报告针对14个为香港经济带来重大贡献的服务性行业，分析了它们的情况和成就，提出了将来的工作纲领b。现在我们将其中最主要的五大行业截至1996年底的情况简述如下：

    （一）进出口贸易业

    进出口贸易业的高速发展是本期整个服务业进一步发展的领头雁。1996年香港外贸总值29335亿港元，折合3761亿美元，列全球第八位；比1980年外贸总值（2099亿港元）增加13倍，平均每年递增17.9％。贸易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香港与内地的贸易迅猛增长。1996年与1980年相比，两地贸易额增加19倍，每年平均递增20.7％。从1985起，中国内地再次成为香港的最大贸易伙伴（1959年之前内地曾经是香港最大贸易伙伴）。

    （二）金融业

    金融业继续发展，香港作为亚洲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截至1996年底，香港共有经政府认可的接受存款机构368家，其中持牌银行（相当于商业银行）182家；有超过40个国家的银行在香港开设了认可机构及海外银行驻港代表办事处；世界排名首100家最大的商业银行中，有80家在香港经营业务，这些都说明香港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亚洲国际银行业中心。美国政府1994年进行的国民待遇研究中，肯定香港是亚洲最开放、具有最高透明度和最公平的银行业务市场。与此同时，香港的狭义金融市场发展很快。首先是外汇交易额继续增长，1992年已经列全球第六位，1996年升至第五位。其次是股票市场经过1986年的"四会"合并，消除了"四会"之间的机构重叠和恶性竞争；加上有关法例和监管不断完善，使香港的股市日益成熟和国际化。按年末总市值计算，1996年香港已成为亚洲第二大股票市场，在世界排名第十。再次是衍生金融工具市场从无到有，1996年也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市场之一。最后是黄金市场继续保持着全球四大金市之一的地位。此外，港元债务市场也有一定发展，1996年底未偿还的港元债务工具总额达到2814亿港元，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的23%。

    （三）旅游业

    旅游业同样发展迅速。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海外来港旅客人次数、旅游业收入额及游客平均消费额等指标均位居世界前列。1990年，海外来港旅客590万人次，旅游业收入400亿港元，在香港各大行业中赚取外汇额居第三位。到1996年，海外来港旅客达到1170万人次，刷新了历史记录；旅游业收入达到870亿港元，也刷新了历史纪录，并在世界旅游业中排名第八位，在香港各大产业中赚取外汇额也跃居第二位。

第四部分 第86节：第五章　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二）(24)

    （四）运输业

    运输业的发展使香港保持着远东重要航运及航空中心的地位。1996年，抵港远洋轮船达到41000艘，内河货轮停靠香港11.1万次，分别比1980年增加3.01倍和3.94倍；全年处理货柜1330万个标准箱，高踞全球首位。与此同时，1996年飞机航班达到158797班,比1980年增加1.91倍；全年处理空运货物156万吨，旅客2960万人次。如此庞大的运量不仅使1925年建成的启德机场成为全世界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而且无论是客运量还是货运量都已经达到饱和。从1990年起，位于大屿山赤角的新机场开始动工。全部工程历时八年，到香港回归祖国后的1998年7月6日才正式竣工使用。

    （五）房地产业

    房地产业一直是香港重要的产业之一。仅在1977-1996年的二十年间，香港新建成的住房单位就超过120万个。到1996年9月底，永久性屋宇单位总数已经达到200.9万个（见表6-20）。众多的房屋、拥挤的人口和香港独有的土地批租、拍卖及"炒楼花"等等方式，使香港的房地产市场成为世界上最繁忙、最活跃、价格波动也最剧烈的房地产市场之一。1996年房地产交易共有30.7万宗，交易总额达到8770亿港元。平均每天有840宗房地产交易，交易量很可能居亚太区各城市之首。

    此外，香港的信息业、计算机及有关服务业、批发零售业、电影业等等，也都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期内都有很好的表现。

    制造业大规模内迁和服务业进一步发展，使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1980年，制造业产值仍居于首位，而属于服务业的四类行业则紧随其后。但到了1990年，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使批发、零售、进出口、酒楼及酒店业、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业、运输、仓库及通讯业的产值都大幅度地超过了制造业。社区、社会、个人服务业的产值也逼近制造业。而从1994年起，这四类行业的产值都已超过了制造业（见表6-21）。

    城市建设方面，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旧区的清拆、重建和开发，使许多原来居住在设施极端简陋的寮屋区及临时房屋区的市民得以迁入公屋，也可利用清拆腾出的土地开发建设，而不必单纯依赖填海造地。九龙城寨的重建和辟为公园，则不仅改善了原住那里的市民的居住条件，也消除了过去"三不管"所造成的卫生及治安隐患。自1990年起，港英政府制定的机场核心计划开始建设。这个计划包括10个项目，是全球最大的基建计划之一。除赤角新机场之外，还有与之相配套的铁路、公路工程，西九龙和中区的填海工程，东涌新市镇的建设工程等等。应当说，1990年到1998年上半年的整个市政建设，主要是围绕着机场核心计划而进行的。机场核心计划的全部投资达到1553亿港元的天文数字。1996年底，已经完成工作量的75%。

    总之，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香港本地服务业和内迁制造业迅速发展，对海外投资增多，国际贸易、金融、交通、信息中心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香港作为国际都会和亚洲重要的旅游点已为越来越多的海内外人士所认可。1969年开始的经济起飞，在1988年结束，香港经济从此踏上了走向成熟的阶段。但这一时期香港经济的发展并不平坦，1982-1985年的银行危机，1983年的港元汇价暴跌，都曾使整体经济受到震荡。而1987年10月的全球"股灾"，1990年的海湾战争，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等等，也都给香港经济带来较大冲击。起飞结束后，香港整体经济和人均占有量的基数都比较高，增长速度放缓。按当年市价计算，20世纪60年代本地生产总值每年平均递增14.6%；70年代递增19.9%；80年代递增15.1%；90年代首六年（1990-1996）仅递增12.7%。而且1988年下半年到1996年上半年香港曾出现连续八年的高通胀，接踵而至的是失业率上升和产业转型迟缓`。如果扣除通胀因素，改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90年代首六年本地生产总值的年递增率只有5.2%。不过总的看来，本期经济还是得到了较快发展。1980年至1996年，按当年市价计算，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增长7.41倍，平均每年递增14.3%。特别是1996年和1997年上半年香港即将回归祖国的前夕，商业、物业、金融及旅游市场均十分畅旺。在经济繁荣人心振奋的状况下，迎来了光辉的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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