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尔河三角洲
位于黄金海岸和奴隶海岸这两个地方的国家，如阿赞德、奥约、达荷美、贝宁等，其大本营都在内地，它们是由内地发展到海岸，控制了一些重要的登陆点和出海点。而在贝宁西面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奴隶贸易的中心则是沿着海岸和水路发展起来的。象邦尼、新卡拉巴尔和旧卡拉巴尔这样的大港口纷纷崛起，它们既是欧洲人的商品和欧洲人的影响输入内地的登陆点，又是内地奴隶运往海外的出海点。与黄金海岸和奴隶海岸形成对照的是，在这两个海岸，奴隶贸易是由附属国去执行的，而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奴隶贸易却是扎根于一个以那种由亲缘关系构成的公共社团为主的社会大背景。
以前贝宁曾经在尼日尔三角洲进行过开发，由奥巴的亲戚或侍从带队向那里移民。这些移民形成了一些较小的卫星国，与贝宁保持着不同的关系。阿博（Aboh）就是一个这样的卫星国。它所在的位置正是尼日尔河在入海之前出现分叉，形成三条支流的地方，因而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贝宁的另一个卫星城镇是位于北边的伊加拉王国（Igala）的伊达（Idah）（Idah, to the north, in the kingdom of the Igala）。伊加拉的统治者阿塔（ata）从伊达派出有官衔的首领向更远的内地移民，并向这种附属地区索要奴隶、象牙和其它产品，然后将这些产品运到下游的阿博去换去食盐和欧洲的工业制品。
在阿博下游三角洲的红树沼泽地中住着一支讲伊乔语（Ijaw）的民族，它以自治村作为其基本组织形式，而自治村则由以大家庭式的“户”（wari）为单位构成的。这支讲伊乔语的民族以打鱼和采盐为生，然后用自己的产品去换取这些卫星国出产的粮食、家禽和牲畜。而后，伊乔人出产的盐又沿着尼日尔河被运到更远的地方去交换甘薯、棕榈制品、牲畜、紫木、象牙和草碱。
欧洲人初到这一海岸时，伊乔人正处在这样一种战略性位置：他们帮助开拓从这些新港口开始，穿越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各种小溪和支流，然后到达上游城市的航行路线。16世纪初，北部各王国政府开始与伊乔人进行贸易，向他们提供奴隶、农产品和牲畜，以换取伊乔人的食盐。伊乔人则又把这些商品卖给欧洲人，以换取铜手镯。至17世纪末，卡拉巴尔、阿多尼（Andoni）、邦尼、奥克里卡（Okrika）、和布腊斯（Brass，又称嫩贝（Nembe））等地的伊乔人居住区都成了用奴隶换取欧洲工业品的贸易中心。在18世纪，由于普遍能够得到武器，伊乔人的战争首领用大炮武装了一支五十人的独木舟舰队，以争夺对于日益繁荣的贸易活动的控制权。在从事贸易和战斗的过程中，伊乔人中原先的那种大家庭户变成了“独木舟户”，它们是由亲属及已被同化的奴隶组成的团体，既从事广泛的商业活动，也参加为得到奴隶而发动的战争。
到18世纪时，在阿博也开始出现独木舟户，他们拥有大量的火炮独木舟。事实上，阿博成了整个三角洲地区独木舟的主要来源地。阿博所得到的奴隶大部分来自北边伊达的伊加拉王国（from the Igala of Idah to the north），后者则是从尼日尔河与贝努埃河（Benue）交汇的地方获得奴隶和象牙，然后将他们运往南边去换取食盐和欧洲商品。这些奴隶贸易活动使得这一地区的人口分成了两大阵营——奥陆人（olu）和伊格博人（igbo）。由国王率领的、在沿河两岸捕猎奴隶的人是奥陆人；在山地被当作奴隶而受到追捕的则是伊格博人。因此，“伊格博”一词最早是用以指这场奴隶贸易的受害者，只是后来渐渐地成了指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即现在的伊博人（Ibo）（参见Henderson 1972: 40-41）。这些斗争的结果，就使布腊斯、卡拉巴尔和邦尼等城镇成了三角洲地区东部的主要中心地。
另一个这样的奴隶贸易中心是在克罗斯（Cross）河畔的旧卡拉巴尔（Old Calabar），它是由海边讲伊比比奥语的部落逐渐发展起来的。这儿的人也主要是靠打鱼和产盐为生，然后，将产品运往北边从伊博人那里换取甘薯。16世纪末，一帮讲伊比比欧语的渔民和商人从他们的家园搬到了后来叫克里克城（Creek Town）（又称伊通科（Etunko））地方。17世纪初，克里克城的居民分出一支，形成了旧城（Old Town）（又称奥布通（Obutong））；然后在该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旧城的人又分出一支，建成了公爵城（Duke Town）（又称阿塔科帕（Atakpa））。这几个城镇就构成了旧卡拉巴尔。这儿的奴隶贸易开始于17世纪中叶；1650到1841年间，外面的奴隶贸易已告结束时，这儿估计共输出了25万奴隶（Latham 1973：22-23）；换回的欧洲商品最初是铁、铜、五金用具和布匹，1713年以后又加上了武器。
不久，捕捉奴隶成为旧卡拉巴尔的大宗买卖。就象在讲伊乔语的部落中因捕捉奴隶使大家庭户转变为“独木舟户”那样，在讲伊比比欧语的伊菲克（Efik）族中，奴隶贸易也瓦解了父系家族以及由父系家族头人组成的议会。取代原先父系家族的是七个政区，每个区由各种大家庭和家族组成，其中央核心是一位显要的商人以及为他追捕奴隶的随从（his slave following）。有些区以牺牲别的区为代价从而发展了繁荣了。A•J•H•拉汉姆（A. J. H. Latham）写到：
正是那些在奴隶贸易中最成功的政区发展得最快，因为他们当中积聚了最多的家臣侍从。有些区比另一些发展得更迅速，因为欧洲人总是愿与那些还债及时且诚实的政区做生意并信任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名声不好的债务人便失去了取得信贷的机会，只有那些讲信用的区才得到支持。得到的信贷越多，他们的组织也就发展的越壮大，他们的储备也就越雄厚，因而也就越能证明他们是应该得到更多的信贷（1973: 51）
与讲伊乔语的部落有所不同的是，伊菲克族没有让奴隶加入到自己的大家庭和家族中来。他们把自己作为一个上层阶级来维持和强化内部的团结，其方法之一是让大家崇拜一个共同的监护神，叫“恩德姆伊菲克”（Ndem Efik）。但是，他们也对其祖先不是伊菲克族的中间商敞开了道路，允许他们加入根据一个森林神灵命名的“埃克佩”（Ekpe）秘密兄弟会。埃克佩（欧洲人称作“埃格博”（Egbo））是在18世纪才开始活跃起来，它允许所有男性参加，不管是自由人还是奴隶。会员资格需用钱买。兄弟会分等级，最上面的四个等级从理论上讲只有自由人可以进入，尽管有一个出身为奴隶的人曾做过该会的副会长。每个等级中有一名大师，称“奥邦”（obong），在埃克佩的最上层是会长（称“伊阿姆巴”（eyamba））和副会长（称“伊奔科”（ebunko））。大师、会长以及副会长通常由来自占支配地位政区的成员担任。最高一级的成员构成了负责决策的议会；第二等级的成员负责执行决议。
这种兄弟会具有多种功能。一方面，它有着社会上的俱乐部性质，各重要政区的男士可以在这里欢聚一堂，谈天说地，摆宴聚餐；另一方面，它也行使法律权威，可以制定和实施法律，可以罚款、捕人或签发软禁令以及处决罪犯，可以宣布抵制抗议，可以没收或销毁个人财产或下禁令禁止个人对财产的使用。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兄弟会还具有一种经济功能，它有权力强制清偿债务。正是它的“这种强制偿还债务的权力才支持了埃克佩这种组织在克罗斯河（Cross River）上游内地其它部落中的传播，因为接受了埃克佩就意味着自己在伊菲克族人的眼里也就成了值得信赖的人，因而也就可以使自己得到伊菲克人的信贷”（Latham 1973：39）。结果，好几个欧洲商人也加入了埃克佩兄弟会。
虽然伊菲克族掌管着出海港口的奴隶贸易，但他们市场上的奴隶多数都是内地一个叫阿罗的氏族提供的。阿罗族人其来源各不相同，是奥克阳（Okoyong）的雇用兵把他们从克里克城附近的阿肯科帕（Akankpa）汇聚到一起的。雇人经商或雇人打仗的做法很普遍，但阿罗族这种做法的形成过程则有特别之处。他们最初定居在克罗斯河附近，就在本代（Bende）这个主要奴隶市场的东边。在他们的居住地共有九个一级村社和十个二级村社。每个一级村社里住的人是最早的父系家族；二级村社则是由这些父系家族的各个分支所组成。奥图西村（Otusi）中央家族的族长也就是阿罗族中第一大家族里的族长。九大父系家族的族长，再加上二级村社的代表，共同构成了阿罗族议会。他们遵照伊博人各族中广泛流行的方式，在阿罗丘克屋（Aro Chukwu）建造了一座神堂兼朝圣中心（后来英国人称之为“大符咒”（Big Juju））。
阿罗人从他们的中心地阿罗丘克屋向外移民，在其它部落中建立居民点，从沿阿罗人的贸易路线设立的小驿站到控制着一个市场或数个村庄的大居民区，应有尽有。每个居民点常常都有一个神堂，人们可以把种种争议问题呈交到这里，包括土地争议、遗产争议、诈骗、偷盗、各种男女巫术以及凶杀等。对于本地不能解决的争议，则提交到阿罗丘克屋的大神堂判决。阿罗族中的任何个人都有权将人送交阿罗神堂，这样做时，他也可以为神堂主持者搜集信息资料，作判决之用；神堂裁定的有罪之人可能被处以罚款、处死或变卖为奴。
阿罗族也向非阿罗族人提供信贷，要么是为了取得他们的感激，要么是当有人无力偿还时，便强迫他把自己或家庭中的成员卖作奴隶。阿罗人也会到当地奴隶市场去购买奴隶或是雇人去捕捉奴隶。而在阿罗人执行其法律、宗教和经济等各种功能的背后是他们掌握了武器。他们通过其在卡拉巴尔的关系获得了大量的武器。
阿罗人并没有建立一个真正的国家。他们从来没有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统治集团，对这样的政治统治也从不感兴趣。但是，作为一种罩着宗教的合法光环的经济组织，他们却也逐渐履行了与国家相联系的某些功能。从这些特征上看，他们更象易洛魁联邦，更象公元九世纪北欧人带着奴隶和琥珀来到伏尔加河畔的建立的俄罗斯（Varangian Rus），而不象西非的阿赞德、达荷美或是贝宁这样的中央集权国家。
供应奴隶的地方：中非
刚果王国
葡萄牙人于1483年溯刚果河而上时遭遇了当时非洲最大的国家政权之一——巴刚果王国，其都城位于姆班扎刚果（Mbanzakongo），即后来的圣萨尔瓦多。就是这个刚果王国此前曾发展成为刚果河上游及其两条支流——卡赛河和桑库鲁河沿岸诸多国家中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所有这些国家都将它们的起源追溯到斯坦利湖北部的一个初创国（founding kingdom）。再往东，在神秘的斯坦利瀑布上游，位于刚果河及其支流的上游流域，则是另一个建立国家的地方。其中心位于基萨莱湖附近，也是鲁巴人和颂叶人中社会名流的发源地。当奴隶贸易的影响越过内地发展到卢阿拉巴河（Lualaba）岸边时，这些社会名流的建国热情也变得日益高涨起来（参见Vansina, Mauny与Thomas的合著，1964：96-97页）
刚果王国很大，面积大约为六万平方英里，南北自刚果河起向南直抵丹德河（River Dande），东西则从大西洋海岸起向东直至宽果河（Kwango River）。当欧洲人初来之时，这一地区大约住着二百五十万人。王国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基础是与母舅一起生活（coupled with avunculocal residence）的母系世家（matrilineal descent）。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母系家族；这些家族分为不同等级，皇室家族位于最上一级。每一个家族将本族中的女性送与上一级家族联姻，并从那里得到婚姻财礼，此外，还要从接娶新娘一方的母系家族接收因这种婚姻而出生的儿子。这样出生的儿子留在提供新娘一方的母系家族内，与其母亲的兄弟们住在一起。皇室家族的女性不与外族交换而是留在本族内，嫁给平民和奴隶。这些妇女以及她们所生的后代仍然留在皇室家族。这种制度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皇室家族同时也就是新婚财礼由上一级家族向下一级家族传递这一链环中的发起者（Ekholm 1977）。既然皇室家族的礼物只有出没有进，因此，这一整套婚姻交换制度的基本先决条件便是，皇室必须能够获得任何其它家族都无法得到的资源。
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这种资源包括铜、盐和来自罗安达岛皇家渔场的“恩兹姆布”（nzimbu）贝壳。皮加菲塔（Pigafetta）称这个皇家渔场是“供刚果国王和周围居民使用的钱矿”（引自Balandier 1968: 130）。这种贝壳钱币的单位是标准化的：一个可弗（kofo）（两万个大贝壳）相等于一个卢弗库（lufuku）（一万个大贝壳）两倍的价值；一个卢弗库则等于十个芬达（funda）（一千个大贝壳）。恩兹姆布贝壳构成了欧洲人到来之前当地支付进贡的主要物品，成为这一界地上的流通硬币，是主要的大众金融工具。对于私人间的交易，则普遍使用大小标准化的布匹作为支付工具；快到17世纪末时，100块餐巾大小的姆普苏（mpusu）相当于4,000个葡萄牙里斯或相当于一个奴隶的价值（Balandier 1968: 129-132）。因此，有一点似乎很清楚，那就是皇家政权可能很欢迎有外国的新资源运到这里，这样就能扩大它在本地的权力资源。
因此，葡萄牙人来到时受到了曼尼刚果（mani kongo），也即刚果的国君的热情款待。但是，葡萄牙人的商品却要用奴隶和象牙来交换。于是，与葡萄牙人的商品交换的增长也就意味着要捕捉的奴隶数量也要增长，从而也使本已存在的奴隶制度更加强化了。有一段时期，刚果王国也的确成了葡萄牙的一个盟友；葡萄牙派传教士来指导巴刚果的基督教教廷，为教徒洗礼。国王恩辛加•恩威姆巴（King Nzinga Nvemba，1506-1543）就皈依了基督教，成为唐•阿方索一世。在这一过程中，他放弃了巴刚果人所理解的神圣王权的约束力（sanctions of divine kingship）。葡萄牙人所提供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技术援助，也许因为他们所能供应的工业品数量非常有限。国内的技术工匠、手工艺人甚至牧师都被从里斯本派到姆班扎刚果来为巴刚果人传授技术。有些年轻的巴刚果人则被派到葡萄牙去异地求学。
然而，日益扩大的奴隶贸易渐渐中断了这些做法。到1530年，从刚果每年输出的奴隶数量大约在4千到5千件（peça de india）之间，一件（peça）等于一个年轻力壮的男劳力，外加总计不够一件的各种其它年龄的女性和奴隶。开始时，奴隶都来自巴刚果以外的地方，要么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从东北边的台克族（Teke）和姆蓬布族（Mpumbu）获得，要么通过战争或贸易的方式从南边的姆本杜族获得。但随着时间推移，葡萄牙人越来越想从刚果本族中得到奴隶。葡萄牙的手工艺人、商人，牧师、船长和水手以及皇室官员都代表各自利益加入了奴隶贸易；而葡萄牙人的这种大规模卷入也意味着，欧洲人的商品和枪支不再仅是通过皇室家族之手进入非洲，而是凡是能够提供奴隶的当地头人或实权人物都能获得枪支。因此，刚果王国的社会政治结构连同母系家族的等级秩序以及那种妇女与财礼的流动体制一起崩溃了。随着社会政治结构的崩溃，国王的权力也随即瓦解。而且，由于当地的首领开始各自捕捉奴隶，因此，母系家族社会也让位于父系家族社会（matrilineal reckoning gave way to patrilineal clusters），因为需要力量来充实掠奴队伍的首领们开始要求享有他们与女奴所生子女的所有权。
为了能够从更大的区域范围内获得奴隶，葡萄牙人开始将贸易扩大到丹德河南边姆本杜人的恩东戈王国。他们把刚果的首领封为姆本杜酋长之上的大领主，向他们强征奴隶。而这一贸易最初是由圣多美（São Tomé）的私营中间商发动起来的，是他们将奴隶从宽札河河口运出来的，尽管葡萄牙国王曾试图通过班图人的姆平达港（Mpinda）开辟出一条奴隶运输航道。但在16世纪中叶以后，王室开始就加强对恩东戈王国的控制越来越感兴趣，想把那些曾经利用刚果王国的弱点来为自己大肆掳掠奴隶的捕奴者控制在在这一地区东部边界地带。接近16世纪末时，葡萄牙皇家军队有组织地深入到了安哥拉，把俘虏当作奴隶带走，强制姆本杜的酋长进贡奴隶，还派出欧非两地之间的商人（称作庞贝罗（pombeiro））到庞坡（pombo）即内地的市场去购买奴隶。而庞波这个名称就是来自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市场的名字，该市场归居住于斯坦利湖的胡姆人（Hum）所有。渐渐地，这个词的意义扩大到指率队远途收购奴隶的非洲首领。买卖奴隶是为了获得葡萄牙的葡萄酒和白兰地酒、巴西的郎姆酒和烟草、欧洲和印度的布以及非洲的优质棕榈布。棕榈布是从刚果北部边境沿线的森林居民当中得来的，用来换取海边的食盐和海贝。如此扩大奴隶贸易的结果是，到17世纪中叶，安哥拉共输出了一万三千至一万六千奴隶。刚果王国自身的衰亡，可由葡萄牙于17世纪中叶夺得了恩兹姆布渔场这件事得到证明。事实上，这一行动便将刚果王国王室的财富转到了葡萄牙佐奥王（King João）的权力之下。
虽然奴隶贸易与商品贸易活动一道，最初把人口大量地吸引到沿海地带，但最后的毁灭性结果则是，人们纷纷撤离海岸地区，改而向东迁移。人们向东迁移的原因，一部分是为了逃避捕奴分子的追捕，另一个原因则是，捕奴者的首领们希望通过垄断内地深处的奴隶贸易来增加与葡萄牙人作交易的筹码。
因邦加拉族
刚果霸权的衰落以及奴隶贸易不断向内地扩展，致使一些远离葡萄牙人直接影响的地区也发生了一连串的变化。出现这种新变化的地方之一便是上卢阿拉巴河（Upper Lualaba）与开赛河之间的平原地区。1500年以后，这里发生了较大的政治变迁。这些变迁最初与外部势力的影响并无多少关系，但不久便开始与奴隶贸易的种种事情交织在一起了。
这些变迁最早时还只限于葡萄牙人的势力范围之内；当时，在刚果和恩东戈东部一带开始出现捕奴分子。后来刚果王国内部的混乱局势日益加剧，致使首领们以及副首领们相互之间为了王位互相争斗。于是，从很远的内地来的武装份子便借机侵占了那些依附于较大的王国的氏族，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在此后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就专门为葡萄牙人捕捉奴隶，贩卖奴隶，并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阻止欧洲人进一步向内地深入。这些人一般被称作因邦戈拉（Imbangola）或因邦加拉（Imbangala），但是，在历史记载中，部分因邦加拉族的分支则被称作加戛人（Jaga）——葡萄牙人虚构的故事中把他们描绘成吃人肉的野蛮人，说是当他们的孩子成为自己的累赘时就会把他们杀了（Miller 1973）。因邦加拉人之所以会出现在刚果和恩东戈的东部边界地区，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东边更远的鲁巴族和隆达族在进行扩张；但无疑也与潜在的奴隶贸易有关。因邦加拉人在宽果、阿姆巴卡（Ambaka）、卡桑叶（Kasanje）以及本格拉高原等地建立起了一连串的国家，不久，卡桑叶就成了海岸地区最重要的奴隶市场（Vansina 1968：145，202）。在远处的北边，位于宽果地区的亚卡（Yaka）王国则对两河（Kwango-Kasai，即宽果河与开赛河）中游平原上的人实行恐怖统治。亚卡王国的主要贸易中心是马坦巴（Matamba），这里的贸易掌握在阿姆巴卡本地人、葡萄牙人和其他的非洲人手中。因邦加拉人在本格拉高原上的奥威姆本杜族中建立的这些国家也开始在非洲大陆的内地进行掳掠，把抓到的俘虏卖给从恩东戈来的奴隶贩子。在18世纪，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奴隶贸易的主要参与者（Vansina 1968：199）
鲁巴-隆达族
因邦加拉人出现在刚果和恩东戈的沿边界地区，这很可能也是一场范围更加广泛的政治变迁的产物。这场政治变迁的发源地还在更远的东边，即在基萨莱湖附近。这一变迁实际就是贵族阶层军政势力向外围扩散的过程，它导致了鲁巴-隆达族建起了自己的王国。鲁巴族刚开始时只是几个父系家族，他们把统治强加给了当地许多氏族。因此，这些鲁巴父系家族就作为入侵者而成了贵族阶层，叫巴罗普威（balopwe）。国王也从这个阶层中产生，他的统治被看作是巴罗普威的权力——一种可从父系一方继承的神权——的体现。对被征服者进行监管的首领也从这个阶层中产生。当地土著人的首领也保留下来，他们的权力被视作是那种“礼仪上的土地拥有人”（“ritual owners of the land”）所具有的权力。然后，鲁巴族继续向外扩张，派出许多首领带人向外殖民。这些首领要向自己本族负责，但却在周围相邻的部族中定居。但是，鲁巴族的主权却仍然十分有限，因为上层的巴罗普威与土地的拥有者始终处在两个不同的范畴。土地的拥有者仍然只是贡品的收缴者，他们未能溶入鲁巴族的统治阶层，因此他们常是当地产生反叛势力的源头。与此同时，国王的权力要受到那些巴罗普威父系家族权力的制约，因为皇室家族的妻眷都是从巴罗普威家族来的，这些家族可以支持其他竞争王位的皇室继承人。这种政治格局似乎不仅构成了位于卢文贝（Lwembe）与鲁阿拉巴两河之间鲁巴族中央王国的主要特色，同时也是东边基康加（Kikonja）和西边卡隆兑（Kalundwe）等鲁巴族人的较小王国的特色。有些鲁巴族的巴罗普威家族定居在恩卡拉尼河（Nkalaany River）流域，成为后来隆达王国的中心所在地。与鲁巴族有所不同的是，在鲁巴族人中，巴罗普威家族从不与当地的氏族混合，但隆达人却发展了一种不同的政治模式：一方面在上层社会的隆达人中维持亲属血缘关系，同时也允许非隆达族人通过攀附近亲属关系（kinship fictions）而溶入到隆达族中来。这一政治模式涉及到两条密不可分的原则（twin principles）：职位的继承权（positional succession）与永久的家族关系（perpetual kinship）（Vansina 1968：80-83页）。所谓职位的继承权指的是，某个职位的继任者不仅可以继承前任的职位还可以继承前任的财产和社会身份，包括他的名号和他的亲戚关系。因此，两个亲兄弟的子孙后代都属于同一个谱系，不管他们的血缘关系相隔有多么的远，但他们都被视作与这两位祖先有着相同的关系，因而仍可被看作为兄弟。后来的职位继任者会接过第一位祖先在王国成立之时就已存在的身份。同时，当地的非隆达族首领可以被授以村落首领的职务而将其同化，同时还可将隆达族谱内的一些社会身份给予他们。
依照隆达族的这一模式，村庄由头人治理，头人的职位可以在母系家族内世袭，头人的后面有由长者组成的议会支持。十五条最古老的村社的头人在宫中都拥有特别的礼仪职位。村社又按照头人之间所公认的永久性亲属关系分组，而不同的村组又组成受中央监管的区，但这种区却是由各村头人选出的首领负责统治。不过，这些首领的主要作用就是收缴贡物。
位于这个统治集团中心的就是国王姆万特•亚夫（Mwaant Yaav），而在他的身边则是包括那些古老村社的头人在内的一些占据着宗教职位的要人、被称作为“父亲”的官员（因他们的“儿子”负责收缴各区首领呈交的贡物）以及那些位于乡村的非隆达族头人的代表（他们是国王的“孩子”）。还有一些“流动官员”负责到王国的边缘地区的非隆达族人中收缴贡品，执行命令。
隆达王国并不是一个有明确疆界的实体，而只是一个权力范围。权力高度集中在国家的中央，然后自都城向外权力依次递减。都城穆桑巴（Mussamba）靠进贡和商业维持运转。盐、铜、食品和奴隶等都作为贡品纷纷流向都城。穆桑巴作为主要的商业中心，其主要贸易伙伴自17世纪起一直是位于其西边卡桑叶的因邦加拉王国，后者与姆万特•亚夫国王有着亲戚和礼仪关系。奴隶和象牙源源不断地从穆桑巴运往卡桑叶，然后再运往海边；反过来，枪支和布匹则从海边源源不断地运往卡桑叶，然后再到穆桑巴。这一路线也正是美洲的粮食作物向内地传播的路线。玉米在16世纪后半叶即已传到了海岸地区，树薯则大约于1600年传入（Vansina 1968: 21）。这些粮食作物可能为隆达霸权的巩固作出了贡献。在穆桑巴，奴隶被利用去种植树薯，这可能帮助巩固了这个国家的生产基地。显而易见，正是靠捕捉奴隶，靠武士权贵们（warrior aristocracy）将奴隶运送到中心地区的能力才支撑了隆达的社会结构（Vellut 1972: 83-84）。
隆达的武士阶层还将这种政治模式带到了南面和东面。向南迁移到赞比西河上游的人当中有一位叫坎龙吉沙的武士首领。他把他新得到的土地分给了他的亲戚和随从，并从他们手中获得进贡，其中的一部分贡品要上缴到姆万特•亚夫。后来，这些新土地的首领的自治权日益扩大，而且不断有新来的首领带着随从加入到他们的阵营中来。这种社会上层人士向外殖民的方式使一些其它的民族也归属到隆达的霸权之下，其中之一是恩登布人，人类学家是通过维克多•特纳的著作才得知这个民族的。虽然恩登布的统治者与隆达的穆桑巴中央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脆弱，但他们在20世纪的特纳眼里，其身份依然是“姆万特•亚夫治下的臣民”（Turner 1967: 3）。
另外一些首领则向东迁移到了鲁瓦巴拉（Luabala）与鲁瓦普拉（Luapula）两河之间的地区。这一回，得益于有武器作后盾，隆达的势力范围迅速地得到了扩大。而且，虽然这些新领地的首领在政治上愈来愈独立，但他们仍然与姆万特•亚夫维持了一种礼仪上的联系。接近18世纪末，一位有着卡曾贝（Kazembe）头衔的隆达族首领取得了统治地位，他把欠他贡赋的首领组织起来，分布在一片跨越了姆韦鲁湖的广大地区之间。他在太特（Tete）这个地方单独与葡萄牙人展开了贸易往来。他的都城则成为通往尼亚沙湖（Lake Nyasa）以及基尔瓦（Kilwa）这一贸易路线上的一个固定的中途站。然而，这位卡曾贝从来也没有中断他与姆万特•亚夫之间的贸易关系。他把奴隶运送到穆桑巴，换回精制毛织品、子安贝、蓝珍珠项链、韦罗里奥玻璃珠（velorio beads）、镜子以及茶具等物品（Cunnison 1961：65页）。玉米、树薯、酒椰等植物品种也是沿着这一路线向东传播的（Vansina 1969：173页）。
因此，到18世纪末，一条横跨非洲大陆的主要贸易路线将大西洋海岸与印度洋海岸连接起来了。这条贸易路线的西边被控制在因邦加拉人手中，东边则在比萨人（Bisa）手中。比萨人的家乡位于班韦乌鲁湖（Lake Bangweulu）与本巴（Bemba）高原之间。他们是由承认卡曾贝霸权的隆达族首领们组织起来的。他们以远途贸易商人之称而远近闻名。1806年，一位葡萄牙人拜访了卡曾贝位于鲁瓦普拉河畔的都城；在这里他遇见了一位对安哥拉非常熟悉的比萨人（Cunnison 1961：65页）。
东部非洲的象牙与奴隶捕猎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卡曾贝领地的东部边境地区因为对象牙和奴隶的需求日益增大而遭受到压力。长期以来东非是非洲各大市场的象牙供应地，但是，为了满足中国人和印度人的艺术趣味以及他们对象牙雕刻品、象牙工艺品、象牙扇、象牙弹子球以及象牙琴键的爱好，象牙在18世纪开始进入中国和印度。与此同时，对奴隶又产生了一种新的需求——法国人在为他们位于印度洋的留尼汪岛和毛里求斯岛上的新种植园寻找奴隶。他们从马达加斯加专门从事捕捉奴隶的王国手中、从东非海岸各穆斯林港口的奴隶贩子手中购买数量越来越多的奴隶。英国1807年废除了奴隶贸易后，对西部非洲的奴隶供应进行了干预。这导致巴西和古巴的奴隶贩子转向东非寻找新的奴隶。而在此同时，阿曼的阿拉伯人在桑给巴尔岛建起了大蒜种植园，并从附近的非洲海岸购买奴隶到这些新种植园里来做工。
居住在东非内地的一系列部落满足了人们对象牙和奴隶的双重需求，他们早在1700年时就已经开始向海边地区运送象牙。比萨人就是从事这种商业活动的一支主要部落，是他们将鲁阿普拉河畔卡曾贝的都城与海岸地区的基尔瓦连接起来。此外，他们也与葡萄牙人的象牙主要供应者亚奥族做生意。亚奥族占据着马拉维湖（旧名作尼亚沙湖）东边的地区，现在则开始将他们的贸易网络向北扩展，把基尔瓦和桑给巴尔以及赞比西河沿岸的葡萄牙人定居区也纳入到自己的贸易网络。当卡曾贝以及比萨人在奴隶贸易中丧失了其先前的统治地位时，亚奥族也和另一支称作契昆达（Chikunda）的部落一样，开始加强了他们捕猎奴隶的活动。契昆达人捕猎奴隶的行动是沿着赞比西河向西开始的；他们本来来源于各个不同的少数民族，但是，他们在参与奴隶贸易活动的过程中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部落，具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民族身份。在马拉维湖北边的地区，捕猎奴隶的角色是由尼亚姆威兹人（Nyamwezi）充当的。尼亚姆威兹人在“恩特米”（Ntemi，“决策”之意）首领们的领导下分成不同的组；而这些首领既掌管着礼仪及司法权限，又充当了内地与海岸之间负责奴隶运输这种中间商人的角色。
这些新商业机遇不仅刺激了内地的许多部落纷纷加入到象牙贸易和奴隶贸易中来，而且还吸引了桑给巴尔的阿曼-阿拉伯人和海岸地区信奉穆斯林教的斯瓦希里（Swahili）商人。这些新的加入者组织了武装的商队，并在内地建立要塞和贸易站。随着武器装备的日益加强，他们把自己树立为当地的统治者，有时候与当地的非洲首领结盟，有时候又与他们公开对抗。日益加剧的政治斗争，再加上不断扩大的奴隶贸易，使得武装性冲突也愈演愈烈。当有些国家衰落时，另一些更合适于军事竞争的国家又走到了前台。本巴就是这些新崛起的部落中的一个。
本巴族
本巴族人在解释他们的身世来历时一致感谢一个来自鳄鱼氏族的酋长家族，该酋长家族拥有一个永久性的称号叫契提姆库卢（chitimukulu）。本巴族认为自己的祖先是鲁巴族第一个巴罗普威的追随者，是他建立了隆达王国。（契提姆库卢——即“伟人契提”（Chiti the Great）之意——是后人为赞美一个名叫契提•马鲁巴（Chiti Maluba）又称鲁巴人契提（Chiti the Luba）的鲁巴族人的功绩而加给他的一个称号。）隆达族曾经在自己征服的土族人中建立酋长制；18世纪中叶，本巴族抵达上卢阿拉巴河，于是，他们也仿效隆达族人的做法。18世纪末时，当地人已开始有人向他们进贡象牙，但同时他们自己也捕猎大象。在1800年以后的三十年间，他们逐渐征服了比萨族。由于本巴族占据了从尼亚沙湖到美卢湖畔（Lake Meru）的奇尔瓦之间的战略要地，因此，与斯瓦希里海岸之间日益繁荣的象牙贸易和奴隶贸易便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本巴族有一位地方酋长，由于手中控制了一批比萨族的中间商从而在象牙贸易中大发其财。1840年左右，他夺取了本巴族的王位，并将大权集于一身。他组织了一支常规军队，对象牙贸易实行皇家垄断。他以象牙换枪支，扩大了自己对象牙贸易的控制，还将邻族掳掠为奴。这位本巴元首与前来的阿拉伯人结盟，使自己在一段时期内能够战胜所有的竞争对手，包括恩戈尼族（Ngoni），从而为本巴族赢得了骁勇善战的美名，并一直持续到今天。这里我们又一次目睹了一个以掠夺为本的军事国家是如何在奴隶贸易、象牙贸易和军火贸易中迅速崛起。当英国废除奴隶贸易并禁止猎杀大象之后，本巴族被迫转为在贫瘠土地上从事耕作，转为向产铜地区的铜矿输出劳力（参见Stevenson 1968：114页）。
五百年来，从西部的塞内冈比亚到讲斯瓦希里语的东部海岸地区，奴隶贸易将数百万人发送到海岸地区，然后运往海外，尤其是运往新大陆。奴隶贸易形成了一系列的劳动分工：非洲人负责捕捉奴隶，负责奴隶的食宿，以及非洲的陆路运输；欧洲人则负责奴隶的跨海运输，负责驯服奴隶以及奴隶的最后分配。这场奴隶贸易虽然是为了响应美洲大陆对奴隶的需求，但却得到了买卖双方的积极合作，双方在贸易的各个环节上采取了密切的协调和配合。
对于这一基本观点我们有必要加以强调，因为长期以来，由奴隶贩子和奴隶贸易的既得利益者写成的历史一直抹杀非洲人的过去，把非洲人说成是野蛮人，是欧洲人为他们带来了文明之光。这种历史不仅否认了欧洲人来到之前非洲业已存在的复杂的政治经济形态，而且也否认了非洲人在奴隶贸易中所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最近有人提议要用另一种方法——一种将指示信息完全颠倒过来的方法（with the signs reversed）——来对待非洲历史，想否认非洲的武装巨头和商界显要曾经参与将其同胞沦为奴隶的活动。然而，写一部非洲人的真正历史，并不是要辨明部族之间的是与非，而是要揭示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欧洲人和非洲人（以及其它各洲的人）在世界的建构过程中相互联系起来。在这场奴隶贸易中，人类所付出的代价至今仍无法估量，但是，我们却可以弄清各方参与这场贸易的政治和经济原因以及所产生的后果，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在西非，奴隶贸易使当时一些业已存在的国家组织如贝宁得到了巩固，同时还促成了新的国家的产生，如阿赞德、奥约和达荷美。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奴隶贸易使得父系家族转变成为以商人为首的既能打仗又能经商的组织形式。在尼日尔河沿岸，奴隶贸易使当地参与贸易的藩国统治者的权力得到扩大。而在内地，奴隶贸易则导致产生了阿罗族人中的这种专门从事劫掠奴隶的家族联盟。在刚果，奴隶贸易削弱了其早时的国家结构，使全非洲涌现了大量的附属于欧洲人的武装巨头和商界显要，是他们将奴隶贸易以及战争不断向东扩展。
在种种商业和军事活动中，既有赢家也有输家。输家多半要沦为奴隶或被驱赶到边远地区，有的人在那里一直生活到现在。生活在上沃尔特（Upper Volta）与加纳两地边界上的洛达加族（LoDagga）、“格隆西”（“Grunshi”）、泰伦西和可可姆巴族（Kokomba）就属于这种情形。人类学家所共知的泰伦西族人就是由当地原有的居民与捕捉奴隶的酋长们所率领的移民溶合而成的；而这些酋长本是向阿赞德王国进贡奴隶的各级酋长中的一部分。因掠夺奴隶而形成的另一个呈零散分布的地区是尼日利亚中部带状区（Nigerian Middle Belt），无论是北方的伊斯兰酋长国（Islamic emirates）还是海岸地区来的奴隶贩子，他们都把这里视为是掳掠奴隶的理想之地；后者专门从家族型部落中获取奴隶。这个带状区的东南边是伊博人居住区（Igbo country），由于从海边来的捕奴者在这里大肆掳掠奴隶，致使生活在当地的各个家族型部落取得了某种民族的共性，而组合成为现今的伊博人。奴隶劫掠者们瞄准的另一个地区则是当今安哥拉、扎伊尔与赞比亚三国的接壤地区。这里住着南隆达族人（Southern Lunda），而该族中的恩登布人在人类学界已成为众所共知。后来隆达族显贵阶级中那些进行仿效的酋长们（epigonal chiefs of a Lunda elite）就是在这里为奥维姆本杜的奴隶贩子充当代理，捕猎奴隶，结果在19世纪后半叶为自己在政治经济方面赢得了一种新的生活。
虽然长期以来非洲就是整个旧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却是由于欧洲1400年以后在非洲进行扩张才使得它与全球联系起来。对非洲奴隶的需求改变了整个非洲大陆的政治经济结构。同样，这种需求还产生了新的藩国和掳掠奴隶的专门组织，将人类学家笔下的那种“无政府、无组织、家族式的”社会变成了奴隶贩子和捕奴分子所喜爱的目标。因此，这些不同的社会构成不能理解为是没有历史的、类别上互不相干的国家或“部落”，相反，他们也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不折不扣的结果。同样，如果我们不了解非洲对欧洲的发展与扩张所起的作用，我们也就无法了解欧洲。欧洲成长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不仅有从事奴隶贸易的欧洲商人及其受益者，而且还有非洲奴隶贸易的组织者、代理商和受害者。
第8章 欧洲人在东方的贸易与征服
欧洲探险家和商人之所以会航行到美洲和非洲，源于他们想寻找一条通往亚洲的海上通道，因为亚洲是他们心目中的一块财富宝地。1291年，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后向人们讲述了他的东方之旅。当年，威瓦尔第弟兄俩（Vivaldi brothers）便从热那亚出航，欲从海上向西行进，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航线。但俩人后来从此便杳无消息。尽管如此，人们想从海上向西航行到达亚洲的尝试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哥伦布就认为他曾经乘船前往马可波罗所说的日本国；威尼斯人吉奥瓦尼•卡波托或叫作约翰•卡波特（Giovanni Caboto，英语名为John Cabot）则相信，从高纬度的地方向西航行，可以从北面进入日本国，因为地球在高纬度的地方可能更窄小；1638年，毛皮商人让•尼古拉（Jean Nicolet）在密执安湖西岸初次与温内贝戈印第安人（Winnebago Indians）接触时，甚至穿上他随身带来的中国长袍，满以为可以见到中国的可汗大帝。
从马可波罗时起，欧洲人已经知道通往中国的陆路通道。14世纪初，图什肯•佩果罗蒂（Tuscan Pegolotti）在其《经商之道》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从亚速海到中国的旅行路线。1459年，威尼斯人弗拉•毛诺（Fra Mauro）绘制了一张地图，指出有可能从海上向东航行到达亚洲。这一提法与托勒密的印度洋为陆地所包围之说恰好相反。后来这张地图传到了葡萄牙航海家享利王子手中，葡萄牙的水手们很快便将这一可能性变为现实。他们沿着非洲海岸航行，一是为了寻找几内亚的黄金，同时也是为了找到约翰王（传说中的一位国王，统治着神话般的印度群岛中的某个地方）。1487年，巴塞罗缪•迪亚斯（Bartholomeu Dias）航海绕过好望角，从而证明了托勒密的错误。10年后，瓦斯科•达•伽玛绕过好望角之后，途中在马林迪结识了一位经验丰富的阿拉伯航海家，然后到达了印度的卡利卡特，于是，向东通往东方的海上之路由此打开。
16世纪期间，当欧洲人开始在亚洲实行贸易扩张时，这块大陆还掌握在一些强大的藩国手中。与欧洲的国家相比，这些藩国面积更大，人口更多，生产也更丰富。但是，入侵者由于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和组织力量，能够驱走土耳其人的海上舰队，并可穿越印度洋海域，因此，他们可以在环亚洲的海上航线上畅通无阻。既为国王也为自己经商的葡萄牙人首先完成了这一伟绩。紧跟其后的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他们与葡萄牙人争夺对南洋的控制权。接着是英国人，由英国皇家批准成立的东印度公司为夺得对海上航线及贸易的控制权，向先来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发起了挑战。在此后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欧洲各列强尚无能力立刻向亚洲国家发动战争，只能在亚洲大陆沿海的一些地方建立起所谓的“工厂”——即定居点和贸易点，因而把自己局限在“亚洲各地许多靠海的且尚不稳固的据点里”（Murphey 1977: 13）。只是到了18世纪后期，英国才采取行动，占领了一个陆地帝国——莫卧儿帝国，并开始将赚取商业利润和征收税赋两者结合起来。
优越的海上力量和商业组织使欧洲人夺得了航海要道，控制了海上交通，并且开始染指印度洋和中国海各海岸及岛屿之间这一庞大的利润丰厚的海洋运输业，而这项业务本来是由阿拉伯、古吉拉特、马来亚和中国等地的商人所经营的。然而，在亚洲，欧洲人在生产和商业上的统治地位却没有他们在美洲以及在非洲的奴隶贸易中所表现的那般稳固。长期以来，各个不同的欧洲贸易集团需要依赖当地统治者的仁慈，在政治上要不断变换盟友；他们为了能够控制海上的据点及贸易而互相争斗，但是却不能建立绝对的霸主地位以威慑几个主要大国。与此同时，他们还发现自己已经与一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新对手——由早年穆斯林教的发展而产生的亚洲伊斯兰教——卷入了一场竞争。
伊斯兰教在南亚
公元9世纪时，波斯湾的商船已开始在东非海岸往返航行，并通过沿岸设立的贸易据点把触角伸向“詹济”帝国（“Zenj”）的内地。穆斯林商人买的是布匹、陶器和玻璃，卖的是象牙、龙诞香、豹皮、龟板、黄金和奴隶。从9世纪于伊拉克发生的詹济奴隶起义的规模来看，当时获得的奴隶数量肯定巨大。在那些奢侈的商品中，有许多被转出口到中国；早在7世纪或更早的时候，中国就已经设立了阿拉伯人贸易区。
大约于11世纪末，印度北部建立了第一批稳定的穆斯林国家；1200年后，孟加拉和古吉拉特落入穆斯林手中，这两地都有通往南部海洋的重要港口。到13世纪后期，马来海峡沿岸这一东南亚贸易中心地区也沦为穆斯林的盘地，马六甲则被建成为海峡北岸的主要贸易中心和据点。14世纪初，印度被纳入到穆斯林的控制之下，只有最南端信仰印度教的维加纳加尔（Vijanagar）王国除外。马来海峡落入穆斯林手中后，各个海岛上的其它港口和海港公国也相继被穆斯林占领。在接受伊斯兰教的过程中，面对种种世袭的官衔和特权，各地采用了一种提倡宗教平均主义的文化模型。与此同时，伊斯兰教还呼吁实现全球的贸易衔接。16世纪初，伊斯兰教开始传播到爪哇岛内的农民中间，爪哇岛的统治者或许为了继续维持对农民的控制，也开始接受伊斯兰教（Wertheim 1973: 13）。只有位于商道边缘地区的巴厘还依然坚定地信仰印度教。这样，伊斯兰教的传播活动和贸易活动便在亚洲海上齐头并进。因此，当欧洲人刚刚来到这些海域时，也就闯入了伊斯兰教的强大势力范围。
葡萄牙人在亚洲
葡萄牙人到达东非的斯瓦希里海岸后，便与当时在南亚日益扩大的穆斯林贸易网络发生了直接接触。葡萄牙的商船队长阿尔方索.德.阿尔科克很快就掌握了这一贸易网络的特征，并迅速确定了其中的战略压觉点。随后，葡萄牙人便接二连三地夺取了穆斯林在亚洲沿岸的主要据点，包括果阿、霍尔木兹和马六甲。果阿位于印度比贾布尔（Bijapur）王国境内的贡根（Konkan）海岸，于1510年被占；霍尔木兹位于波斯湾入口处一个荒岛上，是波斯与印度之间一个富庶的转运港，1515年被占；马六甲则是一座拥有五万居民的富饶城镇，是与摩鹿加群岛之间的香料交易中心，于1519年被占领。葡萄牙人夺取了这些主要据点之后，接着便在从东南非洲的索法拉一直到马鲁古群岛中的特尔纳特岛（Ternate）一线沿岸修筑要塞和贸易据点。最后才在其它主权国家控制的地区安插移民据点，诸如科罗曼德尔海岸（Coromandel coast）的圣多美德梅里亚波（São Tomé de Meliapor）、孟加拉湾的胡格利（Hughli）和中国海岸的澳门。
从那以后，葡萄牙人和其他欧洲人对亚洲进行扩张所依靠的工具是装备了火炮的帆船。1400年左右，欧洲造船商开始将自己传统的方形帆和阿拉伯人的三角帆的特点综合起来，前桅用方形帆，这有利于船只逆风行驶；主桅和后桅则使用阿拉伯人的三角帆，这样可以增加船只的航行速度。还有一项创举，那就是为船只装备了火炮。十四世纪时，亚洲和欧洲都已广泛使用火炮，但是，到了十五世纪，欧洲的枪炮制造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已超出亚洲。而且，1500年以后，欧洲人通过在船体上开凿炮眼，不仅在上层甲板和船楼上而且连主甲板上都安装了火炮，这在当时的欧洲已是极为普遍。其结果便出现了半军用半商用的大型帆船（galleon），即一种配备了火炮的威力强大的帆船。从此，海战中的荣誉不再只属于那些敢于撞击敌船或靠近敌船发动进攻（rammed or boarded his opponent）的船长们，而是属于那些懂得如何调整船体位置从船侧向敌船开炮的海军炮兵。就是这样，阿尔布科克（Albuquerque）于1509年在第乌（Diu）打败了埃及马穆鲁克（Mamluk）与古吉拉特的联合舰队，一举打开了葡萄牙向南洋扩张的海上通道。
葡萄牙人所追求的商品是香料，特别是胡椒，即1587年里斯本皇家向总督提到的那种“印度人的东西”。欧洲人对胡椒的需求源于欧洲缺少各种香料，而香料却是保存鱼肉所不可缺少的防腐剂。原因之一是欧洲的牛群在漫长的冬天无法圈养，牲畜在秋季被屠宰后，其肉必须用盐腌制起来以便长期储存；另一个因素则是受东方烹调的影响，让欧洲人接触了他们本不熟悉的香料。胡椒是最重要的香料，其次是生姜。葡萄牙人从西非贩来的一种名叫非洲豆蔻的香料满足了欧洲人对胡椒的巨大需求。这种商品的交易额巨大，但其利润却不能与从南亚和东南亚贩来的胡椒相比。事实上，在欧洲的有些地方，胡椒可以充当货币使用。像黄金一样，胡椒具有耐久易分配的特性，因此，经常有人要求用胡椒来支付税款。
从亚洲贩香料到欧洲可谓由来已久，可追溯到古代时期。到葡萄牙入侵时代，这项贸易的东端业务掌握在中国人手中，由他们负责从东南亚各岛采购大蒜、豆蔻籽及豆蔻粉，然后运到马六甲；接着，穆斯林商人在这里再加上锡兰的桂皮和印度的胡椒之后，又将货物运到马拉巴海岸以及古吉拉特的各个港口。到达这里之后，由总部在东非、阿拉伯或埃及的穆斯林商人的代理商负责接收货物，并转运到红海及波斯湾各大港口。从这里香料再穿越陆地，到达地中海东部各大港口。其后，威尼斯商人会在亚历山大港以及叙利亚沿岸以高价收购香料，再运到欧洲各地出售。葡萄牙人成功地参与了这项贸易，并且因为能以低价提供胡椒而曾经有一段时间取得了这一贸易的支配地位。然而他们并未能实现完全的垄断，相反，他们选择去控制亚洲的海洋运输业，强制船长们必须持有葡萄牙许可证或称卡台兹（cartaz），必须向葡萄牙的城堡缴纳税赋。结果是，“葡萄牙在这一区域的船舶运输在马来与印度尼西亚之间业已存在的港口贸易格局中显得微不足道”（merely one more thread in the existing warp and woof of the Malay-Indonesian interport trade）（Boxer 1973a：49页）。1521年，当葡萄牙人想以武力在中国扩大自己的滩头阵地时，被中国的海岸守卫舰队大败。从此后，他们便利用澳门这个立足点来从中国贸易中分一杯羹，即使这样，也还要看中国皇帝高兴与否。
因此，葡萄牙人的势力还是有限的。面对那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各自为阵、互相割据的海上国王和商人殖民地，葡萄牙人取得了成功，这是因为他们遵循了统一的政治策略：把发展经济的机会向友人向其代理人敞开，而拒绝给予其敌人。他们掌握了海上的主要通道，开发了亚洲海洋运输网络，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在任何内陆地区建立起自己的优势。他们建设了一批海上停靠港口，并利用它们来扩大其对亚洲各海岸之间的贸易的参与。他们在拥有绝对优势控制印度洋期间，利用可获取胡椒及其它香料的便利大发其财。然而，到17世纪三十年代，葡萄牙人的力量显然已不足以封锁波斯湾，从而无法抵御想从波斯湾运输香料的其它竞争对手，使强大的土耳其人渐渐地控制了波斯湾。其结果，东方的葡萄牙移民开始发现，他们的生存前景取决于亚洲而不是取决于他们与母国的关系，用高丁何（Godinho）的话说，就是“要把自己融入到东方世界之中”（1969：783）。
荷兰人在亚洲
1600年，葡萄牙人已经开始感觉到了来自荷兰人的竞争。16世纪末，荷兰人最初在印度采取的行动的都是一些相互独立相互竞争的公司。但在1602年，荷兰议会（States-General）批准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t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简称VOC，英语名称为Dutch East India Company）。该公司与葡萄牙的公司有着显著不同。葡萄牙国王虽然保持了对香料贸易的垄断权，但是私人也可以投资此项贸易。个体商人利用亚洲商人的帮助，将香料贸易与其它非垄断商品的贸易同时并举。但荷兰东印度公司则不同，该公司取得了对整个荷兰贸易的垄断权；它有权向当地的君主开战，与他们议和，还有权修建要塞，在当地组建行政机构。虽然公司在国内的总部掌握在董事会——又称“17绅士”（Gentlemen Seventeen）——的手中，但作为该公司的东方代表的总督，在制定策略以及临时执行决议时却拥有极大的自由。该公司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较早地建立起在香料生产和销售方面的完全优势。
1605年，荷兰人在攻陷了马鲁古群岛中的蒂多雷岛（Tidore）和安波那岛（Amboyna，又名“安汶岛”——译者注）之后，向葡萄牙人在亚洲海洋上的据点发起了进攻。160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由于意识到这些据点远离亚洲贸易中心，改而企图想攻占马六甲。虽然失败，但却从班特姆苏丹（Sultan of Bantam）手中夺得了爪哇岛上的一个小港——雅加达，并在这里建造了他们的主要据点——巴达维亚，使他们在1628至1629年间成功地抵御了来自爪哇马塔兰王国的进攻。1638年，荷兰人向锡兰的葡萄牙人发起了战役，于1658年赢得了对全岛的控制权，并进而控制了桂皮的生产。1641年，他们将葡萄牙人从马六甲赶走，并于1662年又击溃了前来援助葡萄牙的西班牙人。占领马六甲使荷兰人在对付马塔兰王国时处于优势地位，因为马塔兰王国的水稻是出口马来半岛的。1677年，荷兰人终于打败了马塔兰王国，此后又在1684年进一步征服了爪哇的班特姆王国。葡萄牙人自1622年失去了通往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港后，还掌握在其手中的就只剩下果阿和澳门了。
荷兰人在征服南部海洋的过程中最值得嘉奖的是对马鲁古群岛的占有，因为这里是丁香和豆蔻之乡。丁香的主要生产地是安波那岛，而豆蔻的产地则是班达岛。这些岛屿的正式统治者是特尔纳特苏丹王；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他手中获得了对这些香料实行垄断性控制的权利，交换的条件是，荷兰人答应保护他免遭来自菲律宾的西班牙人的进攻。从此，荷兰人就独霸安波那岛和班达岛上的香料运输一事与当地头人即所谓的奥让卡亚（orang kaya，意为“富人”）达成了正式协议。
然而，无论是苏丹王的正式授权，还是与当地头人签约，都阻挡不住从亚洲和欧洲来的其他商人购买香料，也阻挡不了当地人出售香料。因此，荷兰人为了确保控制权，开始对外来竞争采取严格限制。1621年，班达岛上的居民或者被杀或者被放逐到巴达维亚，取而代之的是荷兰移民（perkenier），他们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手中获得大片种有豆蔻树的土地，同时公司还提供奴隶帮助他们进行耕作。为了垄断丁香的生产，除安波那岛及几个邻近小岛外，荷兰人销毁了所有各岛上的丁香树，特尔纳特国的苏丹王因此而减少的收入则由公司用现金补偿，公司在账本上则称为“肃清款”（extirpation money）。从1625年起，开始有乘坐小艇的全副武装巡逻队员对未经授权的丁香产区定期巡查，发现有未经许可而种植的丁香树一律砍光。1651年，西塞兰岛（West Ceram）上的一万二千居民被强行迁居，使安波那岛的劳力供应进一步增加。1669年，荷兰人最后征服了望加锡，并结束了香料的非法交易。他们还控制了一处港湾，这里曾经是外地来的那些不满的穆斯林商人的避难所。
在对印度群岛的争夺中，荷兰人之所以能胜出葡萄牙人，其中有多种原因。首先，荷兰在船舶数量占绝对优势，其船只更轻便、更结实，操作上也更容易，而且还配备了装备更加精良的远程火炮。荷兰人还在各海岛上建立了供应基地，使船只可以在外海上停留更长的时间，从而更易于对当地实施主动性进攻；而葡萄牙人的供应基地却还远在果阿。其次，荷兰人采取军事行动时，如果无法从本国获得充足的水手和兵员，则可以轻而易举地租用外国人如法国人、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来充当雇佣兵。1652年以前，他们还可租用英国人作雇佣兵；而葡萄牙却由于缺少远洋水手而困难重重，由于急需男性到印度去当兵，他们只好从葡萄牙监狱中招募囚犯。第三，与葡萄牙相比，荷兰的指挥官更熟悉海军战术，更依赖训练有术的军队，而且，荷兰资源充足，调用时有更大的余地；而葡萄人在海战中依然采用近船攻击战术（boarding and entering）；在陆战中，葡萄牙人冲锋时依然高喊着“圣杰姆斯保佑我们，冲啊！”；在军事行动中，葡萄牙的军事指挥权往往高度集中却又缺乏效力。此外，葡萄牙人过于重视宗教动机，而荷兰人则明白，他们所关注的主要对象就是贸易，“决不会去为了传播教义而危害贸易”（Meilink-Roelofz 1962: 181）。然而，荷兰人战胜葡萄牙人的最主要原因，无疑还是因为荷兰富有，而葡萄牙却日趋贫穷。两国之间这种财富上的差距还表现在后来荷兰商业巨头的商贸活动范围不断获得扩大，而葡萄牙不久却受到本国贫穷拖累，连谷物、布匹和工业制品都要依靠进口。在荷兰与葡萄牙两国之间的竞争中，最终是商业资产阶级打败了海上贸易霸权。
然而，尽管荷兰战胜了葡萄牙，但他们在东方的胜利并没有带来丰硕的果实。东印度公司虽然盈利，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首当其冲的便是战争的开支。此外，当荷兰刚刚巩固了对香料贸易的控制权时，香料却已开始在欧洲市场渐渐失势。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惜花费巨大代价试图维护其贸易垄断地位。他们压制亚洲商人的活动，扰乱各王国及港口小公国的贸易，马六甲再也没有恢复它过去的地位。爪哇岛上的马塔兰王国过去本来是为马六甲供应大米的，结果却与这种海岛贸易断了联系。爪哇东北部的班特姆曾经是个巨大的贸易中心，向爪哇和马来亚的各通商口岸以及生产香料的各岛屿供应大米和奴隶，现在只好转而与巴达维亚进行贸易。这里的海港公国都已走向衰弱，生产水稻的各王国则都沦为东印度公司的卫星国。由于各岛上的丁香树都被毁，岛内的居民只好转向以西谷米（又称西谷椰子）作为主食来源。就这样，荷兰人仅仅为了替遥远的欧洲市场生产几种值钱的商品作物，就把一个若大的南洋贸易网络搅成了一团乱麻。
英国人在印度
与葡萄牙一样，英国在与荷兰的交往中最初也处于劣势，但不久他们便将这种劣势转变成优势。英国东印度公司不象荷兰东印度公司那样高度集权，其垄断性也不如荷兰那么严格，许多私营的英国“乡村商人”也在同时进行贸易活动。英国的资本也不如荷兰雄厚，现金更少。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时其资本积累相当于英国公司的八倍，事实上，英国还经常要向土著王公举贷（Meilink-Roelofz 1962：194页）。19世纪初，荷兰所拥有的船只也是英国的两倍。
英国不久即承认荷兰对香料贸易的控制权，特别是在1619年其武力夺取班达的企图失败之后。英国曾经分别与1612年和1613年在暹罗国和日本设立商馆，但随之又于1623年将其关闭。荷兰在安波那将一英国商人判处死刑一事，进一步促使英国快速收缩自己拉得过宽的范围。本来印度尼西亚一直是英国的重要贸易地，但到了17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英国渐渐将目光从印尼转到了印度。
英国人进入印度这块次大陆，既没有像葡萄牙人那样借用宗教圣战的名义，也没有像荷兰人那样寻求直接的政治权势。英国人既不是出于道德也不是出于政治的选择，而是出于经济的选择。他们既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也没有强大的资本去修建要塞，配备军舰。而且，他们对荷兰人的海上优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干脆而爽快地承认当地统治者的主权，依靠谈判的方式来赢得贸易便利，还经常利用当地政府来对付其对手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以便保护自己。就这样，他们分别在戈尔康达的马苏里帕特兰（Masulipatnam，即现今的班达港（Bandar）——译者注）（1611年）和莫卧儿帝国西部边境的苏拉特（1612年）各办起一家工厂。1639年，英国从印度教小头目手上得到马德拉斯，并代表印度统治者对马德拉斯行使管辖权。1665年，孟买作为葡萄牙布雷冈萨王室（Braganza）送给凯瑟琳（Catherine）的一部分嫁妆而落入英国查理二世（Charles II）之手，从而成为英国的一块殖民地。后来，查理二世为获得一笔大贷款，便将这块殖民地让给了东印度公司。1690年，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建立了一块不起眼的殖民地。
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人靠着莫卧儿帝国统治者的亲善友好进行贸易往来。在苏拉特、马德拉斯及沿岸其它地方定居的早期英国人必须使自己去适应当地现有的条件和环境。英国人能够通过经济的或社会的手段去努力改变这些条件和环境，而不用诉诸武力。在苏拉特进行贸易时，他们利用莫卧儿帝国的这个主要口岸，把广阔的内地所生产的纺织品和靛蓝输出到国外。苏拉特还是每年回教徒赴麦加朝圣（梵语谓之haj）的主要出入港。海上运输业掌握在来往于红海各口岸的穆斯林手中，经纪业、商业和借贷业则由印度商人中势力雄厚的几个大家族所把持。经纪人负责与初级农产品生产区域的村社首领接触，每个经纪人都从其自己的供应区获得农产品。这种严密的管理方式未给英国人留下多少用武的余地，只是到18世纪时，由于莫卧儿帝国的国力日衰，苏拉特内地的广大地区被好战的马拉特人（Maratha）所夺取，当地商人家族于是转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寻求保护。此时，暴动及政治动荡开始干扰苏拉特与西方之间的贸易，因此，先是英国人然后是英国的贸易伙伴——印度袄教徒便迁居到了孟买。
当苏拉特与西方的贸易衰退之时，与东方——中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却日臻兴旺。英国商贩在印度东南部的科里曼德尔海岸却备受欢迎。由于这里处在莫卧儿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外，因此，他们不用象在苏拉特那样，要受到势力强大的商人家族的封锁，而是可以与许多小商人建立联系，涉足内地日益繁荣的纺织品产业。而且，经过协商，并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英国人可以在印度的船上担任海军军官，印度的租赁经纪商（hiring agent）和货船船长（freight master）也可以为英国人工作。
马德拉斯成了英国人的主要基地。从马德拉斯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到，外国商人与印度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建构起来的。整个马德拉斯城处于英国人所建的圣乔治堡的俯瞰之下，分“白城”和“黑城”两部分。白城住的是东印度公司的50名欧洲职员，25名欧洲自由商人，60名远洋商船的船长，此外，还有9户美国人、6户犹太人和3、4户上层社会的欧亚混血家庭，最后还有一位不常在此居住的印度商人。白城由200名欧洲籍普通士兵与400名非欧籍步兵和炮兵守卫。拥有1万居民的黑城则住的是印度本地人。从欧洲运到马德拉斯港口的是犹太人在里沃纳专为东方贸易而生产的银器和珊瑚珠宝，而运走的则是中国的茶叶、印尼的胡椒、来自菲律宾的西班牙银元以及来自科罗曼德尔的纺织品。但是到了17世纪，随着加尔各答对中国出口的上升，马德拉斯的地位便开始让位于加尔各答。
莫卧儿帝国
到了加尔各答，英国人又一次要面对莫卧儿帝国。莫卧儿帝国处于巅峰时，英国人要受帝国的支配和控制；莫卧儿帝国走向衰落时，英国人也被卷入其中。现代人常把莫卧儿时期的印度说成是“传统”的印度，但是，莫卧儿帝国本身只是近代的一种政治现象。它由来自突厥斯坦的帖木儿突厥人创立，突厥人于16世纪初开始侵入印度，1527年立其领袖巴布尔（Babur）为莫卧儿国第一位皇帝。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Akbar）继位后，莫卧儿的政治制度基本定形，采用的是中亚突厥人的制度模式。这种制度授予军人以突出的权力地位，而军人则按照其统帅的军队人数来划分等级。高层官吏也出自这些军界显贵，又称曼沙布达尔（mansabdar）。阿克巴在位时，这些军人官员中有大约三分之一来自原先从突厥斯坦穿越到印度的军人，三分之一为说波斯语、察合台语和乌兹别克语的回教徒，三分之一为当地的印度教徒（主要为拉其普特人（Rajput））及回教徒的首领。后来当地首领所占的比例有所增加。
这些曼沙布达尔形成了一个国际性权贵阶层，创造了一种国际性的宫廷文化，而精美的盔甲和武器，奢华的织物和地毯以及具有豪华花园和高档内部装修的宫殿等便是代表着这一文化的典范。曼沙布达尔们所做的一切，包括他们的艺术趣味、穿着风格（裤子、衬衫和一件外套——该外套即是现代“尼赫鲁装”的原型）、他们对诗歌、书法和微型绘画的爱好，以及他们爱讲一口波斯语或波斯化的印度语（即乌尔都语）的习惯等，都成了这个国度里下级官员所追求的时尚。而宫廷及宫内的生活则促成皇宫所在城镇乃至整个地区出现大批工匠和工艺品制造，使这些地方成了工艺品的专业化生产地。由于这些权贵成员收到的酬劳是以现金支付，因此，他们也就进一步促进了当地生活用品和奢侈品的贸易活动，这样又导致了一个商人阶级的形成。这些商人也把钱借贷给权贵，如果他们需要钱去支付自己的奢华生活。
这一曼沙布达尔权贵阶层中的成员还可以得到采邑作为报酬，称之为“扎吉尔”（jagir），即将来自某些特定地区的贡地分封给他们（grants to tribute），这种分封的土地可由扎吉尔的占有者，或称“扎吉达尔”（jagirdar）终生拥有，但不能遗传给下一代。从这一点看，他们是学习了突厥人的“伊格塔制”（igta）和西班牙的“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中的一套做法。而且，由于扎吉达尔一生中要到国家中不同的地方去担任曼沙布达尔，因此其获得收入来源的地区也经常发生变动。
在曼沙布达尔与普通大众之间还有一个中间阶层，叫柴明达尔（zamindar），他们通常都是主要部落的酋长，他们对特定地区的贡地所享有的权利是祖先世袭下来的。产生柴明达尔的部落属于当地居统治地位的种姓阶级，作为中心部落的首领，他们可以向其它部落成员征收贡品，将得到的部分剩余现金上交给莫卧儿帝国政府。作为中央政府与其部落之间的中间人，柴明达尔的影响力随着国家与部落之间的联系的强弱而升降。当这种联系脆弱时，中心部落仗着自己亲属成员人多势众而变得势力强大，因而对帝国政府的影响力也随之上升；当帝国强大时，帝国就会扩充自己征收贡品的权力，绕过中心部落，直接向当地各分支部落征收；或者，将来自不同部落的各分支部落杂居在一起，建立全新居民区。由此可见，这样的权力分布是不固定的，易变的。而且，柴明达尔的权利还可以通过买卖转让（Habib 1964：43）。当中央无力干预时，扎吉达尔便将手中的扎吉尔卖给柴明达尔使用。相反，当帝国强盛之时，柴明达尔的权利又可以通过强制手段重新变为扎吉尔。因此，在帝国与柴明达尔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冲突，这种冲突成为莫卧儿帝国大厦的一个主要薄弱点。
莫卧儿帝国的另一大弱点来源于宗教分歧。信仰印度教的维加亚那加尔王国（kingdom of Vijayanagar）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坚持反对回教，该王国是由14世纪初因受回教徒入侵而从德干逃出来的难民创立的，一直延续到17世纪。另一个反对势力来源于各式各样的折衷教派，这些派别既吸收了印度教的玄学思想，也接受了回教的神秘主义，他们宣扬守贞专奉思想（bhakti），即信徒要专心侍奉一位神；他们反对仪式和卡斯特等级制。这些教派的牧师用方言向信徒传教，教派的领袖当中许多都是匠人出身或来自下层卡斯特。其中最著名的有伽比尔（Kabir，1440-1518），他是一位织布工。另一个领袖人物是锡克教（Sikhism）的创始人那那克（Nanak，1469-1539），他宣扬各种宗教合一，主张在旁遮普的贾特族农民卡斯特中间废除社会地位差别。还有一个教派名叫赛特纳米斯教（Satnamis），该教吸引了大批农民、匠人和小商业者。
起初，莫卧儿帝国统治者接受宗教上的差别，因为反正死去的异教徒也不纳税（a dead infidel paid no taxes，原文如此——译者注），但后来，他们却变得愈来愈不能容忍了。1658年登上王位的奥兰格扎布（Aurangzeb）是一名狂热分子，他拆除了印度教的庙宇，向非回教教徒强征特别税。他的宗教迫害引起了许多柴明达尔及其农民支持者的公开反抗。当帝国的统治处于没落时期，这种反抗也变得愈发严重起来。1647年，德干西部说马拉地语的居民在西瓦齐（Sivaji）的领导下，揭竿而起，企图恢复被回教徒统治者亵渎的印度教信仰。他们组织起来，建立马拉特联盟，成为德干地区的一支主要力量。同样，莫卧儿帝国也失去了来自中部恒河平原（即今天称为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地区）信仰印度教的部落的支持。最终，随着莫卧儿帝国统治的衰弱，那些位于边远地区的莫卧儿官吏便开始扩充自己的势力，开始单独与前来的欧洲人进行贸易。因此，到17世纪末，便开始进入了一个由英国人插手印度事务的时期。
英国统治的形成
英国人在加尔各答建立移民点，从战略上讲，是为了趁着莫卧儿帝国走向衰落之时从中渔利。相对而言，孟加拉邦没有象印度其它地方那样饱受战争和灾难的创伤，而是进入了一个商业繁荣时期。它不仅出口丝绸和棉花，还出口蔗糖、大米、硝、靛蓝和鸦片。尽管法国人和荷兰人在这里也建有贸易站，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却很快将贸易发展到一百五十多间“工厂”。印度有些财大气粗的商人兼银行家，他们替那瓦布（navab，即莫卧儿帝国下面各省具有半独立性质的总督或统治者，英语写作“nabob”）包收税款，经常向英国人提供巨额贷款。借助这些商人兼银行家，英国东印度公司得以能够扩大他们与织布工的合同，正是这些织布工为公司贸易生产纺织品。当时，孟加拉邦的那瓦布与柴明达尔之间正发生着一场日趋激烈的斗争，因为许多柴明达尔未向统治者上交应缴的税款而大肆圈地。在这一冲突中，英国人支持柴明达尔，反对那瓦布。东印度公司由于得到商人兼银行家的支持，又与许多柴明达尔私下结盟，因此，便向那瓦布公开挑起战争。由于有孟加拉当地大银行家提供资金援助，公司于1757年在普拉西击败了那瓦布的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取得胜利后，东印度公司夺得了高达五百多万英镑的孟加拉国有财产，还对进出口贸易实行垄断。通过制定对自己有利的价格政策，他们将本地商人赶出了市场，于1775至1780年之间又收获了五百万英磅的利润。利用印度人作中间人（这个位置通常是印度人花钱从公司买来的），公司直接控制了一万多名织布工，由于有合同在先，因此，工人只能将产品卖与公司。1765年，公司还成为孟加拉省的官方迪万（diwan，即政府机构），并迅速着手改革税收体制，将土地税收的直接收益从1765年的大约一千五百万卢比猛提高到1776年至1777年的三千万卢比。如此大规模地增加税收负担，对大多数农民和工匠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灾难。因此，在1770年至1783年之间便发生过数次大灾荒。
在孟加拉站稳脚跟后，再加上当时日益加剧的政治冲突，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领土范围也得以能够迅速而有效地扩大。为了应付连续发生的战事，公司必须建立一支比以往更为有效的军队；由于要不断地“介入”掌有领土的统治者（territorial rulers）的行政事务，也促使公司必须进一步建立一个拥有领土的政府机构（territorially based Company bureaucracy）。公司直接接管了印度的一部分地区，而将其余土地交与土邦王公，由他们在公司的主持下代为管理。因此，从1765年以后，公司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一个原本须遵守另一个政府制定的法规行事的特许贸易公司，一跃而成为英国政府的一个军事和行政机构。
东印度公司这一性质上的转变，也因此导致了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也在本质上发生了转变，而这一切还引起英国对印度的期望也发生了改变。在取得普拉西战役的胜利之前，住在印度的英国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商人，他们的一生都是在印度的内地办厂做生意，他们感到自己和那些他们与之打交道的印度权贵是平起平坐的。无论是普通商人还是公司中身兼官员的商人，他们都过着和印度的名商巨贾们一样的生活：身边有印度情妇或称泽娜娜（zenana）相伴，家中则有袄教徒或回教徒佣人，有葡萄牙或果阿厨师，还有马拉巴或马达加斯加管家奴（slave butler）。正如斯蓓尔（Spear）所写道的那样，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当公司的官员腐化堕落、攫取不义之财、压迫农民、豢养情妇、寻求不正当性关系之时，也正是英国人喜爱印度文化、用波斯语做诗、以及与梵学家、律师（Maulwis）和那瓦布们平等相待、私交甚密之时（1963：145页）。
虽然在取得普拉西胜利之前，英国商人与印度商人之间的交往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但在胜利之后，英国商人便开始利用新得到的政治权力不仅控制别家欧洲公司的商人，也控制印度商人。普拉西战役前，英国人做生意是通过当地的中间商进行的；科罗曼德尔和马拉巴称这种中间商人为杜巴什（dubash）或摩德里亚（modeliar），孟加拉则称之为达旦（dadan，复数为dadni）。“达旦”一词本是指提供给内地商人的付息贷款，由内地商人再把这些贷款预付给当地农民或工匠，先行生产，以后交货。这种中间商不仅发挥了一种金融和组织功能，而且还负责与当地的政治权威和行会打交道，他们一身兼数职，“既是朝臣（courtier）、谈判人、翻译、合同制……同时又是担保人和专家”（Dermigny 1964 I: 783）。但如今这种中间商已经被“哥马斯达”（gomasta）——即吃俸禄的职员所取代。这些职员负责处理公司的业务，签发贸易许可证。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在后文将要看到，这样做并不能使英国人独立于印度的资本之外。英国人要开展商业活动，无论是公司还是私营商人，都要利用印度的资源和劳力去生产商品，进而去与中国进行贸易。而支撑这种日益增长的贸易的财源则多半来自印度的银行家和放贷者。
英国商人的角色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由印度人的贸易伙伴变成了居高临下的上司。这种转变也是政治领域发生改变后的必然结果，因为建立社会秩序以及行政管理正规化等工作使军人执政官地位显赫，而这些军人一向蔑视“柔弱的孟加拉人”（the soft Bengalee），总是站在道德正义的最高点（pinnacle of moral righteousness）来看待印度人，想以英国人的典范来治理他们，来改造他们的非英习惯。
普拉西一战的胜利为英国人接管印度半岛打开了方便之门。英国人为实现英国统治而采取的行动并没有一个总的规划（a master plan），而是针对发生的一系列区域性危机和战争而展开的。莫卧儿帝国解体后，随之产生了一系列相互处于战争状态的小国，如德干西部的马拉特联盟、克里希纳（Krishna）与哥达瓦里（Godavari）两河间丘陵地区的海德拉巴（Hyderabad）、还有将内陆高原与喀拉拉邦（Kerala）北面海岸地区统一起来的迈索尔（Mysore）。这些新的国家对英国人在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等地的存在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他们还向法国或阿富汗寻求援助，经常变换自己的盟友，因此容易将地区性战争上升为国际性冲突。与此同时，由于这些国家之间内部不团结，不能建立共同联盟，又使得英国能够对他们进行分化瓦解，实行各个击破。英国分别于1789年和1799年击败海德拉巴和迈索尔，又在1816年至1818年间打败了马拉特联盟。
这种为争夺统治权而发动的多边战争造成了极大的财富浪费和资源破坏。半个世纪来，战争各方为了保持政治和军事上的竞争优势，纷纷横征暴敛，积聚钱财。但是，英国在军事上的胜利，使东印度公司及其官员能够使印度的资源服从英国本土的财富积累。他们把大量掠夺来的私人财富拿回到英国投资，原来用作维持本地统治者的贡赋，现在可以“以无偿出口为手段，被转入到欧洲的股东们手中”（Fieldhouse 1976：159页）。对印度政治主权的征服，也使英国能够得以对印度的土地占有制和田赋制度进行改革，让印度不仅偿付战争开支，还要为英国继续占有印度提供费用。最后，英国利用土地和税赋改革，重新调整印度的农业结构，转而生产能够带来利润的商品如原棉和鸦片，以此作为一项促进英国与中国开展商贸活动的战略措施。
新土地制新田赋制
莫卧儿帝国时期所采用的田赋制度主要为进贡制，政府允许扎吉达尔和柴明达尔有权在其亲自管辖或由其公所代为管辖的地区向农民榨取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力。这种制度与英国后来所采用的制度的一个关键区别就在于，这些权利严格说来并不是土地财产权，而只是对人们的劳动以及这种劳动所创造的产品的占有权。但是，根据英国1793年在孟加拉实施的《永久产业赠予法》，柴明达尔则变成了完全的财产所有者；他们必须将从农民手中征收的贡赋的九成上交给英国行政当局，剩余的一成供自己留用。于是，英国人在印度一举创造了一个三千人的地主阶级，他们和英国地主一样拥有地产权，包括土地的出售、抵押和继承权。
由于伯纳德•S•科恩（Bernard S. Cohn）的研究工作，如今人们都知道，英国的新土地法和新征税核准办法在一个实施了《永久产业赠予法》的地区——即贝拿勒斯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科恩的研究还为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人类学家针对过去曾属于贝拿勒斯公国的江布尔区所开展的研究提供了历史背景。18世纪时，这一地区的人和贡赋的所有权都掌握在公社部落（多为拉其普特人）、土邦王公或小酋长、以及拥有军事采邑或称“扎吉尔”的人手中，而所有这些贡赋占有者都对贝拿勒斯王公负有义务；贝拿勒斯王公本人则服从那瓦布奥德（Navab of Oudh），后者向莫卧儿帝国皇帝效忠。那些拥有军事采邑的人可以收取贡品但不用纳税，而所有其它的人则须向其数个上司进贡，不过，进贡的实际数量会因进贡方和接受方在政治和军事实力上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各个团体之间曾因资源问题发生过无数的冲突，最后都是通过仲裁和调解得到解决。
英国人实行统治之后，将所有这些不同集团不同地位的人对于人和贡赋的所有权一举转变为私有财产权，土地成了登记在册的进贡人的财产，他们负责按规定交税，以换取对土地的所有权、继承权和处置权等私有权。由于田赋永久性固定不变，因此，所交田赋的多少不受土地价格以及所种庄稼价值变化的影响。因而，田赋低估的土地便特别值钱，成为权力的源泉或其本身就是权力（Underassessed estates became especially valuable as sources of and authorities…原文此处可能存在语法错误——译者注），而这种权力的确立则靠的是武力或经别人促成的赢利性投资（mediated profitable investment）。田赋的实际核定和征收由一帮印度官员全权代理；这些官员发现自己在核定田赋时可通过欺诈而从中捞取好处，然后将未征田赋的土地强行出售。有的官员干脆一身兼两职，既做官又放高利贷或经商或办银行；有的官员则是和那些经营金钱的名商巨贾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
那些熟悉英国司法程序的官员则还能更进一步获得好处。印度的司法习惯所依据的是如亨利•梅因爵士所说的“地位”而不是“契约”。印度的法律程序认为，争议中的对立双方并不是两个孤立的个体，而是在社会、政治和宗教礼仪等方面都有着复杂的、多重的关系。这种法律制度承认不同的公社部落和卡斯特之间在社会、政治和宗教礼仪上存在着不平等，把这些冲突个案理解为是不同团体之间在不间断的交往中发生的短暂危机。但如今不同了，英国的法律取代了印度的司法制度。公社部落的成员被当作个体来对待。英国法律坚持将原告被告双方定义为同一契约中两个地位平等的伙伴，坚持案件必须接受法官的审理，将产生这一案件的社会母体组织（social matrix）排除在外。为了提供继续协商的余地，印度的司法制度总是避免作出最终裁决；而英国的司法程序则相反，却总是坚持案件必须在法庭上明确判决。结果，案件的原告被告双方便会合谋巧妙地绕过英国的司法裁定程序。这样做，虽然从法律的角度看是非法的，但案件双方为了保护自己却是这么去实践的。科恩由此断言，“诉诸于法庭的案件很可能多半都是捏造的，以便掩盖其真正的争议”（1959：90）。新法律的强制实施，本意是为了实现平等公正，但结果却被那些最善于钻法律空子人所利用。
随着关于地产、田赋核准和司法程序等一系列新制度的推行，结果在贝拿勒斯地区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地主阶级，他们主要由文职官员、银行家和商人等印度人所组成。这些新地主通常并不自己亲自打理财产，而是由其经纪人经营，这一点与过去针对人和贡品的所有权制有所不同。到19世纪中叶，这一阶级几乎掌握了该地区的一半土地，而许多不走运的柴明达尔却沦落为农民。
另一些地方，如印度的西部和北部，于1833年实施了一项改革产业赠予的法令（a reform settlement），该法令撵走了那些收取租税的大地主，而将土地授给公社村组或称“耕作同志社”（cultivating brotherhood），因为英国人相信印度的村庄都是由一个共同团体中的成员共同享有的平等的共和村（Indian villages were egalitarian republics of co-sharers in a corporate body）。
在印度，所有新产业占有者都受到一种更为强大压力的驱使，开始为市场种植庄稼，不管是甘蔗、烟草、香料，还是棉花、黄麻、靛蓝，只要是市场需要的，他们都种。虽然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些由欧洲人创办的单一作物的种植园，但是，多数的农业生产还是通过农业家庭式生产制度来进行，在这一制度下，农业收成从生产者到收购者手中要经过许多中间商之手（Moore 1966：356）。各地的放债人——他们是印度农村有头有面的人物——都在纷纷扩大自己的活动规模和范围，将钱以高息借给农民，这样农民既有钱去种庄稼也有钱去交税。而各地那些不能与其富裕的同伴抗衡的柴明达尔、那些被剥夺了租税收入的地方显贵以及那些曾经反抗过英国入侵的酋长族长们也纷纷联合起来，组成了帮派集团，专门对新秩序指三道四，发泄不满，因为正是这一新的秩序夺走了他们的财源和头衔，使他们的社会地位每况愈下。此外，失去了土地的劳动者人数也在不断上升，尤其是在1814年以后，当时英国的机制棉开始充斥印度市场，从而对印度城镇质量上乘的棉织品以及农村棉花生产者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这种新局势也巩固了农村权力阶级的地位，他们能够经受住所这种毁灭性剧变，甚至还能从中获取好处。这些人属于“强者”（strong men）（Thorner and Thorner 1962: 16-17; Thorner 1964: 64-66），他们利用地方部落和卡斯特等级等制度来维护和扩大自己对农业劳动者和佃农的控制，而这些农业劳力和佃农因受饥饿驱使，不得不为维持最低生计而劳作。与此同时，这些权力者凭借当地的家族及婚姻关系网，对不住在当地的柴明达尔和政府官员的权力置如罔闻；那些对于他们自己不利的法律请求不能得到有效执行，甚至权大势大的柴明达尔和商人为了能够获得租税和农产品，也不得不与他们讨价还价。就是这些在当地部落里财大气粗的强者，凭借有权向本村村民发放贷款、种子和食品，凭借手中握有处置村内矛盾的大权，以及——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凭借手中控制了当地的武力工具，包括在村中实施人身威胁、毁灭庄稼以及拒不给地给房等，将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Srinivas 1959: 15; Cohn 1971: 85）。其结果是，由于家族关系和卡斯特级制，促使农村产生了一种少数人专政，这些农村寡头政客在乡间维持着一种臣服关系（tributary relationship），甚至当他们扮演着市场中间商的角色时也是如此。
新军队新官吏
英国的统治还给被征服者带来了另外两个结果：其一是诞生了一支由英国人管辖的军队；军队里的军官为英国人，士兵则由印度人充当，叫作色泼尹（sepoy），多为婆罗门教徒、拉其普特人和回民。他们都是租来的雇佣兵，由英国政府支付报酬。如此一来，原来莫卧儿帝国的军队制度模式便宣告结束。在莫卧儿帝国时期，那些接受进贡的达官贵人也有权豢养军队，但同时又有义务把军队交给帝国的统治者；但现在，暴力工具被掌握在新的欧洲统治者手中。其二是产生了一个官场世界；官场的最高层都是欧洲人，底下有一大帮下级职员为其服务，而且人数还在增加。
这些下级职员主要是从孟加拉招募来的，其中有数量庞大的翻译、经纪人、下级行政官员以及小商贩小地主，他们以前都是英国公司和英国私商的次要的合作伙伴（Mukherjee，1970：48）。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英国人占领之前都曾替莫卧儿帝国效力，如今，他们改变初衷，不想错过英国人的到来给他们创造的新政治经济机遇。他们当中多数都出身于上层卡斯特阶级，包括婆罗门、白迪亚（Baidya，卡斯特等级中的较高等级，多由医生组成——译者注）和卡雅斯特（Kayastha，卡斯特等级中的较高等级，多由职员、作家和会计组成——译者注），他们利用手中的职务来巩固自己作为一种精英文化模式代表（bearers of a elite culture pattern）的地位，但是，他们也允许招募下层卡斯特阶级成员。
这些新职业人自称为“巴德拉罗克”（bhadralok），意为“受尊敬的人”（respectable people），代替了一种用新的卡斯特等级标准包括英语教育、对印度文学传统的掌握以及是否从事专业和传教工作等来界定的身份。因此，他们不仅是实行西化的人，而且也是自己独特文化模式的革新派。他们把欧洲人所追求的技术与自己的一种强烈的使命感（a strong sense of their own mission）相结合。他们已经想好，要趁着婆罗门教的典型优点尚未被佛教和“守贞专奉”虔修运动中情绪激动的印度教（the emotional Hinduism of the bhakti movement）玷污之前，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恢复孟加拉的伟大过去（参见Bloomfield 1966：63-64页）。东南部的马德拉斯和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也产生了类似的地方精英。英国从这些人当中招募雇员，将其派到内地去工作，因为不断有新的地方被归入到英国的统治之下。结果，这些支持英国统治的人不可避免地遭遇到过去那些名门望族的仇视。随着人口中的其它成份如回教徒和印度教下层卡斯特教徒也要接受英语教育和文学教育，这些巴德拉罗克便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甚至在自己的家乡也不例外。
1812年，在印度南部如马德拉斯，柴明达尔已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模式。由于希望创造一个生机勃勃、自力更生的农民阶层，英国人采用“莱特瓦尔”（ryotwar）土地占有形式，把土地分给个体农民使用，农民则必须直接向国家交纳租税。关于实施这种新土地制新田赋制后所产生的变化，卡斯林•哥夫（Kathleen Gough）对马德拉斯附近的坦贾武尔区（Thanjavur District，英国人称作“坦焦尔”（Tanjore），现今属于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一部分）的研究（1978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英国占领之前，每一个坦贾弗尔的村庄都是由一个管理层的卡斯特阶级——波罗门或韦拉拉（Vellala）——所控制。该卡斯特代表全村将收获的粮食分作固定的份额，然后分发给村里的自耕农（cultivator）、佃农（sharecropper）和仆人（servant），并代表全村负责向国家交纳贡赋。新的英国管理方式则是让每个家庭独立负责自己的佃农，负责纳税。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按村里的每一份土地颁发单独的土地证。自耕农必须以现金交纳地租，结果，他们在放贷人那里欠下的债务越来越多。过去，放贷人只能接受房屋、粮食收成和珠宝作为借贷抵押，如今则可以接受土地作抵押了。结果是，许多人丧失了土地，而另一部分人的土地则不断增多。农业也由过去养家糊口为主要重点，改成专门为了向南亚的种植园出口而从事水稻生产。过去可以参与分成并可继承的佃农，现在则成了契约佃农，每年签约一次，因而越来越感到不安全不踏实了。因此，坦贾弗尔区结果成了到外地打工的契约劳工的主要输出地之一（参见第七章）。
民族起义
快进入19世纪中叶时，英国政策所影响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形形色色的土地法规和税赋改革，改变了各个经济政治阶层的性质。印度的纺织品在18世纪末之前本来是印度的主要出口商品，此时却被禁止进入英国市场；而印度却必须同意让英国的工业制品免税进入本国市场。这导致了印度纺织手工业专业化生产的迅速崩溃；工业商品的泛滥扰乱了乡村的手工业生产，造成靠生产陶器、鞣革、染布、油和珠宝为生的人口大为减少。19世纪四、五十年代兴起的造船业和铁路建设加速了农村商品作物生产的发展，刺激了旁遮普的小麦、孟买的棉花和孟加拉的黄麻等农作物的出口，并同时促进了农业由生产粮食作物向生产诸如棉花、花生、甘蔗、烟叶等经济作物的转变。随着农民开始到市场去购买粮食，随着需要投入资金来激励经济作物的生产，以及随着50年代以后土地价格的不断攀升，高利贷产业得到了稳定的发展。由于英国的新土地制和新田赋制使过去的权力者及其追随者越来越受到排挤和威胁，因此，在他们的煽动下，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开始日益高涨，这种不满情绪在印度北部演变为一场公开的武装暴动，英国人把它称为“1857年大叛乱”（Great Mutiny of 1857）。
这场暴动的表面起因据说是，新式的Lee-Enfield埃菲尔德来福枪所用的子弹是用一种涂有厚厚一层牛脂或猪油的纸皮包装的，子弹上膛时须从一端用牙咬开方能将火药倒出。然而，宰杀牛是对印度教的一大污辱，接触猪肉则是穆斯林教的一大禁忌。五月份，印度士兵开始暴动，从而引发了一场范围广大的武装起义。不满的情绪积蓄已久，成了一个火药桶；而这次暴动只是点燃这个火药桶的一个火花而已。此时，被放逐到边远地区的那些旧时的达官贵人们，那些一心希望复辟莫卧儿帝国或马特拉联盟霸权的土邦王公们，那些饱受政治和经济压迫的乡村公社的社员们，那些反对基督教入侵的宗教信徒们，等等，所有这些人，再加上许许多多的其他人群，都集结到了这一起义大业的旗帜下。虽然暴动最终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却付出了高昂的生命代价。对英国人而言，他们突然认识到，印度有可能脱离他们的控制；于是，他们原先对待被征服者的态度有所改变。这场暴动之后，英国的统治者放弃了原先想用英国的开明思想来改造印度的想法，转而致力于巩固他们所理解的印度传统。哈钦斯（Hutchins）所称的“真正印度”的神话由此诞生了。
这个“真正印度”是由古代印度的农村组成的，是由仰仗英国的权势而生息的人组成的，是由王卿、农民和少数民族集团组成的。那些生活在城市的印度商人和那些不依靠英国庇护也无兴趣去为自己谋求一份受英国权力保护的特权职位的专业人士则被指为是“不具代表性”（unrepresentative）（1967：156页）
英国人开始重新关注印度卡斯特等级制度的优点，将不同集团的印度人根据其所处的宗教地位和社会等级相互加以区别，支持刹蒂利集团的特权。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以此来对印度人分而治之，强化对卡斯特阶层以及对特权的约束，以防止“新”人——无论是个体的还是团体的——产生流动性以及过分自信（mobility and assertiveness）。
英国社区的成员则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准卡斯特统治者阶层，以便与印度本国的居民相区别。英国人越来越倾向于把印度人称为“黑鬼”（Hutchins 1967: 108），实际上，这是把本国的下层阶级和印度人看作同样的低贱。此外，英国人还越来越倾向于努力追求这样一种理想的生活：即崇尚勤奋勇猛，讲究风度威严，不贪图安逸享乐，重视身体运动，等等。而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操。与此同时，则把那些不良的品质加给印度人身上，将他们视作懒惰、散漫、体质孱弱，性情胆怯、为人奸诈、生活奢侈浪费、伤风败俗之流（Hutchins 1967：29-78页）。英国人充当统治者，或者用伍德拉夫（Woodruff）的话说，是充当保护人，这种新的角色也正好说明了英国人为什么要追求这样一种远高于他们在英国所熟悉的上等生活。“印度的作用就是将英国人变为‘速成官僚’（instant aristocrat）”（Hutchins 1967：107-108页），而英国人对这种新生活标准的迷恋则与他们在国内的实际地位极不协调。
从印度到中国
英国人在印度巩固其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同时，也在不断扩大他们与中国的贸易。他们动用印度的资源以期能够打开这座东方宝库的大门。英国人路易斯•德米格尼（Louis Dermigny）说，“所发生的一切仿佛都是为了这样一桩事情，即他们已经把这个半岛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奴仆，为的是要将它指向中国”（1964，I：781）。
但是，在设法进入中国市场的过程中，英国人遇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即中国这个国家不愿意与这些“红毛番”通商。当通古斯的满族人在北京建立清王朝（1644年）统治之后，大清帝国加强了对外通商的管制。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便于消灭前代明朝的余党；一是为了防止外部势力对中国沿海地区的渗透。当时，前代明朝在华南的主要支持者是郑成功，他后来占领了福建省并几乎攻下了南京。他与欧洲人有过广泛的交往，曾经在澳门和马尼拉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做过苦力，也在台湾为荷兰人打过工，还到过日本，并在那儿娶妻成家。自从被赶出大陆之后，他便躲到了台湾，并在那儿一直坚持到1683年。尽管郑成功对满族王朝来说是最著名、最强大的挑战者，但它也还有其它的敌人（Dermigny 1964 I: 97, 132）。由于采纳了郑成功一个旧部将领的建议，清朝皇帝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彻底清洗，希望通过建立无人区来割断郑成功的海军与内地人口之间原先难以控制的频繁往来。
随着清王朝重新建立对国家的控制，外国商人在中国沿海港口又受到欢迎。英国东印度公司是这一新机遇的主要受益者。从1685年到1760年，英国人获准可以在福建和淅江两省的许多口岸通商，但是，英国人却逐渐把贸易转移到了广州，并在这里成立了一个外国商会，叫作“公行”。该商会非常富有，可预先储存大量来货。在广州，海关官员（the Hoppo）直接代表皇帝行事，不受地方的节制。当清朝皇帝于1760年再次限制对外通商时，广州成了剩下的唯一一个对外通商口岸。
在与中国通商的最初几年中，英国人购买的是丝绸、瓷器和药品。他们想用英国的羊毛交换，却发现中国人不要。于是，他们改而出售一些英国的石墨（供箱盒等描边所用）、马来海峡的锡和藤器以及爪哇的胡椒、硝石和大米。然而，正如中国皇帝1793年写给英国乔治三世的信中所说，“其实天朝…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引自Teng and Fairbank 1961: 19）。最后，英国只好用白银交换，结果造成英国白银储备的不断外流。18世纪时，当东印度公司将锯齿状的茶树叶子也添加到它所需要的商品清单上时，英国的支付赤字便更加进一步扩大了。
以鸦片换茶叶
由荷兰人带入欧洲的饮茶习俗于1664年开始传入英国。那一年英国进口的茶叶量只不过两磅两盎司。然而，1783年，仅东印度公司一家就销售了近600万磅茶叶，两年后则高达1,500万磅（Greenberg 1951: 3）。此外，还有些私商为逃税通过走私进入英国的茶叶也不下于此数量。（英国皇家由于在欧洲征收不到茶叶税，便想在波斯顿征税，结果不仅引发美国人的反抗，美国人还因此改饮咖啡了。）上述茶叶都必须用白银支付，造成白银就象“慢性出血”一样源源流向东方（Dermigny 1964 I: 724）。中国还从日本和马尼拉两地得到白银。1600年，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达20万千克，大约在同时，从马尼拉进入中国的白银每年高达800万千克（Rawski 1972: 76）。因此，中国有“美洲财富的坟墓”之称。据德米格尼估计，从1719年到1833年之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达到3.06亿至3.3亿比塞塔之间，占同期墨西哥所产白银总量的五分之一，大约相当于欧洲白银总储量的百分之二十（1964 I: 740）。
在白银外流这件事上，英国遭遇到一个古老的难题。甚至早在罗马时代，印度南部就曾把香料、棉布和宝石贩运到地中海地区，换回罗马的黄金。印度贮藏的罗马硬币中就发现了大量的罗马金银币（aurei或denarii）（Wheeler 1955: 164-166），可见，当年从地中海流出的黄金数量相当可观。普林尼（Pliny）说，“印度每年运走的罗马硬币数量不少于5,000万塞斯特”（转引自Wheeler 1955: 167）。这种金银外流在罗马帝国衰亡之后也一直没有停止。中世纪时，金银外流呈稳步上升态势，由意大利流入拜占庭和穆斯林国家，然后再从那儿流向印度（Lopez，Miskimin and Udovitch 1970）。布罗代尔写道，在近代初期：
整个地中海成了一部积累贵金属的机器。可以这么说，这种积累永远也没有满足的时候，而积累的目的只是为了将它们统统送往印度、中国和东印度群岛。各种地理大发现可能改变了金银的价格以及金银外流的走向，但却未能改变金银外流这一根本状况（Braudel 1972，I：464）
到17世纪时，西北欧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当然，所有这些商业活动也给中国内部带来深远影响。16世纪时，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贸易不断发展，使中国的南部沿海也出现了有人专门为海外市场生产甘蔗、纺织品、瓷器和金属工具；伊比利亚人则从新大陆给他们带来烟草、甘薯和花生。而这些新的粮食作物很受中国农民的欢迎，并且在中国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Ho，1963年）。在整个17世纪，烟草成为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并从沿海发展到中国内地的云南和长江下游地区。罗斯基（Rawski，1972年）对于从土地的升值、土地争夺的加剧，到对土地改良投入的加大、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租金和利率的上升这样一个商业化进程的因果链关系进行了跟踪研究。而且，对茶叶不断增长的需求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循环周期，因为贷款开始源源不断地从东印度公司流向广州的外国商会，再从商会流向福建、淅江、江西、安徽等地的茶叶批发商，又通过他们将钱预付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山边农户”（hill household）手中。本来种茶只是这些农户家庭的一项副业，但现在他们渐渐地都变成了种茶专业户。
买这么多的茶叶当然是要付钱的，因此在支付平衡的问题上东印度公司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赤字。还在征服印度的时候，公司曾向英国皇室借款已经欠下了巨额债务。为了履行契约，公司从印度富有的袄教徒银行家如贾格斯•塞斯（Jagath Seth）那儿借钱，而公司的官员则以私商的身份向印度的放贷人举贷。这些钱用于在印度种植棉花以及将棉花运往中国。当时，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三角贸易网；在这个网络中，许多由“乡村商人”（country trader）组成的、多半由袄教徒和苏格兰商人经营的私人商行常把印度棉花运往广州，在那儿卖出后换成白银；然后，再用这些银子去向东印度公司购买可在伦敦兑现的信用票据（bill of credit），公司再把出售信用票据获得的银子用来购买茶叶。
在这些交易过程中，许多自己独立做生意的英国乡村商人和公司官员都在为积聚可观的私人财富打基础，而这些私人财富在国内则成功地转变为权力和政治象征。在英国议会里，这些人的影响力，再加上威廉•比特（William Pitt）所称的“孟加拉帮”的力量，不久便超过了代表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的势力。
然而，虽然英国在1785年至1833年期间平均每年销售2,700万磅印度原棉，但所获得的收入仍不足以购买他们想运往英国的茶叶。为了增加白银储备，英国东印度公司只好从新大陆西班牙人手中进口。但是，由于1776年美国发生革命，从而切断了英国从墨西哥获得白银的渠道。与此同时，中国北方的棉花也开始以低于印度棉花的价格进入中国纺织品产区。因此，解决公司的金融急需的办法就是从印度输出鸦片。
早在莫卧儿帝国时期，鸦片销售就已经成为帝国的主要收入来源。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了对鸦片销售的垄断地位，1797年还将垄断扩大到鸦片的生产。住在巴特那（Patna）以及贝拿勒斯附近加济普尔（Ghazipur）的代理商就用这两个鸦片产地的名称来为鸦片命名，分别称作“巴特那”和“贝拉勒斯”。后来印度西海岸的马尔瓦（Malwa）公国也加入了生产鸦片的行列。巴特那和贝拉勒斯生产的鸦片是用芒果木箱包装，每箱重一百四十五磅，相当于五到六英亩地的全部产量；然后，这些鸦片在加尔各答的坦科广场（Tank Square）被拍卖给各代理商行。马尔瓦公国产的鸦片则是由孟买的袄教徒商人运往广州。美国人也参加了鸦片贸易，他们将鸦片经土耳其运往纽约，再从纽约运往中国，而且数量越来越大。
鸦片贸易是隐蔽的、非法的，但利润巨大。不久，各代理商行所经营的鸦片数量是东印度公司用自己船舶运往广州的货物总价值的四倍。朝廷亲信以及腐败的官员则用军队将鸦片运往内地。到19世纪末，据称，每十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鸦片烟瘾君子。但是，英国人却最终有了一种可以卖给中国人的商品。在19世纪的头十年，中国仍然还有2,600万块大洋的贸易剩余，可到了20年代，中国为支付鸦片进口却流出了400万块大洋（Wakeman，1975：126）。中国银元的外流不久便对整个国家造成了危害。清政府以白银确定税额，农民用铜币交税。由于白银变得稀缺，价格上扬，因此，为了应付交税，对铜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至此，鸦片不仅损害了瘾君子的身体健康，而且还开始破坏农村的社会结构。
太平洋贸易
鸦片是当年中国最主要的进口商品，但是，欧洲人也一直在致力于寻找其它让中国人感兴趣的商品。其中之一是檀香木，因为檀香木有一种油，中国人用它来制作香。在开展檀香木贸易之初，从澳洲贩运一船檀香木到中国的利润额为百分之二十五（Furnas 1947: 221），因此，为获得檀香木，太平洋各岛屿遭到大事砍伐，几乎使檀香木惨遭灭绝之祸。1804年至1811年之间，斐济的檀香木被砍伐一空；1804年到1818年，这一厄运落到马克萨斯群岛头上；1811年到19世纪20年代又轮到夏威夷。夏威夷国王每年出售的檀香木价值三十万美元，换回的是五金器具、布匹、衣物、朗姆酒、枪支，还有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制造的豪华游艇。但是，到1826年时，夏威夷的酋长头人们由于交货拖沓，致使美国商人强行定了一份契约，根据该契约，每个夏威夷男性必须为每担檀香木（约合140磅重）上交四个西班牙元的税，以抵偿债务。
大约在19世纪中叶，新喀里多尼亚和新赫布里底群岛上的土著人通过签定合同，被雇用来采伐檀香木；而这种使用土著劳力的现象在19世纪50年代非常普遍，因为当时澳洲兴起淘金热，使得欧洲的劳力供应减少。作为报酬，土著人得到的是铁器工具及五金器具、布匹、烟草及烟斗，还有步枪及火药等。同时，商人也可用其它岛上的土特产来进行支付，因而加强了岛与岛之间的商品交流。斐济、利富（Lifu）、塔那等岛屿为其它岛屿提供生猪；塔那岛想用生猪交换索罗门群岛的龟板；埃罗曼加岛则希望从新喀里多尼亚岛获得“龙普利”（nunpuri）贝壳；圣埃斯比里图岛（Espiritu Santo）和埃罗曼加岛靠檀香木换取生猪、贝壳、龟板和鲸齿等（Shineberg，1966）。
中国需要的另一种产品是海参（sea cucumber，英语还有另外两个叫法：trepang和beche-de-mer）；中国人不仅把海参作为食品，还把它当作一种壮阳良药。长期以来，这种产品都是由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海员提供，但现在欧洲人开始自己组织这一贸易。海参的采集和加工需要大量劳力；一个中等的海参加工坊可能需要大约300人从事清洗以及为用火烤干准备木柴。土著劳力都订立了劳动合同，开始是受自己的酋长领导，后来则归欧洲人管理。用海参去换取商品包括枪支的贸易方式甚至可能大大超过檀香木贸易。在广州，一担海参的价格高达90美元（Furnas 1947: 212）。
檀香木贸易、海参贸易，再加上得到了加强的捕鲸业，大大地促进了南洋的武器买卖。当有些强大的土著头人掌握了这种新武器后，便发现手中握有的军事潜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因此，欧洲人的贸易促使一些岛屿上产生了较小的国家形式，这些国家掌握在那些势力强大并拥有欧洲武器的头人手中。
在夏威夷，国王的一名侄子名叫卡梅哈梅哈，由于他控制了海滩海滨等有利位置，从而使他能够在18世纪90年代获得了一大批武器，并用这些武器首先征服了几个敌对首领，然后取代了合法的王位继承者，当上了国王。1804年时他手中就已经掌握了600条步枪、14门小炮、40门回旋炮，此外还有20艘帆船（Furnas 1947: 121）。按照传统的禁忌系统，当国王的权力高度集中时，僧侣阶层可以向国王提出异议；但是，卡梅哈梅哈的儿子兼继承人废除了这一制度，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王权（Webb 1965; Davenport 1969）。
在塔希提岛，年轻的酋长图（Tu）将生猪卖给新南威尔士的流放囚犯，从而换取了欧洲的枪支。靠着这些枪支，他立自己为波麦尔王。他的儿子波麦尔二世则通过与英国传教士联手，强迫自己的臣民皈依基督教，从而巩固了自己新获得的王位。
1828年至1835年之间流入斐济的枪支达5,000条；而在1842年至1850年，大约又有5,000条枪支海参贸易而流入斐济。正是这些枪支导致了巴乌国（Bau）的诞生；当时一位名叫卡科巴乌（Cakobau）的酋长垄断了枪支的进口（Ward 1972: 110-111）。在索罗门群岛和新赫布里底斯群岛也相继出现了类似的战争领袖（Docker 1970: 23-42）。
葡萄牙人是开辟通往亚洲海上航线的先驱；紧随其后的是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公司和私营商人。由于无法直接渗透内地，欧洲人巩固了在亚洲沿岸的登陆点后，开始将这些海岸地区纳入到一个远程的交通和商业网络。为了维持这一新兴的贸易，这一海上航线上的各个地区都开始专门从事某些商品的生产，以换取其它的商品。有些商品——其中首推中国的茶叶——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市场需求。为了获得茶叶，各种各样的商品，如北美洲西北海岸的海獭皮、太平洋的海参和檀香木、美洲的白银、印度的原棉和鸦片等，都纷纷涌向中国，引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商贸活动。与此同时，海上商业的发展又对远方的内地产生影响，减少了陆路商队的贸易，降低了陆路商队贸易中心（caravan emporium）的重要性，并且改变了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之间的力量均衡。
虽然，在亚洲的大多数地方，欧洲的贸易活动都一直离不开这一活动的媒介即海洋，但是有一个贸易机构——即英国东印度贸易公司——却为自己制定了一条不同的路线。该公司接管了陆地强国——莫卧儿帝国的政治和经济遗产，把自己的角色由一个贸易公司转变为一个政治上的君主（political sovereign）。这种统治权一经建立，便被转移到英国王室手中。英国的统治对印度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国人实行的土地和田赋改革，废除了构成莫卧儿帝国社会制度基础的那种靠别人进贡为生的特权阶级，取而代之的是领有土地的地主阶级。在当地占统治地位各卡斯特等级中的显贵人物摇身一变，又成了拥有土地的包税人（landowning entrepreneur）。他们被要求提高税金，被鼓动去种植经济作物以方便提高税金。结果，土地拥有者、村社雇工以及依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发生了改变。虽然各卡斯特阶层之间的义务和依赖性所形成的文化形式依然得以保留甚至还得到强化，但这些关系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被限于只是为生产农业商品动员劳动力而已。
在整个大英帝国架构的内部，印度渐渐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在整个英国统治时期，印度作为殖民地所交纳的贡赋，承担了英国征服印度以及镇压那场大叛乱所耗费的一切开支，还有英国对印度实施管理的一切费用。18世纪，靠积累从战争中掠夺来的财宝为英国创造了巨额财富。从孟加拉得到的税收其规模是如此之大，足以支撑英国与东方不断扩大的贸易，抵消英国每年的金银外流。印度的鸦片敲开了与中国通商的大门，改变了原来金银只由欧洲流向亚洲的局面。英国人把印度的精纺棉织品销往欧洲、非洲和印度尼西亚，从而帮助了本国的“生钱之钱”的积累。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国的建立（第9章），工业资本开始支配商业财富，这也把印度纳入到英国的扩张轨道。英国的机制纺织品侵入印度市场，损害了印度的手工业。19世纪中叶，印度修筑铁路，为英国的资本输出提供了主要的机会，刺激了英国的钢铁生产，也为英国的煤炭在印度这块次大陆上找到了市场。此后，印度的农产品和机制棉出口到各大国际市场，从而帮助平衡了英国与美国以及欧洲各工业大国之间的贸易赤字。印度的贸易剩余使英国得以能够建立并维持一个全球性自由贸易体系。假如英国被迫禁止从美国和德国进口，被迫在外国市场与这两个国家竞争，那么，美国和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可能会放慢许多。因此，“整个亚洲，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它们不是处在当时国际经济发展的外缘，恰恰相反，事实上，它们对国际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Latham 1978: 70）。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印度成了当时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崛起的这座资本主义大厦的一块主要基石。
第三部分 资本主义
从15世纪开始，欧洲军队和航海家将他们君主的旗帜插遍了全球的各个角落，而欧洲商人们也在从韦拉克鲁斯到长崎的广大地域内修建起他们的货栈。因在全世界沿海地带已占据了支配地位，这些商人也侵入了当前的交易网络，并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在献身于“上帝和利润”的过程中，他们探明了欧洲所需产品的资源，并发展出一整套运送资源所需的体系。与此相应的是，欧洲货店，无论是单个的，还是组合成制造厂，也开始大量生产产品以供应大范围的军事行动与航海活动，将商品卖往海外，以换回可以在欧洲当商品出卖的物品。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全球范围的商业网。
在长达三个半世纪之久的欧洲扩张过程中，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了南美大陆，英法两国侵占了安的列斯群岛，并在群岛上发展了甘蔗种植业。英法两国还为争夺对北美东部沿海地带的控制权而相互竞争，为争夺通往大湖区以及更远地区的便道而纷争不已。相比之下，在旧大陆，欧洲人很少向内陆移动，就是在那时候，葡萄牙人已侵入了安哥拉，而英国人也已逐渐攫取并控制了印度次大陆。就总体而言，在亚、非两洲的欧洲海商倾向于攫取并控制主要的沿海地带，并通过他们对主要港口的控制来抽取这些大陆的财富。
与此同时，欧洲商业在增长过程中也遇到了其自身的种种限制与矛盾。商人们试图通过各种对贸易的垄断与控制，来确保他们能够控制廉价原料的供应。另一方面，他们得到了本国君主的支持，后者都希望增加自己的国库收入，同时减少对手们的收入。商业活动在国家的庇护下逐步繁荣起来，从而极大推动了商品的流通，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仍被局限在有数的渠道内，受制于那些特权阶级和保护人。甚至在商人们开始通过购买arrangement或通过输出系统动员手工业者与棉布制造商生产产品以供销售时，他们也很少能够把生产者直接纳入到所有者监督的arrangement里面去。商人们更倾向于谋取商品流动的利益，而把生产的风险转嫁到给直接生产者。因而，正如多布所说的，“个体生产者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或生产者与销售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由生产行动本身的必要性直接确定的，而是由外部的环境直接确定的”（Dobb, 1947: 260）。
在资本主义关系最终支配工业生产之前，必然要求发生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变化以保障新的秩序。国家必须从一种纳贡式结构转变为一种能够支持资本主义企业的结构。所有类型的专制体制都含有的纳贡关系制约着资本的再生产能力，因此必须废除。国家机构的官员必须担负起满足资本积累需要的责任，这就要求他们必须移除国家对生产资源的垄断，削弱纳贡君主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同时，国家投资必须被重新确立为有利于创造运输和流通的基础，这使得无需额外支出资本，就能够最大获益。需要有新的法令，它们一方面保护私人财产和私人积累的权利，另一方面，推动新形式的劳动契约。国家必须进行干预，以便打破国内壁垒，有利于资本、机器、原料和劳动力的流通。最后，通常也需要国家的帮助与支持以保护刚刚起步的工业免遭外部竞争的毁坏或开拓国外的新市场。
在英国，从商人的支配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的转换，是在18世纪后半叶完成的。由于资本主义投资的刺激作用，一系列相关的发明确立了大机器生产的主导地位，这首先是在纺织工业当中，后来则发生在铁路修筑当中。很快，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都纷纷仿效英国的做法。当在资本主义支持下的工业生产改变了工业化地区之时，同样强大的力量也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原料供应地区的人民的生活。资本主义方式的传播不仅引起了商品的新流动，也促使人们大规模地移向正在发展的工业活动中心。世界目睹了工人阶级的兴起，他们的特征随他们各自进入积累过程的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在一般动力的驱动之下，资本主义也导致其自身产生了各种变体。
第9章 工业革命
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主要得力于18世纪英国的纺织工业。在布匹生产中，商业财富转化成了资本，它获得了双重的功能，一方面用于购买机器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用于购买人力以进行生产。从那时起，财富的累积不再依赖于“非经济手段”榨取剩余产品，而是依赖商人们把剩余产品投入市场。通过购买机器，作为资本的财富就控制了技术，并成为改造自然的物质工具的所有者。通过购买劳动力，资本也牢牢控制了社会劳动，并以自身的方式将之用于改造自然。当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前，人们也要为挣工资而工作；但现在，雇佣劳动成为最主要的劳力招募形式，成了必须靠工资而活着的劳动阶级的生存方式，成为制约动员与运用社会劳动的支配性因素技术和劳动力服从于如何创造剩余价值的算计。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加速了技术变革的步伐，加快了有着技术要求的劳动力的集中化。正如波拉尼所言，“到18世纪末，西欧的工业生产已经完全转向了商业”（Polanyi 1957: 74）。换用马克思的话说，商业已经变成了工业生产的奴仆（Cap. III, 1967: 330, 336）。
为什么这种转变会在欧洲发生呢？有时，人们给出答案说，那是因为，欧洲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落后”。在公元1000年前，欧洲是个边陲地带，它处于地中海、伊斯兰近东地区以及东方集权制国家的边缘。政治权力异常松散，当权者也很弱小。军事—政治寡头与商人之间的关系经常是模糊不清的、对抗性的。贵族们会掠夺商人，限制他们的政治自主权，或禁止对土地的商业投资。不过，与庞大的集权制国家相比，他们更需要商人们用剩余财富去购买战略商品，这样就可以通过税收来提高必需物品的税率。十分矛盾的是，正是由于禁止商人们购买土地，获取政治权力，欧洲君主们也迫使他们不得不把资本用于商业投资，把他们的财富用于商业冒险，而不是将之安全地用以购买实际的地产。因而，因弱小的权力领域的间隙，以及权力领域的空当，欧洲商人阶层反而能够建立商业联系，这就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把剩余财富转化成了商品，把商品转化成钱财。
贸易的存在本身并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在近东，印度和中国之间有着大范围的跨地区贸易，而在所有这些地区，甚至也有商人自发组织的手工业生产，集中制造或分散生产棉花。但这些集权化纳贡政权中的商人仍然受到政治统治者的强有力的制约，并必须依赖于他们。这时可能确实已经出现了中国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但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英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并不是商人们经营商品，而是他们被迅速地、不可抗拒地拉入了商品生产的领域之中。
英国的转变
这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为何发生了，以及，为什么是在英国发生的？尽管人们已做了大量的研究，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不过，我们可以为这一非同寻常的发展寻找出一些可能的原因。
在15世纪，英国已经从养羊产毛过渡到将羊毛卖到国外以供其自身的毛纺品生产。大批商人和投资者出现在首府里，从原生产者那里收购产品，监督其生产过程，并把它们运送到市场上去。毛织品贸易由此导致产生了一个商业利益的等级秩序，从而把伦敦与广大腹地紧紧地联在一起。
从而，出现了四种相互联系着的发展。首先，地主们逐渐把农业转化成商业，把土地改成农场，但同时也用从大陆传来的新方法提高种植业。正如托尼（Tawney）所言，“只要农场主们使他们的农场适应新的商业状况，他们就能所获甚丰。但若是他们保守地抱着老法子不放，他们就会遭到惨重的损失”（Tawney 1967: 195）。
其次，乡村腹地与伦敦之间的联系不只导致了大量商业集团的出现，而且还促使商业代理人与纳贡君主、商人与有地贵族的相互关系更加密切了。在欧洲许多地方，有地贵族不能投身贸易，而商人们也被禁止购买土地。在英国，商人和有地贵族之间的通婚和交往达到了非同一般的程度。
其三，这些商人和土地拥有者由于实现了联合，因此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来转变“农夫”这种特殊地位。这种地位是英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典型矛盾的产物：从15世纪中期开始，农场主们在向贵族交纳贡赋方面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但同时，他们并没有能够实现对土地的自由控制。到15世纪中期，英国农民已经废除了农奴制，而随着农奴制的废除，也取消了原来的劳动义务和强制捐税。地租根据习惯确立下来，而其实际价值则因货币在通货膨胀期间丧失了价值而消失殆尽。君主们再也无法以领主式的对策来重建和强化农奴制，也开始通过使用资金工具合理安排农业生产。他们把传统租佃制下的农业田地转化为契约租佃，出租给那些以大单位来耕种土地牟利的善于经营的佃户。此外，他们还以遗产继承和确认财产名分为借口向农民收取罚金。在大量种植谷物的地区，农民的土地投入“改良的”商品农业。而在农业欠发达、家庭经济为主的地区，尤其是在北部和西部的高原地区，农民们则相应地从事农村手艺和辅助活动。因而，在某些地方，农民的收入开始提高，首先通过织布，而后通过纺织，交习惯租金的农民数量（不动产）在16和17世纪期间甚至大大增加了，虽然财产也减少了（Thirsk 1974）。把种植业或牧业与手工业生产，（后来又）与雇佣劳动结合起来的能力，也意味着，夫妇成婚、生育的时间也比以前提早了。反过来说，人口的增加也极有可能使土地的占有更加分散（见Tilly 1975: 404-405）。同时，完全无地的农民数量也增加了。到17世纪末，地主占有了70%到75%之多的耕地面积（Mingay 1973: 25）。琼斯（E. L. Jones）估计，到17世纪末，多达40%的英国人口已经离开了土地，其中许多人都去做工了（引自Brenner 1976: 66）。当“先进的”地主及其佃户这样为资本集中型农业确立了基础之时，它也为工业准备了由流动“自由”劳动者组成的劳动力。
其四，连续的政治斗争削弱了那些支持国王的高等地位的贵族和商人们的力量，从而赋予各省地位较低的地主和商业代理人以更大的自由。因而，地方层次上的改革行动的舞台已经搭好了。
为全日制或半日制工作所必需的农业的转变和农村人口的发展，使商人们能够将其业务扩展到广大的乡村地区。商人们扩展的一条途径，是在主要城镇中用新的秩序来规范主要的手工业者，他们用家庭劳力或雇工在小型作坊中生产商人们订购的货物。
荷兰和印度的竞争
在商人财富推动下的这种纺织品贸易，很快就在两个来源中形成了全面的竞争：荷兰对印度的手工业生产者的挑战。
荷兰在纺织品贸易中的竞争是十分严重的。他们的染蓝和成品技术要远比英国优越。为了应付荷兰的竞争，英国转而生产更廉价的产品。他们不再生产那种未染色的、未成品的、全棉的“旧棉布”，转而生产“新棉布”——把毛和丝、亚麻或棉混合起来——以及更轻的毛纺品，其中经线和纬线都是混毛绒。他们生产的这些产品比荷兰更低廉，其做法是首先把生产从城市移到农村，后来则通过纺织业的机械化。荷兰则因为工业和农业中的高工资而落伍了（de Vries 1975: 56），同时也因为他们的商业要比工业牟利更高的原因（见Smith 1975:: 62）。因此，荷兰的劳动力很贵，而英国则是廉价劳动力。
不过，这种成本上的优势并没有使英国在与印度的纺织业的竞争中占便宜。印度的纺织产品，无论从价格上，还是从技术上，都远比英国的产品为优。印度棉布或卡利卡特棉布（Calicoes，因马拉巴尔的沿海城市卡利卡特[Calicut]得名）风行欧洲。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英属东印度公司因此都开始委托印度纺织工生产符合欧洲风味的卡利卡特棉布，他们也开始把卡利卡特棉布运往欧洲，在上面加印欧洲图案。印度丝绸和细布也风靡欧洲，两个公司都与印度棉布一道大量进口，尤其是从孟加拉。然而，在这一点上，欧洲本地行业开始诉诸政治手段以组织印度纺织品的倾销。英属东印度公司被禁令不许进口卡利卡特布或在上面加印图案。与此同时，英国纺织业自己开始仿造卡利卡特布，尤其是粗斜纹布，即用亚麻和棉花混用，这种产品越来越难以与印度产品区别开来。这种竞争反过来推动了英国纺织业的机械化，通过生产廉价机织布，它最终挫败了其亚洲竞争对手。同时，因英国成功地以机器生产保障了亚洲产品的“进口替代物”，这使得英国在18世纪末与德、法两国的竞争中占据了上风。
新业主
从1760年开始，英国棉花生产中所使用的机器仍然“几乎与印度使用的机器一样简单”（E• 拜尼斯，1835，引自罗斯脱1975：126）。通过这种生产制度，无数个村庄都在用棉花纺纱织布，这种生产制度“就像一个团体中的革新一样演变，而没有技术上的巨变”（考勒门1973：14）。20年后，技术和组织发生了飞快的变化。这种变化又是谁造成的？
他们不是布莱克威尔宫的伦敦大商人，也不是伦敦布匹市场，而是首都以外的商人及其代理商或卷入这种生产制度商业网络的代理商。为了获得能够与国外生产的布匹相竞争的符合标准的产品，这些商人及其代理人开始把他们的监管延伸到布匹生产的完成阶段，即漂白、染色和印花阶段。从控制布匹生产的完成，他们转到了改善纱线的生产上，他们要么自己成了纱线的生产者，要么促使工场主采用新的机器。我们注意到，这两种角色有时也交叉在一起：工场主也可以兼饰两种角色，成为生产商在农村地区的代理人。的确，正如查普曼（1973）在对1730-1750年间的1000个纺织业主的资产分析中所揭示的那样，他们也经常涉入麦牙生产、酿造、旅馆业，零售业和农场业领域，涉入购买房产和不动产的领域。这些资产作为防止纺织业市场低迷时期可能造成损失的手段，使得他们能够积累一些财富以及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房屋(buildings)、旅馆以及旅馆院子很容易转变成工场和纺织工人的住处，或把它们抵押出去以获得投资资金。最初，购买早年生产的机器和雇佣劳动力需要很少的资本（在3000-5000英镑之间），直到1830年以后，罗伯茨发明的骡机的广泛传播把成本提高了十倍（查普曼1972：26，30）。我们将看到，随着纺纱变成了机械化，织布也不得不发生转变以跟上纱线生产的增长。一旦有了这样的开端，资本在机器、原材料和劳动力上的花费就产生了它自身的运作逻辑，这一逻辑通过生产要素的“合理”连接促使剩余价值实现最大化。这样，把人与机器拴在一起的真正过程促进了资本主义企业主的兴起，他们将“资本家、金融家、工作管理者、商人和推销员的职能”（威尔逊，1957：103）集于一身。在社会地位上，这是一个新兴的阶级，他们来自首都以外地区的中产阶级的下层——正如一位同时代的人所指出的那样，“就社会地位而言，这是一个介于绅士和棉业主或农民之间的阶级”（引自Dobb,1947:125）。从这个相同的阶层和社会环境也产生了“技师”和“技工”，连同水轮、蒸汽机和农业设备一起，他们设计、改善和生产了新机器。
起初，工业资本大部分来自当地，是通过亲属关系、婚姻、友谊以及当地的熟人关系聚集起来的；“而不是来自制度之源(institutional source)”（Perkin1969:80）的资本。给予短期信誉（汇票）的作用在于促进了交易的发展。汇票是送给债务人的一份声明，声明所欠物品和服务的钱。债务人要在汇票上签字以表明他的债务，并将汇票返还给供给商。供给商在汇票的背面签字并用以阐述他自己的责任。到18世纪末，中介人——即票据商或票据经纪人——促进并加速了这些交易的发展。他们通常涉及到刚刚建立的国家银行，从而促进了票据从伦敦到工业中的使用。
机械化
资本股票支付到了机器上，但是运用机器以获取有竞争性的低成本的关键问题在于缺少纺纱和织布之间的同步性。用纺车纺纱很慢，而织布相对要快得多。1733年，Kay的手工操作的“飞梭”的引进，极大地提高了速度（速度使纬纱穿过经纱），将织工的生产增加了一倍。将纱线投送到织布机上的障碍得到解决，发明者们因此把精力主要集中在提高纱线的效率和生产力上。
1770年，詹姆士•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发明了“珍妮纺纱机”，用这种纺纱机，一个纺纱工人可以同时纺好几股细纱线。1769年，阿克莱特（Arkwright）发明了水力结构专利，这种结构能在一个连续的过程中，将轴上松散缠绕的纱线抽出，并绕到垂直的锭子上。1779年，克朗普顿（Crompton）引进了他的“骡机”（走锭精纺机），“骡机”综合了水力结构和珍妮纺纱机的特点，1790年，它们都采用了蒸气动力。新发明使生产力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8世纪的一个印度手工纺纱工人要花50000多个小时加工100磅的棉花，而克朗普顿的骡机则将时间减少到2000小时，然而1795年的靠动力支持的骡机却将时间进一步缩短到300小时。这也是阿克莱特的机器所能达到的水平，用这样的机器，雇佣的大多是技术不熟练、只需支付低工资的妇女和儿童；直到1825年（查普曼1972：20-21）罗伯茨（Roberts）的骡机将加工100磅棉花的时间缩短到135小时以前，这种机器一直都维持着它在生产能力上的地位。生产力的增加伴随着纱线质量的提高，这可以用每磅棉线纺出的棉纤维的卷数或束数来衡量，它从手摇纺车纺的16-20束增加到18世纪末克朗普顿的骡机纺出的300多束，因此，骡锭的数量从1788年的约50000个增加到1811年的4600000个（查普曼1972：20-21）。
与此同时，机械化也改变了纺纱所要求的准备阶段的节奏。必须把捆包中的新棉花进行挑选、洗净；必须抽打棉花以露出纤维，必须进行梳理或掸刷以解开扭结，还要把棉花摆开、铺平。当所有这些步骤都使用机器后，一个连续不断的纺纱过程所需要的协调各种活动的基础就奠定了。在所有这些机器中，瓦特蒸汽机（1764）的应用将手工劳动转变成了机器操作。
新机器也影响了必需处于变动中的劳动者的类型。我们已经看到，妇女和儿童就可以操作阿克莱特的水利结构，因此，这种结构与那些生产能力更强的机器相比有很强的竞争力，这种情况直到世纪末才发生改变，而在某些边远地区则更晚。新机器确实增加了一个人可以照管的锭子的数量。19世纪30年代，随着罗伯茨的骡机的引进，一个织工在两、三个男童的帮助下就可以操作1600个之多的锭子。用骡机纺纱因此就成了一种高技能和高报酬的手艺，这门手艺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同业工会，工会会员占据了客栈最好的房间——用“仅供骡机织工使用”的牌子预订下来。
这其间的矛盾是，尽管纺纱实现了机械化，但是很长时间以来织布却在技术上停滞不前。卡特莱特（Cartwright）的动力织布机在1785年获得了专利，但是这种织布机直到40-50年后才开始传播，使用的数量从1820年的12150台增加到了1833年的85000台。然而，与此同时，手摇纺织机的织工人数从1795年的75000人增加到了1833年的250,000人（查普曼1972：60）。这些数字揭示了几个变化。首先，与动力织布机的竞争降低了手摇纺织机织工的工资和收入，他们很快丧失了独立地位，并逐渐贫困化，被剥夺了一切（汤普森Thompson1966：Ch.9）。手摇织布机织工工资的下降也许实际上阻碍了采用动力织布机。其次，工资和地位的下降影响了广泛分散的农户人口，他们由于分散而更加没有防备。然而，这个必然的结果便是，直到19世纪30年代，在工厂中加工棉花实际上才得以普遍化。19世纪30年代早期，在棉花、羊毛和丝绸合并在一起的纺织作坊里，手摇纺织机织工的人数仍然超过所有成年男女工人的人数。第三，操作动力织布机的新型劳动力主要是女性和青少年。到1838年，只有23%的纺织工厂工人是成年男性（Hobsbawm1969: 68）。
工厂
劳动力的分散组织不可避免地要让位于新型生产企业的发展，即工厂。把大量工人集中在一起、在一个地点从事不同的技术工作，这个想法并不新鲜，而新东西是创造这种在统一技术管理下的组织，负责同步进行的生产过程以及为适应变化的市场条件的生产过程中的变化。生产系统中的工厂和村舍“在相当稳定的技术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稳定的环境中”运转，“享有实际的或合法的垄断，或享有来自于非商业买主，如宫廷或军队的大量订单”（Pollard1965：7）。
工厂的出现是生产系统有局限的结果（见Landes1969：55-60；Pollard 1965：30-37；Schlumbohm1977：274-276）。在那种系统中，商人-企业家提供原材料，在许多小型的以户为单位的组织中进行加工，这在维持和扩大生产规模和生产范围时就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因此也限制了资本积累的可能。生产者在分散的、没有监督的经济单位中工作也限制了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只要工业化操作取代了农业作业，这类田间劳动就会优先于手摇纺纱机和织布机上的工作，这一点尤其真实。类似地，宗教活动、亲属关系events以及娱乐活动能够而且确实妨碍了工作强度和工作步骤。进一步说，商人几乎无法防范分散的工人偷窃和盗用原材料，对于生产质量也几乎无法控制——这两个问题在整个18世纪变得越来越严重。连续的生产过程中的不同步骤缺少同步性也增加了运输成本：当纺纱速度慢时，商业协调人不得不去寻找纺纱工人以满足织布机的需要；当纺纱技术通过革新得到提高时，商人又不得不去寻找手摇织布机的织工。加工和运送过程中的耽搁延缓了资金周转时间，引起了顾客的不满。因此，不断增加的大规模贸易遇到了被分割成无数小生产单位的生产系统的限制，这些单位“没有受到监管，也是无法监管的”（博拉德1965:31）。这个矛盾的答案就是建立资本主义工厂。
组织劳动的新形式要求有许多相互关联的变化。首先，它将许多可行而有利可图的劳动阶段集中在“同一屋檐下”。这种集中降低了监督和运输成本，这就是生产系统的特点。集中也加强了对劳动力的控制，正如工厂制度的辩护者安德鲁•Ure(Andrew Ure)在1835年所写，集中使得生产过程的组织者能够“压服工人们难于控制的脾气，这些工人习惯于勤奋的不定期发作”（1967:16）。第二，劳动过程分割成“基本的部分”，取代了“工匠们之间劳动等级的划分”（Ure1967:20）。第三，必要的培训和技能划分了劳动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报酬。通过把劳动力划分成受不同利益驱使的小组而加强对劳动的控制，这使得工作有了更加有效的同步性。第四，劳动的同步性致使劳动过程有了连续性，并把榨取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确，随着增加的资本固定在机器上，劳动的连续性成了工厂运作的主要规则。指挥生产系统的商人在需求紧缩时能够很容易地停止生产。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闲置机器的折旧直接消耗了资本。而且，如果新机器没有被投入使用，那么在它被废弃前就不可能抵回 (repay)成本。企业主成了“其投资的囚犯”（Landes 1969:43）。
早期的英国纺织工厂面临的问题是，潜在的劳工阶级普遍地不愿意进入工厂雇佣制度之中。 ……………………………………………………………………
……………………大城市伦敦在1660年的时候已经聚集了50万居民，那时伦敦还不是一个工业城市，而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和销售中心：技术熟练的冶金和印刷艺人的中心；服装、家居和时尚中心；与运输和市场相关的所有工作的中心”（Williams1973:147）。相反，继承工业革命的新兴工业城镇却“集中在它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工作——通常是单一性的工作，地点周围”（Williams1973:154）。在这些城镇中，曼彻斯特既是精华的体现，又是精华的象征。1773年，它只有24，000居民，到1851年——这时不列颠群岛上的大部分居民都住到了城里——它的人口增加了十倍多，增加到了250，000多人。到世纪中期，这些人中每三人之中就有两人是工人；在曼彻斯特周围的附近工业卫星城市中，十人之中真有九人是工人。也是在那时，出生在别的地方的二十多岁的人占人口三分之二还多。在这些人中，大约有130，000人来自周围国家，约40，000人来自爱尔兰。对一些人来说，新城市是“尼亚加拉河Niagara的升华”( Carlyle)，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新的地狱”（de Tocqueville），是“现实地狱的入口”（Napier）。对弗里德•恩格斯来说，它是英国无产阶级的出生地之一。人们“本着自己的自由意志”（1971：135）——由于曾经紧紧固守的生产方式的解体，他们确实是自由出卖劳动力——到那儿去的。然而，现在他们却屈从于资本主义模式的苛求，这种模式作为劳动力的卖者，将工人抛到劳动力市场上，仅仅是为了把他的产品转化成特殊的手段，资产阶级到时可以凭此购买产品。这样，工业城市就变成了大的劳动力市场场所，在这里，各种集团和categories——手工纺纱者和骡机纺纱者，手摇织布机织工和动力织布机工人，男人、女人和儿童，以前的工匠和新移民——为可以得到的工作而竞争。这些劳动力市场依次产生了持续不断的矛盾，即：即将被机器取代的手工业者与操作机器的工人之间的矛盾；生产过程的监管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矛盾；劳动价值更大的男人与获得较低工资报酬的妇女、儿童之间的矛盾；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1826年和19世纪40年代的周期性衰退期间；英国工人和爱尔兰移民之间的矛盾。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英国工人和爱尔兰移民之间的冲突变得尤为激烈。1800年以后，爱尔兰人向英国城市的移民更多。到19世纪30年代，在“所有体力劳动的最低贱部门”（《关于大不列颠的爱尔兰穷人状况的报告》，引自Thompson1966：435）都能发现爱尔兰人。马克思在1870年写道：
英格兰的每一个工业和商业中心现在都有一支工人阶级队伍，这个队伍被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即英国无产阶级和爱尔兰无产阶级。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恶爱尔兰人，那他们看作是导致自己生活水平降低的竞争者。与爱尔兰工人相比，他感到自己是统治国家的一员，因此，他把自己变成了本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反对爱尔兰人的工具，这样就加强了他们对自己的统治。他对爱尔兰工人怀有宗教的、社会的以及民族的偏见。他对他的态度如同“白种穷人”对待美国以前实行奴隶制的州的“黑人”一样。爱尔兰人用自己的钱连本带利地偿还了他。他在英国工人身上立刻看到了英国统治爱尔兰的同谋和愚蠢工具……这种对立是英国工人阶级无能的秘密，尽管他们很有组织。[1972：293-294]
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冲突在19世纪上半叶只是偶尔地爆发，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冲突却大大增加了。这种激烈化与工人阶级政纲的普遍变化有关，他们的政纲从19世纪前半期普遍反对人民宪章运动的确立转向了19世纪后半期对资产阶级统治的greater接受。虽然发展中的工会运动组织了工人，但是工会也将技能等级制度化了，强化了职业的等级性，包括女工要受男工监督，工会还通过接受上流阶级的教育及道德标准来寻求就业和工作条件的稳定（见Foster1974）。与此同时，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之间的冲突白热化了，他们之间的冲突是反天主教的英格兰教会煽动的，因为英格兰教会试图否认爱尔兰人的政治要求（见Hechter1975:269, n.）。
棉花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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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区：南方产棉区
不象羊毛是英格兰进入海外商业的第一张王牌，也是在国内生产的，棉花必须得进口。1787年，这种未加工的棉花进口量有一半以上来自欧洲在西印度群岛的领地。土麦那（伊兹密尔）和土耳其供应四分之一还多。但是，到1807年，到达伦敦、利物浦和哥拉斯格的所有（棉花）货物中，有60%以上来自英格兰以前的殖民地和美国（North1961:41），美国从此以后一直是英国棉花的主要来源。棉花种植反过来（in turn）成为1815年以后美国经济“扩张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North1961:68）。在1815年和1860年期间，棉花占国内出口总值的一半多。
就像蒸汽机与珍妮纺纱机和动力织布机的技术结合促进了英国的纺纱和织布一样，机器（在这方面，有艾利•惠特尼（Eli Whitney）的轧花机）也使美国南部的棉花生产成为可能。一开始，英国需要海岛棉花，这种棉花是在1786年从巴哈马群岛传入乔治亚-卡罗林那海岸的。用这种棉花，通过辊子挤压可以很容易地把纤维从棉籽中分离出来，但是受到气候条件的限制，这种棉花的产量很低。因此，美国出口的大部分棉花都是二级“中等阿普兰兹”（middling Uplands）。使用惠特尼轧花机（它可以将棉籽很容易地从粘纤维中分离出去），一个人很快就能清洗50磅的阿普兰兹（Uplands），而以前只能洗1磅。
建立在使用奴隶劳动基础之上的棉花种植企业，是有着高度组织性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单位。随着种植园的向西发展，烟草和粮食种植转向棉花生产。这涉及到规模的扩大，以及由此而来的奴隶数量的增加。只有一小部分奴隶主能跟上这种发展的步伐。大多数的专业化棉花生产是在拥有30或30多个奴隶的庄园中继续进行的。在美国北部联盟与南部联邦之间发生战争前的10年中，在亚拉巴马和德克萨斯的黑土地带，一个有效率生产的种植园最少拥有约50个奴隶，而在密西西比河泛滥平原的冲积地上则有200多人。在种植周期内，以回忆工业生产的节奏，不断分配给劳动人群特定的任务，通过这种方式，高度密集型的劳动得以实现。这些工作所要求的纪律的根本保证当然是监工（drives）和工头所实施的暴力。暴力对这个制度而言至关紧要，因为正如福盖尔(Fogel)和恩格曼(Engerman)（1974：238）所言，“可得到的证据表明，使用暴力就能以低价从奴隶中获得劳动力，这个价格少于不使用暴力时必须支付的价格的一半。”
使用奴隶劳动的棉花种植是有利可图的买卖。平均起来，奴隶主赚其奴隶市场价的约10%，与19世纪中期前后新英格兰最成功的纺织公司获得的利润比起来（favorably）很有利（Fogel and Engerman1974:70）。与此同时，人们必需记住：有许多白人家庭根本没有奴隶，甚至在奴隶占有者中，几乎一半人每次拥有的奴隶人数还不到5个（Bruchey1967:165）。
棉花种植并不是美国奴隶制度存在的原因，但是却证明了它是奴隶制度顺利（well）进入19世纪继续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奴隶制度继续存在的背后是（主要是英国人）对棉花的稳定需求。美国棉花生产总量从1790年的3,000包增加到1810年的178,000包，1830年的732,000包，1860年的4,500,000包（Fogel and Engerman1974:44）。随着棉花生产从大西洋海岸向西移到美国南部诸州的气候带（那里至少有200天无霜期以及棉花生长所需要的雨水量），伴随棉花产量增长的是棉花种植在空间上的扩展。与棉花种植扩展同步的是汽船和铁路运输的不断进步，这类交通工具甚至可以把更远的地区和主要的装载港口连接起来。这种扩展包括大批人群的重新安置。1790年和1860年间，有835,000名奴隶被主要是从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卡罗来那迁到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德克萨斯。这些奴隶中有三分之二多的人就在1830年到1860年间的一次最大的暴力迁移中all times。
与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人口相比，北美的奴隶人口大部分是自我再生产的。早在1680年，出生在美国殖民地的黑人是奴隶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的时候，土生土长的奴隶在人数上以4:1的比例超过了在非洲出生的奴隶的人数。到1860年，尽管有1%的奴隶是土生土长的，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另外一些第三或第四代土生土长的奴隶的后裔。这与西印度群岛和巴西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两个地方，奴隶人口不得不依靠不断进口进行补给。“在新世界的所有奴隶社会中，”Eugene Genovese(1972:5)说，“只有the Old South南部的奴隶社会保持了自我再生产的奴隶大军。”这里的原因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有组织地喂养奴隶”是为了卖这一论点受到了有关种植园研究记载的质疑（见Fogel 和Engerman1974:78-86）。有人指出，在热带西印度群岛，奴隶死于黄热病，但在更有益于健康的其他大陆并不是这样；只有两个地区的所有流行病学环境可比较时，这种情况才能得到证实。Gutman（1976：341-343）已经查明了紧接着1720年的那几十年的情况，那是西印度群岛式的奴隶死亡率转向能使自身永久存在的再生产模式的关键性的几十年，他认为，家庭构成以及北美奴隶中正在出现的亲属关系在推动进一步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在美国，不管奴隶不断再生产的原因是什么，都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些人发展了自己的经验库和应对方式，并将此一代代地传下去。最近的研究（尤其参见Gutman1976）表明，亲属网络以及虚构的亲属关系在奴隶中是如何发展的，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们是怎样被用来传播、详述基于奴隶经验，而不是基于主人要求的知识和信仰的。
这种网络关系的存在，将时空中的亲属和半亲属关系联系起来，也引起了人们对奴隶作为一个人在其主人的家长式思想中已经完全社会化了的形象的质疑。奴隶学会了对付他们的主人，但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把主人的要求消极地内化为他们自己的精神回报。正如Fogel和 Engerman（1974：232）所指出的那样，暴力从来就不可能被最好地用于这样一种劳动制度中，以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奴隶和奴隶主之间争论不休的问题不是用“待遇”的细微标准来获得“最佳的服从”，而是两个阶级之间，由命令和劳动联系在一起、又被阶级组织和利益分化了的复杂而变化的关系。的确，Gutman认为：“19世纪40和50年代，在整个南部的奴隶社区内，亲属和半亲属网络的出现是奴隶制度为何仍然那样残酷和具有强迫性的一个重要原因”（1976：325）。然而，在这些限制之内，需要不断地重新磋商（renegotiate）日常关系。如George Rawick（1972：62）所言：“这种关系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为了有助于赤裸裸的权力基础上的等级制的社会关系的人性化，必须不断地创造和再创造出一种日常礼仪。”
这样，南部种植园就陷入了双重关系之中：监狱（Big House）及其奴隶的等级关系与延伸到种植园以外的黑人社区中的水平关系。种植园单位典型地由监工（通常是白人）、搬运工（通常是黑人）、大量通常具有很高技术的奴隶工匠以及农场工人组成。也有家奴——尽管他们与农场工人的区别时常代表着生活循环的一个阶段，而不是一个绝对的障碍——这些家奴选自年轻人和老人，而农场工人则是从强壮的年轻人和中年人中招募的。也有自由黑人，他们的人数在1860年约有500,000，大多集中在马里兰、弗吉尼亚、加罗林群岛和路易斯安娜。这些人有时也象工匠和工人一样工作，尤其是在路易斯安娜，尽管在其他地方种植园主将他们看作是矛盾的。相反，在城市，奴隶经常被出租到其他地方工作。
经纪人
奴隶、搬运工、监工以及种植园主只是链条上的一个个环节，这根链条也包括将棉作物运送到目的地的中间人和在路上加快其速度的商人。棉花从南部各州流出，以换取流入的存款和用存款买的货物。经营这一双向流动以获取销售代理权的主要代理商叫代理人。有驻守在沿海港口，如：萨瓦纳和查尔斯顿的代理人，有住在诸如费耶特维尔、哥伦比亚、奥古斯塔、梅肯、亚特兰大、蒙哥马利、纳什维尔、孟菲斯和什里夫波特城里的内地代理人。这些内地的代理人直接与较大的种植园主打交道，通过内地贸易区的店主而接触到较小的种植园主，这些店主以预付款的形式获得pass on信誉，同时收到棉花。交易进一步受到银行的援助，银行可以把种植园主的票据——其代理人签署的票据——打折。存款流入时，棉花流出。店主或种植园主将棉花送到内地的代理商那里，内地的代理商再与沿海的代理商进行磋商将棉花运送到欧洲的事情。直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运到利物浦的大部分棉花才是来自萨瓦纳和查尔斯顿的。从那以后，巴尔的摩尤其是纽约成了跨越大西洋运输的主要港口。
纽约将其相对于南方棉花贸易的优势归于许多原因。1816年，一群企业家——他们中大多数人是由姻亲关系而联系起来的贵格会会员——建立了Black Ball Ball，很快对欧洲以及沿着美国沿岸开始了有规律的包装服务packet service。这种贸易开始将棉花从南方港口和纽约运送到利物浦，然后从欧洲带回英国的制成品和欧洲移民。欧洲和北方的制成品将被送到南方（Albion 1939）。当西方的谷物、肉类和木材与制成品以及从东向西旅行的国内外人开始沿着刚刚竣工的伊利运河向东输送时，纽约在这个三角贸易中的战略作用得到了加强。纽约日益增长的突出作用的另一个因素在于确立了这样的规则，即出价降低时，禁止撤回出售的货物。结果，这座城市不断地吸引着买者来寻求便宜货。赢利性银行制度的发展反过来（in turn）又促进了这种多层次商业贸易的发展。最后，许多南方的棉花代理人要么是纽约人自己，要么是纽约工厂的代理商。大多数预付给南方种植园主的银行贷款以南方商行能提供的极大规模来自纽约（Foner 1941:12）。
大多数南方使用的制造品是由东北部提供的，这些物品要么是在家里生产的，要么是从国外进口的。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东北部在其自己不断发展的纺织工业中也开始使用一部分南方棉花。当地的锭子数量在1815年和1831年之间增至了3倍，在1831年和1860年间又增至3倍(North1961:160)。正是扩张的西部为南方提供了（ever larger）大量食物，尤其是1816年以后汽船开始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时。随着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俄亥俄、伊利和宾西法尼亚运河的开通，西部的食物也源源不断地向东北部运送。19世纪50年代，随着主要由英国资助的东西铁路的建设，芝加哥成了美国粮食的谷仓和“杀猪匠”（hog-butcher）。美国各地区由此很快在它们的特殊作用中具有了专业性和互补性；然而在这种相互依存的网络中，南方明显地处于劣势。利润一集中到种植园主手中，新财富就会又一次流出，用于为收成不好的庄园提供粮食，以及用于进口制造品——即：奴隶用的布匹和五金商的存货以及其主人用的奢侈品。
印第安人的迁移
西部扩张——曾一度被看作是“美国梦”——变成了现实。在美国北部的荒野上似乎有土地可得，象杰斐逊一样的地主民主党派(agrarian democrats)盼望着由强健的自耕农组成的国家，仆人们则盼望着能够无人阻挠他们占有土地。但是，当然，这不是“一块无人的土地，因为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没有土地。”当地的美国人占有并使用着那里的土地；为了创造自耕农，这些当地人第一次被剥夺了土地、房屋等。对于新殖民者来说，土地比它能够承受的庄稼和牲畜还重要。土地“在共和国的第一个50年中是继商品之后最值得追求的”（Rohrbough 1968: xii），是共和国的“主要投资机会”（Rogin1975:81）。
在西南部主要的印第安人政治组织分别有：切罗基族人，分布在今天的阿拉巴马州，乔治亚洲，北卡罗林那和田纳西州一带；Creeks，在今天的阿拉巴马州和乔治亚洲；而乔克托族人则在米西西比州。为数不多的契卡索人（Chickasaw）居住在密西西比河的北部，而米诺尔人则居住在佛罗里达。所有这些人群既是园艺家（妇女掌管种植）又是猎手，他们固守在自己的土地上和狩猎圈内，并不愿意将这些拱手让给新来者。基本的单位是村庄，在切罗基族人中，村庄人口在350至600人之间，而在Creeks中，则少至100人，多至1000人。这些村庄都是自治的，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个从母系家族选出的长老会和一个通常来自特殊母系家族的村长，二者在母系部落中相互补充。由于部落是非地方性的连成一片的村庄，因此存在着可能形成联盟的机制；在18世纪早期，切罗基族人和Creeks的村庄就开始将他们自己组成一个联盟。在欧洲人的压迫下，（经常是通过法国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印第安人同盟来传播的）这些联盟越来越团结（centralize）。特别是在搞好团结的过程中，反对卡罗林那殖民地扩张者（他们在广大范围内搜捕奴隶）的需要越来越具有工具性（instrumental）。与此同时，与欧洲人的关系也使人们采用了许多欧洲人的方式，包括种庄稼、养家畜和使用火器。一些重要头人还成了棉花种植园主，他们经常与那些从欧洲人那里买来的非洲奴隶一起工作。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界早期，一个当地的精英群体发展起来了。这个精英群体与欧洲人通婚，而且经常受洗。在切罗基族人中，这些社会精英也识字了；切罗基族人的文字在19世纪早期由塞阔亚（Sequoya）发展起来了，他采用了书写概念，而不需要认识英语（Kroeber1948:369）。
这些部落——尤其是Creek和乔克托族人——阻碍了边疆开拓（西进运动）及其获取土地以种植棉花的主要利益。1813-1814年间与Creek的战争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紧随英美1812年战争之后的棉价的上升，白人种植者通过这个缺口进入了阿拉巴马地区。安德鲁•杰克逊所指挥的反对米诺尔人（已遍布佛罗里达半岛的Creek人的一支）的1817-1818年战争不仅把佛罗里达加进了美国版图，而且也关闭了一个避难所，因为许多逃跑的黑奴就是在印第安人那里找到了庇护。
到1817年，将所有的印第安人迁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这一说法（杰斐逊早已提出）已成事实。在杰克逊的敦促下，印第安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将其土地变为在商业上可让渡的个人小片公地，要么一起迁移。伴随着迁移运动，印第安人的土地被侵吞，而这通常与隐蔽的官方支持分不开。印第安人的土地、牲畜和工具被抢走了，猎物被杀光了，印第安人猎手也因在州界内打猎而受到攻击。印第安人接受贿赂出卖自己的土地，而通过欺骗行为也可获得土地权。州的法律被援引来侵害居住在其边界内的印第安人。政府的代理人被安插在印第安人中间来倡导迁移运动，而印第安人的首领则被礼物以及养老金的允诺所禁锢，而支持这个政策。住在印第安人中间的反对迁移运动的传教士和其他白人都被命令离开。
迁移本身在1830年被写进了法律。在印第安人不愿离开的地方，就有军队进驻来加强迁移的秩序。在1820-1840年之间，居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125000印第安人中有四分之三处在政府的迁移计划之下；同一时期，所有南部印第安人中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丧生。到1844年，不到30000印第安人仍留在美国东部，他们中大多数人都住在苏必利尔湖周围。整个被迫迁移的过程伴随着文明战胜野蛮的赞美歌。这次行动成功地实现了杰克逊的期望，即印第安人的土地可以迅速地“进入市场”（引自Rogin 1975: 174）。
供应区：埃及
英国纺织工业不仅从南美，而且还从东部地中海地区进口棉花。黎凡特人很长时间以来就种棉花卖到欧洲，19世纪埃及成了欧洲市场上重要的棉花生产者。埃及的这个发展带来了双倍的利润。埃及是土耳其帝国里与西方率先建立商业关系的地区之一，它也因此成了试图“赶上”欧洲工业化和商业化步伐的第一个欧洲外国家。
这两方面的努力首先需要全部改变以前的政治经济关系。整个18世纪，埃及的政权都控制在一些叫做“马穆鲁克*（mamluk）”的人手里，他们是一支土耳其-切尔克斯人的雇佣军精锐，从奥托曼帝国那里买断了向耕农征收赋税的权利。埃及一直与欧洲进行着活跃的也门咖啡运输贸易，但是在世纪末，这一贸易急剧减少。贸易减少又导致了长期受苦的耕农身上的赋税成比例地增加。雇佣军赋税征收者之间为争夺权力和资源的竞争进一步增加了赋税负担。村里的耕农仍然设法保护他们对公共土地使用期限以及土地转让的自治权限，争取的结果是他们可以自由地种植他们所喜欢的作物，只要他们把相应的赋税通过村里的头人转交到马穆鲁克们那里就可以了。
随着麦合迈德•阿里（Mehemet Ali）——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奥托曼帝国的一位国王的侄子——掌握政权，政治经济力量的分化在1803 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麦合迈德•阿里在其家乡因经营烟草贸易而富有，他率领阿尔巴尼亚军队的一直支分谴队，在驱逐法国人出埃及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麦合迈德•阿里不仅确保了自己国家从奥托曼帝国获得独立，他还杀了许多马穆鲁克，粉碎了马穆鲁克政权。尽管麦合迈德•阿里把埃及看作是其家族的私有领地，而不是一个公共的托管地，但他也认识到要改变政治和经济以适应国外的竞争。因此，他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了一项计划，即减少为满足国内生活需要的粮食生产，增加一种可供出口的作物——长期主产品棉花的生产。他还试图建立工业，尤其是为了提高其军队的战斗力，他通过征召农民入伍建立了一支军队，代替了不稳定的阿尔巴尼亚分谴队。在取得这些成就的过程中，他得到了欧洲第一个“专家政治论者”，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支持。其中，苏伊士运河就是在圣•西门的信徒德•雷赛的指导下开凿的，并于1869年完成。为了建设种植棉花所需要的水利基础设施，大量农民也被征来建造灌溉工事和运河。
在麦合迈德•阿里及其后继者的统治下，由于被迫上缴棉花以及从事强制性劳动，农民种植满足生活需要的庄稼的自主性大大降低了，他们的土地被移交给大土地所有者，这些人提高了棉花产量。当然，这些大土地所有者都是皇室家族自身。在1818至1844年间，农民手里的土地由占总土地数量的80-90%减少到56%。以发展为目的的政权向国外贷款，进一步增加了国家强制缴纳的赋税，这反过来又致使大庄园里的劳动者以及小佃农和小土地所有者为了尽力满足赋税要求而不断强调棉花生产。在这个过程中，村里的头人作为农民与国家之间的调停人以及放债人，也获得了权力。因此，他们的财产也增加了。不断兴起的国内动荡和叛乱，伴随着国家越来越无法偿还国外的债务，最终导致了外国人入侵，并镇压了对外国的军事起义。1882年，英国人占领了埃及。他们强化了在大庄园里种植棉花的方式，这为20世纪困扰埃及的问题留下了隐患。
印度的纺织工业
在大英帝国的亚洲区，纺织业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发展起来了。这种发展并不是早些时候欧洲入侵亚洲时高度发展的印度手工工业发展的结果。手工纺织业大都被英国进口到印度的机织布和机纺纱线毁了，因此，到1840年，在印度从事贸易的一家英国大公司经理把bandannas（一种手工印花的丝帕）称作是“印度最后过期的手工业品”（引自Thorner，Thorner 1962: 71）。不仅如此，除非美国棉花供应断绝，印度原棉在英国市场上也不占优势；作为一种短期的原料，与美国那种长期原料相比，印度原棉更难清洗，需要多加注意，因此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成本。然而，印度原棉却成了英国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之一。因此，到1850年，印度棉花种植面积扩大到8,000,000英亩，大约有一半分布在印度西部，离发展中城市孟买很近（Guha 1972，1973）。孟买的房屋中介和商人通过中间人向各地地主预付种棉花的钱，然后把棉花集中起来供当地使用或出口。大量棉花需要运送，这引起了一场“牛车革命”（Guha 1972：21），在这场革命中，两头牛拉的棉花数量比一头牛拉的足足增加了六倍之多。因此，随着印度铁路网的扩展，在19世纪最后10年，棉花种植达到了17,000,000英亩（Guha 1973）。
就像欧洲大陆的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一样，除非我们明白，印度充当着欧洲与中国开展贸易的主要基地，否则就不能理解印度机纺业的最初成长。棉纱和成品是在输往中国的商品中居于第二位，仅次于鸦片，而当鸦片贸易衰落后，它们就成为最重要的商品（Latham 1978: 88-90）。印度商人参与鸦片和棉花贸易，这奠定了印度的发展基础，印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纺织业中，这是印度唯一的工业，“其形成与发展都依靠国内资本和国内企业”（Saini 1971: 98）。这种自主的发展是可能的，因为印度是作为从中国获得赢余的中继站而存在的。印度纺织业一直保持着扩大的势头，直到19世纪末期，它才在中国市场中遇到了日本的强劲竞争。但即使到那时，印度纺织业也仍然继续向日本工厂提供相当数量的棉纱。
孟买
这种新兴纺织业的中心是孟买。孟买在一开始只不过是七个岛屿中的一个岛上的居住点，该岛是按照当地渔民崇拜的一个女神的名字起的，到1665年，它改由英国王室统治。为了将居民吸引到该镇中，英国总督采取了印度模式，即在统治者和服务种姓之间订约。虽然孟买作为通商口岸的重要性在开始的时候还远远比不上黎凡特贸易的终点苏拉特和Broach，但随着第乌与苏拉特商人的定居和巴黎殖民地的形成，它很快就获得了商业上的重要地位。这些人是拜火教手工业者、商人和造船商，他们最初从伊朗迁移到此地，很快就扩大了他们在与东部地区的丰厚贸易中所站的份额。孟买的人口从其最初的10,000增长到19世纪20年代的160,000到180,000人（Morris 1965; Rowe 1973）。
到1800年时，孟买已经成为印度西部的主要港口，向中国出口鸦片和原棉，进口蔗糖和铁器。但到该世纪中期，它已经成长为英国产品在亚洲的主要集散地和转运小宗原棉到欧洲的主要中心。19世纪中期后开始修造的铁路更加提高了孟买作为转运古吉拉特和那格浦尔原棉的中心角色。毫不令人感到意外，当美国的棉花供应因战争而中断之时，印度棉花出口呈现蒸蒸日上之势。
也是到19世纪中叶时，孟买成为印度棉纺业的中心。第一座运用英国技术但由印度人（大多是拜火教徒帕西人）投资的工厂于1856年投入生产。棉厂在开始时只生产棉纱，但不久也开始织布，棉纺厂的数量到1900年已经增加到86个之多。相应地，棉纺厂工人的数量也从1865年的6,600人增加到1900年的80,000人，其中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妇女。
虽然印度资本在这些棉纺厂的创办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管理控制却掌握在经理人手里。这些经理人一般都是从商人开始的，他们是股份公司的主要控股人，。他们在开发印度用来支付国外进口物品的资源方面扮演着关键的、投机的角色。棉纺业只是其中一种途径，它经常“被当作一头奶牛，挤压出利润”（Morris 1965: 34）以保障经理人们开办的其他企业。
在每个棉纺厂里，管理和技术人员一开始都是英国人，但不久印度人就加入进来。工厂组织中的关键角色是jobber，这是一种负责招募和监管非熟练工人的工头。他手里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因他负责在工厂门口挑选新工人，因此他可以优先照顾那些来自他的村庄或地方的亲戚和种姓成员，其他的人要想进厂，就得向他行贿才行。既然他的职责是维护工作纪律，他有权决定人员的去留，这是另一个收入来源，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要超过他的薪水。他同时还向工人放贷，并从牟利商人手里倒卖商品给工人。虽然从技术上说，他并不是一个劳动承包人，但他实际上在通过他自己与followers的个人纽带来组织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可以想见，在挑选雇佣人手，他通常会把机会给他自己的宗族或种姓分支的成员。
在工厂里，没有形成种姓的职业专门化，但有一个例外。贱民（Untouchable）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不超过10%，他们通常都被分派去做仆人的活计。他们被禁止从事纺织工作，这是增长最快、报酬最高的部门，其理由是如果贱民在取下线轴时将纱线抽到飞梭上，他们就会玷污那些比他们拥有更高仪式地位的同事（Morris 1965: 79）。
在19世纪期间，孟买棉纺厂里的大多数工人都来自100到200英里以外的地方，来自贡根地区和孟买南部和东部的德干高原地区。到了20世纪，来自孟买北部750英里以外的北方邦的移民工人明显增多。罗威廉在研究1950年代的北方移民时指出，他们首先是从穆斯林梳棉和纺棉种姓中招募的（Rowe 1973: 222）。他们根据迁出地和种姓居住在孟买。在1950年代中期，这些定居群体是由宗亲形成的，但它们也包括来自同一个种姓的亲戚。拟亲属关系（称“同村兄弟”[goan bhai]）进一步加强了群体的团结。每个群体都有它们的头人，他们熟悉城市的情况，是群体内部的权威，也是与外部集团打交道的代表。与此同时，那些拥有高等种姓地位的居住集团也拥有更广泛的亲属联系，并运用这些联系找到更好的、报酬更高的工作。
印度纺织生产——其市场大都在亚洲——代表着正在成长的工业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工业勃兴的早期例子。因为受到英国的进口税、特许权税和印度的资本输出的制约，纺织业并未形成一个由本地资本支配的经济领域。虽然生产在开始时期得到了很大的扩展，但在1890年之后，其增长速度开始波动，并在低水平上稳定下来。印度纺织出口货物（主要是棉纱）的价值跌落到只有19世纪末和20世纪20年代最高价值的一半。这种衰落的原因要归于国外的竞争，由此导致印度在日本和中国的市场都输给了日本，日本是在1869年明治维新以后开始发展纺织业的。印度纺织业因此也转而为国内市场生产布匹，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还要从日本进口棉纱（Saini 1971）。
在印度国内，纺织业的发展反过来影响了纺织厂所在的地区。我们已经看到，纺织业是如何导致了印度纺织工人这个劳动阶级的形成。它也刺激了印度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尤其在孟买—信德、贝拉尔和海得拉巴（Gula 1973），同时也刺激了经理人扩大信贷以换取粮食。当需要额外的棉花种植面积时，就从英国的其他领地输入棉花，尤其是乌干达。在乌干达，1900年签署的“乌干达协定”将宗族和氏族的土地转化成为不动产，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大量的土地都控制在一个由大约1,000个酋长和贵族组成的阶级手里，他们雇佣自己的族人作为种植棉花的分成佃农（Mair 1934; Apter 1961: 122-123）。
这样，在经过了一个从政治和经济上破坏印度的手工纺织人口的早期阶段后，大英帝国及其贸易在印度的扩大，尤其是在东部地区的扩大，允许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印度纺织业在其自身的供应和劳动基础上secondary-growth。随着这种工业成长并没有延续下来，它也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化在边缘地带的早期例证，而到了20世纪，这个过程将得到极大的加速发展。
危机与再度扩张
正是在英国，资本家第一次踏上了彻底改变生产手段的“真正革命性的道路”，他们是在棉纺织品生产中完成这一步的。我们已经追溯了这种“转运工业”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欧洲以外的原料供应区尤其是美国南部和埃及的冲击。不过我们必须记住，这最初的发动虽然在刺激英国经济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未来的一个征兆，但它在规模上却是相对有限的。纺织业只是许多工业中的一种，新工厂的建造和运作所需要的资本 。同时，它基本上是一个消费品工业，虽然它反过来也创造了对新机器的需求。它最初的成功是建立在持续上涨的利润基础上的，而这种利润又是通过相对廉价的手工机器和低廉的劳动成本而获得的。
英国纺织业的道路看起来一直很平稳，但到了19世纪的第二个25年间，它突然遭遇到一个低迷期，即资本主义方式的第一次重大“结构性”危机。这大概部分地是由于机器成本的上涨所导致的结果，从而引发了利润率的下滑。这也部分地是一次“realization”危机，因为本地的低工资削弱了国内市场，而国外市场也已经饱和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1826-1847年期间是一个收缩时期。在英国它还伴随着一场重大的政治动荡，因为一股普遍的不满情绪正以极端的骚乱形式发泄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来自英伦三岛的不断增多的移民开始到国外去寻找另外的家园和工作（见第12章）。
铁路的修建
为了使赚钱的机器能够重新发动起来，就需要注入新的资本，发展新的工业，一种能够恢复积累rate、开发市场的工业。这种工业就是修建铁路，还有它的两个附属工业即钢铁生产和煤矿开采。正如Dobb提到的那样（Dobb 1947: 296），修建铁路对“资本主义大量吸收资本有着不可估量的好处，在这一方面，只有现代战争的军备才能赶得上，现代城市建设也差可比拟”。
这种工业也起源于英国，英国在1825年修造的第一条铁路将达勒姆煤区与沿海联系起来。与此同时，这项新发明也迅速传到国外。在1827年，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公司获准修建铁路，5年以后修成了70英里。美国对铁路的接受和迅速增长受到了英国资本注入美国发展的极大影响。它最壮观的产物是伊利运河的修建，它从1817年开始修建，到1825年完工。这条运河将纽约与布法罗联系在一起，并经由布法罗与西部联系起来，这样一来，纽约就成了西部贸易的终点站和商业中心。美国铁路修建是这种成功的直接结果。其他国家，not to be outdone，都吸收英国资本用于运河修建和铁路修建。到1836年，英国投资者至少拥有两亿元美国股票，在这一年，这派繁荣景象在一场金融危机风暴中宣告烟消云散，以致于“三大洲的贸易缩减了一半之多”（Jenks 1973: 98）。美利坚共和国无力偿还贷款的利息，由此“导致美国股票被迫加入到葡萄牙、墨西哥和希腊”……（Jenks 1973: 99）。
但在这时，英国本土的铁路修建为投资提供了另外的机会。当美国金融风暴波及到英国时，人们发现，由地方能够资本家在1830年投资兴建的铁路却一片大好，并在1840年代获得红利。铁路修建随之兴起，它很快就吸收了超过六千万正在寻找投资机会的英镑。英国国内铁路的资本化在1844年到1849年期间足足翻了三倍还多；铁路里程也增加了奖金三倍。钢铁生产也随之兴旺起来。“在小规模投资中获利的成年男人和女人、每个行当的零售商、领年金者、政府职员、专业人员、商人、乡村士绅”（Thomas Tooke, 引自Jenks 1973: 132）都把他们的资金投到铁路修建中，经济状况的好转因此也平息了社会的不满情绪。
铁路修建由此引发了第二阶段的工业革命，将生产从对棉纺织业的依赖转到了对钢铁的依赖。我们也习惯于用“重”工业来思考工业，但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却告诉我们，有些奇怪的是，直到19世纪初期，钢铁仍然是“微不足道的”（Braudel 1973b: 275-277）。在此之前，冶金业在战争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当发生战争时，它会非常兴旺，而一旦进入和平时期，它又会萎靡不振。在16世纪期间，英国仍然落后于巴斯克、施蒂里亚、列日、法国、德国和瑞典等钢铁生产地区。在1539年，它的钢铁产量只有6,000吨。在1640年英国内战爆发前夕，英国的钢铁产量上升到75,000吨，但到了1788年，它又回落到只有68,000吨。
然后，在19世纪，英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有些条件是技术性的。生产方面的大幅度增长需要燃料和动力变换机，以将热量转化为能量。因为英国缺少制造木炭的原木，便改用煤炭作燃料。此外，英国的铁矿属于贫矿，需要动力经过融化、搅炼和碾轧来清除杂质。为了给这些工序提供动力，革新家们将矿石注水后再用水泵加以清洗。伺候，煤铁的运用将英国变成了“世界车间”。
这种转变的驱动力就是铁路。在1840年，铁路总共有45,000英里——其中欧洲拥有17,000英里，而北美拥有28,000英里——而等到40年后，世界铁路里程已经猛增到228,000英里（Hobsbawm 1975: 54）。之所以开展这么多的铁路修建，是因为
公司需要工作，造铁商需要定单，银行家和企业家需要可以投资的项目。而当大英帝国的金融和建筑公司在国内无事可做时，铁路修建也就成了它可以向国外投资的事业。（Jenks 1973: 133-134）
在19世纪中期，英国的钢铁年产量达到250万吨。英国铁路钢铁的出口量则1845到1875年间增长了三倍还多，而机器出口的增长量则超过了10倍（Hobsbawm 1975: 40, 39）。依靠铁路之“王”的投资和承包商的组织为后盾，“工业化的突击队”（Hobsbawm 1975: 39）迅速分散到国外，从阿根廷到旁遮普都有他们修筑的铁路。在铁路修建中，有些体现了纯粹的“conspicuous production”，但大量的铁路修建都提供了运输的基础，由此可以将货物从陆上的生产地点大量运往海边的转运点。这种扩大的货物流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陆路运费的下降，到19世纪最后25年间下降了90%之多（Bairoch 1975: 115-119）。
海运
在19世纪期间，海运成本也大幅度下降，几乎与陆上运费一样。从技术上说，由于海船的改进，尤其是尖头、窄梁的美国快速帆船的发展，这是可能的。美国航海业在19世纪上半叶的领先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海船——巴尔的摩帆船、鸦片船和茶船。但到了19世纪下半叶，英国又重新掌握了海上霸权，他们建造了比美国海船更能适应装载不同的货物。在1853年，这些海船都有铁制船体；到1864年，又改为钢制船体。这些拥有金属船体的航船可以装载1,500-2,000吨货物，这使它们暂时还不输给更昂贵的轮船。
但轮船最终压倒了这些海船，它们无论在排水量还是速度方面都更胜一筹。轮船赢得这场胜利的关键一步是引进了锅炉，这使它能够产生更高的压力和更大的力量。装载量在1,000吨货物的一般快速帆船从中国南部海域驶往伦敦大概要花120到130天，而蓝烟囱运输公司于1865年制造的3,000吨位的轮船则将航程缩短到77天（Hyde 1973: 22）。轮船首先用于横渡大西洋，在1840年代和1950年代征服了大西洋。蒸汽轮船在亚洲的使用与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有着极大的关系。但是，直到19世纪最后25年以前，快速帆船并没有从亚洲海域上消失。只有到了1873-1894年经济大萧条时期，轮船才赢得了对帆船的最后胜利，在那时，轮船吨位的过多引起了一场海船生产过剩危机（A. Lacroix, 引自Toussaint 1966: 212）。
苏伊士运河的修建最终将从英国到东亚的旅途时间缩减到了一半。一条横跨欧亚地峡的铁路于1851年开始动工，到1854年，发展中的埃及将运河修建权交给了一家法国财团（见第286页）。法国提供了三分之一的资金，埃及总督（Khedive）提供了另外的三分之一，剩下的部分则打算卖给其他国家。这最后的三分之一从未找到买主，运河不得不重新从欧洲私人金融家手里筹集资金。在20,000个埃及fellaheen的辛苦劳动下，运河于1869年竣工。但运河的成本和其他发展项目因在金融专家的建议下提高了利率而陷入了更大的贷款（见Jenks 1973: Chap. 10），最终导致埃及国库空虚。在1874年，英国政府在经过与罗特希尔德银行的协商后获得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该银行提供了必需的资金。埃及负担的沉重债务使它不得不在财政上屈服于英法国库公债，从此，它每年都必须付出大笔的利息。债务最终落到埃及人民头上。在村落酋长们的支持下，一部分埃及军队毅然发动起义，反抗那些让这个国家陷入对外国资本的完全依赖境地的统治者，但英国干涉进来，并最终获得了对苏伊士运河的独占。
在1879年，当苏伊士运河竣工10年后，也是在一家由雷赛牵头的法国公司主持下，也着手在西半球修建一条与苏伊士运河相同的穿越巴拿马地峡的运河。巴拿马运河的修建工作开始于1881年，主要使用牙买加的劳力，但技术上的困难使修建工作不得不在1888年停止。直到1903年，这个项目才重新启动，在那时，美国鼓动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并获得了控制这条10英里宽的地峡的权利，作为回报，美国用黄金向巴拿马提供定金和每年的报酬。在1904年，美国从法国公司手里买端了运河的权利；10年以后，巴拿马运河竣工，远洋轮船从此畅通无阻。
英国纺织业的增长开创了一种建立在新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生产方式的主导关系下，资本家购买机器并雇佣工人开动机器，而新的劳动工人群体为了换取工资不得不屈从于工厂工作的纪律。对生产手段的控制使得资本能够购买必需的机器和劳动力，并根据利润的高低来加以安排。与此同时，资本也能够让那些低利润领域里的机器停转，解雇劳动力，并在其他能获得更高回报的领域内重新开始生产。在新的生产方式的条件下，资本能够导致持续的国内和国际移民，将更多的人群纳入它的轨道，在它扎根的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里再生产出它的战略关系。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种大规模的资金与工资劳动的结合具有非同寻常的意味，这使不由得会让我们发问，“自由”劳动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为什么最终是自由劳动而不是其他任何一种奴役形式？像其他欧洲人一样，英国人也熟悉劳役拘禁、流民的强制雇佣、贫民做工、济贫院的强制劳动和学徒劳动，也能够动用所有这些强制措施以便为初创的工厂招募工人。但是，第一批工厂主发现了一个未雇佣工人的源泉，这个源泉是由圈地与清地，由日益增多的农村棉布生产家庭历史地创造出来的。由于这种非同寻常的因素结合，英国纺织业能够在压倒荷兰和印度的竞争中雇佣自由劳动力。
新工业不仅要求必须有劳动力和机器，也必须有原料，为了向工厂供应这些原料，世界上的大量地区都被重组了。这些努力产生了新的劳动体制，或者极大地加强了对已有体系下的劳动力的要求。为了供应兰开夏的工厂，在美国南部地区，奴隶种植园将土著人口从家园中驱逐出去，而对棉花的需求越大，奴隶们也就越是不堪重负。在埃及，农民的生产不得不屈服于那些大的种棉农场。在印度西部，为了向孟买工厂供应棉花，先前种植粮食作物的数百万英亩的土地不得不改种棉花。
当资本开始从纺织品制造转投到铁路修建之中时，为了支持由铁路时代创造的人与机器的新结合，越来越多的原料供应地被开发出来。铁路的修建和船运业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供应地区和商品贸易的范围。不过，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新的人群直接或间接地纳入到它那不断扩大的联系轨道中时，它也迫使这些人群服从于它自身的加速和前进、减速和衰退的节奏。在新的生产方式下，一体化带来了专门化，而专门化又促成了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接合的依赖。
第10章 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分化
随着资本主义开创的纺织业的商业化过程，英国朝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方向迈入了“真正革命性的道路”。在19世纪期间从英国向外扩张，这种生产方式将整个世界都纳入到它的支配之下。有些地区直接受它的控制，如北美洲和1868年以后的日本。在其他地区，它逐渐排斥并渗透到其他的生产方式之中，从而建立起拥有以不同方式组织起来的腹地的资本主义飞地。
如同在国外一样，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基础和依附性供应地区的过程也同时在资本主义本土上进行着。我们必须要强调这一点，由于人们经常毫无批评地使用诸如“核心”与“边缘”之类的术语，这一点却经常被掩盖了。资本主义发展在它自己的核心之内创造出边缘地带。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是建立在机器化的纺织基础上的，它造成了在商业输出体系下组织起来的家庭手工业的大量崩溃。在英国，那些能够迅速完成转换的地区，如西区和乌尔斯特，成为主要的工业中心，而其他地区如西南部、东英吉利和爱尔兰南部等则不得不衰落了。当欧洲市场随着拿破仑的大陆封锁结束而重新向英国纺织品开放时，那些以手工生产为主的欧洲地区纷纷在英国的低廉输入品面前败下阵来。欧洲其他面向海外市场生产纺织品的地区，尤其是拉丁美洲，也在国外输给了英国的竞争。爱尔兰、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法国西部、西班牙南部、意大利南部和德国的南部与东部受这个衰落的影响尤其严重。它们成为附属的或依赖的地区，为工业化的中心地带提供廉价食品、原料和劳动力。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
这个过程最终导致产生了一个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控制的复杂的等级体系，不过，这个体系也包括大量的附属地区，它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他生产方式的不同结合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运业主宰着这个体系，但这些工业都是建立在不同的、多变的其他支柱上的，而这些支柱又处在其他不同的生产方式的支配之下。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已经注意到这个体系中的复杂关系，在他的定义中，这个体系是“一个由资本主义、半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组成的综合体系，这些生产关系由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而彼此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是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支配的”（Mandel 1978: 48-49）。这样一种定义至少指出了三种东西。首先，它区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在关系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内占据支配地位，但它并没有将所有的世界人民都转变成剩余价值的工业生产者。其次，它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与其他生产方式联系起来的问题。其三，它促使我们思考组成这个体系的不同社会和次级社会的异质性，而不是用诸如“中心—边缘”或“都市—卫星区”之类的二元对立来抹平这种异质性。
我们要强调的是，曼德尔的定义与由A•G•弗兰克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勾勒的资本主义体系模式有所不同。他们的模式——在弗兰克那里是隐含的，而在沃勒斯坦那里则很明确——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个面向市场的生产体系，它是由那些抽取直接生产者的剩余价值的非生产者企业主在谋求利润的过程中推动的。这两位因而都关注剩余价值的转移过程，而不是剩余价值得以产生的生产方式。尤其对沃勒斯坦来说，社会劳动在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配置方式是次要的，因为在他看来，所有的剩余价值生产者既然都处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那么他们都必定是“无产阶级”，所有的剩余价值抽取人都必定是“资本家”。这些模式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支解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概念。不止如此，在将资本主义定义以牟利为目的的面向市场的生产时，这种方法也把欧洲从15世纪以来的扩张等同于资本主义总体的兴起了。弗兰克和沃勒斯坦不仅这样将欧洲在16到18世纪对财富的寻求定义为纯粹的资本主义，而且在他们看来，整个世界及其各个组成部分从那时起同样也已经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了。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并不完全“在最大化地利用交换机会来牟取利润的基础上的经济行为，亦即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牟利机会的行为，……也就是说，在最终的分析中，试图从交换中牟取利益的行为”，或者说，“通过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而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Weber 1958: 17）。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定义无非代表着伊本•卡尔敦“寻求利润”或亚当•斯密假定的“人类的交易天性”在后世的版本。谁也不会否认，商人要谋取利润。确实，弗朗西斯科•迪•马可•达蒂尼（Francesco di Marco Datini），这位14世纪的普拉托商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了这样一句墓志铭，“以上帝和利润的名义”（Origo 1957）。但我们必须澄清，以财富为手段来牟取更多的财富，与作为一种性质上完全不同的改造自然的社会劳动方式的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在这里遇到了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的不同。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不仅仅是财富的储存，而是一种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关键金融因素：也就是说，资本是与机器、原料和劳动力结合在一起的。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结合并不是基于任何假定的人类天性，也不是基于人类的贪婪。它并不是普遍的，它不能脱离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它涉及到一些可以辨认的前提因素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它们在时间中的结合方式。这些因素确实采取了财富积累、人类能量和工具的形式。但是，只有当财富能够用来购买人类能量，将之用于与工具一起生产更多的财富，而这些多出来的财富又用于购买更多的人类能量和工具时，它才成其为资本。财富、人类能量和工具只是要素，直到它们在一种理性的安排和系统中结合起来，在其中，每个要素都是在与其他要素的关系中才发生作用的。只有当财富通过将活的能量当作“劳动力”来购买而与人类能量发生关系时（人们为了谋生却没有其他手段使用其劳动从而不得不将之出卖），只有当它将劳动力与已经购买的机器——它们是在过去通过消耗的过去的人类能量来改造自然的体现——发生关系时，只有到了这时，“财富”才成为“资本”。
因而，与弗兰克和沃勒斯坦不同，我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得以形成。在这段时间之前，欧洲的扩张产生了有一张巨大的商业关系之网，但这些关系是基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发生的。世界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创造了价格和生钱之钱，但无论生产手段和劳动力都没有屈从于资本的统治。只有当生产手段和劳动力转化成可以在市场中买卖的因素时，才最终创造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全面的“自我调控的”的市场。从那以后，“劳动的组织方式完全随市场体系的组织方式变化”（Polanyi 1957: 75）。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生产出一种新的动用社会劳动的形式，生产出一种从商业市场到资本主义市场的转变。由此，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兴起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为前提的，而不是相反。这些关系扩大到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市场层次上，又因那种新生的生产方式的活力而进一步增强了。
资本主义的扩张
但资本主义能够不断地向自身之外扩张，这种动力究竟来自何处？马克思的回答是，不断的资本积累，连同因对技术的投资而不断提到的生产能力，产生了意外的、相反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购买两种要素：生产手段和劳动力。随着技术投入的增加，投入到生产手段中的资本比例也会增加，而投入到劳动力中的资本比例则会相应地减少。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在获得其工资的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时间里使用生产手段生产出来的价值数量。因而，提高投入技术的资本数量也就等于在全部的投资总量中减少了对劳动力的投资数量。确实，剩余价值可能在数量上增加了，但剩余价值生产的比率（以及所获得的利润比率）将会减少（见Sweezy 1942: 69）。正是从这种不均衡状态中，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致命矛盾。竞争需要不断地投资到生产手段的增长中，但生产手段的增长又威胁到利润率的减少。当比率降低到某个关键点以下是，危机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那么，在此之后又会发生什么？马克思强调说，一个后果是资本主义成为非生产性的，甚至可能导致毁灭。工厂倒闭，建立在未来生产上的信贷会崩溃，资本也会贬值。同时，不断增加的失业大军又会降低工资。然而，这种双向的运动又会重新开始一个周期。投入生产手段中的资本在危机期间会贬值，而劳动力也会以更低的成本来购买。因此，投入生产手段的资本与投入劳动力的资本的比例现在与它在危机以前的状况刚好相反。在危机之前，不断增加的工厂对劳动力的比例会导致利润率的不断下降，而现在，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对工厂的比例又会再一次导致利润率上升，这样，扩张就重新开始了。这种模式不能被用来说明具体的危机中实际发生的情况，但可以用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的结构不平衡性是如何消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稳固性正是由于这种不平衡状态。
马克思本人注意到资本主义危机的另一个来源，但他并没有弄清楚这个来源：即当生产过剩时如何实现剩余价值的问题，市场价格降到产品价值以下，利润减少或者完全没有。这种“实现危机”并不在于利润率的降低趋势，而是因为消费者无力消费生产出来的所有商品，从而资本家也无从获利（见Sweezy 1942: Chap. X）。这种危机可能是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由此生产出的产品远远多于实际能卖出的数量，或者是由于消费者手里缺少足够的购买力。
后来追随马克思的通常会运用他的资本主义危机模式中的某个方面来解释资本主义向一个单一的政治体系之外扩张的趋势。但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只是偶尔涉及到。他没有谈论帝国主义，但谈到了国外贸易。确实，“帝国主义”这个词还没有出现在他的著作当中，虽然它在1850年代就已经使用了。他感兴趣的是首先是用英国的情况当作一个抽象模式的基础，从而能够定义资本主义的“运作规律”。不过，寻求对帝国主义的解释成为他的某些后继者的主要话题，尤其是列宁和卢森堡。列宁的《帝国主义》写于1916年，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则完成于1913年。
列宁受到英国自由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的影响，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研究》出版于1902年。霍布森试图说明帝国帝国主义的发展，他认为，当资本越来越积累在资本家手中时，国内市场就不能满足生产出来的全部商品；因此，资本会向国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根据霍布森的看法，在民族—国家间的政治与军事竞争背后，是资本家为寻求出口和资本投资的经济竞争。但霍布森的著作是想论证，应该在国内创造更大的购买力和由国内购买力维持的市场，林拧进一步发挥了霍布森的分析，他认为，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可逆变量，恰恰相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根据列宁的看法，资本主义已经膨胀到不适合个人企业竞争的条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庞大联合将生产和资本越来越集中到主宰着整个经济的金融寡头的手中。由于占有资本的数量过大而无法在生产中找到出路，这些庞大的联合转而到国外寻找投资机会。国外投资必然要求政治支配也要相应地扩大，庞大的联合因此将整个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这样，它们发动了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战争。列宁的观点因而将垄断资本主义、输出资本的需要、对殖民地的政治侵略和在积累因果链条中的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力量间爆发的战争联系起来了。
自列宁的著作发表以来，有证据表明，这条因果链中的某些环节只是特殊环境的偶然特征，而不一定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首先，列宁可能高估了垄断在他写作的那个年代的资本主义中所起的作用。在1900年的大英帝国，这样的资本-工业联合并不多。在的国，银行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控制了工业，但大托拉斯直到20世纪转折时期才产生。在美国，20世纪早期的联合趋势也导致了更多的竞争，而不是减少了竞争（Kolko 1963）。因此，大联合并不是在每个地方都同时以相同的方式产生的，它们的增加也并没有产生同样的结果。
其次，英国资本在殖民地的输出数量并不多于输出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数量，如美国、阿根廷和英联邦的其他成员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印度接受了大约五分之一的输出资本。非洲公司主要从小户头而不是从大银行中吸收资金（Cairncross 1953）。即使在列宁的时代，资本主义也更多地是投资到已有的基本积累中心，而不是开发新投资的边陲地区。
其三，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贸易与战旗的关系也并不像列宁所分析的那么直接。英国与印度的联系对大英帝国体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英国为了保障通往亚洲的苏伊士运河航线也确实在1882年侵入了埃及。然而，英国对非洲和马来亚的入侵更多地是欧洲海外商人和地方权力操纵者们相互竞争的结果。这种地方冲突又由于敌对的欧洲力量出于自身目的剥削当地而变得更加复杂了。在拉丁美洲，英国人甚至很少试图进行殖民统治；对伯利兹（英属洪都拉斯）的侵占是一个例外，一个想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想法也很快就放弃了。不过，干涉和侵占确实经常伴随者资本主义扩张的地方运动。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已经强调指出，将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体系融合起来面临着多么大的困难。这种融合需要一个中间人或合的社会集团。如果这些合本身就因内部的冲突而四分五裂，或者不能将必要的中介功能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输人会发现他们很难开展自己的业务。罗宾逊因而将帝国主义的成功接管归结为“欧洲之外的政治中合作机制的崩溃，这些机制为帝国主义提供了足够的机会和保护”（Robinson 1972: 132）。
但我们不能忘记，欧洲的社会体系也是不稳定的，虽然这种不稳定状态可能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例如，约瑟夫•熊彼得就认为，世界大战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由于垄断工业与以尚武传统为特征的过时的国家机器结合在一起导致的结果。虽然他犯了以和平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错误，但他的判断却正确地指出了一点，即与先前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的纳贡领主阶级可以进入军事机构或殖民行政机构中，从而继续存在于资本主义之中。这样一个阶级，由于赞成战争和殖民统治，可以在工业巨头和产业工人当中找到支持者，后二者显然想从军备竞赛或寻找更廉价的原料中获得利益，同样也可以从拥有地方接管中获利的殖民者和商人当中找到支持者。最后，也始终存在着一种“社会帝国主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以将内部矛盾转向外部敌人的办法来统一本国人民，“优等民族”能够从对那些“外国佬”的统治中获得切实的利益。因而，帝国主义的传播和彻底的殖民统治的扩大并不仅仅像列宁所解释的那样，它们实际上是诸多社会体系的复杂互动所导致的结果。
出于其他的原因，罗莎•卢森堡的分析是很重要的。对她来说，资本主义危机的实际原因既不在于利润率的下降，也不在于因没有投资机会而导致的资本积累，而是由于资本主义体系生产的商品远远超过了购买力的消化能力。因此，她认为，资本主义只有通过扩大市场并将商品卖给新的消费者的做法来进行自身的扩大。在他看来，这样的消费者只能在非资本主义经济中才能找到。
就其经济学的诊断而言，卢森堡可能是错的。她忽视了这个事实：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是建立在生产作为它自己的消费者的基础上的——为了扩大生产而生产更多的生产手段，而不是生产数量更大的使用价值以供人们消费。她也认为，工人的收入在资本主义下是不能增加的；实际上，资本主义的扩张不仅增加了对生产工业的生产手段的投资，也增加了对消费工业的生产手段的投资，这提高了工人的工资的实际价值。不止如此，她也没有解释，未来的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消费者可以从哪里获得为购买由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商品所必需的购买力。
不过，卢森堡没有的确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别处寻求新原料以及为了占有新原料而寻求廉价劳动力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扩张趋势。此外，她的经验解释到处都充满了这样的例子，这些例子表明，这种对原料和劳动力的控制经常是通过暴力获得的，而那种暴力也用于迫使劳动人口购买在别处生产的商品。因而，她比以往更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国外的扩张经常导致对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过程得以确立起来。她是一个拒绝将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当作一个孤立现象，相反却要强调资本主义中心和被统治的边缘地区的关系的先驱。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化
当马克思以其纯粹的形式构想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模式时，值得讨论的是，他是否认为，这种方式是以同样的方式在各处确立的。在《资本论》（III, 1967: 792）中，他写到，因为“不同的经验背景、自然环境、民族关系、外部的历史影响等等”，相同的经济基础会“在外观上表现出无穷的变体和gradation”。他也认识到，一个庞大的农民阶级的存在也会组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形成（Cap. III, 1967: 196; 亦见《资本论》第1卷的最初的第6章，引自Mandel 1978: 45）。在1881年，在一封给Vera Zasulich的信中，他写道，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是“只限于西欧国家的”（尤其参见这封信的手稿[Marx 1942: 298-302]）。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写这封信时，正是他本人深入研读民族学和农业史著作的时候。
列宁和卢森堡都试图运用马克思的纯粹模式来分析资本主义在1873-1894年经济大萧条开始时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冲击。列宁关注的是资本输出的需要，而卢森堡则关注本国市场的限制。但是，他们首先都感兴趣于确定那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其发源地向外扩张到世界其他地区的“运作规律”。他们关注的是向外喷涌资本或商品的资本主义中心；他们认为它的后果在任何地方都基本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将世界囊括进一个同质的后果领域中。
1917年俄国革命的爆发（以及随后德国的类似做法的失败）使下面这一点变的很清楚：马克思提到的“外观上无穷的多样性和渐变性”。当列宁将俄国概括为资本主义统治中“最薄弱的环节”时，他含蓄地提出了为什么某些环节强而某些环节弱的问题。托洛茨基想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他认为，这种多样性是由于“不平等的、结合的发展”所致——“不平等的”是因为资本主义遇到了在过去的不平等发展而导致的最多样的条件，而“结合的”则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得不在渗透这些不平等条件的过程中与它们结合起来。这个回答承认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一种影响尺度，而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要依赖这种影响。但托洛茨基仍然认为资本主义就其“运行规律”来说是统一的，因而其后果也是统一的。但是，如果资本主义不仅通过它与其他生产方式的结合，也在它自身的运行过程中产生多样性与分化，那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能够区分出一些分化的来源。有些是从生产方式本身中生成的。所有的资本家都知道，要想获得更高的利润，他们就必须不断地投资开发新的技术，以便能够最大地利用他们的生产手段，但并不是所有的资本家都能够做出同样的反应。在资本积累的上升弧线的每一点上，有些资本集合会变大，而其他的资本集合则会落在后面。有些资本持有人会走到前列，有些人会原地不动，而其他人则会退缩或者被淘汰出局。赢家赚的是输家的筹码：
由于资本的竞争，由于一些公司、子公司和地区因在这场竞赛中失利而不得不将它们“自己的”剩余价值拱手交给那些赢家而被冷酷地宣判死刑，才导致了利润的差距。如果不是不断产生落伍的公司、子公司、地区和地域的话，这个过程还能是什么呢？（Mandel 1978: 85）
因此，在每一点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在那些……。这种区别又反过来影响到资本单位与其他金融、技术投入、市场、获得劳动力的安排以及国内外的政治影响等资源相关联的方式。
多样性的另一个来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表现出经济活动的重复性涨落趋势，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积累的衰退与advance是交替出现的。在马克思的模式中，这些涨落趋势被认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矛盾导致的。在《后资本主义》（Mandel 1978）一书中，欧内斯特•曼德尔定义了资本主义自18世纪最后十年到越战时期所经历过的七次“长波”。每次波动都出现利润率的变动，这是由于投入生产手段中的资本相对于投入劳动力中的资本在比例上发生了变化而导致的。每当资本被投入到新技术中时，投入到工厂的资本数量越大，投入到劳动力中的资本也就相应地越少，这导致利润率呈上涨趋势。这是工业化的第一阶段（1793-1825年）的实际情况，从那时起，人工机器取代了手工业；在1848-1873年间也是如此，在此期间，开始引进机械机器，铁路的修建方兴未艾；还有1894-1913年期间，引进了电力机器和内燃机器；然后是“二战”初期到1966年期间，资本大量投入到军事工业中，这导致了战后电气制造业的勃兴。
每个利润率的增长阶段都必然伴随着一个利润率衰减的阶段。因而，工业革命的转机也伴随着1926-1847年的萧条时期，这涉及到工业产品市场的萎缩而导致的“实现危机”。1848-1973年间的机械机器和兴修铁路的繁荣时期让位于1973-1894年间的经济大萧条。
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化趋势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并非在所有阶段都是相同的。在不同的时候，这种生产方式的条件也会相应地不同，因而，它对世界上不同地区的要求也必然是不同的。
资本主义分化的另一个来源在于这一事实：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财富模式有时仍然会继续存在于资本主义当中。以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当生息之钱在生产中承担了资本的功能时，它就会转化成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是过去已积累的商业财富的产物。但在改变它的功能的过程中，作为资本的金钱实现了生息之钱不能完成的任务：影响并调整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和性质。
商业活动靠贱买贵卖来牟取利润，我们通常称之为不对等交换或不平等交换。出于这种目的，商人以各种方式获得商品。在皮货贸易中，商人用枪支和毯子之类的价值物品来换取皮货。在香料贸易中，荷兰东印度公司用在印度生产的欧洲物品或细布交换国内领主们当作贡赋收取的香料。在农奴蔗园中，商人提供奴隶和加工设备作为生产工具，还有欧洲的商品，从种植园主那里接受蔗糖。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商人都用金钱和那金钱购买的物品获得生产留置权，但他们仍然置身生产过程本身之外。他们将自己的交换渠道引入其他的动员社会劳动的方式之中，同时动用暴力和销售手段来达成合作与共谋关系。但这种合作和共谋关系是不稳固的，当他们的地方支持者提出更多的要求，或者转而与其他竞争者发展贸易，或者拒绝继续合作时，这种关系就不得不再行协商。商人始终要依赖他自己的国家来支持他的要求。与此同时，为了维持他们的不平等交换，他不得不顺从他在当地的贸易伙伴的喜好。
随着资本主义在英国及其边陲地带的确立，工业资本逐渐控制了本国的商品生产；它因而使商业流通的国内终点依附于新的生产基础。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传播到其他地区，它反过来影响了商业行为的国外终点。这种状况increasingly true，因新机器的发展需要将商品从国外更多、更安全地运回国内。由此，在19世纪，工业资本逐渐剥夺了商人的自主性，将他们标称资本的代理人，而不是代表自己利益的主体。但这个过程在资本主义扩张的不同阶段和世界的不同地区的运作并不是一致的。在19世纪的第一个25年间，作为新兴纺织业代理商的商人在拉丁美洲寻找市场，但此后的经济衰降又迫使他们到非洲和亚洲寻找新的出路。在铁路修建阶段，商业活动大大增加了，但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又使商人不堪重负。这时，对原料的巨大需求导致在世界上很多地区都开辟了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运作的种植园和矿山。在这些地区，商人要么被推到了工业化农业和采矿业的新部门的边缘，要么不得不把他们的资源积累到大规模的商业—工业联合体中，如在西非地区从事贸易的英国和法国公司。
然而，商业活动和积累在许多世界地区仍然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些地区的确受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但并未被机器生产或“田间工厂”吞没——这些地区通常都位于资本主义扩张的前沿或资本主义突出阵地的夹缝当中。这些地区包括那些大英帝国的“白色”殖民地和主要原料供应区之外的腹地，在海岸种植园地带以外的拉美内陆地区，美国和加拿大在北美大陆的拓殖前沿以及太平洋诸岛。在这些地区，拓殖商人们开创出许多商品边陲和劳动力边陲。他们将工业中心生产的商品运送到这些地带，用来交换地方产品或订购地方产品，以保证获得种植园或矿山所需要的劳动力。
在这些地区，最初的商业渗透经常使当地的群体仍然以亲属关系或纳贡方式继续存在于19世纪甚至20世纪。偶然的交换能够增强一个集团应对环境和保护自己免遭外人侵犯的能力。但是，越来越多的交换最终削弱了地方集团的自主权。只要交换关系的范围仍然是有限的，当地的贸易合和外来的商人就能在彼此间维持交换的平等地位，相互提供对方需要的物品。而一旦交换的范围扩大了，本地的生产者就会随之成为商人的附庸，不再是对称的合。随着他们在诸如枪支、弹药、钢夹和铁制工具以及制成品甚至食品等消费品方面越来越依赖于外来商人，他们也就越来越依赖更广的资本主义市场。他们也越来越无力控制他们的生产手段，尤其是不断扩大的交换削弱了他们通过亲属关系或权力机制来再生产这些手段的能力。同样地，由于依赖于资本主义支配下的撒谎能够品，纳贡精英发现他们面临着强化纳贡劳动和使之转向商业生产的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下，地方资源和服务都倾向于成为商品，越来越屈从于不受先前的生产方式制约的交易。
因而，这种前沿周界逐渐被纳入了资本主义市场当中，并间接地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业基地联系在一起。在此过程中，商人陷入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作为边陲地带的市场代理人，他们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经常表现为对地方的或地区的支配。但另一方面，因市场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他们对资本和商品的需要也越来越大，这将他们与生产或销售的都市中心越来越紧密地维系在一起。同时，他们暂时获得的地方垄断也经常在更广范围的竞争的冲击下结束。
有些充当临时劳动力源泉的边陲地区被适时地改造成永久的预备劳动力的储藏库。这些地区包括19世纪印度和中国契约劳工输出区、19世纪末在非洲造成的“本地后备军”以及20世纪地中海周围的季节性劳力供应区。从历史上看，这些地区都是那些在欧洲扩张过程中被欧洲武装力量打败的国家或被征服的国家的组成部分。这样一些地区被组织成储备劳动力……。一部分人口在劳动力供应区之外从事雇佣劳动，而他们的家人和亲属则仍在劳力储藏库里，依靠以生计为目的的家庭生产和以出售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养活自己。他们从外面寄回这些地区中的工资和汇款，连同在本地生产的商品，成为商人中介人得以形成的基础，正是这些中介人将劳动力储备同其资本主义母体联系起来。
分化：国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分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发展是由政治上独立的国家来进行的。为了理解生产方式的这个方面，我们首先必须像Ber Borochov那样发问：
为什么资本主义体系一方面具有国际的特征，破除了部落和民族间的所有界限，并铲除了所有的传统，而另一方面，它本身又会成为国际争端激烈化和提高民族自觉意识的工具。（Borochov 1937: 160）
在前面第2章中，我们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定义为维持与扩大主宰着社会劳动的资本主义配置而必需的战略关系的工具。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在每个国家中，这个功能却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完成的，并且其后果也相应地不同。
这有多种历史的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地位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从旧的、纳贡式生产方式中孕育而成的，它只是逐渐地向外扩张，占领了越来越大的社会领域。每一群新资本家都会遇到其他早已存在的、从不同的纳贡方式中产生的阶级。在工人阶级的背景以及这个阶级的发展速度与强度方面，每个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也都会与其他社会有所不同。阶级“组合”中的这些多样性又因资本家阶级获得支配地位的不同方式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在他们攫取权力的过程中，英国实业家与“开明地主”实现了联合。在德国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巨头与东易北河的农场主即“容克”通过“钢铁与面包”的订约而联合起来。在美国，那些想要统治国家的人之间的争端最终导致爆发了南北战争，这场战争以南方为代表的阶级力量的失败而告终。
一旦类似的国内战争结束以后，阶级统治的问题就采取了政治的形式，也就是说，变成了一个在阶级统治的框架内“谁在何时得到什么”的问题。这种政治由随国家的不同而不同。资本主义下的政治首先涉及到资本家阶级本身的派别之间的冲突。所有的资本家在阶级统治中都有共同的利益，但单个的资本家集团实际上经常发生冲突，因为它们都各自有着不同的短期利益。这些冲突有时甚至会危及国家。资本家阶级的不同派别也会与其他阶级的某些派别联起手来，包括不断壮大的工人阶级中的派别。既然所有这些阶级都随国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那么，阶级内部和阶级之间的冲突与联合的性质也会表现出相应的多样性。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多样性也逐渐塑造了国家机器的形式与功能。
资本主义国家的分化的另外一个来源在于每个资本家集团在国外实现资本积累的方式。欧洲商人在海外的早期扩张已经在世界的不同地区间创造出商业势力的网络。有些不断壮大的资本家集团能够利用这些商业网络，将之转化为它们自身积累的资源。此外，每当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了一块地区，它也会改变后来的竞争对手的进入条款。因而，当英国首先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时，它就能够将由英国商人创造的商业网络资本化，得到进入市场、获取原料的战略性优势，并使法、德这些后来的竞争对手无法得到这些优势。
反过来说，英国的成功也改变了它的竞争对手的政治发展过程。英国及其资本主义阶级的霸权性扩张恰好促使它所有的对手巩固了民族国家。这种巩固目的在于通过强化国家的权力来增强每个资本主义社会对其自身的“生产条件”。它们采取了一系列支持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诸如保护新生工业以对抗英国的竞争，大力发展运输和交通等基本设施以满足国家的需要，着手建立集权化投资和银行业，设立全国性的劳动纪律和国家强制教育的体制，逐步积聚战争能力。当英国能够用一个“廉价的”国家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时（这个国家仍然能够将许多统治职能委托给地方的权力把持者），那些后来的竞争对手却不得不着手建立强大的、昂贵的国家，以免在竞赛中被淘汰的命运。
所有的国家，不管是廉价的还是昂贵的，最终都获得了供养国家军队的资金。这些资金通常是通过税收或以税收偿还的公债的方式而筹集起来的。税收是通过扣除工资或将剩余价值从资本家手里转交给国家而征收的。在不同的国家，扣除工资或转交剩余价值的方式也相应地不同，给它们的国民带来的后果也不尽相同。但是，所有这些都用于积累由国家机构控制的“间接剩余价值”基金（O’Connor 1974: 39-42）。这笔基金因此被用来发展附加工业，尤其是战争工业，使资本主义阶级的一个分支服务于其他的分支；或者也可用于社会服务或各种补贴计划以迎合某些阶级或阶级分支。围绕“谁在何时得到什么”的冲突带来的各种后果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分化。虽然我们所说的主要是19世纪期间在资本主义下国际上的国家体系的初步发展过程，但我们要明白无误地指出，这些建立在间接剩余价值积累的基础上的国家职能在20世纪（尤其是1930年代）期间因经济萧条、社会动荡和战争的冲击而得到了极大的扩张。
第11章 商品的流通
在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对原料和食品的需求，并在世界范围内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市场。许多地区都专门从事某些原料、粮食或提神物品的生产。在这些地区专门化生产中，有些是更早地在商人庇护下建立起来的，比如说，加勒比海地区的蔗糖产地。有些是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冲击下生长起来的，如美国、埃及和印度的产棉区。还有一些完全是新兴的。单一作物或单一原料的地区生产又反过来要求其他地区生产粮食以供养初级产品生产者，或者向新的种植园、农场、矿山、加工厂和运输系统提供劳动力。在人们不断投身于商品生产的过程中，世界市场层次上的变化也在家庭、亲属集团、共同体、地区和阶级的层面上相应地引起了一系列后果。
要想理解人们是如何被迫纳入到这个市场之中的，我们必须将这个市场不仅看作是一种交换物品和服务的手段，还必须将它看作一整套“社会联接机制”（Mintz 1959a: 20）。为市场生产的物品和服务是商品；作为商品，它们无须参照它们在其中生产出来的社会基体就可以进行比较和交换。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商品交换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之前就已经长期存在了，商人将在纳贡式或亲属关系式生产方式中生产出来的商品纳入交换。每件商品都包含着一部分将自然转化为人类所用的社会劳动，而社会劳动是在生产方式的支配性关系下被动员起来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大数量的商品进入市场之中，它们在那里与在其他生产方式中生产的商品相遇并竞争。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占据支配地位，市场也被转化成了那些彼此竞争的生产方式相互联结和冲突的赛场，这表现在它们各自的商品的交换之中。资本主义始终都没有消除其他的生产方式，但它远远地抵达并转变了人们的生活。
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始终一帆风顺的。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上升阶段会让位于萧条阶段；顺利扩张的时期过后也会伴随着变化无常的、低迷的时期。每个发展阶段都开辟了新的运作剧场和新的供应地区。每个低迷时期也会挑战资本投资的主要过程，唤醒缩减市场的幽灵，就像1825年以后的拉丁美洲一样。每个增长阶段和每一次阻止萧条趋势的努力都会对那些卷入资本主义联系之网中的人群产生深远的影响。有时候，资本主义带来的后果是直接的，这些后果是由在工业设备、原料供应或食品生产企业的投资或减缩投资直接导致的。而有时候其后果则是通过市场机制达到的，增强或减弱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其他生产方式的改造性冲击。每一次增长都会导致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的变化。但是，如果在增长之后接踵而至的是衰退阶段，那么，重新采取先前的适应手段就是不可能的。对人类学家所研究的许多人群来说，这些变化在19世纪最后25年间是尤其重要的。
大萧条
虽然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为欧、亚两洲之间的商业带来了光明的前景，但仅仅在其开通5年之后，资本主义扩张就经历了另一次重大的衰退。铁路的修建将资本主义从1826-1847年间的经济低迷泥潭中拉了出来，它通过钢铁和煤炭生产的勃兴而刺激了1948到1873年间的复苏发展。到1873年，资本主义扩张却再一次陷入了低迷状态。这次经济低迷的后果被称之为“大萧条”。经济史学家对这一现象的普遍性持有不同的意见，他们注意到，在不同的地方，萧条的分布和强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有些学者甚至根本不认为这次萧条曾经发生过。但在资本主义积累的速度和性质方面，却确实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大萧条在资本主义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接触方面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军事资本主义对建立在纳贡式或亲属关系式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格局的侵蚀更加变本加厉，其方式是将以不同方式组织起来的资源和劳动力强行纳入到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支配和渗透的更大体系之中。在这个体系中，那些从属的角色被强行或动员起来，成为专门化商品的生产者，所有这些都是在资本积累的核心过程的主宰下成长并交易的。
有几种因素决定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变速”。当欧洲的实际工资而世界其他地区的原料成本增长时，利润率就会下滑。用于更新（为了降低这些上升的成本）生产资料的资本投资只是缓慢地投入的。很可能，可用的资本储存不足以实现从蒸汽机技术向以用油或电作燃料的内燃机和涡轮机为基础的新技术的转化。新化学工业在其初期也是如此。
工业的减速发展有地理的和政治的面相。减速的是以蒸汽为动力的英国工业，而美国和德国却在新的技术基础上逐步扩大了它们的工业。英国最终丧失了它作为世界生产车间的统治地位。到1870年，它只占有世界蒸汽动力的四分之一，钢铁产量还不到世界总产量的一半（Hobsbawm 1969: 134）。在1880到1890年间，美国的钢铁产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在另一个十年内，德国的钢铁产量同样也超过了英国（Barratt Brown 1970: 82）。英国的“撒旦工厂”仍然在伯明翰和谢菲尔德火光通明；它的银行（The old Lady of Threadneedle Street）仍然是世界金融交易的中心；而大不列颠“仍然统治着大海。”但英国再也不是世界的工业领袖了；它如今不过是众多工业化国家中的一个而已。
因此，大萧条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场危机，因为它深刻地影响了这个发动了积累过程的国家，并改变了它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它发动了一场关乎英国霸权的危机。从那以后，英国还能继续保持它的势力，是因为它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功的回报，而不是它自身的工业能力。英国在国际竞争中尚不至落伍，是由于它控制了印度。印度的棉花和纺织品以比以往甚至更大的数量卖往美国、欧洲大陆和日本，这为帝国体系提供了额外的收入。在19世纪后半叶，印度棉花和纺织品贸易从4百万元升到了5千万元。甚至更重要的是所谓的“国债（home charges）”，这是加给印度的一种赋税，用于支付英国行政的开支和印度英国殖民政府所欠债务的利息，在该世纪下半叶，这笔收入从7千万英镑升到了2.25亿英镑（Barratt Brown 1970: 85）。所有这些收入维持了英国作为金融中心的统治地位，但国际领导权却交给了他人。
与此同时，欧洲的农业生产也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欧洲农业突然转而进口大量的美洲和俄国的小麦，这导致农业价格急剧下滑。美国在大平原上的农业扩张和俄国在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垦种大大地提高了小麦的供应量。同时，改善的运输——由于修建铁路，以及轮船和帆船横越大西洋的扩展——也导致运输成本大幅度下降。从芝加哥运输1夸特或8蒲式耳小麦到利物浦的成本，在1869-1879年间平均要花费11先令，但到了1902年时则下降到只需3先令（Bagwell and Mingay 1970: 75）。这大大动摇了欧洲农业的基础，并导致移民进一步往外移向美洲（见第11章）。
其结果是，几个欧洲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在衰退的机遇中开始急于寻求新的投资和市场。他们发现，为了争夺那些能够提供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的地区，他们之间不得不在彼此间进行激烈的竞争。在美国和俄国，类似的刺激也推动了在整个大陆上的扩张、殖民和巩固。反过来说，国内的持续不满和国外的不断竞争也通过政治手段即帝国主义的政治为扩张提供了动力。这些政治试图通过在国外扩张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手段将各个不满的、相互斗争的阶级统一起来，同时也使“祖国”优先获得市场和资源。大萧条刺激了欧洲的统治权进一步扩张到海外。非洲被瓜分了；新的殖民地也在亚洲建立起来；太平洋地区也被殖民化了。在这一经济时期，欧洲权力在海外获得了足足三倍之多的利益。资本主义积累因此得以恢复元气，虽然并不那么顺利。利用19世纪最后25年间的新式运输工具，资本又为欧洲市场开发了“热带”农产品和原料。
地区专门化生产
新作物和新产品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同一个大陆上不同地区间的关系和各个大陆之间的关系。有些地区专门从事生产食品或工业原材料；其他地区则从事加工原料，消费粮食和肉类，并卖出加工好的产品。我们已经看到，英国是如何依赖美国和（后来的）埃及与印度的棉花供应的。反过来，产棉区不得不从其他地方获得食品和其他产品。在18世纪，英国不但能够自给，还出口一些农业剩余产品，但到19世纪末期，它却不得不从国外进口五分之四的小麦和五分之二的肉类（Woodruff 1971: 12）。美国南部产棉区几乎完全依赖北部的产品和西部的小麦。
地区专门化生产并不局限于谷物、肉类和棉花。为了大量提供诸如蔗糖、茶叶、咖啡或橡胶等产品，整个世界地区都被转化成了蔗糖、茶叶、橡胶或咖啡种植园。因种植园生产极大地集中于一、两种商品作物，劳动力就不得不靠另外的生产者来供养，他们为前者提供食物和其他必需商品。在亚洲，是稻米而不是小麦构成劳动力的主食，因此，种植农业的扩大必须伴随着不断增加的稻米生产，这是为了不产稻米的地区生产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专门化并不在作物或工业活动上，而是为农业和工业生产劳动力。当这些地区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支配下形成了共同的纽带时，它们彼此的关系实际上导致了多样化（divergence），在一个地区之内，其社会关系和文化模式也在不断地重组。
当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想象一个蒸蒸日上的世界劳动分工的图景时，他们也设想，每个国家都可以自由地选择生产自己最适合的商品，每个国家也都能够拿它最好的商品来交换其他国家的最好商品。因而，在李嘉图的例子中，英国可以送给葡萄牙纺织品，而英国也可以反过来消费葡萄牙的酒。但这种自由的商品交易的图景却根本没有看到，特定商品的选择是受到制约的，并且，政治和军事制裁也会用来保障不平衡交换，从而使某方获利，而减少另一方的资产。
在不断扩大的关系系统中的选择余地实际上是很不自由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选择都是迫于外力，或者迫于由于更强大的竞争者的市场支配而造成的制约。强制或制约——不管是通过殖民地的彻底的政治接管手段，还是通过纯粹的经济支配手段——是这个过程的实质特征；它们并不是附带的现象。此外，一旦某个地区卷入到资本的流通当中，积累就必然要求，它不得不重新组织其生产要素，以促进资本的增长，要么就倒在前进马车的隆隆车轮下。在资本主义农业中，这最终导致高度资本化的“田间工厂”，或者导致产生小规模的专业化生产者，他们的工作完全是由现金产品（cash-product）的市场操纵的。与此同时，积累过程本身也剥夺了其他地区获得生产手段的权利，由此将它们“解放”出来，变成向第三方出售劳动力的卖主。
在本章中，我们将考察某些农、牧业产品是如何在大种植园或小农场中被生产出来的，而且，我们还会阐明这些新的生产形式是如何深刻地影响到那些参与其中的人群的。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更密切地关注工人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
商品农业：大农场
在农业中，19世纪资本主义扩张所借助的主要工具是大农场和从事商品作物生产的专业化小型农场。通常，一个大农场可以被定义为一个资本利用单位，它在严密的监管下动用大量劳动力从事生产某种作物以供出售。劳动力一般都从事集体劳动，他们在工头的监督下从事重复性的、耗费体力的任务，工头们的职责就是强制他们完成必需的工序和同步性。大农场因此有些像军队的命令和训练，正是这一点促使爱德加•T•汤普森（Edgar T. Thompson）将之概括为“军事性”农业。它的目的就是为市场生产一、两种作物。这种专门化生产既是它的最大长处，也是它的致命弱点之所在。其组织可以应付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但它也极容易受经济萧条的影响。
大农场倾向于大规模生产，它尽可能多地将资源用于单一作物的种植，以期通过扩大经营规模而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大规模的生产必须有大规模的加工程序。农场生产出来的大量农产品必须从田间搬到加工中心；加工后的粮食必须储存起来，等待机会卖到市场中去。一整套完备的控制、加工和储存的联合功能创造出一个种植中心，它成为一个“总指挥部”，与周围的“战场”和工人们的“军营”隔离开来。当大农场以其新的形式和功能在遍布人群的乡村地区建立起来时，它就作为一块“飞地”深深地镶嵌进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当大农场在旧有的居住区边缘地带形成时，它们就组成了一个不断扩张的“边陲”。实际上，它们是一种生产方式在其他生产方式中的前哨。大农场和这些建立在其他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生产形式之间通常都会形成一种对抗性的紧张关系。种植园是侵略者，它的成功扩张正是成功入侵的结果。
到19世纪末期，大农场已经主要在南北美洲和印度洋的一些岛屿上站稳了脚跟。它们主要用从非洲贩入的奴隶从事劳动，它们耗费的奴隶数量是无比巨大的。但到1807年，英国废止了奴隶贸易，不久之后，美国、法国和荷兰也先后采取了同样的步骤。到1833年，英国人又向前走了一步，宣布凡在其世界各殖民地中使用奴隶劳动都是非法的。
为什么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间就废止了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那么容易。确实，使用奴隶的利润正在下降（见Craton 1974: 113）。另外，同样也很显然的是，英国加勒比蔗糖群岛上的种植园主阶级（他们曾是不断扩张的大英帝国的金融中心）在19世纪最后25年间正在衰落。法国的竞争建立在圣多明各的奴隶劳动剥削基础上，同时，从孟买输入蔗糖的数量也不断增大，这共同降低了蔗糖的市场价格。与美国的战争以及随后与法国之间的战争中断了英国同北美殖民地的联系，并导致群岛上出现了饥馑和通货膨胀。在某些岛屿上，甘蔗生产表明已经达到了生产力的极限。还有，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欧洲大陆通过种植甜菜而发展了食糖生产，它很快就成为蔗糖的强大竞争对手。由于受债务的困扰，加勒比地区的英国农场主经历了一场实实在在的“农场主阶级的危机”（见Ragatz 1928）。
但是，要想真正理解英国从奴隶劳动向其他劳动控制形式的转变，我们不但要考虑英国内部的发展，更要考虑到英国作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的正在变化当中的国际体系。在工业资本主义的不断增强的霸权下，越来越倾向于使用自由劳动，而不是奴隶劳动。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奴隶制仍然存在于美国，在19世纪期间，在巴西和古巴甚至还表现出增强的趋势。巴西直到1871年才最终废止奴隶制，而古巴由于它那些蒸蒸日上的工厂生产的蔗糖出口量不断增长，则直到1886年才废止奴隶制。原来的牙买加奴隶不再从事大农场生产，转而在自己的土地上从事生计农业。但巴西在1811年到1870年间仍然输入了将近1,900,000名奴隶，而古巴则输入了550,000名奴隶。奴隶贸易和奴隶劳动在世界这边的终结导致了它在世界那边的延续甚至强化。在这些地区中，一个继续使用奴隶劳动的地区就是美国南部产棉区，这是为英国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战略性原料的主要产地。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因而极大地依赖于奴隶制在世界另一端的维持，虽然奴隶制已经不再依赖于奴隶贸易。
在英国范围内，奴隶制的转变的另一个方面在于，拿破仑战争使英国控制了加勒比地区以外的大部分热带世界。在战争之前，英国的大量财富都来自加勒比地区，而在战后，英国的制造商们则开始热切盼望着一个“新”的帝国。这个帝国不是建立在一些岛屿的强制性劳动上，而是建立在向亚洲和非洲出售工业产品，并从亚洲和非洲输入热带产品。新型的海洋运输将在英国海军的护卫下把这些商品平安地运过大洋……。结果，英国的蔗糖岛屿的奴隶制不得不为不断扩大的种植园农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小生产者们的商品种植作出牺牲。因此，作为英国利益之再定位的结果，在作为资本积累之来源方面，加勒比地区以奴隶劳动生产的蔗糖在重要性相对衰落了，而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其他商品作物则获得了越来越大的重要性。
在19世纪期间，种植园农业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原先由农场主集团和商人集团的金融予以资本化的地产（他们提供必需的商品来换取谷物），现在则转变为高度资本化的、法团性质的“田间工厂”，在其中，所有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都是由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市场的运作所决定的。“农场主阶级的衰落”不仅仅限于加勒比地区，它是世界性的（Beckford 1972: 102-110）。农场主和商人的优先关系不得不让位于流动资本的自由流通。为了最大可能地进行资本积累，降低劳动成本，就不得不允许资本自由地流向各种形式的和不同分支的能够集约化和扩大化的种植业，并逐渐抛弃那些受制于落后的技术、有限的组织和固定的劳动力的种植业。
在一个接一个的种植区域，农场主阶级——他们获得资本的能力有限，并且与过时的生产模式密不可分——不能完成这种转变。大都市法团获得了资产，并且，由于伦敦、巴黎、纽约或汉堡的资本不断注入，他们也将种植技术和组织转而置于法团的控制之下。从此，庞大的生产和分配组织，诸如联合非洲公司（United Africa Company）、联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Harrison and Crosfields, Brooke Bond, the Compagnie Francaise de l’Afrique Occidentale和Societe Commerciale de l’Quest Africain，开始支配着所有领域的经济活动和众多整个的国家。种植农业和小规模的商品作物生产因而不得不屈从于那些遥远的中心的资金和商业控制。
商业农业：商品作物小农场
19世纪还在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目睹了小块土地上进行的商品作物生产的增长和发展。用一般术语来说，农民成为农场主。在欧洲，这是以两种方式完成的。一种方式是将农民从经济上和政治上从他们向领主阶级的纳贡义务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得农民能够将他们的土地和劳动作为生产的市场要素来利用。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经过许多阶段和时期才完成的，这也是一个从西到东的过程，首先是在法国从1789年开始的，在1848年以后达到了奥地利-匈牙利疆域，然后在俄国通过1861年解放农奴法案而获得了胜利。第二个将农民赶往专门化商品作物生产的方式是破坏生产体系（putting-out system）下的生计农业和家庭手工生产。当由商人控制的手工生产让位于资本主义工业时，较贫穷的农民-手工业者就不得不放弃种植业，并投身于工业雇佣的资源，留下他们当中的那些幸运儿或较富有的邻居去独占土地，并为市场种植专门化作物。当然，这不是说，这个过程同时是在每个地方发生的。在某些区域，这要花费好几代的时间才能完成。但最终，纳贡式生产方式和与之共存的商业财富的运作都销声匿迹了，一种新的农业生产者被解放出来听命于市场的指令。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样的发展也发生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尤其是在西非和东南亚。资本主义扩张受到来自小土地占有者和大农场农业的双重推动作用；但是，这两者无非是其他地方的法团或代理公司的资本占有者在本地的代理。商业农业的扩张牵涉到资本流入、地方生产与销售和资本外流的多重结构。我们将追索某些谷物和产品的种植与扩散情况，勾勒这种种植与扩散是怎样影响到“本地”人群的生活的。但是，这些发展及其后果只不过是一个庞大的全球性资本积累过程的地方插曲而已。
商品生产：食品
在新的世界性农业专门化过程中，尤其重要的是粮食，特别是欧洲和美洲的小麦，亚洲的稻米，专门化的家畜生产以及种植园食物如香蕉等。
小麦
我们已经提到，为了向“世界工厂”提供食物，大不列颠是如何严重地依赖于粮食进口的。在这一时期，有三个地区在从事专门化小麦生产的出口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第一个是美国中西部和西部地区，在那里，农民开拓到大平原上，用犁和收割机清除草莽。第一批小麦（78蒲式耳）于1838年向东输送到芝加哥，但谷物产量的大幅度增加还要等到南北战争之后才会到来。直到那时，铁路的修建和货船的出现使得海外出口的利润成倍增长。
铁路向内陆的延伸首先促成以迁移性雇佣劳动为主的出产大量的“bonanza”小麦农场。但在19世纪80年代，这些农场却失败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家庭经营的农场——这些家庭都配备着农耕机械。蒸汽脱粒机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机械收割机在19世纪50年代出现，而联合收割机则出现在80年代。随着这种机械的出现，这使得两个男性的家庭（比如由父子组成的家庭）完全有可能在200英亩的大块土地上进行小麦的耕种。他们并不是只想维持生计的农民，而是商品生产者，他们在市场上购买生产工具，再将产品卖到市场中去（Friedmann 1978）。
由于美国的小麦在欧洲市场上的价格要远远低于欧洲本地的产品，因此这引发了一场欧洲农民种植业的危机，迫使倾家荡产的农民不得不到此时正如日中天的美洲寻找新的生活来源。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向西横渡大洋时，乘坐的恰恰是那些装载着使他们破产的小麦的船只。
在应付粮食危机时，德国东部的容克地主阶级采取的做法是用流动的雇佣工人取代佃农。佃农替容克地主耕种土地，换取自己的村舍、一小块自己的田地、饲养奶牛的草场和一部分粮食收成。但到了现在，他们已经失去了所有这些权利；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Walker 1964: 184-190）。为了取代他们，容克地主便以廉价的工资雇佣季节性的波兰农民。在由容克操纵的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他们的工资被压得很低，因国家的目的就是要阻止该地区波兰人独立地拥有自己的土地（Weber 1979; Gerschenkron 1943）。
到19世纪80年代，阿根廷也成为世界小麦大生产者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在19世纪70年代，它还必须从国外进口小麦，而到了本世纪末，它已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小麦出口国之一了。从欧洲移民到此的殖民者、佃农和雇佣劳动工人将小麦种植区的前沿阵地一直往西推进，直到最小降雨量的边线为止。
接下来，西欧是由第三个小麦生产区即俄国南部供养的，在1831-1860年期间，这块大草原上的小麦足足增长了三倍之多。本地小麦的90%都通过敖德萨港（Odessa）向外出口，在那里，世界价格开始为整个俄国地区确定价格的档次（Lyashchenko 1949: 367）。此外，与欧洲俄国的大部分地区正好相反，俄国大草原却发展出在农业中使用雇佣劳动的模式，从而逐渐用机器取代了耕种土地的农奴制。
稻米
当小麦从俄国和南北美洲在欧洲倾销时，稻米成为南亚和东南亚最重要的出口谷物。在1855年，英国侵占了缅甸下游地区，即伊洛瓦底江三角洲，这里大概有100万英亩的土地都是种植水稻的。在1855年到1881年间，水稻种植面积增加了九倍之多。主要的生产者是农民，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从缅甸上游迁移到这里来的。这里的稻米生产通过高利贷者的农村网络受到仰光和勃生（Bassein）的大稻米加工厂的资助。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来自马德拉斯的刹帝利种姓成员，他们取代了缅甸的高利贷者。农民所承担的债务不止用来刺激稻米的增产，他们还要向缅甸和中国的商人借贷——这些接待用于消费、生命周期仪式和戏剧（pwe）表演。在缅甸，供出口的稻米大约有一半流入印度；四分之一流入锡兰和马来亚的种植园，这两个地区已经开始从事专门生产茶叶和橡胶；而其余的四分之一则供应毛里求斯和西印度群岛的蔗糖殖民地。缅甸的相当一部分稻米都是由在海外领地上工作的契约劳工消费的，将这些运往目的地的船只也装载着喂养他们的大米。
同样，泰国也开始生产稻米以供出口，虽然它的生产规模要比缅甸小一些。在这里，稻米加工厂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也正是中国人作为中间人和高利贷者扩张到农村地区。稻米种植尤其在泰国中部平原一带扩大开来。其中的一个定居地是中世纪的Bang Chan，它位于曼谷的东北部，Lauriston Sharp和康奈尔泰国项目在一个世纪后对此进行了研究（Sharp et al. 1953; Sharp and Hanks 1978; Hanks 1972）。这个居住地能够发展起来，得力于Saen Saen运河的开凿：这条运河长达34英里，将东部平原与湄南河联系在一起，曼谷就位于湄南河上。虽然修建运河的最初目的是出于军事的考虑，但这条运河为曼谷市场开辟了广大的区域。在Bang Chan这片土地上混住着与泰国人通婚的中国海南人、来自南方的穆斯林马来西亚战俘、来自东北部的老挝战俘和来自曼谷的获得自由的奴隶。该地区居民所认同的地方佛寺大概是在1891年左右由一个来自运河与湄南河交汇处的村落的中国血统的内河运输商人修建的。专供市场的稻米种植在19世纪中后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它已经完全占据了支配地位。
Bang Chan作为一个“结构松散的社会体系”的案例，在人类学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概念起初是由John Embree（1950）提出来的，他用这个概念来概括泰人社会的特征。对于Bang Chan的研究最终表明，“所有泰人社会的无组织的、结构相对松散的特征明显地反映在Bang Chan的无分化型社会组织中”（Sharp et al. 1953: 26）。这种观点在关于泰人社会结构的模式方面引起了大量争论。它促使杰克•波特提出了一种一些“结构要素”如何关于“产生”泰人农村共同体的替代性模式（Potter 1976）。不过，Bang Chan的那些促使人们将之概括为“松散结构”的特征——正如其他以不同的方式卷入稻米经济中的村落的特征一样——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某种类型的社会结构，它们更是商品生产的扩张而导致的结果。
第三个生产出口稻米的亚洲地区是交趾支那，即越南南部的三角洲地区，它在1861年由法国侵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一地区是法国水利工程的产物——这项工程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大量的稻米以供出口。大部分稻米都是从由佃农耕种的大庄园上出产的。水稻种植面积在1880年到1900年间增加了一倍，而在同一时期内，稻米出口（通过西贡转运）则增加了三倍之多。这里的大量稻米都通过香港运往中国；这条线上的贸易大都控制在中国人手里。
肉类
在工业革命以前，欧洲的肉食消费曾经达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肉食消费却明显地下降了。不过，铁路和轮船的出现却导致新的“家畜前线”的发展。到1860年，欧洲和美洲食谱已经有了新的肉食来源。
在这些前线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美洲的“西大荒”，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它已经成了世界“肉牛王国”之一。在南北战争之前，在辽阔的德克萨斯南部土地上漫步的，是大批大批的半驯化的、无主的牛群。冲突的结束突然刺激了对肉食的需求，由此将原本无用的畜群变成了可交易的商品。这种转变开始了浩大的赶牛运动，“牛仔”将牛群驱往火车站，火车又从那里将这些牲畜飞速运往东部的屠宰场。这些马背上的雇佣工人包括英裔美国人、墨西哥人以及那些在奴隶制终结后来到西部的美国黑人。养牛技术是从墨西哥的放牧技术学来的。
虽然牛仔们的时光已经永久铭刻在美国的大众神话中，但它们实际上只持续了不到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此外，在美国出产的所有牛群中，西部从未占到三分之一。在辽阔的大草原上放牧半野的牛群不过是养牛业发展中的一段插曲，养牛业很快就与正在壮大的种植者联合起来，转而在精心防护的牧场上集中饲养良种牛。
美国北部的养牛业是作为芝加哥、圣路易斯和堪萨斯的罐头工厂的一门附属工业发展起来的；同样，阿根廷草原上的养牛业也是作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罐头工厂的一门附属工业发展起来的。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大草原上，人们为了获得牛皮而猎杀那些已经变野的牛群，后来则是为了向巴西种植园上的奴隶提供腌肉。但是，产业化的阿根廷养牛业直到19世纪最后25年间才开始发展起来；从那时起，牛肉才有可能制成冻肉，并以廉价的运费将之运往欧洲的市场，尤其是英国。是英国的资本修建了阿根廷的大部分铁路并使之运转，提供良种牛，用铁丝网防护牧场，修建为冰冻鲜肉所必需的冷藏库，并提供将牛肉运过大西洋的冷藏船。“到19世纪末期，”乔治•本德勒（Pendle 1963: 141）说，“大草原已经被驯化、组织并最终羁縻于大不列颠经济。”
阿根廷养牛业的扩大在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得到了保障。首先，马背上的草原阿劳干人（Araucanian）已经在军事上被打败并消灭。其次，半独立的草原猎牛人即高卓人（Gauchos）被剥夺了自主权。减少人口数量的铁丝网用来将畜群围在牧场的界线之内。高卓人成为雇佣牧牛人。其三，牧场的生产和农业土地的生产是同步进行的。现在已经出租给西班牙和意大利移民的土地提供轮作小麦以供出口，或为牧场提供苜蓿作饲料。
第三个畜牧业发达的地区是澳大利亚。在这里，从19世纪第一个25年开始，当牧场殖民者从原住民那里夺取以后，人们就开始饲养绵羊以出口羊毛。当该世纪中期的淘金热将一部分可用的劳动力从牧场夺走时，饲养绵羊的地主们通过使用骑马的边地旗手和引进新大陆的围栏技术及其他革新技术来合理安排他们的生产。但是，澳大利亚绵羊仍然是与澳洲边缘地带的农业地区相脱离的。在19世纪中期，澳大利亚绵羊只有8百万只，而到该世纪末期，其数量已经迅猛增长到7千万只。
在19世纪最后25年间，澳大利亚养牛业也向内陆拓展。绵羊和牛逐渐开始与那些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原住人群争夺水草。这迫使原住民和欧洲人陷入不可避免的冲突之中。有些群体，像Ngadidji人和阿伦达人（Aranda），完全被牧场主挤垮了。其他的人群，如居住在牧业地带之外的瓦尔比利人（Walbiri），在一段时期内仍然保留着他们的自主性，但到最后，年轻的一代开始成为牧场的雇工，其他人也很快效仿他们的做法。麦吉特（Mervyn Meggitt）注意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瓦尔比利人已经充分地利用他们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通过做雇佣劳动来解除他们对食物采集的迫切需求，以此来强化他们的社会活动和仪式活动（Meggitt 1962: 333）。
香蕉
香蕉并不是像粮食和肉类那样的主食；但香蕉种植业的发展也在19世纪回升趋势的刺激下影响了广大地区，尤其是在中美洲。香蕉最初是由西班牙人在殖民征服初期从加那利群岛引进美洲的。它很快就作为主要作物在热带低地的土著民和农民中广泛地传播开来。在19世纪70年代，它成为一种大种植园作物。在1871年，一个美国的铁路promoter，在从事修建哥斯达黎加的铁路时，开始尝试用商业香蕉生产为他的铁路提供货物。从这些实验中，生出了联合水果公司，它是在1889年合并的。
在35年间，联合水果公司在哥斯达黎加、巴拿马、洪都拉斯、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这些它自己的土地上生产了大约20亿串香蕉。地理的分散性使公司能够抵消任何一个东道国内的政治压力。分散状态也使它能够利用不同地方的适宜环境，由此减少洪水、飓风、地力损耗和植物病在每个地区导致停产的机会。为了进一步减少这些风险，联合水果公司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有比它所利用的地区更多的地区以备不时之需。在有些地区，它发展了与当地种植者的关系，他们种植香蕉，然后卖给公司。
这就是哥伦比亚北部沿海内华达圣玛尔塔哥脚下泛滥平原的情况（见Partridge 1979）。这一地区——在西班牙殖民时代之前泰罗纳人（Tairona）就在此排水、灌溉和集约种植——在土著人群遭西班牙征服者大肆屠杀之后只有很少的人口居住。直到19世纪最后25年间，这块土地一直用作畜牧农场，或者由临时性耕使用，他们居住在分散的村庄中，种植庄稼以维持生计，偶尔也会出售。这些居民的生活构成了哥伦比亚小说家加百利•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背景，在他对虚构的小镇马孔多的描写中，他将好几种居住的经验综合在一起。在19世纪70年代，哥伦比亚实业家通过修建铁路、排水渠和灌溉渠而开发了这一地区。在不久之后，哥伦比亚的种植者就开始了香蕉生产，将它们运往纽约的市场。在1896年，联合水果公司买下了铁路，并获得了哥伦比亚南部的股份以修建它自己的灌溉区。公司对陆路运输、航运和市场的控制很快就将哥伦比亚的种植者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他们的生产过程与联合水果公司种植园的生产过程统一起来，并通过公司卖出他们的水果。劳动承包人招募种植园工人并监管着实际的劳动过程。工人们得到的报酬就是一小份日常现金工资和票据，可以在种植园的供应站购买东西。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辛辣地描写了雇佣劳动在地方人群中导致的某些变化及其在1928年的血腥冲突中的极端形式。
在哥伦比亚香蕉种植园中，大多数工人都是从地方招募的，而在中美洲，公司则乐于从操英语的加勒比群岛，尤其是牙买加招募工人。在吸引临近高原人口到热带低地工作方面，公司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操英语的西印度群岛不仅能够与北美种植园管理人员毫无困难地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海外的雇佣方面完全依赖于水果公司，因而与当地工人相比起来也更容易管理。当公司将香蕉种植从一地转到另一地时，这些岛民也会被解雇。西印度工人在联合水果公司种植园中的角色逐渐减弱，因为本地政府施加压力，反对输入外国工人，而本地人口则越来越熟悉沿海的雇佣劳动。
在中美洲，成为联合公司巴拿马种植园工人的一个群体是瓜亚米人（Guaymí）。这支吉布查语族的族群从西班牙征服时期开始就撤退巴拿马西部崎岖山国中的避难地，在那里，他们保持了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土地共有群体。在20世纪30年代，不断增加的瓜亚米成员开始将在本地的移动种植业与为联合水果公司的定期雇佣劳动结合起来。由于越来越依赖于工资，依赖于在商店购买商品，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遭受到重大的打击，因为那时公司开始走向机械化作业，用机器取代人力。菲利普•杨（Young 1971）从这种剥夺中看到了本土千年禧运动即Mama Chi的主要动因，这种运动就是那时在瓜亚米人爆发的。
工业作物
美洲橡胶
一种在19世纪期间占据了重要地位的工业树种就是橡胶。在在1839年发现硫化技术以后，它成为最重要的工业原料，它首先用于雨衣、鞋子、轮胎、避孕套和其他家用物品的制造中。然后，它开始用于铁路、工程，并在新兴的电气工业中充当绝缘材料。最后，在19世纪末期，它成为汽车工业中的一种主要原材料。
直到1900年以前，巴西是唯一出产橡胶的国度；它的产量从1827年的仅仅27吨增加到19世纪最后10年间每年平均20,000吨（Poppino 1968: 140-141）。主要的生产者在开始时是亚马逊印第安人和亚马逊河的卢索-巴西种植者。后来，从巴西东北部地区来的工人（所谓的flagelados）也开始签约采集橡胶。由于原来的巴西经济中心地带东北部出现整体的经济萧条，他们不得不到热带森林地带寻求新的生活来源。说得更直接一点，他们是1877到1880年间那场大旱灾的牺牲品，这场旱灾夺走了大约20万人的生命。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间，同样数量的人迁移到亚马逊地区（Furtado 1963: 143-144）。Charles Wagley（1953）以伊塔（Itá）为名描述的城镇就将其来源归结到1880年的这些东北移民。
橡胶采集者：穆都卢库人
亚马逊印第安人对橡胶贸易是如何反应的，这一点典型地体现在那些自称为Weidyénye（意思是“我们的人民”）的人民身上，但他们是因为他们的帕林廷廷敌人即穆都卢库人按蚂蚁种类给他们起的名字才广为人知的。卢索-巴西人是在18世纪后期开始遇到他们的，在那时，他们袭击亚马逊流域下游地区的其他印第安人和白人居住者。穆都卢库人和入侵者结成了联盟，在其中，穆都卢库人的拿人和女人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女人开始为这些边地人生产树薯。男人们虽然一开始都怀有敌意，但作为雇佣军参加了新盟友对塔帕约斯河（Tapajos）上游的Mura印第安人（他们居住在亚马逊河与内格罗河[Rio Negro]之间）和Cawahíwa人的战争。卢索-巴西人雇佣穆都卢库人袭击这些人群以获得奴隶，镇压地方的反抗，平息一般的叛乱——比如1835年的Cabanas革命，这是一场由地方白人、非裔巴西人、Mura人和其他印第安人发动的反抗运动。
由女人进行的树薯生产的增加和由男人发动的远距离战争，不仅导致男女两性之间出现了进一步的劳动分工，还影响了穆都卢库人的居住模式和继嗣模式。当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穆都卢库人时，他们代表着一种民族志的变体。他们将以父系计算血统和从母居习俗结合起来。克鲁伯（Kroeber 1952: 213）曾经写到，他“不知道这样一种社会，据推测，这种社会存在的可能性极小”。此外，墨菲发现，穆都卢库人已经改变了先前的父系制和从父居习俗，完成了这种非同寻常的结合——在有些人类学家看来，这种转变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它遇到的阻力“几乎是无法克服的”（Murdock 1949: 217）。墨菲表明了穆都卢库人是如何完成这种转变的。
直到19世纪早期，穆都卢库人都一直居住在村庄中，每个村庄都以一个单一的父系宗族为中心，通过从夫居规则从其他父系宗族中娶进妇女。每个父系宗族都以占有并在仪式中使用神圣的号角来象征其统一性，这些包含祖灵的号角都保存在“男人之屋”中。但是，随着以女性生产为基础的树薯贸易的兴起，通婚规则该为从母居，这导致产生了以女性为中心的家庭组织的统一与延续。女性不再像从前那样移居到丈夫的村庄，现在是男性移居到妻子的居住地。在任何村庄中，男性都是从许多不同的父系宗族中吸收来的，而这些父系宗族不再固定地居住在某个地方。村庄中的男人之屋因而也不再服务于一个父系宗族，而变成了一个男人们共有的会所和“营房”。神圣的号角也不再象征着父系宗族的独特性（distinctiveness）。相反，它们开始代表着男人之屋的统一性，强调它的超地方军事潜能（potential）。
割胶还导致穆都卢库人的社会组织出现了另外一种转变。在橡胶贸易出现之前，穆都卢库人的村庄通常都坐落在高处的草原地带。在每年的干季，村民都下到河中捕鱼。但随着对橡胶的需求越来越大，他们开始在沿河一带的热带雨林中割取野生橡胶，用他们收集的乳胶换取铁制品、衣服甚至食物。这样，分散的家庭集团就慢慢地在河流沿岸建立起永久居住地，并宣称对森林地带的独占权。随着在贸易站用乳胶换商品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他们放弃了他们自己的手艺，越来越依赖于商人提供的商品。在以前，穆都卢库村庄曾是战斗和种植树薯的单位，现在却解体成无数的小家庭，每个家庭都因陷入一张交易和债务之网而分别与贸易站牢牢地联系在一起。贸易也将穆都卢库人的首领变成了地方生产和交易的流通枢轴。橡胶商人又必须依赖批发商号，这些商号从他手里接收橡胶，又为他供应日常必需商品，而商号本身又必须依赖日常供应品和橡胶销售的进出口公司。因此，穆都卢库人、商人、批发商和进出口公司都牢牢地维系在一张不断扩大的生产和流通之网中。
亚洲的橡胶
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巴西野生橡胶独占着世界市场。但到1876年，罗伯特•威克曼爵士（Sir Robert Wickham）将亚马逊橡胶种子偷偷带回了英国的Kew Gardens，这些种子在那里被培育、选种到马来亚种植。马来亚橡胶种植面积从1900年的5,000英亩增加到1913年的1,250,000英亩。这样，只拥有最原始手艺的最初种植阶层很快就被那些能够从伦敦贷款的代理商号的经营者取代了（Jackson 1968）。工人大都是从印度南部地区输入的。他们都是泰米尔人（Tamil），他们在与包工头订约后开始工作，包工头们都从自己的村庄中雇佣工人，并监督他们在种植园中的集体劳动（Jain 1970）。
南亚的另外一个橡胶生产地区也在苏门答腊岛的东部沿海地带即围绕着德利（Deli）发展起来。在这一地区，荷兰人长期以来就在种植园中种植烟草，这与马来亚和巴塔克（Batak）当地村民的刀耕火种农业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种植园利用了烧掉地表植被的劳动。它因此种植了第一种作物即烟草。当生产力在第二年下降时，种植园就会开辟一片新的土地，允许当地村民接收种过烟草的地块以生产粮食。当橡胶在1906年引种到这里时，这种共生关系也随之结束了。橡胶树是一种多年生树种，不能与一年生植物轮流种植。相反，现在由输入的爪哇劳工和中国劳工进行的橡胶种植业吞噬了当地人赖以为生的土地。地方村庄不得不让位于公司城镇。
种植园橡胶并不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唯一的橡胶来源。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和婆罗洲，小地主也开始种植橡胶。在开始的时候，他们种植橡胶是与生产粮食的农田相并行的，当市场状况和价格允许时，他们就逐渐越来越依赖于商品作物。同样，在马来亚，马来人开始依赖橡胶生产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举例来说，在一个20世纪50年代后期被研究过的名叫克兰坦（Kelantan）的村庄中（见Downs 1967: 162-166），割胶已经成为全村几乎四分之三的成年人的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割胶逐渐取代了水稻种植，尽管稻米在马来亚被赋予了很高的基本价值。
棕榈油
在19世纪，第二种占据重要地位的树种是棕榈。西非棕榈油的出口首先赶上了奴隶的出口，然后，到了19世纪60年代，随着奴隶贸易的禁止，它成为西非森林地带的主要出口货物。在1810年，西非出口到英国的棕榈油只有1,000吨，但在1860到1890年间，它的年出口量却达到了50,000吨。棕榈油取代动物脂肪成为制造肥皂的主要原料，它还逐渐成为机器润滑油的重要原料之一。在19世纪后期，棕榈仁还是制造人造黄油和牛饲料的重要油料。
旧的奴隶贸易中心对这种新的需求作出了反应。但新贸易在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中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新贸易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贵族统治的危机”，这指的是在从事奴隶贸易中获得权力和财富的武士精英与国家组织。比方说，一个像达荷美这样的实体，因它一直致力于捕获奴隶和贩卖奴隶，现在发现自己无法转向新的商品。为了争夺战利品和贡赋的丰富资源，国家与国家间的战争也越来越多。另外，达荷美的统治者和约鲁巴的首领还试图使用奴隶在种植园中生产棕榈油。阿赞得国家为了弥补奴隶贸易的衰落而扩大其可乐果的生产并将之卖给北方的豪萨人（Hausa）；但与此同时，海岸上的梵蒂中介人却开始自己为新市场生产棕榈油，试图藉此摆脱阿赞得人的控制。旧精英们发现他们自己的收入受到威胁。尼日尔三角洲的独木舟商家都纷纷解散；先前的奴隶们为了加入新贸易当中而宣称自己的自主；而在奴隶中也引起了不少混乱。棕榈油生产也是一桩小种植者也能插手的生意，他们可以在自己的继嗣群体或区域的土地上用自己家庭的劳动来种植油棕（见Uchendu 1965）。
在奴隶贸易中，非洲的中介人将奴隶运到海岸边再行转运，而与奴隶贸易正好相反，棕榈油贸易却促使批发商与非洲腹地的生产者或代理人建立了直接的联系。然后，一批新的非洲商业精英，这其中许多人都是先前在欧洲传教团中受过教育而现在已获得自由的奴隶，接管了以前由奴隶贩子们掌握的进口贸易。欧洲棕榈油商人和非洲进口上的双重发展也得力于欧洲通用货币已经取代了他们先前使用的铁、铜和货贝。这减少了欧洲货物与奴隶或非洲产品的交换，它将棕榈油输出和商品输入放在现金自运的基础上。
这种各种力量的互动受到1873年经济大萧条的深刻影响。棕榈油产品的价格下滑；利润率也下降了。先前从事奴隶贸易的贵族群体、非洲的新中间商、欧洲的批发商和非洲的生产者都面临着机会减少的威胁，从而大大地家具了对稀缺资源的争夺。“一点也不奇怪，”霍普金斯（A. G. Hopkins）写到，“在19世纪后期出现了残酷的竞争，每一方都想把持当地的市场，并对别人进行支配。”（Hopkins 1973: 154）欧洲商人要求法律和秩序，这种要求得到了殖民地官员的支持，这些官员的声誉是与以欧洲为主的商业的扩张牢牢维系在一起的。欧洲人还试图通过向内陆修建铁路来进一步完成商业和运输的合理化；先前的统治阶级正确地将这看作对他们那正在衰落的权力的最后一击。除了这种纷乱局面之外，不同的欧洲力量也在相互竞争，在每股力量的背后，都有一个希望能够控制市场的商业代表团（contingent）。
最后的结果就是欧洲军队的入侵，对阿赞得、达荷美、奥约（Oyo）和贝宁等内陆王国的征服，阿罗人（Aro）及其大神殿（Great Oracle）的毁灭，以及欧洲统治的最终确立。在西非地区，欧洲帝国主义统治的扩张是由帝国主义官员们着手开展的，他们也许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任何经济的驱动。各种力量的辨证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由此产生的纷争状态最终导致了政治的和军事的干涉。不过，纷争是由于经济的起因，而干涉则导致了经济的结果。
刺激物
在供工业化地区消费的所有产品中，有一些产品显然并不是主食类的或工业产品类的，而是刺激物类的。这样的商品早在欧洲最初的海外扩张期间就已经扮演了重要角色，如茶叶、咖啡、可可、蔗糖、烟草甚至鸦片，而到了19世纪后期，它们也是进出口货单上的常见种类，以致于有些学者开始将他们的角色称为“主坐标（Big Fix）”。
这些刺激物的流行不那么好解释。有可能，从药理学上说，它们容易使人上瘾，符合人体的生物化学癖性。在那种意义上，它们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属于人类使用的更广泛的刺激物中的一部分，包括西非的可可果、南亚和东南亚的槟榔、阿根廷的马黛(maté)和安第斯的古柯。但这些其它的产品仍然只在有限地区内使用，与工业革命进程中流行的产品正好相反，它们并没有进入世界贸易的流通范围之内。有证据表明，这些工业时代的刺激物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欢迎，正是由于它们在一个需要高强度的、长时间的体力的时代中能够快速提供能量。这其中的有些刺激物能够提供碳水化合物和能量，同时又不像酒精那样会降低人体的机能。因此，“喝茶时间”和“咖啡时间”能够比杜松子酒或朗姆酒更好地适应新的工业时间表。还有，虽然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发起了一场禁酒运动，但人们仍大量饮用这些后来的刺激物。
我们或许不应将这些刺激物的生理学特性看作最终的解释，而必须将对于它们越来越多的使用视为消费模式的整体重塑。在18世纪和19世纪，人们的饮食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其中有许多食物从营养角度来看实际上要更差（Braudel 1973b: 129-130; Hobsbawm 1967: Chaps. 5, 7）。由于供应地方市场的小生产者逐步走向没落，因此获得农产品尤其是肉类的途径也越来越少。为越来越集中居住在城市和工业中心的人口提供大批量产品也就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需求。但同时也出现了新的社会性和交往模式，比如由咖啡馆和茶馆提供的模式。以阶级为基础的新规范，也就是说，在何地、何时吃什么，已经发展起来，这又为那些正在经历着急剧的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社会中的文化仿效（cultural emulation）确立了新的标准。随着这些新的模式的形成，生物碱、可可碱、糖类甚至“镇定剂”在所有社会阶层中都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反过来说，在供应新产品的过程中，“欧洲企业也通过为欧洲工人阶级提供廉价食物和替代品积累起庞大的财富”（Mintz 1979b: 61）。
蔗糖
在这些刺激物中，第一种就是蔗糖——它是调味品和甜点中必不可少的成分，也是人们喝下的无数杯查、咖啡和可可中的一种佐料。虽然甘蔗作为制糖原料的至高地位已经受到了挑战，首先是法属圣多明各（海地）和奴隶起义和英属牙买加奴隶制的废除，后来则是甜菜在欧洲温带的传播种植，但它从未完全失去它的地位，其种植面积在19世纪30年代又再度扩大。
在英国势力范围内，蔗糖的这种重新高涨是与新的劳动力供应分不开的，也就是说，从东印度群岛输入的契约劳工。从法国手中夺取的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岛是第一块从这些新招募的劳动力中受益的殖民地，这首先发生在新的蔗糖生产者中间。紧随其后的是英国人从西班牙人手里夺取的特立尼达岛（Trinidad）和从荷兰人手中夺取的圭亚那。在19世纪后半期，印度契约劳工开始在斐济（1850年）和南非纳塔尔（1860年）的甘蔗园中工作，而美拉尼西亚人（大都来自新赫布里底群岛）则被迫或签定契约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1863年）工作，同时还有斐济（1864年）。
对美拉尼西亚人的强行征募或说“绑架（blackbirding）”影响了相当数量的人。在1863年到1907年间，61,000名美拉尼西亚人被送到了昆士兰，而最后返回的人数还不到45,000（Docker 1970: 274）。在许多岛屿上，“绑架”支持了当地劳工招募者或猎“人”者的职业。苏禄岛人夸苏里亚（Kwasulia）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夸苏里亚在19世纪80年代签约到昆士兰工作，后来又返回到家乡。他利用自己的地方关系网为“绑架者”招募新人，他为此得到了武器、弹药、炸药、煤油、药品、军火和建材（Docker 1970: 130-138）。这比财富又使夸苏里亚能够继续扩大他的经营规模。在其他地区，地方贸易的终结并不是由垄断者控制的。但是，“绑架”意味着枪炮时代的到来，这导致袭击和战争的增加以及地方人口的屠杀。
从1830年开始，荷兰也开始着手扩大蔗糖生产——在印度尼西亚，尤其是在爪哇，其所依据的制度叫“耕种制度”（Culture System，荷兰语Cultuurstelsel，意思是“种植制度”）（见Geertz 1963）。这个耕种制度要求村民用实物而不是用货币向政府交纳赋税。它的目的载于促成并增加所有热带作物的产量，在蔗糖和咖啡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两种最重要的出口作物。甘蔗这种一年生作物可以在与爪哇村民的水稻田一样的土地上种植。由于将五分之一的村落用地分配用来种植甘蔗，荷兰甘蔗庄园同时也获得了相应的土地基础，获得了蔗田劳动所必需的村落劳动力及季节性劳动力。由爪哇小土地拥有者进行的独立的甘蔗生产受到了阻碍，但爪哇村落的日常工作却得到了增强。因而，由于在这些村落中，劳动是通过增加水稻种植而进行自身的再生产的，从而作为劳动力来源有效地服务于甘蔗种植。
到1870年，新的立法将维持制度运作的责任从政府转移到私人企业手里。法律继续保护村落对土地的权利，从而维护了村落的一体性，但如今它承认个体占有人对甘蔗种植的所有权。不久之后，当这些新兴的种植者遭遇到财政困难时，他们的权利就转移到以荷兰为主的公司手里，这些公司成功地将甘蔗种植园与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加工厂结合在一起。甘蔗所需要的劳动继续从水稻种植村落中吸收，但与之有关的每个新工厂和蔗田的管理却完全落到了欧洲人的手里。
资本密集型种植园的兴起
荷兰将东印度的甘蔗庄园从一个基本上依赖于集体劳动的单位改造为一个围绕着资本密集型甘蔗工厂的单位，表明了在世界范围内“种植园主阶级的衰落命运”。种植园主要吸收商业资本，并用他的商品作物来偿还，因此无法聚积足够的资金来源和技术资源，而这又是运输、劳动过程以及持续增长的资本积累所必需的更高水平所不可或缺的。在蔗糖生产中，这种不断递增的要求涉及到庞大的新的开支，这些开支用于土地、加工设备和运输设施，“田间工厂”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同样地，企业的资金控制从商号转到了合资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手中，最后转变成公司资本。
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这种转变也发生在加勒比海地区，尤其是在古巴，蔗糖生产是在19世纪后半叶在此兴盛起来的，这又加剧了对奴隶的需求。在古巴，就像在波多黎各一样，美国在各群岛脱离西班牙的过程中的介入为美国公司资本最终取代种植园主的资本创造了先决条件。
西敏司（Mintz 1974; Chap. 4）曾详细地追溯了波多黎各南部沿海地区这种种植业的转变过程。在1873年废除奴隶制以前，除了利用奴隶劳动之外，庄园主还吸收一些无地的自由民作为劳动力来源，他们受强制性劳动法的管制下从事劳动。单一家族拥有的种植园规模都比较小，通常都在100到400英亩之间。四分之一的土地是甘蔗；其余的部分是牧场和粮田，用来供养劳动者。人们用镰状犁耕种田地；除了粪肥外，没有其他的肥料；而这片干旱的海岸地带种植所必需的灌溉也是很有限的。蔗糖加工机械都是老式的，所产蔗糖也很粗劣。当奴隶制被废除以后，种植园转变到使用自由劳动，支付工资并授予工人可以自己生产食物的粮田。但是，可用资本过于有限，无法实现向更现代的农业技术和加工技术的转变。
这种转变只有到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即北美控制期间才告完成。种植园被卖给一个北美大陆企业，现在，在这个企业之下，旧种植园被组合成一个庞大的以大型加工厂为中心的“纳贡庄园”复合体。种植业得到极大的扩张，吞并了粮田和牧场，从而将整个地区转变成一条绵延不绝的甘蔗带。灌溉和排水系统也得到了扩展；化肥也开始引进。粮田消失了，而工作——现在是计件付酬——则用工资支付，即以代币的形式到共同商店交换商品。在很短的时间内，该地区的劳动力从一群以物付酬的劳动人口转化成一个彻底的农村无产阶级。
咖啡
饮用咖啡的习俗是由于欧洲人与近东地区的接触才传到欧洲的。咖啡原产于埃塞俄比亚，在15世纪末期，亚丁人开始饮用咖啡。虽然经常有禁令发布，但咖啡在16世纪期间很快就风行于奥托曼帝国疆域之内。到17世纪后期，随着咖啡屋制度的流行，它传播到整个欧洲。在开始的时候，咖啡豆的唯一来源是也门的阿尔穆哈镇（Al Mukhá，即现在的穆哈[Mocha]）腹地，但到1712年，荷兰开始在爪哇种植咖啡。到1833年，爪哇已经拥有一百多万株咖啡树；而到该世纪中期，就已经达到了3亿株之多（Geertz 1963: 66）。荷兰庄园和印度尼西亚小地主生产的咖啡很快就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大宗出口货物。
不过，咖啡生产在1880年到1890年间却蒙受了重大损失，这是由于种植园遭到可导致咖啡枯萎的病菌的重创。此后它又恢复了元气，在外印尼群岛的种植园和农民的临时农田中种植的品种也由“阿拉伯咖啡”（arabica）改种robusta，不过，那时它已经失去了它的首要地位，取而代之的蔗糖成为主要出口作物。在此期间，由于爪哇经历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作物灾害，巴西由此获得了扩大咖啡生产的大好时机。
早在18世纪，咖啡就已经到达巴西，但那时它纯粹是供家庭消费用的。在法属圣多明各（海地）发生的奴隶起义造成咖啡价格大幅度上涨，这反过来刺激了巴西咖啡出口量的增加。在奴隶种植园上生产的咖啡很快就成为巴西的主要农业出口作物，虽然咖啡的价格有所下跌。由于种植园使用无偿的奴隶劳动，这实际上弥补了利润的下跌。但是，要进一步扩大生产，巴西遇到了严重的人力问题（见Furtado 1963: Chaps. 21, 22）。非洲奴隶贸易已经停止，而巴西国内的奴隶供应也无法继续维持下去。此外，出于多种原因，奴隶制最终于1888年被废除了。从不确定的临时性粮食生产地区流入种植园农业中的流动劳动力会对食品经济造成损害，而不能保证可用劳动力的增长。当意大利南部地区的农业困境和纺织业的衰落将大批欧洲移民释放到巴西时，许多巴西人都已经开始考虑从亚洲输入人力。在1880到1890年间，150万欧洲移民迁移到巴西，其中大多数是意大利人，相当一部分人成为迅速扩大的圣保罗咖啡庄园（fazendas）上的劳动力。到19世纪末，巴西已经能够供应全世界四分之三的咖啡。
虽然巴西开始主宰世界咖啡市场，但其他地区也开始从事咖啡生产。其中就有中美洲，特别是恰帕斯（Chiapas）国家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在这里，商业咖啡生产的扩大得到了法律的极大支持（Mexico, 1856; Guatemala, 1877），这些法律废除了村社对土地的控制权。这种立法废除了先前的法律武器，而正是在这样一些法律武器下，本地的美洲共同体才能在面临各种试图攫取它们的资源并利用其劳动力的尝试时生存下来，并保持自身的稳定（见第5章）。现在，土地已经归个人所有，可以买卖和抵押。这使得非印第安人可以购买无主的土地，并剥夺印第安债务人赎回抵押的权利。到19世纪中期，恰帕斯的圣克里斯托瓦尔-拉斯卡萨斯（San Cristóbal Las Casas）一带的操Tzeltal和Tzotzil语的共同体都已经失去了大部分领地，只剩下很少一些过度利用的共有地。在1869年，Tzetal人发动起义，反抗外部压力对他们的资源的侵夺。但到19世纪70年代，咖啡已经在外国拥有的庄园中引种，许多印第安人被鼓励在新的咖啡种植地区居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种植园主以现金颠款的办法从一些高原地区的共同体中雇佣临时工人，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劳动力来源。这种垫付制度使雇佣劳动成为许多高原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在劳动空闲时会回到自己的共同体中耕种小块粮田（Wasserstrom 1977, 1978）。我们又一次看到一种制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制度下，生产商品作物的种植园和以维持生计为目的的“劳动力储备军”是可以同时并存的。
到更晚近的时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低地Grijalva盆地的墨西哥地主们为了响应国家资本的优势价格，都扩大了他们的食物生产，尤其是玉米。他们将未经利用或未经开发的土地出租给济纳坎特科（Zinacanteco）佃农进行清理和耕种，这样，他们仍然保留着对土地的所有权，同时又能获得现成的劳动力。那些较为成功的济纳坎特科租田人又从沙穆拉（Chamula）雇佣工资劳力以实现产量的最大化，或者雇佣他们自己的村社中的其他成员替他们招募和组织工作人手。
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家已经深入研究了济纳坎特科、沙穆拉和其他生活在恰帕斯高地的圣克里斯托瓦尔-拉斯卡萨斯一带的Tzeltal和Tzotzil语共同体。在这些研究中，大多数人类学家都把它们当成古代玛雅人的“部落”残余，与外界保持着相对的隔绝状态，或者把它们看作一个西班牙殖民社会的组成部分，以相对封闭的形式留存在现代化的墨西哥。但是，Tzeltal和Tzotzil同中美洲的其他土著美洲人一样，也是从很早的时期就被纳入到商业扩张的网络之中了（见McLeod 1973），它们自19世纪以来就积极参与到地区性的商业咖啡和玉米经济以及墨西哥的政治当中。这些参与又改变了它们的农业适应，改变了它们的阶级结构，深刻地影响了它们的政治组织和仪式组织。因此，他们作为“印第安”共同体居民的稳定身份并不是由于从遥远的过去就一直以不间断的方式保持着不变的传统，毋宁说是由资本主义发展而导致的多重相互联系的并且经常是对抗性的过程而出现的结果。
茶
在为世界提供生物碱刺激物方面，茶当然是咖啡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第一次有可靠历史记载的文献是公元4世纪的一份中国文献，但直到8世纪，它才有了自己的名字“茶”，并在国家税收中占有了重要地位。葡萄牙使节可能是第一批报道茶叶的欧洲人，荷兰茶商将这种饮料引进了欧洲。到17世纪中叶，茶已经成为荷兰和法国的大众饮料；在该世纪最后30年间，它成为英国宫廷圈子内的时尚饮料。在这时候，茶叶全都来自中国。在18世纪的头25年间，茶叶取代丝绸成为在中国沿海进行交易的英国商船上的主要货物。茶不仅在英伦三岛上，也很快在美洲殖民地上风行起来。在美洲，它成为第三大进口货物，排在纺织品和铁器之后，直到山姆•亚当（Sam Adam）的造反派——他们笨拙地装扮成印第安人——把一宗新运到的茶叶倒进波士顿喂鱼，从而揭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
从1840年开始，茶叶的数量开始在印度上升，即阿萨姆邦（Assam），这里生长着野茶树，在印度的其他地方也种植茶树。但直到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前，印度的茶叶只占世界市场的一小部分。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轮船在装载和运输茶叶方面都远胜于帆船，而印度的“红”茶也在商业上压倒了中国的绿茶。
在锡兰，茶叶种植园在19世纪70年代以惊人的速度在高地上扩大，而这是以牺牲康提（Kandy）的僧迦罗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大量的村庄公有地都转为皇室土地，然后出售给茶叶种植园主。在1848年，咖啡占地60,000英亩，由367个种植园占有，但当咖啡在1868年遭受枯萎病时，种植园主们就转而种植茶树。到1903年，超过400,000英亩的土地都已经种上了茶树（Royal Kandyan Peasantry Commission, 引自Yalman 1971: 20, n. 10）。这样带来的后果是将僧迦罗农民限制在他们的水稻村落范围之内，并大大减少了他们在开辟刀耕火种土地的能力。
种茶要耗费大量的劳动力。一亩茶园可以种植3,000到5,000棵茶树（每棵茶树可产5到8盎司茶叶），因此，在每亩茶园上每天都需要20到40个采茶人。为了获得必要的劳动力，种植园主就将泰米尔人从印度南部输入锡兰。这些“印度泰米尔人”与北部和东部海岸上更古老的“锡兰”或“贾夫纳”泰米尔人有很大的差别，到今天，他们的人口接近一百万，相比之下，高地的康提僧迦罗人也不过有二百万人口。印度泰米尔人和周围的僧迦罗农民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对立又因他们之间的语言和宗教差异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僧迦罗人说的是一种印欧语言，而泰米尔人说的则是达罗毗荼语；僧迦罗人都是佛教徒，而泰米尔人则是印度教徒。这些差异又反过来加剧了僧迦罗农民和泰米尔种植园无产阶级之间的公开冲突。
可可
可可原产于中美洲。在17世纪，荷兰将之带到了西非海岸几内亚湾的圣多美岛（Saõ Tomé）。在1879年，一位很有经济头脑的Ga族人将可可种子从附近的费尔南多波岛（Fernando Po）带到了阿夸平山（Akwapim Ridge），即现今加纳黄金海岸的阿克拉市（Accra）。到19世纪90年代，可可已经在阿夸平山区广泛种植，取代了在1885年后价格低落的棕榈产品。可可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不需要新的工具；可可豆的晾晒和发酵都是很简单的工序；只有在收获的季节才需要大量投入劳动力。生产和交易这种新作物的财政技术也是现成的。我们已经看到（第7章），西非人已经拥有了大量关于商业技巧的知识和心计。那些投身可可生产的种植园主们在过去就是做生意的好手；其他人则靠采集野橡胶出售来练手。
为了获得种植可可的土地，新的种植园主就与那些控制着阿基姆-阿布阿夸（Akim Abuakwa）的剩余土地的酋长们商讨土地买卖的问题。在购买这种土地时，新的占有者将新的土地购买方式与旧的群体组织模式近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父系宗族人群如Krobo形成非亲属的“公司”或土地购买会社，它们分别购买土地，将不同的地块分配给公司的成员。实行母系制的“安布利（Aburi）”和“阿克罗崩（Akropong）”则为她们的母系宗族（abusua）购买土地，然后将土地以使用权方式分配非宗族成员。一般而言，原住民都保持着其最初核心的凝聚力，包括它对地方村庄首领的政治服从。
可可生产者首先都在他们自己的村落的地界内种植可可，直到这些可可树成熟。由于他们在最初的可可种植中获利，他们又开辟了新的可可生产带，以分红的方式吸引佃户及其家族从事可可的种植和收获，后者一般都得到三分之一的收获。他们也雇佣劳工——通常都是埃维人（Ewe）和其他来自沃尔特河以东地区的人们——在休闲季节里清理土地。那些积累了一定资本的人会“抢先”购买土地，资助其他人购买新的比较偏远的可可地段，他们也会接管那些失利的种植园主放弃的土地。
到1911年，加纳是世界上生产可可这种受那些钟情于巧克力夹心糖的人所珍爱的商品的主要产地。扩大生产使大地产主们压倒了那些只能使用家庭劳动的家庭，因为他们可以雇佣佃农和季节性工人来耕种田地。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扩大的可可种植业将人群逐渐分化成种植园主和劳动工人两个阶级（Hill 1963）。
可可种植业在西非地区迅速传播开来——向北传播到阿赞德人，向东传播到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向西则到象牙海岸。在象牙海岸，可可并不是由非洲种植者引进的，而是由法国殖民政府引进的，殖民政府希望以此开发新的商业财富和水手的来源。在这里被卷入可可种植业中的人并不像加纳那样是居住边陲地带上的自愿的种植者，而是处在法国殖民控制之下的以等级制方式组织起来的非洲国家的成员。这些国家是由阿各尼人（Agni）形成的，他们是一个与阿赞德人有关系的群体。他们于17世纪迁移到现在的象牙海岸南部地区，并建立了两个国家，一个是北方的恩加尼（Edenié），一个是南方的桑维（Sanwi）。每个国家都是围绕着一个国王而营造起来的，国家将权力分派给村庄和母系宗族的酋长。全部人口分成贡赋征收者和贡赋生产者。贡赋征收者由皇室家族（第一代阿各尼酋长的母系后裔）和数个酋长阶层组成，包括被委以酋长地位的武士，移民和分裂集团的酋长。贡赋（劳动或实物）的生产者或者是阿各尼母系宗族的自由成员，或者是奴隶，他们通常都是被阿各尼人征服的群体的后裔。使用土地的权利以母系继承，使用权由母亲的兄弟传给姐妹的儿子。
象牙海岸可可生产的到来给这个制度造成了一定的压力。首先，那些对土地拥有绝对权利的宗族首领开始压制宗族成员，将他们压制到劳动者的地位，并独占新作物带来的利益。这导致宗族内部出现分裂。其次，权利的母系继承方式开始与由从夫居工作群体所承担的可可种植业模式产生了矛盾。新的土地继承人经常发现自己与在土地上从事实际劳作的人即佃农（abusan）或计件工是相冲突的。按母系继承权利意味着儿子不能继承他为之劳动的土地；他也无法确定他的舅父会留给他相当的地产。其三，第乌拉人（Diula）、巴沃勒人（Baoulé）或莫西人（Mossi）等外地人在洽谈使用权时无法与那些能够授予这些权利的阿各尼酋长取得一致。新移民想把他们刚获得的土地传给自己的儿子，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无法得到那些以母系宗族方式组织起来的地主的同意。此外，由于他们在可可种植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他们也试图争取与阿各尼人相等的地位，但后者显然认为自己（作为获胜的武士）要比任何外地人优越。最后，由于对货币和资本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也使得富有的商人、高利贷者和可可种植园主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权力。这导致财富的占有压倒了以阿各尼∕非阿各尼对立为基础的亲属关系纽带和地位区别。不止如此，新的财富精英，包括阿各尼人和非阿各尼人，都与外人建立起关系，后者将阿各尼与阿比让（Abidjan）及其他地方的资本流通渠道联系在一起。这些外人通常都是第乌拉或黎巴嫩商人。一套与过去迥然不同的社会关系就这样附加到阿各尼社会之上，也由此造成了阶级和族群间的冲突。
鸦片
鸦片也是一种在19世纪期间变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物。我们已经看到，它在英国同中国的贸易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中国政府发现无法有效地阻止国内鸦片生产的增长以及“洋烟土”从国外的输入。1792年曾发布过禁烟令。在1800年又颁布了一道更严厉的法令，严禁吸食、种植和贩卖鸦片。但这反而刺激了鸦片的走私以及四川、云南等省份的地方生产。最后，由于中国在1939-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期间惨遭失败，这又使印度鸦片毫无限制地输入中国境内。到1858年，中国政府承认它无力控制由英国主导的鸦片贸易，于是不得不同英国签署了一份条约，对鸦片进口征收少量关税。同时，国内鸦片生产也在1860年后得到了很大的增长，足以同外国产品相抗衡。到19世纪80年代，四川省每年要收获大约10,000吨土烟，而云南则开始向东南亚地区出口鸦片。
鸦片的生产和走私也成为那些居住在中国边疆和东南亚低地间山地上的山地民族的经济支柱。苗族和瑶族就是其中的两个，他们是从17世纪后期逐渐从中国迁出的。现在他们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罂粟花。在19世纪90年代，泰国和缅甸东北部地区也是鸦片的产地，一个英国目击者在这里看到“数英里长的山坡上全都长满了罂粟”（J. Scott, 引自McCoy 1972: 65）。在东南亚大多数山地民族如苗族、瑶族、Akha族、拉祜族、傈僳族当中，鸦片从那时起开始成为主要的商品作物。
由于云南的罂粟品种在海拔3,000英尺处长势最好， 因此罂粟通常都种植在旱稻田之上，或者与苞谷在田间隔年轮流种植。由于临时性田地的生产力会下降，所以大约每五年就要迁移一次。为了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获得适宜的土地，人们会尽力利用广泛的亲属关系纽带及其族群背景。
鸦片生产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土地不仅必须清理，还要不断地除草和间苗。等到花落时，马上就要割浆果。浆果必须很小心地割开使浆淌出来，然后还要弄碎凝结的浆汁并进行包装。当然，这种工作同其他任务如水稻、苞谷或蔬菜的种植等都是同时进行的。这种很高的劳动是由家庭成员来承担的，女婿也要承担一部分劳动以充当财礼。家庭之间也相互帮工，另外，只要不是割浆之类的细活，人们也会使用雇工。这些雇工通常都是来自其他族群的瘾君子，他们得到的报酬就是一些鸦片。因而，鸦片生产成功与否，要看你能不能吸收足够的劳动力，谁要是多生了几个儿女，多招了几个女婿，谁就能发财。多养孩子和多招女婿又依赖于能够成功地操纵婚姻和彩礼。如果在罂粟种植和扩大亲属纽带方面取得了成功，就会给人们带来政治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还可以通过以家族和宗族之神的名义慷慨地提供宴会的方式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鸦片在山地民族生活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经济角色，可以很明显地在克钦人（Kachin）中看到，他们居住在缅甸北部的山区。这些人在人类学研究中占据着显眼的位置，要归功于爱德蒙•利奇所做的富于开创性的工作（Leach 1954）。在英国人类学界，利奇是第一批超越了由拉德克里夫-布朗开创的静态结构主义的人类学家之一，在他的描述中，克钦人的社会结构呈现为一种可逆的摇摆机制，也就是说，它摇摆于等级主义的头人—扈从关系模式“贡萨（gumsa）”和一种平权主义的组织模式“贡劳（gumlao）”二者之间。等级主义的贡萨模式代表着河谷掸人（Shan）的克钦式神圣王权。但它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它既没有低地灌溉农业的经济基础，也没有神权国家的政治基础。相反，它扎根于这样一个系统中：父系宗族是依照赠妻者与取妻者而形成等级的。这一系统不断地受到分裂主义的威胁，例如，同胞兄弟为了争夺同一个头人位置而成为敌手，或女婿不愿意将自己必须履行的娶妻役（bride service）变成更持久的、强制性的依附形式。从内部来说，贡萨等级制因此容易走向崩溃，最终导致分裂，产生更具有平权主义性质的按照贡劳模式组织起来的新集团。但当喜欢掸人头人制的人开始将自己的角色扩张为“thigh-eating chiefs”时，贡劳又会再次让位于贡萨。
这种解释认为，克钦人分化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社会组织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不过，乔纳森•弗里德曼对此提出了挑战（Friedman 1975）。在弗里德曼的替代模式中，贡劳式颠覆的原动力在于政治—经济要素的结合。由于刀耕火种式种植业所得报酬很低，那些必须向赠妻者支付财礼的集团就不可避免地为债务所困，他们只能通过分裂来解决这种困境。相反，如果克钦人的某些分支能够为了博取美名而成功地将valuables转化为献给神灵的盛宴，他们就能得到更多的妻子和追随者，从而获得更大的声望和势力。
但是，如果我们将贡萨和贡劳的摇摆放在更大的历史场景中来看，那么显而易见，贡劳式颠覆无非体现了人们在经历19世纪影响了克钦山区的变迁后而作出的从历史上看比较晚近的反应，而不是贡萨地位竞争的恒常产物，也不是对姻亲劳役的要求的恒常产物。
Nugent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分析了这段历史（Nugent 1980）。直到19世纪最后25年间，克钦头人都是贡萨。他们使用奴隶种植鸦片，并控制了琥珀、蛇纹石和玉石资源——确实，从8世纪早期，他们就一直向中国供应大部分玉石（Leach 1954: 290）。首先，他们对往来于中国和缅甸之间的大批量的、高利润的中国转口贸易实行征税，这些税收成为19世纪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头人们的主要权力来源（Leach 1954: 237）。在阿萨姆邦的英国军队、企图牵制英国军队的缅甸军队，以及在云南和缅甸之间从事马帮运输的中国商人，都想拉拢贡萨头人作为自己的盟友。所以，克钦头人效仿掸人saohpas的能力实际上基于他们对奴隶劳动、贸易和由在本地相互竞争的各派政治力量提供的军队的控制。
在19世纪后半叶，这种有利局势遭到越来越多的破坏。云南的起义和针对分崩离析的缅甸国家的掸人叛乱导致中国和缅甸的转口贸易走向衰落。英国对缅甸事务的干涉导致了下缅甸在1852年被合并，上缅甸也于1886年被占领，平定掸人和克钦人的战争也一直延续到1891年。尽管密支那（Myikyina）北部的金三角地区（Triangle）是一个例外，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平定，英国政府仍然极大地削弱了克钦贡萨头人们的权力和势力。头人的疆域被分割，每个拥有头人的村庄都被当作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奴隶获得了人身自由，这也减少了头人在鸦片生产中的分量。头人们再不能向过往的商队征税（这是他们在19世纪时的主要收入来源），也被禁止向附近的掸人共同体征收贡赋。头人的权力来自对中缅边境贸易的抽税，如今，英国的强制却最终导致了它的终结。随着贡萨头人们的衰微，贡劳颠覆开始出现。因此，我们最好还是把这些颠覆看作对头人的衰微的反应，而不是头人不断增强的力量的反应。
此外，颠覆是在鸦片生产的背景下发生的。正如Maran La Raw已经指出的，“对传统的、原初的克钦理想模式即gumching gumsa的贡劳式偏离，是同他们对山地罂粟（商品作物）种植业越来越大的依赖相一致的，正是这种种植业取代了山地水稻农业”（1967, I: 138-139; 亦见Leach 1954: 26）。在种鸦片时，克钦人也等于在种钱，因为鸦片始终并继续在山地民族当中充当通用货币的。确实，它在人们如何操纵财礼（bride wealth）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操纵财礼对获取地位和权力又是非常重要的。利奇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个人因贩卖鸦片发了大财，他在支付财礼时用的全都是鸦片，而在一般情况下，财礼要包括牛、银、鸦片和来复枪（Leach 1954: 151, n. 66）。看起来，是持续的鸦片生产创造的财富巩固（consolidation of wealth）构成了新的贡萨头人兴起的基础，也就是说，贡萨头人的星期基本上依赖于鸦片的种植、贩卖和走私。这大概是发生在缅甸的Wa国的情况，在这里，成功的鸦片种植者模仿平原的水稻生产者，信奉佛教，并作为山地掸人而知名（Tai Loi）。
黄金和钻石
植物和家畜并不是19世纪大量进入世界市场的一些商品。另外的商品还有矿石，比如马来亚的锡和智利的铜。在1866年，在南非的Afrikaaner（布尔[Boer]）奥兰治自由邦省境内发现了钻石，在20年后又在德兰士瓦省（Transvaal）的威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rand）发现了黄金。到1874年，已经有10,000名非洲人在钻石矿井下工作，而在发现金矿的10年以后，总共有97,000人在金矿下工作。到1910年，非洲矿工的数量增长到255,000名，到1940年，则达到444,000名之多。
在南非，欧洲人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北美洲的前沿地带。这个地区的第一个欧洲居民区坐落在好望角上，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开展亚洲贸易而在1652年设立的一个临时补给站。从这个补给站，第一批荷兰居民向周围不断扩张，驱逐并征服了以采集为生的桑人（San，即布须曼人[Bushmen]），并将从事游牧业的科伊科伊人（Khoi-Khoi，即霍屯督人[Hottentot]）沦为奴隶，同时也开始饲养他们的大尾羊和牛。
欧洲人还继续向北扩张，他们在这里遇到了班图语族，到1775年时，他们已经逐步驱逐了这些土著人群，一直到达菲什河（Fish River）。这条边界维持了50年之久，其地带是由到开普敦牲口市场的距离决定的。不过，当大量的英国居民于1820年在奥尔巴尼湾（Albany Bay）登陆菲什河下游地区后，这一边界又开始变化了，这最终导致布尔人和说班图语的科萨人（Xhosa）之间为争夺牲畜和牧场而爆发了冲突。由于这些人群的相互遭遇，在南北的菲什河和北部的德拉瓜湾（Delagoa Bay）之间的地区充满了紧张。
这个地区由一些很小的恩戈尼（Nguni）酋邦占据着，每个酋邦都是以一个头人、他的父系宗族以及其他通过血统或联盟关系关联在一起的父系宗族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恩戈尼人的军事和狩猎组织都是以头人为中心的，如果头人的领地分裂了，它们也会随之分裂，并围绕着另一个头人领地重新形成，始终处在这样一个分裂和重新结盟的连续过程当中。在18世纪最后25年间，有三个酋邦政权脱颖而出；在19世纪第一个10年间，其中一个政权Mthetwa征服了其它酋邦，这要部分地归功于其领袖丁吉斯瓦犹（Dingiswayo）的军事天才，部分地归功于它与葡萄牙人在海岸上的商业联系。丁吉斯瓦犹重新组织了军事和狩猎组织，这种组织通过对其不同年龄组的子民进行军事化管理而效忠于次级头人。他还将一种狩猎技术即钳形包抄的办法（称“双钳角[the horns]）运用到战争当中。在丁吉斯瓦犹死后，一位较小的部落联盟祖鲁的领袖沙卡（Shaka）推翻了Mthetwa政权，并建立了一个更大的祖鲁政权，他成功地用丁吉斯瓦犹的年龄组组织和战术来组织祖鲁政权发动战争。沙卡也提高了祖鲁军队的突击价值，他推行使用一种短头标枪assagai，这种武器有可能就是他本人发明出来的，而且无论如何是他本人将祖鲁铁匠组织起来生产这种武器的。
祖鲁国家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文化转型的更具动力学性质的例子，而这是人类学家所不太熟悉的。丁吉斯瓦犹和沙卡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治实体来应对周围的政治力量场景中所发生的变迁。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利用了他们过去所熟悉的组织模式，但他们在此过程中对这些模式加以相当的变通。这些变迁削弱了以地方为基础的父系宗族的利益，但同时也用一种强大的军事机器将它的人员统一在一起。丁吉斯瓦犹废除了割礼学校（circumcision schools），而此前正是割礼学校将相关家族的成员统一在其头人之子的控制之下的。在以前，军事组织将来自相邻家族的族人置于其地方头人的支配下，丁吉斯瓦犹则将年龄组成员加以军事化训练。这种对年龄组成员的使用方式将同一宗族和compound的各代成员分配给不同的团队，使其效忠于王权。每个团队都身穿不同颜色的服装，佩带不同颜色的牛皮盾。沙卡则在妇女中建立起相应的组织，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团队的角色。男子不到40岁不得结婚，而等他们到了成婚年龄时，则由团队从相应的女性单位中为其娶妻。
沙卡还接管了祖鲁的所有巫术责任。他把所有的求雨职责都揽到自己身上，驱逐了所有敌对的雨师；他强迫巫医们把自己的治疗方法教给他；他还下令所有妖术案件的判决都必须得到王室的认可。为了进一步巩固祖鲁王权，他规定一年一度的尝新礼（first-fruits）和战争礼都必须由以国王及其皇室祖先的世系为中心实行。年度仪式成为以阅兵来展示力量和统一的方式。“祖鲁皇室宗族的传统变成了民族的传统；祖鲁语言变成了国语；而每个居民，不管他的出身如何，都变成一个祖鲁人，都要效忠于沙卡”（Thompson 1969: 345）。这种转变真正地显示出，在由欧洲人的扩张边陲推动下的国家营造过程中，仪式是可以如何被人加以操纵的。
祖鲁在19世纪初期到1836年间的扩张也深刻地影响了四方其他群体，在许多情况下，都最终导致了新政治集群的产生。因此，恩戈尼的Kumalo氏族首先确立了对邻近的茨瓦纳人（Tswana）和梭托人（Sotho）的统治，然后又越过林波波河吞并了津巴布韦-罗德西亚的族群，形成了恩德贝勒（Ndebele，即马塔贝列[Matabele]）这个大的集群。Makololo族向北扩张到赞比西山谷（Zambezi Valley）征服了巴罗策（Barotse），并成为Kololo人。来自德拉瓜湾的Dlamini族实现了对斯威士兰（Swaziland）北部地区的恩戈尼人和梭托人的统治，从而形成了斯威士这个大的集群。其他集群，例如莱索托（Lesotho）的巴苏陀族（Basuto），是由其他族群的逃亡人口组成的。Ngwato集群，即今天的博茨瓦纳，也是由一个西部的梭托语族的核心族群组合而成的，其中也夹杂着茨瓦纳人、北梭托人、修纳人（Shona）、Rotse人、Kubam人、Subia人、赫雷罗人（Herero）和班图化了的桑人（Schapera 1940）。祖鲁实行了defaqane，即强制移民，由此创造出许多在19世纪以前并不存在的新的政治集群——但在人类学作品中，它们一律被描绘成“部落”或“原始国家”。
英国于1795年占领了好望角，并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沿海岸居住。这种拓殖又使荷兰种植者和牧人（布尔人）向内陆迁移（即trek ），他们在那里分别于1852年和1854年建立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在针对科萨人和巴苏陀人的所谓“卡菲尔战争”（Kaffir wars ，1858，1865-1866，1867-1888）中，荷兰和英国都攻击非洲人。这些战争毁掉了科萨人生活的游牧基础，并使科萨人沦落到必须依靠欧洲人占有的农场才能谋生的奴役与租佃的地位。19世纪50年代爆发了许多千年禧运动，在这些运动中，牲畜被大量宰杀，人们希望藉此能够带来净化和富足，同时给白人及其盟友带来灾祸；这些运动进一步削弱了科萨人的抵抗能力。祖鲁依然很强大，在Isandhlwana打败了英国人，但五个月之后，他们就在乌伦迪（Ulundi）遭到了惨败。在这次失败后，祖鲁军队也不复存在了。从此，尽管战争和起义仍频频发生，非洲族群却一个接一个地遭到了被欧洲人征服的命运——包括19世纪80年代的巴苏陀人和茨瓦纳，以及90年代的斯威士人。
非洲族群的降服伴随着采矿业在南非的兴起，采矿业是建立在对非洲劳动力的使用之上的（见第11章）。在格里夸兰（Griqualand）发现钻石5年之内，钻石出口量价值就已经达到了每年160万英镑。在此后的一百年间，在这一地区至少发掘了7亿英镑的钻石。在1886年发现黄金的80年间，南非金矿总共出产了价值达60亿英镑的黄金。这两种采矿业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尤其当“露天开采”让位于地下开采时；此外，采金业需要昂贵的设备才能从广大的低等矿床中发现黄金。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 ）创立了德比尔斯联合矿业公司（De Beers Consolidated Mines Ltd.）；它是以在金伯利（Kimberley）发现的第一个金矿地点命名的，位于一个叫德比尔（De Beer）的布尔人的农场附近。罗兹花18,000元买下了这个农场（Gunther 1953: 553）。如今，它是一个由七个著名的公司组成的“辛迪加”，控制着钻石的生产和交易。采金业由七个庞大的连锁公司控制着，其中两个最大的公司即德比尔斯矿业公司和英美矿业公司都掌握在同一个家族手里。
19世纪后期的经济大萧条使得全球各地区之间的商品流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的扩大。每一种服务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商品——食品、工业原料作物、刺激物、黄金、钻石——都汇入了一条不断壮大的河流，每条河流的流量都在不断地扩大和增强。我们已经检视过一些这样的商品是如何流入人类学家所研究的那些人民中间去的。还有许多其他的商品，它们的加速运动就刻画在世界金融市场的交易之中。
当然，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易并不是全新的。在1400年以前，世界上就已经遍布着由纳贡社会内部和纳贡社会之间的商业交换所勾画的各种路途。早在欧洲海上商人出现之前，许多族群就已经卷入了商品生产当中，为这种贸易供应货物。但是，欧洲的扩张营造了一个全球规模的市场。它将此前存在的交换网络整合起来，在各大洲之间营造了新的渠道；它促成了地区的专门化生产，开始了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
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在支配性的生产方式，也在与之相关的商业网络中带来了根本的变化。这些网络现在服务于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资本主义积累不仅要为了赚取更多的金钱而生产多种多样的商品，它还要生产资本以购买机器、原料和劳动力以便扩大生产并积累更多的资本。商业交换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复存在了，因为利润率不再仅仅取决于地区间的价格差（商人藉此贱买贵卖），而是取决于生产本身。
“没有历史的人民”如今被纳入了这样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世界资源服务于资本积累的目的。但这决不意味着，为市场供应商品的所有生产格局都必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正如曼德尔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一个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结而成的体系，这两者是由资本主义积累支配下的交换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见第 页）。在任何一段时间里，对这个体系的运作来说，它的某些部分和地区都起着核心的、枢纽性的作用，而其他的部分和地区则只占据着附属性的、边缘性的位置，为中心提供商品或劳动力。随着时间的流逝，核心地区和次级地区的分布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动，资本积累的需求会将某些附属部分提升到核心的位置，或将先前的核心部分降低到边缘性的地位。
核心的部分和地区是由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关系直接支配的，而建立在亲属关系式或纳贡式生产方式之上的那些社会格局却可以在附属性的和边缘性的地区得到承认、维持甚至强化。在这种情况下，它受制于非常严格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性的条件。首先，这样的社会必须放弃它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部署军队的实质性统治权和能力。其次，在不参与受资本主义方式支配的市场的过程中，它们逐渐丧失了再生产其网络和等级制的能力。它们的人民作为商品生产者和劳动者，成为资本主义的储备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在发展时期被动员起来，而在萧条时期则退缩回来。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族群接着一个族群，人们的生活就这样不断地重组着，听命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第12章 新劳工
资本的本质在于，它能够购买劳动力并将之用于工作来动员社会劳动。这必须有一个市场，人类的工作能力可以在其中像其他商品一样买卖：劳动力的购买者支付工资，出卖劳动力的人则用商品即他们自己的劳动来回报。市场创造出一种幻象，这种买与卖是双方的对等交换，但实际上市场交易造成了阶级间的不平等关系。通过这种交易，工人以工资的形式获得自身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将其他的部分作为剩余价值交给资本家阶级。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宰下进入工业或种植园农业中的工人阶级构成了世界上的一个新现象，19世纪的许多观察家作出很好说明的新事物。这些工人阶级的出现成为现代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项隐秘议程，但学者们在如何认识他们在创造新的社会类型方面仍犹豫不决。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现身带来了对mass irruption和社会失序的恐惧，同时也加深了对即将到来的社会复兴的希望。对基本上只关心强者行为的历史学家来说，新兴的工人阶级是没有历史的，如果有的话，也无非是一种反历史（anti-history）。对认为社会学基本上是一种“道德”科学的社会科学家来说，新“大众”意味着无根（rootlessness）和失范（anomie）。对鼓吹提高人类精神的人文学家而眼，无产阶级唤起了在城市里豢养马匹的东哥特人（Ostrogoths*）形象。而对于革命者来说，工人阶级则承载着社会变革的希望，他们是文明之对立面的“新人类”。
即使社会科学家开始更密切地考察这些新人类，也无非是将他们看看成社会问题——由于解体或迁移而无根漂泊造成的问题——而不是有自身理由的社会行动者，不是对新的社会状况做出积极的反应。甚至研究劳动的历史学家首先也只关注劳动组织和劳动力流动的历史；也就是说，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超越一种状况，而不是如何描绘那种状况本身。因而，他们的研究主要关注那些缺失的东西，即是说，先前曾存在过而现在不复存在的条件和特征，或者是将来会出现的条件，而对现在的状况即无产阶级存在状况的关系矩阵（relational matrix）和内容则无可奉告。只是到了最近，才有一些社会历史学家开始尝试着写作一种工人阶级的过程史和关系史，这类似于一种处于某种无时间的进化状态的人群而写的历史。实际上，这两种历史的分支无非是一种历史。全球各大洲上的“没有历史的人民”的轨道是相互衔接的，都统一在由欧洲扩张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的更大矩阵之中。
劳动力市场
在19世纪期间，工业化和大规模商品作物种植业的推广是同步进行的。当资本流向新的有利地区和新的分支时，它就聚集更大数量的机器，将更大量的新工人输入不断壮大的劳动大军。手工业——在这种生产中，速度是由人而不是由机器决定的（Landes 1969: 121）——越来越让位于“机器生产”，机器决定着工作的速度。政治经济被重新塑造了，社会纽带也解体并重新组合，人们从劳动力供应区流向需求区。
许多指数都记录了输出规模的增加，反映了对工业劳动力越来越大的需求。从19世纪后期工业化的开始，世界蒸汽动力在1850年达到了大约400马力，而仅仅20年后，就达到了大约1.85千万马力。煤炭生产（这在工业主义的成长中是关键的因素）在1800年的年产量是1,500万吨，在1860年为1.32亿吨，而在1900年则达到了7.01亿吨。铁矿石的世界产量从1820年的100万吨上升到1900年的6,500万吨。由煤、褐煤、石油、天然汽油、天然气、水力等产生的无机能量在1860年达到11亿千度，1900年达到61亿千度，1950年达到210亿千度（Cipolla 1962: 48, 49, 51; Woodruff 1971: 9）。铁路里长从1831年的332公里增长到1876年的30多万公里；轮船吨位从1831年的3.2万吨增长到1876年的330万吨（Hobsbawm 1975: 310）。全世界的港口都充满了种植园上出产的产品，准备运往欧洲和美洲。
生产单位的规模大大增加了，这加速了对劳动力的需求。19世纪20年代在兰开夏（Lancashire）的棉纺厂平均雇佣100到200个工人；而在1851年的奥海姆（Oldham），棉纺厂需要雇佣三分之一的工人，其数量超过250人。到1841年，超过一半的奥海姆工人在矿井下劳动，有200多个。更大数量的劳工也在很早就出现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普遍。因而，从1815到1816年，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在新拉纳克（New Lanark）雇佣了1,600-1,700个工人（Chapman 1972: 32）。在1849年，在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新道勒斯（New Dowlais）最大的钢铁公司拥有7,000多名工人（Landers 1969: 121）。在1848年，埃森（Essen）只有72名克虏伯工人，但到1873年时工人的数量已经接近12,000人；在法国的勒克勒佐（Le Creusot），施奈德公司在1870年雇佣了12,500名工人，其中有一半人居住在城镇里（Hobsbawm 1975: 213）。同样，种植业也需要大量劳力，在秘鲁沿海的一个种植园上就需要大约2,000名工人，在爪哇的庄园上也需要几千名。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设的新劳工制度赋予资本家企业主以极大的机动性，他们可以灵活地抓住机会，应付发展的要求。在亲属关系式生产方式中，人们不能任意地雇佣或解雇他们的族人。一个纳贡君主必须通过军事力量或其他类似手段来扩大或减少他麾下的剩余产品生产者的数量。即使奴隶主在控制他的劳动力供应方面也要受到限制，因为他必须在奴隶不劳动的时间里来供养他们，以此保护他对奴隶的投资。相反，资本家企业主可以根据随时变化的环境来雇佣或解雇劳动者，或调整他们的工资。利润率的变化决定着劳动力供应和报酬的变化，从而也决定着劳动力市场的规模波动和性质。如果积累不断扩大，就可以开辟新的劳动力市场，也可以扩大旧的市场；而如果积累不断减少，则会减少就业机会，或者将之转移到低劳动成本地区。一旦资本积累发生了变化，随后在劳动需求方面发生的变化也会改变不同的劳动阶级的出现和稳定。
在资本主义下，企业主也可以在与机器的关系中改变使用劳动的方式，让多余的劳动者去操作可用的机器，或用机器来取代人力以减少他们的工资基金的数量。在其不断的积累过程中，从历史的方面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增加投资于设备和原料的资金相对于支付劳动力的资金的比例。工业单位使用机器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减少所生产的每个单位的劳动成本，这样的工业单位会逐渐取代那些劳动力与设备比例较高的工业单位。但这种趋势在时间上既不是直线发展的，在任何环节上也不是普遍的。在任何既定的时候，资本家的竞争都会产生产业、产业部门、产业内企业的分配，其标志是不均衡的资本配置。因而，那些更多地依赖机器和原料的工业单位始终是与那些更依赖劳动力的工业单位相并存、对抗的。
特殊的环境确实可能有利于那些高劳力—低机器配置。例如，非技术、低报酬的妇女和儿童在有丰富水源的工厂里使用旧的阿克莱特滚轴纺纱技术时完全可以同更高产的骡机相匹敌（Chapman 1972: 20-21）。从欧洲大陆上纺织业对英国竞争的滞后反应中，同样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形（Landers 1969: Chap. 3）。有时，那些拥有较高的机器—劳动力比例的企业主会将某些工序交给在较低层次上运作的公司去完成，这对他们既能产生高效，又获利匪浅。工厂和公司规模的增大因为要降低产出单位的生产成本，实际上会到达一个临界点，在这时，单位生产成本会维持不变，甚至还有可能提高。这样的临界点并不仅仅是增长的机器化过程所导致的结果，它们与垄断程度、工作场所、管理、劳动纪律和需求等密切相关的。因而，那些拥有机器对劳动力的高资本率的产业有可能产生一些低有机构造的产业。
产业单位中的这种不同资本率变化影响了劳动市场，从而导致劳动需求出现量和质的变化。其结果是，劳动市场被“分割”或“分化”了，不再是同质性的（Gordon 1972）。在任何时刻。那些拥有较高的设备—劳动力资本比率的行业分支会要求高水平的技术和正规的或专业的培训，支付相对较高的工资和职务报酬，同时也希望它们的劳动力保持稳定，而那些只有较低的设备—劳动力资本比率的产业分支则会降低工资，无视职务报酬，不重视技术和培训的要求，并使用不稳定的或流动的劳动力。因此，劳动市场的各个segments——以及应在这些不同segments中产生的需求而产生的工人——是在相互的关系中以等级制的方式排列的，“劳动贵族”处在顶端，获得较高的报酬和声望，而工人处在低层，从不稳定的职业中获得较低的报酬。这样一种等级秩序是一个既定的产业场所的特征；它可以很好地说明与不同分支产业相联系的产业地区之间的反差；它也可以说明国际间的情况，说明在不同国家和大陆上从事不同的产业职业的劳动力是如何安排的。
资本和劳动市场的配置以及由此导致的劳动力的地方、地区、国家及国际的分化，从来就不是固定的、稳定的。正如产业企业家的先锋军会在竞争中倒下一样，昨天的劳动贵族同样也可能被机器取代，成为明天的剩余劳动力大军中的一部分。资本主义下的技术变革的历史充满了熟练技工遭到“非技术化”命运的例子（Burwaoy 1979; Warner and Low 1947）。同时，一个地区中的劳动阶级群体有可能被其他地区的资本流动抛入半失业和失业“产业劳动力储备大军”中去。二战后，新英格兰纺织业由于设备和资本移向美国南部地区而走向衰落，在最近，纺织业也向那些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地区如台湾、香港和韩国转移，这些例子都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下的不断重复的过程。
工人阶级
当“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es）”这个术语在1815年首先出现时，它采取了复数形式，指的是一些阶级。确实，虽然工人阶级的发展在任何地方都“再生产”出劳动与资本的一般关系，但特定的工人阶级却表现出千差万别的特征。他们无论在起源、进入劳动力大军的途径、构成，还是在与其他群体和社会类别的联系方式方面都有所不同。
由于起源上的差别，新兴工人阶级的人员构成也有着不同的来源。一个手工艺人群体如法国西南地区卡尔莫（Carmaux）的制玻璃工人的工作历程与同一地区的矿工完全不同。玻璃工人是一群有着熟练技术的、“见多识广”的移民工匠的后代。矿工则是小农的后代，他们生于本地，操着方言，他们只在农闲季节才充当矿工。当他们丧失了土地之后，他们只能越来越依赖采矿业，这种产业使他们中间的技术和地位状况越来越分化（Scott 1974; Trempé 1971）。熟练手工艺人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占的比例更高；而俄国工人阶级则更多地来自农民的子女（Walker 1971; Moore 1978; Lyashchenko 1949）。在有些国家，工人阶级大都来自本国内部；而在其他国家如美国，则主要通过从国外输入不同的族群和人群来增加其劳动力。
围绕工人阶级人员招募的特定环境进一步增加了工人阶级的多样性。一个“旧”工人阶级会表现出与“新”工人阶级迥然不同的特征。英国工人阶级分成诸多“行业”，征募到规模相对较小的工厂，他们所面对的市场需求截然不同于19世纪后期俄国新工人阶级（Gordon 1941）、20世纪头10年间中国工人阶级（Chesneaux 1962）或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罗得西亚铜矿的本巴人（Epstein 1958）所面对的市场需求。
在人员构成方面，工人阶级也是千差万别的。在第一个工业化阶段，英国纺织工厂中招募的劳动力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妇女、儿童和贫穷的学徒工。相比之下，在1850年后开工的孟买工厂中，劳动力则大都由已婚的成年男性组成。不止如此，工人阶级在地点、地理范围和社会纽带的支持能力（supportive capacity）……。在19世纪50年代英国的工厂城镇，工人阶级的构成单位是核心家庭或主干家庭，这些家庭将妇女和孩子送去做工，或者组成（“挤成”）一个大的家庭集团，以应付生存的问题。在纺织中心奥海姆，三分之一的有11-12岁孩子的母亲都要去做工，同时也有四分之一的孩子必须做工。许多家庭拥挤在一起共同居住（Foster 1974: 96-99）。同时，工厂城镇中的人们都尽力维持着他们与乡下亲戚的关系，经常要考虑怎样最大可能地实现双方的利益（见Anderson 1971: 999）。与英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印度的纺织工人则把自己的妻儿留在本村的联合家庭中，自己在外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回到家中，让其他家庭的成员顶替自己的工作（Morris 1960）。在其他地方，工人阶级的经历只涉及到人生周期中的一个阶段。例如，在新英格兰的纺织工厂中，只有自耕农的未婚女儿被招募到工厂中做工。她们的工资使她们的农耕家庭可以继续留在当地，她们在结婚时就返回这些家庭中。在南非，这种人生周期中的往返被写进了劳动合同当中。工人从不同的“部落”保留地送往各个矿井，当合同终止时，他们就得返回家中；因而，一个永久性居住的工人阶级的发展是被禁止的。在1879年到1918年间到达美国的移民中，男性大约是女性的两倍之多。距离和旅费是制约往返迁移的因素，大多数移民都留在了新大陆；即使如此，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仍然有30%之多的新移民返回了欧洲（Rosenblum 1973: 72-73, 126）。
因此，一个工人阶级的特征并不仅仅是由工资关系决定的，也是由亲属关系纽带、地点和交往、原村庄和城镇与新的产业场所间的横跨距离等决定的。有父子、未婚夫、家中妻儿的联系；与新居住地的亲属的联系；与老板、移民代理人、放债人、牧师等的联系；与朋友、邻居、同事的联系，在公寓、酒馆和工会中形成的关系；与教区兄弟会、丧葬会社和kite-flying俱乐部的成员的联系。工人阶级并不仅仅是在工作地点“形成”的；他们是更大范围的社会中的许多联系的结果。这种更大的联系网络也决定着工人阶级的政治——特定工人阶级挑战雇主和政府的能力，组织联合会、工会和政党组织的能力，以及改善自身工作和生活状况的能力。
都市化
工人阶级的成长是与1800年以后城市的飞速发展和城市人口的规模、密度及异质程度的急剧增加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1600年，欧洲只有1.6%的人居住在城市中，人口仅有10万多一点；在1700年这个数字是1.9%；在1800年是2.2%。英国这个工业化的先锋国家开始了城市化历程。在180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大约十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总共大约有10万人，甚至可能更多一些。到1840年，这个百分比翻了一倍，到19世纪末期又翻了一倍。“到1900年，英国已经是一个城市化的社会”（Davis 1965: 43）。虽然在工业化道路上比英国起步晚一些，其他欧洲国家也很快开始了城市扩张的相似历程。
人口向大而密集的城市中心的流动，是与大规模工业相联系的，这与此前的趋势正好相反。在从1600到1800年的两个世纪中，生产体系的扩展促使“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群岛散布到乡村地区。在这一时期内，生活在20,000人以上的城市中的欧洲人比例并没有增长多少，甚至可能还有所下降，虽然实际的总人口数字可能增加了（Tilly 1976）。人口从较大的中心转移到较小的城镇和乡村，这大概是由于农业劳动者和手工业者越来越多地流入到农村的棉花产业中。在1800年以后，资本主义工业化将人们推向了相反的方向，而在将乡村地区转变为工业劳动力的集水盆地的过程中，它也逐渐地削减了乡村的工业化。
在将人们分配到不同空间和领域的机制中，向城市集中化的转变决不仅仅是一个量的变化，它更是一种质的变化。旧的政治管理中心、贸易中心或象征交往中心现在转变为新的生产关系的枢纽。机械制造业导致了新的工业城镇如曼彻斯特、埃森以及工业地带周围城市的兴起。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和商业通讯的需求用银行、办公场所和俱乐部来支持业务的发展。正在壮大的工人阶级被安置在工人居住区内，通常都是大规模地修建一些多户型公寓或“租赁工房”。港口设施也修建起来，铁路、修车厂和车站改变了城市的景观。在工业区、工人居住区和货栈之外，工业巨头和商业巨头们建造了新的宅院和乡村别墅。
流动的劳动力
为了满足对劳动力的不断扩大的需求，劳动力开始从那些无业的地区或被农业或棉业displace的地区流向工业或种植业地区。资本主义的随后发展与扩张引发了人类群体的大规模移动，因为人们会从劳动力富余或无所事事的地区带着劳动力和资源转移到新的枢纽性的积累地区。这决不是说，人口流动总是随着需求的起落而发生的。劳动经常受制于外界的约束力，政府也并不是始终同意让它的国民随意迁移。有时，人口流动要先于而不是追随经济活动的勃兴，劳动力的不断增加会降低工资，有利于投资。尽管如此，一般来说，资本主义会在它需要的时候和需要的地点去寻找劳动者，人口的迁移流动将劳动力带到全球的市场上。
在如何处理移民这个问题上，社会科学家通常都会区分“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或者把“洲内”人口流动与“洲际”人口流动区别开来。远距离的或跨越政治边界的流动会到来一些后勤和交流上的特殊问题，对移民和接受群体来说都是如此。但发源地和目的地之间的社会隔阂与文化隔阂的程度并不是由地理距离和政治边界决定的。我们也不应该先入为主地用一种非历史的民族认同标准断定移民体验到的那种陌生感程度。在欧洲，19世纪是一个国家营造的世纪——一个政治和经济整合的世纪，一个语言标准化的世纪，一个支配性文化模式的创造、强加和传播的世纪。这些过程在19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了，但还未成为普遍现象。同一个国家政权的居民经常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理解障碍而相互分离。这些内部的城乡之间、阶级之间和地区之间的障碍与移民在国外和洲际流动中遇到的障碍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
我们不能错误地把移民想象成一个单一的完整文化的承载者和参与者，认为他们要么完整地保存这个文化，要么全盘放弃这个文化。我们已经充分了解了文化模式，我们知道，它们经常充满了内在的矛盾，同时也能够融合从其他文化中借来的模式。对一个祖鲁人或夏威夷人来说，要学习或忘却文化，并不比一个波美拉尼亚人（Pomeranian）或福建人更困难些。对移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他在与其他群体的关系中在目的地中的地位。那种地位决定着他能利用哪些优势资源，以及他必须获取哪些新的资源。
移民的地位并不是全然由移民或他的文化决定的，而更多地是受他自身所处的现时结构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结构是由资本在其特定的时空运作下与劳动的关系中形成的，也就是说，劳动市场的结构。人们的迁移可能出于宗教、政治、意识形态或其他的原因；但19和20世纪的迁移大都是劳动迁移，是劳动力的流动。当然，这些劳动迁移都有报纸编辑为波兰矿工或德国钢铁工人出版报纸，有店主为他们供应面食或红豆，有宗教专家慰抚天主教徒或佛教徒的心灵。每次移民都不仅涉及到人力如何转移到新的地点，也涉及到服务和资源如何转移的问题。每次移民潮都会导致在目的地出现服务供应者，他们是劳动代理人、商人、律师或乐师。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有三次重要的移民潮，每次移民潮都是对劳动需求的重大变化的反应，每次移民潮也都创造出新的工人阶级。第一次移民潮是与欧洲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密切相关的。这些向资本主义工业的初始流动是从英国开始的，它们经过的距离都比较短，因为工业发展本身仍然是地方性的、有限的。因而，在兰开夏普雷斯顿（Preston）这座棉纺城镇，在1851年有大约一半的人口都是移民，其中有40%的人来自10英里之内的出生地，而只有30%的人来自30英里之外的地方。但是，在所有移民中，有14%的人都出生于爱尔兰，作为19世纪40年代新移民潮的一部分来到普雷斯顿（Anderson 1971: 37）。虽然这些人口流动都是地方性的，但到19世纪中期，它们已经将兰开夏变成了英国当时最大的城市化州郡，总共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该郡14个城镇中，数量超过了10,000人（Anderson 1971: 32）。
比利时在工人从乡村流入城市方面也追随着英国，在19世纪20年代，一批工业城镇在操瓦龙语（Wallon）的南部省份开始崛起。到该世纪30年代，威斯特伐利亚、莱茵、柏林和勃兰登堡（Brandenburg）等普鲁士省份开始了工业扩张，从普鲁士的东部农业区吸收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Milward and Saul 1977: 44-46）这股移民潮在19世纪最后25年间得到极大的增强，因为大容克庄园的合并和机械化迫使依附农民背井离乡。
资本主义下的第一次劳动移民潮将人们带入欧洲半岛内的工业中心，而第二次移民潮则将欧洲人带到了海外。从1800到1914年，大约5,000万人永久离开了欧洲。这次人口流动的最重要的重点是美国，在1820到1915年间，美国吸收了大约3,200万移民，大多数人都出生于欧洲（Rosenblum 1973: 70）。这次人口流动为美国提供了工业化所必需的劳动力。
第三次移民潮将来自不同地方的契约劳工带到了不断扩大的热带矿井和种植园。这种流动体现了一些发展过程，比如，南非矿井的移民劳动力的确立，印度和中国契约劳动力贸易的发展和意大利劳动者到巴西咖啡种植区的sponsored流动。这些流动不仅为热带产品生产地点了基础，在营造交通和通讯的基础，从而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前提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美国
英国、比利时和德国主要从国内和欧洲内部的移民中招募工人阶级，美国则主要靠帆船和轮船输入工人阶级。当然，对移民劳动力的依赖早在美国走上工业化道路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已经讨论过非洲人是如何被迫迁移到新大陆的，包括即将在英国纺织业发展冲击下变成南方产棉区的地区。在美国独立战争前的欧洲移民还包括许多其他的人，他们为了在新大陆安身立命而签下临时性的劳动契约；这些契约劳工在早期移民中的比例有可能高达三分之二。在18世纪后期，100万移民中有四分之一是苏格兰—爱尔兰人，他们先从苏格兰低地迁到阿尔斯特（Ulster），然后又因不堪承受苛捐杂税和什一税而从阿尔斯特迁往美国。18世纪的另一个移民群体是苏格兰高地人，他们因绵羊而失去了家园，或者是迫于不断增加的捐税而迁移的；他们由tacksmen带领，后者是头人氏族（clann）的次级家系的。100万移民中的另外四分之一来自德国西南地区，这块土地从事贫瘠而又零散的农业。但是，大量的移民涌入美国是从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才开始的。
在19世纪20年代，151,000移民迁往美国；在19世纪30年代，移民数量增加了三倍，达到599,000人。到该世纪40年代，这个数字又增加到1,713,000人，到50年代则增加到2,314,000人（Jones 1960: 93）。将这些人驱赶出欧洲的主要因素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农业的商业化。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它逐渐排挤了手工业者，破坏了家庭生产制度。农业变革加重了爱尔兰和德国西南部种植业者的租税、抵押和债务负担，并将苏格兰、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种植业者驱逐出他们的土地，让位于牛和羊。因而，在1820年到1860年间，主要移民群体都来自爱尔兰（200万人）、德国西南部（150万人）和英伦三岛（750,000人）。当然，美国并不是这些移民的唯一目的地。在1818年到1828年间，有250,000德国人居住在俄国南部。其他人迁往巴西，而爱尔兰人则居住在加拿大及沿海诸省，或到澳洲寻找新的家园。在美国，新移民的到来加快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速度。“在这一时期，不论是工厂系统，”Maldwyn Jones说，“还是运河与铁路的大发展，倘若没有廉价的移民劳动力做后盾，都是不可能的”（1960: 132）。在这一方面，爱尔兰移民扮演着尤其重要的角色，他们在这一时期中很快就成为建筑业和制造业中的一支新的非技术劳动大军，从而与美国黑人形成了激烈的竞争。
在1860到1890年间，有更多的英国人、瑞典人和易北河东部的德国人来到美国。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同样也是被从土地上逐出的种植者，因为英国、瑞典和德国的小麦生产在1865到1875年间由于美国和俄国低价谷物的输入而走向了衰落。经济大萧条也严重影响到德国和俄国的采煤业、钢铁生产和纺织业；矿业工人、钢铁工人、纺纱工人和织布工人不得不到新大陆寻找就业机会。他们之间的种植者可以利用由正在延长的铁路和中西部及西部各州提供的政府划拨地。
在1890年前后，移民来源地由北欧和西欧转移到南欧和东欧。新移民大都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农业劳动者，他们来自意大利南部、奥匈帝国和巴尔干诸国。此外，还有波兰人、犹太人和来自俄国和伏尔加—日耳曼人；俄国人大都迁往西伯利亚。新移民很快就在许多工业部门和职业中取代了那些比他们先来的人。宾西法尼亚和煤矿工人在1890年以前大多数都来自英国或德国，但在1890年之后，他们却主要是波兰人、斯洛伐克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新英格兰纺织工厂先前主要雇佣法裔加拿大人、英国人和爱尔兰人，新的纺织工人则主要有葡萄牙人、希腊人、波兰人和叙利亚人。在服装贸易中，俄裔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则取代了德国人、捷克人和爱尔兰人。
欧洲劳动力的大量输入对美国的技术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企业主面临着劳动力相对短缺的问题。那时，有充足的土地可供开辟农场，有很多的机会可供手工业雇佣，这都对新移民产生了相当大的吸引力，工业由此缺乏足够的人手。所有工种的工人都能获得相对较高的工资。这促成了劳动强度较低的机械设备的发展以及这些设备在工业中的应用（Habakkuk 1962）。后来，从南欧和东欧输入的非熟练性工业工人又再次促进了那些不依赖机械技术的机械和合理化生产工序的进一步发展。在1908年，美国移民委员会提到，新移民经常被吸收到高度资本化的工业当中，尽管他们没有相应的技术：
其结果是，他们在我国采矿业和制造业中的就业，只有通过发明一些相应的机械设备和工序才有可能，这些设备和工序消除了原来在大量职业中认可的技术和经验。（引自Rosenblum, 1973: 76）
大多数外来的工人都进入到非技术性的、低报酬的工业职业中。虽然他们在新的工作中能够挣到比在欧洲更多的报酬，机械化与非技术移民劳动力的结合却能让美国企业主支付较低的工资（Douglas 1930; Rees 1961）。没有意大利人、斯拉夫人、希腊人、葡萄牙人、法裔加拿大人和俄裔犹太人工人为1900年前的美国主导工业提供大量劳动力，1880到1900年间的工业扩张也就不可能发生（Jones 1960: 312）。
矿业劳动力：南非
我们已经看到（第11章），大约在美国走向全面工业化的同时，南非地区也开始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19世纪30年代在奥兰治和瓦尔河（Vaal）北部地区发现了钻石和黄金。南非的主要发展地带也相应地转到了这些内陆地区。开始，钻石和黄金都是露天开采的。有时，特定的任务交由白人企业主完成，他们负责组织工作人手。虽然有些非洲人交纳成为全天制工人而必需的许可费，但到1876年，高薪技术工作却是由白人工人垄断的（Welsh 1971: 181），而非洲工人只允许从事三个月左右的短期工作。到1892年，技术工人已经组成了一个工会，维护他们的工作职位，反对任何通过使用非洲工人或从英格兰招募移民来降低劳动成本的经营手段。
英国和南非白人为了争夺对南非的政治控制权而爆发的战争打破了1899到1902年间的正常采矿工作，可用的劳动力也因此减少了一半。但到1906年，矿井又恢复了全面的生产，其劳动力总共有18,000名白人、94,000名非洲人和51,000名中国劳工（Houghton 1971: 15）。1907年爆发了一场白人技术工人的罢工运动，他们反对增加中国移民、用黑人劳动力取代白人的经营计划。当失业的南非人介入这场罢工运动中时，罢工就结束了。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华人矿工被遣返回国，就业的种族隔离措施也增强了。
大多数白人矿工，以1912年为例，都来自南非以外——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地方。这些白人构成了熟练劳动力。相比之下，非洲人则是非熟练移民工人，他们只能签6到8个月的工作，得到的工资也只有白人的十分之一。
雇佣非洲人作为临时劳动力的想法在采矿业的初期是根深蒂固的。在19世纪80年代，这种观念又与将签约期内的非洲人限制在居住隔离区内的观念结合起来。这种做法先在金伯利钻石矿场中实行，其部分的目的是要防止非洲矿工将钻石私卖给钻石商人，另外也是为了防止矿工的逃亡。从那以后，这种“封闭的”隔离区就一直是钻石开采业的一个特征。地方商人起初反对矿业公司为自己的禁闭工人开设共同商店。当金矿在不久之后也采取了隔离制度后，隔离区就以“公开”的而非“封闭”的形式设立，以解决地方商店店主们的不满（Welsh 1971: 180）。
从一开始，采矿业就吸引着远到尼亚萨兰（Nyasaland）和莫桑比克的工人，同样还有南非本身。在20世纪20年代，矿井开始越来越依赖于从所谓的“土著保留区”招收临时合同工人。保留区由专门为非洲人居住而保留下来的区域组成。它们包括南非共和国全部领土的13%，还有贝专纳兰（Bechuanaland，今天的博茨瓦纳）、巴苏陀兰（Basutoland，今天的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等英国“保护国”。这些地区要为矿场提供迁移劳动力，同时为移民的家庭和老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土著保留区制度只是更大的劳动力控制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体系同时涉及到为白人农场主提供非洲劳动力的组织和排斥非洲人在城镇中的合法居留权。1913年的土地法令指定那些留在白人占有的土地上的非洲人必须充当农场主的“劳动佃农”。这些佃农要为农场主提供一定数量的劳动，以此换取在其土地上继续居住的权利。这种劳动使白人农场主能够扩大粮食作物（特别是玉米）的商业生产，为不断扩大的矿山和城市提供食物，与此同时，它也极大地制约着保留地上的非洲种植者们的商品作物销售。这提高了白人的商业性农业生产，制约了从事商品作物生产的非洲农民，从而使得保留地只能进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保留地制度造成的后果是矿场工资的降低，因为矿场主能够能够以低于生活必需的标准向非洲工人支付报酬，而土地法令禁止劳动力从白人农场转移到城镇。
劳动力控制政策的另一个基本因素就是“通行证”法令，这条法令规定非洲人必须随身携带居留证、寄居证、雇主发给的证明和夜行证，并允许政府有劝将那些被认为是临时雇工的非洲人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这些法令使人们的自由流动成为不可能。还有更多的法令判定逃避工作和违背工作纪律构成犯罪。这些法令的后果在于组织在城镇中生成一个稳定的非洲工人阶级——一个能够对政治和经济体系提出要求的阶级——并迫使城市非洲人不得不依赖他们与保留地的纽带。同时，白人工人在获得管理职位和高报酬方面享有特权，其结果是导致出现了一个用政治手段维持的分化的劳动力市场。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南非工业在采矿业之外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而将更大数量的南非黑人劳动者吸收到工业职业而不是采矿业之中。矿业公司对此也做出了反应，它们更多地到南非之外如马拉维（Malawi）和莫桑比克寻求廉价季节性劳动力。这种措施目的在于保持非技术劳动力的低工资，在采矿业部门和矿业之外的其他工业部门中都是如此。
种植业劳动力：东印度群岛
当英国、欧洲大陆西北部和南非高原输入劳动力操作新的工业机械时，世界其他地区正在寻求新的农业劳动力来源。由于奴隶制的废除，“旧的”种植农业地区（这其中的大部分地区都种植甘蔗）都失去了奴隶劳动力的供应。在加勒比地区的某些小岛上，比如巴巴多斯岛（Barbados）和圣基茨岛（St. Kitts），奴隶们虽然已经获得了人身自由，但除了为他们先前的主人工作外，没有别的出路。但在像特立尼达岛（Trinidad）及牙买加岛等较大的岛屿和圭亚那（然后是德梅拉拉[Demarara]）的大陆蔗糖殖民地上，那些获得人身自由的奴隶能够并且确实在种植园之外获得了土地，他们拒绝继续留在原来的庄园中工作。在面临潜在破产威胁的情况下，种植园主开始寻求新的劳动力来源。有时，英国会截获开往巴西的运奴船，这在名义上是解救奴隶，但随后就将他们送往西印度群岛（Furtado 1963: 135）。
所有这些办法都不过是权宜之计。除了替代旧有的劳动力供应之外，随着商业性种植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又出现了对更多的劳动力的需求。在原有的甘蔗种植区之外，有时还出于政治的原因需要输入劳动力。例如，在马来亚，英国决定继续保留马来西亚农民及其与村落头人和贵族统治阶层的纳贡关系。因而，对种植园劳动力的需求是通过从印度输入劳工和从中国输入苦力的办法来满足的。
从中国输入的劳动力主要用于采矿业和建筑业，而印度劳工则主要用于种植业，特别是大英帝国势力范围内的种植园。早在莫卧尔王朝（Mughals）统治时期，人们就以充当搬运工和在船上工作的方式服役，到18世纪末，印度劳动者已经出现在在东南亚的所有港口中——他们通常受雇两到三年的时间。但对Tinker（1974）所称的“第二次奴隶制”的巨大刺激因素是随着1808年奴隶贸易的废除和对廉价、温顺的劳动力的骤然需求（尤其在热带甘蔗种植园中）而出现的。
圭亚那需要印度劳工，正如牙买加和特立尼达从1836年以来一样。（在今天，东印度群岛人构成了圭亚那总人口的50%还多，其中40%居住在特立尼达，2%居住在牙买加。）东印度劳工向毛里求斯的移民是从1835年开始的；到1861年，阿萨姆和不丹的茶叶种植园开始成为移民群体中的竞争者，在1870年到该世纪末期，从这两个地方总共招募了700,000到750,000人。斐济对东印度群岛人的需求是从1879年开始的；在今天，在那里的东印度人超过了斐济本地人的数量。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锡兰成为主要的劳动力需求地区；在80年代是缅甸；在19世纪到20世纪转折之际，是马来亚。南非的纳塔尔（Natal）在1870年左右开始为当地的甘蔗种植园输入东印度劳工。据Tinker估算，总共有“100多万印度劳工在1870年前的40年间漂洋过海来到热带种植园中；实际上，这个数字可能要高达200万之多”（Tinker 1974: 114-115）。
当英国人首先开始为他们在比哈尔（Bihar）的靛蓝种植园和加尔各答的服务招募劳工时，他们主要从焦达讷格布尔高原（Chota-Nagpur Plateau）的山地居民即dhangar如Santals人、蒙达人（Munda）和Oraons人中吸收人手。这些山地民族在奴隶制终结后被送往毛里求斯和圭亚那的契约佣工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在19世纪70年代，他们还加入到向阿萨姆和不丹的移民行列当中。在dhangar之后，劳动力招募者转向了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这些“管辖区”（presidency town）。在19世纪40年代，比哈尔成为一个主要招募省份，因为比哈尔人在军队中已经被拉吉普特人（Rajputs）和奥德人（Oudh）取代了。从此以后，印度南部成为招募劳工的主要地区，以致于所有在海外的南方印度人都被叫做马拉巴尔人。泰米尔语族构成了锡兰、缅甸、马来亚和纳塔尔劳动人口的绝大部分。以1945年为例，在缅甸的东印度裔人口大约有100万，750,000人在锡兰，750,000人在马来亚，300,000人在毛里求斯，100,000人在斐济，300,000在特立尼达和圭亚那，而100,000人在纳塔尔。
一个复杂的转运系统专门负责开展这种契约佣工的贸易。在印度，在这项交易的顶端，坐着一群二级代理商。他们通常都属于中间少数群体，如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印度基督徒和欧亚混血人。二级代理商派遣一名熟悉地方情形的包工头（称arkatia或arkati）。他与应征人直接订立合同，或者通过地方gang boss或地方包工头。在南方地区，后者被称为kangani，这个词由kankani演变而来，在泰米尔语中的意思是“头人”。到19世纪中期，一个kangani通过为他效力的silara管理一支劳工队伍。招募劳工首先要支付一定的预付金，应征者可以用这笔钱偿还债务，举办送行宴会，购买车船票。应征者必须在临行前解决掉他担负的所有债务。但不幸的是，并不是他们中的所有人都能安全到达终点。在19世纪50年代，将近六分之一的人在前往加勒比地区的三、四个月的旅途中丧生。
在19世纪30年代后的时间内，印度的这些地区如马德拉斯省的坦贾武尔（Thanjavur，英国人称之为坦贾尔[Tanjore]）被再度组织起来，满足印度劳动力交易的需求（Gough 1978）。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政府开始着手重建坦贾武尔的灌溉体系，在英国征服期间，这个体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到该世纪中期，坦贾武尔四分之三的种植地区都能够灌溉，并转而从事稻米生产。在该地区1841-1842年间的出口货物中，稻米占大约70%，而到1868-1869年间，又超过了80%之多，大部分稻米都通过海路运往锡兰、马来亚和毛里求斯等种植依附区。同时，英国的统治也在坦贾武尔的土地占有和劳动力配置方面引起了重大的变化。土地被逐渐作为私人财产分配给村庄主管种姓的个体家庭。新的土地占有者根据授权可以与佃农签订私人租种协议，dismiss他们不喜欢的依附者，并可以自由地雇佣临时性雇佣劳动者，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必须全盘考虑全村的奴仆和佃户。这些变化进一步促成了人口的迁移。在1830年到1930年离开坦贾武尔的100万人口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贱民或非婆罗门的农民低等种姓成员。四分之三的人是男性，其他的则是年轻的女性。坦贾武尔源源不断地出产着供出口的劳动力和稻米，它因此成为“大英帝国种植园的人力和营养供应站”（Gough 1978: 42）。
种植业劳动力：欧洲
农业劳动力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欧洲人。我们已经提到，在1870年以后，波兰工人开始取代德国佃农成为德国东部容克庄园上的劳动力。在巴西的咖啡种植地带，奴隶制的终结也带来了劳动力的危机。这场危机使利用从事小规模种植业的Luso-巴西人作为劳动力不再可能，在这些人中，大部分人都被牢牢地维系在与当地地主和其他权力把持者的依附关系中。有些巴西政治领导人曾一度设想输入“亚洲”契约劳工。最后，这个问题因输入意大利劳工而得到了解决。政府为他们支付航海旅费，地方种植园主预付一年的工资和一块维持基本生计的地块，这样就资助了“自由的”意大利劳动力。
意大利移民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意大利在1870年后遭受的农业危机引发的（见Schneider and Schneider 1976: 120-125）。公有地和教会占地的规模使得大土地占有者能够不断扩大自己的地产，而小农则被不断下跌的农产品价格挤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价格的下跌是俄国和美国小麦竞争的结果。到处充斥的机器产品也排挤了地方手工业产品，而葡萄枯萎病则毁灭了葡萄种植园。富有的大地产主开始将他们的流动财富转投向工业（见Mack Smith 1969: 159），而小地产主和劳动者则惟有迁移到别处来逃避这种压力，他们的迁移或者是季节性的，或者是临时性的，或者是永久的。
一开始，在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人一般都到法国、瑞士、德国和奥匈帝国工作，但在那时只有16,000人永久地移民到国外。到了70年代，永久性移民增加到360,000人，其中12000人迁移到阿根廷和巴西。然后，在1881到1901年间，永久移民的数量增加了6倍之多，超过200万人。在1861到1911年间，总共有400多万人永久离开了意大利。大多数人都来自意大利南部，农业危机对这个地区造成了重大打击。在这些移民中，五分之四的人是农业劳动者和建筑工人（Sereni 1968: 353）。在19世纪第一个十年和最后十年，南美是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到巴西和阿根廷的移民数量足有美国的三倍之多。但到1901年，这种趋势却颠倒过来了。在20世纪最初十年间，到美国的移民数量是南美的两倍；在第二个十年间又超过南美的三倍。但到那时，因巴西政府为新劳力支付旅费，新的劳动力供应已经使巴西咖啡种植园主为快速的工业增长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里奥克拉鲁（Rio Claro），巴西
对于巴西种植园从奴隶劳动改用移民工人的劳动，沃伦•迪安（Warren Dean）在圣保罗以北150英里的一个县作过详尽的研究（Dean 1976）。在18世纪，里奥克拉鲁县仍然是boca do sertão，一个朝向荒原的内陆入口地带。在它有人居住的时候，主要在临时农田上种植生计作物，也饲养猪，以补充猎物的不足；也有少数人出售家畜和烟草。但到19世纪30年代，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已经转移到种植园主、商人、官员和城市professionals的手里，他们或者通过政府的土地授权，或者通过投机购买。那些失去土地的人群不得不向更远的荒原迁移，侵入了本土图皮人（Tupi）的势力范围。在随后不可避免的冲突中，他们遏制了本土美洲人的进攻势头；他们随后也发动进攻，这样最终划定了图皮人和不断扩大的种植园的边界。
里奥克拉鲁种植园中的第一种作物是甘蔗，它通常都是由那些拥有加工厂的种植园主栽培的。他们的劳动力主要是非洲奴隶、在种植园上居住的依附劳工、仍住在当地但转而从事工资劳动以补贴生计产品的squatter和打零工的流动劳动者（camaradas）。
在19世纪40年代，咖啡引进这个地区，到1859年，该县种植的咖啡树已经达到260万株。种植咖啡所需的钱来自蔗糖利润的再投资，或来自那些在圣保罗的港市桑托斯（Santos）安家立业的英国与德国出口商。最初的咖啡种植是由那些拥有奴隶的承包人把持的。种植园主接管了这些咖啡林，用自己的奴隶工作；他还必须购买昂贵的机械，这是去壳所必需的。土地、奴隶和设备的高成本导致了集约化生产，到1860年，11个种植者占有超过60%的咖啡。虽然咖啡成为主要作物，种植园却并未完全实现专门化。种植园主种植自己的食物，饲养自己的畜力，并供养着自己的手工艺人，虽然他们都在镇上购买机器产品。
咖啡生产保持着稳定的增长势头，在1901年达到了它的顶点。在一条将县境与桑托斯港联系起来的铁路修建完毕后，咖啡生产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金融资助来自地方的种植园主和英国的投资家。咖啡卖给那些与种植园主有亲属或婚姻关系的经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种植园主自己都迁居到圣保罗，将种植园的管理事务交到一帮雇佣的管理人手中。
虽然非洲奴隶贸易在1835年被宣布为非法，但直到19世纪70年代，里奥克拉鲁超过一半的种植业劳动力仍然由奴隶组成。在巴西其他地方，奴隶的使用正在走向衰落，但在里奥克拉鲁，它实际上还有所扩大，因为种植园主从一些不甚景气的地区和仍然使用奴隶耕作的企业主那里购买奴隶。尽管如此，奴隶的数量并不会增加。杀婴是很普遍的，因其他原因导致的婴儿死亡率也是相当高的。奴隶也经常逃亡，这给了专门的猎奴者一些就业机会。在19世纪中期之后，在那时，大部分奴隶都出生于巴西，劳动力也变得越来越同质化，因此奴隶的反抗也越来越激烈。
为了补充劳动力供应，种植园主开始将目光转向移民。在19世纪40和50年代，里奥克拉鲁的许多种植园主已经尝试着引进葡萄牙、德国和瑞士的契约劳工。在1857年，里奥克拉鲁有1,000多名这样的工人。但当欧洲人通过他们的领事代表抗议他们的恶劣工作条件时，这种尝试失败了。因而，种植园主不得不重新利用他们的奴隶劳动，虽然奴隶的价格在以后20年间会持续上涨，而管理费用也持续上涨。
在1888年废除奴隶制以后，种植园主转而输入意大利劳工。政府支持这种做法，资助劳工及其家人从欧洲到桑托斯的旅途费用。新来者是作为家人被雇佣的，他们在家庭男性首领的带领下工作。契约按年度签订，从一个收获季节到下一个收获季节。工资根据要求的田间工作和收获的咖啡数量支付。家庭免交地租，工人们可以在种植园商店购买商品，接受要预定工作的预付金。他们还可以自己种植生计作物，虽然这在工人和种植园主之间引起了一些冲突，种植园主担心家庭菜园会减少对咖啡的照料。在每个签约期结束时，都会有相当数量的人口流动，因为工人们会到更有生产能力的庄园上寻找就业机会。
虽然大量的种植园工作都是由这些移民承担的，但仍然有一半的咖啡继续由巴西佃农（colonos）或合伙工人照料。合伙工人主要是未婚的意大利人或自由民，他们被雇主一起承包下来；这在清理、栽培和防护等任务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工资劳动的出现导致城镇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只有10%的移民colonos购买了自己的土地，他们一般都得到了政府的补贴，政府的用意在于稳定移民群体。其他人要么返回家乡，要么加入城镇无产阶级的行列。工资带来现金流量的增加，这又推动了商业的发展。这促使新的商人涌入城镇，他们又将自己的利润投资用于购买土地。自由民则与仍然留在当地的squatter的后代一样，通常都沦落到临时工人的地位。因而，意大利移民导致了人群的“种族”分层，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得到了政府资金的补贴，这些资金归根到底来源于对巴西劳动力的剥削。
在如何维持咖啡树的生产力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措施。随着生产力的下降，咖啡种植的前沿进进一步向内陆推进，而种植园主和camaradas也随之向内陆移动。城镇则与新兴的商人与professionals中产阶级及其底层无产阶级一道留在后面，逐渐淹没在不断扩张的圣保罗城市之中。
华工贸易
中国是外部世界的又一个劳动力来源地。在东南亚，在欧洲扩张之前就有中国人的身影。中国穆斯林混合了汉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和中亚人的血统，称为“回人”，他们在13和14世纪蒙元时代就已经迁移到中国西南地区；其中许多人从事与南亚的陆路贸易。汉人的贸易侨民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在群岛定居。但在15世纪，汉人国家开始遏制国外商业贸易，并且，为了防止外国人与汉人接触，还在沿海一带制造出无人地带。这阻止了向海外的移民。尽管如此，中国劳工仍然由葡萄牙人在澳门输出，而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充实它在巴达维亚总部城镇的人口，还在中国沿海劫掠华人（Dermigny 1964, 1: 831）。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签定的条约搬开了移民的障碍，允许外国企业主直接通过“苦力”贸易开发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国的政治混乱和经济危机，如太平天国起义，迫使许多人签定到国外工作的劳工契约。很快，一套复杂的贸易组织生长起来，推动这一人口流动潮。如果一个实业家需要一批在马来亚使用的中国劳工，他就可以联络一位新加坡或槟榔屿的“苦力掮客”。苦力掮客再向汕头、厦门、香港或澳门的“饭馆”老板发送一份劳工定单。饭馆老板就会与“蛇头”联络，“蛇头”负责在村庄中招募劳工。劳工要自己支付旅费，或者与“贷方（credit-ticket）”掮客签约，后者负责他们的旅费。
劳工如果自己付费的话，可以在到达目的地后自由找活路。但“未付钱的旅客”却欠下对掮客的债务，并许与他签约以保证偿还。在马来亚，这种劳工要居住在货栈里，由苦力掮客雇佣的“货栈看守”负责看管。苦力掮客和货栈看守通常都在有势力的秘密会社中占有一定地位，秘密会社也充任货栈守卫。在劳工贸易中，秘密会社具有双重的功能。它们负责维持对依附性华人群体的社会控制和支配，同时它们也在与政府命令与策略的对抗中保护华人聚居区的利益。货栈体系一直延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新加坡
华工移民的最大中心之一就是新加坡。在劳动力贸易如何与亚洲主要港口和商业中心的其他活动相适应方面，新加坡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新加坡建立于1819年，在那一年，英国获得了居留权——此后，在此居住的是少量马来亚人和华人渔民。到1900年，城市中已经拥有了229,000名居民——其中三分之二是华人，其余的则是马来亚人——这些人主要来自马来半岛，但也来自远到婆罗洲和菲律宾的群岛。
周围的人群也大都是马来亚人。这一群体是按照纳贡式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分成一些不同的王国。每个王国都奉一个高贵世系的君主为领袖，一个由地域、地区和有贵族血统的地方头人组成的等级秩序赋予他们以地位。在等级制的底层是村落，居住着马来亚农民或曰ra’ayat。实物贡赋或劳役贡赋源源不断地从村落经由村落头人（penghulu）和各等级的权贵们流向首都，首都一般都出于战略的考虑坐落在该政权的主要河流的河口处。在扩大他们对马来亚国家的统治权时，英国人做出政治决定，保留马来亚原有的社会秩序，尽可能地不做变动，他们得到的回报是每年收取一定的免役税。其结果是，“大量的马来亚人仍然被锁在变化异常缓慢的传统社会的网络中”（Roff 1967: 122）。
但变化确实在发生着，这种变化大都通过在其腹地扎根的商业大城市的作用而完成的。当中国种植者开始在新加坡岛上种植商品作物如胡椒和槟榔膏（一种从植物中提取的收敛剂，用于医药、制皮和染色），马来亚统治者欢迎更多的中国种植者移民到此，目的是抽取新的税收。1850年以后，他们还发动华人锡矿公司转往内陆。很快，新加坡的腹地成为马来亚地方头人、中国锡矿工人和从事资助与供应头人和矿工的中国商人的敌对联盟进行竞争的战场。由此发生的竞争破坏了英国促成的间接统治大厦，从而导致了英国的直接干涉。
从1867年开始，新加坡成为英国统治半岛的枢纽，他们利用英国官员、马来亚助手和中国与泰米尔的办事员。英国还控制着代理处，这些代理处负责处理由欧洲主导的事务。除了欧洲商人之外，还有中国商人，他们受有名望的家庭的领导，并通过亲属纽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作为非马来亚人，他们被禁止担任政治机构中的正式职务，但他们对城市中的资本和人拥有相当大的实际权力。他们向种植者和矿工放贷。他们还控制着劳工贸易，通过这种贸易，工人被送往种植园和霹雳（Perak）与雪兰莪（Selangor）的锡矿。他们主宰着势力强大的秘密会社，这些秘密会社控制着移民劳工，为他们提供保护和援助，作为回报，劳工要向秘密会社效忠和服务（见Freedman 1960: 33）。英国又利用这些秘密会社的头领充任“华人领袖”，用他们来控制华人群体，这样一直到秘密会社本身积累起太多的力量，最终于1889年被宣布为非法。它们的地位被在共同方言或姓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会馆取代，这些会馆是以中国的地区性会馆为模式建立的，也行使同样的支持与福利职能。这些会馆也充当宗教团体。在新加坡，它们既拥有秘密会社的反满政治立场，又通过灵媒为个人需要提供非正统的宗教表达。
因此，城市资本主要通过英国人和中国人流通，而大部分劳工都是中国人。在这个扎根在他们腹地的城市中，马来亚人只扮演了一个很小的角色。很少马来亚人能够拥有政治职务。有一部分人，如西里伯斯的布吉斯人（Bugis）、婆罗洲的达雅克人和苏门答腊的Minankabau人，是与群岛做生意的商人。大多数人都从事低报酬的职业：警察，看门人，车夫，仆人，小职员，街头小贩和马来亚街区的小店主。当20世纪初期香蕉种植业开始兴旺时，这又转移到了印度劳工手里，而新加坡的马来亚人只能从事边缘性的、不起眼的工作。在乡村地区，虽然马来亚种植者的政治权利得到了保护，但他们又因不断增加的债务而沦落为众多非马来亚水稻加工厂主、橡胶市场代理人、村庄店主和高利贷者的牺牲品。
华工的其他目的地
马来亚并不是华工的唯一目的地。从1849到1874年间，大约90,000名契约华工被送往秘鲁，他们大都取道澳门，代替那些在肥料场中劳累致死的夏威夷人（Steward 1951: 74）。其中一部分华人被分配到秘鲁沿海的棉田中工作，因为那时正值美国南北战争导致原料稀缺而引起对棉花的需求大幅度上涨。其他人则被雇去修建铁路。
另外的200,000名华人在1852年到1875年见被送往加利福尼亚（Campell 1923: 33），在那里他们受雇从事水果种植与加工、淘金和修建铁路。在19世纪60年代，大约10,000到14,000名华工修建了加利福尼亚的中太平洋铁路，到1885年，这条铁路贯通了西海岸与东部的犹他州，从而完成了横贯大陆的铁路。5,000多名工人被从香港运往维多利亚，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这条铁路打开了英属哥伦比亚金矿的大门。
在加利福尼亚，华工的流动被控制在商人掮客手里，这些掮客在需要时就将华工雇出，同时又通过秘密会社牢牢地控制着他们（见Dillon 1962; Lee 1965）。秘密会社又与所谓的“六大公司”密切联系在一起，六大公司的名字来源于它们在广东省的发源地，并以地方会馆为模式建立，会馆是在满清统治时期在中国发展起来的（Ho 1966）。与在新加坡一样，六大公司也在敌对环境中保护华人的利益。同时，它们也控制着西海岸的华人群体。太平洋轮船公司与它们合作，双方达成协议，任何一个华工如果没有偿清债务，就决不允许返回中国。在劳工贸易停止后，六大公司（后来是七个公司）仍然是美国华人共同体的政治、教育和福利联合组织。
黄金不仅发现于加利福尼亚和英属哥伦比亚，也发现于澳大利亚（1853年）。到1854年，有2,000名中国矿工在澳大利亚的金矿中工作，到1859年已经达到了42,000名。其他地区也进入了华工贸易。古巴在1847年签约输入800名华工，到1852年达到了8,000到15,000名。在1856到1867年间，19,000名华人签约离开了香港，其中6,630名到达了英属西印度群岛（大多数都到了圭亚那），4,991名到达古巴，2,370名到达印度孟买，1,609名到达荷属圭亚那，1,035名到达塔希提、夏威夷和其他太平洋群岛（Campell 1923: 130, 150）。
除了那些只有等到契约期满才能回国的华工外，还有移民到国外寻求永久性定居。其中一个主要定居地就是东南亚，到20世纪70年代，东南亚的华人人口已经超过1,200万（McEvedy and Jones 1978: 166）。早期的移民群体通常都是商人，他们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商人贵族阶层，比如马六甲的Babas和印度尼西亚的Peranakan。后来的移民经常要与先来的移民争夺权力。
中国商人经常从原来的家乡召集亲属或其他人，从而在新家园建立起可靠的追随者群体。在雇佣人手方面，通常都优先考虑近亲，其次是远亲，然后是同一方言区的更远的亲属，再是与其他中国人操不同的方言人群的成员，最后才是与非华人相区别的华人（Jeromin 1966: 53）。这样一支在亲属和拟亲属纽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追随者队伍会从事许多不同的活动，尤其是那些将腹地的初级生产者与西方商业企业联系起来的职业。华人普遍从事中介性质的工作，以致于印度尼西亚人开始称他们是tangsa tengah，意思是“中间种族”。中国商人还发放为商业周转所必需的信贷。“本地农民欠中国商人的债，商人欠批发商的债，批发商欠进出口公司的债。债务将所有的商业步骤都联系在一起”（Jeromin 1966: 75）。毫不令人奇怪，这些中间人和信贷职业经常使东南亚的中国信贷商人成为政治攻击和迫害的目标，人们经常将他们在东南亚的地位与东欧的犹太人相提并论。
华工也面临着迁入地区的工人们的敌意。在1882年，美国在Knights of Labor的压力下通过了《华人隔离法案》，他们坚持拒绝华人从事洗衣业。在美国西海岸爆发的排华浪潮并不仅仅是一个加利福尼亚的问题，而是在美国兴起的种族主义的一部分（见Hune 1977: 48-50）。对华人移民的限制仅仅是在不同种族间分配就业机会的更大运动的一个阶段。类似的排华浪潮也发生澳洲和南非，因为澳洲这时的金矿就业人数已经达到了饱和，而在南非，1904年共有43,296名契约华工在兰德高地上工作，到1907年则全部被遣返（Campell 1923: 187）。
族群分化
在资本主义支配下建立起来的工业与种植园联合体的一个标志是，众多有着不同社会与文化起源的群体如今相互交叉在一起。以这些联合体（尤其是种植依附地区）为基础的社会有时被称为“多元社会”（Furnivall 1939, 1942, 1948）。这个术语的目的在于将它们内在的分裂转化成分立的社会与文化segments。这些在市场中并列的分立部分是由支配性部分即欧洲人这个少数群体的权力集合到一起的。这其中的一个潜在假设是，一旦统治性权力不复存在的话，这些部分就会彼此残杀；因此，欧洲的统治在抑制因多样性而必然产生的冲突时是必不可少的。加勒比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就是这种多元状态的两个明显的例证。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它把解释力归咎于社会与文化的异质性。但是，这种异质性本身必须放在劳动过程的组织中才能解释。当然，集合到一起的多元群体利用了独特的文化形式，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为了最大可能地获得资源而建立起亲属、友情、宗教关系、共同利益和政治联盟。但是，在解释这种活动时，我们必须了解，它与不同工人阶级群体被纳入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方式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此外，过分地强调这种群体的独特性会促使我们错误地将异质性的“多元社会”与我们相当然地认为是同质性的欧洲社会极端地对立起来。若是认为文化的统一性为欧洲国家建设和民族形成扫清了道路，那就大错特错了。法国统一地区分裂的困难以及“将农民转变为法国人”的困难（Weber 1976）；因“没有骨气的西班牙人”的离心倾向带来的问题（Ortega y Gasset 1937）意大利在将不同城市和省籍的居民转变成“意大利人”时遇到的阻力（Mack Smith 1969）；德国在将individualized的、顽固的“乡镇（hometown）”融合成一个“德意志帝国”时遇到的困难（Walker 1971）英国的凯尔特边缘地区与撒克逊核心地区的长期划分（Hechter 1975）以及其阶级分为“两个民族”（Disraeli 1954）——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了简单地将多元异质性与欧洲同质性对立起来的做法是多么地错误。
种植依附区的“多元社会”并不构成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它们是具有历史与地理特征的特殊例证，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趋势就是从多元群体中创造出一个“可自由支配的大众”，然后赋予他们满足资本的不断变化的需要。在所有这些例子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改造了资本与劳动力的基本关系。同时，它也改造了被生产出来的劳动力的异质性。它是以两种方式完成改造的：以劳动者组织成不同等级的群体与类别，在他们中间不断地生产和改造有象征标志的“文化”区分。
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到，用于购买设备的资本与支付工资的资本的比率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中的分化。那些在劳工力市场的特殊部分中任职的工人比那些只能进入下层部分的工人享有更高的报酬和更好的工作条件；他们也更有能力通过工会组织和政治影响来保护和该身他们的额外收入。相反，下层部分中的工人则直接承受着失业劳动力在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自上而下施加给他们的压力。以更广的视野来看，他们不仅在工资和工作保障方面远逊于工人阶级中更有特权的阶层，他们还帮助上等阶层缓冲了“劳动力储备大军”直接带来的工作竞争压力，不管这种劳动力储备是本国的还是跨国的。
将工人阶级划分成不同等级的对立利益还由于对“种族”和“族群”区分的要求而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要求的目的在于将不同类别的工人在劳动力市场层次上分配成不同的等级，将“劣等”群体分配到下层，而将上等群体从下层群体的竞争中解脱出来。资本主义并没有创造出所有将工人类别相互分离的族群和种族区分，尽管如此，将实际价值强加给这些区分的，却正是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动员过程。
从这个角度来看，“种族”的区分拥有了与“族群”变异（variation）完全不同的含义。种族称呼，如“印第安人”或“黑人”（Negro），无非是欧洲商业扩张过程中人群征服的结果。“印地安人”这个称呼代表着新大陆上被征服的人群，它丝毫没有考虑到美洲本土人在文化或体质上的种种差别。“黑人”这个说法同样也是对有文化差别和体质差别的供应奴隶的非洲人群的统称，它也用于称呼非洲奴隶本身。印第安人是那些可以被强制去劳动或交纳贡赋的被征服人群；黑人是一些通过暴力捕获并被强制劳动的“伐木工和车水工”。因而，这两个称呼促使我们注意这个历史事实：这些人群被迫从事奴役劳动，支持着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与此同时，这两个称呼也忽视了在每一个大类别中内部的文化与体质差异，不承认任何一个组成群体都拥有自身的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的认同。
种族称呼反映了一个政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大陆上的人群都被转变成了强制性剩余劳动的提供者。在资本主义下，这些称呼并没有失掉它们与civil-disability的联系。它们仍然激发人们想象这些被征服人群的血统，以便切断他们的putative后代进入劳动力市场中的高层。“印第安人”和“黑人”因而被限制在工业大军的下层等级，或者被排挤到工业储备大军之中。工业资本主义中的种族分类的功能是排他性的。它们给某些人群打上烙印，目的是为了将他们从高报酬职业排除出去，使他们无法获得这些职业的信息。它们将某些更占优势的工人从下层竞争中脱离出来，从而使雇主很难将“劣等”人群当作更廉价的替代品或破坏罢工者。最后，它们通过强迫他们回到临时就业中去并由此加剧了他们对稀缺而多变的资源的竞争，从而削弱了这些群体的能力争取自身利益的政治力量（见Bonacich 1972: 555-556）。
种族分类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将人们从工业大军的高层中排除，同时迫使他们加入工业大军的下层，同时，族群分类也表现了特定人群将他们自身与劳动力市场的给定部分相联系的方式。这些分类有两个起源，一个是群体外部，另一个是群体内部。由于每个群体都要进入工业过程之中，外来者就能够按照他们与劳动力市场中某个部分的假想来源和亲密关系，确定自己属于哪一个类别。与此同时，集群本身的成员会评价这样一个群体的成员资格，作为获得经济与政治权利的条件。这些族群很少与工业招募成员最初的自我认同相一致，他们首先认为自己是汉诺威人或巴伐利亚人，而不是德国人，是村庄或教区（okolica）的成员而不是波兰人，是汤加人或瑶人而不是“尼亚萨兰人”。只有当特定群体的工人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不同部分，开始将他们的进入看作在社会上和政治上都值得捍卫的资源时，更广泛的分类才会出现。这样的族群因而不是“原初性的”社会关系。它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力市场分化的历史产物。
新的工人阶级借以同时被创造并形成分化的过程仍然一直延续到今天。它遵循着资本主义积累的总体节奏，当积累强化时，它就会刺激新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而当它放慢时，又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积累因国际市场的混乱而放满了速度，但在1919到1926年间，它又重新获得了动力，在那时，自动传输系统的引入降低了耐用性消费品如汽车和electrical applicances的成本。然后，积累过程就停滞并崩溃了，只是由于“二战”军事开支的巨大增加和遭受战争破坏的设备重建才恢复起来。
这最后一个积累阶段目睹了受电子机械（“连续处理技术”）主导的自动化机器的引进。自动化生产单位已经成长为自动设备及其相关活动领域的更大综合体（Nehnevajsa and Frances 1957: 397）。这些综合体正越来越多地由工人操纵，他们不再直接介入生产过程，但他们的基本职能是保证自动化机械的顺利运转。一座自动化工厂需要新的操作队伍，这支队伍由少数技术工人和一群从事简化的维修事务的人员组成。因而，自动化创造出对拥有相关技能的劳工者的需求，同时也减少了那种需求的数量。
但是，只有少数公司有能力在实现自动化时是有利可图的。其余的公司则试图以其他方式实现最大化利润，这包括从部分的自动化到基本依赖廉价劳动力，等等不一。继续依赖劳动力仍然扮演重要角色的生产过程并不仅仅是“轻”工业如纺织品生产或半自动化食品加工的特征。即使从事生产用于控制自动化机械的战略工具的电子工业仍然高度依赖劳动力，劳动力要占去其生产成本的一半（C. Freeman，转引自Mandel 1978: 206）。因而，资本仍然继续寻求剩余劳动力供应和低劳动成本的地区，并通过它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创造出新的工人阶级。例如，从1960年开始，40多个一流工业公司从美国东北部转移到南部，在那里，工资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0%，只有少数劳动力属于工会（NACLA-East Apparel Project 1977: 2）。更多的美国资金从格兰德河（Rio Grande）南部地区移向墨西哥边界地区，而美国、德国和日本的资本则利用了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这些“小日本”的低劳动成本。
这种资本流动导致出现了某些生产阶段的高技术与其他阶段的劳动密集型手工生产相结合的工业模式。部分的标准化、生产的电子操作和信息处理都使得劳动过程可以分散到自动化总公司和坐落在低工资地区的以劳动力为主的装配工厂。因而，劳动力在自动化工厂中的减少伴随着新的工人阶级在所谓“输出平台（export platforms）”的增长，这些“平台”基本上都坐落在东亚和东南亚沿海以及美洲加勒比沿海一带。
资本不仅向以劳动力为主的行业转移，还向新兴的、不同的生产部门转移，这些部门都是二战以后随着消费主义的传播而兴起的。这种现象——受消费信贷的支持和广告业的刺激——已经将许多先前在家庭中进行的活动转变成了工业和商业事务，并极大地增强了对工业生产或加工出来的商品的需求。这种消费工业与服务的增长伴随着对劳动力、尤其是低工资劳动力的相应需求，这种需求大都是由新的工作人群来满足的。大规模的食品加工业又导致资本重新投资到农业之中，由此产生的“农业综合企业”（agribusiness）结合了高成本机械及科学投入与由低成本劳动力进行的密集型手工操作。
因此，二战以来的时期强化了工人阶级在国际层次上的招募与雇佣。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大约1,100万来自地中海地区的“临时工人”在西德、法国、瑞士与比荷卢经济联盟国家的蓬勃发展的工业中心工作（Castles and Kosack 1973），而西德工业则利用了从东欧地区涌入的1,000万难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也经历了重组的过程，这是因为，大量非裔美国人纷纷从快速机械化的南方流向北方；其二，在1950到1970年间，女工的数量增长了将近三倍之多；其三，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的劳动者也纷纷移民到美国。中东产油国开始输入工人阶级，大都是从埃及、巴勒斯坦和印度招募的。劳动力移民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快速增长。在1950年，100,000名莫西人（Mossi）季节性地从上沃尔特（Upper Volta）流向象牙海岸的种植园；在1965年，则几乎达到了100万人。在1968年，加纳吸收了230万外国人，他们大都在可可种植园中工作（Amin 1973a: 52-53, 68）。大约有100万乡村哥伦比亚人流向邻近盛产石油的委内瑞拉；另有60,000人已经进入了厄瓜多尔，在新的石油企业中工作（Chaney 1979: 205）。
由此，资本主义积累仍然继续在世界上广泛分散的地区内制造新的工人阶级。它从各种不同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招募这些工人阶级，并将他们安置到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等级秩序当中。新工人阶级以他们的存在改变着这些等级秩序，他们本身也被那些强加到他们身上的力量改变着。因而，在一个层次上，资本主义的传播通过不断地重组其典型的资本—劳动关系，处处都创造出一个更大的统一体。在另一个层次上，它也创造了多样性，在统一了社会对立与分化的同时又强化了这些社会对立与分化。在一个比以往更一体化的世界中，我们目睹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多样化的无产阶级散居人群（diasporas ）的增长。
余 论
本书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再将这个世界视为一些独立的社会和文化，而是看作一个总体，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如果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个整体是如何在时间中发展的；如果我们更严肃地将人类群体“总是不可避免地处在与其他或远或近的群体的网络式联系当中”（Lesser 1961: 42），那么，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当我们理清了在特定人群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因果链时，我们会看到，它们也超越了任何一个群体，包含着其他群体——所有其他群体——的生活轨道。
最终，这些因果之链囊括了所有的大陆，并将旧大陆与新大陆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在形成这种全球性联结的过程中，欧洲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位于亚洲大陆边缘的小半岛。我们选定公元1400年作为参照时间，以此来展示那种扩张的本质。1400年的世界已经开始迅速发展起地区的关联和联系；但欧洲在随后年代里的约洋扩张将地区网络组合成世界范围内的交响乐，并使它们服从于全球性的节律。
有着不同来源和社会结构的人民都被这些力量纳入趋同活动中，他们不得不参与到一个共同世界的建构中。他们包括欧洲海商和不同民族的战士，但也包括本土的美洲人、非洲人和亚洲人。在此过程中，所有这些人民的社会与文化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那些站出来充任“真实”历史的承载者的人民，也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学家所研究的人群，他们将这些人群称为“原始人”，是从永恒的过去的原初延续。由欧洲扩张发动的全球化过程同样也构成了他们的历史。因而，不存在什么“当代的祖先”，也不存在没有历史的人民，不存在只拥有“冷性”（用列维—斯特劳斯的术语来说）历史的人民。
证实人类群体的全球性联系是一项任务；但要解释这些联系的发展与实质，则是另一项任务。我坚持这样一种立场，如果我们不把这些联系放在产生并维持它们的经济与政治状况当中来考察，那么我们也决不能够真正理解这些联系。为了阐明这些联系的物质基础，我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宝库中借用了许多概念。我采纳了马克思的基本观念，社会生活是由人类通过生产来占有自然的方式塑造的。我还运用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区分，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时段观念。我努力将这些概念作为智识的工具，而不是终极的真理；它们的适用性在于它们究竟具有多大的解释充分性。
我将解释的重点放在一个能够揭示社会劳动藉以改造自然的关键关系的概念即生产方式上。在这种用法中，“生产”并不等同与工作（work）；一种生产方式并不等同于一整套技术。一种生产方式也不等同于一个“社会”。“社会”的观念是以群体的社会组合（social alignment）为中心的；而生产方式的观念则与主导着这些组合的力量有关。因而，说到生产方式就必须关注人们对抗这个世界的方式，因为人们为了满足自身利益而对这个世界进行改造，我们也必须关注这种对抗带来的动态后果。我在运用关系这个术语时，并非指我们能够知觉到的因素的共存特征或共变特征，并非指一种其本身没有任何后果的状态（occurrence）。我把关系视为支配性的力量：关系迫使人类群体服从于他们的需要（imperative），迫使人们进入社会组合之中，并强加给所产生的组合以方向性。一种生产方式的关键关系使人类能够采取行动，激发行动，并由人类行动向前推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他们是在那主宰着他们的意志与欲望的关系和力量的制约下才创造历史的。
每种生产方式都导致社会群体之间和各部分之间的联结，这种联结包含着自身的动力，并再生产出它自身的增殖条件。每种生产方式也都制造出它自身特有的分裂与对立。亲属关系式生产方式是以“有归属”者和“无归属”者的对立为基础的，并造成性别、等级与特权的差别，正是这些差别导致某些亲属对其他亲属具有支配关系。纳贡式生产方式确立了贡赋征收者与贡赋生产者之间的支配关系，并导致对抗阶级内部和对抗阶级之间在军事与政治上的竞争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通过雇佣劳动力实现资本的积累，但它的特点在于劳动力动员与劳动力转移的周期性交替；每次劳动力的输入都会破坏原来的某种适应状态，而劳动力的每一次解雇又会制造新一批失业者。正是因为主宰着社会劳动力动员的关键关系在每一种生产方式中都会相应地不同，正是因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会产生自身的裂痕，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的遭遇才会在它们囊括的人群中间制造出矛盾与冲突。
人类群体是在时间和空间中相互联系着的，同时又对由不同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力量作出反应，这种视野迫使我们不得不以更具过程性的方式来思考社会的概念。“社会”是作为社会集团、部分和阶级的不断变化的组合体出现的，没有固定的界限，也没有稳定不变的内部构造。每种生产方式都在其自身的范围之内产生群体与阶级的联结，从而在给定的历史与地理环境下实现自身的目的。这些要求也会随时变化，正如它们所导致的组合也会发生变化一样。只要不同的生产方式发生相互的作用，群体的联结也会相应地被打上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印记。因此，我们并不想当然地假设跨代的延续、制度的稳定和一致的共识，相反，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有问题的。我们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理解这些特征，要用它们的条件来解释它们的产生、存在与消亡。此外，我们并不认为社会组合是自成一体的，在我们研究的一开始，我们就必须将它们放在多重的外部联系中来看待它们。
这样一种看待人类群体联系的视野也要求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文化的概念。我们必须记住，文化的概念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出现的，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一些欧洲国家正在谋求统治地位，而其他国家则在谋求自身的认同与独立。每个正在奋斗的国家都拥有一个独立的社会，都受其特殊精神或文化的激励，这种观念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证实它想形成自己的独立国家的愿望的正当性。独立的、一体的文化这个概念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文化方案。然而，一旦我们将社会的现实放在历史地变化着的、没有确定的界限的、多重的和分歧的社会alignment中来看待，那么，固定的、统一的和有界限的文化概念就必须让位于文化丛（cultural sets）的可流动性与可渗透性观念。在社会互动的混乱状态中，群体必须利用传统形式的含混性，强加给它们以新的价值或效价，借用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形式，或者创造全新的形式，以应对当前已经变化了的环境。不止如此，如果我们不再将这种互动看作是由自身原因导致的，而是对更大的经济与政治力量作出的反应，那么，我们在对文化形式作出解释时就必须考虑这个更大的情境，这个更广泛的力量场域。因而，“一种文化”最好还是被看作是一系列的过程，它们在应对可确定的决定因素时不断地对文化素材进行建构、重构与分解。
大约50年以前，罗伯特•罗威区分了“实际运用（matter-of-fact usage）”和“二级阐释（second interpretations）”或“合理化（rationalizations）”（1937: 138-139）。这种区分至今仍然是有效的。即使最简单的食物采集群体也会在应对世界时运用一整套明确的实物、风俗和知识，以及一整套使用它们的指令。这构成了事实层面上的文化现象。在另一层面上，这些工具性形式——物体、行为和观念——则构成了文化法则（cultural codes）中的要素，它们的作用在于确定它们在人类群体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类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中的位置。人类对于文化形式的工具性效用的指令是他们对自身环境的本质与实践（praxis）的共识相一致的。这就是阐释、合理化或意识形态的层面，是假设和视野的层面。这些共识不仅仅是指示性的和逻辑的；它们同样也是肉体的、知觉的、情感的和审美的。
人类学家将这些实际运用和意识形态合理化的特定结合称为“文化”，认为它们具有不随时间改变的内在一致性。但实际工具与对其更广泛含义的共识的结合决不是自主的，不证自明的。意义并不是自然留在事物上面的印记；它们是由人类发展出来并强加在事物上面的。从这一点又引出了几种含义。人类强加意义的能力——为事物、行动和观念“命名”——是权力的源泉。对共识的控制使得意识形态的主宰者可以强制推行某些范畴，而人们正是借助这些范畴来认识现实的。反过来说，这也赋予人们拒绝接受新范畴的能力，将之归于无序和混乱的领域，使它们变成社会层次和象征层次上的盲点。此外，一旦事物被命名，权力就必须保证意义也会这样原封不动地产生——就像中国人所说的，必须“正”名。在面对可能的挑战是，必须运用惩罚来捍卫意识形态话语的范畴。因此，一整套意识形态共识的建构与维持是一个社会的过程，它不能仅仅被解释为一种内在的文化逻辑的必然结果。一种整体的支配性模式或“生活方案”的发展决不像redundancy的发展，是一种集体认知逻辑或审美冲动的胜利——是连续的重复，
如果意识形态的形成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那么，意识形态得以建构起来的过程也必然是在历史的时间中、在确定的环境下发生的。投射象征世界的能力必须放在人类大脑的结构中来理解，其目的（依据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是解决不可解决的自然与文化的矛盾。然而，尽管列维—斯特劳斯是这样认为的，但这种矛盾并不是在纯粹的思维中来解决的（“神话思考人”），而是在人类的社会劳动积极地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解决的。有些认为，观念遵循着自身的独立过程，与此相反，我认为，意识形态并不在“赤裸的人” 思考“赤裸的自然”时形成的；毋宁说，它是在生产方式迫使自然服从于人类的实际用处时形成的。
每一种生产方式都给人类带来了根本的区别。由这些区别产生的社会对立构成了意识形态建构的强大根基。在亲属关系式生产方式中，亲属依据血统或亲密程度形成的关键区别以不同的方式象征地体现为血缘、骨、或丰产之神等纽带。纳贡式生产方式的对立是在那些征收贡赋的“太阳之子”、“神之子”、“蓝血”或“白骨头”与生产贡赋的“平民”、“黑骨头”或“黑发人”之间。然后，基本的对立又与每个范畴内部依据不同的级别而形成的进一步分化混合在一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对立是在生产资料占有者和劳动者之间，通过法律和政治的手段得到保障，又加上传统的区分如“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等。
意识形态并不是仅仅将这些区分当作社会关系的工具性方面加以编码的，更是将它们放在宇宙的本质中加以编码的——放在自然的本质，人类本性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中。在亲属关系式社会中，血统和亲情的区分依赖于超自然界的运作。在纳贡式社会中，社会基本范畴的区别被构想成宇宙等级秩序的一个方面，神话、仪式以及暴力都用于维持尘世与上天的和谐秩序。在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的社会中，本质的区别体现在卡（达？）尔文主义的观念中，上帝褒奖美德，成功就是美德，或者体现在这种观念中，造物主奖赏成功的棕榈叶给自然选择中的胜利者。贫困被认为是缺乏美德的证明，
但每一种生产方式同时也产生特有的矛盾，这些矛盾既表现在行为中，也表现在思想中。在亲属关系式生产方式中，有些亲属“拥有比其他亲属更平等的地位”，更少的亲属会面临以亲属为基础的援助的实际极限。此外，一个区分了局内人与局外人的社会世界会产生陌生人与孤儿的问题。在纳贡式生产方式中，贡赋征收者与生产者之间持续的利益冲突不但会产生社会对立，还会产生意识形态的问题，即什么是“正当的行为”或“合理的公正”，与之相对的是“错误的行为”和“不公正”。因此，纳贡社会秩序在推行神圣的等级制时，也会面临试图纠正在推行过程中导致的不公正行为的反抗。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会假设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在面对资本家与工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基本区别时都是平等的。既然所有的社会行动者都被定义为商品交换的当事人，那么，从结构上说，其生产方式都依赖于资本拥有者和劳动出卖者的“不平等的天赋要素”。因而，意识形态的形成将阶级的差别转化成了道德与价值的差别。成功表现在是否有能力获得有价值的商品；因此，无力消费标志着社会失败。然而，由于这种生产方式不断地摇摆于劳动雇佣和解雇之间，它也因此不断地再生产出有德行的消费者与disvalued穷人之间的对立。正如纳贡式生产方式产生了阶级对立和对权力不公正的反抗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生产出劳动的不满和旨在改变德行与缺陷定义的意识形态运动。
意识形态可以调和矛盾，但它并不能彻底解决矛盾。生产方式本身的运转会不断地产生新的观念体系和意识形态上的异端行为。它们是在群体与阶级的互动关系中产生的，不同的群体和阶级都运用替代性的意识形态来确定自己在由生产方式产生的权力场域中的位置。替代性的意识形态会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既表现群体与阶级在一种给定的生产方式中的相互关系，也表现它们彼此的对立状态。它们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声音或含义，这些声音或含义由占据特殊的优势地位的社会行动者强加给同样的交流符码。它们也可以采取观念和实践的形式，与主流的communication形成系统的反差。它们甚至可能以异端的眼光来看待现实，从而对当前的秩序构成反抗的威胁。不止如此，这些含义、反差和异端很少只局限于一个单一的社会集群或社会之内；教派、宗教或政治运动都倾向于超越界限，向边界之外的受众传达替代性的意识形态。
因此，观念体系的形成离不开经济与政治的方面，而观念体系一旦产生，就会成为社会利益冲突的武器。然而，一整套观念和特定群体的利益并不是处在机械的一对一的关系中。如果一种生产方式产生出观念体系，这些观念体系就是多重的，而且经常是相互矛盾的。它们形成了一种集体表现（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的“生态学”，意识形态的建构是在一个意识形态选择的场域内进行的，在这个场域内，各种群体都在一个复杂的选择过程中描绘自己的位置。这种包容与排斥的过程不仅仅是认知的；它也牵涉到权力的运用。为了维护意识形态的霸权，正统的捍卫者必须将他们的信息推行到更多的工具性领域之中，同时尽量降低底层群体提出可行性替代方案的能力。一旦redundancy失利，意识形态的营造也归于失败，他们就会运用暴力来弥补失利的局面。
本书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再将社会看作孤立的、自足的系统。我们也不能再将文化想象成一体化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每个部分都要为维持一个有机的、自主的和永久的总体做出贡献。只有实践和观念的文化丛，一定的人类行动者在一定的环境中……。在行动过程中，这些文化丛永远都处在不断的组合、解体和重组之中，在不同的声音中传达着群体和阶级的不同道路。这些道路不能从相互作用的个人在实现自我利益的决策过程中找到解释。它们是从社会劳动的配置中生成的，而人们动员社会劳动的目的在于改造自然世界。动员劳动的方式为历史确定了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无论那些宣称与历史有特权关系的人民，还是那些被认为没有历史的人民，都面临着一种共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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