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初稿）　　

修订本　　

胡    华编著　　

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目    录　　

第一编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时期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　　

第一章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时期　　

第一节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和战争结束初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人民的新觉醒——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第二节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革命运动对中国觉醒的影响，中国革命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第三节  “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和经过　　

第四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第五节  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从办《湘江评论》到工人运动——“五四”时期最正确的方向　　

第六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时期的结束语　　

第二编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第一节  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及其特点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正确组织原则和政治路线的奠定　　

第三节  共产党在工人中的活动，香港海员罢工，毛泽东所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的发展　　

第四节  “二七运动”的经过和意义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　　

第一节  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混战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对国民党合作的促进　　

第三节  在共产党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中国国民党　　

第四节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革命的形势的发展　　

第四章  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革命　　

第一节  “五卅运动”掀起了中国革命高潮　　

第二节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蒋介石对革命的阴谋篡夺　　

第三节   北伐战争　　

第四节  群众的革命高涨和大资产阶级代表蒋介石的大背叛　　

第五节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共产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六节   从蒋介石集团的叛变到汪精卫集团的叛变，革命的惨痛失败　　

第七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结束语　　

第三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　　

第五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揭起了红色政权的新旗帜　　

第一节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红色政权新旗帜的揭起，毛泽东领导下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造　　

第二节  中国革命从退守到部分进攻，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军阀的混战，中国人民革命根据地的扩大　　

第六章  反革命的围攻和革命的反围攻斗争　　

第一节   蒋介石的反革命围攻和毛泽东领导下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人民四次胜利的反围攻斗争　　

第二节  第五次围攻和反围攻斗争，中国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遵义会议的召开　　

第七章  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卖国殃民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蒋介石反动卖国集团的不抵抗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第二节  华北新危机和全国抗日运动的新高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爆发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抗日联军的斗争　　

第四节  成为时局转折点的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第五节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结束语　　

第四编  抗日战争时期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　　

第八章   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　　

第一节   从“七七”事变到中国共产党推动全面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战中两条路线的出现　　

第二节  南京失守到武汉失守，蒋介石集团的动摇，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的发表　　

第三节  敌后解放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成长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政治威信的空前提高，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　　

第九章  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初期和中期　　

第一节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投降反共活动，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第二节  八路军新四军成长为抗战的主力　　

第三节  “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及其被打退　　

第四节  在敌、伪、蒋的夹击下敌后军民英勇的斗争　　

第十章  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后期——局部反攻，抗战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人民抗日战争的反攻胜利　　

第一节  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及其被打退　　

第二节  解放区抗击在华敌伪军的六分之五，在日寇重新进攻下国民党战场的崩溃——豫桂湘战役　　

第三节  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和危机，中国人民为实现联合政府而奋斗　　

第四节  解放区成为反攻的主力，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五节  苏联对日出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反攻阶段到来，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　　

第六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结束语　　

修订十一版后记　　

第一编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时期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　　

第一章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时期　　

第一节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和战争结束初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人民的新觉醒——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和战争结束初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帝国主义列强间爆发了世界大战，这是重分世界和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帝国主义各国分成为两个对立的集团：以德、奥为首组成“同盟国”，支援德、奥两国的有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以英、法、俄为首成立“协约国”，后来加入“协约国”的有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等。在大战期间，英、法、俄、德、意等帝国主义，都忙着生产军火，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市场上西洋货大大减少了，尤其是德国货几乎到了断绝的地步。于是中国的民族工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在大战时期和战后几年中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主要是轻工业。纺织工业在一九一五年有二十二个厂，到一九二三年增加到六十四个厂，纺锭数则从一九一五年的五十四万余锭发展到一九二二年的一百五十九万余锭。面粉工业，一九零零年只有两个厂，到一九一六年便增加到六十七个厂，到一九二五年调查则有一百零七个厂，在欧战爆发后，中国由面粉输入国一跃而为输出国。丝厂的数目据上海一地的调查，自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七年共开设丝厂六十三家，可见这一时期中国的丝业也颇有发展。其他像火柴业水泥业等等也都有些发展。伴随着这些新兴轻工业的发展，是机器进口的增加。一九一七年输入中国机器价值六百余万美金，以后逐年增加，到一九二一年增到价值四千四百余万美金。虽然这个输入数目中也有为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业的，但总的说，不可否认的是标志了中国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此外银行事业在欧战之后也开始发达，在一九一一年革命时，中国的银行只有六、七家，到一九二三年，就有一百多家了。虽然其中有许多是官僚买办资本家开的，但民族资本的银行业，确也有相当发展。重工业方面，煤炭生产也略有发展。　　

   不过，与此同时，日、美两国对华贸易，却也乘机发展起来。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八年，美国对华贸易指数上升一倍左右，而日本则上升到一倍半以上，这说明着日、美乘机抢夺了其他帝国主义在华的市场。输入中国的日货主要是棉纺织品，直接影响着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就整个说，中国的民族工业，在这一时期，虽然遭遇到日、美帝国主义乘机扩大侵略的压力，虽然还受着军阀混战的损害，但终因西欧各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就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若干新的发展。当然，这些发展还是有限的，而且重工业的发展十分微弱，只是限于轻工业方面有若干发展，所以中国资本主义仍然摆脱不了对帝国主义的依赖，仍然不能不受到帝国主义的束缚；在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没有基本改变以前，中国的工业是不能更大地发展起来的。　　

[中国人民的新觉醒——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就更加明显与增强了新的阶级关系和新的阶级要求。　　

   首先是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起来了。虽无十分精确的统计，一般估计那时产业工人大约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之多。上海、天津、青岛、武汉等产业中心，每地集中工人都在十万至数十万以上，这些地方是无产阶级的大本营。中国产业工人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它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三种压迫，要求民族解放民主革命最彻底。　　

  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有了某一程度的发展。他们为了自己的企业的利益，为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也希望排除外国资本的操纵，消除军阀的混乱；因而也在某种程度内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改革。但是他们没有坚定的立场，他们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以及他们的力量的软弱，使他们动摇于革命和反动之间。　　

  中国觉醒的人民必须要向革命求出路，因此必须要向最进步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求出路。　　

  在这种条件下，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同情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代表中国人民的新觉醒，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角。同时，有一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出来参加新文化运动。　　

  早在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代表中国人民的新自觉的新文化、新启蒙运动，就以当时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陈独秀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为大本营逐渐发展起来，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正面要求，可以说有三个：一个是提倡民主，即“德模克拉西”，要求打倒“孔家店”，反对封建政治和封建礼法、伦理；一个是提倡科学，即“赛因斯”，反对迷信、盲从、独断的封建哲学、宗教；再一个是为了传播民主科学的新思想，为了人民的启蒙，而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反对封建文学、古文，以及所谓“国粹”。当时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急进民主主义和开始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革命文学家鲁迅，和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胡适、钱玄同等。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分析了当时世界革命的形势，发出了“民主主义战争”和“庶民胜利”的号召，表现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人民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早期的思想。而作为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的胡适，却是“一九一七年（民六）七月，我回国时……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胡适文存》二集《我的歧路》），表现了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对于革命政治运动的动摇和消极。在文学革命的问题上，当时最勇猛的战士，也是开始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独秀等。胡适曾经叙述此事说：“文学革命的主张，起初只是几个私人的讨论。到民国六年一月，方才正式在杂志上发表。第一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是很和平的讨论。……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陈独秀。陈独秀接着《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很显然的，当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正是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作为领导骨干而发动起来的。　　

在新的物质力量的基础上，出现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新文化运动。这种新的文化活动，又促进了中国人民新的爱国意识。这种群众的爱国意识，到了相当的时候，就变成了惊天动地的爱国的政治行动——这就是“五四”运动，正如毛泽东所说：“……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六八八页）　　

第二节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革命运动对中国觉醒的影响，中国革命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历十月），俄国爆发了震动世界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一切劳动人民摧毁了地主资本家的统治，建立苏维埃（cobet’意译为会议）政权。苏维埃政府立即向中国发表宣言，声明“凡以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所取得特权，都交还给中国，不受何种报酬”；并主张援助中国独立解放运动。　　

  列宁、斯大林党的国际主义政策，给予中国人民的影响异常巨大。天津、北京的一部分工人和学生，自动组织起来，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有些讲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也逐渐被介绍到中国来，俄国革命的胜利，启示了中国解放的道路。正像毛泽东所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六九三页）　　

[世界革命运动的推动]  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全世界掀起了革命的高潮。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间，德国、奥地利、芬兰、匈牙利和日本不断爆发革命。在殖民地方面，则由土耳其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印度、埃及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朝鲜人民的反日起义等。　　

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如毛泽东所指出，使得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推动了“五四运动”的来临。　　

[中国革命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在上述世界革命运动的新形势下，中国革命已经成为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毛泽东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六六四页）　　

这就是说，从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已开始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了，这种联合，正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所必需的。正如斯大林所指出：“”要达到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牢固胜利，没有这些国家底解放运动与西方先进国家底无产阶级运动之真正结合，是不可能的。（《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一一九页，《一九二五年五月东方大学对于东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任务》）　　

[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改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由于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已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这样就是中国的革命开始由旧式的为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改变成了新式的为无产阶级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改变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根据毛泽东的分析，应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了的。而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但是，如上面所述，从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它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即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了。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呢？像毛泽东经常所昭告我们的，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一九二七年以后形成的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这个崭新的革命，就是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为其开始的。　　

第三节  “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和经过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一九一八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结束，德国帝国主义失败了。一九一九年一月，战胜国方面的英、美、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在法国的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来处理一切善后问题，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的强盗分赃会议。　　

  在大战中中国参加了英、美等国方面，这时也算是“战胜国”之一，也派了代表去参加和会。中国代表在人民的督促之下，向和会提出要求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希望条件七条，又提出了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陈述书，并请求归还在大战时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权利。　　

  操纵和会的主要是美、英、法三大帝国主义国家，他们中间利害并不一致。美国在中国过去抢到东西最少，所以主张日本吐出对山东利益的独占，好让他重新侵入，就对中国表示愿意支持中国对山东权利的收回。英、法过去在中国抢到很多特权，虽然也愿意日本吐出山东，但如果中国人民因此提高反对帝国主义的信心，可能动摇他们既得特权时，他们就转过来支持日本了。至于中国要取消一般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无论美、英、法哪一个帝国主义，都是同样坚决反对的。四月间，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美国得不到英、法的支持，也就背弃了自己对中国的诺言，向日本妥协。参战的中国在和会上什么也没有得到，七项希望条件根本不予讨论，取消日本所加诸中国的二十一条的请求，也说不在和会讨论范围之内；倒是大战时日本所趁火打劫夺去的德国在山东所有的各种特权，却由“和平”条约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等三条明文规定，都让给日本了。　　

[“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  和会中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以后，引起广大人民的愤怒，就掀起了反帝国主义的高潮——“五四运动”。李大钊（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就是这一伟大政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首先起来反对巴黎和约签字的，是中国留法学生。接着，　五月四日　，北京学生五千余人，在天安门集合，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示威群众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那时候任交通总长）、陆宗舆（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那时候任币制局总裁）、章宗祥（是经手向日本借款的，那时候任驻日公使）三人。队伍游行到赵家楼，包围曹汝霖住宅，痛打了藏在曹宅的章宗祥。北洋军阀政府派出军警来弹压，捕去了大批学生。第二天，全北京的学生实行总罢课，表示反抗。　五月六日　，“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也成立了，发通电、撒传单、组织讲演团。天津、保定、上海、南京、武汉、两广、福建、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南、四川、东三省的学生都纷纷起来响应。　　

  [中国工人阶级的参加战斗和运动的结果]  在　六月三日　以前，参加斗争的只限于青年知识分子。三日，由于北京卖国政府逮捕讲演学生千余人，激起全国愤怒，于是自　六月三日　以后，逐渐转入新的阶段。上海及其他商埠商人实行罢市，接着上海机器、印刷、纺织、火车、电车工人先后罢工，上海一地，举行政治罢工的工人有六、七万人。同时，京奉铁路（北宁铁路）的唐山工人三千余人和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工人也都积极参加了。尤其是沪宁铁路工人的罢工影响最大。这表示“五四运动”已经发展成为全国范围内工商学联合的革命运动了。　　

  全国反帝群众运动的高涨，逼使反动统治阶级不得不让步去，　六月七日　北京政府释放被拘学生，九日下令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的中国政府代表在中国人民的舆论压力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个消息传遍了全世界，给世界各国一个大震动。　　

第四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合流]  随着“五四”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的发展，作为它的最初表现形式和起了推进作用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六九三页）的运动，也在全国各地澎湃发展起来。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合流而又互相推进。刊物除《新青年》外，北京有《新潮》、《每周评论》、《新生活》，上海有《星期评论》，湖南有《湘江评论》，成都有《星期日》等，报纸鼓吹新文化的副刊，有北京《晨报》的《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及《时事新报》的《学灯》等。其他小册子、丛书……也出了很多。文学团体也纷纷创立起来，到后来著名的有沈雁冰（茅盾）、郑振铎等的文学研究会，郭沫若、成仿吾等的创造社。当时最有价值的，是陈独秀、李大钊的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政治学术论文，是鲁迅的小说如《狂人日记》、《孔乙己》等；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则影响及于华南各地，马克思列宁主义渐渐地较有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了。　　

[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这个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到　六月三日　以后，当着“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圈子，扩大成为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的时候，在文化思想上关于中国的前途应该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开始突出起来。在这个问题上，这些知识分子开始更明显地不行了他们各自不同的阶级立场，文化统一战线也就开始分化。　　

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胡适，在七月间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表现他们对真理是惧怕并采取敌对的态度的。他们在哲学上提倡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亦即欧美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阻止人们去了解客观规律、客观真理。他们在政治上鼓吹妥协的改良主义，主张由资产阶级意想中的“好人”、“人才”来组织所谓“”好人政府、“第一流人才内阁”，企图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下，进行资产阶级的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革命。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按：指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七年。——引者），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六九三页）　　

   一部分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诸人为中坚代表，还有后期的鲁迅等，由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和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发展到主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的宣传，使新文化运动向更新的阶段推进，李大钊在一九一九年八月间所发表的驳斥胡适的谬论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就是这部分人在当时的思想与所走的道路的代表作。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从社会制度上根本改造中国的道路。　　

  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五四运动’的发展路上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面给了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及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这就是右翼，是形式主义向右翼的发展”（《反对党八股》）　　

第五节  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从办《湘江评论》到工人运动——“五四”时期最正确的方向　　

[毛泽东的青年时代]   毛泽东——中国人民伟大的导师和领袖，在一八九三年（阴历癸已，清光绪十九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乡。家务农，很小就开始劳动。十七岁，去长沙入中学。十八岁，值辛亥革命，因决心亲自参加革命，即入伍当兵（新军）。　　

辛亥革命流产、南北“统一”，毛泽东当兵半年后即退伍。后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一九一七年，他发起组织新民学会，——这是一个以研究学术和改造社会为目标的青年团体，后来起着秘密的初期党组织的作用，许多会员后来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坚分子与优秀干部。　　

[从办《湘江评论》到做工人运动]  “五四”运动起来，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湖南的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主编《湘江评论》，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提倡民主和新文化，提出“民众大联合”的口号。这个刊物影响及于南中国各省。　　

为了组织反军阀的实际斗争，他曾经到北京、上海去，他第二次到北京时，读了许多关于介绍苏俄的书报，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建立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于是毫不犹豫，大踏步地走上了共产主义的大道。　　

一九二零年他回长沙，作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任第一师范某班国文教员，同时组织了文化书社、青年图书馆，办船山学社、自修大学、湘江中学，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实际地开始从事工人运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工人运动——这是创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党进行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应首先准备的自己力量的基础，是后来的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运动的第一个阶段的中心工作。从新文化运动到工人运动，毛泽东都是站在运动的最前面！　　

从办《湘江评论》——新文化运动，走向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是“五四”时期最正确的方向。这个方向的代表，就是毛泽东。　　

第六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时期的结束语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一个政治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当时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下，中国工人阶级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政治罢工参加了全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则自觉地参加了这一个运动的领导，使得这次运动成为和以往许多次的民主运动大不相同的一次，开辟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新的一章，这就是和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不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做了正确的科学总结。他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六九二页）“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这些都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伟大的功劳。“五四运动”的弱点是：在其开始（六三以前），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其文化运动当时也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五四六页）　　

  真正实际地去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点燃起大革命的火把，这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五四”以后所走的道路。　　

  “五四”文化运动是谁领导的呢？　　

“五四运动”发起了中国的文化革命，严重地打击了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旧文化，创始了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这个任务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的，而是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之下进行的。当时“五四运动”的中国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先驱者，如李大钊等人，确信自己的事业是正确的，确信中国人民的解放一定会得到胜利，确信中国人民有力量足以解放自己。他们手无寸铁，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奋斗，表现坚定的胜利信心和崇高无比的气节。李大钊在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英勇地牺牲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绞架下，他在文化思想上、革命事业上对中国人民的辉煌贡献，将同人民事业的前进而永垂不朽！而当年文化运动的参加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等，到后来堕落为美帝国主义和独裁者蒋介石的臣妾，他们在当时也并不是文化革命的真正领导者，这是很清楚的。　　

第二编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　　

第二编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第一节  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及其特点　　

[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  随着外国帝国主义经济、本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在帝国主义者和本国资本家的工厂和企业中，团聚了近代产业无产阶级，其人数，上面说过约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之多。这个数目，在整个人口中虽还是少的，但是他们居住很集中，是个有力量的阶级。此外，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约有一千二百万；还有广大的雇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加上其他城乡无产者，尚有一个广大的数目。　　

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无产阶级由于阶级力量还没有充足发展，中国革命运动曾由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领导（他们的知识分子），如孙中山领导的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无产阶级不过作着追随的角色参加着。但从“五四”以后，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进一步壮大，世界革命运动的影响，参加“五四运动”的锻炼。他们的政治觉悟程度日益提高了，逐渐形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而且它是中国最进步的和受痛苦最深的阶级，所以从此以后，中国革命的政治领导者，已不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了。　　

[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  中国革命一定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首先是由于这个阶级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的，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它具备了别的任何阶级所不能有的阶级特性，刘少奇说：　　

“由于无产阶级是集中在大产业中生产，分工很细，一切动作都受机器的限制与彼此约制，他们是没有生产手段的出卖劳力的工钱劳动者，依靠工资过活，他们与一切劳动者没有基本的利害冲突，因此，就养成他们伟大的团结性、互助性、组织性、纪律性、进步性，对于财产的公有要求，及对于一切剥削者的反抗性、战斗性、坚韧性等等。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特性。”（《人的阶级性》，《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五二年人民出版社版，九三页）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具有上述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之外，还有哪些特殊的优点呢？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帝国主义者把工人当做牛马，随便鞭挞、开除，并利用学徒、养成工等半封建的剥削方法，增加它的额外利润。　　

中国资本家因为无力与洋货竞争，更拿增加工人工作时间，减少工人工资，来维持它的利润。所以，中国工人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工资水平是世界上最低的。工作时间常在十二小时左右，甚或有二十小时以上的。工人的生命和生活根本没有保障。自己的工会很少，工人社会地位很低，政治上更没有自由，完全是属于一种所谓“下等人”。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也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很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　　

第三，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便利于他们同农民结成亲密的革命联盟。　　

自然，中国无产阶级还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内部还存在着一些农民意识、行会观念、流氓习气等弱点。但由于上述的特点（优点），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不能胜利。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正确组织原则和政治路线的奠定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  上面说过，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参加“五四”的战斗，显示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浙江评论》等刊物，自觉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介绍俄国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思想上的准备。　　

有一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走到工人中间，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毛泽东在湖南深入工人群众，为工人作事，向他们宣传。每一工厂、每一行业里面，毛泽东都去发现积极分子、干部，经过他们，经过行动、斗争，渐渐地把所有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都组织起来，开始奠定党的基础。同一时期，上海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帮助工人组织了许多团体。在北方，则有刘少奇、邓中夏等帮助工人设立劳动补习学校，帮助工人十人团的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在阶级基础上的准备工作。　　

一九二零年的春天，共产国际派威经斯基（中文名字叫吴廷康）到中国来，帮助中国建立党的组织。他先后找到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积极帮助下，从五月间开始，先后由陈独秀等在上海，李大钊等在北京，毛泽东、何叔衡等在湖南，董必武、陈潭秋在湖北，王尽美等在济南，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小组。后来陈独秀到广东，又在广东建立了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同时建立起来。在国外，日本留学生中也有小组。周恩来、王若飞、蔡和森、李立三、李富春、罗迈、向警予等又在法国巴黎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团。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亦即成立大会（在会议将要结束时，因巡捕搜查，又移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到会代表十二人，代表党员五十七人。到会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刘仁静等，共产国际也派了代表来参加这次会议。　　

大会在讨论党章时，反对了合法主义观点和极“左”倾的观点。合法主义以李汉俊为代表，认为今天中国共产党只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宣传工作，而不应该发展党的组织，不应该进行工人运动……。极“左”派以刘仁静为代表，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斗争的目标，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不作任何合法的运动，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一般应拒绝其入党……。（后来刘仁静成为托洛茨基匪帮的走卒，李汉俊被党开除。）　　

在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的斗争中，毛泽东等提出了正确的主张。因为还在中国共产党酝酿成立的时期，毛泽东已经奠下了湖南党的基础，已经在湖南作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也作了工人运动，他和其他与群众有联系的代表，都主张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党，认为党的基本任务是为工人阶级专政而斗争，现阶段中国革命则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党的当前中心任务是发展工人运动。他们的正确意见在大会上取得了胜利，这样，就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和政治路线的基础，造成了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中国工人运动开展的先决条件。　　

一次大会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中央工作部。并决定以党外合作的形式，援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第三节  共产党在工人中的活动，香港海员罢工，毛泽东所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的发展　　

[党在工人中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开始成立时，工人党员还很少，大部分是学生、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这并不奇怪，因为那时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是不行的。中共成立后，便注意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而斗争。所以一次大会后，就马上成立了一个公开的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叫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指导全国工人运动。书记部有全国总部（开始在上海，后在北京）主任为邓中夏，各地有它的分部，湖南分部主任是毛泽东，武汉分部主任是林育南，济南分部主任是王尽美，在上海、广东也设有分部，总部出版总机关报《劳动周刊》，其他分部亦有机关报，用以教育中国工人。　　

当时，在京汉铁路的长辛店、郑州、汉口的江岸，粤汉铁路的徐家棚，上海，江西萍乡煤矿的安源，广州、杭州等地普遍地开设工人学校（劳动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共产党员多半当教员，逐渐和工人有深刻接近后，就进一步办工人俱乐部，或用“职工同人会”、“工人十人团”、“精业研究所”等名义，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　　

[香港海员大罢工]  随着工人组织的建立，工人的革命斗争也活跃起来。特别是香港海员的大罢工，揭开了中国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新页。　　

因为海员是跑外国的，常和外国工人接近。所以他们首先懂得组织工会，在海员工人苏兆征的领导下，他们在香港成立了“中华海员工人联合总会”，由于海员工人受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生活非常痛苦，又因跑外国，受到当时汹涌的世界革命潮流的激动，所以他们发生阶级觉悟较早。　　

一九二三年一月，由于工会向资方提出加资要求资方不答应，全体海员开始罢工，前后加入罢工的海员有二万多人；接着香港全市的苦力和运输工人数万人，也举行同情罢工。北方的铁路工人，听到海员罢工的消息，便募捐援助，铁路工人们在京汉铁路火车头上竖起“援助香港海员”的大旗，从北京一直飘扬到汉口，从汉口回转来又飘扬到北京。这些给了海员很大的鼓励。罢工后，许多轮船停泊在香港开不出去，使英帝国主义的商业遭受很大损失。英帝国主义实行镇压，逮捕工人，香港工人便毅然离港到省（广州）。英帝国主义为了禁止海员离港，在沙田阻止工人到广州去，开枪射击，死二人，伤数百人。但工人们在工会领导下誓死不屈服，坚决离港，罢工坚持了八个星期，英帝国主义无可奈何，答应增加工资，恢复原工会，释放被捕工人，抚恤死难工人，并恭恭敬敬地送还原被香港英政府拆去的“中华海员工人联合总会”牌子。当工会牌子在十余万人的热烈仰望中徐徐挂上去时，欢声雷动，爆竹连天，声震全港，罢工完全胜利。　　

[劳动大会和劳动立法运动]  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大浪潮。接着有上海海员、纱厂、烟草及邮务工人的罢工；汉阳有钢铁厂工人的罢工；安源有一万五千矿工的罢工。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到会代表一百六十二人，代表工人约二十万。大会热烈讨论了工人参加民主革命，成立全国总工会等问题，并指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团体的通讯处，第一次劳动大会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　　

工人们在上述罢工斗争中，由于受到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他们感到政治自由的重要。因此在八月里又展开了工人的劳动立法运动。劳动组合书记部起草了劳动法律草案，在全国各报纸杂志上发表，要求保障工人在法律上的地位，如要求政府承认工人集会、结社和罢工的作用、允许工人团体代表工人缔结契约、废除束缚工人的治安警察法等。当时的军阀政府，自然不会通过这种劳动立法，但工人们的觉悟已经提高了，他们知道没有政治自由，争得的经济利益就没有保障，因而争取政治自由的要求更加迫切了。　　

十月间，又有唐山开滦煤矿五矿四万多工人反对英国资本家虐待的大罢工，这个罢工虽然在英帝国主义武力压迫下失败了，但中国工人阶级反压迫、争自由的运动，却从此更加激昂了。　　

[毛泽东所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自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就回到长沙，正式成立湖南党的组织，任湘区（湖南全省兼江西萍乡安源地区）党委书记（一九二一——一九二三年）继续领导开展工人运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就已组织了几万工人。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开始了罢工斗争，最大的是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和湖南常宁水口山铅矿的罢工；同时，手工业工人和苦力工人几乎全部都罢过工，而且是联合全市小作坊、小店铺的同盟罢工。毛泽东亲自站在这些罢工斗争的最前哨，像长沙泥木工人的罢工，他亲自代表工人带领其他工人代表同去和省公署交涉。罢工大半胜利。这是湖南罢工潮最澎湃的时期。一九二二年夏，仅长沙城就有十多个工会。在这一基础上，又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湖南全省有组织的工人的总工会，毛泽东任总干事。为了争取工团联合会的合法，毛泽东曾领了工人代表去与湖南省长作斗争。一九二三年五月湖南全省有了粤汉铁路总工会等二三十个工会。五一节举行了一次全省总罢工。这时湖南的工人运动已达到了空前壮大的地步。后来，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的大革命时期，湖南工人运动一直是从毛泽东奠定的这个基础上向上发展的。到一九二七年五月的“马日事变”以前，仅长沙城内就有一百三十多个工会。湖南全省有组织的各业工人约达四十万人。　　

第四节  “二七运动”的经过和意义　　

  [“二七运动”的经过]  中国工人阶级自觉地斗争不断向前推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京汉铁路工人争取组织总工会的自由、反帝反军阀的“二七运动”。　　

　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　，京汉铁路各分工会代表，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军阀吴佩孚密令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鄂派军警阻止，包围工人代表，工人代表非常愤恨，冲入会场，正式开会，宣布了总工会的成立。会后，军警又把会场捣毁，并把守代表住的旅馆，不许自由活动。各地来的代表，更加愤慨，秘密召开全体代表会议，决定总工会移湖北江岸办公，京汉全路从四日正午起总同盟罢工，并号召工人们说：“我们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决无后退！”从　二月四日正午起　，京汉全路的大罢工就正式开始了。　　

大罢工的第三日（六日），武汉各工团代表和江岸工人万余人，集会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厉二小时许，巡捕岗警都不敢阻拦。　　

到　二月七日　那天，吴佩孚手下的湖北督军萧耀南和武汉的外国资本家秘密计议的结果，布置了一个大屠杀的罗网。他们以“调解”为辞，诱工会派代表在工会会所相会谈判。当工人代表赴会途中，军警即包围工会会所，当时有工友数百人，在工会门前等候消息，被军警当场杀死三十二人，伤二百多人。接着又搜查工人家宅，随便奸淫抢掠，有一道街一夜竟被抢掠三次，细小物品也被抢去。　　

当时，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和工人数十人，被军阀捉住，绑在车站的电线杆上，军阀以刀砍林祥谦，再三强迫他下复工的命令，他都严词拒绝了。他被砍得鲜血溅地，仍然英勇地大呼：“罢工是为了全路工人争生存，没有总工会命令，我的头可断，工是不上的！”他就被砍死了。林祥谦是共产党员，他表现了共产党员至死不屈、慷慨就义的高尚气节。　　

同日，在长辛店，也进行了同样的残杀。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共产党员）亦在武汉被捕，于　二月十五日　英勇就义。总计前后死工人约四十人，伤三百人，入狱的四十多人，开除一千多人，工会也被捣毁或封闭了，这就是工人运动史上的“二七惨案”。　　

[“二七”的意义]  一九二二年一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开始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这个高潮以一九二三年的“二七运动”为其顶点。经过继续到一十三个月之久，大小罢工在一百次以上，参加人数在三十万以上。“二七”大屠杀，使这个高潮，暂时遭受了挫折。但“二七”的鲜血，并不是白流的。“二七”烈士施洋、林祥谦等共产党员的光荣业绩是永垂不朽的。“二七”是中国工人第一次有组织地从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的伟大运动，是工人阶级自觉的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的先声。共产国际当时特为此发表宣言，说中国工人已走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在强暴的敌人面前，工人们坚决、勇敢、毫不屈服，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组织性，显示了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中的先进阶级、最革命的阶级，也告诉全国人民：工人阶级是全体人民争取解放的领导者。同时，血的事实又告诉工人：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工人就不能翻身，不团结其他革命阶级共同奋斗并建立革命的武装力量，革命也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以“二七”为顶点的当时中国工人运动，形成为后来中国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力量基础。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　　

第一节  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混战　　

[美日侵略中国斗争的华盛顿会议]  美帝国主义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卖军火、贷款，大发战争财，逐渐成为统治世界经济政治的霸主，对于太平洋上的霸权，加强了争夺的野心。日本帝国主义也利用欧战机会，在中国获得许多大的权益。美、日两帝国主义，竞相掠夺中国，互相矛盾，成为帝国主义互争中的要角。英帝国主义向来在中国保有最大的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起美、日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发展来，英国在华势力的扩张显得停滞，但也仍是掠夺中国的一个要角。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　，美国国务卿兰辛和日本派到美国去的石井发表相同照会，并由美国通知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华特权，工商业机会均等；一九一九年，美国在巴黎和会上又承认日本强占山东，企图以此换取日本承认美国在远东的优势地位。但由于日本的狡猾和阴谋独占中国的活动仍是有加无已，使美国并没有达到排斥日本优势的愿望。斗争还是继续发展下去。到了一九二一年，美帝国主义发起在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这个会议就是当时各帝国主义、尤其是美、日两帝国主义，为解决战后太平洋上的霸权问题，特别是争夺中国问题的争执而召开的。由于大战中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在远东势力的膨胀，不但威胁了美国，也威胁了英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利益，使美、英可以结成伙伴，在这个会议中共同对付日本，为了取得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远东中的新协调，解决美、英、日等列强争霸中的矛盾，这个会议拆散了英、日同盟，规定了英、美、日在太平洋上军舰的吨数为五、五、三之比。对于争夺中国问题，则在一九二二年二月根据美国所谓“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侵略原则签订了美、比、英、中、法、意、日、荷、葡的“九国公约”，在名义上“尊重中国主权完整”，而实际上则是美国作领袖来和英、日等帝国主义共同侵略中国，合法地殖民地化中国，也就是“将中国置在他们共同侵略的‘门户开放’政策之下”（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　　

自华盛顿会议以后，帝国主义间的冲突，有了新的协调，表面上似乎暂趋缓和，实则彼此的斗争只是更换了些方式，主要是采取了间接的方式，各在中国扶植和利用一部分军阀为其爪牙争夺地盘，以实现其掠夺的企图。　　

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在世的时候，他被各帝国主义用作在华的工具。袁世凯死后，各帝国主义各自寻找其得力的工具。原来在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系统下分裂成皖系和直系两派。这两派的斗争的背后就是由日本帝国主义和英、美帝国主义所操纵。华盛顿会议后，各个帝国主义在华争夺权利的斗争，就反映为代表各派大地主大买办的各派军阀的频繁不绝的内战。　　

[直皖战争]  上面说过，自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就分裂为直、皖二系，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冯死后，曹锟、吴佩孚继之），依靠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皖系以段祺瑞为首，投靠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膝下。此外还有在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和日本有勾结。　　

继承袁世凯操纵北京政府的是段祺瑞。他大量地出卖中国主权，向日本换取借款。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起，直系军阀吴佩孚（师长）等，以曹锟（直隶督军）为首领，利用了当时人民反日反段的情绪和助力，并联合了奉系，于一九二零年七月间，在河北的杨村、涿州和皖系发生战争，一举打败了皖系。日本在华势力暂时受了打击。从这个时候起直系便代替了皖系，在北京中央反动政府取得了权力。曹锟、吴佩孚又继承了袁世凯和段祺瑞的故技，企图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实现反动的武力统一。　　

[直奉战争]  直系军阀自打败皖系后，占有华北和长江流域地盘，使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大为扩张。日本帝国主义自扶植皖系失败后，便努力扶植奉系。奉系自在直皖战争中入关后，势力达到北宁铁路（京山铁路）沿线和内蒙各地，直、奉两系矛盾日益尖锐化起来。这时候，孙中山在广东依靠旧国会的一些议员组织了“非常国会”，选举他当非常大总统（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进行和东北张作霖联合的政策，以反对曹、吴。一九二二年四、五月间，直、奉两军战于长辛店、马厂等处，结果奉系失败，退出关外。　　

[广州军政府的分裂和陈炯明的叛变]  北方军阀混战的时候，南方一部分军阀和北方军阀互有勾结，南方政局也发生变化。一九二零年，北方皖系当权时，桂系军阀陆荣廷等就在皖系的策动下，主张南北议和。孙中山被迫辞军政府总裁职，离开广州。后来，孙中山利用粤军陈炯明击败桂系，又由上海回到广州，被举为非常大总统（一九二一年），准备北伐。直奉战争中直系胜利后，曹锟、吴佩孚想垄断全国权力，和英帝国主义合谋，收买陈炯明，教唆他叛变，炮击总统府（一九二二年），孙中山被迫逃往上海。这时他发表宣言，提出“工兵计划”，主张化兵为工，要曹、吴以军队半数改为工兵。曹、吴表面上赞成他的主张，实际上是想拉他投入反动集团，以消灭革命力量。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写了许多文章，揭破曹、吴阴谋，鼓励孙中山不要受骗，要坚持革命立场，给了孙中山以很大的帮助。后来，陈炯明为滇桂联军所败。一九二三年春间，孙中山再到广州，被举为大元帅。　　

[曹锟贿选]   直系两次胜利后，统一了黄河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土地，便进一步诱发了曹吴垄断全国权力的欲望。于是吴佩孚先逼总统徐世昌下野，利用黎元洪作为过渡的总统。曹锟、吴佩孚到处残暴的压迫人民，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惨杀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工人，就是许多罪行中一件最大的罪行。一九二三年六月间，直系军阀驱逐了黎元洪。　十月五日　，五百九十个国会议员们每人得了五千元的银元支票，曹锟“获选”了大总统。“猪仔国会”、“猪仔议员”——这种称呼，就此变成了全国所咒骂的通俗的称呼。　　

[军阀混战下农民生活的痛苦、人民革命要求的增长]   在这样帝国主义新侵略和军阀混战下，农民的生活十分痛苦，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兵差、拉夫、人为的天灾、地租和高利贷的加重，使农民运动以各种形式勃兴起来。南方已开始了农民协会的组织（如广东东江），北方农民原始的自卫斗争（如红枪会）也更进一步的发展了。　　

   工人的被剥削是加紧了，同时，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团结力也加强了。　　

   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因工商业的发展受到挫折，对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反对军阀内战，也有了新的觉悟。　　

   各革命阶级的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是更加增长了。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对国民党合作的促进　　

  [中共二次大会和反帝反封建政纲的提出]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上海，到会代表有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等十二人，代表党员一百二十三人，讨论的中心问题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党的策略路线。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总结了近代人民斗争的经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宣言中说：“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又规定了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和民众运动的政策，提出：“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　　

  在这个宣言中，分析了在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的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号召工人农民积极参加民主革命，规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纲：“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六、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七、制定关于工人和农民以及妇女的法律：（一）改良工人待遇：甲、废除包工制；乙、八小时工作制；丙、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丁、工厂保险；戊、保护女工和童工；己、保护失业工人等；（二）废除丁漕等重税，规定全国——城市及乡村——土地税则；（三）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所得税；（四）规定限制田租的法律；（五）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六）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普及教育。” 但是，宣言中没有指出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没有提出工人农民的政权要求和农民的土地要求，这是宣言的缺点。这个缺点，后来被陈独秀机会主义者所发展，而使党的领导机关在一九二七年发生了路线的错误。这次大会并通过了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　　

  六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曾发表《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具体地提出了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办法：“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这些，就使全国人民获得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和奋斗的新步骤，以发动广大的新形式的群众运动。这极大的鼓舞了孙中山的革命热忱。这种政纲和政策为孙中山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派所同意。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生存，抛头颅、洒热血，这是很可敬仰的。但他们都没有明确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损害中国人民的两大敌人。例如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孙中山，总幻想帝国主义来帮助中国革命；辛亥革命更因和封建军阀袁世凯妥协，把革命断送了，但从中国共产党产生，提出上述明确的民主革命政纲后，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孙中山经过了失败、挫折以及妥协的错误的长期过程，到这时，由于他和共产党人的来往接近，得到了共产党人的启示和帮助，才开始找到革命新道路，推动他后来决定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因而改组了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孙中山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从旧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就大大促进了中国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这个党的宇宙观和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党的最后目的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人类最理想的社会。但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时候，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因此它必须负起责任来完成资产阶级所不能完成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时，根据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就规定了上述关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作为自己斗争的最低纲领——这纲领到后来在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一九四七年所著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九年所著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得到了最科学最完善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则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纲领。　　

   二次大会以后，党在工人中的工作更加开展起来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有几十个职工会，会员人数约在十五万以上。在青年群众中的工作也加强起来了。一九二二年五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全国团员已有四千人。二次大会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定期出版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　　

[中共三次大会和毛泽东坚持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到会代表三十人，代表党员四百三十二人。　　

这次大会的代表中有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蔡和森、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大会的讨论中心是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大会在讨论中，发生了很大的争执。　　

一个极端是右倾的代表者陈独秀，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能站在消极的帮助地位，而不能站在领导地位，因此，他认为共产党的一切工作应该集中到国民党。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要使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并起来，取消共产党。这种错误观点曾部分地参杂到大会宣言中去。另一个极端是“左”倾的代表者张国焘，他反对和国民党合作，认为国民党是不能进行民主革命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革命，他认为和国民党合作就会“混乱无产阶级思想”。当时，毛泽东和瞿秋白等在一起，坚决地和陈独秀的右倾尾巴主义作斗争，又和张国焘的“左”倾关门主义的观点作斗争，使大会正式通过了调解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的决议。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瞿秋白等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　　

三次大会以后，毛泽东被调到党中央工作。　　

从这时候起，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统一战线开始建立起来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统一战线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和在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的合作。　　

第三节  在共产党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的历史的发展]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在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前是同盟会。同盟会是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组织者，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会党”——中国“下等”社会（包括工人和农民）的原始组织，以及反满的士大夫，这几部分人的松散的革命联盟。而以孙中山所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主体。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专制朝廷，但是由于领导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它未能真正动员群众。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而在版图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致使落入北洋军阀袁世凯之手，革命终归失败。一九一一年革命后，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当时大部分上层党人开始妥协腐化，党内加入了许多反动派——封建政客集团、买办势力，国民党已在实际上完全丧失了革命的性质。　　

一九一三年，反袁的所谓“二次革命”也在短期内被袁世凯打败了，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事实上，在这以前国民党已分裂为一些政客集团的小组织，自己经瓦解了。　　

一九一四年，孙中山到日本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企图恢复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前的革命党的面目，但参加的人数很少，力量薄弱，在人民中影响很小。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孙中山在上海，学生们派代表找孙中山，要他支援“五四运动”，孙中山因为自己没有力量，表示没有办法。“五四”后，他受了“五四”人民运动的影响，又受了俄国革命、世界革命的影响，遂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其所以称为中国国民党，是在表示区别于一九一一年革命后的“国民党”。当时一些最先进的革命者曾积极帮助孙中山，林伯渠就在当时作中国国民党的总务部工作（这是管组织工作的部门），酝酿着向革命更生。但中国国民党力量还是很微弱，除海外（南洋、美国）有些党部能够在经济上支援孙中山以外，在国内各地并无基础。孙中山为此十分焦急，但一直没有什么办法。　　

[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建党]  恰好，一九二零年七、八月共产国际开第二次大会，规定“共产国际应当与今日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压迫各国参加推翻帝国主义事业的革命势力取得密切的联络”（《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列宁在大会上代表“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作了报告，热烈地主张援助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革命运动。　　

一九二一年三月，上述委员会的秘书马林来到北京，经李大钊的介绍，八、九月间到广西会见了孙中山，谈中国情况、谈十月革命。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两点意见：（一）要进行中国革命，就要有好的政党，这政党要联合各个阶级，尤其是工农大众；（二）要有革命武装的核心（过去孙中山等只是联络军阀军队），要办军官学校。孙中山听了十分高兴和赞成。要办好的政党一点尤其和孙中山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九年以来的意见吻合。自俄国十月革命后，孙中山也知道了革命非有自己的武装不可。　　

但是如何建立起一个像样的政党呢？当时国民党在内地既无基础，也没有人去作组织工作。于是共产党着手帮助国民党在国内各地先后建立起秘密的国民党党部来，北方由李大钊负责，湖北由董必武负责，四川由吴玉章负责，湖南由毛泽东、夏曦等负责。湖南的国民党名义上覃振为支部长，但他不能回湖南，所以事实上是毛泽东、林伯渠、夏曦等在作事。　　

  一九二二年八月，苏联派越飞来华，和孙中山再谈改组国民党及建军等事，并说可得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帮助。于是有一九二三年一月的“孙文、越飞宣言”。　　

   一九二三年三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苏联又派鲍罗廷和一些军事顾问来到广州。于是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有当时共产党员谭平山等参加作中委），聘鲍罗廷为顾问，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发表改组宣言，党纲草案，确定“联苏、联共、扶助农工” 的三大政策。　　

[国民党改组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是每一省由孙中山指定三人，每一省又另推三人。　　

  这次大会正式通过了承认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并且通过新政纲、新党章和改组国民党的各种具体办法。大会发表了有历史意义的有名宣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中除分析了中国现状外，并把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从此在孙中山领导下革命的国民党便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其斗争的目标，以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为其政策。这是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派的革命代表的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瞿秋白等都参加了这个大会，在会上起了重要作用，并被选为这个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的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这次大会在实际上成为革命高涨的起点。　　

  会后不久，一月二十七日，孙中山派蒋介石等七人为筹备委员，筹办黄埔军校，聘请苏联顾问，模仿苏联的军事制度。共产党派周恩来去作政治部主任，派叶剑英、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等去作教官，苏联又帮助许多武器。　　

  由于孙中山的确立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当时改组后的国民党一度变更过去的性质，形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种组织形式。原来国民党这个组织，上面说过是包含有很多反动派在里面的。在改组时，这类反动派——买办势力、封建势力，有的公开反对或公开脱党了，但是有的封建买办势力——大资产阶级分子，却还埋伏在国民党里面，以便寻找时机，重整旗鼓。在上海国际买办市场上鬼混并替那些买办市场的黑幕中主人充当走卒的蒋介石，便成为这种大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假面具下实行两面派阴谋的主要代表人物。　　

[三民主义的新发展]  三民主义是近代中国历史矛盾所发展的三大问题（民族问题、民主问题、土地问题）中抽引出来的。中国人民是迫切要求解决这三大问题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限制和损害，因而有一定的革命性，反映到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孙中山的思想中，他就明白地提出了关于民族。民权、民生这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　　

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时又是一个软弱的动摇的阶级，所以除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其政纲，是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以外，其余的三民主义学说不但是旧民主主义的政纲，而且是极不彻底的。带有改良的温和的色彩。在一九一一年革命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只是反满，并没有提出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因而在满清退位后，他觉得民族主义已经完成，“二民主义”便够了（如《中华革命党政纲》）。那时，他的民权主义也很不彻底、不明确；民生主义方面只有抽象的“平均地权”。同时，他又缺乏实行这些主义的方法，不敢真正依靠人民。　　

受了无产阶级、共产党的帮助，孙中山思想上有了极大的进步，像上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对于民族主义，指出：“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一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对于民权主义，则说：“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的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和权利。”至于民生主义，则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办法，承认“耕者有其田”，并谋改善工人农民的生活。包含着革命内容的这个宣言和政纲，是当时共产党人帮助起草和修改的，虽然其中还有缺点（如政纲上的建国三时期之说等），但大体上是成了当时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这个宣言和政纲，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虽然在广度和深度上不完全相同，然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上却是相同的（即反帝、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民族主义，主张实现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治——民权主义，反对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和限制资产阶级的专利——民生主义）。一九二四到二七年革命的胜利发展，就是中共和孙中山及其真实的革命信徒合作所创造的成绩。一方面，三民主义思想得到了新的发展（旧三民主义变成新三民主义）；另方面，就是新的革命方法——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产生（三民主义变成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孙中山曾说：“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在他临终时还说：“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孙中山的叛徒蒋介石辈，在当时，假装拥护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在革命由其叛变而失败后，就公开地抛弃了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而拿孙中山旧三民主义的一些落后的部分，来作为其反革命的理论根据。　　

第四节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革命的形势的发展　　

[镇压商团反革命事件]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革命力量骤增，各地群众革命运动突飞猛进。帝国主义、军阀、买办、豪绅都非常恐惧，叫嚣“孙中山赤化”。首先就由国民党内部代表买办豪绅阶级的张继、谢持、邹鲁等国民党右派，公开出来反对革命统一战线，说什么“自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其所宣传打倒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其作用系在破坏国民党在国际之好感。一方面则注意打破国民党与国内各实力派（按：指当时各派军阀）之合作……其计划系在消灭国民党”（见张继等“护党”宣言）。这种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一天天尖锐起来，其中最剧烈的一幕，便是镇压商团反革命事件。　　

广东商团，是一种买办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反动武装组织。以英商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及陈恭受为首（他们都是国民党右派）。他们依靠香港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军阀范石生等的军事援助，企图推翻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　，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在广州领导广大群众示威游行，遭受商团的屠杀，死者二十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屠杀后，商团全体出发，张贴迫孙中山下野的布告，武力威迫商人罢市，并主张邀请帝国主义走狗军阀陈炯明回省主持政局。孙中山这时藉革命派和群众的帮助，以革命武力平定商团，将商团击溃。　　

[冯玉祥举行“北京政变”]  在北方，自从曹锟贿选得了“大总统”，爬到反动权力的最高点后，历史注定他要从宝座上跌下来。全国人民涌起了反曹、吴的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了这个人民运动的先锋。各反对派军阀利用人民反曹反吴的情绪与曹、吴对抗；而曹、吴则利用了“统一”的口号，要削平他们。一九二四年九月四日，爆发了苏浙战争。和奉系有关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和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发生战争，至十月十三日卢永祥失败。　　

苏浙战争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奏曲，　九月十八日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两军近战于山海关附近。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的前夜，于　九月十日　发表《第三次对时局主张》，向人民分析了一年来各系军阀在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变幻离合，提出：“目前能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利与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定期的惨杀与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久的和平”。　　

这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后革命运动的发展，影响到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直系冯玉祥的西北军开始转向革命。一九二四年十月，正当直奉战争紧张关头，冯玉祥从前线倒戈回北京举行政变，通电主和，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和奉军合击直军。直军遂全线崩溃。横行一时、自认为反动武力天下无敌的直系军阀，土崩瓦解，曹锟被逮捕，吴佩孚则狼狈地逃到武汉。在北京出现了奉皖两系同意下的段祺瑞的临时执政政府。这时，因为国民军是军阀队伍中开始倾向革命的军队，所以在国民军统治下，北方革命运动有了开展。但是奉系军阀势力却也乘机入关，直隶（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一直到上海均为其占有。　　

[中共第四次大会和促成国民会议运动] “国民会议”的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三年六月黎元洪被曹、吴赶出北京后，于七月间发表的《第二次对时局主张》中提出来的。到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倒戈直系溃败后，中国共产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发表的《第四次对时局主张》中，仍旧主张“只有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并希望国民党努力使国民会议预备会急速在北京召集”。当时全国人民热烈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孙中山乃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北上，企图在北京召集国民会议，当时他发表的《北上宣言》，主张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一般是同意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的。孙中山北上过沪时，因为受到上海广大群众的革命影响，同时又多受了一次帝国主义切实的教训（上海帝国主义反对孙中山登岸），因而更加确定了反帝国主义的决心。当时，上海、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等处都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各地的民众团体都纷纷通电宣言拥护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举行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十人，代表着党员九百八十人。大会上着重地讨论了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以及为了参加这一运动，党在组织上及群众工作上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党的组织，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加强职工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大会还专门讨论了对召集国民会议运动的具体方针，以加强对这个运动的领导。这次大会为行将到来的群众革命高潮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孙中山的逝世和遗嘱]  北京反动的段祺瑞政府为着堵住群众的要求，一面邀请孙中山北上，同时却又提出召集“善后会议”来和共产党、国民党所主张的国民会议相对抗。孙中山到北京后，见段祺瑞的邀请毫无诚意，十分愤怒。段祺瑞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召集他所御用的善后会议。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也于　三月一日　在北京召集，和善后会议相对抗。孙中山因劳累过甚，旧病复发，三月十二日逝世于北京。他的死，引起了全国的哀悼。他临死致书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写道：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病，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之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籍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我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　　

  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　　

这封信，是孙中山对中苏两大民族友好合作的热烈希望。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忠实信徒，都是珍视中苏的友谊和合作的。他在留下的遗嘱中也指出，要求得中国的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位伟大的一代民族革命领袖的遗言，正是一切爱国的中国人民所尊重的。　　

第四章  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革命　　

第一节  “五卅运动”掀起了中国革命高潮　　

[“五卅运动”的时代背景]  一九二三年至二四年，在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因为得到社会民主党反动领袖的帮助，残酷地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镇压了下去，而开始了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到一九二五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和贸易已接近于或达到战前的程度。有几个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和日本的一部分生产（如美国的制造业、采矿业），则是跳跃式前进，和其贸易均超过战前的程度。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埋伏着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要引起对于殖民地的重新争夺。而且，相对稳定的出现，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疯狂地向国内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加紧“合理化”的榨取，向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一步掠夺而来的；这就无法消除他们与国内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的矛盾，以及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矛盾。所以相对的稳定中，预伏着更严重的恐慌的必然到来，包含着新的战争危险，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世界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　　

与此相对照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真正稳定和巩固。在一九二五年，苏联已在新经济政策轨道上达到了恢复国民经济的有决定意义的成功，并向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而斗争的新时期过渡。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这时正因为各个帝国主义者在大战结束后重新回来加紧的侵略，而发展着经济的危机。这种危机，特别是表现在工业发展的停滞状态上，而在一九二五年初更为严重。帝国主义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建立的企业中，为获得更高额度的额外利润，对于中国劳动者肆行更凶残的剥削，像上海的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工作时间很长，日夜轮班工作，每班工作十二小时，夜工不加工资；工资很少，普通每天两百钱。日本资本家更利用“储蓄金”及各种方法来克扣工人的工资。在中国资本家的工厂中，由于在外资的高压下，中国资本家为求维持其利润的获得，也从延长工人工作时间及减低工资上着想，弄得工人生活也更恶化。农民因军阀混战和租税加重而破产流离，如河南卢氏县的农民曾经为了反对军阀拉夫、派款，而被逼举行了三次的围城暴动，其他许多地方农民为反对苛捐杂税、反对豪绅地主重重压榨的斗争，也纷纷发生。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因当时的经济恐慌而大批地失业破产；民族资产阶级因民族工业的发展受到挫折，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也进一步的加剧。总之，当时因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而引起的中国经济的危机，正是中国民族危机的标识，中国革命阶级的革命要求也因而日益强烈了。这一切，正显示着中国全国性的革命高潮的必然到来。　　

就在当时（一九二五年），世界革命的导师斯大林，即已预见到中国的革命将以不可计量的力量发展起来。他说：　　

“中国革命运动底力量是不可计量的。这些力量还没有恰当地表现出来。他们将来还会表现出来。东方和西方的统治者看不到这些力量，不以应有的程度估计到这些力量，他们将会因此而吃苦头。”（《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一三三页，《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底政治报告》）　　

斯大林的这个科学预见，是根据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诸条件和中国社会内部各种力量对比的科学分析，同时也是根据了对于世界政治经济诸条件和世界各种力量对比的科学分析而得出来的。从一九二五年高涨起来的中国蓬蓬勃勃的革命高潮，正准确地证实了他的预见。　　

[“五卅运动”的序幕——工人反帝斗争的展开]  以日、英、美为首的革帝国主义强盗，虽然互有矛盾，但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这时是联合一致、横行无忌地向中国人民挑战，于是，最受压迫和最革命的工人阶级就首先展开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　　

“二七”的第一周年（一九二四年），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一九二五年“五一”劳动节日，又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代表有组织的工人五十四万余，决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这次大会中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推选林伟民为执行委员会正委员长，刘少奇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大会在其决议中指出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而且着重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应该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和领导者。　　

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小沙渡日商内外棉纱厂，由于日本资本家长期凶恶的苛待工人，由于开除一批男工，而以奴隶式的“养成工”去替代，引起了大罢工。接着，上海曹家渡、杨树浦各纱厂工人也响应罢工，参加罢工工人共计七万人。这次罢工在英勇的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邓中夏和刘华的领导下，得到了相当的胜利。　　

接着，青岛日本纱厂大康、内外棉、隆兴、铃木等厂工人一万八千人，也在四月里相继大罢工，反对日本资本家阻止工人组织工会。这次罢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上海各日本纱厂工人和全国铁路工人的援助而取得完全胜利。　　

[惨杀的开始——福州惨杀和青岛惨杀]  一九二五年四月八日，福州学生为着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对华教育侵略，举行请愿运动，遭受屠杀。福州男女学生数千人，在这一天举行请愿，露宿省公署的时候，军阀政府的陆战队、警察队及其他军队开枪轰击；枪柄乱打，枪刀乱刺，重伤数十人。这便是作为“五卅惨案”的先声的“福州惨杀”。　　

接着　五月二十八日　，日本帝国主义又演出了“青岛惨杀”。青岛工人自从罢工胜利后，日本厂方无理地不履行条件，且以种种方法向工人挑衅，并“命令”中国官厅：“工人不安于工作，必须解散工会”。于是奉系军阀官厅便向工人代表说：“工会应该取消，因为日本人望着害怕。”工人坚决反对，日寇便唆使其走狗——奉系军阀，调集武装，于夜三时突然包围工厂，进行屠杀，工人被杀死者八人，重伤者十余人，被捕者七十余人。　　

[五卅惨杀]  五月十五日，上海日商纱厂资本家开枪杀死坚持抵制帝国主义压迫的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并杀伤十余个工人。这一屠杀引起了各方面强烈的反抗，特别是学生。二十一日，上海文治大学学生举行募捐救济死伤工人，结果遭受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定三十日在会审公堂开审。同时帝国主义又提出威胁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所谓“四提案”——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和取缔童工法案。为着这两件事，上海各校学生决定在五月三十日举行以及宣传。　　

　五月三十日　，各校学生二千多人，分头到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传单，讲演顾正红被杀、学生被捕和反对工部局的四提案。英捕到处捕捉讲演学生，只南京路老闸捕房一处，拘禁学生即达数百名。三时许，群众将近万人聚集于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正在相持之际，英帝国主义竟下令开枪，向徒手的群众射杀。顿时血肉横飞，计当场击毙十人，重伤十五人，捕去五十三人，这便是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　　

[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三罢运动]  上海南京路大屠杀后，群众更加愤激，到处举行集会演讲。中国共产党特组织“行动委员会”来领导这个运动。在共产党人刘少奇、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刘华等领导下，三十一日，上海二十余万有组织的工人成立了上海总工会（李立三为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中央并决定将这次运动扩大到各阶级去，结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　六月一日　，上海伟大的“三罢”实现了——二十余万工人总同盟罢工，五万余学生罢课，绝大部分商人罢市（主要是中、小商人首先罢市），甚至公共租界的华捕也罢岗表示反抗。　　

这时，英、日、美等帝国主义已开来大批军舰，海军陆战队布满上海，一切呈现战争状态。帝国主义军队遇见工人、学生装束的就打，群众死伤，日有所闻。上海大学（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培养干部的学校）被封闭，瞿秋白等被下令通缉。　　

　六月七日　，上海的反帝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成立了。加入这一组织的有：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总商会未参加）。工商学联合会的成立，表现了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各革命阶级团结一致的精神。　　

　六月十一日　，上海工学商各界二十多万人举行群众大会，反帝情绪极其高昂，并提出了十七条交涉条件，主要内容：（一）立即撤退在华各种武装，取消戒严令；（二）送回被捕学生，恢复被占、被封各校的原状；（三）惩凶、赔偿、道歉；（四）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的绝对自由；（五）优待工人，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的自由；（六）将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案撤销；（七）制止越界筑路；（八）收回会审公堂，取消领事裁判权；（九）巡捕头应分配华人充任；（十）永远撤退驻华的英、日海陆军。　　

这十七条的提出，表现了中国人民革命外交的精神。　　

[反动派破坏革命运动]  在群众伟大的反帝浪潮下，帝国主义者感觉“五卅”时代已不是“义和团”时代了，群众的新型的革命运动，已不是一场血腥的屠杀可以简单地镇压下去了。于是他们转变计策，除了对工人和革命学生继续采取屠杀镇压政策外，还采取了更阴毒的办法：他们和买办资产阶级虞洽卿（上海总商会会长）等同谋，设法分裂反帝统一战线，首先压迫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使之脱离反帝运动，然后再以全力来镇压工人阶级和革命学生，各个击破。　　

于是，对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便一面以“司法调查”“关税会议”等利诱；一面则以停止借款、通汇、运输和电力供给上海工商界相威胁，同时，又通过戴季陶、梁启超、胡适等“高等华人”提出“缩小范围”“友谊协商”等口号。在这种以打一拉的两面政策下，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动摇，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商会虞洽卿等遂乘机采取了可鄙的行动：修改十七条件，决定　六月二十六日起　单独停止罢市，克扣各地募交工人的救济费，压迫工人复工。奉系军阀则出面封闭工商学联合会、上海总工会，下令通缉委员长李立三、副委员长刘华（十一月间被孙传芳逮捕，于　十二月十七日　英勇就义）。　　

到　九月七日　（辛丑条约签字纪念日），上海二十万群众在纪念“九七”国耻游行中，又遭受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屠杀。至此，上海群众运动暂时受到了挫折。　　

[全国各地的反帝运动和省港大罢工]  “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都激起了汹涌的反帝怒涛。北京五万余学生的示威游行及二十余万群众所举行的国民大会，都和军警发生冲突。武汉各界罢工、罢课、罢市也横遭屠杀。此外长沙、九江、青岛、天津、南京、厦门、福州、济南、开封、杭州各地反帝运动几无不与军警冲突，演成流血的惨案。广东、河南等地农民也参加了斗争，全国群众都在愤怒中摩拳擦掌。　　

在各地反帝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是香港和广州的反帝运动。　六月十九日　，香港十余万工人开始罢工，并提出要求，计分两部：（一）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之十七条件；（二）对香港政府要求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低房租、居住自由等六项。英国香港政府便立即戒严，并向支持工人正义行动的广东革命政府实行封锁。广州、香港的群众更加激怒。　六月二十三日　，广州七万余工人、学生、市民、军人举行援助“上海惨案”的盛大游行示威，路过沙面租界对岸之沙基时，英兵开枪扫射，英、法、葡炮舰开炮射击，当场击毙群众五十二人，伤一百七十余人，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沙基惨案”。沙基大屠杀发生后，广州、香港的群众反帝情绪更加沸腾，广东革命政府宣布和英国经济绝交，封锁海口。　六月二十九日　，香港的中国工人，在中国工人阶级著名领袖、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罗登贤等的领导下，爆发二十五万人的大罢工，并有十三万工人陆续撤回广州，使香港一时变为死港、臭港，摇撼了英帝国主义在华南年代久远的统治基础。他们返省后，和广州工人通力合作，这就是震动一时的“省港大罢工”。　　

罢工工人，在“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正式成立了工人纠察队（二千余人），厉行抵制英货、日货运动，并积极组织各地工农群众，巩固了广东的革命根据地，使后来北伐出师无后顾之忧。　　

  省港大罢工，在广东革命政府及广东几百万有组织的农民支持之下，坚持一年零四个月之久，这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光荣的一页，即在世界罢工史上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　　

  “五卅运动”中，上海、武汉、特别是省港的工人举行大罢工，一方面领导了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等的反帝反军阀斗争，另一方面也奠定了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革命的基础。　　

[“五卅”后的国内形势——浙奉战争，三一八惨案，国民军退却] “五卅运动”被暂时镇压下去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矛盾又加剧起来，表现为浙奉战争的爆发。一九二五年十月，英、美帝国主义工具孙传芳（浙江督军）利用群众反奉的情绪，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向上海、南京（奉系地盘）等地进击，发动反奉战争。吴佩孚亦在湖北乘机再起，自称十四省讨逆联军总司令，攻击直、鲁两省的奉系军队，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奉系军阀很快地就在上海基金谱线上遭受到失败。　　

在奉系军阀溃退中，张作霖派张学良、郭松龄入关助战。革命运动发展的形势，影响了一部分军阀倾向于革命。郭松龄在　十一月二十三日　于滦州倒戈，率军出关，势如破竹，占领锦州，进逼沈阳。日本帝国主义便亲自出马，以日军乔装奉军，直接进攻郭松龄，在日军和奉军夹攻下，郭松龄于十二月失败被杀。　　

“五卅”运动之后，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受了群众革命影响，也进一步地倾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李大钊在北方采取联合国民军，反对直、奉军阀的策略。在中国共产党和群众帮助下，国民军取得了京、津、河北、内蒙、河南等地。虽然国民军还只是军阀中倾向革命的军队，但在国民军统治的地区里，革命运动却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京、津、京绥线和张家口的工人运动，都在这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蓬勃发展，河南各县的农民运动也大有发展。　　

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看到国民军势力扩大，北方群众运动发展，就又重新联合向革命进攻。一九二六年三月，日舰两艘驶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亦开炮还击。十三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提出抗议。十六日，以英、美、日为首的八国公使向中国提出严重通牒，因而引起北京人民的愤怒。　三月十八日　，北京各界人民数千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帝示威，游行队伍至国务院时，段祺瑞下令开枪，打死群众四、五十人，重伤二百余人。这就是“三一八”历史惨剧。李大钊是这次反日运动亲身领导者，他虽头部重伤，仍镇静地指挥群众退却。　　

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指使奉、直军阀重新联合向国民军进攻的战争，也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开始，国民军于四月间被迫退守南口，后又退入张家口、内蒙及西北一带。从此，北方革命运动暂时趋于消沉状态。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奉系军阀张作霖重又盘踞河北、察哈尔、山东等省，英、美帝国主义走狗直系军阀吴佩孚则盘踞河南、湖北并派兵进入湖南，孙传芳则盘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五省。　　

第二节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蒋介石对革命的阴谋篡夺　　

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　　

[第一次东征和讨伐杨刘]  在孙中山北上前后，军阀陈炯明仍旧盘踞在广东的惠州、潮州、汕头一带，得到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的军事援助，威胁广州。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创建起来的两团黄埔学生军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举行第一次东征，在以共产党人彭湃为首的广东东江农民的援助之下，攻克潮、汕得到了大胜利。　　

“五卅”后，一九二五年六月初，驻广东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桂军总司令刘震寰互相勾结，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该两军在广州勒索筹款、贩烟开赌、无恶不作）。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坚决主张，东征的黄埔学生军和粤军回师广州，讨伐杨、刘，交战一天半，　六月十二日　，滇桂军全部瓦解，革命政府遂转危为安。　　

  这两次战争的胜利，使广东革命政府的地位大为巩固。这些事实初步证明了：和工农群众的力量相结合的革命军队是能够打败军阀的力量的，虽然这些军阀的背后还有帝国主义作后台。平定杨、刘军阀后，　七月一日　，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在这以前叫做大元帅府），并以黄埔学生军为骨干，将各个参加革命的军队的名目一律改为国民革命军。这时正是“五卅”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高涨的时候。省港大罢工的工人和东江革命的农民是支持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支柱。　　

[第二次东征——平定陈炯明]  十月间，广东的革命军队，又在省港的革命工人和东江的革命农民的协力支援之下，举行了第二次东征。十月十四日，东征军攻破了陈炯明的老巢——惠州，十一月将陈部完全击溃，收复东江，其他北江、南、中路反革命势力也全部肃清。到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底，广东全省除琼崖外，已完全为革命军所统一了。　　

在这几次革命的战役中，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都起了英勇无敌的先锋作用。　　

[第三次劳动大会和广东农运的发展]  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后全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上，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到会代表共五百余人，代表有组织工人一百二十四万一千余人，大会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选举苏兆征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在“五卅运动”后全国农民运动发展的基础上，广东农民运动在共产党员彭湃等人的领导下，也有飞快的发展，并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在广州举行了广东全省第三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据当时的统计，有六十二万农民已经加入了农民协会，　　

二、蒋介石对革命的阴谋篡夺，反革命和革命的斗争　　

[蒋介石的起家]  蒋介石是躲藏在当时的革命阵营中的阴谋分子。他在一九一一年革命时，曾投靠上海政治流氓集团的头子陈其美的门下。后来又投靠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头子黄金荣门下拜黄做“老头子”，并在交易所里鬼混，充当经纪人。孙中山联苏后，他觉得投孙中山的机对他有利，就投奔孙中山，并到苏联去旅行，回国后，他高唱左倾的调子，使孙中山觉得他很革命，又因为他在日本学过“军事”，孙中山和廖仲恺就叫他去当黄埔军校的校长。这个流氓窃取了这个重要的职位，就为一切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革命派所重视，从此，他就以大资产阶级——特别是江浙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的资格，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装着革命的面孔，喊着革命的口号，来篡夺革命，以便最后出卖革命。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国民党左派革命领袖廖仲恺被刺杀案发生。国民党右派反革命分子胡汉民因犯重大嫌疑而被迫离开广东，和胡汉民相勾结的粤军许崇智部被迫缴械（那是当时广东最大的实力派），蒋介石就一跃而为广东最大的实力派（他因为当黄埔军校校长，学生军归他率领），乘机担任军事总监，统辖各军，篡夺了革命的军事领导权。　　

[右派的反革命活动——西山会议、戴季陶主义、孙文主义学会]  胡汉民原是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民被迫出走后，林森、邹鲁、谢持、居正、张继等右派十余人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开会，以“护党”名义，反共反革命，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形成所谓“西山会议派”。右派分子戴季陶则在七月间已发表了几个反革命的小册子，如《中国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把孙文主义曲解为儒家的“中庸之道”，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发展。国民党右派的王柏龄、贺衷寒及缪斌等人又在广州成立“孙文主义学会”。蒋介石一方面对“西山会议派”——不是自己亲信和同系的右派人物，采取某种疏远或打击的态度，以表示他“革命”；另一方面对“孙文主义学会”则又采取扶植、纵容、拉拢的态度，以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　　

蒋介石深深知道：他所以能爬上国民党军事领袖的地位，主要是窃取了共产党人的努力的成绩，因为没有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熊雄、萧楚女、聂荣臻等共产党人的政治工作、教育工作，六个月到一年的黄埔军校就不能够培养出什么人才来。没有苏联的接济，就组织不成军队。另外还有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和邓演达等的支持和帮助，否则也组织不成一个学校。为了增丰他的羽毛，蒋介石便积极在黄埔军校中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以反对这些革命力量。他除了和那些在军阀队伍中找不到门路进身的军事流氓像何应钦之类互相勾结外，就通过这个反共的封建买办军事法西斯团体——“孙文主义学会”来准备反革命的力量。　　

[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国民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  当国民党右派等各色反革命分子在帝国主义策动下向革命积极进攻时，国民党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是真正的左派，认识到要革命必须联苏、联共、拥护工农利益。汪精卫、宋子文、陈公博等是投机的假左派，蒋介石当时也是假左派）的革命势力的主持下，通过了革命的决议，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和三大政策，以纪律制裁“西山会议派”（有的开除，有的警告）。这次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三十六人，其中共产党员有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七人，候补执行委员二十四人，其中有共产党员毛泽东、邓颖超等七人。毛泽东当选为宣传部代理部长（部长汪精卫不到任），吴玉章是大会的秘书长，林伯渠为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　　

毛泽东自从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兼作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一九二五年，回湖南作农民运动，短时间内成立许多农民协会，和当时湖南的军阀统治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为后来北伐军的顺利通过湖南打下了群众基础。他在出席上述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又当选为候补中委，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当时国民党的机关报《政治周报》，从思想上、政治上打击戴季陶等反动的、歪曲的“孙文主义”，成为革命党人及广大人民的喉舌。当时毛泽东又组织了“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个和黄埔军校同样重要的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任该所所长，并亲自教课。　　

[三月二十号中山舰事件]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左派在表面上是占了优势，但是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大资产阶级代表蒋介石及其党羽，却是正在酝酿着阴谋，想把左派的势力压倒下去。　　

在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之后，蒋介石看到广东统一后，北伐即将举行，如果不对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和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加以打击，他就不能控制这个革命，就不能把这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到一定时机变质为拥帝、拥封建的反革命。　　

于是，蒋介石和他的一批军事法西斯羽翼——“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首先就共同策划了一个反动阴谋事变——“中山舰事件”，在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　至二十日演出了。　　

　三月十八日　，蒋介石和他的盟弟欧阳恪（当时任海军学校教育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等密谋，用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传达一个命令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称接奉蒋校长电话，要海军局调派所辖中山舰到黄埔候用。中山舰开到了黄埔，阴谋分子立刻散布谣言，说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政府，并在形式上密报蒋介石。蒋介石便故意表示“惊异”，说并无调舰命令。二十日晨三时，蒋介石就籍口“共产党阴谋暴动”，调动武装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调动军警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东山苏联顾问办事处和住所，逮捕了李之龙及各军中共产党员五十余人，又捕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以周恩来（第一军的政治部主任）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强迫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第一军的创建和战绩，原是和共产党人的努力不可分开的）　　

自　三月二十日　的阴谋事件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更活跃了。接着，　五月十五日　，蒋介石又在国民党的一次中央会议中提出限制共产党人的所谓“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人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而让一些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取得重要地位，蒋介石也在这次会议后开始把国民党中央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　　

这时蒋介石及其党羽还不敢公开反共，还想利用工农力量来窃取革命的果实。“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继续玩弄两面派的手法，一面仍旧在口头上表示联共，一面则时刻准备着更大规模地行使　三月二十日　的阴谋。　　

[毛泽东的预见] 蒋介石的这些阴谋活动是利用了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弱点。毛泽东在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后曾主张对蒋介石的反叛行为必须加以反击，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拒绝这样做，总是片面强调　　

“联合”，不敢斗争。这种妥协让步的政策助长了蒋介石的野心。　　

还在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泽东发表论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论文提出这样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三页）这论文是为了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一种倾向就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另一种倾向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毛泽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得到了正确的结论，提出了正确的路线。　　

毛泽东在论文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九页）他又指出，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最大多数是农民（包括贫农和中农）。毛泽东这时已经懂得中国工人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是上述的右倾和“左”倾的机会主义者所不懂得的。张国焘只知道工人运动，忘记了农民。陈独秀则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也同样忘记了农民，因此在国民党面前只感到自己力量不足，虽在右派进行反动阴谋时也不敢予以反击。　　

毛泽东文章中又指明：“……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同前书三页）又指明：中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同前书四页）。他在这时已看出，当时的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在革命中动摇的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右翼。后来一九二七年所发生的事变，证实了他的科学的预见。毛泽东的文章中又说：“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访他们，不要让他们搅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九页）右倾机会主义者恰恰不懂得这一点，他们甚至对于已经表现敌对行为的不可靠的同盟者也毫不提防，结果就使自己陷入了软弱无能的地位。　　

第三节   北伐战争　　

[北伐出师和蒋介石窃取北伐军的总司令职权]  广东统一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便走向以革命战争的形式来进行推翻全国的反动统治。斯大林在北伐时便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是坚决主张北伐的，苏联顾问又帮助中国主持北伐的战略计划。　　

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的北伐进军前，蒋介石为了准备最后背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便布置了一个军事独裁的规模：利用了他在　三月二十日　事件以后所窃取的党权、政权，特任他自己为北伐军总司令。并且，根据蒋介石自己的规定，凡国民政府下的陆、海、空军，都归他统辖；政治部、参谋部、军需部、海军局、航空局以及兵工厂等机关，都直属于总司令部；而且，凡是国民政府下各省的民政财政，都受总司令调度，各省各军的首长，都归总司令任免。也就是：由总司令“统一军令政令”，总司令部即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即总司令部。这样，蒋介石在“总司令”的名义下，完成了一套完整的军事独裁。　　

但是，革命的影响在各军之间，不仅仍然是很大的，而且还在发展着。这种影响的程度，正决定了各军战斗力的强弱。如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威名远扬的有战斗力的“铁军”，这个“铁军”称号的主要来源，便是在第四军里有一个独立团是战功最大最多的名将——著名共产党员叶挺率领下的，干部和战士都是英勇的共产党员、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像林彪、粟裕、周士第等），每一战役中牺牲缺额，均由中共负责补充。此外，像第二军、第六军，在广东时本来并不出名，但在后来北伐中都有很好的战绩。就是因为在第二军中有以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为首的大批共产党员，在第六军中有以政治部主任林伯渠为首的大批共产党员。转向革命的第八军，在后来北伐进行中，特别表现了战斗力，也是这个原因。第一军在两次东征的时候，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作主干的军队，那时战无不胜，威名赫赫；但自从　三月二十日　事件后，共产党员被蒋介石迫退，该军成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由他的党徒副军长王柏龄带领北上，就到处打败仗，而在南昌和孙传芳作战时更败得狼狈不堪。　　

北伐——这是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进行的战争，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战争；对于战争的胜利，共产党是起了决定的作用的。　　

[北伐军的胜利进军] 一九二六年七月，革命军开始北伐。北伐先遣部队叶挺等部，在五月底即从广东出发攻入湖南，稳定了湖南战局，巩固了北伐军的前进阵地。　七月九日　，北伐军大批出发，省港罢工工人组织运输队三千余人，又组织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出征。（湘粤之交，如五岭山脉，崇山峻岭，道路异常险阻，又兼溽暑炎蒸，罢工工人重担渡岭，不怕困苦，给北伐军以巨大帮助。）　　

　七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发表《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各阶级革命民众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　　

北伐军一入湖南，不但毛泽东早已组织好的工人积极起来参战，而且毛泽东组织好的几十个农民协会也组织农民自卫军，积极参战。萍株铁路工人协助革命军攻占醴陵。革命军更到处得到农民的帮助，因此很快地破敌于永丰、衡山、湘乡等处，乘胜追击，而于　七月十二日　占领长沙。旋由农民担任向导，绕道而至敌人之背，夹攻敌人，　八月二十一日　占领岳州，湖南军阀赵恒惕等部狼狈北窜。　　

  在解决了湖南战事以后，北伐军进入湖北省境。这时北伐军在群众力量配合之下，声势十分浩大，但以吴佩孚为首的军阀势力在这一带仍节节设防，顽强抵抗。八月底发生了汀泗桥和贺胜桥两次有名的战役。汀泗桥和贺胜桥都是在湖北境内沿粤汉铁路线的形势险要的据点。革命军先在汀泗桥战役中以英勇攻击使凭险扼守的敌军全线瓦解。于是吴佩孚亲自退守贺胜桥。但革命军的前锋部队仍以少数的力量而击溃了数万敌人。这两次战役更使人看出，革命军队，因为站在正义的方面，站在人民的方面，就具有无穷的力量，军阀部队虽有帝国主义暗中支持，终究是抵挡不住的。　　

经过汀泗桥、贺胜桥两次激烈战役，吴佩孚的主力已被打败，革命军乘胜直扑华中军事重镇——武昌。　　

九、十月间，革命军各部环攻武昌，终于在　十月十日　攻克武昌城，首先攻入城内的就是叶挺所率的独立团。叶部入城，纪律严明。两湖人民给了独立团一个光荣的称号：“铁军”。　　

在江西方面，革命军已于　九月二十日　进占南昌，旋因孙传芳部的反攻又退出。蒋介石的亲信嫡系“精兵”——第一军的教导师，这时由王柏龄（师长）、缪斌（党代表）率领，作为总预备队，到江西遇上了孙传芳的第四师，一交手就全军覆没，王柏龄和缪斌仅只身逃脱。这就是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的“战功”。后经各军不断地剧烈战斗。卒将孙部击溃。至　十一月四日　革命军攻克九江，　十一月八日　再入南昌。　　

福建方面，蒋家党何应钦部于　十月六日　在永定上杭一带与敌接触。到十一月底，利用当时孙传芳主力还在江西，加上军阀周荫人部内部分化、福建省防司令等投降，几乎没有打什么仗就直入福建，并在那里扩充自己派系的兵力。　　

  在北方，九月十五日，冯玉祥由苏联返国，在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邓小平、萧明等）的帮助下，十七日在绥远五原宣誓（称为“五原誓师”）就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职，率师入陕，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年底，国民军奠定陕西全省。　　

  在北伐中，工农参战的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连篇累牍地登载在当时广州《民国日报》上，如：“农民大举帮助……冒弹冲锋，勇敢登山，敌兵大乱”；“农民因猛攻太甚，阵亡者不计其数”；“北乡、西乡、涪口、梓江一带农民亦纷纷杀敌”；“此次敌军被民众杀死者不下数百人”……工人方面，粤汉铁路、萍株铁路、汉冶萍煤矿工人，都破坏交通，配合作战，汉阳兵工厂工人则于　八月一日　举行总罢工响应北伐军进攻，北伐军攻入后，马上为北伐军造枪炮……　　

  北伐的胜利，是无数工、农、革命战士的鲜血换来的。蒋介石并无战功可言，但蒋介石却把北伐的功劳写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拿别人用鲜血换来的胜利，作为他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取得地位的讨价还价的资本。　　

[迁都之争和迁都武汉]  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高潮和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北伐无能，使得蒋介石原来控制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布置，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九二六年九月间，在共产党员吴玉章等主持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各省党部代表在广州开联席会议，议决提高党内民主、反对独裁、发展工农运动、实行二五减阻等等反帝反封建的纲领，这些都不合蒋介石的意想。十一月间，北伐军攻克南昌之后，蒋介石就在那里设下总司令部，接着迁都地点的问题就争论起来了，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武汉，那时两湖和武汉的群众运动有很大发展，北伐的先锋队——叶挺的队伍也在武汉担任卫戍工作，迁都武汉是对革命有利的。但是，这对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却不利。蒋介石争着要迁到南昌，以便受他的控制，结果，蒋介石争论失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便在武汉执行职权。　　

那时，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为中心的国民党左派，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加上在国民党担任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所以革命势力在国民党中央还是占优势。　　

第四节  群众的革命高涨和大资产阶级代表蒋介石的大背叛　　

[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政治南伐”和蒋介石的叛变准备]  自从蒋介石进驻南昌之后，他便派了戴季陶到日本去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二六年冬），为出卖中国革命找寻主子。同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也举行所谓“政治南伐”，他们从北方——当时反动势力的大本营，派出不少政客官僚到南方钻进革命队伍中进行政治阴谋。黄郛、张群（这是亲日派并精通中国封建统治权术而和北洋军阀有密切关系的政学系政客）和王正廷（这是和各国帝国主义都有相当关系的卖国外交老手）等类人，都兼负有江浙财阀的使命，相继出入于蒋介石的幕府，进行谋叛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业。荷兰银行的买办兼上海英租界的华董虞洽卿（是蒋介石曾经寄食的上海物品交易所理事长，有恩于蒋）衔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和中国金融买办阶级的使命到南昌去谈判，答应蒋到上海南京后给蒋介石六千万元款子，以“反共灭共为条件”。帝国主义者除了举行“政治南伐”，还施用屠杀威胁政策。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英轮在四川万县撞沉木船被川军杨森部扣留，英帝国主义即开巨炮轰击万县街市，死人民官兵五六千人，是为“万县惨案”。接着就是武汉九江的屠杀，和群众的伟大反抗斗争。　　

[在刘少奇领导下，武汉工人收回租界]  武汉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袖刘少奇指导之下，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不上两月，工会会员已扩大到三十万人，工会组织也扩大到二百多个。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汉群众举行盛大的庆祝胜利大会，遭英帝国主义水兵屠杀，被刺刀刺死刺伤群众三十余人。工人群众遂举行英勇示威，驱逐英帝国主义在租界的巡捕，占领英租界。当晚，武汉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召集紧急会议，决议解除英租界巡捕及“义勇队”的武装，租界由中国军队接管；武汉国民政府执行群众决议，收回英租界。　　

六日，九江英兵又枪杀工人，群众亦占领租界。武汉及九江英人不得不退入军舰。群众的伟大行动逼使帝国主义不能不让步，这是在几十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中从未有过的事情。　　

帝国主义和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这种情况是痛心疾首的，帝国主义者因此更加积极进行分化国民党内部的工作。英帝国主义增兵上海，同时上海英帝国主义的报纸《字林西报》开始大大奖励国民党内的“温和派”，并采用恐吓的笔调。蒋介石既派了戴季陶到日本，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派人到中国进行活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逐步合拍。蒋介石因为已经取得了帝国主义者的宠幸，谋叛的胆量就一天天的大起来了。　　

[蒋介石开始向革命开刀和英美炮轰南京]  三月十一日，蒋介石开始向革命开刀——唆使他的走狗惨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共产党员）。十六日，蒋介石的走狗段锡朋受蒋介石命令解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十九日，以武力解散拥护三大政策的九江国民党市党部和总工会，工会多人受伤。反革命分子公然在南昌、九江的街上作反革命的喊叫。三月下旬，蒋介石指使的暴徒匪类，在安庆、福州开始恐怖的屠杀。三月三十一日，蒋介石派到重庆的杨引之会同王陵基在重庆群众大会上实行大屠杀，这就是有名的“三、三一”惨案。　　

　三月二十四日　，有共产党人（以林伯渠、李富春为主要代表）参加领导和作战的第六军和第二军，击溃了麇集南京的十几万直鲁联军，收复南京。在反动军队逃窜时，南京城内发生抢劫。当天夜间，英、美、日、法、意等国领事，籍口侨民及领事馆受暴民侵害，下令停泊下关江面的各国军舰开炮向南京城内轰击，毁房屋财产甚多，中国军民死伤两千余人。　　

[上海工人三次起义]  在上海方面，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三次起义。　　

   第一次起义——自北伐军克复武汉、进攻江西，与孙传芳军队正式开战后，上海的局势即呈动摇状态，群众反对孙传芳拥护革命的情绪，日益高涨。到一九二六年的十月十六日，孙传芳在江西军事失利，军阀内部分化，夏超（浙江省长）在浙江宣布独立。上海共产党领导机关遂决定举行起义。　　

  但当时参加起义的武装工人队伍只有一百多，其他没有武装的工人队伍虽然较多些，数量也不太大，主观力量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差。为了和国民党联合，却忘了自己的独立性，把起义的领导，交给了资产阶级的代表钮永建，以致没有统一的起义计划。到十月二十四日早晨五时起义发动时，夏超已在浙江被孙传芳击败，孙传芳已调兵到上海，结果仅仅只有少数人与警察发生冲突，起义终于被孙传芳扑灭，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十余人被杀，第一次起义失败了。　　

  第二次起义——一九二七年的二月十七日，北伐军占领杭州；二月十八日，一部分北伐军占领嘉兴。中国共产党为配合北伐军的进展，遂准备举行上海第二次起义。　　

  首先上海总工会于十八日晚发出总同盟罢工命令。十九日，全上海总同盟罢工开始。罢工的第三天（二十一日），统计在上海总工会号召下参加罢工的工人有三十六万人以上。罢工实现后，上海顿时变为革命空气弥漫的区域。工厂和作坊的汽笛回声，唤不进一个工人入厂。　　

  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时武装起义开始，罢工工人开始袭击军警，解除军警武装，同时，一部分海军同情起义，炮击高昌庙兵工厂，闸北、南市有些地方发生工人与军警的巷战。　　

  孙传芳用野蛮残酷的手段来对付起义工人和革命群众，甚至浦东小贩口呼“卖大饼”，孙军听为“打败兵”也以刺刀乱刺。起义因准备不充分，北伐军又临时因“等待后援”，停止进攻上海，使起义不能收“里应外合”之效；党在反动军队中和中间阶层中工作也做得还不够，故而仍陷于失败。　　

  二次起义失败后，孙传芳用最残酷的手段屠杀工人，用大刀砍杀工人领袖，并悬首电杆，抛尸道旁，以杀戮来威吓工人。　　

   第三次起义——上海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虽然在以前两次起义中已受了残酷的压迫，和白色恐怖的威胁，但仍然以极大的革命勇气、革命毅力，有系统地准备新的起义。党接受了前二次起义的经验，在职工会中，在城市贫民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都做了很大的政治工作。党在事先组织了各阶级民众代表会议，这是人民政权的先声，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党在铁路工人中也做了很大的工作，还在起义前十天，铁路工人已开始罢工，这使张宗昌运兵帮助孙传芳，发生非常的困难。党同样的也做了很大的工作去组织工人纠察队，武装了五千人，他们是上海无产阶级的武力。最后党又坚决地决定了这一天起义中的领导权，应当完全属于自己。　　

  三月二十一日，杭州方面的北伐军已到达离上海不过几十里路的龙华。该日正午十二时，上海总工会发布第二次总同盟罢工命令。在上海总工会号召领导下面，参加总罢工的工人竟达八十万人，上海工人绝大多数都参加了这次罢工。　　

  接着，在英勇的共产党员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的直接率领下。武装起义开始了，工人开始夺取军警武装，并占领各个区域，向驻北火车站的直鲁联军进攻。经过两天一晚（从二十一日午至二十二日下午六时）剧烈的巷战，第三次起义最终胜利了！直鲁联军的首领毕庶澄逃入租界。　　

  当起义开始时，上海总工会派代表至龙华，请求在那里的北伐军将领白崇禧（这是两星期后开刀屠杀起义工人的刽子手）派军队前来帮助工人的起义。然而，当时白崇禧已接得蒋介石的命令按兵不动，不肯答应。总工会代表再三力请，终于不肯。蒋介石的计划是先让上海工人去独力和北洋军阀流血苦战，然后蒋介石的足就踏在那因作战受伤、并且没有马上准备提防蒋介石反叛的上海工人的背上，这样，蒋介石既可坐享克复上海的果实，又可便于进行流血的反革命政变。　　

  二十二日下午六时，在上海工人夺取了整个上海数小时之后，准备屠杀起义工人的刽子手白崇禧，带领着自己的军队，耀武扬威地开进上海来了！　　

  上海工人和共产党员的三次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不朽的一页。在上海南京相继光复声中，各界欢腾，民气蓬勃。各地工农群众迅速组织起来行动起来，有气壮山河之势，老牌的大英帝国甚至已考虑退出上海及长江各口岸。江南父老无不认为这一次中国可以翻身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从南昌到安庆，从安庆到达上海后，他的军队已进驻南京、上海，觉得中国东南部地盘都成了他的，进行反革命的大叛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便与方面取得了上海的大资产阶级和一切集中在上海的大地主的拥护和支持；一方面，又和帝国主义作政治交易（经过黄郛、戴季陶、王正廷等人和日本帝国主义往来，经过虞洽卿、宋子文等人和英美帝国主义往来，经过吴稚晖、李石曾、钮永健等人和法帝国主义往来）。再一方面，他又取得他的流氓的老师父和老朋友的支持——他的交易所老板虞洽卿之类给他出钱，他的青红帮老师父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之类给他出打手。　　

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阶级、流氓和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刽子手布置好了屠杀革命人民的圈套之后，反革命大阴谋便逐步实行了。　　

一面，他利用共产党人的诚实可欺，继续使用其“麻痹”的手腕，给上海总工会亲赠“共同奋斗”的匾额，表示对上海革命工人的“敬意”。　　

  一面，又利用陈独秀机会主义对于反革命的一再让步，而步步进逼。第一步便下令禁止上海市民会议开会，要市民会议立刻解散。本来，上海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召开了上海市民大会，选举了上海市民政府——这是人民自己的政权。陈独秀机会主义者，不是更深入发动群众，去加强这个政府，而是怕市民政府中没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便不能进行工作，忙着去拉拢资产阶级的代表来参加，而资产阶级的代表却因为上海当时的实际权力操在上海武装劳动者的手里，不愿意参加市民政府。所以，在机会主义者领导下，市民政府只是形式上成立了，还没有进行切实的工作，就被蒋介石破坏了。第二步，就是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出演了！四月十一日，蒋介石即下令调集上海驻军，准备大规模屠杀；同时，又拿五万元供给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青红帮头子所组织的“中华共进会”，召集一批流氓排成队伍，穿蓝衣，袖缠“工”字符号，于四月十二日晨一时后，开始袭击工人纠察队，惨变即从此开始！当工人纠察队起而自卫抵抗时，蒋介石、白崇禧即籍口“工人内讧”，利用革命方面没有防备，把原来和北洋军阀血战的工人纠察队缴械了，这时候，工人们对于这个昨天的同盟者还仍然是太老实了，没有想到“克己从人人不谅，一皱眉头起杀机”，十三日，全上海工人纷纷奔集闸北开群众大会，并整队往司令部请愿。司令部早已接到屠杀密令，且事前早有布置，请愿群众正前进至宝山路时，大队军队即迎面开枪，后因群众愈集愈多，更用机关枪向徒手群众扫射！工人们的尸首一个一个地倒满街路上，堆积如山，适大雨如注，满街道竟成血河！死伤数目无从统计，据目击者说，事后尸首用搬场汽车搬出葬埋，所装竟有七八车之多！　　

  从蒋介石提起屠刀这一天开始，在上海和在一切蒋家党徒力量所到的地方，都继续不断的充满了公开和秘密的杀人的恐怖。上海变成了蒋介石喽啰的“虎狼成群”的世界（“虎”指杨虎，“群”指陈群；这两人当时和刽子手白崇禧共同担任上海军政大权，以杀人多少向蒋介石请赏，人们叫做“虎群”），东南各省到处流着革命人民的血。广东则有“四、一五”的惨杀。无数民族的精华，就在这样残酷的恐怖下牺牲了。革命英雄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熊雄、罗亦农就在此时期先后牺牲了。　　

第五节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共产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基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一九二六年五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了所谓“整理党务案”后，毛泽东离开广州到了上海，担任共产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书记。　　

北伐战争起后，群众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在南方各省特别发展。共产党中央派毛泽东去湖南考察农民运动。　　

从一九二七年的　一月四日起　至　二月五日　止，共计三十二天，毛泽东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写了一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向导》和汉口《民国日报》中央副刊上发表了一部分（因当时担任中共宣传部长的机会主义者彭述之不许继续登完）。后由瞿秋白在武汉将全部报告印成一书，并为作序发表。　　

这个报告是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异常重要、异常光辉的文献，是毛泽东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理论的辉煌的著作。它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和陈独秀孟什维克在思想上的公开的分裂。　　

毛泽东首先对农民革命给了满腔热情的歌颂：　　

“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一七页）　　

毛泽东一方面反对并揭破了地主阶级反革命分子诬蔑农民革命为“糟得很”的叫嚣，一方面也反对了陈独秀孟什维主义限制农民斗争、否认农民斗争功绩的谰言。陈独秀限制农民斗争说：“当地主与贫农有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按：革命以前土豪劣绅们所操纵的合法机关）居调停地位”，陈独秀又说，当时的农民运动“行动过左”（见他所写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决议案》），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分别在这里是再明显不过了。　　

其次，对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农民问题，毛泽东说：“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而农民起来革命，“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陈独秀拿反“帝国主义”作为反对农村革命的籍口，害怕资产阶级退出革命战线，因而害怕农民革命。结果却是加速了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使帝国主义获得“胜利”。历史证明，依照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路线，而依照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则是引导革命走向失败的路线。　　

再次，对于革命民众的民主专政和农民武装，毛泽东是热烈拥护这样的专政和武装的，他叙述道：“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一五页）“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同前书三零及三一页）　　

  毛泽东完全赞美民众的这一切创造，因为这正是他们为自由而斗争的最高表现。　　

  而陈独秀却反对农民干涉行政，反对农民进攻的自卫，反对“因权力关系与各方面（按：即与豪绅权力）的冲突”，就是等于保护不合理的地主旧权力，反对创造合理的农民新权力。陈独秀在反革命面前，真是胆小如鼠啊。　　

  列宁说：“谁要帮助动摇犹豫的人，首先自己便应当不动摇不犹豫。”毛泽东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整个报告，都充满了这种精神。陈独秀机会主义拒绝毛泽东农民革命和武装人民的坚决政策，就在实际上帮助了反革命。　　

 总之，毛泽东这篇总结了湖南农民群众斗争经验的文献，同时也是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群众斗争经验的文献。它是在这次的革命时期中共产党员布尔什维克战略和策略的概括，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基础。　　

  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论中国革命底前途》一文中，也指给我们：农民是中国反帝战线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的最主要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他指出：认为发动农民起来就会破坏反帝的统一战线的思想是错误的。他说：　　

“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快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愈有力和愈强大。”（《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一四六页）　　

  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与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中，他又指出：　　

“如果武汉政府（按：指当时革命的武汉政府）要胜利，如果它又建立真正的力量来反对旨在林、反对蒋介石、反对帝国主义者，——它就应当以一切可能的方法支持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土地革命。　　

如果以为在中国只用军事力量就可以打倒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那便是痴人说梦。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千百万工农群众积极支持武汉军队，要打倒这些反动力量是不可能的。”（《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二〇二——二〇三页）　　

  这位世界革命的导师，和中国布尔什维主义的真正代表者毛泽东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在当时革命的紧要关头，指出了革命进攻的最中心环节和唯一正确的道路——发动和支持农民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巩固革命的胜利，才有力量去抵抗和制止同盟者的反叛。可惜当时党的领导者陈独秀等的投降主义路线，和这种布尔什维克路线恰恰背道而驰，终于招致了革命的历史失败。　　

[共产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四、一二”惨变后的紧急关头面前，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人，开会时间继续了半月之久。大会的任务是在于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指出中国革命今后发展的前途和确定共产党在最近时期内的任务。大会对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在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错误，予以批评，驳斥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　　

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所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大会完全和一致接受了这一提纲。大会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意见，但在陈独秀把持下，会上竟不加以讨论，使大会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并未给以明确的彻底的解决。　　

  在一九二七年的上半年，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已发展为阶级投降主义。但他是中共发起人之一，而且在这次大会上又表示赞成大会关于斥责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于是大会又继续选举他担任最负责的工作。五次大会前及在大会上，毛泽东、瞿秋白、任弼时等虽曾在理论上进行过反对陈独秀合烹熟制等右倾机会主义政策的斗争，但一般地说，这种斗争未能充分地进行。五次大会毛泽东出席了几次，又因病缺席了。在后来事变的发展过程中，由于陈独秀独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不但没有在实际上纠正了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还把机会主义发挥到投降主义的登峰造极。共产党内正确的批评和正确的意见被抑制。在五次大会上，毛泽东竟被陈独秀分子剥夺了表决权，在陈独秀、彭述之等提名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中，也没有毛泽东的名字，经湖南代表团及其他代表力争，才勉强把他放在候补委员里面。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内的统治，使这一次革命遭受到极可痛心的挫败。　　

   但是中国共产党中一部分正确的领导干部，并没有按照陈独秀的孟什维克纲领办事，而仍是按照布尔什维主义办事。毛泽东在考察了湖南农民运动后，于一九二七年的春天，到了武汉，当选为全国农民协会的主席，并继续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他为领导的全国农民运动，和由刘少奇、苏兆征领导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工人运动仍在蓬勃地发展着。　　

  为着巩固革命，工人反抗了资本家的歇业停工，而且为着镇压反革命活动，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工人已部分地武装起来，工会的组织更形扩大，把大工业和手工业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而总工会则在工人群众中树立了无上的威信。　　

   农民斗争也更大地发展起来了，农村中反对土豪劣绅、抗租抗粮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发展了起来，特别是以毛泽东为旗帜的湖南农民，有的地方已经没收了豪绅地主的土地，农民自己动手分配了土地，有些地方则“插标”预备分配土地，农民已普遍地组织了自卫军。农民协会发展得很迅速。只在湖北一个省份，一九二七年三月农民协会会员为八十万人，而在五月十五日已增加到二百万人。湖南有组织的农民有数百万，差不多到处都有农民协会，而农民协会在许多地方成为乡村的实际政权。　　

  只可惜由于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统治，后来“自动”地解散了工人纠察队，阻止了农军攻打长沙，工农运动被一再抑制，最后终于遭受反革命的血洗。　　

第六节   从蒋介石集团的叛变到汪精卫集团的叛变，革命的惨痛失败　　

[宁汉对立]  还在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前，以武汉为中心的革命势力，曾不断地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倾向，一九二七年二月九日，在共产党推动下，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开会，发表宣言提出：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等。以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五人组织行动委员会。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暂时在武汉还保持着。　三月七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开会，决议提高国民党内民主，废去主席制以防止个人独裁军事专政之倾向，改设秘书三人，由吴玉章、陈公博、谭平山担任；免去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组织部长职；并决定国民政府各部部长，以谭平山任农民部长，苏兆征任工人部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四月十七日，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发表命令斥责“四、一二”大屠杀，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并免去其本兼各职，通电讨蒋。接着于四月二十五日武汉举行群众大会，到会群众三十余万人，反对蒋介石的所谓“清党”的“四、一二”叛变。　　

   在那时发生两方面的北伐：一方面是蒋介石为了扩张他反革命的地盘而与北洋军阀争夺的“北伐”，一方面是武汉政府的革命的北伐。　　

   五月上旬，蒋介石的军队渡江北上，进占淮阴、蚌埠、海州、徐州等地。武汉政府的军队由唐生智率领亦于同一时候向河南进攻，配合国民军击溃奉系，占领郑州、开封等地。著名共产党军人蒋先云即于河南战役中殉难。　　

  [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集团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实行封锁武汉、调皖北各军威胁武汉，并勾结武汉内部反动分子向革命进攻。有的资本家故意关厂怠工，有的奸商罢业，停止贸易，造成许多工人失业、个人生活艰难困苦、直逼叠加、日常需用品渐行减少的现象。一些隐藏在武汉政府内部的假革命假左派像汪精卫、孙科、谭延闿等，便动摇起来，开始高唱工农运动“过火”，作为准备叛变革命的籍口。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夏斗寅的叛变。夏斗寅（独立十四师师长）部本是当时武汉政府用以防止四川军阀部队侵入武汉的部队。但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却乘武汉革命军入豫之际，接受反革命派指示，率部叛变，联合十五军刘佐龙部和四川军杨森部（二十军）向武汉国民政府进攻，经过武汉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动员一切力量，调叶挺部英勇迎击，至六月初旬终将夏斗寅部击退，武汉政府转危为安。　　

继夏斗寅叛变而来的，便是“马日事变”（　五月二十一日　的反革命事变，因为二十一日的拍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所以　五月二十一日　的事变，称为马日事变）。在蒋介石汪精卫等唆使下，湖南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何健、许克祥等，在事变前一日，已将益阳县工会、农民协会占据，解除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二十一日，许克祥在长沙围攻省工会、省农民协会及一切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的工农群众在百人以上，所用的手段极其野蛮和残酷。这个反革命事变就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马日事变”后，湖南共产党员建议征调农军，进攻长沙的反革命。于是，十万农军包围了长沙城，最后的几分钟，正当进攻长沙的前夜，共产党的湖南省委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怕“引起整个政局之纠纷”而取消了进攻长沙的计划，停止进攻的命令送到了围城的各地农军，大多数农军因此而退却，只有两大队偶然没有接到命令，居然冲城攻打反革命派，经过坚决的奋斗，才因众寡不敌而退却。十万农军这一退却的结果，就使反革命大奏凯歌。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在这种反革命和革命斗争的紧急关头，一再表现软弱无能的退让，为了“避免挑拨离间的冲突起见”（陈独秀语），陈独秀又决定叫汉口工人纠察队自动地解除武装，连劳动童子团的短棍也解除下来，造成革命史上极可耻的一页。　　

   “马日事变”后，本来已经动摇的汪精卫、孙科、谭延闿等假革命分子更想公开走向反革命，而陈独秀投降主义者的手忙脚乱，可耻地制止对于反革命的抵抗，容忍革命分子受反革命的野蛮杀戮，更帮助了投革命之机的假革命分子大胆地走向公开反叛。　　

[从郑州会议到徐州会议]   武汉的假革命分子走向公开叛变，假借了所谓发现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破坏”国民党的决议案的理由。原来，五月间，共产国际有一个指示给中国共产党，这个指示由当时共产国际新来的代表罗易交给汪精卫看了。这个指示的内容是以下四点：（一）“没有土地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不应该脱离农民运动，而应该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促进它”；（二）“必须多多从下面吸收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他们勇敢的呼声会使元老们坚决起来，或者把他们抛掷出去”；（三）“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五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的军团，利用军官学校的学生做指挥人员，并且刻不容缓地组织自己的可靠的军队”；（四）“要组织以非共产党员的著名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罚与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三一四页）。当时共产国际这样的主张，是完全为着革命的利益，为着革命的需要，为着国民党的巩固和发展，这是堂堂正正的希望和主张，并非所谓“阴谋”。可是已经决心叛变革命的汪精卫集团却以此为口实，来遂行其反革命的企图，于是　六月五日　武汉政治会议议决解除鲍罗廷的顾问合同。武汉政府的走向反革命道路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　　

  在北方，为反革命所动摇的西北军领袖，自负着宁汉的“调解”职务。　六月十日　，冯玉祥发起召集郑州会议，武汉方面的汪精卫、孙科、唐生智、张发奎、谭延闿等均到会。会议结果是：第一，唐生智部全部由河南回归武汉，镇压工农革命运动；第二，河南的军事完全由西北军担任。可是当时陈独秀投降主义者对于这个反动会议尚在梦中，还举行过盛大的欢迎会去欢迎反革命的阴谋者。　　

  郑州会议后，六月十九日，南京蒋介石和冯玉祥又举行徐州会议。会后，冯玉祥致电武汉国民政府，促使他们公开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汪精卫集团的叛变，革命的失败]  六月二十九日，何建（三十五军军长）发出反共训令，明令所部与共产党分离。拘捕和惨杀共产党员。七月十五日，汪精卫集团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决定与共产党分裂。中国共产党也发出宣言，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并痛斥反革命的罪恶。七月十五日分共会议后，武汉反动分子公开封闭工农组织，压迫群众运动，大规模逮捕和惨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汪精卫等甚至提出口号“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武汉当时的惨杀，并不亚于上海“四、一二”的惨杀。革命的武汉已经成为反革命的根据地了。不久宁汉合作，蒋汪形成反革命的合流。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受到部分的失败，“七、一五” 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的失败。自此，不但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大资产阶级代表假革命分子公开叛变了，就是曾经参加革命统一战线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些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剩下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群众（包括革命知识分子）的革命力量，继续为完成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　　

第七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结束语　　

  在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特别是在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曾经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推动和组织之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中，和无数革命青年在一起，埋头苦干地担负了最实际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动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形成为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这些奇功伟绩，在中国革命史上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永垂不朽！　　

  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并在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以至于当反动派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致使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第一，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上，自愿地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而把领导权送给了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只讲片面的联合，不讲适当的斗争，以致把无产阶级引导去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历史证明，革命统一战线如果不由无产阶级来领导，革命是一定要失败的。　　

  第二，对于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的农民土地问题，陈独秀投降主义不但没有批准和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而且限制和反对了农民的斗争。陈独秀投降主义者自愿地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也就不能了解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同盟军是农民，只有发动了农民，无产阶级领导权才能巩固，才不致落空，革命也才能胜利。　　

  第三，在武装问题上，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没有革命的军队就没有一切。陈独秀投降主义者在北伐战争前既放任蒋介石在第一军中逐出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更迁就了蒋介石，最多只想保留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旧的军官原封不动，或是让蒋介石指派的人去作军官，而不是经过群众的革命的考验由下而上地选拔新的军官，也不让共产党员去担任军官职位。同时，陈独秀投降主义又害怕以人民志愿兵制度去根本改造旧军阀雇佣制度的军队，虽是在革命高潮的时候，仍拒绝大刀阔斧地组织人民的武力。这样，就使得蒋介石党徒得以在一的时候经过深层的反动军官和利用雇佣军队，屠杀和驱逐革命的政治工作人员，把革命军队变为反革命军队，用以绞杀人民的革命。　　

  第四，在政权问题上，这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对于农民群众、其他小资产阶级群众及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陈独秀投降主义者拒绝毛泽东的从根本上打碎过去反革命阶级的全部统治机器，而代之以一个真正的革命人民的民主专政的无产阶级方针，以致即使在革命力量到达的地方，旧的官僚的军阀的制度也没有被彻底破坏，这也是在这次革命的弱点中所集中表现出来的根本弱点之一。　　

  第五，在共产党的建设问题上，当时共产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共产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党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的包围中，但是没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不能掌握住。　　

  这次革命的初期和中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只是到了最后紧要关头中，即在一九二七年的上半年，陈独秀阶级投降主义的路线才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陈独秀阶级投降主义在共产党内的统治，是由于共产党在那时还是幼年的党，还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而使装着无产阶级面孔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篡据了共产党的领导机关。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思想实质，便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历史还没有来得及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自觉的中国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机制的领导，而要引导伟大的革命运动使之走向胜利，是必须要有这样的集中领导的。　　

  这次革命诚然在最后是失败了，但是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却有着永远不可磨灭的重大的历史意义。正像列宁在论述俄国革命时所说：“没有一九〇五年的总演习，便没有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一九二四年到二七年的革命也正是一次总演习，经过这次总演习，使中国人民深深地认识到：中国人民是可以胜利的，中国是可以搞好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使他们由此深深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长城、民族的柱石，因而，即使在后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在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人民也是要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人的颜色、听一听共产党人的主张；而每当我们民族国家处在最危难的时候，全国人民总要求共产党人出来。这次总演习，对中国人民正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育，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一九二四年到二七年的总演习，便没有一九四九年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胜利。　　

第三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　　

第五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揭起了红色政权的新旗帜　　

第一节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红色政权新旗帜的揭起，毛泽东领导下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造　　

[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遍及全国的白色恐怖]  自从一九二七年“七、一五”武汉方面的国民党反动派继蒋介石之后也公开叛变革命后，不久宁、汉合作，蒋、汪合流。国民党反动集团，就以蒋介石为中心，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黑暗统治来。　　

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对外是投降帝国主义的。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后，所办的几件外交大事就是很好的证明。　　

一件是上编说过的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英、美等帝国主义炮轰南京事件。本来，帝国主义开炮轰击南京，毁坏房屋财产无算，军民死伤两千人，当时武汉的革命政府已经向各帝国主义发表了严重的抗议。但是，在一九二八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交涉的结果，竟不是要外国帝国主义向中国道歉、赔款，而是蒋介石的中国政府对各国政府代表及侨民表示歉意，赔偿各国“损失”数十万元，并下令通缉领导北伐军第六军光复南京的共产党员林祖涵（林伯渠），替帝国主义“惩办凶首”。　　

第二件是“五三”济南惨案。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　，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大杀我们同胞，把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也杀了，并且把济南占领了。蒋介石却还命令部下保护日本人说：“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　　

对于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苏联，国民党政府则极端仇视，以反苏来献媚于各帝国主义，并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人民起义失败后枪杀广州苏联领事，对苏绝交，又在一九二九年七月，为了夺取中东路以向帝国主义换取借款，居然命令东北军队向苏联挑衅（结果被苏联红军所击败），高唱“反对赤色帝国主义”的反动口号，甘心充当国际帝国主义反苏营垒中最无耻的走狗和工具。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对内是依靠地主买办阶级，特别是江浙财阀，而建立起来的地主、买办、军阀、官僚、流氓、党棍混为一体的统治。　　

这个反革命政权的本质，早在一九二八年的十月，毛泽东就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四九页）。　　

在这个反动统治下的中国，也正像毛泽东所说：“……生气勃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论联合政府》）　　

  这个世界上最残忍最黑暗的反动统治，对中华民族的精华——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施行了最惨无人道的野蛮杀戮；蒋、汪的口号是：“宁可枉杀千人，不可走漏一个。”据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清华大学等十一校的救亡通电称：“奠都以来（即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建立南京反动政府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记。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施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　　

  据中国红色救济会统计：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到一九二九年的两、三年中，约有四十五万人被杀。其中主要的当然是工农群众和共产党员，著名的共产党员彭湃、向警予等人就是这时被蒋介石匪帮枪杀的。又据另一材料说，从一九二八年一月到八月，最少有十万的工人和农民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下被杀了；从一九二八年以后四、五年间，直接被杀害的革命者最少在一百万以上！　　

  但是，不管蒋介石匪帮如何杀人不眨眼，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是斩不尽、杀不绝、吓不倒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战斗英雄主义，毛泽东曾这样叙述: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广大的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与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　孙中山　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 （《论联合政府》）　　

  谁是这人民的英雄斗争的领袖呢？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这种英雄斗争的最初史实是什么呢？便是“八一”南昌起义、十二月广州起义，特别是秋收起义和毛泽东、朱德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　　

[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  “七、一五”汪精卫集团公开反革命后，在南昌发生了著名的“八一”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以武装力量反抗反革命的屠杀、力求保持革命胜利和挽救革命失败的尝试。这个起义是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朱德是四川人，佃农家庭出身。一九一一年革命前参加了同盟会。在云南陆军士兵中做秘密的革命工作，武昌起义后，参加和领导了云南军队的起义。袁世凯称帝时，帮助蔡锷在云南举行反袁起义（时任第六支队长，后即升旅长），他所领导的一个旅是蔡锷部的主力。一九二二年他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中，返国在江西南昌办军官教导团，组织工农运动。到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实行了叛卖革命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之后，他便率领教导团，于　八月一日　会同国民革命军贺叶军（贺龙的独立十五师，叶挺的十一军二十四师），共约三万余人，在南昌起义，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宋庆龄、周恩来、谭平山、朱德、李立三、恽代英、贺龙、吴玉章、郭沫若、邓演达等二十五人为委员。　八月五日　，贺叶军退出南昌广东进发，九月二十三日占领潮汕，在汤坑、潮州、三河坝等处与广东黄绍竑、徐景堂、钱大钧等部激战数日，因反革命军队数量过大，革命方面主观指导上也有错误（如没有明确的土地纲领，没有发动农民群众起来），终于失败。失败后的队伍，一部分冲至海陆丰和当地农民军结合，一部分以朱德为领导，由三河坝退至福建，至寻乌入北江，后来成为红军第四军的一部分的基础。（所以，南昌起义的日子——“八一”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纪念日。）　　

[张太雷叶剑英等领导的十二月广州起义]  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广东军阀张发奎与桂系军阀为争夺广东地盘发动战争。战争中，广州局面很混乱，群众起来反抗反革命恐怖，要求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在张太雷的领导下，就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并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公开号召群众起义，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饭给工人吃”、“土地给农民耕”、“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等口号，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一致主张推翻反动政府，建立一个属于劳动人民自己的知府。　　

　十二月十一日早　，武装起义开始了，以叶剑英所领导的教导团为主力，工人阶级坚决勇敢地参加对反革命作战，自动前来领枪作战者达五、六万人。起义开始后，即建立了广州革命人民政权，以苏兆征为主席，叶挺为总司令。反革命的各派军队立即联合一致向广州革命政权进攻，帝国主义者更以兵舰掩护反革命向革命的广州进攻。在广东工人、贫民和革命士兵英勇血战之后，终因敌我力量相差很大，广州革命政权失败了。起义的英雄张太雷也在战役中牺牲。接着，反革命军阀更残酷地大批屠杀革命工人和青年，被杀的不下七、八千人。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的历史意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共产党内的暂时混乱和“八七”会议的召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失败了。就整个来说，中国共产党当时是打了一个败仗，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还是幼年的党，在短期内，有的人思想还没有来得及很好改造，就是说还没有无产阶级化，所以革命失败后，当时在共产党内出现了下列情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投降主义路线主要负责者陈独秀、彭述之等少数分子，在这时候完全丧失了革命意志。变成为取消主义者。他们宣传国民党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类的反革命谬论；主张在反动统治下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进行合法运动；他们不肯接受党的挽救，终于和托洛茨基匪帮相勾结，形成为反革命的托陈取消派，完全堕落成反革命。又有一些人成了叛徒，个别地投降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的走狗，出卖共产党，出卖无产阶级。还有一部分人退出共产党，消极了，还有极小一部分人退出共产党另组政党，他们还想要革命，但又畏惧严重的斗争，以为改一改面貌可以吸引群众（但结果却相反，离开了共产党，就是离开了群众）。除了上述种种外，保存在共产党内的，大都是愿意奋斗的，大部分是共产党的精华和骨干。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八七会议）。这个会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会上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替“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这就是共产党内一部分同志在八七会议后由于对国民党反动集团屠杀政策的仇恨和愤怒而产生了一种“左”倾的急躁的盲动主义的潮流，尤其在十一月后更为严重。他们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而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各地组织没有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在工人罢工中也实行命令主义冒险主义，这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在共产党内的反映。这种盲动主义的行动，到一九二八年初才渐渐地停止下来。　　

[毛泽东领导下工农红军的创造和革命根据地的开拓]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站在共产党的最前面，完全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清醒头脑，没有迷失方向，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反对“左”倾盲动主义，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方向的，就是毛泽东和环绕在毛泽东周围的一些同志。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被派到长沙去领导湖南的秋收起义，九月间，靠了平江、浏阳一带的农军、安源矿工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毛泽东组成了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领导着湖南东部浏阳、平江、醴陵、株洲和江西西部修水、平乡等地农民起义。它做了许多次战争，冲破了成千成万的反动军队的包围，最后向江西湖南两省边界的井冈山进军，至十月间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同时朱德林彪陈毅率领原在南昌起义的部队，从福建到了广东北部，补充实力以后，于一九二八年一月进入湖南，击败许克祥、白崇禧等反动部队，扩大队伍，发动湘南宜章、郴州、耒阳、永兴、资兴等县的农民起义，建立革命政权达三个月之久。四月间和湘南农军八千余人，同到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合，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毛泽东研究了在敌军优势我军劣势的情况下战胜敌人的战略战术，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个字的游击战争的根本原则。后来他又手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政治纪律，和士兵同甘苦、共患难，在黑暗的中国高举起革命的火把。无产阶级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人民武装的创造，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它就是今天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最初的艰难的创业。　　

列宁说得好：“革命的政党须要学习到底。……如果不学习正确的进攻和退却，就不能得到胜利。”这是革命的大学问。毛泽东的向井冈山的进军，就是把革命的退却和进攻结合起来的世界革命史上最有名的进军之一。在初时，这是含有退却意义的进军，这个退却的意义，不仅直接保卫了这个退却的力量，而且这个退却同时也是开始一种新的进攻。就是：革命失败后，由于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全国的城市，固然使共产党从城市退却下来，但革命失掉了城市，却武装深入了农村，自觉地领导了工农起来革命。革命的进攻方向是转移了，转移向那反革命力量较弱、矛盾较多的农村，转移向那有深厚革命基础的农村。这种进攻是放在更深刻的阶级基础上的，进攻的直接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当时叛卖革命的国民党，反对封建地主阶级，进攻的道路（是其内容又是其形式）是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所以这个进攻，是比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更进一步了，当反革命的黑暗恐怖横扫全国的时候，毛泽东、朱德、和在他们周围的许多同志、和那与毛泽东采取同一方向的各地许多同志，在实际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全党，引导中国共产党全党同志和工农兵，找到了一条继续革命斗争、保存和壮大革命力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一条进行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扩大乡村革命根据地，在长时期中以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以取得胜利的道路，虽然是艰苦的，却是极深刻地集中敌人要害的道路。经过这条道路，革命力量像毛泽东所说在开始虽然还是“星星之火”，但后来就又像毛泽东所说的，发展为“燎原之火”了。　　

  在一九二七年秋季到一九二八年春季，除了当时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以外，湖北、广东、陕西、河南各省都曾举行武装起义，其中以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起义，和刘志丹领导的陕西渭华起义为最著名。这些起义是各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革命失败后最初爆发起来的对反革命势力的反击行动。但大都因准备不充分或主观指导上有毛病，而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先后失败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黄公略等在平江起义，成立红五军，占领平江、浏阳、万载、修水、铜鼓、通城、崇阳等十余县，正式成立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彭德怀率部来井冈山和毛泽东、朱德会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东征，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二月，红四军进入福建西部活动，占领汀州。三月回赣南，占兴国、宁都、瑞金、雩都、广昌等县，掀起了农民大起义。五月二次入闽，占汀州、上杭、武平、龙岩等县，七月进展到闽西的漳平、宁洋一带，十月三度入闽，经平和占永定，十二月克武平，建立了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组织了数十万的地方武装，为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立下了强固的基础，红四军扩大为红军第一军团，红五军扩大为红军第三军团。从此红军的实力一天天地强大起来了。　　

一九二九年冬，张云逸、邓小平等在广西的左、右江成立红七军和红八军，创立右江革命根据地；方志敏等建立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创立红十军；贺龙等在鄂西南创立了洪湖及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一九三零年初成立红二军和红六军，，一九三零年秋组织成为红二军团；徐向前等创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于一九三零年秋成立红一军，后来组成为红四方面军。刘志丹、高岗领导了陕北农民起义，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后来的抗日先进阵地。此外海南岛、广东、陕西、江苏等省都有农民起义，而且取得了大大小小的胜利，建立了人民革命政权和红军。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红四军在福建古田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亲自起草了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决议。这个决议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他指出：我们的党和武装是为人民的，建党、建军和群众工作是三位一体的建设任务。我们的党首先在思想上必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在组织上则是民主集中制的党。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式样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个军队的本身必须是民权主义的，反对一切与此相反的军阀主义、流寇主义倾向。这个决议确立了建党建军的整套理论和原则。一九三零年夏、秋之交，革命根据地已有大小十五个，散布在江西、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福建、安徽、河南等省，每区有一县到数县不等，正式红军有十三个军，共六、七万人。到一九三一年，红军人数更发展到十万以上。　　

第二节  中国革命从退守到部分进攻，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军阀的混战，中国人民革命根据地的扩大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国内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在国民党新军阀的封建买办反动统治下的中国经济，迅速地走向殖民地化。一九二九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波及中国以后，这种殖民地化的过程更加加速。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和痛苦。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就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势力日益加大，外货倾销，白银外溢，外资源源侵入。欧战中兴起的中国民族工业，像棉纺、棉丝、面粉、火柴、水泥、烟草、五金等业，都遭受到直接的打击。中国民族资本中最重要的纺织工业，纱线锭和布机在全国总数中是逐年地下降，一九三零年增加的纱锭十八万七千枚中，华商仅占六万四千二百枚。该年纺织工业部门的外资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五金工业部门的外资则增加到百分之九十，外资中尤以日资发展最为迅速。此外，如缫丝业，一九三零年比一九二九年减产八、九万担。加上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的掠夺排挤，民族工商业大量倒闭。都市中商业资本和投机事业的某些假繁荣的现象，掩盖不了国民经济濒于破产、中国日益殖民地化的实质。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遭遇是更加悲惨了。不用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得来的政治权利是一概被剥夺了：工人自己的工会被解散，罢工被禁止，革命分子被捕杀……；就是工人阶级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争来的经济利益，也被剥夺殆尽了：上海纱厂、丝厂、印刷厂的工人，每天工作时间由十小时增加到十二小时，甚至十四小时；丝厂由每个工人管理一、两部机器，增加到管理三、四部，工资却减少了三分之一。据瞿秋白在一九三零年所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的问题》中指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上海、武汉、广州等各地各业资本家都实行减少工资，例如油业，甚至于接连减少了三次。失业的工人日益增多。所以在一九二九年，工人运动又活跃起来，只“五一”节，上海就有五万工人参加罢工。　　

  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也根据近年了：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负担是大大加重了，单是营业税一项，到一九三一年，比起在旧军阀统治下增加了三倍到十一倍以上，再加上苛捐杂税，负担就更大了。自由职业者、青年学生，则因为国民经济各部门都濒于破产，也都到处失职、失业、失学，困苦颠沛；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所受的残酷压迫，更是空前未有。　　

  农民呢，也不得不在啼饥号寒中过日子。土地问题，本来严重地存在着，据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的土地委员会调查：小农、中农合计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三十二，占土地所有者百分之六十八，而他们所有的土地仅占百分之三十九。反之，地主、富农仅占全农村人口百分之十三，占土地所有者百分之三十，而其所占有土地为百分之六十一。而农民中无土地者（佃户、雇农）占全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五，加上土地不足者（小农、中农）占全农村人口百分之三十二，合计需要重新分配土地的人，达全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七。由此可见，土地问题是怎样迫切地需要解决啊。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内依靠和支持豪绅地主阶级，农民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得来的权利，是全部被剥夺了。农民协会被解散了，农民领袖被迫害和捕杀了；豪绅地主阶级普遍地向农民反攻、倒算，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农民“插标”分配的田地一概被夺，减租减息转为加租加息，土地日益被兼并和集中在地主豪绅手里。豪绅地主和官府密切勾结，任意拘禁农民，动辄罚款。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也巧立名目，越加越多，田赋附加税每年加重，要超过正税十余倍乃至二、三十倍，农民的收入是更加减少了。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政府连年不绝地进行军阀混战和反共内战，抓兵征粮，急如星火，就使农业生产日益萎缩不振，耕地面积日渐减少，荒地面积更加增加，农村经济完全陷于破败不堪的状况。　　

  从一九二九年到三一年，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和频繁不绝的军阀混战所酿成的天灾，广大而又深入。一九二九年，仅据南京反动政府赈务处的官方调查，全国灾区即达二十一省中一千零九十三县又四市，灾民达七千万（见《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一三八页）。一九三零年，陕甘两省因饥馑而饿死的农民，竟达几百万人之多，奄奄待毙的饥民亦在五百五十万人以上。一九三一年夏，各地淫雨为灾，长江、淮河、黄河、汉水均暴涨，因堤防失修而洪水泛滥的区域达十七省，灾民在一万万以上，当长江大水危及汉口时，人民欲提堤防基金修堤，不料此数百万元巨款竟已被国民党反动官府移作贩卖鸦片之用了。疏导淮河的“导淮基金”也被充作内战经费，南京反动政府籍赈济为名所发行的数千万元赈灾公债以及各地数百万元义赈捐款，用于灾民身上的不及万一，大部分都被吸血的国民党匪帮的所谓“党国要人”所中饱。　　

  总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之下，中国经济是日益破产和走向殖民地化，中国人民是处在极端痛苦的生活中。　　

[在革命的低潮时期，中共六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斗争任务的确定]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改变没有呢？对革命的形势应该怎样估计呢？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已经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五零页）。又指出：“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八零页）。他一方面说明革命是处在低潮时期，一方面又指出革命低潮是暂时的，高潮一定会要到来，因为“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四九页）。他指出在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在“向前发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一〇四页），而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是全部矛盾中决定的因素。果然如他所预言，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的进攻，终于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　　

  一九二八年七月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对于克服当时共产党内由革命失败引起的思想混乱是有功劳的。大会正确地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肯定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立了中国现阶段的国民性中依然十分党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当时的政治形势则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新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的；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按：在大城市中）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大会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共产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大会号召全国的劳动人民，为彻底实现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并提出了现阶段革命的政治纲领：（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度，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以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国民党军阀的大混战]  在中国革命低潮中，反动统治阶级方面并不是统一的巩固的。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表面上看来有一个统一的反动中央政府，似乎是强大的，实际上在各个帝国主义的相互矛盾和策动下，却爆发了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各派统治阶级为争权夺利而四分五裂。首先是反革命的国民党本身就分裂为蒋家的南京国民党、汪家的改组派、还有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广东派等。在争国民党党统的名义下，一九二七年十月发生了蒋李（宗仁）和汪唐（生智）的战争，十一、十二月间又爆发广东军阀和广西军阀间的战争。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蒋介石和一些投靠他的军阀，又形成蒋、桂、阎、冯四派的联合，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对张作霖的战争，北上攻打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发展，助张出兵侵占山东省会济南，截断津浦铁路，给蒋以下马威，　五月三日　，日军在济南大肆屠杀中国人民，造成“济南惨案”，蒋介石公开无耻地对日妥协，六月间国民党军乃占领北京、天津。这时，美国为了企图和日本争夺东北，策动蒋、张合作，于是在东北也悬起“青天白日旗”来，但蒋、桂、阎、冯的联盟也就此结束了。一九二八年十月毛泽东在湘赣边区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当时军阀战争形势作了如下的分析：　　

“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四九页）　　

毛泽东的这个预言，不久便被证实了。一九二九年三月爆发了蒋桂战争，为了争夺西南地盘，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等结成反蒋联盟，结果桂系失败，李白回桂盘踞。五月间爆发了蒋对冯玉祥的战争；一九三零年五月又爆发了蒋和阎冯的大规模的中原大战。此外还有各小军阀的混战，如云南的唐（继尧）龙（云）之战，贵州的王（家烈）毛（光翔）之战，四川的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山东的韩（复渠）刘（珍年）之战。这些军阀战争，据估计约战死五十万人，并使无数老百姓遭受了颠沛流离、家破人亡的浩劫。　　

这些战争都是蒋介石方面得到了胜利，其原因是由于他那一派挟持着伪中央政府的名义和国民党中央的旗帜，能够取得帝国主义的更大量的援助、和上海江浙财阀的支持。　　

但是这些军阀战争，使各派军阀相互削弱，客观上正有利于革命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五三页）　　

[革命根据地的壮大]  正当国民党中国在帝国主义策动下大打军阀内战的时候，中国人民的革命军队在共产党领导下日益壮大起来，革命根据地也连续粉碎蒋介石的进犯、克服各种困难条件而壮大起来了。革命根据地内，工人、农民、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红色中央政权——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使中国革命力量有了自己的政权。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　，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通过了宪法、劳动法、土地法、集红军政策、经济政策和关于工农检查及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等多项重要决议：并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为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创立了中国红色区域中央工农民主政府。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又在瑞金召开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毛泽东作了工作总结报告，总结过去四年英勇奋斗的经验，介绍了红色区域人民生活的改善的状况，指出：“……农民的生活已大大的改善，例如在一九三二年，闽赣区的收成，超过这些地方革命前收成的百分之十五，在一九三三年，则超过百分之二十五，一般地说，全区农民的收成，一年之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是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大多数，过去一年中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要吃树皮、吃糠秕，现在则一般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富多了，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吃肉的时候，现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都穿得很烂，现在一般改良了。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两倍。”红色区域内人民生活改善的实际情况可以拿毛泽东一九三三年在上航线上才溪乡的调查为例。那里的农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平均每年只有三个月米饭吃，其余九个月吃杂粮和糠，这时已经吃得饱穿得暖，饭食改善了百分之百，每人每年可以做一套半新衣服，比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三百。粮食除吃用外，还可以卖给红军，缴土地税。所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工作总结报告中又指出：“那一种生活，那一种政权，是农民群众愿意的呢？让一切国民党地区的农民群众自己去答复这个问题吧！”　　

[土地革命和支援战争]  革命政权所在地和红军所到的地方，广大的农民群众土地革命运动都热烈地开展。以瑞金和博生（宁都）两县为例，那里的农民查出了二千几百家地主、富农。瑞金壬田区全区查出土地二万七千石（南方有的地区以土地产量石数为计量土地单位）。全区二万余劳苦群众差不多每人重新分得了一石二斗谷的土地。农民群众大翻身，彻底废除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　　

农民的觉悟程度也空前提高，热烈地参加和支援这个革命解放战争：如长冈乡的农民购买政府公债，全乡一、四六四人，即购买五、四六四元，平均每人买了三元七角多。人民把自己粮食节省下来卖给红军，瑞金壬田区二万劳动群众将谷子节省下来卖给红军达一千九百余石。农民热烈地要求加入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巩固自己的革命果实而战。上杭县上、下才溪两乡四、九二八人当中，就有一、零一八人参加红军；瑞金县壬田区五十五天当中就有七百余人光荣地参加红军，编为瑞金模范师。地方人民武装——武装赤卫队及少年先锋队的组织普遍地扩大了。妇女除了参加生产以外，也有不少加入赤卫队，兴国第一乡的妇女赤卫队就有四十人，赤卫队除了用自己粗陋的武器和敌人战斗外，还机智地创造各种办法去打击敌人，如用竹筒做炸弹，布置陷井以消灭进犯革命根据地腹地的敌人，配合红军作战。全红色区域的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之下，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所连续发动的进攻。当时的革命军队虽然比起敌人来很小，而且物质条件又极缺乏，但能够存在而且发展，就是因为有广大农民支援和拥护的缘故。　　

[工农民主政府的各种政策]  红色区域工农民主政府实行了下列的各种基本政策：（一）关于民主制度：一切过去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民众，男女一律平等享有无限制的民主权利。市和乡人民代表由劳动人民直接选举，建立了群众性的廉洁政府。切实保证群众在革命中所得到的一切权利，并利用一切革命武装和革命法庭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剥夺帝国主义及反动阶级的一切特权。（二）关于土地政策：以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和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路线，彻底地消灭地主经济和封建半封建的剥削制度，无代价的没收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多余部分田地，分给无地和少数的农民的农民、士兵、和农村手艺工人；无条件地废除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三）关于劳动政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订立劳动合同，增加工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改善青工、女工和学徒的待遇，组织职工会。（四）关于财政经济政策：实行统一累进税，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国民党区苛捐杂税名目共有一千七百五十六种），发展国民经济，有计划地调节、扶助、奖励农、工生产事业和私人经济，组织对外贸易，扩大合作社运动。（五）关于文化教育政策：实行免费教育，推行识字运动和社会教育，并创立各种干部学校，及高级研究机关。（六）关于红军建设、扶助少数民族等也均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人民的政权所制定的政策和这些政策实行的结果，是人民民主新中国的建国规模的雏形。各红色区域建设突飞猛进的过程中，上千万劳动人民，过着从来未有的没有民族压迫、没有封建剥削、民主自由、幸福愉快的生活，和黑暗的南京政府统治下的广大地区相比较，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第六章  反革命的围攻和革命的反围攻斗争　　

第一节   蒋介石的反革命围攻和毛泽东领导下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人民四次胜利的反围攻斗争　　

    毛泽东说，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也就是说，十年革命和反革命的国内战争过程，就是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反革命为工和毛泽东领导下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反围攻斗争的过程。　　

[第一次围攻和反围攻斗争]  一九三零年夏天，在蒋阎冯战争爆发后国内形势对革命有利的刺激下，中共中央一部分领导人，主观主义地对于当时有利于革命的客观形势，作了夸张的估计，以为当时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形势俱已成熟，就作出决议，号召全国工农大众在中心城市中普遍进行武装起义，提出了要红军主力进攻长沙、南昌、武汉等大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任务，这个“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实行，就使红军和全国革命运动都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但红军经过七月间攻入长沙等几次大的战役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纠正了冒险主义的军事行动，江西红色区域的红军反而利用当时蒋阎冯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　　

一九三零年冬，红军已建立了十多个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匪帮对中国人民的军队和政权的发展，感到极度地恐慌。在蒋阎冯大战结束后，便集合七个师十万兵力以匪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师长张辉瓒为总指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约有四万人，在毛泽东的战略指导下，　十二月二十七日　战争口实，第二年一月一日停止，前后五天消灭敌人一个整师又半个师，缴枪一万三千枝，匪帮前敌总指挥张辉瓒被生擒。其他部队狼狈逃回，第一次围攻就这样地被粉碎了。　　

[第二次围攻和反围攻斗争] 第一次围攻失败后，蒋介石准备了四个月，第二次围攻又来了。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调集二十万人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到南昌坐镇，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筑成一道八百里的战线，施行围攻。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约三万多人。战争从五月十六日开始，三十日结束，共十五天，红军转战七百里，打仗五次，痛快淋漓地横扫八百里战线，缴枪两万余枝。何应钦狼狈地逃回南京，第二次反围攻斗争又胜利了。　　

[第三次围攻和反围攻斗争]  二次围攻被粉碎以后，蒋介石匪帮又凑齐了三十万大军，在七月里，距第二次围攻仅仅一个月即进行第三次围攻。蒋介石并亲自出马到南昌，请了许多德、日、英军事顾问来为他筹划，自任总司令，其下分左、中、右三路，中路由南昌，右路由吉安，左路由南丰，从三面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疯狂地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闯进，想一下把红军消灭。当时红军苦战未得休息，仍是三万人。战争于七月开始，蒋介石认为以逸待劳必然取胜。到八月初，红军在毛泽东军事艺术的直接指挥下三战三捷：第一仗歼灭了上官云相师，第二仗歼灭了郝梦麟师，第三仗歼灭了毛炳文师，红军缴枪逾万。在敌军饥疲沮丧，实行退却时，红军又歼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蒋介石丧气回到南京，在这时候全国红军都壮大了。有正规军十万人，赤卫队十多万，枪十五万枝。在红军胜利的影响下，在十二月间，有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下，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根据地也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东北到黎川、建宁、太宁等县，东南到龙岩、漳州。徐向前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发展到纵横数百里。贺龙领导的洪湖根据地占领桑植、鹤丰、大庸等县，直到常德附近。粤东北根据地也有发展，琼崖根据地也开始建立起来。国民党高级军官都害怕被派去进攻红军，说打红军如充军，胖的拖瘦，瘦的拖死。　　

[第四次围攻和反围攻斗争]  国民党反动集团三次“围剿”的唯一成绩，是“剿”出了个“九、一八”（一九三一年），把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东北来，又在“一、二八”（一九三二年）把日本帝国主义者“剿”进上海来。　　

中国共产党为此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一致抗日，“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蒋介石拒绝这一意见，继续向主张抗日最积极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围攻，给日本帝国主义作清道夫：蒋介石向内杀进去，日寇由外杀进来，方向是一个——中国的抗日人民。为此蒋介石并积极准备第四次围攻，在南京成立“剿共委员会”，筹款三万万二千一百万元，购买大批军火。英国国会议员琼斯曾在国会内说：“中日两国代表在一家军火厂会客室相会，他们并不怒目而视，而是交换价目，两人联合向经理要求减价，结果减低百分之四十。”这个故事说明日本购买军火是为了进攻中国、屠杀中国人民；而蒋介石购买军火也是屠杀抗日人民，二者的利益原是一致的！（但是在工农红军的强有力的回击下，这些军火武器却纷纷落入红军手中，装备了革命力量，所以毛泽东当时曾说：蒋介石是在给红军当“供给部长”。）同时，蒋介石还提出“剿共”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强化反动统治机构，实行保甲连坐法，聘请德、英、美、日军事顾问，提出三光政策（所谓“匪区壮丁一律杀光，匪区房屋一律烧光，匪区粮食一律运回，不能运回者烧毁”。）蒋匪军军行所至，赤地千里，鸡犬不留，庐舍为墟。此外还鼓吹法西斯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以欺骗人民。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寇进攻上海，十九路军自动抗战，蒋介石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十九路军抗日，使对日战争赶快结束，签订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把十九路军从抗日前线调到“剿共”前线，随即又调集九十个师五十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实行全面围攻，蒋介石自任围攻军总司令，兼鄂豫皖围攻军总司令。何应钦为闽粤赣三省围攻军总司令。何成浚、王均、刘峙为前敌总指挥。这次围攻从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六日开始全面进攻，到一九三三年三月结束，前后达九个月。自一九三二年六月至十月，敌以主力向鄂豫皖、洪湖、湘鄂赣三个革命根据地进攻，以解除红军对武汉的威胁，尤其以主力压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战斗中，红军予敌以重大杀伤。但鄂豫皖区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对胜利丧失信心，在大败敌人之后，却于十月间率红四军团主力退出根据地向西转移。洪湖区红二军团由于敌人兵力过大亦于同月被迫转移。鄂豫皖区红四军团于一九三三年春开辟了川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为红四方面军。洪湖区红二军团于一九三三年夏扩大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后发展成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二军团则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和由湘赣边区根据地转移来的红六军团合组成红二方面军。湘鄂赣区红十六军则于一九三二年秋、冬南下转入湘赣边区根据地，与红八军组成为红六军团。　　

   自一九三三年二月初开始，敌以主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结果，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领导下，歼敌三个师，缴枪万余枝，并俘虏蒋匪军李明、陈时骥两个师长和好几个旅长。至三月间粉碎了敌人围攻。赣东北、闽西北和浙西的革命根据地形成闽浙赣区，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连结，增地十万方里。全国红军增加到约三十万人。　　

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指导下，红军接连粉碎了蒋介石四次的围攻。这个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是诱敌深入，后发制人——就是在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下，我军在战略上是以少胜多的持久战，在战役战术上则是以多胜少的速决战；在敌人气势汹汹闯进革命根据地时，我军迂回退却，诱敌深入，结合人民武装给以困扰，当其疲惫懈怠时，即选择敌人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路，一举而全歼之，然后逐渐各个击破。红军的胜利，除了由于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指导，红军将士的英勇善战之外，还由于工农民主政府在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实行了上章说过的各种正确政策，发动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广大人民起来热烈地配合红军为保卫革命果实而战，使红军的战争成为真正人民的战争，这些就是红军能够取得历次反围攻战争胜利的基本原因。　　

第二节  第五次围攻和反围攻斗争，中国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遵义会议的召开　　

[蒋介石第五次围攻的准备工作]  第四次围攻失败之后，蒋介石便集中一切力量准备第五次围攻革命根据地。　　

（一）搜刮一切财力，准备围攻：一方面向美国借款（棉麦）五千万美元，向日本借款两万万日元，大量发行“公债”（一九二七年到三三年共发行十一万万四千万元），大量发行纸币（法币），实行各种苛捐杂税，加紧劫掠人民以充作内战军费；另方面蒋介石自己也乘机发了大财，和其姻亲宋子文、孔祥熙家族，还有亲信陈果夫陈立夫家族，形成垄断全国经济命脉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的寡头统治。　　

（二）加强反动的法西斯统治：一九二九年由二陈（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和徐恩曾组设了CC团，专门从事法西斯特务工作，一九三二年蒋介石又组织蓝衣社（复兴社）的法西斯组织，由戴笠、康泽、贺衷寒、陈诚、郑介民等特务为骨干，实行法西斯统治，高唱“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说“自由主义已经没落，大多数国家已倾向统制化之一途”，厉行“一党专政，领袖独裁”、“领袖高于一切”、“一切服从领袖”。而蒋介石便成了一个最高独裁者。如军事委员会受委员长管，委员长受中央政治委员会管，蒋介石是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委员中，又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总之，一切都是蒋介石一人独裁。蒋介石还规定，各省主席均由军人兼职，形成了法西斯武人专政，在地方上，则厉行保甲制，强化土豪劣绅的统治。　　

（三）在军事上：首先在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大批训练反共军官。蒋介石亲自出马，灌输法西斯思想，聘请以德国法西斯头子中央塞克特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和大批英、美、法、日帝国主义军官为参谋；招募大批新兵，购买大批飞机、大炮、汽车，扩充军备；在红色区域周围，实行堡垒政策，大肆构筑碉堡封锁线，据统计，仅在江西，至一九三四年一月，已共筑碉堡二千九百座；又在全国普遍地设立地方保安队，以加强各地的反动统治，镇压人民的起义。　　

（四）在思想上：在全国学校实行法西斯的军训，举行会考，加强法西斯思想统治，实行愚民教育，提倡“尊孔”、“读经”，宣传所谓“新生活运动”，提倡封建道德等，以便加强其法西斯统治。　　

[蒋介石的文化围攻和以鲁迅为旗帜的文化反围攻斗争]  除上述几方面外，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还在文化上加紧进行文化“围剿”，企图绞杀人民的文化。一九三二年秋，上海反帝同盟被破坏。一九三三年夏，屠杀了一百五十个反法西斯大会的参加人。同年五月，作家潘梓年、女作家丁玲被捕监禁，作家应修人在被追捕时堕楼殒命。六月，刺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学者杨杏佛。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艺华影片公司被特务捣毁；许多进步的书店先后被破坏。一九三四年二月上海一百四十九种文艺书籍，奉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命令禁止出售，七十六种刊物被禁止发行。同年十一月，更因《申报月刊》登出了些抗日言论而暗杀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对于中国人民文化的旗帜、文化革命巨人鲁迅的压迫和迫害，更是层出不穷，直到鲁迅逝世为止，他几乎经常处在特务的威吓压迫之中。　　

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结果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按：指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引者）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 反革命‘围剿’的消极的结果，则是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 毛泽东又指出：当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六九五-六九六页）　　

蒋介石经过这各方面的准备和配合，乃继续向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第五次围攻，当蒋介石的刀锋，向着抗日的中国红军和中国人民疯狂残杀时，日本帝国主义也便乘机侵略到华北了。　　

[第五次围攻和反围攻斗争]  蒋介石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开始了空前未有的大规模的第五次大围攻，调集了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对革命根据地实行总攻；采取步步为营、碉堡推进的“堡垒政策”的新作战方针，从四面向革命根据地内地压缩，特别对中央革命根据地采取重点用兵，以五十万兵力分四路前进，北路顾祝同，西路何健，南路陈济棠，东路蒋鼎文。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共有兵力十万人，战争于十月底开始，这是最残酷的一次斗争，战争开始时期互有胜败。　　

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共中央派方志敏、寻淮洲率部担任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经闽入浙向北进发，不幸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在皖南怀玉山被蒋介石军队包围，方志敏在突围作战中被捕，同年七月，在南昌英勇牺牲。　　

一九三四年秋，战争仍在继续进行，但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左”倾领导者不实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之后，以为自己力量充足，轻视敌人，否认了敌强我弱的条件，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反对诱敌深入、后发制人，主张“拒敌人于国门之外”，把敌人消灭在敌人区域；主张“先发制人”，向敌人进攻；提出“不丧失一寸土地”等口号，实行拼消耗的单纯防御战，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把兵力分成六路去抵抗敌人的进攻，分散兵力去打硬仗。首先打黎川以北的硝石，敌人阵地巩固，不得手；又打其东北的资溪桥巩固阵地又不得手，结果造成了军事上被动的不利形势。　　

这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媚日内战政策下，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有加无已，国土沦丧，寇深祸急，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于是中央红军决定突围北上，一方面是为了冲破蒋介石的围攻计划，一方面是为了直接出兵抗日，实现“九、一八”以来所坚决提倡的民族革命战争主张。除陕甘红军外，其他各地红军亦均先后进行了长征。 　　

[两万五千里长征和遵义会议的召开]  红军突围北上抗日，举行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在长征中写了一首长征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盟磅礴走泥丸。金沙浪拍悬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集中地描写出了红军长征过程中的英雄气概。　　

一九三四年九月底十月初，中央革命根据地留项英、陈毅等领导一部分武装坚持游击战争（这是后来的新四军的基础），主力红军（一、三、五等军团，即红军一方面军）开始西征。一夜之间，全军突围，敌人防不及防。突破敌人三层封锁线，从江西福建到广东转湖南，下广西，到贵州遵义。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个会议纠正了一部分领导人的和毛泽东正确战略思想相反的、使五次反围攻斗争失利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思想，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毛泽东的领导在全党中的确立，这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最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大保证。　　

遵义会议上，并决定继续北上抗日。在遵义附近集结主力击溃许多国民党的“追剿”部队，进行了半个月的休整补充后，复向云南突进，绕道川康边境进入四川，和原由鄂豫皖撤至四川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于懋功，组织左右两路军北上。继又在松潘附近毛儿盖地区召开会议。关于北上抗日问题，党中央反对了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张国焘由于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主张向西康方向退却，这是十足的逃跑主义，毛泽东则坚决主张到陕北去走上抗日最前线，迎接革命高潮，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结果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胜利，中央红军（即右路军）继续北上，但是张国焘竟违抗党中央的命令，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即左路军）南下至西康甘孜一带，并且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的背叛活动，非法地组织了另一个“中央”，破坏党和红军的统一，使红四方面军蒙受了重大的损失。而中央红军则经过甘陕境内的残酷战斗之后，于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地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会合，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罕有的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这一个胜利的长征，是经历了人类想象以外的艰难困苦的。后面有敌军追击，前面又有国民党军及地方军阀截路，天空有敌机轰炸，蒋介石是想要在长征途中把红军消灭的，但红军击溃了国民党匪军四百一十个团和无数的土匪及地主武装，占领过五十四个城市，一路上浩浩荡荡，所向无敌，国民党匪军的追阻都被击溃。　　

  红军除了和敌军武装斗争外，还要和险恶的山川、粮食缺乏的困难及疾病现象等作斗争，经过乌江天险，巧计夺取金沙江，强渡大渡河，抢夺泸定桥，爬过天气严寒空气稀薄的雪山，走完荒漠无际的大草地，突破天险的腊子口，有时不得不吃草根和皮带。但中央红军战胜了这一切困难，跋涉十一省，费时一年，终于到达了抗日的前进阵地——陕北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六年六月，由湘鄂川黔边区突围，经湖南、贵州、云南到达西康甘孜的红军第二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合。这时，在毛泽东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的指导下，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坚忍努力，叛徒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很快地完全失败了。红四方面军违反了张国焘的意志，与红二方面军一起作了北上的转移。同年十一月，任弼时、贺龙所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和徐向前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也经过艰苦的长征到达陕北，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证明中国人民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不可战胜的，它是中国民族最高自信心的表现。中国革命经过剧烈的反围攻斗争和长征的锻炼，不但锻炼出了一支坚强的工农红军及其干部，还锻炼出了十分坚强而有能力的中国共产党。经过十年艰苦的革命和战争的考验，更证明了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人民领袖毛泽东是能够完全正确地领导着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前进的。如果没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农红军通过艰难的长征而胜利是不能想象的。如果没有这支革命力量的保存，后来的抗日战争的发动和一九四九年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也是不会有的。　　

第七章  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卖国殃民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蒋介石反动卖国集团的不抵抗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一  “九、一八”的炮声　　

[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大陆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从来就是依靠对中国的掠夺和侵略而发展起来的。十九世纪中叶，日本国内新式大规模机械产业逐渐发展起来，股份公司和银行资本也迅速地增长着。日本这种新兴的资本主义采取着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态，它和封建经济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表现出特别强烈的侵略性。　　

日本资本主义生产的迅速膨胀，使它必然要利用武力向邻近的产业落后的中国和朝鲜等处进行掠夺，所以在一八九四年爆发了第一次中日战争。结果，新兴的资本主义的日本打败了腐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满清。从此日本在中国攫得许多特殊的权利，并且有能力来和英、法、德、美诸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十九世纪末，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的垂死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日本资本主义在经过第一次中日战争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后，也迅速地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　　

从此，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阴谋一天比一天加紧了，它利用地理上和中国接近的便利，企图逐步排挤欧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而独占全中国，并且制订了先独占满蒙，然后灭亡全中国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它更利用西欧帝国主义无暇东顾的机会，进一步操纵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成为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主角之一，也就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之一。　　

但是，从第一次中日战争以后的三十多年间，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抗，由于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互相矛盾牵制，日本独吞中国的阴谋一直未能实现。当然日本帝国主义始终是在处心积虑地企图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的，在日本帝国主义一天没有被根本消除的时候，它对于中国民族的侵略企图是一天不会自动放弃的。　　

[“九、一八”的炮声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 一九二九年末，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经济危机。这个危机的破坏力空前巨大，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错综地结合着，并在以后三年中间加深起来。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果，有二千四百万工人失业，数千万农民陷于饥饿困苦的境地。这个危机使帝国主义列强间，战胜国和战败国间，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以及附属国间，工人与资本家间，农民与地主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于是，像斯大林所指出，资产阶级一方面用建立法西斯专政、镇压工人阶级的方法；一方面用挑起重新分割殖民地及势力范围的战争，来劫掠防御能力薄弱的国家的方法，来寻找逃出经济危机的出路。日本帝国主义就在一九三一年发动了劫掠中国的“九、一八”事变。　　

一九三一年七月，日寇制造了挑拨中国与朝鲜两大民族关系的万宝山事件。八月间，又籍口日本军官中村大尉入满蒙调查地理“失踪”，被兴安岭的中国屯垦军所杀，乃在沈阳征集驻在东北的日军“关东军”准备进攻。接着自己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沟桥梁，诬赖为中国军队破坏。遂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以重炮轰击沈阳城垣，攻占北大营。国民党蒋介石却早已给东北全军有“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的不抵抗命令。所以到十九日晨，日军在中国好几十万军队一枪不发的不抵抗之下，占领了沈阳城。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制炮厂、及二百架飞机，一概落入日寇手中。接着日寇又分兵进占安东、营口、长春等地。二十日东占吉林，南迫锦州，海军占领秦皇岛。不上五天，日寇就差不多全部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千里河山。这时国民党又命令东北驻军道：“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蒋介石并无耻地说：“这时必须上下一致，……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见　九月二十三日　蒋介石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演词）蒋介石所依赖的国联原是在英、法等帝国主义操纵之下的，他们一面组织什么“调查团”，主张“共管”，一面鼓励日寇由东北进一步去进攻苏联。美帝国主义则更是在主张“和平解决”的烟幕下，直接指使蒋介石不准抵抗，帮助日寇占领东北，以支持日寇由此去反苏。所以日寇毫无顾忌地仍然继续进攻，击败了黑龙江东北军的自动抵抗，不久即占领了黑龙江的齐齐哈尔，扶植溥仪，筹组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十一月，日军又分兵三路向锦州方向推进，国民党政府竟训令施肇基向国联提议，在锦州设中立区，由英、美、法、意军队驻扎。这就是说，它已经承认锦州以东的东三省不再属于中国了。但日寇却并不满意这种投降办法，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初进占了锦州，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几十万部队不抵抗完全退入关内。总共三个多月，辽、吉、黑三省两百万方里领土和三千余万同胞、四千余公里铁路及无尽的宝藏，就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依赖国联的政策下断送殆尽。这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从此东北同胞便被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践踏了十四年。日寇既得到一个巩固的侵略根据地，以后便敢于向全中国、向太平洋进行疯狂的进攻。　　

[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和苏联的积极援助]  和国民党蒋介石无耻地出卖东北相反，从“九、一八”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首先提出抗日的号召：“组织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东北游击队，直接予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全国人民怒吼起来了，纷纷要求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的工人和青年学生最为坚决和勇敢。首先起来的是上海十万大、中、小学学生的大罢课，接着，九月二十四日，有上海三万五千日本码头工人大罢工，抗议日寇侵略东北。二十六日，上海有十余万人反日大集会。十月初，上海更有八十万工人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派代表到南京要求发枪抗日。广州、香港等地日厂中的中国工人纷纷自动辞工，宁可忍饥挨饿，也不在日本工厂做工，对日寇表示抗议。　　

全国各地，从上海到北平、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开封、广州、福州、武汉、南昌、青岛等处，各界人民莫不愤恨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纷纷自动起来抵制日货对日绝交。　九月二十八日　，宁、沪学生群集南京国民党政府门前，抗议国民党对日妥协和不抵抗；当晚，上海七千余学生，被国民党政府强迫用专车押回上海。十一月，更大规模的平津学生第二次大请愿，经过艰苦奋斗，又到了南京。蒋介石被迫出见学生，在机关枪步枪的层层警戒下，故意欺骗学生说：　　

 “现在政府正积极准备抵抗（？）日本，如果三年以后，失地不能恢复，当杀蒋某之头以谢天下。”实际上蒋介石正是要更多地杀革命人民的头，失掉更多的国土，来保卫他的头，来保卫四大家族的血腥统治。学生们当然不听他的欺骗，要求立即出兵抗日。于是蒋介石用屠杀回答了学生们的正义要求。十二月十七日，当三万学生联合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时，军警吹着冲锋号，杀气腾腾地向学生冲击，在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门口，军警竟向学生开枪冲杀，当场杀死学生三十余人，伤百余人，被捕无算。事后，国民党并出文告，诬学生为“越轨行动”，说军警开枪是“自卫手段”和“正当处置”。次日，又派军警包围各地学生住宿处，押解上火车，强迫回校。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更不许人民抗日，谁抗日，刀锋就向着谁。　　

  直接陷在日寇刀锋下的东北人民自动地起来抵抗了。在中国共产党东北地方党的领导下，首先是辽西一带的人民发动了武装斗争。原属军阀系统的部队也有开始抗日斗争的。国民党政府对于东北抗日的人民和义勇军却不仅不予接济，而且扣留各地爱国人民对他们的捐输。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国际上，只有苏联仗义执言，痛斥日本的侵略行为，许多东北义勇军被日寇打败后，也由苏联援救，退入苏联境内，所以只有苏联是真正援助中国人民的。　　

二、“一、二八”上海抗战　　

[“一、二八”上海抗战的爆发]  东北沦陷以后，日寇得寸进尺，继续发动了对上海的新进攻。它以为一次闪击便可以占领上海，以作为进攻中国内地的中心基地，达到短期内灭亡全中国的目的；至少它可以籍此来巩固它在东北的既得胜利，压迫国民党政府承认东北的既成事实，并取缔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于是有“一、二八”事变的爆发。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　，有日本和尚五人，在上海虹口被人打伤，日寇便以此为籍口，于二十日唆使日本浪人特务焚毁中国三友实业社工厂，杀死中国巡捕并捣毁商店。二十四日，又自焚日本公使重光公馆，诬赖是中国人所为。二十七日，日领事向上海国民党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提出道歉、惩凶、赔款及解散抗日团体等四项要求，并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否则日军采取自由行动。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答复一一照办，并立即封闭抗日会，同时蒋介石又下令要驻上海的抗日情绪较高的十九路军从淞沪撤退。然而日本海军陆战队，却按照着自己的预定的计划，于二十八日晚，大举进攻上海北站、江湾、吴淞等地。驻上海的蔡廷锴等所率领的十九路军在上海和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起来迎击日寇，英勇的上海抗日战争就爆发了。　　

[在中共的推动号召下上海军民的英勇抗战]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人心振奋，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上海十万日厂工人大罢工，坚持一个半月之久，并号召了许多工人、青年学生投奔前线，组织义勇军，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或担任运输、交通、侦察、救护等工作，同时组织了恢复了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募集资金、物品，支援前方作战将士，出版《反日民众》等报，宣传抗日政策。故在战争开始时日寇本想四天占领上海，但十九路军在上海广大人民英勇的援助下，却把日寇打了个落花流水，夺回天通庵、北站等地，两天内杀敌千余。士兵、工人、青年，表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复旦大学等校学生，组织学生义勇军，在前线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单是复旦大学学生死伤就有二百多名。上海军民就这样地孤军抗战了一个多月，使日寇四换主帅，死伤万余，继续增兵到十万，军舰六十余艘，飞机百余架，当时国民党政府却派第五军来制止十九路军抗日，第五军兵士激于爱国热忱，便反抗乱命，参加作战。后又由反动派向敌人告密，敌人便乘十九路军兵力不足，在浏河偷袭登陆，才迫使十九路军退出上海。　　

 [蒋汪对上海抗战的破坏和卖国的停战协定的签订]  国民党反动集团对上海“一、二八”抗战，不仅是不加支援，而且是积极破坏，迫使十九路军在弹尽粮绝、死伤过重、日寇不断增兵等情况下，不能不退出上海。国民党反动集团蒋介石、汪精卫同谋，高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实际上是不要抵抗，只要“交涉”（投降）。他们对十九路军一点不接济，还扣留全国各地捐款；阻止第五军士兵自动参加抗战，密令海军供给粮食菜蔬给日方，以“维持双方友谊”；甚至国民党海军部次长李世甲竟和日军司令野村，同坐汽车参观各处战壕。他们继续依赖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调停”。英、美、法、德、意五国，竟想把上海变为国际帝国主义共管的“中立区”。国民党卖国政府虽表示完全同意，但因日寇反对未成协议。后来，蒋汪便在　五月五日　，和日寇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在上海不得驻兵，并允许取缔抗日，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开到福建去“剿共”。　　

上海抗战虽然失败，但充分证明中国人民是有力量打倒敌人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协定，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和痛恨。从此中国人民更认清楚了，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决不能依靠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如果让中国民族的命运由这个反动集团去安排，中国终将不可免地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蒋介石反动集团为什么要积极破坏抗战呢？这是他们四大家族的封建大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他们惧怕革命人民甚于惧怕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在南昌说过：“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这就是说，若亡于帝国主义，他还能当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儿皇帝，四大家族的统治还不至完全垮台，如果人民革命胜利（蒋介石叫做“亡于共产党”），那末四大家族的法西斯统治是一定不能维持了。所以，他们口头上的“攘外”“御侮”都是假的。他们宁愿出卖祖国，勾结民族敌人，集中一切力量，用“安内”“统一”的幌子来共同“剿灭”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三、日寇进攻热河和察绥抗日同盟军的崛起　　

[日寇进攻热河和卖国的塘沽协定]  “九、一八” “一、二八”之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已显出很大的新变化。不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更加积极地起来反对蒋介石的统治，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和蒋介石集团的矛盾也渐渐地表面化起来。国民党内各派系，因为各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关系的影响而对日本采取不同态度，这样在国民党内也发生了新的分裂。要求变更“剿共”政策、一致抗日的舆论，在各阶层中扩展开来了。　　

但是蒋介石却继续着穷凶极恶的反共内战，请了许多德、日、英反动派军官，直接帮他指挥进攻红色区域。提出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兴高采烈地向内杀进去，日寇也就从外打进来。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　，日寇侵占了我们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接着，　二月二十五日　向热河进攻。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惊慌失措，急忙征集汽车二百四十辆，先装载私产及鸦片运往天津租界，　三月三日　，自己也抛弃省城承德，向滦平逃命。日寇以一百八十人，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承德；仅及一星期，就占领了热河全省。于是日寇气势汹汹，想一鼓而下华北，三月间，日寇大举进攻长城各口，这时驻长城线的军士和长城内外义勇军，奋起自动抗战。　三月十一日　，喜峰口的二十九军兵士奋勇作战，将敌人逐出喜峰口，接着，驻冷口、古北口的中国军队也自动抵抗日寇，引起全国人民的兴奋和募捐支持。　　

当时国民党在平、津、长城间本来集中有三十多个师，超过敌人兵力十倍，如果能够全部出击，不但可以收回热河失地，而且可以消灭长城附近的敌军。但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卖国，蒋介石亲赴河北，制止抵抗，对请求抗日的部队下令说：“有言抗日者杀无赦。”（见　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　蒋介石命令）结果，四月间，长城各口孤立抗日的各部队失败。　五月十二日　日寇占领通州直迫平、津。国民党所依赖的国联，本来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已正式成立了以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一九三二年初到中国，费时八、九个月，这时已草出了一个洋洋二十万言的报告书，内容是一句话：用国际共管满洲的计划来代替日本的独占！这个建议虽被国民党反动派所甘心接受，但日寇却完全不理，继续进兵，于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蒋、汪同谋下，直接派熊斌、黄郛在　五月三十一日　，和日寇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内容规定：（一）中国军队退出滦东一带，再不许前进；（二）滦东为非战区，不许驻兵，由中国警察维持治安；（三）日军撤退至长城线，并派飞机和用其他方法监视中国军队是否执行上项协定。这在事实上已是承认了日寇占领东三省、热河，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归敌人所有，并将整个的华北放置在日军监视之下了。所以后来日寇又制造了一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使华北“特殊化”起来。这个亡国条约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中国共产党于　六月一日　发布了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号召人民起来反抗。　　

[中共推动和领导下的察绥抗日同盟军的崛起]  中国人民对日寇的猖狂进攻，充满了爱国的义愤，当国民党破坏长城抗战，签订塘沽卖国协定的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以共产党员吉鸿昌、抗日将领冯玉祥、方振武为首，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张家口成立了察绥抗日同盟军，集合了东北义勇军一部、地方武装及平、津救亡学生，宣布对日作战，收复失地。在中国共产党动员和组织之下起初只有几千人的抗日同盟军，很快就扩大到了十余万人。他们以不充足的武器和给养，竟在五月底到七月中旬的五十天的短期苦斗中，先后收复宾昌、多伦、沽源、张北等地，正拟东下收复热河的时候，蒋、汪却以“妨害中央统一政令”、“破坏整个国策”（见蒋介石五月二十八日致冯玉祥电）的罪名，一面收买同盟军孙殿英部，一面委庞炳勋为察北“剿匪”总司令，诬抗日军民为“匪”，率十三师大军“围剿”抗日同盟军。结果，冯玉祥被迫下野，但方、吉两将军仍坚持抗日，分兵三路向滦东挺进。这时，何应钦和日寇商妥共同“围剿”抗日同盟军，于九月底，日寇在北，国民党军队在东、西、南，四面包围抗日同盟军，空中并有日机轰炸，方、吉两将军所部因弹尽粮绝，不幸失败。次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勾结天津法租界反动当局逮捕了吉鸿昌将军。吉鸿昌将军在敌人面前表现了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员气概，终于在北平以“抗日罪”被蒋介石枪决。　　

[毛泽东朱德团结抗日的伟大号召]  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并且看到了在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士兵乃至部分将领中叶增生者抗日的倾向。为了进一步团结抗日力量起见，毛泽东和朱德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发出宣言，愿在三个条件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三个条件是：（一）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三）武装人民。国民党蒋介石，却以更大的围攻回答了这个正义的宣言。但是这个号召，不仅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并且推动了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将领。也发生了联共抗日的要求。当然这些要求都为对外卖国、对内杀人如麻的大刽子手蒋介石所绝对不允许。　　

[福建人民政府的崛起和失败]  国民党军队中，首先起来响应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号召，同红军订立抗日协定的，是抗日情绪较高的十九路军。十九路军将士自被调到福建参加“剿共”战争之后，在红军合作抗日主张的影响下，普遍不愿“剿共”而愿同红军合作抗日。十九路军领导者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了国民党内李济深等的一部分势力，于十一月二十日在福建成立“人民革命政府”。二十一日，和工农红军签订《抗日停战协定》，主张武装抗日反蒋，于是南京卖国政府就于十二月间动员海陆空军向福建人民政府进攻，一九三四年一月，与十九路军战于延平、古田一带，飞机惨炸福州，蒋介石的海军也向福州、厦门猛攻，并得日舰的协助。至一九三四年一月底，蒋介石占领福州、泉州，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陷于失败。十九路军被蒋介石改编为东路“剿匪”第六路军。蒋介石又派著名的亲日派陈仪为福建省主席，接收福建。　　

第二节  华北新危机和全国抗日运动的新高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爆发　　

[日寇的步步进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反抗]  到一九三四年四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又发表了独占中国的“四、一七”声明，说日本是东亚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这一声明引起全国人民和世界正义人士的愤怒。这时，毛泽东对天羽声明发表了谈话，指出此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声明中国的红色政权“代表工农劳苦群众和工农红军，坚决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企图”。蒋介石政府亲日派官僚政客黄郛、殷同等，却乘机大肆活动。到一九三四年春夏之交，平、满恢复通邮通车，长城各口设关卡，蒋介石政府从此是在实际上承认了“满洲国”。　　

中国共产党根据这种情况，乃于一九三四年四月提出组织反帝统一战线的政策，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和性别，都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之下，一致与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作战”。并提出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　　

当时全国人民及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对于蒋介石政府的投降外交，表示了极端的不满。一九三四年春季，上海有三十万市民送反日烈士潘洪生出殡的反日大示威；五月，“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即“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经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章乃器等三千余人共同签名公布。这个纲领引起了很大的影响，公开签名赞成这个纲领的达几十万人。同时并出现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人民组织。　　

国民党反动集团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正义号召是用一次比一次更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来答复，对于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则是用法西斯的恐怖手段来镇压。这样，中国人民为了要能做到用自己的手保卫自己的民族，就还不得不经历艰难复杂的斗争。　　

[华北新危机和“何梅协定”，中共“八一”宣言的发表]  在日寇要什么蒋介石给什么的情况下，一九三五年五月，日本关东军又籍口中国军队“侵入”“非武装区”，向蒋介石的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的负责人何应钦提出要求在华北的统治权，并从关外调遣大军入关。　六月九日　，何应钦经与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谈判，订立了“何梅协定”，接受了日本所提的要求，其内容为：（一）取消河北省及平津国民党党部；（二）撤退河北省的中国驻军和宪兵；（三）撤销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职，更换平津两市市长；（四）撤销北平军委分会；（五）停止河北省的反日活动。这样，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整个华北的军事、政治、经济，也都置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了。　　

日寇的武装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放手卖国，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已冲破了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和蒋介石所拟定的“围歼”计划，实行了人类历史上有名的大进军——北上抗日。在长征路上，根据国际国内的新形势，于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　，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就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名的“八一宣言”）；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号召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共同团结，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挽救民族危亡。“八一宣言”发表后，全国人民、士兵皆表示热烈拥护，并得到一部分国民党将官的赞同。但是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和蒋介石等反动的当权者却百般反对，对日本继续退让，放弃国防阵地，把镇守冀、察的几十万大军撤退下来，完全调到后方，追剿和堵截北上抗日的红军；对人民则严禁编印抗日的书报，取缔一切抗日救国运动。例如日本认为上海《新生》杂志刊登了易水的《闲话皇帝》一文，说是侮辱了日本天皇，南京政府便遵命通缉易水，逮捕了《新生》杂志的主笔杜重远。　六月十日　国民党反动政府并颁布了不得妨碍中日“邦交”的“睦邻令”。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 “何梅协定”后，日本关东军向长城各口大量增兵，华北局势日益严重，平津空气异常紧张。　　

十一月，日寇唆使国民党汉奸殷汝耕在河北东部通县等二十二个县城里傀儡政权，名叫“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就是“冀东事变”。在内蒙的伪军李守信部及德王等也在着手组织“内蒙自治政府”。丧心病狂的卖国贼蒋介石，为了讨好日寇，出卖华北，下令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宋哲元、王揖唐、王克敏、高凌蔚、贾德耀等为委员，把冀、察两省平、津两市单另划成一个行政区域，以变相的“自治”使华北“特殊化”，王克敏、王揖唐、高凌蔚、贾德耀等著名汉奸出任冀、察要员，更是迎合了日寇的意图。　　

北方重镇的北平、天津两市和整个华北的危亡，使全国各阶层人民感到亡国灭种的大祸已迫在眉睫，到处发出救亡图存的沉痛呼声。在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的号召下，在刘少奇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一二、九”青年爱国运动爆发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　，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数万人，不顾敌人枪弹刺刀的威胁，走上街头，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自治运动”等口号，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人民要求；当天向国民党华北军政长官提出六项条件：（一）反对防共自治运动；（二）公开宣布对日交涉经过；（三）不准任意捕人；（四）保障北方领土安全；（五）停止一切内战；（六）给予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之自由。游行队伍，在寒风中悲壮地前进。国民党军警的皮鞭、棍棒、水龙、刺刀都向手无寸铁的学生进攻了。当场打伤了一、二百人，被捕的数十名。　　

事后，宋哲元并封锁消息，封锁各校校门，逮捕学生领袖（北京大学六人、东北大学十二人），但青年们更大的斗争仍在继续酝酿中。　　

[“一二、一六”的搏战]  十二月十六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北平学生为了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为了答复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便在中国共产党的精密组织和正确领导下在这天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十六日拂晓，各校学生冲破校门的军警的包围封锁，走上大街，城外学生也冲开城门，进入城内；三万多学生挽手结臂组成了五路游行大队，高呼“反对华北自治，争取民族解放”等口号。这个古老的文化城市顿时沸腾起来；沿途市民也纷纷参加了示威的行列。国民党反动派竟下令军警“自由行动”，学生们英勇地和大刀搏斗、和水龙搏斗、和寒风搏斗，有的学生被大刀砍伤了仍奋勇向前，使有的军警也被感动甚至参加游行。晌午时各路游行队伍齐集天桥，整队到前门举行露天大会，计有学生三万人市民数万人，通过：（一）誓死反对防共自治伪组织；（二）要求宋哲元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并抚恤各受伤受难同学，惩办凶手；（三）恢复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等决议，会后又举行示威游行。国民党反动派不但动员了全城军警又加派了两团武装军警向学生袭击，殴打和搏斗的惨况激烈，较“一二、九”更甚。从早晨三时起一直到晚上十时，学生们赤手空拳，为挽救危急的祖国整整地搏战了一天。使“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在群众威力下，不得不宣布延期。北平青年学生这种热血爱国的精神，正是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意志，共产党员是站在这些斗争的最前列的。青年是革命的号角，“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冲破了国民党政府和日寇联盟的长期恐怖统治，标志着中国抗日民族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　　

 [全国抗日新高潮的涌起] “一二、九”、“一二、一六”爱国大示威，给了全国以巨大的震动，响应这个运动而起来呼吁救亡的有十二月十一日杭州学生大示威，十二日广州学生大示威，有十八日南京、南宁、天津学生的示威，有二十日上海、武汉、长沙学生的游行示威，还有保定、开封、安庆、徐州……等地的学生也都作了游行示威。总之，全国各个通都大邑的青年学生都踏着“一二、九”英雄们所开辟的血路前进了。接着北平、天津学生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又深入农村与工农抗日运动结合起来，并组织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队员发展遍及全国）。各地一时并发生到南京示威的行动。为了团结青年救亡的力量，平、津学生自治会成立了，不久又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有各界人民组织的救国会的活动；文化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工人救国会……纷纷建立；全国各地也先后成立了各界救国会。一九三六年五月底，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建立。该会的纲领是赞成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各党各派合作抵抗日寇的侵略。抗日救亡的刊物、读物更是风起云涌地生长着，全国不下千百种，单上海一地就有百余种，如《大众生活》、《永生》、《现世界》、《新学识》、《知识》、《东北知识》、《生活知识》、《妇女生活》、《中国呼声》、《中国农村》、《世界知识》……每种都销售在几万甚至十几万份以上（如《大众生活》）；在国外，则有中国共产党出版的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时报》，在法国巴黎印行，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进行了广泛的国际宣传，并通过各种救亡组织发行到国内，教育了国内广大青年，使他们的思想趋向进步。同时，许多军队首先是华北的许多军队也大大地表同情于抗日运动。　　

以“一二、九”运动为开端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使全国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就是在日寇进攻的面前，不但工、农、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而且带动了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上层人物也对抗日运动表示同情乃至参加。中国共产党根据这样的客观情况，接着“八一宣言”之后，于十二月发表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建议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根据这个决议，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在这篇报告中充分地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地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他批判了党内存在着的“左”的关门主义错误，也唤起党内注意避免一九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篇报告对党的策略问题作了最完整的分析，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他指出：当前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但是，蒋介石反动集团对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回答，却是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实行更加穷凶极恶的镇压。蒋介石反动派把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叫做“危害国家”，“得以武力或其他有效方法制止”；“遇有文字、图画、演说或其他方法而为前项犯罪（按：即爱国有罪）之宣传者，得当场逮捕，并得于必要时以武力或其他有效方法排除其抵抗……”　　

  然而，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并不能够镇压住排山倒海而来的人民觉醒的力量。事实上这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为一切爱国人们共同公开主张的国是，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已经极大地被孤立了。更大的革命事变在酝酿中。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抗日联军的斗争　　

[中共领导下东北人民的反日游击斗争] 自从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政策下，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东北三千万同胞，从此沦为日寇的奴隶牛马。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日。一九三二年，南满磐石县哈马河子中国和朝鲜农民，在共产党员李红光的领导下，发动武装抗日起义，成立磐石游击队。其他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尚有珠河、饶河、东宁、汤原等地游击队，到处袭击敌人。　　

共产党对当时抗日的东北旧军队马占山等部，也采取了诚恳协助的方针，动员了大批的爱国青年及有力干部去帮助他们。但是这些地主抗日武装，由于缺乏坚持精神，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软化破坏，迅速地先后瓦解或投降了敌人。　　

[东北抗日联军的成立及其发展]  一九三三年，中国共产党东北地方党根据中共中央一月二十六日的指示，以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形式，广泛组织各地人民武装，决心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东北各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成了广大群众的抗日地方组织——抗日救国会。各地溃散的红枪会和大刀会中的农民，纷纷参加到新的队伍中，一部分抗日旧军队以及一部分抗日山林队也接受了统一指挥。此外，还有许多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共产党人和爱国主义者，他们深知自己祖国的解放与中国及东北的解放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也以国际主义的精神踊跃地参加东北的抗日游击运动，各地抗日武装，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作战效力也大大提高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正确执行的结果。　　

一九三四年，更统一了全东北抗日武装的名称、编制，南满的磐石游击队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领导人杨靖宇），东满的延边游击队编成第二军（领导人王德泰），珠河游击队编成第三军（领导人赵尚志），又以密山游击队为骨干编成第四军（领导人李延禄），吉东同盟军编成第五军（领导人周保中），汤原游击队编成第六军（领导人夏云杰），饶河、虎林游击队编成第七军（领导人李葆满）。这些军队获得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战斗员都具有高度民族自觉和爱国热忱，紧紧地依靠群众、保护群众利益、组织坚强、纪律严明、作战英勇，日寇受到越来越沉重的打击。　　

一九三五年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更增强了东北人民抗战的信心，同时又统一了抗日联军的组织领导，编成了十一个军和一个独立师。为了迎接新形势，依照中共中央　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　的指示，把抗日联军各军，分编为三路，确定三个方面的游击作战，以便在日寇大举侵略内地时，更有力地牵制日寇、打击日寇。　　

一九三六、三七两年，第一路军在杨靖宇的领导下，曾越过南满线，进击辽西，先后四次渡过鸭绿江、图们江，袭入朝鲜东部，使日寇遭受意外的打击。第二路军在周保中的领导下，进出哈东，震撼了吉林、长春和哈尔滨。第三路军在李兆麟的领导下，越过了小兴安岭，开辟了黑龙江平原的游击地区。　　

由此可见，在一九三七年的全国抗日战争开始以前，东北的人民在已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长期地进行了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战争了。他们的英勇行动对于鼓励和推动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是起了极重大的作用的。　　

[从“七七”到“八、一五”的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在全国抗日战争发动后的发展情况也可以在这里一并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爆发，抗日联军就以打击敌人后方和援助关内抗战为中心任务，主动出击，破坏交通。各地群众积极帮助抗日联军，动员自己的子弟参军，妇女和儿童担任着联络、侦察、运输等第工作，当时伪满军在抗日联军的正义斗争的影响下，有整团整师起义抗日的事情，使日寇更加疲于奔命。　　

   但是，自从一九三八年冬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由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战，日寇以主力回师敌后，专门对付东北的和关内的敌后战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这就使东北人民武装对敌斗争的负担日益加重。据一九四七年九月东北抗日将领周保中所撰《彻底粉碎二满洲》一文中统计说：“一九三一——三三年，侵略东北的日本正规军为五万人，一九三四年——三七年便增加到四十万人，一九三七——三八年为五十万人，一九三九——四一年为七十万人，一九四二——四四年增加到三十三个师团，十四个混成旅，为百万人”。就日军逐年增加的数目字来看，就可以知道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艰苦情况了。　　

日寇为了要巩固地控制东北，作为它的侵略战争的基地，并为了要隔断抗日联军与群众的联系，就施行了最毒辣的所谓“归屯并村”办法。日寇把游击区的房屋全部烧光，强迫居民集中在名为“集团部落”的大村子里，修筑深沟高垒，加强特务警察，来监视他们，用居住证明书来束缚他们的行动，种地也不许离开部落太远，走出部落必须要挂号，不准超过二小时。如果发现有人给抗日联军送一顿饭，立刻枪决。还经常举行“反日分子大检举”，差不多每次检举都有千人以上被逮捕。东北人民整整十四年的非人的“亡国奴”生活，实在是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　　

由于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对东北人民施行这些残酷手段的结果，东北抗战转入极端困难的时期。我军常常仅能以野草、树皮、菌类充饥，被迫只能出没在大森林中，风餐露宿，严冬只有在野外以篝火取暖。但共产党人和抗日联军的基干部队依然以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共产党人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精神自豪自励，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中，和配备优越的日寇前仆后继坚持周旋，直至获得最后胜利，十四年如一日。　　

在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　苏联对日宣战后，东北抗日联军即积极反攻，配合苏军解放全东北。毛泽东总结这一段史迹说：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　，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 （《论联合政府》）这个英勇斗争，使中国河山生光，他们的战斗英雄主义，将永垂革命史册。　　

第四节  成为时局转折点的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前的国内形势]  在“一二、一六”运动的打击下，冀察政务委员会展期到一九三六年春才正式成立，宋哲元为委员长，实际上这是半傀儡式的政权，一切重要的政令的执行，均须得日本当局的同意。在这样的特殊政治局面下，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的计划便逐步实现了：在经济上，实行大规模的武装走私，摧毁华北的中国民族工业，并排斥英、美的华北市场；在军事上扩充组织机构，设立了“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又在各大中心城市遍设特务机关，训练汉奸，刺探中国军情，并向北宁路沿线不断增兵。同时在北海、海口、上海等地，到处进行武装挑衅。　　

一九三六年六月间，两广派军阀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冲突趋于表面化。他们之间因为争权夺利，曾在长时期以来保持着对立的局面。这时，两广派军阀假借“抗日救国”的口号，联合反蒋。日本帝国主义又从中挑拨，两广军进兵湖南。至八月间，两广军被蒋介石用分化利诱等手段所瓦解。十一月，日寇和蒙奸德王大举进攻绥远，绥远军民，在全国人民热烈声援下，爆发了局部的抗战。这个局部抗战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捐输和慰问。　　

自从一九三五年底，中国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经过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到达了对抗日有极大战略作用的地点——陕甘边区以后，一九三六年二月就派劲旅东征，渡黄河，出山西，以打通北上抗日的道路。毛泽东并代表人民革命政权发表《东征宣言》，说明“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但因国民党反动派派大军前往堵截，五月间只得回师西岸，以求保存国防实力。毛泽东和朱德为此发出了《回师通电》。这时，中国共产党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进攻，已经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与英、美帝国主义利益密切联系的蒋介石集团可能在其主子的命令下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因而采取逼迫蒋介石转向抗日的政策，在《回师通电》中，就直接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说明回师的意义是“以此行动，向全国表示诚意，愿在一个月内，停战议和”，并号召一切中国军队，不分派别，不分信仰，组织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团结救国。中共中央又于　八月二十五日　致书国民党中央，要求“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提议两党恢复抗日民主的合作，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行三民主义，结成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共同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团结救国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各阶层对一致抗日的要求更趋积极了，尤其是工人阶级，他们以举行反日罢工的实际行动来响应党的主张。十一月至十二月，上海的日本纱厂和中国纱厂共二十六厂，四万五千余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并提出保护工人权利、增加工资等项要求，获得了一些胜利。十二月，青岛各日本纱厂工人，为响应上海工人，也全体罢工；这个罢工，竟遭受了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镇压。上海和全国各地的抗日救国会和各界爱国人士则纷纷要求联共抗日，沸腾着团结御侮的热潮。　　

但是，南京政府却是一方面仍然不断地与日本谈判，想求得日本稍稍让步，以缓和国内空气；另一方面仍然丧尽天良压迫人民爱国运动，十一月间又在上海逮捕了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等七人，全国震动。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力量，仍旧是继续用来准备再度发动大规模的“剿共”内战，企图消灭为抗日和民主团结而奋斗的红军。　　

[成为时局转折点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坚决主张与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携手抗日的影响所及，使当时在西北“剿共”前线的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和杨虎城所部西北军也深受感动。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救亡口号下，大部分官兵都自动要求停止内战，东北军更热烈响应中共向他们提出的“打回老家去！”的口号而与红军联欢。张、杨两将军一方面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的推动，受到部下士兵的抗日要求和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一方面又根据自己所经历的十几年来外患和内战的痛苦教训，也不愿继续“剿共”，因而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蒋介石到西安，督促张、杨继续积极“剿共”。“一二、九”周年纪念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万余学生群众，向张、杨请愿，要求停止内战，许多下级官兵对继续“剿共”战争的命令，皆表示愤恨。蒋介石竟打电话给张、杨，要他们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　十二月十二日　，张、杨遂在部下和人民支持下，逮捕蒋介石于临潼华清池，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便是成为历史时局转折点的“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权利；（七）确实遵行孙中山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日本帝国主义此时想乘机扩大中国内战，要南京政府来消灭中国抗日力量，说：“……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并提议中、日合作“剿共”。动员汉奸、托派造谣以制造混乱。南京政府在亲日派何应钦等把持下，一方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调兵遣将，沿陇海路西上，进攻潼关，又派大队飞机，企图轰炸西安；另一方面，电召赴德国养病的汪精卫立即回国，共同进行联日倒蒋反共的政治阴谋，籍此以扩大国内分裂局面，以便利日寇的进攻，并乘机夺取蒋介石的地位而代之。托派分子张慕陶等奉日本特务机关的指示，也赶到西安竭力煽动倒蒋内战。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对西安事变的政策是要争取一切可能的力量转变到抗日战场上，所以对蒋介石，只要他答应抗日，就给他自赎的机会。中共中央一面致电南京政府，一面又与西安当局接洽，提出和平解决办法。同时，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呼吁和平。在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之后，张学良、杨虎城就释放了蒋介石。　十二月二十五日　，张学良还陪送蒋介石飞回南京，双十二事变，终于和平解决。　　

但是，流氓成性的蒋介石，在张学良送他到了南京之后，就背信弃义地扣住了张学良，后来又扣住了杨虎城，强迫改编分散了东北军和西北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由于人民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压力以及很多国民党军队对于“剿共”政策的抵抗；第二是英、美对于日寇的态度有了新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蒋介石集团。　　

在“何梅协定”前，英、美帝国主义认为日寇的占领东北四省，为的是作为进攻苏联的准备；现在日寇的刀锋不北向苏联，而南下进入华北，企图灭亡整个中国，这就使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北华中的利益，直接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所以一向袒护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国保守党言论也不能不焦急起来，主张对日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西安事变的时候，英国甚至表示只要蒋介石政府还能继续统治中国人民，就不妨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以便打击日本的侵略政策。这些，使得南京政府的对日本和对共产党的政策不得不作重新的考虑。　　

一九三七年三月，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商讨对共产党及对日本的政策，开会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文，提出合作抗日方案。电文中要求国民党改变对外对内的卖国内战的反动政策，要求国民党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给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阶级阶层抗日，也决定适应新形势改变自己的某些政策，这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以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接着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向国民党三中全会建议恢复孙中山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行抗日。国民党及社会中一部分上层分子，这时在广大人民力量的推动下，对于联合共产党的主张也表示赞同。　　

国民党三中全会中，亲日派首领汪精卫，提出坚持“剿共”的政治决议草案。大会中抗日派与亲日派的斗争，非常激烈，结果终于通过了实际上接受合作的决议。　　

自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代表继续谈判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从此国民党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暂时放下了以“剿共”内战消灭中共的方针，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上结束。中国共产党鉴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乃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准备抗战”的方针，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民主政治、准备对日抗战而奋斗，同时和各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论和行动，做无情的斗争。在一九三七年的五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著名报告，强调指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又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会议结论。这次会议为抗日战争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　　

第五节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结束语　　

从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失败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前一革命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着广大的工人、农民、革命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在这个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创造了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分配了地主土地给贫苦的农民，抗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犯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能够通过最艰难困苦的环境而胜利地向前推进。在这十年内，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革命总方针及为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英勇奋斗，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无数共产党员、无数人民和许多党外革命家，当时在各个战线上花花绿绿奋斗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他们的精神和功绩，在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没有这一切，则后来的抗日战争即不能实现；而且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如果没有一个积蓄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骨干，也就不能坚持和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无数先烈的牺牲流血是可歌可泣的。其中牺牲了许多出色的政治家，如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张太雷等；许多出色的群众领袖人物，如苏兆征、邓中夏、向警予、罗登贤、彭湃、刘华、方志敏等，还牺牲了许多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如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等。他们都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作了许多重大的斗争，为中国人民留下不朽的光彩。他们的鲜血培植了我们胜利的鲜花！　　

自从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对于中国社会、革命诸问题，能够在理论上正确地、完整的、而又实际地加以解决，并长期领导全部中国革命事业前进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理论和政策，是继续了发展了自中国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传统，也是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规模和各项革命政策的由来。　　

这十年来，是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的围攻——军事围攻和文化围攻，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革命深入——农村国民收入和文化革命深入的时期；同时这十年，又是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入，国民党反动派卖国妥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时期。　　

国民党反动派的两种围攻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 反革命‘围剿’的消极的结果，则是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全国人民至今还是非常痛恨那十年反共的最大原因。”（《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六九五-六九六页）　　

在一九二九年世界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企图独占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标志了国际帝国主义在华关系的新变化——从大体上是英、日、美等列强国家“机会均等”的局面，逐渐变为日本帝国主义占优势地位乃至独占地位的局面，这就预伏了以后各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更大矛盾。　　

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媚外，已远非满清和袁世凯所能及，它丢掉了东四省，“特殊化”了华北，又破坏了上海、察北、长城……以至东北义勇军的抗日。　　

“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抗日民族革命新高潮的标识。人民惩罚反动头子蒋介石的西安事变成为历史时局的转折点，自此以后，历史便逐渐转入到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时期。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推动和组织，没有中国工农红军的坚持团结抗日的模范行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实现是不能想象的。在这十年时期中，一切重大的抗日运动，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或影响下发生的。　　

第四编  抗日战争时期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　　

第八章   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　　

第一节   从“七七”事变到中国共产党推动全面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战中两条路线的出现　　

[抗战前夜的国内外经济状况] 一九二九年爆发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三年年底。从一九三四年开始的三年中，经过了萧条和少许工业活跃的阶段，但是直到一九三七年中期，全部世界资本主义工业还只达到一九二九年水准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而到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又进入了新的经济危机时期。首先是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到一九三七年年底，美国失业人数已增加到一千万人，英国失业人数也开始激增起来。　　

与此相反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工业却在这整个时期中都是有增无已地一直高涨着。第二个五年计划到　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　即在四年零四个月内提前完成了。到一九三七年年底，苏联工业达到了一九二九年水准的百分之四百二十八，较之战前水准增长了七倍以上。　　

两个世界的鲜明对比，显示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大大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在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和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联合掠夺而形成的严重的经济危机，更随着日寇侵略的扩大而愈趋激烈。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经济侵略，一面实行着日货的倾销政策，一面则采用着强盗式的武装走私政策——利用冀东伪组织的包庇，大量私货从秦皇岛、北戴河等地上陆，经滦州、昌黎各站运入天津，再转销全国各地。这样，使中国市场上充斥了最贱的日货，民族工业遭受更惨重的打击。根据中国银行界的统计，一九三五年上半年，上海工厂关闭的达二百一十五家，中国丝业因无法与日本人造丝业竞争，几乎完全陷入停工状态。一九三五年上海一百一十三家丝厂当中，继续营业者仅二十三家，浙江的丝厂也多半关门停业。日寇乘机以廉价收买陷于破产的中国企业，加大日资在华的比重。特别是东北的被占，使东北无尽藏的资源和工业完全转入日寇的手里。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对外贸易是一年比一年地减缩了，日本帝国主义并以自己的货币和对外贸易的政策，来更加加深中国经济的动摇和紊乱。　　

  和工业危机成正比例，农业危机也是空前的严重。一九三五年的收成，比一九三四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水、旱、虫、雹各种灾荒连年发生，范围普遍于全国。　　

总之，抗战前夜的中国经济，是处在濒于完全破产凋敝的境地。全国工、农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大批失业、失地，真是民穷财尽，千百万人饿死冻死。全国工、农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起来为生存而斗争，不得不向陷中国于水深火热、亡国灭种的危境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做决死的斗争。　　

[“七七”事变发生，中共号召全面抗战]  上面说过，世界资本主义各国还未把一九二九年经济危机所引起的破坏恢复，一九三七年又来了新的经济危机。这种情况，就使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矛盾更加紧张。因此，以德、日、意为首的法西斯侵略国家，企图用劫掠防御能力薄弱的国家的手段来弥补本国内部经济危机所引起的损失的这种趋向，也就更加强起来。一九三五年，法西斯意大利实行向阿比西尼亚侵略，一九三六年夏，德、意两国开始了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武装干涉，一九三七年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七七”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灭亡全中国，在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的夜间，向北平南郊卢沟桥发动了进攻；当地驻军二十九军吉星文团将士忍无可忍，不顾国民党当局不抵抗命令，奋起抗战。八日，中共中央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三二九页）　　

卢沟桥的炮声振奋了全国人心，爱国人民奔走相告，一致要求发动全面抗战。但是国民党反动政府还企图妥协，指使冀、察当局和日寇秘密谈判，在十一日接纳了日寇的条件，条件内容据英、美通讯社透露是：一、华军撤离卢沟桥；二、严惩华方肇事官员、正式向日道歉；三、取缔抗日活动；四、厉行反赤计划。然而在全国人民的同仇敌忾下，国民党当局的妥协活动已经阻止不了其部下士兵的坚决抗日行动。同时，毛泽东、朱德率领全体红军将领，联名通电，原为抗战前驱，全体红军枕戈待命准备出发。中国共产党又在十五日派代表与国民党当局举行庐山会谈，蒋介石才在十七日不得不发表了对日态度较强硬的庐山谈话，但是谈话中仍是表示希望尽量“和平解决”，并没有真正抗日的决心，南京外交部还在十九日致日寇的备忘录中要求“和平解决”，甚至要二十九军撤离平、津，以谋求与日寇妥协。二十九军当局，由于未能接受中共的“以攻为守”积极抗战的主张，虽有一些将士的英勇抵抗，虽有平、津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但终因领导者妥协犹豫、坐失时机，使日寇得从容大量增兵。二十六日，日寇大量援军开到，战争复起，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潜逃保定。二十八日到三十日，平、津相继沦陷。　　

平、津沦陷后，二十九军部分英勇战士，仍在四郊，尤其是北平西郊和日寇激战，但终于在无指挥无接济下，先后失败。　　

中国共产党在平、津沦陷后，提出了“发动游击战争”、“保卫河北”的口号，动员平、津、保的大、中学生、革命青年到农村中去，与农民结合起来，在当地党的领导下，开始发动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　　

[中共推动全面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日寇发动的大规模武装进攻，并不以占领平、津为满足；它想以“速战速决”的方针，消灭中国抗日军队，逼视南京国民党政府投降，以便于最短期间征服全中国。为此目的，日寇于八月十三日，突然进攻上海。南京政府在日寇坚决进攻和全国人心激愤的压力下，被迫应战。当日上海中国军队实行抵抗。十四日，南京政府虽然发表了抗日自卫的宣言，但是仍不敢正式对日宣战，甚至于也没有对日绝交，以便给妥协投降留下余地。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号召下的全国人民，不管南京政府如何动摇妥协，却展开了神圣的民族自卫的解放战争。　　

全国抗战开始时，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在全国舆论督促下不得不较前有了些改变：首先是修改了法西斯的镇压爱国人民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释放了沈钧儒、邹韬奋等被捕的救国会领袖及一部分“政治犯”；　八月二十二日　，又正式公布改编在西北的主力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总副司令，下辖三个师（林彪的一一五师、贺龙的一二零师、刘伯承的一二九师）。二十五日，八路军出发前线抗战。　　

　八月二十五日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外交政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抗日的民族团结”等主张。它号召共产党员“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向全国人民提出持久战以争取最后胜利的战略方针，给人民指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和道路。　　

这时，中共中央早已把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国民党再度合作的宣言送交国民党当局。南京国民党中央社迟至　九月二十三日　才将此宣言发表，蒋介石不得不同时发表赞成合作的谈话，从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在国际上，八月间，苏联与中国又订立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给中国以强大的友谊的援助。　十月十二日　，南京国民政府又正式公布改编南方红军为新四军，以叶挺、项英为正副军长。自一九三四年十月主力红军撤退后仍在南方八个省十几个县的游击区中，在极端残酷艰难的环境下坚持人民游击战争的这一支英勇的革命力量，从此成为抗战中一支主要的人民武力。　　

[抗战开始发生了两条不同的路线]  蒋介石集团为什么要抗战呢？他们的抗战路线是什么呢？原来以蒋介石等四大家族为首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阵营，在抗战开始后，仍以英、美帝国主义和四大家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根据，他们走的是一条以庇护封建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压迫人民的消极应战、准备妥协的路线。他们在“八、一三”以后之所以被迫应战，一则是因为人民抗日高潮的压力，如果他们再不实行抗日，全国人民和一切有组织的抗日力量都将自动起来抗日，“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二三九页），他们就不能维持其统治。再则，是因为日寇独吞全中国的根本计划和行动，使得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北、华中的很大利益，受到了日寇的侵吞；使得蒋介石四大家族的财产中心和统治中心的华中地带，处在日寇的直接威胁中。因此，他们只是想利用其现存的武装力量，给进攻的日寇以一定程度的打击，以便在有利的条件下讲和妥协，继续维持蒋介石四大家族的统治，也迫使日寇在一定界限上，让英、美过得去。他们“联共”的目的，是为了“借刀杀人”。因为他们既然“围剿”了十年中国工农红军，仍不能消灭，这次就想利用“联共抗日”的名义，一方面利用日寇来消灭红军；另一方面，也利用红军的力量来打击日寇，便利于他们在有利条件下与日寇讲和，共同夹击红军，最后消灭红军，以收一举两得之效。　　

 所以蒋介石反动集团虽然采取了联共、联苏的政策，却又是准备好随时推翻这个政策的，因为他们害怕人民，比起害怕日寇，不知有多少万倍。　　

  当“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还在那里和日寇进行“和平”谈判，并打算接受日寇的条件的时候，毛泽东就于七月二十三日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三二九至三三七页）一文，指出抗日有两种方针、两种办法、两种前途：即一种方针是坚决抗战，而对坚决抗战方针有诚意的人，办法一定是依靠人民大众，结果就得到解放的前途；相反地如果方针不是坚决抗战而是妥协退让，如果办法不是依靠人民，结果就是奴隶牛马的前途。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蒋介石反动集团所进行的路线正是后一条的亡国路线。真正执行前一条路线——民族解放路线的是毛泽东所领导的以无产阶级为首的人民大众。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贯串在整个抗战过程中。　　

[国民党军战场一溃千里，八路军战场节节胜利]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样，在蒋介石集团的反人民路线指导下的反人民武力所担当的战场，不但不是依靠人民，还处处限制人民的抗日运动。在上海大战期间，许多要上前线服务的救亡团体，被蒋介石的特务们籍口“防止汉奸”加以拒绝了；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却连饭都吃不上，受了伤无人救治，死了的无人葬埋。国民党反动政府防人民甚于防汉奸，而实际上汉奸正在他们自己的政府中，例如上海战争刚起，南京政府决定封锁长江，捕捉长江里的全部日舰。会议才完，一夜之间日舰全部开出长江。原来国民党政府里的机要秘书黄浚就是汉奸日特，他在会后即把消息密告日寇。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下级官兵的英勇，如宝山血战、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等，并不能挽救在反人民路线指导下的军队的必然溃败的命运，在华北正面战场上，从八月到十一月接连丢了南口、张家口、大同、保定、沧州、集宁、归绥、包头、石家庄、邢台、德州、安阳、大名、太原，真是一溃千里，大好河山，顿时断送敌手，丧师失地，使人民沦于奴隶的惨境。　　

但在毛泽东的人民路线指导下的人民武力所担负的战场，却节节胜利。　九月二十三日　，日寇进攻平型关、雁门关一带，国民党军望风披靡，日军所向无敌，趾高气扬，企图直下太原。这时候开到前线的八路军总数不过三万多，在晋北前线的是林彪将军指挥下的一一五师，该师以机敏果敢的战斗作风，将日寇精锐的板垣师团的一个旅团四千多人全部包围击溃于平型关，消灭其三千多人，毁汽车一百多辆，缴获步枪千余支，大炮、机枪及其他胜利品无算。这是日寇在中国战场首次遭到的歼灭性的痛击。这一个大胜利和国民党军队的大溃退形成强烈的对照，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第二节  南京失守到武汉失守，蒋介石集团的动摇，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的发表　　

[蒋介石集团的动摇和南京的失守]  十一月间上海失守后，日军进逼南京，蒋介石集团悲观动摇起来了。被蒋党所敬奉的德、意法西斯蒂，本来是努力想设法弥补日、蒋之间的关系的；趁这个时机，德国大使陶德曼就在十　二月二日　（南京失守前夜）到南京见蒋介石，转达日寇所拟停战条件六项：（一）承认伪满、内蒙独立；（二）扩大“何梅协定”，规定华北为不驻兵区域；（三）扩大“淞沪协定”非武装区；（四）中、日经济合作；（五）中、日共同防共；（六）根绝反日运动（见甘介侯致国民参政会的电报）。对这种显著的亡国条件，蒋介石与国民党诸将领开会商量，当场白崇禧、顾祝同、徐永昌等人均表示可以接受。电商阎锡山，也表示赞同。蒋介石遂表示：（一）德国之调停不应拒绝，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国防最高会议记录）。入晚蒋向陶表示：对日不敢信任，日本说话可以不算数，但德国是好朋友，为感谢德国调停之好意，可以将以上条件作谈判基础。　　

日、蒋的这个阴谋买卖，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昂扬万丈的抗日气焰的影响下，在国民党内部一些不甘亡国的人士的反对下，终于没有做成。　　

十二月，日寇分三路包围南京。国民党十五万大军在蒋介石的错误战略指挥下，把军队完全集中在城里，不去出击，束手待毙，一经敌军包围，即仓皇退却。在退却命令中，给十五万大军指定了同一的退却路线，又无时间次序，以致道路拥塞，秩序大乱，军民老小纷纷奔逃，有的淹死江心，有的互相踏死。国民党高级官员却早已控制了全部交通工具，载运家私什物逃走了。南京不战而沦陷，使上百万居民，在日寇入城后遭受了灭绝人性的野蛮屠杀。据后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敌酋谷寿夫判决书调查证明：我军民被敌射杀活埋者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的尸体经收埋者十五万余具，总计我惨死同胞三十多万人！日军在城内以“杀人竞赛”取乐，被奸淫妇女少者才九岁，老者到七十六岁，有的奸后又被剖腹，南京城内哭声震天，真是暗无天日！（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这笔血海深仇，可是到了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还说什么“要爱敌人”，把许多重要的杀人战犯都放回日本）。　　

[从徐州失守到武汉失守，速胜论和亡国论的嚣张]  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寇进攻山东台儿庄。由于敌军轻进、中国士兵的奋战，台儿庄人民的支援，八路军和民兵在敌后展开广泛游击战牵制了大部敌人兵力，使敌人寡不敌众等原因，使台儿庄战场获得一次胜利。国民党军事当局，就因小胜冲昏了头脑，大吹什么“反攻已将开始”，集中数十师的兵力在徐州，要和日军进行“准决战”，结果，后路被敌人切断。五月十九日，徐州守军不得不又来一次大溃退，在敌人的空军陆军的打击下，损失惨重。蒋介石集团指挥无能，挡不住敌人，竟炸开郑州东北的赵口、花园口的黄河大堤，想利用黄河大水阻止敌人前进，致使黄河改道，水淹二十余县。平汉铁路以东大片土地一时竟成泽国，田庐荡然，数百万同胞的生命家产都惨遭浩劫。这就是蒋介石集团的“反攻”、“准决战”的“战果”！　　

徐州失守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亡国论”和“速胜论”都很嚣张。以汪精卫、何应钦、张群等为首的亲日派“亡国论”者，鼓吹“唯武器论”，认为敌强我弱，中国武器装备不如人，尤其海军、空军不行，认为“抗战必败”或“再战必败”，打的结果就是“亡国”，他们故意高唱“焦土抗战”以恐吓人民，高唱　　

“不打或可幸存”。每当战局不利，他们的言论就大大抬头，竭力主张妥协求和。另一派的“速胜论”者，则认为日本侵华战争只能打三个月到六个月，六个月还不能结束战争，国际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他们每当战局有利，即冲昏头脑，高叫“决战”、“反攻”、“半年胜利”、“一年胜利”，而每当速胜思想被事实粉碎后，就又转入悲观的亡国论调中去了。蒋介石则是忽而主张“亡国论”（他曾在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　“高级将领会议”上讲话说，日本人要亡中国就像阎王要勾人命，“他要我们哪一天死，我们就不得不哪一天死”），忽而主张速胜论，在基本上他是亡国论者。徐州大溃退后，亡国论者悲观动摇得更厉害。汪精卫曾公开发表谈话，愿意接受和平调停，但在全国舆论的猛烈抨击下未能实现。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要求对抗战前途有一个全盘的科学分析，以便在抗战进程中有所遵循，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了全国人民所一致认为是抗战的正确指针的《论持久战》，在这个伟大著作中，毛泽东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他分析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一方面是敌强我弱；而另一方面是敌人为小国、退步、寡助，我则为大国、进步、多助。“亡国论”者只看见强弱的矛盾，而“速胜论”者则根本忘记了强弱的矛盾。因此都是错误的。正确的结论应该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四三二-四三三页）因此，确立了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的抗日持久战的思想方针，指出抗战将经过战略的防御、战略的相持、战略的反攻三个阶段以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特别指出全部“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五零一页）。提出了发展人民战争的英明战略计划，以争取抗日战争的发展成为人民胜利的结局。中国共产党人团结中国人民遵循毛泽东的道路前进，这就是抗战必胜、人民必胜的最大保证。　　

[转向相持阶段]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被大势所迫，不得不表示了一点“进步”。在中国共产党敦促下一九三八年七月召开了“国民参政会”，共产党以毛泽东、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等七人为参政员，并有各抗日党派、抗日人士参加。国民参政会中通过了一个中共大体同意的《抗战建国纲领》。国民党统治区内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些言论自由和民众运动。全国一时呈现蓬蓬勃勃的抗战新气象。但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却又封闭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蚁社”等十四个抗战救亡团体，继续高唱法西斯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谬调。《抗战建国纲领》始终没有见之实行。国民参政会本来是一个只能向政府建议没有实权的机关，后来更完全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操纵把持，成为独裁统治的装饰品，光明与黑暗在新形势下不断搏斗中。　　

到了十月底，日寇相继占领了广州、武汉后，一方面因扩展太大，新占领的地区，不得不设法巩固。另方面，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创造了抗日根据地，发展了人民武装，给敌人以很大的威胁，使敌人不得不分出大部兵力巩固后方。所以抗战初期敌人长驱直进的形势停顿下来了，这就使抗战转入了相持阶段。　　

总计抗战的第一阶段，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共十五个月；在这十五个月里，这个保护半封建和半殖民地制度的蒋介石统治区（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每一天都丧失大块国土。蒋介石集团一面压迫民众抗日运动，一面保存和扩大其嫡系军队，乘机消灭异己，妄想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并企图吞并、消耗所谓杂牌军、地方军，以遂行其利用抗战继续独裁统治的阴谋。这十五个月，蒋介石集团把沿海沿江的半个中国锦绣河山都丢光了，自己则退缩到四川，由“应战”变成了“观战”。　　

第三节  敌后解放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成长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成长]  抗战第一阶段中，和国民党战场大溃败情况形成完全相反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遵循毛泽东的路线而胜利前进。把抗日和反封建密切结合了起来，把抗战力量建筑在广大人民的基础上，在解放农民、减租减息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抗日力量日益强大起来，从日寇手里收回的解放区日益扩大。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人就在各大城市和广大乡村进行了有系统的抗日运动，虽在国民党残酷的摧残和破坏下，仍然在群众中造成坚固的潜在力量。抗日战争发动后，这些抗日“种子”，就生长起来，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自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后，中共中央就提出了“与华北人民共存亡”、“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抗日根据地”的口号。第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在十一月间在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的领导下正式成立，并立即在广大抗日群众的支援下击溃了日寇两万人的首次围攻，毙日军二千人。同时，在山西以平、津流亡青年为骨干，组织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和抗日决死队。抗日决死队是山西的新军，八路军对它像兄弟一样，帮助其壮大。冀中原东北军三十五军的团长吕正操，率领一团人，拒绝国民党南撤命令，坚持冀中抗战，使冀中成为晋察冀根据地的一部分。冀中回胞更组织了回民支队，在马本斋领导下参加八路军，抗击敌人。晋察冀边区，由最初的北岳区（位于平绥、平汉、同蒲、正太四条铁路之间）发展到包括冀中、平西、平北、冀东纵横千里的广大地区，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堡垒。　　

在太行山区，由刘伯承、邓小平将军所率领的一二九师在多次打破敌人分路围攻后，于十一月间建立了晋东南根据地。八路军总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成为指挥北方抗战的中心地区。十二月间，晋东南军民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十一、十二月间，又先后组织挺进队、东进纵队，横越平汉铁路，于一九三八年进入冀鲁豫平原，与当地党所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会合。四月间，又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毙敌四千。晋东南根据地后来发展成为晋冀豫根据地。　　

在山东，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亦在一九三七年冬天开始以泰沂山区为中心，建立鲁中根据地，后来发展成为山东根据地。　　

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正是国民党战场丢弃风陵渡等地之时，贺龙、关向应将军率领的一二零师，却击溃了日寇二十六师团于岢岚，连克岢岚、宁武等七县，建立晋西北根据地，八月，又派遣一支劲旅北上绥远，挺进大青山脉，建立大青山根据地，晋西北根据地后来便发展成为晋绥根据地。　　

同年五月，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武器虽然窳陋，却在被国民党军弃如敝履的苏南、淮南、淮北建立了根据地，给敌人很大的打击。同月，一二九师、一一五师主力的一部挺进冀鲁豫平原，连克三十余县，建立冀鲁豫根据地。这正是国民党战场上徐州撤守的时候。　　

七月，八路军邓华宋时轮所率支队挺进冀东，当地共产党员李运昌等领导数十万群众举行了有名的冀东大起义，建立了冀东根据地，后来向北挺进热辽，发展为冀热辽根据地。同月，敌军围攻苏南根据地遭我击败。九月，五万敌人二十五路围攻晋察冀为我击溃，敌阵亡七千，伤万余。十月，国民党战场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共产党员曾生等在广东东江领导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后来发展成为华南抗日纵队。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权在各个根据地中，坚决执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并停征田赋，废除苛杂，优待抗属；同时又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合理负担，这样来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保证了抗战的需要。在各级政权中，实行了民主制度，使人民作了新政权的主人。发动群众，武装人民，组织民兵，根据地就日益强固起来。　　

[敌后解放区的壮大是相持阶段到来的原因] 人民抗日力量的壮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和成长，这是抗战战略防御阶段中前进的积极的因素。这些抗日根据地像是刺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上，使敌人感受到极其严重的威胁。　　

正当国民党战场上敌人进攻和占领武汉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总计战斗了千余次，打死敌人两万多，缴枪八千多枝，牵制了敌人三十万。这就逼得敌人在攻陷广州、武汉之后，不得不改变计划：对国民党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而将战争中心移向敌后，移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敌人的“速战速决”的战略破产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失败了，于是就出现了抗战的第二阶段——战略相持的局面。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的力量的日趋强大，就是抗战能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相持阶段的基本决定因素。从此以后的整整七年中，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心，人民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成为抗战的主力。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政治威信的空前提高，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　　

[中国共产党政治威信的空前提高]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在抗战前、抗战中，向全国人民所作的一个最大的号召，便是“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抗战开始后，在全国各地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的响应和组织领导下，全国各地纷纷组织起救亡团体，展开了救亡工作。救亡刊物的出版如雨后春笋，工人、农民也大量组织起来。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不少英勇斗争，如上海日本工厂工人纷纷罢工，离厂参加抗日工作；平汉铁路北段工人组织破坏队，破坏敌占铁路；冀东唐山有七千矿工的大起义，响应和参加八路军。各地不少青年学生、专员、中、小学教员不避艰难地寻找八路军、新四军来参加抗日工作。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毛泽东成为觉醒起来的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领袖。“天下人心归延安”这句话，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成为全国千百万觉悟青年一心向往的民主圣地，也成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指导中心和培养干部的基地。进步的有志的青年，从遥远的南洋、两广、江南……全国各个角落，经历千辛万苦，不顾国民党反动派一切阻挠，奔向延安。从西安到延安七百里的崎岖山路上，来自各省的男女青年，三五成群，自己背着行李，步行跋涉，冲破国民党特务机关在路上的扣捕，一心赶赴延安。那时，在延安成立的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毛泽东和许多党的领袖常常亲自教课和做报告。革命青年在那里学得了科学的革命理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又从那里出发，成批地走向南北各战场，去组织群众，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   抗战第一阶段中，中国共产党是更加强固了。中国共产党自遵义会议后，全党就紧紧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周围。在一九三八年的四月里，又清洗了无耻叛徒张国焘。党内是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了。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中央为了总结抗战十多个月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的方针，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于延安。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关于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要求全党同志明确地认识并认真地负起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他说：“……共产党员不能不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的责任。在这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五零九-五一零页）全会批判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有团结又有斗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做了结论，即《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五二五至五二八页）。全会又决定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决定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在战区和敌后，而批判了那种把战胜日寇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以及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等项错误思想。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毛泽东也做了结论，即《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五二九至五四二页）。在这个重要的会议结束后，大批干部就出发到敌后各根据地前线去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团结，及其坚强正确的领导，是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以毛泽东为首的坚强的中国共产党，抗战的领导和坚持是不能设想的。　　

第九章  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初期和中期　　

第一节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投降反共活动，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武汉失守前后中国抗战的国际关系]   在抗战爆发后，只有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苏联，是真正的大量的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苏联的军用物资从新疆经过四十八个站的转运，大量的援助中国，苏联飞机和空军人员（援助中国抗战的志愿兵）曾保卫了战时中国首都的武汉和重庆。到一九四一年为止的统计，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和军火，与英、美各国对华贷款总额相比，为五与一。苏联在中国最艰难的年月里，支援了中国的抗战。　　

而英、美帝国主义当时的政策，正像毛泽东所指出，是“坐山观虎斗”。他们也给中国极小的援助以便使中国人民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两虎相斗；他们又从中作军火买卖，大发战争财，企图在中、日两国斗到一定时候，两败俱伤时，他们便可出来，压迫中国向日本妥协，迫使日本做些让步，由他们坐收渔人之利。有一个刊物写当时的情况道：　　

“那时，苏联正在不声不响的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军火、汽油、卡车自西北源源而来，苏联健儿无声无息地血洒长空，参加保卫中国。这前后美国还在以废铁装备日本，英国则封闭滇缅公路，窒息中国。”　　

据日本工商省一九四零年统计，自一九三七年至四零年日本军需品贸易中，有百分之三、四十是美国供应的。又据其他公开材料统计，日本侵华战争头三年内所消耗的汽油，有百分之七十是美国供给的，一九三八年美国输日作战物资竟占日本全部消耗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一直是日寇血腥地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军火的供应者。　　

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英、美帝国主义便掀起了“不断敦请中国议和”，准备牺牲中国和日本妥协的远东慕尼黑阴谋。（所谓“慕尼黑阴谋”是一九三八年九月英、法和德、意在德国慕尼黑地方开会，英、法用出卖捷克的方法，来取得与德国的妥协。在东方，英、美又想用出卖中国的方法来取得与日本的妥协，所以叫“远东慕尼黑阴谋”。）　　

一九三八年冬到一九三九年春，英、美的通讯社路透社、合众社屡有关于英、美政府准备召开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来“斡旋”中、日战争的报导。英国大使卡尔并不断往返于重庆、香港、上海之间，进行“调停”活动。这就使妥协投降的暗流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地区，大大地泛滥起来。　　

[日寇的诱降]  自武汉失守后，日寇对国民党的方针，也开始把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　　

在这个方针下，日寇对国民党进行了层出不穷的政治诱降的活动：首先是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日　，日首相近卫发表了不拒绝中国参加树立“远东新秩序运动”的声明，接着，早已秘密通敌的亲日派对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长汪精卫，率领了他的妻子　陈璧　君（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以及走狗陶希圣等一行，于　十二月十八日　由重庆飞赴越南河内投敌，近卫又于二十二日发表“调整”中、日关系的三原则：“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汪精卫应声于二十九日发表“艳电”，赞同近卫声明，主张投降，先后随汪精卫投敌的国民党军政要人，据统计，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宣传部长周佛海，中央监察委员、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中央委员陈公博，候补中委曾仲鸣、缪斌等，共有中央委员二十人，其他“党国要人”二十四人。他们卑贱地跪在日本天皇膝下，于一九四零年三月在南京也成立了一个也叫做国民政府的傀儡组织，汪任代理主席，以“和平反共”相号召，协助日寇对重庆国民党政府进行诱降活动。　　

[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投降活动]  在英、美劝降，日寇诱降下，以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反动集团，也十分动摇。他们也曾进行了一连串的讨价还价的投降活动。蒋家朝廷驻美大使胡适在纽约律师俱乐部的讲演曾叙述说：“中国自广州、汉口陷落后，曾向日本作非正式及间接之和议建议，但因日方所提条件，在中国万难接受，故决计继续抗战。”（据一九三八年十　二月五日　美联社纽约电）　　

蒋介石集团的“和议建议”的实际内容是什么呢？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出版的国民党的机关刊物《血路》四十四期，公开发表了这个内容称：“我们以为日本如确有诚意与中国罢战言和，应该立即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　　

蒋介石自己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上也是公开说他的所谓“抗战到底”的“底”，“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就是说，只要在保存四大家族和英、美帝国主义在华中、华南的利益和统治的条件下，他们就可以与日寇妥协。这说法也反映了英、美帝国主义“不断敦请中国议和”的内容，反映了四大家族在国际市场上的投降价格。这个妥协媾和当时所以没有成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本条件太苛，即所谓“日方所提条件，在中国万难接受”；另一方面，主要的，还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强大，敌后解放区军民力量的壮大，阻碍了蒋介石集团随意出卖中国的勾当，为了顺利地出卖中国、对日媾和，蒋介石集团便积极加紧了反共反进步力量的活动，组织反共高潮，以作为投降的实际准备步骤；同时，对于真心援助中国抗战的苏联也就采取了极端仇视的态度。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变抗战为内战，全力对付共产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奏]  蒋介石为配合他的消极抗战和投降活动，为了扫除对日媾和道路上的障碍，便开始以主要力量来进行反共内战，以便配合日寇逐渐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　　

为了暂时欺骗中国和世界人民的舆论，蒋介石反动集团继续玩弄着两面派的戏法：一面打着抗战旗帜，高呼“反汪”、“反投降”，唱着什么“反攻年”、“胜利年”；一面却在暗地里，直接地和间接地向日寇讨价还价，接洽投降；一面驳斥近卫三原则，说“共同防共则中国灭亡”，一面却在制订全套的反共计划，以作为投降的实际准备。于是，反共摩擦就接连发生。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抗战初期的一些蓬勃的进步活跃气象，迅速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法西斯恐怖的气象。　　

一九三九年一月，重庆国民党举行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政策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要实行所谓：“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在四月间，山东国民党军沈鸿烈就声称：“宁亡于日，不亡于共”，公布“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三项办法，指使部下秦启荣部袭击在博山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游击支队，惨杀八路军团级干部以下四百余人。五月，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何行健，在苏南率部五万人投敌，专门对新四军进攻。六月，国民党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共产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应实行联保连坐法”。此后，共产党被称为“奸党”，八路军、新四军被称为“奸军”、“匪军”，解放区被称为“伪区”、“匪区”。许许多多英勇抗战的共产党员和人民战士遭受蒋贼党徒的屠杀。十一日，国民党军张荫梧率部五千人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惨杀人民的抗日将士四百余人，并电蒋报功，称：“倭寇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当前，在我以为军政开展之机会。”又致其部属电称：“抗日军为敌驱逐时，应不迟疑予以夹击或于通过我防地时毅然决然以武力解决之。”　六月十二日　，新四军后方湖南平江通讯处遭国民党军杨森部包围袭击，主任涂正坤少校罗梓铭以下全体指战员惨遭屠杀，这就是有名的“平江惨案”，九月，鄂东国民党军程汝怀部袭击新四军后方，六百余人惨遭杀害。是月，国民党再秘密颁布“共党问题处理办法”，在这偷偷摸摸的文件中规定：对于抗战民主和国内和平的堡垒陕甘宁边区“加强军事力量”，集中最主要的嫡系部队“加强封锁”，并相机进攻；对于前线的著名抗战堡垒晋察冀边区则“选择若干重要据点，配备党政军力量，逐渐肃清‘反动势力’（按：指抗日的人民武力）”。又规定：在军事方面，“（一）加派有力部队或忠实精干之游击干部前往冀鲁，以限制共党之发展。（二）加派有力部队开入陕北。”在政治方面，“中央党政军高级长官每月会商一次，研讨对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并且“加强特务工作，组织特种党团打入共党组织”等。十一月，河南确山竹沟镇新四军第八留守处遭国民党军包围攻击，留守处医院中二百余伤病员及抗属全部被杀。这就是著名的“确山惨案”。同月，国民党军阎锡山部代表二人到临汾与敌清水师团长谈判，条件如下：（一）日军帮助晋绥军剿除八路军、决死队。（二）日军接济晋绥军枪械弹药。　　

在国民党统治区更加强了法西斯特务机关和特务统治。在抗战以前早已设立了CC、复兴两大法西斯组织，到这时，由CC团设立“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由复兴社设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又成立由复兴社特务系统所操纵的、范围颇大的反革命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威逼利诱青年学生作特务活动。又在天水、西安、重庆、上饶和贵州等地设置了摧残人类精神的世界上最残忍最恐怖的法西斯“集中营”、“劳动营”，逮捕扣押各地抗日进步青年，施行精神上的肉体上的折磨，估计当时被囚禁的男女青年有一、二十万人之多！至于一切抗日进步的团体、书店、书报，也先后不断地遭受摧毁破坏。在学校教育上，著名的法西斯特务头子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抄袭希特勒的办法，在各学校中建立并加强了法西斯化的“训导”制度，以实行法西斯愚民教育。　　

  在经济上，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通过各种机构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大肆新的榨取掠夺。全国人民挤出血汗，过着困难的生活，以支援神圣的抗战。四大家族却利用抗战名义大发国难财，集中了更多的财富。并以日寇占领下的上海为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金融的、商业的投机活动，在这种投机事业的经济利益上，又和日寇建立了新的联系，对于日寇的新联系，和对于人民的由于过度榨取而引起的更大矛盾，就使蒋介石反动集团在政治上更加反共反人民和更加积极地进行投降活动。　　

[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过及其被打退]  一九三九年九月，英、法对德国的战争爆发，英、美帝国主义企图在东方与日本妥协，以便集中力量于西欧方面。在英、美帝国主义积极活动下，重庆政府外长王宠惠发表希望美国能促成调停的谈话，英、美大使也集会于重庆。蒋介石反动集团为了顺利地进行投降活动，就在一九三九年冬到一九四零年春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蒋介石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嫡系反动部队，出动陆、空军向边区内部进犯，侵占了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等五个县城，并无耻地喊出“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向八路军收复失地”等反动口号。阎锡山则在晋西集中了六个军的兵力，突然向坚决抗日的进步力量抗日决死队进攻，血战兼旬。抗日决死队在薄一波等领导下，转入晋西北解放区。在华北敌后，一九四零年春，蒋介石派遣朱怀冰袭击驻在太行区的八路军总司令部。当时情势危急，八路军实行了毛泽东指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坚决自卫的立场，予以还击，挑衅进犯者朱怀冰作战时和日寇相配合，其部下士兵对于进攻抗日的八路军感到愤慨和厌战，在八路军坚决抵抗下土崩瓦解。朱怀冰居然逃向日军驻地邯郸，经道清路平汉路，坐了敌人的火车逃回国民党统治区去了。　　

第一次反共高潮在中国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决死队等的坚决自卫下被打退下去，英、美帝国主义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和蒋介石集团的投降活动也再一次受到了打击。　一九四零年二月九日　，重庆有一个国民党官员匿名发表谈话，述及战争结束问题时说：“对共问题将成为一争点，至今未获妥善之解决方法。”　二月十一日　上海《文汇报》评论此谈话称：“说得更露骨一些，今天中国之所以继续抗战而不能造成远东慕尼黑协定的前途，完全是为了对共问题无法解决，如其没有共产党，中国早可接受日本条件而媾和了。”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书的发表]  正当上述反共、投降的乌烟瘴气四处弥漫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早在一九三九年的“七七”抗战两周年纪念日，即发表宣言，指出妥协和分裂是中国当前的两个最大危险，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　　

接着毛泽东又在　一九四零年一月十九日　发表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这本书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总结了近百年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出了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和准备进到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新民主主义论》指出：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和中国“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已经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又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书中说：“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六五九页）　　

从此中国人民有了明确的向新中国前进的道路和方向，再不会迷失路途了。《新民主主义论》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人民以充分的精神武装，因而极大地加强了中国革命，更加巩固和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而剥夺了反共顽固派的精神武装，极大地孤立了反共顽固派。《新民主主义论》对蒋介石封建、买办、寡头独裁的反革命制度及其反共活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警告了蒋介石及一切反共顽固派：“谁要反共谁就要准备变成齑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六八四页）　　

这个著作，集中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全国人民坚强地团结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首先便粉碎了蒋介石反动集团所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和当时英、美帝国主义的东方慕尼黑阴谋。　　

第二节  八路军新四军成长为抗战的主力　　

[八路军新四军成长为抗战的主力]  抗战第一阶段（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三八年十月）的十五个月，是人民武力——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向敌后挺进，与敌后解放区的开辟时期。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到一九四零年冬天的两年中，是敌后解放区和人民武力的更加发展和壮大的时期。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日寇的“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文件中已指出“剿匪的重心必须指向共产党”。从此以后，敌寇的主力，已集中目标“围攻”“扫荡”八路军，敌后解放区战场处在连续的大规模血战中，这两年也就是战略相持阶段的初期。　　

一九三九年二月，贺龙、关向应率一二零师挺进冀中，与吕正操所部会师，扩大冀中根据地；三月，罗荣桓等率领一一五师的一部挺进山东，并于四月间粉碎了敌人对山东根据地的七路围攻。一二零师于四月间与敌二十七师团之一部激战于冀中齐会，歼敌二千余，使该部敌军全军覆没，这次战役是冀中敌人首次遭到我军主力的沉重打击，对坚持和开展冀中平原游击战争有重大的意义。五月间，晋察冀聂荣臻所部毙敌千余，粉碎了敌人的抢麦围攻。苏南新四军于春夏间组织东进纵队进入江阴、无锡、常熟、太仓、苏州和上海近郊，建立起以苏常太为中心的根据地，淮南新四军则于春夏间在巢县粉碎敌步骑千余人的进攻，扩大了淮南根据地。淮北新四军亦于春夏间经过宿蒙公路上板桥战斗的胜利，扩大了淮北根据地，威胁徐州。同时，鄂中、豫南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部队，在李先念领导下，组成为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建立鄂豫皖根据地，向武汉采取了包围形势。广东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也在这年春夏间活跃于广九路两侧敌后，在东莞、惠阳、淡水一带建立东江游击根据地。七月，晋冀鲁豫根据地与进犯的敌人激战，打退了十四万敌人的大围攻。九月间的晋察冀灵寿“陈庄之战”，一二零师全歼进犯灵寿之敌两千余于陈庄，是一个典范的歼灭战。十月，鄂豫皖新四军两次粉碎敌对鄂中京山地区我军的围攻，予敌以重大杀伤。十一月间，敌寇调集二千余人分十二路“扫荡”晋察冀边区，经过晋察冀军民月余的英勇迎战，毙敌四千余，敌寇狼狈败退；其旅团长阿部中将，被击毙于黄土岭，日寇视为一严重的损失。十二月，冀中击溃了敌万余人的“扫荡”，毙敌千余。同年，华南海南岛人民也在二月间该岛沦陷后，在共产党员冯白驹等领导下，组织起了琼崖抗日游击队，建立以琼山地区为中心的琼崖游击根据地，并于九月间粉碎敌军一千多人的四路围攻。　　

一九四零年二月，敌寇万余人大“扫荡”晋西北根据地，被我粉碎，打死其千余人。三月间，万余敌人十路围攻平北根据地被我击溃，毙敌千余人。四月，淮北新四军粉碎敌伪二千余人的进攻。五月间，冀东根据地有万余敌人的残酷“扫荡”被我粉碎，打死敌人一千五百名。冀鲁豫根据地于六月间击破了敌人的三路围攻。淮北新四军亦于同月粉碎了敌人对驻新兴集我军主力的三路合击。　　

这些用鲜血写成的史迹，只是这二年战争中除去百团大战之外的较大的战斗，总计敌对华北千人以上的“扫荡”，有一百零九次之多，使用兵力在五十万左右，在大江南北的游击战争和各地较小的战斗，则在敌后敌我犬牙交错的战争形势下，频繁不绝。可以说，自从敌后解放区建立以来，战争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无时无刻没有英勇的中国人民在和敌寇流血拼命。敌寇配合着它的“扫荡”，又大事修筑铁路、公路、据点、碉堡，企图控制、封锁和分割敌后各解放区。在华中平原地区，这种碉堡和工事多得像梅花瓣一样，称为“梅花桩”式的堡垒政策。同时，敌人对各解放区又实行各种灭绝人性的损毁破坏，一九三九年夏，敌人竟将冀中永定河、子牙河、滹沱河、大清河的河堤决开，放水淹没冀中三十余县，造成灾民二百余万，企图以此困死冀中军民。然而冀中军民仍是坚持阵地，积极克服困难，英勇地坚持着平原游击战争。　　

敌后军民经过这些紧张残酷的斗争，不但没有被顽强的敌寇所消灭与摧垮，而且连续粉碎了敌人的“封锁”、“分割”、“扫荡”、“摧毁”，更加扩大了华北、华中各解放区。华南也建立与扩大了东江和琼崖两个游击区。祖国的旗帜飘扬在敌人后方，人民的武力也更加壮大了，八路军由八万人发展到四十万，新四军由一万二千人发展到十万。在一九四零年七月，中共中央发表抗战三周年宣言时，宣布八路军新四军现正抗击在华日军半数以上。同月，八路军总部公布：三年来八路军收复县城一百五十座，毙、伤、俘敌二十万余人。　　

在国民党战场上，从一九三八年冬天以来，就没有了真正的大战斗，只有一些敌人早出晚归的小接触，并在一九四零年的六月，继续丢弃沙市、宜昌等大片国土。铁的事实证明：从武汉失守以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是抗战的主要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是抗战的主力。相持阶段实际上就是解放区与敌人的相持，没有解放区军民的英勇苦战，相持阶段是不可能坚持的。　　

[百团大战]  在一九四零年秋天，华北人民军队发起了一次集体大出击——这就是被称为百团大战的一次战役，那时正是国际法西斯猖獗到了极点的时候。自一九三九年秋开始的帝国主义战争，已进行了一年。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欧洲许多国家被德、意法西斯用闪击战打垮占领；英、法的失败和法国的投降威胁了美国，美国也要公开参加欧战；日寇更希望早早结束“中、日事变”，以便进一步与德、意法西斯集团相呼应，向南洋进犯；另一方面，日寇又已压迫到越南和缅甸，在英、日成立妥协后，既已封锁了滇缅路，又封锁了滇越路，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已被切断。于是日寇对蒋介石反动集团加紧了政治诱降，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分子因而更加动摇，悲观失望。妥协投降的政治空气弥漫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敌酋东条结束“中、日事变”的好梦正酣的时候，出其不意，华北五千里长的敌后全线，出现了雄师百团的大战。战争开始于一九四零年八月二十日晚八时，华北五省八路军一百一十五个团四十万人的兵力在椭圆形十年前县处级，在广大民兵的配合下与日寇二十万人鏖战至十二月，前后共三个半月，总计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军二万多人、伪军五千多人；俘日军二百八十一人、伪军一万八千多人；消灭敌伪据点二千九百九十三座；破坏正太、平汉、同蒲等铁路九百四十八里、公路三千里、桥梁等二百五十余处。我参战部队在地方穷苦、交通阻隔、补给困难的条件下，连续紧张战斗了三个半月，发扬了高度的战斗热情和克服困难的精神。我军指战员光荣负伤、不幸中毒及捐躯沙场者，亦有二万二千余人。日寇陆相东条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在日本贵、众两院报告战况时称：“昭和十五年（即一九四零年）重庆敌军抗战之特色为作战之非常消极，迄今未进行主力之反攻，只有共产党军于去年八月在华北进行大规模反攻；与之比较，蒋介石嫡系及傍系军队始终采取守势。”从敌人的招供中也可以看出两个战场上截然不同的情况。　　

第三节  “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及其被打退　　

[“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因]  百团大战以后，日寇急急的要抽调出更大的兵力“扫荡”解放区，自动从南宁、韶州、钦县撤退，引诱国民党投降。这时候德、意、日三国军事协定已经公布，德、意法西斯也要日本拔出陷在中国的泥脚，以便南攻太平洋、北攻苏联，就向蒋介石劝降。同时，美、日也在勾搭。因而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及暗藏的汉奸们就在日寇的直接策动下趁机大大活动起来。蒋介石认为大规模的反共时机已经来到了，他们企图造成全面内战，以便经过反共战争转到投降日寇。　　

于是，反共高潮弥漫全国。一九四零年十月，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法西斯军队已增加到二十多万，并构筑五道封锁线。华中国民党调集兵力两万五千在反动派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率领下，围攻江北的新四军陈毅支队，陈部为了团结抗日节节退让，一直退到离长江边不远的黄桥，没有退路，就奋起自卫，把韩德勤部打得大败。国民党反动集团并不因此反悔，反而更进一步的暗中与日寇密谋制定了发动全国反共内战的大阴谋。　　

[“皖南事变”的经过——日本、蒋介石、汪精卫的共同计划]  国民党反动集团阴谋布置的皖南事变，便逐步演出：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打电报给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叶军长、项副军长，勒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限在一个月内都集中到黄河以北去，蒋介石反动派这个命令的目的，便是一面想利用新四军在移动中，阴谋布置一个突然袭击，把新四军“一网打尽”；另一方面想把日寇视为华中“心腹之患”的新四军，从华中抽出来，好把华中解放区让给日寇，以获得日寇谅解，成立谈判中的“中、日和平”。朱、彭、叶、项在十　一月九日　向国民党当局及全国人民发出电报，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但是，朱、彭、叶、项为顾全团结大局，仍决定答应江南部队北移。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叶、项军长率领新四军军部万人按照蒋介石指定的路线开始北移，　一月五日　走到皖南泾县、太平间的茂林时，顾祝同奉蒋介石“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密令，指挥了八万多预先埋伏的部队突然把新四军军部包围，英勇的新四军军部全体指战员，在叶挺军长率领下，自六日至十三日与蒋介石法西斯包围军激战七昼夜，至十四日，终因弹尽粮绝，大部分均壮烈牺牲，仅千余人突围，叶挺军长被俘，项英副军长阵亡。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干了这一桩罪恶的行为后，竟于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而取消新四军番号。　　

同时，日军也与国民党反动派配合。十四日，日寇以“完成皖南剿共未竟之功”为口号，大举向宣城、金坛附近新四军进攻，汪精卫的“国民政府”的“绥靖部队”也攻击各地新四军。南京还举行庆祝大会，汪精卫在大会上演说：“蒋介石这件事做得还不错”。蒋介石复令汤恩伯等率大军二十万东进夹击江北新四军，包围陕甘宁的大军也准备动手。这些充分证明皖南事变是日、蒋、汪协同的计划。　　

[毛泽东的坚决政策打退了反共高潮]  时局处在严重的关头，已进行了三年半的抗战，有被出卖破坏的危险。毛泽东这时发表声明：“若问中国的前途如何，那是很明显的。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七七二页）并指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反共投降大阴谋中的第一步，呼吁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又向国民党当局提出：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　一月十七日　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以及“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等解决时局的根本办法和临时办法各十二条（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七七九页）。共产党员拒绝参加那时蒋介石所召集的国民参政会。　一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继续领导分布华中的九万余新四军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迎击反动派的进攻。八路军和各解放区人民也给予有力的支援，这些措施，使国民党反动派的消灭新四军、进攻陕甘宁等军事计划，遭到迎头痛击，未能实现。　　

毛泽东的坚定的革命政策，震动了国内外。皖南事变后，广大人民和进步势力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都表示万分痛愤。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主政团同盟（即后来的中国民主同盟），在皖南事变后出现了。连各地方实力派和“杂牌军队”都不满意蒋介石这样“消灭异己”的行为。国民党民主派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也联名写信给蒋介石，表示抗议，主张认真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蒋介石的这种罪行又引起了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反法西斯的广大人民的反对，英、美的人民则要求其本国政府注意这一事件的发展。蒋介石的政治地位更加陷入孤立，他的反革命面目更加暴露了，于是这个第二次反共高潮被迫不得不缓和下去。　　

[二次反共高潮更加证明了在统一战线中右倾投降主义思想是错误的] 经过二次反共高潮的教训，事实证明了爱国的人民只有坚定地实行毛泽东的坚决政策，才能保卫革命力量，打退反共高潮；一切软弱无能，向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的政策，只有招致革命力量的损失。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历史教训时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按：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的投降主义思想——引者）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组织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虽然在反动派的阴谋下受到严重摧残，但是靠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正确领导，华中九万新四军重新更坚强地继续战斗，而且更加扩大了，部队编成为七个师，迅速地由游击兵团走上了正规化大兵团的阶段。华中各解放区日渐巩固起来，开拓了新的局面。解放区发展为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皖、苏南、皖中等七个，使华中抗战赖以坚持，一直到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第四节  在敌、伪、蒋的夹击下敌后军民英勇的斗争　　

[百团大战后日寇对解放区进行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进攻]  从百团大战后，到抗战第五周年（一九四一——四二两年）是战略相持阶段的中期。这两年间，敌后军民斗争的艰苦是空前的。日寇、伪军和蒋军都竭全力企图毁灭敌后解放区。日寇自从百团大战后，震惊于敌后军民的伟大力量，便大声疾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日寇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骏被撤职，继任为冈村宁次。这个日寇最凶恶的杀人魔王继承蒋介石在十年“剿共”时期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罪恶衣钵，提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口号，企图把华北变成日本法西斯进行世界大战的后方基地（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战犯冈村宁次，自日本投降后，被蒋介石奉为上宾，聘为南京政府的“戡乱顾问”，并公然于一九四九年二月，由蒋介石、李宗仁的伪南京法庭判处“无罪”，并由美舰护送其回国。）　　

在“治安强化运动”之下，日寇将华北划为三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和“非治安区”（即解放区），对各区施以不同的政策。对“治安区”（敌占区），以“清乡”为主，承袭蒋介石所遗下来的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发展伪政权，用“圈村”办法进行大编乡；加强特务情报活动，肃清“不稳分子”；掠夺粮食物资，掠夺资源，倾销毒品，滥发伪币；加强奴化教育，强迫中、小学普遍读日语，曲解中国历史，散发法西斯宣传品，宣传“大东亚新秩序”，“皇军圣战”，“赫赫战果”，“剿灭共匪”，“明朗华北”，放演诲淫诲盗的戏剧电影，宣传“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谬论，企图消灭人民民族思想，以巩固其占领，强化其统治。对“准治安区”（游击区），以“蚕食”为主，恐怖和怀柔兼施，强迫居民“接头”、“维持”，以惨无人道的办法制造“无人区”，把游击区人民赶进敌占区里，把游击区村庄平毁，使抗日力量不能在游击区活动，并在这些地区广修封锁沟和碉堡岗楼，防止八路军深入活动。对“非治安区”（解放区抗日根据地），则以“扫荡”为主，实行了蒋介石原来在内战时所“发明”的极其野蛮残忍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企图以此在解放区人民中制造严重的物质困难和失败情绪。在“扫荡”失败退却时甚至散布细菌毒害人民。在战术上，则有所谓“分进合击”、“牛刀子战术”、“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辗转抉剔”等等名目。“清乡”、“蚕食”和“扫荡”三者又密切配合，总的目的就是要摧毁解放区、消灭八路军，以便“确保华北”，敌人对华中解放区所施用的政策也大体相同。　　

在一九四一、四二两年，敌人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每次兵力千人以上的达一七四次，较前两年增加三分之二，使用兵力共八十三万三千九百人，较前两年增加一倍。“扫荡”的性质越来越凶，叫嚣所谓“毁灭扫荡”，每次时间都延长到三、四个月的，在“扫荡”中，兽兵铁蹄所至，人畜、财物、房屋一扫而光，许多村庄变为废墟。杀人之惨，亘古未有。又继续强化“囚笼政策”，在日寇控制的铁路公路两侧，普遍的修筑封锁沟、封锁墙，沟宽和墙高都是一丈五尺至二丈左右，并加铁丝网；铁路两边的沟和墙，最多的增加到七条。同时控制河流，在大河两岸修筑碉堡，河里用汽艇往来巡查。此外，县有县界沟，乡有乡界沟。这些办法都是为了分割缩小我解放区，企图把我解放区分裂成为一个个小块，渐渐压缩包围，束缚我军的机动，使我不能生存。一九四二年十月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夸耀地说：“华北堡垒已新筑成七千七百余个，遮断壕也修成　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三公里　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六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其所耗工程之巨，奴役民众之苦，是骇人听闻的。所有这些堡垒和路沟都是拆老百姓的房屋木料，毁老百姓的田园禾稼，强迫老百姓劳役而筑成的。被拉去的老百姓，稍有怠慢，即用皮鞭抽打，或用酷刑致死。　　

[蒋介石坐在峨眉山上观战，派他的部下加入伪军]   配合着日寇的全力“扫荡”敌后，蒋介石反动集团也专心准备反共力量。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指出，从相持阶段以来，蒋介石就缩在峨眉山上，“保存军事实力，而把作战的重担放在解放区战场上，让日本人大举进攻解放区，而自己则坐山观虎斗”。　　

  国民党对日寇的政策是单纯招架和“观战”，把大部分军队藏在四川，保存实力准备内战，任令大好河山继续不断地丢失。一九四一年四月，国民党军继续弃绍兴、宁波、奉化、瑞安、福州不守，到一九四二年六月，继续又丢弃抚州、衡州、上饶。七月浙、赣间国民党军在日寇攻击下大崩溃，浙赣铁路全线及温州相继弃守。由于反共殃民，开到敌后晋南中条山的一、二十万国民党军，也于一九四一年五月里，一经敌人围攻，即土崩瓦解，被俘竟有十万人，自动投敌的有师长公秉藩等二、三万人。原来开到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约有一百万人（华北八十万，华中二十万），但是在蒋介石的消极抗战专事反共摩擦破坏解放区的反动政策指导下，经不起敌人一击，经过浙赣、中条山等几役，就纷纷崩溃和投降殆尽，证明了反人民的军队在敌后是站不住脚的。　　

  同时，蒋介石又丧心病狂地指使手下一部分军队投敌，变成伪军，倾巢到解放区进行“三光”扫荡，蒋介石在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觉得公开反共会遭受各方反对，就变换方式，以“曲线救国”的欺骗宣传，指使其一部分军队投敌，以“皇协军”面目与日寇联合反共反人民，并且与汪精卫密切勾结串通。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三日，国民党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率五个司令八个支队投敌，两部共四万人。三月有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八旅旅长杨仲华，新编第五军副军长刘月亭率所部投敌。六月，又有国民党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率部投敌。一九四二年二月，国民党的骑兵第一军赵瑞、杨诚两个师也在晋西投敌。四月，国民党二十九集团军副司令孙良诚率师长三名、旅长三名、纵队司令二名在鲁西投敌。由于国民党高级将领大量率部投敌，造成“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投敌高潮的局面，使伪军大为发展。这些蒋介石的部属有计划地投降日寇，就是为了好明目张胆地协助日寇进攻人民的武装——八路军和新四军。　　

  [敌后局面空前严重，解放区军民英勇斗争]  在敌、伪、蒋三方面的全力夹攻下，一九四一年到四二年，敌后出现了空前严重、空前困难的斗争局面。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之后，二月间，新四军和伪军李长江部激战，毙其数千。同月，晋西北根据地粉碎敌十三路围攻。四月间，有万余敌人对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大“扫荡”，被我击毙千余后溃退。五月，地进攻中条山国民党军，我为解救国民党军危急，在华北各铁路沿线主动出击，毙伤敌伪万人。六月，四万敌人扫荡冀东，被我击破，毙敌二千余。自六月二十二日德国希特勒背信弃义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寇也更加疯狂地进攻敌后解放区，敌后军民就处在空前残酷的斗争中。七月，敌伪二万五千人四路围攻苏北根据地，经三十四昼夜激战后被我粉碎。在一九四一年八月，敌酋冈村宁次继多田骏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集中了十万以上的兵力，分十三路围攻晋察冀解放区，号称“百万大战”，采取“铁壁合围”、“梳篦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新战术，并施放毒气。这次空前大“扫荡”有五千群众被杀，十五万间房屋被烧毁，五千万斤粮食被焚，经过全边区军民两个月的苦战，作战八百多次，毙俘了八千敌人，破路八百多里，到十月底终于将敌全部逐出晋察冀解放区。战斗中边区军民有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壮烈事迹，如狼牙山五壮士据险抗击敌人二千五百人的进攻，完成任务后壮烈跳崖，就是其中一例。敌酋冈村宁次在“扫荡”被粉碎后，不能不自认失败。　　

  同时，晋东南解放区亦遭二万敌人的大围攻，我击毙敌人二千，将敌击退。十　二月八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寇又派畑俊六亲率五万敌军围攻山东解放区，被我奋勇击破，毙敌六千。　　

  一九四二年，各敌后解放区在经过敌寇的毁灭性的“扫荡”以后，人力物力大为减少，困难大大增加了，但各解放区仍然咬紧牙关，英勇地迎击敌人。一月间，冀中解放区组织十万军民大破路，打破敌分割冀中解放区的企图。二月，晋西北击溃敌二万人的进攻，毙敌四千。同月，晋东南敌一万四千人举行毁灭性扫荡，持续月余，反复烧杀放毒，屠杀人民一万三千，扬言要变太行区为“无人区”，我军民艰苦斗争，毙敌三千五百人，驱敌出境。四月，国民党军以两师兵力进攻广东东江游击纵队，当时东江游击纵队虽曾受重大损失，但在人民同情和支援下，力量仍不断发展，队伍扩大到一万多人。这时，海南岛的琼崖游击纵队队伍也发展到几千人。　五月一日　，敌寇对冀中平原举行了抗战史中最残酷的著名的“五一扫荡”。敌集中三个师团两个旅团兵力全面“扫荡”冀中，六万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八千个村庄中，密布据点一千五百处，七百辆汽车经常巡逻于一万里的网状公路上，用“纵横合击”、“对角清剿”、“张网捕鱼”等战术，反复“围剿”，实行人类史上最野蛮的“三光政策”，施行了“散布鼠疫”、“对地道放毒”种种难以想象的兽行。这次“扫荡”，冀中有五万群众被捕被杀，真是“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经过整整两个月的苦战，经过像有名的“宋庄之战”等战斗给敌人以惨重的杀伤，我英勇的冀中平原军民终于将敌寇全部逐出，击毙其坂本旅团长以下八千余人。六月，晋东南粉碎三万敌人围攻，敌五千人被击毙，这次反“扫荡”中我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也壮烈殉国。同月，新四军收复了浙东四明山区广大地区，建立了浙东根据地。　　

七月，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发布公告称：抗战第五周年共毙、伤、俘敌伪军十四万人，同月，晋绥大青山根据地骑兵支队粉碎了敌军三万人的大“扫荡”。八月，我军在冀东击溃敌万余。毙敌田蒲少将以下千余人。十月，敌万余围攻晋察冀，二万围攻晋东南，四万人围攻山东，均被我击溃。十一月，苏北解放区击退日军平林师团二万人和伪军三万人的围攻。　　

 [敌后军民百炼成钢，英勇地打退了敌人]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在粉碎敌人的“围攻”、“扫荡”中，继续反映了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行之有效的、反围攻斗争的战略战术。在敌人围攻的初期，我主力部队化整为零，高度分散，转到敌人侧后，打击敌人后方；到敌人在根据地分散“清剿”时，即以一部分军队配合民兵困扰之，寻找我弱点，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其一路或几路，然后击败之。抗日的人民军队坚决执行毛泽东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四八九页）的作战原则，同时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防止民兵、游击小组。民兵在山地里大摆地雷阵，坚壁清野，到处布雷，使敌人进入根据地后，随时有触雷轰毙的危险；在平原则创造了地道战，地道村村相通，便于隐蔽自己，袭击敌人，敌人入村后，随时有被从墙缝中、地底下游击组放出来的枪弹击毙的可能。　　

  敌后军民广泛开展交通战，用群众力量破路，使敌人用以运兵吸血的铁路公路交通，经常陷于停顿。在平原上还开展挖道沟运动，道沟如战壕一般，宽能通大车，四通八达，便于我军隐蔽运动，狙击敌人；而敌人的骑兵、汽车、装甲车，一切快速部队，都被阻减少效用。　　

  为了扩展解放区，粉碎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和“蚕食政策”，又广泛组织“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敌占区附近）工作，把武装斗争和群众工作结合，打击骚扰群众的小股敌伪军，宣传我之政策，扩大抗日政权和群众组织。　　

  在毛泽东的人民路线的指导下，在敌后的生死搏斗中，军队和人民生死与共，痛痒相关，党、政、军、民结成一体。这时又提出了“精兵简政”政策，尽量缩小非战斗人员，以充实军力，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样才能够战胜敌、伪和蒋介石反动派反复不已的进攻，在困难万分的条件下，终于渡过了难关，克服了困难，胜利地坚持了敌后的抗战阵地。　　

  一九四一及一九四二两年，敌人的“扫荡政策”、“蚕食政策”、“三光政策”、“治安强化政策”达到最高峰；其结果，我们军队不得不缩小了，八路军由四十万减到三十万，根据地缩小了，人口由一万万降到五千万。在战争最残酷、牺牲最大的一九四二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七七”宣言中，就曾指出：这是抗战以来最困难的一年，号召敌后军民不屈不挠坚持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熬过最后难关，并号召共产党员在坚持敌后斗争中起模范作用。在这一时期，由于敌人破坏，加上华北各地发生灾荒，粮食十分困难，华北敌后解放区的军民，曾以发霉的黑豆、高粱以及树叶草根充饥，仍然愉快地坚持着斗争，经过这些锻炼，解放区军民是百炼成钢、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了，成为坚强屹立的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唯一可靠力量。　　

第十章  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后期——局部反攻，抗战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人民抗日战争的反攻胜利　　

第一节  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及其被打退　　

[毛泽东领导下中共的整风运动] 为了加强和统一党的思想领导，团结全党战胜敌人，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在党内作了两次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有历史意义的报告，号召全党整顿作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认识和克服在党内广泛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特别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颁布了决定，号召全党同志学习毛泽东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发布的整风文件。　　

从此在全党干部中，展开了整风学习运动，不久便扩展到全解放区的军、政、民各级干部中去。经过一九四二、四三年全解放区干部的深入整风，各级干部根据毛泽东的演说《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刘少奇的演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文件，在思想意识上进行了检讨，在思想方法上进行了革命。这样，他们的无产阶级立场更加坚定了，群众观点更加增强了，曾经在党内长期地存在着的教条主义等严重倾向被扫除了，这便在思想上打下了在抗战的最困难的时期中克服困难迎接胜利的基础。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总结那次整风的成绩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内部的整风运动，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的。这种成效，主要地是在于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及许多干部，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在这点上我们党是比抗日以前的几个历史时期，大进一步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被打退]  正在解放区各级干部开展深入整风，解放区全体军民战胜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的难关，解放区更加走向巩固之际，国民党反动派着慌起来了，他们认为日寇既没有消灭了解放区，如果他们在不赶紧起来配合日寇，共同去消灭解放区，解放区便永远不能消灭了。为了作进攻解放区前的“理论”动员，蒋介石便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出了一本由他自己署名的臭名远扬的著作《中国之命运》。这本书伪造了历史，贩卖了反共反人民的封建法西斯“理论”，　　

说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内政问题，就是说，两年之内要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抗日民主力量。这本书一出版，就被日本法西斯的同盟社评为：“《中国之命运》一书，如果说其论述之方向，那是没有错误的；但由日本人观之，它只重复了已为帝国声明说尽了的东亚新秩序论，迎合大亚细亚主义，抄袭汪精卫之和平建国论。”这样的一本对人民的“宣战书”，蒋介石竟强迫国民党统治区各学校机关熟读它，以遂行其毒化青年的目的。同时，他又发动各地特务机关加紧活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又发动起来了。　　

   六月底，蒋介石下令尽撤黄河河防大军，调到陕甘宁边区的周围，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同时唆使国民党统治区各地特务假冒“民意团体”名义，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七月，国民党军炮击边区防地，气势汹汹，声言要八路军“交出边区”。　　

   但是这次反共高潮，同样的在毛泽东对反革命作坚决斗争的政策下，遭受了有力的回击，延安和各解放区都纷纷开会、示威，动员全体军民，坚决准备以实际行动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行动。在解放区军民威力的震慑下，第三次反共高潮又被打退下去了。　　

  在这次反共高潮前后，蒋介石反动集团与敌寇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一九四二年三月，桂林出现一个日本人名叫黑田的去见广西省主席黄旭初。黄电蒋请示，蒋回令：“暂时看管，秘密谈判。”这个日本人即于一九四三年春被当作贵客接到重庆去秘密谈判。一九四三年五月，日寇派了已经在上海投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带着敌参谋小林少将的使命和秘密条件飞到重庆劝降。吴到重庆时，国民党大员三百多人到飞机场欢迎，蒋介石如获至宝，当作“上宾”招待。在一九四三年内敌酋谷荻公开四次向国民党诱降，国民党默不作声，绝不予以驳斥。这些充分证明每次反共高潮都是和投降活动紧密配合着的。　　

第二节  解放区抗击在华敌伪军的六分之五，在日寇重新进攻下国民党战场的崩溃——豫桂湘战役　　

[解放区抗击在华敌伪军的六分之五]  一九四三年，敌人对敌后解放区进攻的残酷，虽然仍是有加无已，但是敌后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却从这种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了。由于执行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大政策（民主政权、减租减息、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拥政爱民、发展生产、肃清特务、发展民兵），终于打退了敌人的一切进攻。　　

  在一九四三年一年中，敌人对我解放区的“扫荡”出动兵力千人以上者，有一百五十次。这些“扫荡”是较前更带有毁灭性和长期性的。其中以九月至十二月敌四万人对晋察冀北岳区的大“扫荡”，最为紧张残酷。但我军也有规模较大的出击，歼敌很多。据统计，这一年八路军与敌人作战共二万四千次，毙伤敌伪军十三万五千余人，俘伪军五万一千余人、日军四百二十余人，伪军反正的有六千五百余人，日军自动投诚的有九十余人。我军攻克据点七百四十余处。新四军作战五千余次，毙伤敌伪六万二千余人，反正敌伪九千三百余人，攻克据点二百余处。华南游击纵队也先后击退敌军万人“扫荡”东莞、十余路合击宝安沿海，五千人围攻中山，而取得胜利。我军在战斗中丰富了自己的经验，质量也提高了。兵员已发展到四十六万九千余人。因此，一九四三以后解放区情况又好转了。从一九四四年开始，我军就转入于大规模的局部反攻的情况了。　　

   与此情况相反的是国民党军投降敌人，到一九四三年已如潮涌一样，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国民党军前后有十八批将领投敌，军队有五十多万，单是将校以上高级军官投敌的就有七十多名，抗战以来国民党党政要员投敌的有六十多名。上面提到过的庞炳勋和孙殿英是在一九四三年四、五月间投敌的，庞炳勋原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河北省主席兼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原是新编第五军军长，他们投敌后，与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及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特务机关的人员保持着经常的联络，接受蒋介石的反共命令（这些命令已于一九三七年孙殿英被我活捉时缴获）。在庞炳勋投降敌人发表叛国宣言，并被日本同盟社公布于世后，国民党的参谋总长何应钦，还向中央社发表谈话，称颂庞为“谋国忠诚”的人物。　　

  国民党所以让这些人投降当伪军，并暗地和他们联络，其目的，不但为着在当时反对共产党和屠杀解放区人民，而且含有深远的阴谋，即准备在盟国和中国人民打败日寇后，当日寇退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时，好让这些伪军藏起敌旗，宣布　　

“反正”，占领这些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全面的反共战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派丧心病狂出卖民族的所谓“曲线救国”政策。　　

  伪军在敌后战场有七十八万之多，其中百分之六十二是由国民党军队投敌的，有百分之三十八是敌伪强拉壮丁，改编土匪流氓编成的。此外还有许多伪民团、警察没有计算在内，如果一并计入，达九十万以上。所有伪军几乎全部压在解放区身上。解放军总部叶剑英参谋长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在延安招待中外记者时，指出：至一九四四年三月，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抗击了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如果把全部敌军和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解放区担负抗击的，占敌伪军总数一百三十四万人中之一百一十余万，即百分之八十四，或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军担负的仅占百分之十六，即不超过六分之一。（三月以后，敌人增加了一部分军队来华，向河南、湖南、广西的国民党战场进攻，分担的比重起了一些变化，但增加到这三省举行进攻的部队，最多不过十几个师团，这个变化也不算很大。）　　

  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单独担负抗战的重担达七年之久。七年间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的军民，在中共领导下，进行着异常残酷的抗日战争。如果没有敌后战场英勇坚持的斗争，抗击敌人六分之五，中国抗战是不能达到胜利的。　　

[在日寇重新进攻下国民党战场的崩溃——豫桂湘战役] 一九四四年是日寇对国民党由诱降改为进攻的一年。由于日寇看见欧洲战场上以苏军为主力的盟军节节反攻胜利，太平洋上盟军也发动越岛进攻，海上交通线有被切断的可能，就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以便一方面有利于和盟国在中国大陆上决战，并可以配合海上作战；另方面可以与孤悬南洋的日军联系起来。三月间，日寇出动兵力五、六万人进攻河南，河南国民党军有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等部四十万人，一触即溃，失陷郑州、洛阳等四十九县，平汉路被日寇打通，国民党军丧师二十万人。五月，敌寇十二万人又在湘北发动进攻，湖南国民党军有三十多万，又有美国空军、炮队帮助，也一打就败。六月十八日长沙失守，八月衡阳沦陷，蒋介石的嫡系军长方先觉投敌（后又被敌人派回蒋介石处），从此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国土沦陷敌手。国民党军的腐败无能、望风披靡，使日寇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八月底湘、桂战事又起，国民党当局无计划地下令疏散，桂林、柳州慌乱成一团糟。从湖南到广西、贵州道上，难民流离满途，火车拥挤伤人，大官大商乘机发疏散财。医院、饭馆一律停业，沿途愿意守城的将士，连蔬菜茶水也得不到。爱国青年要求上战地服务，都被特务阻止。在这情况下，造成了可耻的溃退。十　一月十日　桂林沦陷，在该地的空军基地，白白地炸毁掉。十一月十一日柳州失守；十　二月二日　，敌人一直打到贵州省独山镇，逼近四川，重庆震动。至十　二月十日　，日寇在广西南宁和越南北部的日军会师。从中国的东北直到越南河内的大陆交通线，终于给敌人打通。日寇同时占领了浙、闽、粤各省的大部，控制了国民党仅存的东南海岸线的绝大部分。国民党军如此可耻的大溃败，起初还是欺骗人民说是“诱敌深入”，但这一诱敌把好几省丢掉了，再也没法辩解。从此国民党统帅部的腐败无能汲取失败主义的面目更被全国人民所切齿痛恨了。　　

总计从三、四月到十二月，不到一年时间，国民党反动派在法西斯主义政令、失败主义军令、反共反人民路线的指导下，造成了抗战以来第二次的大溃退的痛史，损失兵力六、七十万；丢掉了洛阳、长沙、福州、桂林四个省城，及郑州、许昌、衡阳、宝庆、零陵、全州、梧州、南宁等一百四十六个大、小城市；丢掉了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十个空军基地和三十六个飞机场；丢掉了豫、湘、桂、粤、闽、赣等各省无数物资富源；丢掉了平汉路郑州至信阳段、陇海路口风指令报端、粤汉路岳阳至耒阳段、湘桂路全线、黔桂路南段及桂越路。苦难的中国人民又重罹一次巨大的浩劫，全国人民要求革除法西斯主义政令、失败主义军令，实现联合政府以挽救大后方危机的呼声，从此日益高涨起来。　　

第三节  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和危机，中国人民为实现联合政府而奋斗　　

[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和危机]  在日寇重新进攻下豫、湘、桂战场的崩溃，造成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政治的严重危机。这一次大溃败，不仅是由于国民党统帅部腐败无能、执行失败主义军令所致，而且也是多年来，特别是从武汉失守后的五六年来，国民党在政治上厉行法西斯独裁、绞杀民主，经济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操纵居奇、疯狂掠夺，大发国难财，造成国民党统治区的惊人黑暗所致。　　

政治上，武汉失守后，法西斯的特务统治是越来越加强，越来越凶残地压迫民主力量。共产党员、革命青年到处被捕被杀，工农大众毫无民主权利，中共在重庆出版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时遭迫害。一切主张彻底抗日的进步文化、言论，也越来越受到野蛮的钳制、迫害，如有名的爱国领袖邹韬奋所办的生活书店，几十个分店都被封闭或勒令停业，邹氏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立足。经济学教授马寅初，言论中抨击官僚资本发国难财，也被蒋介石以送西康“考察”的名义监禁起来。　　

经济上，一切经济命脉握在蒋、宋、孔、陈等四大家族官僚买办手里，他们利用“抗战”招牌横征暴敛、囤积居奇、走私资敌……疯狂地集中全国财富到一、二百万万美金，大部分存在美国。土地也加速度集中在官僚大地主手中，使耕地缩小、生产大减、灾荒遍地。像河南一省一百一十个县中受旱灾蝗灾的达七十余县。据国民党官方公报，灾民共达一千一百四十万。而国民党军驻河南的汤恩伯部，还要勒索征发、拉夫要粮，逼得人民吃草根树皮，甚至造成人吃人的惨象，所以河南民谚有“河南四荒，水、旱、蝗、汤”的痛语（“汤”指汤恩伯及其部队）。广东海陆丰一带，竟有出卖女小孩的每斤十元论价。人民生活这样苦，而大财阀孔祥熙的二小姐出嫁，飞到美国去行婚礼，所用的嫁妆，据人计算，可以救济一万难民，可以开办一所很完备的大学，单是作嫁衣的工夫，就可以制成两师的军衣，国民党大小官僚的贪污腐化、走私资敌，已成为普遍现象。官逼民反，人民为求生不得不反，一九四四年七月豫南就有数万群众的大起义。　　

 [中国人民为实现联合政府而斗争]  国民党政治上、经济上的黑暗，军事上的失败，使全国人民痛感到要缩短战争时间、准备反攻力量，非彻底革除国民党反动派的错误的政令、军令不可。中国共产党乃于一九四四年九月，提出了“改组国民政府和统帅部，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号召。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五百多人首先响应这一号召，开会要求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中国民主同盟并发表对时局宣言，主张立即结束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建立全国联合政府。　十月七日　，成都两千学生为要求建立联合政府而举行火炬游行。昆明学生纪念双十节举行了五千余人的大集会，通过宣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四年五月间就派林伯渠等为代表，和国民党代表谈判国内民主改革等问题，但在谈判中国民党毫无诚意，在美国政府代表帝国主义分子赫尔利的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政府居然提出一个完全与人民要求相反的“提示案”，用“军令政令统一”的名义，要把他那一套法西斯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扩充到解放区，甚至主张要把抗日的主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限期取消五分之四”。以致谈了半年多，仍是毫无结果。十一月间，在国内民主运动的高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反动政府却宣布了政府中几个部长位置的调动，企图以此来欺骗人民。蒋介石反动集团的这种无耻的无赖手段，使全国人民更加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为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已开始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斗争目标了。　　

第四节  解放区成为反攻的主力，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解放区成为抗战胜利的伟大支柱] 一九四四年是苏联的英勇红军大规模反攻德寇，取得巨大胜利的一年。这年夏，苏联红军已进达苏波边境，并继续迅猛地向德寇的老巢进击，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迅速的胜利发展中。　　

与国民党战场的大溃败相反，解放区战场自一九四四年初，就展开了更大的局部反攻。在华北、华中、华南各战场均取得了更大的胜利。　　

在华北战场上，山东罗荣桓部在一九四四年一年的攻势作战中，共收复沂水等八个县城，解放人口七百四十万。晋察冀聂荣臻部在本年一连串的攻势中，先后攻入县城二十九座，并曾两度攻入石家庄、保定、高阳等城市，拔除据点一千五百个，恢复村庄五千余个。晋冀鲁豫刘伯承部本年一年共克据点千余个，收复县城七座，解放人口五百余万；该区共已控制完整县城十一座。同时，刘部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从晋西南渡黄河，开辟豫西根据地，三个月中作战一百三十余次，活动面积五万平方里，直接威胁平汉、陇海两铁路和郑州、洛阳的敌人。晋绥吕正操部，一九四四年一年里共收复敌占据点九十五个，解放村庄三千一百零八个，解放人口三十七万。　　

在华中战场上，新四军第一师粟裕部一九四四年一年毙伤敌一万五千余，克据点一百三十五处。该师三月初苏北车桥之战获得极大胜利，俘敌之多为抗战以来所仅见。三师黄克诚部在几次攻势中粉碎了敌人对苏北的分割，使与一师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四师彭雪枫部从三月起在淮北发动攻势，歼灭伪淮海省主力郝鹏举部，完全控制了洪泽湖北岸地区，六月复率部西进收复大块国土，彭师长每遇战斗莫不身先士卒，奋勇杀敌，不幸于九月反“扫荡”中在萧县壮烈殉国。五师李先念部从四月豫湘桂战役以后，率军南下与北上，在豫南解放了遂平汝南等县，在湘鄂边克岳阳、华容等地，解放人口一百五十万，使豫鄂湘赣皖边区面积扩大到三十万平方里，人口增至九百万。苏南新四军在苏浙边两度发动攻势，攻入长兴溧阳等县，使分散的游击区变为大块的根据地。七师谭希霖部，光复国土一万八千平方里，解放人口六十万，我兵力直接推进到长江沿岸浦口等地，控制江防七百里，包围了芜湖、安庆等城市。　　

在华南战场上，东江纵队粉碎了敌人的二十余次“扫荡”后，使华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已拥有人口三百万，人民武装数万人，正规部队一万五千余人，并以空前的速度继续发展。海南岛琼崖根据地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共计华南抗日纵队有二万零三百多人。　　

据统计，一九四四年一年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进行局部反攻战争二万余次，毙伤敌伪二十二万余人，俘敌伪六万余，争取伪军反正近三万。　　

我军在局部反攻中也更加壮大了。一九四四年计有八路军五十七万七千六百余人，新四军二十五万一千三百余人，华南抗日纵队二万零七百多人，合计我军共有七十七万九千余人。　　

在局部反攻中，各解放区民兵的数目也有极大的发展，本年各解放区民兵计有一百六十八万五千余人。山东沂蒙山区民兵发展数字平均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八，个别村庄达到百分之二十。作战统计，仅太岳、鲁南、鲁中、冀鲁豫四个区即达一万零二百次，克碉堡九十一座，毙伤俘敌伪军六千六百八十八名。山地的地雷战，平原的地道战，给予敌人以重大的打击。民兵村村联防，封锁、困扰敌人，掩护群众，支援军队，在敌后抗战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解放区军民密切配合，实行全面的人民战争，就使敌人好像一匹野牛闯入火阵，到处挨打，就使解放区能够坚持和转入反攻。　　

一九四五年的到来，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到来。而在中国，国民党战场一九四四年的大溃退却更加扩大了沦陷区。解放区也就成为抗日救国的重心，毛泽东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发表了《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指出：“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提出了“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组织沦陷区人民”、“援助大后方人民”、“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四个中心口号。　　

毛泽东这一伟大号召，给了解放区军民以明确的奋斗目标以切实地准备反攻力量。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也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为了响应毛泽东猛烈“扩大解放区”的号召，晋察冀解放区于一九四五年发动了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由燕北察南到平北冀东，从冀中平原到渤海之滨，敌人被挤到各铁路沿线的较大城市中去，完全处于我军包围之下。晋察冀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吹起了大反攻的号角。其他各解放区也于一九四五年春夏之交纷纷发动了猛烈的反攻。　　

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四五年三月的七年半中，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战绩，据朱德总司令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的统计是：对敌大小战斗十一万五千余次，击毙和杀伤敌伪军计九十六万余名，俘虏敌伪军计二十八万余名，投诚反正敌伪军计十万余名，敌伪总共损失计一百三十六万余名（其中缺华南抗日纵队一九四三年以前的数字）。　　

七年半中，主要的缴获则有：炮类共计一千零二十八门，机枪共计七千七百余挺，步马枪四十三万余支，攻克碉堡三千四百余座，攻克据点一万一千余个。　　

人民军队抗击敌人的数字，在一九四四年的四月日寇发动豫、湘、桂战役前，是抗击侵华日军百分之六十四，抗击全部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而在此战役后，直到日本投降前，仍抗击着侵华日军百分之五十六，抗击伪军的数目没有变。　　

这些战绩和数字，都是人民拿鲜血来写成的。　　

这样在日本投降前，解放区已拥有数达一百万的正规军，二百二十万的民兵，十九个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西北十九个省份的解放区——陕甘宁、晋绥、警察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浙东、广东、琼崖、湘鄂赣、鄂豫皖、河南等。这些解放区的人口已达一百万。人民的武装包围了从承德、北平到广州、九龙的各大城市，夹攻着从北宁到到粤汉、广九的铁路线，控制全国海岸线的大部，成为中国人民反攻胜利的唯一主力。　　

在解放区中，实行着各种合理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和建设，使解放区在战争环境中，建设着光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支持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首先在政治上是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解放区自创立以后，就废弃了旧的反人民政权，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民民主政权；随后各解放区又开展民主宪政运动，普遍地自下而上地实行民主选举，常常是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认真参加选举，建立自己的从村到县、边区或省的各级政府和参议会；在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就是除了共产党员约占三分之一外，有约占三分之二的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参加，这就是地方性的联合政府，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以此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境内，还只有这个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因为它是真正由人民选举的，而国民党的政府，则是一党委派的压迫人民的机构。　　

其次，在经济上是深入的减租减息和开展大生产运动。为了发动农民，使他们有力量来抗日，为了改善农民生活，同时团结地主抗日，解放区普遍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农民抗日积极性提高了，踊跃参加军队，参加民兵，各阶层也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斗争。开展大生产运动，是解放区能长期支持的重要原因。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实行经济封锁，八路军、新四军就用自己生产来克服困难。一九四三年，毛泽东号召全解放区军民进行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到一九四五年，耕地面积比战前增加百分之七十九，四年来人民开荒二百六十万亩。以一九四四年一年来讲，产粮较一九三七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产棉较一九四一年增加四倍，陕甘宁边区部队响应朱总司令“屯田政策”的号召，生产粮食八万多石，自给百分之七十一。南泥湾的屯田部队还能达到全部自给，并把一个荒凉的南泥湾开辟成为一个富饶的“陕北江南”。各解放区根据一九四四年的不完全统计，扩大耕地面积将近二百万亩。劳动生产，成为解放区每个干部、战士的光荣任务，每人每年都向公家交一定的生产任务，以减轻人民负担。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各地又实行了毛泽东提出的“组织起来”的方针。农民广泛组织了劳动互助组、拨工组和合作社。这种新式的集体劳动，把劳动效率提高了，有的农民做到“耕三余一”、“耕一余一”。战斗紧张的地区，实行劳力和武力结合，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经常地拥护人民抢耕、抢种、抢收。除发展农业外，家庭手工业和手工工场也在生产运动中进一步发展了。公营工业和合作社事业也更加发展起来。　　

第三，在文化教育上，也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改革。战斗、生产、教育，是解放区的三大任务，敌后各个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在残酷战争中，始终艰苦奋斗地坚持着，在职干部学习虽在战争中也始终坚持。群众的识字运动经常热烈地进行，冬学、夜校、识字班、黑板报、小先生制普遍设立。小学和中学也坚持着学习。文艺工根据毛泽东一九四二年十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切实执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大批地深入农村、工厂、军队中，创造了许多表现劳动人民的新的文学艺术。　　

 [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大会] 在解放区日益扩大、中国人民反攻阶段行将到来之际，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下旬在延安举行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最重要事件之一。这次大会的任务是：在中国的反攻前夜，团结全国人民，挽救由于国民党错误政策所造成的时局危机；准备反攻，彻底打败和消灭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大会正式代表五百四十四名，候补代表二百零八名，共七百五十二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全党的一百二十一万党员，　　

   大会的程序共有四项。就是，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朱德的军事报告，刘少奇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和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议程，报告全文约六万字，总题为《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在他的报告中分析了当前的世界形势和国内形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斗争。他的报告详述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和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并详述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一般纲领和在目前时期的具体纲领，说明中国共产党将为民主的联合政府的成立及其民主纲领在全国的实现而坚决奋斗。七次大会的第二个历史标志，是在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根据毛泽东的军事学说和十七年武装斗争的经验，制定了人民军事路线的完整的体系。大会的第三个历史标志，就是新的党章的制定，这意味着党内生活和党与群众的联系，已经根据毛泽东的方针有了巨大的进步。刘少奇的报告，就是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总结和发挥。大会最后一个历史标志，而且是最重要的历史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被中国共产党全党一致承认为党的指导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新的党章，在其总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这个总纲又用极简洁的词句，叙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经过了二十四年三次革命战争的考验，特别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创造了这个完全适合国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找到了它的代表人物毛泽东，这是中国人民伟大无比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在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中取得了决定胜利的历史标志。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已有了全体党员一致公认的领袖，中国人民已有了从古以来未曾有过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领袖，这就十倍百倍地加强了党的团结，这就标志了党已经成熟，标志了它是将要胜利的党。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知道只要跟着他一路前进就一定会胜利，就会达到百余年来无数先烈抛头颅流热血以求实现的目标，这就十倍百倍地增强了人民的解放意志和胜利信心，十倍百倍地增强了人民的力量。这也就最后彻底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破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种卑鄙阴谋，这就保证人民解放胜利的到达，而且加速这个胜利的到来。日寇及其在中国的同盟者将只有死亡的一条路。　　

  第七次大会所表现的这种全党的团结一致，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第七次大会在党的历史上被称为是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　　

  大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之内，包括了经过考验的、对各方面工作有经验的、在人民中有极大威信的、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同志们。　　

第五节  苏联对日出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反攻阶段到来，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　　

[苏联对日寇宣战，毛泽东号召反攻]   一九四五年的　五月八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法西斯的主力军——苏联红军，攻入德国柏林，希特勒匪帮无条件投降。意大利和德国两个法西斯侵略国家相继崩溃后，日本法西斯匪帮在军事上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它还想依靠它尚未受基本损失的陆、海、空军，和前临太平洋、后依中国大陆（特别是中国东北）有利于负隅顽抗的战略地位，作最后的抵抗。　　

盟国军队，自苏军击溃德寇后，得以大量的调到远东来，作积极的反攻。日寇于是在陆上海上缩短战线，收集兵力，给反攻的英、美盟军以相当的反击。盟军进攻硫磺岛（日本东部之一小岛屿）之役，日军一个反击，使美军死伤数万人。冲绳岛之役，美军又在日军反击之下死伤十来万，美舰损失一百余艘。以罗斯福为首的美、英当局，知道要战胜日寇，须花相当年月，并须付出几十万生命的代价，所以很希望苏联来打垮日军精锐陆军——关东军。在苏、美、英三国领袖一九四五年二月雅尔塔会议时，美、英即要求苏联在打败德国后，对日出兵。苏联为了履行反法西斯战争的义务到底，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减少人类痛苦，答应在打败德国后三个月，对日宣战出兵。果然，苏联在　五月八日　打败德寇，　八月八日　即对日寇宣战出兵了。　　

　八月八日　，苏联红军以疾风迅雷之势，四路攻入日寇战略基地——中国东北。十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日宣战，日寇有利于负隅顽抗的战略地位和重要的战略基地，于是宣告摧垮，百万精锐关东军在苏联红军勇猛进军的激战下崩溃了。　　

 [日寇宣布投降中国人民反攻胜利]  　八月十日　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向所有解放区军队发布命令：限期解除当地日军武装，如遇拒绝投降缴械者，坚决消灭之。各解放区解放大军发动了反攻的大进军，进击日寇控制的各个城市和交通线。　　

  同时，日本外相东乡开始向苏联驻日大使表示日本政府已准备接受同盟国的无条件投降命令。到十四日，日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世界人民和历尽八年战争痛苦的中国人民，都在热烈地狂欢地庆祝自己的伟大胜利。　　

  但是，日寇虽然宣布无条件投降，却不执行中国人民军队的受降命令，在中国各战场上，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实行蒋、日、伪合流，拒绝向中国人民及其武装力量——人民解放军投降。所以，中国人民的每一胜利，都是经过激烈的反攻战争得来的。在人民解放军延安总部的统一号令下，林彪、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的部队和冀热辽边区李运昌的部队，沿北宁路挺进东北，打回老家去，配合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解放东北同胞；聂荣臻的部队向平绥路东段、平汉路北段、津浦路北段反攻，解放察哈尔省，包围平、津、保；贺龙的部队向同蒲北段、平绥路西段进攻，解放绥远、山西广大国土；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向平汉路中段、陇海中段进军，解放黄河沿岸广大国土；许世友等的部队向津浦中段和胶济路进攻，山东一百零八县解放了一百县；陈毅饶漱石的部队向沪宁、沪杭甬、江南、浙赣、淮南等路及津浦南段、陇海东段反攻；华南抗日纵队则进击广九、潮汕两路沿线。　　

  经过各路人民反攻大军的激烈奋战，从八月十一日到　十月十日　，前后两个月的时间，人民解放军在大反攻中，共收复国土三十一万五千二百平方里，解放人口一千八百七十一万七千人；收复城市一百九十六座，毙俘敌伪十六万余人，敌伪投诚三万余人。从此全国有一万万五千万人民开始了真正胜利的民主自由的生活，华北及东北除几个大城市被美、蒋、日、伪合流的武装所占领外，大部分地区被人民解放军所光复了。　九月二日　日本帝国主义正式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至此胜利结束。　　

   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协助下，想一口独吞中国人民流血奋斗所得来的胜利果实。他们勾结敌伪军，向人民解放军进攻，推动中国的国内战争。所以中国人民在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以后，又不得不进入了伟大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新时期。　　

第六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结束语　　

   中国人民的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整整进行了八年之久（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这八年中，战争的进程，是完全依照毛泽东所预见的、所早已指出的道路走的。它正如毛泽东所分析，分为三个阶段。　　

   战争的第一个阶段，是从一九三七年的“七七”抗战爆发后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为止，前后共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这是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由于人民的武力——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发展还很不够，还没有来得及和广大地区的人民结合起来；而国民党的军队虽有较大的数量，却因为在以蒋介石为首的上层反动集团的反人民路线的指导下，不能起其应有的作用，致使正面战场在日寇的进攻下，造成第一次的大溃退——从平、津、上海，一直退到武汉。但是在这个战略防御的阶段中，却发展了前进的积极的因素，这便是人民军队的挺进敌后，与广大人民相结合，开辟了敌后的解放区战场，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就使得日寇在占领广州、武汉后，不能继续前进，而必须回师敌后，来对付敌后抗日军民；这就使得中日战争的发展进程由日寇的战略进攻、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防御的阶段，转入了第二个阶段——战略相持的阶段。　　

  战争的第二个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是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开始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出兵为止，前后达七年之久。　　

  相持阶段中，人民军队，抗击侵华全部敌伪军的六分之五，所以解放区战场是中国八年抗战的主要战场，解放区军队是中国八年抗战的主力，而所谓相持阶段实际上是解放区战场与敌寇的相持。　　

  国民党反动派在相持阶段中，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七年中，仅仅担负抵挡六分之一的而且是停止不进的敌人，还在一九四四年敌人稍一发动较大进攻下，就形成了第二次的大溃退——从豫、湘、桂一直溃退到贵州的独山。国民党反动派在此七年中的主要工作是每两年发动一次反共高潮，前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一九三九、一九四一、一九四三年）以作为与敌人勾搭准备投降的步骤；同时指使其大批将领率军队投敌，以伪军名义配合日寇在解放区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自己则缩在四川峨眉山上，观望风色，待机取利。　　

  日寇的倾其全力“扫荡”敌后，蒋介石反动派的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和指使五、六十万伪军进攻解放区，就使敌后战场处在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的极端困难极端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这就使抗日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不能及早得到长足的发展，这就使相持阶段不得不延长了七年之久。　　

   但是，敌后解放区军民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终于从战争中锻炼出来了。他们不仅抗击了六分之五的敌人，而且从一九四三年开始举行了局部反攻，扩大了敌后解放区，在解放区中进行了坚强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把敌人压缩、包围在狭小的一些城市和交通线里，这就造成了中国人民反攻胜利的先决条件。　　

  由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的对日宣战和出兵进攻日寇的重要战略基地——中国东北，使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三阶段——全面反攻的阶段终于到来了，日寇虽然很快宣布了投降，但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独占胜利果实的阴谋下，日伪军并未向中国人民执行投降，中国人民的每一胜利，都是用自己流血的反攻战争换来的，所以否认中国抗战有反攻阶段是不对的。　　

  中国人民在抗战过程中，贯串了两方面的伟大斗争：一方面是中国人民与国外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生死的民族解放战争；另方面是中国人民与国内抗战营垒中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的路线，也就是破坏抗战的路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这两方面伟大的斗争，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都是胜利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所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使得国民党反动派投降敌人的阴谋不能实现，这样，中国人民才终于能够配合全世界以苏联为首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取得了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这些胜利都是和毛泽东的名字分不开的，都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分不开的。毛泽东的旗帜，已为历史一再证明是中国人民必胜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区在抗日战争中的发展和胜利，就规定了中国人民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的发展和胜利。胜利的光荣，永远属于人民，属于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属于党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　　

修订十一版后记　　

这本书在一九五零年三月出版的时候，曾经在《前言》中说明过：这是一部很粗略的草稿，出版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做高中的暂用课本和一般干部读物，另一方面则是希望籍此来征求同志们的意见。出版两年半来，陆续收到了许多同志提出修正意见的信，也看到了一些同志在报刊上发表的对本书的修正意见。对这些意见和指正，十分感谢。这就使本书有可能来逐渐减少错误，逐渐确切起来。尤其是去年六月以来，胡乔木同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卷的先后出版，使本书的修订更加有了依据。这两年半来。本书一共作了三次较多的修订，一次是在一九五零年九月北京第四版时，一次是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北京第八版时，现在这一次北京第十一版时的修订，则是第三次。由于本书在编写时研究不够，所据材料有的不够确切，所以虽然在出版前曾经得到了许多同志的帮助和指正，但仍还是存在着不少缺点，尤其是有些年月日、数目字、人地名有差错，这是要向读者深致歉意的。这一次修订又得到了不少同志特别是人民出版社同志的帮助和指正。经过这一次的修订，虽然较以前是确切些了，但差错是不当之处我想还是有的，热忱地希望同志们继续予以指正！　　

胡华　　

 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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