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现象”：戈尔巴乔夫纵容助纣为虐，俄罗斯寡头助选狼狈为奸

“叶利钦现象”：戈尔巴乔夫纵容助纣为虐，俄罗斯寡头助选狼狈为奸

叶利钦现象之一

既然多数群众并不赞成资本主义，那么，叶利钦在受到打击、背离苏共、另立旗帜后，为什么能够得到众多群众的拥护，通过选举取得政权，兵不血刃地颠覆苏联，并在俄罗斯重建资本主义?这个难解的所谓“叶利钦现象”(我们暂称它为“叶利钦现象”之一)确实是个在特定条件下的历史现象，是一定的政治思潮和个人特殊机遇相结合的结果。以下试做分析。

第一，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错误的排斥打击为他加上了受迫害而仍能为民请命的光环。20世纪80年代，由于苏联旧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未及时改革，社会生活发展渐趋停滞，综合国力渐趋衰落。1985年4月，苏共中央提出改革，受到广泛的欢迎和拥护。新调任苏共莫斯科市市委第一书记和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叶利钦，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地改组机构、整顿秩序和作风。为了深入了解民情，他亲自去排队买肉，坐公共汽车，看望夜班工人，做了不少为群众兴利除弊的事情，给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猛烈抨击特供商店和特供食堂，主张“批评无禁区、公开无限制”。他对苏共政治局的不满已久，认为开会常是主席独白，“总书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官僚们发起进攻的时刻已经到了”，而戈尔巴乔夫却“没有勇气去碰党的官僚机器这个我国最神圣的东西”。在1987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和10月的中央全会上，叶利钦主动发难，他批评中央领导把时间都花在制定文件即表面文章上,说70年的教训是党的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上，这个人又拒绝所有批评；并说现在政治局就有对“总书记的阿谀逢迎”，“我们绝对不能容忍”。这一发言遭到众人的反击，有的说他傲慢粗暴，怀疑党的路线政策，有的甚至说他是个人野心的表现；最终他被解除了职务，改任国家建委副主席。这时，苏共领导并未就叶利钦提出的一些原则问题进行讨论，例如，如何看待苏联70多年的历史及三年改革的成绩和问题，公开性、民主化有无什么原则和界限，什么算是特权及如何反特权等问题；而是突出批判他的傲慢、虚荣、出风头，甚至说这是对党的诽谤、个人野心作怪等。戈尔巴乔夫正在提倡民主化、公开性，提倡反保守、反特权，叶利钦不过讲得更坦率更尖锐，而且触及现任领导，就受到如此对待。这样，叶利钦就格外引人同情，使人感到他是不怕打击、不畏强暴、敢于为民请命的勇士和英雄。雷日科夫回忆说：在1987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上叶利钦的“那个讲话是尖刻的不很妥当的”，但会上“激烈的讨论和对‘抗旨不遵’的无谓痛斥，导致了相反的效果，正像古代俄罗斯那样，人民英雄——‘受压迫者的卫士’遭迫害使他成了神话”。随后，在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叶利钦要求为他平反。对他的讲话会上“展开猛烈抨击”，“结果，平反问题悄悄地化为乌有，受迫害的人民英雄的光环在他头上更加耀眼起来”。‘大会实况进行了转播，据新华社及苏联电视台记者的调查，一半以上的人同情叶利钦。在俄罗斯，瓦西里耶夫专题探讨“叶利钦为什么得到人们支持?’’他认为：“人民就在叶利钦开始表现与众不同时就注意到他了……在领导莫斯科市市委时，他惩办过不诚实的人。他强调，他不愿享受司空见惯的首长特权。在全会上，他曾遭受党内战友的围攻，但他并没有动摇，没有改变初衷。人们相信叶利钦——这就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而在任何情况下，在俄罗斯东正教的民族传统中，信心和希望是并存的。人们完全同意这一点，于是开始对叶利钦寄予希望。他们希望，如果还有人能拯救国家，那么这个人首先就是他了。换言之，叶利钦——这是人们的信心，这是人们对摆脱困境的希望，是对在已急剧恶化和极其困难的生活条件下能够活下去的希望……叶利钦退出了苏共，但他避而不谈社会主义。对直接提出的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总是这样回答，以便人们都能明白：他是为了所有人都好，使我们能生活得更好。因为在拥护他的人中有许多人还信仰社会主义……相信叶利钦——就要相信他现在和将要做的一切。要相信，但不要提出社会主义尤其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要相信，叶利钦会尽力做好一切事情的；他动员俄罗斯最有头脑的人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这里，他把一些支持社会主义的群众为什么会相信拥戴叶利钦的心态说得多么清楚、实在!叶利钦给俄罗斯群众留下的这一深刻印象，几乎影响到他一生的政治活动。

第二，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公开性的政策，促使自由化思潮在苏联迅速扩展，叶利钦由党内反对派演变成为祟信资本主义的民主激进派。苏共1987年1月中央全会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重点由经济体制领域转入政治体制领域，提出“社会生活全面民主化的纲领”，全面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并要求“不留历史空白点”，“不应有不受批评的禁区”和“不受批评的人”，并以自由差额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民主派控制的媒体乘机通过揭发歪曲、夸大苏联历史上的错误和消极面，掀起一股反苏反共的潮流。博尔金回忆说，这时“党放开手脚搞无限的公开性，无限制地批评自己过去和现在的错误。然而，公开性常被扭曲，扭曲得面目全非”。同时，民主派的骨干分子积极参加竞选，推动自由化运动，借以进入政权，加速对苏联社会的改造。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叶利钦曾经陷于绝望。但他看到戈尔巴乔夫所发动的民主化、公开性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自己又有群众的支持，于是决心另立旗帜，竞选人民代表，另辟从政之道。当时，他的竞选纲领主要的仍是反官僚、反特权、两三年内改善人民生活。这时由于政治斗争急剧升温、民族纠纷蜂起、社会动荡、生产下滑，人们对苏共领导的不满情绪上涨，反而使苏共的对立者叶利钦以高票当选人民代表。叶利钦在竞选活动中与一些著名的自由化骨干分子在1989年第一次全苏人代会上相聚，并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民主派政治组织——跨地区议员团。叶利钦与民主派的骨干分子波波夫、索布恰克、萨塔罗夫等成为这个议员团的领导人。叶利钦与这些自由化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组织上走到一起。叶利钦称他们是些“当今受尊敬的、杰出的、有威望的代表”，是一批“头脑很清醒的人”，“人们不论走到哪里最终还是要跟着他们走”。叶利钦自己缺乏“思想”，但他很快接受了这些人的思想。他把这些“先进代表在选举前制定的纲领中宣布的内容和一切为摆脱困境而提出的好建议，综合归纳到跨地区代表小组的纲领纪要中去”。他认为这个纲领中“最重要一条是所有制问题”，“承认财产的私人或个体(谁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占有，就会摧毁财产的国家的垄断主义赖以生存的主要堡垒和与国家垄断主义有关的一切”，第二条就是土地归农民所有以及经营自由主义。这些人互有所长，又互有需求，但也互有保留。叶利钦是从苏共统治集团中反叛出来的人，在群众中有影响、有威信、勇于斗争、敢作敢为、善拉选票。但是，叶利钦当过高官，像个党老板，这些自由化知识分子并不很相信他的“民主主义”，怀疑他是否为了自己个人的政治野心而斗争。可是，在当时，叶利钦是国内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又是新当选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成员。他们首先看重他是这个制度的破坏者。“他们打算在与党的斗争中，利用他的战士品质。为了推翻‘极权主义的墙’，必须有一个冲撞。”因此，他们急需叶利钦，并把他作为领袖人物。至于叶利钦，他在背离苏共另立旗帜闯入政治舞台后，虽然也有几个亲信，如布尔布利斯、波尔托拉宁等，但基本上是孤军奋战。他的纲领，作为民主派夺取政权的纲领，还不充实、不成熟、不系统，急需这些知识分子为他提供思想帮助，对纲领加工润色，并出谋划策、组织和发动群众。这两股势力的结合，就产生了新的力量。叶利钦作为头面人物和旗帜，号召群众、争取人心，民主派知识分子利用掌握的媒体为他制造舆论，动员群众，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制造声势和在选举中争取选票，利用戈尔巴乔夫集团政治改革所创造的条件，夺取政权。当时东欧发生剧变，叶利钦庆贺说：“它们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即彻底摆脱过去而跳人正常的文明的人类社会。”从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希望。1989年9月，叶利钦访美，他宣告，共产主义思想是空中楼阁、空头支票，根本不应该在苏联实现它。他曾说：“当我飞过自由女神像的上空时我自己在内心里也成了一个自由的人了。”对于这句话有各种解说，后来，他自己解释说：“是的，那时我已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明白我虽在苏联历史传统、习惯和教育方面仍是一名共产党员，而在信仰方面已不再是一个共产党人了。，’总之，在这个时期，叶利钦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发生了一个质变，从一个具有错误的偏激思想和观点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演变成为一个崇信资本主义的民主激进派的代表和领袖人物。然而叶利钦在许多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依然未变。

第三，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和口号，帮助叶利钦掩盖了他激进改革的西化本质。叶利钦由反特权、反腐败、反独裁到反对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否定苏共、苏联几十年的奋斗历史，虽然在他的世界观和政治思想上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但他这些本质思想，通常都掩盖在他一贯的偏激、激进的口号中。他鼓吹公开性、民主化、多党制，鼓吹民族主权、市场经济、私有化等主张，比戈尔巴乔夫要早而且强烈，这些口号在1980年代末期的俄罗斯，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而他又有意回避“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些含意鲜明的词语，只强调，他所追求的是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他曾说：“70年来，一些重大问题我们并没有解决，如人民吃饭穿衣、公共福利设施、社会问题……改革三年来没有解决任何一个让人感觉得到的现实问题，而且也没有取得革命性的变革。”1990年5月，在俄联邦竞选苏维埃主席时，戈尔巴乔夫已经看到叶利钦有把改革引到“社会主义选择’’之外使俄罗斯脱离社会主义的企图，但他缺乏有力的论据和分析，而是说叶利钦在讲话中一次也没说到社会主义这个词。叶利钦辩解说：“单有社会主义这个词是不够的，我所希望的是人民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似乎表示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而且，关心人民生活更为实在，引人同情。1991年2月，戈尔巴乔夫曾点着叶利钦和波波夫的名字，说他们“否定社会主义思想、主张社会资本主义化”，是“典型的右翼反对派”。但戈尔巴乔夫不是组织党员骨干与他们开展斗争，而是“邀请他们合作”，希望“不要两军对垒”。戈尔巴乔夫明知叶利钦等是具有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动的激进分子，但他不仅不与他们划清界限，作坚决的斗争，而且还与他们无条件地合作，帮助促成叶利钦民主派的崛起和夺权。这正是表明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机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要害所在，也是叶利钦民主派得以崛起、苏联解体、苏共溃亡的主要原因所在。1990年6月，叶利钦接过亚夫林斯基的“500天计划”，作为“稳定形势改善生活的纲领”，期望“两年稳定形势，第三年生活好起来”。可是，它是要在500天内实现市场化、私有化，就是说，根本改变社会制度。戈尔巴乔夫竟然很快表态，认为“它很好”，要共同实施这一计划。1991年6月25日，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非国有化和私有化会议。他说，苏联正迈开彻底改革的步伐，不改革所有制关系就不可能改变无效的生成机制。7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私有化法》，要求次年底应有一半工业企业脱离国家控制。私有化这时已经成为官方政策，而戈尔巴乔夫仍然在举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选择”的旗子。所以，叶利钦的纲领并未使一般人觉得有什么特别危险和错误。到了1991年“八·一九”事件之后，戈尔巴乔夫成为孤家寡人，叶利钦成为俄罗斯的主人和英雄。戈尔巴乔夫把自己也算作民主派，但这时，叶利钦民主派已经不再需要他，而把他踢到另一边了。

第四，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错误路线和政策，为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及民主派叶利钦的崛起和全面夺权创造了有利条件。叶利钦是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苏共和戈尔巴乔夫的对立面而崛起的。他担任这个反叛角色是自觉的。他曾说，现在出现一种流行提法“不是投票赞成叶利钦，而是投票反对党政机关”，“这样提出问题看来是要使我下不来台，但我觉得这样非常好，这就是说，我终于没有白白地展开这场力不从心的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的斗争”。因此，苏共的威望越低，苏联70多年的历史越黑，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越糟，叶利钦的光环就越亮，群众就越发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并未认真推行的情况下，就在党内民主派分子的唆使7把改革重点转向政治领域，提出民主化、公开性的口号，促使自由化Ⅸ潮66高涨。他要人民了解“全部历史真相”，“不留空白点”，但民主派的舆论媒体正好抓住时机，把苏联几十年的历史，不分是非、主次，抓住一点、V计其余，统统算作“极权主义”、“官僚专制”。正如雷日科夫所说，目主派“把苏联时期说得漆黑一团，把它描述成‘极权主义时期’，称其为‘社会主义偶像’，等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使年青一代不知道祖国的历史，不知道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越性”。或如布热津斯基所言：“否定过去那个时代的大门已经打开，再也不可能挡住喷涌而出的悲愤。”(o他们尽量抹黑苏联的历史，从而使叶利钦民主派获得更多群众的支持，成为偶像。

正当自由化运动迅猛发展、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力量时，戈尔D乔夫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由选举，为民主派进入政权打开了方便之门。民±派要想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政权问题”是个首要的根本问题。当时在自由化运动掀起的全面否定苏联历史、反苏反共的高潮下，苏共和社会主义的威望受到空前的打击和贬损。戈尔巴乔夫等认为，只要放弃共产党对政权的领导权，采取自由竞选、秘密投票就是民主，就算向“自由人的公民社会”、“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前进了一步。其实，正如列宁所警告的：“普选制有时产生小资产阶级议会，有时产生反动的反革命议会……选举形式是一回事，这个机构的阶级内容却是另一回事。”叶利钦等民主派在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掌权后，立即开展民族分立主义的运动，与戈尔巴乔夫的联盟政权分庭抗礼，政治局势进入新的动荡时期。联盟政府的§济改革计划遭到叶利钦民主派更猛烈地抵抗，社会经济生产急剧滑坡，群众生活更为困难，戈尔巴乔夫及其所代表的苏共的威望直线下降。如前所述，通过民意调查得知：在1988年11月，曾有71％的人对苏共中央的I作表示赞许，到1990年6月，对苏共中央工作赞许的人则减少为21％；有83％的人认为苏共的威信在迅速下降。在同年5月的一次民意调查中，虽然多数群众仍然支持社会主义，但有60％的人对苏共的领导表示不满。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在全苏第一次人代会上以95．6％的支持率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在1990年3月第三次人代会上选举苏联总统，虽然会上安排了一边倒的发言，但他的支持率降为59．2％，而且会上仍有人对他提出尖键的批评。反之，叶利钦的威望不断提升。在1990年5月俄联邦第一次人代会上竞选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经过三轮投票，叶利钦才以超过半数(531票)票的微弱优势当选。时隔一年，在1991年6月竞选俄联邦总统时，第一轮叶利钦便以57．3％的优势当选。3个月后，即1991年“八·一九”事件之后，叶利钦简直是独自一人成为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了，从面为叶利钦民主派在俄罗斯全面掌权实施西化改革奠定了基石。

总起来看，叶利钦作为苏联领导核心的叛逆者，能够在短短5年内，另立旗帜、动员群众、形成势力，兵不血刃地通过群众选举夺取政权，使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完成了英、法等14个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干涉和希特勒蠢百万雄兵未能完成的历史使命。这一特殊现象的历史背景是：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高速运转，它的弊端日益阻碍着苏联社会的发展，急需改革，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这时正是这个国家、社会的主导力量，当时，它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国家的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这一“叶利钦现象”的背面就是“戈尔巴乔夫现象”。它们就像一个铜板的两个面。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错误的排斥、打击，为他送上了受迫害而仍能为民请命的英雄光环；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的政策．为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和叶利钦、民主派的崛起及夺权开辟了道路；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旗帜，掩护了叶利钦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和对俄罗斯进行激进的西化改革的实质。总之，戈尔巴乔夫错误的路线政策帮助叶利钦取得了群众的拥护和政权，他们一起断送了苏联的改革，也断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1994年，叶利钦重提此事。他说，在1988年的时候“我彻底弄清楚了我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关系”，“我从来没有把同他的，斗争作为自己的目标”；“不但如此，在诸多方面，我是跟着他亦步亦趋．拆掉共产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瓦”。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评论说：“人们应当记住，戈尔巴乔夫是俄国历史上一位伟大领袖，他的政治改革使叶利钦的麦演成为可能。”是戈尔巴乔夫帮助叶利钦成为民主派势力的代表和苏联的掘墓人。叶利钦现象正是这些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叶利钦现象之二

为什么在“休克疗法”惨败、危机不断、威望剧降的情况下，叶利钦仍能竞选连任(叶利钦现象之二)

自1992年1月起，民主派叶利钦运用大权，采用“休克疗法”实行全盘私有化运动，全面改造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建立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秩序。几年间俄罗斯工业产值跌落一半，1／4以上的人口陷入贫困线以下，叶利钦对人们的许诺一再落空，大国地位丧失，群众的不满日甚。据俄《莫斯科新闻》报道，几年来群众中“完全信任总统”的人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见表1。

表1

资料来源：俄罗斯《莫斯科新闻》1995年第44期。

但在1996年，他仍能竞选总统并获连任。到1998年8月，俄罗斯遭遇金融风暴袭击，俄政府无力还债，几近破产。但叶利钦以病残之躯，面临弹劾，仍能控制局势，直到主动传位。这被称为另一个“叶利钦现象”，或称“叶利钦现象之二”。关于这一问题，在第四章第六节中已做过较详尽的分析，现综述如下。

第一，俄罗斯经过几年推行“休克疗法”和全面私有化的改革，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由于生产连年滑坡，社会迅速两极分化，少数人发财致富，多数群众生活水平下降，以俄共为首的左翼势力迅速崛起，右翼势力遭到群众的唾弃。因此，在1995年底的国家杜马选举中，俄共获得157席，独揽杜马1／3以上的席位，成为在国家杜马占有最大优势的政党，整个社会左翼力量得到快速发展。叶利钦在民意调查中，支持率在10％以下，明显落后于久加诺夫。这使叶利钦在1996年的总统大选中能否取胜，成为各方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使这次总统大选成为俄罗斯两条道路、两种势力的大决战。在这利益攸关、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那些在叶利钦西化改革中获得最大利益的阶级、阶层，成为叶利钦政权的积极支持者、保卫者。例如，那些随着叶利钦政权的建立，而从原苏联政治、经济统治机构中归附到叶利钦政权的新贵及一些知识“精英”，他们担心俄共获胜，将会反攻倒算；再如在私有化中的新生的资产者，他们已经成为叶利钦政权的社会基础。其中特别是那些在改革中暴富起来的金融寡头，他们为了自己的财富和生存，捐弃内嫌，与丘拜斯等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自由知识分子结成联盟，为阻止俄共上台，全力支持叶利钦。他们不仅为叶利钦的竞选募集数亿资金，而且提供了各种可资利用的资源。首先是他们为叶利钦组成了以丘拜斯为首的“分析小组”，这里包括了各金融工业集团最优秀的人才。除金钱外，他们对叶利钦竞选最重要的贡献有两个。一是运用西方的竞选经验，为叶利钦提出了正确的竞选方针和较为适用的战略战术，帮助叶利钦进行了有效的竞选活动。再次，他们为叶利钦的竞选提供了他们所掌握的媒体工具，特别是别列佐夫斯基所控制的公众电视台和古辛斯基控制的独立电视台。在竞选最紧要的时刻，他们铺天盖地地宣扬苏共历史上的“极权”、“残暴”，攻击俄共、久加诺夫，强调“绝不能回到过去”；同时，宣扬叶利钦的民主、自由和德政，为叶利钦的最后取胜发挥了关键作用。据欧洲大众传媒研究所的监控资料，三个全俄电视频道尽说叶利钦的好话。特别是在第二轮决胜前的两周内，正面宣传叶利钦的报道有247次，批评性的报道一次也没有；批评久加诺夫的有241次，正面提及的一次也没有。这种作为致使这个研究所的所长说：“未曾严重违反程序并不足以说明选举是自由的诚实的，传媒的所作所为玷污了民主的进程。”据说，金融寡头古辛斯基早就看到电视传媒的能量，“但是，竞选活动更加栩栩如生地刻画了这种能量：电视频道能够捧红一个人，也能搞臭一个人”。叶利钦竞选的最后阶段，心脏病突发，讲话都很困难。为了掩盖病情蒙混过关，他的竞选班子请“视频专家对录像带进行了令人惊异的改造”。这样地欺骗选民，连他们竞选班子的负责人马拉申科都说：“我的心里充满了罪恶感。”马拉申科亲自挑选了那部在大选前夜播放的反共影片，他对部下说：“在选举时期，你们并不需要对什么负责，但是下一任总统是久加诺夫，还是叶利钦，却直接取决于我。我想，久加诺夫当选那将是一场灾难，我不得不……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英国资深记者弗里兰评论他们是些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为了生存而不惜染脏双手、玷污灵魂的人。

民主派掌握的媒体，一方面美化叶利钦，另一方面，利用一切机会丑化、歪曲苏联苏共的历史，以宣扬不能回到过去。他们与电视媒体相配合，制造大幅漫画、广告，丑化过去。例如画出在楼道内堆满香肠，暗示人们过去排队抢购香肠的情景；或者利用一个孩子的话，“共产党来了，俄罗斯就是我的棺材”；或在食品店贴上标语，“快储存食物吧，这是最后的机会”。这些被外国记者称为“可怕的伎俩”!他们在投票前夜，连续播放反共影片，宣扬过去的专制恐怖，另一方面，又鼓吹叶利钦执政五年为俄罗斯引进的“民主自由”，例如，他引进了三权分立、宪法公投、言论选举自由等。加上民主派媒体对苏联过去的民主建设和叶利钦民主的实质和局限避而不谈，对苏联过去的“大清洗”、“专制独裁”进行夸大歪曲，易于使那些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或年轻人“不愿回到过去”。至于那些抱有“伟大的美国之梦’’的人，更成为叶利钦的直接支持者。另外，俄罗斯经过约十年的激烈变革，不少人希望稳定，不愿再有大的反复、动荡。这些处于中间状态人群的情绪和愿望，加上叶利钦媒体宣传的影响，都成为有利于叶利钦竞选连任的重要因素。

第二，叶利钦具有强烈的个人及政权的危机感和在俄罗斯实现资本主义的使命感，抱着破釜沉舟、义无反顾、全力以赴的姿态去争取竞选胜利。叶利钦与俄罗斯共产党人有着“深仇大恨”，他知道一旦自己失去政权，不仅在俄罗斯实现资本主义的愿望难以实现，而且自己及家人、同伙也会受到清算(后来俄共在杜马弹劾叶利钦，历数他签署肢解苏联的三国协议、炮轰议会、发动车臣战争、削弱防务、造成经济崩溃等各项罪行，虽未获2／3的多数通过，但各项投票均已超过半数。·从这里可以看出叶利钦的担心不无道理)。所以，他下定决心，志在必得。叶利钦原来的以索斯科维茨、科尔扎科夫为首的竞选班子，迷信强力，看到形势对叶利钦不利，便想推迟或停止选举以确保政权。当杜马通过废除别洛韦日关于苏联解体的协议时，他们积极支持叶利钦宣布紧急状态、解散国家杜马、取缔俄共的决定。以丘拜斯为首的分析小组坚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谁违反宪法，谁就将引发内战，惹火烧身。他们积极建议，应借鉴西方现代竞选方式，深人群众，宣传、许诺，争取人心。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叶利钦能够当机立断，勇于舍弃像科尔扎科夫这样长期相随的铁杆亲信，听取采纳正确意见，对竞选胜利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当分析小组把1991年叶利钦竞选总统时与群众亲密相处的照片与现时在警卫簇拥下群众对他避而远之的照片一齐给他看时，他几欲痛哭流涕，知错改错，不顾身带致命疾病，走进群众中间，甚至下矿井、与群众同台歌舞，争取人心。这使人感到当年的叶利钦又回来了，唤起人们对叶利钦当年的一些良好记忆，赢得不少人的同情。

第三，叶利钦在政治斗争中，利用在国家政权中的有利地位纵横捭阉，打击对方，抬高自己，收拢民心。叶利钦执政之初即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企图融入西方大家庭，借助西方援助缓解危机。但当事与愿违、遭到众人责难时，为了舍车保帅、推脱责任，他撤换外长科济列夫；为了平息众人对私有化和“休克疗法”的不满，吸引群众的选票，他于选举前夕，撤掉心腹干将丘拜斯，并指责他犯了错误，影响了“政府党”在杜马选举中的选票。他对大选中孤立打击谁、争取拉拢谁，都作了精心患考，技巧应用纯熟。在大选的第一轮，他即买通大选中的黑马列别德，在选举第一轮结束的当天，即用安全会议秘书和总统安全助理的政府职位，招纳列别德以吸引列别德的选民到自己的麾下，为此甚至不惜撤掉自己的铁杆亲信、国防部长格拉乔夫的职位。这对争取中间势力，扩大自己的优势，奠定自己的胜局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利用自己的总统权力，答应停止不得人心的车臣战争，四处许诺补发和增加工资、养老金及社会福利，糊弄和欺骗了不少群众。

第四，西方大国和独联体领导者的支持。西方大国对叶利钦坚决反共、坚持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改革，是赞赏和积极支持的。他们的领导人不仅亲到俄罗斯为叶利钦呐喊助威，而且拿出资金，以表示实际支持。大选前夕，法国总理到莫斯科向叶利钦提供8亿美元的贷款，希望俄罗斯保证不会倒退。德国总理随后访俄，称叶利钦是俄罗斯“绝对可信任的人”，是最好的总统。美国政府也发表声明，支持叶利钦，反对恢复苏联。大选前夕的1996年4月，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特意选择在莫斯科召开核安全会议并由叶利钦主持，据称，这是专门送给叶利钦的政治礼物。随后，5月，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也赶往莫斯科召开，并发表“支持俄罗斯民主进程的声明”，表示一致支持叶利钦。西方大国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立即批准关于俄罗斯102亿美元信贷的请求，并于大选前支付10亿美元。西方大国和独联体各国领导人的这种姿态和措施，促使处于中间状态和对西方抱有幻想的群众更多更快地倒向叶利钦。第五，作为民主派和叶利钦的对手，俄共、久加诺夫还不够成熟。据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1993—2001年7次对居民的调查，在叶利钦执政改革期间受益和受损害的人在俄罗斯所占的比例的变化情况。见表2

表2

资料来源：扎斯拉夫斯卡娅等《俄罗斯向何处去》，莫斯科，2003，第114页。

由此可见，在叶利钦几年西化改革中多数群众是受害者。但是，那些少数受益者，虽然人数较少，却处于社会的上层，掌握国家政权和社会的大量财富，有较大的能量。在总统竞选中，虽然俄共及左翼势力空前地团结一致支持久加诺夫，并能够取得43％选民的拥护这样难得的成绩，但终究失败了。除了客观原因之外，从左派自己来看，俄共及久加诺夫还不够成熟，缺乏叶利钦那股拼劲。他们在议会上层活动较多，密切联系发动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不足。对于苏联的历史有哪些光辉的成就、有哪些不足，叶利钦几年西化改革破产的要害何在等关键问题缺乏成熟的共识，因此对民主派的宣传诬蔑反击不够有力，有时陷于被动。与议会选举不同，作为总统大选，候选人的个人形象和品格更为重要。在1992年后多次政治危机发生时，叶利钦都要求公民投票，诉诸群众，他相信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仍在。久加诺夫在群众中的活动和影响，在选举活动中的使命感、危机感和不顾一切争取胜利的劲头和姿态，赶不上叶利钦。他在一轮选举投票之后就宣布，选举“比较令人满意”。而另一个候选人亚夫林斯基，则敢于批评在这次选举中，总统垄断媒体，远不是公平、民主、自由的。

总之，这次总统大选和叶利钦的取胜，显示叶利钦政权经过几年来的西化改革，使俄罗斯社会资本化的经济政治基本体制已大体形成。叶利钦政权的上层官僚与新兴的资产者、特别是大资本家已经相互结合，形成了俄罗斯社会新的统治势力，并具有一定的实力，特别是巨大的宣传能量。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