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社改派”在苏联解体中的主要战略失误

苏联“社改派”在苏联解体中的主要战略失误

（苏联）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左派”缺乏独立的纲领和成熟的核心，未能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开展对反动派的斗争，这是苏东剧变中苏联左派的主要战略失误。

在苏联剧变这场尖锐复杂的大搏斗中，真正的共产主义“左派”，正如前面各章所述，表现出了积极勇敢、英勇顽强的气概。有的还献出了生命，有的被关进牢狱，仍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民主派终于得势，夺取了政权，摧毁了社会主义制度。从主观方面来检查，或说失败的主要所接受的理论分析和提出自己的鲜明的纲领路线。原因之二是他们大多接受赫鲁晓夫“全民党”、“全民国家”的影响。因此，对于戈尔巴乔夫关于“民主化”、“公开性”、“人道主义”等超阶级的“全人类价值”等机会主义观点及多党制、总统制等决定，缺乏明确深刻的认识和批判(应该说明，对于戈氏全人类价值优先的观点，利加乔夫、波洛兹科夫等都明确地表示过不同意见)。对戈氏“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也缺乏必要的分析，并表示赞成和拥护。所以戈氏抱怨：关于苏共主动放弃对政权的垄断地位及其一系列后果包括多党制、政治多元化等重大问题，都不是总书记个人或政治局小范围的决定，而是得到苏共中央全会、全国代表会议及代表大会的同意的。这是事实。在苏联改革形成传统派、民主派、主流派三种势力后，民主派有自己的明确的实行西方资本化的民主纲领，主流派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实即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唯独传统派没有自己独立的纲领。当时的“改革’’是顺应民心的大局、主流，戈尔巴乔夫首先抓住了改革的旗帜，随后，民主派、叶利钦等以改革激进派面目出现，被称为改革的“左派”，似乎更革命。传统派没有自己鲜明的纲领和旗帜，加上敌方的污蔑宣传，往往被人视为右派保守派。他们虽然对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的政策不满，但多半是依附于主流派及其纲领，企图借用主流派纲领中有利于自己的部分和借用主流派的地位及力量去与民主派做斗争，对戈尔巴乔夫及其路线一直抱有幻想。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前夕，俄共领导人波洛兹科夫表示，只有戈尔巴乔夫一个人可能成为苏共领导人。直到1991年7月，戈氏已明显倒向民主派一边，作为传统派骨干之一的共产主义倡议运动的领导人，这时虽坚信戈氏的方针是“搞垮社会主义搞垮苏联’’和“消灭苏共’’的方针，但他们的主张仍是“向俄共和苏共的领导施加压力，不使苏共变成社会民主党”，要求召开非常代表大会，“根本改变政治方针’’(参见第四章第六节)，这些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根本难以奏效的。8.19事件的发动者不仅事前希望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而且在事变的紧要时刻，不是克服万难去争取胜利，而是想向戈氏负荆请罪，求得宽恕。结果是摧毁了传统派的力量，便于民主派实现他们的图谋。所以社会民主主义(或说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潮其影响是涉及“苏共二十大的一代人’’的问题。传统派的代表人物虽然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联盟的完整进行了英勇的甚至是悲壮的斗争，但也程度不同地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以致他们思想上对某些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必要的决心与勇气跟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划清界限，举起自己的旗子形成自己的力量和核心，因此，也就未能挽救苏联社会主义事业被摧毁的命运。

第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传统派还存在一个很大的弱点，即未能紧密联系和发动工农特别是工人群众。苏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先锋队，先锋队只有和本阶级的队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有力量，才能在关键时刻控制局势。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经常下到工厂发表演说，在各项重要问题上注意与工人交换的意见、倾听工人的呼声，在最困难的时候从本阶级的深处寻求力量。1923年1月他在重病中写信给党的十二大，建议为改善国家机器应学习内战时的经验，“到我国专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发掘新的力量”，(但苏共执政一个时期后逐渐疏远脱离了自己的基本群众。在戈氏改革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苏共二十八大代表中工农代表少得可怜。1989年7月恶劣的生活条件迫使顿巴斯矿工走上街头。雷日科夫两次会见工人代表，政府代表团到矿区与工人达成协议。但一年半后工人再次失望。1991年3月初，苏联发生第二次煤矿工人大罢工。先是乌克兰7100多工人要衷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后迅速蔓延到俄罗斯。俄科米地区的矿工要事与苏联总理对话，遭到拒绝，于是1300多名矿工参加罢工。反倒是民主垂注意去抓工人运动。1991年3月罢工初期俄民主党特拉夫金就到科米矿E活动，3月11日叶利钦会见库兹巴斯矿工代表就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广泛交谈，许诺解决某些问题，宣传他的主张。代表们也就完全支持叶利钦的政治立场。政治家罗·麦德韦杰夫说：在1989～1990年间，“那时的工人运动是旨在反对当权者和反对苏共的。”“恰恰是工人阶级在最困难的时刻不再相信共产党人。”e此后罢工运动成了民主派叶利钦威胁联盟中央最强大的武器之一，矿工们也把民主派的政治口号作为自己的罢工要求。矿工宣布，苏共不是代表他们的党。不仅戈尔巴乔夫等上层领导被工人抛弃，即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传统派的各个组织，也是在上层的争论较多，就前了解的材料，看不到他们对工人运动的实际影响和工作。1991年6月．共产主义倡议运动第二次代表大会曾提出“工人阶级是能够改变我国政治方针的主要力量”，“共产党员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工人运动组织理解争取劳动者真正民主、重建苏维埃政权”，但此时为时已晚，且未见到实效。

第四，传统派未能形成一个思想政治路线比较正确、密切联系群众．勇于和善于与反对派做斗争的领导核心和领袖人物。民主派虽然也内部派系纷杂、勾心斗角、认识不一，但他们在反共、反社会主义这一点上比较一致，叶利钦敢作敢为、思想敏锐、意志坚决，他以激进改革、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为号召，顺应了人心，欺骗和蒙蔽了许多群众，成为民主派的领袖和核心。在以自由选举为夺取政权的手段时，个人的性格、形象、知名度等，能起更大的作用。传统派缺少能孚众望的领袖人物。俄罗斯共产党拥有众多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列主义的骨干，在俄联邦议会中占有近一半的议席，与民主俄罗斯势均力敌。俄共议员团约有400名成员，但自身就在当前斗争中的许多问题上意见不一，其政治纪律的严格性、斗争的坚定性、计划的严密性往往还不如民主俄罗斯。因此，一致投票的俄共议员经常少于300名，因而在议会的各次较量中，如前所述，常输对方一筹。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些斗争的转折环节上，既提不出与民主派对抗并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政治纲领，又推不出为传统派一致拥护、可与叶利钦对决的领袖人物。在1990年5月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中、在1991年俄联邦总统的选举中都显示出这种情况。在1990年5月俄联邦人大关于主权宣言的讨论和通过、1991年3月在俄联邦议会关于拥叶、反叶的斗争等关键环节上，传统派共产党人，要么失去了方向，跟着民主派跑；要么章法混乱，输给对方。传统派政治上不成熟的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1991年“8．19”事件的发动和失败。当时联盟的军权和政权大半还掌握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传统派的手里。如前节所述，如果他们运用得当、领导正确，扭转局面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既缺乏明确的纲领，又缺乏周密的计划，既未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拥护，又未取得苏共党组织的支持和领导，而是采取了一种为群众厌恶的军事密谋冒险的方式，而且行动犹豫、动摇。其结果不仅未能维护联盟，反而送给民主派以动员群众反苏反共的口实，从此，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传统派的势力就一蹶不振，苏联亡国、苏共亡党的大势也就基本决定，难以挽回了。

第五，坚持社会主义的传统派未能紧密地依靠群众、揭露反动派的虚假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对反对派的斗争。自由化思潮在苏联的上层的精英中影响较大，而广大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的多数还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在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中，76％的人赞成保留社会主义和联盟国家。罗·麦德韦杰夫也说：在1991年，人民没有否定社会主义思想，追求任何资本主义革命，民主派是打着民主化反特权的旗号上台的。1991年5月，即叶利钦竞选俄联邦总统时，美国“时代测评中心”在俄罗斯欧洲地区对1123人做了调查，就有54％的人赞成社会主义。所以，美国学者科兹说，“调查显示出，绝大多数人还是想要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他说，叶利钦当选总统，不能解释为选民对他选择道路的认可。因为，“他和他的最亲密的战友从来就没有公开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就是说，为了争取群众的选票和支持，叶利钦以让群众过好日子为号召隐蔽了自己的真面目。雷日科夫回忆说，“反社会主义政变的组织者们及因此而出现的新的俄罗斯当局长时间秘而不宣自己的构想，甚至在苏联灭亡后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政治上一直是含糊其辞。”前章提到，在1990年5月在叶利钦竞选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时，戈尔巴乔夫指责他在发言中一次都没提到“社会主义”。叶利钦在会上辩解反驳说：过去有各种社会主义．还有国家社会主义，“单有社会主义这个词是不够的，我所希望的是人民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再次表白，他没用社会主义这个词，并不意味他否定这一思想，社会主义不取决于嘴上说的次数。叶稠钦的这种做法蒙蔽了许多人。戈尔巴乔夫多次赌咒发誓说他终生忠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选择”的牌子一直在举。但是，他的社会主义已是“非共产党理解的社会主义”了。真正忠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传统派不少人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也提过一些建议、做过一些斗争，但是没有更积极、更有效地向工农群众宣传，揭露这些反动派的真面目，动员和组织群众对他们开展斗争，以挽救社会主义祖国的危亡局势。雷日科夫说：“我的政府怀着对理想的信念问心无愧地、没有屈服地退出了这场战役。生活证实我们是正确的。”一次，在街上一位妇女认出了他，她“不由自主地表达出了看来是许多人的想法：‘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为什么您那时没有说服我们呢?!”’可见，人民群众是共产党人的“大地母亲”，共产党人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共产党又是阶级的政治先锋队。而人民群众有时会受到欺骗和误导，又是需要先锋队去宣传、说服和引导的。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党内外实行民主化的政策，给民主派进行各种活动提供了自由，同时也给传统派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可惜，传统派的共产党人、坚贞的共产主义者作为个人虽然进行了许多英勇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但未能利用这一历史机遇，在斗争中形成一个成熟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派别，犹如当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形成布尔什维克那样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党，造就如列宁那样的领袖人物，来挽救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颓势，开拓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俄罗斯是列宁主义的故乡、世界工人第一个社会主义祖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普及教育70年之久，可惜，这些教育大多采取死记硬背书本教条，在关键时刻难生实效。所以叶利钦挖苦说：苏共70余年花几百万小时进行的政治学习，经过十天人代会全变样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值得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