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实录：日本学者笔下的鸦片战争

第一章 衰世

乾隆皇帝散发的方式是极其大方的。镇压新疆回族之乱、台湾林爽文之乱以及各地苗族的叛乱，出兵西藏，远征缅甸等等，在支出军费上毫不吝惜：进而又在完成编纂八万卷的《四库全书》这一空前的文化事业上，投入了巨额的国家经费。歉收之年则慷慨地免去租税。国库简直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起码从乾隆皇帝挥霍的方式来看，会叫人这么认为。

前言

　　鸦片战争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但这种相遇不是站在平等的立场上。重点恐怕应当放在对于东方的“来自西方的冲击”(western impact)上来理解，在当时的情况下，东方与西方相遇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对于西方来说，东方首先是可以传布基督教的宗教上的处女地，而且早就为此而进行了研究。接着——特别在产业革命之后，东方是作为销售西方商品的市场和作为西方所需要的茶叶等商品的供给地而被进行研究的，传教士与贸易商人一起航海来到东方，他们把自己的见闻传到了西方的祖国。

　　可是，对于东方来说，西方不过是“夷狄之地”。东方对待西方虽然也曾有过某种好奇心，但未曾怀着西方对待东方的那种宗教的狂热或贪得无厌的利欲来面向西方。

　　外国人早就来到中国的澳门和广州，但其人数有限，终于未能在中国人的中华意识中留下什么影响。由利玛窦所开创的传教活动，由于多次的传教禁令，终于也无力使中国人的眼睛转向国外。从东方去西方的人数极少，少数的漂流者和移民到东南亚的人们，虽然接触了西方，但他们与祖国隔离，他们的见闻未能传到中国。

　　这样，西方对东方有着相当多的知识，而东方对西方的了解却几乎象一张白纸。这张白纸不得不因来自西方的冲击——鸦片战争——而染上了颜色。

　　由于原来是一张白纸，所以染上的颜色就特别显眼，我们可以象科学家在观察试管中的试验那样，了解到东方的“来自西方的冲击”的状况。同时在这里也许还可以再现原来的白纸——前近代的东亚的面貌。

　　即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鸦片战争也是“颇有趣味”的，它简直就象一次受惩罚的重大历史事件。首先，由于这次战争，我们所居住的东亚打开了近代史的扉页。关于这一点，可沦述的问题很多，而且应当从各方面来理解。我曾经写过近三千页稿纸的小说《鸦片战争》，但我并不认为篇幅长，也不觉得把该写的都写完了，所以我还想再一次来写鸦片战争，只是这一次不用小说的体裁，而是用实录的方式。

　　这样一个今后仍然需要大加讨沦的事件，而世界史的教科书却以寥寥数行的说明，就把鸦片战争对付过去。我想比教科书略为详细一些来叙述一下鸦片战争的经过，希望能为更深入发掘近代史的人们的工具箱里提供一点资料。我极力想把这些资料摆列得好一些，以免使它显得太难看。

　　一般来说，概述之类的东西，往往要面面照顾，重点不突出，容易显得枯燥无味。但是，涉及到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面子，我起码必须要把它写成一本“可以读下去”的书。既是概述性的，又要使它有吸引力，也许会“贪多嚼不烂”，但我确实是怀着这样的意图而提起笔来的。这也可

　　能是我这个并非学者的小说家的特权吧。正因为如此，本书的内容我想一定会有不少有赖于博雅之士斧正的地方。

　　陈舜臣一九七一年五月

序

　　冯牧

　　不久前，卞立强同志告诉我，他所翻泽的我国旅日著名作家陈舜臣先生的煌煌巨著、长篇小说《鸦片战争》，即将在国內出版。这件事令我欣慰不已。虽然陈舜臣先生的著作在国內已经有过几种译本，有的作品，例如《郑成功》，在国内已经广为传播，赢得了广大渎者的重视与赞扬。但是，作为一名国际知名的作家，由于他的许多代表性著作还没有在他的祖国出版，因而在自己的同胞中得到的荣誉和产生的影响，还没有在他所客居的国家—一日本那样广泛和深入，这一点不免令人感到遗憾。因此，当我很高兴地获悉，陈舜臣先生的一本历史文文学著作《鸦片战争实录》将要在国内出版的时候，我是很愿意在书前写儿句话，借以表达我对于这位旅居日本的著名华侨作家的钦敬之情。

　　陈舜臣先生祖籍福建泉州，他个人出生在日本神户。他持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护照，但是除了汉语旧体诗以外，他的全部著作都是用日文写成的。这常常造成了一种误解；由于他著作等身，闻名遐迩，而又多次获得日本的文学奖，因此他的名宁在国际文坛上有时被列入当代一些著名的日水大作家行列之中。然而，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虽然他只能讲闽南活而不能用流畅的普通话表达思想，但无论从思想气质上来说，或是从文化性格上来说，他都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作家——一个精通祖国的历史，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大地有着深沉的民族情感的中国作家。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陈舜臣先生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中国的历史和人物作为题材的。他是一位有很高艺术造诣的文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对于祖国母亲的光辉悠久的历史，有着深湛熟稔的研究和理解的历史学家。有人曾说，陈舜臣先生即是富有高度文学素养和写作技巧的历史学者，又是能够以洞彻明察的历史家眼光来看待生活、看待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优秀作家。我以为这并非溢美之词。

　　陈舜臣先生在青年时代和大学生活中曾经是一位研究东方语言的语言学者，他在文学征途上起步很晚，在一九五七年他年已三十三岁的时候．才创作并发表了他最早的文学作品。从此以后，他在文学创作上才思如涌，后来居上。他在文学路程上的前进步伐，尤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在二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中，出版了数以百计的创作和著作。陈先生最早曾经以历史推理小说进入文坛，并因而获奖，但为他带来国际荣誉的，则是他的以中国和日本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题材的各种形式和体裁的小说。他的长篇小说《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都是首先在报刊上连载，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以后才出版的具有史诗规模的宏篇巨作。现在呈现于读者的《鸦片战争实录》，则是他在创作长篇小说《鸦片战争》，并且对于祖国清末史实和人民生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之后的一本即兴之作，从这本篇幅不大的文学随笔式的著作当中，我们也叮以看到作为一位文学家的历史见地和作为一位历史学者的动人文采。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本著作不但有助于我们对于他的长篇小说《鸦片战争》的深入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于书中所描绘、所剖析的那个历史年代的社会生活和历史人物真实而形象的感受。

　　最近几年，陈舜臣先生还写作和出版了一些用别开生面的方法写成的历史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十五卷的历史巨著《中国历史》和两卷本的《中国五千年》，这两本著作，用优美、生动、幽默和富有哲理的文字，创造性地用引人入胜的文学语言，描写了中国人民所走过的历史道路。这些著作，反映了陈舜臣先生的历史观和社会观，同时也表达了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思。它们已经在日本广为传诵，并且被汁多学校和部门指定为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必读书或参考书。我希望，这两部书有一天也能够以中文版本和祖国的广大同胞见面。

　　陈舜臣先生生于一九二四年，算来刚刚度过了他的六十春秋。我们预祝他身笔两健，创作丰收，正如他在一首用中文写作的七言绝句中所门期的一一

　　天嘱文工立纸碑，马迁维我一茎丝，

　　眼花尚瞰蝇头字，紧握彩笔从所之。

　　我深信并且祝愿，陈舜匪先生的“彩笔”将永远在握，将水远以他旺盛的创作精力，写出更多的佳作来。

　　一九八五年二二月五口于北京

走下坡路的时代

　　首先谈一谈鸦片战争的时代背景。

　　英国派出远征军是一八四零年，即道光二十年。日本的年号相当于天保十一年。

　　中国当然是清代。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后、实质上统治中国的清世祖顺治元年(一六四四)算起，是第一百九十六年：是清朝灭亡的宣统三年(一九一一)的七十一年前。

　　就年号来说，日本历史上最长的是明治的四十五年。但一九七一年已为昭和四十六年 ，刷新了这个记录。

　　从中国的记录来看，超过六十年的年号有两次，即清朝的康熙六十一年(一六六二一一七二二)和乾隆六十年(一七三六一一七九五)。

　　此外，没有超过五十年但超过四十年的年号，有明朝的万历四十八年和明嘉靖四十五年。

　　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公元前一四零一公元前八七)。但这位皇帝有着改年号的嗜好，从即位时的“建元”到死时的“后元”，实际使用了十一个年号，其中没有一个年号超过六年。唐朝的玄宗皇帝在位四十三年，改过两次年号，开元是二十九年，天宝是十四年。北宋的仁宗在位四十三年，改年号达八次。

　　在位时间长，不仅要皇帝的寿命长，还必须年轻就即位。而且要皇帝英明。昏庸的皇帝在位都不太长，不是被废，就是亡国。对专制帝国来说，皇帝的资质往往左右国家的命运。

　　由富有进取精神的青年皇帝实行革新的政治，随着皇帝思想的成熟，逐渐老练地推行——这是理想的形态。不过，白秦始皇以来二千二百年期间，实现了近于这种理想形态的却为数极少。

　　上述各个年号的期间，除了明代还有点疑问之外，人体上可以说都是该王朝的全盛时期。尤其是超过六十年的康熙和乾隆，中间只夹着雍正的十三年，几乎是互相连接的。

　　说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一百三十余年是清朝的黄金时代，恐怕是没有异议的。雍正皇帝推行告密、镇压的政治，当然不是明朗的太平盛世。但是，它把两个长达六十多年的、罕有前例的太平盛世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就这一点来说．尽管它是短命的，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时代。

　　这三代可以这么说：康熙是积蓄，雍正是维持，乾隆是散发。

　　乾隆皇帝散发的方式是极其大方的。镇压新疆回族之乱、台湾林爽文之乱以及各地苗族的叛乱，出兵西藏，远征缅甸等等，在支出军费上毫不吝惜：进而又在完成编纂八万卷的《四库全书》这一空前的文化事业上，投入了巨额的国家经费。歉收之年则慷慨地免去租税。国库简直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起码从乾隆皇帝挥霍的方式来看，会叫人这么认为。

　　任何英雄人物，一旦上了年纪，精力和智慧都会衰退的，乾隆皇帝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他在乾隆四十三年下了渝旨。预告自己到乾隆六十年退位。当时他六十八岁，打算再执政十七年，他认为八十五岁是执政能力的极限。

　　如他预告的那样，他在乾隆六十年退位，以后还活了四年。如果他要执政到死的话，乾隆将为六十四年，超过其祖父康熙的六十一年，开创世界纪录。

　　把八十五岁看成是极限，这当然是出于乾隆皇帝的那种帝王的过度自信，实际上极限期早就到来，政治已经紊乱，只不过是“乾隆盛世”这个招牌把它掩盖着而已。

　　嘉庆四年(一七九九)，乾隆皇帝一死，乾隆时代的宠臣和绅被处死，他被没收的财产，据说不下八亿两白银。当时政府的岁收为七千万两，就是说，和绅私吞了十年以上的国家岁收。他当过二十年的内阁大臣，换句话说，每年国家岁收一半以仁部落进了他的私囊。

　　允许这样一个胡作非为的宠臣的出现，这本身就说明了乾隆的后期已经进入了走下坡路的时代。

　　继乾隆之后的嘉庆皇帝执政的二十五年期间，可以说是一味地掩饰破绽的时代。“乾隆盛世”的过度挥霍，早巳到处露出破绽。不过，嘉庆年间还勉强平定了白莲软和天理教之乱，总算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而平安度过了。

　　嘉庆二十五年后，道光皇帝即位。这时已经不是衣服露出破绽的问题，而是肉体上千疮百孔，到处流出积年的脓血了。鸦片战争就好似瞅准了这个不幸的时代而发生的。

　　据《皇朝通典》，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的人口为一亿九千三十四万人。而大约七十年后的道光十年(一八三零)的《户部档案》，则记载全国的人口为三亿九千四百七十八万余人。

　　人口增加了一倍，而这期间的耕地面积仅增加百分之十八。总生产量并没有多大变化，而人口增加一倍，平均每人的所得当然相应地减少，国民的生活越来越困苦。

　　人口的增加应当说是“乾隆盛世”的产物，而继承这份遗产的却是道光的“衰世”。

逃出首都的诗人

　　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的四月，一个四十八岁的诗人悄悄地离开了北京。

　　诗人的名字叫龚自珍，号定庵。他出生于浙江省杭州，母亲是清代著名的学者段玉裁的女儿，他也受过外祖父的启蒙教育，小时候跟外祖父学《说文解字》。父亲是进士出身的高级官僚。应该说，这位诗人是在优裕的环境中成长的。

　　龚自珍的性格从小就多愁善感，据说在黄昏吋听到如咽如噎的唢呐声，立即就会晕倒过去。他的诗中说：

　　行年迨壮盛，

　　此病恒相随。

　　可见到了壮年之后，他这种因黄昏的唢呐声而晕倒的怪毛病，仍然没有得到矫正。

　　他四月单身离开北京，九月又北上接家属，但他终于没有进入北京，而是在北京郊外的固安同家属汇合。

　　看来是为了避入耳目。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有人说是因为他同皇族的爱妾之间的暧昧关系暴露，感到处境危险。也可能是这样。当时都传说他的情人就是著名的顾太清女士，而这种传说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顾太清，字子春，是满族妇女。她容貌美丽，虽是满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却造诣很深，是具有杰出文学才能的才女，著有《东海渔歌》和《天游阁诗稿》。她是乾隆皇帝的玄孙奕绘的侧室，也是载钊、载初两个辅国将军的母亲。

　　她的作品一般被认为不拘泥于格式，具有自由奔放的特点。所以她写的词要比诗好，在清代的词当中恐怕应列入前五位。词又称“诗余”，没有诗那样严格的规则，这种形式轻松自在，适宜于表现个人的情感和情绪。她的性格一定也很热情，讨厌陈腐规则的束缚。

　　龚自珍也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这两位具有绝世文才的多情男女都住在京师，很有可能由于某种机缘而结合在一起。

　　诗人匆忙离京回乡的原因，虽然还弄不清是否是由于同顾太清的恋爱问题，但离京的情况很不正常是肯定无疑的。

　　他的神经极其敏感，稍微轻轻一触，那紧绷着的心弦，立即发出微妙的音响。他的这种敏感的神经，连他自己也感到害怕。当他实在无法抑制时，就破了诗戒。

　　所谓诗戒，就是发誓不写诗。看来他是把写诗和喝酒、抽烟同样看成是一种恶习。他深知自己感情过于炽烈，担心写诗会给这种炽烈的感情火上浇油。

　　他已经三次给自己加上了这种诗戒的约束，但三次都破了戒。大概是感情的洪流一旦泛滥，如果不写诗来加以疏通清理，泛滥的感情就会不可收拾。

　　所以在这次回乡的途中，他写了三百一十五首杂诗。一八三九年是己亥年，因此把当时写的诗称作《己亥杂诗》。

　　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已经切身痛感到“衰世”的来临，这种衰世感已渗透到他的心灵深处，使他感到深深的忧患。

　　当时的有识之士，恐怕都或多或少地为这走下坡路的时代而感到担忧，因为中国人是极其尊重历史的民族。印度人所关心的是宗教的思索，他们的文献上所记载的大多是关于宗教的事情，据说印度史在史料上往往是不足为信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史料太丰富了，他们留下的文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历史的记述。他们是这样一个尊重历史的民族，所以时世的衰落就反映得更为深刻。而且龚自珍是以诗人的敏感来感受这种时世的衰落，所以他的忧患必然是异常深刻的。

　　他写过一首五言律诗《赋忧患》：

　　故物人襄少，

　　犹蒙忧患俱。

　　春深恒作伴，

　　宵梦亦先驱。

　　不逐年华改，

　　难同逝水徂。

　　多情谁似汝?

　　未忍托禳巫。

　　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在这个人世上，故物(不变的事物)是很少的，唯有“忧患”却紧紧地缠着我。在春深的季节，它形影不离地伴随我；在黄昏的梦中，也是它最先进入我的梦境。尽管岁月流逝，情况依然如旧，并没有象流水那样一去不返。恐怕没有人象我这样重感情的了。尽管忧患紧紧地缠住我，但它跟我的交情是这么深，我还不忍请巫婆来把它赶走。

　　当时的读书人一般都怀有这种“忧患”之情，而龚自珍的忧患特别深。

　　人们往往把旅行当作更好地了解世俗人情的一种方式。

　　他在回乡途中经过镇江的时候，恰好赶上了庙会。当时，人们崇拜道教的神——玉皇、风神、雷神等，按照道教的教规，对神有什么祈求，要写在青色的纸上，供在神像前，称之为青词。参加这次庙会的有好几万人，十分热闹。有一位道上请求龚白珍为他写一篇“青词”。

　　“要祈求神吗?究竟向神祈求什么好呢?”

　　一提起向神祈求。龚自珍的忧患更大了，他的眼里溢出了眼泪。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材。

　　以上就是他当时写的诗，收在《己亥杂诗》中。

　　九州即中国。中国的芸芸众生都在祈求风神和雷神，由于一味地依赖，万马都无声息了。这是多么可悲的景象啊!我希望上苍重新振奋起来，降下破格的人材吧!

　　这是一种期待英雄出世的愿望。

　　大家都知道，这是毛泽东爱读的一首诗。

　　希望有“破格”的人材，这是近代中国人恳切的愿望。

　　诚然，与其依赖于风神、雷神，还不如寄希望于英雄。不过，盼待英雄，还不如自己成为英雄。

　　龚自珍大概是由于爱情的纠葛而离开丫皇都北京，他对这次逃离首都当然感到羞愧。他思念在北京交往的友人。就诗文来讲，朋友中没有人能超过他，但他的这些朋友虽说不上是“破格”，却都是天下有用的人材。

　　“唯有我落到这步天地……”龚自珍感到自己跟这个衰世太息息相关了。他觉得：“正因为如此，我比任何人都能从心灵深处直接感受到衰世，而且比任何人都能准确地表达衰世。我将通过这种表达而使有热血的人振奋起来，不仅是同时代的人，就是下一时代的年轻人也会心灵为之震动……”

　　唯有这一点使这位逃离首都的落魄诗人感到心灵上的安慰。

　　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清末所有的革命志士，可以说都受过龚自珍的影响。不过，这不是一种思想体系的影响，而是一种近于宣传鼓动的文学影响。

　　思想未成体系，也许是龚自珍的致命弱点。但是，要求他的思想成为体系，这本身就是无理的，因为他本质上是个诗人。

　　不少人对他的文章的过激和奔放的一面抱有敌意，尤其是对于重视正统的古文学派和不喜欢过激的改良主义派来说，他是很不受欢迎的。

　　让我们来听一听古文学派的代表章炳麟对龚自珍的评价。他在《说林》这篇文章中诋毁龚自珍说：

　　……又多淫丽之辞，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乡风，

　　自自珍之文贵，则文学涂地垂尽，将汉种灭亡之耶！

　　其次，让我们来看一看改良主义派的代表、本世纪启蒙学者梁启超在论清末学术思想的文章中关于龚自珍的评价：

　　……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但稍有进步，则知其浅薄。

　　就是这样两位对他抱有反感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龚自珍的诗文紧紧地抓住年轻人的心灵。

　　龚自珍是与魏源并称的公羊学者，但我希望对他作为诗人的才能给予高度的评价。他的才能是在于他是个直感的诗人，而不是自成体系的学者。我觉得他的直感能力的敏锐，甚至使他成为一个预言家。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一般都从龚自珍谈起。不过，很难说他是政治史舞台上活跃的人物。历史上的人物大多由于时代光芒的照耀而显赫一时，但却很少有人用自己的光芒来照耀时代，而龚自珍却令人感到他是这样少有、难得的人。他自身就是一个发光体，给我们照出了鸦片战争的时代，甚至预言了下一个时代。

　　他在一篇题名为《尊隐》的著名的文章中说：在这个《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在“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鹃旦不鸣”的时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这篇文章很费解。大体的意思是这样：在这个曰益走下坡路的衰世，而人们却鼾声大作，沉沉入睡。但“山中之民”在天地与神人的支持下，即将大声地呐喊着，蜂拥而未了。

　　有的评论家认为，龚自珍以这篇文章预告了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等的农民革命战争。这种说法也许太过分了一些，但是尽管龚白珍本人并不意识，他确实为下一个时代投射了光芒。

　　龚白珍在镇江庙会的人群中，脑海中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出不久前接触过的各种人的面影。他想起厂曾任两广总督、当代首屈一指的学者、白发皓首的阮元。阮元已经功成名遂，当时正隐居在扬州，他曾和来访的龚自珍淡沦了许多经学上的问题。

　　正如《己亥杂诗》中所说的那样：“谈经却忘三公贵。”龚自珍曾和阮元畅谈得入了迷，甚至忘记了对方是被人誉为国家柱石的高贵的大人物。

　　龚自珍不由得不想起另一个给人的感觉跟阮元完全相反的人。

　　这个人就是林则徐。他已担任钦差大臣，应当已到达任地广州，在从事政务活动了。朝廷派他去广州是为了禁绝鸦片走私进口的。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再也不能放置不管了。

　　“林公是准备去死吗?”诗人的脑子卫突然冒出了这样的想法。这是不是由于于旅途的劳累，从脑子里偶然冒出来的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呢?

　　“不!不是胡思乱想!”他在内心里跟自己这么说。

　　他这么想是有根据的。林则徐拼出一死去广州，这本身就是根据。

　　一想起林则徐。诗人的脑子里就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宦南诗社同人们的面影。

　　“多么珍贵的朋友啊!”龚白珍想到这里，产生一种陶醉的感觉，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的眼睛里再一次涌出了泪水。

宣南诗社

　　中国的读书人一定要写诗，这可能是一种涵养锻炼，在调整平仄和音韵以及思考对句的过程中，以求得精神的平衡。写诗在中国的读书人中间十分普及，日本写短歌或俳句的人很多，这两者十分相似。

　　日本作俳句或短歌的人虽然很多，但是，能称得上俳人或歌人的人并不多。同样，中国所谓的诗人，是指那些能写出极其优秀诗篇的人。中国并无诗人这种职业，诗人大多是官吏，如杜甫，李白、白居易，都是官吏。陶渊明辞官之后，并不是靠写诗乞饭，而是回到田园，耕田种地，以此来维持生汁。

　　诗是感情的抒发，是对人及自然的观察，其根本是一种表现的欲望，希望有人来读它，褒奖或批评它。它是解除人的孤独感的一种手段。所以人们喜欢同气味相投的人一起进行写诗活动，因此就产生了“集团”。

　　龚白珍所属的集团称作“宣南诗社”，同人中不少人都具有浓厚的公羊学的倾向。

　　所谓“公羊”，是孔子所编《春秋》的注释书之一。这种对《经》所作的解释，称之为“传”。《春秋》有公羊、左氏、谷梁三传。就详细注释历史的事实来说，《左氏传》最为杰出；《公羊传》则把重点放在贯穿于史实之中的理念上。《公羊传》尊重所谓的“微言大义”，是基于这样的解释：孔子在《春秋》这样枯燥无味的史实罗列中施加了深刻的用意，批判了历史。

　　中国自古以来关于区别“华夷”——即文明和野蛮——的观念是极其强烈的。拿《春秋》来说，在谈到文明的国家时，如称齐人、秦人，都要加一个“人”字，而在谈到野蛮的国家时，仅以夷、狄、戎等来表示，不加“人”字。不过，经常有例外。如僖公三十三年载：“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于殼。”这就是例外。

　　人们对这个例外作这样的解释：给中华之国晋加人，对夷狄的姜戎不加人，这是遵照一般的惯例。但对中华的一国秦也不加人，这是因为秦在这次战争中搅乱了人道，因此不给它加人，意思是把它视同夷狄。相反，野蛮的国家因有善行，有时也称作狄人。

　　在记述无关紧要的事实的文章中插进激烈的历史批判，正是公羊学所重视的。随着历史批判精神的增强，这种学风必然带上政治的色采。不仅是对历史，对现实的政治也投以批判的眼光。所以学习公羊学的人，一般都是从历史批判开始，对现行的政治体制进行研究和批判，在行政组织、国防、经济、漕运、产业等各个领域中，对实际政治表示深刻的关心，并不断地加以评沦。

　　中国在宋代完成的朱子学被视为正统的学问。朱子学的重点是放在文献批判上，终于产生了象南末王应麟那样的考证学者。清朝因袭明朝的制度，也把朱子学当作官学。

　　清代的学问可以说是清一色的“考证”，清代学术的精华就是考证学。考证需要严格的批判精神和合理主义，因此可以称之为近代的科学的学问。但是。其末流还是堕落到为考证而考证。拼命地进行考证，但这究竟有什么用呢?——在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自然地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因此，作为考证学的反动，逐渐研究起批判实际政治的公羊学。不过，一直到清朝末年，公羊学并未能取代考证学而成为学问的主流。

　　当时公羊学的泰斗是刘逢禄。龚自珍是刘逢禄的门生，同门的英才魏源也是宣南诗社的同人。鸦片战争的主角林则徐，以及可以说为鸦片战争起点火作用的黄爵滋，都是该诗社的同人。

　　据龚自珍的年谱记载，道光十年(一八三零)四月九日，于花之寺会诸友观赏海棠花。这次聚会是徐廉峰和黄爵滋召集的，有魏源、朱椒堂和潘曾莹、潘曾绶兄弟等十四人参加。这一天大概商谈了结社的问题，因而五月诞生了宣南诗社 。

　　据魏源的年谱记载，五月的聚会除了上述朋友之外，还有林则徐、张维屏等人参加，会上成立了“宣南诗社”。并互相以诗唱酬。另外，六月二日龚自珍将同人邀集到龙桥寺，举行了酒会。

　　当时正是公羊学的泰斗刘逢禄去世的第二年，所以也可能商谈了刊印恩师遗稿的问题。这件工作决定由魏源一个人来承担。

　　林则徐虽：喜欢社交．但他没有参加宣南诗社成立前的花之寺的聚会。他暂时在故乡福建服父丧，这一年的四月才回北京。四月九日赏花时，他可能还没有抵达北京。

　　宣南诗社的同人都是当代的英才。在他们聚会的席上，不可能只是诗酒应酬，同人中既有龚、魏这样公羊学的双璧，也有象林则徐、黄爵滋等那样充满朝气的官吏，不难想象，在他们中间会谈论“衰世”的问题。

　　“这样下去行吗?”

　　“一定要想办法!”

　　“那么，想什么办法呢?”

　　公羊学的特点是，排除抽象的言词，进行符合实际的考察，所以他们肯定会作以上的交谈，议论种种改革现状的办法。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主要同人在结社当时的年龄和地位。

　　林则徐，四十六岁。因父亲去世，辞官眼丧。在这以前任江宁(南京)布政使，宣南诗社成立三个月后，任湖北布政使．离开北京。各省的长官为“巡抚”，巡抚不仅管行政，而且掌握军权。巡抚的下面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前者负责一般行政和财政，后者辅佐司法，相当于副省长。在宣南诗社的同人当中，他的官位最高。

　　龚自珍，三十九岁。前一年刚中进士。曾被任命为知县(县长)，因不愿去地方工作，留在北京担任原来的职务——內阁中书。中国的县比日本的县要小得多，大体相当于“郡”。内阁中书是从七品官，林则徐担任的布政使是从二品官，叮见他们的官位相差很大。

　　魏源，三十七岁。跟龚白珍同样是从七品官的内阁中书，但未中进士。当时他作为公羊学者已经名声很高，但中进士却是在十四年之后，那时他已经五十一岁。

　　黄爵滋，三十八岁。翰林院编修。他于道光三年(一八二三)三十一岁时中进士，未去地方工作，进入了翰林院。在中进士的人当中，成绩优秀者才能进翰林院，其他的人都被任命为地方的知县。可见龚自珍虽中了进士，但他的考试成绩并不佳。林则徐二十七岁中进士，因成绩优秀(在二日三十七名进士中，名列第七)，在翰林院待了九年。黄爵滋在翰林院完成了进修任务后，又就任编修。这个官职虽不过是正七品，但作为步上青云的阶梯，等于是未来的远大前程有了保证?

　　由以上叮以看出，在宣南诗社成立时的同人当中，具有向皇帝上奏文资格的只有林则徐，但他在北京仅待了三个月就去厂湖北。所以，宣南诗社的同人们虽然在大谈政治，而他们的意见并不能反映到实际的政治中去。他们在那里不过是在进行政论的训练，有时练习练习奏文的文稿而已。

　　关于录用官吏考试的“科举”制度，宫崎市定先生写过一部专著(《科举》，收入《中央公沦新书》)。

　　通过府试、乡试等几层艰难的考试及格，即成为举人。只有举人才具有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的资格。会试及格才成为进士。每次会试有上万的举人参加，中进上的只有二百人左右，这道难关之难过是完全叮以想象的。

　　道光年间科举的特点，反映了当时年岁最大的军机大臣曹振镛的性格，除了要求通晓四书五经之外，其重点是放在要求认真写字上面。据说：“遂至一划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索垢。”叮见拘泥于文字的书法甚于对文章内容的要求。

　　当时的各种书籍中也有记载这种情况的文章。如：“专尚楷法，不复问策论之优劣。”(《燕下乡脞录》)“举笔偶差，关系毕生之荣辱。”(《春冰室野乘》)

　　考生和官吏都全神贯注于书写端正的楷书，虽一点一划也不能疏忽大意，政策或文章的理论被置于次要的地位。

　　所以，写不好端正楷书的人，不管具有多么杰出的才能，也很难考中进士。中不了进士，这在当时就意味着堵塞了当高级官僚的仕途，登不上政治的舞台。

　　作为学者，魏源或龚自珍都要比林则徐更为杰出。但林则徐二十七岁就以优秀的成绩考中了进士。而龚自珍三十八岁，魏源五十一岁才中进士，其成绩都未达到能进翰林院的水平。

　　龚自珍和魏源都留下了笔迹，他们的字确实很难说写得好，虽然不能说十分拙劣，但确实有不少毛病。他们很难通过最重视书法的考试，不是没有原因的。

　　科举的考试，对于象林则徐那样循规蹈矩的正统人物是有利的，对于象龚自珍那样感情用事、艺术家风格的人物则是一大难关。人们所渴望的“破格的人材”，首先就会被录用官吏的考试刷落下去。所以人们说道光年间的政界情况是“厌厌无生气”，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一旦中了进士，就要终生把当年会试的考官尊之为“师”。林则徐是嘉庆十六年中的进士，当年的考官就是那位楷书迷曹振镛。看一看林则徐的日记，就可了解他对这位老师是衷心效劳的。

　　当时的派阀和人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由这种禺然的因素来划分的，并不怎么考虑思想或抱负。不过，宣南诗社并不是同人们偶然的汇集，而是一群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朋友们的集团，所以他们在思想或抱负上都有某种相似之处。

　　黄爵滋升官的可能性最大，同人们都鼓励他说：“快点升官，使你能有写奏文的资格!”

　　在皇帝独裁的时代，所谓“政治”，就是向皇帝陈述自己的意见——即呈递奏文。

　　林则徐已经具有呈递奏文的资格，同人们对他当然抱有很大的期望。固然，他在诗社成立后三个月就去了湖北，但同人们碰到什么问题。一定还会这么谈论的：

　　“希望林公能考虑这个问题!”

　　“要是林公的话，他将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呀?”

　　在野的人士或官位低的人，要想把自己的抱负反映到政治上去，只有通过高级官僚这条途径。

　　从这个意义来看，林则徐可以说是宣南诗社寄托期望的人物。

第二章 午睡之友

清朝是采取银本位制，货物的价格足以银多少两的方式来表示。这里所谓的“两”只是重量的单位，一两等于三七•三一二五克。比如要付银十两吋，可以付十两重的银块一个，也可以付二两重的银粒五个。政府基本上不铸造银币，所以其形状不论是扁圓形的银币，还是球状的银粒或马蹄形银块，都无关系，只要银的纯度和重量符合规定就可以。所谓“足银”，是指纯度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银子，并不是银币的名称。

畸形的通商

　　中国清朝也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但这主要是来源于“中华思想”。

　　英国对与中国贸易十分热心，早在十八世纪末，就派遣马戛尔尼来北京，名义上是庆贺乾隆皇帝的八十寿辰的使节，实际上要他谈判改善通商。

　　清朝政府对什么对外贸易根本不予关心。

　　当时乾隆皇帝托马戛尔尼勋爵交给英国皇帝乔治三世一封“咨尔国王”的敕渝。其中写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意思说，我们天朝物产丰富，什么也不缺，本来没有必要同外国通商，互通有无。而且还认为，外国没有茶叶、瓷器、丝斤(生丝和丝织物)等生活必需品，他们是为了谋求这些物品而航海来中国，天朝不过是根据“加惠远人，抚育

　　四夷”的慈善精神而同意交易的。这是一种单方面施加恩惠的思想，丝毫没有平等互惠通商的根本精神。

　　从当时交易的实况来看，清朝的进口商品也确实大多是叮有可无的奢侈品，清朝出口的茶叶是西欧的生活必需品。

　　茶是十六世纪初由海员和传教士传到欧洲的。最初是在药店中当作贵重药品用戥子称着出售，后来饮茶的习惯在一般人当中逐渐地普及，特别是在英国，进入十九世纪以后，“饮茶休息”已成为每天的习惯，茶的需要量猛增。

　　当时，茶的供给来源只有中国，好多年之后才开始在阿萨姆 和饧兰等地种茶，所以英国必须为从中国进口茶叶而付出巨大的金额。

　　可是，英国方面没有适当的抵销茶叶的出口商品，虽然想大力进行毛织品的出口，但这种商品显然不适合中国人的爱好，出口量难以增长。至于钟表和望远镜等，正如乾隆皇帝的敕渝中所说的那样，那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

　　这样就变成了中国出超、英国入超的所谓的“畸型贸易”。由于没有抵销的出口商品，购买大量茶叶的价款就必须要用现金来支付。这样，英国船就载着墨西哥银元和西班牙银元去广州，然后载着茶叶返航。

　　这里说明一下清朝的币制。

　　清朝是采取银本位制，货物的价格足以银多少两的方式来表示。这里所谓的“两”只是重量的单位，一两等于三七•三一二五克。比如要付银十两吋，可以付十两重的银块一个，也可以付二两重的银粒五个。政府基本上不铸造银币，所以其形状不论是扁圓形的银币，还是球状的银粒或马蹄形银块，都无关系，只要银的纯度和重量符合规定就可以。所谓“足银”，是指纯度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银子，并不是银币的名称。

　　实际上清朝也不是从来没有铸造过银币。据文献记载，乾隆末年曾铸造过三种银币，但地点是在边远地区西藏，数量当然也很少，可能没有在中国内地流通过。鸦片战争后十五年，上海的商人王永盛和朱裕泰等人曾经铸造过一两重的货币，称作“银饼”。

　　既然私铸都可以自由，纯度一定的外国银币使用方便，当然受到欢迎。

　　清朝对于铜钱的铸造，完全采取国家垄断的政策，而对以其为本位的银钱，却一向抱着自由放任的态度。其原因是对铜实行控制可以防止武器制造，而银不能成为制造武器的原料，所以允许私铸，甚至同意外国货币的流通。

　　清末曾在吉林、武昌、长沙等地造过官铸的银币。但吉林银币未怎么流通；武昌银币铸造了六百四十八万枚，但很快就收回了。大概是因为出现了伪造品。

　　中国银币的正式出现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当时出现了大量带有孙文或袁世凯头像的一元银币。前者称为“孙头”，后者称作“袁头”。

　　这些姑且不说。当时流通最多的是墨西哥银币，这种银币因有鹰的图案，所以被称作“鹰洋”。“洋”是洋银，即西洋银币的意思。

　　这种洋银作为出口茶叶的价款而流进中国，并且直接在社会上流通。国内充溢现银时，平民比较容易生活，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人民的生活就会受到压力。

　　在大量出口茶叶而没有象样的进口商品的情况下，国内的银钱过剩了。不过，中国的市场上终于出现了进口商品，但它不仅不是什么象样的商品，而是根本不象样的商品。

　　这就是鸦片。

　　进口印度制造的鸦片，使中国的贸易状况彻底倒转过来。英国想利用鸦片这种新商品的开发，而把常年入超的不平衡的对清贸易正常化。

　　这个企图取得了成功。

　　大大地成功了!

　　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的货款数额，远远超过了从中国购进茶叶的货款数额，这样就出现了跟过去完全相反的情况。清朝方面仅以茶叶的出口来抵销购进鸦片的价款已经不够了，必须要用现银来补充。于是，白银大量向海外流出了。

　　由极端的出超而转向极端的入超——这种异常的戏剧性的逆转，当然给人民的生活投下了暗影。

　　关于白银的外流，准备放在以后再谈，下面想谈一谈鸦片问题。

罂粟之妖

　　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上说：“鸦片前代罕闻，近方有用之者。”意思说，前代很少听说过，最近有人在处方中使用。可见中国原来并没有鸦片。opium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吸食鸦片的习惯可能最初产生于中近东一带。

　　一旦吸上了鸦片，就很难戒掉。

　　J•科克托 说：“罂粟很有耐性。吸过一次鸦片的人，肯定还会吸。鸦片懂得等待。”又说：“一旦尝到鸦片的滋味之后，没有鸦片而活下去是很难的。”

　　中国过去不少人相信这样的传说：印度栽种罂粟时。把相思相爱的一对年轻男女绑在一起，当两人的性冲动达到最高潮时，用利刃刺穿他们的心脏，让缕缕流出的鲜血来灌溉罂粟。

　　一旦吸上了鸦片就很难戒绝，大概这和相思的男女难分难舍很相似，因此而编造了以上的传说。所以中国的诗词中也把罂粟称作“相思草”。

　　拿诗来说，王尚辰有一首以鸦片为主题的长诗，题名叫《相思曲》：

　　炎荒瘴毒全蚕蛊，

　　皂鸦(指鸦片)嘬人肌骨腐；

　　磨脂滴血捣春华，

　　搏就相思一块土。

　　相思土碎青烟飞，

　　拌使内地输金钱：

　　闾阎元气日浇薄，

　　綑温化作相思天。

　　相思兮相思!

　　朝暮无巳时。

　　但愿不识相思味，

　　待到相思悔已迟。

　　吁嗟乎!

　　世间多少奇男子，

　　一生甘为相思死。

　　这首诗以激昂的调子，谴责了鸦片的毒害。

　　但另一方面，也有这样赞美鸦片的词句：

　　若到黑甜之乡，唤彼为引睡之媒

　　倘逢红粉楼中，藉尔作采花之使

　　彼和尔都是指鸦片。睡午觉的时候，鸦片将成为催眠剂，在闺房中可作为媚药。“采花”是性行为的雅语。

　　鸦片究竟通过什么途径传入中国，现在还不太清楚。上述《本草纲目》中有“前代罕闻”之句。“罕”是“罕少”、“稀少”的意思，可见大概并不是绝对没有。

　　据明代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的关税表，鸦片二斤的价值相当于银条二根，其税率规定为每十斤纳税银二钱(一钱等于三•七三克)。可见正式的进口是得到准许的。当然，这是作为药材，而且数量也很微少。

　　这种鸦片不是作为治病的药，而是作为嗜好品在中国普及，是在进入清代以后。

　　据说吸食鸦片可能是从台湾一带开始普及的。台湾有疟疾这种讨厌的风土病，鸦片作为镇痛剂卓有成效，因此盛用鸦片。人们在把鸦片当作药物服用的过程中，有的人变成了习惯。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中国吸食鸦片的恶习，之所以异常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恐怕可以列出种种的原因。

　　比如说，鸦片商人利用民众的无知，不但隐瞒鸦片的毒害，反而宣传鸦片是长寿药，这肯定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直到最近还有人真的相信鸦片可以延长寿命。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一种有益于身体的征兆——比如有人说，鸦片中毒患者不得感冒等。其实并不是真的不得感冒，不过是由于感觉麻痹，感觉不到感冒的症状。长期吸食鸦片的人戒掉鸦片之后，首先是猛烈地打喷嚏，咳嗽，感冒。这是因为鼻孔等的粘膜恢复了感觉。

　　很多人吸食鸦片，据说是由于鸦片可以延续性行为的时间。其实归根结底，这也不过是因为感觉钝化，而使得半睡眠状态持续下去。

　　“鸦片会蕴育半梦。”——科克托的话说中了要害。

　　其次，由于政治腐败，人口增加等原因，平民的生活日益困苦，鸦片的作用可以使他们暂时忘却现世的痛苦。这恐怕也是鸦片流行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拿英国来说，据说当时曼彻斯特一带的工人也接二连三地染上了常吸鸦片的习惯，其原因据说是因为工资低，买不起啤酒和威士忌。酒也可以使人们忘却人生的痛苦，鸦片是酒的代用品。由此可知，当时鸦片的价格是非常便宜的。

　　吸食鸦片在中国蔓延，应该说是瞅准了衰世。当时是“厌厌无生气”的时代，所以让鸦片有机可乘。如果是在生气勃勃的时代——比如象康熙、乾隆的盛世，鸦片肯定是打不进来的。

　　日本之所以能阻止鸦片的侵入，其原因之一是，英国在印度大量生产鸦片并向外推销的时期，恰好是幕府末期——日本民族的青春期。

　　此外还不能忘记一种奇妙的说法，认为鸦片适应东方人的体质。西方人是用酒来忘却这烦恼的人世，曼彻斯特的工人是因为买不起酒，才不得已用鸦片来代替。酒可以使人快活、喧闹，而鸦片能使人平静、迟钝、暝想。

　　“酒会诱致发狂，而鸦片能诱致节制。”这也是我多次引用的科克托的话。

漏银

　　关于鸦片，清朝政府早就发出过禁令。

　　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对贩卖鸦片者的科刑是“枷号一月”和“发近边充军”，对开设鸦片馆者的科刑是“杖一百”、“流三千里”。

　　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零)又再次发出禁令。这一年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孟加拉鸦片的专卖权，准备把鸦片作为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

　　在乾隆六十年期间，前半期每年鸦片进口仅为二百箱至三百箱，后半期虽有所增多，但也未超过千箱。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即嘉庆年间，鸦片进口才猛增。

　　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已出现进口量剧增的倾向，所以清朝政府从关税表中删除了“鸦片”的项目，意思就是禁止进口。在这以前，进口商每箱鸦片向政府缴纳税银三两。一箱鸦片净重1331/3磅——即一百二十斤，按公制恰好等于六十公斤。

　　接着在嘉庆四年(一七九九)禁止国内栽培罂粟。

　　当时主张禁止鸦片的人的理由是这样：“……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国之货银，殊为可惜。且恐内地人民辗转传食，废时失业。”

　　可是，好象是嘲笑这种禁令似的，鸦片的进口却有增无减。当然，这是走私进口的。

　　这显然是由于当政者的玩忽职守。

　　他们对人民废时失业感到无关痛痒，甚至害怕人民变得聪明起来。对当政者来说，愚民政策是很有吸引力的。只要人民缴租纳税，让他们适当地吸点鸦片，处于半睡眠的状态，反倒可以减少不少麻烦。

　　愚民政策实行过度，人民就会丧失缴租纳税的能力，另外还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这些对当政者当然都是不利的。但是，只要尚未出现这些状况，当政者是不会重视这一问题的。

　　中国不象日本那样唯有长子可以继承父母的遗产，次子、三子也可以分得遗产。因此，一代一代地相传下去，农业愈来愈分散，农民愈来愈贫困。日本依靠长子继承制而维持住了作为社会的基础和核心的“家”。而中国并不是这样，人口成倍地增加，带来了极大的副作用。等到意识到这一问题时，全国人民绝大多数已变成了吃上顿没下顿的

　　赤贫农民，接近于生活极限线。所谓生活极限线，就是养不活自己和家属的生活极限状态。一旦逼到这种状态，就缴纳不起租税，缴不了租税，就只好逃亡。逃亡的人民是流民。他们要受到追查，为了保卫自己，于是结成集团，流民很快就会变成所谓的“流寇”。

　　农民是很能忍受的，但忍受也是有限度的。几千万人同时达到了这个限度，现存的体制就会崩溃，中国历代的王朝大多是被这种农民造反所推翻的。

　　前代的明朝，早在满族入侵之前，就已经因所谓的流寇猖獗而衰弱了。

　　鸦片问题之所以逐渐被认真地提上日程，显然是由于已经认识到它是社会动荡的根源。

　　人民已经缴纳不起租税了。

　　不仅是那些不务正业的人，就连那些不吸鸦片、最普通的农民也缴纳不起租税了。

　　租税并没有大幅度提高。

　　租税额当然是以正式的单位“银”的重量来表示的。但是，一般的人民平常使用的是铜钱，而不是银。尽管租税额规定为银多少两，而实际上还是用铜钱去缴纳。

　　乾隆以前，铜钱七百文换银一两，以后逐渐上涨为八百文、九百文。原因当然是由于经济的法则——需要与供给的平衡。东西少了，价格自然就会提高。

　　因为要购进鸦片，银就流出到国外。银一旦不足，价格当然就会上涨。据记载，道光十年(一八三零)银一两值铜钱一千二百文，约十年之后的鸦片战争时，就值二千文了。

　　租税额银一两并没有变，但是实质上等于是由原来的八百文上涨到一千二百文乃至二千文。

　　当时的官僚并不是同情人民因此而受不了，而是害怕人民被迫逼得走投无路而起来造反。

　　中国的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教训。

　　由于统治阶级感到了这样的危机，鸦片问题才提上了日程。

　　鸦片一般都装在一种象垒球大小的球体当中。球体的外壳是用一种硬橡胶状的物质做成的(这种胶状物是用下等鸦片汁熬成的)。一箱装四十个这样的鸦片球，每箱净重1331/3去磅，即一百二十斤。木箱是用芒果树木材做的。

　　鸦片当然也根据其质量而分等级，孟加拉产的鸦片为最上等，称作“公班土”。

　　称之为“土”，大概是因为鸦片的颜色和给人的感觉很象泥土。“公班”是英语“company”的译音。

　　company是“公司”的意思，这里当然是专指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鸦片是东印度公司的专卖品。

　　仅次于公班土的，是从孟买装运的马尔瓦产的鸦片，称作“白皮土”。由马德拉斯装运的“红皮土”，在印度产的鸦片中是最下等品。

　　以上是印度产的鸦片。另外，土耳其产的鸦片称作“金花”，伊朗产的称作“新山”。贩卖这些鸦片的，主要是美国商人。

　　因为是走私进口商品，中国方面没有进口鸦片的准确统计。

　　现从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摘录出以下年次的鸦片进口量：

　　年次 数量(箱) 价格(西班牙元)

　　嘉庆二十二年(一八一七)

　　道光元年(一八二一)

　　道光五年(一八二五)

　　道光九年(一八二九)

　　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 3,698

　　4,770

　　9,066

　　14,388

　　2l，659

　　28,307 4,084,000

　　8,400,800

　　7,927,500

　　13,749,000

　　14,222,300

　　19,814,800

　　但据古林巴古的《英国的贸易与中国的开港》，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已超过三万箱，到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已超过四万箱。

　　马士的资料主要是根据东印度公司的资料，大概是排除了土耳其产和伊朗产的鸦片。另外，在印度的鸦片中，相当数量的马尔瓦产的鸦片先运到葡萄牙领属的达乌曼，然后由葡萄牙船运到中国。这些鸦片可能也没有统计进去。

　　一个西班牙元的银的重量为七钱三分五厘。中国的银一两重十钱，所以一个西班牙元合银零点七两强。据马士的统计，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进口鸦片的金额约二千万西班牙元，约合银一千四百万两到一千五百万两。如果超过四万箱的话，那就远不止这个银数了。

　　当时清朝一年的岁收为四千万两左右。

　　清朝最大量的出口商品是茶叶，每年出口的茶叶约值二千万西班牙元。进口商品除了价值约一千万元的棉花外，还有各种杂品，所以正式的贸易收支是合乎理想的黑字。但是，支出中如果加入二千万元鸦片，收支就会来个大逆转，白银就会大量地流出。

　　白银大量外流带来银价的高涨，这实质上等于是大幅度增税，使人民陷于痛苦的境地。

　　这样当然会发生极大的困难。

第三章 狭窄的门户

日本在德川时代实行闭关自守，仅开放长崎港同荷兰及中国进行贸易，而且要在日本从事贸易业务的外国人住在出岛，不准他们随便从这里外出。据说荷兰人把长崎的这个出岛称作“远东的监狱”。

公行

　　鸦片战争时，参加公行并获得清朝特许的商行恰好有十家，清朝的对外贸易就由他们所垄断。垄断企业当然会获得巨额的利润。

　　行商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他们生活的豪华奢侈，举世闻名。

　　这些公行成员的“行商”们，也有他们的苦衷，那就是贿赂和捐款。

　　直接监督公行的政府机构是“户部”，户部在广州设有

　　“海关”。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等地方长官也在广州设有“公署”衙门。另外还有陆、海驻军。这些机关的官吏动辄就向有钱的公行的成员索要钱物，朝廷有什么喜庆吊丧，也立即要他们献款。兴修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强制他们摊款，军队出动时又要他们筹措军饷。除了这些临时性的费用外，每年还必须定期地向朝廷献款。巨额的献款紧紧地勒住公行成员们的脖子。

　　据文献记载，仅就道光年间来说，道光六年(一八二六)新疆回族叛乱时出款六十万两，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广东连山之乱时出款二十一万两。

　　由于强索贿赂和献款，行商们受到重重的剥削。但他们的不满还不仅这些。

　　他们是正式获得批准的贸易商行，虽然可以经营茶叶或棉花的交易，但非法的进口品鸦片却不准他们插手。当时鸦片已成为对清朝的贸易商品中的最大宗的商品。这样一来，行商们虽获得了贸易的垄断权，但等于是没有捞到贸易垄断之实。

　　特许商人们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公开地经营鸦片。

　　他们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如果从事非法的鸦片交易，当然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但这样做就有可能被吊销正式贸易的特许，而这方面的垄断也有油水可捞。行商们两方面的好处都想要，打的真是如意算盘!

　　最理想的是让鸦片这种商品合法化。鸦片如果成为正式的贸易商品，那就会和棉花、毛织品一样，当然由公行的成员来垄断进口。鸦片垄断会带来多大利益，只要想一想都会使他们为这种耀眼的玫瑰色的光彩而陶醉。

　　拥有十家成员的“公行”的代表，称作总商。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至鸦片战争期间，担任公行总商的是怡和行的老板伍绍荣。在外国的文献纪录上，怡和行的老板代代都叫Howqua。Howqua就是“浩官”。“官”字是敬称。郑成功的父亲叫郑一官，就是郑家的长公子的意思。怡和行几代以前的老板小名叫亚浩，人们称他为浩官，外国人也仿效这个称呼。

　　中国没有袭用父名的习惯，甚至不准采用父母名字中

　　的一个字。外国人大概是图方便，称浩官的儿子为Howqua了Junior(小浩官)，这样在形式上就变成袭用父名了。伍绍荣是浩官四世，字紫垣。当时的中国人要起好几个名字，伍绍荣另外也有元薇、崇曜等名字。外国人称他为四世，其实由于兄弟继承店务，他不过是第一代浩官的重孙子。

　　伍绍荣是个相当杰出的人物，后来他刊刻过《粤雅堂丛书》，在出版事业上做出很好的成绩。

　　他早就了解到“公行”的危机，深知行商们表面上看来好象是在夸耀他们的财富，其实经济上十分拮据。

　　在十家行商中，除怡和行及其他两三家行商的营业较为正常外，其他都十分困难，有几家已面临经济破产的边缘。垄断贸易商竟然事业不振，出现赤字，这确实是怪事。其原因不仅是因为要硬撑门面，拿出大量的金钱进行贿赂和献款，而且另外还有使他们掉下去的陷阱。

　　广州当时是世界上利率最高的地方。这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但利率高的最大原因，肯定是由于有鸦片走私这种特殊的买卖。产业革百之后，金融势力已经遍布世界，金钱当然流向利率高的地方。

　　国内外的金融业者都拥向广州，从海外来的金融业者主要是印度的巴拉斯人。

　　现在孟买的色拉斯人仍然是控制印度经济的特殊阶层，他们既不是印度教徒，也不是回教徒，而是从伊朗被驱赶出来的拜火教徒的子孙。他们离开了父祖的土地，在印度不得不靠商业为生，这和被赶出故土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变成商业民族很相似。 巴拉斯人也作为金融业者而到利率较高的地区活动。因为他们的头上缠着白色的头巾，中国人把他们称作“白头夷”。

　　在买卖兴隆的地区，要求贷款的人是很多的。但是，被人家赖帐不还是不行的。而且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想了解每一个借款人的信用是很不容易的。

　　因此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由绝对稳妥的超第一流的店铺或人物当中间人，通过他们的保证来贷款。给这样的店铺或人付中佣钱，但发生借主不能偿还债务时，中间人应负责全部偿还。

　　白头夷在广州认定绝对稳妥的店铺，当然是拥有贸易垄断权的行商。

　　国际金融资本的资金，通过行商而流入中国。行商只是作为中间人，右手接过资金，左手递给别人，从中捞取佣钱。这一来就产生了利欲：只要自己担保，白头夷就会无限制地贷款；流动的金额增多，就可以大赚佣钱。终于看错了借款人的信用，或者判断轻率，把钱借给了不该借的人。

　　其结果就会发生无法收回借款的情况，但中间人行商必须向白头夷还清本利。让行商提取佣钱，目的就是为了在这样的时候负责。

　　从行商的角度来说，他们也不能不代替借债人还清债务，这里面有面子问题。如果不还债，就会引起诉讼，行商的特许权就会被取消，行商的资格被剥夺，也就失去了贸易垄断权。所以勉强也要还清债务。

　　金融业者实际上也是看准了行商的这个弱点。

　　如果一再发生这样的事，资金多么充裕的店铺也会衰

　　落下去。为了填补亏空，反而更加容易重蹈这样的失败。

　　伍绍荣身为公行的总商，他早就了解不少行商已陷入这样的困境。

　　他觉得应当想办法救一救这些人，但怎么开动脑筋也想不出办法。

　　病情已经相当严重，只是动点小手术看来是医治不好的。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一举挽回，那就是使鸦片合法化。这样，他们就可以垄断鸦片的进口。

夷馆

　　日本在德川时代实行闭关自守，仅开放长崎港同荷兰及中国进行贸易，而且要在日本从事贸易业务的外国人住在出岛，不准他们随便从这里外出。据说荷兰人把长崎的这个出岛称作“远东的监狱”。

　　前面已经说过，清朝也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中国人一向把农本主义的自给自足当作理想的社会形态，如果要；进行贸易，那就等于要否定自给自足。前代的明朝也是把“海禁”——闭关自守——当作国策。中国以前从未主动向外国提出过通商之类的事，经常采取的方式是，对方提出通商的要求，中国方面表示：“蛮夷远道而来，甚为可怜，准许通商吧!”政府的正式文件一般都把准许通商写成“应加．体恤。”因为是对哀求的恩赏，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似乎就保住了。

　　就好象日本的长崎一样，中国也只开放了广州的港口，但不象日本只限于对中国和荷兰两国，而是一视同仁地为各国所利用。只是对俄国的贸易因为多通过陆路，所以在贝加尔湖南畔的恰克图(后来在伊犁)进行通商。恰克图本来就在俄国领土内。中国认为如果能在对方的境内通商，就不必在自己国家的领土内进行贸易。

　　看来闭关自守的思想逻辑一般都大体相似的。广州和长崎的外国人居住地相似得象一对孪生子。

　　广州把西关——广州城西约二百米——一带辟为外国人居住地，把他们居住的建筑物称作“夷馆”。

　　“夷”是野蛮人的意思，把外国人称作“夷人”或“外夷”。

　　对夷人施加种种的限制，这也和长崎一样。比如：

　　一、夷人居住在夷馆，禁止随意外出。准许每月的初八、十八、二十八三天到附近的花地海憧寺散步、运动，但一次不能超过十人。

　　二、夷人不得带番妇(外国妇女)来广州。

　　三、夷人不得乘轿。

　　四、夷人不得雇中国人使役。

　　五、夷人不得在广州过冬。

　　当时是帆船时代，欧洲的船只都是乘五、六月的西南风来广州，利用十月前后的西北风返航。禁止过冬的意思是，做完买卖就不得耽搁，立即回去。

　　不过，这些禁令实际上似乎并没有严格遵守。如规定装卸货物也不得雇用苦力，这一条如果严格遵守的话，那就无法做生意了。现在香港一带仍把中国的女仆称作“阿妈”，当时的夷馆里就已经有“阿妈”在劳动。在夷馆里干杂役的少年或男人称作“沙文”，沙文就是英语SerVant的译音。

　　不准过冬的禁令也没有得到遵守。

　　中国的官吏受了贿赂，一般的事情都会睁一眼闭一眼的。

　　不仅如此，广州的外国人比长崎的“远东的监狱”里的荷兰人，条件要好得多，其原因是附近有一个葡萄牙人获得特殊居住权的澳门，可以到那里去轻松地喘一口气。不准番妇进入广州，但可以把妻室儿女放在澳门。长崎的荷兰人要想轻松地喘一口气的话，那就只好到爪哇的巴达维亚去。

　　道光十年(一八三零)澳门外国侨民的人口调查记录现在还保存下来。根据这个记录：

　　白人男一千二百零一名

　　女二千一百四十九名

　　奴隶男三百五十名

　　女七百七十九名

　　殖民地一般不可能出现女人比男人多的现象。其实是由于男人们大多在广州工作，因此才出现了这样的数字。

　　称夷馆中的外国商人为夷商，按规定只能由特殊的商人同夷人做交易，这种商人称作“行商”(hong merChantS)，为数极少，需得到相当于财政部的“户部”的批准。这些行商组织一种同业公会式的组织，称作“公行”，其成员数因时而异，大体在十家左右。

　　夷馆所在地区称作十三行街，那里排列着十三座西洋式建筑物。那种景象在中国可以说是一种奇观。

　　从西边数起是丹麦馆(黄旗行)、西班牙馆(大吕宋行)、法国馆(高公行)……。不过，冠在建筑物上的国名，同以后在那里设事务所的商人的国籍并不完全一致。在鸦片战争以前，丹麦馆里住进三家美国商行，瑞典商行租用了荷兰馆。英国馆当然是东印度公司的事务所。外国人自己称这些夷馆为代理店(factorv)。

　　夷馆建筑物的正面对着大路，后面有庭院，庭院靠河。两边开门，一般用弧形的长廊相连接。

　　一楼是办公室、仓库、售货处、买办室和佣人的休息室等。二楼有食堂和会客室。三楼大部分是住房。

　　铁制的坚固的金库放在一楼，由中国的买办管理，中国人称这种金库为“钱库”。其实里面装的主要是银子，也许应当称之为“银库”。登帐进出钱库的金额，事后如发现不足数，或掺杂有假钱，买办必须赔偿。不过，按照进出的金额，每千元买办可收取手续费二角。虽然一万元才得到二元，但每天都有数十万元金额的出入，所以决不能小看。

　　夷馆里的日用品和食品的采购，按规定也必须通过买办之手。

　　鸦片战争时，在这条十三行街上最大的外国洋行是查顿•马地臣商行，实力仅次于该洋行的是同属英国系统的颠地洋行。来自各国的商人都会聚在这里，但是，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这儿还是英国商人的势力范围。

　　他们也是鸦片商人。广州十三行街的夷馆几乎全都从事鸦片交易，美国的商行欧立福特洋行，在外国商人中间被称为“圣地”，意思是大善人的商行，这是因为欧立福特洋行不进行任何鸦片交易。这样的商行凤毛麟角，可见鸦片的买卖是多么盛行。

　　夷馆里夷商们最大的不满是交易的对象受到了限制，

　　因为除了获得特许的约十家的“行商”，夷商不得同任何人进行交易。而行商们组织了“公行”这一同业公会的组织，结成统一战线，可以随意地压价购买棉花或提高茶叶的价格。夷商感到很不好办，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可以自由地同任何人进行交易。

走私贩运

　　非法商品鸦片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怎样走私贩运的呢?

　　在十三行街设有办事处的夷商们，除了象“圣地”欧立福特商行这种少数的例外，一般都兼营鸦片买卖，其中还有的专做鸦片买卖。

　　不过，不论怎样，不能把禁品鸦片存放在十三行街。夷人是由于天朝(中国)的特别恩典而获准进行贸易的，所以当时的夷馆内并没有治外法权。鸦片万一被发现，不仅正规的贸易要停止，连夷人本身也会遭到驱逐。鸦片一度曾存放在澳门，但这也不稳妥。因此想出了一个主意——建造洋上仓库。

　　这种洋上仓库，英文叫StoreShip，中国叫“趸船”。这种船的船身高得出奇，它不是为了航海，而是为了代替仓库，专门为存放鸦片而建造的。

　　夷商们常年把这种可以称之为鸦片母船的怪船停泊在珠江河口伶仃岛的洋面上，这里恰好位于香港与虎门的中间。

　　货物存放在海上，但实际的交易还是在十三行街洽谈的。洽谈好之后，夷人就在写明鸦片的等级、数量的领货单上签字，一手接过现银，一手把领货单交给私买的中国人。这种领货单叫“券”，在券上签字称作“立券”。

　　券在市场上和实物一样直接买卖。

　　禁止夷人在广州过冬变为有名无实，就是因为在夷馆里还有这种立券的业务。正式贸易到十月左右就停止，但鸦片交易是常年进行的。

　　拿到券的人就备船来到伶仃洋上的鸦片趸船上，用券换取鸦片，装在船上返回。为了碰上巡逻船不致被抓住，必须尽量使用快速船。

　　这种快速船叫“快鞋船”，从它的名称就可了解它的速度是很快的。它挂着三张帆，左右有五十支桨，船员一百人，船侧张着铁丝网，以防御炮火，可载货数百石，据说“来往如飞”。

　　据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湖广监察御史冯赞勋的奏文，说当时这种快速船有二百只。清朝水师的兵船根本追赶不上这种快鞋船。而且“各关有重贿”，对各个关卡都行了贿，所以很少被抓获。

　　广东水师中有一个负责海上警备的军官叫韩肇庆，他因禁止鸦片有功而晋升为副将。副将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大校或少将。

　　让我们揭开画皮来看一看他的“功绩”。

　　为了防止鸦片从伶仃洋上的趸船运到岸上的期间被官船抓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夷商和私买者向警备当局提交百分之二的鸦片实物作为贿赂。就是说，运送一万箱鸦片要行贿二百箱。韩肇庆把这二百箱的一半揣进自己的腰包，把剩下的一百箱作为“没收品”上缴政府。

　　鸦片是禁品，所以比一般的商品成本高。由于运送困难，离卸货地点愈远，价格当然愈高。

　　在伶仃洋趸船上交货的鸦片价格，一箱“公班土”为八百西班牙元，而稍为北上一点，到广东与福建交界处的南澳则为一千元。再往北去，售价更高。

　　所以鸦片商人都不满足于伶仃洋上的交易，经常北上。不过，从珠江到南澳之间，在大亚湾、红海湾、甲子湾等处有许多海盗的巢窟，有被抢劫的危险。外国鸦片商人所害怕的并不是官宪的抓捕没收，而是这种海盗的袭击。他们跟各地的警备当局之间已经悄悄地达成协议，约定每箱鸦片的默许费大约为十元左右。

　　进入南澳的鸦片船，满不在乎地在官船的面前辩解说：“我们是从新加坡开往广州的途中，被风浪冲流到这里来的。”外国船只能开往广州，所以必须要就出现在南澳解释两句。

　　水师的警备军官登上这只外国船，在甲板上象演戏似的高声宣读禁令，庄严地宣布：“天朝只准在广州通商，不得在本地进行。”

　　鸦片船的外国船长“是、是”地答应两声。

　　这种场面一结束，清朝的军官就被领进船舱招待，在那里进行的商谈，英国方面的文献称之为“私人会见”。实际上是商定和索取默许费。以后清朝海军就对鸦片船给予保护。

　　可见到广州以外的地方去，有可能进行更有利的交易。

　　地点只限于广州，而且只能同“公行”这种同业公会的组织正式交易，夷商们总想设法打破这种制约。他们当然希望废除公行一一自由贸易，在广州以外的各个城市进行交易一一门户开放。

　　后来发生鸦片战争时，英国企图篡改这次战争的原因，说是为了使中国承认上述的两项要求而不得已采取的行动。

　　作为结果来说，这两项要求通过鸦片战争而达到了。但是，战争本身是由于英国想强制进行鸦片贸易而引起的。这决不能改变它是世界史上罕见的非正义战争的性质。

更换选手

　　英国的对清贸易，一向是把垄断权交给东印度公司，这种特许证每二十年更换一次。一八三四年是该到更换特许证的一年，但一八三二年英国的国会作出决议，不同意延长特许证的使用时间。

　　东印度公司长期垄断了对清贸易，这一下就要退出舞台了。

　　这是有种种原因的。

　　首先是由于产业革命后产生的工业城市的市民获得了选举权。以前只有能缴纳十英镑以上税款的“户主”拥有世袭的选举权，这一修改意味着贵族时代的结束和工商市民时代的到来。

　　世袭、保守和领地的时代过去了，自由、进取和工厂的时代取而代之。新兴的工商市民在对外贸易上也主张自由竞争。对他们来说，垄断权简直太岂有此理了。

　　其次，东印度公司的对清贸易效率极低，这也是取消特许证的重要原因。

　　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一般为一千二百吨到一千三吨，航行一次在广州获得的纯利润，换算成美元平均不过三万元到四万元。而美国商人一般都用三百五十吨的小型商船，平均每只船可获得四万美元到六万美元的纯利润。其原因是东印度公司已经官僚化，头脑僵化，不能随机应变，把国家的特许当作铁饭碗。而美国商人则毫不犹豫地往有利可图的地方钻。他们把美国的农产品运往欧洲，换成西班牙银元，从印度把鸦片运到澳门，在广州装载中国的茶叶、丝绸回美国。

　　不能认为英国商人比美国商人笨，而是贸易机构有问题。既然如此，那就应该废除特许公司的垄断，让商人们去自由竞争。英国国会一八三二年的决议正是依据这样的判断。

　　过去虽说是东印度公司垄断，但所谓“个体贸易商”早已以承包的方式，在对清贸易中十分活跃。象查顿•马地臣商行和颠地商行就是这种具有代表性的商行。

　　东印度公司向广州派出特派委员，清朝方面称之为“大班”。东印度公司要退出对清贸易的舞台，这种公司的代表当然也就不存在了。但这并不等于是指导和监督贸易的工作不需要了，相反而是需要进一步加强。因为东印度公司拥有和大资本紧密结合的机构，现在代替它的是资本和组织都比较薄弱的个体贸易商。

　　因此，英国政府决定新设立驻中国商务监督一一即领事。就是说，派遣政府的代表去广州，以代替东印度公司的代表。

　　这不是简单的人员更换。

　　大班不过是公司派遣的职员。商务监督的官职虽不高，但他是正式代表国家的官吏。女皇陛下的官吏必须受到相应的待遇。

　　第一任商务监督是威廉•约翰•律劳卑，四十七岁，海军大校，拥有贵族的称号。

　　但是，从清朝方面来说，不管是东印度公司还是大英帝国，根本不理睬这种选手的更换。

　　贸易本来就是一种怜悯。是蛮夷之国请求进贡，怜悯远方来客仰慕天朝的可嘉的心情，因此才予以同意的，而且还要赐给对方很多物品。这就是清朝当局对通商的传统看法。

　　这就是所谓的中华思想。中华思想同外交的概念是根本不相容的。外交是在对等的国家之间存在的概念。根据中华唯我独尊的观点，所有的外国都是蛮夷，不是朝贡国就是附属国，跟这样的国家之间不可能有对等的外交。

　　英国当然想以和中国对等的地位进行交涉，缔结通商条约，一八一六年派遣阿美士德勋爵去北京就是这个目的。但是清朝当局不同意对等的交涉，并要求英国皇帝的代表

　　阿美士德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阿美士德拒绝了这个要求，因而遭到驱逐。

　　这位阿美士德后来当上了印度总督，光荣隐退，律劳卑被任命为驻清商务监督时他还活着。

　　就连对清交涉失败的阿美士德也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律劳卑如果能使清朝同意对等交涉，一定会在青史上留下不朽的名声。

　　律劳卑意识到这一点，感到十分振奋。

　　一八三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巴麦尊 外交大臣对赴清国的律劳卑作了以下的指示：

　　1一到广州，即以书面通知两广总督。

　　2尽可能把通商扩大到广州以外各地。

　　3采取办法同北京政府直接交涉。

　　4除特殊情况外，暂不同中国发生新的关系。但是，如有这种机会，要先向政府报告，等待训令。

　　5除非有特殊的需要，不得把军舰开进虎门(中国认为珠江的虎门水道以北是内河)。

律劳卑的失败

　　律劳卑于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五日到达澳门。数日后，乘军舰安德洛玛克号来到川鼻。川鼻是虎门水道的入口。他在这里改乘舰上的小艇，奔赴广州。他确实遵照巴麦尊外交大臣的指示，没有让军舰越过虎门。

　　律劳卑进入十三行街的英国馆，把自己到任的通知信交给书记官阿斯特尔，命令他交给两广总督。这也是根据外交大臣的训令做的。

　　但是，尽管阿斯特尔四方奔走，却没有人为他转达这封信。因为从清朝方面来看，夷人给总督写信乃是一种无礼冒渎的行为。

　　过去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委员(大班)同清朝当局办交涉时，一向都是遵循这样的手续：以“禀”(恳求书)的形式向公行提出书面请求，然后由公行把它转达给海关监督。

　　“商务监督和大班不一样。”不管阿斯特尔怎么解释，清朝方面就是充耳不闻。

　　当时公行总商伍绍荣夹在两者之间，他的地位确实十分难处。

　　按规定，有关夷人的事情，公行都要负责任。夷人胆大包天，竟然要把对等的信件递交总督，公行必须对此负严重的责任。而且夷人要进入广州时，必须事先提出申请，而律劳卑并未履行这种手续就跑来了。英国方面认为自己是大英皇帝陛下的官员，不能卑屈地向清朝恳求入境。而从清朝方面来看，这是不折不扣的非法入境、非法居留。

　　公行无计可施，只好宣布同这些不逞的英国人停止贸易，这就是他们表示负责任的方式。

　　律劳卑仍然不妥协。

　　但是总督拔出了传家宝刀——宣布封舱。

　　总督以官方的命令停止一切贸易，接着命令夷馆里的通事、买办、厨师、仆役等所有的中国人退出夷馆，并发出布告，凡向英国商馆提供食物者要处以死刑。紧接着清朝的军队就包围了英国商馆。

　　商馆被断绝了食粮后，律劳卑派出了密使，命令停在外洋的安德洛玛克号和伊姆杰号两艘军舰开来广州。

　　这样做虽违反了巴麦尊不准军舰进入虎门以北的调令，但律劳卑判断这是出于训令所说的“特别的需要”。

　　英国的两艘军舰一边和虎门的各个炮台炮战，一边沿珠江而上；开往广州。安德洛玛克号战死一人，轻伤三人；伊姆杰号两次搁浅。但两舰终于强行突破成功，进入了黄埔。用舢板船围绕在军舰的四周，把两只军舰上约四百名军队部署在各个岗位，准备战斗。

　　另一方面，围困在夷馆中的英国人疲劳困惫，主帅律劳卑发高烧，军医柯涅奇诊断是疟疾。

　　律劳卑企图用炮舰来对清朝进行恫吓。可是，对方不接受任何函件，因此采取了给广州的英国商会会长波伊特写信的方式。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我以英国皇帝的名义，对总督和巡抚所宣布的空前暴虐的非正义的行为表示抗议，……对他们滥用权力表示抗议。我要求阁下(波伊特会长)向他们(公行)宣布：英国皇帝是伟大的君主，统治着比中国更广阔、更有力量的世界领土，指挥着所向无敌的勇敢的军队，拥有中国人从未见过的、可以在海上平稳航行的、配备一百二十门大炮的大船。……如果在十五日(星期一)之前得不到他们关于这封信里所说之事的答复；我将把这封信公布到街上，向人们散发信的抄件。这样，一定会有一张抄件能到达北京的皇帝的面钱。

　　清朝方面为了对付闯来的两艘军舰，调来了提督麾下的大师船二只、驻广州的满洲将军麾下的大小师船六只和内河巡船二十余只。另外还把十二只大船各装进石块十万斤，沉入江底，这一带的水深就变浅了。岸上排列着一千三百名士兵和三百名壮丁。

　　两广总督卢坤也对夷人进行了反驳。不过，天朝的大官直接同夷人谈话是违法的，所以采取了“给公行的命令”的形式。律劳卑用给本国国民——商会会长写信的形式同清朝方面说话，而清朝的答复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总督“给公行的命令”是很严厉的，大体的内容是这样：

　　……英国愿意派出国家的官吏来代替东印度公司的大班，那是他们的自由。而我国继承旧制，仅通过公行与夷人接触，同样也是我们的自由。除了礼节性的访问和朝贡使节外，我国与外周之间从未有过直接的关系。英国政府任命律劳卑，事前既未有任何通知，他本人也未带来任何委任状，而且关于这个完全新的问题，也不给予时间让总督请示北京的训令。竟然破坏清国的法律，将军队与武器带进商馆之内(注：九月六日有少数武装的英国人进入商馆内)，并对炮台进行炮击，强行侵入内河。……这是决不能允许的。……天朝的兵马是可怕的军队，枪炮武器堆积如山，一旦调动军队，小小的军舰是不可能防御的。如果律劳卑能悔改前非，撤退军舰，遵守旧制，余还可稍加犹豫：如果他仍然愚昧不悟，余将无法忍耐。天朝的军队一旦发动，他们就将玉石俱焚!

　　律劳卑不得不屈服。

　　这一年，东印度公司退出了舞台，开始了自由贸易，来广州的英国船比哪一年都多，而且大多数是资本少的贸易商的船只，当然忍受不了长期停止贸易。最初商人们也认为为了今后着想，当前应当对清朝采取强硬态度，但后来就逐渐软化了。律劳卑虽躺在病床上；但这种倾向和气氛他肯定是知道的。

　　只要律劳卑一个人离去，贸易就可以恢复。

　　他含着眼泪，决定离开广州。他到广州来还不到两个月，但他觉得自己没有权利要求居留在广州的同胞再忍耐下去。他发着高烧，仍然提起笔，在命令书上签了字，要求特意叫来的两只军舰撤回到伶仃洋面上去。

　　在离开广州时，他向广州的英国人写了这样一封公开信：

　　……由于中国军队的压迫，也由于施加于英国商人身上的凌辱，现在我们就要离开此地。总督的措施损伤了与中国皇帝同样神圣的英国皇帝的威严。现在他可以随意地采取勇敢的行动。英国皇帝惩罚总督的时刻总有一天会到来的。……

　　律劳卑自己已不能行走，由两名部下扶着走向码头。

　　九月二十六日，律劳卑躺在担架上，在澳门登岸。

　　九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满意地发出了开舱(恢复贸易)的命令。

　　一切恢复了正常。

　　律劳卑在到达澳门的第十五天上死去。在他躺在病床上的期间，澳门的葡萄牙当局要教堂不要敲钟，但这样的关怀也没有起作用。

　　这种情况看起来是清朝方面暂时获得了胜利。

　　但是，虎门内河的各个炮台却未能拦住两只护航舰，这一事实对清朝当局确实是很大的震动。

　　北京紫禁城的主人道光皇帝，打回了广州送来的奏文，愤怒地在上面加了这样的“批”：

　　……看来各炮台俱系虚设，两只兵船，不能击退，可笑可恨，武备废弛，一至如是，无怪外人轻视也。

　　六年后发生了鸦片战争。这次的律劳卑事件可以说是它的前哨战。英国是通过鸦片战争来报律劳卑之仇，而中国方面虽了解到海防的漏洞，但在这六年期间并未能做好有效的防御。

第四章 论争

六年后发生了鸦片战争。这次的律劳卑事件可以说是它的前哨战。英国是通过鸦片战争来报律劳卑之仇，而中国方面虽了解到海防的漏洞，但在这六年期间并未能做好有效的防御。

广东的美梦

　　广州的粤秀山 有一所学校，叫“学海堂”。这所学校是道光四年(一八二四)由当时的两广总督、清代有名的学者阮元所创建，到光绪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停办的八十年期间，它不仅是广州学术界的中心，而且刻印了很多好书，对全国的学术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所学海堂的校长叫吴兰修，嘉应人，嘉庆十三年(一八零八)举人，曾任粤秀羊城书院的监院。他精通南汉学，著有《南汉纪》、《南汉地理志》、《南汉金石学》等著述，另外还有《桐华阁词》等诗集。

　　吴兰修通过友人何太清的介绍，同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有书信往来。所谓太常寺并不是佛教的寺院，而是政府机关的名称。凡带“寺”字的机关，主要是担负与皇室有关的工作，太常寺是掌管祭祀方面的工作。长官称“卿”，副长官称“少卿”，少卿也是正四品官，具有向皇帝呈递奏文的资格。

　　许乃济按照他自己的想法，也在忧虑国家的衰落，并在摸索如何才能使这衰世振作起来的方法。他认为最可怕的现象是白银外流，他想出的挽救衰世的办法是整顿国家的财政，使其健全起来。

　　关于鸦片问题，许乃济认为只讲原则是无济于事的，尤其他二十年前曾在广州的官学粤秀书院当过教官，所以一贯主张：“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就没有资格谈论鸦片问题。”

　　他担任中央政府副部长的职务，待在北京，但他企图通过友人何太清，听取当地有识之士的意见。所谓当地，当然是指广东省。

　　吴兰修根据许乃济的询问，转达了自己的意见，认为作为一个现实问题，可以通过松弛严禁鸦片的制度来解决许多困难。

　　当时学海堂的教授们，如熊景星、仪克中等，大多都持有这样的看法。“弛禁”——放松禁令的现实论，看来是学海堂系统的学者们的共同想法。

　　广州的官学还有一所名门学校，叫越华书院，从学校的历史来说，它比学海堂还要悠久。这里的主讲陈鸿墀等人一向是严禁论的急先锋。在鸦片的问题上，越华书院和学海堂这两所名门学校的教授们看来意见是对立的。

　　学海堂教授们的背后可能有公行商人的影子。——当然，这只是推测。

　　广州是富裕之地，到这儿来上任的大官儿们往往立即为当地的商人所笼络。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一书中说，一旦任命为广东的官吏，亲戚朋友们都额手相庆。看来一到广东就可以赚大钱。

　　广州的大富豪是垄断贸易商——公行的成员。伍绍荣不仅是广州首屈一指的大富豪，而且可以跟当时世界大富豪诺斯查尔德家族媲美。广州夷馆中的外国人在一些记录文献中曾作过这样的推测，事实上恐怕也确实如此。

　　前面已经说过，公行的其他成员中也有些商行已濒临相当危险的境地。

　　起死回生的办法就是使鸦片合法化，由公行的商人来垄断鸦片的交易。

　　因此，鸦片弛禁论同公行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公行的首领伍绍荣同学海堂的代表吴兰修之间是否有某种特殊的关系，现在很难举出确凿的证据。不过，谁都可以看出，吴兰修向许乃济建议的鸦片弛禁，肯定是与鸦片的合法化密切相关的，这正是公行的商人所热烈盼望的。

　　如果两者之间确有某种形式的联系，那就应当说是“产学协作”。

　　许乃济参考吴兰修的意见，写了一篇奏文。这篇奏文于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四月二十七日呈递到皇帝的面前。

　　这篇奏文提出了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件划时期的事件。

　　其实与此同时，湖南道监察御史王玥也上奏要求放松吸食鸦片的禁令。不过，王玥的主张只限于鸦片的吸食，．因此缺乏引入注目的力量，未能象许乃济的奏议那样引起争论。

许太常奏议

　　许乃济关于弛禁鸦片的奏文，人们加上他所工作的机构的名称，称之为“许太常奏议”。

　　他虽建议弛禁鸦片，但也不是无条件地容许鸦片的存在。奏文的开头就列举了鸦片的弊害，主张应当根除这一恶习。

　　但是，要禁绝鸦片，说起来容易，实行起釆很难，现在虽有禁令，但几乎没有执行。既然如此，还不如把有名无实的禁令使其接近于现实，由这一基点出发，来寻求渐进改良的办法，并结合经济政策来加以探讨。这就是许太常奏议的要点。

　　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推论逻辑。

　　奏文的点题说：“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在说明了鸦片的性质与种类之后，展开了以下的论点：

　　……乾隆以前，把鸦片当作药材，每百斤课税银三两，分头银二两四钱五分。以后才以法令禁止。嘉庆初期，吸食鸦片者的罪仅为“枷”和“杖”，而现在刑罚日益加重，但吸食鸦片者反而增多，几乎遍及了天下。乾隆以前，鸦片纳税入关后，即交付洋行，兑换茶叶等商品。现在法令森严，不能公开兑换商品，人们都

　　偷偷地用现银交易。

　　嘉庆年间，鸦片的进口每年不过几百箱。而近年来竟达二万余箱，鸦片价款每年达一千几百万元(西班牙元)，换算为白银则为一千万两以上。以前夷商携带洋银来购买中国的货物。自从走私输进鸦片以来，已无这种必要，白银终于有出而无入。

　　……以前纹银每两换制钱千文左右。而最近非换一千三、四百文不可。银价这样有增无减，这不正式因为购进鸦片而致使银有偷漏吗！盐足用铜钱来交易的，而纳税必须用银，所以盐商遭到很大的打击，各省的盐务疲弊。州县的钱粮税收的情况也是如此。这等于是以中原易尽之宝藏来填海外无穷之壑，其害实不忍言。

　　有人主张要“拔本塞源”，断绝同夷人的贸易。天朝本来不惜百余万两的贸易税收，但西洋各国通市舶已经继续一千多年，贩鸦片者仅有英国，不能仅英国而断绝同各国的贸易。而且沿海地方数十万人靠通商为生，对他们将作何处置?

　　并且夷船在大洋之外，可以随意选择海岛为市，内洋的商船皆可往之，怎么能断绝呢?近年来夷船还周航福建、浙江、江南、山东、天津各个海口，其意图就是销售鸦片，地方官虽然当即加以驱逐，但据说私售鸦片的数量也不少。即使断绝了广州的贸易，也不能止住走私商品不来。

　　有人说是由于官吏不努力，致使走私鸦片日益增多。但法令往往易于被下级官吏及无赖之徒为一己之私利所利用。禁令愈严，不法官吏受贿愈多，无赖之徒的私运计划愈巧妙。现在趸船停泊在水路四通八达的伶仃洋上，私买者将银交付夷馆，领得“票单”，然后用快蟹(鞋)船或扒龙船去取货。这些护艇装备有枪炮，快速如飞，各关卡均受重贿，兵役巡船捉捕，竟敢抗拒。而且內河的匪徒，冒名官吏搜查鸦片，肆意掠夺，良民受累者不可胜计。这些流弊均发生在严禁之后。

　　总的来看，吸食鸦片者均是游惰无志、无足轻重之辈。我国人口日益增多，即使吸食鸦片者死尽，也决不会有户口减少之虞。不如干脆将鸦片按药材课税，令夷商缴纳，过关后只准以货易货，不能用银交易。进口税轻于以前的行贿，夷人方面也不会有异议。洋银、纹银一律禁止外流．

　　文武官员及其子弟、兵丁或担任公职者一旦染上鸦片恶习，就会废时失业。因此，应以法禁止，偷偷吸食者立即革职。

　　……有人也许产生疑虑，认为弛禁将关系政体。其实，酒色也会伤身，附子、乌头也不是没有毒性，但自古以来并未对此——禁止。而且弛禁仅对愚贱无职之徒，官员、士子、兵丁并不在此限，所以不会伤害政体。并且通过以货易货，每年可节约中原千余万两纹银。孰得孰失，是十分清楚的。

　　……臣以一介菲材，仰沐圣恩提拔，历官中外，前任岭表监司，几十年无任何功绩，深自惭愧。但有关地方的大利大害，未尝不随时研究。最近禁止鸦片的流弊，日甚一日，却无人据实直言。臣深知这些情况，因而不敢不上奏。

　　伏乞皇上敕下广东省的总督、巡抚、海关监督，仔细调查上述情况，如果属实，速议变通办理之章程。……此乃是防止国富外流、使国家富裕的大计。

　　另外，栽种罂粟亦被禁止，国內任何人均不敢栽植，因而更使夷人有可乘之机，利益全归外洋。我国的土性本来温和，可以种植价廉力薄之鸦片，吸之不甚伤人，上瘾也容易断绝。明代淡巴菰(烟叶)来自吕宋，烟性酷烈。国內栽种之后，遂停止自吕宋进口，而且国內的烟叶又无损于人。现在如果放宽栽种罂粟之禁，则国产鸦片无甚大害，且外来之鸦片亦会逐渐断绝。就广东省来说，如在九月收割晚稻之后种植罂粟，两三个月后即可开花结实，收浆后还可以种早稻，对农夫将人为有利。……

　　一看这种弛禁论的观点，脑子里立即就会产生种种的批判。

　　首先，把鸦片这样的麻药与酒色同列，同药用的乌头相比，这显然是偷梁换柱的诡辩手法。

　　其次，认为只要统治阶级的文武官员及其子弟以及为他们效劳的兵丁不沾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就万事大吉，这是露骨的阶级自私。而对所谓游惰无志之辈、愚贱无职之徒则任其自我毁灭，这种粗暴的主张应当说是不人道的。

　　关于罂粟的栽植，说什么中国的土性温和，鸦片的毒性薄，这恐怕应该说是中华思想在土壤学上的翻版。

　　不过，对于许太常奏议的批判，还是让我们在下面来听一听当时的批判者的原话吧。

引起反驳

　　绐皇帝呈递奏文说来容易，其实即使是有资格写奏文的人，如果没有勇气也是办不到的。上奏的意见如果皇帝满意，当然万事大吉；如果不满意，那就必须要做好遭到左迁或革职处分的思想准备，说不定还会有砍脑袋的危险。

　　想向皇帝陈述意见的人，脑子里也许马上会想起司马迁的事例。司马迁因为陈述了为李陵将军辩护的意见，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

　　所以许乃济关于弛禁鸦片的奏议，也决不是灵机一动而写出来的。要求弛禁鸦片事关重大，是一项大胆的提议，他肯定下了很大的决心，并作了充分的准备。

　　他要求皇帝命令广东的官员进行调查，大概事前已同广东的高级官员进行了联系。许乃济曾在广东担任过学政方面的官职，除了何太清之外，他和当地的有势力的人物之间当然还有联络的途径。他一定是通过这个途径，采取了措施之后，才写这篇奏文的。

　　公行通过弛禁将会获得巨大的利益。可以想象，他很可能跟公行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在北京紫禁城的乾清官里，每天早朝时，在皇帝亲自参加下，由五位军机大臣辅佐，研究大臣们送上来的奏文。

　　皇帝同意了许乃济的要求，敕令广东的官员在周密调查的基础上复奏。

　　当年十月初旬，广东的复奏到了北京。复奏的内容果

　　然认为弛禁鸦片、重新制定章程是妥当的。并提出了以下九条新章程草案：

　　一、以货易货，不得用银交易。假使鸦片进口过多，其不足部分也不得用银支付，超过部分留存于公行，待下一个贸易季节来航时，归还夷商。

　　二、水师的巡船不得借查禁之名出洋，引起事端。

　　三、夷商因充作运费及其他费用而带来洋银，只准许带回其带来银额的三成。

　　四、鸦片既然已作为药材正式承认其进口，就应与其他商品完全同等看待，委交公行，不必设局专办。否则将会产生垄断之弊害。

　　五、税率仍、按旧制，不必增额。税愈轻，甘冒走私危险者愈少。

　　六、弛禁一旦实现，价格当然会下跌，不先预定鸦片的价格。

　　七、用船运鸦片至国内各省，应交付广东海关的“印照”，无印照者，视为走私运输。走私运输为漏银之根源，应严加禁止。

　　八、民间栽种罂粟可稍宽厉禁。限在山头角地、丘陵之地栽种，良田不得改为罂粟地。

　　九、对官员士子兵丁，严禁吸食鸦片。

　　以上可以看出，这种复奏，不过是对许乃济奏折的具体补充。虽无确凿的证据，但可以想象，为了加进第四条，公行付出了大量的贿赂。

　　许太常奏议和广东的复奏真是无独有偶。

　　对待这些主张，人们纷纷提出反驳的意见。

　　内阁学士朱樽和兵科给事中许球前后呈递了反驳的奏文。但这两篇奏文的原文均已散失不传，唯有许球奏文的一部分曾为《中西纪事》一书所引用，可以窥见其一斑。

　　根据这个引文，他论述说：“……若只禁官与兵，而官与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无此政体。”

　　他还建议将严禁鸦片事通知英国国王。

　　道光皇帝对这篇奏文所下的上谕说：“鸦片烟来自外洋，流毒内地，例禁綦严。近日言者不一，或请量为变通，或请仍严例禁，必须体察情况，通盘筹划，行之久远无弊，方为妥善。”其内容是极其暧昧的。

　　江南道御史袁玉麟也写了奏文反驳。其全文现仍保存。它把许乃济的弛禁论的主要论点逐条驳得体无完肤。现介绍其概略如下：

　　……鸦片即使按旧例课税，二万箱只不过十二、三万两。课税额加倍，也只二十余万两，再加倍亦仅五十余万两。弛禁课税之论，乃是仅看小利而伤人体之妄说。

　　……外夷出售鸦片乃为得银，不会同意以货易货，一定会暗暗掠走内地之银。漏银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是否能认真监视。如能认真，鸦片之禁可行，银出洋之禁也可行；如不认真，虽弛鸦片之禁，银出洋之禁肯定也会忽视。

　　……如准许栽种罂粟，鸦片之利数倍于农，无知小民将弃农奔利。现人口日增，而谷产日耗。即使每年丰收，也不能完全养活户口。一旦遇到灾害，将会一筹莫展。

　　……至于所谓愚民自缩寿命，不足深惜，这完全是“痛心疾首之言”!难道皇恩不应沐浴所有人民吗!

　　……所谓禁之无效，禁之亦同。此非法律之罪，而是施行法律者之罪。现在海内和平，仍有盗奸事件发生。禁盗奸而事件仍然不断，但从未听说因此而弛禁盗奸之议论。何况鸦片之流毒更深，弛禁鸦片实属毫无道理。

　　……所谓淡巴菰过去解除禁令也无害，因此鸦片也应同样解禁。烟叶虽无益，但不至于因它而“废事耗神”，怎能把它和鸦片相比!

　　……所谓禁严则贿赂多，禁弛则贿赂少，此系纲纪问题。奉法得人，则禁鸦片也不会有贿赂；奉法不得人，则放松鸦片之禁，贿赂也会以某种形式横行。

　　这篇奏文的结尾要求：“立斥弛禁之议，仍请敕下在廷诸臣悉心妥议，于烟入银出有可永远禁绝之方，各陈所见，皇上择之实施。’’

　　由于袁玉麟这样激烈的批判，可以说把许乃济的弛禁论彻底埋葬了，以后再也没有人向皇帝建议弛禁了。

　　广东复奏的领头人是两广总督邓廷桢，但他并不是打内心里赞成弛禁论。在四年后的鸦片战争中，总督邓廷桢与钦差大臣林则徐齐心协力，为禁绝鸦片而沥尽了心血。道光十六年时他之所以违心地复奏赞成弛禁，可能是由于照顾公行在振兴地方的口号下所掀起的弛禁运动。反对弛禁的舆论一出现，他就再也没有主张弛禁了。

　　弛禁论销声匿迹之后，接着就出现了严禁论。许太常奏议出现两年后——道光十八年提出的黄爵滋的奏议，可以说是对弛禁沦的决定性的打击。

严禁论的定本

　　前面引用了各种奏文。清代是文牍政治，所以奏文和皇帝对奏文批示的上谕都是最重要的资料。

　　所谓政治的才能，首先就是能写好文章。

　　前面谈到了宣南诗社，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爱好者的同人结社。其中大多是公羊学系统的人，在那里当然会议沦经世济民的学问。不过，也可以想象他们会这样互相评论彼此的文章：

　　“这个句子太简单了，是否有点削弱了意思。”

　　“这儿改为这样来表达，意思就清楚了。”

　　“这个论点太突然了，应当在稍微前面一点留下伏线。”

　　互相切磋写文章的能力，目的完全是为了写“奏文”。要想成为一个好的政治家，就必须要能写好的奏文。不管行动的力量多么强，如果自己的策略方案不被皇帝所采纳，那也毫无作用，所以首先要培养写文章的能力。

　　在宣南诗社的同人当中，奏文写得最好的是黄爵滋。

　　黄爵滋，字树斋，江西省宜黄人，道光三年(一八二三)进士。前面说过，道光十年(一八三。)宣南诗社成立时，他三十八岁，任翰林院编修。以后他担任过科举的考官，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任福建道监察御史。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升为鸿胪寺卿。鸿胪寺是司掌朝廷典礼的机构。其长官称“卿”，为正四品官。

　　他的传记上记载说：以诗名，喜交游，每夜闭阁草奏，日骑出，遍视诸故人、名士，饮酒赋诗，意气豪甚。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他四十六岁，比林则徐年轻八岁，所以他这…年的年岁相当于八年前结社时的同人林则徐的年岁。

　　而这时林则徐已由江苏巡抚升为湖广总督(管辖湖北、湖南两省的长官)的要职。

　　命运把这两位同人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林则徐之所以被任命为钦差人臣，派往广东，其起因也是由于黄爵滋的奏文。

　　弛禁论压下之后，严禁论纷纷出现，但大多是“塞源遏流”之类的抽象的议论。黄爵滋的奏文之所以成为严禁论的定本，是因为提出了果断的具体的措施，要求把吸食鸦片者处以死刑。

　　他首先从白银外流的问题谈起：

　　……边境的防卫费用、巡幸的费用以及修造费用都值不了几何。嘉庆以前，虽然挥霍奢侈，但仍极其富裕，而现在万事节约，反而手头拮据。这是否是愈奢侈愈富、愈俭约反而愈穷呢?不!决不足这样!……以前制钱九百文乃至一千文换纹银一两，而现在银一两相当于一千六百丈。银并不是用于内地，而是漏给了外夷了。

　　白银流出国外，是因为走私运进了鸦片。黄爵滋叙述了鸦片泛滥的现状，并逐条罗列了过去措施失败的原因：

　　第一， 严查海口也无效。因为沿海长达一万余里，

　　第二， 船只可以随时随地入境。

　　第二，禁止通商也不能防止白银流出海外。鸦片本来就是禁品，是通过正规通商以外的途径进来的。鸦片船停泊在外洋，是好人把鸦片搬运进来的。

　　第三，惩办鸦片商贩也无用。因为各地的贪官污吏同富家人族的不肖子弟互相勾结，庇护同好者。

　　第四，弛禁罂粟栽种，对防止漏银也不起作用。假定如弛禁论者所说的那样，国产鸦片的毒性弱，那么人们一定会设法获得外国产的猛烈的鸦片。

　　在这样的状况下，鸦片是否就不可能禁止呢?

　　黄爵滋的回答是“不!”

　　他写道：“臣谓非不能禁，实未知其所以禁也。”

　　他认为白银流出是由于购进了鸦片；贩卖鸦片之所以盛行，是由于吸食鸦片的人众多，如果没有人吸食，就不会有人贩卖，外夷的鸦片自然就不会来。

　　总之，如果没有人吸鸦片，一切问题就可获得解决。因而就得出了“吸食鸦片者死罪”的结论。这可以说是他的奏文的核心。他说：

　　……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给子一年的期限“戒烟”。不管烟癮多大，在这期间也能戒掉的。如果一年之后仍然吸食，那就是不奉法的乱民，应处以重刑。

　　按过去的法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这都是“活罪”。断癮之苦甚于枷、杖，所以甘犯明刑，不肯戒烟。

　　如果罪以死论，则临刑之“惨急”更甚于断癮，所以宁愿断瘾而死于家，必不愿受刑而死于市。……

　　严刑往往会累及无辜的民众，但吸食鸦片者是否有瘾，立即可以辨清。所以不会因重刑而产生弊害。

　　爪哇人本来是轻捷善斗的种族，红毛人制造鸦片，诱使其吸食，因此精神大衰，终被征服。红毛人在本国有吸食鸦片者，则在众人环视之下，将该人绑于杆上，用炮击入海中，所以没有人敢吸食鸦片。……各国只有人制造鸦片，而无人吸食。……以外夷的力量都能令行禁止，何况我皇上雷霆之威，赫然震怒，则任何愚顽之人也会戒掉鸦片。

　　这样，既可防止白银流出，银价也不会上涨。然后研究理财之方，就会给天下万世臣民造福。

　　奏文的结尾说：“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皇帝为这篇奏文所打动，把其抄本分送各地的总督、巡抚以及盛京、吉林、黑龙江的将军，征求他们的意见。

　　他的打算是，把复奏最好者任命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令其负责禁烟的工作。

第五章 点燃导火线

要严禁鸦片，而且要处以死刑，这是一次重大的改革。从现状来说，当时人们是公开吸食鸦片的，谁也不意识这是犯罪。这就好似日本战后一度盛行大米的黑市交易，谁也不认为这是违法。

皇帝奋起

　　如果把这部著作的内容写成小说，也许明确地写成公羊学派的革新官僚与保守的富裕阶层之争更为有趣。还可进一步把前者限定为宣南诗社，后者限定为公行，即宣南诗社与公行集团的斗争，这样就会简单明了了。

　　中国曾经摄制过一部电影，片名叫《林则徐》，其主题当然是鸦片战争。有篇文章记载了在拍制这部片子时，有关人士曾作过种种的讨论。读了这篇文章，可以了解在选择与主角林则徐对立的人物上所煞费的苦心。

　　为了让观众明白易懂，可以明确地区分好人和坏人。好人当然是主角林则徐，但问题是在设定谁是坏人上。据说最初有人主张设定为公行总商伍绍荣。但是，有人认为把一个民间人士伍绍荣作为享有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待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的对立面，很不相称，因此没有采纳。

　　当时是极端的官尊民卑的社会，伍绍荣被林则徐叫去时，恐怕首先就要下跪。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身分确实相

　　差很大。但是，伍绍荣背后的经济力量是巨大的，其分量足以与钦差大臣相比。

　　摄制影片的有关人士放弃了伍绍荣，一度曾考虑把水师副将韩肇庆当作坏人——即所谓的投降派代表。韩肇庆是臭名昭著的人物，他协助鸦片走私，获取百分之二的默许费，却以缉私有功而升官。这个人物官职确实不低，但他是靠商人的财力来豢养的，其地位显然在伍绍荣之下。

　　影片只好把公行的监督机构——广东海关监督豫厚庵 当作坏人，让他跟林则徐尖锐对立。广东的高级官员在有关鸦片和海防等问题联合上奏时，一般都是由总督、巡抚、提督和海关监督四人联名。从地位上来看，他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所以级别还是够格的。

　　但是，问题是予厚庵究竟是不是投降派的代表。从个人关系来说，他跟林则徐十分亲密。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予厚庵是当地管财政的长官。从林则徐的日记可以看出，不论是在苏州还是在广州，他们都象亲戚一般来往。林则徐被革职离开广州时，甚至把行李托他保管，他们的关系并不象电影上所看到的那样互相仇视。予厚庵的职务是监督公行，可能有时是站在维护公行的立场上说话，但并无证据说明他积极进行投降活动。他在影片中充当的角色，令人感到有点可怜。

　　闲话说得太多了。如果在宣南诗社和公行集团之争的小说中，双方都施展了策略，那恐怕就更有趣了。

　　在公行集团中可以看出有施展策略的痕迹。许乃济的弛禁论与广东复奏，令人感到步调配合得太一致了。

　　另一方面，宣南诗社方面的严禁奏议与林则徐的被起用，似乎也太巧合了。

　　不过，许乃济曾奏请皇帝命令广东官员进行调查，所以互相勾结的可能性很大。而黄爵滋并未要求起用林则徐。

　　究竟要起用谁来担任解决鸦片问题的工作，这完全要由道光皇帝来决定。由于辅佐的首席军机大臣是保守派的穆彰阿，所以他要起用革新派的林则徐。

　　国家的财政日益拮据，道光皇帝早就考虑应当在这方面采取坚决的措施。正在这时候，黄爵滋呈上了奏议，皇帝大为高兴，心里想：“这是个办法!”但他觉得黄爵滋的资历和经验都不足，不宜担任钦差大臣。因此把黄爵滋奏文的抄本分送各地的地方长官，征求他们的意见。

　　在二十多名总督、巡抚、将军当中，全面赞成黄爵滋奏议的仅有以下四人：

　　湖广总督林则徐

　　两江总督陶澍

　　四川总督苏廷玉

　　河南巡抚桂良

　　其他官员的意见虽然原则上赞成严禁鸦片，但认为处以死罪太过分了。连两广总督邓廷桢也认为死罪太过，应改为墨刑。一个人如处以墨刑，就再也不能在人前露面，所以应当说也是相当重的刑。

　　从当时的疆臣表(地方长官名单)来看，半数以上是满族，而全面赞成黄爵滋奏议的四个人当中，满族仅有河南巡抚桂良一人。后来与鸦片战争有关系的直隶总督琦善、云贵总督伊里布以及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等满族高级官员都认为死刑不妥。

　　要严禁鸦片，而且要处以死刑，这是一次重大的改革。从现状来说，当时人们是公开吸食鸦片的，谁也不意识这是犯罪。这就好似日本战后一度盛行大米的黑市交易，谁也不认为这是违法。

　　黄爵滋的严禁论正是要把这种现实颠倒过来。

　　在所谓的“现实”当中，除了公开吸食鸦片外，也包括官吏受贿，奢侈浪费，以及贵族靠世袭来过着舒适的生活。要推翻这样的现实，这些人就会陷入困境，所以必然要趋向于保守。

　　弛禁论是要使法令接近于现实，也可以说要使现实变得更加巩固。不仅公行会因此而获得直接的利益，而且保守派一般都赞成弛禁论。

　　严禁论则恰恰相反。

　　不论是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只要改变现状，对他们来说都是危险的。

　　尤其满族是少数民族来统治中国，他们认为最上策是继续维护过去的体制。他们以前是象走钢丝似的在狭窄的小路上走过来的，稍微有点摇动都是危险的。所以尽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都吸食鸦片也可听之任之。总之就是不能改变现状。满族的大官儿是这样的心理状态，当然不会赞成把吸食鸦片者判处死刑。

　　不过，唯有皇帝是例外。他虽然也是满族，但他和同族的臣子的处境还有所不同。军机大臣以下的满族大官，尤其是担任要职、很有权势的官，大多享受着荣华富贵。他们一方面剥削人民，另一方面也蚕食国家财富以自肥。所以国库日益空虚，皇室曰益拮据。

　　而且半个世纪前就是乾隆盛世，人们动辄就和那个时期对比，道光皇帝对此当然忍受不了，经常大发脾气。他心里想：“为什么到朕这一代必须要这么节俭呢?”

　　其最大的原因是人们买外国的鸦片，白银流出国外。税收无法增多，也是由于人民吸食鸦片不干活。流出到国外的银子本来是应该进入国库的啊!

　　道光皇帝痛恨鸦片。

　　他暗生闷气，决定这次要彻底禁止鸦片。

　　于是首先从自己的身边开刀，把皇族、宗室中吸鸦片的家伙拿出来示众。

　　他惩罚了侄儿庄亲王。

　　剥夺了辅国公溥喜的称号。

　　削去了三等伯爵贵明的爵位。

　　以前上奏弛禁论的许乃济被赶下了四品官太常寺少卿的宝座，降为六品，受到了“休致”停职的处分。

　　接着，严命各省切实惩办鸦片犯。地方长官慌成一团，开始抓捕鸦片犯。当时吸食鸦片到处都是半公开的，要抓多少有多少。不过，哪个社会看来都差不多，当时被抓捕的大多数是没有私下了结的门路关系和没有钱行贿的人。

　　道光皇帝督励大臣要以“蛮勇”来对待根除鸦片的工作。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九月八日的上谕说：“务当振刷

　　精神，力祛积习，勿生观望之心，以副朕意!”

林则徐登场

　　前面淡到皇帝把黄爵滋奏文的抄本分送各地，而各地长官的复奏一到，皇帝就亲自审阅。

　　“这篇最合朕意!”皇帝选中的是由武昌用快马送来的湖广总督林则徐的复奏。

　　其内容，不用说是全面支持黄爵滋奏议，他还进一步就具体的办法提出了建议。他长期从事实际的行政工作，不空谈理想的议论，而是脚踏实地实行。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实行，可以称之为分阶段完成的策略。比如黄爵滋只简单说了戒烟“给予一年的期限”，而他却补充建议说：

　　……将一年之限期划分为四限，劝令吸食鸦片者自新，分阶段递加罪名。第一限内自新者，准予免罪。第二、三限内自新者，虽不免罪，但可酌量减轻。过了第四限仍不自新或自新后重犯者，“置诸死地，诚不足惜矣。”开办烟馆者，贩卖鸦片者，以及制造烟具者，均和吸食者同样处以死刑。严刑峻法易于使无辜之人获罪，但对吸食鸦片者不须这种担心，对嫌疑犯甚至无需审问，只需令其静坐即可。真正有瘾者时间一到即成瘾性症状，“情态巳皆百出矣。”这种审讯最简单不过了。如告发无辜之人，企图陷害，真相立即可以大白，告发人反而要受到惩罚。

　　林则徐力主禁绝鸦片的言词是十分严厉的。他说：“若犹泄泄视之，数十年后，中原几无以御敌之兵，且无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不能无股栗!”

　　他提出了鸦片可以亡国的警告。

　　皇帝当然不会不知道林则徐和黄爵滋都是宣南诗社的同人。但这不过是选任为解决问题的人偶然同提出问题的人亲近而已。不过，也不能说纯粹是偶然。看来是始终注意这个问题的团体中，很自然地出现了提出问题的人和解决问题的人。

　　皇帝决定立即把林则徐从武昌叫到北京来。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阴历十月七日，林则徐接到了吏部(内政部)“来京陛见”的通知。

　　他从武昌动身是十月十一日。本来接到拜谒皇帝的命令，应当即日动身。但十月十日是庆祝皇太后万寿(生日)的口子，需要由总督阅兵，因此决定在过了这一天之后再动身。

　　谈一点题外的话。从这一年算起，第七十三年是辛亥年(一九一一)，清朝在这一年灭亡。虽有阳历与阴历的差别，但在同一个日期十月十曰(即所谓的双十节)、同一个地方武昌所响起的枪声却宣告了革命的成功。当那些穿着立领制服的革命青年们高呼共和国万岁的时候，这个城市里的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恐怕还会记得当年总督林则徐在百官们的欢送下。精神抖擞地动身赴北京的情景。而今天的八十岁老人，在辛亥革命那年也已经二十来岁，正是热血沸腾的青年。我们如果把历史这样地搭上桥梁，历史就会一下子跟我们靠近了。

　　从武昌到北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十一月十日，林则徐到达北京城外的长新店 。连休息的时间也没有，第二天就赶快入朝参见。

　　一清早他就进了乾清官，登陛跪伏在玉座之下。林则徐的日记上记载，皇帝准许他坐在毡垫上，垂问达三刻之久。一刻为三十分钟 。

　　第二天又被召见，垂问二刻。

　　对林则徐特加恩宠的“紫禁城赐骑”是在十一月十四日宣旨的。准许臣子在紫禁城内骑马，十分罕见，由此可知皇帝对他是如何地信任。

　　他这一天这样打扮：

　　朝服上有表示三品官以上的九蟒五爪花纹，补服上刺绣着表示一品文官的仙鹤。腰间系着的朝带上有四个镂金正方形版，版上镶着红玉。脖子上挂着珊瑚的朝珠。上殿时必须要用右手紧握朝珠，不让它发出声音。

　　不过，林则徐是骑在马上，两手握着缰绳，所以朝珠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

　　“朝廷”一词来源于早朝进行政务的地方。阴历十一月中旬，北京的气候已经很冷了，寅时三刻(上午四时)骑马上朝是相当早的。当然，宫内是灯火辉煌。

　　从天安门到中门站着仪卫。

　　林则徐打着杏黄伞(盖伞)和青扇飞虎旗，带旗枪六根、青旗八杆、前引二人、后从八人。马身上装饰着华丽的缨子。

　　俗话说南船北马。中国北方人爱骑马，而南方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不擅长骑马。林则徐是福建省侯官县人，是道地的南方人，而且又是文官，对骑马很不熟练。传说林则徐骑在马上轻松地走进紫禁城。听起来好象十分威武，其实他是两手紧攥着缰绳，显得十分紧张。

　　据林则徐的日记上记载，道光皇帝看到林则徐骑在马上战战兢兢的样子，对他说：“你不惯骑马，可坐椅子轿。”他赶忙“叩头谢恩”。

　　椅子轿又名肩舆，是在八人抬的舆上面再放上一把椅子。坐在这样的椅子舆上，脑袋当然比骑马还要高。这也是一种破例。

　　林则徐从第一次入宫参见之曰起，一连八日都被召见。这确实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破例。

　　振奋的道光皇帝看来对林则徐相当满意，他是想把一切都委交给林则徐。他给予这么多破例的待遇，可能是想给朝臣们这样一种印象：林则徐是拥有特别权限的人物。而且赐骑和坐椅子轿入宫参见的消息立即会传到皇城之外，所以他肯定还有另一个意图，要向一般的人们显示林则徐的权威。

　　十一月十五日，林则徐得到这样的敕命：“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该省水师兼归节制。”

　　所谓钦差大臣，是根据皇帝的命令，在某个问题上授与全权而派出的大臣。

　　关防就是公印，盖有这种关防印的文书也称关防。钦差大臣的关防具有近似敕命的权威。皇帝在有关禁除鸦片

　　的问题上一切均委交林则徐处理，并把广东水师(海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他。

　　林则徐在滞留北京的期间十分繁忙，他必须要到各处去拜访有关的官员。日记上连日可看到“出城拜客”的字句。

　　除了拜客之外，他还必须要事先冷静地考虑好第二天召见时的奉答。宣南诗社的同人们大概也看出了他的繁忙，好象并没有去打扰他。龚自珍只去过烧酒胡同林则徐的下榻处拜访过一次；魏源这一年一直在扬州，当然没有见面。

“事势有难言者”

　　林则徐在京滞留期间，宣南诗社的同人龚自珍只去访问他一次，而这一次他把自己关于鸦片问题的书面意见交给了林则徐。

　　这就是收在他的文集中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龚自珍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战守之策，论述了决定、答难、归墟诸义，极其费解。其概要如下：

　　……吸食鸦片者处缳首诛(绞首刑)，制造者、贩卖者处刎脰诛(斩首刑)，士兵吸食者也要斩首。禁绝鸦片必须要重视武力。把全部夷人迁往澳门，只留一所夷馆，以供互市。……

　　他提出了这些建议，甚至说对仆役以及左右亲近之人也要视为大敌，应当对他们小心注意。

　　龚自珍早就意识到林则徐这次的广东之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他比林则徐小七岁，官职级别也相差很大，但他作为结社的同人，对林则徐这次独自去广东感到担心，他想为林则徐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因为，林则徐这次是到一个陌生的，而且是臭名昭著的坏地方去赴任。

　　龚自珍表达了这样的意图：如果林则徐愿意，我可以陪你去广东，希望尽力为你效劳．

　　他当时是礼部的主事，在中央机构中是个“处长级”的干部，官位不过是六品。实际上他不久就丢弃了这个官职，而当时他大概就有了随时弃官的想法。

　　当时的高级官吏在自己的身边都有一群私人秘书，这些人被称作幕僚或幕客。据说，实际的行政工作并不是由衙门里的下级官吏来办，而是由这些幕客主持。因为是私人秘书，所以既不要科举考试的学历，也不要办理政府委任的手续。只要林则徐愿意，象龚自珍这样杰出的人才随时都可以加入他的幕僚，而且当时是文牍政治的时代，龚自珍写的那一手好文章一定会起很大的作用。

　　林则徐在京滞留期间，因为繁忙而未能答复龚自珍。

　　十一月二十三日，林则徐焚香九拜，启开严封的关防大印，终于向广东迈出了长达两个月的旅行的第一步。

　　他在这次的旅途中给龚自珍写了复信。信中说：“阁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阻止旌旗之南，而事势有难言者，曾嘱敝本家帖瞻主政，代述一切，……”

　　意思说，关于你要来广东的事，并不是我想阻止你，只是事势有难言的微妙之处，因此托人代为说明。……

　　这些话是有含意的。

　　林则徐也是写文章的能手。对事势的微妙，不会不能用文章来表达的。上述答复的意思，恐怕应作这样的理解：

　　用书面不好说，因为书面也许会留存下来作为记录。因此，他想用以后不会留下来作为证据的办法——即口头来转达。

　　那么，林则徐究竟向龚自珍说明了什么呢?现在只能进行推测了。

　　我是这样推想的。

　　林则徐虽然获得了紫禁城赐骑、接连八天召见和皇帝亲自任命为钦差人臣等等空前的荣誉，但他并没有冲昏了头脑，深知前途多艰。从北京的气氛中，他大概已经觉察到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等这些在京的大官儿对严禁鸦片的冷淡态度。

　　金安清的《林文忠公传》中谈到林则徐在拜命为钦差大臣时说：“中外柄臣，有忌阻之者。”

　　柄臣就是拥有权柄的所谓的权臣。这里大概是指宫中的军机大臣和外面的直隶总督。林则徐不会不意识到这些的。

　　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说法：“权臣在内，大将不得立功于外。”在外立了大功，皇帝身边的权臣就会嫉妒，向皇帝进谗言。宋朝因有权臣秦桧，岳飞的军功遂成泡影，这恐怕就是很好的例子。

　　林则徐的脑子里肯定会掠过这些想法。

　　另外，即将前去的广州，那里的官员大多利用默许走私鸦片等办法而肥私囊，主张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有受孤立的危险。

　　对手英国的武器精巧、兵船坚固，这是中国不能匹敌的。林则徐不是井底之蛙，他对这点是深有了解的。早在六年前，他正好作为江苏巡抚赴苏州上任时，英国商船阿美士德号就曾闯进江苏省境内的上海港。那虽是一只商船，但江南水师的高级将领们经常谈到其装备的精良。

　　敌人是强大的。

　　而且林则徐早就预想到广东的形势一旦紧迫，英国就有可能出兵。后来他在左迁途中给友人的信里说，他当时已经预想到这一点，并告诉了皇帝。

　　林则徐虽得到皇帝的信任，但皇帝是个无定性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改变主意，打退堂鼓。失败比成功的可能性要大。

　　林则徐临出发时，曾对侍郎沈鼎甫说：“死生有命，成败在天。”说后相顾流泪。

　　看来他早就预感到失败。正因为如此，他不愿因这次的任务而把朋友卷进去，或许他已考虑到要保存那些在自己失败后能接着干的人物。

　　但是，这一切等于是表明他对皇帝的不信任，因此不能写成文字。所以他特意指派自己信赖的亲戚，让他说明“难言者”。

　　我想我上面的推测是不会有多大差错的。

南行

　　当时官尊民卑之严重，简直令人有点难以相信。

　　有人说中国只有士大夫阶级和平民阶级——或读书阶级和非渎书阶级。读书是为了参加当官的科举考试。所以中国的阶级也可以说有官与民两种。

　　中国存在着贱民，但他们的人数不多。如广东水上生活的芪民；街头卖唱的乐户；以及世代以乞丐为职业的细民等阶层，就是贱民。这些人虽然同样是贫困，但和一般的贫苦农民还有所不同。他们之所以为“贱民”，是因为法律剥夺了他们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除了这些特殊的贱民外，不论多么贫穷的乞丐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也就是说，中国的人与人之间差别的最大的基准，是能不能当官。

　　大官儿外出旅行时，十分威风豪华，就如同日本所谓的“诸候出巡”，打“前站”的小官儿提前到各地去检查接待的准备情况。事先通知各地大官儿即将到达的“传牌”，等于是催促各地做好款待的准备。大官儿们一方面领取足够的旅差费，同时又在各地无偿地征发伕役。这些伕役借助临时主人的威风，到处索要财物，以弥补他们的无偿劳动。老百姓苦不堪言。

　　林则徐在向广东出发之前，也按照惯例，向沿途各地官衙发出了“传牌”。其内容如下：

　　……本官奉旨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并无随带的官员和书吏，唯有马伕一人、跟丁六人、厨师和仆役各三人随行，也无前站、后站的人员。如有冒名者，立即逮捕追究。所坐大轿一乘，自雇轿夫十二名，所带行李，也自雇大车二辆、轿车一辆。以上费用均已发给，足够其食用，不得在各驿站索要分毫。各州县亦不必另雇轿夫迎接。至于不通车路及必须行水路的地方，也都是在当地自雇船夫和船只。本官原是地方官奉命出差，与中央政府的人员有所不同，深知各州县驿站在这方面所受之累。……所住各宿舍，只用家常饭菜，不得办酒席，不得用高贵的菜肴。这不是客气，而是命令，切勿违反。……

　　这样的传牌是没有前例的。各地接到这一通知的有关官员一定会大吃一惊。从传牌的内容可以看出，它从反面说明了当时清廉的官员是多么少。

　　阴历腊月的旅途是极其困难的，钦差大臣一行进入江西省境内以后，经常因雪而耽搁了行程。

　　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的春节是在船上度过的。第二天到达南昌，因雨雪在这里停留了数天。林则徐在这期间拜访了公羊学泰斗、对海运有丰富经验的包世臣，听取了他的意见。

　　从以上可以看出，林则徐不仅注意使这次出差简朴节约，而且路上还不忘调查研究和考虑对策。他在旅途中还不断收到来自广东海口的情报。

　　元月十一日，林则徐还在江西省境内，他从那里派出“捷足”(信使)，向广东的布政使(行政负责人)和按察使(司法负责人)发出了重要的命令。

　　他制定了一个广东有关鸦片走私的重要罪犯和次要罪犯的名单，命令把这些人统统逮捕。不过列在这个名单里的大多是帮助走私的下级官吏和士兵。

　　这样，在钦差大臣到达之前，广东就已经刮起了大逮捕的风暴。

　　那些搞鸦片走私的人都心惊胆战，担心这次钦差大臣会铁面无情。

　　夷馆里的外国人也觉得这次来的林“Imperial High Commissioner” 很不好对付，皱着眉头在观望等待。

　　众目注视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沿珠江而下，于元月二十五日到达广州天字码头。阳历是一八三九年三月十日广州已经很暖和了。

　　钦差大臣是所谓的敕使，受到鸣九响礼炮的欢迎。

　　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广东海关监督豫堃(厚庵)、广东将军德克金布、副都统左翼奕湘公爵以及右翼英隆等广东的高级官员全部出迎。

　　林则徐事先已经通知，希望住处尽量安排在靠近夷馆的地方。按照他的要求，决定将越华书院作为钦差大臣的临时官邸。

　　前面已经说过，这座书院是与弛禁论大本营的学海堂并列的名门学校。

　　林则徐在这里会见了许多人，尽量听取意见，提出疑问，一直到彻底理解为止。

　　林则徐在北京时，皇帝曾经跟他说过这样的意图：“鸦片绝对要禁止，但不要同外国引起过多的纠纷。”这完全是一厢情愿。要禁绝鸦片，不同外国发生摩擦是不可能的，这正是林则徐忧虑的原因。他决定把重点放在禁绝鸦片上。他已经作好了思想的准备，自己也许会由于同外国，尤其同英国的矛盾而下台。

　　到达广州的第九天，林则徐发出了两道谕帖。

　　一道是颁给公行的。命令限三日之内，让夷人出具汉文、夷文的甘结(保证书)各一份，“声明嗣后永不敢带鸦片，如再夹带，查出人即正法，货尽没官。”

　　所谓“正法”。就意味着处以死刑。

　　谕帖的结尾严厉地警告公行说：“如此事先不能办，则其平日串通奸夷，私心向外，不问可知。本人臣立即恭请王命，将该商择尤一二正法，抄产入官!”

　　另一道的题名是《谕各国夷人》。不过，尽管他是钦差大臣，也不能同夷人直接接触。这道渝帖也交给了公行。

　　谕帖中谴责夷人的鸦片贸易说：“我大皇帝一视同仁，准尔贸易，尔才沾得此利。……尔等感恩，即须畏法，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查尔等以此物蛊惑华民，已历数十年，所得不义之财，不可胜计。此人心所共愤，亦天理所难容。”

　　接着正告夷商：大皇帝已决心根除鸦片，宣布贩卖鸦片者、开设烟馆者，乃至吸食鸦片者都要处以死刑，在这样严厉的禁令下，再也不能出售鸦片了，“谕到，……速即遵照，将趸船鸦片尽数缴官，……不得丝毫藏匿。”

　　要没收全部的鸦片!这一命令确实把外国人吓倒了。而且还要求他们提出保证书，并强调这一命令非同寻常，说“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圣谕，法在必行。且既带此关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寻常查办他务可比。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今令洋商伍绍荣等，到馆开导，限三日内回禀，一面取具切实甘结，听候会同督部堂、巡部院示期收缴，毋得观望诿延!”

　　鸦片战争可以说是在这里点燃导火线的。

鸦片战争后的林则徐

　　北京的宫廷、尤其是职位最高的大臣——满族军机大臣穆彰阿，是狂热的维持现状派，他对林则徐的对英强硬政策感到胆颤心惊。

　　在鸦片战争正在进行的期间，林则徐被解除了职务，理由是：“因同英国交涉不当，招致了严重的事态……”

　　林则徐被贬职，不，是流放。

　　流放地是新疆的伊犁。

　　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二月决定流放伊犁，三月到洛阳，四月到西安，在这里得病。病愈之后，七月从西安出发，十一月才到达了目的地。这一年林则徐五十八岁。

　　整整三年之后，才获赦，被任命为陕甘总督。

　　在新疆滞留期间，林则徐的注意力仍在对外问题上。．

　　到达伊犁的第二年，他写了《俄罗斯国纪要》一书。

　　据《国朝先正事略》说，担心西洋侵略的后辈，向林则徐乞教对策，他回答说：“西洋(指英国)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中国来说，最终之患，毋宁说是俄罗斯。我已年老，但你们会亲眼看到的。”

　　这是否是先见之明。姑且不说，但这些话证明了林则徐仍然没有失去在对外问题上的热情和关心。

　　夹在两次战争当中的十年，林则徐前五年是在贬谪与流放的生活中度过的，后五年是在复职当地方长官中度过的。

　　这样看来，似乎是明确地分为两个阶段，其实这整个十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从广义上说，他都在从事对外关系的工作。

　　他流放的地点是新疆，现在称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以想象其大部分居民是维吾尔族。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是使用阿拉伯文字的土耳其族人种。这里是中国的领域，但应当按照对外关系来考虑这里的从政治到生活的一切问题。

　　林则徐复职担任陕甘总督后的第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一完，立即调任，所以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件工作)，是“办理番案”。

　　番同蕃，案是案件的意思。就是说，给予他的任务是解决有关蕃人的案件。这个地区的所谓蕃人，是拥有骑兵的蒙古族，也包括少数土耳其族的游牧民。他们杀死当地的官吏，大肆掠夺。

　　林则徐在这里铸造了大炮，平定了蕃人的叛乱。他使用近代武器，把这些以弓箭作为主要武器的家伙镇压了下去。在广东挨了英国人的打，在这里他运用英国人的打法，反过来去对付这些沙漠里的“豺狼”。

　　这是一次小小的内战，但对象是蒙古族和土耳其族，就这一点来说，恐怕还应该看作是“准”对外问题。

　　对于善后处理，林则徐是非常宽大的，除了主要的叛徒外，一般都释放了。

　　林则徐的后任陕甘总督是满洲族人琦善。在鸦片战争时，林则徐是作为鹰派抗战的，而他在四面楚歌中被革职，来接任的钦差大臣正是这个琦善。琦善把林则徐苦心建立的广东海防设施，一个一个地撤除，自己填平了护城河，割让了香港。他采取的这些措施，表明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鸽派”——投降派。

　　可是，琦善当上陕甘总督后，当黑城撒拉的回教徒造反时，他恣意地杀害事件的有关人员。杀的人太多了，连北京的朝廷也认为他干的太过火，革了他的职，把他流放

　　到吉林。

　　林则徐对英国是鹰派，对边境的少数民族是鸽派。跟他恰恰相反，琦善对英国是鸽派，对沙漠中的小小的盗匪集团却是鹰派。

　　第二二年(一八四七)，林则徐任云贵总督，即管辖云南省和贵州省的长官，驻地在云南省的昆明。

　　云南是他怀念的地方，二十八年前，年轻的林则徐曾来这里当考官。但已经没有余暇让他去感慨了，现在那里的汉族与回族正在互相仇杀。

　　事端的发生，和以往一样，十分愚蠢。回教徒马大在民歌中填进了讥讽汉族的歌词，汉族大怒，破坏了回教的清真寺。起端就是这样莫名其妙。

　　林则徐在流放新疆的三年期间，是在回教徒当中生活过来的，所以对他们的心情是十分理解的。

　　“没有汉族还是回教徒的区别，只有良民还是非良民的区别。”

　　林则徐是这么宣布的，也是这么实行的。

　　这是对外关系的另一种形态。

　　林则徐解决纠纷取得了成功。

　　他自从被拉下鸦片战争的舞台以来，本来就认为不会再第二次出头露面。他在新疆时期所刻的一方图章上，刻有“宠辱皆忘”四个字。——受过皇帝的恩宠和遇到的耻辱全部都忘记了。言外之意是过去的事情都是一场梦，对将来也不抱有希望。

　　尽管如此，他再次被起用了，时局要求他这样的人物出马。他的责任感强，也无法拒绝托付给他的任务。

　　但是，年岁已经六十多了，数年前不觉得怎样的病，现感到吃不消了。特别是他十四岁订婚、二十岁时迎娶的夫人先他去世，给他的精神上带来很大的打击。这发生在他任云贵总督的期间。夫人姓郑，名淑卿，看一位很能干的妇女。

　　夫人去世的第二年(一八四九)，他一再提出的因病引要求获得批准。

　　这一年他离开昆明，在南昌的百花洲疗养，第二年三

　　月回到故乡福州。这次回乡离他父亲去世时回乡服丧已经相隔二十年。

　　可是，回乡后不久，道光皇帝死去的消息也传到了福建边地。

　　新皇帝决定起用鸦片战争的英雄林则徐，大概是想任命他为军机大臣，放在身边商量国事。

　　林则徐以有病为理由，辞退上京。

　　据福建巡抚的奏折，他的情况是这样：“林则徐患疝气，稍微疲劳，立即发作。发作时，两腿异常疼胀，不能跪拜，有时甚至不能起床。……面容憔悴，但言语精神尚健爽。”

　　奏折中虽说一旦治愈，立即上京，但林则徐本人已经不打算再承担重大任务了。

　　“到了年轻人的时代了，不该我出场了。”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他有三个儿子。另外，女儿普晴的丈夫沈葆桢也是个罕见的人材。去年在湘江上交谈过的左宗棠，看来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林则徐一想起这些年轻人，就感到“我不必再出马了！”

　　福建的高级官员访问这位老前辈时，总是恭维他说：“国家还需要林公的才能。”

　　对待这样的恭维话，林则徐总是这么回答说：“如果真的还需要我的话，那就说明国家已处于可叹的状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不会有!因为那可是严重的问题啊!”

　　岂料竟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

　　传来了“上帝会”会员在广西省发起叛乱的消息，其首领叫洪秀全。

　　这就是一般所谓的太平天国之乱。关于太平天国，后面将会不时地谈到，这里想重点谈一谈林则徐的晚年。

　　当时的交通和通讯都很不便，情报的传递既不迅速，也不准确。尤其是地方发生叛乱，正是表明地方官的治绩不佳，所以要有意识地抑制这一类的情报。广西巡抚郑祖琛和广西提督(军司令官)闵正凤就一直一味地掩盖洪秀全等人在广西造反。

　　事情的败露是由于广西的富豪们派人去北京直接陈诉，有许多担心会失去财产的人希望当局用强硬的态度来对待叛逆者。但是，地方当局如果向中央乞派援军，那就暴露了自己管辖地区出了乱子的事实，所以尽量佯装不知，想蒙混下去。忍耐不住的士绅们只好到北京去哀告。

　　“广西出了乱子。”

　　北京只知道这些。由于只是富豪们单方面的陈诉，详细情况还有点摸不透，因此先决定更换当地的军事首脑。

　　广西提督由湖南提督向荣来接任，此人在全国地方军的司令官中被誉为最英勇的猛将。同时命令邻省的云南提督张必禄驰援广西。

　　地方的士绅竟然不畏困难来直接陈诉，广西叛乱的规模大概相当大。就是说，乱子可能已经闹得相当大。在这样的时候，皇帝就要选择可以委以全权的人物，授与他“钦差大臣”的关防。所谓关防，就是印章，盖有这种印章的文件，几乎具有与诏敕同等的效力。

　　新皇帝咸丰这时又想起了林则徐：“听说林则徐在福州城内。福州去广西近，而且镇压大叛乱最需要象鸦片战争时那样果敢的态度，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当这次的钦差大臣的了。”

　　身患宿疾的六十六岁的林则徐，就这样在相隔十年之后又再次被任命为钦差大臣。

　　从福州去广西赴任，比从北京去广西要缩短一个来月的行程。咸丰皇帝大概觉得在好的地点选中了一个好人物，对自己的主意很满意。而且林则徐又在广西的邻省当过云贵总督，在甘肃和云南都很圆满地解决了类似的“纠纷”，确实没有比他更适当的人了。

　　广西之乱很快就发展成为太平天国的大乱，而林则徐最初接到的情报却说是“本地人与客家在广西对抗”。

　　“是这样的话，我还是有经验的。我会妥善处理的。”林则徐大概是这么想的。

　　在中国的南部，不断地有人从北方迁居进去，新来的人称作“客家”，遇事都要受到歧视。原来的居民是本地人，他们不希望客家插进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客家自然就不得不形成他们自己的社会。愈是受歧视，愈要加强团结。傻呆着什么也不干，连饭也吃不上，所以他们都非常勤劳。因为很能干活，结果往往要夺走本地人的职业，所以关系越被压迫阶层的客家出了不少革命的人材。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是客家，后来的孙文也是客家。说一点闲话，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客家人也相当多，他们在本国受压迫，所以到海外去谋求生路。

　　本地人也好，客家也好，都是汉族，差别只是谁先迁居到现在的居住地。

　　林则徐解决过的事件，在甘肃涉及到蒙古族和土耳其族，在云南关系到回教徒。跟这些事件相比，这次是同一个种族之间的斗争，看起来问题更简单。

　　“最后一次为国家效力吧!”林则徐这么想，决定接受这次大任。

　　他的疝气已好了，又患了严重的痔瘘。但又不能推三阻四，任命钦差大臣的使者从北京到来的第二天，他就离开福州，踏上了西去的征途。

　　这是道光三十年十月的事。

　　清代的年号，在皇帝死去的那一年仍使用原来的年号，第二年才改用新的年号。这一点跟日本不一样。道光皇帝已在这年死了，但年号仍然是道光三十年。

　　林则徐越过福建省境，进入广东省。

　　路上他患了严重的痢疾，也可能是赤痢。痢疾严重地消耗了他久病初愈的体力，当时他已六十六岁。

　　十月十九日(阳历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在潮州去世。潮州的市民哀悼这位著名的鸦片战争的英雄，据说“罢市巷哭”。——人们关闭了店铺，穿上丧服，每天有数千人去烧香叩拜。

　　林则徐恐怕一直到临死之前仍充满着信心，认为自己一去就可以解决广西的纠纷。

　　他所了解的情况，大概只认为那是“新旧居民之间的斗争”，最多只不过认为是造反者把基督教这个外国的宗教当作统一的纽带。

　　林则徐由于死而作为一个谜结束了。

　　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十年，林则徐可以说是吃了禁果的人，他已经不是在虎门岸边销毁大量鸦片时那样容易理解的英雄了。

　　难以理解的林则徐这个人物，也许能通过他对太平天国的态度而抓住一些有助理解的线索。可是，他未到广西就死了，变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英国林得奈在其著作《太平天国》(平凡社、东洋文库)中谈到这样一件事：林则徐先给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送去一封劝降书，洪秀全复书的内容充满了激烈的反清沦调。林则徐受到刺激，终于一病不起。

　　这是不可能有的事。林则徐十月初才接到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的敕命，不管怎么迅速，也不可能这么快同广西的造反者之间打交道。而且洪秀全在金田举兵起义是十二月初十，这时林则徐已死。这一天是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曰，他开始称王。可以认为，在此以后才正式发表文件。所谓洪秀全的复信，如不是伪作，就是后来的“沼书”误传。

　　误传的动机也不是不可理解的。

　　清朝的忠臣林则徐把“国朝”视为神圣。当有人把这个“国朝”说成是：“异族入主中夏，恃强兵武力，窃我宝器，攘我河山，据我政府……”那么他将作何反应呢?这是谁都想知道的。于是就这个谁都想知道的问题，编造了一个若有其事、假托的故事。

　　假设本来是历史学的忌讳，但人们还想知道另一个问题：如果林则徐当时没有死，还活了几年，作为追剿太平天国的钦差大臣而活跃的话，那将会是……

　　一般人都认为林则徐在潮州死去，对他是幸福。鸦片战争是英国这个外国的侵略，同英国作战的林则徐被人们视为民族的英雄。

　　太平天国是被压迫的阶级发起的革命运动。关于太平天国所走过的历程，虽有种种的问题，但它是一次贫苦的劳动者反抗统治者的斗争是没有疑问的。而且它还高呼打倒异族(满族)的统治。

　　镇压这次革命的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不得不在历史上留下“汉奸”的污名。林则徐如不在潮州死去，恐怕也会依附统治者的一边，被列入镇压革命的人物之一。

　　太平天国延续了十五年。

　　清朝虽然已经没落，但还具有很大的力量和相当的权威。太平天国能与它对抗十五年之久，所以决不能和各地发生的昙花一现似的暴动同曰而语，应当说是一个伟大的事业。这一伟大事业之所以能够完成的原因之一，恐怕是在它起跑的时候作了一个冲跑。

　　太平天国起跑时的冲跑确实不错，因此它才能一边进击，一边扩大自己的队伍。

　　站在镇压革命的清朝方面来说，在太平天国举兵时未能给予彻底的打击，这是留下后患、遭受十五年罪的原因。

　　清朝方面也许会哀叹自己命运不济。在重要的时刻，接连死去了被任命为镇压广西叛乱的三名最高负责人。

　　以后的二人姑且不说，第一个最高负责人林则徐的死，对清朝不能不说是一大恨事。

　　考察鸦片战争的经过，有一个重大的因素，我们稍一疏忽就会略过。在那次战争中，清朝方面是否善战，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起码广州的首脑们彼此没有反目，而是齐心协力，这是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的。

　　这么说，也许有人会反驳：“不反目、齐心协力”，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可是，清朝的制度要做到这一点是极其困难的。在它的高级官僚制度中贯穿着一条“相互监视”的粗线。

　　在中央政府里，相当于各部部长的“尚书”要任命满人和汉人各一人，管辖同一个行政机构的长官有二人，其目的是彼此相互监视。相当于副部长的侍郎有左侍郎和右侍郎，分别各任命两名满人和汉人充任，即副部长有四人。顺便说一下，在太平天国举兵的那一年，后来成为镇压太平天国大头目的曾国藩被任命为礼部右侍郎。礼部管辖仪礼、教育、考试工作，所以不过是教育部副部长，而且是左右、满汉四名副部长中的一个。

　　地方长官只有一人，但也巧妙地形成相互监视的制度。

　　拿道光三十年的情况来说，广东巡抚(省长)是叶名琛，广西巡抚是郑祖琛，另外还有一个管辖广东、广西两省的两广总督的官职，担任这个官职的是徐广缙。这并不是说巡抚之上还有总督，他们相互之间是对等的关系，原则上是“会同”(协商)。也就是说，要他们互相监视。

　　从这种制度也可以看出，反目是必然的，同心协力反而是例外。

　　在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派赴广州时，两广总督是邓廷桢，广东巡抚是怡良，广东海关监督是豫厚庵，广东水师提督是关天培。广州的这些首脑们终于做到了步调一致、齐心协力。如果认为齐心协力是理所当然的，那就会忽略过这个重要的因素。

　　在广州的这些首脑们当中，巡抚和海关监督是满族，邓廷桢一度曾经赞成过弛禁鸦片的意见。这些想法各异的大官们起码没有互相反目，应该说是近似奇迹。

　　很早以前，中国拍摄过一部电影《林则徐》。在这部影片中，豫厚庵是作为同林则徐对立的投降派的首领出现的。可是，在林则徐被贬谪离开广州时，曾把行李寄存在豫厚庵处，在此以前也经常以诗喝和，这说明他们不但没有反目，而且关系很不错。后来《林则徐》电影脚本出版，其附录中记述了电影拍制的过程。读了这个附录，其中果然谈到因为找不出同“好人”林则徐相对立的突出的“坏人”，所以硬把豫厚庵拉来充当。

　　在鸦片战争的前半期，广州的首脑们之所以没有相互反目，据我的推测，恐怕是归功于林则徐这个“人物”。

　　他似乎具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包括道光皇帝在内，凡是见到他的人，好象一下子就对他心悦诚服。邓廷桢把他看作是终身的知心朋友，他被流放到新疆后，当地的官员们也都成了林则徐的崇拜者，因此在流放生活中仍受到宾客般的待遇。

　　他为人诚实无私，但不死板生硬，他有着诗人的心地和永不枯竭的风趣。

　　前面已经说过，太平天国发展成为长达十五年的大乱，是由于起跑时的冲跑好。这次起跑之所以跑得好，乃是由于清朝方面征讨军的首脑们反目。

　　林则徐已经死了。

　　管辖广东、广西两省的两广总督徐广缙不知道林则徐已死，还悄悄地派急使给北京的皇帝送去奏折说：广西巡抚郑祖琛是一个只会粉饰的人物，而且年老多病，掌握不了部下。应把他革职，让这次任命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兼任广西巡抚。

　　林则徐死后不久，率援军赶来的前云贵提督张必禄也在广西的浔州病死，也有人说是战死。

　　张必禄是老将，是士卒出身的身历百战的勇士。从清史列传上看不出他的年龄，但记载他于嘉庆元年(一七九六)作为志愿兵去参加征讨四川、湖南的“教匪”之乱。从这一年算起已过了五十四年，假定他是二十岁当志愿兵，这时已经七十四岁。从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来看，这是相当的高龄了。

　　中国人具有敬老的精神，老人说的话，勉强一点也要听。也许是为了防止反目才任命了这样的老将。可是，事与愿违，张必禄死了。

　　朝廷任命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来接替林则徐。广西巡抚革了职，任命周天爵来接任。

　　过年是咸丰元年(一八五一)。

　　钦差大臣李星沅与两广总督徐广缙早就开始反目，广西巡抚周天爵站在徐广缙的一边。广西的军司令官——提督向荣和巡抚周天爵不睦，而且由湖南派来的军队不服从向荣的儿子继雄的命令，在战斗中消极怠工，企图把战败的责任推给这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向荣忍无可忍，用四川兵代替了湖南兵。

　　向荣是四川人，他只有军权，军粮和辎重要由地方长官调拨，跟向荣不睦的周天爵及其后台总督徐广缙，用断绝粮草来整军队。

　　钦差大臣李星沅的处境更是非常困难。最后他向北京哀求：请特别任命另一位“总统将军”。

　　北京的皇帝派出了大学士赛尚阿，但严厉地谕示李星沅、周天爵、向荣三人说：另特派一人，但你们不能因此而旁观。

　　李星沅给向荣写信建议，要“异姓同心，无分彼此，和衷共济”。意思说，不要建立派阀，让咱们和好合作吧。这不是建议，而是哀求。

　　赛尚阿到达之前，李星沅在广西的武宣病死。北京任命赛尚阿为接任的钦差人臣。

　　正因为是这样的状况，太平天国才能在起跑时狠劲地冲跑了一下。也可以说，正因为有这样的官员，才促成了太平天国之乱。

　　林则徐如果不在潮州死去，进入广西后还能活几年，也许在首脑们中间就不会发生反目，因而洪秀全等人的起跑也可能不那么顺利。当然，林则徐的人品也不可能改变历史的巨大潮流。

　　林则徐始终是鸦片战争的英雄，他作为一个后人的崇拜者，恐怕要感谢命运安排他跟太平天国只发生这么一点关系。

　　林则徐贬谪新疆后，仍奉命在当地监督开垦工作，新疆的开垦实际上就是兴修水利工程。从绿洲或天山山脚下等有水的地方，把水井联在一起，在沙漠的下面建成水路，把水引到缺水的地方，这称之为坎儿井。据说这是古已有之的方法。但听说新疆人把它称作“林公井”。不是林则徐发明的方法却这么称呼它，大概是因为他造了许多坎儿井。在去新疆之前，他也曾奉命去监督过黄河的修复工程。我们不应忘记林则徐还有着治水工程专家的一面。由于他在鸦片战争中的作用非常突出，所以把他的其他不少方面掩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