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按：这是傅正博士写的书评，发表在《大众日报》，这里是全版原文。
李北方老师让我给他的书写点感想。我答曰：“我又不是名人，书评写得再长，也起不到推销的效果啊。”他回复道：“名不名人不重要，重要的观点和立场。”态度十分严肃。的确，要是为名利，又怎么会写这样的“得罪人”的著作呢?北方老师喜欢鲁迅，鲁迅先生是不怕得罪名流的，否则怎么会嬉笑怒骂、长枪短剑呢?
我相信，这种态度正体现了北方老师孜孜以求的目标：做一个人民的知识分子。依我愚见，“人民的知识分子”之路没有终点，他永远在路上。这本小书，就是北方老师一路上的所想所思所关切的结集。
关于《北大南门朝西开》里收入的文章，汪晖老师有一个考语，叫作“社会论文”(序言页1)。社会论文，是批判性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媒体是有很大权力的，它掌管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所以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行使这种权力。名校出身、媒体人，凭这两点，北方老师也可以跻身于名流圈子，再不济，利用资源爆料点名人八卦娱乐大众，或像公知那样装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样子，哪个不能名利双收?但人民的知识分子不能曲意迎合大众世俗口味，相反，他要探求这些流行意识形态背后的权力结构，这就注定要“非主流”。
好的社会论文需要用世界的眼光思考中国的问题，又立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看待世界的动向。中国确立市场化体制之际，也是中国接纳世界体系运行逻辑之时。此举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增长，早就为各种媒体一再吹捧。但是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媒体人，北方老师却常抱有一种批判性的视野。他指出，“20年间俨然再造了一个新的中国，也在开启着一个新的轮回。”(页185)
这个由官方出面招商引资的过程，也是汪晖老师所说的“去政治化”的过程。形势所趋，不仅工人阶级的政治光环一再消退，甚至工人阶级本身都要被打散了。北方老师在文章中提到：建筑工人常常抱怨，“每当工人们和施工方发生纠纷时，如果工人被打了报警，警察来得比乌龟还慢;如果是施工方报警说工人闹事，警察就来得比兔子还快。”(页184)在与施工方的纠纷中，人数众多的建筑工人却成为了弱势者，他们更像一盘任由金力之魈揉搓的散沙，而不是一个集体行动的阶级。北方老师是希望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这是一个人民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
光有人民立场尚不足以成为人民知识分子，他还应有知识分子的理论洞见。因此，北方老师很清楚，建筑工地和富士康都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恶的力量。真正的恶不会显白在我们面前，它一定躲在伪善的外衣后面。他引用大卫·哈维的概括，把我们这个时代的资本积累方式称为“劫掠式累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指少数人通过剥夺本属于公众的资产集中财富和权力的现象。”通过什么剥夺?不是刺刀和棍棒，而是信贷(页87)。金融资本感兴趣的可不是几十个几百个工人的廉价劳动力，而是全世界的财富。相比之下，血汗工厂真是“太仁慈”了。
面对这种暴力，知识精英做了些什么?北方老师给我们讲了个故事(页81)：“2008年底，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访伦敦经济学院，向一干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没人意识到危机的到来?……后来，这些专家给女王的答复是，有一件事每个人都忽视了，那就是系统性风险(systemic risk)。”
记得茅于轼先生说过，经济学是最让人聪明的学问。那么这些世界一流经济学家应该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了。这些聪明人又怎么可能犯下一个共同的低级错误呢?究竟是看不见，还是根本不愿意看见?
对此，北方老师这样看：“某些知识分子或下海经商，或用自己的知识为权力和资本服务，换取报酬。”(页187)汪晖老师把这叫作“资本力量的公知化”(序言页3)。公知们喜欢讲普世价值，还有比资本更普世的东西吗?资本没有祖国，北方老师却热切地希望自己的祖国应该对世界有更大的贡献。“这个更大的贡献不能只是物美价廉的工业制品和毛绒玩具，而更应该是一种新的可能性，一种国际秩序民主化的新的制度安排，一种超越达尔文主义的新的文明。”(页151)上至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下至血汗工厂、建筑工地，不都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其唯一法则么?
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思想症候是：总爱把意见当作真理，把意识形态的鼓噪者当作思想家。竟至于搞不清楚这样的问题：是谁在对今天的种种不公大声疾呼?是谁真正摸准了这个时代的强权逻辑?是哈耶克，还是马克思?伪士们看似凶狠的“批判”，实际上真正放过了统治我们的力量，使其任意妄为。正因如此，北方老师真诚地期待中国能进行一场真正的“新的新文化运动”(页129)。
这场运动若要得以可能，需要更多的“人民的知识分子”。以我愚见，“人民的知识分子”的落脚点不在“知识分子”，而在于“人民”。北方老师感叹：“当代知识分子有个特点，特别喜欢讲启蒙，喜欢启蒙别人，大概是因为启蒙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概念。”(页282)这其实是在滥用权力，“某些知识分子一向在滥用他们的权力”(页284)。当知识分子以启蒙者自居，幻想要“深入群众”时，就已经脱离了群众。这是知识分子的自负。人民知识分子要意识到自己是普通人民群众中的一员，自觉地受人民群众启蒙。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不像传统知识分子那样轻视群众，更不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样幻想着可以逃避到“纯学术”中去。北方老师就是这样定位自己的，他的社会批判有理有据，他的理论批判娓娓道来，不夹带学院知识分子的那种故弄玄虚，用平实的语言，谈真正的问题。
对于北方老师，汪晖老师评价道：“他桀骜不驯的性格中有沉思的因子”(序言页4);黄纪苏老师则说：“北方是个不拘不羁之人”(封底推荐语)。我曾看见北方老师年轻时的照片：一头长发，俨然愤青，正合了这份桀骜不驯。他曾跟我们说：“我也很厌恶主流媒体人，但是文化阵地你不去占领，反动分子就要占领。”我因此知道桀骜不驯中隐藏着一份担当。对于这样桀骜不驯的人，章太炎先生称为“神经病”，“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能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神经病。近来传说某某有神经病，某某也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出现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照此说法，马克思是“神经病”，鲁迅是“神经病”，北方老师大概也乐于以“神经病”自任。站在人民中间的知识分子，在资本逻辑看来，不就是神经病吗?
北方老师说：“我的生命上连高天，下接厚土，于行走中，便获得了永生。”(页333)我更愿意把“高天”理解为理论与知识，把“厚土”理解为群众和实践，人民知识分子的理论与实践，永无止境。
记得阿尔都塞曾讲过一个故事：“1908年，列宁到卡普里岛的高尔基家里做客，高尔基邀请列宁参加一个布尔什维克小团体的哲学聚会。列宁听后哈哈大笑。卡普里岛的渔夫就是从这个笑声里认出列宁是和他们一样的、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人。”
北方老师的字里行间的嬉笑怒骂，不也是一种爽朗的笑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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