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 斯密怎样看地主、资本家?

——读《国富论》感想(1)

　　近些年，中国出现了一个歌颂地主、资本家的现象，真的让我感到惊异。有人发文论证地主曾经是乡村先进文化的代表，对于乡村社会的长期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智取威虎山》中“斗到地主把身翻”这句唱词也遭到奚落——有人质疑：“地主招谁惹谁了?” 2015年5月，《炎黄春秋》发表李锐《九九抒怀》竟公然提出 “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和资本家阶层，是不能消灭的，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这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给后世的教训”。好家伙，这“三个代表”，资本家得到两个。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斯密 “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深入人心。我国实际上是遵从了亚当·斯密的理论，发展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所以，一大批亚当·斯密的徒子徒孙，成为主流经济学家。这些主流经济学里也有公开赞扬地主、资本家的。前些年，张维迎说民营企业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颇有代表性。还有通过歌颂资本的力量、资本的贡献来歌颂“资本的人格化”或“人格化的资本”的，可能不胜枚举。

　　这使我想起亚当·斯密《国富论》，想起斯密在这部著作的第十一章对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三大阶级的评价。

　　地主阶级是社会繁荣的获利者，社会越繁荣，地租越上升。所以地主阶级应该是关心社会的发展的阶级，但他们意识不到。“他们不用劳动，不用劳心，更用不着任何计划与打算，就自然可以取得收入。这一阶级所处的安乐稳定地位，使它们自然流于懒惰。懒惰不但使他们无知，并使他们不能用脑筋来预测和了解一切国家规章的后果”。总之，地主阶级是一个没有作为也没有前途的阶级。

　　资产阶级“因为它们最富裕，所以最为社会所尊敬”。“他们的一切规划和设计，都是以利润为目标”。“利润率不像地租和工资那样，随社会繁荣而上升，随社会衰落而下降。反之，它在富国自然低，在贫国自然高，而在迅速趋于没落的国家最高”。所以，“他不为社会一般利益打算”。个人利润与社会公益相比，即使最公正的资本家也要从私利出发而不顾公益。“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

　　劳动者在社会繁荣时受益不多，在社会衰退时受害最大，所以只有劳动者与社会公益联系最紧，最希望社会繁荣，最怕社会衰落，但他们又在社会上难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劳动者能发言的，很不多见，其议论受到尊敬的，更为少闻”。

　　那么，是不是劳动者天生就不如资本家有能力呢?绝对不是。

　　在《国富论》里还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人的才能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的原因。这个观点可能是源于人与人天然平等的思想。在《国富论》第二章，斯密说“就天赋资质来说，哲学家与搬运夫的差异，比猛犬与猎狗的差异，比猎狗与长耳狗的差异，比长耳狗与畜牧家犬的差异，要少得多。”地主、资本家的高贵富有和劳动者的低贱贫穷不是天生的，不是智力差别造成的，而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导致的。

　　地主、资本家个人，确实也有良莠之分，有好人，也有坏人。但是，无论他是慈善家还是流氓无赖，只要他是地主、资本家，就都处在一定阶级关系、阶级利益之中，地主总要剥削农奴，资本家总要唯利是图。斯密是从人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来认识地主资本家的本性的，是相信“存在决定意识”的。马克思在论地主资本家的时候，也说：“无论个人主观地说可以怎样超出这各种关系，社会地说，他总归是这各种关系的产物。”(见资本论初版序)地主资本家个人，有好有坏;地主资本家群体，都有共同的本质。怎样认识地主、资本家?像亚当·斯密和马克思这样的思想方法才是科学的。

　　斯密这个二三百年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是很值得今人尊敬的。斯密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鼻祖，但他同时是公认的道德伦理学家。他对地主、资本家的“恶”有清醒地认识;对劳动者的苦难，有深切的同情。中国经济改革，如果真的学习借鉴亚当·斯密，可能不只有“市场决定论”，起码还有“道德情操论”。

　　链接：郎咸平近年在《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目的是反腐败》一文中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如同马克思一样，痛斥资本家通过操纵和贿赂政客来剥削工人;他不仅对工人的贫困痛心疾首，也痛切地感受到他们心智的衰退;他还强烈谴责资本的贪婪摧毁了资本家的灵魂。同时，和列宁一样，亚当·斯密也谴责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人民，而且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也遭受了严重剥削。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目的在于反对在经济生活中腐败地使用政治权力，他认为市场有只‘看不见的手’，所以个人追求利益的行为，就能使得整个社会得益，因此他要求政府退出经济舞台，不要干涉经济的自然运作。故此他把此项(经济学)研究领域命名为‘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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