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马社香的著作《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一直伴随着诸多感慨：为那个历史时期天翻地覆的积极变化而兴奋、为历史的复杂性而扼腕、为很多寻求和坚持真理的干部和群众而感动、为伟人的英明而百感交集。面对今天，同样诸多感概：为历史事实被掩盖而惆怅、为历史发展方向被扭转而惋惜和痛苦、为把历史再度呈现而充满感激、为自己有机会阅读历史并获得力量而欣慰。
这里，把收获简单梳理一下，以便把学习到的整理到自己的知识和思维中去。
方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社会有了总体方向才能让社会中的一个个的人找到方向;一个人有了方向，才有动力，才活得有精神、有价值、有意义，社会才会焕发整体的积极面貌。
合作发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方向和出路：历史如此证明，现实也如此反证。书中的历史资料明确现实，互助组和合作社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性，包括：农业增产、植树造林、水土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扫盲与文化学习、妇女参与劳动同工同酬、互助照顾子女等等。
路线斗争：读了这本书，更理解了路线斗争一直伴随着共产党从诞生、到建国、一直到今天的历史史实，当然了，本书直接呈现的是有关农村合作化过程中，特别是开端的时候的路线斗争。合作化之所以可以开创并推行下去，与党的群众路线、与我党的坚持真理、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分不开。
农民的地位与国家制度：书中，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片段是1954年9月李顺达做为人大代表参加中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参与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讨论并发言(pp140)：“‘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这就表明我们国家的性质是和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这个不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讲民主，我们不讲民主，我们这些农民代表可都是山沟沟里的农民，一个个放豆子投票选出来的。资本主义能有我们这些工人农民代表吗?他们的代表都是有钱人，或少数为有钱人服务跑腿的人。我们新中国人大代表大多数都是第一线的工人和农业社的农民。我们这些代表可不是来开会做个样子，而是能当家做主决定我们国家走什么道。国家走什么道，决定了我们村走什么道。”李顺达是一位农民，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比如：1949年11月，李顺达参加省里组织的山西农民代表团到北京和天津参观，第一次见到毛主席;1950年9月，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李顺达做为山西代表再次来到北京，再次受到毛主席接见。
下面，是按照时间顺序把书中描述的合作社的开端和发展做个简单罗列。
1、 李顺达互助组大事记
合作社群众和组织基础在建国之前就已经开始建立了。在这个过程中，革命老区起到了重要作用。贫苦农民在革命之中得到翻身解放，并因此所获得的认识并继而迸发的能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李顺达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1925年，李顺达10岁的时候，跟父亲在城里打工，父亲做木工，李顺达给有钱人家照顾小孩，两个人干了几个月，一分钱没有拿到，父亲去说理，被关进监狱5个多月。1906年，又是个灾年，但是地租不能少，李顺达的父亲又去城里打工，半年没有回来，母亲让李顺达去寻找，原来父亲给地主盖房没有拿到工钱，向地主要工钱却被地主打死了。
★1935年工农红军到达陕北;
★1936年东征;
★1938年2月 (pp36) 成立了(山西)平顺县抗日政府，公布了五一减租法令(收五石谷子，只交一石租)，次年颁布四一减租;
★平顺县西沟村有个贫苦农民叫李顺达在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2月6日(正月初二)(pp37) 李顺达组织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开荒集体荒地120多亩(pp40);
★1944年(pp38)，李顺达互助组由1943年的6户，发展为26户，通过开荒和换工等互助合作生产，粮食产量提高很多，并且组织民兵支前参战19次，成为革命根据地农业互助合作的模范和样板，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翻身求解放的成功注解;
★1947年7月(pp38)，李顺达互助组带动平顺整个县建立了427个互助组，积极参军参战，有力地支援了驻地部队和机构，挺进中原地刘伯承、邓小平部队就是从这块根据地带出去的。民党靠抓壮丁抓去的兵源哪里是共产党的工农子弟兵的对手;这一年，李顺达互助组造林种树110亩。当时党员们的动员工作很朴实：农民喜欢单干，祖祖辈辈单干，祖祖辈辈受苦，除了老财，哪有发家的。
★互助组发展了之后，优势发挥得差不多了，如果想进一步发展，需要向合作社迈进，如果继续停留在互助组的初级合作形式，下列问题无法克服(pp2-3)：(1)深耕畜力不够，买好牲口单个农民没有资金;(2)增施肥料，单户农民买不起羊群;(3)互助组集体劳动，剩余劳动力个人副业生产不好调配;(4)各家土地太零散不能因地制宜;(5)个体买大农具不经济;(6)大的土地改造不能尽兴。
2、山西长治地委对互助组的支持
山西省长治地委对互助组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并且看到了只有提高农民由互助组向合作社发展才是农民富裕、农业发展和国家发展的方向。山西长治地委书记王谦于1950年11月14日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中共长治地委关于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pp4)，文中指出：“自由发展、不愿意组织起来的单干思想，是妨碍老区进一步组织起来的重要原因。而单干思想只有在农民走向合作社(开始是供销的生产互助，然后是生产集体化)时，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否则，少数农民上升为新富农，而使其他农民陷入破产的道路，是不可避免的。”山西省的各级领导也认为，这与国家政策也是一致的，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经济成分，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pp11)
3、山西省各地干部与刘少奇以及华北局的路线冲突
山西省委、山西长治地委希望推进农村合作社的主张，与华北局和刘少奇的继续稳定农村土地私有制的主张发生矛盾。刘少奇的主要观点是(pp24-25)：“在(当时)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当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农村两级分化并不可怕，农村还需要继续向两极分化，分化到一定程度要组织贫农向富农斗争，待有机械化再实行集体化;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党员可以雇工，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1951年4月，华北五省互助合作会议上，山西省干部和华北局干部发生激烈辩论，最后，以刘少奇的观点做会议结论。
4、毛主席对合作社道路的支持
1951年，毛主席密切关注农村合作社的发展方向，据薄一波回忆(pp55)：“毛主席找少奇同志、刘澜涛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表示他不能支持我们，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同年，在陈伯达支持下拟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5、李顺达合作社大事记
1951年12月10日(pp73-74)，西沟李顺达农业合作社成立。合作社平均亩产398斤，而仍维持互助组进行生产的亩产300斤。
1952年秋收(pp79)，李顺达合作社173亩秋田，平均亩产442斤。年底，李顺达初级社扩大为47户(pp74)。
1953年，西沟主要依靠妇女，在山坡造林300亩，每亩需要挖300个鱼鳞坑(1952年造林因为没有深挖鱼鳞坑而成活率很低，而1953年深挖鱼鳞坑大大提高了成活率)，每个鱼鳞坑要担30担土。
1953年(pp117)，平顺虽然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严重袭击，110个农业社仍然全部增产了。到1953年冬，组织起来的农户由25000多户，占总农户的80%以上。110个合作社已拥有3400多农户，占全县农户的11.8%
(1953年6月粮食部向中央报告，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3278亿斤，比上年增长106%，比1949年增长448%，超过战前最高水平1936年的3000亿斤9.3%。)
(1954年4月(pp138)，全国已建立合作社7万多个，不久，又增加至9万多个，到了秋天发展到了10万个(pp162))
1955年12月10日(pp187-189)，西沟已升级为全部按劳分配的高级社了(初级社和高级社的主要区别是土地的性质，初级社中土地是私有的，社员土地入股，分配的时候比如土地占4成，劳力占6成;高级社中土地收归集体所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平均入股。)。至此，西沟的秃山已经郁郁葱葱，西沟的防治水土流失的措施已经大面积建设起来了，也开始了副业的多种经营。
(1955年我国农业获得有史以来最大的粮食丰收。)
1955年12月(pp179)，毛主席做农村合作社的调研，基层干部反应，农民组织起来以后，有三分之一剩余劳动力没有活干。主席启发大家说：“要多种经营加精耕细作，来解决农村多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6、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做自我批评
1954年2月6日，毛泽东仍在杭州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刘少奇主持七届四中全会，并做自我批评，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到1952年6月，中央才发出‘无条件地开除不愿放弃富农剥削的党员的党籍’这个指示。我以为中央发出这个指示的时机并不算迟。但我在和个别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能说过一些不妥当但华，这些话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总而言之，凡是说得不妥当但话，都应该取消或修正。”
7、一年与十五年
1955年10月4日─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全会，并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章程(草案)》。按照会议要求，是“十五年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但是，事实情况是，在1956年一年就完成了。
很多人把办高级社的冒进和跟风的问题归结到毛主席身上，因为是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选编了“大社的优越性”一文导致的。但是，毛主席在文中强调的办大社要有条件，而且毛主席还一贯强调要因地制宜，这些大家为何就又不重视哪?
从本书的梳理，认为，全国可以快速组织合作社，并迅速从初级社发展到高级社，与党组织的力量分不开，拥有强大的组织力量明明应该是积极力量，但是，这种组织力量在产生急躁情绪的时候，就成为了形成冒进的运动惯性，而导致冒进和跟风的核心是干部制度(pp195)：“1955年下半年开始推行干部级别制，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是干部任命制和干部级别制第一次挂钩，未来得及同时建立党内外群众对干部的全面评议制度，这就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干部队伍不自觉地判断‘风向’跟风，干部级别制、任命制与我们的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遗毒结合，产生了看不见摸不着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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