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结论：“市场”这一概念和社会分工(即马克思所说的“任何商品生产〈我们加上一句，因而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共同基础”)这一概念是完全分不开的。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那里就有“市场”;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市场”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市场量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这个产品只有通过货币，才取得一般的社会公认的等价形式，而货币又在别人的口袋里。为了把货币吸引出来，商品首先应当对于货币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就是说，用在商品上的劳动应当是以社会有用的形式耗费的，或者说，应当证明自己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但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生产机体，它的纤维在商品生产者的背后交织在一起，而且继续交织下去。商品可能是一种新的劳动方式的产品，它声称要去满足一种新产生的需要，或者想靠它自己去唤起一种需要。一种特殊的劳动操作，昨天还是同一个商品生产者许多职能中的一种职能，今天就可能脱离这种联系，独立起来，从而把它的局部产品当作独立商品送到市场上去。”(《资本论》第1卷第85页。 黑体是我用的)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市场发展的限度决定于社会劳动专业化的限度。而这种专业化，按其实质来说，正象技术的发展那样没有止境。要把制造整个产品的某一部分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提高，就必须使这部分的生产专业化，使它成为一种制造大量产品因而可以(而且需要)使用机器等等的专门生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进步表现在劳动社会化上面，而这种社会化必然要求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职能的专业化，要求把分散的、孤立的、在从事这一生产的每个作坊中各自重复着的职能，变为社会化的、集中在一个新作坊的、以满足整个社会需要为目的的职能。
——《论所谓市场问题》1893年秋，《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79-80页
上述一切丝毫也不否定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国外市场就不能生存的论点。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只有经过一系列的波动才能达到;生产规模越大，它所依靠的消费者范围越广，这些波动也就越厉害。因此很明显，当资产阶级的生产达到很高的发展程度时，它就不可能局限于本国的范围：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并为自己找寻大量推销产品的国外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显然丝毫不违背下述这个规律，即市场不过是商品经济中社会分工的表现，因而它也和分工一样能够无止境地发展;这正如危机丝毫不违背价值规律一样。
——《论所谓市场问题》1893年秋，《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80-81页
生产资料增长最快这个规律的全部意义和作用就在于：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总的说来，就是机器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要求加紧发展煤、铁这些真正“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该文不懂得这个规律的意义，只看到过程的图解，而没有看到过程的真正内容。
——《论所谓市场问题》1893年秋，《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83页
必须把“市场问题”从“可能”和“应当”这种毫无裨益的臆测中移到现实的基础上来，移到研究和解释俄国经济制度怎样形成、为什么正是这样形成而不是那样形成的基础上来
——《论所谓市场问题》1893年秋，《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89页
恩格斯在反驳攻击马克思辩证法的杜林时说：马克思从未打算用黑格尔的三段式来“证明”任何事物，马克思只是研究和探讨现实过程，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它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页
谁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绘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写道：“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应该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8页。--编者注)，并且马克思严格地执行了这个纲领。
谁都知道，例如《资本论》这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的和基本的著作，对于未来只是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考察的只是未来的制度所由以长成的那些现有的因素。谁都知道，在未来的远景方面，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所写的东西多得多，他们极详细地描绘了未来的社会，想以这种制度的美景吸引人类，说那时人们不需要有斗争，那时人们的社会关系不是建立在剥削上，而是建立在合乎人的本性条件的真正进步原则上。
尽管有一大批叙述过这种思想的极有才华的人物和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者，然而，只要大机器工业还未把工人无产阶级群众卷入政治生活的漩涡，只要工人无产阶级斗争的真正口号还未发现，他们的理论始终是脱离生活的，他们的纲领始终是脱离人民的政治运动的。发现这个口号的是马克思，是很久以前(1872年)曾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评为“不是空想主义者，而是严肃的有时甚至是枯燥的学者”的马克思。马克思发现这个口号，根本不是靠指出什么远景，而是靠科学地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说明在这个制度下剥削的必然性，探讨这个制度的发展规律。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它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1页
同激进民主派一道去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反动的等级和机构，是工人阶级的直接责任，社会民主党人必须使工人阶级明了这种责任，同时又要时时刻刻使工人阶级记住：反对这一切制度的斗争，只是作为促进反资产阶级斗争的手段才是必要的;工人需要实现一般民主主义要求，只是为了扫清道路，以便战胜劳动者的主要敌人即资本，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一种纯粹民主主义的制度，但它在我们俄国却特别倾向于牺牲自己的民主主义，而同反动派勾结起来压迫工人，更加厉害地阻止工人运动的出现。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它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2页
只要以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过程作为学说的最高的和唯一的标准，那就不会有教条主义：只要把任务归结为协助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因而“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使特殊的知识分子的领导者成为不需要的人物，那就不会有宗派主义。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它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9页
我觉得是值得的，当然，这不是为了他们，也不是为了“文化界的”公众，而是为了俄国社会主义者能够而且应该从这次进攻中取得有益的教训。这次进攻最明显最确凿地证明，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俄国社会发展时代(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时代就是如此)已一去不复返了。那种认为俄国民主主义者思想和社会主义者思想似乎没有深刻的质的区别的看法(这种看法到现在还多少存在于俄国社会主义者中间，使他们的理论和实践都受到极坏的影响)，现在已根本没有存在的基础了。
完全相反，这两种思想之间横着一条鸿沟，俄国社会主义者早就应该懂得这点了，早就应该懂得同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完全和彻底决裂的必然性和绝对的必要性了。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它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春夏，《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36页
要知道，反对剥削劳动者的抗议和斗争，目的在于完全消灭这种剥削的斗争，才叫作社会主义，而“拥护份地”则是主张农民赎买以前由他们支配的全部土地。即使不是主张赎买，而是主张无代价地把农民在改革前所占有的全部土地留归农民，那也还是没有半点社会主义，因为这种农民土地所有制(在封建时期形成的)，在西欧各地也和在我们俄国一样，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它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春夏，《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37页
革命现在日益显露出农民的两重地位和两重作用。一方面，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和破产的情况下，存在着徭役经济的大量残余和农奴制的各种残余，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之深，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无论在革命进程中，在各种政党的性质中，或者在许多政治思想流派中，都显现出农民群众的有内在矛盾的阶级结构，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他们内部的业主倾向与无产者倾向的对抗性。变穷了的小业主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动摇不定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下述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一样：为数甚少的小生产者发财致富，“出人头地”，变成资产者，而绝大多数的小生产者不是完全破产变成雇佣工人或赤贫者，就是永远生活在无产阶级状况的边缘。本书论证了农民中这两种倾向的经济基础。
不言而喻，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是颠扑不破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原理。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把它应用到俄国革命的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去。
但必须善于应用它。只有具体分析各种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才能确定这个真理应用于某一问题上的确切意义。在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却时常出现一种相反的推论方法，即他们力图在关于我国革命基本性质的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例如有些人从关于我国革命性质的一般真理中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或者说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自由主义者;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大概会把他一度引用过的海涅的话重复一遍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年3月，《列宁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160-161页
在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最初都是互不相关的。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组织罢工和建立工会，而社会主义者则站在工人运动之外，著书立说，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要求用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这种制度。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互不相关，使得两者都软弱无力，难以发展。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不同工人斗争相结合，就只是一种空想，一种善良的愿望，对实际生活不会发生影响;而工人运动则只会陷于零散状态，不会有政治意义，也不会得到当时先进科学的指导。
因此我们看到，欧洲各国已愈来愈趋向于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样结合起来，工人的阶级斗争就成了无产阶级争取从有产阶级剥削下解放出来的自觉斗争，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高级形式——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也就产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就是引导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创立的革命理论，阐明了这种结合的必要性，指出了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13页
为什么推翻专制制度应该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呢?这是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工人阶级不能广泛地展开自己的斗争，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不能夺取任何巩固的阵地，不能建立巩固的群众性的组织，不能在全体劳动群众面前举起社会革命的旗帜，也不能教会他们为社会革命而斗争。只有争得了政治自由，整个工人阶级才能坚决地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真正是“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人的力量和夺取经济力量”，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决不把这种夺取政权看作俄国工人的当前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一向认为，只有争得了政治自由，只有广泛地展开群众性的斗争，俄国工人阶级才能建立争取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必需的组织。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20页
如果为了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如果仅仅为了进行这种斗争，工人就根本不需要社会党人。在一切国家里都有这样的工人，他们为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而斗争，但是丝毫不了解社会主义，甚至还敌视社会主义。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29页
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实质)是：把土地、工厂等等即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全社会的财产，取消资本主义生产，代之以按照总的计划进行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生产。尔·姆·没有确切地指出这个目的，却首先指出要发展行业工会和消费合作社，只是顺便谈了一下社会主义就是要使全部生产资料完全社会化。但是他却用最显著的黑体字刊印了伯恩施坦的一句话：“社会主义只是现代社会进一步的高度发展”，这句话不仅没有说明社会主义的意义和实质，反而把它们弄模糊了。一切自由派和一切资产者无疑是赞成“现代社会发展”的，所以他们都会因为尔·姆·的话而高兴。尽管如此，资产者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29页
尔·姆·没有指出现代社会主义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即由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只是说把生产转归他们(工人)进行社会管理或由民主化的社会政权管理，而社会政权民主化的“方法是让他们〈工人〉积极参与工厂的一切事务会议，参加仲裁法庭，参加一切制定有关工人的法律的各种会议和委员会，参加社会自治机关，以及参加国家的总的代表机关”。由此可见，《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只是把用和平的方法能够得到的算作工人社会主义，而排除了革命的方法。这种缩小社会主义和把它变成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做法，又是背弃俄国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和绝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而倒退了一大步。
当然，工人阶级但愿和平地取得政权(我们早就说过，只有受过阶级斗争锻炼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才能这样取得政权)，但是无论从理论上或从政治实践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放弃用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就是轻率的行为，就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有产阶级的可耻让步。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的让步，一到紧要关头，他们就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这是很可能的，甚至是极其可能的。那时，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就别无出路。正因为如此，“工人社会主义”的纲领只是一般地谈夺取政权，而不确定夺取政权的方法，因为选择哪一种方法取决于将来的情况，而将来情况如何我们还不能肯定。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把和平的“民主化”作为无产阶级唯一的活动方式，那么我们再说一遍，就是任意缩小工人社会主义的概念，并且把这一概念庸俗化。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30-231页
伯恩施坦主义，即全世界社会主义的敌人，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抓住不放。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31页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不论是它的创立者，即“劳动解放社”的成员，或者是组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都始终承认下面两条基本原理：(1)社会民主党的实质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目的在于夺取政权，把全部生产资料交给全社会，用社会主义经济代替资本主义经济;(2)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建立俄国工人的革命政党，它的当前目的在于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谁背弃这些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在“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中都有确切的表述)，谁就是背弃社会民主党。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38页
(什么是伯恩施坦主义)
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政党。伯恩施坦提出了一大套颇为严整的“新”论据和“新”理由，来为这个政治要求辩护。他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他宣称“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好像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意志进行管理的严格意义上的民主的社会，等等。
可见，要求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就免不了会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
——《怎么办?》1902年，《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5页。
社会主义意识则是保障我们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
——《怎么办?》1902年，《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6页。
在欧洲，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中间，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取得了完全的统治，而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几乎完全是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的斗争。但是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这个完全的统治，并不是一下子就巩固起来的，而只是在同各种落后的学说如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作了长期斗争以后，才巩固起来的。大约30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德国也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当时在德国占优势的，老实说，是介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的、混合的、折中的见解。而在罗马语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在先进工人中最流行的学说是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学说所反映的显然是小资产者的观点而不是无产者的观点。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马克思主义恰恰在最近几十年获得了这个迅速的和完全的胜利呢?现代社会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全部发展，革命运动和被压迫阶级的斗争的全部经验，都日益证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小资产阶级的衰落，必定要使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偏见迟早归于灭亡，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则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作了最好的宣传。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1905年10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3页。
在俄国，各种落后的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根深蒂固，自然是由于俄国落后的缘故。最近25年来的全部俄国革命思想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社会主义作斗争的历史。如果说，俄国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和惊人成就已经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也得到了胜利，那么，另一方面，无可怀疑的革命的农民运动的发展——特别是1902年著名的小俄罗斯农民起义[303]以后——则使衰落了的民粹主义又稍微活跃起来。用欧洲时髦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伯恩施坦主义、对马克思的批判)粉刷一新的陈旧的民粹主义，就是所谓社会革命党人的全部固有的思想行装。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同纯粹的民粹派以及同社会革命党人的争论中，农民问题都占中心地位。
民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曾是一种完整的系统的学说。它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的统治;否认工厂工人作为整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的作用;否认政治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的意义;鼓吹立刻从小农经济的农民村社出发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完整的学说现在只剩下一些残枝败叶了，但是为了自觉地弄清楚现在的争论，为了不使这些争论成为互相谩骂，我们必须时刻注意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之所以迷误的一个总的和根本的民粹主义的根源。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1905年10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3-654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运动恰恰不是社会主义运动，而是民主主义运动。农民运动在俄国也像过去在其他国家一样，是民主革命的必然伴侣，而民主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农民运动绝不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不反对商品经济，不反对资本。正好相反，它反对农村中的各种旧的、农奴制的、前资本主义的关系，反对农奴制一切残余的主要支柱——地主土地所有制。因此，这种农民运动的完全胜利不会铲除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它将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更广泛的基础，加速和加强纯粹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起义的完全胜利，只能造成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支柱，在这个共和国内，无产阶级将第一次开展纯粹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1905年10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5页。
“为什么当前的农民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运动呢?因为它消灭官吏和地主的政权，建立民主的社会制度，并不改变这个民主社会的资产阶级基础，并不消灭资本的统治。觉悟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对于当前的农民运动应当抱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应当支持这个运动，最积极地彻底地帮助农民把官吏和地主的政权完全推翻。但是他们同时应当①向农民解释，单是推翻官吏和地主的政权还不够。在推翻这个政权的同时，还应当为消灭资本的权力，消灭资产阶级的权力作准备，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立即宣传完全社会主义的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且联合、团结和组织农村无产者去同农民资产阶级以及整个俄国资产阶级作斗争。
觉悟的工人能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忘掉民主主义的斗争，或者因为民主主义的斗争而忘掉社会主义的斗争呢?不能，觉悟的工人之所以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正是因为他们懂得这两种斗争的相互关系。他们知道，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以外，没有其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他们为了要达到最终的目的社会主义，就力求完全而彻底地实现民主主义。
为什么民主主义斗争的条件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呢?因为在这两种斗争中，工人的同盟者必定是不同的。民主主义斗争是工人同一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同小资产阶级一起进行的;而社会主义斗争则是工人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反对官吏和地主的斗争，可以而且应当同全体农民，甚至同富裕农民、中等农民一起进行。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也是反对富裕农民的斗争，却只能同农村无产阶级一起才能可靠地进行。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1905年10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7页。
许多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以来，人类就有过“立即”消灭所有一切剥削的愿望。但是，在全世界千百万被剥削者联合起来进行彻底的、坚决的、全面的斗争，以争取按照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发展方向来改变这个社会以前，这样的愿望只是愿望而已。只是当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把改变现状的渴望同一定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愿望才变成了千百万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离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是空话或者幼稚的幻想。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1905年10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8页。
要把纯粹无产阶级的斗争同一般农民的斗争联结起来，但是不要把这两种斗争混淆起来。要支持一般民主主义的和一般农民的斗争，但是绝不同这种非阶级的斗争合流，绝不用社会化这类虚假的字眼把它理想化，一分钟也不忘记把城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组织成为完全独立的、阶级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彻底支持最坚决的民主主义，但是它决不受那种想在商品经济下造成“平均制”的反动幻想和尝试所迷惑，从而离开革命的道路。农民同地主的斗争现在是革命的，没收地主的土地在目前经济和政治的演进时期从各方面来说都是革命的，我们支持这种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措施。不过，把这种措施称为“社会化”，欺骗自己欺骗人民，说什么在商品经济下有“平均”使用土地的可能，那可是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空想，这个美名只好让反动的社会主义者去独享了。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1905年10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0-661页。
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属于所谓“总的”问题或“理论性”问题，即同当前党所面临的各项既定实际任务没有直接联系的问题。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竭力反对把这类问题列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的议程，而且很遗憾，他们还得到了超派别的托洛茨基的支持。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也象像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一样，主张代表大会的议程要“务实”，要“实际”。他们回避“总的、大的”问题。他们忘记了，归根到底，只有具有大原则性质的政策才是真正实际的政策。他们忘记了，如果不先解决总的问题就去着手解决局部性问题，那么随时随地都必然会不自觉地“碰上”这些总的问题。而在每一具体场合不由自主地碰上这些问题，就必然会使自己的政策陷于动摇不定和不讲原则的糟糕境地。
本来坚持把一系列“总的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布尔什维克，在波兰代表和拉脱维亚代表的帮助下，仅仅争取到使一个问题，即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列入议程。这个问题不仅是代表大会的一切原则性问题当中最主要的问题，而且是一切工作当中最主要的问题。所以这样而且必然会这样，是因为在我们对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上存在的各种不同看法，是俄国革命中涉及无产阶级实际政策的那些问题上所产生的几乎一切甚至不折不扣的一切根本意见分歧的真正根源。从俄国革命一开始，对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问题，社会民主党中就出现了两种基本观点。谁要是撇开这两种基本观点的差别去分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各种策略问题上的分歧，谁就会被许多琐事和细节弄得糊里糊涂而一无所获。
——《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1907年5月19日和6月2日，《列宁全集》第15卷第366-367页。
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愈有保证。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知道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页
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没弄个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为无产阶级当前的需要、为争取条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斗。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知道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8页
写信人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是否应该用特别的保留条件来限制把没收来的大地产变为“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财产”的做法。不过，写信人提出这个保留条件，就恣意缩小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意义。决议没有一句话提到社会民主党应该支持把没收来的土地交归小资产阶级私有者掌握的问题。决议上说：我们支持农民，“直到没收土地”，即直到无偿地夺取土地，但是夺来的土地应该交给谁的问题，决议根本没有去解决。代表大会把这个问题留作悬案并不是偶然的：从《前进报》(第11、12、15号)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事先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明智的。例如，在那里说过，在民主共和国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不能发誓拒绝土地国有化从而在这个问题上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事实上，我们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不同，我们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农民起义的革命民主方面，以及把农村无产阶级单独组织成为阶级政党的问题。现在，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制定“土地平分”或土地国有化的空洞计划，而在于农民要认识到并且在实际上去用革命手段摧毁旧制度。因此，社会革命党人强调“社会化”等等，而我们则强调革命农民委员会，我们说，没有革命农民委员会，一切改革都是空的。有了它们，并且依靠它们，农民起义才能取得胜利。
我们应当极力帮助农民起义，直到没收土地，——然而决不是直到制定种种小资产阶级的空洞计划。当农民运动是革命民主运动的时候，我们是支持它的。当它一旦变为反动的、反无产阶级的运动的时候，我们就准备(现在立刻就准备)同它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提出这一双重任务，只有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简化这一双重任务，或者把它压缩为单一的、简单的任务。
让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假定农民起义胜利了。革命农民委员会和临时革命政府(它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依靠这些委员会的)可以随便怎样没收大地产。我们是主张没收的，这一点我们已经声明过了。但是我们那时将主张把没收的土地交给谁呢?在这里我们并没有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而且永远也不会用写信人轻率地提出的那一类主张来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写信人忘记了，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那个决议中说的是“肃清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内容中的任何反动成分”，这是第一;第二，必须“在一切场合和一切情况下独立组织农村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的指示。农民运动中任何时候都会有反动成分，我们要预先向这种成分宣战。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预先把它揭示出来，把它说清楚，并准备迎接这个对抗所引起的斗争。把没收的土地交给谁和怎样交给的问题，很可能成为引起这场斗争的一个缘由。我们并不掩盖这个问题，并不许诺什么平均分配、“社会化”等等，而是说，那时我们还要斗争，仍然要斗争，在新的战场上联合另一些同盟者去斗争，那时我们一定是和农村无产阶级，和整个工人阶级一起去反对农民资产阶级。在实践上，在奴役性的、农奴制的大地产占优势而实现大规模社会主义生产的物质条件尚未具备的地方，可能是把土地转归小私有农民阶级掌握;而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可能是实行国有化;也可能是把巨大的资本主义地产转交给工人协会，因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我们不立即许下各种各样的“社会化”的诺言，正是因为我们知道实现这个任务的真正的条件，我们并不掩盖现在正在农民内部成熟起来的新的阶级斗争，而是要揭示这个斗争。
我们起初是彻底地、用一切办法支持一般农民反对地主，直到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甚至不是然后，而是同时)我们支持无产阶级反对一般农民。现在就来计算革命(民主革命)后“第二天”农民内部力量的组合，那是无谓的空想。我们决不陷入冒险主义，决不违背自己的科学良心，决不追求廉价的声誉，我们能够说而且必须说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将用全部力量去帮助全体农民实现民主革命，从而使我们无产阶级的党更容易尽快地过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并不许诺从现在农民起义的胜利中会产生什么协调、什么均等、什么“社会化”;恰巧相反，我们“许诺”新的斗争、新的不平等，以及我们所力求实现的新的革命。我们的学说并不像社会革命党人的天花乱坠的话语那样“甜蜜”，谁要是希望别人只拿甜水给他喝，那就请他到社会革命党人那里去吧;我们会向这样的人说：请便吧。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1905年9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8-651页。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运动恰恰不是社会主义运动，而是民主主义运动。农民运动在俄国也像过去在其他国家一样，是民主革命的必然伴侣，而民主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农民运动绝不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不反对商品经济，不反对资本。正好相反，它反对农村中的各种旧的、农奴制的、前资本主义的关系，反对农奴制一切残余的主要支柱——地主土地所有制。因此，这种农民运动的完全胜利不会铲除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它将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更广泛的基础，加速和加强纯粹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起义的完全胜利，只能造成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支柱，在这个共和国内，无产阶级将第一次开展纯粹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1905年)，《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5页。
“要把纯粹无产阶级的斗争同一般农民的斗争联结起来，但是不要把这两种斗争混淆起来。要支持一般民主主义的和一般农民的斗争，但是绝不同这种非阶级的斗争合流，绝不用社会化这类虚假的字眼把它理想化，一分钟也不忘记把城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组织成为完全独立的、阶级的社会民主党。” (660页)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1905年)，《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3—661页。
(3)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利益要求创造条件使反对有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能够充分展开，
(4)创造这些条件的唯一方法，就是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建立完全的人民政权和实现无产阶级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社会经济要求(八小时工作制以及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中的其他要求)，
(5)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即作为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无产阶级要能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奴制国家的无情斗争。
——《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阶段的任务》1907年5月24日，《列宁全集》第15卷第364-365页。
什么是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
——《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年11月-12月，《列宁全集》第16卷第291页。
在整个社会经济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条件下，任何反对中世纪制度的农民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然而并非任何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农民革命。如果在一个农业已经完全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里，农业资本家在雇佣工人的帮助下完成了土地革命，比如说消灭了土地私有制，那么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决不是农民革命。如果在一个土地制度已经同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联成一体，以致不消灭资本主义就不能消灭这种土地制度的国家里发生了革命，比如说工业资产阶级代替专制官僚掌握了政权，那么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决不是农民革命。换句话说，可能有一种没有农民的资产阶级国家，也可能有发生在这种国家里的没有农民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农民人口很多的国家中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但它并不是农民革命，就是说它并不在只同农民有关的土地关系方面进行革命，并不把农民当作进行革命的、比较积极的社会力量。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个一般概念所包含的某些原理无疑适用于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任何农民革命，但是这个一般概念丝毫没有说明，某一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为了获得完全的胜利，是否一定要(就客观必要性来说)成为农民革命。
普列汉诺夫和追随他的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第一个时期(即1905—1907年)所采取的整个策略路线，其错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完全不懂得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和农民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孟什维克的书刊说什么布尔什维克不了解当前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种常有的吓人的叫嚣不过是对这种无知的掩饰。其实，社会民主党两个派别中的任何一个人，无论在革命以前或在革命期间，都没有放弃如下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只有故意把派别意见分歧“简单化”、庸俗化的人才会持相反的意见。然而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即党内的右翼，总是用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笼统、抽象、死板的概念来敷衍搪塞，不懂得当前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即它是一场农民革命。因此发生以下情况就是十分自然和必然的了：社会民主党内的右翼无法理解我国资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起反革命作用的原因，无法明确地肯定究竟哪些阶级能够在这场革命中获得完全的胜利，而且不能不陷入一种错误的见解，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应该支持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主要人物应该是资产阶级，如果资产阶级被吓跑了，革命的声势便会减弱，如此等等。
——《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年11月-12月，《列宁全集》第16卷第316-317页。
西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英国费边派分子之流，所以要把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思想奉为一个特殊“流派”，正是因为他们幻想社会和平，幻想阶级调和，企图把公众的注意力从整个经济制度和整个国家制度的根本问题转移到地方自治这些细小问题上去。在前一种问题方面，阶级矛盾最为尖锐;我们已经指出，正是这一方面的问题触及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基础本身。所以正是在这个方面，局部实现社会主义，这种市侩反动空想尤其没有希望。于是便把注意力转移到细小的地方性问题上面，这里问题并不关系到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并不关系到这一统治的基本工具，而只是关系到怎样利用富有的资产阶级丢下来供“人民需要”的那点残羹冷炙。既然突出的是关于怎样利用一笔微不足道的(同剩余价值总量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支出总额相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款项这样的问题，而这笔钱又是资产阶级自己同意用在人民保健事业(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指出，城市中的传染病使资产阶级自己感到害怕)，用在国民教育事业(资产阶级需要有训练有素的、能够适应高度技术水平的工人!)等等方面的，那么在这样的小问题方面，当然可以就“社会和平”、就阶级斗争的危害等等夸夸其谈了。既然资产阶级自己花钱来满足“人民需要”，举办医疗和教育事业，那还会有什么阶级斗争呢?既然通过地方自治机关就可以逐渐地、一点一点地扩大“集体所有的财产”，就可以把可敬的尤·拉林凑巧说到的有轨马车公司和屠宰场这些行业实行“社会化”，那还要社会革命干什么呢?
这一“流派”的小市民机会主义就在于他们忘记了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地方公有资本主义，正如英国社会民主党人驳斥费边社分子时所正确指出的那样)的狭小范围。他们忘记了，只要资产阶级还在实行阶级统治，它就不会容许别人触动(哪怕是从“地方公有”的方面)这一统治的真正的基础。他们忘记了，如果说资产阶级容许、容忍“地方公有社会主义”，那正是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并不触动它的统治基础，并不侵犯它的重要的财源，而只是涉及资产阶级自己交给“居民”支配的、范围很小的地方开支。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西欧的“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就可以知道，社会主义市政局只要试图稍微超出通常的经营范围，即超出狭小的、无足轻重的、不能使工人生活得到重大改善的经营范围，只要试图稍微触动一下资本，随时都会而且一定会遭到资产阶级国家中央政权的严厉禁止。
我们那些地方公有派所承袭的正是西欧费边派分子、可能派和伯恩施坦派的这种基本的错误思想，这种市侩机会主义思想。
“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是地方管理问题方面的社会主义。凡是超出地方利益范围，超出国家管理职能范围，即触及统治阶级收入的基本来源，触及保证其统治的基本手段的问题，凡是不涉及国家管理而涉及国家制度的问题，同时也就超出了“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范围。而我们那些聪明人把土地问题这一具有全国意义的、直接触及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问题算作“地方管理问题”，从而回避了这一问题的尖锐性!俄国浅薄的知识分子推论道，既然西欧把有轨马车公司和屠宰场收归地方公有，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全部土地中最好的一半收归地方公有呢?这既可用以对付复辟，又适用于中央政权民主化不彻底的情况!
结果就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农业社会主义，而且是市侩气最足的社会主义，它以削弱在尖锐问题上的阶级斗争为目的，其方法就是把这些问题算作只涉及地方管理的细小问题。事实上，关于一半优等地上的经营问题既不可能是地方性问题，也不可能是管理问题。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不仅关系到地主国家制度，而且关系到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所以如果用一种幻想去诱骗人民，似乎在实现社会主义变革以前在农业中发展“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是可能的，那就是在进行最不可容忍的蛊惑宣传。马克思主义允许将国有化写进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因为国有化是资产阶级性的措施，因为绝对地租妨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土地私有制对资本主义是个障碍。但是，要把将大地产收归地方公有的措施列入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那除非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费边社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
这里我们正好可以看出资产阶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的方法和无产阶级的方法之间的区别。小资产阶级，即使是最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包括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预见到的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不会有阶级斗争，大家都安居乐业、太平无事。所以他们预先就“为自己营造安乐窝”，主张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实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计划，大谈各种不同的“土地份额”，大谈“调节”地产、巩固劳动原则和巩固小劳动经济等等。小资产阶级的方法就是要建立尽可能是社会和平的关系。无产阶级的方法完全是为了扫除阶级斗争道路上的一切中世纪制度的障碍。所以无产者可以让小业主们去讨论各种地产“份额”;无产者感到兴趣的只是消灭地主大地产，消灭土地私有制这一在农业中开展阶级斗争的最后障碍。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我们感到兴趣的不是市侩的改良主义办法，不是苟且偷安的小业主们的未来的“安乐窝”，而是无产阶级同任何在资产阶级基础上苟且偷安的市侩心理作斗争的条件。
地方公有化给资产阶级土地革命的纲领带来的，正是这种反无产阶级的精神，因为，同孟什维克极其错误的见解相反，地方公有化并不是扩大阶级斗争，激化阶级斗争，而是削弱阶级斗争。说它削弱，一是它认为在中央不彻底民主化的条件下地方可以民主化。二是它包含有“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思想，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只有离开了斗争的大道，只有在细小的、无足轻重的、地方性的问题上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这些问题上，甚至资产阶级也能够让步，也能够容忍，而不会丧失保持自己阶级统治的可能性。
工人阶级应当向资产阶级社会提出最纯粹、最彻底、最坚决的资产阶级变革的纲领，直至提出资产阶级土地国有化的纲领。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鄙弃小市民改良主义办法，因为我们感到兴趣的是进行斗争的自由，而不是享受市侩幸福的自由。
工人政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自然是竭力采取另一条路线。他们所注意的不是资产阶级变革的广泛的革命纲领，而是市侩的空想：在中央的非民主制的条件下保住地方的民主制;躲开大规模的“骚乱”，为细小的改良弄到一小块地方公有经济的地盘;用反犹太主义者的老办法，即用那种把全国性的大问题化为地方性的小问题的办法，来回避由土地引起的异常尖锐的冲突。
——《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年11月-12月，《列宁全集》第16卷第323-327页。
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实力是居于俄国人民的其余一切阶级之首的。工人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工人具备了斗争能力，并推动他们去进行斗争。资本把大批工人集中在大城市，把他们团结在一起，训练他们同心协力。工人经常与他们的主要敌人资本家阶级发生直接冲突。在同这个敌人斗争的过程中，工人也逐渐成为社会主义者，从而认识到必须彻底改造整个社会，必须彻底消灭一切贫困和一切压迫。
——《革命的教训》1910年10月30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0页。
欧美现代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的策略分歧，归结起来就是同背离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个运动中的主导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流派作斗争。这两个流派就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在半个多世纪的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历史上，这两种背离工人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倾向，在一切文明国家里，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各种不同的色彩表现出来的。
单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两种倾向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由某些个别人或集团的错误造成的，甚至也不是由民族特点或民族传统的影响等等造成的。应该有一些由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性质所决定的、经常产生这两种倾向的根本原因。……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1910年12月16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页。
坚决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的一切传统决裂。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1910年12月16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页。
我所说的并不是总的基本的任务，只要各阶级间的根本的对比关系没有改变，这样的任务是不会随着历史出现转折而改变的。非常明显，俄国经济(不仅是经济)演进的总趋势，也像俄国社会各个阶级间的根本的对比关系一样，近几年，比如说近六年来并没有改变。
但是在这一时期，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910年12月23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8页。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反映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坚决地反对这种瓦解，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又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在规定自己的任务时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那些阶级的最广大阶层，在前一时期极片面地、极反常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死记硬背了某些“口号”和某些策略问题的答案，而并不理解这些答案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准则。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结果就引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哲学基本原理的“修正”。带着各种唯心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马赫主义的流行病上。重复那些背得烂熟、但并不理解、也没有经过思考的“口号”，结果就使得空谈盛行，这种空谈实际上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如露骨的或者羞羞答答的“召回主义”，又如把召回主义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合理的色彩”。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910年12月23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2页。
赫尔岑既然不理解1848年整个运动的以及马克思以前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质，也就更加无法理解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赫尔岑是“俄国”社会主义即“民粹主义”的创始人。赫尔岑把农民连带土地的解放，把村社土地占有制和农民的“土地权”思想看作“社会主义”，他把他在这一方面的得意想法反复发挥了无数次。
——《纪念赫尔岑》1912年4月25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页。
如果没有群众的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这种高涨以对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最真挚的同情和对他们的压迫者及剥削者的最强烈憎恨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产生这种同情和憎恨。先进的中国人，所有经历过这种高涨的中国人，从欧美吸收了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提到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摆脱资产阶级而求得解放，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由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
他们在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对群众的压迫和剥削。但是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的客观条件，在将近5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中国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封建主，以皇帝为整个制度首脑的封建主整体和单个的封建主。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7月15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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