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被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标志，而《德意志意识形态》长期以来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在全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中，备受哲学家关注的有三个，其中两个半是手稿，它们分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主要是第一卷)及其手稿。马克思的其他早期手稿著作(比如博士论文、《论犹太人问题》等)也受重视，但是受重视程度不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至于马克思的成熟期著作，除了《资本论》第一卷和手稿，则基本上不在哲学家的视野之内，而且哲学家们对《资本论》手稿比对《资本论》第一卷更加重视。
不能不说这种倾向也影响了中文版本马克思著作的出版。在2000年以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了两个单行本(2000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版本和2015年的《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版本)，还有200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版本，以及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版本。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列宁身上。列宁生前出版的最有影响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曾经于1920年再版)被哲学界说得简直不值一文，而列宁的《哲学笔记》却被捧得极高，因为——据说——哲学家们在《哲学笔记》中发现了真正的辩证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两次公开提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是马克思于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写道：
当1845年春他【恩格斯】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评价是“自己弄清问题”。30年后，恩格斯在1888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序言》中再次写道：
把这几页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重读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一部分是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解释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在旧稿里面对于费尔巴哈的学说本身没有批判;所以，旧稿对于我们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
恩格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创者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身份再次评价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不是强调它的价值或者意义，而是指出它的两个主要缺点：一是经济史方面的知识不够，二是没有批判费尔巴哈的学说。
比起《德意志意识形态》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价值和思想史价值就更加低一些了。但是这两部手稿，对于我们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还是有帮助的。不过，恐怕不能按照哲学家的那种方式来领悟。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开篇就写道，“为了正确地评价这一套甚至在可敬的德国市民心中唤起他们引以为快的民族感情的哲学骗局，为了清楚地表明这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渺小卑微和地方局限性，特别是为了揭示这些英雄们的真正业绩和关于这些业绩的幻想之间的啼笑皆非的对比，就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
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要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反对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哲学。这个“德国以外的立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为什么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德国以外的立场”，这一点我在解读《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篇中已经说明了：这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结果，而政治经济学是发达资本主义的产物，主要是英国的产物。
《德意志意识形态》还主要是试图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用其来反驳德国哲学，它指出：
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后面将对这一点作更清楚的说明)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部手稿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反驳德国哲学。而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诸多哲学家们恰恰试图用完全相反的方法来解读这部手稿，解读马克思的思想。
一年之后，当蒲鲁东出版《贫困的哲学》时，马克思继续“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驳斥蒲鲁东。在1846年12月28日写给安年柯夫那封著名的信中，马克思尖锐指出：“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没有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中了解现代社会制度。”马克思批判蒲鲁东，
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觉得没有必要谈到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辞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鲁东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
最后，所有制形成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分工和蒲鲁东先生的所有其他范畴是总合起来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制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另一时代的所有制，封建主义的所有制，是在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蒲鲁东先生把所有制规定为独立的关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联系，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
因此，为了说明发展，蒲鲁东先生不得不求救于虚构。他想象分工、信贷、机器等等都是为他的固定观念即平等观念而发明出来的。他的说明是极其天真的。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平等而发明出来，但是不幸它们掉过头来反对平等了。这就是他的全部论断。换句话说，他作出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而因为实际发展进程和他的虚构每一步都是矛盾的，他就作出结论说，存在有矛盾。他对我们隐瞒了一点，这就是矛盾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
这样，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做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存在于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这么犀利而平凡的东西。平凡的东西往往不合故弄玄虚者的胃口，那却也并不让人遗憾。1847年，马克思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哲学的贫困》和不久后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一道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但是《哲学的贫困》在图书市场上却几乎看不到。不得不说，这是非常遗憾的。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这样批判黑格尔式的辩证法：
假如在黑格尔主义方面我们具有蒲鲁东先生那种大无畏精神，我们就会说，理性在自身中把自己和自身区分开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无人身的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安置自己的地盘，又没有可与自己对置的客体，也没有自己可与之结合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己跟自己结合——安置、对置、结合。用希腊语来说，这就是：正题、反题、合题。对于不懂黑格尔语言的读者，我们将告诉他们一个神圣的公式：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这就是措词的含意。固然这不是天书(请蒲鲁东先生不要见怪)，然而却是脱离了个体的纯理性的语言。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用普通方式说话和思考的普通个体，而是没有个体的纯粹普通方式。
正如我们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一样，我们只要抽去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既然我们把逻辑范畴看做一切事物的实体，那末也就不难设想，我们在运动的逻辑公式中已找到了一种绝对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
但是理性一旦把自己作为正题安置下来，这个正题、这个思想就会自相对置，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这个新的思想又分为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而这两个思想又融合成新的合题。这种增殖过程就构成思想群。同简单的范畴一样，思想群也遵循这个辩证运动，它也有另一个与自己矛盾的群为自己的反题。从这两个思想群中产生出新的思想群，即它们的合题。
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
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换句话说，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充满纯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象这些范畴单凭辩证运动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请读者不要害怕这个形而上学以及它那一大堆范畴、群、系列和体系，尽管蒲鲁东先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爬上矛盾体系的顶峰，可是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头两级即简单的正题和反题，而且这两级他仅仅爬上过两次，其中有一次还跌了下来。
对黑格尔式的辩证法，也就是后来马克思所说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就是这么批评的。这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所强调的，虽然“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但实际上，“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马克思的辩证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马克思在很多地方都阐述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写道：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引用了伊·伊·考夫曼对他的方法的解说(这一解说的基础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一段)后，这样评论道，“这位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马克思随后写道，“在他【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对这句话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如果出发点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把水搅混，那么综合马克思的所有论述，答案只能有一个：这句话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写的“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是一个意思，即走向科学的、“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的历史唯物主义。
那么马克思要拯救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是什么呢?马克思自己给出了答案：“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辩证法，不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吗?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是合二为一、不可分割的。这并不是说不存在自然辩证法，恰恰相反，不受人类干涉的、纯粹的自然界也存在辩证法，马克思并不否认这一点。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